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支联会的战役．2】烛光下的记忆与遗忘：“行礼如仪”之始、年轻化失败之后
1990 年 6 月 4 日，六四一周年，维园首次举行烛光晚会。
烛光初次照亮了 15 万港人的面庞。
“我由台上望落去，系一片烛光海，好似天上面星星，冚唪唥降落到地上。一点点烛光，好似象征住每个人所凝结咗嘅眼泪，我以前系未见过咁悲壮嘅场面。”九七回归前，己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铿锵集》动情地忆述。年年月月，随着各大报章，香港人把这片烛泪，牢牢地烙印在记忆之中。
烛泪长流三十载，直至再也没有获批不反的烛光晚会。
摄：Nasha Chan
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轁文及李立峯发表论文《香港不能忘记六四之谜》，指出六四集体记忆能历久不衰，在于当年传媒的社会烙印，也在于其后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否容许社会组织、传媒运作的自由，作出论述的机会多寡。
“当事件触及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事件本身也激动人心，因此而产生的共同经验才刻骨铭心到足以进入社会的长期记忆……集体记忆的守护者必须懂得这些情感因素对社群的影响，才能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和激发记忆。”
支联会存在之特殊，唯一的任务，就是守住六四记忆，对抗遗忘。
今年六四，当香港容不下公开的烛光，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支持平反六四”比率创 2003 年后新低（45%），应解散支联会创 1993 年后新高（28%）。秘书蔡耀昌回应传媒时称，压力下会步步为营，但不会自乱阵脚。
三十多年来，支联会是怎样守护集体记忆？在飘移的红线中，一班常委、义工如何砥砺前行？
走在维园足球场，五十多岁的常委黄志强拿出 1993 年“支联会义工组”的 T 恤，侃侃而谈，说起烛光晚会的布置。八九民运，他才 24 岁，在地盘做机械操作员，每逢周末或平日晚上必定前往游行集会。自 1990 年起，他担任支联会义工逾三十年，他任职组织部，负责与义工沟通。
支联会常委黄志强站在六四晚会“民主烈士纪念碑”位置
大台位于近天后那一端，他顺序数过来，第二个足球场得挂上天安门广场巨幅横额 — 要挂上足球场铁网，需要合二十多人之力才挂起，还要避开大风大雨；第三个足球场上，花一小时组装木制的“民主烈士纪念碑”、后用吊臂车吊起放到台上，因为例行有献花仪式，不能离台太远；第四个足球场，则摆放民主女神像。准备工作通常由 6 月 3 日晚上 7 点钟开始，工作到 12 点，最晚则到了凌晨三点，而大部份义工在六四当日会请假。
哪一年最辛苦，他说不清，“年年都咁辛苦，冇边年舒服，咁最舒服系上年囉。”他哈哈大笑，没有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他才终于停下来。
回首当年，当六四运动抗争的气氛平息后，支联会的重心转移至延续八九民运记忆。虽然多年后被批评“行礼如仪”，但开端均是创新，不少鬼主意，来自创会常委曾健成，例如用索带挂横额、制作年宵摊位的组合式铁架、“民主烈士纪念碑”等等。
人称“阿牛”的曾健成走在维园，支联会创会后任常委十年，他仍然清晰记得支联首年办年宵的摊位位置
作为民主台的核心成员，曾健成常常在进行新尝试后，照搬到支联会实行。1989 年十二月，罗马尼亚革命遭血腥镇压当晚，曾健成与区议员卫庆祥、民主台一班人即兴在遮打花园临时举行晚会，他灵机一动，买来一堆洋烛，作悼念用。其后，他在支联会常委例会中提出同样做法，人人赞成，到了“八九除夕民主大集会”中，人人手持一根根白色洋烛，在翌日的“九０元旦民主大游行”又义卖洋烛捐款去罗马尼亚，一共筹得 18 万 — 自此烛光晚会有了雏形。
