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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权主义研究中的共产党问题”之缘起
A.这篇文字是我多年来的读书笔记的积累，基本观点都不是我的。主要内容或直接、或间接概括总结了极权主义领域中的一些专家的论述，只有随感是我的。
我之所以记下了这些笔记，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年的西语界，共产党问题几乎是极权主义问题的同义语。极权主义与共产党问题具有完全相同的问题。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即便在讨论法西斯及纳粹问题时，直接面对的也还是包括共产党问题。所以在研究极权主义的三十六年中，甚至可以说，在我反叛出自己社会的文化及思想的五十六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和这些问题对话，审视这些问题。由於这个经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身上的让大陆知识界不快，让我曾经的那些“自然辩证法界的导师们”觉得我的气质让他们感到犹如眼中钉、肉中刺，全因为如此，
就是因为我身上带着这些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思想、语言及语言方式的气味儿。我至今无法与有任何一种共产党气味的存在融合。
B.我之所以整理这些在西方学界老生常谈的笔记，让它们重新在中文世界出现，还因为这些浅显的事实和道理，在中文世界竟然是一个“盲点”，竟然“看来熟悉”，却几乎很少有人如此面对这个由西方衍生、私生的中文世界的共产党极权主义。
对此，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见怪不怪，之所以不知其臭，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是共产党的私生子，我们这两代人则是共产党培育出来的各类血统纯正的真理部子弟。就历史来说，我们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偏，带到另一世界的变体生物。它造成的是我们：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之所以发表这些笔记及随感，是想说明我说过的那句话：把政治做成学术是能力，是近代启蒙思想及其带来的学科的特点，相反，把学术做成政治，不仅是无能，而且是意识形态及其分子的世俗存在要求，思维方式的特质！它决定了意识形态分子在精神及思想上的疲软，在品质上的不诚实！
我的对象是精神、思想及学术，我的对手是知识界，说白了，五十年来及时下，我面对的中文界的对手是来自浸透在极权主义“潮流”中的不同意见的对手——即弄潮儿们的思想及行为特质。这类人再次让我看到，他们是研究极权主义问题更具有普遍性的对手。
C.为此，在这篇“极权主义研究中的共产党问题”中，我要强调：
无论在冷战时的西方，还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共产党问题涉及的都是普世价值、民主及自由问题；共产党国家、社会及其所谓学界及社会文化思想，是启蒙思想及其问题直接的对立面，是要启蒙主义潮流直接要弄清楚、揭示的对象及其问题（Aufklärung，enlightenment）——是要克服、排除的障碍。
为此，这就使我们反思：一个构成对抗启蒙、民主及自由现象的共产党及其知识界的本体存在，到了中文世界，却成了实现民主，追求普适，追求自由的本体，这何其荒诞，如何可能？
於此，它又如何导致中文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些、这类问题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及讨论？
所以在我看来：就启蒙、普适、自由、民主，百年来中国近代历史不进反退，辗转再退，直至如今——全在於这类人及其子弟的本体存在及其精神思想制造的雾霾！因此在这样一篇“极权主义研究中的共产党问题”中，我还是要再说一遍：
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共产党问题是直接研究的对象。这个“直接”意谓着不是共产党中的某一部分人，不是共产党中的某一代人，当然更不是各类人中的某一时期，而是“整体”，“全部”，“各个时期”的“本体”及其“思想”——它们都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作为极权主义本体的一部分，甚至可谓主干，从里到外，从年轻到老年，从没有经过深刻的反叛及根本性的否定，从来是拖泥带水，甚至自欺欺人。他们纯粹只是“极权主义问题学术研究”的对象！
不能直面共产党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用不着多说，肯定是一种欺骗，因为百年来的极权主义研究绝大多数时间，人们说的极权主义就专门指的是共产党，就内容及形式则从来都是它的等同称谓。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处理共产党自身变化及思想问题。（下）部描述及辨析作为西方衍生的共产党与西方的历史及现实性的联系，以及作为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与西化的世界及自己传统的历史及现实性的关系。
【2】共产党极权主义制度及机制原始根源——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後共产党政权
A.共产党制度的思想基础及它带来的政治运作机制、社会及文化蓝图，毫无争议是马克思主义。关於马克思主义，根据弗格林等众多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它来自基督教的思想方式及基督教宗教蓝图，它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结构及机制的设想及实践。
