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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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admin » 2011年6月20日

  晚年周恩来 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 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沘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 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阁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内心和周恩来个人过下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个情结作祟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存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旷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作者注),封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薰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辩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塾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相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与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i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部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乾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下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下下这门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借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冶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么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批极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文人、与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又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人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随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篆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瑞罢官》时一样。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亨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目,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一吕是宰相。"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借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看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目前大陆官方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这一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霉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
  与政治险境缠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更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决不轻易撤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钢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么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沬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怀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央转发的还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周氏随之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罪之师。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务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借此向"复辟势力"-一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一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下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
  "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一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对周的。本书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要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补过还账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起,来日无多。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的毛泽东(杨曾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为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周心里知道他本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行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问题是就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丁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下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任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慰藉-一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组阁之斗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借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久乱思冶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
  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干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么能让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况且江青知道与沉隐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借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做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有一番心计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一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来也不会高兴。总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着著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来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柞。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一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不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字迹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力想像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司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飞的同时,又照顾江青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要刻意笼络,用以辖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顺便指出的是,大陆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从大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又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玉兰)、杨(坡兰)两人也可以考虑。""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鱼之殃,被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
  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费劲,还有点晃。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请注意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人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一他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舂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人难豌头。现在,情势总算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著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日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么从经济上人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牵析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已百孔千疮,问题成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重头戏-一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场台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症,来日无多,这怎么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一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刻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一同他体内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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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admin » 2011年6月20日

