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晚年周恩來 第九章 評法批儒：毛、周關係的結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 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勢的沘林批孔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猛展開。 同九年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情形如出一轍， 這次又是毛澤東和江青這對政治夫妻合夥上演的雙簧戲。
　　對於這場運動的鋒芒所指，普通老百姓開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當時的政治核心閣中卻不是什麼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過是把一個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內容直接捅向了社會。
　　其實，發動這場運動的玄機，在此之前發表的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獻詞》中就已經隱晦地透露出來，宣稱"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要求"黨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討論，埋頭于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而這正是把毛澤東在半年前"七·四"談話中批周的那四句點睛之語"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改頭換面地端了出來。
　　毛髮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兩大情結
　　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是他內心深處文革情結和反儒情結作祟的結果，而批周則把兩者融會貫通起來：毛把周恩來視為可施在他身後否定文革的挂帥人物，同時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毛決心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作一根本的解決。評法批儒便為此而來。
　　當然，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動機是複雜的，並不單是內心和周恩來個人過下去，而是還有更深層的原因，確切地說，是毛內心深處兩個情結作祟的結果。其一是現實政治中的文革情結；其二是文化歷史觀上的反儒情結。而批周不過是把兩者融會貫通起來罷了。
　　首先，讓我們來看毛澤東的文革情結。
　　林彪事件后，毛澤東在政治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見文革已經破產，毛卻不想認錯服輸，從此改弦更張，還要硬著頭皮搞下去。與其說這是毛對自己政治理念的執著，不如說是憂懼他本人身後的存秋褒貶。
　　毛澤東心裏很清楚，文革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資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遺產，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毀了大半。將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這成為熟讀史籍中人物傳記、渴望成為曠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為此食不甘味，夜難成寢，絞盡腦汁尋找解救之道。
　　為了擺脫困境，穩住文革的陣腳，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設法來洗刷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諸如公布《"57l工程"紀要》和在文革發動之初寫給江青的信這一類東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要"三個正確對待"(即所謂"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一作者注)，封殺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對批林整風運動畫地為牢，只許批右，不準批左，等等。凡此種種，無一不是出自毛擔心批林會危及整個文革遺產的心態。
　　然而，毛澤東這樣做在政治上所面臨的難題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卻硬要去批他的"極右實質"，實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難以服人。更讓毛惱火的是，其心可誅的周恩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在下面挑動批極左，使得這齣戲更加難以唱下去。儘管批左很快就給壓了下去，但毛澤東深知這種主張在黨內外卻大有市場，已經成為政治上集合各種反對勢力對文革進行秋後算賬的一桿旗子，而周恩來則是其中的挂帥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這股勢力，非但文革遲早會被斷送，毛本人最後也難逃脫被清算的命運。
　　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決然不能容忍的，為此決定在政治上發動一場保衛文革的聖戰。除此之外，原來發動文革的那套說辭已經破綻百出，很難再自圓其說了，也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為它辯護。
　　其次，再來看毛澤東的反儒情結。
　　毛澤東出身寒微，投身共產革命前只是湖南一個窮山溝里的農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務農，大字都識不了幾個，自然更談不上有什麼像一般讀書人家裡那種尊孔讀經的家學薰陶。毛少年時代雖曾上過幾年私塾，卻對四書五經一類儒家正統文化並不感興趣，而是貪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深受中國下層社會文化的影響，崇拜嚮往《水滸》辯傳》中梁山好漢的造反精神。當年在念私塾時，就曾帶領同村夥伴干過砸孔子牌位這樣一類的事情。
　　毛澤東這種自小就根植于內心深處的反對儒家正統文化的情結，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時代大潮的激蕩下變得更加強烈，對封建禮教和儒學的厭惡相反叛遠遠超過時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學-一"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就是對儒家學說中所謂"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境界的離經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這種特立獨行、蔑視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後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顯露出來。
　　當然，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並非一概排斥，而是從實用的角度兼收並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過，這絲毫也沒有減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鮮明的反儒傾向。在先秦諸子百家中，雖說毛的不少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明顯帶有墨家學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卻對法家思想情有獨鍾，格外推崇厲行嚴刑峻法。在歷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稱他本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為他翻案，在"焚書坑儒"的問題上公開與秦始皇自比，毫不諱言自己"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偏愛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國強兵的主張以及在中國完成大一統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法家的理念與他本人"以階級鬥爭為綱"、"全面專政"的治國指導思想相合，而且還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這就是為什麼法術之學在歷史上總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業的專制帝王青睞的緣故。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秦始皇實在是一脈相傳。
　　除此之外，毛澤東偏愛法家也還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尋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結是根源於小時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長制，而毛的尊法傾向卻又明顯地帶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總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專制，然而他們《i子二人的性格特徵卻極為相似，正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許多方面部繼承了他父親的性格特點：狡黠、冷酷、專斷、暴戾，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毛這種充滿霸氣，喜歡獨斷乾綱而又喜歡玩弄權謀的政治人物來說，法家的主張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對其格外偏愛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為什麼說批周彙集了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兩大情結呢?
　　其一，毛澤東把周恩來視為可能在他身後否定文革的挂帥人物。毛當年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懼怕有人會在他身後像赫魯曉夫那樣作他的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劉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後，毛卻繼續被這個噩夢所纏繞，內心的恐懼感非但沒有稍減，反而因文革無可挽回的敗局而與日俱增。
　　這一回，毛澤東心目中"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鎖定在周恩來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雖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順，處處擺出一付俯首聽命的姿態，骨子裡卻對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態度曖昧，始終有所保留，總是想伺機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毛的這種看法，在他發覺周趁他病重之際，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暗中對文革所實行的一整套東西偷梁換柱以後，益發確信不移，由此心結日深，必欲整之而後才能心安。
　　其二，毛澤東一直把周恩來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儘管毛、周兩人共事多年，更確切地說，是周輔佐毛打下紅色江山，併為其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長期以來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卻相當冷淡，遠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樣密切。毛、周兩人在私下很少往來，毛終其一生甚至連一次西花廳也沒有去過，僅限於公事公辦。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終對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結以外，實在是因為兩人的為人處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緣故。
　　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身上儒家那套東西的影響很深，為人城府極深，表面上一副謙謙君子的模樣，講求隱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總是不偏不倚，而骨子裡則圓滑、世故、虛偽，在政治上缺少原則，總是和稀泥，隨風倒，搖擺不定。凡此種種，無不滲透著儒家的那套處世哲學和假道學的氣味。這種為人自然是懷有反儒情結的毛所鄙夷的。
　　不過，讓毛澤東很有些憤憤下平的是，周恩來這種為人卻總是博得黨內外的好感乃至國際上的稱譽，這種感覺越到他垂暮之年越發強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頭土臉，一世英名毀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卻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在黨內外聲望大增，大有功高蓋主之勢。
　　毛澤東自視一生打遍天下無敵手，無論是黨外的蔣介石，還是黨內的張國燾、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是手下敗將，就連斯大林也不在話下，沒有想到最後卻碰上周恩來這個難剃的頭，從當年中央蘇區一直和他纏鬥到現在。其間，毛曾幾次動過整周的念頭，但都被他的太極軟功所化解，到頭來總是不了了之。這是梟雄一世的毛無論如何也咽下下這門氣的。
　　在這種情況下，自覺已經年邁體衰，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決心聯繫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傾向和歷史文化觀上的尊儒傳統作一根本的解決。批林批孔運動便是毛為此而精心發動的。
　　應該說，毛澤東是擅長抓題目做文章，實現自己政治意圖的老手。他憑藉其多年來與周恩來交手的經驗，深知整周絕非一件易事，是一個比劉少奇、林彪更加難纏的對手，所以很早就開始用心機，尋找合適的題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審查林彪反黨罪行的專案組，負責清查林彪一干人的問題。在表面上，專案組是以周恩來為首，實際上則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對毛澤東負責，所有重大問題都是由毛本人拍板決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灣是重點。江青指派她的親信遲群、謝靜宜二人進駐其中，負責清查工作。遲、謝二人帶人翻箱倒櫃，不放過任何一張紙片，以期能夠從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證據，幫助毛在政冶上擺脫困境，同時嚴防任何可能損害毛澤東形象的東西擴散出去。
　　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雖然並沒有找出什麼林彪謀反的罪證，卻歪打正著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讓人摘錄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葉群互贈的諸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這樣一類讚賞儒家思想的條幅。
　　目前還沒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澤東看過這批東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反儒情結。而且對於一直苦於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說辭來為文革敗局開脫的毛來說，這批宣揚儒家思想的東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雙鵰：既可從歷史上儒法鬥爭的角度來為文革辯護，又找到了批周的題目。
　　因此，說毛澤東看到這批材料之後，便萌生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念頭，大致是不錯的。不過，毛當時並沒有馬上動手，而是在發覺周恩來在下面挑動批極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著手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造輿論。由此也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
