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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擊
　　廬山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決計繼續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隨即在黨內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衝著林彪而來的，採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陳伯達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縱然對他再不滿意，也不至於如此大動干戈，因為陳畢竟跟隨毛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況且在文革之初為鬥倒劉少奇衝鋒陷陣，確實出過大力。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過分膨脹的權勢戒心極大，這次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更讓毛認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於位，急於搶班奪權，因此下決心解決林彪的問題，以絕後患。他之所以在廬山批陳時把林彪暫時分別出來，並刻意加以安撫，不過是一時的緩兵之計，因為他需要時間來考慮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當年在文革之初為了鬥倒劉少奇而先拿彭真開刀一樣。
　　"批陳射林"的部署
　　廬山會議后，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陳整風的部署。不過，他對批陳並無多大興趣，只不過是個幌子，更著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減和瓦解他在黨內軍中的勢力，為最終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準備。
　　對於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所向，毛澤東本人從一開始就不完全諱言，而且有意識地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吹風。他在廬山會議結束后返回北京時，在丰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識到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廬山會議后，毛澤東對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於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懼之中。
　　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詳述了這一點。原來，毛在廬山會議期間因游泳受了風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來越重，已經轉成了肺炎。周恩來為此曾派了三名醫生給毛看病。他們的診斷是肺炎。那時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經十分嚴重。毛一聽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連著發了兩天脾氣。周為此不得不把遠在千里之外正在農村巡回醫療的李志綏緊急召回來。為了勸說毛澤東接受治療，深知其脾氣的李志綏只好謊稱說："看來仍舊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打針就好了。"聽李這樣一講，正在盤算如何在政治上鬥倒林彪而擔心自己身體拖不過對手的毛一臉焦慮的神情立刻放鬆了，然後用雙拳猛力扣擊前胸說："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爛了。"為此，毛非常高興，當夜還請李志綏吃了飯。
　　儘管毛澤東這次病得著實不輕，但卻絲毫沒有放鬆實施"批陳射林"的部署，相反由於這次生病更加強了他採取行動的緊迫感，很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這期間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負責的陳伯達專案審查小組。隨後，毛又把陳所把錯誤的性質上升為"路線鬥爭"的高度，定性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
　　鑒於林彪是靠搞個人崇拜起家的，毛採取了釜底抽薪的辦法，號召黨內高級幹部學習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專門為此發出了通知。
　　實際上，還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就有意舊話重提，講了一通他當年交代羅瑞卿為黨內高級幹部選開馬、列書目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對與會者說：這件事掛不上羅瑞卿的賬，而是我的賬。你們不了解情況，說是羅瑞卿擾亂了林彪同志來讀我的著作。說到這裏，毛又故意當眾對林彪說：其實是我擾亂你，而不是羅瑞卿擾亂你。十二月間，毛澤東又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有意把對個人崇拜降溫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對林彪旁敲側擊，說："什麼'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毛的這一講話隨後發至全黨學習。
　　在做思想輿論準備的同時，毛澤東還採取了組織措施，大大加強了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的勢力，以便與林彪的勢力相抗衡。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在九大后被拆了廟，江青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頭的政治局委員外，在中央不再擔任什麼具體職務。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毛批准發出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康生任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傳大權，在政治上形成了與林彪所掌握的軍委辦事組兩軍對壘的局面。
　　在輿論、組織兩力面準備停當以後，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批陳整風運動從此在黨、政、軍領導機構中全面展開。其實，毛對批陳並無多大興趣，只不過是個幌子。他更著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黨內軍中的勢力，為最終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掃除障礙。用毛後來自己的話說是，廬山會議后他對林彪採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拋石頭"-一向下發批示、批語，砸向林彪所主持的軍隊工作；"摻沙子"一-向軍委辦事組裡派人；"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
　　鑒於一時沒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麼把柄，毛澤東便用敲山震虎的辦法，先拿他手下的幾員大將黃、吳、葉，李、邱等人。開完廬山會議后，毛先是有意讓犯同樣錯誤的汪東興"主動"檢討過關，然後示意汪以他的名義給吳法憲等人傳話，施加壓力。可是當吳法憲、葉群仿效汪東興寫出檢討后，毛卻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嚴厲批評吳法憲"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葉群是"愛吹不愛批"，稱"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軍委辦事組成員中佔了上風，其中有些話，像"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等，明顯是衝著林彪而來的。對黃永勝，毛澤東也不再寵信，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當眾斥責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參不謀，罵得狗血噴頭，說："什麼總參謀長，打起仗來，我就是總參謀長!"稍後，毛澤東又一改多年來對林彪所主持的軍隊工作倍加稱讚的態度，連續提出批評，要求軍隊"反驕破滿"，糾正不正之風，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拉練，稱"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批陳整風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充當和事佬，盡量緩和事態，維護黨內的團結。在批陳整風運動中，他不想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窮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個緩衝的角色。周這種居中調解的努力，毛、林雙方卻都不買賬，連連碰壁。
　　在迅速擴及全黨的批陳整風運動中，周恩來成為毛澤東手中對付林彪的一張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體貫徹落實毛的意圖。處在夾縫之中的周既無意違抗毛的旨意，也不願過分為難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們能夠爭取主動，儘快檢討過關。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示后，立即提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想通了后，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完全決裂，對黨對己都很有利"。
　　但是，沒有想到毛澤東卻對吳法憲、葉群二人抓住不放，對他們的檢討作了措辭嚴厲的批示。這樣一來，反而幫了倒忙，弄得周恩來很尷尬。他擔心本來就有抵觸情緒的黃、吳、李、邱等人會對毛有意放過汪東興，卻對他們沒完沒了，思想上想不通，產生更大的怨氣，以至在檢討的問題上頂牛，令事情更加無法了結。於是，善於做調解工作的周氏主動把自己擺進去，批告黃、吳、李、邱四人，說毛"兩個批示對我們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緩和一下毛的批示對他們所造成的精神壓力。
　　但是，毛澤東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進行一場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圖。毛在接連"拋石頭"砸向林彪黨羽的同時，為了防患於未然，展開了被其稱為"控牆角"的行動，目標是護衛京師的北京軍區。其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並不是林彪山頭的人，兼軍區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運動中雖曾被陳伯達出面保過，但陳不過是奉命行事，兩人並無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軍區開刀，是因為他深知京畿地區的重要，而廬山會議的風波又是從華北組首先鬧起來的，北京地區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都卷了進去。這令毛實在下能放心。
　　善於抓題目做文章的毛澤東很快便從隸屬於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中找到了"石頭"，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小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並點名讓黃永勝、李作鵬參加會議。根據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軍區黨委召開了擴大會議(史稱華北會議)。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圖，在會上點了李雪峰的名，鄭維山也成了陪綁。李、鄭二人隨之在會上成為眾矢之的，非要把兩人打成"陳伯達反黨集團"的成員不可，而且株連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華北各地派斗之勢。
　　這種殺雞給猴看的場面，讓被毛澤東點名參加會議的黃永勝等人心驚肉跳，就連周恩來也為此感到不安，試圖出面糾正這種過火的搞法。不過，周做得很老到，採取了棄李保鄭的做法，以免與江青正面衝突。他在寫給毛和林彪的報告中反映了華北會議出現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領導，主張打倒的人會佔多數，問題會擴大而不易深入，對立會加深而不利團結。因此，我們主張對鄭維山同志和北京軍區仍應一分為二。"
　　這以後，華北會議上的緊張氣氛才算有所緩和。而這時毛澤東也認為改組北京軍區的輿論已經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結束華北會議。於是，周恩來出面代表中央作了會議的總結講話，宣布了關於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紀登奎二人出掌北京軍區。
　　華北會議后，周恩來總算鬆了一口氣，以為批陳整風運動這回該告一段落了，於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國計劃會議上去，討論制定一九七一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第四個五年計劃設想。這次會議已經召開了兩個月，但由於批陳整風運動是當時政治上的"頭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讓路，所以種讓一拖再拖。對此，周心裏很著急，想儘快結束會議，以便各地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好好抓一下經濟工作。
　　然而，這並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區牢牢掌握在手裡，毛並不想罷手，繼續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窮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來請示結束全國計劃會議的報告上又一次"拋石頭"，點名批評黃永勝所主持的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毛澤東之所以這樣抓住不放，其實並不是因為黃，吳、葉、李、邱他們真的"既不批陳，也不作檢討"，而是惱火他們在私下裡訂立攻守同盟，在檢討揭發中口徑一致，把所有的責任都往陳伯達身上推，而絕口不提林彪。這種"捨車保帥"的抵抗，自然使得急於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澤東一無所獲，因而越發不肯罷休，非逼林彪本人出來檢討承擔責任不可。
　　這樣一來，又一次打亂了周恩來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國民經濟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夾在當中，不得不設法在毛澤東、林彪之間的角力中周旋。對於毛的批評，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向各地來京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傳達，並親自為中央起草轉發毛批文的通知。與此同時，他又約集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商量如何進行檢討，"變被動為主動"，以便爭取儘快了結此事。
　　為此，周恩來本人在政治局會議上帶頭作檢討，以他自己在歷史上幾次犯路線錯誤但仍得到毛澤東挽救的事實，現身說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線、方向性錯誤，認識和覺悟總是要有一個痛苦的過程的，但"一旦覺悟了，就有了對反黨分子王明的階級憤慨而堅決批判揭發"。在他的引導下，黃永勝等人隨即在會上作了檢討，沛又給手寫了書面檢查。周隨後給毛寫報告，盡量為黃、吳、葉、李、邱等人緩頰，肯定他們的檢討是"沉痛的"，希望保他們過關。
　　但是，毛澤東不理睬周恩來的說情，而是繼續抓住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對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批道："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通過江青傳話給周恩來，提出要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個機會，讓他們把檢討給大家說一說。"這就是隨後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由來。
　　可以說，毛澤東此舉是一箭雙鵰：既在更大的範圍內把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的問題公之於眾，又可藉機把火燒向林彪，迫其出來檢討。用李德生在回憶文章中的說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於是，這個前往北戴河勸說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來的頭上。
　　在廬山會議后最初的一段時間里，林彪雖然因為在政治上翻了車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為毛澤東給他吃了定心丸，特別是"兩年以後交班"的許諾，多少讓一直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鬆了一口氣。因此，林彪在情緒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據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下山時"情緒還是很高，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的樣子。"
　　對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林彪起初還是想向毛作個檢討，私下裡把這件事了結了。為此，林彪曾讓他的秘書代為起草個檢查。不過，林彪很快便發現情形不對，毛澤東發動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明顯是衝著他來的，非但所謂"兩年以後交班"的許願是一張空頭支票，而且就連他本人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難保。毛對斯諾"四個偉大""討嫌"的談話更是明擺著針對他的。在這種情況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裏對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為此，當毛澤東讓林彪見斯諾，他拒不接見，還以顏色，並私下對家人發泄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麼路線，就是毛線。""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當然，林彪對毛澤東只能腹誹，在表面上繼續採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對策，以不變應萬變。這時，鼓動造神運動的林彪大概才品嘗到了作繭自縛的苦果。面對毛在政治上步步緊逼，他陷入了和當年劉少奇一樣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不過，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側擊，都一概裝聾作啞，絕不公開站出來檢討認錯。因為林彪心裏很清楚，毛現在正苦於找不到廢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開認錯，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這種情況下，充當說客的周恩來的北戴河之行自然無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左廬山會議后所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后，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不過，林彪在與周等人小範圍的談話中還是多少作了一點自我批評，承認自己也"犯錯誤"，是個"炮筒子"，"講話有氣，脫口而出，放了炮"，被陳伯達"利用"了。與此同時，林彪也為自己的講話作了辯護，轉彎抹角地暗示他的講話是經過毛的，說這些話"見到主席我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講稿上本來沒有，廬山幾天都沒有睡好，昏昏盹盹講了"。
　　周恩來對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態度既焦急，又無奈。他知道林彪講話事出有因，講話內容大概事先經過了毛澤東，因此對毛現在這樣抓住不放，心裏有氣。但是，在對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來，君可以不君，臣卻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澤東低頭認個錯，服個軟，事情也許就了結了。而這種硬頂的做法只會使情況更槽。但由於林彪是副統帥，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說些什麼，只好儘可能地從旁緩和僵局。
　　為此，周恩來在返京後向毛彙報北戴河之行的書面報告中，盡量為林彪說些好話，說："林副主席要我們轉報主席，他對主席從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關於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都完全擁護和支持，並認為完全正確，效果顯著"，"這次在廬山會議上把陳伯達揪出來，真是最大勝利"，"他對幾位同志(指黃永勝等人一-作者注)的檢討很高興，要吳法憲、葉群同志重新寫一次書面檢討"。至於請林彪回京參加準備在四月中旬召開的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這個關鍵問題，周恩來只是在報告結尾處含糊其辭地說："我們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開時回到北京。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要我們代向政治局同志問好。"周恩來試圖緩解僵局的努力，並沒有起什麼作用。毛澤東對林彪拒不參加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極為惱火，認為這是在向他公開示威，但一時又不便對林彪發作，於是遷怒於黃永勝等人。毛在隨後聽取周恩來關於北戴河之行的彙報時，當面指著參加彙報的黃、吳、李、邱，疾言厲色地斥責道："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
　　接著，毛澤東一改先前對黃、李、邱三人檢討所持的比較溫和的調子，對吳法憲、葉群兩人所重寫的書面檢討沒有說一句肯定鼓勵的話，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給周恩來，提出連同黃水勝等人的檢討"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在此之前，毛還對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馬組成的軍委辦事組採取了"摻沙子"的措施，指派紀登奎等人參加進去。毛澤東這種在政治上步步緊逼的舉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召開前夕的緊張氣氛外，並沒有懾服林彪，相反卻使他更加認為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檢討與否，結果都是一樣的。
　　於是，林彪索性橫下一條心，硬頂到底，決不上鉤。他一方面給連連告急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吃定心丸，要他們穩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飾地對調子越來越高的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表示不滿。在毛澤東對周恩來就這次會議安排問題的請示報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對毛畢恭畢敬的姿態，只是讓秘書寫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並公然註明"遵囑代寫"的字樣。至此，毛、林之間的失和已經完全表面化了。
　　這種情況更增加了周恩來在前台唱主角的難度。廬山會議后，由於毛、林開始交惡，善於隨風轉舵的周氏在不露聲色地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的同時，也不想為毛澤東當打手，對林彪一派窮追猛打。他在批陳整風運動中更多的是扮演一個緩衝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間周旋，企圖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見機而作，主動向毛批送有關過分宣揚個人崇拜、歪曲歷史的材料，成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頭"。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在參觀井岡山時，對講解詞中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提出意見的簡報送毛閱。毛即批示：提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另一方面，周恩來又盡量為林彪開脫，維護他的形象。比如，周在華北會議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鑄就傳達毛澤東關於今後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頂峰"一類語言的指示而寫給中央的報告，在逐段批註時特意註明："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而對抗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
　　不僅如此，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來還暗中給自己留後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對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維護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間繼續在翠左問題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澤東的病況透露給他，而這是毛嚴令禁止的。對此，周本人的解釋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
　　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召開期間，奉命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繼續在毛、林之間周旋，盡量緩和緊張的事態，維護黨內團結：他知道吳法憲和葉群兩人對毛澤東對他們重寫的書面檢討的冷淡態度很緊張，便傳話給他們吃定心丸，勸他們不要多心，說"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樣。隨後，為了不讓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壓力過大，周在審定會議上的講話時，有意把其中的語氣減輕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在大會開始的講話中按照毛澤東的調子，點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名，指出廬山會議后，他們一直批陳不力，連連失掉"自我教育"的機會，同時又出來為此承擔了責任，稱他在這個問題上督促，幫助下夠。
　　為了避免把火燒到林彪身上，周恩來還盡量為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進行辯解，歸納出其中"應該值得我們大家宣傳的"的三個要點，強調說：林副主席聽了毛主席的話，並沒有在報告里再強調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還提到了我們黨的歷史證明跟著毛主席就勝利，不聽毛主席的話就犯錯誤。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並非全是為了維護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應該真正按照自己所說的那樣--"聽毛主席的話"，出來對廬山會議的事情表個態，作幾句自我批評，以便在毛澤東那裡有個交代。事實上，周在私下裡也正是這樣做的。會議進行中間，有人出來揭發吳法憲在廬山會議上私下串連的情況，事情有鬧大之勢。這樣一來，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擔心陣腳會因此大亂，於是急忙趕回北京坐鎮，以便必要時出來"說話"。周見機馬上送去批陳整風會議的有關材料，並通過葉群轉話，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講幾句話。結果被林彪一口回絕。
　　林彪的這種態度，自然讓周恩來很失望，不過他仍然試圖做最後的努力，以維護黨內團結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彙報會議情況的書面報告中提出："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這一回輪到毛澤東讓他碰釘子了。這時對林彪已徹底失望，正在尋找根本解決之道的毛對周恩來搞的這類營造表面團結的文章絲毫不感興趣，表示："我這幾天不出門。"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一個人在前台唱獨腳戲。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講話。這個用周本人的話來說"頗不易寫"的講話提綱，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起草的，不過他還是儘可能地把話說得緩和一些，只在一兩處點了軍委辦事組黃永勝等五人的名，指出他們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上去了。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實踐自己的申明。
　　毛、林之間的攤牌惡鬥
　　毛澤東是那種一旦翻臉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廬山會議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舉就是為此而來。林彪也並非等閑之輩，不甘坐以待斃，遵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古訓，有意放"虎"出山，作為他手中與毛最後攤牌時的殺手鐧。
　　此後，批陳整風運動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場更大的政壇風暴卻在醞釀之中，毛澤東和林彪這兩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經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為最後不可避免的攤牌而用盡心機，各逞其能。在這場較量中，林彪明顯處於下風，面對毛的步步緊逼，無法從正面應戰，但他也不想聽天由命，聽任毛擺布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澤東是不會輕易放他過去的，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俯首就擒，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要麼鋌而走險，跟毛拼個你死我活。為人個性極強，從不服軟，而且又曾在疆場上征戰廝殺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會選擇前者，坐以待斃，而是在暗中有所準備，打算在萬下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豁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讀史時總結出來的心得是"與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過，林彪深知這樣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風險，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將會身敗名裂，而且還會禍及妻子兒女。因此他不願意把這件性命攸關的大事託付給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幾員大將，實際上，黃永勝等人在廬山會議后已成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吳法憲甚至鬧著要跳樓自殺。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只好遵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古訓，依靠自己的兒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為他手中與毛澤東最後攤牌時的"殺手鐧"。
　　實際上，林彪早就開始在政治上蓄意培養其子林立果。還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亂的時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吳法憲所掌管的空軍"鍛煉"。隨後又迅速入黨提干，並且在空軍內部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為頭的名為"調研小組"的小圈子，發號施台，權力極大，儼然成為整個空軍的太上皇。廬山會議期間，林彪還特意把林立果帶上山，讓他在政治鬥爭中磨練。
　　廬山會議后，已經預感形勢不妙的林彪開始考慮動用林立果這顆"棋子"。這年十月間，在毛澤東著手發動批陳整風運動之際，林立果決定把空軍司令部的"調研小組"改名為"聯合艦隊"，開始加緊活動，在北京、上海、廣州，北戴河等地設立了秘密據點，搜集情報，訓練骨幹。
　　翌年二月下旬，面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避居蘇州的林彪終於下定決心，準備在迫下得已的情況下，採取非常手段來捍衛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個計劃"，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干戈，垂淚對宮娥。他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根據林彪的意圖，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開"聯合艦隊"骨幹成員開會，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紀要》。
　　應該說，《"57l工程"紀要》是一篇在當時令人振聾發聵的討毛檄文：文中曆數毛澤東建國后種種禍網殃民的罪狀和一貫在黨內玩弄權術，專制獨裁和翻覆無常的為人，直斥其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紀要還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規定了實施政變計劃的時機、策略和要點。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證實林彪是否看過這份東西。不過，文中的主要思想顯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即使初生牛犢不怕虎，思想上再釘骨，也難以在批毛時寫出這種只有長期在權力核心圈中與毛共事、對政情極為了解的老手才會有的那種感覺。況且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許的話，林立果是決不會輕舉妄動的，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的性命當兒戲的。
　　不過嚴格說來，《"571工程"紀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缺少作為武裝政變計劃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實施細節，至多只是提出一個籠統粗糙的設想。其實這也不奇怪，在當時毛澤東已經被們奉為至高無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動權的情況下，林彪只能採取后發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視毛的舉動而動。因此很難在事先提出一個周密的計劃，在政治上發起主動攻擊，擺脫一直被毛牽著鼻子走的處境。這一點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為後來他與毛的較量上始終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
　　就在林立果指揮"小艦隊"暗中加緊準備之際，主帥林彪的舉動卻十分耐人尋味，他並不按照"善用兵者隱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毫不掩飾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有意將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公之於眾。這年"五一"勞動節的焰火晚會，本來是周恩來刻意安排的一場"講團結"的重頭戲。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參加，后經周再三勸說后，才勉強到場，卻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毛對林彪也視若不見，冷淡之極，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場的人都感覺到了。林彪僅僅坐了幾分鐘后，便不辭而別。
　　接下來，在六月間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來華訪問時，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接見。林彪開始推說出汗不去。毛為此很不高興，執意堅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會。後來葉群急了，下跪哭求，陳說利害，林彪才勉強答應。但在會見時，賓朋寒暄完，林彪隨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廳的角落裡，一直到會見結束。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個性倔強的林彪儘管在表面上不想認錯服輸，擺出一副頑抗到底的架式，實際上心裏還是很想和毛澤東好好談談，解開彼此之間的心結。因為毛、林二人畢竟曾在幾十年的政治鬥爭中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毛固然對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沒有對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處於困境的時候，他都出來鼎力相助，幫助毛渡過難關。在林彪看來，即使他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真有彌天大錯，毛也不應該如此翻臉不認人，全然不顧以往多年的交情。況且他的講話事先還是經過毛批准的。
　　這種內心的委屈和鬱悶不平之氣，自然驅使林彪想要找毛澤東一吐為快。為此，葉群曾出面打電話給毛，提出林彪想見毛，談一談。但是，毛澤東卻有意避而不見，遲遲不作答覆。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幫忙，為其安排會面事宜。關於這一點，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說：
　　毛主席在巡視大江南北時說，林彪不見我，我回去要找他談。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辦法才找江青。他最討厭江青，但又沒辦法，因為想通過江青去見毛主席。就在這個時候，江青還給林彪拍了個相，就是解放軍畫報上的那一張。這張相照了兩次。江青說她在釣魚台已經布置好了，讓林去。林為見毛主席趕緊去。走得急，臉都沒刮。到了釣魚台，現借了江青秘書的刮臉刀颳了刮。照片拍了，但還是沒見上毛主席。
　　林彪在連吃閉門羹后，終於放棄努力。毛澤東竟然如此絕情，連一個見面談談的機會都不給，這讓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無意莖祈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不得不面對日益臨近的最後攤牌，前途凶多吉少。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大難臨頭。七月上旬，他攜帶葉群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據前往機場送行的吳法憲回憶說："林彪很沉悶，一句話不講，和過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復返，兩個月後便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於異國的荒漠之中。
　　毛澤東之所以對林彪避而不見，自然也是有他的考慮。他很了解林彪的為人，不相信他會誠心認錯服輸，更不願意把自己置於一個難堪的境地-一如果和林彪當面鑼對面鼓地把問題攤開，毛很難對自己屢屢出爾反爾的言行辯解。況且，毛是那種一旦翻臉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決不會因念林彪舊好而動搖他要解決問題的決心。只不過一時還找不到動手的適當由頭罷了。這件事從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動手，以免夜長夢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動。
　　毛澤東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將黃永勝的辮子，從而對林彪的討伐在政治上師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離京的同時，七月三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當晚中美雙方第一輪會談結束后，周恩來匆匆趕去向毛彙報情況。中美會談本來是改變戰後世界戰略格局的大事件，不過當時在毛澤東的內心天平上，還不及查問林彪一干人政治動向的分量重。毛把急於彙報中美會談情況的周氏撇在一邊，表示："那個不忙。"然後同點名參加彙報的總參政治部副部長熊向暉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題外話"，詳細詢問總參機關內部批陳整風的情況。
　　當毛澤東得知黃永勝等人在總參捂蓋子，封鎖他們在廬山會議上配合陳伯達發難的情況時，一直在考慮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於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當即表示："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當周恩來出來打圓場，以他本人曾經犯路線錯誤而得到毛澤東的挽救為例，試圖為黃永勝等人緩頰時，毛仍不放過，表示：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
　　一個月後，毛澤東決定御駕親征，前往南方巡視，向黨內軍中的各路諸侯吹風打招呼，解決林彪的問題。八月十五日，毛冒著炎夏酷暑，從北京啟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見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
　　在談話中，毛澤東大講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把廬山會議上的發難定為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並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問題端了出來，稱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林彪對此"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有人看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件事還沒有完，黑手不只陳伯達一人，後面還有人。毛在談話中一面表示"對林還是要保"，不過又有言在先，說："犯了路線錯誤的頭面人物，改也難」．
　　應該說，毛澤東的南巡之舉是經過精心謀划的，在政治上一箭雙鵰：既先發制人，在黨內製造倒林的輿論，瓦解林彪的陣腳；同時又是敲山震虎之舉，暗中惹戰激將，等待林彪作出過度反應。對於後者，人們往往有所忽略。其實，這便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
　　毛澤東心裏很清楚，即使對廬山會議上的事上綱再高，也很難憑此廢黜林彪已經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況且一旦把問題攤開，林彪勢必道出真相，讓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須設法引蛇出洞，讓林彪露出更大的馬腳，這樣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說服黨內多數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鑒於林彪自廬山會議后軟硬不吃，始終不開口，毛這次索性把話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無法再繼續裝聾作啞。而林彪無論怎樣應對，都不會有好結果。這就是毛澤東的如意算盤。
　　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然如此。
　　林彪雖然早就對與毛澤東的攤牌暗中有所準備，但事到臨頭，還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實際上還在心存僥倖，寧願相信毛找不到什麼正當理由向他開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動，避居北戴河靜觀動向。在毛動身南巡后，林彪雖知此舉來者不善，但還是故作姿態，專門打電話給周恩來，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舉與其說是他還幻想和毛緩和關係，不如說是想打聽毛的動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傳到北戴河后，給了林彪當頭一棒。林彪本來預計毛動手的時機可能選擇在國慶節之後召開的四屆人大會上，為此曾派葉群在八月上旬以檢查乳腺癌為名返回北京，分別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密談，互相通氣，商討對策。葉群告以許多跡象表明，毛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問題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屆人大會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請願拿掉張春橋，若毛不答應，再向毛示威，求得解決。
　　不料，毛澤東卻提前下手，而且把本來應該首先在中央常委內部解決的問題，直接捅到下面去，四處點火放風，措辭用語甚至超過了當年整劉少奇時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儘管毛在南巡談話中並沒有把門完全關死，但林彪認定那隻不過是毛的花言巧語而不願再相信他了。事實上，毛所謂"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的說法不過是虛晃一槍，如果毛真有此意，為什麼在此之前一直對林彪避而不見呢?