对於这一思想基础及政治社会蓝图的实践，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到七一年是毛派分子，此後觉悟，并对於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的法国历史学家斯特凡纳•库尔图瓦（Stéphane Courtois），在他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在谈到现存及曾经存在的“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时候，一阵见血地说：
“每一个共产党国家，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其本身特有的历史，地域及地区的特色。但是追溯起来，它们却都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所缔造的模式有关联。这种关联就像是共产党国家的遗传密码，它决定了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性质。”
对於这种遗传密码，在我看，弗里德里希关於极权主义的特征的政治学定义，是对这一密码的直接的概括。这六个特征是：
1.一个针对敌对群体（或者是阶级敌人，或者是种族）的操控性的意识形态；
2. 垄断的，通常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的一党制国家；
3. 与此相应的通过暴力与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4. 唯一的、绝对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及武器；
5. 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垄断；
6.完全由国家控制和操纵的经济。
这六个特征的核心是“一党专制”以及贯穿这个一党专制灵魂的“意识形态”——观念主义学说体系。说得更为直接就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世俗化的“宗教教团”及支持并左右这个教团运作的“宗教神学”。
对它的社会学研究使得达伦道夫得出它的文化特点：
第一它反对近代普世价值；
第二它一定反对一切其它的文化传统。
B.共产党极权主义产生於列宁，完善於斯大林主义的统治。
为此，它的上述特点在它产生过程中的具体的途径及方法，即“斯大林主义”也就一定会反映在这个社会的所有的具体的特性中。与此同时，创生时的思想及展开、发展，一定会比後来使这一制度及运作机制正常化、规范化的时期，更多地显示出这个制度的特点。因为後来的正常化、规范化不过是创生的结果。
由此进一步可知，那些维持以及为了这个制度所不得不做出的各种随之而来的随机改变，都更是制度在创生过程中，发展变化中的结果。而创生它时的特征可以说，一定是其任何时期、任何一种正常化的基础。这就使我们可以看到：为什麽我们说斯大林主义仍然是理解现在共产党国家制度——具体说，理解中国国家性质的钥匙及途径。
对此，对於中国过去及时下的状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社会的民众以及所有一切都是斯大林时代产生的；都仍然活在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中，或者说基本规范中。西方常说的“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对於中国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基於此，任何忽视创生时期的特点，即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特点，而把後来，也就是斯大林、毛泽东之後产生的一些“不同”，过高地评价为产生了变化，甚至认为其已经超越克服了以往的制度的看法，都绝对不可能理解并且准确地把握後来及时下的制度及其机制，以及社会变化现状，一定是自欺欺人！
在此，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强调：创生时期的特点，虽然发生於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是却也有很多重要特点并非来自这个本质，而是伴随产生过程发生的。
这样的理解完全适用於对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理解及描述。
在毛泽东去世後近五十年，在斯大林死後近七十五年，毛泽东思想及斯大林主义始终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线索的思想基础。这一理解无疑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尤其是习近平时代。这四位领导人比起“西方”所有那些所谓“专家”，尤其是中国的所谓“异议人士”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系。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出来对毛泽东说一个侵犯到根本的“不”字。尤其是邓小平和习近平，对於他们自己和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他们都已经说得不能再直接了。
在明确这点以後，我们可以再来看，列宁、斯大林乃至毛泽东运作建筑这一政权体系及国家机制的思想基础。
由马克思列宁设计的蓝图带来的极权主义、共产党制度及其社会，在运行中亦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些特点，甚至可说是一些“共性”。
【3】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与生俱来的宗教性结构机制与暴力特质
