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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的得与失

——兼论中共垮台后的最佳政体

  以刘仲敬为代表的“支黑”和“诸夏”分裂主义者，否定中国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基本上是中央集权制（秦制）的历史（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统一后就结束了），正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历史造成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体权利意识的淡薄（即所谓“奴性深重”）。

  但刘仲敬之流却没考虑到：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历史，也带给了中国国家的统一、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众多；如果没有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历史，今天的中国一定会象欧洲或东南亚一样多国林立，决不会有一个世界第一的统一大市场，也不会有世界第二的、仅次于美国的GDP，中国的世界地位将下降很多。

  这就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也是刘仲敬之流沦为“支黑”的重要原因。刘仲敬之流只盯着中央集权制的坏处，却看不见它的好处。

  集权制的好处是：

  其一，有利于维系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国家资源丰富，人民的生存空间广阔。

  其二，有一个统一的军队和中央政府，有利于减少人民的行政负担，“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远离中央的地方），国家的管控较松，国家的自由度大。

  其三，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没有了地方主义的条块分割，发展经济的成本较低。

  其四，中央集权制能够避免分封制带来的频繁内战，能够有效减少人口损失，容易形成众多的人口，使得发展科技和建设公共设施的成本较低。。。

  并不夸张地说，日本全面侵华前大陆民国的“黄金”二十年（北洋的政府的“黄金”十年+国民党政府的黄金十年），以及“邓南巡”之后中共国的二十年“改开”经济腾飞，依靠的本钱就是长期中央集权制（包括满清）带来的大国优势和人口红利。

  

  当然，长期中央集权制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这包括：

  其一，个体权利意识的淡薄（即所谓“奴性重”）。由于全国只有一个“Boss”（皇帝），而分封制社会里有一群“Boss”（封建主），因此社会精英无法挑选“Boss”，中国社会由先秦时期君臣双选市场，变成了皇帝一元市场，无条件忠君的愚忠文化由此而形成；由士人开始，个体的权利意识开始淡化——君主权力日益强势，而臣民权利日趋弱势。。。中国人因此逐渐远离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契约观念，如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日趋供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性观念。

  客观上不能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权利意识（人权意识）的淡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寿命超过前苏联、东欧、蒙古共产党政权的有利条件之一。

  其二，腐败的官僚文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活力的压制。

  在中央集权制下，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免，根据“权力拥有者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政治学规律”，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员不可能对地方负责，而只会对授予他权力的中央（朝廷）负责；这些地方官员对地方也不可能有责任心，而只会一心追求讨好上级，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取决于上级而不是地方。他们当然不会优先谋求地方的发展，而只会优先讨好上级，只在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与讨好上级相一致时，他们才有可能推动地方经济文化；且由于他们自己往往并非当地人，对当地缺乏感情和责任心，因此为了讨好上级，弄虚作假，伪造政绩，也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地方政权，无不特别的腐败，地方官员对地方没有责任心，“只唯上”，则必然意味着对地方的压制。。。明朝、满清是这种典型；中共国更是这种典型。

  有人说，封建社会的领主和地方诸侯，也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难道就对地方负责吗？

  的确，封建诸侯的权力和地盘并非来自民主选举，而是君主册封的，或自己在诸侯争战中杀出来的，但自己手中的这一方地盘，包括地盘上的人民，属于自己私有，且可以世袭继承。。。等于是自己的私人家业，如果搞砸了，等于是搞砸自己的家业，因此，封建诸侯对自己地盘的责任心，自然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僚无法望项背的——在中央集权制下，地方官所主政的地方，是朝廷的，并非他个人的，且他大概率也不会一辈子主政这个地方，更不可能世袭地方官职。。。他能有多少责任心呢？

  于是乎，中央集权制下大多数地方官无不逢迎上意，以求升迁，如果升迁无望，那就在地方捞两把就拍屁股走人——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其三，中央集权制权力半径过长，地方政权薄弱，防御内乱、抵御外患的能力低下。

  中央集权制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手握的资源很小，太多的事情必须请示（遥远的）中央，因此一旦遭遇突发情况，往往无能为力，陷于崩溃。

  比如，边疆的政府侦测到外族的大举来犯，或者侦测到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即将爆发，但地方但既不能自主招兵扩军，又不能直接借调邻近地区的驻军以增强防御。。。而都必须先派人快马紧急上报中央（朝廷），由皇帝定夺，再由皇帝派出快马把皇帝的诏书传达到边疆。。。这么一折腾，行政的效率就非常的低下，往往还没等皇帝的指令到达，外族的军队已经攻破了防线，或者造反的起义军已经席卷了地方。

  但如果是分封制，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就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敌情，第一时间作出决策：招兵扩军，或者向邻近诸侯求援。。。面对紧急情况，分封制的反应更快更灵活，这是分封制权力半径更小的规律决定的。

