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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喜歡吉倫特派，卻挑選了山嶽派；他們決定了結局。他們朝成功者傾斜，將路易十六交給韋爾尼奧，將韋爾尼奧交給丹東，將丹東交給羅伯斯比爾，將羅伯斯比爾交給塔利安。他們將活著的馬拉示眾，將死去的馬拉奉若神明。他們支持一切直到某一天推翻一切。他們最善於將搖搖欲墜的東西最後推倒。在他們看來，你根基深厚，他們才為你服務，你若搖搖欲墜，那就是對他們的背叛。他們是多數，他們是力量，他們是恐懼，由此產生公然的卑鄙行徑。版權歸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轉載請聯繫作者。
作者：折馨子（來自豆瓣）
來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960805/


「在小說領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偉大小說家往往都不是屬於雨果這一類型的。但雨果卻靠他雄健無比的才力也達到了小說創作的頂峰，足以與世界上專攻小說創作、取得最高成就的最偉大小說家媲美。」

維克多•雨果無疑可被視為所有小說家中的特例。他畢生激情洋溢，野心勃勃，以不可思議的天才和氣魄，探索著人類在宗教、社會與自然領域的道義準繩。寫作於1874年的《九三年》是其長篇小說的壓卷之作，在這部以法國大革命高潮——1793年為背景的史詩般的作品中，糅合著英雄主義、人道主義和悲劇精神各種並存的激情，並通過作者極具張力的敘事釋放出驚心動魄的魔力。
小說描繪了法國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後的那段恐怖而壯麗的歲月。在這陣蕩滌陳舊世界的狂風暴雨之中，人與過去時代之間的聯繫被歷史的驚濤駭浪所割裂，催生出各種道義的殊死搏鬥，以及對人類未來的無限沉思。在這部小說里，雨果以高度象徵化的手法創造了三位詩式英雄——舊式貴族、保王勢力的統帥朗德納克侯爵；從教士化身為革命導師的西穆爾丹；以及從貴族後裔化身為革命軍人，沉思於人類未來的青年郭文。
在這三個巨人般的身影上，私人感情被縮略，個人與時代之間的精神聯繫成為人格的主體，從而成為不同道義立場的傳聲筒。朗德納克是封建君主時代的守護者，西穆爾丹是九三年恐怖革命的推行者，這兩個冷酷無情的人象徵著過去歷史與革命時代的交戰。而郭文雖然充當九三年革命的工具，在精神上卻是一位屬於未來的思想者。朗德納克是叔祖父，西穆爾丹是導師，倘若說他與他的家族作戰，那麼他事實上也與他精神上的父親作戰。透過郭文的聲音，雨果試圖反思大革命的暴力，尋覓道義與歷史之間獨特的矛盾及張力。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小說史上固然存在著爭議，但毫無疑問的是，它賦予《九三年》以一種特殊的浪漫稟賦，並令其成為小說世界中最具悲劇誘惑力的傑作之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九三年》是浪漫主義歷史小說的最後餘音」。
通過對小說中人物品質與行動的理解，則不難約略窺見隱匿在表層敘事之下的三重世界——歷史、道義與激情。三者在決定人物行動及命運的同時，亦觸發小說對主體自由的追問：即個人在道義抉擇上究竟受制於歷史還是順從於激情的問題。本文將由人物設置的象徵性出發，以「三個孩子」所觸發的道義抉擇為關鍵，理解人物自我毀棄的悲劇性，以求對歷史、道義與激情三者的關係進行儘可能深入的解答。
版權歸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轉載請聯繫作者。
作者：折馨子（來自豆瓣）
來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960805/


