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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化自我，教化政權！

   一

   有網路大俠建議我幫助中共建立法制而不要一味反共。我說中共必須民主化與儒化我才不反，問他能令小胡溫跪下拜師么？網友曰：東海君如此處世，只能讓對手們多一個貶嘲的有效口實。此人不知我一向寬以待人只對領導人「從嚴處理」，不知帝王拜師自古常然，何況當代領導？

   對一般美眉嘻皮笑臉胡調亂戲，那是男人的本色風流；在良家婦女、朋友妻女面前眼觀鼻鼻觀心謹言慎語，那是自我尊重和對朋友的尊重。同樣道理，平時待人接物溫良恭讓，那是禮貌修養；說大人則藐之，敢言敢怒不屈不移，以道自貴以道自尊，那是君子道德聖賢氣象，是另一種更高的修養。普通民眾對我呼馬呼牛悉聽尊便，胡溫輩不來拜見我、如果見了我不畢恭畢敬叫老師，只怕要挨幾下打狗棒！

   胡溫與我並世而生，是他們的幸運，不肯拜師敬梟恭領教誨，又是他們的不幸，更是中國的悲哀！戰國時，郭隗對燕昭王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廝役處」。儘管世易時移，霸者之道帝王之道都過時了，但道理有相通處。君不見胡溫手下、中共官場儘是廝役奴才乎。我說過，中共黨魁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屬黨文化深度中毒患者，腦袋已花崗岩化，不可能領悟我的大智慧大慈悲，不可能真正尊重我，遵照我的教導做一個「大有為」的偉大政治家！

   二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的士林傳統，與貢高我慢、自我誇耀的精英意識，完全是兩回事，就象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已」是為了自我的完善發展，並非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一樣。一些學者或基督徒膚淺管窺，便說儒家有自我迷戀、自我聖化情結，其實是混淆了兩者的本質區別。

   歷代大儒以道的承擔者代表者自居，「士志於道」，把謀道行道當作自己的理想與使命，自愛自重，自強不息，正心誠意，成德成聖，也可以說是一種聖化自我。只是對於儒家來說，這個聖化自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塗脂抹粉式的自我聖化，而是為了衛道弘道，以道制勢，以道「正」權，儒化政權。

   「聖人的架子」是擺給權力、主要又是擺給君主看的。就象老梟之狂，是有方向感和針對性的。有網友說我網上與網下截然不同，網上雄威凜凜罵賊無忌，網下春風栩栩公子多情，如此矛盾，怎麼解釋？我笑道：很簡單，因為我面對的是佳人不是賊！我的威風是耍給賊看的。

   自古以來，儒家無權無勢無兵馬無糧草百無一有，與掌握了政治經濟各種資源的政統周旋，靠的就是「道」。這個道字含義極豐，形上形下，亦道亦器，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什麼，只能勉強說說。在原儒那裡，道有天道人道之別，內聖外王之分；道本原於天，內在於人，天人合一；道成於個人，為聖心仁德，行於社會，為王道仁政。荀子說「聖者盡倫，王者盡制」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覺得可以簡化為一個字：仁。如果說忠是一種心的堅守，盡心儘力，恕就是心的外推，將心比心。忠恕都發自於仁。孟子重內聖，傾向內在修養，「善養吾浩然之氣」，荀子重外王，倡導禮制，重視外部教育與規範。兩人側重點不同，統一于仁字旗下，其道一也。

   對於儒家，內聖又是更為根本的，是道之尊嚴的基礎。也就是說，面對不受任何有效制約的政治權力，他們只能到內心去尋找武器和力量，從而以人格的尊嚴去體現道的尊嚴。心靈的高貴、道德的高尚、自我的完善是他們唯一的後台和最終的背景。

   所以孔子把修身當作弘道的前提。「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些內容所側重的方面雖各不相同，但都是圍繞著「成人」、「成德」這一主題進行修身的。通過修身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修身本身是目的，同時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最高人生價值的道德基礎和必經途徑。修己以上達天德，樹立一種超越狹隘個人利害的理想主義和超越現存政治體系的獨立精神價值，為弘道打下紮實的內在基礎。