临近六四一周年，宣传密锣紧鼓筹备。四月，支联会清明节献花牌悼六四死难者，到了五月，他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直升机盘旋，北京学生放风筝阻挡监视，便照板煮碗，“天安门有发生过嘅，我就将佢拉埋香港，大家可以一齐参与。”数月前民主台已办了一次自行车游行，他又提议支联会跟机办“中华民运自行车大游行”，由大围自行车公园出发至沙田新华社，司徒华也有份，约三千人参加。
支联会每年举行的的“民主风筝行动”，摄于 2000 年前后（徐汉光提供）
倒是烛光晚会需要新噱头。六四镇压后，民主台在新华社外设置灵位和祭坛，供市民致祭，曾收集 300 万个市民签名，再火化。一周年烛光晚会前，曾健成提议重演事件，由街站收集签名，制作火炬点燃签名祭祀，甚至亲手制作火盘。
1990 年新年年宵花市，支联会一投投了四个摊位，卖民运书籍、市民捐赠的迷你民主女神像，人群汹涌而至，筹得 40 万，全是现金。由于新年银行放假，曾健成托弟弟秘密地把一大袋钱带回家暂存，对方竟也寸步不离，由年初一到年初三，忧心过头，年初四打来跟曾健成诉苦，常委们才紧急要求银行开“夜库”存入现金。
1990 年的支联会年宵摊档，可见挂着“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的挥春。（支联会提供）
到了第二年年宵，现成物品已售罊，一众常委一筹莫展之际，曾健成大胆向司徒华提议说：“华叔今次难为你。”司徒华问：“卖咩？”他说：“卖字，卖字咪得囉，你写啲诗词歌赋去卖，得㗎啦。”大家又赞成。到了维园，司徒华即席挥毫，一张张对联卖过千元，仍然大排长龙。宣纸易干，挥春纸不吸墨，于是义工人手一个风筒猛吹，曾健成在一旁做“书僮”斟墨，同场还有尊子、马龙即场画漫画，自此掀起一阵政治人物写挥春的热潮，司徒华每年以墨宝筹款，直至逝世。
直至今年维园年宵支联会摊位被禁、六四游行集会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支联会坚持多年的一系列悼念六四活动，仅剩五月初洗刷国殇之柱、以及“毋忘六四”长跑，能顺利在四人限聚令下完成。
今年 5 月 16 日维园南亭广场，秘书蔡耀昌、副主席邹幸彤与两名支联会成员拉起“遍地烛光悼六四”横额，高呼“平反六四，越走越近！”四人由铜锣湾起跑，途经政总被保安驱赶，到港大国殇之柱，再跑到西营盘的中联办，期间被众多传媒簇拥，还有疑似便衣警环伺 — 行礼如仪的安全感尽丧，空气中隐隐约约浮现一种不安感。
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左二）、副主席邹幸彤（右二）、常委梁锦威（右一），以及邓岳君（左一）高举支联会的旗帜，在铜锣湾开展六四长跑
第一个提出长跑的人，是现常委邓岳君。
时为六四 17 周年，适逢零八京奥 ，烛光晚会人数堕入低潮，当时为支联会义工的邓岳君提出长跑，那一次跑 17 公里。“年年去做呢个悼念好似冇咩出路，而长跑嘅最高精神就系，你有一个目标去冲线嘅，会有一个终点嘅。”
多年来，支联会依赖一群义工无偿付出，在看不见终点的路上，在黑暗中，持续跑下去。
司徒华著作《大江东去》中，曾称许支联会义工组犹如“幕后英雄”，“来无踪去无影” — 黄志强一直记得这六字评语。
成军初期，支联会要由其他组织借人手，安排活动，尤其是曾健成所在、当时有六百名成员的民主台。1989 年九月“六四百日祭大会”后，曾健成索性提议招收义工，因必须有紧密活动，维系义工关系，他又福至心灵，提出在不同节日，将数以万计的心意咭寄去北京秦城监狱，慰问异见人士，称为“爱心寄秦城”。活动在圣诞节展开。
1990 年 12 月“爱心寄秦城”摊位（支联会提供）
