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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周刊 ．江迅 *************
今年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林彪座机坠毁蒙古的「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官方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重评文革和大饥荒，提高对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历史评价，而林彪部下黄永胜的传记、邱会作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中共政治人物载沉载浮的盖棺定论改写中共党史，也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中东茉莉花革命之际，为中国带来巨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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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香飘神州之际，在中国大陆，对中共当代史重要人物重新评价，凝聚成一大热点：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原解放军总後勤部部长邱会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下，对他们重新评价的舆论，接连呈现亮点。所谓「百年观史」，遵循「论从史出」。二零一一年，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林彪座机坠毁蒙古的「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日子，在「茉莉花」香的气氛中，显得更具敏感性。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前苏联正式解体二十周年，八九年至九一年那场「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非共的民主改革运动，规模之大，声势之剧，对当时经历「六四事件」不久的中共而言，可谓惊心动魄。刚过去的二月二十日「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十多个主要城市酝酿，虽未成气候，却令中共如临大敌。当下，境内外势力再度涌动四月五日清明节的「百合花革命」，令敏感的二零一一年再添敏感氛围。反腐败、反独裁示威浪潮席卷北非、中东，有舆论认为是「由普世价值推动的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的主要口号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新闻自由，开放报禁；要公义，要公平。面对民间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新型反抗，中共正严防失控。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一月十一日，中共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九四九—一九七八）》，这是中共迎来九十岁的生日礼物，此书九十万字，上下两册，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这部党史整整写了十六年，曾经主持和参与编写的胡绳、龚育之、王年一、吴冷西、李琦、苏星、郭超人、桂世镛、彭明、穆青、薛暮桥、戴舟等先後去世。这部官方编纂的党史着作，历经数十轮次修改，报送一百多位高官和专家学者审查和讨论，书稿至少四次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审阅，前总书记江泽民曾听取汇报，作长篇批示。曾分管党史工作的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也对编纂和修改提出要求。有学者认为，《党史·二卷》颇具现实意义，对如何看待「茉莉花革命」会有所启示。书中对这二十九年的成败作了盘点，提出十大启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基本国情出发而正确判断历史阶段，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发展民主政治等。
党史二卷删中共错误
曾主管二卷编纂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这二十九年，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後。她承认，最初书稿写中共所犯错误较多较细，中南海审查没有通过。为此，编纂主持机构「务虚」三周，统一思想，重修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重点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再三讨论。《党史·二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张启华说，「文化大革命」与「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那十年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文革」，不过还干了其他的事，外交、科技、经济领域也取得成就。《党史·二卷》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达一千多万，而非有人说的四千万、七千万。书中诸多陈述，都引发学界、政界争议。
诸多学者对刚出版的《党史·二卷》纷纷提出质疑：「这不是党史，而是宗教史」，「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能『论从史出』」，「上来一拨人，就重修一遍党史，但修来修去，也没能修出一部经得起後代人检验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没有实现宪政。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民』和『共和』。『人民』和『共和』只是中国人民文字上的奢侈品。因此，这样的《党史》不是『史』。而是宣传品」。