一.力的交戰——朗德納克與郭文

在雨果的筆下，這兩位完美的軍人出自同一支世襲貴族，一方是白髮蒼蒼的叔祖父，一方則是青年的共和國軍人。在兩人的象徵性對立中，朗德納克代表了黑鐵般的封建秩序，郭文則代表著革命事業中的仁慈與光明的部分。
這是由新舊時代所鑄造出的兩尊截然不同的塑像。
出於刻意設計，侯爵與子爵有著親密的血緣，並且是他童年時代的監護人。在這一意義上，兩人關係的決裂象徵了革命對於封建血統的衝擊——陳舊的血緣聯繫被僭越，從而令現代與傳統作戰，黑髮者與白髮者為敵。小說的高潮部分，郭文率領革命軍將朗德納克圍困於祖先的城堡，更是將這種對峙的象徵含義深化，即革命意味著於人類對傳統的否定和破壞，它將自我放置於祖輩、父輩以至於整個歷史的對立面，隨後向著那扇黑鐵所鑄的城堡大門開火。
正如兩人所奉行的原則——「絕不寬恕」，朗德納克與郭文的對決始終冷峻、莊嚴而富於血氣，這種戰場上的軍人稟賦，無疑可視為個人與歷史之間獨特關係的寫照。在某種意義上，保衛國王與保衛共和國實際上是同一種事業，它們都受到激情的推動，也都不可避免地將個人納入一種歷史的呼聲與判決中去。換而言之，在郎德納克與郭文的戰爭之中，人是抽象的歷史本質所誘惑的對象，私人道義與歷史的界限在指揮官的身份中變得模糊不清。他們的形象被精準地嵌刻在兩具高貴的軍人的塑像里，作為戰士他們奮不顧身；作為統帥他們果敢無情；作為演講者與鼓吹者他們才華傑出。但這些相同的軍人稟賦，卻在不同的歷史呼聲中彼此為敵，使個人成為歷史無意識的工具。正是原本這種冷峻而簡單化的對立狀態，為小說在關鍵時刻的情節急轉孕育了巨大張力。



二.青銅面具的兩面——朗德納克與西穆爾丹

假如說侯爵撫養了童年的郭文，那麼西穆爾丹則扮演了郭文的精神之父，最終，與侯爵作戰並最終將他逼入絕境的人正是這位年輕的共和國軍官。過去歷史和當代歷史相互爭奪著未來，勝負的結果不言而喻。換而言之，西穆爾丹通過塑造未來世界的主人翁，獲得了這場白髮者之間的戰爭的勝利。
與郎德納克與郭文的對比不同，在郎德納克與西穆爾丹之間，並無軍事統帥的血氣之爭，而是上演著兩種大寫的道義立場的交戰。一方是對君主與等級制度的狂熱信仰，對平民的冷酷無情；一方是對革命暴力合法性的許諾，和對普羅大眾的清教徒式的悲憫。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兩人性格中所藏的一組深刻的人格共性。

 「侯爵和教士，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一個人。內戰的青銅面具有兩個側面，一個朝向過去，一個朝向未來，但兩個同樣可悲。」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十一章

他們朝向于不同的時代，但他們卻是由同一種材質所鑄造出的人。激情是道義與歷史的中介，它誘使作為道義主體的個人與某種歷史本質相結合，而在侯爵和教士的身上，這種結合達到了最緻密的程度。假如說在郭文的身上，明顯地存在於時代不相容的特質，那麼，這兩位白髮者則更像是傳統與革命這兩種意志本身。
這是兩位恐怖的白髮者，他們彷彿生而站在私人情感的對立面上，純粹為理念而存活；這又是兩個在真理的信條上天真而不假思索的人，他們對於自我準則有著異乎尋常的踐行勇氣；他們善於佈道，冷酷無情，在各自陣營中扮演著威嚴與裁判，在對方陣營中則扮演著毋庸置疑的魔鬼。他們絕不令親情和友愛僭越于自身的原則，侯爵將炮口對準了郭文，而教士則簽署了死亡的判決書。唯一的區別在於：朗德納克不愛任何人，僅僅忠實於他所服務的歷史；而西穆爾丹在衛道的同時，又將心靈的熱愛傾注在郭文的身上。因而，侯爵僅僅是將炮口對準了郭文；而教士在簽署郭文的死亡判決的同時，卻選擇將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結束。