前十年，支联会活动频繁。未有互联网的年代，反新闻封锁部每年动辄寄出数以万封民运剪报回中国内地，一班义工要搜集剪报、交给秘书处印刷、贴邮票、手写信封。六四前的宣传期，除了清明节献花活动，还有大小活动要去街上挂横额、贴海报，义工们试过走遍全港百多个公园，与地区团体合办“中国民主运动历程展”，又每周末去做“民主教育推广剧场”等等。最忙时，黄志强每天只睡四小时，见其他义工比家人密。他笑着说：“都话有义工结婚，你试吓唔请支联会义工组去饮？抗议㗎。”
“只要支联会要人，呢一群人可以突然间组织出嚟，一做完嘢，就消失喺大气中。”2005 年 1 月 17 日，赵紫阳逝世，常委在中午十二时拍板决定办悼念仪式。下午三点半，一班义工已经通力合作，在维园南亭广场搭起临时祭坛，在 48 小时后正式举行悼念会，供市民献花哀悼。
“任何一个系支联会做嘢嘅，佢可能只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即使小事如折烛光纸杯，黄志强仍觉得，“如果佢冇咁嘅坚持，你冇可能长年累月不断帮支联会做咁多嘢。”成为常委多年，他觉得分别只是多开几次会，方便联络义工，无阶级之分。“司徒华先生喺度嘅时候，都系一个义工。”无论有多忙，义工筹备活动，司徒华总会抽空出现，尤其在港大组装高七米、重逾两吨的国殇之柱时，一班义工需要爬高、搭架，由中午做到翌日凌晨六点钟，司徒华留守现场，寸步不离，更下达严重警告，大型活动必须买保险，令黄志强印象深刻。
1989 年起投身支联会的义工，至今仅剩十多人，他们坚定相信平反六四，情如手足，同喜同悲。
昔日不下两个资深义工缠绵病榻，仍向医生申请出院，参加六四集会。教车师傅黄清和自民主歌声献中华起担任义工，其后患上骨癌，离世前一两年仍想参加“526 爱国民主大游行”，黄志强便找人驾车送他，坐轮椅抵达起点时，一大班义工与他握手致谢。又曾经有义工离世，家人难以独力操办白事，差一万几千，一班义工兄弟除了帮忙操办丧事，又多封帛金，凑足治丧费。
黄志强展示 1992 年的支联会“不想回忆、未敢忘记”T 恤，这八个字是当年有人托内地书法家写给香港
“你几难得可以揾到一班喺几十年里面，可以同你一齐并肩作战嘅人啊？识一班朋友二十年，成日同你吃喝玩乐就可以，但系揾一班人可以同你有共同信念，一齐抗争，二三十年……茫茫人海几百万人，你可以集到班咁嘅人，系非常之难嘅事。”战友相继过身，他难过，但仍庆幸相遇。
高峰时，支联会义工团足足有四百多人，十八周年后只剩 260 名登记义工，核心义工有二十多人。黄志强过去几年已主力训练纠察长，但他从来不怕没有义工。“我只系相信一样嘢嘅啫，我有需要嘅时候，六个足球场里面，我有一个足球场嘅人可以起身帮我做义工，系一定嘅。”
一班义工守护六四的集体记忆，也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份。
梁锦威读中学时，中史科教科书只有一小段落提到六四，却只字未提香港民运，一片空白。
后来，他才知道香港人的民主启蒙，来自支援北京八九民运的经历。
支联会世代之间的鸿沟在于集体记忆。梁锦威今年 36 岁，刚好搆得着这份记忆的“水尾”。1989 年时，他四岁，仍是懵懂稚儿，只记得电视画面沉重得令父母哭泣。到了中学，他才由老师口中得知八九民运事件，又去了翻阅六四剪报和书籍，出席六四晚会，产生兴趣。读大学时，他加入学联，为六四，一班成员去过时代广场绝食 64 小时。
时年正值零三七一，与零八京奥之间。梁锦威唸中国研究，参加中港交流团，尝试与中国学生提起六四，每次必定被提问：“你哋系咪好清楚件事？”他只觉得，中国境内普罗大众无法接触八九民运，六四历史犹如一片空白，“佢觉得自己系咁，其他人都会系咁，所以觉得我哋接收嘅嘢可能好模糊嘅资讯。”之后无法谈论下去。
支联会常委、现任葵涌邨北区议员梁锦威
没有支联会传承，无法保持对六四的热诚。梁锦威：“2019 年会参与运动嘅（年轻）人，对一四年占中运动概念都好模糊……正正因为冇一个组织好似支联会咁有系统，每年可以坚持去做同一件事，令社会每年继续记住呢件事，喺小朋友或年轻人眼中，就好快会变成一件历史事件。”
