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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場景每晚在電視屏幕上播放。在波特蘭，一面旗幟包在喬治·華盛頓雕像的頭並被燒毀。當雕像被推倒時，一群暴民歡呼。在全國各地，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托馬斯·傑斐遜和尤利西斯·格蘭特的雕像已被推翻，警察和公眾在圍觀。

類似的場景不斷地在歷史上復現，包括暴民焚燒書籍。令人驚奇的是，對公共藝術的破壞常和對學者和作家的鎮壓同時出現，他們批評當今抗議活動的各個方面。我們正在經歷歷史上對言論自由的最大威脅，這種威脅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公眾。在這場景里，言論自由的擁護者看到：怪異的白光，火焰照耀著憤怒的面孔，毀滅公共藝術時發出的狂叫。抗議者拆除他們不接受的歷史。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但是不能理解他們的破壞。仍然有一些以其種族主義而聞名的雕像站立著。

二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呼籲喬治亞州立法機關撤下湯姆·沃森的雕像，他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出版商和政客，鼓吹種族主義和反猶運動。沃森以其仇恨文章而著名，其中包括他反對拯救猶太工廠經理里奧·弗蘭克（Leo Frank）的努力，後者被指控強姦和謀殺一個女孩。弗蘭克被沃森的文章煽動的暴民從監獄中帶走，並處以私刑。在文章中沃森宣稱「弗蘭克屬於猶太貴族，而富有的猶太人決定，他們的種族中的任何貴族都不應該為殺死一個工人階級的異族被處死。」

但是今天沒有了理性討論的空間或時間，而且破壞超越了歷史。暴徒在華盛頓污損了林肯紀念堂，在倫敦污損了亞伯拉罕·林肯的雕像。除了襲擊那些終結奴隸制的偉人紀念碑外，暴徒還襲擊了擊敗南方邦聯的軍事人物雕像，例如格蘭特將軍和大衛·法拉古特，後者拒絕服從田納西州而忠於北方合眾國。在波士頓，騷亂者破壞了第54麻薩諸塞步兵團的紀念碑，該團全部由黑人志願者組成。在費城，廢奴主義者馬蒂亞斯·鮑德溫（Matthias Baldwin）的塑像受到了攻擊，儘管他為爭取黑人投票權而鬥爭，併為黑人兒童的教育提供了財政支持。

對公共藝術的這種系統性破壞通常被合理化為那些被沉默或邊緣化的人的憤怒釋放。有些人甚至辯稱暴亂和搶劫是力量的一種表現。但是，反對這些抗議活動的人們被解僱，表明更大規模的運動在全國各地發生。在佛蒙特州，高中校長蒂法尼·萊利（Tiffany Riley）因在Facebook上質疑示威者的言論被迫離職，她寫道：「雖然我理解提倡黑人生命的緊迫性，但我們的執法人員呢？」她在社交媒體上被指責為「瘋狂地選擇性失聾」，並被迫退休。

芝加哥大學正在努力解僱著名的《政治經濟學雜誌》的教授兼高級編輯Harald Uhlig。他對減少警察撥款和其他抗議者信息的質疑被視為冒犯。 《紐約時報》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作家都譴責他，他被指控犯有「貶低」黑命貴運動的不可原諒的罪過。全國各地的反對這些抗議活動的教授成為攻擊目標。一些學生也受到懲罰。

Syracuse University校報Daily Orange的學生記者解僱了一位專欄作者，因為她在另一份雜誌中寫了一篇文章，質疑警察部門有「制度性種族主義」的統計依據。阿德里亞娜·聖馬可（Adrianna San Marco）討論了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項研究，該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證明警察殺死黑人或西班牙裔美國人事件中存在差異。這種觀點可能會在多個層面上受到挑戰。確實，這曾經是學者歡迎的辯論題材。然而，她的同事指責聖馬可 「強化刻板印象」。顯然，現在新聞記者的職責就是防止反對派的意見被發表。

在學術界，純粹的知識追求現在被視為反動的或危險的。許多人反對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最近對一個學者的承認，該學者被許多人視為反猶太人的。從言論自由角度，我不同意針對該教授的運動。儘管讓我震驚的是宣告她「越過了隔離傳統大學的學術與行動主義之間的界限」。這種「阻隔」曾經是思想表達和政治表達之間的區別。作為學者，我們曾經倡導知識多元主義，併為捍衛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而竭盡全力。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與暴民一起，要求終止或「訓斥」發表反對意見的學者。

在30年的教學中，我從未想象過會在校園中看到這種不寬容和正統觀念。我曾與許多教授交談，他們對所見所聞感到震驚，但不敢說話。他們看到其他學者被休假或遭到同事的圍攻。有兩名教授不僅因批評抗議運動而受到調查，而且由於受到死亡威脅而在家中被警察保護。言語上的寒意效果是故意的，也是成功的。

隨著學者和學生實施這種新的正統觀念，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在增加。當不受歡迎的公共藝術和學者從視野中消失時，這裏還會留下什麼？隨之而來的沉默可能會讓那些想刪除引起不適圖像或想法的人感到安慰。然而，歷史表明，正統永遠不會滿足於沉默。正統要求表態。

一旦所有令人反感的雕像都被推倒，所有令人討厭的教授都被除掉，集體鎮壓的胃口將轉變為集體表達的需求。這個前景不僅由夜間新聞中那些在篝火旁的狂喊所預示，而是由那些在旁觀看的人的沉默所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