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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力扣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射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不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这样一来，又一次打乱了周恩来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国民经济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夹在当中，不得不设法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角力中周旋。对于毛的批评，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批文的通知。与此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为此，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上作了检讨，沛又给手写了书面检查。周随后给毛写报告，尽量为黄、吴、叶、李、邱等人缓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希望保他们过关。
　　但是，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的说情，而是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用李德生在回忆文章中的说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来的头上。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腹诽，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左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周恩来对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态度既焦急，又无奈。他知道林彪讲话事出有因，讲话内容大概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因此对毛现在这样抓住不放，心里有气。但是，在对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来，君可以不君，臣却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槽。但由于林彪是副统帅，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说些什么，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为此，周恩来在返京后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的书面报告中，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指黄永胜等人一-作者注)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至于请林彪回京参加准备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这个关键问题，周恩来只是在报告结尾处含糊其辞地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周恩来试图缓解僵局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毛泽东一改先前对黄、李、邱三人检讨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调子，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所重写的书面检讨没有说一句肯定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给周恩来，提出连同黄水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
　　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周恩来在前台唱主角的难度。庐山会议后，由于毛、林开始交恶，善于随风转舵的周氏在不露声色地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不想为毛泽东当打手，对林彪一派穷追猛打。他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见机而作，主动向毛批送有关过分宣扬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材料，成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头"。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在参观井冈山时，对讲解词中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提出意见的简报送毛阅。毛即批示：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尽量为林彪开脱，维护他的形象。比如，周在华北会议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铸就传达毛泽东关于今后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顶峰"一类语言的指示而写给中央的报告，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还暗中给自己留后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对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间继续在翠左问题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泽东的病况透露给他，而这是毛严令禁止的。对此，周本人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
　　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期间，奉命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继续在毛、林之间周旋，尽量缓和紧张的事态，维护党内团结：他知道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毛泽东对他们重写的书面检讨的冷淡态度很紧张，便传话给他们吃定心丸，劝他们不要多心，说"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样。随后，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压力过大，周在审定会议上的讲话时，有意把其中的语气减轻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会开始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点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名，指出庐山会议后，他们一直批陈不力，连连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出来为此承担了责任，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下够。
　　为了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周恩来还尽量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辩解，归纳出其中"应该值得我们大家宣传的"的三个要点，强调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全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应该真正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出来对庐山会议的事情表个态，作几句自我批评，以便在毛泽东那里有个交代。事实上，周在私下里也正是这样做的。会议进行中间，有人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事情有闹大之势。这样一来，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担心阵脚会因此大乱，于是急忙赶回北京坐镇，以便必要时出来"说话"。周见机马上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结果被林彪一口回绝。
　　林彪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恩来很失望，不过他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以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汇报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毛泽东让他碰钉子了。这时对林彪已彻底失望，正在寻找根本解决之道的毛对周恩来搞的这类营造表面团结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一个人在前台唱独脚戏。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用周本人的话来说"颇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此后，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在这场较量中，林彪明显处于下风，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无法从正面应战，但他也不想听天由命，听任毛摆布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选择前者，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有所准备，打算在万下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豁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读史时总结出来的心得是"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过，林彪深知这样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妻子儿女。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托付给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在政治上蓄意培养其子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台，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
　　庐山会议后，已经预感形势不妙的林彪开始考虑动用林立果这颗"棋子"。这年十月间，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翌年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避居苏州的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林彪的意图，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
　　应该说，《"57l工程"纪要》是一篇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文中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种种祸网殃民的罪状和一贯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独裁和翻覆无常的为人，直斥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时机、策略和要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钉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况且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的话，林立果是决不会轻举妄动的，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当儿戏的。
　　不过严格说来，《"571工程"纪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缺少作为武装政变计划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实施细节，至多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粗糙的设想。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被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动权的情况下，林彪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视毛的举动而动。因此很难在事先提出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治上发起主动攻击，摆脱一直被毛牵著鼻子走的处境。这一点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为后来他与毛的较量上始终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就在林立果指挥"小舰队"暗中加紧准备之际，主帅林彪的举动却十分耐人寻味，他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害，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朋寒暄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不想认错服输，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实际上心里还是很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因为毛、林二人毕竟曾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固然对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没有对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出来鼎力相助，帮助毛渡过难关。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
　　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自然驱使林彪想要找毛泽东一吐为快。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提出林彪想见毛，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帮忙，为其安排会面事宜。关于这一点，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相，就是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让林去。林为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毛泽东竟然如此绝情，连一个见面谈谈的机会都不给，这让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茎祈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自然也是有他的考虑。他很了解林彪的为人，不相信他会诚心认错服输，更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一如果和林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问题摊开，毛很难对自己屡屡出尔反尔的言行辩解。况且，毛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决不会因念林彪旧好而动摇他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只不过一时还找不到动手的适当由头罢了。这件事从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泽东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的辫子，从而对林彪的讨伐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离京的同时，七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中美会谈本来是改变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不过当时在毛泽东的内心天平上，还不及查问林彪一干人政治动向的分量重。毛把急于汇报中美会谈情况的周氏撇在一边，表示："那个不忙。"然后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于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仍不放过，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御驾亲征，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的各路诸侯吹风打招呼，解决林彪的问题。八月十五日，毛冒着炎夏酷暑，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件事还没有完，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人，后面还有人。毛在谈话中一面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不过又有言在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面人物，改也难”．