　　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在接連對周恩來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嚴厲批評的同時，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開始為此造輿論。隨後又不斷通過江青放風，提出要展開對於"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開始，毛開刀的對象選擇的是中共官方頭號御用文人、與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澤東先是寫了一首打油體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幾十年前寫的《十批判書》翻出來，大批了一通。接著，毛又在同張春橋、王洪文進行的那次針對周的"七·四"談話中暗藏伏筆，專門談了"批孔"問題，表示不贊成罵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十大召開前夕，排周和批孔雙管齊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會議上借古喻今，大講歷史上漢高祖劉邦刑白馬為盟，提出"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典故，提出："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來，以便徹底堵死周恩來在他身後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把江青找來吹風，專門講述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的情況，提出：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並念了一首後來流傳甚廣的《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律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起初，對於毛澤東突然劈頭蓋臉地批評本來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時又不同尋常地大講歷史上的儒法鬥爭的舉動，周恩來還弄不人清楚這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葯。這年七月間，他在隨同毛會見楊振寧時，還在插話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統治階級，不可以捧上天。不過，他很快便發覺毛並非無的放矢，空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聯繫毛毫無來由地對外交工作大加指責，此舉很有可能就是衝著他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再一次施展順守之道，用"大極軟功"來應對。他一方面趕緊就惹毛澤東發火的外交部《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一事檢討認錯，盡量緩和事態。同時帶頭表態擁護毛指定王洪文作為接班人的決策，並利用各種場合做黨內軍中老幹部的說服工作，甚至為此在中央的會議上同譏諷王洪文是"兒童團"的許世友當場爭辯起來。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見卻按兵不動。當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把毛有關儒法鬥爭的談話內容寫入十大政治報告時，周讓她碰了一個軟釘子，表示：對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時間，不必馬上公布。
　　對周恩來的這一手，毛澤東早就有所防備，暗中作了上下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會議傳達毛關於儒法鬥爭談話內容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奉毛之命連續發表了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篆閩的批孔文章，手法和當年批判《誨瑞罷官》時一樣。
　　接下來，十大剛剛開過，江青便指揮她的一班人馬行動起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他們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輿論宣傳工具，連篇累牘地刊載所謂"評法批儒"的文章，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造勢。與此同時，大搞影射史學，借古諷今亨指桑罵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將矛頭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頭陣的是直接聽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組，即後來屢屢用筆名"粱效"的寫作班子，僅在十大結束的幾天之後，他們便搶先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文中有意從孔子扯到相傳制訂周禮的周公旦，指其為舊奴隸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黨內外為人們所熟知的對周恩來的尊稱。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也推波助瀾，借"評法批儒"之機，接連發表或轉載影射周恩來的文章。姚本人雖然沒有像當年批判《海瑞罷官》那樣直接捉刀動筆，卻在幕後出題目，親自指點重點文章的寫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一文的寫作時，姚強調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呂不韋，並點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義"。
　　這篇文章後來在這年十一月的《紅旗》雜誌上發表，文中影射當今政治，稱"呂不韋在秦國執政以後，竭力推行的是一條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的政治路線"，但是，由於秦國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這時在秦國要公開亮出儒家的旗號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標榜"折衷主義"。據說，江青在文章發表后大為讚賞，並一語道破天機："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批呂不韋-一呂是宰相。"
　　大概是覺得這樣寫還不夠勁，因為不便在黨報、黨刊上做得太露骨，於是一本名為《學習與批判》的雜誌便在上海應運而生。它由張春橋、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問題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經常在上面以"羅思鼎"的筆名對周恩來施放暗箭，借評點歷史人物的機會，指桑罵槐，極盡攻訐中傷之能事，諸如"這是一個相當圓滑的老官僚"，"他善於擺平關係，模稜兩可，始終不表態，最後各方面都不得罪"一類的影射文字在這本雜誌中隨處可見，讓明眼人一看而知其矛頭所指。
　　對於這種充斥報刊的隱射詆毀，周恩來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聯繫到近來毛澤東對他的明顯不滿，很快便覺察出所謂"評法批儒"實際上是衝著他而來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馬敢在十大后這樣公開另搞一套，顯然是大有來頭，背後有人在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周知道與他們正面交鋒是不明智的。但聽任這樣搞下去，又會讓他們得寸進尺，必須作出某種反擊。
　　為此，周恩來避開江青，專門找她的"炮手"、時任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的遲群談了一次話，批評他在教育上標新立異，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件大事來抓"的做法。
　　周恩來的這種抵制自然無力扭轉整個形勢。自恃握有尚方寶劍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買他的賬，繼續在批孔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槍暗箭。遲群甚至還對周的批評反咬一口，宣稱："反對批孔，就是復辟。"僅僅一個多月後，周恩來便因基辛格訪華一事而災禍臨頭，毛澤東下令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路線"。這齣戲恰好為毛隨後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的真實目的作了歷史的註腳。
　　目前大陸官方在評述批林批孔運動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總是有意無意地為毛澤東開脫，而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江青身上，指這是江青打著毛的旗號，"另搞一套"的結果。事實上，歷史的真相併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躍，在前台呼風喚雨，發號施令，但實際上毛澤東才是真正的主帥，只不過一直躲在幕後罷了。這一點，僅從當時屢屢見諸報端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的提法便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之所以放江青出來充當批林批孔運動前台的領軍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歡在幕後當導演外，還有想讓黨內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為而後的掌權創造條件。當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為人，但卻從不懷疑她在政治上對自己的忠心，而且還格外欣賞和看重她在斗劉少奇、林彪和批周時所表現出來的敢打敢沖的勁頭，認為是個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於這一點，毛澤東對江青雖多有批評，卻主要是恨鐵不成鋼，而在實際上總是多方偏護，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為手中對付政敵的一張王牌。這一次又派上了用場。
　　另一方面，老於權謀的毛澤東深知整周絕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風險很大，弄不好將會激起黨內軍中的強烈反彈，導致局面失控。這是年老體衰，自感己經力不從心的毛所不願意看到的。但不這樣做，又無法消除心頭的霉憂。在這種情況下，毛採取了投石問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頭陣。
　　毛澤東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這樣搞得手的話，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幫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壯大黨內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話，則可相機收兵，由江青來承擔罵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給黨內外企圖否定文革的勢力以當頭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運動後來的實際發展也正是如此。
　　與政治險境纏鬥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倒周勢頭，周恩來再次拖展順守之道，以"太極軟功"來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處境。他明知道這場運動是衝著他來的，卻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頂，而是設法廁身其中，小心翼翼地與江青周旋，盡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時設法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澤東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兩人聯名的建議，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所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這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轉發全國，批林批孔運動由此全面展開。
　　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異常兇猛弔詭，充滿火藥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儼然以批林批孔運動的負責人自居，對政治局頤指氣使，發號施令。她一面頻頻以個人名義寫信，送材料，召開動員大會，一面又指派親信黨羽四處點火發難。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聞風而動，更新拉起山頭，紛紛起來揪斗當地"翻案復辟勢力"的代表人物，鬧得生產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現大亂之勢。
　　同政治局的大多數人一樣，剛剛經歷一場劫難的周恩來開始也被完全蒙在鼓裡，對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事先毫無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澤東書面彙報工作時提的還是"批林整風"，而不是"批林批孔"。他這樣寫道："現在已進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體好，領導我們依靠人民，進行批林整風、拉美整蘇的鬥爭走向勝利，並隨時準備打仗!"
　　不過，周恩來很快便從這場運動的來勢洶洶和他完全被撇在一邊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批他的事並沒有完，毛還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時還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剛剛鬆了一口氣的周恩來心又提了起來，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險境而苦戰，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隨時被點名拋出來。因為眼前的情形和當年搞劉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轍。在這種情況下，深諳順守之道的周恩來再次施展"太極軟功"來應對，化解困境。他明知道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衝著他來的，卻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頂，而是設法廁身其中，決不輕易撤離自己的崗位，小心翼翼地與江青等人周旋，盡量做到滴水不漏。
　　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初曾送給當時因被江青大會點名而想辭職不幹的中聯部部長耿鋼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一番勸說老部下打消辭職念頭的交心之言，實際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時內心想法的真實寫照。
　　周恩來這種隱忍順守的因應之道在"一·二五"大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江青為了貫徹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圖，在這一年春節放假期間，接連召開了軍隊和中央黨、政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實際上，這兩次萬人大會並不是像大陸官方所說的那樣是江青"擅自"召開的，毛事先就已獲知，王海容、唐聞生向他報告了這件事，但他並沒有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知來者不善，但看毛澤東是一種默許的態度后，就不再說話了，馬上積極布置，親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參加"一·二五"大會的通知。根據江青的提議當晚政治局會議上準備討論的內容，隨後並主持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動員大會。
　　在"一·二五"大會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兩名親信、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遲群，謝靜宜主講他們奉毛澤東之命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經過，江青、姚文元等則在一旁坐鎮幫腔。遲、謝二人在報告中東拉西扯，大放厥詞，當眾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那四句話端了出來。姚文元則在插話中旁敲側擊，大批"折衷主義"和"中庸之道"，稱："凡是主張中庸之道的人，其實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對批林批孔運動"行動遲緩，跟不上形勢"。
　　會上，遲群、謝靜宜兩人還扯出"走後門"的問題，針對葉劍英把自己的女兒送到福建當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和周恩來一道挨批的葉也捎帶批了一通，聲色俱厲地指稱這"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不僅如此，江青在會上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整個會場氣氛十分緊張。
　　面對江青一干人的挑釁，周恩來在會上始終正襟危坐，不動聲色。他心裏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這樣囂張，完全是因為背後有毛澤東支持的緣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許。如果不識時務，趕緊對批林批孔運動有所表態的話，恐怕是過不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最後打破沉默，在大會上當眾作了檢討，承認這次會"開晚了"，"抓晚了'，並帶頭喊了"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後來在事情過去以後，毛澤東又故作姿態，反過來批評這件事時，周又出來為此作了自我批評，為"一·二五"大會承擔責任，說是他"慫"起來的'。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一．二五"大會後，批周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根據王洪文的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政治局內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運動的七人小組，除周恩來一人以外，其餘六人即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都是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批周"幫助小組"的成員。而周之所以還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個幌子的話，那麼也是讓他應付處理日常局面，和文革發動之初一樣。
