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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曾節明：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全文）
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之一） —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
敏感而熟諳中國歷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難發現：滿清政權與中共政權詭異地相似：
一，兩者都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的性質。
滿州人（現稱滿族人）是滿清政權的居於支配（特權）地位的民族，也是滿清國的主流民族（別的民族主要服從其特權乃至風俗），其實際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極下令改其名稱為滿洲。女真的前稱是肅慎、魔赫，歷史上曾建立肅慎國、渤海國，雖然在漢、唐、明等華夏王朝強盛的時候，這些東北的部族和所建國都向華夏政權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語言文化、風俗、生活方式始終沒有歸化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直至滿清入關數十年之後，直至滿清入關之前，華夏王朝也始終未能在東北確立成熟的、牢固的統治、漢人及歸化中華的其他民族也始終沒有成為東北的主流民族。努爾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長期居於朝鮮半島北部，因其不事生產，習性殘虐，遭朝鮮人民群起攻之，實在混不下去，被迫於明中葉渡鴨綠江遷徙至遼東。從女真到滿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習俗、生活方式與中華民族迥異，華夏與當時滿州的差別其實比中華、日本之間的差別遠為巨大。滿人信奉殺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薩滿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從民族文化要素的語言來看，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是複音節語言，滿文是以表音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是單音節語言，漢文是以表意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說滿洲人「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帝國的少數民族實在是牽強附會的，在明末以及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女真各部族對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外來民族，就是異族。
可見，無論是努爾哈赤於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權，還是皇太極與1636年改建的滿清政權，都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外族政權。
滿清政權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更在於其對中華文化始終採取抗拒、破壞的做法，直至其蠻性衰盡，不由自主地被中華文化徹底同化。努爾哈赤建政后，對東北漢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漢人兩百多萬人，幾乎將東北漢人殺光；皇太極積極啟用用漢奸降臣，但他只研習中華的謀略和帝王術，卻嚴禁滿洲人歸化漢禮制，非但如此，他還強迫新征服地人民服從滿洲禮制習俗，甚至連服裝髮飾，都要依照滿洲式樣：明降臣要積極學習滿語，漢人不肯剃髮、不肯換裝者，都要處重刑。
滿清入關之後，面對比自己民族人數遠為眾多的中華民族，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統治者不僅不思歸化中華民族，反而採取人類史上空前野蠻殘暴的專制手段，進一步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清軍南犯過程中，強迫當地人民剃髮留辮，去漢服、換滿裝，否則以「叛逆」論處，即行屠戮，為了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三、四十年當中不惜殺人數千萬，有些地方（如江陰）被「滿城殺盡」，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覆屠殺。滿州征服者妄圖以這種專制到頭髮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達到以落後的滿洲同化先進的中華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滿清政權一度企圖以滿文化取代漢文化、以滿語取代漢語。早在關外，滿清即強迫漢族降臣學習滿語，入關之後，滿洲統治者即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一國語，在順治年間，一度要求在清佔領區全面推廣滿語，重點對象是未成年人，但由於滿語的落後和「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於深知自己在征服過程中犯下的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為歷史輿論所不容，滿清統治者做賊心虛，拚命毀、改史料，把自己的入關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塗帳。清帝以殘殺、滅族的手法，對待直書滿州發家史、屠殺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這些做法，對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這些，滿清統治者內心十分清楚（始終比廣大漢人清楚），正因為此，滿清政權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一切華夏政權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蒙恬、李廣、岳飛、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殘中華文化，編撰《四庫全書》，抽、刪、改、毀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論在內的一切存有華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書；在一切文章中嚴禁「胡」、「狄」、「夷」、「虜」、「戎」和「中華」、「中國」等字眼……此種種做法，就是要矇騙愚弄廣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蓋其外來征服者殖民統治的不合法性。
因為帶有強烈的外族征服者的優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滿族統治者對滿漢通婚嚴加限制，嚴禁滿族女子外嫁漢人，貴族尤其如此，漢族女子不得進宮。除東北以外，統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國大地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廣大漢人當作同胞，乾隆帝縱容荷蘭人屠殺華僑；清末統治者的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接與國之歡心」，好象中國是他們暫時搶到手裡撈取好處的工具似的。
有糊塗混帳或不明就裡之人以「趙武靈王胡胡騎射」的史跡來混淆滿清的剃髮易服的反人類罪行；以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來論證滿清王朝的正統性。其實，「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與滿清的「剃髮易服」是本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一，趙武靈王學習匈奴服裝和騎射優點是自己主動學，並非被逼迫；二，趙武靈王的學習是技術上的學習，將「寬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並非拋棄華夏服飾，照搬匈奴服飾，更非要放棄華夏的文化和體制，採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統治者採取的主動、全面的歸化中華文化的做法，與滿清統治者猶如天壤之別：北魏孝文帝以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鮮卑貴族改漢名、用漢語、穿漢服、留漢發和漢族通婚、建漢式宮廷、用漢人禮制，舉國上下，魏晉風範，哪裡還有外來政權的特徵？北魏的鮮卑族，已完全歸化與中華，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統王朝。而唐王朝的統治者李淵家族，早在入主關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漢化，唐王朝與華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綜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滿清政權完完全全是一個外來征服政權。與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權同樣強烈地具有外來征服政權的性質。中共政權雖然由中國人建立，但是這個紅色邪教流氓政權的建立，從始至終離不開蘇聯「老大哥」（其實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組建這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更是由以蘇共為首的「第三國際」一手製造；在生存組織運作奪權方面，中共也是完全採用俄共、蘇共式的邪教黑幫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幾乎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建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權牢牢掌控的偽共和國，是與中國人民民意根本無關的共產黨機器；而中共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奪權后全面惡性膨脹的形式。和各國共產黨一樣，中共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完全是一個外來的邪靈，它藉著一個頗有些歪才的德國猶太人的變態的頭腦落戶地球，其披著狂妄武斷、純屬瞎掰的「歷史規律」的迷人外衣，瘋狂兜售無視人的生命屬性、極端崇尚暴力、反對一切傳統和現存文明的超級恐怖瘟疫毒藥。因此，以馬克思共產邪靈為靈魂的中國共產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外來超級邪惡恐怖組織。
縱觀中共的誕生史、暴發史：中共從頭到尾都是一個由外來邪靈催生、飼養、扶持、資助、教唆，終至羽翼豐滿，坐大為患的邪惡組織。
首先，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蘇俄（蘇聯）紅色帝國「東方路線」的產物：1919年～20年前後，列寧因為在德奧匈等中歐國家煽動共產暴動失敗，被迫中止西進路線，轉而稱：「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經過北京」，開始推行「東方路線」，圖謀顛覆中華民國，變其為臣屬於蘇俄的「衛星國」。
1920年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指使其代表維津斯基來到中國，積極拉攏教唆李大釗、陳獨秀等盲目激進的知名知識分子（特別是李大釗），謀劃成立中國共產黨。
