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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来
★对於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政治哲学着作
★当万事万物都被经济化，公民身分与民主的本质也不断被掏空
当代政治理论家温蒂‧布朗 Wendy Brown首部繁中译本
上个世纪八〇、九〇年代开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大幅改变了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将国家与市场视为对立之物，主要特徵是针对国家的去管制，公营事业与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对福利国家的攻击。评论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则多聚焦在下列诸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任意的商品化与轻率的商业行为、企业与资本在政府中逐渐增加的影响力、层出不穷的经济灾难与不稳定。
本书作者布朗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与批判新自由主义。她以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作为思考起点，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理性秩序，当这种治理合理性被广泛散布出去，便会将特定的经济价值、实践与指标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面向，国家与个人都以当代公司为模范：我们都变成了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除此之外什麽都不是。
当万事都被经济化，当世界只剩下经济人，政治生活（这是傅柯理论所未及之处）的场域也被经济词汇重构时，民主的基本要素，如正义原则、政治文化、公民习性、统治实践以及民主想像，都无声无息地被消解，人们关心公共事物的空间以及共好的基础消失了，公民身分与政治主权的实质内涵也被掏空。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重要效应，便是抹消原先就已摇摇欲坠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
透过对政治哲学史的回溯与对新自由主义法律、政治实践、治理和教育的细致分析，布朗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种种戕害，也明确指出，民主如果想要有未来，就必须对将所有形塑未来的力量让渡给市场、坚持市场「知道什麽才是最好的」的思考模式进行更深刻的反思与检讨，并发展出一套有别於资本主义全球化且令人信服的另类方案。
温蒂‧布朗 Wendy Brown
美国政治理论家，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UPS基金会社会科学讲座教授、曾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荣誉教授。
布朗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欧陆哲学、文化理论和批判理论。近年的研究重点则在新自由主义及其所造成的价值空洞与虚无主义现象。
作为美国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布朗撰写和发表过许多关於言论自由、公共教育、政治抗议、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Q权利、性侵犯、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书写与演讲。她也积极关注并抵御大学私有化的种种政策。
布朗的知名着作除了本书外，尚包括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受伤的国家：晚期现代性的权力与自由，1995）、Regulating Aversion: Toleran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and Empire （调节反感：身分与帝国时代的宽容，2006)、Walled States, Waning Sovereignty （墙国，弱主权，2010）、 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新自由主义的废墟：西方反民主政治的兴起，2019）。
译者简介
申昀晏
高雄人，译有《世界体系分析引论》、《战争的框架》、《危脆生命》、《言论自由》。
译者导读 万事经济化之後，政治行动的空间在哪里？
前言
1 消解民主：新自由主义如何重塑国家与主体
2 傅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描绘新自由政治合理性
3 重探傅柯：政治人与经济人
4 政治合理性与治理
5 法与法律理性
6 教育人力资本
结语：失去裸民主，以及倒转为牺牲的自由
前言
这百年来满是政治讽刺，但最讽刺的也许是，冷战结束、主流名嘴拥戴民主的全球胜利之际，新形态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eason）在欧洲—大西洋世界（the Euro-Atlantic world）中被释放了出来，而这种治理理性让民主这个概念完全失去其着力点、在实质上被掏空得一乾二净。不到三十年，西方民主便彷佛幽魂般憔悴得瘦骨嶙峋，其未来处处受阻，甚至是否仍有未来都成问题。
