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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曾节明：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全文）
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一） —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
敏感而熟谙中国历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诡异地相似：
一，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的性质。
满州人（现称满族人）是满清政权的居于支配（特权）地位的民族，也是满清国的主流民族（别的民族主要服从其特权乃至风俗），其实际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极下令改其名称为满洲。女真的前称是肃慎、魔赫，历史上曾建立肃慎国、渤海国，虽然在汉、唐、明等华夏王朝强盛的时候，这些东北的部族和所建国都向华夏政权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归化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直至满清入关数十年之后，直至满清入关之前，华夏王朝也始终未能在东北确立成熟的、牢固的统治、汉人及归化中华的其他民族也始终没有成为东北的主流民族。努尔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长期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因其不事生产，习性残虐，遭朝鲜人民群起攻之，实在混不下去，被迫于明中叶渡鸭绿江迁徙至辽东。从女真到满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迥异，华夏与当时满州的差别其实比中华、日本之间的差别远为巨大。满人信奉杀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萨满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从民族文化要素的语言来看，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是复音节语言，满文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语言，汉文是以表意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说满洲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是牵强附会的，在明末以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真各部族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外来民族，就是异族。
可见，无论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还是皇太极与1636年改建的满清政权，都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外族政权。
满清政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更在于其对中华文化始终采取抗拒、破坏的做法，直至其蛮性衰尽，不由自主地被中华文化彻底同化。努尔哈赤建政后，对东北汉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汉人两百多万人，几乎将东北汉人杀光；皇太极积极启用用汉奸降臣，但他只研习中华的谋略和帝王术，却严禁满洲人归化汉礼制，非但如此，他还强迫新征服地人民服从满洲礼制习俗，甚至连服装发饰，都要依照满洲式样：明降臣要积极学习满语，汉人不肯剃发、不肯换装者，都要处重刑。
满清入关之后，面对比自己民族人数远为众多的中华民族，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不思归化中华民族，反而采取人类史上空前野蛮残暴的专制手段，进一步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清军南犯过程中，强迫当地人民剃发留辫，去汉服、换满装，否则以“叛逆”论处，即行屠戮，为了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三、四十年当中不惜杀人数千万，有些地方（如江阴）被“满城杀尽”，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复屠杀。满州征服者妄图以这种专制到头发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达到以落后的满洲同化先进的中华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满清政权一度企图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以满语取代汉语。早在关外，满清即强迫汉族降臣学习满语，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即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一国语，在顺治年间，一度要求在清占领区全面推广满语，重点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满语的落后和“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于深知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为历史舆论所不容，满清统治者做贼心虚，拼命毁、改史料，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涂帐。清帝以残杀、灭族的手法，对待直书满州发家史、屠杀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这些，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一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岳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一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一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因为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者的优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对满汉通婚严加限制，严禁满族女子外嫁汉人，贵族尤其如此，汉族女子不得进宫。除东北以外，统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国大地当作自己的故土，把广大汉人当作同胞，乾隆帝纵容荷兰人屠杀华侨；清末统治者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好象中国是他们暂时抢到手里捞取好处的工具似的。
有糊涂混帐或不明就里之人以“赵武灵王胡胡骑射”的史迹来混淆满清的剃发易服的反人类罪行；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来论证满清王朝的正统性。其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满清的“剃发易服”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一，赵武灵王学习匈奴服装和骑射优点是自己主动学，并非被逼迫；二，赵武灵王的学习是技术上的学习，将“宽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并非抛弃华夏服饰，照搬匈奴服饰，更非要放弃华夏的文化和体制，采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统治者采取的主动、全面的归化中华文化的做法，与满清统治者犹如天壤之别：北魏孝文帝以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鲜卑贵族改汉名、用汉语、穿汉服、留汉发和汉族通婚、建汉式宫廷、用汉人礼制，举国上下，魏晋风范，哪里还有外来政权的特征？北魏的鲜卑族，已完全归化与中华，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统王朝。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李渊家族，早在入主关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汉化，唐王朝与华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综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满清政权完完全全是一个外来征服政权。与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权同样强烈地具有外来征服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虽然由中国人建立，但是这个红色邪教流氓政权的建立，从始至终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其实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组建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由以苏共为首的“第三国际”一手制造；在生存组织运作夺权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俄共、苏共式的邪教黑帮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控的伪共和国，是与中国人民民意根本无关的共产党机器；而中共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夺权后全面恶性膨胀的形式。和各国共产党一样，中共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个外来的邪灵，它藉着一个颇有些歪才的德国犹太人的变态的头脑落户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断、纯属瞎掰的“历史规律”的迷人外衣，疯狂兜售无视人的生命属性、极端崇尚暴力、反对一切传统和现存文明的超级恐怖瘟疫毒药。因此，以马克思共产邪灵为灵魂的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外来超级邪恶恐怖组织。
纵观中共的诞生史、暴发史：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由外来邪灵催生、饲养、扶持、资助、教唆，终至羽翼丰满，坐大为患的邪恶组织。
首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俄（苏联）红色帝国“东方路线”的产物：1919年～20年前后，列宁因为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煽动共产暴动失败，被迫中止西进路线，转而称：“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开始推行“东方路线”，图谋颠覆中华民国，变其为臣属于苏俄的“卫星国”。
1920年苏俄操纵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使其代表维津斯基来到中国，积极拉拢教唆李大钊、陈独秀等盲目激进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
之后，在李、陈等知名品牌的积极撺掇下，各地狂热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动经费和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全部由共产国际支付；工作报告和组织、活动、发展计划全部由共产国际审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则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掌控。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俄以中国极端狂热的盲目激进分子、野心家为原材料，一手制造出来的邪恶产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听命于苏俄（苏联）老子的外来邪恶势力的附属组织。