  而且，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因为地方不属于自己，自己官职也不能世袭，因此保卫地方的意志往往不强；在面临外族入侵或大规模农民造反，在强弱实力悬殊、不能抵敌的情况下，地方官往往会选择摇身一变，投敌叛变，以保富贵——反正在哪边都是做官。

  但同样的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利害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地盘是诸侯的命根子，丢了地盘的领主，就如破了产的财主，沦为丧家之犬——即便领主投降，入侵的外族和造反者一般也不可能让领土继续领有这一方土地，因为人家来夺的就是你的土地！

  因为没有退路，因此面对外族入侵和农民造反，封建领主的抵抗意志，就比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强烈得多。

  封建社会防御内乱、抵御外患的能力，要比中央集权制强得多，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周朝分封制的八百年里，从来没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造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族能征服华夏诸邦领有的黄河流域，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中国历史上被蒙、满彻底征服的两次亡国，都发生于中央集权制时期）。

  分封制，也是日本和欧洲历史上很少发生大规模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长期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大规模农民造反则频发）。

  其四，中央集权制带来的缺乏竞争，重文轻武，轻视科技等深重弊端，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国家防御内乱、抵御外患的能力，导致社会周期性大崩溃，文明停滞，甚至大倒退。

  中央集权制造就的大国优势，往往令统治者有着“天朝上国”的麻痹自大，对外患丧失警惕心，而把防范本国武将造反，当作重中之重，并出台重文抑武——这在武将叛乱频发的唐朝之后，尤为明显，北宋就是中国历朝中重文抑武的开始。。。重文抑武的国策与中央集权制权力半径过长的弊端结合起来，进一步大幅削弱了中国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能力，所以宋朝也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外族彻底消灭的王朝。而明朝则全盘继承了宋朝的重文抑武国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集权制衍生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个令社会文弱化的制度：它使得本来需要军功才能获得的官职，通过无需冒生命风险的读书，就可取得——从此习武从军的价值大幅贬值。所以中国到北宋时第一次有了以从军为耻（“贼配军”）的奇葩社会观念。。。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北宋开始大规模施行，而中国的武士阶层于北宋灭绝（佩剑之风的消灭），这不是偶然的。

  明朝不仅全盘继承宋的科举制度，还加上了八股取士的糟粕，不仅令社会更加文弱，也导致明朝的官僚队伍多是没有真才实学，只知袖手清谈的腐儒，整体素质比宋朝官吏还大不如。

  而在分封制社会里，使社会文弱的科举制度非但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文弱的社会非但不能在诸侯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无法在兵戎频发的封建社会中生存。历史上日本始终不学中国的科举制度，根本原因即在此。

  中央集权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由于没有了分封制社会里领主之间的竞争关系，因此也丧失了自强革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技术和制度发展日趋缓慢，文明逐渐停滞。。。

  例如，正当明朝统治者把欧洲人的火绳枪当作“奇技淫巧”来嘲笑的时候，日本人却迅速地接受了火绳枪，并将之装配军队：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因风暴漂流到日本九州种子岛，种子岛领主时尧次郎以重金买下了葡萄牙人的两杆火铳，并命匠人八板清定大力仿制，开启了日本军队近代化的序幕。。。各封建主纷纷跟进，大规模仿造火绳枪，装配自己的军队，以致于到日本“战国时代”（15世纪初到十六世纪末）后期，日本各封建主的军队已整体完成了火器的升级——火绳枪取代弓弩成为主要射击武器。

  凭借其特有的工匠精神，日本人仿制的火绳枪，比欧洲同期的火绳枪不仅做工精良，更具有防潮防雨的性能，以适应日本多雨的气候。。。而同期的明朝仿制西方火器的进展则相对缓慢许多，直到明朝濒临灭亡的崇祯时期，明朝也没能实现军队的火器的全面配备，仍以冷兵器为主，且只有少部分军队“神机营”能够配备火绳枪。

  此外，明朝的强弩和刀剑制造，也比宋朝有所倒退，更大不如唐朝；而同期的日本则完美地传承了唐朝的刀剑铸造技术，并有长足的发展，明末时期日本铸造的武士刀（倭刀），普遍地采用高碳钢、镀鉻等在中国失传的技术，硬度和锋利大幅超过了明朝的刀剑。。。另外，明朝时期，日本的造船技术也大幅超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明朝时期，日本的技术就已经超越了中国（满清入关后中日的技术差距更是维度性地拉大），而非明治维新之后才超越中国。

  那么，为什么技术领先的中国，会在宋朝之后会被日本超越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下，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军事竞争，缺乏日本各封建领主那种积极应用技术，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动力——特别是进入“战国时代”后，日本各“大名”（大封建主）相互混战，拥有现今的军事技术，是各领土在战乱时代生存和进取的不二法门。