A.二次大战後，世界上产生了一批共产党国家，而这些国家在其後：东欧各国到一九八九年，以及中国、北韩、古巴等到今天为止的八十年中，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危机、波折、以及发展变化。但是，对於这些国家发生、发展的研究使得人们发现，他们在变化中，应对变化，适应不同环境及形势的做法——惊人地相似。这种相似直到今天，在依然存在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北韩、古巴……中基本上还在毫无变化地延续。
有人在研究中国的极权主义最近二十年为什麽安然存在的时候，归咎於中国社会的情况，历史传统……。这不仅是一种自欺欺人，公然漠视西方学术领域对於共产党国家具体存在的研究，而且可以说是前述的原教旨马列思想的变体反应。因为各个不同共产党国家度过难关有着与其建立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血肉联系，亦有着在这一基础上，在发展过程中显现的各类机制的原则。
西方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的研究者发现，八十年来，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和权力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宗教性的特点：即一种机制导向，一个本性；外加一个世俗特点。具体说就是教会型领袖机构机制，无所不用其极的宗教性暴力，以及不择手段的世俗性机会主义、实用主义。
无论推理还是已经发生过的经验事实，即所有中道而折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由於或个别人囿於天良，或部分人囿於当时客观形势，或出於偶然，疏忽了这三方面中的某一方面。
於此相对，继续存在的中国、北韩、古巴共产党，则是个人及整体都亦步亦趋，甚至几近完美完善地发挥了这三方面特质。例如毛泽东、邓小平，如今习近平及北韩的金正日，甚至俄国的普京都可谓深得这三个秘典的真传。
B.第一个原则是教会型领袖结构及机制。
这个“党派”天生具有导向领袖机制的自然倾向，而这就致使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国家，天生携带一个领袖、一人专制的特点。究其原因当然来自前述，极权主义共产党制度的思想蓝图，实践机制的展开和发展。
它们所有这一切，不仅都是彻头彻尾地脱胎於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而且极其具体地对应於基督教各类思想及教会的结构机制。说白了，这个党就是基督教教会及其教团的世俗化，这个社会则完全复制了中世纪宗教社会的机体。它的领袖广义是上帝，狭义则是主教。从来没有过“没有上帝的基督教”，更没有过“没有主教及牧师的教会教团”。
以同样方式及结构建立的共产党集团，有着同样的机制及其要求。领袖原则不是党团可有可无，可以取消的要求，而是这个党天生具有的性质。
所以在二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在一百年的共产党国家发生、发展及稳定中，从马克思等第一代领导人，到列宁、斯大林，再到东欧各国及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如今的习近平，以及北韩、越南、古巴，甚至柬埔寨波尔布特，领袖原则都一脉相承。对此，不分种族文化，都具有这一同样的“遗传基因”。
C.第二个原则是：无论“方式、方法”乃至“规模”，都无限制、甚至肆无忌惮的宗教性的暴力镇压。
上述所有的这些特点，都可以从列宁给“专政”所下的定义中看到。
他说“专政”就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对於运用暴力，列宁自己就曾经处心积虑，运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手段来消灭他的政敌，并以此来恐吓人民大众。（Richard Pipes，《共产主义实录》，郭新民译，第46页）
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苏联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而引起社会不满及动荡时，列宁主张利用不经审判的大规模行刑来镇吓民众。当遭到反对，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无天地灭绝的时候，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说：“好吧，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同上，53页）
在共产党执政史上，列宁实践的这一宗教性的、无节制的暴力镇压方式，在斯大林那里到达第二个高峰。他在三十年代实施的大恐怖、大清洗运动亦可说是到达另一高峰，史无前例。
苏联解体後解密的秘密档案揭示这一令人发指的历史。
尽管很多专家认为这些档案隐瞒了相当多的让人难以启齿的罪行，然而，根据档案，单只在一九三七年、三八年期间，苏联公安部门拘捕了被认为有“反苏活动的”嫌犯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枪毙的有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来，每天要处死一千人！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都被送到苦役营服苦役。
对比沙皇时代，从一八二五到一九一〇年的八十五年中，判处死刑的政治犯总共三千九百三十二人。而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集中营关押着二百三十五万犯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点四。
曾被认为是列宁的继承人的共产党领导人托洛斯基当时坦承“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而托洛斯基自己则咎由自取，在党内斗争中败於不择手段的斯大林，且死於斯大林的暗杀。这是共产党人铲除政敌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另类性质的案例。即共产党政权不仅在镇压民众上，而且消灭任何种类的对手都是如此——绝非个例，而是通常惯例。中共的高岗、刘少奇、乃至胡耀邦、赵紫阳、薄熙来……下场莫不如此。