  第十章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已经有核桃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当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出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奉命主持国务院工仵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书阴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入手,制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著,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中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边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人,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含糊,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对文革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情,批“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里,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这是张春桥同志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时说的。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奸转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以邓小平的精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召开批江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做做姿态,但他还是假戏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顿。这除了他当时自恃有毛的支持,对形势有误判以外(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主要还是想借此打掉江青的气焰,为他推行"整顿"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质问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来、叶剑英讲话时,也还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称"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评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敢像邓那样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发言,呼应邓小平,对江青的批评,指出"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王洪文在会上不得不作了一个言不由衷的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但对于一向斗惯了别人的江青来说,却已经受不了了,她感到很委屈,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她一向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的。现在却为此背黑锅,受到邓小平、叶剑英这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家伙的围攻,这让江青心里很不服气。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她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她在会上答应写检讨,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想蒙混过去,私下求助毛保她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工于心计的人,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出毛这是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二鸟之计: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这时,毛才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也不尽然。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然而平心而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作了显而易见的误判,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嫌江青、同时倚重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事功,结果过早曝光,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圆通,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相反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因此,尽管江青带头大批"经验主义",屡屡对他诋毁中伤,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显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其中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尽量撇清自己,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进行了规劝,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不仅如此,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账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一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回首住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拉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疚感。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兆,虽然医疗组对此缄口不谈,却瞒不过周本人。他自知已是沉疴难起,各种冶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为此,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以及经常会客、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为后事作准备,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不再吃药和打针,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当然,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视著外界的各种动向,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对时局盲目乐观,因为他太了解毛翻覆无常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还因觉察出其中的某种吊诡之处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针对这种形势,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后,纪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作者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纪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还会有变,另一方面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周、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急于抓出成效来。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深谙雪缓则圆,急则生变的道理,递事瞻前顾后,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进。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可以说,邓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而是在抓"全面整顿"时就已见端倪。不过,六四屠城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毁声名,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而"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得人望,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邓小平也是幸运,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防并非无事自扰。毛在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对邓小平听其言观其行,察探他对文革的态度,以便最后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在政治上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对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竭力给外界造成江青已经失宠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风声要和她"分道扬镳",这就是后来传得满城风雨的"红都女皇"事件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该书内容杂凑,错误百出,文字也很拙劣,但吹喇叭、抬轿子的功夫却是一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以吕后、武则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过,这本书却给江青帮了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坊间流传的"红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国历史学者洛克珊·维特克采访江青后所写的书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江青未必知情,是无行文人的邀宠之作;后者则确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诗,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采访时,题写在她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风景照上送给维特克的。
  在这次采访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泽东,让维特克像当年斯诺采访毛那样来采访她,先后同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长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胡吹乱侃,竭力抬高她自己,从个人私生活、文学艺术扯到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宣称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了周恩来手里的烫上豆,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请示了毛,才把记录稿全部封存起来。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况且周恩来凭借其多年来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眼下时局的诡谲之处,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宁缓毋躁,以免自投罗网。事实上,仅仅一个多月后,毛自信已经看准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决心把他拉下马以后,就无意再演假离婚这出戏了。评《水浒》便是在政治上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不仅如此,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形势逆转
  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无意再摆迷魂阵了,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打。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一向逆来顺受的周在生死交关之际,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并当众为邓讲话。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著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祸首,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起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借助邓来整治文革后的乱局,重建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动摇根本。这是毛不能听任不管的。
  随著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本来,这是一个信号,邓应该有所警觉才是,但他却不以为意。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头脑发热,过于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不知收敛锋芒,暂行韬晦之术,守时待机。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一味逞强躁进,最后导致整个局势逆转。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邓在政治上急于事功,过早曝了光,而让毛警觉到邓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除了前述周恩来、叶剑英之外,连邓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来,像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就在风云突变后,提醒邓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可能对搞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
  对于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时操之过急的非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用曲笔有所回应和辩护,说: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她把这归于邓认为:"时问、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邓"早巳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邓本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毛正有求于他整治文革乱局,因此不以为意,掉以轻心,甚至还公开自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江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泽东,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这些动作,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认定邓确有反骨,所谓"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后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来向毛进谗言,指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机反扑,频频求见毛,告邓四处造她谣的状。她对奉命代见的张玉凤大倒苦水,除了骂邓外,还竭力对毛动之以情,说:我的事从不瞒主席,主席的事也从不瞒我。主席这么久也不见我,很伤我的心,你回去报告主席,等他精神好时,让我去看看他。
  江青这番话究竟对促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改变态度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此后毛不但不再提和她"分道扬镳",而且还出来袒护江青则是事实。据知情人说,毛对邓小平这种在背后搞江青的小动作很不高兴,而且动了气,愤愤地表示:"说我批评了江青,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把她打倒吗?"
  到了八月中旬,毛泽东批邓的决心已定,但选择什么题目来做文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近两年来他本人曾说过邓小平太多的好话,言犹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造舆论,转弯子的过程。惯于借古讽今的毛很快便找到灵感,决定从评《水浒》的题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志义堂,让人招安了。"
  前面已经提到,大陆官方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真实意图避而不谈,把它说成是随意而发,只是对古典文学的一般性评论,在政治上并无所指。这里姑且不论毛素以"古为今用"的专家自翔,凡臧否历史上的人物,在现实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况连毛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据王海容、唐闻生说,他们曾当面问过毛泽东评《水浒》有什么深意?毛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这种荧测高深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因为当时他对王、唐二人已经存有戒心,不便挑明罢了。
  其实,只消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评《水浒》、批"投降派"并不是仅仅针邓小平一人,而是一箭双雕,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放在一块打。毛不能容忍邓的地方不仅在于认为邓有反骨,企图否定文革,而且恼火他在复出后同周恩来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团。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邓这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因为在毛看来,邓小平不过是党内外复辟翻案势力在前台的急先锋,而周才是幕后真正的主帅。所谓"投降派"便是针对周恩来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又隐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倾投降主义",手段老辣,不落痕迹。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当众评过《水浒》,对周旁敲侧击,用宋江接受招安来隐射他对美外交"右倾投降"。这次不过是又故伎重施罢了。
  毛泽东评《水浒》的举动,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为此,他心情沉重,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接受治疗。他知道此举来者不善,局势即将大变,于是在毛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他已经病成这样,毛泽东还不肯放过他,备感寒心,满腹悲怆。他对前来探视的党内老大姐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然而这种话只能对相知甚深的人才倾吐出来,对外人却不便直说。周只好借题发挥,针对江青一干人闻风而动,在报刊上大批"投降派"的举动,表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洚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为邓小平的处境担心。虽然他并不大赞成邓在推行"全面整顿"时急躁冒进的搞法,但两人在整顿文革乱局,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彼此心照不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回两人又同被批为"投降派",可谓是在政治上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周知道此时正处在第一线的邓小平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的话,邓一个人将独木难支,势必中箭落马,导致大局的逆转。
  为此,周恩来想为邓小平做点事情,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觊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恨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不置可否,留下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速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征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犯路线错误的老账是打不倒他的,因为说到底,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应该说,这并不是周恩来多心,而是毛泽东确实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他。且不说当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起初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躺在平车上的周氏这时已经极度疲惫,不过神志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关之际,当着大家的面为邓小平讲话,借此向毛泽东进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来覆去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许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并不仅仅是内心悲愤难抑的宣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扩散得更快。
  面对周的病情已经不可逆转的事实,邓小平心情沉重,要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只可意会,不可明说。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满腹的悲愤。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端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时,毛耍了两手,一方面故作姿态,扣压了江青的讲话稿,斥其"放屁,文不对题";另一方面当邓小平为此向毛告江青的状时,毛一反对邓刻意笼络的态度,没有理他,有意让邓碰了一个钉子。与此同时,毛还把中国科学院根据邓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一-作者注)给压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周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分量一-只要还能动,甚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对已经山雨欲来的局势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事实上,他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多少掩护了邓小平,延后了毛泽东批邓的部署。
  不过,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大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油尽灯枯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念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步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不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院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去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恶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不住,用"共产党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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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admin » 2011年6月20日