　　应该说，毛泽东的南巡之举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在政治上一箭双雕：既先发制人，在党内制造倒林的舆论，瓦解林彪的阵脚；同时又是敲山震虎之举，暗中惹战激将，等待林彪作出过度反应。对于后者，人们往往有所忽略。其实，这便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即使对庐山会议上的事上纲再高，也很难凭此废黜林彪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况且一旦把问题摊开，林彪势必道出真相，让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须设法引蛇出洞，让林彪露出更大的马脚，这样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说服党内多数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鉴于林彪自庐山会议后软硬不吃，始终不开口，毛这次索性把话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而林彪无论怎样应对，都不会有好结果。这就是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彪虽然早就对与毛泽东的摊牌暗中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在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在毛动身南巡后，林彪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举与其说是他还幻想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告以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拿掉张春桥，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呢?
　　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林彪随后根据《"571工程"纪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种方案作了紧急应变：
　　上策是谋害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中策是到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准备。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林彪虽然默许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工程"纪要》，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其中并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可供实施。
　　据知情人说，林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万念俱灰的念头，一切听天由命，并非真的看破红尘，而是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毫无胜算。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鼓动解放军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怏快，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下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著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吵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畏虎，是文革那个年代熏陶出来的有强烈参与意识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作者注)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
　　张宁接着写道：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有点反常的倒是，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手毕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畏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毫无成算，但在惶急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
　　应该说，林彪的谋反实出无奈，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指叶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国外去。首长(指林彪-一作者注)开始没同意，后来被主任逼得同意。他们要我立即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联合舰队"参谋长-一作者注)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暂时不走。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警惕性极高。为防止林彪狗急跳墙，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出了"军队造反"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德怀)、黄(克诚)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黄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比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作者注)。"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谓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辣，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除此之外，毛此举还震慑住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加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他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下着觉。在获知掌握杭州警卫大权的陈励耘搞特务侦察活动后，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深知兵不厌诈有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摆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一干人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极力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因为谁都清楚这种事即使干成的话，也绝不会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头来难免落得被杀人灭口的下场。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当然，林立果这样做并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为他判断毛泽东在沪、杭一带至少还要再盘桓几天，这样还有时间从长计议，等搞出一个确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动手。这样考虑自然也有其道理，毕竟此举非同小可，攸关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就留在专列上过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招呼，因为作为一方诸侯的许世友一向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许的工作，毛担心许会被拉过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刚好到大别山视察工作的许世友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毛得到了许世友表态"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的保证后，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当时，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察探动向，又对他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点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抽鞭子"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一-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林彪虽然身经百战，但这一次还没有和毛泽东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还是不免心慌意乱，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穷水尽，没有什么退路了，毛绝对不会轻饶自己，最后大不了是一死。据林彪身边的人回忆说，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赶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对叶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挑起众怒，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带上手下的几员大将。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谋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陛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兴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回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川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下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蝉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荡识诚臣"
　　在毛、林之间展开的恶斗中，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恩来不再首鼠两端，决心助毛泽东一臂之力。这既和他一贯的为人有关，同时也定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对周这种随风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满意，曾对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传话，指周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还在家中对中美和解一事借题发挥，表达对周的下满，讥讽他借此大山风头，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并翻出一些老账来，诸如指周在办民航的指导方针上，只抓业务，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边，却是事先料定的结果；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走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
　　为此，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恩来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当着周的面所讲的那一番"题外话"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茧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确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沉机观变，密切注视着毛、林双方的动向。像前述叶群以"检查乳腺癌"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被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前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这期间，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不过，与四月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这次更多的已是虚应故事，并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了。与此同时，周则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同毛泽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从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那里了解毛的最新意图。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问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什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政变，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人，一贯在政治上谨守职廾的周自然下会擅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这种说法，在汪东兴听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汪说，周恩来事后曾告诉他，当时确实曾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小准备飞机了。当然，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是不会擅作主张的，事先一定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和刚从外地返京的毛见面，但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请示还是可能的。