之後，在李、陳等知名品牌的積極攛掇下，各地狂熱分子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來到中國，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國共產黨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動經費和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全部由共產國際支付；工作報告和組織、活動、發展計劃全部由共產國際審批；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掌控。可見，中共完全是由蘇俄以中國極端狂熱的盲目激進分子、野心家為原材料，一手製造出來的邪惡產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聽命于蘇俄（蘇聯）老子的外來邪惡勢力的附屬組織。
自建黨之日起，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實際上即認宗蘇共，共產國際代表、蘇俄（蘇聯）顧問掌握著中共的經濟命脈，和一切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在這些外來「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個二十年代，藉著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惡活動，在政治舞台上開始嶄露頭角：
中共成立后不久，蘇俄代表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狡詐決策，並且挖空心思騙取了孫中山的同意，開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蘇俄老子的這一重大的措施，解決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響力微小而難成氣候的難題。藉著國民黨的資歷和在中國的威望，中共邪靈組織在國民黨的機體內迅速的瘋漲起來。在蘇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國民黨體內，對國民黨瘋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圖謀從內部掏空國民黨，從而化國民黨為共產黨。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進行了「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的陰謀活動。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梟雄黑道分子毛澤東一度篡奪了國民黨的輿論權，超級騙子、冷血殺手周恩來則騙取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先是反對國民黨北伐，反對不成，則在北伐軍北上后空虛的後方瘋狂煽動農民暴動，對廣大北伐軍的家眷實行群體滅絕，企圖通過在後院縱火的方式，變北伐戰爭為自己奪權的暴動，亂中奪權。
因罪惡圖謀暴露而遭國民黨清洗之後，中共又在蘇聯派來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動公開反對中華民國的暴亂，妄圖建立顛覆中華民國的蘇維埃政權：
蘇聯代表羅明拉茲親赴南昌，夥同周恩來發動「南昌起義」，之後，在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的指令下，中共連續發動「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湘南暴動」、「左右江暴動」等叛國暴亂，在全國掀起一股共產暴亂的洶湧逆流。蘇聯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廣州暴亂，甚而至於，「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從「別有用心」地加入國民黨到公開發動叛國暴亂、成立裂國害民的「中華蘇維埃」，中共賴以逞凶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其蘇聯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蘇聯對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飼養，直至1935年中共反圍剿大敗，四處逃竄，雙方一時聯繫不上，才告一段落。
天下是難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領取盧布的代價是：一切聽命于蘇聯老子，死心塌地的為實現蘇聯顛覆中華民國，建立共產衛星中國的目標效勞賣命。中共認宗蘇聯的一個生動的特徵是：從陳獨秀至王明以下，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王明，這些中共歷任總書記的立廢，都出自蘇聯之手，三十年代，蘇聯更是派遣德國共產黨員李德為洋老子欽差，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全權指揮中共的軍事。另一個最生動的特徵是，1929年，蘇聯為維持其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調軍八萬入侵東北，大敗張學良，造成了「中東路事件」。對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自暴其外來反華勢力的醜惡嘴臉。
可見，整個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勢力，都是聽命于蘇俄（蘇聯）的外來反華勢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亂政權，都是由蘇聯操縱、指揮的外來反華偽政權。
逃竄到陝北之後，中共繼續接受蘇聯的指揮。1936年，中共為了保命，煽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一度企圖殺害蔣介石，但因當時國際形勢突變，日本擴張的勢頭咄咄逼人，在遠東對蘇聯形成重大威脅，蘇聯為了牽制日本，改變反蔣的策略，命令中共聯蔣抗日，中共即急忙搖身一變，由「西安事變」陰謀的總策劃者，變成了西安事變的「調停人」，蔣介石的「救命恩人」。這才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蘇聯的這個新策略，中共從此走上了假聯蔣真反蔣、假抗日真擴張的新道路，命運發生了轉折。
由西安事變可見：蘇共對中共的絕對領導權不虛。
此後，因為面臨德國的巨大威脅，蘇聯在二戰前、中的七八年裡無暇顧及中共。但是二戰一結束，中共又是在蘇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內戰巨大有利條件：
1945年8月8日，蘇聯在美國丟下原子彈的同一天對日宣戰，乘日本被原子彈炸懵之際，出動近百萬軍隊進入中國東北，打跛腳老虎，迅速奪得抗日果實，佔領東北全境。蘇聯對《雅爾塔協定》陽奉陰違，竭力阻撓民國政府接收東北，同時授意中共武裝假冒「東北民主聯軍」等民間武裝之名，搶佔東北。為了配合中共搶進東北，蘇軍將山海關至錦州的黃金通道、營口、大連等重要港口統統交給中共武裝；蘇軍還一再拖延撤軍時間，直至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東北為止。
又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搶得了先機，民國政府要接收東北，只能從關外打進來，節節攻堅，費了大力氣，卻只奪回錦州、瀋陽、長春、營口等大中城市，廣大農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鎮、縣、鄉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經落地生根。可以說，又與蘇聯的這一關鍵的扶持，在東北一開始就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國民黨敗象已現。
東北是中國第一重要的戰略區域，據之，進可席捲中華；退可自成一統。而從關內謀取東北卻殊不便利。蒙古、滿清就是先據有東北，進而征服了整個中國；更早時候的金國也以東北為老家，奪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東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礦產物產極為豐富，其民風兇悍、愚鈍、殘忍，非常適合中共掠奪、欺騙、暴力的需要。東北又與蘇聯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共據有東北，獲取蘇聯的援助極為便利，且攻守進退自如，最壞的情況無非是退往蘇聯（在蘇聯的扶持下待機捲土重來），怎麼擺弄也能夠立於不滅之地。
幫中共搶得東北之後，蘇聯還在武器物資上給予中共東北勢力巨大的扶持：根據1947年中共與蘇聯簽訂的《哈爾濱協定》，蘇聯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交給了中共，這些武器，足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用這些武器，林彪在東北擴軍四十萬，使得中共東北武裝於1947年底瘋長到七十萬之眾。蘇聯還將將東北由蘇聯控制的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
根據1948年簽訂的《莫斯科條約》，蘇聯還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交給中共，並幫助中共裝備和訓練十一個師。這些，是中共獲得了在東北壓倒國民黨的巨大優勢，獲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錢。可見，二戰結束后，蘇聯對中共的關鍵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奪取全國政權、顛覆中華民國的最重大的因素。沒有蘇聯老子的幫助，就絕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是一個典型的由外國扶上台的外來政權。 奪權上台後，中共立即衝著美國撕下了「農民民主黨」的偽裝，與美國兵戎相見，全盤模仿蘇聯的專制極權，簡稱比蘇聯體制更專制、更具欺騙性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一面倒的親蘇政策。
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給了傻瓜糊塗蟲、單相思親共的杜魯門、艾奇遜之流一記臭亮的耳光。
剛剛「解放」，立足未穩，毛始皇就奉蘇聯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動百萬雄師，衝到朝鮮半島與美國大打出手，致使百年來幾乎從未紅過眼的兩個友好國家頓時結下血仇。
暴力奪權過程中，中共即進行殺人土改，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寧邪教黑幫屠殺富農、「清洗」的做法，厲行「土改」運動，屠殺農村有產者兩百萬人以上；厲行鎮反運動，屠殺包括戰俘、民國前政權任職人員在內的「反革命分子」數百萬人。
在血腥屠殺的基礎上，中共全面移植外來蘇維埃-蘇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于中國：共產黨控制了一切，其附體于機關、團體、企業、學校、醫院…甚至小至街道，進行附體操縱，人大、政府、公檢法系統，完全成為受黨操縱的機器部件。中共國的政治體制的本質，與蘇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僅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個特別的「支部」，讓其繼續掛著「民主黨派」的名稱，打著「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幌子，利用其裝門面，欺世盜名，掩蓋其專制極權的醜惡嘴臉。
在經濟上，中共國全盤「蘇化」。
建國伊始，中共國就把建設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所有項目全部交給蘇聯，「一五」計劃的項目幾乎全由蘇聯援建。奪權后至1956年，中共以群體滅絕和搶奪的方式，強行將農村土地集體化，城市土地國有化，完全消滅了私有經濟，摧毀了誕生於晚清、至民國時已相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中共以遷徙限制、組織編製、以及稍後的戶籍，將農民牢牢的捆綁在土地上，形同農奴。