2011 年起，经支联会安排，“六四舞台”曾于二十多间学校巡回演出舞台剧，包括《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和《让黄雀飞》，同一年，支联会与教协合办“广场的日与夜学生营”，把维园化身天安门广场，64 名学生扎营 64 小时，密集式聆听亲历北京六四及香港支援民运的嘉宾分享，不过，梁锦威可惜随着 DSE 新学制推行，学校的考试时间提早，又有相熟老师表示受压，到了 2014 年，报名人数断崖式跌至个位数，无奈“流 camp”。伞运后未有计划再办，今年四十多岁、任职常委十年的卢伟明叹活动难免显得“老土”，但年轻人未必知道的是“当年啲人喺天安门?度都系扎营，以前系学联将啲帐幕搬上去”。
多年来，中共对六四的定性一变再变，平反像看不见终点。“你搞民众运动唔系一时掌声，系一个持续。”蔡耀昌认为，支联会的角色在六四的论述中，犹如竖一面旗帜。“呢个历史如果无人去讲，或者可能已经俾人扭曲了。”多年来被指“行礼如仪”，何俊仁直指“好荒谬”，只要仪式庄重真诚，已有力量和意义。
国安法下，老师将再难谈六四，六四晚会或再被禁，游行集会自由不再，更代表一代政治启蒙的丧失。但梁锦威仍相信，悼念六四的记忆与习惯难以说抹去就抹去，借由社交媒体，将以另一形式存活。
国安法的阴霾下，记忆的传承会就此断裂吗？
谈论传承记忆的同时，支联会旧常委交棒给下一代，从来一波三折，从不顺利。
2001 年六四烛光晚会宣布成立支联会青年组（支青组），独立营运。
2001 年六四烛光晚会的主题是“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 （徐汉光提供）
现支联会常委赵恩来当时是中学生，偶遇何俊仁在荃湾摆六四街站，填了支青组的表格。他胆粗粗上了教协办事处，四十人选十个干事，年纪由中学生到 25 岁均有，成员包括周澄、后去北京读书的杨岳桥。赵恩来做了四年干事，当年支青组活动主要分两种，其一是作为义工，支援支联会活动，每年晚会上台读出宣言、唱歌或表演话剧；其二是独立举办活动，如青年营、读书会以及放映会。
有支青组前成员撰文批评，支青组自零七年已处于“泡沫化”阶段，活跃分子少，支联会领导层倾向“保本”，没有长期政策培养会内年青人。
到了2014 年，有参选常委在政纲中提到支青组人手严重不足，试行一对一师徒制亦“成效不彰”。副主席邹幸彤指近年支青组已“几乎名存实亡”，慨叹“大势未挽得回，始终招揽唔到后生”。只有个别青年义工帮忙制图等工作。
新旧两代常委之间求同存异，一致认同五大纲领，但做事方式有所不同。支联会没有营运 Instagram，仅有 Facebook 专页，亦少有常见的“ meme”制图。邹幸彤笑言支联会年轻一辈提出过制图，将当年六四画面跟现时情况比较，但老一辈较保守，基本上“唔使旨意”。
2016 年，行礼如仪的争议声中，学联退出，支联会不是没有尝试求变。邹幸彤试过构思新活动，例如八九民运导赏团，由陈景辉带领；在四川成都陈兵等人因制作“铭记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寻衅滋事，判囚三年半后，支联会与流动共学合办活动，分享新酿六四啤酒，又举行民主沙龙等，老一辈常委虽然“唔系好 get”，态度则是一贯“唔理你，你钟意咪搞囉”。
支联会几乎没九十后或零零后参与，七十后常委卢伟明反思，2000 年在岭南大学任学生会会长时，办六四活动，已觉场面冷清，被批为“搞事份子”，当时学联亦已对支联会有不满，多届没有参选常委。他认为，十年前支联会已应着力进行年轻化，当学生组织相继退出，现时政治环境下各组织饱受打压，或应转用亲子策略，由父母传承记忆。他自己则开设了“[email protected]香港”Facebook 专页，宣传八九民运记忆，又叹道，语调中带悲凉，“我哋已经冇咩能力做呢件事啦，因为我哋已经时日无多啦。”
若果港人有遗忘六四的可能，谁来守护集体记忆的纪录？
九七前，荷兰国际社会运动中心曾向支联会拨出资金，备份八九民运时期的档案，到了今年，因应新形势，2021 年国安法来，再主动询问，彷若敲响一记丧钟。
1989 年 7 月 18 日，支联会成立中国民主运动资料中心。
