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6-21 19:26
中国共产的基础模式（三十二）

经过苏区的社会实践，中共开始摸索出中国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既继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又形成自身的模式特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工业社会环境，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体为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等社会阶层，以暴力消灭资产阶级（企业主）等群体。中共则根据中国以农业为主导城镇工商业为支持的社会经济环境，通过黄俄苏区的实践对马克思的共产理论进行实践改造。中共的主要生存基础是农村的贫农，同时吸引城镇工商业的无产阶级雇工，以暴力消灭地主富农和工商业企业主，因此中国共产经济成为共产经济的集合体，既包括农村又影响到城市。

中国共产经济则最为集中体现共产极权体系的特点，体现出现代的社会奴隶制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如果以中国共产经济为参照物，就可以认识到世界范围的经济特点。不论苏联共产主义还是欧美社会主义，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经济模式的中间体，而中国共产经济本身又是现代奴役制度和传统极权奴隶制的结合体，中共同时利用传统极权奴隶制的组织方式以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实现中国共产经济模式。

从运转的角度，中国共产经济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四个要素。两个层面主要指：1、社会层面，也就是共产政权形成的社会环境基础，其中包括暴力和宣传两个要素。中共通过社会层面的行为引导和推动社会进入共产模式并且维持共产经济模式的稳定。2、经济层面，可以看做共产经济的生存手段，主要依靠钱和粮等两个要素而生存。共产经济的主要目的是筹集钱和粮并且根据钱和粮的状况调整自身的政策。社会层面的行为属于表层行为，经济层面则属于内在的实质行为。两个层面和四个要素之间形成系统的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共产经济的发展演变。

人们普遍缺乏系统认识，因此在面对共产经济时往往采取错误的政策。当人们反对共产模式时往往强调共产依靠暴力和谎言进行统治，舆论经常将矛头指向共产极权本身，将共产暴政与社会环境土壤进行对立。在这种片面舆论的引导下，人们往往认为在消灭了共产暴政之后社会就能自动实现根本的改善。同时人们大都忽略共产模式在经济层面的系统行为，忽略共产模式对于钱和粮的攫取与操控。但实际上，只有将问题深入到钱和粮的实质操作层面，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共产经济模式的实质。

任何共产政权都由大多数民众共同支持或者默认才能够获得足够的钱和粮实现自身的运转，这种大多数人共同支持的运转模式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民主模式。当人们缺乏系统认识无法从两层面四要素的的角度进行分析，往往会对整个社会形成误判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例如，在1978年，中共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后，西方对于共产中国报以极大的希望，认为中国从此走向开放发达和富裕。于是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共展开合作，挽救了当时濒于崩溃的中国共产经济。1991年苏联共产政权瓦解，欧美国家立即改变对俄国的立场并且试图帮助苏联重建经济和民主，但是由于欧美社会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的共同点，结果推动俄国加速向共产经济模式回归。普京上台后，通过一系列社会层面的行为操控，推动俄国在社会层面上逐渐回归共产政权。两方面的措施相结合，俄国成为非共产主义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也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加速走向共产主义。

回顾中国共产经济模式的形成可以发现其清晰的发展脉络。在发展过程中，暴力、舆论宣传、钱和粮等四个要素相互交织，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舆论宣传是起点，决定共产主义的起源。从共产主义的根源上，马克思形成共产主义理论反映出当时欧洲社会反基督教的人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兴旺。随着人本主义无神论的兴起，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开始出现显著的思想分流。一部分人从对于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于社会和人的具体研究，这种研究往往宣传高尚的目标但并不是真的想让整个社会逐渐变得更好，尽管试图通过研究人性的弱点挖掘和利用人性的邪恶，以思想的形式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进行宣传，鼓动相互之间的仇恨。其中，马克思以金钱为标准，对财产不同人群进行仇恨的衡量和划分，这种划分标准既能够煽动起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也能够让中产对富人的状况漠不关心。