　　按照大陸官方的說法，林彪隨後根據《"571工程"紀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種方案作了緊急應變：
　　上策是謀害南巡途中的毛澤東；中策是到廣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準備。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林彪雖然默許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工程"紀要》，但那隻不過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東西，其中並沒有什麼具體方案可供實施。
　　據知情人說，林彪通過不同的渠道獲知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麼也不做，哪裡也不去。他對葉群、林立果說；"不想活了"，擺出一副準備坐等挨整的架勢。在此之前，林彪還交待身邊的人說：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那幾天，林彪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看到，林彪頻頻與葉群關起門長時間密談，商量對策，葉群進進出出，眼睛都哭腫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萬念俱灰的念頭，一切聽天由命，並非真的看破紅塵，而是他在評估形勢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澤東拚死一戰，也是凶多吉少，毫無勝算。而且他此時已經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戰激將的把戲，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實了毛強加給他的所謂鼓動解放軍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長期以來一直病病怏快，對政治和人生都已經厭倦，所以事到臨頭，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頭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並沒有斬斷塵緣，不能下考慮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如果聽由毛澤東擺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肅的話，勢必株連全家。這是身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於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為老子倒台，兒女們流落街頭，境況悲慘，這種情況已經看得太多了。況且葉群在知道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點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開刀，已經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帶著全家躲到國外去，像王明那樣當寓公。林彪被吵得心煩意亂，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對而暫時作罷。
　　與葉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犢不畏虎，是文革那個年代熏陶出來的有強烈參与意識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極態度，認為林彪的身體狀況根本經不起折騰，一旦被關起來，用不了兩三個月就會像劉少奇一樣被折騰而死；更反對葉群的主張，不甘心臨陣脫逃，而渴望與毛澤東一爭高低，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為此，林立果力主動用他所掌握的"聯合艦隊"，主動出擊，同毛拼個魚死網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談話中曾透露了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回憶錄《塵劫》一書中詳述了劫后重逢時，林立衡回憶當時姐弟兩人談話的情況：
　　立果說："反正形勢對首長非常不利，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一線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勢發展，實在不行就跟一組(毛澤東代號--作者注)硬幹!或者到廣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擊。首長帶兵多年，軍隊威信高，到時把一組兩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乾的壞事公諸天下，號召全國聲討。總會有辦法的。
　　張寧接著寫道：
　　林立衡堅決制止他冒險念頭。林立果大發牢騷道："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說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長(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麼多年，還是避不過。你就甘心眼睜睜看著首長挨整?!"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後餘生的林立衡極力迴避其父林彪在企圖謀殺毛澤東這個問題上的責任，而把它說成是林立果一人所為。實際上，這個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來的，但最後的決心還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縱使再膽大妄為，也不敢在謀殺毛這樣非同小可的問題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來賭博。顯然，沒有林彪的點頭，林立果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張的。
　　有點反常的倒是，曾經是幾十萬大軍統帥的林彪在這緊要關頭卻顯得優柔寡斷，舉棋不定。不過，這也難怪，因為對手畢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畏的毛澤東。林彪既無法通過黨內合法鬥爭的途徑從正面應戰，在幾種應變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個萬全之策來避免自己身敗名裂、累及家人的選擇。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惡從膽中生，只好橫下一條心，轉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對毛先下手為強的主意。儘管林彪明知這是一招險棋，毫無成算，但在惶急之中，也就只好鋌而走儉，孤注一擲了。
　　應該說，林彪的謀反實出無奈，是在走投無路之際，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關於這一點，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試圖說服林立衡的那次談話中有所透露，說：現在情況很緊急，昨天晚上，主任(指葉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國外去。首長(指林彪-一作者注)開始沒同意，後來被主任逼得同意。他們要我立即調飛機，我借口來不及，推遲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馳("聯合艦隊"參謀長-一作者注)從北京找來商量，說服了首長，暫時不走。首長抱著老周，哭著說："我一家老小都交給你了，你要救救我們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攜帶林彪所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潛回北京，緊急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的行動。
　　然而，毛澤東對林彪的這一手早有所防備，毛一向深居簡出，行蹤詭秘，讓人難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經從擔任過他的機要員、其丈夫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謝靜宜那裡得知，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聯合艦隊"，正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體日程安排告訴了周恩來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處處加強了戒備，對行程嚴格保密，警惕性極高。為防止林彪狗急跳牆，毛澤東在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吹風交底的同時，已經預先打了招呼，公開點出了"軍隊造反"的問題，說：這幾年我犯了個錯誤，過去軍隊被彭(德懷)、黃(克誠)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黃抓去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了；並直截了當地警告說："我就不相信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了。"
　　對於一些歷史上屬於林彪山頭或是和黃永勝有淵源的大軍區，毛澤東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識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們爭取過來。比如，毛曾當眾敲打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籠絡他們，稱"你們幾個人都是我這個山頭的(指他們曾是紅一方面軍的-一作者注)。"並指揮他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要他們步謂一致，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這一手十分老辣，在政治上先聲奪人，起了警告防範的作用，避免了各地黨、政、軍人員因不明就裡而跟著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陣營的牆角，打亂了他的部署，導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這一點，隨著後來事態的發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除此之外，毛此舉還震懾住黨內軍中林彪的勢力，令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乃至倒戈一擊，轉而向毛反映林彪的問題。其中引起毛澤東警覺的主要是這樣幾件事：
　　一是在南昌時，時任江西省黨政軍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關係的程世清曾單獨向毛澤東彙報了林彪周圍的一些反常情況，其中包括周宇馳來南昌活動和找他談話的情況，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後少同林家來往，說搞不好是要殺頭的。二是在杭州時，空五軍軍長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傳話說，有人並不歡迎毛到杭州來，並暗自裝備飛機，要毛多加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劉庄，工作人員中有人把陳勵耘暗中布置向他彙報毛每日活動情況的異常舉動悄悄報告了毛。
　　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處處提防，警覺性極高，在接獲不同渠道反映的種種可疑情況后，儘管還只是一些蛛絲馬跡，但已經讓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來者不善，隱伏凶兆。據他身邊的警衛人員回憶，毛在杭州逗留期間情緒越來越不安，吃不下飯，睡下著覺。在獲知掌握杭州警衛大權的陳勵耘搞特務偵察活動后，毛意識到自己進了"賊窩子"，於是當機立斷，就在林立果攜帶林彪手令趕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決定縮短行程，儘快返回北京。
　　不過，毛澤東對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連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也被蒙在鼓裡。同時，深知兵不厭詐有毛又故布疑陣，把他的專列調來調去，有意對外界製造國慶節前夕才準備返回北京的假象，兩天後又突然離開杭州，取道上海趕回北京。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布下的這一迷魂湯，在很大程度上擺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來，策劃謀殺毛的行動就是鋌而走險，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技術上都存在著無法克服的障礙和難題。由於多年來造神的結果，毛早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頂禮膜拜的偶像，人們在思想內心存有任何一點對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說對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蹤無常，住地又戒備森嚴，更使得謀殺行動難上加難。
　　在這種情況下，林立果手下一干人雖然從九月八日夜裡開始，經過兩天兩夜的密謀策劃，設想了各種行動方案，但始終找不到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與會的"聯台艦隊"骨幹成員雖說都曾宣誓過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臨頭，大多數人還是膽怯心虛，互相推諉，極力強調客觀困難，沒有人願意出頭。因為誰都清楚這種事即使干成的話，也絕不會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頭來難免落得被殺人滅口的下場。
　　面對重重困難和部屬的畏難退縮，就連主持行動的林立果也一度動搖起來，在立即動手和繼續等待時機之間委決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線指揮的江騰蛟"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餘地"。
　　當然，林立果這樣做並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為他判斷毛澤東在滬、杭一帶至少還要再盤桓幾天，這樣還有時間從長計議，等搞出一個確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動手。這樣考慮自然也有其道理，畢竟此舉非同小可，攸關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這樣一來，正好中了毛澤東的緩兵之計。幾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暫時按兵不動的同時，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從杭州啟程轉道上海，並且下令不要通知當地負責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顧家花園的慣例，就留在專列上過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打招呼，因為作為一方諸侯的許世友一向與張春橋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這一點做許的工作，毛擔心許會被拉過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剛好到大別山視察工作的許世友好幾個小時。第二天，毛得到了許世友表態"廬山會議問題，按主席的指示辦"的保證后，立即動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澤東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蟬脫殼"之計，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錦江飯店請許世友吃飯，王洪文又把林立果黨羽、第四軍政委王維國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卻不辭而別，悄悄離開上海，命令沿途鐵路全線綠燈，晝夜兼程北上，於十二日午後返回北京。
　　當時，警覺性極高的毛澤東並沒有馬上進城，而是先在丰台車站召見了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察探動向，又對他大談了一通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點出："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在確定京城以外確實沒有異動后，毛吩咐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集工兵進駐南口，以防不測，然後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葉群"抽鞭子"的電話后，重新展開部署時，已經失去先機。更令事情無可挽回的是，王維國雖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請許世友吃飯時，就已經得知毛澤東已離滬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讓他出面動手謀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專列即將駛出江蘇的地界后了通風報信。這樣，當林立果接獲毛北上的消息時，已經是九月十一日夜裡了。這時，毛的專列已安然通過蘇州至無錫之間的碩放鐵路橋一-這裏曾被認為是比較理想的動手地點，即將進入山東境內了。至此，謀殺毛的計劃整個落空。
　　問題還不止於此。更令葉群、林彪膽戰心驚的是，毛澤東突然中斷在外地的巡視，趕回北京，在他們看來一定是內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來，肯定紙里包不住火，非但他們罪責難逃，而且還勢必會把林彪牽扯出來，全家都會被送上斷頭台，落得比劉少奇一家人還慘的下場。自知闖下大禍的葉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時已經亂了方寸，張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這生死關頭，葉群、林立果當然不敢擅作主張，只好據實稟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後拿主意。
　　林彪雖然身經百戰，但這一次還沒有和毛澤東正式交手就敗下陣來，還是不免心慌意亂，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窮水盡，沒有什麼退路了，毛絕對不會輕饒自己，最後大不了是一死。據林彪身邊的人回憶說，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趕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對葉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
　　很顯然，如果說林彪在此之前還可以以靜制動的話，讓毛澤東去傷腦筋向黨內外解釋廢黜他本人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經敗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圖謀害他的事實，就很容易請君入甕，挑起眾怒，讓"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這種情況下，個性極強，從不服軟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獸之鬥。他決定立則轉移到廣州去，同時設法帶上手下的幾員大將。這是林彪在毛澤東南巡講話后，和葉群、林立果商量出來的一條退路，併為此做了各種準備。林彪之所以選擇南飛廣州，是因為廣州軍區是當年四野的老班底，黃永勝又經營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機動，遠離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進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鎮廣州，先靜觀毛澤東下一步的動向，如果毛逼人太甚，執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徹底攤牌，先談判，后動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軍隊的批陳整風運動。如果談不成，就在廣州立即召開軍隊師以上幹部會議，揭露多年來毛禍國殃民的罪行，號召軍隊站在人民一邊，舉事討伐毛的暴政，並且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
　　然而，這一反叛計劃還沒有付諸實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內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機的不是別人，而是林彪的愛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來受到林彪的鍾愛，卻與她的母親葉群的關係很緊張，一直在精神上受到葉群的虐待。為此，她曾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葉群所生，甚至以死來抗爭葉群對它戀愛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來，林彪和毛澤東兩人之間本來只是有些"誤會"，事情鬧到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葉群從中壞的事。
　　因此，林立衡認為確實應該好好整一下葉群，同時希望其父林彪能夠同毛澤東好好談一談，解開彼此之間的心結。以後林彪可以退出政壇，像朱德一樣在家賦閑養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終。基於這種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對林立果打算謀殺毛的計劃，認為這樣做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給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殺身之禍；至於割據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異想天開，自毀名節，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聽下進任何勸告，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開了保護其父林彪的行動。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當時和事後都一直認為整個事情雖然打著林彪旗號，主謀卻是葉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於政事的林彪並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擺布。至於她本人當時之所以沒有敢告訴林彪，是因為這件事非同小可，擔心林彪的身體經不起這樣的刺激，再說也沒有掌握真憑實據，所以才一直猶豫不決。不過，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設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敗葉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圖謀，最終保全父親的名節。為此，她在私下裡遂向林辦的工作人員打招呼，把他們動員起來監視葉群的行動，準備萬不得已時出面敦促中央保護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澤東突然北上，趕回北京之際，林立衡發現葉群情緒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斷到林彪別陛進進出出，關起門來密談。更令她疑竇叢生的是，葉群一面四處放風說準備到大連去，另一面卻又匆匆忙忙地強行為她舉行訂婚儀式，在這背後顯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當晚從北京匆匆趕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隨即又通過林彪身邊的勤務員竊聽到葉群、林立興試圖勸說林彪出走的隻言片語，並且了解到林立果已從北京帶回一架三叉戟專機。她認為情況緊急，葉群、林立果準備"劫持"林彪出走，於是通過中央警衛團向中央作了彙報。
　　林立衡的這一舉動，完全打亂了由林彪下決心、林立果具體策劃的南下廣川的反叛計劃，從而避免了整個國家卷進一場大的戰禍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靈塗炭的慘劇，對此，林立衡在歷史上的功不可沒。不過，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舉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節，反而在政治上幫了毛澤東的大忙，從背後捅了自己的父親一刀，迫使林彪在倉皇之中乘機出逃，落得個機毀人亡，身敗名裂的下場。
　　當然，僅僅是林立衡的舉報還下足以導致林彪這樣的結局。在隨後的事態發展中，已經在政治上轉向的周恩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坐鎮北京指揮，助毛澤東一臂之力，臨機處置蟬變，貫徹執行毛的意圖，在有意無意之間打草驚蛇，導致整個事態急轉直下，給了林彪致命的一擊，把他逼上絕路，釀成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蕩識誠臣"
　　在毛、林之間展開的惡鬥中，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恩來不再首鼠兩端，決心助毛澤東一臂之力。這既和他一貫的為人有關，同時也定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毛分憂，在政治上經受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
　　自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結束后，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極力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則放棄了這種努力，不再企圖左右逢源，而是明顯倒向毛澤東一邊了。這一方面是由於不滿林彪不聽勸說，執意硬頂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決心已定，這件事絕不會輕易了結。毛、林之間勢必有一場惡鬥。
　　周恩來在審時度勢后，非常清楚雙方的實力懸殊，林彪顯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周選擇跟毛走，而不幫助在治國方針和他政見相同的林彪，當然是和他一貫"西瓜傍大邊"的為人有關，同時也是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主(毛)分憂，在政治上經受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為此，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的周恩來在這期間曾對日本的訪客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疾風知勁草。"其實，作為一句完整的成語，後面還有下半句話，那就是"板蕩識誠臣"，可以說，正是他這種心態的流露。
　　周恩來的這種態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澤東一邊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處境。對周這種隨風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滿意，曾對他手下的幾員大將傳話，指周曆來如此，為人圓滑，沒有原則，在政治上搖擺不定，靠不住，要他們提防。林彪還在家中對中美和解一事借題發揮，表達對周的下滿，譏諷他藉此大山風頭，說"周恩來跟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吃虧，栽跟頭的。"並翻出一些老賬來，諸如指周在辦民航的指導方針上，只抓業務，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對毛澤東來說，周恩來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邊，卻是事先料定的結果；毛雖說對周在黨內鬥爭中總是和稀泥，左右逢源這一點很不以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夠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攤牌中佔據上風，在政治上搖擺不走的周就會自然倒向他這一邊。
　　為此，毛澤東在南巡前，就已經預先做了爭取周恩來的工作，向他交了底，兩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種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當著周的面所講的那一番"題外話"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斷派專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讓他了解最新的動向。
　　對毛澤東的這種關照，周恩來自然心領神會，預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將會有大的動作來解決林彪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決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而需離開數日，臨行前，特意寫信給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海容轉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來又立即趕到毛澤東的住處面繭機宜。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正是在與周這次密談后，才最終定下南巡大計，在黨內軍中製造倒林輿論。兩天後，毛澤東動身前往外地巡視，而周恩來則坐鎮京畿，幫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屆人大各項籌備工作，已將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來此時政治態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時當眾讚揚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的說法，而對一幅準備對外公開發表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作了批示，指出該畫把毛澤東、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
　　毛澤東離京南巡后，周恩來按照預先的確定留守京城，著手展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同時沉機觀變，密切注視著毛、林雙方的動向。像前述葉群以"檢查乳腺癌"的名義從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電話到毛家灣"問候"。當聽被葉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馬上追問是哪些客人?前讓秘書轉告他的問候，說：她是病人嘛，你們要照顧她少會客，好好休息。
　　這期間，周恩來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工作"。不過，與四月間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這次更多的已是虛應故事，並暗中查探林彪的動向了。與此同時，周則通過各種渠道繼續同毛澤東保持聯繫，互通信息，從汪東興、華國鋒等人那裡了解毛的最新意圖。
　　九月十二日晚十時許，周恩來接獲了林立衡關於葉群、林立果準備"劫持"林彪出走的報告。當時他正在人大會堂主持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對此，周最初是有點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這兩天有動身去大連的打算，是計劃內的安排，為此他還特意傳話，讓林彪好好休息，在國慶節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對葉群和林立衡母女之問的緊張關係早就有所耳聞。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的報告未免讓人覺得有些危言聳聽，一個堂堂的副統帥怎麼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兒子所"劫持"呢?萬一弄錯了，就不好收場了。不過由於事關重大，周不敢馬虎，隨即放下手頭的所有工作，緊急處理這什事情。
　　周恩來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況，特別是林彪本人的態度。他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林彪大概已經聽到風聲。對毛分量很重的批評，林彪在精神上有壓力，個人鬧情緒在所難免。不過，林彪家裡竟然鬧出亂子，出現這等咄咄怪事，還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為此，他一面命令警衛林彪住地的中央警衛團(即八三四一部隊)密切注視，有情況隨時報告，一面親自打電話給林立衡，盤問她這樣報告有什麼依據?