自建党之日起，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实际上即认宗苏共，共产国际代表、苏俄（苏联）顾问掌握着中共的经济命脉，和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这些外来“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个二十年代，藉着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成立后不久，苏俄代表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狡诈决策，并且挖空心思骗取了孙中山的同意，开启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苏俄老子的这一重大的措施，解决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响力微小而难成气候的难题。借着国民党的资历和在中国的威望，中共邪灵组织在国民党的机体内迅速的疯涨起来。在苏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国民党体内，对国民党疯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图谋从内部掏空国民党，从而化国民党为共产党。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枭雄黑道分子毛泽东一度篡夺了国民党的舆论权，超级骗子、冷血杀手周恩来则骗取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先是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不成，则在北伐军北上后空虚的后方疯狂煽动农民暴动，对广大北伐军的家眷实行群体灭绝，企图通过在后院纵火的方式，变北伐战争为自己夺权的暴动，乱中夺权。
因罪恶图谋暴露而遭国民党清洗之后，中共又在苏联派来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动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暴乱，妄图建立颠覆中华民国的苏维埃政权：
苏联代表罗明拉兹亲赴南昌，伙同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之后，在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的指令下，中共连续发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左右江暴动”等叛国暴乱，在全国掀起一股共产暴乱的汹涌逆流。苏联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广州暴乱，甚而至于，“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从“别有用心”地加入国民党到公开发动叛国暴乱、成立裂国害民的“中华苏维埃”，中共赖以逞凶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其苏联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苏联对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饲养，直至1935年中共反围剿大败，四处逃窜，双方一时联系不上，才告一段落。
天下是难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领取卢布的代价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子，死心塌地的为实现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共产卫星中国的目标效劳卖命。中共认宗苏联的一个生动的特征是：从陈独秀至王明以下，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王明，这些中共历任总书记的立废，都出自苏联之手，三十年代，苏联更是派遣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为洋老子钦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全权指挥中共的军事。另一个最生动的特征是，1929年，苏联为维持其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调军八万入侵东北，大败张学良，造成了“中东路事件”。对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自暴其外来反华势力的丑恶嘴脸。
可见，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势力，都是听命于苏俄（苏联）的外来反华势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乱政权，都是由苏联操纵、指挥的外来反华伪政权。
逃窜到陕北之后，中共继续接受苏联的指挥。1936年，中共为了保命，煽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一度企图杀害蒋介石，但因当时国际形势突变，日本扩张的势头咄咄逼人，在远东对苏联形成重大威胁，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改变反蒋的策略，命令中共联蒋抗日，中共即急忙摇身一变，由“西安事变”阴谋的总策划者，变成了西安事变的“调停人”，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这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苏联的这个新策略，中共从此走上了假联蒋真反蒋、假抗日真扩张的新道路，命运发生了转折。
由西安事变可见：苏共对中共的绝对领导权不虚。
此后，因为面临德国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二战前、中的七八年里无暇顾及中共。但是二战一结束，中共又是在苏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内战巨大有利条件：
1945年8月8日，苏联在美国丢下原子弹的同一天对日宣战，乘日本被原子弹炸懵之际，出动近百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打跛脚老虎，迅速夺得抗日果实，占领东北全境。苏联对《雅尔塔协定》阳奉阴违，竭力阻挠民国政府接收东北，同时授意中共武装假冒“东北民主联军”等民间武装之名，抢占东北。为了配合中共抢进东北，苏军将山海关至锦州的黄金通道、营口、大连等重要港口统统交给中共武装；苏军还一再拖延撤军时间，直至中共势力完全控制东北为止。
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抢得了先机，民国政府要接收东北，只能从关外打进来，节节攻坚，费了大力气，却只夺回锦州、沈阳、长春、营口等大中城市，广大农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镇、县、乡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经落地生根。可以说，又与苏联的这一关键的扶持，在东北一开始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败象已现。
东北是中国第一重要的战略区域，据之，进可席卷中华；退可自成一统。而从关内谋取东北却殊不便利。蒙古、满清就是先据有东北，进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更早时候的金国也以东北为老家，夺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东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矿产物产极为丰富，其民风凶悍、愚钝、残忍，非常适合中共掠夺、欺骗、暴力的需要。东北又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共据有东北，获取苏联的援助极为便利，且攻守进退自如，最坏的情况无非是退往苏联（在苏联的扶持下待机卷土重来），怎么摆弄也能够立于不灭之地。
帮中共抢得东北之后，苏联还在武器物资上给予中共东北势力巨大的扶持：根据1947年中共与苏联签订的《哈尔滨协定》，苏联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交给了中共，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用这些武器，林彪在东北扩军四十万，使得中共东北武装于1947年底疯长到七十万之众。苏联还将将东北由苏联控制的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
根据1948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苏联还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交给中共，并帮助中共装备和训练十一个师。这些，是中共获得了在东北压倒国民党的巨大优势，获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钱。可见，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共的关键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颠覆中华民国的最重大的因素。没有苏联老子的帮助，就绝不会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由外国扶上台的外来政权。 夺权上台后，中共立即冲着美国撕下了“农民民主党”的伪装，与美国兵戎相见，全盘模仿苏联的专制极权，简称比苏联体制更专制、更具欺骗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一面倒的亲苏政策。
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给了傻瓜糊涂虫、单相思亲共的杜鲁门、艾奇逊之流一记臭亮的耳光。
刚刚“解放”，立足未稳，毛始皇就奉苏联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动百万雄师，冲到朝鲜半岛与美国大打出手，致使百年来几乎从未红过眼的两个友好国家顿时结下血仇。
暴力夺权过程中，中共即进行杀人土改，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宁邪教黑帮屠杀富农、“清洗”的做法，厉行“土改”运动，屠杀农村有产者两百万人以上；厉行镇反运动，屠杀包括战俘、民国前政权任职人员在内的“反革命分子”数百万人。
在血腥屠杀的基础上，中共全面移植外来苏维埃-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其附体于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医院…甚至小至街道，进行附体操纵，人大、政府、公检法系统，完全成为受党操纵的机器部件。中共国的政治体制的本质，与苏联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个特别的“支部”，让其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名称，打着“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幌子，利用其装门面，欺世盗名，掩盖其专制极权的丑恶嘴脸。
在经济上，中共国全盘“苏化”。
建国伊始，中共国就把建设国有化经济体系的所有项目全部交给苏联，“一五”计划的项目几乎全由苏联援建。夺权后至1956年，中共以群体灭绝和抢夺的方式，强行将农村土地集体化，城市土地国有化，完全消灭了私有经济，摧毁了诞生于晚清、至民国时已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中共以迁徙限制、组织编制、以及稍后的户籍，将农民牢牢的捆绑在土地上，形同农奴。
在城市中，所有经营实体全部被“国有化”、“集体化”，在之基础上，中共建立起“以党凌政、以政治企”的共产极权奴隶制企业制度，与苏联如出一撤。
中共象当年布尔什维克那样，以极为残暴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统购统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经济。
总之，中共国的体制就是中国版的苏联体制。可见，中共国完全不同于民国以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它是用中国外衣包装起来的另一个苏联。