在城市中，所有經營實體全部被「國有化」、「集體化」，在之基礎上，中共建立起「以黨凌政、以政治企」的共產極權奴隸制企業制度，與蘇聯如出一撤。
中共象當年布爾什維克那樣，以極為殘暴的方式，在中國建立了「一大二公」，統購統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權力經濟。
總之，中共國的體制就是中國版的蘇聯體制。可見，中共國完全不同於民國以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它是用中國外衣包裝起來的另一個蘇聯。
與歷史上的外來征服政權滿清一樣，中共政權同樣對中華文化極盡破壞之能事，而且，其破壞的猛烈程度，比起滿清的破壞，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滿清完全相同，中共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同樣是出於掩蓋其奪權過程中的滔天罪惡、掩蓋其政權的不合法性、維護其殘暴的專制統治的需要。由於深知自己是外國一手創造、一手操縱的叛國暴亂的工具，奪權過程中罪惡彌天、無恥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刪毀歷史資料，偽造自己的發家史，進而將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糟蹋成了一本糊塗帳，給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礙。
早在建黨之初，中共就感到，中華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天命觀、家庭倫理道德系統、中庸之道【小編推薦:揭秘儒家中庸之道的真正內涵】、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馬、列假惡鬥邪說，暴力奪權的一大障礙，因此，乘著五四運動后的民族主義激進浪潮，打著民主與科學的幌子，將「反封建」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藉機兜售馬、列暴力搖頭丸，將大批青年誘騙成仇視傳統、數典忘祖、六親不認的「糞青」，進而變成認宗蘇聯的工具和炮灰。
奪權上台後,中共認識到,傳統的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是其鞏固馬克思邪教專政的一大障礙，因此，上台伊始，中共即著手阻斷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名，強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長袍、西裝、皮鞋、高跟鞋、禮帽等所有「舊中國」自然形成的衣著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員的衣著試樣，幾乎千篇一律地改穿藍色、灰色列寧裝（中山裝）、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並強迫幾乎所有男性將頭髮剃成「勞動人民」型短髮，所有女性將頭髮剪成齊耳類老太婆式的短髮。此種做法，十分類始於滿清入關之後，強迫廣大人民按照滿洲人的樣式「剃髮易服」。中共從阻斷中國自然的穿戴衣著形象入手，用專制強力打碎民國時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會面貌，將中國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單調劃一、個性壓抑的「灰螞蟻、藍螞蟻」形像，整個社會變得如同蘇聯勞改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一旦失傳，文化便無從維繫。中共深知漢語是其阻斷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重大障礙，因此，一上台就要千方百計的「改造」漢字。一如滿清入主之初企圖強行推廣滿語，中共一度拋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的「全盤西化」方案，企圖強制推行，但因無法解決巨量的同音字等問題而根本無法實施，只好採用「簡化漢字」的折衷方案，於1956年在全國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徹底破壞中國文化的圖謀沒能得逞。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簡化漢字雖然便利了書寫，但由於其不是來自於語言書寫的自然演進，而來自突然的人為強力干預，因此紕漏百出，很多繁體漢字，因為「不實用」、「封建主義」都被「揚棄」掉了，這些，對中華文化的內涵造成了破壞；由於簡化漢字對漢字的結構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壞，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結晶-書法藝術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由於廢棄了繁體字（傳統漢字），割裂了中國大陸與同屬中國的港、澳、台的在文化上的統一，因此，中共不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國，還帶頭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國。更嚴重的是，由於強制推廣簡化字，一代代「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對繁體字愈來愈陌生，現在，出了學習古漢語專業的人，大陸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體字，這嚴重阻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使其諸多方面有失傳的危險。
中共就是要讓中華傳統文化失傳。傳統文化斷裂得越徹底、中國人對傳統文化越無知，中共移植外來的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就越容易。
馬克思共產邪教的教義，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在革命的名義下，再殘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員就要克服罪惡感、「打破一切條條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達到這樣的「革命境界」，就必須「和一切舊傳統決裂」。而舊傳統的倫理道使人產生罪惡感，是實行專政的精神障礙，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毀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重點打擊傳統倫理道德的本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神論天命觀。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門的奸賊敗類，先後成立基督教「三自教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以黨控教，將「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國宗教組織改造成披著教會外衣的特別形式的中共黨組織，對於堅持教會獨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則扣「反動會道門」、「外國特務」的帽子，狠狠鎮壓。中共的奸惡措施，導致民間教會在大陸消亡殆盡，教會徒具形骸，「三教齊滅」。
文革期間，中共對裝模作樣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煩了，乾脆撕下對傳統文化「拿來主義」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瘋狂地破壞傳統文化：文化傳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項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毀壞、文物和文化遺址遭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切，都被打成「封資修」和「四舊」，遭到橫掃。
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迹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當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會蛀蟲、披著宗教人員外衣的黨員、幹部，他們居然被黨「冤枉」。
可惜的是：始於遼代的洛陽白馬寺十八羅漢塑像被砸毀、有一千年歷史以上的山系天台寺、山東嶗山道家聖地被搗毀…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颳去……
中共革中國文化的命，其瘋狂性、徹底性、深刻性，滿清實難望其項背：滿清殺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滿州式的衣冠發服取代漢式的衣冠發服，改變了外表，關內中國人的內涵卻基本未變；滿人在做了主子以後，沒有「改造」漢字，也沒有刻意去破壞中華的文物、古迹。
破壞中國文化，是為了全盤「蘇化（蘇維埃化）」。在破壞的同時，中共全面移植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于中國大陸：馬列斯毛邪惡思想指導一切，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思想；禁止一切非中共觀點；取締一切非中共領導的學術組織。原來高唱馬、列、斯、毛主義是最高科學、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現在又狂喊鄧小平瞎貓理論，僵賊泯三個婊子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更接近了真理，比馬克思還高明，原來，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顛撲而破」的。
原先連體育比賽好成績，都要求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現在因為這一套在世界上太醜陋，只好縮小為：在社會、政治領域的一切「成就」，都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實踐江賊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掛羊頭賣狗肉下蒙汗藥，貌似開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裡的馬克思邪教專制基因絲毫沒有改變。
移植馬克思邪教文化的結果，已經使中國產生了數億「前不見古人」，后可見來者的中共黨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中毒極深，被徹底洗腦，固守反人類的馬克思邪教信仰，敵視自由民主價值觀，六親不認，人性麻木。這類原教旨主義「老古板」人數極少，但危害不小，胡錦濤暫時是其中典型。
二，缺乏罪惡感的唯物（唯物質利益）主義者。這類人占當前大多數，其中很多人一度相信共產主義，現在信仰早已崩潰，唯利是圖、物慾橫流、貪污受賄，無所畏懼；造假欺詐，氣定神閑、流氓下作、厚顏無恥。中共貪官隊伍百分之百是這種人，江澤民是其總代表。
三，仇恨傳統文化、仇視西方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法西斯分子。這類人俗稱「糞青」，他們將中國的一切不幸都推到中國傳統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種族滅絕、核大戰。這類人人數雖少，煽動性卻不小。何新、姜戎（《狼圖騰》作者）是其代表。
四，沒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後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大部分屬於這一類，他們對傳統文化近乎蒼白地無知、中國的現當代史、中國社會的真相兩眼一抹黑、對西方的發達眼紅而又似懂非懂，對自由民主興趣索然。他們既不願「為黨奉獻」，也決不樂於助人，普遍的冷漠勢利麻木，其最感興趣的是現實物質利害關係和享樂。