   三

   修身其實就是一種自我聖化的過程。通過修身，達到懷仁、知禮、制命、盡性的人格高度和精神境界，不淫不移不屈，無畏無惑無懼，就可以作為道的承擔者代表者，擁有「傲視權勢和財富的資格」了。故曾子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公孫丑下》）。

   面對世俗政權和君主權勢，孟子明確提出了「道尊于勢」的觀念，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之尤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還提出君子聖賢的「天爵」以與天子的「人爵」相區別。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天子位列爵秩，是人爵。仁義忠信才是天爵。

   荀子曰:"有義榮者,有執榮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荀子所謂的義榮,相當於孟子所謂的天爵。

   荀子也很重視修身，作有《修身》篇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士君子不以貧窮怠乎道。」要求「士君子」不為勢所屈，不枉道從勢。但荀子要比孟子現實一些，雖然仍以道自重，但不再強調道尊于勢，而僅表示「從道不從君」。

   《戰國策•齊策》記載齊宣王與顏鉫的一次辯論,可作為勢與道之間的一次較量。齊宣王與顏鉫相見，鉫說:"王，你過來!"齊宣王很不高興。顏鉫答道:"夫鉫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鉫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齊宣王忿然問道:「王者貴乎，士貴乎？」於是顏鉫縱論古今, 闡述了朝代更替國家興衰取決於政策謀略之得失，而政策謀略主要出於士，得出士貴于君的結論。齊宣王被折服,說道:"嗟呼!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當即拜顏鉫為師。

   四

   春秋戰國期間，士人以道自尊，各國君主亦尊士成風。魯繆公欲以子思為友，子思不悅，堅持自居師位。（《孟子•萬章》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魏文侯為圖大業，廣招人才。他看中了當時有位叫段干木的名士, 再三延聘，委以高位,均遭拒絕。魏文侯每次從段干木門前過,均伏住車軾，表示敬意。駕車者不解，魏文侯答道:「段干木先於德,寡人先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史記-魏世家》）。這表示魏文候在理論上已接受了道尊于勢的思想。

   李健勝《稷下先生社會地位芻議》介紹，齊國設稷下學宮招納天下之士。齊宣王對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給予優厚的待遇，「皆賜列第，為上大夫」。稷下先生到各國都受到優待。《史記•荀卿列傳》說「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余英時認為「依照當時的一般觀念，士和君主的關係可分為三類，即師、友、臣。」他在《道統與政統之間》一文中說：「稷下學有兩個特點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識界領袖以師友之禮；第二是這些知識界領袖的專職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評故事。」他認為稷下先生「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師友。

   據錢穆先生考辯，孟子曾拒絕為稷下先生。孟子遊歷齊國時，齊宣王想以稷下之禮來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認為「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豈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萬章》下）意思是說，論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麼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論德行，那麼你是服事我的，怎麼可以和我交朋友呢？」齊宣王只好以客卿待之。

   孟子因宣王不能用其治國之術，離開齊國。宣王挽留孟子，還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孟子汲汲於行道天下，豈是貪圖表面尊榮之人？當然不幹了！

   五

   隨著秦漢大一統的確立和君主專制的加強，在知識分子與統治者之間也就是道與勢之間的較量中，道越來越處於下風。董仲舒以神靈之天制約世俗王權的嘗試，本質上可以說是一次提升道的地位的努力，格於歷史條件，未能使道重新尊于勢，但也得分不少。

   到了程朱理學及陽明心學，儒學不斷內向型、精微化發展，從重道德發展為唯心性，越來越往裡面「修」去，把修身視為最高乃至唯一的人生價值，忽略外王事業，透出神秘色彩。這與佛道的影響有關，更是君主專制越來越成熟、歷史環境越來越嚴酷所致。但宋明理學高揚天理的旗幟，實是旨在重建道統尊嚴，是對道尊于勢的美好傳統的一次弘揚，雖效果有限，流弊多多，畢竟精神可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可謂個性卓然，風骨凜凜！

