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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危一死亦英雄------為理學辨誣之一三

    理學高談心性迂腐空疏輕視事功不切實際，創派以來，質疑、反對、批評的聲音就不曾停止過。與朱熹同時的陳亮批判理學"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使中國胥為夷狄，安存轉為淪亡而不能救"。到了明末清初，反理學運動達到了高潮。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都對理學進行了嚴厲批評，陳確、顏元、李b等人為學更是專以批評理學為宗旨。

   顏元早歲好陸王心學，後轉研程朱理學。中年以後，目睹理學空談流弊，懷疑程朱理學的價值，進而以推翻程朱，復舊孔孟自期。他認為，理學家的學問無不尚虛，不關經濟，不幹實事，不學軍事，只知靜坐以養性，讀書以揣摩八股。著述集文，不是為了經世致用，而是貪從祀廟廷之典，為了吃點冷豬肉。為了糾正理學弊端，顏元竭力提倡實學、實習和實行。"平日危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就是顏元嘲笑理學尤其是心學（陸王理學）的話。

   對於"臨危一死"者，我卻不敢有絲毫不敬。晚明理學人物熱衷黨爭一直延續到清兵入關，但當時知識分子重名節輕生死蔚為風尚，不僅學宗程朱、後來大都成為抗清主將的東林黨人為然，復社中亦有像瞿式耜、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陳于階等烈士殉難。兵部尚書盧象升抗清陣亡，後來清兵南下，盧家抗清殉難的有百餘人；常州孤城抗清八十三日，忠靈殉難者十萬餘人；順治八年清兵進攻舟山，魯王將士臣民同日殉難者萬餘人；記實書籍《雲間明末殉節諸臣紀略》、《松江明末忠節錄》《松江府昭忠錄》等記錄了不少殉難者的事迹；順治皇帝曾下旨褒錄北京的殉難者…。這無數殉難死節者中，有大量的士大夫和理學人物。他們儘管不滿朝政，但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頭卻挺身而出捨死忘生。

   以"慎獨"為宗旨的儒學宗師劉宗周說："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得之人必成其仁。志一決而莫違，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於仁道，則以殺身殉之也。"在他看來，求仁大義即在盡忠報國，故其當明屋傾覆，國家存亡之秋，絕食蹈仁，遂平生之志而全其名節。甲申(1644)、乙酉(1645)之後，殉難者甚多。其中，有平居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者，如嚴起恆在永曆朝"終日與故人門生詼諧小飲。"有人問其"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辦一死耳，焉得不暇'"。…又如，黃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元)，漳浦人，學者稱石齋先生。他為官嚴操守、重氣節、剛直敢言，雖屢遭困厄，受盡發配、囹圄之苦，以至險被冤殺，然不改其用世之志。明亡，他投入抗清鬥爭。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兵敗被逮，抗節不屈，慷慨就義。受業于高攀龍的吳鍾巒，明亡后慨言："見危臨難，大義所在，惟有一死。""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徇社稷，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1651年8月，他在逯?于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諸如此類，難以盡舉，要皆體現吾儒傳統美德（據陳寒鳴《晚明清初名節思潮略論》介紹）。

   儘管莊子認為儒家以身殉道、以身殉天下與小人以身殉利都屬於"以物易其性"傷身殘性的行為，都一樣可悲不可取。但我認為，不論所殉之道是不是真理，不論天下值不值得一殉，殉道殉天下都是一種可歌可泣的高尚。有人說臨危一死報君王屬於愚忠，這是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了。在現代民主制度未誕生之前，君主專制有其歷史合理性和傳統合法性，君主是國家理所當然的合法代表，君主利益與民眾社會利益頗多一致，尤其是外敵入侵之時，報君王很大程度上便是報國家報人民也。

   死生亦大矣，能夠臨危一死，心性之學不虛談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理學雖偏離了孔孟之道，但畢竟是繼承發揚了儒家重大義重氣節的傳統的儒學大支派，方向有偏而宗旨無異，生死關頭成仁取義者大有人在。我們可以笑他們迂腐無能，可以笑他們空疏不實，但對他們臨危一死的大無畏精神，應抱一份最起碼的尊敬。那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也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

   顏元等人批評理學家"平日危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可以，他們有這個資格，當代中國人則沒有也。放眼當下，是共產黨員還是體制外文人，不論是擁共派還是反共派，普遍缺乏道德理想，平時空口談主義，只怕臨危不是一逃便是一降。別說為理想為信念臨危一死，便是具備說說真話的勇氣者，十幾億人中也找不出多少個來。

   2006-1-17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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