　　而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圆的机会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谈论林彪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泽东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周只是在前台的执行者，作了一些临时处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后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从外地返京后，一路风尘，旅途劳顿，本应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彪的动向却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无法安然入睡。毛本来就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同时又深知林彪的为人，现在林彪的问题刚刚揭开盖子，又有狗急跳墙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即便能睡一会儿，也会睁着一双眼睛，保持极高的警觉。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为"汉奸"、"卖国贼"，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时也乱了方寸，完全被叶群的惊恐情绪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广州方面已经被毛泽东挖了墙角，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态度衍变，这样一来打乱了原定南飞广州的计划，于是，林彪在仓皇之下临时变卦，听从了叶群的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放弃南飞广州的计划而改为北投苏联。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开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不过，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
　　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周恩来身上来，看他是如何进行应变处置的。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圈的余地，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然而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
　　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下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事实上，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才说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这笔账算到了周的头上。甚至大陆官方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会见外国访客时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对此很不满意，专门向邓小平告了状。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法宪，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闯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处理事情的老到。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前来领受任务的北京市负责人吴隐曾目睹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军指挥)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驱散一点毛心里的忧烦。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乡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这样，祸乱频仍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线转机，历史给了周恩来一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身手的机会。
　　在本章结束以的，顺便谈一下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指称林彪的座机是被中共军队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已可证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而是其中另有隐情。
　　一位知情人告诉笔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三十叫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在生活上给予相应照顾。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有了上述改正"
　　这表明，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前面提及的林彪在出逃时的矛盾心情。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此外，还有林彪座机被苏联导弹"误中"击落一说，作者没有掌握确凿材料，无从置评。
　　不过，如果此说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大陆官方加在林彪头上所谓"投苏叛国"的罪名并不成立。不然的话，中共了方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对当年蒙古宣称"中国军队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时，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当然，倘若林彪的座机不是被击落而迫降成功的话，这段历史的结尾就要重新改写了。补记于此，以备异闻。

　　晚年周恩来 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 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不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虽然有志难伸，却一直竭力隐忍，小心周旋，强迫自己全盘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在并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林彪的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问题还不在于此。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放弃以阶级斗争而纲的思路，转而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唯生产力论"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国家又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本人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所以说，林彪事件后，周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又怎么能不悲从中来呢?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擅长在政治上采行中庸之道的老手，总能从各种矛盾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然后尽量兼容并包，允执其中。周氏这种一贯的为政之道，在他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大概是连周恩来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难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两件事，一是陈炯明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一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陈炯明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林彪是毛主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应该说，毛泽东一开始还是默许了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还给予某种支持。但这并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张，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中转圆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公室；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毛泽东的这番用心，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只有周恩来才能多少体会出来。据主管林彪专案的纪登奎说，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纪要》的问题上，他一度很踌躇，认为这份东西对毛的形象损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倾向不对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为此找周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周听完后表示，主席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建议报送毛，由他本人来决定。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心里也很清楚此举并不是真想给"二月逆流"平反，不过是想借此化解党内的怨气，缓和一下和老干部的关系罢了。因此，周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以免操之过急，惹毛不高兴。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应该说，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为了保护陈毅，曾经以身作盾，费了不少心血。不过，周自觉对陈毅也有亏心之处，在他被打入冷宫后关照不够，特别是在庐山会议的大会上还当众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把陈毅弄得灰头土脸，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此，周是心里有愧的。如今老友归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以便能够多少补救一下内心的愧疚。而且这样做还有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因为陈毅究竟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十角之一，因为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触怒毛泽东，成为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党内"老右"的代表人物。现在毛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况且当年充当反击"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还在台上，也会找碴生事。这些因素是周恩来在为陈毅恢复名誉时不得不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烦，周恩来决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这回他不再犹豫，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台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之际，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突然横生变故，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这不仅给周扭转文革时局的努力带来格外的纷扰，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望，表示党内无论谁当家，都离下开总理。对此，周恩来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并多次在党内表示过。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对毛恪守为臣之道，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他本人一向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而眼下文革大乱刚过，国步艰难，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时候，党和国家更是离不开毛的领导。虽说毛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但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却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谕跗而代之了。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于是不得不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非但个人在政治上的晚节难保，而且还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
　　应该说，前者是周恩来始终看得很重的问题，后者则是他有心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况且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中间大得人心。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用中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徐"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容易。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办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办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如周所趁，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不过，这已是本书下一章所要涉及的内容了。

　　第八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国代夫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不顾忌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桐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只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下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布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的周恩来将这些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布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话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文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问毛泽东这一问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语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并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意。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唔。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正好在此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现朗诺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南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门'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
