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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章：共產黨皆變成殺人搶劫犯罪團伙的歷史與理論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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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他的黨內老同志季諾維也夫（Zinoviev）和卡門內夫（Kamenev）被處死後公開說：「我是如此幸福，他們已被象狗一樣槍決了」[1]。不到兩年後，他自已也象狗一樣被殺。這種斯大林式的黨內清除異已的殘暴殘殺現象，在整個共產黨世界非常普遍。
公開作秀審判是列寧於1922年首先引入用於審判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斯大林在消滅其政敵前時常舉行公開作秀審判。斯大林另用神秘于仇恨教育：逮捕，審判和受害者的命運完全秘密化。秘密與恐怖密切相關，蘇共將恐怖帶入全社會。布黨不擇手段消滅竟爭對手，敵人已不再是舊體制的貴族，資產階級，軍官，而是任何反對布黨政策的人。在布黨眼裡，那些成為布黨絕對權力的障礙的任何人均是敵人，而不論其社會類別。這種現象甚至比恐怖還早出現。
敵人一詞的極大彈性與隨政治需要即時變化無窮，成為共產黨人的思想與實踐的一大關健要素。正如托德洛夫（Todorov）指出：
「敵人是為恐怖尋找的最大借口，極權國家需要敵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敵人，它們就製造敵人。一旦被標籤為敵人，他們便受到無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烙印…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產主義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機時刻屠殺）資產階級，屬於該階級足夠；根本無需做任何事情」。[2]
共產黨為何要消滅敵人？傳統的迫害作用，用福科（Foucault）的術語乃是：訓練和懲處。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證明共產黨對普通刑事犯比對政治犯體制性優待。蘇聯體制的目標之一是創造新人，暗含對最頑固不化的犯人的再教育。但為何共產黨要殺害敵人？確認敵人在政治中時常至關重要。「任何不佔在我一邊者即是反對我」（He who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列寧創新之處在於不僅那些不與其同路者是反對我，而反對我的必須死！此外，他擴展這一原則到政治王國以外的全社會廣泛的領域。
恐怖涉及雙重變異：對手被首先標籤為敵人，然後宣布其為罪犯，導致將他從社會上排除出去，排除社會很快又變成消滅。敵友之間的辯證關係不再能滿足解決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尋找經凈化的不再含敵意的重新組合的人類，通過馬克思主義摩西式的計劃，將無產階級重新組合成新人類，並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社會從政治鬥爭邏輯進展到排它階段，然後進入清除意識形態階段，進而至消滅不純成員階段，最後便是對人類的犯罪。748
由於儒學的傳統影響，似乎留有再教育改造的更廣空間。但是中共勞改勞教實質上比直接謀殺更虛偽。強迫敵人改變他們的信仰道路，屈服於殺人犯，可能比直接殺了他們更糟。
紅色高棉相信對整個階級再教育改造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敵人已經腐化墮落無可救藥），因此他們群體屠殺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在精神心理上摧毀敵人，因而強迫他們沒完沒了的自我批評。
極權政權的領導們自視為社會的道德指導者，併為他們選定任何人須處死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感到驕傲。其基本假定相同：基於科學基礎的必要性。托德洛夫（Tzvetan Todorov ）提及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指出：
「是科學主義而非人道主義幫助建立起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科學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通過所謂科學的必然性（生物或歷史的）賦予行為的正當性：一個人必須是科學主義的信徒，即使它是『瘋狂』或『狂暴』的科學主義，相信完美的社會改造，因此相信通過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種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對科學的方法作了明確說明確規定1919年他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為支持此論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3]
托洛斯基將歷史變成某種必須犧牲一切的神聖力量，他對革命表現出無可救藥的天真無知，想象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將會經由一個辯證的過程而得以形成，儘管使用犯罪性質的方法。
「革命藍色眼睛燃燒著殘忍的必須之火」。Aragon的詩歌頌著殘忍
