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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来
序
前言：那些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洋人华人 (节录)
最早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是一位洋人，他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头两年同宿舍楼层的美国学生布兰福德‧派克（Blanford Parker）。他这个夜猫子每天都要熬到淩晨三、四点钟才进自己的房间睡觉，我是他忠实的粉丝，经常晚餐後的傍晚或上半夜都会与他在同层宿舍的交谊应（common room）闲聊一两个钟头。他说我是他平生第一个亲身交往的中国人，我就用我初级阶段的英语口语尽量向他介绍关於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由於同宿舍两年，他这位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研究生里公认的大才子成了我极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就逐渐向他讲述我所经历过的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中国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剧烈变迁的实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们底层民众在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当我开始讲述中国民间的故事时，布兰福德圆圆的胖脸上常常从一开始还带着好奇的孩子气的表情，听着听着，就被我的细节描述震惊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叹：「丁，你比我的年纪只大了两三岁，而你经历过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状况，在我们美国至少是十九世纪前才可能发生，有的甚至是像欧洲中世纪的现实。」两年以後，布兰福德向我建议，应该把我的经历记载下来，用英文出版，让外部世界对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国的认知，更加贴近普通中国民众的人生脉络，而不要被中国官方的宣传所误导。於是我俩约好，在学校放假期间每周坐下来两次，我口述，他听着，在关键点上他向我发问，我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叙述方式解释那些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和事。我俩的口述对话用卡式答录机全部录下来，每盘磁带大约一个小时长。我们一共录了约四十盘。布兰福德说，等到我们大致录音完毕，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俩试图拟定出一个不落俗套的书名，几番琢磨，决定书名是 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 （《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既符合事实，又很特别，觉得这挺棒！布兰福德对美国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议我们的书稿大体完成後，找一个出版界的版权经纪人，尽快与出版社签约。他特别中意位於纽约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说该出版社在学术文化界声誉佳，还会组织新书会友活动，版税也不错。
於是我俩一边录音，一边提前享受书籍出版发行後的精神物质双收获。可是一年以後，布兰福德却抽不出时间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他要尽快把博士论文完成，通过後拿到学位，抓紧时间找一份大学的教职，他觉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龄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里却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录音磁带收拾好交给我，说妥善保管着，等到他的教职稳固後，我俩再继续合作做成这本书。他在一九八八年毕业以後，我俩再也没能见面。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中，他多次表达了惋惜和遗憾。这个计画的流产是我在美国十年留学和工作期间最伤感的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励写回忆录的刺激也是来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个小组。一九八九—一九九○学年期间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会学系一位正教授的电话，说有媒体来采访我。我进到教授办公室，才知道有一个教育纪录片小组在为一部关於现代中国的三集大型影视作品做前期研究，几位哈佛大学资深教授推荐了我，说我经历过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国历次大冲突、大动荡。采访小组认真地解释了这部三集作品的意图，主要是为英语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据大事件参与者们的经历和反思为基础的生动鲜活的影视资料，以增加西方年轻学生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切了解和辨别能力。三集的总题目是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国：一个革命的世纪》），第一集基本上已经录制成功了，内容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大革命，即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拚搏。第二集的内容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历次政治风暴。第三集是邓小平领导的推动现代化的革命。我的经历将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里，以第二集为主。整个三集的制片人和总编辑是一位在国际上很受尊重的媒体人，Sue Williams 女士，据我後来知悉（但我没有与她详细讨论过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辈曾经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做慈善事业。她对中国既有深厚情谊又有客观理解，她强调这三集作品是以中国的民众为主题，深入草根社会。我被告知，这部作品不是商业操作，而是严肃的教育作品。她们先要系统地采访我们，把资料整理完毕後，再拍摄电视片。我当然非常乐意参与。她们的工作延续了数年，我一九九三年春离开美国之前，已经看到第二集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随後在二十五个国家上演，受到普遍的好评，很快获奖多项，诸如两项 CINE Golden Eagle Award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两项Christopher Awards。我在第二集中讲述的一九五八年起发生在我们皖南乡下的惨景，令发达国家的观众惊恐哀伤；我讲述的一九六六年夏季开始的红色狂飙，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师生血脉贲张。那些我辈中国人真实经历的细节之力量，远胜过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拍摄小组成员希望我继续和她们合作，把当代中国几轮的翻天覆地，特别是普通中国人如何备受煎熬老老实实讲给全世界听。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Sue Williams，她们制作的这三集历史纪录片，犹如墓园里耸立的一座无名烈士纪念碑，让观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经化为泥土的无数小人物；把他们碾压成泥土的历史巨轮，从来没有表示过怜悯和歉意。Sue Williams 说会把我的这个评语转告她的同行和朋友们，让他们知悉，一个差一点也被革命巨轮碾成泥土的中国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导摄制的作品。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大疫情期间美国的大学经常不能开设面对面的课程，教授们只好尽量寻找具有高教育素质的影视资料让学生们观看。在一个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学术团体里，这部纪录片被热情地推荐：“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1976 (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 意思是这部纪录片在所有关於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影视作品里，独树一帜，因为被采访的主角们都是一九四九年後毛泽东发起的历次翻天覆地运动的参与者。
下一位鼓励我写回忆录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主管，我们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好朋友。一九九一年秋季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後，等待着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这期间，我一边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力图尽快在西方出版，同时在哈佛本科生学院「社会研究委员会」教两门小组讨论课，为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做学士论文提供帮助。为了核对资料，我每周都要去Nancy的图书馆待好几个小时，有次她认真对我说，「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辈子教书？我看你最适合的工作是做历史纪录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经历过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写成文字，然後与电影电视界的专业人员合作拍摄。观众以大学生为主，也可以到公共图书馆播放，举办讨论会和讲座，这样你的读者群、观众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经验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应该把它们记录在案，再变成影像资料传播开来。」Nancy在这个图书馆里工作了几十年，对有关亚洲的各类图书资料的读者群受众群的相对大小、对哈佛大学师生有关亚洲问题的研学和阅读习惯、对美国和亚洲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长期互动，观察入微，把握精准。她的忠告时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没有忘记这个忠告，二○○八年夏季她来北京出差与我会面时，还提到了这件事，还建议我做系列口述史。
……
我对自己的回忆录有一个意识清晰的定位：作为一介平民个人，我的回忆录绝无可能像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的回忆录，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为不论是正是邪是胜是败，都有记载下来的价值，即便有些细节相当琐细。我的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则是基於另一种维度的分量：我所目击的、经历的、参与的许多事件，属於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甚至绝无仅有的异常现象。这些事件不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甚至几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且对那以後的中国乃至周边社会的变迁继续发挥着强韧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够忆及的事态诚实地记载下来，就为当今的和往後的人们留下一部鲜活的见证史。见证史的价值不在於见证者本人的分量，而在於被见证的事态的分量。在若干的时间段，我也曾鼓吹过、发起过甚至组织过规模不等的群体活动，它们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们的某些遗产在後来的岁月里被人们反覆提起。在回忆录的适当部位，我也会对我以前的言论和作为进行反思，这个建议是台湾署名「顾尔德」的一篇严肃书评针对《液体的回忆》而发的；香港的青年读者群特别是曾经听过我的中国文革课、二十世纪全球共产主义兴衰课、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比较课、东西方专制独裁政体比较课的学生们（很多来自中国内地和其他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都是合情合理的。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将立足於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十九世纪以来比较革命史的主要脉络。这些革命除了中国本身的革命运动，还含括俄罗斯革命和苏联的瓦解，德国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