在一个社会中，由于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很容易被淹没在多数穷人的仇恨中。反过来，以做事为主通过较为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往往由于专注于做事忽略自身面对的危险或者对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而在无神论的知识阶层中则对这样的划分极为青睐，不论欧洲的文人群体、中国以北大为代表的人文类教授群体还是美国大学的人文类教授群体，大部分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这些文人和教授在读几本书写一些文字后获得教职，觉得自己应该获得社会优势地位和丰厚的利润。但是由于这些人自身缺乏社会竞争能力，凭自己的能力难以在社会中立足，因此只能靠较少的稿费或者大学的收入生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鼓吹仇恨是因为有人给他们钱并且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去鼓吹。

马克思靠着恩格斯的接济和一些稿费能够在总体较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生存，坚持写下了共产主义的主导思想，20世纪的欧洲文人、中国大学教授和21世纪的美国教授，则可以在较为优厚的待遇下宣扬无神论和对富人的仇恨，也就是支持共产主义。

知识阶层出于自身获利的目的，对无知的学生和读者宣传富人的邪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毒害学生和读者。这些人表面显得非常清高满口高尚的理想，但是随时可以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例如高尔基曾经写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名言，成为当时世界文坛的知名作家，但是当苏联建立后，布尔什维克让高尔基在金钱地位和死亡之间进行选择时，高尔基自然选择了的金钱地位而不是真正选择迎接“暴风雨”。从此高尔基成为共产主义的皮条客，利用自身在文坛的地位，邀请英法等国家的作家文人访问苏联在西方世界为苏联唱赞歌。罗曼罗兰可以写出优美的词句，说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强烈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但是当他在苏联享受的高人一等的待遇后，就对绝大多数苏联人的悲惨境遇视而不见。罗曼罗兰不仅为了个人私利隐瞒苏联的罪恶为苏联唱赞歌，而且还利用自己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组织其他文人围攻纪德，因为纪德发表文章质疑苏联的状况。

将罗曼罗兰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其秘密保留的苏联日记以及具体捍卫苏联的行为相比，就可以看出罗曼罗兰比高尔基更加卑鄙无耻。高尔基面临生存危机选择为苏联唱赞歌，还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因为恐惧而软弱，而罗曼罗兰没有任何负担不会受到任何生命威胁，但是罗曼罗兰作为无神论者已经不再将“十诫”中的“不得撒谎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上帝律法当回事，因此罗曼罗兰可以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点金钱和特殊的待遇就一直欺骗不熟悉苏联的欧美民众，以恶毒的方式围攻纪德支持邪恶的苏联。

同样，萧伯纳作为英国文人的代表人物，在1925年“因為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萧伯纳作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人道主义”包括“肉体消灭社会中的无用者”。萧伯纳接受高尔基邀请访问苏联后高度赞扬苏联的共产主义。当萧伯纳访问中国时也对知识文化界宣传共产主义。1910-1930年代的中国北大是造成中国共产灾祸的大本营是毒瘤的原发地，北大教授们一方面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过着优越的生活，一方面贩卖宣传苏联的共产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则公然拿着苏联给的钱危害中国社会的利益，而接受共产主义的学生们最后几乎没有人有好下场，大多数以惨死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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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在美国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教授同样在支持社会主义，重复中国北大在20世纪走过的路，同时将自己装扮得高尚公正。这些教授组成的大学实质上的行为是：一方面喝着学生的血，持续涨学费让学生付出高昂的学费背负高额的学生贷款，另一方面毒害学生的思想，对学生宣传所谓的社会公平正义和对富人的仇恨。这种灌输让学生形成对世界的错误认识而且学不到可以用于谋生的具体技能，这些思想贯穿学生的一生，即使在毕业后长期无法扭转并且因为这些错误认识而遭受各种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学生背负举债而且找不到较高工资的工作的时候，不是自我反思不是检验自己上学的内容是否有益而是将自己的失败归于社会归于少数邪恶的富人，当无神论知识分子阶层共同支持共产主义，宣传对富人的仇恨暴力推翻富人统治时等于推动社会的仇恨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