与历史上的外来征服政权满清一样，中共政权同样对中华文化极尽破坏之能事，而且，其破坏的猛烈程度，比起满清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满清完全相同，中共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同样是出于掩盖其夺权过程中的滔天罪恶、掩盖其政权的不合法性、维护其残暴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深知自己是外国一手创造、一手操纵的叛国暴乱的工具，夺权过程中罪恶弥天、无耻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删毁历史资料，伪造自己的发家史，进而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糟蹋成了一本糊涂帐，给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碍。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感到，中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天命观、家庭伦理道德系统、中庸之道【小编推荐:揭秘儒家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马、列假恶斗邪说，暴力夺权的一大障碍，因此，乘着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激进浪潮，打着民主与科学的幌子，将“反封建”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借机兜售马、列暴力摇头丸，将大批青年诱骗成仇视传统、数典忘祖、六亲不认的“粪青”，进而变成认宗苏联的工具和炮灰。
夺权上台后,中共认识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是其巩固马克思邪教专政的一大障碍，因此，上台伊始，中共即着手阻断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名，强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长袍、西装、皮鞋、高跟鞋、礼帽等所有“旧中国”自然形成的衣着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员的衣着试样，几乎千篇一律地改穿蓝色、灰色列宁装（中山装）、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并强迫几乎所有男性将头发剃成“劳动人民”型短发，所有女性将头发剪成齐耳类老太婆式的短发。此种做法，十分类始于满清入关之后，强迫广大人民按照满洲人的样式“剃发易服”。中共从阻断中国自然的穿戴衣着形象入手，用专制强力打碎民国时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会面貌，将中国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单调划一、个性压抑的“灰蚂蚁、蓝蚂蚁”形像，整个社会变得如同苏联劳改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一旦失传，文化便无从维系。中共深知汉语是其阻断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重大障碍，因此，一上台就要千方百计的“改造”汉字。一如满清入主之初企图强行推广满语，中共一度抛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的“全盘西化”方案，企图强制推行，但因无法解决巨量的同音字等问题而根本无法实施，只好采用“简化汉字”的折衷方案，于1956年在全国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彻底破坏中国文化的图谋没能得逞。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简化汉字虽然便利了书写，但由于其不是来自于语言书写的自然演进，而来自突然的人为强力干预，因此纰漏百出，很多繁体汉字，因为“不实用”、“封建主义”都被“扬弃”掉了，这些，对中华文化的内涵造成了破坏；由于简化汉字对汉字的结构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坏，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晶-书法艺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废弃了繁体字（传统汉字），割裂了中国大陆与同属中国的港、澳、台的在文化上的统一，因此，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国，还带头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国。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制推广简化字，一代代“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对繁体字愈来愈陌生，现在，出了学习古汉语专业的人，大陆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体字，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其诸多方面有失传的危险。
中共就是要让中华传统文化失传。传统文化断裂得越彻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越无知，中共移植外来的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就越容易。
马克思共产邪教的教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在革命的名义下，再残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员就要克服罪恶感、“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达到这样的“革命境界”，就必须“和一切旧传统决裂”。而旧传统的伦理道使人产生罪恶感，是实行专政的精神障碍，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毁坏中华传统伦理道德，重点打击传统伦理道德的本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天命观。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门的奸贼败类，先后成立基督教“三自教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以党控教，将“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国宗教组织改造成披着教会外衣的特别形式的中共党组织，对于坚持教会独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则扣“反动会道门”、“外国特务”的帽子，狠狠镇压。中共的奸恶措施，导致民间教会在大陆消亡殆尽，教会徒具形骸，“三教齐灭”。
文革期间，中共对装模作样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烦了，干脆撕下对传统文化“拿来主义”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文化传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项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毁坏、文物和文化遗址遭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切，都被打成“封资修”和“四旧”，遭到横扫。
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当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会蛀虫、披着宗教人员外衣的党员、干部，他们居然被党“冤枉”。
可惜的是：始于辽代的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塑像被砸毁、有一千年历史以上的山系天台寺、山东崂山道家圣地被捣毁…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中共革中国文化的命，其疯狂性、彻底性、深刻性，满清实难望其项背：满清杀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满州式的衣冠发服取代汉式的衣冠发服，改变了外表，关内中国人的内涵却基本未变；满人在做了主子以后，没有“改造”汉字，也没有刻意去破坏中华的文物、古迹。
破坏中国文化，是为了全盘“苏化（苏维埃化）”。在破坏的同时，中共全面移植马克思邪教共产文化于中国大陆：马列斯毛邪恶思想指导一切，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思想；禁止一切非中共观点；取缔一切非中共领导的学术组织。原来高唱马、列、斯、毛主义是最高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又狂喊邓小平瞎猫理论，僵贼泯三个婊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了真理，比马克思还高明，原来，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颠扑而破”的。
原先连体育比赛好成绩，都要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现在因为这一套在世界上太丑陋，只好缩小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一切“成就”，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江贼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挂羊头卖狗肉下蒙汗药，貌似开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里的马克思邪教专制基因丝毫没有改变。
移植马克思邪教文化的结果，已经使中国产生了数亿“前不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中共党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毒极深，被彻底洗脑，固守反人类的马克思邪教信仰，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六亲不认，人性麻木。这类原教旨主义“老古板”人数极少，但危害不小，胡锦涛暂时是其中典型。
二，缺乏罪恶感的唯物（唯物质利益）主义者。这类人占当前大多数，其中很多人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现在信仰早已崩溃，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贪污受贿，无所畏惧；造假欺诈，气定神闲、流氓下作、厚颜无耻。中共贪官队伍百分之百是这种人，江泽民是其总代表。
三，仇恨传统文化、仇视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法西斯分子。这类人俗称“粪青”，他们将中国的一切不幸都推到中国传统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种族灭绝、核大战。这类人人数虽少，煽动性却不小。何新、姜戎（《狼图腾》作者）是其代表。
四，没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后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他们对传统文化近乎苍白地无知、中国的现当代史、中国社会的真相两眼一抹黑、对西方的发达眼红而又似懂非懂，对自由民主兴趣索然。他们既不愿“为党奉献”，也决不乐于助人，普遍的冷漠势利麻木，其最感兴趣的是现实物质利害关系和享乐。
不管分几类，共同的都是：中国人普遍的已经没有传统的有神论天命观；也没有西方的有神论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中国人普遍的或敌视（胡锦涛、何新等）、或恐惧（僵贼泯等）、或漠视（新生代等）。
经历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坏和外来邪教文化的灌输，中国人普遍的变得不像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少，受外来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来越重。中国人越来越丧失了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新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又被中共封锁于国门之外，于是“是非对错党包办”，人们普遍价值标准混乱，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现在更是变成了漠视自由民主人权、中不中、西不西的“经济动物”。
综以上所述，满清是（历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华民族建立的外来王朝，因为满洲人文化极其落后，无能取代汉礼制，因此，满清的外来化措施不能触及中华的内涵。
中共虽然由中华民族本族人组成，但却全然抛弃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甚至一度“没有祖国”，接受外来的马克思邪教文化、摧残中国文化、移植外来的苏维埃体制于中国。中共邪党党徒，是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外来人，他们有效地破坏了中国的内涵，搞的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