　　但是，林立衡有難言之隱，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只是一個勁地強調林彪的安全"有問題"，要求中央採取措施，確實保證他的父親不出問題。周恩來這時顯然更關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問題，而是他本人是否準備政變，於是吩咐林立衡："發動所有的人，想一切辦法摸清首長(指林彪--作者注)態度，立即報我。"
　　隨後，周恩來根據林立衡提供的線索，著手追查林彪座機的下落，很快便發現在北戴河的山海關機場果然停候著一架三叉戟專機，而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竟然也不知情，這令周開始感到其中確有問題。聯繫到林彪在黨內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極的為人，這次在毛澤東的緊逼下很可能出事。為防不測，他隨即以"安全"為由，下令這架據稱是夜航試飛的專機馬上返回北京，不準帶任何人回來，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後卻又報稱：飛機發動機的油泵出了故障，無法立即返航。
　　這種企圖瞞天過海的謊報，自然矇騙不過經驗老到的周恩來。由此認定其中有鬼，證實了林立衡的報告。不過，由於林彪是載入黨章的副統帥和接班人，一貫在政治上謹守職廾的周自然下會擅自採取任何重大行動。據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報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職權範圍內採取了上述防範措施外，周隨即報告了毛澤東，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當面談談，摸清他的真實思想，最後爭取他一下。但毛沒有批准。
　　這種說法，在汪東興聽寫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據汪說，周恩來事後曾告訴他，當時確實曾打算去北戴河，已經讓楊德小準備飛機了。當然，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行事謹慎的周是不會擅作主張的，事先一定要徵得毛澤東的同意。當時，他雖然還沒有機會和剛從外地返京的毛見面，但在緊急情況下，通過電話請示還是可能的。
　　而毛澤東不同意周恩來的請求也是可以想見的。實際上，林彪家中鬧出亂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達到了他南巡講話敲山震虎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怎麼會同意讓周恩來前往北戴河充當說客，給林彪任何轉圓的機會呢?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在談論林彪事件時，往往只注意到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澤東在幕後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周只是在前台的執行者，作了一些臨時處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後掌握整個事態發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從外地返京后，一路風塵，旅途勞頓，本應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彪的動向卻讓他不敢掉以輕心，無法安然入睡。毛本來就是一個疑心極重的人，同時又深知林彪的為人，現在林彪的問題剛剛揭開蓋子，又有狗急跳牆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毛即便能睡一會兒，也會睜著一雙眼睛，保持極高的警覺。
　　當林立衡通過中央警衛團報告林彪的動向後，本來就直接聽命于毛澤東，而且又急於洗刷自己與林彪關係的汪東興自然不敢耽擱，會馬上報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時間便知道了林彪後院起了火。這對一直苦於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澤東來說正中下懷，採取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有意讓林彪充分暴露，並且通過汪東興來直接指揮北戴河警衛軍隊的行動，遙控事態的發展。
　　從直接聽命于汪東興的中央警衛團後來並末儘力攔阻林彪出走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這一意圖的影子。儘管當時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們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把林彪留下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也為此做了幾種應變方案的布置。然而，後來他們卻沒有像張向林立衡所保證的那樣，全力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為"漢奸"、"賣國賊"，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正因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葉群和剛從北京趕回來的林立果三人關起門來長時間密談時，林彪還不想走這條路，不理睬葉群建議到香港去遙控指揮的央求，只是獨自落淚。據當時撞見這一場面的林彪身邊的公務員說，當時林彪流著淚表示："我至死是個民族主義者。"
　　然而，就在葉群和周恩來通話后，變起倉猝。以為毛澤東已經下令前來抓人的葉群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擔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於是立刻把當時已經服下安眠藥準備睡覺的林彪叫起來，緊急商量對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時也亂了方寸，完全被葉群的驚恐情緒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廣州方面已經被毛澤東挖了牆角，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態度衍變，這樣一來打亂了原定南飛廣州的計劃，於是，林彪在倉皇之下臨時變卦，聽從了葉群的主意--三十六計走為上，決定放棄南飛廣州的計劃而改為北投蘇聯。
　　這裏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林彪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的統帥在生死關頭竟然如此缺乏主見，舉棋不定，完全讓葉群牽著鼻子走?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邁出了出逃這一步，鑄成歷史大錯--是因為他本人在最後關頭還是生存的慾望佔了上風，懼怕落入毛澤東的手裡後會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還是顧念妻子兒女，不忍開到他們和自己一道受牢獄之苦?還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藥發生了作用，影響了理智的判斷?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許這將永遠是一個歷史之謎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林彪來說，投奔蘇聯實在是一個痛苦的決定，行前內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間搖擺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還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頭。據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車駛往山海關機場的途中，曾經命令隨車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這位警衛秘書。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對此一直諱莫如深。當事人更是三緘其口。不過，據說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遭到專案組的訓斥，隨即被單獨關押起來交代問題。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后，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
　　然而，這位曾跟隨林彪多年、後來吃了不少苦頭的警衛秘書並不想永遠這樣沉默下去，湮沒歷史真相。他在私下裡曾對來人表示"現在不到時候，到時候我是要講話的。"恐怕要到那時，有關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會大白于天下。
　　讓我們還是再回到周恩來身上來，看他是如何進行應變處置的。
　　在與葉群通話后，周恩來斷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不過，他做得很老到，事先為自己留下了轉圈的餘地，以"保護林彪安全"為名行事，還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聯合下達命令。而且周本人沒有出面，而是讓李作鵬通知山海關機場：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機場時，要林彪直接給他去電話。
　　然而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難把自己摘乾淨。想必在這時，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鬧翻在政治上對他的傷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於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情，當林彪的飛機即將飛出國境時，毛決定網開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沒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給了一心想保持晚節的周恩來一個讓毛澤東"板蕩識誠臣"的機會。他知道林彪出逃對毛的震動很大，正在煩亂之中，便主動出來為毛分憂解難，在第一線指揮，把需要處置的事情全部承攬下來，作了各種緊急應變部署。
　　順便說明的是，周恩來當時並沒有如外界所傳的那樣立即下達全國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雷達監視林彪專機的去向，並指示調度員用無線電向二五六號專機喊話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表示不論在哪裡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至於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當時主張把林彪的座機打下來的說法，也是以訛傳訛。其實，當時攔截飛機的主張是急於想和林彪劃清界限的吳法憲提出來的。以周氏的為人來說，是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擅自作主的，何況又是如此敏感的問題，弄下好會讓毛澤東起疑，所以更不會輕易表態，一定要請示毛本人來作決定。對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講述這件事時，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怎麼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
　　事實上，據吳法憲回憶，周恩來當時在電話上勸阻了他，說：不忙，不忙，要請示一下主席。毛澤東聽了周的報告后才說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話來。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把這筆賬算到了周的頭上。甚至大陸官方的理論權威胡喬木生前會見外國訪客時也援引了這一說法。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對此很不滿意，專門向鄧小平告了狀。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周恩來是在林彪座機飛越中蒙邊界後下達全國禁航令的。內容是：從現在起全國所有飛機，沒有毛主席、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合命令，一律不準起飛；絕對不準任何飛機飛到北京來；並要各地空軍一律聽從大軍區司令員的指揮。
　　據吳法憲回憶，周恩來當時把話說得很嚴重，說：法憲，如果有任何一架飛機闖進北京，我和你的頭都要掉了。當時之所以還要拉上林彪的幾員大將下達禁空令，是擔心林彪在軍中的黨羽趁機起事，故借用黃永勝等人的名義壓一下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處理事情的老到。
　　鑒於當時林彪座機飛出邊境後下落下明，周恩來非常擔心蘇聯會趁火打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情勢十分緊張。為防不測，他首先勸說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暫住，隨後奉毛之命主持召開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別從軍事、外交、新聞、宣傳等方面作了緊急應變的部署。
　　接下來，周又一一打電話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向他們通報情況，宣布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當時前來領受任務的北京市負責人吳隱曾目睹這一情景，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進到周總理的房間，看見他正在用保密電話給各大軍區打電話。周總理示意我坐下來。我看見周總理很緊張，聽見他對電話中說：廬山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周總理要求各大軍區緊急備戰。當時，有的大軍區負責人還聽不明白是誰飛到蒙古去了，還在電話中提問，周總理著急地說：你們還不懂嗎?"
　　九月十三日夜，已經忙碌了一晝夜的周恩來在應變部署大體就緒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筆寫信給毛澤東，彙報各方面情況。他知道毛對林彪出逃一事雖在表面上故作豁達，實際在精神上受到重創，為此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急於想知道林彪的下落。為了多少讓毛寬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軍司令部剛剛獲悉的一份關於一架不明軍用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降落起火的報告。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呈上政治局與總參共同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參加者有春橋、文元、永勝、法憲、登奎(德生去空軍指揮)及張才幹、閏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位副總長和我，請主席審批。現與各大軍區有通電話幾次的(如瀋陽、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電話。江青參加了第一次會談，現已入睡。先念、國鋒，作鵬、會作分別至京西賓館、海司、總後工作通電話。附上兩張情報，值得一閱。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去真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今(十三)日凌晨六時半迫降的直五飛機，被壞人打死一，自殺二，活著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軍區、衛戍區部隊均己進入部署位置，機場均有陸軍駐紮，手中亦有機動兵力，便於機動，一切請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憊不堪的周恩來剛剛服下安眠藥睡下，便接獲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電報，證實了林彪等人確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機毀人亡。這樣的結局，使得連日來一直提著心的周總算是大大鬆了一口氣，慶幸黨和國家逃過了一次大的劫難，他情下自禁地連聲說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後興沖沖地趕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的住處，當面向毛報告這一好消息，勸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驅散一點毛心裏的憂煩。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開始的這場文革營壘內部的廝殺，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異國沙丘而告終。不過，毛澤東也並非是贏家，而是"拋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不僅毛本人"天縱英明"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破產，被供奉在神壇上的偶像地位搖搖欲墜；而且在政治上的陣腳大亂，發動文化大革命之舉再也無法白圓其說。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絞盡腦汁對文革以來的許鄉問題重新作出解釋，調整各方面的關係，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讓步，以穩住文革的敗局，這樣，禍亂頻仍的中國政局出現了一線轉機，歷史給了周恩來一次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施展自己身手的機會。
　　在本章結束以的，順便談一下關於林彪座機失事的原因。顯然是由於林彪死得不明不白，這種結局對毛澤東來說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了，所以很多人並不相信大陸官方的說法而懷疑毛殺人滅口，指稱林彪的座機是被中共軍隊發射的導彈打下來的。關於這一點，本書在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當天寫給毛澤東的報告，已可證明此說是站不住腳的，缺少事實根據。不過，事實真相也並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釋的那樣，是由於飛機攜帶燃料不足，迫降失敗所致，而是其中另有隱情。
　　一位知情人告訴筆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專機的駕駛員空軍三十叫師副政委潘景寅被定為林彪死黨，家人受到株連，流落街頭，境況悲慘。前幾年，空軍有關部門對潘的家屬落實了政策，在生活上給予相應照顧。潘的妻子為此感激涕零，向來人下跪磕頭謝恩。
　　據這位知情人說，空軍方面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事後從當年林彪出逃的航線分析，飛機強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過幾次很勉強的轉彎，從專業的角度來看，飛機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飛行技術的潘景寅所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種反抗，而且當飛到接近蘇聯和蒙古邊境時又突然掉頭朝中國的方向返航，於途中墜毀，不僅如此，據說在勘查失事現場時曾發現潘的屍體上有槍傷，不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過境遷后，才悄悄有了上述改正"
　　這表明，林彪的專機升空后對飛行的終點一直舉棋不定，這恰好印證了本書前面提及的林彪在出逃時的矛盾心情。至於飛機在接近蘇蒙邊境時又折回來，這究竟是林彪改變了主意，下令返航，還是駕駛員潘景寅進行反抗，導致飛機在混亂之中強行迫降失敗，不得而知。否則，憑潘氏過人的駕駛技術迫降成功應該是不成問題的。這是空軍很多內行人的看法。至於所謂"燃油不夠"的說法，則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因為機上九人的死因實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燒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夠，何來如此大火?此外，還有林彪座機被蘇聯導彈"誤中"擊落一說，作者沒有掌握確鑿材料，無從置評。
　　不過，如果此說能被證實的話，那麼正好從反面證明了大陸官方加在林彪頭上所謂"投蘇叛國"的罪名並不成立。不然的話，中共了方為什麼長期以來一直對當年蒙古宣稱"中國軍隊飛機入侵蒙古，被導彈擊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時，至今不敢要求俄國將這一段的歷史檔案解密。顯然其中有難言之隱。當然，倘若林彪的座機不是被擊落而迫降成功的話，這段歷史的結尾就要重新改寫了。補記於此，以備異聞。

　　晚年周恩來 第七章 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挫敗
　　紀登奎這樣回憶道：
　　當時最緊張的情形剛剛過去，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中央政治局成員還留在人大會堂集體辦公。 一天，當時協助抓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總理彙報，見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里發獃，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事情悶悶下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只是聽著，一言下發。後來當聽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其間曾幾度哽咽失聲。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麼傷心，一時下知說什麼好，就站在一邊陪著。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下面就什麼也不肯再說了。
　　周恩來本來是一個自制力極強，決不輕易喜怒哀傷形於色的人。按照"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的說法，這回如果不是傷心到了極點，心中鬱積已久的苦悶已經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如此慟哭失態的。
　　作者曾就周恩來究竟為何而哭這個問題問過紀登奎的看法。紀說一言難盡，以他個人的觀察，周的傷心苦悶恐怕在於毛、周兩人治國的思路不同，毛強調階級鬥爭，周注重抓經濟，更看重國計民生問題，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難酬。應該說，紀登奎看得這是很準的，當然也不盡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體會出周此時苦澀的心境。
　　周恩來除了在治國理念上與毛澤東不同外，兩人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經濟思想比較務實，在五十年代主張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要適當，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在綜合平衡中協調穩步發展。周並不同意毛在經濟工作中種種急躁冒進的搞法，曾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預算的問題和毛當面爭論過，甚至在情急之下，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對一向對毛總是畢恭畢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來說，是極為少有的。當然，這番話也為他惹了不小的麻煩，毛對此非常生氣，雖然當場沒有發作，卻一直記恨在心。
　　為此，周恩來在五十年代中、後期曾挨過當時一心想"超英趕美"的毛澤東不少次批，被指離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本人幾乎逢會便檢討"反冒進"的問題，後來雖說總算是保住了總理的職位，但他也委實從中領受了教訓。
　　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周恩來雖然有志難伸，卻一直竭力隱忍，小心周旋，強迫自己全盤接受毛澤東的主張，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趨，在並不十分情願的情況下，深深地捲入了毛所發動的這場文革運動，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體，結果歷史卻對周恩來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到頭來竟然是一場空!林彪的叛逃，讓這場使整個黨和國家付出慘重代價，周本人還跟著做了不少虧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產，無法再自圓其說。在這種情況下，深知不好向歷史交代的周又怎麼能不感到格外苦悶傷心呢?
　　問題還不在於此。更讓周恩來有苦難言的是，林彪事件的發生，儘管已經使文革運動難以為繼，卻無法從根本上改弦更張，放棄以階級鬥爭而綱的思路，轉而致力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因為文革的始作俑者並非林彪，而是毛澤東。實際上，毛、林之所以交惡，除了毛擔憂林彪的權勢日益膨脹，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時也和毛、林兩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關，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陳伯達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搞"唯生產力論"的那一套。對此，當時贊成林、陳主張的周恩來是深知其中內情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企圖倡導抓經濟建設，從根本上糾正文革錯誤的作法都無異於揭毛逆麟，這是毛絕對不會容忍的。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整個國家又無法從文革的困局中擺脫出來，周本人也無法向歷史還賬，求得良心上的解脫。所以說，林彪事件后，周深為這種困境所苦而又無以自解，又怎麼能不悲從中來呢?然而，這種苦衷又不可盡對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過大哭一場來稍稍宣洩一下。
　　不過，周恩來畢竟是深得儒家傳統文化的精髓，擅長在政治上採行中庸之道的老手，總能從各種矛盾之中為自己尋找到某種平衡點，然後盡量兼容並包，允執其中。周氏這種一貫的為政之道，在他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周恩來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舉，只會觸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過，由於林彪事件的衝擊，毛迫於形勢，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種鬆動和調整，而這正是他可以從中做些文章的地方，雖說迴旋餘地不大，但畢竟還是有了某種著力點。周很快便在兩難之中為他本人確定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里，周恩來一直恪守這一點，小心翼翼地在毛澤東的容忍限度內行事。他在小的場合向黨內外解釋林彪事件時，總是盡量為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辯護開脫，說：林彪叛黨叛國，乍聽起來是壞事，但轉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穫，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二年來的偉大勝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為黨的接班人的問題時，周恩來絕口不提毛澤東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只是強調"要歷史的、辯證的，發展的看問題"，然後含糊其辭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歷史原因的，是當時黨內形勢發展的結果。
　　大概是連周恩來自己都覺得這種說法未免有些牽強，難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說，只好拐彎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們這一代就是這兩件事，一是陳炯明炮打孫中山的總統府，一是林彪謀害毛主席。陳炯明是孫中山培養起來的，林彪是毛主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
　　當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時，周恩來還是盡量為毛開脫，找台階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會見越南總理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的錯誤，然後又指著陪見的周恩來等人，語帶調侃地表示："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周氏見狀，趕緊表示："我們也犯了錯誤。"應該說，毛澤東一開始還是默許了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還給予某種支持。但這並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張，而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於擔心有人否定這場押上他全部政治資本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對周這樣一貫忠順、小心謹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過當務之急正需要依靠他來幫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過難關罷了，所以才暫時容忍下來。此外，毛澤東深知他本人發動的文革運動得罪了一大批黨內軍中的老幹部，而周恩來則在他們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只要能夠設法拉住周，再由他從中轉圓做工作，事情就會好辦多了。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對周刻意籠絡，甚至一反常態，讓他過問一向被視為禁區的軍隊工作，對新成立的軍委辦公室；會議明確規定："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
　　與此同時，毛澤東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態，修補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他知道當年為了扶植林彪當接班人，在政治上傷了不少人，特別是軍中的老帥們。為此，毛絞盡腦汁來洗刷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還在林彪剛剛出逃后形勢最緊張時候，毛把所有緊急應變的事情一概交給了周恩來，而他本人則把心思放在如何為自己解釋開脫上。他把林彪的歷史老賬翻出來，一筆一筆地算，列舉了林彪自井岡山以來所犯的十六條錯誤，在政治局內部進行傳達。接下來，毛又在權衡利弊得失后，硬著頭皮批准了對他本人大張撻伐、殺傷力極大的《"571工程"紀要》作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發全國。
　　毛澤東的這番用心，在當時的中共領導層中，只有周恩來才能多少體會出來。據主管林彪專案的紀登奎說，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紀要》的問題上，他一度很躊躇，認為這份東西對毛的形象損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傾向不對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為此找周商量，談了自己的想法和顧慮。周聽完后表示，主席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他自己的考慮，建議報送毛，由他本人來決定。
　　另一方面，慣於從歷史故紙堆中尋覓政治靈感的毛澤東又從歷代文人墨客的懷古詩中，為自己當初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尋找說辭，進行開脫。像當時在社會上流傳一時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懼"等，都是毛刻意挑選出來的。其中像"試玉還須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一類詩句，便是借古人之口來為他找台階下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態，安撫那些曾因"大鬧懷仁堂"而被打入冷宮的軍方老帥們。從一九七一年秋冬開始，他不斷在小範圍內吹風，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幾位老帥挨整的賬全都算在林彪的頭上，提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並表示：大鬧懷仁堂，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說到這裏，慣於做戲的毛還煞有介事地詰問葉劍英：你們那時為啥不來找我嘛?你們寫寫，我批上幾句嘛!
　　周恩來自然樂見毛澤東在政治上作出的這種鬆動，但心裏也很清楚此舉並不是真想給"二月逆流"平反，不過是想藉此化解黨內的怨氣，緩和一下和老幹部的關係罷了。因此，周一開始並沒有馬上見機而作，大事渲染毛為"二月逆流"恢複名譽這件事，為解放老幹部造輿論，以免操之過急，惹毛不高興。他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確的表示。隨後的陳毅之死，正好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的機會。
　　應該說，周恩來對陳毅之死心裏是很難過的。兩人曾是幾十年風雨同舟的老戰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為了保護陳毅，曾經以身作盾，費了不少心血。不過，周自覺對陳毅也有虧心之處，在他被打入冷宮后關照不夠，特別是在廬山會議的大會上還當眾點了"二陳合流"的問題，把陳毅弄得灰頭土臉，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壓力。對此，周是心裏有愧的。如今老友歸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來自然是希望能夠把陳毅的追悼會開得隆重些，以便能夠多少補救一下內心的愧疚。而且這樣做還有一層的考慮，那就是借治喪在政治上為陳毅恢復一下名譽。但是，周一開始對此卻有些躊躇，因為陳毅究竟是當年"大鬧懷仁堂"的十角之一，因為直言批評文化大革命而觸怒毛澤東，成為全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黨內"老右"的代表人物。現在毛的態度雖然有所改變，但並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況且當年充當反擊"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還在台上，也會找碴生事。這些因素是周恩來在為陳毅恢複名譽時不得不考慮的。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煩，周恩來決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隨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陳毅喪事時，並不堅持追悼會一定要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規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參加，並且要見報。對陳毅的悼詞，他更是煞費心思，字斟句酌地補寫了一段對陳毅一生功過的評價，說陳毅一生"努力為人民服務，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接下來對"功"實寫而對"過"虛寫。這樣，既避免刺激黨內文革派，又彰顯了陳毅在歷史上功勞，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為他恢複名譽的目的。
　　改完之後，周恩來為慎重起見，又把陳毅的悼詞送給毛澤東審閱，請他作最後定奪，並在附信中說：
　　"陳毅同志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但如發表在報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為好，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不愧是善於在政治上借勢行棋的高手，他在審閱陳毅悼詞時，大筆一揮，將上述周恩來精心補寫的幾段評價陳毅一生功過的文字悉數勾去，表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不僅如此，毛在追悼會舉行的前一刻，還突然決定抱病前去參加。
　　本來，自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門了，終日卧床不起。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創有關，同時也是流年不利，禍不單行。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毛因在廬山會議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這時已經病得很重，身體十分虛弱，行動困難，走起路來，兩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硬是冒著數九嚴寒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自然不是尋常之舉。不過，如果認為這是毛出於悼念井岡山時期的亡友，或是對當年直言諫諍的黨內軍中的元老大發"無產階級震怒"一事內心有所愧疚，那就錯了。實際上，毛此舉更多的是故作姿態，在政治上收攬人心，安撫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頭的黨內老幹部。
　　據知情人說，毛澤東本來並沒有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但後來聽說陳毅死後，三0一醫院門口自發地聚集了不少從四面八方聞訊趕水的老幹部。他們站立在寒風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堅持要向陳毅的遺體告別，而且人數越聚越多，這件事後來驚動了高層。毛正是在看到這一點后，才在最後一刻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的。
　　周恩來被毛澤東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過在看準毛的意圖后，這回他不再猶豫，立即施展了善於見機而作的本領。他一面緊急布置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設法解決取暖問題，加強警戒，為毛的到來做準備。一面當機立斷，趁機提高陳毅追悼會的規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全國人大、政協的負責人出席追悼會，並決定追悼會由他本人親致悼詞，還破天荒地邀請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出席。然後，他又搶在毛之前趕到八寶山，親自布置會場，並把這一消息告知陳毅的遺孀張茜。
　　追悼會前，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內軍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見了陳毅的家人。談話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陳毅的一生，而把陳毅抑鬱而死的責任完全推給林彪，稱：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實，當年正是毛澤東為了給九大的召開鋪平道路，決定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陳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還在選九大代表時，當眾表示陳毅"可做右的代表"，給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心情十分沉重。對於毛這種善於逢場作戲的表演伎倆，當時在場的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有著生動的記述：
　　張茜進來以後，毛的服務員將毛從沙發上扶起來，迎上去。張螟步趨前。毛拉住張的兩隻手。
　　張滿臉淚痕，向毛問好。
　　毛擠著眼睛，咧開了嘴，說："陳毅是一個好同志啊。"
　　這時周恩來、葉劍英、朱德(朱當時並未在場，李在這裏記憶有誤-一作者注)等人紛紛趕到了。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噓起來，整個休息室充滿了抽泣聲。
　　但是我沒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淚，儘管毛又嚎了幾聲。我常想，毛是極善於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員，他可以成為一位名演員。他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響對方情緒的表情變化。
　　對毛澤東此舉的用心，周恩來自然心知其意，但並不點破，而是順水推舟，盡量擴大此事的影響，在政治上為解放老幹部造勢。儘管陳毅的悼詞仍是老一套的黨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會上讀得緩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詞，曾兩次哽咽失語，更增添了會場里的悲痛氣氛。追悼會後，周示意陳毅家人設法將毛談話的意思傳出去。直到中午後，他還在一些場台大為宣傳這件事情，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毛對病中交權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澤東大病一場。自認為已經沉痾難起的毛曾向周恩來交權，隨後又對此感到後悔，急於安排後事的毛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設法給周抹黑，並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做手腳，有意延誤治療，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來處處小心謹慎，盡量表現對毛澤東的忠心之際，一向相對穩定的毛、周關係突然橫生變故，亮起了紅燈。疑心極重的毛對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地整治他。這不僅給周扭轉文革時局的努力帶來格外的紛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事情是由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慮他的接班人時從來就沒有把周算在內，開始是劉少奇，在劉下面，毛考慮的是林彪和鄧小平，一直在他們兩人之間搞平衡，先是在黨內不斷放風，讓鄧當總書記總攬全局，在反右運動中扮演要角。後來對鄧跟著劉少奇跑大為失望，表示黨內無論誰當家，都離下開總理。對此，周恩來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認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並多次在黨內表示過。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對毛恪守為臣之道，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這次毛澤東在病中突然交權，讓周恩來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深感責任重大，誠惶誠恐而難以從命。他本人一向認為中國革命不能沒有毛澤東，而眼下文革大亂剛過，國步艱難，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的時候，黨和國家更是離不開毛的領導。雖說毛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但多年來為臣之道的心態，卻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諭跗而代之了。
　　所以當毛澤東病重期間，周恩來的精神壓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後來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後，周恩來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裏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於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後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實際上，江青已經為這件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反咬了周恩來一口，責問為什麼要逼毛澤東交權，弄得他有口難辯。為此，周在毛的病情轉危為安后，特別鄭重其事地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嗣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儘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到頭來還是在劫難逃，遭到毛澤東越來越大的猜忌。本來，以毛喜歡獨攬大權的個性而言，是絕不會輕易讓權的，特別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急於挽迴文革敗局之際。因此，毛這次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感到大限已到，閻王爺在向他招手的話，那麼便是在有意虛晃一槍，在試探周的態度的同時，在政治上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纏綿病榻的日子里，毛澤東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決計利用尼克鬆訪華的機會，在外交上打一個大勝仗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這正是毛本人後來回心轉意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因所在。
　　尼克鬆訪華后，毛澤東的病情大為好轉，身體逐漸康復。這當然是和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緣故--因為通過尼克鬆訪華，一舉改變了中國以往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盤算已久的"聯美整蘇"的構想如願以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迫使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登門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的視線，為文革的敗局挽回了一點面子。這樣一來，毛澤東總算從林彪事件的重創上緩過一點勁來。
　　然而，毛澤東剛剛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隨即就對他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一事感到後悔。雖說周本人馬上就推掉了，但此舉畢竟在實際上承認了周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與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實權，掌控著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運轉。在這種情況下，萬一周在政治上存有異心，將會比林彪更加難以對付。
　　平心而論，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為人，不至於有什麼非分之想，但經過林彪事件的重創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總是擔心別人懷有二心。這種心情，隨著毛髮現周在林彪事件后黨內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時，愈發強烈起來，成為毛的一大塊心病。
　　當然，毛澤東並不准備將周恩來一腳踢開，因為他畢竟一貫忠順，況且又剛剛幫他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這樣做，未免讓人感到有過河拆橋之嫌，再說以後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工作還是要依靠他來做。因此，必須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設法抹掉曾向周交權這件事，又要盡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讓人認為他翻覆無常，出爾反爾。為此，毛澤東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尋找機會，設法了結這塊心病。
　　這年五、六月間，中央召開了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彙報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在黨內高層中當眾抹掉曾向周恩來交權這件事。為此，他以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訓"為名，點名讓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歷史上曾幾次犯過路線錯誤的老底。