　　對於這場運動的矛頭所指，當時首當其衝的郭沫若已經看出了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二五"大會後，張春橋和江青輪流登門，逼郭氏寫檢查，要他承認當年寫歷史劇《屈原》和《十批判書》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張甚至要郭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江青則暗示，當時在長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來也有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當周恩來派秘書看望郭沬若時，深為周擔憂的郭氏見到來人後，失聲痛哭，連連表示自己對不起總理，連累了總理。對於這一點，江青本人也不諱言，而且對周恩來的退避忍讓頗為得意，眉飛色舞地對手下人表示："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辦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問題上掀濤作浪，遙相呼應。安徽等地甚至還公然貼出了"打倒當代孔老二"和"打倒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標語。
　　在這種情勢下，周恩來繼續採取順守之道，以隱忍退避的太極軟功來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處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執意要板倒自己，但因為這場運動是毛澤東所發動的，所以絕不流露出任何懷疑抵觸情緒，相反表現得很主動，親自起草有關會議通知，在政治局內部組織學習討論，不讓人抓住任何辮子。對江青的意見，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與她正面衝突。
　　比如，急於為批林批孔運動造勢的江青在"一·二五"大會的兩天後，將反映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決心把運動抓上去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批給周恩來，建議將此件轉發給省、市、自治區黨委。周當即表示同意，並代擬了中央轉發的還知。其中強調"要繼續革命，反對復辟"，還根據"一·二五"大會提出反對"走後門"的意見，專門加寫了一段要教育好乾部子女的內容。
　　兩天後，周恩來又根據江青的提議，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轉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的通知，這份簡報是江青抓住該地的一位中學生因不會英文考試而在試卷上寫了一首打油詩，受到校方批評后自殺一事大做文章，指派遲群、謝靜宜前去調查后寫出的，意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把它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的典型。
　　儘管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見，但還是讓張春橋從中挑出了毛病。因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嚴肅處理這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嚴重後果"的同時，提出"各地也應注意檢查有無類似的個別情況"，張春橋認為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問題，指出："個別"二字建議刪去。復辟現象不是個別的。周氏隨之知趣地改了過來。
　　周恩來如此退避隱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罷甘休，除了繼續在報刊媒體上找各種題目批"折衷主義"、"中庸之道"以外，又製造了電視片"《中國》事件"、"蝸牛事件"，舉辦"黑畫展覽"等，向周大興問罪之師。
　　《中國》是義大利一個訪華攝製組拍攝的一部介紹中國的電視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向周恩來反映"此片很壞"，而周並沒有馬上處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調看這部片子時，江青邊看邊罵：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並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給周加的罪名端出來，說：當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線上出了大問題，出了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壞人自然都進來了。
　　根據江青定下的調子，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組隨後給中央的報告中，更明白點出"對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喪權辱國、反華反共的重大問題，竟然放棄原則，喪失立場，是典型的右傾投鋒主義"。
　　"蝸牛事件"則是江青抓住四機部向美國派出的彩電顯像管考察組接受美方贈送的禮品玻璃蝸牛一事，橫加指責，一口咬定這是美方包藏禍心，侮蔑中國的電子工業"爬行"，接受這種禮品是"屈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而此事是經過周恩來批准的。
　　"黑畫展覽"則是江青在文化部的親信，抓住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術界組織創作一批供國內務大賓館裝飾和外貿出口的中國畫一事，橫挑鼻子豎挑眼，把它們集中起來作為"美術界的復辟逆流"的典型而舉辦的。
　　對於江青一干人這種搞法，周恩來明知這是射向他的明槍暗箭，不過還是裝聾作啞，避免正面應戰，盡量化解這些挑釁。對電視片《中國》，周以當時曾讓陪同他會見楊振寧的人"查查"，但以"記錄非熟手，未記入"的解釋給擋了回去。對於"蝸牛事件"，周恩來則以事關中美關係大局為由，建議外交部進行調查核實后再作定奪，當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認為美方送"蝸牛"禮品並無惡意，建議不必退回禮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隨即表示同意，並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出對江青在四機部批評此事的講話不印發、不傳達的決定。不過，為了照顧江青的面子，取消了從美國引進彩電顯像管生產線的計劃，對江青點名要他參觀"黑畫展覽"的提議，周恩來也並不回絕，應邀前往。參觀中，他神色不動，對畫展中的各種影射詆毀的語言不置一詞，讓舉辦者碰了一個軟釘子，最後也不了了之。
　　這期間，周恩來對江青一些實在過份的挑釁，還是作了某種程度上的辯駁。比如，江青在參加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在談話中當眾給周的臉上抹黑，說："我們沒有讀過《四書》，《五經》，大概我們這裏就是總理讀過。"周隨即以"我們在五四運動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來回答，令江青討了個沒趣。
　　當然，周恩來明白解鈴還需系鈴人，江青這樣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毛澤東默許的緣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對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設法打消毛對他的疑慮，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險境。為此，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方面與江青小心周旋，守時待機；另一方面則在毛最為關注的維護文革、反對復辟的問題上盡量站穩立場，利用各種機會表明自己的態度，以解除毛澤東的疑慮，對他高抬貴手。
　　還在批林批孔運動發動之初，周恩來因擔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現文革初起時那樣的天下大亂，曾向毛澤東建議對軍隊、黨政機關和生產部門"應早一點規定一些政策界限下達"。不過，他馬上便覺察出此舉對運動有"划框框"之嫌，將會招致毛對他更大的疑心。於是，周恩來趕緊改變態度，在二月六日向毛報告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時，收回這一提議，表示："目前批林批孔運動在各地各單位還處在發展不平衡狀態。因此經驗還不夠多，如果過早地規定政策界限，可能對群眾的發動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僅如此，深知毛澤東心病所在的周恩來還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與黨內老幹部中普遍存在的對文革不滿，復出后所搞的"右傾回潮"劃清界限，特意在報告中向毛建議讓鄧小平現身說法，說："現在確實有些單位、有些省的個別領導者和個別老幹部在'回潮'，在談'復舊'的政治局面，如請小平同志在適當場合批判這些錯誤，會較別人有力，當然要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讓毛澤東一時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繼續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一開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雖然用意是藉此向"復辟勢力"-一黨內軍中的老幹部開刀，但打擊面太寬了，搞得人心惶惶，不僅干擾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肅清周恩來影響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給牽了進去。因為毛就曾批過不少條子，讓在他自己身邊工作過的年輕女服務員去上學參軍。這怎麼能不讓毛感到難堪和惱火呢?
　　問題還不止於此。江青還對"走後門"的問題窮追猛打，在政治局會議上揪住葉劍英不放，非逼他檢討認錯不可。然而，葉劍英也並不是等閑之輩，馬上以守為攻，鄭重其事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檢討自己，實際上告了江青一狀，而周恩來則趁機在一旁為葉幫腔，對批"走後門"問題向毛委婉進言，說："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
　　周恩來和葉劍英聯手唱的這齣戲，委實將了毛澤東一軍，迫使他不得不在權衡利害之後，對"走後門"的問題有所表態。在毛看來，江青實在是有勇無謀，雖說貫徹他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圖很賣力，卻脫褲子放屁，在"走後門"這樣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大動干戈，不分青紅皂白，四面結怨樹敵，實在太蠢。用後來毛自己的話說，這是在搞"三箭齊發"(即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一作者注)，干擾了鬥爭的大方向。況且葉劍英是毛掌握軍隊，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願意在這個問題上讓周恩來充當好人而他自己當惡人，得罪黨內軍中為數眾多的老幹部。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出面約束一下江青這種打擊面太寬的搞法，同時在政治上作個順水人情，拉攏一下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二月十五日，毛對葉劍英的檢討信作了批示，表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並指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
　　隨後，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專門發下通知，要求對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要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實際上後來不了了之。
　　"抬鄧排周"的權力布局
　　毛澤東急於安排後事，用鄧小平取代周恩來，完成權力布局中的換馬。為此，他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格局：讓左派保衛文革的成果，讓右派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左派的頭領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鄧。
　　毛澤東在批"走後門"的問題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動，卻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幾運動中打衝鋒，同時也沒有放棄通過這場運動來伺機更換周恩來的打算，重新安排權力格局。毛這種考慮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當然是與周恩來已經罹患癌症有關，需要另外找一個人來頂替他管事。不過在這背後，更多的還隱藏著毛對周極大的戒心而預先作出的防範，是自感已經老邁多病的毛對自己整個陵車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說，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這個心思后，才敢這樣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當然，毛澤東也很清楚江青這樣賣勁批周所夾雜的個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機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過，毛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依從江青。這當然不是出於內舉避親的緣故，也不是懷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誠，而是因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為人了。在政治上街鋒陷陣還可以，實際工作卻做不來，無法擔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擔子。
　　為此，深諳權謀的毛澤東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黨內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布局：讓左派"抓革命"一-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讓右派"促生產"-一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左派的頭領自然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剛剛復出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順便一提的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喜歡把鄧小平的東山再起說成是周恩來促成的結果。實際上，毛澤東才是這件事幕後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針對周的。本書上一章在分析周、鄧兩人的關係時已經提到過，鄧其實早就是毛手中挾制周的一張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後，毛澤東就指定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總攬黨、政、軍日常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然身為黨內第三號人物兼國務院總理，卻不得不事事向鄧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工作。
　　不僅如此，鄧小平甚至還在事關周恩來政治浮沉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后，周因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問題，並有意讓柯慶施取而代之，於是主動向中央提出了辭職請求。當時黨內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贊成由柯來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為此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一致意見挽留周繼續擔任總理職務。但毛那裡也需要有人去為周說情，後來是鄧小平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出面起草了建議周繼續擔任總理的會議紀要報送毛后，這場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們大都注意到，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即開始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為此不斷放風造輿論，卻往往忽略了這其實是一石兩鳥之舉：在政治上安撫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同時，暗中祭出的一招防範周恩來的殺手鐧。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際，卻發覺文革中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反而在黨內外的聲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中央無人制衡。
　　由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戒心護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念頭。在毛看來，無論是從個性、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說，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適人選，