至於毛泽东、邓小平，波尔布特、金氏家族、卡斯特罗乃至格瓦拉、周恩来，在极权主义运动发生发展中，在极权主义执政政权中，在极权主义国家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其行为及存在都是普遍性的常态。
毛泽东曾经公开说，“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难道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駡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邓小平则杀气腾腾地说，“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
他们不仅放肆地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且直接残暴地迫害党内政敌，如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六四用坦克屠杀学生和市民，可谓人类史上最蔑视人的生命的教科书专页！
这意谓着：
宗教性的杀屠迫害，远远超过伦理社会——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它们不可同日而语！
【4】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所独具的宗教性特质的“动态起伏”：
A.一部共产党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一本典型的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教科书，而且更是一部宗教社会由“神学统治”蜕变为“世俗宗教性统治”的影视作品——一部《一九八四》的文学扩展了的经验现实版。
上述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的两个宗教性的特点使我们看到：在政教分离後的宗教社会，虽然被世俗化、物质化，但是由於社会的结构及机制还是基督教文化思想形成的，因此在很多领域一方面具有宗教性质及其机制，而另一方面却已经是世俗化的问题、形式及内容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会型领袖结构及机制，与其无限制的宗教性暴力镇压，这两个宗教性的政治特点，在世俗化的後基督教社会中，一旦“党政合一”，就会把“政教合一”曾经具有的那些特点及存在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得心应手。
在这个过程中，与宗教社会同时存在的世俗化宗教社会中，基督教社会在中世纪所曾经具有的教会内部的各类分裂倾向，尘世社会的离心倾向，以及政教合一社会所曾经显现的宗教改革乃至异化要求，在党政一体的极权主义社会中也都会存在。
一百年来的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的起伏史，具体地教科书般地演练了这个基督教社会的特点，在走向尘世化的後基督教社会的文场、武场——文戏、武戏。吹拉弹唱，生旦净末丑，凡基督教中世纪发生的、经过的，都再来一次。
B.对於这两个特质，常常会遭到有一些对於极权主义的存在还抱有希望及幻想的人的质疑。
他们认为，这两个特点是极权主义运动攫取政权时的方法，会随着政权建立及其稳定而有所变化，甚至会逐渐有了对这一倾向的免疫力。
对此，过去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十分典型的质疑。其一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後的解冻及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这个变化让本来就是半途突然关注极权主义的汉娜•阿伦特公开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但是几乎与这个变化的同时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六十年代初期苏共重新公开地回到旧的路线，并且不择手段地使得各东欧国家都重回旧路的状态。
其二是中国。在苏联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不但坚持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切，而且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残酷、不择手段地迫害了一大批政敌。十年後则爆发了邓小平对於毛泽东拥护者及其家族的清算。这个清算甚至直接针对领袖及其终身制，提倡所谓法制。
这次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五十年代中期後的苏联的变化类似，甚至更具迷惑力。在国际社会的那些不愿意了解及承认对共产党研究的一些结论的人看来——再重新回复到以前的领袖崇拜，一人决定，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事实是，这幷不意谓着制度已经有所变化，或者说制度开始变了，而只是意谓着社会状态已经从建立政权时的“动力型”变成维持政权“惯性型”。
这一切最典型地反应在，一旦极权统治在“合法性”问题上産生了危机，这个制度的统治者“毫无疑问”，“绝对不犹豫”地会“立即返回”到建立它的，前述的“两个宗教性的特质”——领袖统治，与在方法及规模上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镇压，从而保障他们的极权主义体制。