　　本來，會議的原定議程並沒有這個內容，況且周恩來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變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論功行賞，也實在不必再重算歷史老賬，讓他當眾難堪。但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在政治上給周臉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後接班的可能，卻執意要這樣做，全然不顧周的臉面。
　　在會議中間，毛澤東單獨找周恩來談話，專門談了一通"黨內路線鬥爭的教訓"，拐彎抹角地示意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一發言。江青隨後在政治局會議上乾脆把話挑明，指明要周聯繫個人實際，"多講點歷史事實"。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這樣做有些過份，於是不得不軟硬椎施，對周恩來進行籠絡。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伍豪啟事"問題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動提議周在會議上也對此作一專題報告，澄清事實，以此來換取周恩來的合作。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突然讓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重翻幾十年前陳年老賬的用心，是在"古為今用"。實際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經預感到今後他們毛的關係會變得更加微妙難處，因而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屨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澤東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過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雖然幾十年下來總算大體上相安無事，但那是因為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的緣故，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在無形之中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取代了以往劉少奇、林彪的地位。對於眼下政治上的險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劉、林二人分別曾是毛澤東長期以來政治上堅定的盟友，最後尚且遭致殺身之禍，更何況曾在歷史上幾次反過毛的他了。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暗中為自己的處境提心弔膽，變得疑心很重，處處小心戒備，以至於竟鬧出在陪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訪問途中飛越長江時，不相信專機機長的解釋，懷疑自己所乘的飛機正在飛往海外的事情來。
　　在和毛澤東單獨談話后，周恩來知道他的預感已經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來對付他，如果不趁"風"起於青萍之末之際，儘早打消毛的這個念頭，事情就會越鬧越大，到頭來非但個人在政治上的晚節難保，而且還勢必把整個國家拖入另一場政治動蕩之中。
　　應該說，前者是周恩來始終看得很重的問題，後者則是他有心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作為信條的周氏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一發言，重點放在個人歷史上所把嚴重路線錯誤的自我批判上，隨後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這件事。
　　然而，重翻幾十年前的陳年老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周恩來這樣一個早已年過古稀的人來說，更是對身心的一大折磨。況且在此之前，他剛剛被確診為膀胱癌，急需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不過，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忌，周還是把手頭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邊，專心準備人會上的發言。
　　開始，周恩來只寫了一個提綱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饒，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體"聯繫實際"，為此，周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翻箱倒櫃，查找資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再一次對當年的歷史老賬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
　　據周身邊的人說，周恩來寫得很苦，整日伏在案頭，很少起來活動。這期間，他的精神壓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憂心勞神，每天連鬍子也不颳了，飯也吃的很少，最後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綱寫完之後，周恩來心裏仍然不踏實，不知這樣寫法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意思。於是，在把發書提綱送毛過目的同時，他又專門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願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是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下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后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歷史老底，並不大在乎具體寫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連續用了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重點放在檢討自己在王明左、右傾兩次路線鬥爭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上，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他"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周在發言中這樣說道：
　　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旦補過之日無多。"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歷史老賬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后，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都知道了周在歷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癥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后(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作者注)，並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后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后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這已經是后話了。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儘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來深知文革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舉。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賬。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後，他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裏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後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屈服於林彪的壓力而沒有對賀龍盡到保護的責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裏有愧，林彪出事後，他隨即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荒僻山溝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一手搞出來的冤案，但當年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与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講了不少"違心"的話。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後，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餘黨整死。周得知這件事後，為時已晚，只好採取補救措施，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了保護性轉移。
　　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為勢單力薄所苦的周恩來把解放幹部當作首要的事情來抓，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考慮的。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幹部首當其衝，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僅有利於緩解黨內的矛盾，而且還能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各項政策的落實，療治文革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重新整合幹部隊伍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幹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轉文革困局中發揮作用。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盡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幹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位靠邊站的國務院老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是因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與老戰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鬱積的憤懣，過於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於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井岡山時期的鬥爭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他指示衛生部一定要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提出要對疏散到各地的中央黨、政機關副部長(含副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杳，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根據周恩來的布置，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對近五百名副部長以上的老幹部作了體檢，軍隊系統對軍以上幹部也照此辦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幹校"趕回來參加體檢的，並且在這個名義下獲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這件事在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中間大得人心。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又重逢在一起，暢敘衷腸，慶幸總算熬到了出頭之日。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聞宣傳工作，為解放幹部造輿論。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重申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以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過，周在做這件事時十分注意分寸，兼顧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黨內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這篇社論中，被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廣為引用的強調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這段話，其實原文並非完全如此，而是經過刪節的。這段經過周恩來本人把關審定的整句話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本章前面所論及的周恩來執兩用中的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在黨內外形成解放幹部的輿論和氣候后，周恩來在這年晚些時候，又見機而作，借毛澤東關於廢徐"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批示，趁勢責令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戌區徹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問題。隨後，他寫信給毛，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的工作。為了儘可能減少阻力，周讓中組部提出先易后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中組部隨後搞出了一個曾擔任過黨、政、軍各級領導職務的三百多人的名單。
　　接著，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他們的審查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問題。會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從中作梗，每通過一個都很不容易。雙方為此斗得很厲害，對此深有感觸的葉劍英把這比做當年紅軍長征中牽騾子過河，還作了一首《過橋》的打油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據一位當年曾多次列席過這類政治局會議的親歷者說，會議一般是在晚上七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個人的問題，往住到半夜十二點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后一直討論到凌晨三點才結束。會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那麼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他回憶道：
　　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下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什麼錯誤么，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下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下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布："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這以後，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靠邊站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從監獄、"牛棚"中出來，重返工作崗位，其中不少人在後來與黨內文革派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成為後來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的中堅力量。
　　在如何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竭力避免觸動文革本身。周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從批判極左思潮人手，在具體工作中糾正文革中的種種錯誤傾向。實際上，他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林彪事件發生后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場合要求各地、各部門聯繫實際工作來批判肅清林彪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反對主頭政治，放寬農村的經濟政策，在工礦企業中恢複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只不過當時更多的是就事論事而沒有大事聲張罷了。
　　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後，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周恩來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他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這年七月間，周根據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的建議，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中"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辦好，並用少有的語氣表示："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接著，周恩來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見回國述職大使的機會，在縱論國際國內形勢的同時，有意識地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個報號的主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挂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挂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當然，周恩來深知批左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很容易犯忌，觸到毛澤東的痛處。為此，他在報告中十分注意設法保護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把諸如"極左思潮，就是形'左'實右"，"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一類話裝點其中，盡量讓人抓不住把柄。而且盡量打著毛的旗號行事，像調回駐外使領館中搞極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來這篇批左的講話儘管只是在外事系統內部作了傳達，但因為在當時說出了人們的一些心裡話，在社會上很快不脛而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讓飽受文革極左狂潮之苦的人們感到了某種快意。
　　批左與反右的交鋒
　　毛澤東起初迫於形勢，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他很清楚批極左這把火遲早走會燒到文革頭上來的，即使是像周這樣躲躲閃閃的搞法也不行。當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便親自出馬，在政治上剎車了。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深陷文革情結而不能自拔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后，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時間里，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剎車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
　　自命為是"主席一條狗"的江青早就對整周躍躍欲試，只等一聲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雙方政見的不和-一周恩來批左的舉動確實戳到了江青這伙文革暴發戶的疼處，讓他們感到很尷尬：而且也有利害關係上的衝突，在拱倒林彪之後，自以為立了大功的江青見周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內心忿忿不平。特別是見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妨礙她問鼎最高權力的絆腳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後快。
　　現在既然毛澤東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豈有不大幹之理?於是，圍繞批左還是反右的問題，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很快便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雙方的攻防較量最初是圍繞一九七二年國慶社論而展開的。這年九月間，周恩來為了從全局上推動批判極左思潮，布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起草小組要加進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起草社論的執筆人吳冷西根據這一精神，在社論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一句話。儘管其中的提法寫得很謹慎，批左和批右兼顧，而且還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由於毛澤東已經向他們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寶劍，根本不理睬這是周恩來的意見。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兩次勾去了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不僅如此，張、姚二人在此之前還根據毛的意圖，向人民日報社吹風打招呼，強調批左不要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對台戲。
　　張春橋、姚文元在國慶社論問題上異平尋常的強硬態度，令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知道背後肯定大有名堂。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僵，經驗老到的周氏隨即採取了主動退避的做法，在最後審定國慶社論稿時，不再堅持一定寫上"批判極左思潮"一類字句，而是把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改頭換面寫入社論，諸如"繼續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等。
　　但是，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已經勢所難免，周恩來即使再擅長妥協應付之道，也還是無法息事寧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開的反撲。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雙方之間的交鋒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報》在十月初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當面交代而寫的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經得到毛交底的張春橋明知這是代表了周的意見，卻布置手下的人調查該文的"出籠背景"，並一把道破天機，稱："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展開了對周文的圍攻。
　　接著，《人民日報》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專門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該報理論部王若水等人根據周恩來前一段幾次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而組織黑龍江省寫作組等撰寫的。文章一出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江青等人對此大為光火，原因在於這幾篇批左的文章詞鋒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後院著了火――《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竟然被周恩來挖了牆角，公開和他們唱起反調來。
　　為此，江青一干人輪番上陣，氣勢洶洶地對人民日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江青更是指桑罵槐，借批該報社之機，點出背後有人"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隨後，人民日報社被責令在內部開展"反右傾回潮"運動。
　　江青一干人搞的這些動作自然瞞不過周恩來，對此，儘管他心裏很窩火，深感扭轉文革困局步履艱難，但由於投鼠忌器的緣故，不便和他們公開衝突，而是一忍再忍，捺著性子與之周旋。以至於在這期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本來一向注意個人涵養的周氏竟然為了自己的雞蛋炒飯沒有放鹽這樣的區區小事，當眾發脾氣，對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拍了桌子。事後，周恩來特別為此向張道了歉，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沖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儘管如此，倚仗背後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一干人還是不依不饒，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向周恩來發難。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聯辦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江青等人抓住該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加責難。張春橋首先出來表示反對，在報告上批道：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江青則出來幫腔，與張春橋一唱一和：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遺隱藏下來，那對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的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見江青等人來勢洶洶，周恩來知道在批左的問題上與黨內文革派的衝突已經難以避免。不過，他仍然試圖避免最後的攤牌，以免驚動毛澤東。在周看來，只要毛沒有在批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事情就仍有可為之處：反之，事情就不好辦了。為此，他在隨後討論這個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妥協讓步，同意刪掉中聯辦和外交部報告中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但仍設法把毛澤東近年來有關反對大國主義等含有批左內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節會議上的講話紀要列為會議學習文件，以便在實際上繼續保持會議批左的基調。對此，江青一干人雖心有不甘，但已經失去了大鬧的由頭，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只好暫時作罷。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周恩來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毛澤東出面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不過，這一回並不是因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中央領導層內部在批林的側重點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點出：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批過了頭"，以及在批極左的問題上，上海《文匯報》己經不止一次地把矛頭對著《人民日報》了，"情況似乎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應該說，王若水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為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主張搖旗吶喊，同時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責令在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毛澤東給予支持。但此舉卻適得只反，在政治上幫了倒忙。一直在幕後觀戰的毛這時已經看出姜還是老的辣，張、姚等人貫徹他的意圖雖然很賣力，卻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而且批左的主張在黨內大有市場。如果他本人不親自出馬的話，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話，只會如周所趁，利用這種不明朗的形勢渾水摸魚，做更多的手腳。
　　為此，毛澤東訣計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回擊，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他隨即把江青找來，進行交代布置，讓她傳話給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提議"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裏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一-並不明確表態支持哪一種意見，藉以觀察周恩來的態度。但是，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早已從毛親自介入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識到山雨欲來，毛準備收緊批左的空間。很顯然，批左與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處，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走鋼絲，也還是會難免觸到毛的心病。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立即採取順守之道，在批左的問題上全線退卻，並刻意降低姿態，設法為自己轉圜。當江青提出先在內部"統一認識"的建議后，周隨即附和，表示："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我處還有陳浚同志一封信，我還沒有看，待看后再傳。"周恩來這種不戰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無法按照預先的計劃，與周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眼見在事關文革命運的大是大非上，黨內文革派發動的幾次反擊都被周恩來的太極軟功所化解，作為後台老闆的毛澤東心裏著急上火，不願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決心施展他的權威，在政治上剎住這股借批極左而否定文革的風。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
　　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的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文革運動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為它再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類的辯護，所以只是出了個"天下大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的題目，而把為文革塗脂抹粉的文章交給下面的秀才們去傷腦筋了。
　　毛澤東整篇談話的矛頭，很明顯是衝著周恩來提出的"要批透極左思潮"而來的，不過還是給周本人留了點面子，並沒有直接點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已經對周高抬貴手，不再找他算賬了，實際上，毛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暗露殺機，在海闊天空的漫談中，放出"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這樣的話來。這句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所隱藏的真實含義很快便顯露出來。僅僅半年之後，周恩來便厄運臨頭，而事情恰恰是從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開刀而起的。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毛澤東的表態在政治上一錘定音，給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撐了腰，同時把周恩來置於相當被動尷尬的境地。更讓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來那句"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的話。久經黨內鬥爭風浪的周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題發作，藏頭露尾地警告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和毛批林彪、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欺騙大多數中央委員時的說法一模一樣。這不能不讓他沭然惕厲。不過，周恩來畢竟是個善於在政治上隨風轉舵的老手，既然毛澤東已經明確表了態，他就趕緊跟著轉，在批左的問題上偃旗息鼓，轉而貫徹落實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精神，談話中，周與文革派一干人大張撻伐的態度有所不同，出來承擔了責任，承認他本人八月間在外交系統的講話"有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工作同志"；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解，說："極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講外交，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講林彪整個的路線。"當然，周恩來還是有意保護了上告御狀的王若水，當著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問他："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說："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來的這番用心，王若水當時便體會出來，看出他是在說違心之言，許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觀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動的同時，盡量掩飾他與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讓人感覺出其中的微妙區別。王若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當時這樣的一幕：
　　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不僅如此，王若水還領悟出了整個事情背後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連累了周恩來。多年之後，他在回首這件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誰呢?""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人動干戈嗎?他們明裡是批我，暗裡是批誰呢?這時，我已經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就這樣，一心要在政治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憑藉他的威權，輕而易舉地挫敗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國內的形勢隨之逆轉。按照毛所定下的調子，一九七三年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則在報刊宣傳中連篇累牘，不絕於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剛剛出現一點轉機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肅殺之中。
　　這以後，周恩來雖說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努力，繼續在某些方面對文革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但已經在政治上被捆綁住了手腳，很難再有大的作為了，況且隨後他本人也自身難保，被毛澤東認為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外交上功高蓋主而加以整治，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不過，這已是本書下一章所要涉及的內容了。

　　第八章中美和解與"周恩來外交"風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時分，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正在到來。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上，已經年逾古稀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站在瑟瑟的寒風中，等待著迎接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到訪。
　　鑒於中美兩國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方面刻意安排的機場歡迎儀式是低調的，甚至可以說是冷淡的，既沒有準備為尼克鬆鋪紅地毯，鳴禮炮，也沒有請外交使團和搞群眾歡迎的場面。偌大個機場顯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並排懸挂在機場上空的中美兩國國旗在寒風中獵獵飄揚。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冷淡，絲毫也沒有減弱中美兩國首腦即將進行歷史性的握手這件事本身所蘊含的重大意義。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這兩個昔日戰場上不共戴天的仇敵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兩位主角周恩來和尼克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這一點。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時刻。
　　在巨大的轟鳴聲中，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76年精神號"緩緩地降落在機場的停機坪上。為了凸顯中美兩國政府首腦第一次握手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美國方面刻意安排尼克鬆的隨行人員先下飛機，並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員把住艙門。
　　率先走出機艙的尼克鬆似乎有點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並作班，還沒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遠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來那隻帶著傷殘、永遠只能端起來的右手。這樣，兩隻分別從太平洋兩岸伸出來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尼克鬆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這一歷史時刻的：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恩來則把這次歷史性的握手，對尼克鬆作了這樣寓意深長的描述："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同尼克鬆談笑風生時，他的內心卻並不輕鬆，十分清楚在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在政治上所潛藏的風險。儘管這是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策，但毛的反覆無常、翻臉無情也是他曾多次領教過的。周這種臨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從他接待尼克鬆的兩個例子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一個是周恩來在事後精心挑選了一張由他的專職攝影師著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鬆即將握手的瞬間，作為第二天中國官方報導的新聞照片。照片上剛剛走下舷梯的尼克鬆身體前傾，迫不及待地將手伸出來，而周本人則站在原地不動，面帶微笑，從容不迫地等待著。
　　另一個是在歡迎宴會上，周恩來向尼克鬆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鬆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對訪客的尊重。周這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對尼克鬆訪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的接待方針。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作給國外看的，不如說是給國內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來如此謹慎小心，並不全是由於他為人天性上"多畏多慮"，而是確實有著某種預感。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儘管他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謹，但到頭來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時間，周恩來的處境岌岌可危，中國政壇上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後來，周恩來總算是憑藉自己在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煉就的隱忍順守的"太極軟功"化解了這場軒然大波，死裡逃生。但經過這場劫難之後，他的身體徹底垮了下來，從此一病不起。這件事並成為周氏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兩塊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負著這樣沉重的十字架，鬱鬱而終的。
　　讓我們還是從被人們視為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傑作--導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談起吧。
　　"聯美整蘇"構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萌生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美、蘇三國之間戰略關係演變的歷史軌跡，正好應驗了這一說法。
　　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強對峙的冷戰格局。中國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變，一直受到這一格局的斗刻影響。在國共內戰中大獲全勝的中共在執掌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后，隨即宣布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對蘇聯情有獨鍾，不如說是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一種必然的選擇。實際上，當美國出於遏阻共產主義勢力擴張這一全球戰略的考慮，先是在內戰中支持國民黨，進而在國際上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孤立和封鎖后，急於獲得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唯一現實的選擇，便是只有倒向蘇聯一邊了。
　　然而即使在這時，中美兩國關係也並未完全走入死胡同，雙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轉圓的餘地。真正導致徹底關閉中美關係和解之門的是朝鮮戰爭。中美雙方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創深痛巨，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時難以化解的仇結。
　　實際上，中美雙方都是被這場由朝鮮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拉下水的，結果兩敗俱傷。美國固然"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給世人留下了"紙老虎"的形象。中國則更是這場戰爭的輸家，雖然自稱是"自願"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際上卻是毛澤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扯皮白蘿蔔"的疑慮，即表面上的共產黨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國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以後，不僅勞而無功，所獲甚微，而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在朝鮮戰爭爆發后隨即開進台灣海峽，從而坐失了一舉收復台灣的機會，鑄成歷史大錯，影響至今。
　　相形之下，蘇聯則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國拖下水后，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捲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朝鮮戰爭，蘇聯一石數鳥：既利用朝鮮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制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又阻止了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和解，讓雙方在戰場上徹底撕破了臉。而且還趁機大發中國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國，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不過，蘇聯這種損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雖然得逞於一時，但也讓中國從此認清了自己這位"老大哥"的真實面目，種下了日後中蘇交惡的種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為中美兩國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珍寶島事件的發生或許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無法弄清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槍，卻是中蘇關係經過五十年代短暫的蜜月之後急遽惡化，並且愈演愈烈的結果。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面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后，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視耽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國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毛澤東曾向人表示："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話雖這樣說，其實毛心裏也很清楚，中國像這樣"橫著身子"在兩條戰線作戰，絕非長久之計，非被拖垮下可。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國反對美蘇並重的外交戰略，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台，尋找在對蘇鬥爭中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國自身的壓力。