新自由主义不仅以市场价值浸透民主的意涵或内容，还攻击民主——由人民主导的统治——的种种原则、实践、文化、主体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不仅仅是削下自由民主的骨肉，还烧灼种种更为基进的民主表达方式——在欧洲—大西洋现代性中，许多时不时爆发的运动都在争取更具韧性的平等、自由与人民统治，亦即追求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无法到达的境界。
新自由主义对任何形式的民主组织与民主未来皆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我的主张奠基於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特殊理解：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经济政策、意识形态或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重置。新自由主义是一套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发展的规范性理性秩序（a normative order of reason），这种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被广泛且深层地散布出去之後，便按照特定的经济形象来转变每个人类的领域与付出，甚至是人类本身。所有行为模式都成了经济行为模式，所有存在的领域即便没有被直接货币化，也都被经济词汇与经济指标所框构与衡量。在新自由理性与其所治理的种种场域中，我们无论在何处都只是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而经济人本身有其特定的历史形式。当代的经济人远非亚当‧斯密（Adam Smith）笔下被「交易、以物以物与交换」的自然驱力所推动的生物，而是被以非常强的力道治理并构筑为人力资本的单位。人力资本被赋予的任务是改善其竞争定位（competitive positioning）并在各方各面加强其（货币或非货币的）投资组合总市值（portfolio value）。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诫命，因此也指引了我们的方向，并描绘出新自由主义国家、大企业、小公司、非营利组织、学校、顾问、博物馆、村镇、学者、表演者、公家单位、学生、网站、运动员、体育队伍、研究所规画、医疗提供者、银行与全球法律与金融制度的种种计画。
当民主的戒律与准则皆被这种理性与治理秩序重构时，民主会发生什麽事？原先致力於追求个体与集体的自我统治以及支持自我统治的种种机构都被取代，转而成为增加资本价值、竞争定位、信用评等的颂歌时，是否还有民主可言？当人民自我统治需要的言论、审议、法律、人民主权、参与、教育、公共财以及分权都被经济化时，民主的未来在哪里？促使我撰写这本书的，正是这些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挑战了许多关於民主的老生常谈——民主是西方的永恒成就，因此不可能消失；民主仅由权利、公民自由与选举所组成；宪法与不受阻碍的市场结合後便得以保障民主；民主能化约为在国家提供的秩序与安全中最大化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这些问题也挑战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自负，亦即人类对民主有某种自然且坚韧的渴望。我的问题的前提是，民主的自我统治必须由一群渴望实践自治的人民有意识地赋予价值、浇灌并照顾，而这群人民必须抱持相当的警戒心来抵抗无数想要扭曲或侵害民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力量。必须让大多数人得到充分的教育才能完善民主，而当种种权力与问题变得更复杂时，这任务也变得更为艰难。最後，我的问题还有个前提：人民共享的自我统治承诺是值得的，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即是达成别的可能的善事（possible goods）——从人的茁壮到整个星球的永续——的潜在（即便不确定）手段。民主不是唯一突出的政治价值，也无法确保我们避开暗巷，而尽管许多聚焦在全球治理、专家管制、人权、安那其（anarchism）或非民主版本的共产主义等左翼计画不愿承认，我仍认为，民主更有可能替我们带来一个「可活」的未来（a livable future）。
这些备受争议的前提都没有什麽神圣、自然或哲学的基础，也无法透过抽象的理性运用或经验证明来奠定基础。这些信念是受我们对民主的执着（attachment）、对历史与当下的学术性思索与论证所驱动。仅此而已。（未完）
内容连载
长久以来，经济人都是学者批判分析的对象。许多学术文献皆在探讨经济人的起源、其不断转变的形态，以及其被赋予普世性与存有论地位的过程是如何有问题等。经济人在现代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後，许多人开始批判其所推广的世界观，包括对人的化约、对世界的除魅，以及对另类价值的排除。尽管上述种种研究与分析都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但却没有一个人抓到我的论点。虽然理解这个生物是谁与是什麽都很重要，经济人在西方历史与思想中如何诞生与何时诞生也的确是个难题，而我们也的确不该忽视其在历史上每次登场时的差异，但我的目标是理解经济人最终如何把别的「人」的形象与召唤全数抹灭，以及这最终带来何种结果。经济人对别的形象的大获全胜是如何在每个领域中都成为常态？而当这件事发生时，经济人究竟采取了什麽形态，有什麽行为与内容？赢得最终胜利的经济人究竟是谁？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章首先简短梳理傅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新自由主义讲课中如何将经济人理论化，再爬梳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济人与政治人不断改变的形态与定位，接着稍稍思索当代经济人的性别，最後讨论经济人是如何透过某种规范理性秩序与奠基於其上的治理合理性来散播其自身的形象。