　　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力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圆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
　　"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局势，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到：
　　"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当。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住。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行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在逆转，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积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睹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传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周恩来则对《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更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会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极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乾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作者在大陆期间所接触过的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一三事件后打开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借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了。
　　"乒乓外交"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借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借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想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外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议在国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在中国内部主张不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颛、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毛支持了周的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地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过了对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更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商讨对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样，这次中国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结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矩办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局。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拟同意"后，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一句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在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的保健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毛)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一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取消对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政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又可以借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内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关系更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关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国的贸易禁运。
　　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一-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与灵活的态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的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接连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的原则和相应的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关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我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巨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借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一-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下回避分歧，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一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法大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地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的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尝守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承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味也太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中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划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确实弄清"Viability"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借机来整黑格，向他提出抗议，并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做得太不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的表态后，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然大病一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迷。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待计划。周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
　　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却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经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夺。"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克松，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关系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的电视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诵一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在台湾这个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上，周恩来坦率批评了美国不愿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松在下个总统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周也表现出某种必要的灵活性，因为他很清楚解决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当尼克松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并没有逼美方在废约、撤军、断交的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留待时间去解决，贯彻实现了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高屡建瓴，主动灵活，争取谈成，改善关系"的既定方针。
　　为了使中美会谈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周恩来还花了不少心思，设法排除美国政府内部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给会谈带来的干扰。从一开始，他就对会谈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让中国外长姬鹏飞单独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问题。这样，既是两国外长之间的对等谈判，让人无可挑剔，并在实际上避免了罗杰斯参与周氏与尼克松举行的首脑会谈和中美联台公报的起草。
　　然而，作为一国外长不能参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以及两国首脑的会谈，毕竟令人尴尬。为了安抚罗杰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来除了主动从中国方面解释了毛会见尼克松时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还另外设法进行补救，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通报各对口会谈的情况，虽说会上并没有多少话可说，但还是多少缓和了一下僵局。
　　稍后，在得知罗杰斯及国务院官员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美联合公报挑出不少意见，准备借机大闹一番后，周恩来又在上海专门以毛泽东的名义去看望罗杰斯一行，赞扬美国国务院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到美国驻日使馆早先为美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一事，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风波。
　　尼克松访华以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而告结束。以此为标志，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国以后外交上的困局，从开始的"一边倒"和后来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影响深远，奠定了日后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基石。而且改变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确立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两极冷战格局，给整个世界以重大冲击，由此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来个人的国际声望也达到了其整个外交生涯的巅峰。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倾倒。虽然周本人总是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泽东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掌握着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整个西方外交界和新闻界却仍然按照他们的理解，把从文革冬眠状态下重新复苏的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继续连篇累牍地对他大加赞扬，而丝毫不知这种作法将会对周本人造成的伤害。
　　周恩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极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体会出来，观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杀"声中，周氏内心的忐忑不安。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己经有所叙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思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诸口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一作者注)、姬老爷(指姬鹏飞一-作者注)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缓和一下气势汹汹的事态。
　　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审牵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政治局批周会议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只是在基辛格恭维他时，周才打断了基辛格的话，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既坦率，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中国大陆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大陆官方极为尴尬的一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后获得重用的原因。
　　现在该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说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借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光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一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由于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生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着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
