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反儒派最常犯的兩大錯誤
東海一梟:反儒派最常犯的兩大錯誤
反儒派最常犯的兩大錯誤
最近看了一些反儒批儒和就儒學問題向我"討教"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文革大批判水平,斷章取義,望文生義,郢書燕說,錯謬百出,低層重複,甚至連一些基本概念都沒弄明白。這些"無畏之徒"中,不僅有普通網友,還有學者名家,一一駁斥之,太浪費,時間精力也不允許。且概括性地談談反儒派最常犯的錯誤吧。
反儒派最常犯的錯誤之一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以今詞之義度古文之意。
例如,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子欺騙民眾的謊言,就是把孟子當作喜歡玩弄文字遊戲的中共官員了,不了解先民的文字崇拜和寫作真誠。從漢字作為一個系統初步形成起,先民就給它塗上了一層神秘尊嚴之色。雖然文字崇拜隨時代發展不斷弱化,在孔子時代已有"巧言令色"者,但"巧"的程度畢竟有限,不可能象現代人那樣言善心惡、言不由衷。況原儒是最反對巧言令色的,從孟子一生行跡看,其思想是一貫的,其為人的真誠、謀道的熱切都是不必置疑的。說孟子有意謊言欺世,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
又如,說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言,是把"民"貶斥為"野人"。這是不了解"野人"。據《周禮》所載,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劃分為"國"與"野"兩區域。王城城郭以內叫做國中,城郭以外的周圍地區叫做郊,郊以外的地區叫做野。在野的範圍內分設有六遂。卿大夫的采邑稱為都鄙,都鄙和六遂都在野里。鄉和遂里的居民統稱為民,六遂的居民又叫 "氓"或"野民"、"野人"。(據《中國早期制度文化狀況考[適之著]》)
可見野人之稱在孟子筆下並無主觀貶意。"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言,僅僅是"事實判斷"而已。社會分工不同,有管理者就有被管理者,不同的人從事不同的職業。孟子此言出於《孟子.滕文公上》,恰恰體現了他的愛民思想:孟子來到滕國時,滕文公對孟子十分敬重,向他請教治國為政之道,孟子便系統闡述了他的仁政理論,強調"民事不可緩",應該讓百姓有固定的資產,稅收應有節制,要實行井田制,使國家和百姓都能得利等等。
讀古人文章和辭句,要結合當時的時代環境,還要結合文章的語境,更要了解詞語真實和特定的含義,那樣才能夠讀懂讀透,才具備做學問的資格。不然,就難免大犯常識錯誤,把"野人"視作罵人的話,就象未開化、無文化的"野男人野女人",自個玩玩可以,想與君子談儒論道,想將老梟駁倒批臭,差得遠哪。
反儒派最常犯的錯誤之二是:只見森林不見泰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是只見枝葉不見樹木,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不了解儒學的基本原則、主流思想和主要精神,也不了解儒學是一門極富綜合性、開放性、包容性、和合性的發展著的學說。
首先,儒學範圍廣泛。詩書禮樂易春秋各大經典,囊括了人生、社會、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大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仁義原則,恕道孝道,仁政王道,德治禮制,中庸之道,節慾思想,和諧思想,經權思想,原始民主思想,人道主義思想,大一統思想,大復讎思想,大同理想,救世精神,人格獨立學說等等等等。還有張三世說、通三統說、《春秋》新王說、孔子為王說、孔子改制說、《春秋》王魯說、天子一爵說、天人感應說等公羊口說等。
其次,儒家派別眾多。有孟子性善、荀子性惡之岐,有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之別,有經學、玄學、功利學、實學之分,有公羊學、理學、心學(陽明學,亦屬於理學範疇)之異。大的儒學流派下面又各自產生了更多的小派別,如宋明理學,就有安定學派、泰山學派、濂溪學派、伊洛學派、明道學派、伊川學派、橫渠學派、象數學派、臨川學派、龜山學派、浙東學派、朱學、象山學派等等分支,浙東學派中又分為永嘉學派、永康學派、水心學派等。
就是創派大宗師孔子本人,其早年、中年和晚年的思想也頗有不同。早年孔子重人道崇外王,所宗經典為《詩》《書》《禮》《樂》;中年孔子崇天道,重內聖,所宗經典在《易》;晚年孔子重返人道,當新王,創新制,加王心作《春秋》。儒家眾多派別其來有自,如蔣慶所言:孔子思想發展的歷程不同,精神境界不同,所宗經典不同,必然會影響到孔子弟子及後學。孔子不同的生命階段有不同的弟子來問道受學,其所問之道,所受之學必不同。孔子死後,弟子星散,各守先師所傳之道所授之學而發揚光大,故儒學遂分為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可以在孔子生命歷程中找到相應的軌跡。
各門各派之間縱橫交錯,觀點分歧,但又矛盾統一,但無論怎樣萬派千流的分支和千變萬化的發展,因根本原則未離原儒設定的大 經 大 法,他們又都屬於儒家學說的範疇。象商鞅、吳起、李悝、韓非子、李斯等,雖源出儒家,卻因為根本上違背了孔子仁之核心和荀子禮之大本,不再受原儒仁義原則與道德理想的節制,便不屬於儒家而另創法家一派了。
許多儒學批判者由於未能把握儒學的基本原則、主流思想和主要精神,由於缺乏整體、全局觀念,常把某一學派或某一分支的某些觀點當作儒家的全部,所以造成了許多成見,甚至把一些違仁悖義的歪理邪說誣賴在儒學頭上。
其實,上述兩大錯誤,不僅在反儒派那裡是家常便飯,在許多擁儒派那裡也不同程度存在著。五四之後,儒學承受了太多的非難和指責,彷彿中國一切的問題都是儒學造的孽。在五四群雄筆下,儒學承擔了君主專制的歷史責任;在文革健將那兒,儒學承擔了"反革命"的道義責任;在一些民主派眼裡,儒學又必須承擔黨主專制的文化責任。反儒派完全忽略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經過一個多世紀特別是五四和文革的摧殘,儒文化早已風雨飄零,黨主專制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與儒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把黨主專制的罪惡算到儒家頭上,實乃儒家"不可承受之重"。
歷史上儒家擁護過等級制度,這一點最為反儒派垢病。須知社會需要秩序,在太平大同理想實現之前,在君主社會的"據亂世"或"昇平世",維持秩序離不開一定的等級制度,故儒家擁護王道仁政的善的等級制(我已多次闡析過君主制度的歷史合理性、合法性和儒學對君主制度的善化功能,不贅),但在儒家那兒,社會等級和人的身份地位不是僵化固定的,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都認為小人野人只要不斷學習加強修養,就可以"成人"甚至成聖成德,從而打開了上下之間的流通管道…。
不過對於眾多反儒派而言,有些問題一時恐怕難以理解。他們要解決的是儒學基本常識教育以及怎樣閱讀古書等問題,首要之務是糾正本文所提及的常見錯誤,至少先讀懂幾本儒家經典,然後才能取得入門資格----我可不耐煩當嬰幼兒或未開化的"野人"的老師哪。
2006-3-17東海一梟
首發2006、3.17《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