　　可以說，同美國和解的念頭就是由此而來。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向中國搖動的橄欖枝，表示將尋求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不讓其再"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
　　不過，中美關係的僵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況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國講和，難免給世人留下中國走投無路，只好投靠美國的印象。這樣做，既有損中國"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於中國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最初按兵不動，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
　　珍寶島事件后，毛澤東的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為了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佔據有利的位置，深諳欲擒故縱之道的毛決定暫時穩住中蘇關係，至少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給美國增加談判籌碼，然後再徐圖改善中美關係。
　　基於這種想法，毛澤東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提出了"堅決反擊，準備談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宣傳戰中對蘇聯嚴詞譴責，以"哀兵"姿態爭取世界輿論；另一方面，不關閉談判的大門，呼籲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從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對珍寶島事件的官方表態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進可退。
　　與做事喜歡迎接挑戰，敢於放手一搏的毛澤東相比，周恩來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顯得更加謹慎。這既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也是和他對國家面臨內亂外患的危局而感到憂心忡忡有關。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蕩然無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這時，中國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深知兵凶戰危，中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會把整個國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為此，周恩來在主持處理珍寶島事件時，全力執行毛澤東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決不示弱，以中國政府的名義照會蘇聯政府，就邊界流血事件提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則在內部做工作，盡量緩和當時部隊中強烈的求戰情緒。周多次召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強調說：
　　"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爭，一方面不要擴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並再三叮囑：炮彈至多隻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蘇邊境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后，周恩來又立刻指示陳錫聯轉告瀋陽軍區前線指揮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開炮了，通知蘇方把他們的屍體和廢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當然，中國方面作出的這種和解姿態，在中蘇雙方敵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難以為對方所領會和接受。蘇聯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這裡有一個插曲：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聯方面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制，想與中國方面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面，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斷了。
　　事後，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並指示外交部以中國政府備忘錄的形式做了補救，表示舉行外交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不過，一次可能的中蘇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
　　蘇聯在以柯西金為首的溫和派碰了釘子后，自然惱羞成怒，其內部的強硬派意見佔了上風。勃列日涅夫在隨後發動的外交攻勢中，嚴厲抨擊中國，鼓吹建立旨在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軍方則公開將中國和美國、西德並列為主要假想敵，並在中蘇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在這種情況下，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武裝衝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地，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間在新疆鐵列吏提地區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蘇軍為報復珍寶島事件，伏擊圍殲了中方的一個邊防巡邏排。
　　不僅如此，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甚至主張動用部署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的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為此奉命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試探美國方面的反應，並通過各種渠道放出風聲，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一時間，中蘇邊境戰雲密布，兩個共產黨大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爆發全面戰爭的邊緣。
　　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得處於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國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當毛澤東獲知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后，表示無非是打核大戰，但鄙人不怕。毛雖然嘴上很硬，但實際上卻對形勢估計得十分嚴重，甚至準備再度上山打游擊。他設想了各種最壞的可能，準備全世界的"帝、修、反"聯合起來，從四面八方同時進攻中國，其中蘇聯是中國內外的主要威脅，打仗在所難免。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戰爭迫近的危機感緊緊地攫住了毛澤東，使得他無法再故作矜持，對尼克鬆在一九六八年競選美國總統前後對中國搖動的橄欖枝置之不理了。為此，毛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加強國內的戰備，以防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二是開始認真考慮打開中美關係，利用間接同盟軍來抗衡蘇聯。
　　應該說，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才萌生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的。此外，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固然主要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有著眼于中共黨內鬥爭的需要。
　　毛澤東深知他本人是導致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黨內親蘇派對此有不少反對意見。雖然經過文革，他們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隨時可能在強鄰壓境的情況下，死灰復燃，裡應外合，對他算總賬。這種擔憂，是促使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周恩來是毛澤東首先與之商量並且主要依靠的人物。這不僅因為周多年來一直主管中國的外交事務，擅長在國際活動中同各種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能夠領會並且鼎力支持這一戰略決策的人物。與毛相比，周對打開對美關係，如果不是更積極主動，扮演了幕後推手的角色的話，至少也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這是由周本人的經歷和為人的特點所決定的。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同美國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他與美國人交往甚廣，其中既有總統特使、外交官、職業軍人等政要，也有作家、醫生、記者等平民百姓。儘管周與他們的政見不同，立場各異，但總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推誠相見，保持良好的私誼。
　　譬如，雖然當年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偏袒國民黨，作為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的周恩來，卻與居中調解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一直保持著友好的個人關係。國共談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還特意向馬歇爾話別，表示：從個人友誼上說，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產黨的語言中，這已經是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對其對手的敬意。
　　後來中美關係演變到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地步，既不是周恩來內心所願意看到的，也不是憑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瀾的。實際上，即使是在中美關係處於低谷的時候，他仍想做一點事來緩和一下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氣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但是，此舉卻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善意回應。這就是當時在國際上曾經盛傳一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這件事的由來。
　　雖然後來證明這是以訛傳訛，卻也並非空穴來風。當年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確實曾明令美國代表團成員不得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不過，當時美國代夫團並不是鐵板一塊，副國務卿史密斯就認為杜勒斯過於僵硬，不大讚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國代表團接觸時，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於是便發生了下面這樣的一幕。對此，當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著詳細的記述：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們很多人聚在酒吧間里喝茶。這時，史密斯端著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是沒有先例的。史密斯對浦壽昌說："你的英文講得漂亮，地道的美國音。你是在哪兒學的?"他還讚揚中國的古老文化，講了許多友好的話。這在敵對的兩個代表團來說是不尋常的。我們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彙報。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休息時，我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我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檯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裡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著雪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要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總理打招呼，客客氣氣聊了一陣子……
　　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笑著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說："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
　　這件事給周恩來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來與尼克鬆舉行首次中美首腦會談時，又重提日內瓦會議期間的這件往事，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壞杜勒斯的戒條，他右手端著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這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所做的外交努力，終因當時世界冷戰格局的形格勢禁，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不過卻為以後的中美和解留下了歷史的伏筆。周氏這一善意和解的姿態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禮，恰成鮮明對照，讓美國在世界輿論面前輸了理，損害了美國政府的形象。尼克鬆後來正是精明地利用了這一點，把它作為抵擋美國政府內部的反對聲浪，在對華關係中採取主動行動的擋箭牌。尼克鬆為了補救當年杜勒斯的失禮，於是便出現了本章開頭描述的那場歷史性握手的場面。
　　珍寶島事件后，主管中國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來憑藉其長期以來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已經看出原有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調整自己外交戰略的時機己經成熟。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遠交近攻"的想法不謀而合，不過由於茲事體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決斷。為此，周在九大前後，有意識地從大量有關國際局勢最新發展的信息中，篩選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動向、重要評論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選擇提供給毛參考。這既是周參与大政方針的決策時經常採用的方式，同時也往往能在不動聲色之中起到影響毛決策的作用。
　　差不多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利用毛澤東讓他給幾位閑居在家中的老帥"找點事情做"的機會，為推動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著頗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雖然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內，並不想讓他們染指軍隊，決定軍隊的日常工作由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主持。
　　在這種情況下，這四位老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形同虛設，根本無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給他們找點事做。周恩來在奉命辦這件事情時，向毛澤東建議：由四位老帥召開一個國際形勢座談會，由已經靠邊站的外交部長陳毅牽頭，對當前國際鬥爭的重大問題發表見解，供中央參考。這個提議隨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向陳毅交待任務時，特彆強調說：你們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結論框住，你們都是元帥，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
　　後來老帥座談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並建議重開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以牽制蘇聯。
　　這一想法為周恩來所肯定，隨即把報告送給毛澤東。而這又正好與毛"聯美整蘇"的考慮相合，在黨內高層中形成了某種的共識，壓過了在文革那個極左的年代，連毛本人也不得不顧忌黨內反對意見。於是，在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的僵局，開始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
　　在這種情況下，以珍寶島事件為契機，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心發生了重大變化，儘管對外宣傳的基調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從六十年代中期對美蘇並重的戰略不動聲色地過渡到聯美製蘇的格局。這一轉變是與中國自文革運動后重返國際舞台的努力同步進行的，表現為中、美、蘇戰略關係的重新組台：一度睦鄰友好的中國和蘇聯反目成仇，走向戰爭的邊緣；而長期怒目桐視的中國和美國卻在努力捐棄前嫌，開始互相接近。中、美、蘇之間新的三角關係的確立，動搖了原有兩極冷戰格局賴以存在的基石，引發了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帷幕。
　　萬事開頭難
　　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中國方面是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具體組織實施的。這一過程同時體現了毛清晰的大局觀和周過人的精細之處。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在試探性接觸中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對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萬事開頭難。中國在珍寶島事件后，開始把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提上議事日程，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只體組織實施，但實際做起來卻並非易事。中美兩國畢竟已經在互相敵視約狀態下對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間的敵意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僅雙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語言，而且也沒有起碼的構通渠道，甚至連傳遞一個簡單的信息也要煞費周章，一波三折。
　　由於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雙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試探，互相玩捉迷藏的遊戲，傳達的各種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會。在這方面，中國表現了比美國更大的耐心，對美國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傳遞過來的各種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靜待動，穩步緩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外交同時體現了毛澤東清晰的大局觀和周恩來過人的精細之處。
　　為了實施"聯美整蘇"的策略，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借用美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毛澤東在打開對美關係僵局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現實的態度，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和大開大闔的氣度。他深知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癥結在於台灣問題，但是如果從一開始就在這個問題糾纏下休，窮追猛打的話，那麼就永遠無法解開中美關係中的死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從大局著眼，最大限度地與美國求同存異，把台灣問題暫時放在一邊。用後來他自己的話說是：台灣問題事小，世界局勢事大，台灣問題拖一百年再談也可以，先談世界格局的大問題。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心領神會，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積極貫徹落實。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國本來準備照慣例發表抨擊美帝國主義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論和相關報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時，提出"目前正在進行反對蘇修邊境挑釁和莫斯科黑會的鬥爭，反對美帝侵台可暫不突出"，提議取消這一計劃。事後，慮事周詳的周氏還專門致信林彪，解釋這一情況，說："目前是蘇修、台灣勾結要搞什麼亞洲集體安全，並非美帝為主"
　　應該說，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有來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國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恩來對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比如，在處理一九六九年七月兩個美國人坐遊艇誤入中國領海的事件上，當時正值美國準備單方面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的敏感時刻，周恩來立即召集會議，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員儘快查明事實真相，並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實之前，對這兩個美國人不要在政治上亂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氣氣。中國的新聞媒介並根據周的指示保持沉默，並未加以渲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方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國旅遊的禁令，而中國也在隨後釋放了這兩名美國遊客。這形成了中美之間最初的良性互動，併為雙方進一步的接觸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
　　蘇聯本來就對美國反對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甚至揚言不惜對蘇聯採取核報復的態度有很大疑慮，現在中美兩國又眉來眼去，暗送秋波，蘇聯更是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為了扭轉在國際戰略格局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同時擺脫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戰不和的處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決定利用胡志明葬禮的機會同中國方面舉行首腦會談，緩和一下同中國的緊張關係。當時蘇聯打的如意算盤是，周恩來和胡志明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兩人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彼此熟識交往多年，因而勢必前往參加葬禮，這樣中蘇兩國領導人在河內的會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不過一開始並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試探性階段給蘇聯這樣一個機會，讓它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向美國打中國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國。為此，周恩來提前赴河內弔唁胡志明，當天就趕了回來。這樣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關係，又可避開與柯西金的會面。但柯西金在河內撲了空之後，仍然堅持要在回國途中路過北京同周恩來舉行會談。
　　在這種情況下，掌控大局的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決定因勢利導，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吊一下美國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關係中採取更主動的行動。這樣，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關於邊界問題的會談。
　　周恩來非常清楚中蘇關係是最容易觸犯毛澤東忌諱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謹慎。當他與柯西金會談之後，立即將整理好的會談記錄全文送給毛審閱，並在附信中表示："這樣政府性質的接觸還是第一次，會談中的措辭凡有錯誤和不足的地方，均請主席加以批註，以便學習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這次如此急迫要求會見的原因：一、取得壓美帝的資本。最近美帝對蘇要價甚高，聯合國開會在即，美蘇兩外長即將會晤，而尼克鬆又要在聯合國演說，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緩中蘇關係的姿態出現。二、解決內部困難。現在集中在中國(蘇)邊境的兵力，連遠東海軍在內，超過一百萬，長期不戰不和，困難加大。三、反映蘇修統治集團的矛盾。柯西金這次行動，處處事事要請示政治局就可證明。四、想擺脫修字型大小黨、國家的責難和離心傾向。
　　關於中國的對策，周恩來提出如下建議："反修鬥爭，堅持不懈。防止蘇修突襲，嚴加戒備。爭取和緩邊境局勢四條協議實現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保證居民繼續生產，打魚放牧，發布外交文件，促進邊界談判，應否談成，要配合國際鬥爭，掌握主動。"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意見。
　　與對中蘇首腦會談的冷淡態度相比，周恩來更看重這一會談給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進程所帶來的影響。蘇聯出於自身戰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蘇首腦會談的公報時，極力營造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得到緩和的印象，用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類修飾詞來形容這次會談。公報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細的周恩來將這些修飾詞統統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詞。這樣既可以利用中蘇首腦會談吊美國的胃口，又可以防止過猶不及，傳遞錯誤的信息，讓美國完全失望。
　　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的會談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令尼克鬆十分沮喪和著急。特別是隨後宣布的中蘇舉行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國人的疼處。他們認識到：雖然中蘇之間的問題並不是一次談判就能解決的，但雙方畢竟已經開始在談判了。如果美國不認真做一兩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話，那麼原先所進行的尋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中國相信美國準備同中國改善關係是有誠意的，美國接連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停止派遣驅逐艦到台灣海峽進行例行巡邏。隨後美國駐波蘭大使又在華沙的南斯拉夫時裝博覽會上追逐中國駐波蘭代辦，表示希望恢復中美華沙會談。這一舉動嚇得當時尚未得到國內指示的中國代辦立即逃之夭夭。這一戲劇性的場面經過新聞界渲染后，使得中美關係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這正是中國所期待的。
　　周恩來對於美國這種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興，聽了彙報后哈哈大笑，並馬上報告了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毛也為"聯美整蘇"的盤算有了著落大為高興。幾年後，周恩來在北京對基辛格重提這件事，不無幽默地說："你如果要我們的外交官得心臟病，就在社交場合找他們接觸，建議舉行認真的會談就是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指示中國外交部設法進行補救，回報美國的示好行動。這樣，外交部便把釋放因乘遊艇誤入中國領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個美國人鮑德溫和唐納德的問題提上議程，當時他們的問題已經查清，只是在等待釋放的時機。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來將外交部關於釋放這兩個美國人的報告送毛澤東、林彪審閱，外交部在報告中建議恢復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說："從利用和擴大美蘇矛盾出發，並布邊界談判中對蘇修施加一定壓力，我們考慮，對美在策略上可加以運用，選擇有利時機，在適當時候繼續同美進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對增加蘇修的疑慮，擴大美蘇矛盾，以及對當前同蘇修的鬥爭是有利的。"毛澤東迅速批准了這一報告。
　　隨後，中國採取了重大的步驟，破天荒地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做客。為了在宣傳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國方面要求美國大使堂而皇之地從中國使館的大門出入，而不必像美國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後門。
　　這樣，中斷近兩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重新恢復。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雙方舉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國方面所採取的談判方針是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審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圖和底盤。在談判中既要掌握原則立場，又要講究方式靈活，注意不要把話說死，要使對方感到有希望，有繼續談判的餘地。"實際上，中國並不以中美大使級會談為滿足，而是期待著與美國舉行更高一級的會談，以便對兩國之間存在的根本問題"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
　　還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採取"激將法"，暗示美國應在提高會談級別的問題上採取主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見當時和中美兩國都保持著良好關係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重點談了中美關係問題，意在向美國傳遞信息，指出美國雖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終沒有像柯西金那樣邁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們真想緩和同中國的緊張局勢，改善關係，解決問題易如反掌，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如果他們採取主動，我們也不拒絕，可以試一試。柯西金不是採取主動了嗎?"在傳遞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話鋒一轉，說："中美談判進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無所謂。雖然我的年歲等不及了，但尼克鬆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總統，羅傑斯也不可能當十四年的國務卿。我們不能解決，那就留給下一代。"
　　在推動中美和解的過程中，周恩來還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排除中國內部的各種阻力和干擾。在文那種極左的年代，改善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姑且不論江青等黨內文革派的態度，就是外交部內部也是阻力重重。對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費很大精力做說服解釋工作外，還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對改善對美關係的疑慮和阻力。
　　當時外交部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有美國官方背景的組織顧慮重重，不敢與之交往，採取拒之門外的態度。為此，周恩來專門問毛澤東這一問題，說："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絕態度，恐不甚適當"，建議改變這種作法，"采只收，只聽，暫不答覆態度，可能有利於我偵察美帝真實動向，也可使其發生希望，並增加蘇修疑慮。"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馬上對下作了傳達，以此作為尚方寶劍，排除對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們的思想顧慮。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會談中方發言稿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如法炮製，借用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黨內文革派的干擾。當時中美雙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對舉行更高層次會談的想法不謀而合，只是在地點的選擇上，美國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談判已經陷入僵局，蘇聯正試圖讓其代表團團長從中脫身。中國十分擔心蘇聯在其中玩弄陰謀，選擇適當時機在邊境重新開戰。因此，把即將召開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看做是一個向蘇聯打美國牌的"重要的時機和步驟"。
　　為此，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真討論了中方的發言稿。會後，他又反覆進行了斟酌，將原稿中的中國政府"願予考慮"改為"願予接待"美國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的特使到北京來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在毛澤東批准了中方的發言稿后，周恩來又寫信給文革派大將康生，專門向他做了解釋，說："'接待'"兩字是我提議改的，因我方在135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它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中已經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後還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一些。"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積極為即將到來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營造氣氛。二月十八日，尼克鬆向國會提出就任后的第一個對外政策報告，以空前和解的語氣談論中國問題，稱"中國人民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不過更打動中國的，還是尼克鬆在報告中明確表示美國無意與任何一個大國聯手起來主宰世界或結成敵對性的聯盟來反對兩個共產黨大國中的一個。
　　在二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會談中，中國方面表示："我願同它作進一步'更為徹底的探索'，不失立場!並吊它的胃口，然後把它擬派代表來北京的建議接過來，表示願意。而美國方面則在會談中口頭同意了在北京舉行高層級會唔。中美兩國之間試探性的接觸，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封凍在中美關係之間的堅冰開始打破，昔日這兩個戰場上不共戴天的仇敵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異，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彼此之間在地緣政治上存在的戰略關係。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斷了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是毛澤東在掌控對美和解的大局時，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不過這並非根本指導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天下事總是好事多磨。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的進程由於隨後發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斷，向後推遲了整整一年。本來在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后，中國一直在等待著美國對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正式答覆。但因美國國務院從中作梗，美國方面遲遲未能答覆。這使得中國已經感到不快，開始懷疑美國的誠意。正好在此時柬埔寨又發生了政變，西哈努克被廢黜，滯留北京，而親美的朗諾，施里瑪達上台，在國內煽動反華浪潮，從而使得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面臨重大的考驗。
　　應該說，中國並不願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損害中美和解的進程。本來，毛澤東已經開始相信美國將逐步從針對中國的越南戰爭中脫身，而且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盟的承諾。這是中國決心改善同美國關係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卻把中美兩國再度推向新的對抗。在中國看來，美國非但沒有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反更深地捲入這場戰爭中來，支持朗諾政權，其後又出兵柬埔寨，進攻北越軍隊在那裡的庇護所。這使得毛又轉而懷疑美國的誠意。
　　不僅如此，更令中國領導層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頭號敵人蘇聯將西哈努克推給中國后，轉而同美國站在一起支持朗諾政權。在柬埔寨問題上，又出現了美蘇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再加上美國方面在舉行中美高階層會談的問題上遲遲不表態回應。所有這一切，令中國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政策，推遲中美和解的進程。
　　不過，中國並沒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牽著鼻子走，對脆弱的中美關係意氣用事，亂了自己"遠交近攻"的既定方針，而是在表面上對美國大張撻伐的同時，在實際上卻把鬥爭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蘇聯上，做的是表裡文章。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從蘇聯手中接過西哈努克這個"燙土豆"，並有意大張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樣轟轟烈烈的原因所在。這種作法與其說是出於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為了和蘇聯爭奪"反帝旗手"，趁勢擴大在印度支那的影響，造成蘇聯的難堪。
　　對此，中美雙方都心知肚明。作者當年在採訪已故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時，他就指出過這一點："柬埔寨問題是中蘇對立的一個方面。"基辛格則說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動遠遠沒有傷害我們同兩個共產黨巨人的關係，倒是給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爭奪的骨頭。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爭取影響在印度支那起來反抗的各種力量而創立了一個互相角逐的新戰場。"
　　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所發動的一系列外交攻勢，恰恰為上述說法提供了歷史註腳。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達北京后，周恩來親自前往機場迎接，仍待之以國家元首的禮遇，但對西哈努克轉告蘇聯方面提出的中蘇應採取聯合行動，共同幫助他的建議，明確拒絕，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報告柬埔寨局勢的信中，對越共追隨蘇聯的路線頗有微辭，同時卻稱讚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紅色高棉)，說："現朗諾上台，我們倒可以無顧慮了。現在南越最不爭氣，一切都是實用主義出發，只有柬共倒是堅決要走武裝道路的，不過力量還小，經驗還少，需要鼓舞其決心，增強其信心，在東南亞終究會打開一個局面的。"這些評論已經預示出日後中國支持紅色高棉而與越南鬧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來訪問朝鮮。這是中國政府首腦自文革后所進門'的第一次正式出訪。行前，他致信毛澤東、林彪，談這次訪問的目的，說："這次訪問朝鮮，重點是在支持它反對美日韓聯合行動，支持它對蘇修鬧點獨立性，號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形成遠東的反對美帝及其夥伴、走狗的鬥爭而孤立蘇修。"周氏果然不虛此行，不僅說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問題上同中國採取同一立場，從而在朝鮮同蘇聯的關係之間打進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來的中朝兩國關係重新熱乎起來。
　　四月下旬，在中國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國召開了印度支那的三國四方最高級會議。這是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所發動的一連串外交攻勢的高潮。中國對這次會議大造聲勢，周恩來特地趕去祝賀，並宣布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作為對會議的獻禮。通過此舉，中國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國談判的籌碼，同時又使仍然與朗諾政府保持關係的蘇聯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令中國感到十分快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決定繼續打柬埔寨牌，趁勢擴大戰果。同時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暫時擱置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既是對美國政府因內部扯皮而拖延答覆的一個報復，又可繼續吊美國的胃口。
　　周恩來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會談的日程問題致毛澤東的信中，分析了美國遲遲不能確定中美會談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態在於目前"美認為公開派特使來華還為時過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們因柬埔寨政變而加緊反美"，建議"為給美力一點顏色，擬將中美會談推遲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一拖再拖，會談的日期總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當美國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於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剛剛敲定下來的中美會談再度陷入僵局：毛澤東不僅因此更加懷疑美國即將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的誠意，而且還被由此引發的美國國內校園的騷亂和抗議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總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來的毛，這時顯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認為當前世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高潮，中國不能袖手旁觀，必須有所作為，中美關係問題可以暫時放一放。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中國再度推遲了中美會談，並且選擇原定雙方會談的第二天在北京召開了五十萬人的群眾大會。毛澤東親自出席了大會，林彪代為宣讀了毛的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是毛在掌控對美和解的過程中，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當然，這不是根本指導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對於毛澤東這一決定，周恩來只有緊跟照辦，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是注意盡量保持對美政策的連續性，避免因搖擺過大而傷及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併為今後留下轉圓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將外交部《關於推遲中美會談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的請示》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周在附信中表示擁護毛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說：
