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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政治上有兩種方式可以實現社會穩定：壹種是專制，另壹種是民主。但專制實現的社會穩定只能是短暫的。綜觀人類歷史，可以說官民矛盾是引發社會劇烈衝突的主要原因。專制解決官民矛盾的辦法是壓制，是壹種弱肉強食的解決辦法。專制政府害怕民眾造反，都會出台法律禁止民眾私人製造和擁有武器，禁止民眾自由結社成立組織，禁止民眾的自由言論，讓人民無法團結而成為壹盤散沙。當政府內部團結的時候，它在力量方面和民眾相比屬於絕對的強者，它在財力上、武器上、部隊的組織和訓練上都大大優於民眾。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是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接受專制政府的奴役，但反抗的意志從來都不會消失，只是在靜靜地等待著機會。由於各種原因導致政府內部出現分裂的時候，專制政府對民眾的控制就會放鬆，民眾反抗的力量就會增強，官民力量的對比就可能出現反轉，從而爆發民眾的反抗運動，社會的穩定就被打破了。所以說專制實現的社會穩定只能是短暫的。


民主是讓民眾自己組織政府，這是壹種自治的模式，這種方式從根本上解決了官民矛盾，政府職能也從統治轉變成了服務。民眾如果對政府不滿，用不著使用暴力這種對社會穩定有著極大破壞作用的方式去推翻它，只需通過自己手裡的選票就可以達到更換政府的目的。所以，民主方式實現的社會穩定就是可持續的、是長久的。可是作為法治社會的香港，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巨大的社會動蕩？我認為是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不合理所致。


香港從英國那裡繼承了壹定的政治自由，比如香港公民有集會、結社、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這些政治權利避免了香港公民的散沙狀態，他們可以很快地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可是另壹方面，香港公民沒有自己選舉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特首）的權利，選舉立法會議員的權利也受到極大的限制。這導致香港特首和立法會完全聽從北京的命令，唯北京的馬首是瞻。這種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專制化，與司法獨立和民眾政治權利的民主化相混合的制度設計最容易引起社會動蕩，當行政或者立法部門的政策和法令違背香港公民的利益時，享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民眾立即就會團結起來反抗，而唯北京馬首是瞻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卻怎麼也聽不進民眾的呼聲，反而在北京的授意下對抗議民眾進行不斷升級的武力鎮壓。反抗和鎮壓的不斷升級，必然使香港社會的穩定受到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英國順應世界文明發展的大勢，主動讓其遍佈於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獨立出去成為自治領。1958年，英國也向中共表示有意讓香港成為自治領的打算，把香港的管理全部交給香港公民自己，但遭到周恩來總理的堅決反對，他說：「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1960年香港工會代表團訪問北京，接見代表團的廖承志在談到香港自治問題時指桑罵槐地威脅說：「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毋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英國提出的，就是另壹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英國不想因為香港的自治問題與中共兵戎相見，隧作罷。香港失去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機會。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從來就沒有打算讓香港成為民主社會。1997年中共接管香港以後，不斷把專制的黑手伸進香港，企圖壹點壹點蠶食掉香港民眾從英國那裡繼承下來的各種自由權利。2012年中共為在香港推行愚民教育企圖強制香港學生接受其洗腦教材，遭到9萬人遊行抗議；2014年中共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再次食言，引髮長達79天的「佔中運動」；2019年中共企圖將它的濫捕權擴大到香港，引發了長達五個多月且至今仍沒有停止的「反送中運動」。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中，遊行人數最高達到213萬！這對壹個僅有75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是壹個驚人的數字，創下了歷史記錄！


本來，香港的問題並不複雜，香港有著極高的文明程度，有著高於大陸數倍的人均收入，有著十分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誰都不希望香港出現混亂。憲法應該規定，當政府的政策遭到反對，參加和平抗議的人數達到壹定比率時（比如5%），就必須及時舉行全民公投，統計工作必須由獨立的委員會進行；當警察成為矛盾的當事人壹方時，就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此警方沒有否決權。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共是永遠不會允許香港舉行全民公投的，也不會允許成立獨立的委員會進行統計和調查，它習慣了文革的派系鬥爭模式，今天組織壹批人撐警，明天又組織壹批黑社會毆打抗議市民，挑動群眾斗群眾，極盡滑稽表演之能事；它習慣了以多數人的代表自居，習慣了用暴力來解決矛盾。事實壹再證明，是中共的權力慾望搞亂了香港。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壹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壹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壹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所以，香港要想維持長久的穩定，就必須斬斷中共伸向香港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