「如果敵人不投降，我們當然得消滅他們」。高爾基如是說
考茨基 1918年對此問題勇敢而誠實地說：「確切地講，我們的目標不是此種社會主義，廢除每一種剝削和壓迫，直接反對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某種性別，某個種族…如果我們證明…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唯有基於毀滅私有財產基礎上才能取得，我們將拋棄社會主義而無損我們的目標。」[4]
考茨基雖然作為一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將人道主義置於馬克思科學信仰之上。要殺人最有效的手段乃是通過非人化的過程將受害者非人化。檢察官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惡狠狠地說：
「槍決這些瘋狗！將這些藏著殘的齒和鷹爪的匪幫殺光！打倒壓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咀里流著毒血，腐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觀念！讓我們永遠清除這些騙子，摟著腐爛的殭屍跳舞的可憐的朱孺！讓他們可怕的尖叫徹底結束！讓我們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瘋狗！他們想將我們新蘇維埃國家的鮮花撕成碎片！讓我們將他們對我們的領袖的獸性仇恨堵回他們的喉嚨！
法國作家薩特（Jean-Paul Sartre）1952年稱：「任何反共的人都是一條狗！」（南郭注：不獨有偶，紅色高棉的主要領導人全部是在法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國思想家蘆梭，法農，薩特等人的信徒）
斯大林是第一個大規模使用這種將人類獸化，體制性殺人者。但是這並非斯大林的發明，而是列寧首創。在布黨奪權后，列寧時常形容他的政敵為「害蟲，螞蝗，吸血蟲」。
高爾基回應一封由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等人簽署的呼籲書時寫道：「我認為處死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農政權將象清除螞蝗一樣消滅其敵人。」[5]
布洛斯塞特（Brossat）對獸化人類的過程下如下結論：「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們，首先是從他們使用的語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劊子手們的『清洗』與納粹謀殺者們所使用的『解決』密切相關，是蘇聯精神與文化災難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種語言微觀現象。人類生命的價值崩潰，分類的思想（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信賴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納粹屠夫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他人獸化，凈化和防止傳染的念頭並無法與世隔絕，與種族觀念密切相關。它用超人和劣等種族來將社會人種等極化。但是，1937年蘇聯有關種族的理論，極權主義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將其他人完全獸化，因而在此種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絕對化，從而付諸實際便成為可能。」[6]
1932年高爾基（他是特務頭子雅哥達的私友，他的兒子在GPU秘密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說道：「階級仇恨應當根植于對敵人的某種原始的嫌惡反感。敵人必須被視為劣等的，我堅信敵人是比我們劣等的，他們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道德意義上均是劣等的」。[7]
社會歷史科學主義最壞的一面與生物科學主義結合產生了共產主義怪胎。這種動物或生物思維，使我們更易理解為何這麼多共產主義犯罪會對人類犯下深重罪孽，以及馬列意識形態是怎麼為其追隨者們的犯罪行為合法化的。
在共產主義中存在著一種社會政治（Eugenics），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富有社會分類進化知識的列寧，根據應當被拋進歷史垃圾箱的理由決定誰應當消滅。根據馬列政治歷史「科學」基礎，資產階級代表了沒落衰亡的過去的階級，因此消滅其階級和個體就有了合法性。
馬列主義神聖化體制本身，因而階級劃分和抽象歸類遠比任何人類的實際重要。個體和團體均視作某種原始的社會與脫離肉體的原型。這就使得犯罪變得容易得多。線人，酷刑犯，劊子手殺人不會受到譴責，他們僅是消滅某些對社會公共利益無益的抽象物。該理論通過否定一個基本事實：人類，人類大家庭，而成為犯罪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的根源或許根本無法從馬克思本人身上找到，反而易於從變異達爾文主義找到原型，當將達爾文主義適用於種族問題時，運用於社會問題時，均發生相似的災難性後果。有一點可以肯定：反人類罪是否定人類的普世性，而歸因於某種特定條件，基於生物，人種或社會歷史的觀念的產物。