　　"關於國際形勢，經主席幾次指點后，我曾約外交部領導小組座談了幾次。大家對當前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國際革命運動的局勢，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推遲原定在五月二十日舉行的中美會談一事，周恩來解釋到：
　　"也曾考慮中美會談和國內群眾大會平行進行，必要時，還可發表我方在中美會談中講話，但幾經考慮，雙方既已會談，會談內容非萬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則，失去運用作用。推遲開會，既可暴露美蘇會談之急，又可使美蘇一時難於捉摸我方意圖，採取此議似較妥當。
　　關於下步對美談判的策略，周恩來決定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不把談判的門關住。根據周的意見，外交部行對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為今後有利於我對美帝、蘇修鬥爭的策略運用，關於第一三七次會期問題，既不具體確定，也不無限期推遲，只向對方表示，雙方聯絡員可在六月二十日會晤，商談第一三七次會期問題。
　　其後，當中美會談聯絡員會晤日期再次臨近之時，中國外交部在評估了形勢后，決定繼續往後推遲會期，但又使會談"暫時拖而不斷"。這時，毛澤東顯然已經對不斷面臨的會期問題感到厭煩，他需要更多的時間沉機觀變，另闢蹊徑。因此，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美會談聯絡人員會晤問題的請示》時，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會晤日期再推遲到七月二十日"改為"可通過雙方聯絡員'在適當時機'另行商談"。
　　此後，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也沒有恢復。這場堪稱外交史上馬拉松式的談判最終不了了之，但中美兩國和解的進程卻已經在逆轉，雙方都摸清了對方的戰略意圖，並嘗到了其中的甜頭，珍視彼此在對蘇關係上存在的戰略價值。與此相比，中美之間以往的積怨和某些現實利益的衝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暫時擱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雖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擊對方的調門，卻適可而止，避免把門關死，以便在適當時機重新恢復對話的勢頭。
　　當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澤東也從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現實中來以後，中國接連採取行動，創造重新對話的氣氛。周恩來首先出面澄清人們對中國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蘇的錯覺。這一印象是由於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張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鬥爭，而毛澤東的"五二0聲明"中又沒提反蘇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長哈茲比烏時，著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錯覺，說："我們現強調反對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蘇修了呢?這是一個時候打擊的重點，而實質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蘇修。因為我們這樣動員世界人民，我們這些國家這樣強調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記者都懂得，說不提蘇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蘇修，暴露蘇修。這是辯證的。"七月間，中國又不動聲色地釋放了以間諜罪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國主教詹姆斯華理柱。儘管這隻是例行公事，但釋放的時機卻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
　　八月間，同中共領導人一直有著很深交情的美國記者斯諾獲准訪華。周恩來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會見了他，並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中國是把斯諾作為中美關係全局中的一個棋子，希望通過他來做點文章的。周在談話中詳細詢問了美國的政情，並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表示如果美國願意認真對待台灣問題的話，談判的"門是敞開的"。會見后，他立即將這次同斯諾談話的清樣稿送毛澤東閱，說"以便先睹為快"。因為此刻毛正在審時度勢，考慮動用斯諾這顆"棋子"的時機。
　　與此同時，美國方面也不甘寂寞，積極採取行動。九月二十日，尼克鬆對《時代》周刊記者發表談話，有意插進了一段有關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談話，並且表示："如果說在我去世以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傳子能夠去。"
　　本來在北京舉行中美最高級會談一直是中國所謀求的目標，不過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故意把話說得模稜兩可，從沒有直接提出來過。這次尼克鬆主動提出來，正中中國的下懷。毛澤東認為時機已到，決定親自出馬把球接過來。國慶節那天，毛特意把斯諾夫婦留在身邊，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他一起檢閱了國慶的遊行隊伍。事後，毛不無得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周恩來則對《人民日報》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頭版的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國方面把斯諾在美國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傳達的這一信息由於"過分微妙"而被美國官方所忽略。但是，當今天更新審視這段歷史時，它所包含的信息卻是異常清晰的：毛澤東決心重新恢復中美和解的勢頭。這樣，中斷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出場的是雙方的主帥。
　　十月下旬，尼克鬆利用各國首腦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的機會，先後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有意向中國傳遞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願意為此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中國。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晚宴上，尼克鬆還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在正式場合第一次對中國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而不是以往的"共產黨中國〞，暗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正在出現重大的轉變。
　　毛澤東當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中國先後收到尼克鬆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這兩個渠道傳遞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與一直在等候接見的斯諾進行了長談。雖然談話內容古今中外，海闊天空，但著眼點還是向美國傳遞信息。用毛本人的話來說是："我在和尼克鬆弔膀子，要找紅娘啊。"毛在談話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但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還是要跟尼克鬆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和他談，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
　　事後證明，毛澤東的這一口信並未立即傳遞給美國政府高層，而是成了馬後炮，但這並不影響中國方面根據毛的決策推動中美和解的進程。十二月九日，周恩來委託葉海亞.汗轉達的信息傳給美國。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鬆總統真有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特使來北京商談。"並強調說這不單是他個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澤東、林彪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國政府答覆通過羅馬尼亞渠道傳遞過來的信息時，更進一步提出：如果尼克鬆總統本人願意訪問北京，也會受到歡迎。他的原話講得很巧妙："尼克鬆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麼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
　　但是，美國方面由於政府內部對華政策反對派的掣肘，對尼克鬆訪華一事並沒有痛快答應，只是籠統地表示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是有益的，它應不僅限於台灣問題，還應包括其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建議先在第三國開一預備會議，作出各種安排。
　　對此，中國感到不小的失望。爭取美國總統訪華一直是中國打開對美關係僵局中所尋求的主要目標。中國把這一點看得很重，倒不會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總是以中央帝國自居，有著接受外藩朝拜的傳統，而更主要的還是出於國內現實政治的需要：中國力圖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居高臨下的勝利者，而美國則是一個屈膝登門的求和者。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線找台階下，說服黨內外接受新的對美政策。這在文革這種極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這時，美國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軍隊為切斷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道"而發動的藍山行動。這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對美國還以顏色的機會，又一次暫時放緩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國國內的政局也在這時出現極大的變故。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林彪交惡，兩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毛在拋出陳伯達后，決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於在黨內發動針對林彪的批陳整風運動。這牽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時無暇他顧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邊，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內。
　　這裏順便一提的是，現在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林彪是反對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決林彪的問題，就不會打開中美關係。毛澤東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曾幾次講過這樣的話。應該說，林彪對中美和解確實有所不滿。這其中既有因中美兩國長期嚴重對立而對美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廬山會議與毛失和后的借題發揮。不過，由於毛澤東一直在政治上獨斷乾綱，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難以對他作出的決策表示反對，包括林彪在內。
　　從作者在大陸期間所接觸過的官方檔案來看，林彪從未公開表示過反對中美和解。凡是經林彪審閱過的有關中美關係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辦"一類字樣。至於林彪對中美和解的不滿，充其量只是限於腹誹而已，關起門來在自己家裡和老婆兒女發發牢騷，諸如"周恩來跟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吃虧，栽跟頭的"等。外人根本無從知曉，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至於毛澤東之所以作如是說，不過是在為他錯選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階下罷了。事實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絞盡腦汁尋找一切機會來洗刷這一點，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紀要》這樣惡毒咒罵自己的材料來達到這一目的，在政治上與林彪劃清界限。應該說，後來中國的外交之所以能夠在九一三事件后打開局面，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其說與林彪的垮台有關，不如說毛需要藉此轉移國內視線，以外交上的成功來掩蓋因林彪事件而引發的國內政治危機罷了。
　　"乒乓外交"
　　中國派隊參賽，是把它作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張牌來打的，藉此對正處於微妙時刻的中美和解投石問路，吊尼克鬆的胃口，壓他及早表態訪華。中美之間這種民間的交往，為徘徊不前的兩國官方觸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突破僵局的契機。
　　中國在對美和解暫時按兵不動的同時，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加緊重返國際舞台。後來發生的"乒乓外交"既是這戰略中的一環，也是實施這一戰略不期然而然的結果。它是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還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動中國外交重返國際舞台時，就已經在認真考慮派隊參加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其後又親自邀請積極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協主席后藤鉀二來京"過春節"。
　　然而，在中日乒協隨後舉行的會談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過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又出面干預，排除內部極左思潮的干擾，促成雙方達成協議，使中國隊參賽成為定局。隨後，他還多次親臨集訓隊講話，直接過問有關這次比賽一切事宜。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看重這次比賽，不僅是因為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是中國體育代表團自文革以後第一次參加這樣大型的世界錦標賽，而且更是著眼于其政治上的意義，把它作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張牌來打的。後來家喻戶曉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就是他為中國乒乓球隊規定的參賽方針。此外，周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借中國隊出訪之機，對正處於微妙時刻的中美接觸"投石問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來在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中國隊出國參賽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時，就透露出這一層考慮，說："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想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我們的體育代表團不是去過西德了嗎?那麼美國能不能去?我們和日本的邦交還沒有恢復，但體育代表團可以去日本……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了。"
　　然而，正當中國乒乓球隊秣馬厲兵，整裝待發之際，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要求中國支持他們把朗諾政權從第三十一屆世乒賽中驅逐出去。這一節外生枝，幾乎使周恩來精心策劃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這的確給中國出了不小的難題。從政治上說，中國必須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驅逐朗諾政權的提議在國際乒聯中肯定通不過。如果因此而拒絕參加世乒賽的話，不但會失信於人，而且也會坐失開展民間外交的良機。
　　在中國內部主張不參加的意見佔上風的情況下，周恩來反覆權衡利弊后，力主參賽，同時準備在單項比賽中棄權。三月十五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陳述自己的意見，說這樣"既照顧了日本后顓、英國艾文斯主席(均反對蔣幫參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廣大群眾失望。況且，體育比賽究竟還是群眾性運動，與政治開會，仍有一些區別。"毛支持了周的主張，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來施展"乒乓外交"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國際上颳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國旋風"。一時間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世乒賽期間，中國巧妙地運用微笑外交，廣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國際形象，而且為中美兩國運動員之間的友好交往創造了條件。西方新聞界對此津津樂道，大加渲染，甚至超過了對蘇共二十四大的報道。
　　中美之間這種民間的交往，為徘徊不前的兩國官方接觸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突破僵局的契機。特別是當美國乒乓球隊主動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后，更是引起了中國領導層高度關注。毛澤東下令將和名古屋的通話次數，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連續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研判形勢，商討對策。
　　正如美國國務院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時常在決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樣，這次中國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將研討的結論上報中央，提出："我們考慮，美左派和有影響的人物均尚未訪華，由乒乓球隊打頭陣，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後會有機會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對外交部這一結論並不滿意，認為這是按老規矩辦事，沒有看到當前形勢的變化，後來他專門為此批評外交部沒有掌握好大局。但是，由於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事關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輕易表態，只能由毛澤東來作出決斷。於是，他在外交部的報告上批了"擬同意"后，又為以後留下了餘地，加上了"並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一句話"，送毛審閱。
　　面對這一勢必對中美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就連中國最高決策者毛澤東也一反常態，顯得十分猶豫，一時委決不下。他先是圈閱了這份報告，這在中國官方運作的語言中意味著批准了該報告。當報告送走後，他繼續在考慮這件事情，反覆權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對此，毛當時的保健護士吳旭君有一段詳細的回憶：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毛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後的當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陪毛吃飯。吃完飯時，由於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困極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說話，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要讓我給外交部的王海容打電話，聲音低沉而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他說的這句話的。
　　這一下可給吳旭君出了個難題。因為毛澤東平時有言在先：他吃過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況且茲事體大，萬一把毛澤東的意思傳錯了，豈不闖下大禍，落得個"假傳聖旨"的罪名，這樣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於是，她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設法再核實一下。她繼續寫道：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毛)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毛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裡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麼不去辦?"毛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只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麼呀?我儘管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於是，毛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重複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麼現在又提出邀請了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毛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由於當時世乒賽即將閉幕，時間十分緊迫，通過正常的渠道已經來不及了，周恩來決定立則將這一決定用越洋電話傳過去，並在事後特地在國家體委接待美國乒乓球隊的請示報告上註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這次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電話傳過去后，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下決心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呢?應該說，這其中有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
　　從國際上說，經過近兩年的觀察，毛澤東自信已經看準了尼克鬆的意圖-一美蘇爭霸的焦點在歐洲，美國為了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確有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包括不久前尼克鬆在官方的對外政策那當中第一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重申希望改善對華關係，並繼續採取單方面措施放寬貿易限制以及取消對中國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對此，毛澤東認為現在輪到中國方面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而首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好處在於，既有助於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勢頭而不必在政治上承擔很大的風險，又可以藉此吊尼克鬆的胃口，壓他及早表態正式訪華。應該說，毛對尼克鬆唯恐別人在訪華的問題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準的。這種"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來運用於對日外交，並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從國內來說，雖然眼下批陳整風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事情遠沒有結束。林彪拒不認錯服輸的態度，使得毛澤東認為同美國緩和關係變得更加迫切。因為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蘇聯有著某種歷史淵源關係，林彪也不例外。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非常擔心一旦和握有軍權的林彪徹底攤牌，他很有可能打蘇聯這張牌，與俄國人聯手對付自己。這是毛在考慮解決林彪問題時內心最大的隱憂，因此必須預作打算。而與美國緩和關係便是在戰略上最好的防範措施。應該說，這是毛幾經躊躇后，最後下定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緩和同美國關係更深一層的原因。
　　歷史也證明了毛澤東在這一點上的先見之明。僅僅五個月之後，林彪在同毛的較量失敗后，被迫逃往蘇聯，結果中途機毀人亡，葬身蒙古溫都爾汗。關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這一點，長期以來被國內外學術界所忽視。離開對當時中國國內因素的分析，就難以對中美和解進程中各種撲朔迷離的歷史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
　　以"乒乓外交"為契機，中美和解的進程明顯加快，一個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開始。中美兩國領導人在世界面前爭相作出向對方示好的姿態，正如一場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繚亂的乒乓球雙打表演。
　　美國乒乓球隊作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友好使者在中國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來親自接見了他們，並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強調："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贊成和支持。"美國乒乓球隊所受到的禮遇，在大洋彼岸幫了尼克鬆的忙，化解了美國政府內部對華政策反對派的阻力，為其後美國派遣特使訪華創造了良好的氣氛。就在周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同一天，尼克鬆也不甘落後，宣布取消已經實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國的貿易禁運。
　　接著，中國方面趁熱打鐵，繼續採取主動行動，在四月二十一日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轉達了拖延三個月之久的周恩來給尼克鬆的口信，提出："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晤談。"
　　與此同時，周恩來對中美關係的癥結一-台灣問題採取了現實與靈活的態度，既在台灣問題上作出某種讓步，只要求美國從台灣海峽撤軍而並不堅持美國立即同台灣斷交，作為舉行中美高級會談的先決條件，同時又繼續堅持由美國總統來北京談判的態度。
　　中國的提議立即得到美國方面的響應。尼克鬆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他通過"巴基斯坦渠道"接連向中國發出三次口信，表示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人進行認真的交談，並提議由基辛格同周恩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
　　這樣，中國在外交上打開對美關係的努力，經過近兩年的艱苦跋涉，各方面的條件已經大體具備。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研討了中美關係和即將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預備性會談。會後，他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為政治局起草了《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詳細地回顧了自二次大戰結束后，中美關係演變的歷史以及同尼克鬆政府進行試探性接觸對話的經過，預計了會談中可能涉及的若干問題，並提出了應堅持的原則和相應的策略：
　　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用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一條如不能事先有原則商定，尼克鬆的訪問就可能推遲。
　　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
　　三、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
　　四、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美利堅合眾國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
　　六、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如美方提到聯合國問題，我可明確告以我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動提中關貿易問題，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軍從台灣撤走的原則確定以後，可進行商談。
　　八、我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
　　報告對中美預備性會談的結果作了兩手準備，說："上述各項，可能在基辛格到來后談出一點眉目，以便為尼克鬆的訪問開闢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談不攏，使尼克鬆的訪問成為不可能，這對我們並無損害。因我們這些主張正好為尼克鬆的競選對手準備條件。反之，如能談好，至少可使兩霸相爭加劇，我可增強戰備力量。能戰方可言和，談和更需備戰。這是我黨同帝、修、反鬥爭的多次經驗，應當永誌不忘。"
　　這一報告經過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並報請毛澤東、林彪批准。它成為日後指導中國進行中美會談的綱領性文件。以此為標誌，中國正式完成了對美政策的巨大轉變。與以往相比，這一新的對美政策在繼續堅持中國基本立場的同時，表現了對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和在策略上相當程度的靈活性，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當作兩國政府之間交往的先決條件，表示要認真加強對台工作，力爭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並提出了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的設想。
　　與此同時，周恩來發出了被尼克鬆稱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澤東正式邀請尼克鬆訪華，並歡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國為尼克鬆訪問北京做各種必要的準備工作。
　　至此，中美之間封凍多年的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確定，剩下的只需順流而下。其後，轟動一時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鬆對中國進行的"攻變世界一周"的出訪，便是上述中國完成對美政策轉變的結果，同時也形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第一個高潮。
　　尼克鬆訪華
　　尼克鬆訪華期間，實際扮演東道主角色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作為中國方面的前台主角兼總管，周台前幕後，忙裡忙外，將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風度和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和尼克鬆一起把舉世矚目的中美首腦會談這齣戲演得有聲有色。
　　為了迎接中美關係史上即將接踵而來的重頭戲，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開始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由周本人親自挂帥並由他點將，組成了一個精幹的工作小組，主要成員包括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王海容等人。周恩來多次主持工作小組開會，研討會談方案，預擬各種對策，並對尼克鬆、基辛格的個人歷史、政治觀點、家庭生活習慣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還特地抽空閱讀了尼克鬆所寫的《六次危機}一書，觀看了尼克鬆所喜歡的電影《巴頓將軍》。
　　與此同時，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向與會的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人解釋中央新的對美外交政策，解答黨內領導幹部思想上對中美會談抱有的種種疑問，首先打通他們的思想，做好思想轉彎工作。接著，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一直傳達到各地基層黨支部，藉此向普通老百姓下點毛毛雨一-中國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即將出現重大變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雙方精心策劃的代號為"波羅"的秘密計劃，途經巴基斯坦，以"生病"為由，成功地躲開了新聞界的追蹤，人不知鬼不覺地乘坐巴航專機，在中國官員的陪同下，直抵"紅色中國"的心臟北京，和周恩來一道演出了現代外交史上富有戲劇性的一幕。
　　從今天來看，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象徵意義和轟動效果遠遠大於實際收穫。它的歷史作用在於：經過多年的互相敵視和隔絕之後，中美兩國的高層官員第一次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不失各自原則的前提下，向對方展示善意，縮短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測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溝通和協商。
　　然而，當兩個長期以來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互被對方視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時，其氣氛的緊張和尷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隨時準備周恩來一上來就會狠狠敲桌子大罵一頓。相形之下，周恩來雖然在表面上鎮靜自若，內心卻並不輕鬆。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對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這樣的描述：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祥，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緻的灰色毛式制服，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覺得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
　　會談中這種最初的緊張拘謹的氣氛，很快就在雙方進入角色后一掃而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美雙方有著改善關係的共同願望，都採取了下迴避分歧，開誠布公的態度有關，既擺明本國的觀點，不失各自的原則，又儘可能地求同存異，尋求和解。
　　會談中，雙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換各自的觀點，試探對方的虛實外，還花了不少力氣討論新聞公告稿，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三處：一、尼克鬆訪華是由哪一方主動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級會談將包括的議題；三、來訪的適當時間。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鬆先要求訪華，中國才邀請的說法。
　　對此，周恩來表現了相當的善意，設身處地替美國人考慮，認為這樣的說法確實會讓美國人的面子難堪，而又非原則的問題，建議避開提誰主動的問題，改為"獲悉"尼克鬆希望訪華，中國方面邀請。關於會談的議題，周建議在"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加上"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一句暗藏玄機，讓蘇聯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話。後來頗得毛澤東的好評。在來訪時間的問題上，周氏也盡量體諒美國方面的難處，改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時間，以便美方靈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間畢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每當會談中出現僵局的時候，擅長打圓場的周恩來總是及時提出諸如暫時休會或吃烤鴨的建議，緩和一下雙方的緊張氣氛。為了讓美國方面能夠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國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辭，而是要看實際的行動，周氏還有意地把話題轉到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對此，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
　　午餐過後，周恩來把話題轉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周恩來繼續說下去，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要打交道，了解這齣戲是有關鍵意義的。他的內心無疑很痛苦，但表情卻顯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國既害怕官僚主義，又害怕過分狂熱的思想感情，在這兩者之間疑慮重重。他描述了那種在單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所處的困難，它一旦遇到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紛爭于街頭，就會使五十年來的鬥爭成果陷入危機。他再一次講到他有兩天時間被紅衛兵圍在辦公室里……現在回憶起來，我還不大明白，周恩來為什麼要講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文化大革命無關，或者想說明這場革命已經成為過去。
　　在基辛格即將結束訪問前，中美雙方商定了兩國今後秘密聯絡的地點-一法國巴黎，由尼克鬆信任的美國駐法國武官沃爾特斯將軍和中國政府指定的駐法大使黃鎮接頭，儘管雙方都認為不必再使用伊斯蘭堡這個信箱了，但周恩來仍然提議：我們不妨偶爾繼續利用一下巴基斯坦這個渠道，中國有句老話，不能過河拆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雙方按照預先的約定，同時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訪華的新聞公告。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個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鬆衝擊"，使各國政界和新聞界目瞪口呆，引發了國際局勢的連鎖反應。
　　內心震撼中平靜下來。他十分清楚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設法為國家尋找新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見機而作的周恩來開始有意識地把尼克鬆訪華作為擺脫文革困局的一次機會，著手改換國內的政治氣氛。他下令各地進行政策教育，降低宣傳上反美的調子，清理街頭上過左的標語口號，恢復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號店名，等等。這種做法亦被毛所認可，因為當時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也急於要在外交上打一個勝仗，來轉移國內的視線，掩蓋文革的敗局。
　　當然，周恩來很清楚這樣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決不越出毛澤東所允許的限度。周氏這種臨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聞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訪華而對他備加稱許后表現更甚。他深知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為此專門批評了新華社在《參考資料》上登載西方報刊吹捧他的文章，說："吹我的，讀了討厭"，要求今後切實改正。
　　同時在接待工作中，周恩來處處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到毛澤東的身上。在這次設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興祝酒詞中，他特彆強調：中美兩國關係中斷二十二年之後，現在在兩國關係史上就要揭開新的一章，這應該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用這種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國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賓奪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重頭戲是討論尼克鬆訪華公報的問題。本來這一點並不在原有的議程之中，中國鑒於中美雙方存在嚴重分歧，對此早巳做了兩手準備：爭取談成，雙方發表一個聯合公報，也做了談不成不發公報的準備。而美國方面卻擔心如果尼克鬆空手而歸，會在世人面前留下訪華失敗的印象，在美國國內無法交代。
　　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離華前，中美雙方應對公報達成一個總的諒解，並提出了美方為此起草的聯合公報草案。美方提出的公報草案中刻意強調雙方的一些共同點，同時玩弄文字遊戲，掩蓋雙方在重大問題上的深刻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迴避美國撤軍問題，反而要中國承諾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美方的這一草案，周恩來當然不能接受，因為這隻會給人們造成中國為了同美國和解，不惜以原則作交易的印象。這一點，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時最忌諱的地方，為此，周決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來，由中方另起爐灶，參照過去國共合談在"雙十協議"中採用的各說各話的辦法，提出了一個打破國際慣例的寫法：既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處，體現出雙方的共同點。
　　但是，毛澤東對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滿意，認為發言權不大，一點神氣也沒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麼公報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先是小心翼翼地勸說毛體諒美方的難處，然後表示堅決"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聯台公報草案。隨後，在草案中加了大段體現毛歷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諸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等等，對此，毛閱后表示滿意，說寫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談，有點神氣了。
　　但這樣一來，美國方面又提出異議，感到難以接受中國方面這一充滿火藥味的提案，表示尼克鬆無法在這種好像是審判美國總統的文件上簽字。雙方的會談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於是，周恩來又轉而做美國人的說服解釋工作，力陳這樣寫的益處，說："用嘗守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的典型公報往往是放'空炮'，是禍根。公開地擺明分歧，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
　　在周恩來的勸說下，基辛格轉而領悟到其中妙味：公開地擺明分歧，會使雙方的盟國和朋友感到放心，這說明他們的利益得到了保護：而且正因為坦承存在的分歧，雙方一致的觀點才顯得真誠可信。於是，基辛格表示美方願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寫法，但認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達方式還是過於僵硬，火藥味也太濃，建議刪掉這些話。
　　對此，周恩來表示理解，採取通情達理的態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見，特別是那些富有建設性的提法，從而打破了會議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灣問題上提出來的一個模稜兩可的提法，即"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這一提法照顧了雙方的顏面，暫時迴避了分歧，繞開了影響中美和解的這一最大障礙。
　　在準備接待尼克鬆訪華的問題上，周恩來一直煞費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鋼絲，既要推動並且維護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完成中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轉變，進而促成國內政治氣氛的改變，又要與對手美國人據理力爭，處處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這一點在接待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領的先遣組一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來在會見到訪的黑格時，黑格轉達了尼克鬆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報印巴局勢時，稱蘇聯正在大幅度地改變政策以包圍中國，美國方面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馬上意識到黑格所流露出來的某種帝國主義情緒，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也很生氣，說："包划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麼了得！它替我們擔心啊，是貓哭耗子!"