因此，中共政权是比满清更为彻底的外来政权。满清统治者如果在地狱里有知，当叹服于中共领导人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
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二） —极端血腥丑恶的发家史、过程相似、时间相等
二，两者都是靠极端残暴野蛮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的方式夺取全国，过程相似，时间相等。
满清（后金）政权的创造者，努尔哈赤，兴于暴力、死于暴力，是十足的杀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发动部族暴乱之后，他只知杀，不能抚，身上血债累累，双手沾满无辜人的血。他不仅后来大肆屠杀汉人，对于反抗他残暴统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残施杀戮，以致于身被叶赫部首领的血咒：“我叶赫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
他一生追逐权力，但是他追逐权力只为了两件事：杀人和掠夺，至于后来的马屁汉奸满奸伪史家吹捧他的什么“胸怀伟略”，要安定天下，纯粹荒诞扯谈。努尔哈赤学习汉语，通读《三国演义》，根本不是向往中华的先进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杀人和掠夺的智谋、技术、手段而已（一如后来毛泽东等人阅读美国《独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献译件，不是向往美国民主，而是为了获取欺世盗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一种从心底蔑视和仇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态：蔑视汉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权在东北的存在，令他的杀人抢劫集团碍手碍脚。
不仅是杀人狂，努尔哈赤还是一个心胸极端狭隘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万历十一年，明朝辽东经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扰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动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爷爷），作为补偿，李成梁不仅亲自收养努尔哈赤，明朝后来还封他为“建州左指挥司”，“龙虎将军”，但是，这个努尔哈赤不仅丝毫不念李成梁、中华政权对他的补偿之恩，反而后来大举“伐明”，对明朝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东北两百万汉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尔哈赤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蒙古军西征屠城，尚有低于蒙古战车车轮者不杀（即不杀小孩）的惯例；努尔哈赤在辽东伐明，“攻一城屠一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努尔哈赤的屠杀汉人，一如后来中共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烧杀政策”，对有产者、“反革命”实施的群体灭绝，杀人的数目恰好也是两百万左右。
努尔哈赤不得好死之后，其继承者皇太极为了笼络人心，挽救危机四伏的后金政权，在杀人方面一度有所收敛，对明朝将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抚之术，如同1935年以后，逃窜到陕北的中共残余势力为了活命，暂时收起苏维埃烧杀政策，对民国政府军政人员、国统区百姓大搞“统战工作”，在边区实行安抚士绅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极统治的末期，随着满清国力对明朝优势的显现，满州政权又露出了残虐的本性：松锦决战获胜之日，皇太极下令大肆屠杀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军民，已投降的也要杀，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极末期，入关掳掠的清军，接连制造屠城惨案，仅济南屠城，就杀死十七万老百姓。这就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随着“解放军”在内战中胜势的显现，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厉行“土改”，大肆屠杀解放区的地主、士绅、富农。
皇太极死后，其实际上的继承者多尔衮在入关征服的过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厉行“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将血腥屠杀政策推向了极致：六年中中屠城数十个，杀人上千万，其野蛮残暴，远在其老爷子努尔哈赤之上，直令后来的侵华日军自叹弗如。
满清（后金）政权依靠屠杀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过平安的日子，对暴恶的东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满清（后金）这个极端野蛮残暴的政权一开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质来说，其成大气候的可能性并不高，为什么到能坐大为患，终至席卷天下呢？
这首先是因为满清（后金）政权得到了发家崛起的最佳天时。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蠢动，时常侵扰明境，但在明朝杰出将领李成梁的打击和分化下，其势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万历后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东北没有了良将，国防大大削弱，努尔哈赤得有机会窜上历史舞台，兴兵作乱。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朝虽衰，但在东北经营多年，也不至于跨得那么快。偏偏在努尔哈赤蠢蠢欲动的时候（1592年），日本人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又不自量力，倾尽全力去援救这个友好小国，虽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损失惨重、伤了元气、得不偿失，从此其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为满清（后金）政权在东北迅速兴起创造了条件。
再则，满清（后金）兴起时，一家独强，周边没有可与其分庭抗礼的制衡力量，“国际环境”颇佳：经过16世纪末的朝鲜战争，明朝、朝鲜、日本三败俱伤，日本人的势力以影响不到东北，朝鲜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原先强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经衰落；而最强大的西方势力-俄罗斯老毛子的扩张步伐虽已迈近黑龙江流域，但要伸手进东北尚需时日，其远未具备大举入侵东北的条件；英、法等西欧强国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型，更无力影响中国。
可见，满清（后金）兴起的条件和时机是多么的得天独厚！若晚得数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后的俄罗斯老毛子掣肘，而无法问鼎中原！
可见，努尔哈赤的起家，实在是典型的乘乱发难。
在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满清政权乘明朝被陕西农民大起义弄得自顾不暇之际，频频入塞，威胁京畿、拆毁城郭、烧杀掳掠、大肆破坏，掳走明朝上百万人民。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满清（后金）虽然在东北成了气候，但要入关夺取天下，却远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还存在，满清的入主就没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权系统不崩溃，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对抗满清的入侵。只要明朝还在，满清就无法在关内站稳脚跟，其入关“灭明”的战争就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明朝的满清所无法支撑的。
昔年大金国的实力决不在满清之下，但却就是吞不下衰弱腐败的大宋朝；而世界头号军事强权蒙古，进军中欧只花了几年的时间，但消灭更衰弱的南宋却花了四十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宋政权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这个堡垒却被李自成、张献忠从内部攻破了。李自成陕西称帝，其农民大军进军北京，将北方四省的明政权摧毁殆尽，逼死崇祯帝，消灭了明朝的政权中枢。虚弱透顶的明政权被斩首，顿成瓦解之态势，张献忠势力又在湖广横加破坏，打进四川，大砍大杀，加剧了明朝的分崩离析。
最糟糕的是，李自成集团进了北京，不仅不能够迅速的稳定局面，还将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吴三桂军逼到了满清一方。吴三桂军有着最丰富的抗清经验，又占据着山海关这个黄金咽喉要道。吴三桂的献关降清，等于是把中华这个重病虚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给满清任意处置。
多尔衮就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顷巢出动，挥师入关，以组织严密、其势如炽的新兴集权，横扫关内分崩离析、内讧腐朽涣散的各派势力，招降纳叛，各个击破，怎么能不席卷天下呢？
满清之征服中国，实为典型的乘虚而入。
中共起家的残暴，丝毫不在满清之下。早在1927年发动背叛中华民国的武装暴乱之前，中共就已“国共合作”为掩护，“国名革命”为借口，在南方农村大搞打砸抢烧杀运动。彭湃号召广东农民杀光所有有产者，毛泽东东等人煽动农民协会自结武装，取代民国基层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大搞痞子运动,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诬蔑混帐口号，尽情屠杀农村中稍有一些田产的人。1927年，中共发动大规模叛国暴乱，更如一头吸血狂魔，以屠杀的腥风血雨来维系自身的生长。1927年至1934年，中共在华南、华中、华东不仅大杀有产者，对中立的群众也一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处决”。当年带头暴动的中共大佬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无一不杀人如麻：毛泽东曾亲自下令杀害地主全家，几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东方道德家楷模”周恩来杀人功夫更是了得，不仅指挥杀人，更亲自动手杀人，亲自带人将别人灭门、灭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礼”，南方数省生灵涂炭，仅江西一省，死于中共屠刀就达二百一十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无产阶级”。
流窜到陕北之后，中共为一己之生存发展而暂时改弦更张，杀人有所收敛，大搞“统一战线”骗取人心，以更顺利地夺权打江山。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马上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比当年在南方暴乱时更大规模的屠杀。一如满清入主中原，为强迫人民“剔发易服”而兴起屠刀，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杀害农村有产、已放下武器的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城市有产者五百万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杀的恐怖吓阻一切“异端”、抢私为“公”，以达到“共产”的目的。和多数朝代开张之初，以“仁政”安抚天下不同，中共这个以血为生的反人类的邪灵政权似乎不杀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镇了，产也共了，“人民江山”也巩固了，它还要继续杀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严打、六四、揭批法轮功……因为若是不杀人，人性就会苏醒，道义就要回归，中共的危机就要来临。