张启华所说：「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对此，有学者说，「原来，写这段历史不必与民众的认识和感受保持一致，更不必与历史事实保持一致，只要『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所以一定写不出真实的历史，从而也不会帮助共产党走出阴影」。也有学者说，「党史也是历史，其首要价值是真实性。党史不首先『与真相保持一致』，就如同一个人不讲信用一样，无论他怎样巧舌如簧，别人都不会相信他。没有真实性的党史，是不可能发挥好政治和宣传作用的」。还有学者说，「写史在於真实。把档案封存着写历史，而且还要和谁谁保持一致，那不是写史，是命题作文，书写的历史需要上面通过，这叫什麽历史？任何纯学术的东西，一经权力之手，就失去学术魅力」。
张启华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学者反驳说，上述讲法明显不能自圆其说。使用「自然灾害死亡人口」的提法，就是认定「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死亡，可又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三年中导致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究竟是「自然灾害」还是「人治灾害」？既然「人祸」已占七成，那「自然灾害死亡人口」的提法显然不确切。看来，如何准确表述那段历史时期「死亡人口」的真实原因，还要拿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勇气。
提高华国锋评价
曾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是中共党史中永远抹不去的名字。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是华国锋诞辰九十周年。他是结束文革灾难、承前启後，最终导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关键历史人物。继毛泽东之後，华国锋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仅两年零三个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多的评价，有贬有褒，贬远远多於褒。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行。二月十九日，北京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六千一百多字长文《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对华国锋的评价，如此正面，如此全面，如此长篇，可谓前所未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北京《炎黄春秋》二零一一年二月号上撰文《关於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他说，官方最初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多的评价，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後，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着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着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如「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
还有许多事实需还原
韩钢认为，近来官方对华国锋的评价开始出现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国锋的生平，出现与以往大不一样的提法：关於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於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他「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於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他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韩钢说：「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春节刚过，在中国政坛和文坛一度引出新话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在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上的《再回兴义忆耀邦》，获占「二零一零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散文随笔类排行榜榜首。该排行榜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对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正面评价，虽早在多年前已由北京《炎黄春秋》杂志渐进式一次次突破。过去一年，各地媒体时有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并不触及敏感话题，只是着重胡耀邦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不过，由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写的《中国为什麽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序作者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他曾於一九八一至八六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和担任胡耀邦政治秘书。这篇序言，是郑必坚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郑必坚公开提议，建议中央尽快组织力量编辑出版胡耀邦选集。其实五年前，在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时，郑必坚和龚育之曾就这个问题联名向中央提过书面建议，但未见落实。