现任常委麦海华记得，中心当时位于砵兰街大厦三楼，房间仅有两百多呎，用来开会，是时任常委、天主教传播处主任的夏其龙神父有先见之明，向来有做剪报的习惯，因此一早有整理民运期间的历史资料，也是他提出要编簒四本《 八九中国民运专辑》，收录四月中至六月末期间，十多份报章头版、广告、图片集等等，由一组三十多人义务编成，不惜通宵完成，最终在当年十一月出版。中心至今仍未解散，主力管理相关史料。
六四纪念馆馆长麦海华手拿八九年出版的“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
面对国安法下威胁，麦海华是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主席，说支联会没有什么方法保存实体文物，如六四镇压时学生领袖张健腿部中枪的子弹，曾想过 3D 打印复制，但因像真度不高而作罢。
2012 年起，六四纪念馆先后办两次临时馆，经众筹终在尖沙咀觅得第一个永久会址，却遭业主立案法团指违反合约用途而驱赶，打官司最终无疾而终。闭馆三年后，才再觅得现址，在 2019 年重开。此后仍多次经建制团体骚扰、泼盐水阻挡永久馆开幕。现时纪念馆除非有展览，平日闭馆办公，不对公众开放。
今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六四纪念馆以“八九民运与香港”为题，重建八九天安门广场场景，供市民献花。
今年六四游行集会均被禁，六四纪念馆原订在六四当晚营运至晚上十时，在开馆三日、550 人参观后，被食环署以未领有公众娱乐牌照的缘由，需要暂时关闭，蔡耀昌不排除是政治原因。
实体纪念馆受威胁，支联会只好在网上空间寻求自由空气。线上“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经众筹，由 1,866 名支持者获得 160 多万捐款，足以完成计划，组建专业研究、档案、技术及策展团队，将散落各地的八九民运资料档案永久保存，设计线上互动展览，重建六四的“抗争”论述，并最终开源代码，让其他社运纪念馆参考。为免网络攻击，博物馆的服务器设在香港及外国，馆长麦海华特别希望借此机会，收集中国各个地区、鲜受注目的八九民运纪录，申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世界记忆项目，希望今年六四前后能推出。放不下这份使命，是他留守支联会的原因，“起码我可以完成某一项工作啦。”
每年，策展小组都会讨论新展览，包括司徒华逝世十周年、胡耀邦生平等等。2019 年，六四纪念馆除了办伞运五周年专题展，亦办“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比较八九民运与反送中的相似之处，麦海华说管理委员会一致赞成，“作为香港展馆，你冇啲当地社会运动的延续，你系冇咗生命。”
由馆方提供参观人次数据可见，疫情下虽然难以准确统计减少原因，但内地人最显著减少。麦海华说，今年有 15 个团体参观，包括议办、教会、社运机构、青年中心等，往日中学生由老师带团来参观，饶是如此，仍有不少中学生及家长自发参观，麦海华仍然相信，纪念馆是守住记忆的重要阵地。
司徒华曾在《大江东去》中提到，“我曾经和董建华说，假如政府不批准我们在维园集会，我就一个人拿着烛光坐在维园中，呼吁人们自动参加，到时看政府如何处理。所以，我从不担心政府会用审批程式，来打压我们。”
2020 年，以限聚令为由，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破天荒不获不反对通知书 — 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2020年6月4日，维园六四晚会