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前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用坦克、枪炮、野战军，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屠杀手无寸铁，毫无反抗的民众，以及邓小平杀气腾腾地语言——“杀他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在共产党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史上留下了“最为经典性的案例及语言思维模式”！
所以，五十年中期後的苏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说明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即便在它建立并稳定後的惯性阶段，极权主义固有的宗教性的恐怖主义的机制与方法乃至形式，依然和这个制度的“根本的、原始的模型”——紧密相连，从没有被排除出去。
极权主义在它形成及建立阶段时的恐怖主义方法尽管在统治进入平滑时期，“看起来似乎”不再需要它们的时候，“似乎”是多余的。但是仔细观察，人们依然会发现，很多时候只是暂时处於策略考虑，而没有使用恐怖行动，例如近年来对香港政策，二〇一一年的广东乌坎村事件等。这幷不意味着“恐怖成爲多余”的，而更意谓着“恐怖”仍然是一种“随时可以使用”的手段。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那些所谓研究中国社会的专家、分析家们，由於绝大多数都对於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的历史研究陌生，很多汉学家甚至自身就是从年轻时就在共产党社会的资助下成长的，却在那里尽心竭力地寻找中国大陆社会“已经”産生的可能演化的痕迹，或者更加为甚，变本加厉地证明这个极权主义社会已经産生了改变，成为新加坡那样的威权社会。
然而，无论五十年代中期後的苏联，八十年代甚至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大陆，经验给出的历史证明揭示的是——这一切至多不过是蒙蔽自己的双眼；不仅徒劳，而且自欺欺人！
任何明眼人都能够看到，如乌坎村、二〇一二年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啓东，尤其是二〇〇九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无论是那种当局对于暴力镇压的犹豫或者退让，还是再次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规模，都说明：社会制度在政治上从来就没有过改变，更不要说进步；有的只是一种极权主义社会爲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运用不同方式及形式的自我救助，采取了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节。
与中世纪前存在的宗教社会一样，这一切甚至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仍然是除了民衆的力量能恐吓住统治者肆无忌惮外，没有一种机制能够哪怕让统治者延缓采用镇压；也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民衆在其後能够不被秋後算帐！
所以宗教性带来两个机制及特质，如此的两个特质的不变性，证实了它的宗教性。而这种宗教性的构成机制与结果，形成的不只是循环论证，而是一种包括了世俗化、物质化特点的宗教性存在的多重侧面——即更多方式及形貌的展开。
【5】极权主义运动的动态变化——意识形态
A.虽然中世纪的宗教社会存在千年，并且由於其僵硬的等级社会，对於人性及其精神思想活动的禁锢，导致这个社会的停滞及精神活动贫乏、惰性。但是，有人的地方，人的个体及社会存在总会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动态存在。即如俗话所说，在太阳的底下，总会有些新的东西。
脱胎於宗教社会，宗教文化的极权主义，从开始作为运动出现，到其建立极权主义国家，再到其衍生出自己独有的世俗宗教性的文化及社会，它的动态变化，应该绝对不会比宗教社会更少。
关於这个动态变化，其“意识形态”的“形式”及“内容”的动态变化，是最为普遍性的——与具体环境及形势相联系的变化。它贯串於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国家”以及极权主义所独特具有的极权主义“文化及社会”中。
於此，最突出的就是奥威尔专门讨论过的“民族主义”问题。
奥威尔在《评注民族主义》一文中，重点是讨论“民族主义”的语言方式，观念主义的以论带史，真理性学说性的思维方式带来的问题。他之所以选择“民族主义”一词来讨论普遍性的思维及语言方式，是因为作为具体的“民族”的主义问题，在这一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及思维方式中极为典型。所以我们也特开一节来讨论，共产党社会中“民族”问题提法的意识形态化的变化。
B.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及民族主义：另类替代宗教形式
对共产党人及其运动史、国家史来说，对於“十九世纪”在“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观念的认识及运用，曾经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反差极大的反转性改变。
当民族问题涉及到传统及价值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党团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或者不用“主义”这个词，反对一切和民族相关联的观念、思想，价值及生活方式。即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一定是反对一切其它文化传统！