郑必坚认为，编辑出版党中央已逝的和高龄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党承前继往、与时俱进的重要条件和传统。胡耀邦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从八零年二月被选为党总书记，到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主席，再到八七年辞去总书记职务，前後长达七年。辞去总书记职务後，他仍留在中央政治局内，直到逝世时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在胡耀邦悼词中，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评价。因此，也应像对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党的正式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
退职的中共领导人在内地无法自由出版回忆录和传记，却在回归了的香港这片特殊土地上出了一本又一本。当下，最热门的无疑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後勤部长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两本新书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前者四十二万字，後者上下册七十七万字。五年前，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在香港率先出版《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据知，三、四月李作鹏回忆录也将在香港推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礼堂，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布判决，黄（黄永胜）、吴（吴法宪）、李（李作鹏）、邱（邱会作）四员大将是其中四位。他们被指在「九一三事件」前後，图谋武装政变，南逃另立中央。这一天，震惊中外的「公审」落幕。黄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特别法庭」审判结束不久，他们四个就由当局匆匆监外安置，这是北京上层一个政治上的综合考量，这四人交由公安部门管理，而不是交给军队或当地党的系统管理。黄永胜被安置在山东青岛，吴法宪被安置在山东济南，李作鹏被安置在山西太原，邱会作被安置在陕西西安，各家都有家属随行，几乎同时被遣送出北京。
以公审解决党争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的判决是大错特错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为用『公审』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党内路线问题，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就错了。在我的判决书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对我的『罪行』满打满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条反革命的事实也没有，一条触犯刑律的事实也没有。」「这次审判在形式上是法律，主宰者却是当权的领导人。黑白、曲直、是非依循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当权领导人的指示，这在党内开创了借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公开审判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先河。事後才知道，公审的一切事情，包括细小甚至很琐碎的事情，都要通过当权的领导人的批示才能实施。」
邱会作还写道：「江青是镇压过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她的。但我认为，她在文革中除了自己的错误外，主要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个人作风上虽然也令人讨厌，但这些仍然是党内路线问题和个人品德问题。我认为，要坚决制止把路线问题当作反革命问题来处理，这在党内是重要的大问题，一个党的主要领导者，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但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只能有公敌，不能有私敌。一个人无权的时候，受到别人镇压，这是别人的问题。但当自己又有权的时候，就用职权报复，这是十分恶劣的行为……这样做也是党内和社会长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
邱会作儿子邱路光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说，如果自己还在台上，肯定会反对写回忆录，自己的经历就是这些，组织上都清楚。不过，自己被打倒後，尤其是公审以後，写回忆录的愿望就强烈了，当局说的事与实际的事距离太大。你整完了，也判完了，我接受你审我判我，我服从这个大局，该打的打了，该罚的罚了，划上句号了，现在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了。父亲一再说，他是当错来认，但你们却当罪来定。这是他心目中对公审的最大区别。当错来认，但这错是怎麽来的，是文革路线造成的。比如说，部队的五七干校，父亲认为，这不是他发明创造的，是中央的决定，总後勤部不可能不成立五七干校，但谁被迫进了五七干校谁都有意见，父亲被打倒後，进五七干校的人就说这是我父亲迫害他，这些人掌权了，就整我父亲，在中国，权力远远高於法律。」