　　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很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似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答"，"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枫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间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一-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却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圃，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特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得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诲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牛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
　　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应为人民大会堂一-作者注)，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四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晚年周恩来 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 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沘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 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阁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内心和周恩来个人过下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个情结作祟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存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旷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作者注)，封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薰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辩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塾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相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与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i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部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乾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下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下下这门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借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冶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么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批极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文人、与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又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人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随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篆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瑞罢官》时一样。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亨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目，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一吕是宰相。"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借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看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目前大陆官方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这一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霉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
　　与政治险境缠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更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决不轻易撤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钢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么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沬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怀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央转发的还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周氏随之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罪之师。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务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借此向"复辟势力"-一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一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下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
　　"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一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对周的。本书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要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补过还账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起，来日无多。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的毛泽东(杨曾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为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周心里知道他本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行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问题是就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丁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下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任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慰藉-一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组阁之斗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借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久乱思冶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
　　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干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么能让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况且江青知道与沉隐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借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做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有一番心计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一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来也不会高兴。总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着著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来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柞。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一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不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字迹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力想像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司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飞的同时，又照顾江青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要刻意笼络，用以辖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顺便指出的是，大陆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从大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又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玉兰)、杨(坡兰)两人也可以考虑。""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鱼之殃，被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
　　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费劲，还有点晃。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请注意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人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一他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舂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人难豌头。现在，情势总算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著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日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么从经济上人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牵析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已百孔千疮，问题成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重头戏-一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场台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症，来日无多，这怎么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一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刻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一同他体内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

　　第十章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已经有核桃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当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出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奉命主持国务院工仵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书阴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入手，制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著，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中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边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人，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含糊，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对文革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情，批“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里，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这是张春桥同志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时说的。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奸转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以邓小平的精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召开批江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做做姿态，但他还是假戏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顿。这除了他当时自恃有毛的支持，对形势有误判以外(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主要还是想借此打掉江青的气焰，为他推行"整顿"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质问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来、叶剑英讲话时，也还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称"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评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敢像邓那样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发言，呼应邓小平，对江青的批评，指出"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王洪文在会上不得不作了一个言不由衷的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但对于一向斗惯了别人的江青来说，却已经受不了了，她感到很委屈，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她一向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的。