　　以周恩來多年來對毛澤東為人的了解，當然明白毛讓鄧小平復出的用心所在。不過，善於在政治上爭取同盟軍的周氏自信能將鄧團結爭取過來。況且周為人一向委曲求全，對毛的決定從不違抗，總是遵行照辦，頂多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做點文章。周很了解鄧的為人個性，雖說他是毛安在身邊挾制自己的人，但已經看出鄧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相容，一旦復出，反倒會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為扭轉文革困局的幫手。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周恩來要比毛澤東看得更准。所以當毛在陳毅追悼會上透露出這種意向後，周立即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的談話內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造輿論：而且還有意當著江青等人的面，對外宣傳毛的這一意圖，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鄧搞成敵我矛盾，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盡量擴大這件事的影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
　　然而，讓鄧小平重新復出並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需要在政治上轉很大的彎子，作黨內外的說服工作，辦起來費力耗時，況且還有黨內文革派從中作梗。江青當年配合林彪在倒鄧的問題上出了大力，現在雖說毛澤東為鄧說了話，但她為此結下的心結卻不是那麼容易解開的，對毛的決定不大買賬，不斷找借口阻撓。而周本人也不願意逼得太緊，得罪江青。
　　因此，鄧復出這件事一波三折，進展緩慢。從毛澤東最初發話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沒有真正落實下來。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疑心這是周恩來有意拖著不辦，但又不便明說，因為畢竟沒有抓住什麼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鄧小平復出問題之際，慣於"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薦讀《史記》中的《汲黯·鄭庄列傳》，特別稱許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此來暗中敲打周不應對在政治上落難的鄧小平坐視不管，而應對當年旅歐動工儉學的老友援之以手，這樣才對得起幾十年的交情。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馬上便領會出毛澤東此舉所含的用意。他隨即抽空讀了《史記》的有關章節，並在隨後給毛的信中表示要讓鄧更上一層樓，出任政治局的秘書長(相當於中共八大后黨的總書記)，但被鄧所婉拒。
　　儘管如此，鄧小平重返權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極不尋常的，僅僅憑毛澤東的一席話，就從一般的中央委員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沒有經過中央全會的形式走走過場。這種情形在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沒有過先例的，即便是在當年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共產國際扶植王明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也還是經過了六屆四中全會的手續。由此可見，毛對鄧的期望之殷，這背後則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鄧來取代周的打算。
　　讓我們還是繼續看毛澤東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運動重新安排權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
　　這當然是和周恩來本人的病情惡化有關(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但實際上毛澤東考慮問題的著眼點卻並不在此，而是急於想讓鄧取代周，完成權力格局中的換馬。因為即使周身體沒有病，一直對"周恩來外交"耿耿於懷的毛也決然不願意再給他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的機會。不然的話，毛在此前就不會借故突發無名業火，以"莫須有"的罪名，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周大張撻伐了。
　　不僅如此，毛澤東此舉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通過這一為各方所矚目的舉動，向外界施放"抬鄧排周"的信號，暗示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即將不保。這在無形之中更加助長了本來已經甚囂塵上的倒周勢頭。不過，毛畢竟是慣於玩弄權謀的老手，並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為此，他在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的同時，又叮囑王海容、唐聞生不要講是他的意見，可以由外交部寫個報告送上來。這樣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圖行事，又可藉以觀察周的態度，以決定下一步運動的搞法，如果他敢於阻難這一決定的話。
　　周恩來當然不清楚毛澤東在背後所搞的名堂，不過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不難判斷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氣，就直接提議鄧小平出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代表團肯定是有來頭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對於一個曾經親手創立中國的外交事業、並且為之耗費了大半生心血的國務活動家，在自己的晚年終於有了可以在聯合國大會這個世界講壇上發表演講的機會時，卻又因身體和政治的雙重原因與之無緣，周內心的遺憾可想而知。實際上，這正是他多年來的夙願，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聯台國，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
　　不過，更讓周恩來擔心的還是這一安排的背後所隱含的政治信息，意識到毛澤東正在暗中觀察自己的態度，如果露出任何遺憾不滿之意的話，就會坐實毛對自己的猜忌，導致處境更加惡化。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為此，在政治上隱忍功夫極深的周恩來在處理這件事時，有意超身事外，既沒有表現出有任何情緒，也不查問外交部為什麼繞過他，同時抓得很緊，毫不耽擱，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並在隨後主持政治局會議加以討論。
　　令毛澤東沒有料到的是，出來阻撓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搬出種種理由反對這一安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江青這樣鬧，是因為她很清楚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訪活動，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關由誰來接替周出任總理一職的問題。為此，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已經覬覦忍耐了多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如此賣勁反周也是出於這種盤算。豈知天意難測，到頭來卻讓鄧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又怎麼能咽下這口氣來?由於江青的執意反對，政治局的多數人大部保持沉默，會議最後議而未決。
　　這種局面讓毛澤東相當尷尬和惱火。本來，他希望在排除周恩來后，由江青為首的左派和鄧小平領頭的右派在新的權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卻沒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識上體，自暴其短。不過，由於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毛對江青這樣鬧，一開始還是表現得相當克制。他讓張玉鳳傳話給周：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時待機的周恩來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處境的時機已到，正好可以借這件事做點文章，毛澤東在抬鄧的問題上遷怒於江青，就會多少緩和一下對他的壓力。於是，周立即表態擁護毛的決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沒有刻意亮出毛的旗號緊逼江青。他在表態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時，又盡量給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頭一周，除講話外，與各方重要人物進行接觸，創造局面后便回。"與此同時，周還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別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這是毛本人的意見，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鬧。
　　這樣一來，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來。就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著附和。對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斂，反而氣急敗壞地又吵又鬧，聲言"保留意見"，要政治局"再研究、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從幕後出來進行干預，解決這個問題。他寫信警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
　　從這以後，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有了某種變化，儘管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來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但卻對江青總是無理取鬧，難以擔當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漸生厭，開始有意疏遠她。
　　治病要服從大局
　　由於一再耽誤，周恩來所患的膀眈癌已在體內擴散轉移，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即便如此，仍無法住院動手術。毛澤東決定周住院治病要服從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將來訪的幾起外國首腦後再說。為了執行中央暫不考慮手術的決定，周只好靠輸血堅持工作，實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來忙於躲避來自台前幕後的明槍暗箭之際，卻禍不單行，病情急劇發展，已經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間，周就已經再次出現血尿，但是相應的治療措施卻因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拖延下來。會上，周被橫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無端蒙冤受辱，挨批鬥，受圍攻，心情極壞。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病情明顯惡化，以至到會議後期，要頻頻上廁所，每次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出來。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束而收場。還沒有等周恩來從這場濤天大禍的打擊中喘過一口氣來，批林批孔運動就又鋪天蓋地而來。面對其勢洶洶的倒周勢頭，周本人雖然在表面上不露聲色，實際卻在精神上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不得不強撐病體，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戰。多年來的過度勞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鬱悶和憂懼晚節不保的心理壓力，終於使周恩來體內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發作。
　　從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開始，周恩來每日尿血多達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進三0五醫院接受檢查和電灼術治療。但是，術后的效果卻不理想。沒有多久，他體內的癌瘤便再度複發，而且來勢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時每日達二百多毫升。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的身體明顯垮了下來，人已經很虛弱，飽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回憶錄中詳述了當時的情況。他在書中寫道：
　　由於腫瘤迅速長大、潰爛，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積了大量的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使排尿發生困難。起初，小的血塊堵塞，解小便時稍用力還能排出去，但較大的血塊不容易從尿道排出，以致周恩來在排尿時十分痛苦。每當我見到他擺晃著身體，扭動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動，想藉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塊移開，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總理生病，替總理去承受這種苦痛。當一些小的血塊隨尿流一起比較痛快地排出來，這時，總理會長長地噓出口氣，他的額頭微微地沁出了些許汗珠。這個時候，周恩來己受盡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發上去靜養一會兒，準備下一個"回合"，因為小便還沒有排出來。
　　周恩來的病情發展得這樣快，弄得毛澤東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儘管毛已經開始在考慮換馬，起用鄧小平來頂替周的角色，但事到臨頭還是有些抓瞎。多年來，毛雖然獨攬大權，卻只是個甩手掌柜，內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務一直是依靠周恩來掌管處理。現在周這個大管家病倒了，而鄧小平又一時接不上手，這樣一來，整個國家的運轉就發生了問題，許多事情壓了下來，沒有人處理。為此，毛決定周住院治病的問題要服從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將來訪的幾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後再說。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醫療組心急如火，從醫學專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內腫瘤加速增大惡化的情況，出血不斷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動，確實有危險，很容易因貧血摔倒，心臟出現問題，因此請求中央儘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術，但不是沒人理睬，就是給碰了回來，以至於周恩來住院開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來，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陸發表的有關知情人回憶周恩來治療膀胱癌經過的文章大都把延誤治療的責任推給"四人幫"，說這是殺人不見血，有意對周進行"迫害"。可惜，這隻說出了其一，沒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況。實際上，在周氏治病的問題上，江青一干人並無決定權，更無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來治療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張春橋外，還有葉劍英、汪東興。而且這四個人也不過是個傳聲筒，大小事情必須聽命于毛澤東。可以說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毛才是整個事情的幕後主使。
　　本書前面已經談過，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澤東便一直通過汪東興在幕後遙控指揮，從一開始就對周恩來的治病原則定下了調子，下令要"保密"和"不開刀"。醫療組對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時進行手術，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錯過了治療時機，後果是嚴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東興卻以"這是主席指示"壓人，稱：主席是考慮全局的，這樣決定是保總理的，並要醫療組"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這樣整整拖延了九個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間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把整個抽水馬捅里水都染紅了。這樣一來，已經無法再瞞下去了，才由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三人找周氏夫婦談話，告以實情。
　　即便在這時，汪東興仍根據毛澤東所定的調子，阻止醫療組對同恩來作進一步的檢查治療。當醫療組的專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經很嚴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時，汪不以為意，又把毛搬出來壓醫療組，喝斥說："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么!"