通過反覆強制洗腦宣傳，共產黨人迫使人們相信，他們的作為具有普世性，與整個人類相關。評論家們不時試圖將納粹與共產主義區分開，辯稱納粹計劃有其特殊性，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產物；而列寧的計劃則具有普世性。這完全是錯誤的！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列寧及其繼承者，將資本家，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其他人，排除出人類範疇；並在他們的社會生物學與政治說教中，將他們變成絕對的敵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便指出：「共產黨用的詞彙都是極富彈性的，使當權者得隨心所欲隨時將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排除出人類之外加以消滅」。這些詞彙直接導致了反人類罪行。
生物學家阿特蘭（Henri Atlan）指出：「人類的觀念延及生特學領域時，生物學對於人類幾乎無關。」蘇聯科學家來森科（Trofim Lysenko）試圖創造新西紅柿，玉米品種，而且曾試圖創造新人種。
1870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國革命者，內查也夫的繼承者，建議將25歲以上的沙俄國人全部消滅，他認為他們不能實踐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寧對這種瘋狂的想法：「我們的人民並不是一張白紙，得任由任何秘密社會，隨心所欲在上面塗寫，比如象你的共產主義計劃」。[8]
斯大林無疑是20世紀世界最大的罪犯之一。特洛斯基經常認為斯大林是個病態的瘋子。斯大林是個超級狂熱的有特殊才幹的政治家，他不信民主。斯大林是列寧開創，內查也夫夢想的運動的邏輯結果：用極端的手段實施極端的政策。斯大林是個高加索土生土長，從小受崇尚誓死報仇雪恨的行俠好漢。他用的匿名「科巴」（Koba）即是個助寡婦和孤兒的俄國版羅濱漢。
巴古寧在一封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寫道：「這種殘忍的重組和絕對瘋狂主義，如今你居然要將它作為一般原則適用於整個社會。你想要瘋狂的東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會！」[9]早在1870年巴古寧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動也必須受一些基本道德規範的制約。共產主義恐怖時常被與天主教宗教法庭相比較。不過小說家遠比歷史學家更熱衷於此。
馬克思對人類的命運有某種拯救的信仰，這是暗夜之摩賽亞之夢。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種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已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因此世界將按照某種意志變得完全，完美，最終徹底解放的觀念，乃是一種人類精神最瘋狂的變態…當然此種變態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發明，但我們應當承認，宗教思想，輕視所有的市俗價值，讓位於超自然空間的力量，要遠比那種教導我們能夠保證救贖，從地獄的深淵躍向輝煌的天堂的說教，遠不那麼荒唐。」[10]
倫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學對話》中指出：「在無神論社會確保自已擁有絕對權力者，不是對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脅，而是創建了一個真實的地獄–集中營，以懲罰反抗者，並恐赫嚇唬所有其他人；喪失良知，完全忠於政權，完全拋棄道德的秘密警察，變成隨時準備實施各種殘暴行為的服從機器。」[11]
黑格爾之「任何真實的皆是合理的」 （everything real is rational）（南郭點評：中共克意將其譯成「存在即是合理」恐怕有故意誤導之嫌。因為「real 」雖然也含有『存在』之意，但其本意乃是「真實的」；我不知道德文原文使用何詞。但依黑格爾的本意應指『真實的』才更確切也更合理）。無論如何指導世界歷史的原則應當是「任何非人道的事情皆是毫無意義和沒有價值的」。
[1]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81.
[2] Tzretan Todorov, Lhomme depayse (Paris: Le Seuil, 1995) 33
[3] Leon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trans. H.N.Briailsford ( London:Allen and Unwin, 1921) pp.35, 60.
[4]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J.Stenning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4-5.
[5]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6] Alain Brossat, Un Communism insupportable (Paris: Lharmattan, 1997) 266.
[7]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8] Confino, Violence, p.120
[9] Confino, Violence, 112.
[10] Leszek Kolakowski, Lesprit revolutionarie (Paris: Editions complexe, 1978) 22.
[11] Idem Todorov, On Human Dirersity ( Can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