众人走入维园，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分两批答辩，当中 11 人是去届支联会常委，8 人为现任，其中何俊仁、蔡耀昌等人再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当中黄之锋等四人认罪答辩时，法官读出案情，估计有两万人集结。梁锦威当晚能听见有人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同时响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呼声 — 那是梁锦威近年最印象深刻的画面，感觉“特别”。昔日支联会被攻击为“大台”，如今与本土派的误解冰消瓦解，抗争中两者融合。“真系 2019 年之后先会发生到嘅事……大家都面对紧打压，反而有一种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配合嘅情况。”
一切如常，直至不能如常。到了今年二月，维园年宵，支联会往常投标摊位卖花，未开锣就被腰斩。食环署先警告要求移除呼吁市民捐款支持、去年六四晚会诉讼案的横额，其后终止合约 。他们被迫清档，清晨七点，梁锦威找了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盈帮忙散去剩下的花。
“安乐时候，你会觉得行礼如仪好老土。”卢伟明说：“但系最危险嘅时候，行礼如仪都系一种幸福嚟嘅。”
距离 6 月 11 日，剩余的六四案被告答辩，越来越接近。8 名支联会常委均有案在身。
4 月 30 日，黄之锋四人认罪答辩前一晚，邹幸彤约了陈皓桓饮酒到凌晨，清晨又六点半起来，与何俊仁、梁锦威和徐汉光站在一起，在庭外举着“燃点烛光无罪”的牌声援。旁听票拿“64”号筹，她感叹“冥冥中自有注定”，又坦承感抱歉，“呢件事应该我哋（支联会）孭晒佢，但系我哋又选择唔到，或者控制唔到牵连咗咁多人。”一星期后，最终黄之锋等人判四至十个月，全场讶然。
4 月 30 日，何俊仁、邹幸彤、梁锦威及徐汉光（左起）声援黄之锋等六四案被告
镁光灯前，邹幸彤批评：“法庭似乎系完全泯灭左暴力集会同和平集会?条界线。”她续指，游行集会自由是人权，政府明明仍能举办公众活动，有责任与组织者协调，促进和平集会进行。“法庭带出讯息就系（所有集会及政治表达）都系需要扼杀于萌芽状态，呢个系错，呢个系唔符合国际人权嘅准则，亦都唔符合我哋基本法我哋宪法所保障嘅言论自由，表达嘅自由，表达政治反对唔系一个罪。”她又说：“法官多次强调无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自由，但所有政治上表达反对的人均失去自由。”
此后，《香港 01》引述消息指六四维园将有大规模拘捕行动，态度将前所未有强硬。5 月 29 日，在集会上诉被驳回后，保安局又发声明，警告市民不得参与、宣传或公布六四游行集会，否则会犯法。
支联会叫停一切宣传，指常委及义工不会以组织名义进入维园。
回带至 5 月中，支联会常委例会前，请了传媒来拍摄。镜头前，副主席何俊仁坐在中央，主持会议，笑着说：“主席（李卓人）放大假，副主席就就嚟放大假。”众人也笑，便迅速如常翻看议程，开展会议。
那一夜，众人因今年六四安排激辩三小时，黄志强说由晚上七点谈到十点，一切均悬而未决。
5 月 11 日支联会例会，六日后何俊仁及蔡耀昌因十一案还押。
众人各有立场，麦海华等人认为应保留“有生力量”，不应入维园，以免灭会，邓岳君等人主张应以个人名义承担进入维园后果。
五月初受访之时，何俊仁早已预视，今年六四将因十一案身处狱中，认为应该由外面的人作决定。“依家警察唔批准，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哋唔应该搞，因为我哋自己唔怕坐，但都唔想我哋啲义工，或者啲人唔知道嚟到参与，跟住 12 个月作为（量刑）起点，跟住坐三个月、四个月。”作为律师，他常常接受法律查询，亦经常去探监，如李卓人、去年六四案的黎智英和尹兆坚。“好多个都系有案，都系支联会嘅……好多战友，更多比我年青，比我经验浅嘅都喺入边，我个心好难过，你放咗我喺入边坐，我会冇咁难过。”