　　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仍然沒有放棄努力，通過各種渠道籲請中央批准他們對周恩來病情的診療報告，負責周警衛工作的楊德中甚至還帶著裝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東興，讓上面"眼見為實"，請求中央儘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術，但汪東興仍然不予理睬。
　　後來還是葉劍英利用陪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的病情，毛這才批准治療，但仍通過汪東興對治療划框框，命令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準電燒。但這一回，醫療組的專家們暗中抗命，在檢查中還是悄悄地給周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不過早已錯過時機，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了。
　　經過這樣的一再延誤，周恩來體內的癌瘤發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檢查中又發現了"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逼進一步證實了癌細胞已經開始在體內擴散轉移。周恩來醫療組對此著急萬分，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再這樣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醫療組組長、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帶領醫療組向中央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領導人當面陳情，說明情況的嚴重，敦促中央下達批准周及早住院動手術。
　　這一回輪到張春橋代表中央表態。他繼續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駁回了醫療組的請求，表示：
　　"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就連一向站在周恩來一邊的葉劍英也不得不按同樣的口徑，婉轉地對醫療組做說服工作，稱張春橋所說的"是中央的意見，積極的意見，切除的辦法，暫時放一下，不考慮。"
　　不僅如此，張舂橋甚至還企圖隱瞞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報告上的結論，被醫療組頂了回去。不過，在動手術的問題上，醫療組卻胳膊扭不過大腿，周恩來的住院動手術的日期始終決定不下來，一推再推。
　　對於自己病情發展得如此之快，周恩來當然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他雖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動，但是心裏卻非常著急，想儘快動手術切除體內的癌瘤，甚至考慮摘除整個器官，因為即便如此，也還仍有活下去的希望。為此，鄧穎超曾專門調看了"人工腎"這類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劇發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樣化驗的結果，督促醫療組採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作主，一切要聽圖毛澤東的擺布。實際上，他從一開始對這一點心中有數，知道從起初對他本人隱瞞病情，進而阻攔檢查到後來不準做手術，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為臣侍君之道的周對毛這樣的決定既感到無奈，又不敢違拗。況且這是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作為黨員必須遵守服從。
　　面對張春橋搬出來的種種推遲住院開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實在無言以對。在這種情況下，儘管這種安排明顯帶有"醫療為政治服務"的味道，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根本不顧治病上的需要，周恩來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訓，一切聽由黨安排，實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自勉了。
　　這期間，由於失血過多，周恩來的身體已經非常慮弱，隨時可能休克，但是為了執行中央暫不考慮手術的決定，只好靠輸血堅持工作。這是醫療組擔心發生意外而採取的臨時應急措施。每當遇有重人的外事會談，醫護人員都十分緊張，攜帶各種急救器材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進行搶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後幾起外國首腦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支撐過來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來終於住進了解放軍三0五醫院，當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過程中，醫療組的專家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術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醫療組卻不敢對此過於樂觀，因為耽擱的時間畢竟太久了，體內癌細胞很可能已經擴散了。
　　果然，僅僅兩個月後，周恩來便又開始尿血，而且日漸增多。經專家診斷，確定為癌瘤在體內轉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術。這對周氏精神上的打擊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還曾對戰勝病魔抱有希望，而現在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為此，他在回答外賓的詢問時，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與面對死亡的內心恐懼相比，此刻更攪擾周恩來心緒的還是政治命運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節，在政治上善終，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茲在茲，看得比什麼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卻並沒有跡象表明這場衝著他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有鳴金收兵之勢。充當打手的江青雖然在鄧小平出國的問題上碰了釘子，但在批周的問題上卻並沒有受到毛澤東的管束而有所收斂，依然十分囂張，動作頻頻。
　　就在周恩來住院前後，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輿論宣傳機器繼續大搞影射史學，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海內外有關周氏地位不保的風言風語滿天飛，不少人都為他的政治命運而擔心。有的外國訪客甚至當面詢問這個問題。對此，周恩來既不能承認，也無法斷然否認，只好顧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徑，談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過去。
　　應該說，周恩來的內心憂懼並非自尋煩惱。一九七四年六月間，就在江青四處放風批"黨內大儒"之際，毛澤東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那九篇文章找出來重新加以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重磅炮彈。本書前面已經介紹過，這九篇文章是毛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九篇黨內通信，是他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激憤之作，對當年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聯手整他這筆歷史老賬的總清算。
　　這些文章確實體現了毛澤東所特有的風格，是他內心鬱積已久的怨憤情緒的大渲泄。文中對黨內教條、經驗兩派左右開弓，嚴詞撻伐，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噴頭。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凶"。
　　在這次修改中，毛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刪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鋒芒所指還是讓人一望而知。當然，毛澤東是個開展政治鬥爭的老手。他知道此舉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當年批周的文章拋出來，不啻是第二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勢必給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穩住陣腳的政局造成重大衝擊。對此，毛已經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所以一直沒有貿然行事。
　　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澤東發覺周恩來打著批極左的旗號，企圖對文革改弦更張以後，就開始考慮批周的問題了，選擇的"石頭"便是這九篇文章。當時，毛讓人把文章找出來，印成大字本，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後來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遠新，甚至准許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內容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
　　正因為毛澤東事先已經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後來才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宣稱："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回潮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其中"九次路線"指的是劉少奇的問題，"十次路線"是指林彪的問題，而"十一次路線"則是隱指周恩來的問題。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就已經率先點明了。
　　應該說，毛遠新的上述言論在無形之中道出了毛澤東在是否拋出周恩來的問題上躊躇未決的心態。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毛良心發現而不忍對周下手，實際上，毛在政治鬥爭中從來就沒有念過舊情，無論是對彭德懷、劉少奇，還是對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時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深知周恩來是一個比劉少奇、林彪更難纏的對手，他在黨內軍中有眾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為人處世一貫謹慎守分，從無二心。這是在黨內外早就有定論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來因趁勢推動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硬要違背黨心民意而大舉批周的話，很有可能激起眾怒，在政治上鬧出亂子來。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個人靜下心來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於是，他決定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赴南方休養一段。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當年發動文革，向劉少奇展開攻擊前就是這樣做的。
　　七月中旬，毛澤東在離京前夕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盤。毛知道江青在貫徹他批林批孔的意圖上鋒芒太露，觸犯了黨內置中的一大批人，臨行前必須設法調解一下這個矛盾。不過，老於權謀的毛卻有意讓江青為自己背這個黑鍋。會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運動成績的同時，不痛不癢地批評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併當眾宣布："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談話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稱：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其實，這不過是毛在故意放風，迷人眼目，因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這件事悄悄告訴了周恩來。實際上，毛一直沒有打消拋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頭，甚至一直到周恩來死後，毛本人已經重病纏身，無法直接閱讀的情況下，他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念給他聽了一遍，並作了若干修改。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補過還賬
　　毛澤東的表態總算是讓周恩來稍稍鬆了口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經過連續兩次手術后，周恩來自知已經沉痾難起，來日無多。除了擔心最後落得"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下場外，牽挂周恩來的另一樁心事則是想在有生之年盡量彌補一下在政治上所做過的虧心之事，以多少減輕一點內心的負疚。當然，這隻能看毛的臉色見機行事。
　　這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在武漢的毛澤東為了修補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下令解放當年"因聽了林彪一面之辭，而錯整了的楊成武"等一批人，讓他們在建軍節招待會上公開露面。這正好給了周恩來一個為他當年的表現補過的機會。
　　事實上，周恩來一直為他本人在"楊、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而內疚於心。自文革運動全面發動以後，楊成武一直是他應付亂局的得力助手。"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后，楊更是因老帥們靠邊站而一躍成為軍隊實際上的負責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澤東的賞識，曾經一度是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勢最混亂的時候，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暗中協助周恩來向毛澤東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拋出王力，關鋒等人作為亂局的替罪羊。這不僅成為整個時局的轉折點，而且也幫助當時已經焦頭爛額的周本人擺脫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當林彪和江青隨後聯手整楊成武時，周恩來卻明哲保身，不僅沒有對他援之以手，反而還跟著一起批，說了不少"過頭話"，像"永遠忠於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楊的"三·二四"大會上帶頭喊出來的。對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對不起楊成武，以至後來一直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設法對他加以某種保護。比如，當康生、陳伯達建議組織小型軍事法庭秘密審判楊時，周恩來和大概是出於同一心態的毛澤東(楊曾在武漢"七·二0"事件中保駕毛脫離險境)一起把報告壓了下來。
　　林彪事件后，周恩來趁勢提出要楊成武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曾先後寫了三次報告，這次毛澤東拍板決定把楊成武解放出來，總算是給了他一個可以為當年所作過的虧心之事當面謝罪的機會。為此，動過手術不久的周恩來專門從醫院趕到人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接見楊成武等人的談話，親自傳達了毛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對"楊、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評。