不管分幾類，共同的都是：中國人普遍的已經沒有傳統的有神論天命觀；也沒有西方的有神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中國人普遍的或敵視（胡錦濤、何新等）、或恐懼（僵賊泯等）、或漠視（新生代等）。
經歷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壞和外來邪教文化的灌輸，中國人普遍的變得不像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來越少，受外來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來越重。中國人越來越喪失了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新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又被中共封鎖於國門之外，於是「是非對錯黨包辦」，人們普遍價值標準混亂，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現在更是變成了漠視自由民主人權、中不中、西不西的「經濟動物」。
綜以上所述，滿清是（歷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華民族建立的外來王朝，因為滿洲人文化極其落後，無能取代漢禮制，因此，滿清的外來化措施不能觸及中華的內涵。
中共雖然由中華民族本族人組成，但卻全然拋棄本民族一切傳統、文化，甚至一度「沒有祖國」，接受外來的馬克思邪教文化、摧殘中國文化、移植外來的蘇維埃體制于中國。中共邪黨黨徒，是長著中國人面孔的外來人，他們有效地破壞了中國的內涵，搞的中國不像中國、中國人不像中國人。
因此，中共政權是比滿清更為徹底的外來政權。滿清統治者如果在地獄里有知，當嘆服於中共領導人做到了他們做不到的事。
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之二） —極端血腥醜惡的發家史、過程相似、時間相等
二，兩者都是靠極端殘暴野蠻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亂髮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的方式奪取全國，過程相似，時間相等。
滿清（后金）政權的創造者，努爾哈赤，興于暴力、死於暴力，是十足的殺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發動部族暴亂之後，他只知殺，不能撫，身上血債累累，雙手沾滿無辜人的血。他不僅後來大肆屠殺漢人，對於反抗他殘暴統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殘施殺戮，以致於身被葉赫部首領的血咒：「我葉赫哪怕只剩下一個女人，也要報仇！」
他一生追逐權力，但是他追逐權力只為了兩件事：殺人和掠奪，至於後來的馬屁漢奸滿奸偽史家吹捧他的什麼「胸懷偉略」，要安定天下，純粹荒誕扯談。努爾哈赤學習漢語，通讀《三國演義》，根本不是嚮往中華的先進文化，而是為了獲取殺人和掠奪的智謀、技術、手段而已（一如後來毛澤東等人閱讀美國《獨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獻譯件，不是嚮往美國民主，而是為了獲取欺世盜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為表現的，是一種從心底蔑視和仇恨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心態：蔑視漢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權在東北的存在，令他的殺人搶劫集團礙手礙腳。
不僅是殺人狂，努爾哈赤還是一個心胸極端狹隘的種族滅絕主義者。萬曆十一年，明朝遼東經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擾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動中，誤殺了努爾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爺爺），作為補償，李成梁不僅親自收養努爾哈赤，明朝後來還封他為「建州左指揮司」，「龍虎將軍」，但是，這個努爾哈赤不僅絲毫不念李成梁、中華政權對他的補償之恩，反而後來大舉「伐明」，對明朝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東北兩百萬漢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爾哈赤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蒙古軍西征屠城，尚有低於蒙古戰車車輪者不殺（即不殺小孩）的慣例；努爾哈赤在遼東伐明，「攻一城屠一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死。努爾哈赤的屠殺漢人，一如後來中共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實行的「燒殺政策」，對有產者、「反革命」實施的群體滅絕，殺人的數目恰好也是兩百萬左右。
努爾哈赤不得好死之後，其繼承者皇太極為了籠絡人心，挽救危機四伏的后金政權，在殺人方面一度有所收斂，對明朝將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撫之術，如同1935年以後，逃竄到陝北的中共殘餘勢力為了活命，暫時收起蘇維埃燒殺政策，對民國政府軍政人員、國統區百姓大搞「統戰工作」，在邊區實行安撫士紳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極統治的末期，隨著滿清國力對明朝優勢的顯現，滿州政權又露出了殘虐的本性：松錦決戰獲勝之日，皇太極下令大肆屠殺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軍民，已投降的也要殺，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極末期，入關擄掠的清軍，接連製造屠城慘案，僅濟南屠城，就殺死十七萬老百姓。這就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隨著「解放軍」在內戰中勝勢的顯現，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厲行「土改」，大肆屠殺解放區的地主、士紳、富農。
皇太極死後，其實際上的繼承者多爾袞在入關征服的過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厲行「留髮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將血腥屠殺政策推向了極致：六年中中屠城數十個，殺人上千萬，其野蠻殘暴，遠在其老爺子努爾哈赤之上，直令後來的侵華日軍自嘆弗如。
滿清（后金）政權依靠屠殺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過平安的日子，對暴惡的東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滿清（后金）這個極端野蠻殘暴的政權一開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質來說，其成大氣候的可能性並不高，為什麼到能坐大為患，終至席捲天下呢？
這首先是因為滿清（后金）政權得到了發家崛起的最佳天時。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就開始蠢動，時常侵擾明境，但在明朝傑出將領李成梁的打擊和分化下，其勢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萬曆後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東北沒有了良將，國防大大削弱，努爾哈赤得有機會竄上歷史舞台，興兵作亂。本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明朝雖衰，但在東北經營多年，也不至於跨得那麼快。偏偏在努爾哈赤蠢蠢欲動的時候（1592年），日本人大舉入侵朝鮮，明朝又不自量力，傾盡全力去援救這個友好小國，雖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損失慘重、傷了元氣、得不償失，從此其在東北的軍事力量一蹶不振，為滿清（后金）政權在東北迅速興起創造了條件。
再則，滿清（后金）興起時，一家獨強，周邊沒有可與其分庭抗禮的制衡力量，「國際環境」頗佳：經過16世紀末的朝鮮戰爭，明朝、朝鮮、日本三敗俱傷，日本人的勢力以影響不到東北，朝鮮軍隊更是不堪一擊；原先強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經衰落；而最強大的西方勢力-俄羅斯老毛子的擴張步伐雖已邁近黑龍江流域，但要伸手進東北尚需時日，其遠未具備大舉入侵東北的條件；英、法等西歐強國尚未完成近代化轉型，更無力影響中國。
可見，滿清（后金）興起的條件和時機是多麼的得天獨厚！若晚得數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後的俄羅斯老毛子掣肘，而無法問鼎中原！
可見，努爾哈赤的起家，實在是典型的乘亂髮難。
在努爾哈赤之後，后金-滿清政權乘明朝被陝西農民大起義弄得自顧不暇之際，頻頻入塞，威脅京畿、拆毀城郭、燒殺擄掠、大肆破壞，擄走明朝上百萬人民。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滿清（后金）雖然在東北成了氣候，但要入關奪取天下，卻遠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還存在，滿清的入主就沒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權系統不崩潰，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對抗滿清的入侵。只要明朝還在，滿清就無法在關內站穩腳跟，其入關「滅明」的戰爭就會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是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明朝的滿清所無法支撐的。
昔年大金國的實力決不在滿清之下，但卻就是吞不下衰弱腐敗的大宋朝；而世界頭號軍事強權蒙古，進軍中歐只花了幾年的時間，但消滅更衰弱的南宋卻花了四十年。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宋政權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這個堡壘卻被李自成、張獻忠從內部攻破了。李自成陝西稱帝，其農民大軍進軍北京，將北方四省的明政權摧毀殆盡，逼死崇禎帝，消滅了明朝的政權中樞。虛弱透頂的明政權被斬首，頓成瓦解之態勢，張獻忠勢力又在湖廣橫加破壞，打進四川，大砍大殺，加劇了明朝的分崩離析。
最糟糕的是，李自成集團進了北京，不僅不能夠迅速的穩定局面，還將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吳三桂軍逼到了滿清一方。吳三桂軍有著最豐富的抗清經驗，又佔據著山海關這個黃金咽喉要道。吳三桂的獻關降清，等於是把中華這個重病虛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給滿清任意處置。
多爾袞就是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頃巢出動，揮師入關，以組織嚴密、其勢如熾的新興集權，橫掃關內分崩離析、內訌腐朽渙散的各派勢力，招降納叛，各個擊破，怎麼能不席捲天下呢？
滿清之徵服中國，實為典型的乘虛而入。
中共起家的殘暴，絲毫不在滿清之下。早在1927年發動背叛中華民國的武裝暴亂之前，中共就已「國共合作」為掩護，「國名革命」為借口，在南方農村大搞打砸搶燒殺運動。彭湃號召廣東農民殺光所有有產者，毛澤東東等人煽動農民協會自結武裝，取代民國基層政權，「一切權力歸農會」，大搞痞子運動,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誣衊混帳口號，盡情屠殺農村中稍有一些田產的人。1927年，中共發動大規模叛國暴亂，更如一頭吸血狂魔，以屠殺的腥風血雨來維繫自身的生長。1927年至1934年，中共在華南、華中、華東不僅大殺有產者，對中立的群眾也一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處決」。當年帶頭暴動的中共大佬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無一不殺人如麻：毛澤東曾親自下令殺害地主全家，幾歲的小孩都不放過；「東方道德家楷模」周恩來殺人功夫更是了得，不僅指揮殺人，更親自動手殺人，親自帶人將別人滅門、滅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禮」，南方數省生靈塗炭，僅江西一省，死於中共屠刀就達二百一十萬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無產階級」。