   程頤一直沒有做官，大臣屢薦屢辭，其兄程顥亡故后，他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說書之職，為宋哲宗講課。「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庄以諷諫，上畏之」，人問程頤為何如此，他說「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師的樣子。他還要求准許坐著給皇帝授課，以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課後折了一條柳枝，程頤板起臉孔告誡：春天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此君儘管不少言行過於狂傲和不近人情，卻也充分體現了理學家的尊嚴感。

   理學家們以傳道衛道者自居，認為道統應在政統之上。他們以道自任，剛正廉潔，鐵骨錚錚，憂國憂民。宋朝吏治頗好，其官僚集團在歷史上最為廉潔，與理學的傳播關係甚大，宋以後歷朝歷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學人物。關於道（理）尊于勢，明儒呂坤在《呻吟語》中說：

   「古天地間唯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有言理，則天下不得以勢相奪。即奪焉，而理則長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於任斯道之南面也。」

   余英時說，由此可見尊道衛道的傳統從戰國到明末始終保存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儒家的「道」不具備任何客觀外在的組織形式（象西方的上帝，有教會），「弘道」的責任主要落在一個個儒者個體身上。憑精神修養「鐵肩擔道義」，不啻為一種基督徒式的肉身成道或道成肉身的悲壯努力。

   後世知識分子雖然口頭上尊孔重道，實際上大多是以道附勢、枉道從勢，等而下之者就成了舍道就勢、曲學阿勢的偽儒犬儒。但是，既使最黑暗的歷史階段，持道不屈的君子也未完全絕跡。理學和儒家的真精神正在於此。

   六

   孔孟之道，內聖外王。這個道在我們這裏，應該有所發展，用現代語言通俗淺略地闡解，內聖之道重道德，當以良知正氣為底蘊，外王之道重製度，當以民主自由為基礎。以此之道，聖化自我，教化中共，儒化民眾，化成天下，乃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和歷史使命也。請每一個儒者謹記：你們是教化者而不是叫花子，更不是「綿羊人」、「牧羊犬人」、「假惡醜人」！（黎鳴語）。

   我所說的聖化自我，當然不是表面做作，而是通過內在的養氣修身正心誠意功夫，超越小我，完善自我，達至大我，實現真我，從而為教化中共提供力量源泉，為儒化民眾樹立精神根基。

   未曾自我聖化、沒有成長為君子大人的人是虛弱的，未「成人」的，而僅僅停留在內心自修也是不夠的，修身需要從「事」上去修，從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中去修，也就是說，道德需要事功去彰明，內聖應以外王去體現，「獨善其身」之後還應「兼濟天下」。制度的革命、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光等一系列責任，儒者焉能逃避？

   在《從施劇談起----致廣大儒者的一封公開信》中，我提出以反共與否作為辨別偽儒與真儒、犬儒與鴻儒、小人儒與大儒的標準，並指出，中共在徹底拋棄馬列主義的羊頭和特權資本主義的狗肉、轉型為現代文明政黨之前，是真儒者，就應該旗幟鮮明地站出來，重續外王學說，高舉大同理想，主動干涉現實、以正壓邪！有儒者看后致函與我，自承「甚喜華夏文化，甚惡共產集權，覺迷途之已晚，欲抽身而不能」，希望我指點迷津，到底要如何做，才不枉費多年勤讀聖賢書。我告訴他：

   實現民主，大勢所趨，儒化惡政，儒士之責。中共反人性、反文明的專制特權的存在，是對儒者人格尊嚴的侵犯侮辱，是對華夏文明和聖賢之道的無恥姦汙！儒者心目中，正道和大義應該是明明白白的，哪有迷津，何須指點？至於具體如何進行，因人因地而異，沒有一定之規，不必強求一律。我相信，只要是身體力行地去踐履孔孟之道的真儒者，一定會找到自己最正確的人生之道的。

   2006-4-18東海一梟

   本文參考資料：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原載《議報》第24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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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化自我，教化政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