　　"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後，周又特意把楊成武留下來，作了推心置腹的長談。多年後，楊成武對人回憶了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來，七月三十一日參加建軍節，宴會之後總理把我留下，從宴會廳向北京廳走的路上，周恩來很動感情地說："成武啊，我呀，對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過程中，也說了錯誤的話，也說了違心的話，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檢討……"我的眼圈濕了。我喊："總理，這是林彪他們搞的，我心裏明白，您從根本上一直是想保護我們……"周恩來用手勢止住我，繼續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成武啊，我還要告訴你個不幸的消息。"周恩來那晚講話很多，"本來不想跟你說，考慮再三，我還是要跟你說。你大女兒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擊。當我清醒些時，聽到總理沉痛的聲音："這是我的失職。楊易(楊成武的大女兒--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當時她正在寫林彪、吳法憲的材料，還沒完成，這是階級鬥爭啊。我當時正在準備接待尼克鬆、基辛格，沒有來得及處理這件事情，結果出了悲劇。我已經作出批示：一、不許火化，保留遺體；二、要化妝；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標誌、立碑，待你們出來之後，由劍英和空軍黨委來處理這個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這件事。今天我向你檢討，你不要告訴你愛人，緩一緩，革命總要付出代價的。"
　　同對楊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來內心對賀龍的負疚感更大。因為賀龍早已病死於囚禁之中，即使想當面謝罪補過也已經不可能了，何況周本人在這個問題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賀龍專案，很多事情都經過他的手，如本書前面提到過的代表中央宣布對賀龍採取組織措施、批改對賀龍立案審查的報告等。
　　據後來接手負責對賀龍一案甄別平反的紀登奎說，所謂賀龍"通敵叛變"的歷史問題，其中的疑點破綻很多，根本經不起推敲，顯然是一樁出於政治目的而構陷的冤案。當年審查時，賀龍的老部下寫的揭發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攪混了水，但以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閱歷和精明，應該不難看出這一點來。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來當年在經辦賀龍的案子時，明知其中有不實之處，卻不敢得罪林彪，出來為賀龍辯誣，反而還從所謂"大局"出發，為維護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給賀龍羅織罪名，充當了幫凶的角色。其實，周心裏非常清楚賀龍的問題是林彪構陷的一樁冤案，所以當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山溝里接回北京，並要她"把賀龍同志遭受林彪一夥迫害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報告中央"。
　　文革結束后，薛明揭發賀龍被林彪、江青迫害慘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廣為流傳，曾引起很大的反響。為此，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頗有些坐立不安，曾託人帶話給薛明，說：要是總理知道這個情況，會難過死的。這不過是試圖為自己的丈夫開脫罷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賀龍遭受迫害的某些細節，但也並非一無所知。因為當時各個專案審查小組都定期寫有給中央的報告，彙報審查對象的思想、生活、身體等各方面情況，而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牽頭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賀龍專案的周恩來應該是可以看到的。況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隱瞞真相，又豈能瞞過久經黨內鬥爭的周恩來，他太清楚一旦淪為階下囚后所處的悲慘境況了。正是因為周心裏知道他本人對賀龍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才極力想行所補救，以多少減輕他內心的負罪感。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周恩來有心補過，但是在為賀龍平反的問題上卻瞻前顧後，小心翼翼。除了因為當年幫助林彪整倒賀龍的江青還在台上外，更讓他顧慮的是，吃不太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態度。林彪事件后，毛為了緩和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曾先後在不同的場台表示過：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翻案呢!並在中央軍委會議上當著眾人還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問題是就在毛澤東的上述談話中，仍然流露出對賀龍的某種疑心，他在表示要給賀龍平反的同時，還加丁一句："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得不小心行事，因為毛澤東正話反說、假戲真唱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如果不確實摸准毛的意圖就貿然而動的話，反而可能會把事情搞糟。所以，儘管毛髮了話，周一開始還是按兵不動，沒有急於將賀龍平反的問題提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而只是讓下面著手做些準備工作，交待當年那位曾咬過賀龍的老幹部重新寫一份證明材料，以備日後之用。其後，當分管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紀登奎向他請示如何貫徹毛為賀龍平反的指示時，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從武漢傳回毛澤東關於要抓緊給賀龍恢複名譽的明確指示后，周恩來這才放心，讓紀登奎和華國鋒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員傳閱。他本人則對其中有關評價的地方作了畫龍點睛的修改，強調賀龍幾十年來曾為黨的事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就這樣，拖延已久的為賀龍平反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周本人也算是了結了一樁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來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為國慶二十五周年舉行的盛大招待會。周知道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主持這樣的國慶招待會了，所以想藉此機會儘可能多地關照一下在文革運動中受到傷害的黨內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營造一個大團圓的局面。
　　為此，剛剛動完手術不久的周恩來仔細審閱了一份多達兩千人的出席國慶招待會的人員名單，閱后又連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議還應增補進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來的儘力運作下，這次國慶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會各方面代表齊聚一堂，互致問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經過文革浩劫之後，當時人們普遍有種感覺：周的存在是對極左狂暴的某種遏制和對人們自身利益的些許保護。所以當批林批孔運動發動以後，黨內外下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傳出后，更是牽動了人心，渴望尋找一個機會表達對他的祝福和敬意。
　　當面容消瘦的周恩來出現在國慶招待會上時，人們都站了起來，使勁鼓掌，不斷地呼喊："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擁而上，爭相向他握手問候；後面的人則翹足遠望，甚至不拘禮節地站在椅子上，遙相揮手致意。周在招待會上所作的簡短的官式祝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十余次之多。
　　這樣熱烈的場面，在周恩來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並不多見，何況又是在唯毛獨尊的文革年代。對此，剛剛任政治上度過劫波的周恩來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種慰藉-一畢竟公道自在人心，不過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澤東不快。他隨即傳話要求壓低新聞報導的調子，刪掉電視紀錄片中諸如"敬愛的周總理"一類用詞，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澤東雖然遠在外地，卻對京城中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國慶招待會上出現擁周的場面，讓早已慣於唯我獨尊的毛心裏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因為周恩來在祝酒詞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聲聲稱："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更讓毛不敢小看的是這件事背後所顯示的人心向背。本來，毛這次離京赴外地，明為養病，實際上暗中還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盤算此舉在政治上的風險和得失。
　　這次國慶招待會上顯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給毛澤東當頭澆了一瓢涼水，迫使他認識到，如果罔顧黨心民意而公開批周的話，勢必激起強烈的反彈，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樹敵的處境，導致天下大亂。對此，已經年邁體衰的毛實在是有些力不從心了，當年駕馭文革的那種自信和膽力已經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大打折扣了。
　　無奈之下，毛澤東不得不從長計議，把公開批周的打算擱暫時置起來。對此，毛曾向身邊親近的王海容等人作過這樣的解釋：
　　"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未到。全國人民覺悟不高，對周還缺少認識，現在反周會天下大亂。"。這就是當年在社會上流傳很廣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來。這以後，由於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運動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標，不得不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組閣之斗
　　圍繞四屆人大組閣問題，毛澤東苦心安排的權力布局剛一出台，就引起一場風波。周恩來決定利用自己相對超脫的地位，暗中助鄧小平一臂之力；同時借四屆人大之機重提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作最後的進言，為擺脫文革困局尋找出路。
　　國慶節之後，毛澤東提出籌備召開拖延已久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這是毛迫於黨心民意的壓力而暫且打消批周的念頭后，在政治上採取的另一個相關決定，意在安撫顯然已對連年政治運動感到厭倦的人心，以穩住文革敗局的陣腳。為此，一生篤信鬥爭哲學的毛一反常態，發出"以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這樣，自年初批林批孔運動發動后一直緊繃的國內政治氣氛開始緩和下來，久亂思冶的中國老百姓總算是有了某種期盼。
　　然而，毛澤東是個慣於在政治上做表裡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開四屆人大這張空頭支票吊人們胃口的同時，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準備利用四屆人大組閣之機，先把周恩來"掛"起來，然後再逐步排出權力格局，用鄧小平取而代之。
　　為此，毛澤東在籌組四屆人大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明顯把周恩來晾在一邊，既沒有讓他過問有關人事安排的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是否由他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而是讓張玉鳳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擺出準備在政治上重用鄧的架勢。
　　結果一石激起干層浪。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打破了權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發了中共黨內高層內部激烈的爭鬥。江青本來就因反對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對鄧窩了一肚子火，這次見毛如此倚重鄧，更是覺得難以咽下這口氣。在江青看來，如果在倒周的問題上論功行賞的話，她應該是頭一份，結果到頭來卻空忙一場，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怎麼能讓一心想當女皇的江青甘心呢?況且江青知道與沉隱內斂的周恩來不同，鄧小平為人剛愎倔強，說一不二，以後更難相處。鄧復出后，兩人已經在一些問題上發生齟齬，像在總參謀長人選的問題上，兩人的提名就不一樣，相持不下。為此，江青決定先下手為強，尋機大鬧一場，即便鬧不出名堂來，也要給鄧小平點顏色看看。這就是後來鬧出"風慶輪事件"的由來。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遠航歐洲歸來。江青指揮手下人馬藉機大做文章，除了在公開的新聞報道中大做宣傳外，還在內部傳閱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借記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狀，指其派駐風慶輪的幹部"崇洋媚外"，公開散布"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十月十四日，江青將這份簡報批給在京政治局全體成員，稱這件事"引起我滿腔無產階級義憤"，並氣勢洶洶地質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我們的政"，建議"政治面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應該說，江青拿在遠洋運輸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的問題開刀是有一番心計的，打算一箭雙鵰：在批周恩來的同時，將鄧小平一軍。因為問題出在國務院，當年正是周作出在遠洋運輸業中造船和買船並舉的決定，並趁後來世界石油能源危機的時候，批准外貿部門廉價購買了一批外國輪船。現在周本人雖然已住進醫院，沒有再管這件事，但作為目前協助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難辭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跟著表態批的話，無異於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來也不會高興。總之，則正好可以抓住鄧的小辮子，趁勢把他出任第一副總理的事鬧黃。
　　鄧小平並非等閑之輩，當然看出江青這一手的用心所在。見毛澤東如此重用他，鄧的心情顯然很複雜，一方面確實有知遇之感，想儘力做好工作，擔起責任來，為毛分憂解難，不辜負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則深知文革的爛攤子不好收拾，和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來那樣的隱忍功夫，最後難免鬧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從一開始就擺正關係，對於江青的驕橫霸道和無理取鬧決不買賬。用鄧自己的話說是：橫下一條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鄧小平敢於捅江青這個"馬蜂窩"，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澤東對江青日益反感，覺得事情總可以從毛那裡討回公道。所以在風慶輪問題上，當在京政治局成員大都表態附和江青的意見，甚至連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話表示支持時，鄧只是在傳閱件上畫了個圈，沒有表態支持。