《军人永胜》一书是黄永胜儿子黄正所撰。黄永胜事後也极力否认自己参与图谋政变而另立中央。书中，父子俩有一场对话：「爸爸，文件上说你们要搞武装政变。」「我们不但没有搞，连想都没想过。」「文件上说你们参与谋害毛主席呢。」「那是笑话，
我要谋害毛主席，机会太多了，容易得很！」「还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呢？」「莫名其妙嘛。林立果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还要说跟我有联系。跟我有联系就不会搞那麽笑话的什麽鬼东西了（意指「五七一工程纪要」，老人口中从来没讲出过「五七一」中的一个字）。」
黄永胜对儿子说：「我出来参军的时候，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秋收起义时，这个军队破破烂烂；我入党时，这个党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地？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我无愧，我值了！」
黄永胜是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青岛人民医院因肝癌去世的。邱会作是零二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的。邱会作听说黄永胜去世的噩耗，大声吼：「令人心碎，老英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邱会作回忆道，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在受审判退场结束时，他俩有机会互相看了一眼。「我看见黄永胜走路都很困难，背是驼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怜极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没有被压倒。当我们两个人的视线互交时，他的表情还是同当年一样：先微笑後说话。不过，这次我们互相『说』的话，没有声音就是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是我们最後一次眼见，在我们『自己』法庭上永别。过去，共同战壕的战友，今天竟成了共同受审的冤犯。老战友，你是带着伤疤，又是光着身子去见阎王的。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光荣历史一笔勾销了，什麽也没有了，连勋章、奖章也被取消了，但历史是任何人都勾销不了的，人民会永远怀念你。」
在黄永胜家乡湖北省咸宁，零四年，他的墓地前，竖起他的铜像。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黄永胜百年诞辰，家人在他老家湖北省咸宁举办祭拜活动，在严格不张扬的情况下，来了二百多家人、乡亲和朋友。不久後，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军人永胜》赠书仪式，林彪、罗瑞卿、陶铸、高岗、黄克诚、徐海东等一批黄永胜的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家人近二百人参加。黄永胜家人举办这一活动，整个过程相当理智，当局闻悉派人来看了看，也没干涉。
有不少朋友曾对黄正提议，帮他买个书号在国内出版。黄正说：「我们谢谢他的好意。若是普通作品就不用审查，我们这样的题材，出版社一定会将书稿送地方宣传部审，宣传部送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还有送总政治部审查，反正是不可能在大陆出版的。当然，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朋友愿意给我们提供方便，但我们不想给朋友添麻烦。我们不知道会引出什麽麻烦，影响别人的政治前途，影响人家位子还能不能坐。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们在阴影下度日，我们很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不愿去麻烦朋友。」
可以说，黄正写的这部书是前传，他大哥黄春光正要写的是後传，他们还考虑写外传。前後传的主角是父亲，外传就向外延伸，比如写母亲，写家人，写周围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的朋友。由於大哥社会活动比较多，他参加将军後代合唱团而四处走，目前，他的资料收集已经基本完成。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历史是什麽？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回首中共党的历史，对敏感日子颇多的二零一一年，应当有所启示。■
专访﹕原解放军总後勤部部长、林彪部下邱会作儿子邱路光
邱会作说起江青就生气
邱会作用了整整二十年手写一百六十多万字回忆录。他说起江青就生气，认为与江青最早展开斗争的正是黄、吴、李、邱，而公审判定黄、吴、李、邱政变，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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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路光是黄、吴、李、邱及其家属被当局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位，从七一年到八三年，用他的话说，「真是千辛万苦」。他是一九六八年出任解放军总後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由於被指认为「谋害江青」而扣上「现行反革命」罪行，在学习班（实为专案组）关了三年，在北京第一监狱关押三年，而後流放西北马场劳改三年，继而回到部队被看管，在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及万里等中南海高层批示後，复员回到北京。回北京後在大学教的是数学。他曾下海经商，遭遇车祸，躺了一年多。