中共杀人的“伟大成就”，直可以令“国民党反动派”鸣冤而死；中共杀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尔哈赤在地狱里大开眼界。
如同满清一样，中共暴发的方式也是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
中共建党之初，乘当时北洋军阀治下的民国政权失控、军阀混战，人心混乱，大肆兜售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动暴力。中共并掩藏祸心，加入国民党阵营，利用国民党的威望，拼命扩充邪教黑帮势力，大量散播马克思邪教；利用当时军阀纷争的混乱，假冒国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利用孙中山的糊涂和国民党的内部混乱，对收容自己的恩师国民党大搞阴谋破坏：参沙子、插钉子、内部渗透、分化瓦解、“拉一派斗一派”，将邪灵的触角伸遍国民党全身，企图从内部将国民党绞杀、吞噬，以走捷径的方式，将国民党的地盘、势力劫夺为苏维埃邪魔势力。然而，中共的恶毒野心被国民党内蒋介石势力察觉和粉碎，阴谋败露之下，中共恼羞成怒，乘1927年中国政局群奸并起、四方割据、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纠集城乡流氓无产者、土匪强盗、国民党军队邪灵附体成分，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但在民国政府军的反击下，共产邪教匪帮效仿列宁，迅速夺取城市的美梦泡汤，只得窜到井冈山，建立土匪
苏维埃政权。中共的起家，是活灵活现的乘乱发难。
在南方受挫，窜至陕北之后，中共处于阎锡山和马家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之中，本已穷途末路，难成大气。但偏偏这时日本人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入关，攻陷京津，长驱直入，北方抗共中坚大老阎老西老家被端，民国北方政权，分崩离析。日本人的疯狂入侵，是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为中共邪教黑帮的再度兴起创造了大好条件。这如同明末日本丰臣秀吉势力的大举侵朝，耗尽了明朝在东北的元气，为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条件。
中共乘日寇大举入侵，民国政权大衰大乱之机，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虚假幌子，骗、夺国民政府经费和民脂民膏，大力抢夺地盘，扩充邪教黑帮势力，“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随着实力的加倍膨胀，中共对日本越来越友好。除了抗日战争之初，林彪、彭德怀这两个一时没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对日本人小打了两仗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中共都在“游而不击”，暗通日寇，“专打友军”。
中共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罔顾民族大义、抛弃民族气节，通敌卖国，损民族以利己；助日为虐，汲抗日军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历史，实为全世界最丑恶卑劣无耻的乘火打劫史。其无耻和肮脏，连其老子苏共都感到汗颜。
由于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从部队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双方甚至暗中勾结，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的损失：除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身亡外，其余中高级将领完好无损。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战的损失的原因。
“抗日”期间中共势力疯长，其渗透区人口上亿，共匪武装增至一百二十万，但就是渗透而不控制，不动日本人一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国民党军队拖疲、被美国打垮、宣布投降之际，中共急忙跳出来打死老虎，乘国民党鞭长莫及，抢夺地盘，把大片的原国统区窃夺成“解放区”。 抗战结束之际，苏联老子出兵为中共抢下东北，送给了中共全套日制现代化武器和重装备，并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东北扩军至七十万，第一次拥有了足以攻坚打天下的、除海军之外的所有兵种。
中共不仅在兵力、军备和地盘上具备了颠覆民国政权的实力，在财政和资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优势。中共因为假抗日，没有战争消耗，却又以“抗日”为名，不断获取民国政府的经费以扩充武装；对不择手段的中共而言，责任和道义纯属笑谈，中共不尽国家责任，也丝毫不对其占据的北方地区的民生项目尽责任，因此，几乎无需支出；相反，由于苏维埃邪教党的邪性，中共却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打家劫舍抢田夺地掳财，视人权如粪土；最卑鄙无耻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积聚力量，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大种鸦片，疯狂毒害国统区人民，赚取巨额的黑心臭钱，买枪买炮，在背后捅抗日志士的刀子，准备大打内战；以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大量苏联援助。如此的“有进没有出”，大肆贩毒发黑财，背后又有苏联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撑腰，中共能有什么经济危机呢？
对之对比鲜明的是，国民党军队担负了保卫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势和不利局面中与日寇拼搏，苦苦支撑了八年之久，军队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人，阵亡的将军就有一百多个，精锐几乎耗尽。由于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邪教匪帮那样，以“共产”的名义杀人抢钱越货以自肥，所以，巨额的战争费用，迫使民国政府不得不大借内、外债、大发钞票，造成了战后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内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战前属于国统区的几乎整个东北、华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华东的大片地区，抗战胜利后冤里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纷纷变成了“解放区”。国民政府丧失了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东北大部、北方的大片产粮区，并失去了优势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输诚”毛泽东，这时显露出最狠恶的流氓无赖嘴脸，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窑洞“一桶水都不浇”，抗战胜利后抢摘了国民党抗日的大部分胜利果实，毛却反而诬蔑浑身是伤的国民党不抗日，中共调动整齐划一的专制宣传机器，瞎说抗战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国民党要摘共产党的“桃子”。共产党大钻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空子，骗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绪化的中华民族一起来围攻国民党这冤大头。
毛共又大钻民国政府实施宪政诚意的空子，以和谈为掩护，秘密调动假抗日期兼养精蓄锐的共匪武装，突然袭击，大打内战，势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诬蔑国民党发动内战，煽动国统区广大糊涂粪青“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后院大肆纵火。在解放区，中共又发挥极端专制政权造假的巨大优势，精心布置、导演、热情接待美国访问团，把杜鲁门、艾奇逊等美国左派骗得神魂颠倒，在关键时候抛弃了民国政权。
民国上下官员，哪见过这般旷古未有卑鄙无耻的下作招数？国民政府的从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后的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哪经得起中共这些绝世下流狠毒的内外夹攻招数，顿时经济崩溃、内乱内讧、风雨飘摇。中共权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乘机拳脚齐下，挥师入关、大举南下，马不停蹄，一举把已成瓦解之状的民国政权赶到了台湾岛。
如同满清入主中国一样，中共之夺取中国大陆，是地地道道的乘虚而入。
满清、中共二者最传神、最惊绝的相似，莫过于二者发家时间的相似：满清自努尔哈赤建政，到多尔衮入关定鼎北京，历经二十八年；中共自1921年建党，到1949年挥师入关，席卷大陆，刚好也历经二十八年！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么多偶然，“偶然”还成其为“偶然”吗？）除了神的大能，还有什么能使中国历史作跨度为三百年的循环！？
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四） ——八旗制度vs共产主主义；圈地运动vs强迫拆迁
四，二者在入主中国之后，厉行极端专制野蛮的统治，推行落后的生产方式，大搞圈地运动。
满清入主之后，将中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君主专制推向了极端。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就削弱了内阁的权力，雍正帝干脆废除了内阁-明朝经过两百多年发展起来限制君权的雏形体制，另设“军机处”，将军政大权不论巨细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国家”体制。除专制政治体制创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满清一朝，还创了两个之“最”：一是专制民族压迫、杀人之最：强迫关内人民剃发易服，为之不惜杀人上千万，摧毁了先秦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华夏民族的衣饰和发式传统，专制到头发、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一是兴起了中国专制王朝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文字狱杀人整肃运动：仅乾隆一朝，就行文字大狱一百三十多起，平均一年两起还要多，其残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狱可与之“媲美”。
满清靠八旗制度发家，以八旗制度立国。其老祖宗努尔哈赤发明了八旗制度，并靠着这个制度鬼使神差地暴发起来。八旗制度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加种族压迫制。女真族本来以渔、猎为生，对农业、手工业几乎是个外行，后来这个民族逐渐发觉，周边的农业民族软弱可欺，用打猎的猎具来对付人，要比打猎滋润得多，要是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抢劫，几乎没有敌手。于是，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一开始就是女真族抢劫杀人集团组织制度。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八旗制度的扩张，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抢劫的收入不稳定，旗人又不懂生产，如何获取稳定的保障？于是入关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抢劫地的人丁全部杀死，而是在掠走财、物的同时，大量的掳走汉族人民，数十万以上被掳到关外的人，被编入八旗“包衣”（奴隶）户籍，，成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隶，被刀剑逼迫着为满洲（女真）人种粮食、养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满清将八旗制度移植到关内，大搞圈地运动。满州人圈占华北大片良田，赶走汉族地主，强迫汉族农民做农奴，妄图以奴隶经济取代地主农民经济，要使汉族社会倒退回两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满清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大批逃亡，华北人民流离失所，良民为寇，铤而走险，但都捱不过八旗军的凶悍，以致冤魂塞垄、饿殍遍地。