　　這樣一來，江青火冒三丈，認為這是鄧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對。在十月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大吵大鬧，揪住鄧不放。非要他當場表明對批"洋奴哲學"的態度。鄧表示："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結果遭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圍攻。鄧小平一開始還盡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鬧大，但後來在一再追逼下，終於被激怒了，也不客氣地和他們頂了起來。
　　姚文元事後在日記中描述了當時的場面，說："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當然，這隻是一面之辭。實際上，鄧當時還是相當克制，只是表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贊成你們的意見嗎?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最後在李先念的勸解下，鄧小平離開了會場。
　　事情鬧成這樣，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會後，她立刻在釣魚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馬碰頭開會，商量向毛澤東告狀的問題。他們知道鄧小平眼下在毛那裡正是走紅的時候，若是直接告鄧，很可能給碰回來；但如設法挑動毛對周恩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加掩飾的不滿和戒心，而把鄧和周往一塊打的話，就會觸動毛的心病而改變重用鄧的態度。為此，江青等人決定把告狀的對象鎖定在周恩來身上，鄧小平只是作為陪綁；同時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暫時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趕赴長沙，搶先向毛澤東告狀，因為兩天後鄧小平將要陪同毛會見外賓。根據事先商量好的口徑，他扼要彙報了鄧和江青在政治局會讓上發生的爭吵后，話鋒一轉，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是著著危險來的。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里，卻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他們這些人來往的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江青擔心王洪文的彙報說不到點子上，把當時很受毛澤東寵信的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要她們也向毛反映情況，並畫龍點睛地說：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全是在養病。鄧小平，葉劍英和總理是一起的，總理是後台。
　　雖然江青一班人馬使出渾身解數向毛澤東大進讒言，卻不料毛已決定在批周的問題上暫時偃旗息鼓，結果非但御狀沒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對周恩來根深蒂固的成見和戒心雖然並沒有因暫時打消批周的念頭而消除，但也並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樣的反骨，敢和派來挾制他的鄧小平聯手"搶班奪權"。老於權謀的毛一眼便看出這是江青想借刀殺人，故意危言聳聽來激怒自己，以達到倒周、貶鄧，由她那一派獨掌大權的目的。
　　毛澤東並非不想把大權交給黨內文革派，實際上他一直在為此創造條件，只是因為江青太不爭氣，實在有點扶不起來。如果真的把權交給他們，非天下大亂不可。對於江青這樣胡鬧，毛十分惱火，因為這不僅打亂了他對今後權力格局的部署，而且還會使為政局營造某種安定團結氣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來，周恩來已經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韙，干脫褲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澤東本來希望江青能和鄧小平在他安排的權力格局中攜起手來，在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為文革保駕護航，卻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顧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經警覺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聽招呼和勸告，和張春橋等人抱成一團，在政治局內搞小宗派，稱王稱霸，已經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數人的不滿。現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鄧二人同時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們，勢必造成江青一派獨大的局面，到頭來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這是深諳統馭之術的毛所不能答應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為此，毛澤東決定進一步抬舉鄧小平來反制江青，並讓周恩來介入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監管唯江青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則有意利用這種兩派對峙、互相牽制的局面，在幕後進行操柞。毛在聽完王洪文的彙報后，當面教訓了他一頓，要他跟鄧小平搞好團結，回去后要多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談，有時間多讀些書，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兩天後，毛澤東又讓王海容、唐聞生向北京傳達他的意見，明確表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並讚許說"小平同志的辦法好，對江青就是要頂"，再一次明確了由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同時兼總參謀長一職。
　　大概是還嫌這樣做不夠，稍後毛澤東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劃清界限的姿態，讓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他對江青的看法轉達給周恩來，稱：現在要安定團結，江青就是不聽，開"鋼鐵工廠"，開"帽子店"。別人心裏不高興她，她非跟很多人鬧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偏要搞。她的話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來只跟她吃過一頓飯，現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頓沒吃。
　　這樣一來，周恩來又再度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來。實際上，他在醫院中確實如江青他們所說，並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完全靜下心來養病。當政治局會議為"風慶輪"事件發生爭吵后，他即分別找各方談話，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設法進行調解，平息這場風波。鑒於江青是在蓄意鬧事，鬧到毛澤東那裡已勢所難免，而毛的態度則是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決定不動聲色地拉鄧一把，利用自己相對超脫的地位，暗中助鄧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爭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贏這場官司。
　　不過，周恩來做得很老到，不動聲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鄧小平打了招呼，叮囑他在陪外賓見毛澤東時不要為此事干擾毛，回來后慢慢解決；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醫院，向她們介紹整個事情的經過，著意替鄧講話，拜託她們向毛傳話，說：經他向參加會議的同志了解，鄧並非像江青宣傳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勸止的。鄧走後，張春橋說，他早就知道鄧要站出來。江青也說她是有意問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看來他們都事先準備好了要整鄧，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
　　周恩來在解決"風慶輪"風波的同時，開始著手進行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毛澤東指定由他來主持這項工作的決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一直提心弔膽的周氏如釋重負，甚至還有某種受寵若驚之感。他雖已重病在身，卻不敢絲毫懈怠，隨即連日在醫院里約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找人談話，部署落實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當各項安排大體落實后，周恩來又連夜提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工作的進展情況。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聞生兩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指示，並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報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囑咐的幾句話，我當堅決執行，決不違反。人事名單估計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幾個較滿意人選，呈主席選擇批准，關鍵在於中青幹部。
　　我極端(旁註：積極，誤寫為極端，已電話請東興同志告王、唐兩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便於楊成武同志學習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如打起仗來，第一副總理與總參謀長還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領導下配合工作。
　　據洪文、春橋、小平同志估計，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體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參加一頭一尾就可口(此處因手抖，字跡難辨-一作者注)，療養情況已托王、唐兩同志面報，即使照膀胱鏡不燒不成，我還受得起再開刀，務請主席放心。照膀胱鏡時情況，東興同志參加我的兩次治療，請問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其他托王、唐面談。
　　周恩來
　　74．11．6．4時半
　　這是周恩來自六月份住院動手術后寫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從信中的字跡和內容可以看出，他為了寫這封信是強撐病體，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雖然極力想像以往那樣把字寫端正，卻已經力不從心了，整篇字體顫抖，個別處已歪扭難認，甚至出現明顯的筆誤和前言不搭后語的地方。這是一貫精細嚴謹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過的。
　　司時，周恩來顯然是已經看出毛澤東這次把他推出來主持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不過是因為一時在政治上擺不平的權宜之計，心裏並沒有真正打消對他的疑慮。為此，他在信中頗用了一番心思來表白自己，以圖化解毛的心結。從信的一開始，周就主動對毛本來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幫"的話表示要引以為戒，到有意識地強調人事安排名單中"關鍵在於中青年幹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的那段話，無一不是出於這樣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來在信中對鄧小平和江青兩人在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的爭執，周也盡量不偏不倚，在表態支持毛澤東提議由鄧本人兼飛的同時，又照顧江青的面子，為楊成武說了話，指出這是"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如打起仗來，第一副總理與總參謀長還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領導下配合工作。"
　　周恩來這種姿態，相形之下，讓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顯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斂。這令毛澤東感到既難堪又惱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賞江青敢打敢沖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當他的打手，但十分惱火她干涉太多，不斷惹是生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更讓毛生氣的是，江青此舉把正需要刻意籠絡，用以轄制周恩來的鄧小平得罪了，而讓周從中做了好人。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鄧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為此，毛澤東決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間接連批評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舉動。毛一面在私下裡點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組閣，當後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紅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錯誤，改正就好"，叮囑她"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
　　毛澤東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斂，從而幫助主持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排除了一大障礙。儘管如此，周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時小心翼翼，盡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審閱出席四屆人大代表名額的分配方案時，周恩來認為老幹部的名額太少。不過為了避嫌，他並沒有單獨提出這個問題，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類需要增補的代表名額一併提出，其中包括"紅衛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見心計的是，周恩來對其他如建議增補的代表名額都提出了具體數字，唯獨對老幹部的增選名額不提出具體數字，建議由政治局"考慮斟酌后加以決定"。
　　順便指出的是，大陸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這件事情時，擔心損及周恩來的形象，有意迴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屆人大代表中老幹部名額的同時，也提出增加紅衛兵代表名額這一點。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為政之道和行事處世的精細之處，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其人的那種東西來。
　　在醞釀擬定人大和國務院機構的人選名單時，周恩來更是煞費苦心。從大局著眼，折衷各方意見，權衡輕重，有取有舍。鑒於江青一邊對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部長人選爭得很厲害，張春橋又執意堅持要遲群出任教育部長，周恩來在和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等人權衡利弊后，認為教育部長關係重大，不能讓，以周榮掌管為宜，而文化部和體委則可作些讓步，由他們去搞。
　　其後，當毛澤東否決了把謝靜宜以及喬冠華、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員長和副總理的名單后，善於見機而作的周恩來又趁機進言："遵照主席指示，為保護謝、喬、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員長、副總理名單內，因此對呂(玉蘭)、楊(坡蘭)兩人也可以考慮。""而呂、楊兩人正是當時在政治上作為培養的"新生力量"而安排進名單的，最後連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魚之殃，被一道刷了下來。