现在却为此背黑锅，受到邓小平、叶剑英这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家伙的围攻，这让江青心里很不服气。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她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她在会上答应写检讨，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想蒙混过去，私下求助毛保她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工于心计的人，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出毛这是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二鸟之计：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这时，毛才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也不尽然。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然而平心而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作了显而易见的误判，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嫌江青、同时倚重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事功，结果过早曝光，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圆通，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相反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因此，尽管江青带头大批"经验主义"，屡屡对他诋毁中伤，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显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其中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尽量撇清自己，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进行了规劝，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不仅如此，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账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一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回首住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拉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疚感。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兆，虽然医疗组对此缄口不谈，却瞒不过周本人。他自知已是沉疴难起，各种冶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为此，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以及经常会客、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为后事作准备，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不再吃药和打针，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当然，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视著外界的各种动向，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对时局盲目乐观，因为他太了解毛翻覆无常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还因觉察出其中的某种吊诡之处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针对这种形势，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后，纪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作者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纪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还会有变，另一方面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周、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急于抓出成效来。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深谙雪缓则圆，急则生变的道理，递事瞻前顾后，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进。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可以说，邓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而是在抓"全面整顿"时就已见端倪。不过，六四屠城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毁声名，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而"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得人望，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邓小平也是幸运，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防并非无事自扰。毛在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对邓小平听其言观其行，察探他对文革的态度，以便最后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在政治上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对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竭力给外界造成江青已经失宠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风声要和她"分道扬镳"，这就是后来传得满城风雨的"红都女皇"事件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该书内容杂凑，错误百出，文字也很拙劣，但吹喇叭、抬轿子的功夫却是一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以吕后、武则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过，这本书却给江青帮了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坊间流传的"红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国历史学者洛克珊·维特克采访江青后所写的书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江青未必知情，是无行文人的邀宠之作；后者则确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诗，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采访时，题写在她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风景照上送给维特克的。
　　在这次采访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泽东，让维特克像当年斯诺采访毛那样来采访她，先后同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长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胡吹乱侃，竭力抬高她自己，从个人私生活、文学艺术扯到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宣称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了周恩来手里的烫上豆，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请示了毛，才把记录稿全部封存起来。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况且周恩来凭借其多年来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眼下时局的诡谲之处，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宁缓毋躁，以免自投罗网。事实上，仅仅一个多月后，毛自信已经看准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决心把他拉下马以后，就无意再演假离婚这出戏了。评《水浒》便是在政治上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不仅如此，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形势逆转
　　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无意再摆迷魂阵了，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打。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一向逆来顺受的周在生死交关之际，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并当众为邓讲话。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著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祸首，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起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借助邓来整治文革后的乱局，重建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动摇根本。这是毛不能听任不管的。
　　随著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本来，这是一个信号，邓应该有所警觉才是，但他却不以为意。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头脑发热，过于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不知收敛锋芒，暂行韬晦之术，守时待机。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一味逞强躁进，最后导致整个局势逆转。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邓在政治上急于事功，过早曝了光，而让毛警觉到邓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除了前述周恩来、叶剑英之外，连邓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来，像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就在风云突变后，提醒邓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可能对搞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
　　对于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时操之过急的非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用曲笔有所回应和辩护，说：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她把这归于邓认为："时问、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邓"早巳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邓本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毛正有求于他整治文革乱局，因此不以为意，掉以轻心，甚至还公开自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江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泽东，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这些动作，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认定邓确有反骨，所谓"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后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来向毛进谗言，指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机反扑，频频求见毛，告邓四处造她谣的状。她对奉命代见的张玉凤大倒苦水，除了骂邓外，还竭力对毛动之以情，说：我的事从不瞒主席，主席的事也从不瞒我。主席这么久也不见我，很伤我的心，你回去报告主席，等他精神好时，让我去看看他。
　　江青这番话究竟对促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改变态度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此后毛不但不再提和她"分道扬镳"，而且还出来袒护江青则是事实。据知情人说，毛对邓小平这种在背后搞江青的小动作很不高兴，而且动了气，愤愤地表示："说我批评了江青，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把她打倒吗?"
　　到了八月中旬，毛泽东批邓的决心已定，但选择什么题目来做文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近两年来他本人曾说过邓小平太多的好话，言犹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造舆论，转弯子的过程。惯于借古讽今的毛很快便找到灵感，决定从评《水浒》的题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志义堂，让人招安了。"
　　前面已经提到，大陆官方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真实意图避而不谈，把它说成是随意而发，只是对古典文学的一般性评论，在政治上并无所指。这里姑且不论毛素以"古为今用"的专家自翔，凡臧否历史上的人物，在现实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况连毛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据王海容、唐闻生说，他们曾当面问过毛泽东评《水浒》有什么深意?毛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这种荧测高深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因为当时他对王、唐二人已经存有戒心，不便挑明罢了。
　　其实，只消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评《水浒》、批"投降派"并不是仅仅针邓小平一人，而是一箭双雕，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放在一块打。毛不能容忍邓的地方不仅在于认为邓有反骨，企图否定文革，而且恼火他在复出后同周恩来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团。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邓这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因为在毛看来，邓小平不过是党内外复辟翻案势力在前台的急先锋，而周才是幕后真正的主帅。所谓"投降派"便是针对周恩来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又隐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倾投降主义"，手段老辣，不落痕迹。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当众评过《水浒》，对周旁敲侧击，用宋江接受招安来隐射他对美外交"右倾投降"。这次不过是又故伎重施罢了。