　　為了駁斥美國方面提出的這種有損中國國家尊嚴的觀點，周恩來隨即要外交部的翻譯和專家們遍查各類辭典，他本人也動手核實有關的外文資料，在確實弄清"Viability"一詞的準確涵義后，周恩來在同黑格的第二次會談中，專門批駁了這種觀點，強調說："為什麼我們這樣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生存能力，要你們美國政府來關心呢?美國人在世界上就是習慣到處充當保護人。我要直率地說，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觀念的反映，也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觀念的反映。我們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覺理虧而表示收回這個用詞。
　　稍後，黑格在上海時，因不懂中國的禮節而得罪了上海地方當局。恰好就在這時，美國政府發表了"兩個中國"的言論。上海方面便藉機來整黑格，向他提出抗議，並在接待上"降溫"，處處給他冷臉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過為了不影響尼克鬆訪華，只好忍氣吞聲。周恩來得知情況后，感到做得太不像話，有損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營，除了江青、張春橋之外，根本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周便直接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取得毛的表態后，立即從北京打來長途電話，點名批評上海的這種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溫"，並說毛特意關照給每個美國人送十斤糖果。這樣一來，黑格一行才轉惱為喜，滿載而歸。
　　然而，就在萬事俱備，只待迎客之際，作為尼克鬆訪華東道主的毛澤東突然大病一場，而且病得不輕，甚至一度陷入昏迷。這完全打亂了中國方面的接待計劃。周恩來為此心急如火，非常擔心已經迫在眉睫的尼克鬆訪華出現變故，使兩年來所在費的努力前功盡棄。但又一籌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聲色，一切還照原計劃進行準備，同時積極組織對毛的治療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復。
　　毛澤東這場大病事出有因，本書上一章已經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林彪事件打擊的結果。對林彪之死，毛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慶幸他本人逃過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場劫難。憂的是，林彪曾長期在政治上追隨他，彼此之間的關係極深，剪不斷理還亂。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事件的發生，使得整個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場鬧劇，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嚴重的損害，陷入極為難堪的境地。
　　這種精神上的重創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澤東的情緒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對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綏回憶說：
　　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捕，毛的安全確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運動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一下子蒼老許多，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駝背得明顯，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嚴重的是，毛澤東拒絕服從醫生們的治療，致使病情持續惡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為此，主持整個接待工作的周恩來如坐愁城，因為尼克鬆訪華日期在即，已經無法變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話，勢必引起外界的各種揣測，使尼克鬆訪華的效果大打折扣。雖然時間已經很緊迫，非常了解毛個性的周卻很清楚對毛治病不能操之過急，強求只會適得其反。因此，在治療問題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勸：等待毛自己回心轉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專門就治療問題寫信給毛澤東，說："您的健康，大家都在關心。治療情況，我和東興、耀祠、李志綏同志經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談及主席休息事，在這幾天，建議主席可否少看或緩看電影，以便保證室中新鮮空氣，請主席定奪。"毛在周等人的規勸之下，終於在離尼克鬆訪華日期只剩下三個星期的時候，自己轉彎，開始接受治療。這樣，大家才大大鬆了一口氣。周氏更是如釋重負，欣喜異常。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對此這樣描述道：
　　晚上，周恩來到游泳池，看到治療見效，十分高興，主動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又說："我謝謝你們。我和小超大姐(即鄧穎超)請你們吃春節餃子，外加一個大蛋糕。"臨走前，周又說："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到北京，你們一定要讓主席恢復到能夠會見。"
　　在尼克鬆訪華期間，中國方面實際扮演東道主角色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強支病體，象徵性地會見了尼克鬆，海闊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學"問題后，便退居幕後，而把所有實質性的會談和應酬統統交給了周恩來。
　　作為中國方面的前台主角兼總管，周恩來台前幕後，忙裡忙外，將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風度和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和尼克鬆一起把舉世矚目的中美首腦會談這齣戲演出得有聲有色。兩人競相利用電視傳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兩國關係史從此揭開新的一頁。其中周恩來通過尼克鬆夫人向美國人民贈送大熊貓的電視畫面和尼克鬆主動為周恩來脫大衣的舉動，都是被人們津津樂道，傳誦一時的佳話。
　　然而，在雙方的內部會談中，凡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周恩來都堅持中國的原則立場，據理力爭，毫不相讓。在國際形勢問題上，他強調要首先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迫切性，敦促美國採取果斷行動，早日撤軍，不要拖泥帶水，不要留尾巴。並打消美國希望中國對印支各國施加壓力的幻想，重申："我們只有同情和支持他們的義務，沒有干涉他們的權力。"
　　在台灣這個雙方爭議最大的問題上，周恩來坦率批評了美國不願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鬆在下個總統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蔣介石已為時不多了"。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周也表現出某種必要的靈活性，因為他很清楚解決雙方之間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當尼克鬆表示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力量逐步減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並沒有逼美方在廢約、撤軍、斷交的問題上立即採取行動，而是留待時間去解決，貫徹實現了中方"堅持一貫立場，高屢建瓴，主動靈活，爭取談成，改善關係"的既定方針。
　　為了使中美會談最終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周恩來還花了不少心思，設法排除美國政府內部白宮與國務院之間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給會談帶來的干擾。從一開始，他就對會談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讓中國外長姬鵬飛單獨同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談雙邊關係問題。這樣，既是兩國外長之間的對等談判，讓人無可挑剔，並在實際上避免了羅傑斯參与周氏與尼克鬆舉行的首腦會談和中美聯台公報的起草。
　　然而，作為一國外長不能參加毛澤東與尼克鬆的會見以及兩國首腦的會談，畢竟令人尷尬。為了安撫羅傑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來除了主動從中國方面解釋了毛會見尼克鬆時沒有讓其他美國客人參加的原因，還另外設法進行補救，專門召開了一個全體會議，通報各對口會談的情況，雖說會上並沒有多少話可說，但還是多少緩和了一下僵局。
　　稍後，在得知羅傑斯及國務院官員對已經達成協議的中美聯合公報挑出不少意見，準備藉機大鬧一番后，周恩來又在上海專門以毛澤東的名義去看望羅傑斯一行，讚揚美國國務院對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所做的工作，並特別提到美國駐日使館早先為美乒乓球隊訪華開綠燈一事，從而化解了一場可能出現的風波。
　　尼克鬆訪華以中美簽署上海聯合公報而告結束。以此為標誌，中國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國以後外交上的困局，從開始的"一邊倒"和後來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來，為自己創造了更大的國際空間，影響深遠，奠定了日後中國融入世界，對外開放的基石。而且改變了二戰後國際政治的格局，確立了中、美、蘇的三角關係，取代了原有的兩極冷戰格局，給整個世界以重大衝擊，由此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序幕。
　　與此同時，通過這場舉世矚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來個人的國際聲望也達到了其整個外交生涯的巔峰。一時間，整個世界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傾倒。雖然周本人總是不斷地利用各種場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澤東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從始至終掌握著中國外交的大政方針，整個西方外交界和新聞界卻仍然按照他們的理解，把從文革冬眠狀態下重新復甦的中國外交稱為"周恩來外交"，繼續連篇累牘地對他大加讚揚，而絲毫不知這種作法將會對周本人造成的傷害。
　　周恩來這種尷尬的處境，只有極少數西方政治家才能體會出來，觀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殺"聲中，周氏內心的忐忑不安。尼克鬆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訪華結束后，談到對周恩來的印象時說："他是一個偉人，本世紀罕見的偉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之中，他總是小心謹慎地讓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在毛澤東身上。"
　　功高蓋主
　　尼克鬆訪華后，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走"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頭。毛的這種想法，隨著他發現周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而益發強烈起來。周由此大禍臨頭。
　　儘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疏忽，處處把自己隱匿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中，但到頭來還是犯了中國政治上的大忌，因聲名震主而在劫難逃。在尼克鬆訪華以後，中國在外交上打了大勝仗，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穩住了文革敗局的陣腳，在政治上幫了毛的大忙。然而，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沒有受到獎勵，反而因為在海內外聲譽鵲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禍臨頭。
　　可以說，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由來已久，想整周的念頭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臨頭都被周氏一一化解。這與其說是由於周為人處世圓滑，善於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說他在政治上從來沒有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的緣故。本書在前面對此己經有所敘述。
　　長期以來，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一直是第三號人物，這使得他能夠在中共建國后頻繁的黨內鬥爭中相對超脫，避開了與毛髮生直接的利害衝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卻被歷史推上了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雖然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過這讓嗜權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後才能心安。
　　毛澤東本來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對他心理上的重創，使得毛更是變本加厲，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在政治上越來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卻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為跌落，心裏很不是滋味。
　　儘管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在政治上並無二心，但早已習慣於唯我獨尊的毛決不允許任何人的威望超過他本人，哪怕是有這種可能也不行。尼克鬆訪華時，毛非常注意西方輿論界對這件事的反應，不斷讓王海容、唐聞生等人收集翻譯西方主要報刊有關這方面的評論。當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的好評如潮，特別是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而且簡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儘管周本人一再聲言毛才是中國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的毛，卻不能容忍讓別人分享乃至奪走外交勝利的光環，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殺一下周恩來威風的念頭。毛的這種思法，隨著他發現貌似忠順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益發強烈起來。
　　更讓毛澤東感到事不宜遲的是，中共十大召開在即，在政治上面臨著重新選擇接班人的問題。黨內外多對毛抬出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來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張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的呼聲卻很高。這成了毛的一大塊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間向周交權的事抹掉，又怎麼可能再把權交給他呢?
　　為此，毛澤東決定選擇在十大召開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來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開刀。這樣，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風，又可藉機在政治上給他臉上抹黑，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為接班人鋪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等協定。這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為此，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求見周恩來，面交尼克鬆致周氏的信件，並通報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外交部為此起草了周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澤東審閱。
　　一直想找題目做文章的毛澤東閱后，將周恩來所修改之處統統勾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桿不硬，並傳話給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在中共黨內鬥爭術語中意味著犯了右的錯誤。在文革那種凡事左三分的年代，這是分量很重的批評。
　　周恩來見狀，知道這是毛澤東在有意敲打他。為了不使事情鬧大，他遂立即採取順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評，改正錯誤。隨後，他在與布魯斯的談話中，按照毛的口徑，"採取了蔑視和批評的態度"，抨擊了美蘇在全球爭霸，企圖主宰世界的想法。不僅如此，他還在事後向毛補報了檢討，並送上他與布魯斯的談話手稿筆錄，說"仍有錯誤，請即指正"，盡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態，化解毛來者不善的批評。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這時，外交師主管對美關係的美大司就美國和蘇聯達成防止核戰爭協議后的世界形勢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的關係時，更多地強調了美、蘇兩國正在企圖勾結起來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實，這並不代表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觀點，更準確地說，美、蘇之間同床異夢，鉤心鬥角，在爭奪世界霸權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周氏看后認為其中有些分析寫得不錯，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們參考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關於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內諸口通報。
　　當時擔任"主席聯絡員"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獲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正在處心積慮敲打周恩來的毛這下抓到了繼續往下做文章的題目，而且火氣很大。平心而論，毛在實施"聯美整蘇"策略時，並不真正相信美國方面對中美和解的誠意，一直懷疑美國藉此打"中國牌"，"踏在中國的肩脖上向蘇聯跳"。這次美，蘇簽訂核協議，彼此之間打得火熱，令毛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更令毛澤東大為光火的是，這次外交部搞出來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輿論跑，渲染什麼"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根本不提他關於"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在毛看來，外交部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周恩來在暗中與他唱對台戲，企圖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來就因西方新聞界大加渲染的"周恩來外交"一直耿耿於懷，這樣一來，更是火上澆油，非要大大發作一番不可。
　　於是，毛澤東決心施以重手，徹底打掉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他在接獲王海容、唐聞生報告的第二天，嚴厲地批評了《新情況》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類的粗話，以表達他的強烈不滿。毛在大發一通火之後，仍覺得意猶未盡。七月四日，他又親自召見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的張齊悟和準備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在談話中繼續發揮，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頓，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周，但矛頭所指已經呼之欲出。這裏，不妨照錄幾段：
　　"都說此文不錯(指《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了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衝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這篇談話，表面上雖是即興漫談，海闊天空，通篇重點卻是衝著周恩來的。不過故意藏頭露尾，指桑罵槐，要害的地方用語很重，露出殺氣，已經大大超出了對一般工作中錯誤的批評，像"賊船"、"搞修正主義"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關"賊船"那段話，毛原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一作者注)、姬老爺(指姬鵬飛一-作者注)的賊船。談話記錄后經毛的修改，刪去了"喬老爺、姬老爺"的字樣，改為現在這樣。關於這一點，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特別向與會者作了說明，解釋了"上賊船"這句話的來龍去脈，說主席當時用"喬老爺、姬老爺"的說法，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姬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能夠當得上賊船老闆的只有林彪那號人物。
　　毛澤東在放出"上賊船"這番話來的時候，周恩來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療。一九七二年發現周患有膀胱癌后，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病情發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開始出現了肉眼血尿，整個事情已經無法再瞞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對周本人講出實情，並批准醫療組的治療方案。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進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鏡檢查。
　　儘管汪東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命令醫療組只准做檢查，不準電燒，但是醫療組的專家們在這次檢查中還是悄悄地給周恩來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之後，根據專家們的意見，定期對周進行膀胱鏡檢查、電灼術和灌藥治療。
　　這次，毛澤東在"七四談話"中對周恩來的敲打，周因當時正在玉泉山接受檢查治療而一無所知。不過他已經從在此之前毛澤東對外交部《新情況》簡報"放屁一通"的批評中預感到某種不祥之兆。在這種小題大做的背後，一場政治風暴正在衝著他而來。於是，他立即採取主動，搶先作自我檢查，以求能夠多少緩和一下氣勢洶洶的事態。
　　七月三日，周恩來在準備到玉泉山接受治療之前，寫信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和美大組各同志，根據毛澤東對《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所作的批評，承認他自己"在對美關係上沒有能認真研究"，"更沒有找你們務虛，講些實質問題"，表示他應對此事負主要責任，並建議外交部"也應以此為鑒，發揮鑽研商討的積極性"。
　　在周恩來的帶動下，外交部長姬鵬飛也以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的名義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承認外交部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看這是"右的"，表示："我們在工作中沒有很好領會和認真執行王南的指示，沒有做好總理的助手，干擾了主席和總理，使我們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對於這一嚴重的錯誤，我們負完全的責任。"
　　七月四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七四談話"的內容。毛措辭嚴厲的批評，讓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周恩來當時剛剛做完治療，見毛對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進行這樣嚴厲的批評，不敢有絲毫耽擱，連夜給毛寫檢討，並把他此前寫給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檢討報告找出來一併報送給毛。周在信中檢討說：
　　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式有關。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於三日晨寫了一封檢討信給外交部同志。現因不及再寫，特將給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為初步認識。待主席閱后，擬再向政治局報告。
　　為了化解毛澤東來勢洶洶的批評，周恩來隨後又放下手頭上其它工作，全力應付這件事，設法消解毛的火氣。周恩來這種主動請罪的姿態，弄得原本還想進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東一時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暫時住手，表示："檢討不要寫了"。不過，毛還是存心給周審牽地抹了一筆。他對周的信作了批示，說："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應研究改正辦法。"並下令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閱。
　　接下來，毛澤東似乎還嫌這樣做得不夠，又授意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的張春橋把他在"七四談話"中批周的點睛之筆一"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的意思，寫入十大報告之中。通過此舉，毛澤東不僅給周恩來的臉上刻上了"右傾頑症"的標記，並且在十大政治報告中立此存照，為其後繼續做文章留下了伏筆。
　　果然，批周這場戲並沒有結束，更確切地說，才剛剛拉開序幕。四個月後，在毛澤東的一手策劃下，已經在劫難逃的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遭到嚴厲的批判鬥爭，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劫難。
　　順便一提的是，有關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已經全部銷毀。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周恩來臨終前，曾向鄧穎超談了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一件是伍豪啟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了這次會議給他加的種種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結束后，鄧穎超和葉劍英聯名向中央寫信，要求給這件事平反，經由華國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銷毀。這件事情的前後經過，作者是根據對有關當事人的採訪，參考一些當事人事後的回憶或揭發材料以及相關檔案綜合而成的。
　　政治局批周會議
　　事情的起因還是出在中美關係上。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訪華，而且是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前來的。按照以往的慣例，周恩來總是先陪同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由毛定下調子，然後再同美方舉行正式會談。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與基辛格舉行了第一輪會談。由於不久前剛剛挨過毛的敲打，周在會談中表現得十分謹慎，主要是聽取美方通報情況，自己不輕易開口表態，只是在基辛格恭維他時，周才打斷了基辛格的話，表示："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
　　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作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觀察家，基辛格已經覺察出這次會見時的氣氛異常，他在日後寫的回憶錄中，對毛刻意要讓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這種心態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這為周恩來遭受隨之而來的橫禍，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註腳。基氏這樣寫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新奇的是，毛澤東用明確的語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點的隱--雖然他的談話和我前兩次同他會見時一樣是簡短的、蘇格拉底式的。這一次，他不想讓周恩來為他轉彎抹角的話補充實質性內容；他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他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
　　周恩來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澤東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喧賓奪主，搶了鋒頭，要向外界顯示毛本人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這才是毛接連批評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周在隨後同基辛格的會談中，更加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同時嚴格按照毛談話的口徑，表態回答問題，並沒有失當之處。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導，采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線"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恩來當然知道茲事體大，在請示了毛澤東之後，答以：此事現在不談，等打起仗來再說。雙方談得既坦率，也還融洽。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十一月十四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
　　然而，就在這次訪問的最後一刻，突然橫生枝節。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別晚宴結束后，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再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正是這次臨時會談，觸發了一場對周恩來醞釀已久的批判鬥爭，演成中國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
　　對此，中國大陸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諱莫如深，或者故意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把一切責任通通推到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身上，而為真正的幕後主使毛澤東遮掩開脫。這是因為在政治上有難言之隱的緣故，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關係中令大陸官方極為尷尬的一幕，以及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批周時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後獲得重用的原因。
　　現在該是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如果說毛澤東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來，但苦於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借口而屢屢搞不下去的話，那麼這次他確實抓住了周的"辮子"，顯得"師出有名"。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十一月十三日晚，當基辛格提出臨時動議后，周因事起倉促，來不及請示毛，而作為東道主也不便回絕客人的提議，便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當時只有中方的翻譯唐聞生和美方的溫斯頓·洛德在場。會談結束后，周當場並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再給予答覆。
　　然而，令人感到蹊蹺的是，事後證明，周恩來並沒有請示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早晨答覆了基辛格，表態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就是後來指周在對美外交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事先不向毛澤東請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的由來。於是，根據毛的提議，在政治同內部展開了對周的批判鬥爭。
　　這裏讓人有些不可思議的是，一向奉命唯謹的周恩來辦事竟會如此疏忽。這實在是與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判若兩人。周氏辦外交的一大特點，就是歷來謹慎小心，總是強調"授權有限"，反覆以"外交無小事"來提醒外事部門，而他本人又怎麼會在事關中美軍事合作這樣敏感的問題上擅作主張呢?況且他剛剛挨過毛澤東的批評。
　　如果說毛澤東對周恩來"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批評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問題，而絕無"大事不討論"的可能。實際上，長期以來，周總是有意無意地讓人感覺到他只是一個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者"，藉以避開攬權獨斷的嫌疑。這正是周能夠與毛共事多年而始終安然無恙的要訣之一。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都沒有理由不光請示毛澤東就自己擅作主張，其中顯然另有隱情。雖然後來周氏在接受批判時，吞下了這顆苦果，但內心有難言之隱卻是讓人可以看得出來的。據當時擔任周處理對美事務主要助手的喬冠華回憶，十三日夜與基辛格的單獨會談剛一結束，周就挾著皮包匆匆離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們都以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請示毛澤東。可是，從專門記載他每日活動的《工作日誌》來看，周卻在這之後莫名其妙地審查起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的電視記錄片來。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周恩來做出這種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來呢?倒是負責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衛秘書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一書中，道出了其中的隱情-一原來周當時曾打過電話向毛澤東請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覺"。由於警衛工作的性質，不可能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主脈，因而他們在書中談到批周這件事時，把時間和地點弄得有些張冠李戴，不過他們回憶當時周恩來在打完電話后的情形還是可信的。
　　記得周恩來當時很猶豫。毛澤東在尼克鬆訪華前夕剛生過大病，休克了一段時間，身體還沒恢復。周恩來在辦公桌旁走了好幾圈急步，正是人們常講的"團團轉"，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周恩來下決心承擔責任，拍板作了決定。
　　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外人看來，周恩來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審查基辛格訪華的電視紀錄片，其實是在得知毛澤東已經睡下后，正著急地等候消息，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毛在戰爭年代養成的生活習慣是夜間工作，白天睡覺。由於他經常失眠，所以睡覺對毛來說是件頭等大事，常常因為睡不好覺而大發脾氣。因此當毛睡下以後，周一向不去打擾。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談完后，為是否為這件事叫醒毛心裏很躊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團團轉"。
　　當然，這裏也不排除毛澤東以睡覺為借口來擋駕周恩來，就像當年用同樣的借口來擋駕即將大難臨頭的彭德懷、劉少奇一樣。不過，周當時似乎並沒有從這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思量再三之後，最後還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規矩：當毛睡覺時，除非萬不得已，決不驚動他。同時在情急之下，他採取了某種臨時變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決定。
　　當然，周恩來還是考慮到這樣做的後果，所以，第二天在給基辛格的答覆中，說的是活話，避免做出任何具體的承諾，只是表示中美雙方指定專人對此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這樣做並沒有越出作為一國總理的職權範圍。
　　毛澤東似乎正在等待著周恩來邁出這一步。他雖然深居簡出，各種消息卻很靈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他就把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從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為了不讓周這回輕易滑過去，老於權謀的毛還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當時完全被蒙在鼓裡，還以為只是技術性的問題，並沒有在意。
　　隨後，根據毛澤東的旨意，王海容、唐聞生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
　　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來敲響了開台鑼鼓。他在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嚴厲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並放出很話："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參加會談的葉劍英也成了陪綁，被指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時"右傾軟弱"。這是毛澤東親自為會議定下的調子。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張撻伐，周恩來雖在黨內鬥爭中久經沙場，似一開始還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夠的精神準備，弄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大動干戈。更令周氏難堪的是，毛竟讓他本人來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不過，善於採行順守之道的周恩來馬上採取主動，一面向毛作出檢討，一面又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介紹這次中美會談情況的方式，解釋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試圖化解來勢洶洶的批判勢頭。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對中美會談的批評和進行討論的情況，並盡量根據自己的認識作了檢討，說："美國以蘇向東嚇唬我們，要我們當心，想套住我們，便於美蘇爭奪或暫時勾結中做籌碼，我們不能受騙上當"，檢討承認他自己"在這次會談中做得不夠"。
　　信發出后，周恩來擔心這樣說的分量不夠，又趕緊補送一信，按照毛澤東的調子，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說："應指出，目前的危險是防右，要號召和提倡從中央起，中、青幹部敢於鬥爭老幹部的修正主義思想和右傾錯誤，並養成一種好的風氣；要防止和批判國內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對我們的侵蝕。"
　　周恩來的這種檢討，當然被毛澤東認為是沒有觸到疼處，企圖敷衍過關，他需要的是徹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風，同時讓他領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極左的旗號，另搞一套是決然沒有好結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這一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冶局會議上向周恩來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會上胡攪蠻纏，一會兒說周"左"，"是霍答"，"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執行好聯美整蘇的方針；一會兒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恩來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事情搞到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來的意料之外。他一時難從接受上綱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開始時還盡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來制止她的這種搞法。
　　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恩來"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由分說。周對這種在政治上對他的栽贓污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但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恩來的頂牛，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鬥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訂了列席會讓的人員名單，除了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楓參加以外，還饒行深意地提議讓鄧小平出席會議。
　　這樣，批周的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從釣魚台搬到人民大會堂，會議的主持人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並指定由王海容、唐聞生擔任他的聯絡員，通過他們進行遙控，直接掌握會議的進展。
　　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周恩來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擴大會議一開場，就由唐間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鐘頭，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等於文革前的舊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他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甩石頭"一語，是毛在對付林彪時所採用的策略之一，意為發出警告一-作者注)，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危言聳聽地宣稱：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
　　毛澤東這些充滿火藥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來從政治上徹底打倒的架勢，使整個會議處於非常緊張的氣氛之中。同時也使得周恩來猛醒過來，知道這並不是江青個人在和他過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趕緊低頭認罪的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只會越鬧越大，到頭來咎由自取，落得和劉少奇、林彪一樣晚節不保的下場。於是，周恩來只好強忍滿腹的委屈，不再為自己作任何辯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調子，開始給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接受會議的批判。
　　應該說，與會的多數人並非全都真心擁護毛澤東的批周指示，而是卻對周恩來心存同情。會上對周氏無限上綱、圍攻批鬥的場面，特別是江青指著周的鼻子大罵的陣勢，更是讓一些剛剛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工農代表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但是，多數與會者懾于毛澤東的威嚴，在政治壓力下，為了自保而趕緊和周恩來劃清界限，表態擁護毛的決定，跟著往同身上潑污水，上綱上線，痛加批判。在會議的發言中，"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此外，還有人乘機泄私憤，翻歷史老賬，借批周來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腳。
　　這種牆倒眾人推的場面，周恩來雖然久經黨內鬥爭的風雨，伹還是有些吃不消，為此精神壓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不過，他理解會上多數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並不計較，因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兩年後，當時參加批判會的喬冠華向已經病重的周氏當面檢討這件事，請求他原諒時，周表示："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
　　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會議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會議開始時，江青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了一個批周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江青等六人連同毛的兩位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都先在釣魚台開小會，商量在會上如何貫徹毛的意圖，引導會議批周。會後，他們又在一起湊著，研究怎樣向毛彙報。開過幾次會議后，華、汪兩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這便是"四人幫"正式形成的開始，釣魚台也由此成為他們的代稱。
　　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周恩來挨批判期間，當然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達會場。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裡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這本沒有什麼不正常，問題是，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則儘力迴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現冷淡。
　　會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已經不滿足於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只是批判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右傾投降主義"，而是要搶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頭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揚過的她在反對劉少奇、林彪的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樣。為此，江青仿效毛鬥倒劉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調子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同時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時向周恩來交權的事情翻騰出來，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舉，果然語驚四座，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投放了一顆重磅炸彈，與會者聽說周恩來竟然逼毛澤東交權，雖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會上"幫助小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緘口不語，於是不得不跟著批，紛紛升高了批鬥的調門。這樣一來，會上的氣氛更加緊張，給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當時的情形來看，加給周恩來的這兩條罪名坐實的話，已非被打倒不可了。這給批周這齣戲的幕後導演毛澤東出了一道今後如何收場的難題。
　　應該說，毛澤東對於一直作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賞她敢打敢沖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為人的弱點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毛雖決意要狠整一下周恩來，但只是想給他點顏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風，卻無意徹底打倒他。
　　毛澤東這樣做並非想對周恩來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價太大，得不償失，不只會給林彪事件后已經風雨飄搖的政局造成重大的衝擊，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把周恩來一腳踢開之後，由誰來取代他的角色來管理這個龐大國家的日常事務。這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對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慮的問題。可以說，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才決心把鄧小平解放出來，讓他重返政壇。
　　鄧小平在會上的角色
　　鄧小平揣摩出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批周會議的用心。為了讓自己的考試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鄧在發言中對周做了違心之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
　　在說明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個問題。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周、鄧之間的個人關係很好，鄧小平的復出是周恩來起的作用。事實上並非如此：從政治上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著更深的關係。鄧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說是毛一手扶植起來的。毛很看重這一點，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後來批鄧時，始終都對鄧留有餘地，提議"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而鄧小平在後來否定文革時，壓制黨內胡耀邦等人公開批毛的主張，僅從個人原因上來說，固然有充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還在於他與毛澤東的關係畢竟太深了，一損俱損，鄧不願背負棄主忘恩的罵名。
　　至於周、鄧兩人的關係，雖說從歷史淵源上來說，他們很早就相識，但兩人之間的關係卻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密切，原因在於他們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的經歷大不一樣，在以毛劃線的站隊中立場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風時的劃分，周恩來是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鄧小平則是毛派的頭面人物。不僅如此，在建國以後的權力格局中，鄧更成為毛澤東手中挾制周的一張王牌。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周、鄧兩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黨的複雜關係非常重要。
　　周恩來、鄧小平二人同是出身於中共黨內的旅歐派，不過當時鄧的年齡尚小，還是個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則在五四運動中已經嶄露頭角，一到歐洲便很快成為中共黨團組織的領袖人物。兩人在年齡、氣質和興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顯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上。回國后，周長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鄧則在下面闖蕩磨練。在中央蘇區時，兩人又碰到一起，不過周是臨時中央派之牽制毛澤東的欽差大臣。而鄧則跟毛很緊，成為蘇區毛派的頭子，眼著毛一道挨整。
　　毛澤東格外看重這一點，對鄧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鄧一生的際遇。在延安整風時，周恩來作為"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到整治；而鄧則是黨內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搖直上。儘管鄧本人是政工出身，對軍事工作不大在行，卻被委任為統帥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鋒頭甚至超過林彪。
　　建國后，毛澤東顧忌周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同時又兼政府總黨組書記的權力太大，很快便調"五馬進京"，鄧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分周的權。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鄧以總書記的身份總攬全局，在政治上牽制劉少奇和周恩來。
　　周恩來、鄧小平二人這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歷和在權力格局中的相互關係，決定了兩人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雖說不是對頭，老死不相往來，但也難以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的背後，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鄧二人之間的這種關係，眼下想利用的正是這一點。
　　在毛澤東看來，在林彪事件以後，黨內只有鄧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恩來的實力，就像當年中共八大以後，指派鄧以總書記的身份挾制周一樣。不過讓毛躊躇的是，鄧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宮多年，他能否不記舊賬，甘心為自己聽用，成為對付周的一張王牌，還有待觀察。這就是毛之所以點名讓鄧小平出席這次會議的原因所在。此外，老於權謀的毛還有更深一層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鄧兩人的關係中打入一個楔子。
　　為了不讓江青打亂自己的部署，同時也看到周恩來已經被整服，毛澤東遂又換了一副面孔，出來糾"偏"，給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降溫。其實，工於心計的毛早就為此預留了轉圓的餘地。就在他對周大興問罪之師的同時，又故作姿態，讓王海容、唐聞生傳話，提出"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這次，毛一方面對這次會議表示滿意，認為開得很好，講清了問題；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評了江青，說："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澤東還針對江青準備將會議的內容捅向社會的作法，通過王海容、唐聞生二人傳話說：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的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於人世的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在會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儘管他這時還只是一個列席會議的普通中央委員。為人精明的鄧當然看出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這次會議的用心，是對他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期待他在批周的會上作出有分量的發言，講出毛想要說的話來。只有這樣，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就像只有當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後，毛才會高抬貴手，把他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樣。
　　為了讓自己的考試及格，鄧小平對他在會上批周的調子頗費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澤東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動，直到會議快要結束時才作了發言。他的發言簡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講清了周恩來問題的性質，並不是像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對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對周的疑慮和擔心，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應該說，鄧小平的這番話雖然不多，分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為這是違心之論，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讓周有口難辯。鄧本人並非不知道周對毛一貫盡忠守分的為人，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當然，鄧小平是個聰明人，這番話點到即止，隨即轉移話題，著重談了他對國際戰略形勢的看法。
　　毛澤東非常注意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而且有意在會前不點明鄧是否應作批周的發言，藉以觀察他的態度。會議進行中間，他專門向王海容、唐聞生了解鄧的表現，一再追問他發言了沒有。後來，當毛得知鄧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在會議末尾出來批圃，作了有分量的發言，正好說出了他想說而又不便說的意思后，大為讚賞，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不僅如此，毛還一時興起，想馬上把鄧找來徹夜長談，只是因為當時已是深更半夜，一時找不到人，只好作罷。
　　經過這番觀察和考驗，毛澤東決定對鄧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職務，以便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恩來。半個月後，他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八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的問題。會上，毛再度點了批周的問題，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這回不敢了吧?