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教义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的工具，诱使民众偏离自己真正的使命，不去进行阶级斗争。在这方面列宁是个极好的案例——他毫无爱国主义情操，非常鄙视自己的民族。在私人通信中，永远用一些极不客气的语言来称呼本国人，例如“俄国傻瓜、笨蛋”等等。有一次，他甚至对作家高尔基说：“才华出众的俄国人几乎都是犹太人，或犹太血统的人。”
同样的感觉及言论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物中，乃至在五四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接受西化的人中都很多。它们遗传到今天的那些口口声声地谩骂中国人为“支那人”、“支人”的那类华人的血液中。
但是民族主义到了斯大林手里却变成了政治工具，他深信，民族主义与排外思想，与其它形式及思想相比，在国内更能够作为政治工具来煽动人心。它甚至比虚幻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理想更为切实有效。
斯大林的这一想法及做法，其实更深刻地反映了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世俗性的机会主义——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政权，他们可以随意地利用一切。
为此，斯大林把自己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等同起来，最初他是谨慎的，但是很快就明目张胆地如此行事及宣传。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後，他下令完全改变苏联共产党关於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政策路线。此前不准讲热爱祖国，此後开始积极提倡热爱祖国；以前讲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老套子——专讲阶级斗争，而此後，就着重讲授俄国在战争时期及和平时代有过的的丰功伟绩。
在二战胜利後达到高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时，已经彻底地融化在苏联共产党的血液中。这一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直到今天，俄国人已经分不清他们如今留恋的是共产党制度，还是祖国在过去的成就及其受到其它国家的尊敬与畏惧时的风光。
事实上，今天的普京乃至中国的习近平所走的路，都是第二代马列主义者，第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走过的路——毫无新意。而那些“支黑”——丧心病狂地专门谩骂华人的人，更不过是停留在原始马列主义泛起过的渣滓中。
C.很多人歌颂的邓小平所谓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其实也是毫无新意。它们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甚至在列宁那里就采用过了。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後的社会混乱中；而列宁也是在十月革命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所造成的危机之後。
一九二一年一月，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基地发生兵变，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则发生了工人大罢工，抗议食品短缺。而在坦波夫省，则正在兴起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
列宁，如其後的一切共产党集团一样——如中国一九五九年对西藏民众，一九八九年对天安门学生，二〇〇九年乌鲁木齐事件一样，立即采取最残酷的军事手段，甚至运用了毒气。无独有偶的同样是，邓小平的前辈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单靠物理镇压是不行的。一九二一年初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再用武力强征粮食，农民以实物交税，余粮允许自由市场销售。政府允许私人制造消费品及进行小规模贸易。但是规定——国家经济的“命脉”，基本工业由政府掌握。
虽然这项让步政策来得太晚了，没有阻挡住大饥荒，饿死了五百二十万人。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鼓舞下，经济恢复得很快。到一九二八年，苏联的谷物产量已经达到一九一三年後的最高水平，虽然仍然不及一三年帝俄时代。
在俄国，甚至在俄国以外的西方，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标志着俄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不再是旧日共产党。有人甚至把这个政策比作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七九四年发生的“热月政变”，说俄国发生了“热月政变”。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比喻不伦不类！因为热月政变，法国雅各宾派领袖们“被处死”，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却比以往“更加牢固地控制着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把让步政策当作权宜之计、喘息的机会，巩固暴力政权的手段。後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6】极权主义国家及社会的动态变化——政治、经济及社会：