三.真理的兩極 ——西穆爾丹與郭文

在西穆爾丹與郭文之間，同樣存在著一場真正的戰爭。西穆爾丹贊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郭文的悲憫卻跨越陣營的界限，這出於他對於人類苦難更溫柔的審視。他寬容戰士、僧侶和老弱婦孺，反對革命之路上的重重血污；他的目光更加深遠，直抵星空與未來。

「這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友誼，可是他們各自奉行的原則之間卻存在著仇恨。這種情形就好比是一顆心給劈成了兩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實，郭文接受了西穆爾丹心的一半，不過是溫和的那一半。郭文似乎得到了半顆白色的心，而西穆爾丹留下的那一半幾乎可說是黑色的。」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雨果將兩種不同道義立場的聲音，分別注入了郭文與西穆爾丹的話語。兩人的第一次長篇對話，出現在第二部《在巴黎》第二卷的第七章，這一章里，西穆爾丹開始驚詫于這位學生與他之間的道義鴻溝。在這些對白中，話語的節奏如同「利劍與斧頭的對話」,更不斷顯現出郭文在個人道義上的獨立。

「自由、平等、博愛，都是和平與和諧的信條。為什麼要給這些信條一個嚇人的外表呢？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爭取各個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國。那麼，我們就不應該使他們感到害怕。……推翻王座並不是為了豎起斷頭台。殺死國王，讓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過腦袋。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溫和的思想並沒有被嚴酷無情的人好好貫徹。我認為『赦免』是人類語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險的時候才願意流血。……讓我們在戰鬥中是敵人的敵人，勝利之後就成為他們的兄弟。」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這段郭文的陳詞結束了他們之間的爭論。他看到了革命血腥對法蘭西的危害，並試圖建立一個以人道為準繩的更理想的共和國。這在雅各賓時代毫無疑問是一種危險的話語，因此，西穆爾丹憂慮地回答道：
「郭文，你對於我比兒子還要親，你要小心！」
——也許是無法反駁的緣故，他退出了道義的對峙，而退回到他對郭文的愛中來。
但接著他又沉思著補充道：
「在現在這種時候，憐憫可能成為叛逆的一種形式。」
——這句話意味著他又回到道義的對峙之中。西穆爾丹永遠無法超越于原則的界限。
革命的原則與私人情感上對郭文的慈愛，是翻湧在西穆爾丹內心中的兩股巨浪。後者是一種危險而溫柔的、具有皮格馬利翁色彩的愛，是這顆鐵鑄的心靈中唯一「未被冥河浸濕的一角」。 因而，當他們各自的原則彼此仇視的時候，尤其是郭文因釋放朗德納克而被宣判死刑的時候，一種極為深刻的象徵性含義便出現了——即道義本身出現了分裂：私人情感上的道義作為一種犧牲品被僭越了，取而代之的是斷頭台，一種從屬於歷史的、更具表面道德優勢的的道義。



四.論「三個孩子」對新的道義抉擇的觸發

在這裏，我們無法迴避三個至關重要的人物——被侯爵挾持為人質的三個孩子，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敘事的進程與結局。童年象徵著一段抹去了人類歷史的時間，它和城堡的炮火、時代的交鋒之間永遠顯得格格不入。因而，唯有孩子才可能消解在英雄們身上彙集的所有歷史迷霧。

尚未開始生活的孩子沒有干過壞事，他就是正義，就是真理，就是潔白無瑕，天上的眾多天使存在於幼小的孩子身上。
——第三部《在旺代》；第六卷；第二章

從而，孩子扮演了一種嶄新的、富於人性的道義抉擇的觸發者。《九三年》用最後三卷的篇幅，描繪了這一系列抉擇的誘發、過程和結局。

第五卷：郎德納克的潰敗；圖書館的縱火；孩子的險境；四千名士兵的束手無策；郎德納克調轉回頭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與郎德納克的獄中對話；沉思的郭文；釋放郎德納克。
第七卷：軍事法庭；判處郭文死刑；西穆爾丹與郭文的獄中對話；郭文被送上斷頭台；西穆爾丹的自殺。