  晚年周恩来 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 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 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毛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去世,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对周恩来之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周这个难缠的对手终于不打自倒,先他而去,为后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块心病。忧的是,周虽已死,却阴魂不散,他在党、政、军中的根基很深,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这批人一直对文革心存不满,总想翻案,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打着悼周的旗号向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扭转批邓的大方向。这是毛无法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让毛远新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导的口径。根据毛的旨意,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压缩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不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宫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对于这一点,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都有点看不过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接着在记述毛圈阅治丧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委婉地写道: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其实,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悼周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的幌子,更是让毛心里有气,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送周的灵车后,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根据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马十分卖劲,不仅在批邓上充当急先锋,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施放冷箭,抛出各种的讪采气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编发了香港《万人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而这正是周病重时预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更有甚者,《文汇报》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道破天机的"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枭雄一世,善于"抛石头"整人且斗垮所有对手的毛人概没有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本来,在周氏治丧期间,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就已经犯了众怒,这回《文汇报》接连放出露骨的批周信号更是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却有恃无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敛,反而还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嘉奖。
  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场越来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是怨恨难言,耿耿于怀。这种心态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修改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抛出来批周。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一时还难以动手弹压,因为这是在悼周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周恩来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官方不便公开取缔,动起手来有诸多顾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机,乱子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暂时稳住了局势。不过,毛深知大势已去,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忧病交加,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梦魇缠身,时常在梦叫惊醒。几个月后,毛便一命呜呼。
  毛泽东之死,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以后,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拉开序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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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admin » 2011年6月20日

  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呆过,年纪轻轻便进入部一级的领导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为官方修史,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机关干部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倾听民众呼声,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在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遭到整肃。
  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想尽量保我过关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过激"的言论,在组织上从轻处理,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然而,哀莫大于心死。六四屠城血写的事实,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个为了一党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与历次运动中落难挨整的老一辈相比,对我的处理实在已经很宽大了,但我的良心却让我无法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充当官方御用的"学者",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一边写检讨,一边开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镇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我决意不再违心说谎,或者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写书的念头最初就起于这个时候。
  到海外后,我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条件。经一位学界前辈的推荐,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写作的条件,我的心愿遂得以实现。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是我的本行,但由于文革研究在大陆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区,而周恩来又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所以当年只能写些奉命文章,深为不能畅言所苦。为此,我选择了《晚年周恩来》作为题目,把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来,对国人有所交代。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其一,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其二,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皇权专制主义。实际上周本人既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以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大陆民众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动大陆自文革后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动手写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不同场台有着不同的面孔,且又处在文革大动荡的年代,头绪繁多,不易把握。而且需要考赞辨析各种对立的材料和观点,有所取舍,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的问题,需要与以往的思维定势作斗争。
  在耗时五载,历经艰难之后,《晚年周恩来》一书终于问世了。总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和嘱托。
  我由衷感谢哈佛大学的傅高义、麦克法夸两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支持和指导,王军涛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这些帮助,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像的。
  
  高文谦二00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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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汉思 » 2011年10月8日

我就来看看我就来看看我就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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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李祥明 » 2011年10月10日

早就想全面了解其内容。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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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桃李客 » 2011年10月10日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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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桃李客 » 2011年10月10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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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桃李客 » 201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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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帖子田中内 » 2011年10月10日

这事还是写得不错的,拿来读一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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