  中央集权制带来的缺乏竞争，重文轻武，轻视科技等深重弊端，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国家防御内乱、抵御外患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非同于分封社会里常见的竞争性的政权更迭，而多为文明颠覆性的政权更迭：

  上文讲到，中央集权制的优点之一，是能大幅减少一国之内战，但弊端是防御内乱、抵御外患的能力低下，尤其在王朝末年时，往往爆发大规模的农民造反，以及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倒霉的明朝则是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同时发生）。

  而农民造反，和鄙劣外族的征服，都属颠覆性的政权更迭。

  分封社会常见的竞争性的政权更迭，是指强势的封建主击败其他封建主，成为全国政权的掌控者，如中国的秦灭六国、“三国归晋”、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竞争性的政权更迭的共同点就是以社会精英竞争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因为政权更迭是社会精英的竞争方式，因此对文明的破坏较小（反而会因军事竞争带来技术的进步）。

  而颠覆性的政权更迭，一般有两种：

  一国之内社会草根阶层打倒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权更迭，典型如秦末农民大起义、唐朝黄巢造反、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及历朝历代的农民大起义，由于发生社会阶级的天翻地覆，在政权更迭过程中社会精英阶层被大量消灭，因此会不可避免导致文明遭受较大破坏，造成多种技、艺失传。

  二是被野蛮而鄙劣的外族征服，这是最具破坏性的政权更迭，典型为满清入关。在此种颠覆性的政权更迭过程中，不仅社会精英阶层被大量消灭，主体民族同时遭到种族大屠杀（如满清的屠城）和文化大灭绝（如满清的剃发易服、文狱、毁书），以及鄙劣异族殖民政权的愚民统治，而导致文明大倒退。

  如，明朝统治者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积极性，是因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下统治集团内部没有竞争机制所致。在满鞑入关的威胁下，晚明统治者好歹还大力引进欧洲科技，以弥补自己技术原创力的不足；而满清的统治者，则是积极地禁毁技术、闭关锁国——积极推动中国技术大倒退：

  止汉人火器、机械研发及制造、限制造船、禁毁汉人技术书籍、收缴汉人民间火器（包括鸟铳）、闭关锁国。。。等等方式，经过康熙、雍正、特别是乾隆长达150年的反智愚汉，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技术几乎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满清统治者为何要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国技术进步？因为满清是一个鄙劣蛮族殖民中国的伪政权，作为统治民族，满人的利益与主体民族汉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此之所谓“汉人强，满人亡”也。

  由此也可见，长期中央集权制弊端，造成的中国（蛮族征服的）颠覆性亡国，是何等的凄惨！中国亡于前清的血泪未干，又被后清红朝踩在脚下，直到今天。。。

   既然分封制有国家分裂的短板，而中央集权制有亡国于外族的缺陷，那么难道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保国之道了吗？

  中国历史上本来是有这个两全其美的机会的，可惜被曹操的儿子曹丕断送了：

  曹操从没有篡汉的意思，也没有要自己后代篡汉称帝的意思（明示暗示都没有）。汉朝刘家天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刘邦推翻秦朝暴政的基础上的，本来，刘邦作为天下的共主的传统，是不应该被中断的，如果曹丕没有篡汉称帝，则刘备、孙权是绝对不敢称帝的，在曹丕、刘备、孙权都没称帝的情况下，中国只是封建割据，而并无国家分裂之危。。。如果汉帝作为天下共主的传统延续下来，中国将拥有与日本相似的封建而不分裂的封建社会历史。

  然而曹丕的老师、人渣司马懿却暗藏称帝野心，一心怂恿曹丕篡汉，因为只有曹丕称帝开了篡汉的先河，司马懿才能如法炮制，接踵篡魏，实现让自己后人称帝的野心。

  曹丕上了老贼司马懿的当，开了篡夺帝位的国贼先河，结果当然是同时期的另外两个封建主刘备和孙权也接踵称帝，中国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往后只有三合一，并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才能避免中国再次分裂成多国。。。因为曹丕开了废汉自立的先河之后，中国的皇帝已不再有日本天皇那样的神圣光环，而进入“天下皇帝轮流当”的痞子新时代，早没有日本社会那种底线——诸侯们不论怎样混战，都不敢取代天皇。。。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如何能回得去分封社会呢？分封等于为诸侯篡夺皇位提供方便。

   

  满清覆亡之后，中国仿效共和制，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胡温、习近平之流折腾百年，仿美仿苏，复又亲美亲俄。。。落到这般田地，早已证明共和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人习惯有个皇上，而且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也需要有一个人格化的天意，因此，笔者认为：拥有一定实权的君主立宪制+联邦制，才是中共垮台后中国的最佳政体。

曾节明 2025.7.8 铅阴闷热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