流竄到陝北之後，中共為一己之生存發展而暫時改弦更張，殺人有所收斂，大搞「統一戰線」騙取人心，以更順利地奪權打江山。但是奪取全國政權后，中共馬上露出了真面目，發動了比當年在南方暴亂時更大規模的屠殺。一如滿清入主中原，為強迫人民「剔發易服」而興起屠刀，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殺害農村有產、已放下武器的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城市有產者五百萬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殺的恐怖嚇阻一切「異端」、搶私為「公」，以達到「共產」的目的。和多數朝代開張之初，以「仁政」安撫天下不同，中共這個以血為生的反人類的邪靈政權似乎不殺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鎮了，產也共了，「人民江山」也鞏固了，它還要繼續殺人：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嚴打、六四、揭批法輪功……因為若是不殺人，人性就會蘇醒，道義就要回歸，中共的危機就要來臨。
中共殺人的「偉大成就」，直可以令「國民黨反動派」鳴冤而死；中共殺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爾哈赤在地獄里大開眼界。
如同滿清一樣，中共暴發的方式也是乘亂髮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
中共建黨之初，乘當時北洋軍閥治下的民國政權失控、軍閥混戰，人心混亂，大肆兜售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動暴力。中共並掩藏禍心，加入國民黨陣營，利用國民黨的威望，拚命擴充邪教黑幫勢力，大量散播馬克思邪教；利用當時軍閥紛爭的混亂，假冒國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動。「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利用孫中山的糊塗和國民黨的內部混亂，對收容自己的恩師國民黨大搞陰謀破壞：參沙子、插釘子、內部滲透、分化瓦解、「拉一派斗一派」，將邪靈的觸角伸遍國民黨全身，企圖從內部將國民黨絞殺、吞噬，以走捷徑的方式，將國民黨的地盤、勢力劫奪為蘇維埃邪魔勢力。然而，中共的惡毒野心被國民黨內蔣介石勢力察覺和粉碎，陰謀敗露之下，中共惱羞成怒，乘1927年中國政局群奸並起、四方割據、蔣介石政權立足未穩之機，糾集城鄉流氓無產者、土匪強盜、國民黨軍隊邪靈附體成分，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但在民國政府軍的反擊下，共產邪教匪幫效仿列寧，迅速奪取城市的美夢泡湯，只得竄到井岡山，建立土匪
蘇維埃政權。中共的起家，是活靈活現的乘亂髮難。
在南方受挫，竄至陝北之後，中共處於閻錫山和馬家軍的東西兩面夾擊之中，本已窮途末路，難成大氣。但偏偏這時日本人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舉入關，攻陷京津，長驅直入，北方抗共中堅大老閻老西老家被端，民國北方政權，分崩離析。日本人的瘋狂入侵，是一切不可能成為可能，為中共邪教黑幫的再度興起創造了大好條件。這如同明末日本豐臣秀吉勢力的大舉侵朝，耗盡了明朝在東北的元氣，為努爾哈赤在東北的崛起創造了大好條件。
中共乘日寇大舉入侵，民國政權大衰大亂之機，打著「抗日統一戰線」的虛假幌子，騙、奪國民政府經費和民脂民膏，大力搶奪地盤，擴充邪教黑幫勢力，「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隨著實力的加倍膨脹，中共對日本越來越友好。除了抗日戰爭之初，林彪、彭德懷這兩個一時沒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對日本人小打了兩仗以外，其餘所有的時間，中共都在「游而不擊」，暗通日寇，「專打友軍」。
中共在日本侵華的戰火中，罔顧民族大義、拋棄民族氣節，通敵賣國，損民族以利己；助日為虐，汲抗日軍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歷史，實為全世界最醜惡卑劣無恥的乘火打劫史。其無恥和骯髒，連其老子蘇共都感到汗顏。
由於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從部隊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雙方甚至暗中勾結，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幾乎談不上有什麼「抗日」的損失：除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身亡外，其餘中高級將領完好無損。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戰的損失的原因。
「抗日」期間中共勢力瘋長，其滲透區人口上億，共匪武裝增至一百二十萬，但就是滲透而不控制，不動日本人一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國民黨軍隊拖疲、被美國打垮、宣布投降之際，中共急忙跳出來打死老虎，乘國民黨鞭長莫及，搶奪地盤，把大片的原國統區竊奪成「解放區」。 抗戰結束之際，蘇聯老子出兵為中共搶下東北，送給了中共全套日制現代化武器和重裝備，並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東北擴軍至七十萬，第一次擁有了足以攻堅打天下的、除海軍之外的所有兵種。
中共不僅在兵力、軍備和地盤上具備了顛覆民國政權的實力，在財政和資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對國民黨的優勢。中共因為假抗日，沒有戰爭消耗，卻又以「抗日」為名，不斷獲取民國政府的經費以擴充武裝；對不擇手段的中共而言，責任和道義純屬笑談，中共不盡國家責任，也絲毫不對其佔據的北方地區的民生項目盡責任，因此，幾乎無需支出；相反，由於蘇維埃邪教黨的邪性，中共卻盡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打家劫舍搶田奪地擄財，視人權如糞土；最卑鄙無恥的是，為了最大限度的積聚力量，中共發動「大生產運動」，大種鴉片，瘋狂毒害國統區人民，賺取巨額的黑心臭錢，買槍買炮，在背後捅抗日誌士的刀子，準備大打內戰；以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為代價，換取大量蘇聯援助。如此的「有進沒有出」，大肆販毒發黑財，背後又有蘇聯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撐腰，中共能有什麼經濟危機呢？
對之對比鮮明的是，國民黨軍隊擔負了保衛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勢和不利局面中與日寇拼搏，苦苦支撐了八年之久，軍隊傷亡三百二十一萬多人，陣亡的將軍就有一百多個，精銳幾乎耗盡。由於國民黨不可能像共產黨邪教匪幫那樣，以「共產」的名義殺人搶錢越貨以自肥，所以，巨額的戰爭費用，迫使民國政府不得不大借內、外債、大發鈔票，造成了戰後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內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戰前屬於國統區的幾乎整個東北、華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華東的大片地區，抗戰勝利后冤里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紛紛變成了「解放區」。國民政府喪失了遼闊的、物產豐富的東北大部、北方的大片產糧區，並失去了優勢的戰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輸誠」毛澤東，這時顯露出最狠惡的流氓無賴嘴臉，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窯洞「一桶水都不澆」，抗戰勝利后搶摘了國民黨抗日的大部分勝利果實，毛卻反而誣衊渾身是傷的國民黨不抗日，中共調動整齊劃一的專制宣傳機器，瞎說抗戰勝利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要摘共產黨的「桃子」。共產黨大鑽國民黨言論自由的空子，騙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緒化的中華民族一起來圍攻國民黨這冤大頭。
毛共又大鑽民國政府實施憲政誠意的空子，以和談為掩護，秘密調動假抗日期兼養精蓄銳的共匪武裝，突然襲擊，大打內戰，勢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誣衊國民黨發動內戰，煽動國統區廣大糊塗糞青「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在國統區後院大肆縱火。在解放區，中共又發揮極端專制政權造假的巨大優勢，精心布置、導演、熱情接待美國訪問團，把杜魯門、艾奇遜等美國左派騙得神魂顛倒，在關鍵時候拋棄了民國政權。
民國上下官員，哪見過這般曠古未有卑鄙無恥的下作招數？國民政府的從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戰後的中華民國，就像一個失血過多的巨人，處於極度虛弱的狀態，哪經得起中共這些絕世下流狠毒的內外夾攻招數，頓時經濟崩潰、內亂內訌、風雨飄搖。中共權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乘機拳腳齊下，揮師入關、大舉南下，馬不停蹄，一舉把已成瓦解之狀的民國政權趕到了台灣島。
如同滿清入主中國一樣，中共之奪取中國大陸，是地地道道的乘虛而入。
滿清、中共二者最傳神、最驚絕的相似，莫過於二者發家時間的相似：滿清自努爾哈赤建政，到多爾袞入關定鼎北京，歷經二十八年；中共自1921年建黨，到1949年揮師入關，席捲大陸，剛好也歷經二十八年！這難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麼多偶然，「偶然」還成其為「偶然」嗎？）除了神的大能，還有什麼能使中國歷史作跨度為三百年的循環！？
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之四） ——八旗制度vs共產主主義；圈地運動vs強迫拆遷
四，二者在入主中國之後，厲行極端專制野蠻的統治，推行落後的生產方式，大搞圈地運動。
滿清入主之後，將中國大一統專制王朝的君主專制推向了極端。入關之初，清統治者就削弱了內閣的權力，雍正帝乾脆廢除了內閣-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發展起來限制君權的雛形體制，另設「軍機處」，將軍政大權不論巨細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國家」體制。除專制政治體制創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滿清一朝，還創了兩個之「最」：一是專制民族壓迫、殺人之最：強迫關內人民剃髮易服，為之不惜殺人上千萬，摧毀了先秦以來延續了數千年的華夏民族的衣飾和髮式傳統，專制到頭髮、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一是興起了中國專制王朝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文字獄殺人整肅運動：僅乾隆一朝，就行文字大獄一百三十多起，平均一年兩起還要多，其殘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獄可與之「媲美」。
