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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香港法庭】吕世瑜终极上诉争议国安法刑期分级机制 终院择日颁布书面裁决
「吕世瑜案」刑期扣减上诉，终审法院择日颁布书面裁决。
理大男学生吕世瑜承认违反《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惟区院法官界定案件「情节严重」，设5年最低刑期，令吕失去认罪的三分一减刑，由3年8个月改判囚5年。吕不服判刑提出上诉，早前已被上诉庭驳回，他之后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获批，终院本周三（9日）开庭审理。法官听毕双方陈词后押后裁决，择日颁布判词。
上诉方向终院提两项争议问题
案件上诉人为吕世瑜，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鸿、大律师陈伟彦、梁丽帼及管致行代表，律政司一方则由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及高级检控官吴加悦作代表，5名参与审理的终审法院法官，分别为终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林文瀚，以及非常任法官陈兆恺，而早前已有传媒报道，是次聆讯并没有安排任何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审讯。
上诉方向终院就两项争议问题陈词，包括法庭应如何恰当地诠释《港区国安法》第21条中，就有关罪行属「情节严重」者的判刑条文，当中涉及「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尤其「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否属强制性；以及法庭应如何诠释《港区国安法》第33条的第1段，特别是当中列明的3项条件，是否已「尽列无遗」，抑或条文容许基于其他求情理由而作出减刑。
辩方：按律政司解读 可造成过重判刑
代表吕世瑜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鸿陈词时，举出假设例子，指如有两名被告共同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如一人选择认罪、有悔意、有参与义工服务，而另一人则毫无悔意，更被指必然会重犯，而按律政司一方的解读，两人便会被判处相同刑期，彭认为将会造成过重判刑，故如此解读必然是错误，如法官希望在判刑中反映求情因素，就会被置于艰难处境。
彭续指，所有一般求情因素，理应适用并反映在判刑中，否则会造成极度荒谬及不公的情况，强调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动机，不可能是造成不公及过重判刑，也不可能要为法官判刑增添困难，故认为律政司的解读必然是错误。
而针对《国安法》第21条中提及「情节严重」条文，当中列明「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句，彭认为并不具任何强制性，只属量刑的「光谱」（continuum），故法庭可判处低于5年刑期。
法庭判刑时不应排除普通法制下的求情因素
不过，常任法官林文瀚就质疑，既然如此，为何《国安法》第21条条文需划分出「情节严重」及「情节较轻」两个层级？彭回应，指层级只供公众认知法律，非判刑的限制，否则会造成极端二分（extreme dichotomy），导致严重不一致的判刑；又认为条文对刑期没有明确界线，故就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后，法庭判以低于5年刑期并没有任何错误。彭又在首席法官张举能追问下同意，「10年以下」亦非判刑上限。
至于第二项争议问题，彭耀鸿认为《港区国安法》第33条列出的3项减刑条件并非「尽列无遗」，法庭在判刑时，不应排除长久以来普通法制下订立的求情因素，当中包括尽早认罪及个人背景等。
律政司强调国安法的首要目的
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回应时，就引述高等法院上诉庭判词，指《港区国安法》立法的首要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安等罪行，因此在《国安法》的框架下，并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适用，而「可容许的求情因素必须无损首要目的」。
首席法官张举能就提出，判刑时考虑求情因素与否属比重问题，关注上诉庭指「并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适用」的说法是否过于极端；常任法官李义亦关注，上诉庭只提及判刑阻吓及惩罚的要素，但没有提及「更生」。
周天行回应时表示，《国安法》第33条指出，法庭减刑（免除处罚）时只可考虑条文中的3种情况，而判处较短刑期（从轻处罚）时，则可考虑普通法下所有一般适用的求情因素。
控方：如罪行刑期不设上下限 会令判刑失去确定性
翻查《国安法》第33条第1段，列明如符合3种情况，可被「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则可「免除处罚」，当中包括：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周天行指，若《国安法》第21条的两个层级不具强制性，划分便会变得毫无意义，强调如《国安法》罪行刑期不设上限和下限，便会令判刑失去确定性，被告会无法预期自己所要面对的最高刑罚。
彭之后简短回应，指即使法庭考虑所有求情因素，同样可判处有效、具惩罚性的判刑，故与《国安法》立法的首要目的，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安等罪行并没有冲突。5名法官听毕双方陈词后，决定押后公布裁决及择日颁布判词。
案件编号：FAMC7/2023
记者：吴婷康 责编：李世民 网编：李荣添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