傅柯的经济人
在一九七八到七九年的法兰西学院讲课中，傅柯描绘了经济人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人如何从透过交换满足需求的动物，转变为自身的企业家。「古典经济人的特色」，傅柯说道，「在於其为交换的夥伴，而效益理论的基本问题意识则是需求。」我们每个人都到市场提供我们手上的东西（劳动或商品）藉此交换我们所需之物。相对於此，新自由主义式的人到了市场後则如傅柯所言，「是自己的资本、自己的生产者、自己的所得的来源。」无论是卖东西、制造东西还是消费，新自由主义式的人都是在投资自己并生产自己的满足。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而非交换，而透过投资来使资本增值则是每个资本实体（capital entity）与其自身的关系。
傅柯识别出经济的一般转向以及经济人的转向，这点对於理解新自由主义如何构想两者而言帮助极大。然而，就如後文所言，傅柯的解读中遗漏了某些要素，以至於他无法以自己识别出的特徵来看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政治生活与政治主体带来的後果。
经济人是什麽？经济人把人视为从根本上受经济考量所驱动与导向的人，而这则引出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构筑出经济人的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每一种人的形象都是以其与别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来界定的，「从根本上便是经济性的人」也须与「根本上政治的、有爱的、宗教的、伦理的、社会的、道德的、部族的」或别的种类的人做出区别。即便其中一种形象取得霸权，这种形象也必须藉由其与别种可能性之间的差异来描绘自身——与别的可能性在暗处交锋、无视别种可能，或使其屈从於自身。因此，只知道「人类的驱力与动机皆出自经济」仍有所不足，我们必须知道这代表「我们不是什麽」，尤其是哪些我们所坚决不是的东西被排除了。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形式与内容。也就是说，「经济人是什麽？」这问题奠基於经济如何被构想，以及其在与别的生活领域、别种逻辑、别种意义体系、别的活动场域之间的关系中处於何种位置。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专家统治》（Rule of Experts）中提醒我们，带有冠词的名词「the economy」（经济）只在一九四〇、五〇年代才开始指涉某个客观的领域，而非一种过程或实践。在此之前，没有冠词的「economy」指的是以尽可能少的手段追求渴望的目标，很接近我们当今对「效率」或「划算」的理解。在当代的语言中仍能找到这类痕迹，例如「这是个很经济实惠的方式」、「节省」（economizing）预算，或坐飞机时的「经济舱」。因此，米切尔表示，与「political」（政治的）这个形容词结合在一起时，「economy」指的是一种治理共同体事务的特殊模式，而非某种生产与交换结构，也并非市场领域或物质生活的场域。事实上，只有在塞入冠词之後，「the economy」才被当成一个自足的结构，而财富生产在其中变成其自主的场域。与「economy」的字根「oikos」相比便能理解这点：对古希腊人而言，「oikos」指的是家户的空间或场所，而非物质生活本身，亦非市集或「the economy」。简言之，把「the economy」视为或物化为与别的领域有所区别的对象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而这现象则影响到我们如何指涉「经济人」，以及在听到「经济人」时作何理解。意识到这晚近的现象，同时也能让我们在听到「市场起伏不定」、「市场受挫」、「市场对西班牙债务的恐惧做出反应」等句子时产生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能理解当前正在展开的事：虽然我们持续指涉「the economy」（包括其活动、健康、成长率、困境），但在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指标散播到所有生命领域与人类活动的领域後——亦即卡利斯坎与卡隆所说的「经济化」过程——经济领域的边界早已消蚀，而「the economy」这类用法也变得过时。换言之，「the economy」不仅并非跨历史的范畴，还有可能仅是二十世纪一场短暂的事件。那麽，与其说有超越时空的经济人，毋宁说经济人是个非常多变的角色。
若要将经济领域概念化，并理解在其中形塑出来的经济人有何种形象，便必须注意其历史性，了解哪些对立或相邻的活动场域扮演了构筑性的角色，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其核心动力、特质与行动者。经济生活是否如斯密所言，从根本上便是透过劳动分工与交换所建立的？还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扮演核心角色的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又或者是像李嘉图所主张的，是分配的运作？还是马尔萨斯（Malthus）的说法才正确——经济生活是人口学的问题？又或者是如凯恩斯所坚信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出在聘雇与资本的边际效益？还是其後的宏观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其实是社会动力与整合的运作机制？还是说，经济生活就像各种流派的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应该定义为大大小小、相互竞争的资本实体的市场？经济领域与其基础、构筑性成分与动力如何被建构与理解，也同样决定了其中的主体被如何理解——例如，是劳动或劳动力、商品或交换的生物、消费者、客户、企业家，或自我投资的人力资本。（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