　　十二月下旬，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大體就緒，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經由周恩來審閱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問題也在黨內各方角力后搞出來三種方案，供毛澤東拍案定奪。然而，就在這節骨眼上，周恩來的病情又有了新的發展，大便里出現潛血。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十分著急，建議馬上進行檢查治療。
　　這樣一來，使得原定準備和王洪文一道向毛當面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的長沙之行成了問題。為此，葉劍英十分著急，因為他深知周恩來此行所負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給了江青他們可乘之機，利用單獨進見的機會，影響毛澤東的最後決斷。這樣一來，整個安排就可能生變。
　　在這種情況下，素來關心周氏病情的葉劍英在和黨內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醫療組的工作，表示：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暫時不能提及此事，同時要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護理好周恩來，確保長沙之行絕對不能出任何意外。
　　對於這種安排，周恩來欣然同意。他本來就是個一向以大局為重的人，這次更是清楚他長沙之行的分量。毛澤東已經年過八旬，纏綿病榻，不會撐很久了，顯然正在考慮後事安排。因此這次四屆人大組閣非比尋常，事關毛身後黨內的權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經逐漸淡出政壇，將不久於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較超脫，講起話來更容易說服毛。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周已經重病在身，卻已然顧不得那麼多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強撐病體，在醫護人員護送下，乘專機飛赴長沙。據當年隨行的機組人員回憶，周氏這時已經消瘦得很厲害，人也十分虛弱，登機時整個人被醫護人員用大衣、帽子、圍巾、口罩捂得嚴嚴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費勁，還有點晃。不過，相對於旅途顛簸中時時襲來的病痛而言，他考慮更多的還是如何設法完成使命，爭取毛澤東的支持，最後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實際上，周恩來已經看出毛澤東這次欽點鄧小平、張春橋二人分別擔任國務院第一、第二副總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黨內權力格局中製造一種讓鄧、張二人互相牽制的局面。儘管一心想當"理論權威"的張本人並不大願意做國務院的事務性工作，周明白毛這種對鄧既重用又暗中防範的兩手，說到底還是在政治上對鄧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這和毛對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轍。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深知最犯忌的，莫過於讓毛澤東懷疑他和鄧小平在政治上聯手了。因此，周在向毛彙報人事安排的設想時，對涉及到鄧的職務安排極為謹慎，寧可提得低些讓毛去作最後決定，也決不往高里說，讓毛起疑。
　　比如，在鄧小平黨內職務的調整上，周恩來就頗用了一番心思。毛澤東在提議鄧擔任第一副總理時，並未明確他在黨內的職務。由於鄧當時還只是政治局委員，而張春橋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鄧的黨內職務至少也應該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來，以鄧小平在下一屆政府的身份和黨內的資歷，擔任黨的副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但這樣一來，又多少會打破毛所設計的鄧、張兩人之間的平衡，給人留下抬鄧的印象，從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過，周恩來畢竟是處理這類政治難題的老手，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他在彙報時小心翼翼地以"請示"的口吻向毛澤東建議："補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這裏，請注意其中兩者的先後次序-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後。這樣既提出了問題，又保護了自己，箇中奧妙讀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來對鄧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時，卻對張春橋使出了殺手鐧。將他在歷史上有嚴重問題一事向毛澤東當面奏了一本。實際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從陳伯達那裡對張有歷史問題有所耳聞，但由於江青一直扣壓他的檔案而未得其詳。批林批孔運動中，自廬山會議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著擔架到他那裡專門談這個問題，表示對張的歷史問題"很不放心"，要他向毛報告。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貿然行事，因為他早就知道毛澤東不想追查張春橋歷史問題的態度，所以按兵不動，把這件事壓了下來，直到這次四屆人人的組閣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來，以此來反制江青推張春橋出來當總理的圖謀。
　　周恩來這樣做，是因為他非常清楚張春橋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一他不僅是"四人幫"中搖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認為是懂得他思想真傳的人，甚至有意讓他接班，林彪就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之際，把張的老底揭出來，就會坐失良機，貽害今後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願處理這個問題，繼續庇護張春橋，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層樓的作用。
　　不過，周恩來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會惹起毛澤東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並不急於自己出面，而是先讓王海容、唐聞生向毛報告這件事，然後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單獨談話中才提出這個問題，而且還把康生抬出來。當時由於張玉鳳在場，周只是"點到即止，並沒有多講。"
　　對毛澤東來說，張春橋有歷史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他早就從江青那裡知道這個情況，但卻不想深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態度和他當年大整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判若兩人。不過也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在毛的眼裡，所謂"歷史問題"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為轉移，張舂橋正是毛手中用來對付黨內外翻案勢力的一員大將，眼下正是用得著的時候，又怎麼會臨陣斬將呢?所以毛並沒有理睬周的報告，相反還把舉報此事的康生數落了一頓，說：他歷來極左，在延安時期就這樣。
　　不僅如此，毛澤東在聽取彙報的過程中，還有意抬舉張春橋，以保持和鄧小平之間的平衡。他在稱許鄧"人才難得"的同時，也對張春橋表示讚賞，說他"有才幹"，並親自提議張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用這種"摻沙子"的辦法，暗中對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的軍委預作防範。
　　對於江青，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要"一分為二"，既對她在政治局內部熱衷搞"四人幫"小宗派和插手組閣的作法進行了批評，同時又肯定她在批劉、批林的問題上是對的，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立了功"。不過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對周恩來本人，毛澤東並沒有直截了當地作出評論，而是借用鄧小平的話說他"辦事細"，在重申"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后，毛又勸周"安心養病"，不要老悶在醫院裏面，經常出來走走，國務院的工作讓鄧小平去頂。
　　對毛澤東這番話的用意，周恩來心知肚明。所謂"辦事細"，其實是反話正說，含著敲打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對此，周馬上就作了自我批評，隨後又在最後一次主持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的會議上當眾檢討自己，說：細，固然。細，抓小不抓大，有時候就要因小失大。現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來了，大的也抓不起來了，但還可以想一想。病有好處呢，把事務主義減少一點吧!"
　　此外，周恩來也明白在毛澤東讓他"安心養病"的背後，打的主意是讓他當個挂名的總理，退出政壇，由鄧小平取而代之。不過平心而論，周對此並沒有多少失落和傷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近一年多來，他一直處於晚節難保的憂懼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人難豌頭。現在，情勢總算是有所緩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樣全身而退了。這對周恩來的精神上來說，是一種莫大的解脫。
　　總之，周恩來的長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斬獲，爭取毛澤東批准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對張春橋的狀雖未告准，但是原來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王洪文卻在毛面前明顯失寵，被責令寫檢查。相形之下，毛對周的態度卻有顯著的改善。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周恩來在長沙期間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閑暇之餘還有興緻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打撲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還自己掏錢請了兩桌客，為毛祝壽。
　　一九七五年元旦過後，剛從長沙返京的周恩來又主持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原來並沒有準備召開這次全會，完全是為了給鄧小平重返權力中樞補辦組織上的手續，才臨時決定召開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並沒有把毛澤東在長沙期間所談的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作為主調，而是著重強調了毛所說的另一句話：還是要安定團結為好。他這樣做，自然是有他的考慮，是想借用毛的話來為他在四屆人大上重提"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鳴鑼開道，創造必要的政治氣氛。
　　本書前面已經提到過，周恩來的治國理念和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階級鬥爭立國，用政治運動統領一切。而周則比較務實，注重國計民生問題，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他的這種治國理念集中體現在提出實現國家"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上。可以說，他是在中共領導層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於和毛治國的指導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難酬。
　　不僅如此，周恩來這種以經濟建設為本的思路，一直為毛澤東所不容，被視為反對政治挂帥。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過毛不少次批，被指為離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在文革左傾狂潮中，實現"四化"之說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與鼓吹"唯生產力論"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暫時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產"作為擋箭牌來支應局面。不過，他一直對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時待變，尋找時機重新提出這一口號。
　　應該說，周恩來選擇四屆人大之際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日標，是他在審時度勢后，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所作的最後進言和努力。這既是抓住毛澤東不久前所說的"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句話見機而作，也是長久以來內心夙願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髮動的文革已經走入死胡同，現在該是幫助毛為擺脫文革困局而尋找出路的時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麼從經濟上人手，用實現"四化"的口號來牽析凝聚人心，轉換國內的政治氣氛，也不失為一條迂迴緩進的解決之道。
　　而且作為一個務實的政治家，周恩來一直在關注著世界發展的大勢，知道這些年來國內忙於文革運動，與外部世界的距離越來越大，"連台灣都走到前面去了"。況且國民經濟本身經過這些年來的折騰也已百孔千瘡，問題成堆，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這一點，就連毛澤東本人都感到交代不過去了，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這種情況下，抓住時機，提出實現"四化"的問題，更容易爭取毛的支持。為此，周恩來專門和主持《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小平交換意見，確定把實現"四化"的思想作為經濟部分的主題來寫。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屆人大開幕。周恩來抱病出席了大會，並唱了重頭戲-一代表國務院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雖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會議上作過這樣的報告，但是這一次的心情卻顯然不同。他知道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在這樣的場台作《政府工作報告》了，可以說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別演說。眼下國步艱難，百端待舉，正是需要有人出來為國家儘力的時候，而他卻罹患絕症，來日無多，這怎麼能不令周恩來百感交集呢?不過，可以讓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他多年來的願望-一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正好可以把它作為對國是的最後一點貢獻。
　　當然，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強調過分，就會惹來倡導"唯生產力論"之嫌。九大政治報告鬧出的風波便是前車之鑒。因此，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十分小心翼翼，刻意打著毛的旗號行事，強調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點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屆人大的召開為契機，國內的政治形勢出現了短暫的鬆動，曾經喧囂了一年多的評法批儒鬥爭戛然而止，被指為"黨內大儒"的周恩來總算是又逃過一劫，不過身體卻整個垮了下來，不得不馬上轉入另一個戰場-一同他體內正在不斷吞噬生命的癌細胞苦戰。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確實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