滿清靠八旗制度發家，以八旗制度立國。其老祖宗努爾哈赤發明了八旗制度，並靠著這個制度鬼使神差地暴發起來。八旗制度實際上就是奴隸制加種族壓迫制。女真族本來以漁、獵為生，對農業、手工業幾乎是個外行，後來這個民族逐漸發覺，周邊的農業民族軟弱可欺，用打獵的獵具來對付人，要比打獵滋潤得多，要是能夠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搶劫，幾乎沒有敵手。於是，八旗制度應運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一開始就是女真族搶劫殺人集團組織制度。隨著女真各部的統一，八旗制度的擴張，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搶劫的收入不穩定，旗人又不懂生產，如何獲取穩定的保障？於是入關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搶劫地的人丁全部殺死，而是在掠走財、物的同時，大量的擄走漢族人民，數十萬以上被擄到關外的人，被編入八旗「包衣」（奴隸）戶籍，，成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隸，被刀劍逼迫著為滿洲（女真）人種糧食、養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滿清將八旗制度移植到關內，大搞圈地運動。滿州人圈佔華北大片良田，趕走漢族地主，強迫漢族農民做農奴，妄圖以奴隸經濟取代地主農民經濟，要使漢族社會倒退回兩千年前的奴隸社會。滿清的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大批逃亡，華北人民流離失所，良民為寇，鋌而走險，但都捱不過八旗軍的兇悍，以致冤魂塞壟、餓殍遍地。
由於八旗奴隸制生產方式的落後，大批被圈佔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長滿野草。生產力遭受嚴重的破壞。眼見八旗制度圈地運動將來要把自己搞垮，滿清統治者慌忙對圈地運動急剎車，經歷滿洲貴族集團的殘酷內鬥，康熙帝終於於1669年徹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隸生產關係的進一步擴張，這時已是滿清入主后的第二十五個年頭了。
制止奴隸制擴張后，由於八旗制度是滿清的命根子，絕對不能革除，滿清只好糟蹋納稅人的銀子以養活越來越多的八旗子弟，讓這批不事生產丸絝子弟，成為特權階層、中華民族的寄生蟲，就像後來的中共「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幹後代「太子黨」、「衙內幫」。
中共是馬克思主義邪教在中國的分支。馬克思主義邪教披著無產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實質卻是集人類幾千年來專制毒素於一身的超級巨毒猛葯。中共這個邪教分支更是將中華五千年糟粕與馬克思超級毒藥結合起來，因此，中共的專制野蠻邪惡性超絕全世界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邪黨，惡貫滿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邪惡軸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以極其狡詐的血腥屠殺來打造全方位超級專制體制。
共軍節節勝利時，為了更順利的奪權，中共大力呼籲國民政府軍政人員留下來為新生的「人民政權」服務，並承諾決不算歷史舊帳。然而，中共奪得大陸后，立即撕毀寬待國民政府留用人員的承諾，以鎮壓「反革命」為名，大肆屠殺國民政府「留用」人員，以及一切與國民黨有牽連的中下層人員，這些人絕大多數人被鎮壓，數年間殺人五百萬以上。但極其狡詐的是，中共在大殺中下層人員的同時，對原國民黨高層人士及一切國內外名人，「友人」卻待如上賓，大搞「統戰」超級欺騙術，將國民黨「左派」、「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專家、學者、外國政治家、名流騙得團團亂轉，極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奪權之初的濫殺，一如滿清入關之後野蠻屠殺漢族人民、濫殺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卻比滿清狡猾得多，滿清殺害孫承宗、盧象升、史可法等名流，罵名昭彰，中共對民國高官顯貴卻是一個不殺，而狂殺普通的「歷史反革命」。狂殺普通大眾，以血腥恐怖建立了專政淫威，又因為殺的是普通人，難以為外界知曉，殺人的同時照樣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過優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義」的超級偽善假面孔，籠絡騙取國內外精英、政客為「人民」服務，支持「新中國建設」。
在「鎮反」中，大批原國民黨軍隊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橫遭殺害，這，連蘇聯共產黨都看不過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奮勇搶救世界有史以來最大海難「江亞輪」海難的救死扶傷的英雄張瀚庭，這個救了453條人命的船長，被民國的社會輿論普遍讚譽的人，被當地群眾稱為大好人的人，照樣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殺害，這個拒絕隨國民黨去台灣，對中共一度抱有幻想的人，臨刑前高呼：「天曉得！」比起滿清的屠殺，中共的屠殺真是狡詐到了極點，卑劣直至，無恥之尤！
屠殺是為了專制，專制到極端是極權。中共通過血腥屠殺，建立了比古今中外一切專制體制更專制的體制：「新中國」不僅徹底剝奪了中國人的民主選舉權，還「黨的領導」的名義，將民國時期國人在相當程度上享有的新聞、通信、出版、結社、集會、遊行剝奪得一干二盡。
因其「專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獄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雖然沒有滿清的殘忍，但打擊面更大、手法更絕。
早在其在野作亂的山大王「革命」時期，中共就大殺大整異議人士：「江西肅反」、「延安整風」，異議分子當然不能免。王實味自以為可以做善意批評共產黨的魯迅第二，誰知僅因為一篇《野百合花》，就被「偉光正」砍掉了腦袋。連中共自己的高級理論家李達，身居高層、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論權威王明，只因言論不合毛共之意，也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場，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比起山大王時代的中共，滿清在關外稍微文明些，但入關后就不同了，剛剛拿下南京，滿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獄，拿僧人函可開刀；與之相似，毛澤東一站穩腳跟，就將「胡風反革命集團」打倒，株連甚眾；祭出「公安六條」，對「傳播謠言」者殺無赦，殺戮甚多；又大批電影「武訓傳」，株連甚眾。毛始皇還覺得滿清式文字獄效率不高，乾脆不等案例出現就動手，出動出擊，引蛇出洞，以「陽謀」之術一舉打倒「右派」百萬以上，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的輝煌。但是「我黨」的本性決定了他永不滿足於整人的成績，自文革始，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文字獄形式，「集體表態」、「人人過關」，你要是「不老實」，要麼當眾捉「奸」（毛澤東時代的手法）；要麼秋後算帳（現在的手法），總之沒你好果子吃。
比起滿清的文字獄，這一手法絕就絕在你：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的更陰毒之處是「改造思想」，讓無辜的人真覺得自己十惡不赦；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更惡劣之處在於：滿清可以沒有文字獄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憲）；而文字獄是卻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獄，中共賴以為生的欺騙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體、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台，文字獄就會永遠存在。
綜而言之，滿清文字獄和中共文字獄的性質是相同的、惡果是相似的：都是極端專制的體現，都大大加深了中華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肅思想犯，滿清喜歡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殘忍；中共則喜歡「治病救人」，更加隱晦、徹底；滿清的文字獄的惡劣程度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影響，容易廢止，中共的文字獄卻有與生俱來的的制度性頑固性，非中共垮台不能廢止。
滿清、中共的文字獄，各自在中華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一筆。
雖然馬克思邪教轉制創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獄，並且比起人類歷史上一切專制體制，馬克思邪教體制專制得最徹底、最嚴密，但這還不是它的最大的「優越性」，其最大的優越性是「共產」-消滅人類幾千年來自然形成的私有經濟。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利誘，騙取廣大農民為其奪權充當炮灰，一旦站穩腳跟，就立即充分顯露其馬克思邪教黨的共產邪性，翻臉不認人，如滿清那樣大搞圈地運動，將分給農民的土地重新奪回，圈進人民公社；以國家的名義，將工商業者和民族資本家逼得傾家蕩產，短短數年間，徹底消滅了民國時期早已存在的市場經濟、徹底摧毀了數千年來中國一直存在的自然經濟形態-私有經濟和市民社會，中共從物質上斬斷了自由的根子。
對這些，滿清多爾袞、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獄有知，當驚服於中共這史無前例的專制術，向中共磕頭認輸。
在「舊社會」的廢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產主義新奴隸制經濟制度：以戶籍制和公社組織把農民改造成新型農奴，以編製和檔案把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改造成依附於單位「組織」的社會主義新型奴隸。中共邪教「社會主義制度」，與滿清「八旗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如滿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後接著馬克思邪靈轉世，都是要使當時的社會倒退回奴隸社會。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統、單位、組織的領導實為各旗旗主。
至此，勞動者「不僅被重新剝奪，而且被徹底剝奪」，連「舊中國」時的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都被剝奪了。隨著中國的「解放」，無產者更加一無所有，雖然擺脫了在「舊社會」受剝削的枷鎖，卻被裝進了更加嚴密、更加暗無天日的「新中國」的鐵幕囚籠。
中共毀滅兩千多年的中國私人經濟，和滿清毀滅兩千多年的中華民族服式、髮式是相通的：都是極端的專制的體現。
但是也正像滿清八旗奴隸制生產關係搞不下去一樣，中共新八旗共產奴隸制度最終也搞不下去，這個制度搞不下去同樣是因為嚴重的破壞了生產力，繼續搞下去中共有垮台的危險。
中共新八旗經濟制度的實質-馬克思邪教計劃經濟由於否定和剝奪自由及一切基本人權，因此嚴重打擊了人的積極性，摧殘了人格尊嚴、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濫成災，從而造成各行各業效益、效率低下，污染浪費嚴重，甚至違背自然規律，倒行逆施，「大躍進」、「大鍊鋼鐵」，摧殘生態、禍國殃民。
在農業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專政成被嚴加看管的牲畜，一難以吃飽，二不許說話，二十年取得了餓死三千萬人偉業；工商服務各業搞一大二公、指標任務、統購統銷，結果是吃大鍋飯、消極怠工、科技閑置、模式僵化、生產停滯、服務惡劣。整個民族瀕臨破產。
眼看再這麼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1980年開始改革新八旗共產奴隸之經濟制度，這時已經是「解放」后的第三十個年頭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第二十五個年頭，與滿清同！