他父亲邱会作於八一年从秦城监狱出来，被「保外就医」到了西安，翌年动笔写回忆录。邱路光说，邱会作有写回忆录的愿望，心里又有许多话要说，於是就把回忆记下来。在西安，由於生活条件太差，家里仅有一张几把椅子，连纸和笔都没有。母亲从劳改农场出来到西安与他会合，由於身份特殊而敏感，当时邱会作夫妇与邻居接触不多，为了父亲写回忆录，母亲还是去邻居那儿要了些纸，有单位办公用纸和学生用纸。
邱路光说：「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没有资料，也没有人交流，都是父亲从脑子里挤出来的。他是大老粗，没有写作计划，没有写作提纲，想到一些，就写一些，想到什麽就先写下来再说，而後归类整理。」就这样写了一百六十多万字。写了整整二十年，从八二年起动笔，到零二年二月，邱会作还在修改，四月病倒了，七月十八日去世。邱会作是用笔写的，几个孩子就帮他电脑打字，他一再修改。他用笔写的初稿，装满整整三大旅行箱。他参军前是个农民，只读过两年私塾。因此，这初稿不免有重复的内容，前面叙述了，後面再次叙述。这二十年，邱会作还做了很多笔记，有时躺在上，一想到什麽，赶紧写下。他当年的秘书也七八十岁了，但都千方百计替他收集资料。
邱会作的原稿做了一些删节，主要删除写童年时期的文字，把五次反围剿、长征、延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字作了压缩，尽量保留文革部分。邱路光说，主要是考虑面对读者，腾出更多篇幅给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许多素材都作了查核，而後作修整。
邱路光说，说起江青，父亲就生气：「你们现在都说自己早与江青一夥人作斗争了，其实，你们有谁斗争了，不都是含着热泪向毛泽东作检讨，向毛泽东请罪。这就是党的悲剧所在。」邱路光说，与江青最早展开斗争的还不是黄、吴、李、邱吗？关於黄、吴、李、邱的问题，关键是三大坎：林立果有没有政变；如果林立果有政变，不等於林彪有政变；林彪有没有政变？有也罢，没有也罢，黄、吴、李、邱肯定没有政变。
从《邱会作回忆录》谈到《党史·二卷》，邱路光说到党史的真实性问题时说，官方安排下写党史的这些人，他也接触不少，有的还是朋友，他们心中都有一杆秤。（江迅）■
专访：解放军原总参谋长、林彪部下黄永胜之子黄正
还原黄永胜填历史空白
黄永胜从监狱出来到去世只是一年多时间，未留下完整文字，没有邱会作、吴法宪那样的手稿或谈话录音，可供查找的出版物能绕就绕。家人核对资料、记录交谈内容，提供了立体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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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岁的黄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之子。在深圳居住二十七年，用他的话说，「既不大贵，也就不可能大富」，如今「有房有车，过着小康生活」。他是父亲传记《军人永胜》的作者。他曾用名「黄春耀」、「项群」，曾就读於渖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後在广州军区海上文化工作队、四十二军一二六师三七六团服役，专业後曾在广西、青岛深圳多家机构和企业工作。二月十一日，就父亲传记出版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你父亲为什麽自己没有写自传？
父亲生前不赞同写回忆录。他认为，战争年代的内容，根本不用他写，组织上清清楚楚，文革的内容，却是一笔糊涂账，九一三是怎麽发生的，父亲更不知道。当年他就说过，一些回忆录总是拔高自己，高到令人不可信。有些自传，只写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自己如何走麦城，明明是战役指挥员、战术指挥员，只是在一个局部，但往往用大篇幅去描写全局，浪费笔墨。因此，一些回忆录颇受他诟病。
你是很早就想写父亲的传记的吗？
二零一零年是父亲诞辰百年，家人常常说可以做些什麽事，以纪念老人。监於大家都知道父亲是有名战将，但不论是对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或坊间各种传闻，都难以完整讲述他这个战将完整的战功。零八年，当局对现代史人物的评价、对当代军史人物的评价不再像以往那样必须按中央的统一口径，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不过，有关我父亲的部分，还只是集中在解放战争那段历史，而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包括解放战争初期，几乎都空白。因此，家人觉得，不能再听任这种情况继续，而应该出来做点事。否则，我们这些子孙就是不孝了。因此，最初写这本书，只是从孝心出发，尽可能将老人一生完整重现。一开始我没有准备写成这样一本书。
是零八年开始动笔的吗？
零八年春天开始立意，开始收集资料。大陆正规出版物上，关於我父亲的文字，包括军事部分，基本上是空白的，作品大都绕开他走；政治部分，很多是胡编乱造、捕风捉影，往他身上随意泼脏水。比较典型的是大陆所谓政治解密的红色作家师东兵，他写的东西基本上全是谎言。他写文革所涉及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我的评价是不堪入目，毫无根据。一开始想做的只是整理履历那样资料性的东西，这部分内容就是书里标记为军人档案的部分，与老人有关的年代、地点、部队、职务，经历了哪些历史事件，打了哪些仗。这些内容花了我一年时间。我在书店买了一大批军事书，一段段查找，当时父亲在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他的上级是谁，是罗荣桓，罗有详细年谱，父亲是他手下，因此也经历了这些战斗，就这麽逐渐搭起一本书的框架。
收集资料遇到最大困难是什麽？
首先，我们黄家毕竟有个不足的地方，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到去世，也只是一年多时间，父亲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没有邱会作、吴法宪那样的手稿，也没有他谈话的录音；第二，凡是可以去查找的档案馆，他们都不愿接待我们，总是用公事公办的话搪塞我们，声称不接待个人。有些老干部写回忆录，可以由老干部局、总政治部、新闻机构提供查阅档案的证明，我们却不可能；第三，可供查找的公开的正规出版物中，关於黄、吴、李、邱的内容，是大段空白，能简就简，能绕就绕，能不说就不说。
从写作到出版，有没有受到当局阻扰？
