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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吴祚来：『八九六四』，面对真相思考真问题（下）——『中间力量』缺失与民运失败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吴祚来
中央广播电台 20250609
八九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广场上和平抗议是合法的，他们要求当局改变学潮是『动乱』的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最终，当局非法动用军队，用国家暴力机器来解决面临的政治难题。
是广场学生应该无条件地退让，还是当局应该通过诚恳的对话、通过妥协来化解危机？当广场学生与政府当局互不退让，中间社会的智慧与能量，将起决定性作用，本文认为，八九民运过程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界：包括体制内改革派、同情与支持学生的政治元老、将军，没有形成有绩效的游说力量，也是民运最失败的重要原因。
广场学生和平抗争，并无过激行为发生，突破法律与人道底线的是当局中的极左势力，社会精英或中间力量不应该将劝说的对象锁定在广场学生，而应该全力游说邓小平，只有使中共核心人物被理性与和平的力量触动，只有使他放弃暴力镇压的执念，才能防止悲剧性的冲突出现。
一、从『知识分子联络站』说起
戴晴女士在访谈影片中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设有『知识分子联络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构，通过网络检索，相关资料鲜见，只有北明女士的一本书中有一些记录，因为她与先生郑义参与其中，通过电邮询问，郑义先生给我的回覆是：
「我们成立了一个『首都知识界联络站』，金水桥头，一顶帐篷，是知识界人士落脚处、资讯交换处、讨论处。後来宣布戒严後，才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前者没有具体活动，後者起到了实际的协调、领导作用。」
据北明的回忆录里介绍说，它位於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公开悬挂着「知识分子联络站」横幅：
「那条横幅像黏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黑夜，熟识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後，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这条横幅被决定撤下，是因为「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1993 香港田园书屋）
这篇回忆文字使我们通过真相，发现了真问题，其一是，当戒严与赵紫阳下台的消息传出，作家郑义第一反应是离开，因为面临危险，担心知识界与学生合作会给当局以口实（许多知识分子不积极参与的原因，多因如此）；其二是郑义并没有退场，而是起草了『告市民书』，呼吁市民阻挡军车，不退场的原因是：许多市民已成功使戒严部队无法前进，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显然是一次和平的博弈；其三是当时参与其中的作家张承志介绍了参加『四五运动』时的经历（午夜广场上突然黑灯，是镇压的信号），尽管也是暴力镇压，但并没有用坦克与冲锋枪杀出一条血路，也就是说，即便当局镇压，风险也是在可控范围内。
二、知识分子、社会各界没有形成组织性的合力
有经历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学潮中，增加了运动过程中的经验与理性，但他们的整体影响力却非常有限，特别是，许多人都故意『避嫌』，害怕当局把他们当成学潮的幕後指使人（『幕後黑手』），後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许多知识界人士被当局指控为幕後黑手。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受伤害记忆，基於中共反右、天安门四五镇压与『清除精神污染』对知识界的迫害与打压，所以大量的人并没有加入到像学生那样『有组织』的运动抗争中。如果知识分子公开成立组织，既实质性地影响学生，又能有效影响高层，那麽，整个运动既增加了经验理性，又有可能成功影响到高层决策。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界帮助当局与学生达成和解，成功化解危机，那就不是黑手，而是和解之手了。显然，中间力量在当时的政治场域中，是最没有组织与行动力的环节，直到现在，当年的中间力量现在反思的对象仍然锁定在学生应该何时退出广场，甚至认为学生运动激进，而没有深刻反思，在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中间力量如何有组织性地介入，特别是如何用知识与智慧，人脉与关系，说服当局守住底线，达成和解，进而使政治文明有所进步。