由于八旗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落后，大批被圈占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长满野草。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眼见八旗制度圈地运动将来要把自己搞垮，满清统治者慌忙对圈地运动急刹车，经历满洲贵族集团的残酷内斗，康熙帝终于于1669年彻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隶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张，这时已是满清入主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了。
制止奴隶制扩张后，由于八旗制度是满清的命根子，绝对不能革除，满清只好糟蹋纳税人的银子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八旗子弟，让这批不事生产丸绔子弟，成为特权阶层、中华民族的寄生虫，就像后来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干后代“太子党”、“衙内帮”。
中共是马克思主义邪教在中国的分支。马克思主义邪教披着无产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实质却是集人类几千年来专制毒素于一身的超级巨毒猛药。中共这个邪教分支更是将中华五千年糟粕与马克思超级毒药结合起来，因此，中共的专制野蛮邪恶性超绝全世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邪党，恶贯满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邪恶轴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以极其狡诈的血腥屠杀来打造全方位超级专制体制。
共军节节胜利时，为了更顺利的夺权，中共大力呼吁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留下来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并承诺决不算历史旧帐。然而，中共夺得大陆后，立即撕毁宽待国民政府留用人员的承诺，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大肆屠杀国民政府“留用”人员，以及一切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中下层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人被镇压，数年间杀人五百万以上。但极其狡诈的是，中共在大杀中下层人员的同时，对原国民党高层人士及一切国内外名人，“友人”却待如上宾，大搞“统战”超级欺骗术，将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专家、学者、外国政治家、名流骗得团团乱转，极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夺权之初的滥杀，一如满清入关之后野蛮屠杀汉族人民、滥杀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却比满清狡猾得多，满清杀害孙承宗、卢象升、史可法等名流，骂名昭彰，中共对民国高官显贵却是一个不杀，而狂杀普通的“历史反革命”。狂杀普通大众，以血腥恐怖建立了专政淫威，又因为杀的是普通人，难以为外界知晓，杀人的同时照样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过优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义”的超级伪善假面孔，笼络骗取国内外精英、政客为“人民”服务，支持“新中国建设”。
在“镇反”中，大批原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横遭杀害，这，连苏联共产党都看不过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奋勇抢救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海难“江亚轮”海难的救死扶伤的英雄张瀚庭，这个救了453条人命的船长，被民国的社会舆论普遍赞誉的人，被当地群众称为大好人的人，照样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杀害，这个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对中共一度抱有幻想的人，临刑前高呼：“天晓得！”比起满清的屠杀，中共的屠杀真是狡诈到了极点，卑劣直至，无耻之尤！
屠杀是为了专制，专制到极端是极权。中共通过血腥屠杀，建立了比古今中外一切专制体制更专制的体制：“新中国”不仅彻底剥夺了中国人的民主选举权，还“党的领导”的名义，将民国时期国人在相当程度上享有的新闻、通信、出版、结社、集会、游行剥夺得一干二尽。
因其“专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狱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虽然没有满清的残忍，但打击面更大、手法更绝。
早在其在野作乱的山大王“革命”时期，中共就大杀大整异议人士：“江西肃反”、“延安整风”，异议分子当然不能免。王实味自以为可以做善意批评共产党的鲁迅第二，谁知仅因为一篇《野百合花》，就被“伟光正”砍掉了脑袋。连中共自己的高级理论家李达，身居高层、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论权威王明，只因言论不合毛共之意，也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场，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比起山大王时代的中共，满清在关外稍微文明些，但入关后就不同了，刚刚拿下南京，满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狱，拿僧人函可开刀；与之相似，毛泽东一站稳脚跟，就将“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倒，株连甚众；祭出“公安六条”，对“传播谣言”者杀无赦，杀戮甚多；又大批电影“武训传”，株连甚众。毛始皇还觉得满清式文字狱效率不高，干脆不等案例出现就动手，出动出击，引蛇出洞，以“阳谋”之术一举打倒“右派”百万以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的辉煌。但是“我党”的本性决定了他永不满足于整人的成绩，自文革始，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狱形式，“集体表态”、“人人过关”，你要是“不老实”，要么当众捉“奸”（毛泽东时代的手法）；要么秋后算帐（现在的手法），总之没你好果子吃。
比起满清的文字狱，这一手法绝就绝在你：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的更阴毒之处是“改造思想”，让无辜的人真觉得自己十恶不赦；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更恶劣之处在于：满清可以没有文字狱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宪）；而文字狱是却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狱，中共赖以为生的欺骗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体、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台，文字狱就会永远存在。
综而言之，满清文字狱和中共文字狱的性质是相同的、恶果是相似的：都是极端专制的体现，都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肃思想犯，满清喜欢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残忍；中共则喜欢“治病救人”，更加隐晦、彻底；满清的文字狱的恶劣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影响，容易废止，中共的文字狱却有与生俱来的的制度性顽固性，非中共垮台不能废止。
满清、中共的文字狱，各自在中华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一笔。
虽然马克思邪教转制创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狱，并且比起人类历史上一切专制体制，马克思邪教体制专制得最彻底、最严密，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其最大的优越性是“共产”-消灭人类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私有经济。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利诱，骗取广大农民为其夺权充当炮灰，一旦站稳脚跟，就立即充分显露其马克思邪教党的共产邪性，翻脸不认人，如满清那样大搞圈地运动，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圈进人民公社；以国家的名义，将工商业者和民族资本家逼得倾家荡产，短短数年间，彻底消灭了民国时期早已存在的市场经济、彻底摧毁了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的自然经济形态-私有经济和市民社会，中共从物质上斩断了自由的根子。
对这些，满清多尔衮、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狱有知，当惊服于中共这史无前例的专制术，向中共磕头认输。
在“旧社会”的废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产主义新奴隶制经济制度：以户籍制和公社组织把农民改造成新型农奴，以编制和档案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改造成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型奴隶。中共邪教“社会主义制度”，与满清“八旗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如满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后接着马克思邪灵转世，都是要使当时的社会倒退回奴隶社会。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统、单位、组织的领导实为各旗旗主。
至此，劳动者“不仅被重新剥夺，而且被彻底剥夺”，连“旧中国”时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选择权都被剥夺了。随着中国的“解放”，无产者更加一无所有，虽然摆脱了在“旧社会”受剥削的枷锁，却被装进了更加严密、更加暗无天日的“新中国”的铁幕囚笼。
中共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国私人经济，和满清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服式、发式是相通的：都是极端的专制的体现。
但是也正像满清八旗奴隶制生产关系搞不下去一样，中共新八旗共产奴隶制度最终也搞不下去，这个制度搞不下去同样是因为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继续搞下去中共有垮台的危险。
中共新八旗经济制度的实质-马克思邪教计划经济由于否定和剥夺自由及一切基本人权，因此严重打击了人的积极性，摧残了人格尊严、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各行各业效益、效率低下，污染浪费严重，甚至违背自然规律，倒行逆施，“大跃进”、“大炼钢铁”，摧残生态、祸国殃民。
在农业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专政成被严加看管的牲畜，一难以吃饱，二不许说话，二十年取得了饿死三千万人伟业；工商服务各业搞一大二公、指标任务、统购统销，结果是吃大锅饭、消极怠工、科技闲置、模式僵化、生产停滞、服务恶劣。整个民族濒临破产。
眼看再这么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1980年开始改革新八旗共产奴隶之经济制度，这时已经是“解放”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与满清同！