　　毛泽东评《水浒》的举动，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为此，他心情沉重，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接受治疗。他知道此举来者不善，局势即将大变，于是在毛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他已经病成这样，毛泽东还不肯放过他，备感寒心，满腹悲怆。他对前来探视的党内老大姐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然而这种话只能对相知甚深的人才倾吐出来，对外人却不便直说。周只好借题发挥，针对江青一干人闻风而动，在报刊上大批"投降派"的举动，表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洚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为邓小平的处境担心。虽然他并不大赞成邓在推行"全面整顿"时急躁冒进的搞法，但两人在整顿文革乱局，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彼此心照不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回两人又同被批为"投降派"，可谓是在政治上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周知道此时正处在第一线的邓小平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的话，邓一个人将独木难支，势必中箭落马，导致大局的逆转。
　　为此，周恩来想为邓小平做点事情，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觊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恨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不置可否，留下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速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征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犯路线错误的老账是打不倒他的，因为说到底，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应该说，这并不是周恩来多心，而是毛泽东确实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他。且不说当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起初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躺在平车上的周氏这时已经极度疲惫，不过神志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关之际，当着大家的面为邓小平讲话，借此向毛泽东进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来覆去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许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并不仅仅是内心悲愤难抑的宣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扩散得更快。
　　面对周的病情已经不可逆转的事实，邓小平心情沉重，要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只可意会，不可明说。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满腹的悲愤。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端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时，毛耍了两手，一方面故作姿态，扣压了江青的讲话稿，斥其"放屁，文不对题"；另一方面当邓小平为此向毛告江青的状时，毛一反对邓刻意笼络的态度，没有理他，有意让邓碰了一个钉子。与此同时，毛还把中国科学院根据邓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一-作者注)给压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周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分量一-只要还能动，甚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对已经山雨欲来的局势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事实上，他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多少掩护了邓小平，延后了毛泽东批邓的部署。
　　不过，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大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油尽灯枯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念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步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不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院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去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恶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不住，用"共产党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晚年周恩来 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 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 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毛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去世，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对周恩来之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周这个难缠的对手终于不打自倒，先他而去，为后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块心病。忧的是，周虽已死，却阴魂不散，他在党、政、军中的根基很深，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这批人一直对文革心存不满，总想翻案，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打着悼周的旗号向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扭转批邓的大方向。这是毛无法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让毛远新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导的口径。根据毛的旨意，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压缩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不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宫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对于这一点，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都有点看不过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接着在记述毛圈阅治丧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委婉地写道：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其实，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悼周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的幌子，更是让毛心里有气，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送周的灵车后，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根据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马十分卖劲，不仅在批邓上充当急先锋，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施放冷箭，抛出各种的讪采气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编发了香港《万人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而这正是周病重时预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更有甚者，《文汇报》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道破天机的"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枭雄一世，善于"抛石头"整人且斗垮所有对手的毛人概没有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本来，在周氏治丧期间，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就已经犯了众怒，这回《文汇报》接连放出露骨的批周信号更是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却有恃无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敛，反而还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嘉奖。
　　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场越来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是怨恨难言，耿耿于怀。这种心态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修改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抛出来批周。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一时还难以动手弹压，因为这是在悼周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周恩来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官方不便公开取缔，动起手来有诸多顾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机，乱子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暂时稳住了局势。不过，毛深知大势已去，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忧病交加，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梦魇缠身，时常在梦叫惊醒。几个月后，毛便一命呜呼。
　　毛泽东之死，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以后，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拉开序幕的。

　　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呆过，年纪轻轻便进入部一级的领导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为官方修史，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机关干部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倾听民众呼声，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在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遭到整肃。
　　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想尽量保我过关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过激"的言论，在组织上从轻处理，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然而，哀莫大于心死。六四屠城血写的事实，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个为了一党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与历次运动中落难挨整的老一辈相比，对我的处理实在已经很宽大了，但我的良心却让我无法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充当官方御用的"学者"，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一边写检讨，一边开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镇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我决意不再违心说谎，或者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写书的念头最初就起于这个时候。
　　到海外后，我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条件。经一位学界前辈的推荐，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写作的条件，我的心愿遂得以实现。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是我的本行，但由于文革研究在大陆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区，而周恩来又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所以当年只能写些奉命文章，深为不能畅言所苦。为此，我选择了《晚年周恩来》作为题目，把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来，对国人有所交代。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其一，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其二，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皇权专制主义。实际上周本人既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以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大陆民众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动大陆自文革后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动手写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不同场台有着不同的面孔，且又处在文革大动荡的年代，头绪繁多，不易把握。而且需要考赞辨析各种对立的材料和观点，有所取舍，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的问题，需要与以往的思维定势作斗争。
　　在耗时五载，历经艰难之后，《晚年周恩来》一书终于问世了。总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和嘱托。
　　我由衷感谢哈佛大学的傅高义、麦克法夸两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支持和指导，王军涛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这些帮助，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像的。
　　
　　高文谦二00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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