上诉遭拒那一天，十一案被判囚但缓刑的蔡耀昌肯定地说：“一定喺未来重返维园。”邹幸彤在 Facebook 发贴，指个人坚持会守诺言，“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她但觉，支联会支撑三十载的信念，不能断在自己手上。“佢要嚟咪嚟，要取缔咪取缔，冇理由自己退。”她认为，“每个人拣返自己可以承受，可以做到嘅方式坚持悼念六四。”
狱中常委均不呈辞，梁锦威提到，虽然例会上，就国安法风险，曾稍稍考虑解散，但谈了几句已驳回，众人一致决定坚持，即使这份个人的坚持越见沉重，出现“可见的代价”。
约五六年前，邹幸彤往返中港两地参与维权运动，一早提前留下一封信，打算出事后给家人，今日母亲已会间中提起“你都好大机会坐监啦”，她自言“自私”，只顾追逐自己理想。相较中国维权人士面对酷刑、秘密关押，犹如人间蒸发，香港的政治犯仍能写信发声。“坐监不是一个终结，衰啲咁讲，可以坐紧监叫人去六四维园；国内朋友坐监都会断食，（香港）好过大陆，写到信，传到文，沟通能力仲在，只不过冇个人影相。”
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深入中国维权活动多年，认为坐监并非终结
烛光消逝，人心不死。
今年六四后，麦海华和其余七名常委便要面临审讯，只是见步行步。万一支联会被取缔，意味着什么？“香港玩完囉，香港冇咗自由，冇咗不同声音，即是好和平、好理性、采取合法抗争嘅组织，都唔能够存在。”
“佢就恐惧你集结，恐惧你有个 icon，有一个 event 参与，畀人表达佢嘅声音，佢惊呢样嘢。”
随今年六四渐近，平反六四越远。多个传媒报导指六四当晚警方将部署三千警力在维园、尖东海傍、中联办等一带，若果有人穿黑衫黑裤、叫口号、点烛光，将被视为与被禁集会有关。前日身在荔枝角收押所的主席李卓人回信传媒时，呼吁市民“集点成线、集线成面”，在任何地方悼念，将烛光照片上载，他将在囚室中禁食一日，点起香烟替代烛光，朗读宣言，继续唱《自由花》 — 1993 年民运人士王希哲获释，见记者时唱了《水手》一曲，支联会成员请来填词人周礼茂重新填词，这首歌因此诞生。
八九民运炽热之时所写的《为自由》，高唱为自由无人能挡的大志，《自由花》唱着那年那夕的故事，往事如烟，空余烛光与信念。
5 月 18 日十一案审讯后，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的李卓人，仍是支联会主席
三十多年来，黄志强最难以忘怀 2013 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忽然刮来一阵狂风暴雨，照明、音响设备的电力全部中断，数以万计的市民仍不愿离去。
黑夜暴雨中，众人撑起彩色的伞，护着一点点烛光。“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不知谁开头唱起歌来，拥挤的人群中，歌声和雨中，黄志强浑身冰凉，心却是热的 — 毋须大会安排，他从未听过群众如此自发唱起的《自由花》。
没有烛光晚会，或者这样的《自由花》已成绝响 — 黄志强笑了笑，说：“冇人知道，有可能随时落场大雨，有人唱呢。”他相信记忆会继续存在，“你可以禁到一个维园，但你禁唔到全个香港。”
红线与刀锋越见锋利，许多的线上集会、或场所仍在六四当晚开放，尝试凝聚一群人，守一盏灯。
5 月 6 日，众支联会常委洗刷国殇之柱。柱上脸庞的漆已随时间剥落，迎着细雨阵阵，徐汉光身穿十周年“平反六四”的“战衣”，说要努力保住民气，“我哋一定会坚持落去嘅，直到逐个逐个拉囉，拉拉下冇人坚持，我哋喺赤柱（监狱）唱返首歌囉，哈哈。”记者问唱哪一首歌？徐汉光瞪大双眼说：“《自由花》囉！”
资料图片
撰文｜郑祉愉
采访｜郑祉愉、萧晓华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摄影｜Nasha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