在毛始皇砸爛的廢墟上，鄧矮子經過十年「修正主義」的休養生息，總算使中共恢復了元氣，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點燒毀了中共的邪果子，幸虧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見蘇東解體，鄧矮子慌不擇路，急忙修正「修正主義」，挾持中國走上專制極權加官僚特權冒牌市場經濟的畸形死路。自鄧始，僵賊泯等各級官僚特權，以「改革」為名，瘋狂化公為私，掏空國企、股市、銀行儲蓄、國庫、國民福利，如今眼見可「開發」項目已經不多，又掀起一輪新的圈地運動，官商勾結、轉、炒地皮、騙、奪暴利、攜款潛逃、最後瘋狂。
比起滿清，中共搞兩次圈地運動，一則搶私為公，一則化公為私。同一個黨，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進步，橫豎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稱義，謀財害命盡在理。同樣是圈地運動，中共比滿清更卑鄙、更瘋狂。
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之五）——晚清局面及晚清局面的極端化重現
作者： 曾節明
滿清國、中共國有著極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經重複、並且正在重複著滿清末年的歷史。
毛澤東死後的二十多年，中共國與「火燒圓明園」之後的滿清國驚人的相似：
一，都在形勢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腳經濟改革，拒不改革專制體制。
滿清國先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這個兩百多年來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滿州軍事強權遭此史無前例的沉重打擊，頓時威風掃地以盡，敗象盡顯，接下來滿清國又遭太平天國暴動和英法聯軍入侵的內外夾攻，政權幾近崩潰。幸好不識時務的咸豐帝死得好，識時務的皇弟奕忻得有機會統領朝綱，他勾結奸毒險惡的臭婆娘慈禧，奪得實權，作出了「改革開放」決策：停止與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滿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鎮壓「家奴」-廣大漢人以及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堅持滿洲貴族的領導，以確保廣大廣大漢人永不偏離受滿洲政權專政壓迫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於是，「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全國逐漸湧現了一大批「官督商辦」的近代化企業，高價買來外國人的不尖端設備，照著外國人的技術，拖著豬尾巴的人們，也能夠生產槍、炮、車、船、玻璃等新鮮玩意兒了；漢人中湧現出一批誤以滿清朝廷為中國的人才兼奴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他們以同胞的血染紅頂子，以劊子手的身份督辦企業，積極招商引資，三十年間，似乎出現了比「康乾」偽盛世繁榮得多的「同治中興」局面。
1885年，滿清國乘「同治中興」的迴光返照之勢，與法國大戰一場，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滿清陸軍雖然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但因為滿清國已經施行的賣國求穩、一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奴（「家奴」）的新國策，仍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令準備好丟臉的法國人喜出望外。
中共國這邊，由於毛共二十八年的倒行逆施，整個民族即將破產，中共統治瀕臨崩潰，在這「長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該滅亡，歷史即將翻至新的一頁之際，偏偏鄧小平發動政變，掀翻了了心不夠狠、手不夠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華國鋒，終止了邪黨統治的崩潰趨勢。
華國鋒，就象滿清國那個忠厚木納的慈安太后，受到先皇帝的信託，本來是扶主朝政的人選；而鄧小平，則象那個陰險詭詐的慈禧太后：慈禧在咸豐帝妃、后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一的兒子，一度受寵，但後來，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咸豐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備，皇帝還立有遺詔給慈安保管，嚴禁慈禧干預朝政，否則格殺勿論。
但是，慈安太后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慈禧遲遲不下狠手，還將先皇帝遺詔交還她，以致養虎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
中共國立國之初，鄧小平在中共最高層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僥倖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後期，太監總管周恩來身體已經不行，經歷文革整肅，中共高層已無能人可用，「四人幫」又「爛泥巴敷不上牆」，毛皇帝這才被迫再起用鄧矮子，但不久又發現其「翻案」企圖，又於1975年將其批倒批臭，並就鄧的問題作了十八條指示，揭露了其同樣也是專制主義者的本質，比「資本家還厲害」，讓華國鋒、江青等人對其嚴加看管。
但是毛皇帝一死，老華卻中矮子的離間之計，盲目發難，首先火併掉「四人幫」，幫了鄧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統毛派的力量，接下來，老華卻又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鄧矮子沒有嚴加看管，讓這個「黨內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到處走，以致養虎為患，自己反被鄧矮子勾結外廷還鄉團趕下了台。
這鄧矮子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忻於一身，同樣以「改革開放」的國策救活了中共國。他廢除老華的「兩個凡是」國策，短時間的高喊了一陣子「解放思想」的口號，但他的所謂「解放思想」，並不是要給人民思想言論自由，而是要統治集團成員象鄧矮子自己那樣，樹立「掛羊頭賣狗肉」的走資派思想，破除說一套做一套抓緊時間搞腐敗讓他們自己這「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心理障礙；同時，誘騙老百姓樹立是非不分、無道無德的新價值觀，萬假千虛只等閑，心平氣和地解受特權搞腐敗的現實。
所以，如「民主牆」成員那樣，一旦越過了假解放，新束縛的底線，鄧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薑辣勁，不動聲色的將陳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壓在無聲無息之中。
如同滿清國的「洋務運動」一樣，鄧矮子拋出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經濟，不改革專制體制的的跛腳瘸腿改革。二十年來也同樣湧現了一大批官督商辦的非公有制企業，自鄧矮子始，中共停止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公開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紅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鎮壓廣大家奴，確保改革永不偏離中共一黨專制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如滿清之反法戰爭一樣，由鄧矮子拍板，中共攜「改革開放」的斜陽下的春風，打了一場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中共軍雖然取得了諒山等大捷，但因為中共一貫實行賣國求穩、一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奴」的基本國策，依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於1990年將老山、法卡山等中國國土地乃至中共軍人的」烈士陵園「一道，拱手送給越南，令準備好丟臉的越南人喜出望外。
滿清在堅持王朝專制體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和企業制度，開放對外貿易，主要目的是實現「堅船利炮」，以對外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對內能夠更有效地鎮壓以「家奴」的反抗。滿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國家出現了二十多年的繁榮局面。但是，由於滿清統治者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結果搞得很不配套，滿清官員，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一大批「官督商辦」的企業，成了官商勾結、貪污腐敗、侵吞民脂民膏、國家資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
由於制度落後，導致體制內外人的素質落後，新設備不懂管、新技術不會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後瘋狂滋生的腐敗，導致滿清花大錢買來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開了戰才知道：槍是廢槍、艦是陋艦、彈是啞彈。
甲午一戰，滿清龐然大物竟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得落花流水，實在是造成了中華兩千年來的奇恥大辱，即便當年衰腐至極的明朝，都不曾輸給過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幾乎同文同種，同樣搞了改革，現在一優一劣，對比明顯。大批的讀書人由是看出了滿清「改革」的治標不治本性，終於忍耐不住對專制腐敗統治的不滿，發起「公車上書」，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搞君主立憲。
以光緒帝為首的滿清統治集團開明派，看到危機日深，不變法滿清即將覆滅，也決心搞君主立憲制，順便在改革中奪回實權。但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終於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發動政變，非法軟禁光緒帝，將改革派骨幹分子譚嗣同、劉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頭，身首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
自中共國毛澤東時代晚期伊始，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慘痛，國人開始逐漸認識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鄧矮子為延續中共壽命而被迫打開國門，在「垂死」的「美帝國主義」、「水深火熱」的台灣同胞興旺發達的事實面前，經歷過文革的大批國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國后的暴虐欺詐歷史，中華天地間涌動著反思啟蒙的春潮。
但由於鄧矮子的所謂「改革」一開始就是以保中共專製為目的，只准改經濟，不準改政治，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鄧矮子還拋出「四個堅持」，以之為由，遲遲不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由於沒有民主和新聞自由的監督，鄧矮子發起的所謂「改革」只給廣大老百姓帶來了五、六年的實惠，就愈來愈畸變為中共特權「官倒」貪污腐敗、化公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奪之路。已經有些覺醒苗頭的八十年代的廣大知識分子終於忍耐不住這種新式的專制腐敗和通貨膨脹，一再發出聲音，向中央上書，要求「變法」，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新聞自由。