在毛始皇砸烂的废墟上，邓矮子经过十年“修正主义”的休养生息，总算使中共恢复了元气，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点烧毁了中共的邪果子，幸亏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见苏东解体，邓矮子慌不择路，急忙修正“修正主义”，挟持中国走上专制极权加官僚特权冒牌市场经济的畸形死路。自邓始，僵贼泯等各级官僚特权，以“改革”为名，疯狂化公为私，掏空国企、股市、银行储蓄、国库、国民福利，如今眼见可“开发”项目已经不多，又掀起一轮新的圈地运动，官商勾结、转、炒地皮、骗、夺暴利、携款潜逃、最后疯狂。
比起满清，中共搞两次圈地运动，一则抢私为公，一则化公为私。同一个党，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进步，横竖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称义，谋财害命尽在理。同样是圈地运动，中共比满清更卑鄙、更疯狂。
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五）——晚清局面及晚清局面的极端化重现
作者： 曾节明
满清国、中共国有着极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经重复、并且正在重复着满清末年的历史。
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共国与“火烧圆明园”之后的满清国惊人的相似：
一，都在形势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脚经济改革，拒不改革专制体制。
满清国先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个两百多年来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满州军事强权遭此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顿时威风扫地以尽，败象尽显，接下来满清国又遭太平天国暴动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内外夹攻，政权几近崩溃。幸好不识时务的咸丰帝死得好，识时务的皇弟奕忻得有机会统领朝纲，他勾结奸毒险恶的臭婆娘慈禧，夺得实权，作出了“改革开放”决策：停止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满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镇压“家奴”-广大汉人以及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坚持满洲贵族的领导，以确保广大广大汉人永不偏离受满洲政权专政压迫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全国逐渐涌现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近代化企业，高价买来外国人的不尖端设备，照着外国人的技术，拖着猪尾巴的人们，也能够生产枪、炮、车、船、玻璃等新鲜玩意儿了；汉人中涌现出一批误以满清朝廷为中国的人才兼奴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以同胞的血染红顶子，以刽子手的身份督办企业，积极招商引资，三十年间，似乎出现了比“康乾”伪盛世繁荣得多的“同治中兴”局面。
1885年，满清国乘“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之势，与法国大战一场，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满清陆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因为满清国已经施行的卖国求稳、一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奴（“家奴”）的新国策，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令准备好丢脸的法国人喜出望外。
中共国这边，由于毛共二十八年的倒行逆施，整个民族即将破产，中共统治濒临崩溃，在这“长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该灭亡，历史即将翻至新的一页之际，偏偏邓小平发动政变，掀翻了了心不够狠、手不够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华国锋，终止了邪党统治的崩溃趋势。
华国锋，就象满清国那个忠厚木纳的慈安太后，受到先皇帝的信托，本来是扶主朝政的人选；而邓小平，则象那个阴险诡诈的慈禧太后：慈禧在咸丰帝妃、后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一度受宠，但后来，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咸丰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备，皇帝还立有遗诏给慈安保管，严禁慈禧干预朝政，否则格杀勿论。
但是，慈安太后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慈禧迟迟不下狠手，还将先皇帝遗诏交还她，以致养虎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
中共国立国之初，邓小平在中共最高层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侥幸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后期，太监总管周恩来身体已经不行，经历文革整肃，中共高层已无能人可用，“四人帮”又“烂泥巴敷不上墙”，毛皇帝这才被迫再起用邓矮子，但不久又发现其“翻案”企图，又于1975年将其批倒批臭，并就邓的问题作了十八条指示，揭露了其同样也是专制主义者的本质，比“资本家还厉害”，让华国锋、江青等人对其严加看管。
但是毛皇帝一死，老华却中矮子的离间之计，盲目发难，首先火并掉“四人帮”，帮了邓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统毛派的力量，接下来，老华却又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邓矮子没有严加看管，让这个“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到处走，以致养虎为患，自己反被邓矮子勾结外廷还乡团赶下了台。
这邓矮子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忻于一身，同样以“改革开放”的国策救活了中共国。他废除老华的“两个凡是”国策，短时间的高喊了一阵子“解放思想”的口号，但他的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要给人民思想言论自由，而是要统治集团成员象邓矮子自己那样，树立“挂羊头卖狗肉”的走资派思想，破除说一套做一套抓紧时间搞腐败让他们自己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心理障碍；同时，诱骗老百姓树立是非不分、无道无德的新价值观，万假千虚只等闲，心平气和地解受特权搞腐败的现实。
所以，如“民主墙”成员那样，一旦越过了假解放，新束缚的底线，邓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姜辣劲，不动声色的将陈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压在无声无息之中。
如同满清国的“洋务运动”一样，邓矮子抛出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经济，不改革专制体制的的跛脚瘸腿改革。二十年来也同样涌现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非公有制企业，自邓矮子始，中共停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公开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红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镇压广大家奴，确保改革永不偏离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如满清之反法战争一样，由邓矮子拍板，中共携“改革开放”的斜阳下的春风，打了一场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中共军虽然取得了谅山等大捷，但因为中共一贯实行卖国求稳、一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奴”的基本国策，依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于1990年将老山、法卡山等中国国土地乃至中共军人的”烈士陵园“一道，拱手送给越南，令准备好丢脸的越南人喜出望外。
满清在坚持王朝专制体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和企业制度，开放对外贸易，主要目的是实现“坚船利炮”，以对外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内能够更有效地镇压以“家奴”的反抗。满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国家出现了二十多年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满清统治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结果搞得很不配套，满清官员，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企业，成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侵吞民脂民膏、国家资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
由于制度落后，导致体制内外人的素质落后，新设备不懂管、新技术不会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后疯狂滋生的腐败，导致满清花大钱买来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开了战才知道：枪是废枪、舰是陋舰、弹是哑弹。
甲午一战，满清庞然大物竟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实在是造成了中华两千年来的奇耻大辱，即便当年衰腐至极的明朝，都不曾输给过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几乎同文同种，同样搞了改革，现在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大批的读书人由是看出了满清“改革”的治标不治本性，终于忍耐不住对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搞君主立宪。
以光绪帝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开明派，看到危机日深，不变法满清即将覆灭，也决心搞君主立宪制，顺便在改革中夺回实权。但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终于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发动政变，非法软禁光绪帝，将改革派骨干分子谭嗣同、刘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头，身首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
自中共国毛泽东时代晚期伊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邓矮子为延续中共寿命而被迫打开国门，在“垂死”的“美帝国主义”、“水深火热”的台湾同胞兴旺发达的事实面前，经历过文革的大批国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国后的暴虐欺诈历史，中华天地间涌动着反思启蒙的春潮。
但由于邓矮子的所谓“改革”一开始就是以保中共专制为目的，只准改经济，不准改政治，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邓矮子还抛出“四个坚持”，以之为由，迟迟不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由于没有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监督，邓矮子发起的所谓“改革”只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五、六年的实惠，就愈来愈畸变为中共特权“官倒”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夺之路。已经有些觉醒苗头的八十年代的广大知识分子终于忍耐不住这种新式的专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一再发出声音，向中央上书，要求“变法”，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新闻自由。