以郎德納克、郭文與西穆爾丹的依次抉擇為中心，道義產生了其自身的分裂。換而言之，在人物與歷史本質緊密結合的空隙之處，出現了道義抉擇的偶然性，服從於崇高歷史的道義與私人領域的道義終於面臨著分道揚鑣。而激情作為一種觸發抉擇的動力，則顯示出其偏向於後者的本質。
當侯爵逃離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圍困的三個孩子的時候，在他身上被歷史迷霧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覺醒，於是他選擇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則成為了郭文的階下之囚。人們似乎有理由質疑這一舉動的真實性，但是，出現在這位英雄內心的驟然急轉卻可能是合乎常情的，因為親眼目睹孩子在火光中的呼救所帶來的情感衝擊，極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動立場產生劇烈的變化。在這一條件下，他暫時不再扮演其崇高的歷史角色——法國封建勢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種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與勇氣的場景所支配，從而作出擺脫于歷史迷霧之外的道義抉擇。
侯爵這一出乎人意料的舉動，令郭文的內心激起了更為劇烈的波瀾。在郭文內心聲音的交戰中，驀然出現了革命的原則和人性的榮譽之間的矛盾。作為軍事統帥，他有必要按照共和國的法律處死敵軍領袖；然而，一個英勇的拯救行為卻橫亘於他和真理之間，人性上的榮譽感不允許他殺死一個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虜，因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類在未來建立善良法則的可能性，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義性徹底坍塌。
郭文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危險，因為眼前的革命歷史負載著巨大的荒謬，而他必須給未來留出廣闊的星空。正如小說中所說——「在革命的絕對真理之上，存在著人道的絕對真理。」歷史的迷霧在郭文眼中緩緩消散，於是，他選擇釋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給了軍事法庭。在這一刻，歷史本質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著人作為道義抉擇的主體重新獲得自由，西穆爾丹和郭文的共同陣線此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侯爵與郭文的道義抉擇向西穆爾丹發出的微妙挑戰。
至於西穆爾丹，也許是他們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個。在他的身上，儘管也存在理性與激情的矛盾，但他卻最終成為唯一未能跨越理性的歷史原則的人，因而在小說的結尾，他只能以舉槍自殺來彌補判決郭文死刑的悲痛。在西穆爾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兩重化了，他的舉動成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顯示出殘酷無情的面目，把最為可愛的人物送上了斷頭台；同樣，在他的身上，歷史的迷霧也在緩緩散開，那種在侯爵和郭文身上獲得勝利的東西也獲得了一種的勝利。然而，這又是一種無比凄涼的勝利，因為這個在流血中進步的時代迫使它以最高貴的人的死為代價。也許，惟有當我們順著郭文的憂鬱目光看向他所說的「未來」的時候，才能夠確信這種勝利的價值。



五.論三位英雄自我毀棄的悲劇意義

米蘭•昆德拉在其隨筆《帷幕》( Le rideau )中，對《九三年》的三位詩式英雄評述道：

這是三個正直的人物，任何個人利益都無法使他們離開正確的路線，於是我自問：他們之所以能夠有力量堅持自己的意見，沒有一絲懷疑，沒有一絲猶豫，難道不就是因為愚蠢嗎？一種自豪的、高貴的，像從大理石里雕刻出來的愚蠢？一種忠實地伴隨著他們的愚蠢，正如從前一位奧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隨他們的英雄們，直到死亡？
是的，我就是這樣想的。愚蠢絲毫也不降低一個悲劇人物的偉大性。它與「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處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陰暗的光線中，還是在歷史燈火通明的舞台上。
——《帷幕》；第六部分《撕裂的帷幕》；第五節

