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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和「白左」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政治网路用语。前者来自香港舆论圈，意指对特定的价值或意识形态执着到缺乏常识判断；後者来自美国的中国移民社群，用来嘲讽美国政坛上奉行「政治正确」，而缺乏对现实有深刻洞见的政治领袖。
不论哪一种词汇，它们都明显反映出要政治参与者「回归现实」的诉求，反对当今社会将一切价值或意识形态绝对化、理想化的窘境。使用这些词汇的批评者并非全都抱持着泼冷水的心态，反而有相当多人是为了保全理想和价值能够一一被实践或被尊重，才提醒政治实践者切莫冒进、要小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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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支持者往往被讥为白左。图片来源：路透社／达志影像 |
其实，以上这种呼吁并不是只有当代台湾、香港、美国和中国才有。早在上个世纪中期，便有许多知识份子有感於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严峻灾後，而提出类似的反省。其中，最为中文知识圈认识的思想家，以萨‧柏林（Isaiah Berlin），当属一二。
柏林出生於沙皇俄罗斯统治下的领土，早年体验过欧洲文明最强盛的阶段。然而，两次大战却使得柏林必须在壮年时期颠沛流离，远离容不下犹太人的纳粹和苏联两大政权。
在英国期间，柏林因为发表了〈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演说，而受到当时英与知识圈的关注。但柏林却不仅仅满足於此，他深知面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肆虐，不能只是抽象的空谈自由主义理论，而是要回归历史，从历史脉络中去寻找极权主义的根源。因此，当代所熟知的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还具备另一个身分，那便是一位思想史家。
在史学方面，柏林写过许许多多和俄国思想家或德国浪漫主义有关的论文、着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属柏林逝世之後，由牛津大学学者蒐集其遗稿编辑而成的论文集《现实意识》（Sense of Reality, 1997）。这本论文集的首篇文章〈现实意识〉，所要讲述的便是一种人要认识他的时代所必须具备的判断能力。
柏林认为，当代政治家或社会科学家往往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将看似合理的教条或社会理论硬套在不适合的时代或社会当中。这样的结果，轻则让政治目的失败，重则造成上千万人失去自由，甚至是性命，就如希特勒或史达林所做的。柏林指出，政治家或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原因在於缺乏「现实意识」。
柏林所说的现实意识并非中文世界常指涉的特定政治、社会立场，而是对一个社会或时代比较直观的、常识性的判断。例如他在文中说到美军在二战时曾经想过将战後的德国建设为纯农业国家，现在听来可能像笑话，但在当时的主事者听来却是很有可能做到的。
柏林将这种能力视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或社会科学家所具备的才能，又比如论文集第二篇文章〈政治判断〉（Political Judgement），就以着名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为例。
这位普鲁士首相并没有受过任何政治学或社会科学的的训练，却能在一次次的政治与外交事件上大有斩获，为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稳定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柏林认为这便是俾斯麦具有相当敏锐的现实意识，才能使他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选择了代价小且容易成功的政治决断。
回到台湾，二○一四年太阳花运动之後的公民参政意识开始逐渐高涨，但这样的热情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或疏导。许多政治舆论圈的学者或意见领袖各据山头，以自己的教条或理念为是，忽略了对民间社会观察、经营。
再加上中国和特定政党、团体为了夺取权力、利益所散播的假消息与政治收买，造成整个社会在极度焦虑的情况下，将政治的权力改变视为改善一切的救命仙丹，进而做出危及国家主权的决定。
二○一八年的地方选局和公投结果几乎可用北欧神话的「诸神黄昏」（Ragnarök）来形容，使得原本逐渐走向主权独立、观念进步的社会，一夕之间沦落到中共虎口的边缘，「亡国感」瞬间弥漫四周。这半年下，随着舆论圈转趋平缓、注重经营社会风向，以及民进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努力反转社会对其固有的印象後，这样的焦虑感似乎受到了不少的改善。
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民主社会从政治不成熟走向政治成熟所必经的过程，也就是从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走向守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见诸世界历史，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过这样的过程。台湾要成为先进国家，就必须要培养公民的现实意识，让他们知道每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何进行判断，而不是假借新政治或空泛的进步价值的名义，如某些民粹政治领袖或新兴政党，去误导群众。
香港人所谓的「胶」或在美华人所说的「白左」，其实指的都是那些政治不成熟的人，他们的理想脱离了现实。而这些脱离现实的政治判断很有可能导致极端政治的出现，唯有将常识与知识调和才能避免自己陷入极端的处境当中。这也是自由主义者如柏林，从历史当中得到的智慧。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专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将英国史家爱德华‧卡耳的名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对话」作为座右铭。
——思想坦克
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8/29/2019 06:22: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