零九年起，我就开始往这框架里加血肉，写了一年，还算顺手。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我和家人直接听父亲说的，还有党史上一些老人的回忆录和其他一些正规出版物。二零一零年初，书稿基本杀青。最後是整部书的结构调整和文字润色，而後就开始联系出版，赶在老人诞辰百年前出书，那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书稿拿到香港出版，没有遇到什麽问题，只是出版後将书运回大陆须经海关，事情就比较复杂。
读者热衷政治解密，最有兴趣的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是你父亲当总参谋长以後，包括九一三事件，但从现在的书看，内容似乎弱了，是你有所顾忌而不愿展开吗？
不是我有顾忌，当时我收集资料时，大哥春光也在收集资料，两人几乎同时开始，兄弟间有个默契，我写的内容偏重战争年代，大哥在父亲身边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後期，与老人直接接触的时间多，因此偏重於四九年以後，包括文革、从广州到北京，九一三时间，特别是法庭时期。因此，我写的这部书，在尾章留下充足的空间。我的书在这一时期主要写两大部分，父亲怎麽当上总参谋长的，这是父亲直接告诉我的，大哥不在场，因此没有我知道得多。当然，在其他方面，父亲与大哥的谈话更多，大哥是家中长子，这是天然优势。我偏重於战争年代，算是写前传，大哥就可以集中写四九年以後的部分，即後传。
关於你父亲晚年的凄惨生活，为什麽你着墨不多？
主要是担心这部分内容会冲淡「军人」的主题。不过，我是努力写出父亲立体的形象。父亲是将领，但他有他的毛病，有些仗，他没有打下来，比如热辽五战皆平，隆化六攻不克，长征时期打的仗，也有攻而不克的，但他至少没有惨败过，没有丢盔弃甲。他最大缺点就是骄傲、抗上，与政委关系没处理好，我不去评价是非，但事实是存在的，我如实描述。父亲一生有三大空白：井冈山时期，晋察冀时期，冀察热辽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父亲生前对我们也不愿多讲，因为他觉得这时期的仗，他打得很窝囊。因此，我们补这些空白很辛苦。（江迅）■
历史和现实正悄悄变化
在中国面临茉莉花革命风潮之际，中共党史正悄悄修改、微调，展现比较多元化和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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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发展之间总有一条秘密的通道。在中国面临茉莉花革命风潮之际，中共党史正在悄悄地作出修改、微调，展现比较多元化和相对宽容的态度。
中共党史上的大案：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主角林彪已经葬身蒙古，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年身系囹圄，终默默而逝，但他们生前都不甘心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带到地府，而是拼死也要将真相写下来。
黄永胜和邱会作的回忆录最近在香港出版，填补了党史一段空白，写出林彪与江青的巨大矛盾，也颠覆了官方过去所定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提法，指出将这两人捆绑在一起的荒谬。黄、邱二人的铜像近年在他们的家乡树起，显示当局早已事实上为他们平反了。
这也和林彪的负面形象消褪有关。二零零七年，这位过去被视为「反革命」的人物，在官方的论述中，被悄悄地摘下了「反革命」的帽子，等於被非正式的平反。有关林彪四野的着作、回忆录，都大量出现，让这一代元帅，在书海中寻回了他在政海中的荣光，也寻回了他在火海中的威猛与应有的评价。
而华国锋的历史座标，也从过去的「凡是派」的标签中走出来，不再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而是打倒四人帮的灵魂人物，在党史中拥有更高地位。
胡耀邦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对於当年他被迫下台，都有更多的不满，他儿子胡德平的新书最近出版，由温家宝、曾庆红写序，而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散文，被《北京文学》评为散文随笔排行榜的第一名，更有指标性的意义。
这都是最新的政治风向，反映了中共高层对自身历史的新态度：比较宽容，在价值的光谱上，容纳更多元化的路线和实践，而不是动辄推向对立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维系这个执政党的正当性，否则一大堆参与打天下的「老革命」都变成了「反革命」，也等於自毁长城，自扯後腿。
这样的宽容与多元化，是否也会延伸到当局对茉莉花行动的应对？
网上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的口号，也是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他们都热爱国家，希望真正的「大国崛起」，让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和尊严得到尊重，而不是粗暴地将参与者视为「叛乱分子」。
尤其茉莉花革命的特色，就是没有领袖的「无组织的组织」，显示网上没有中心的权力版图，却可以颠覆了现实的权力版图。传统的镇压，无法长期封杀四亿多网民所建立的新传统：网络的自由是不可让渡的权利。这是最新的普世价值，也是推动权力制衡，避免陷入绝对权力绝对地腐败的历史窠臼。
事实上，最近一些中共高层的子弟所组成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也上书提议要在党内举行直选，打破长期以来的黑箱作业，不再让权力在密室政治中私相授受。茉莉花的力量不仅在街头，也在千千万万的党员和人民的心中萌动。■
邱立本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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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2/25/2011 05:58: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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