像戴晴女士这样有特殊身份（能见到中央高层、与红色家族有一定的联系），如果将游说的对象或对话的对象锁定在邓小平，也许後果迥然不同。因为突破底线、造成灾难性事件（『让广场上血流成河』）的决定力量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极可能被情绪、被执念、被一些极端力量提供的资讯所左右，对情势造成误判，因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广场学生在资讯茧房里，对中共的残暴缺乏深刻的认知，邓小平在另一个资讯茧房里，哪一个资讯茧房会突破底线，制造灾难的悲剧恶果？当然是邓小平，知识精英们当然应该将游说邓小平当成第一要务去努力，可惜，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中间力量没有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这无疑是重大缺憾。
三、两极对抗，中间力量决定妥协与和解
八九民运，形成两极力量，一极是占领广场的学生，他们代表全国民意，另一极是邓小平与极左利益集团，两极力量均认为退无可退时，必然会发生悲剧性的冲突，而中间力量的游说或使双方势力平衡，则能避免悲剧，实现妥协与和解。
广场学生代表与李鹏的对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们都不能真正代表其背後的力量，当时的民运已然是全民抗争，整个社会被当局的冷漠与无理所激怒，广场学生背後，是强大的对抗政府的主流民意，某种意义上，绝食、绝水确实唤醒了民众的抗争情感与行动，而李鹏强势不妥协的背後，则有邓小平直接操控的国家军队。
广场学生的抗争实质上是民主对暴政的抗争，是合法的人民力量与非法的邓小平政权的较量。
正如李鹏不能劝阻邓小平放弃镇压思维与方式，并在人民日报上用社论的方式，否定对学生示威抗议的动乱定性，学生代表亦无法说服绝食抗议的学生退出广场，显然，主动权在政府当局，中间力量应该游说当局妥协，而不应该一味劝说学生们退让。
我强调中间力量的决定性意义，是因为超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或社会抗争运动一旦发生，不可能形成共进共退的组织性协调，广场领袖的号召力也会非常有限，中间力量更应该致力於通过国际社会施加压力，通过游说使当局不突破法律与人道底线，知识分子或社会各界，特别是能够游走於高层的社会精英，应该成为独立的协调力量，通过妥协使双方和解。八九民运之时，知识界或社会各界的精英们，要麽支持学生，要麽劝学生退让，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徒劳无功而无效的。
如果反思，最应该反思的是如何组成强大的中间力量，阻止悲剧性的结果发生。
在美国的知识精英或有影响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致力於通过议员与白宫，对中共当局施加影响，迫使其放弃暴力镇压，这个时间点，美国议员观察团进入中国，促成广场学生与当局和解。邓小平极其看重美国对改革开放的价值，如果暴力镇压，美国将联合西方强力制裁，既不利於中国政治与经济，也不利於美国与西方在华的市场利益；
而中国知识界与社会各界应该联合邓家以及众元老家人、同情学生的七将军等，直接与邓小平面谈。据多位当事人回忆，邓家人确实主动联系过广场学生领袖，但徒劳无功，这说明什麽呢？
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是两面劝解，使双方提升认知力，使双方充分意识到，不妥协而出现悲剧性的後果是两败俱伤，对国家民族与个人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结语：认知与反思
中间力量严重缺失，是八九民运变成六四悲剧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罪，罪在一人或者一个集团，如果有错，错在社会各界知识精英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中间力量，通过美国或通过游说遏制邓小平非法暴力冲动，而广场学生为代表的和平抗议者既无罪，亦无过错（一些个人言论或言行有错，但对整个局势并无重大影响）。
而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或知识分子，更应该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将来再次发生民主运动中，成为积极的、有组织的中间力量，在激烈的两极冲突中，中间力量是化解冲突避免悲剧事态发生的重要介质。譬如英国大宪章签署，教会力量成为重要的中间力量，使国王与贵族达成了妥协，而蒙古人征服中原过程中，儒释道精英人士成为游说力量，使征服者不再通过杀戮或屠城的绝对征服方式，转型到相对和平的可持续统治。我们也看到，八九之後，邓小平自己也有重大变化，尽管没有为八九正名，九二南巡之後，继续扩大了经济开放，而对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政策不变，对英国也是一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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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祚来 专栏作家，独立学者，旅居美国。1989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全程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六四清晨最後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