另一方面，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看到中共一党专制已没有出路，不民主，经济改革也改不下去，不变法，中共即将有亡党危机，也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耐心和温和暂时地催眠了邓慈禧，“党政分开”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但是久受满清和共产党愚弄的中国的民众，有着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欢走两个极端，情绪泛滥、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对赵紫阳一点耐心都没有，还懵懵懂懂以为是赵紫阳帮着邓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愤之下，走上街头“反官倒”，“反腐败”，掀起全国范围的促共改良的游行示威浪潮。民众企盼清官圣人压倒了民主诉求，他们怀念胡耀邦这杨的清官，却对赵紫阳这样的致力于政改，以求从制度上根治腐败问题的改革家热情不高。
这使得八九民运实际上变成了对赵紫阳的发难：紫阳已经保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游行大军见好就收，学生领袖却顶着不干，因为担心自己回去后会被学校开除。这样一来，就给中共众元老留下了赵紫阳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纵游行示威的印象。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当年的荣禄、刚毅等顽固派要求废黜光绪帝那样，强烈要求邓慈禧废除赵紫阳。
这赵紫阳同当年光绪帝性格相似，却连光绪帝还不如，光绪帝在怎么软弱，面对慈禧的专权，还敢主动出击，下密诏令康有为等人发动政变，欲软禁慈禧；赵紫阳却明知道人家已经拔刀，准备对他下手了，却不敢向立场并不怎么坚定的戒严部队振臂一呼，以军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们拒绝开枪、忠于人民。他连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流泪。中共反动派虚惊一场，他们最怕的就是赵紫阳和军民联合起来。
一旦联合起来，中共立马玩完。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惊醒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火龙”，于是应验了预言“火龙蜇起燕门秋，完壁应难赵氏收”，中共顽固派保守派全面沉渣泛起，数以万计的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坦克碾死在北京街头，身手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六四变法失败之惨，远比“戊戍六君子”更惨。而软弱的赵紫阳，也象光绪帝一样，被中共红朝的“慈禧”软禁到死。
镇压了戊戍变法后，慈禧纵容义和团盲目排外，结果遭来八国联军重创，元气大伤。满清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实行新政，全面开放市场、招商引资、引进西方机制，造就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但是满洲特权统治集团依然拒不实行君主立宪。专制王朝体制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配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慈禧死后，其接班人摄政王载沣不仅不赶紧抓住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后时机，反而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权的“执政能力”，以立宪为名，炮制出皇族假“内阁”，并一再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载沣资质平庸，无能无功，却企图效法多尔衮，结果满清王朝土崩瓦解。
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后，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制裁，三年内“经济滑坡”、元气大伤。内外交困中，邓慈禧急忙抛出激进的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打造市场经济，以卖国损民破坏生态环境的“优惠政策”疯狂招商引资，搞新时期的“大干快上”运动。熟料在毫无民主监督和社会公正的机制下，“市场化改革”通统黑箱作业，成为中共官僚特权红顶奸商进一步牟取暴利、剥夺广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疯狂的新掠夺运动。
倚赖外资，中共国十多年来取得了表面的经济繁荣，但是，生态环紧严重恶化、贫富极度悬殊，社会空前腐败、假冒伪劣泛滥、道德败坏诚信危机。十多年来，老百姓的低工资血汗储蓄已经被中共“房改”、“医改”、“城改”、劳动险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钱骗子股市将广大经济动物骗得血本无归、日益凸现的通货膨胀优势的剩余储蓄大副缩水。眼见可榨民脂民膏的项目所剩不多，僵贼泯时期窜升上来的贪官奸贼干脆撕下红色道德遮羞布，诱骗农民卖血“致富”，大搞圈地运动、强迫拆迁、抢田夺地、上房揭瓦，勾结奸商，将地皮房产炒成天价，再伺机携巨款潜逃。现中共眼见在房地产肥缺所剩无多，且激发的民怨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摇身一变，借口稳定房价，欲征收房地产重税，图谋新一轮掠夺。
过渡式政治小丑僵贼泯踏着六四大屠杀的鲜血上台，僵某人的施政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政治上沿着六四后众元老圈定的强化党专制保守路线走到底；经济上沿着邓慈禧1992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权垄断市场的伪市场化改革走到底。僵某人精通上海滩流氓瘪三笼络平衡术，以僵化停滞成功地阻断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十多年来如一日。邓慈禧死后，僵贼泯企图建功立业，他东施效颦地效法毛泽东，发起文革式的揭批法轮功运动，企图树立自己的淫威，结果搞的内外交困，将自己连同中共在国际上彻底搞臭。僵贼泯就是中共御用诗人臧克家所说的那种“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人。
继僵贼泯之后，胡紧掏不仅不赶紧抓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的时机，反而妄图加强中共专制的“执政能力”，一如载沣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制的执政能力，胡锦涛高唱“以人为本”、“依宪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动人曲调，却进一步加强言论信息封锁、严打意义人士、良心记者、律师、悼念赵紫阳的普通民众，纵容流氓截匪、动用公安武警特警，对合法上访的广大民众狂殴滥捕，如同对待国家敌人。胡锦涛没有胡耀邦的高风亮节，更没有赵紫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气魄，甚至没有贼泯同志的流氓瘪三权术伎俩，他无能无功，却要效法毛泽东、金正日，结果加快了中共红朝瓦解的时间表。
从僵贼时代到锦涛三年，中国大陆社会积压的众多的尖锐矛盾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整个社会如同一个被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焚烧、不断加温的大锅炉。在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中共对积攒的怨气不仅不开阀疏导，还试图将所有的出气孔统统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现在，似乎疏导也来不及了，冲天的怨气已从挤开的裂缝中向外无序喷发，中共就像忙疯了的救火队员，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灭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否则在水烧干之际，整个社会大锅炉将熔化、爆炸、解体，虽然没有了中共，但在毁灭的生态和崩溃的废墟上也建不成自由民主的中国，中华民族就真的永远亡国了。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竟不惜把中华子孙后代往火坑里推。
综上可见，满清末年与中共红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后毛泽东的历史几乎就是满清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的重演，只不过中共比满清更邪恶、更反动。满清虽然镇压了戊戍变法，但后来还是认同了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仅镇压了六四运动，至今仍然公开拒绝接受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载沣再怎么反动，还模仿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内阁”（尽管是“皇族内阁”），并在各省设立了名副其实的省议会－咨议局；
中共却连个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后的十多年来，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满清于1908年废除了弊端重重的科举制度；中共至今不愿对“当代科举”－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满清末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清亡三十八年后上台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没有任何新闻法出台，对新闻的管控打压无法无天。
总的来看，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中共是马克思共产邪灵誉满清王朝阴魂结合而生的红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国共产邪教当凶残的共性，又是世界专制王朝之冠－满清王朝阴毒统治术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共产众邪党中最狡诈、最凶残的一个，所以它在苏东解体十五、六年之后，仍然苟延残喘，它妄图向满清那样长寿。
但是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当年满清政权赖以长寿的国际环境。满清入主之际，一家独强，没有强大对手抗衡，也没有外敌的强力挑战；入主之后的两百年里，西方世界正处于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体的转型期，羽翼未丰，无力对满清施以压力和冲击；当时的民主自由理念远未成熟，通信远不发达，无所谓“国际舆论压力”。所以，满清可以长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础上长期统治。中共自产生之初就遭到各种“敌人”的抗衡，“解放”之后一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西方世界的挑战，又未能像当年满清那样拿下台湾，身旁有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华民国”作参照，始终处于世界上清醒正义舆论的谴责声当中。
如今，中共的共产世界盟友的主体阵营已全面崩溃，美国对独裁国家的攻势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来越迅猛，台湾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对中共过挖心式的参照。由于中共的共产主义经济早已破产，被迫开放了门户，类晚清格局提前出现，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全面愚民已无已为继。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中共绝不可能享有满清那样的长寿，而且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历史将很快证明：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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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 （成稿于）星期六 2005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