在对於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的认识及论断中，长期充斥着一些并非共产党极权主义问题研究者的妄言、妄断、甚至自欺欺人的幻想。
A,关於“权力构成及机制”的动态变化
这种在政治上的妄断及幻想讲得最多的一个就是“和平演变”问题，而被说到的最多的观点则是：这个社会有了私有经济的松动，一旦有中产阶级出现，就会慢慢解体。
实际上，由於极权主义运动及其形成的政权、制度及社会有着自己的形而上学前提及类宗教性的学说教条体系，所有它的存在乃至改革，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理论及其观察来说，可以更为普遍地推论，它一旦形成自己的制度、规范及范畴，自己的文化及社会，任何由其自身衍生出的演变都不具有推翻其前提的可能，只有为其前提服务，延长及稳定它的存在的可能。这是一个不争的、自洽的事实。
极权主义的经济及政治结构及机制，不产生导致自身解体崩溃的条件。这是极权主义专制与传统专制，尤其是东方的所谓威权性、伦理性的专制的最为根本区别！
极权专制与基督教宗教社会的专制一样，与任何神学为前提的专制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下导引出来，衍生出来的专制。而传统专制只是一种“权力专制”。
它决定了极权主义专制最典型的逻辑性结果及现实经验事实：
极权主义统治集团的利益基础，决定了它内部产生的任何变化冲动，都是一种对於更好的、新的“维护及巩固”其统治的寻求。
道理很简单，事实则很明确也非常明白地存在在那里！因为：
第一，由於残酷的实行了专制手段的统治，因此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尤其是权力结构上的人，都可以说犯有谋杀罪。为此他们都非常明白地知道，维持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对此，受到毛泽东迫害的邓小平、刘少奇，甚至胡耀邦等，都从来不敢想象彻底清算毛泽东，就是对此最清楚明确的证明。
第二，极权主义制度内部同样有着它自己的经营变化轮替的机制，而且这个轮替甚至可能是大规模的。然而，那些新进入极权主义社会权势机制的人，所谓中产阶级，很知道他们自己的权势是如何得到的，怎样才可能保持它们并且更上一层楼，结果是，甚至比原来老的机制中的权势集团中的人对权力及位置，对财富更加饥渴。
关於这一点，由於四十年来权势集团的更替及毫不掩饰地张扬的那些暴发户，甚至把社会及其民众都刺激到已经“见怪不怪”。没有这种暴戾的“权势贪婪”，才是反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共産党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机制的变化，在如此一种制度机制下，永远只会朝向有利于这个机制的方向演变——在政权内部几乎没有根本性的离心力因素存在的可能！
B.极权主义制度既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崩溃，更不可能由於发展而变化解体：
关於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存在的第二个经常见到的陈词滥调是：经济危机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崩溃。实际上，这个命题是极为典型的一厢情愿的命题。因为尽管历史上不止一次、反复出现的经验事实是，即便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甚至饿死几百万人，也从来没有导致过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崩溃。与之相反，它反而造成内部的矛盾及动荡，外部国际社会的压力，反而帮助了极权主义政权采取高压乃至暴力政策的合法化、合理化，使得他们能有效地利用固有的权力，以及其特有的动员能力，安稳地躲过灾难，甚至是平安地驶向另外一个更为稳定及有欺骗性的状态。
对此，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经历的大饥荒及大衰退；中国五十年代末期後人为的史无前例的饿殍满地的大饥饿灾难，以及紧接其後就爆发的十年文革，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遭受空前的破坏，死亡及受到迫害的家庭和个人再次超越千万後所发生的事情。
在所有这些灾难之後，如果说苏联三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及二次大战的胜利被解释为具有一定的偶然成分，那麽，更为典型及迷惑力的是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後，共产党极权主义统治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迎来了其存在最稳定，在经济问题上所谓的最具“合法性”的状态。
最近四十年的中国大陆的历史，虽然不能够证明极权主义国家不会再次发生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社会灾难，但是能够证明——经济危机并不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它只是让民众经历巨大的牺牲和灾难。
更为可怕的是，极权主义政权从来不怕经济危机及成千上万民众的家破人亡的灾难。所以单纯的经济破坏及制造灾难，鼓吹西方各国制裁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不是对抗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好的方法，而且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民众！
20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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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