對於雨果這位激情型的作家，昆德拉素無太高的評價，但這段評論卻蘊涵著某種獨到的精確。他在小說的背後發掘了重大秘密，即在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之間存在著一組獨特的共性——他們為道義而殉難的精神、對歷史的責任與正義感的虔誠是同等的，他們純粹得如同從史詩中走到當代里來的古代英雄。他們與歷史本身含混、破碎的非詩性原貌並不相容，而是被置身於一個異常詩化的、英雄角力的場景之中。在強烈的悲劇精神的誘惑之下，無論是作者，還是如筆者般的讀者，都難以避免地深深沉浸於這一詩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爭，堅定的信仰，毫無猶豫的犧牲，歷史、道義與激情三重價值的博弈。
三位人物作出最後抉擇的共性，是他們都聽任私人道義立場上的「善」超越于自身的歷史本質。這些抉擇都表現出對激情的順從，以及一種自我毀棄的悲劇色彩。儘管在西穆爾丹那裡，理性也曾戰勝了激情（處死郭文），但最後的自殺卻依舊宣告了其對自我毀棄的悲劇性的皈依。
嚴格意義上的「悲劇」一詞有其特殊的適用範圍——它必然發自悲劇人物的主動抉擇，體現為一種僭越性的行動。並且，主人公往往預知其行動所孕育的可悲後果，其行為的真正意義，是不惜以自我毀棄的代價彰顯個體的尊嚴、道義或激情。最後，這一受難的行動又往往催生出某種具有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價值和意義都消亡的虛空，正因於此，悲劇才具有引導精神上升的效力，富於教諭和凈化的功能。《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顯作者道義裁判的小說，這是因為，在三位詩式英雄的主動抉擇與自我毀棄中，表現出作者對歷史的反思，以及對人性深處的道義和激情的讚許。在侯爵的身上，發自天性的憐憫之心戰勝了求生的本能與歷史的責任；在郭文的身上，出於直覺的正義感戰勝了作為軍人的原則；在西穆爾丹的身上，歷史的道義摧毀了他自身，他最終用自殺證明了他對郭文的熱愛，從而完成了「西穆爾丹的悲劇」。
不難發覺，雨果賦予整個小說的結尾以一種肅穆而壯美的氛圍。郭文被判處死刑之後，他靜候著黎明的死亡，在監獄中與西穆爾丹作最後一次傾心長談。這段對話之中，導師和學生之間的地位甚至出現了微妙的逆轉：這位即將死去的詩人與探險者，滔滔不絕地發出對革命與歷史的深思，沉浸於對人類未來的美妙空想，他最終贏得了爭論，贏得了一切——無論是炮火的戰爭還是道義的戰爭。這段動人的對話被特意安置在人物註定被處死之後，頓時催動了悲慘與喜悅之間的張力，產生了悲劇所獨有的雄壯與欣快。而在小說最後的行刑一幕，作者將斷頭台設置在晨光微露的曠野，並以兩個靈魂的飛升與混合來比擬郭文與西穆爾丹之死，則又似乎是一種對高貴靈魂富有激情的頌歌，以及對未來歷史的無窮期許。



結 語

九三年是一個歷史舞台。朗德納克、西穆爾丹和郭文，分別代表著過去、現在和未來，身戴各自的面具與戰袍在舞台上交戰。同時，這三位對立的詩式英雄，又處在某種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的歷史迷霧所包圍。這一迷霧，如同人類歷史上諸多激動人心的時代一樣，令人物成為抽象的歷史本質的工具，而在道義的抉擇上漸失自我的主體性。
激情作為道義與歷史的中介，一方面誘使個人與普遍的歷史本質相結合，一方面又表現為道義抉擇的自由性與偶然性。《九三年》擁有一種史詩般的雄壯與欣快的風格，它用急速的節奏將小說推向頂峰，以三個孩子為媒介，將三位詩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義抉擇的決定性時刻。最終，他們以嚴格意義上的悲劇形式自我毀棄，終於換取個人道義的彰顯。
在《九三年》中，各種充滿力量的行動都顯得富於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場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佔據整部小說價值中心的是人在道義抉擇上的自由問題。在歷史、道義與激情三重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雨果顯然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如我所見，天性、直覺和熱愛，這些激情化的因素是道義抉擇真正依賴的基礎，它們促使人去把握歷史之外的自由，儘管人在大部分情況下均受制於歷史的機器。在此意義上，作為道義抉擇主體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這，也就是維克多•雨果對三重世界的詩意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