另一方面，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開明派，看到中共一黨專制已沒有出路，不民主，經濟改革也改不下去，不變法，中共即將有亡黨危機，也決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的耐心和溫和暫時地催眠了鄧慈禧，「黨政分開」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寫進了十三大報告。
但是久受滿清和共產黨愚弄的中國的民眾，有著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歡走兩個極端，情緒泛濫、一哄而上、一鬨而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他們對趙紫陽一點耐心都沒有，還懵懵懂懂以為是趙紫陽幫著鄧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憤之下，走上街頭「反官倒」，「反腐敗」，掀起全國範圍的促共改良的遊行示威浪潮。民眾企盼清官聖人壓倒了民主訴求，他們懷念胡耀邦這楊的清官，卻對趙紫陽這樣的致力於政改，以求從制度上根治腐敗問題的改革家熱情不高。
這使得八九民運實際上變成了對趙紫陽的發難：紫陽已經保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要遊行大軍見好就收，學生領袖卻頂著不幹，因為擔心自己回去後會被學校開除。這樣一來，就給中共眾元老留下了趙紫陽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縱遊行示威的印象。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當年的榮祿、剛毅等頑固派要求廢黜光緒帝那樣，強烈要求鄧慈禧廢除趙紫陽。
這趙紫陽同當年光緒帝性格相似，卻連光緒帝還不如，光緒帝在怎麼軟弱，面對慈禧的專權，還敢主動出擊，下密詔令康有為等人發動政變，欲軟禁慈禧；趙紫陽卻明知道人家已經拔刀，準備對他下手了，卻不敢向立場並不怎麼堅定的戒嚴部隊振臂一呼，以軍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們拒絕開槍、忠於人民。他連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流淚。中共反動派虛驚一場，他們最怕的就是趙紫陽和軍民聯合起來。
一旦聯合起來，中共立馬玩完。這樣的強烈刺激終於驚醒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火龍」，於是應驗了預言「火龍蜇起燕門秋，完壁應難趙氏收」，中共頑固派保守派全面沉渣泛起，數以萬計的民眾被中共軍隊槍殺、坦克碾死在北京街頭，身手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六四變法失敗之慘，遠比「戊戍六君子」更慘。而軟弱的趙紫陽，也象光緒帝一樣，被中共紅朝的「慈禧」軟禁到死。
鎮壓了戊戍變法后，慈禧縱容義和團盲目排外，結果遭來八國聯軍重創，元氣大傷。滿清于內外交困之中，被迫實行新政，全面開放市場、招商引資、引進西方機制，造就了經濟的表面繁榮但是滿洲特權統治集團依然拒不實行君主立憲。專制王朝體制與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不配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慈禧死後，其接班人攝政王載灃不僅不趕緊抓住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後時機，反而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權的「執政能力」，以立憲為名，炮製出皇族假「內閣」，並一再拖延實施憲政的時間。載灃資質平庸，無能無功，卻企圖效法多爾袞，結果滿清王朝土崩瓦解。
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后，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經濟制裁，三年內「經濟滑坡」、元氣大傷。內外交困中，鄧慈禧急忙拋出激進的經濟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打造市場經濟，以賣國損民破壞生態環境的「優惠政策」瘋狂招商引資，搞新時期的「大幹快上」運動。熟料在毫無民主監督和社會公正的機制下，「市場化改革」通統黑箱作業，成為中共官僚特權紅頂奸商進一步牟取暴利、剝奪廣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瘋狂的新掠奪運動。
倚賴外資，中共國十多年來取得了表面的經濟繁榮，但是，生態環緊嚴重惡化、貧富極度懸殊，社會空前腐敗、假冒偽劣泛濫、道德敗壞誠信危機。十多年來，老百姓的低工資血汗儲蓄已經被中共「房改」、「醫改」、「城改」、勞動險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產業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錢騙子股市將廣大經濟動物騙得血本無歸、日益凸現的通貨膨脹優勢的剩餘儲蓄大副縮水。眼見可榨民脂民膏的項目所剩不多，僵賊泯時期竄升上來的貪官奸賊乾脆撕下紅色道德遮羞布，誘騙農民賣血「致富」，大搞圈地運動、強迫拆遷、搶田奪地、上房揭瓦，勾結奸商，將地皮房產炒成天價，再伺機攜巨款潛逃。現中共眼見在房地產肥缺所剩無多，且激發的民怨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搖身一變，借口穩定房價，欲徵收房地產重稅，圖謀新一輪掠奪。
過渡式政治小丑僵賊泯踏著六四大屠殺的鮮血上台，僵某人的施政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政治上沿著六四后眾元老圈定的強化黨專制保守路線走到底；經濟上沿著鄧慈禧1992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權壟斷市場的偽市場化改革走到底。僵某人精通上海灘流氓癟三籠絡平衡術，以僵化停滯成功地阻斷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十多年來如一日。鄧慈禧死後，僵賊泯企圖建功立業，他東施效顰地效法毛澤東，發起文革式的揭批法輪功運動，企圖樹立自己的淫威，結果搞的內外交困，將自己連同中共在國際上徹底搞臭。僵賊泯就是中共御用詩人臧克家所說的那種「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的人。
繼僵賊泯之後，胡緊掏不僅不趕緊抓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後的時機，反而妄圖加強中共專制的「執政能力」，一如載灃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制的執政能力，胡錦濤高唱「以人為本」、「依憲治國」、「建立和諧社會」的動人曲調，卻進一步加強言論信息封鎖、嚴打意義人士、良心記者、律師、悼念趙紫陽的普通民眾，縱容流氓截匪、動用公安武警特警，對合法上訪的廣大民眾狂毆濫捕，如同對待國家敵人。胡錦濤沒有胡耀邦的高風亮節，更沒有趙紫陽、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改革氣魄，甚至沒有賊泯同志的流氓癟三權術伎倆，他無能無功，卻要效法毛澤東、金正日，結果加快了中共紅朝瓦解的時間表。
從僵賊時代到錦濤三年，中國大陸社會積壓的眾多的尖銳矛盾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整個社會如同一個被中共特權集團貪慾慾火焚燒、不斷加溫的大鍋爐。在不斷加溫的情況下，中共對積攢的怨氣不僅不開閥疏導，還試圖將所有的出氣孔統統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現在，似乎疏導也來不及了，衝天的怨氣已從擠開的裂縫中向外無序噴發，中共就像忙瘋了的救火隊員，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滅中共特權集團貪慾慾火，否則在水燒乾之際，整個社會大鍋爐將熔化、爆炸、解體，雖然沒有了中共，但在毀滅的生態和崩潰的廢墟上也建不成自由民主的中國，中華民族就真的永遠亡國了。中共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統治，竟不惜把中華子孫後代往火坑裡推。
綜上可見，滿清末年與中共紅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后毛澤東的歷史幾乎就是滿清在鴉片戰爭后的歷史的重演，只不過中共比滿清更邪惡、更反動。滿清雖然鎮壓了戊戍變法，但後來還是認同了政治體制改革，準備搞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僅鎮壓了六四運動，至今仍然公開拒絕接受三權分立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載灃再怎麼反動，還模仿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內閣」（儘管是「皇族內閣」），並在各省設立了名副其實的省議會－咨議局；
中共卻連個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后的十多年來，沒有一絲一毫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滿清於1908年廢除了弊端重重的科舉制度；中共至今不願對「當代科舉」－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滿清末年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法－《大清報律》，清亡三十八年後上台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沒有任何新聞法出台，對新聞的管控打壓無法無天。
總的來看，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中共是馬克思共產邪靈譽滿清王朝陰魂結合而生的紅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國共產邪教當兇殘的共性，又是世界專制王朝之冠－滿清王朝陰毒統治術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共產眾邪黨中最狡詐、最兇殘的一個，所以它在蘇東解體十五、六年之後，仍然苟延殘喘，它妄圖向滿清那樣長壽。
但是歷史的重複不是簡單的重複。中共政權根本沒有當年滿清政權賴以長壽的國際環境。滿清入主之際，一家獨強，沒有強大對手抗衡，也沒有外敵的強力挑戰；入主之後的兩百年裡，西方世界正處於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體的轉型期，羽翼未豐，無力對滿清施以壓力和衝擊；當時的民主自由理念遠未成熟，通信遠不發達，無所謂「國際輿論壓力」。所以，滿清可以長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礎上長期統治。中共自產生之初就遭到各種「敵人」的抗衡，「解放」之後一直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世界的挑戰，又未能像當年滿清那樣拿下台灣，身旁有日益興旺發達的「中華民國」作參照，始終處於世界上清醒正義輿論的譴責聲當中。
如今，中共的共產世界盟友的主體陣營已全面崩潰，美國對獨裁國家的攻勢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來越迅猛，台灣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對中共過挖心式的參照。由於中共的共產主義經濟早已破產，被迫開放了門戶，類晚清格局提前出現，象毛澤東時代那樣的全面愚民已無已為繼。
在這樣的內外交困的形勢下，中共絕不可能享有滿清那樣的長壽，而且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歷史將很快證明：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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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節明 （成稿于）星期六 2005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