　　不僅如此，在有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參加的會議上，毛澤東當眾又放出文革發動前夕屢屢說過的話來："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呀。"還話裡有話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澤東並在會上宣布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
　　"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以周恩來俯首認罪，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而收場。一直在幕後指揮的毛澤東見周已被整服，又轉而出來做好人，讓會議期間傳達他旨意的兩位小姐背黑鍋。兩位小姐當然不服，遂在私下裡說出這番話來。
　　這場軒然大波，最後以周恩來俯首認罪，強迫自己喝下種種難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場。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見毛澤東，當面做檢討，卻被毛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枯坐終日，對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和會上的批判發言，給自己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當年周在為"反冒進"問題寫檢討時身邊還有秘書幫忙，現在則連個幫手也沒有。他曾向擔任毛聯絡員的兩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寫字手發抖，記不下來會上別人批他的發言，想請她們幫他一下。結果遭到訓斥，說他是企圖通過她們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罷。
　　更讓周恩來作難的是，現在別人對他避之惟恐不及，沒有人敢給他通氣，心裏茫然無底，不知道究竟檢討到哪一步才算了結，只好一個人冥思苦想，最後索性照單全收，把會上安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硬加給自己，才總算交出了書面檢討。為了打消毛對他的的疑心，周在檢討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態，終於使得毛澤東高抬貴手，又像當年延安整風一樣，對他網開一面。毛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不過，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把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錯誤批透，改變"跟人不跟線"的狀況，意在外交系統中把周徹底搞臭。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罷休，執意要把周扳倒，四處放風，交底打招呼，為倒周製造輿論。
　　這樣一來，周恩來犯錯誤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脛而走，弄得沸沸揚揚。可是，毛澤東似乎仍覺意猶未盡。十二月九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特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當著外賓的面，談笑風生地說：總理啊，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得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澤東畢竟對他本人在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裏有鬼。為了開脫自己，毛又在這次會見時的談話中嫁禍於人，讓他的聯絡員王誨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當然不服，在私下裡發牢騷說：這是毛的一貫作法。"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去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
　　周恩來最後總算是逃過了這場劫難，但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擊，卻是十分沉重和難以愈合的。在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經年逾古稀並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對種種橫加的上綱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卻無處申說，只好打落了牙齒往肚裡吞咽，滿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連對自己的妻子鄧穎超也不能吐露一點，只能全部憋在心裏。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極度抑鬱。這期間，他幾乎變了一個人，臉色很難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裡，不說一句話，甚至連鬍子也不颳了，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周恩來的保健醫牛張佐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這期間，周恩來的外事活動極少，其它的會議也不多。他的心緒不會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臉綳得緊緊的沒有什麼表情，少言寡語，如坐愁城。他不刮鬍子，不理髮，回家后呆在辦公室里，進餐也大多在辦公室，偶爾與鄧穎超同桌吃飯，也聽不到老倆口的說話聲，搞得整個西花廳的氣氛很沉悶。
　　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衛士長張樹迎回憶道：
　　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開會(應為人民大會堂一-作者注)，每次開會回來總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想心事。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批判期間，周恩來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時，他的病情也明顯加重，飽受病痛的煎熬。本來，在這次基辛格訪華前，就已經發現他的膀胱癌複發，小便的顏色變深，接下來又出現了血尿。但相應的治療工作卻因這場平地風波而延宕下來。
　　會議期間，周恩來因無端蒙冤受辱，心情鬱結而使得病情加速發展，體內的腫瘤細胞長得很快，侵犯了周圍的血管，造成潰爛出血，膀胱里積存了大量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廁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長時間，用力晃動身子才能排出。擴大會議後期，周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常常在廁所里半天出不來。在這種情況下，會議只好暫時休會等待。為此，江青、張春橋還斥責周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的批判，又給他增加了一條新的罪名。
　　毛澤東在下令政治局擴大會議停開以後，心裏並沒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頭，而是在考慮另外做文章的題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罷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來，為政治上全面接班掃清道路。四此，一九七三年歲末的中國政局依然是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僅僅一個月後，毛澤東就在幕後發動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這場來勢洶洶、令大多數人當時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運動，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顯露出了本來面目：名為"批林批孔"，實則批"黨內大儒"周恩來，而周這時已是重病纏身，來日無多了。

　　晚年周恩來 第九章 評法批儒：毛、周關係的結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 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勢的沘林批孔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猛展開。 同九年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情形如出一轍， 這次又是毛澤東和江青這對政治夫妻合夥上演的雙簧戲。
　　對於這場運動的鋒芒所指，普通老百姓開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當時的政治核心閣中卻不是什麼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過是把一個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內容直接捅向了社會。
　　其實，發動這場運動的玄機，在此之前發表的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獻詞》中就已經隱晦地透露出來，宣稱"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要求"黨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討論，埋頭于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而這正是把毛澤東在半年前"七·四"談話中批周的那四句點睛之語"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改頭換面地端了出來。
　　毛髮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兩大情結
　　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是他內心深處文革情結和反儒情結作祟的結果，而批周則把兩者融會貫通起來：毛把周恩來視為可施在他身後否定文革的挂帥人物，同時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毛決心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作一根本的解決。評法批儒便為此而來。
　　當然，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動機是複雜的，並不單是內心和周恩來個人過下去，而是還有更深層的原因，確切地說，是毛內心深處兩個情結作祟的結果。其一是現實政治中的文革情結；其二是文化歷史觀上的反儒情結。而批周不過是把兩者融會貫通起來罷了。
　　首先，讓我們來看毛澤東的文革情結。
　　林彪事件后，毛澤東在政治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見文革已經破產，毛卻不想認錯服輸，從此改弦更張，還要硬著頭皮搞下去。與其說這是毛對自己政治理念的執著，不如說是憂懼他本人身後的存秋褒貶。
　　毛澤東心裏很清楚，文革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資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遺產，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毀了大半。將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這成為熟讀史籍中人物傳記、渴望成為曠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為此食不甘味，夜難成寢，絞盡腦汁尋找解救之道。
　　為了擺脫困境，穩住文革的陣腳，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設法來洗刷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諸如公布《"57l工程"紀要》和在文革發動之初寫給江青的信這一類東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要"三個正確對待"(即所謂"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一作者注)，封殺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對批林整風運動畫地為牢，只許批右，不準批左，等等。凡此種種，無一不是出自毛擔心批林會危及整個文革遺產的心態。
　　然而，毛澤東這樣做在政治上所面臨的難題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卻硬要去批他的"極右實質"，實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難以服人。更讓毛惱火的是，其心可誅的周恩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在下面挑動批極左，使得這齣戲更加難以唱下去。儘管批左很快就給壓了下去，但毛澤東深知這種主張在黨內外卻大有市場，已經成為政治上集合各種反對勢力對文革進行秋後算賬的一桿旗子，而周恩來則是其中的挂帥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這股勢力，非但文革遲早會被斷送，毛本人最後也難逃脫被清算的命運。
　　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決然不能容忍的，為此決定在政治上發動一場保衛文革的聖戰。除此之外，原來發動文革的那套說辭已經破綻百出，很難再自圓其說了，也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為它辯護。
　　其次，再來看毛澤東的反儒情結。
　　毛澤東出身寒微，投身共產革命前只是湖南一個窮山溝里的農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務農，大字都識不了幾個，自然更談不上有什麼像一般讀書人家裡那種尊孔讀經的家學薰陶。毛少年時代雖曾上過幾年私塾，卻對四書五經一類儒家正統文化並不感興趣，而是貪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深受中國下層社會文化的影響，崇拜嚮往《水滸》辯傳》中梁山好漢的造反精神。當年在念私塾時，就曾帶領同村夥伴干過砸孔子牌位這樣一類的事情。
　　毛澤東這種自小就根植于內心深處的反對儒家正統文化的情結，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時代大潮的激蕩下變得更加強烈，對封建禮教和儒學的厭惡相反叛遠遠超過時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學-一"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就是對儒家學說中所謂"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境界的離經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這種特立獨行、蔑視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後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顯露出來。
　　當然，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並非一概排斥，而是從實用的角度兼收並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過，這絲毫也沒有減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鮮明的反儒傾向。在先秦諸子百家中，雖說毛的不少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明顯帶有墨家學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卻對法家思想情有獨鍾，格外推崇厲行嚴刑峻法。在歷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稱他本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為他翻案，在"焚書坑儒"的問題上公開與秦始皇自比，毫不諱言自己"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偏愛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國強兵的主張以及在中國完成大一統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法家的理念與他本人"以階級鬥爭為綱"、"全面專政"的治國指導思想相合，而且還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這就是為什麼法術之學在歷史上總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業的專制帝王青睞的緣故。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秦始皇實在是一脈相傳。
　　除此之外，毛澤東偏愛法家也還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尋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結是根源於小時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長制，而毛的尊法傾向卻又明顯地帶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總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專制，然而他們《i子二人的性格特徵卻極為相似，正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許多方面部繼承了他父親的性格特點：狡黠、冷酷、專斷、暴戾，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毛這種充滿霸氣，喜歡獨斷乾綱而又喜歡玩弄權謀的政治人物來說，法家的主張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對其格外偏愛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為什麼說批周彙集了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兩大情結呢?
　　其一，毛澤東把周恩來視為可能在他身後否定文革的挂帥人物。毛當年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懼怕有人會在他身後像赫魯曉夫那樣作他的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劉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後，毛卻繼續被這個噩夢所纏繞，內心的恐懼感非但沒有稍減，反而因文革無可挽回的敗局而與日俱增。
　　這一回，毛澤東心目中"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鎖定在周恩來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雖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順，處處擺出一付俯首聽命的姿態，骨子裡卻對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態度曖昧，始終有所保留，總是想伺機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毛的這種看法，在他發覺周趁他病重之際，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暗中對文革所實行的一整套東西偷梁換柱以後，益發確信不移，由此心結日深，必欲整之而後才能心安。
　　其二，毛澤東一直把周恩來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儘管毛、周兩人共事多年，更確切地說，是周輔佐毛打下紅色江山，併為其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長期以來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卻相當冷淡，遠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樣密切。毛、周兩人在私下很少往來，毛終其一生甚至連一次西花廳也沒有去過，僅限於公事公辦。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終對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結以外，實在是因為兩人的為人處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緣故。
　　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身上儒家那套東西的影響很深，為人城府極深，表面上一副謙謙君子的模樣，講求隱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總是不偏不倚，而骨子裡則圓滑、世故、虛偽，在政治上缺少原則，總是和稀泥，隨風倒，搖擺不定。凡此種種，無不滲透著儒家的那套處世哲學和假道學的氣味。這種為人自然是懷有反儒情結的毛所鄙夷的。
　　不過，讓毛澤東很有些憤憤下平的是，周恩來這種為人卻總是博得黨內外的好感乃至國際上的稱譽，這種感覺越到他垂暮之年越發強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頭土臉，一世英名毀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卻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在黨內外聲望大增，大有功高蓋主之勢。
　　毛澤東自視一生打遍天下無敵手，無論是黨外的蔣介石，還是黨內的張國燾、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是手下敗將，就連斯大林也不在話下，沒有想到最後卻碰上周恩來這個難剃的頭，從當年中央蘇區一直和他纏鬥到現在。其間，毛曾幾次動過整周的念頭，但都被他的太極軟功所化解，到頭來總是不了了之。這是梟雄一世的毛無論如何也咽下下這門氣的。
　　在這種情況下，自覺已經年邁體衰，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決心聯繫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傾向和歷史文化觀上的尊儒傳統作一根本的解決。批林批孔運動便是毛為此而精心發動的。
　　應該說，毛澤東是擅長抓題目做文章，實現自己政治意圖的老手。他憑藉其多年來與周恩來交手的經驗，深知整周絕非一件易事，是一個比劉少奇、林彪更加難纏的對手，所以很早就開始用心機，尋找合適的題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審查林彪反黨罪行的專案組，負責清查林彪一干人的問題。在表面上，專案組是以周恩來為首，實際上則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對毛澤東負責，所有重大問題都是由毛本人拍板決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灣是重點。江青指派她的親信遲群、謝靜宜二人進駐其中，負責清查工作。遲、謝二人帶人翻箱倒櫃，不放過任何一張紙片，以期能夠從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證據，幫助毛在政冶上擺脫困境，同時嚴防任何可能損害毛澤東形象的東西擴散出去。
　　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雖然並沒有找出什麼林彪謀反的罪證，卻歪打正著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讓人摘錄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葉群互贈的諸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這樣一類讚賞儒家思想的條幅。
　　目前還沒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澤東看過這批東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反儒情結。而且對於一直苦於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說辭來為文革敗局開脫的毛來說，這批宣揚儒家思想的東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雙鵰：既可從歷史上儒法鬥爭的角度來為文革辯護，又找到了批周的題目。
　　因此，說毛澤東看到這批材料之後，便萌生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念頭，大致是不錯的。不過，毛當時並沒有馬上動手，而是在發覺周恩來在下面挑動批極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著手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造輿論。由此也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
　　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在接連對周恩來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嚴厲批評的同時，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開始為此造輿論。隨後又不斷通過江青放風，提出要展開對於"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開始，毛開刀的對象選擇的是中共官方頭號御用文人、與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澤東先是寫了一首打油體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幾十年前寫的《十批判書》翻出來，大批了一通。接著，毛又在同張春橋、王洪文進行的那次針對周的"七·四"談話中暗藏伏筆，專門談了"批孔"問題，表示不贊成罵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十大召開前夕，排周和批孔雙管齊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會議上借古喻今，大講歷史上漢高祖劉邦刑白馬為盟，提出"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典故，提出："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來，以便徹底堵死周恩來在他身後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把江青找來吹風，專門講述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的情況，提出：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並念了一首後來流傳甚廣的《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律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起初，對於毛澤東突然劈頭蓋臉地批評本來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時又不同尋常地大講歷史上的儒法鬥爭的舉動，周恩來還弄不人清楚這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葯。這年七月間，他在隨同毛會見楊振寧時，還在插話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統治階級，不可以捧上天。不過，他很快便發覺毛並非無的放矢，空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聯繫毛毫無來由地對外交工作大加指責，此舉很有可能就是衝著他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再一次施展順守之道，用"大極軟功"來應對。他一方面趕緊就惹毛澤東發火的外交部《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一事檢討認錯，盡量緩和事態。同時帶頭表態擁護毛指定王洪文作為接班人的決策，並利用各種場合做黨內軍中老幹部的說服工作，甚至為此在中央的會議上同譏諷王洪文是"兒童團"的許世友當場爭辯起來。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見卻按兵不動。當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把毛有關儒法鬥爭的談話內容寫入十大政治報告時，周讓她碰了一個軟釘子，表示：對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時間，不必馬上公布。
　　對周恩來的這一手，毛澤東早就有所防備，暗中作了上下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會議傳達毛關於儒法鬥爭談話內容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奉毛之命連續發表了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篆閩的批孔文章，手法和當年批判《誨瑞罷官》時一樣。
　　接下來，十大剛剛開過，江青便指揮她的一班人馬行動起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他們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輿論宣傳工具，連篇累牘地刊載所謂"評法批儒"的文章，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造勢。與此同時，大搞影射史學，借古諷今亨指桑罵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將矛頭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頭陣的是直接聽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組，即後來屢屢用筆名"粱效"的寫作班子，僅在十大結束的幾天之後，他們便搶先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文中有意從孔子扯到相傳制訂周禮的周公旦，指其為舊奴隸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黨內外為人們所熟知的對周恩來的尊稱。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也推波助瀾，借"評法批儒"之機，接連發表或轉載影射周恩來的文章。姚本人雖然沒有像當年批判《海瑞罷官》那樣直接捉刀動筆，卻在幕後出題目，親自指點重點文章的寫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一文的寫作時，姚強調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呂不韋，並點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義"。
　　這篇文章後來在這年十一月的《紅旗》雜誌上發表，文中影射當今政治，稱"呂不韋在秦國執政以後，竭力推行的是一條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的政治路線"，但是，由於秦國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這時在秦國要公開亮出儒家的旗號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標榜"折衷主義"。據說，江青在文章發表后大為讚賞，並一語道破天機："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批呂不韋-一呂是宰相。"
　　大概是覺得這樣寫還不夠勁，因為不便在黨報、黨刊上做得太露骨，於是一本名為《學習與批判》的雜誌便在上海應運而生。它由張春橋、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問題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經常在上面以"羅思鼎"的筆名對周恩來施放暗箭，借評點歷史人物的機會，指桑罵槐，極盡攻訐中傷之能事，諸如"這是一個相當圓滑的老官僚"，"他善於擺平關係，模稜兩可，始終不表態，最後各方面都不得罪"一類的影射文字在這本雜誌中隨處可見，讓明眼人一看而知其矛頭所指。
　　對於這種充斥報刊的隱射詆毀，周恩來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聯繫到近來毛澤東對他的明顯不滿，很快便覺察出所謂"評法批儒"實際上是衝著他而來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馬敢在十大后這樣公開另搞一套，顯然是大有來頭，背後有人在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周知道與他們正面交鋒是不明智的。但聽任這樣搞下去，又會讓他們得寸進尺，必須作出某種反擊。
　　為此，周恩來避開江青，專門找她的"炮手"、時任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的遲群談了一次話，批評他在教育上標新立異，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件大事來抓"的做法。
　　周恩來的這種抵制自然無力扭轉整個形勢。自恃握有尚方寶劍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買他的賬，繼續在批孔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槍暗箭。遲群甚至還對周的批評反咬一口，宣稱："反對批孔，就是復辟。"僅僅一個多月後，周恩來便因基辛格訪華一事而災禍臨頭，毛澤東下令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路線"。這齣戲恰好為毛隨後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的真實目的作了歷史的註腳。
　　目前大陸官方在評述批林批孔運動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總是有意無意地為毛澤東開脫，而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江青身上，指這是江青打著毛的旗號，"另搞一套"的結果。事實上，歷史的真相併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躍，在前台呼風喚雨，發號施令，但實際上毛澤東才是真正的主帥，只不過一直躲在幕後罷了。這一點，僅從當時屢屢見諸報端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的提法便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之所以放江青出來充當批林批孔運動前台的領軍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歡在幕後當導演外，還有想讓黨內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為而後的掌權創造條件。當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為人，但卻從不懷疑她在政治上對自己的忠心，而且還格外欣賞和看重她在斗劉少奇、林彪和批周時所表現出來的敢打敢沖的勁頭，認為是個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於這一點，毛澤東對江青雖多有批評，卻主要是恨鐵不成鋼，而在實際上總是多方偏護，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為手中對付政敵的一張王牌。這一次又派上了用場。
　　另一方面，老於權謀的毛澤東深知整周絕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風險很大，弄不好將會激起黨內軍中的強烈反彈，導致局面失控。這是年老體衰，自感己經力不從心的毛所不願意看到的。但不這樣做，又無法消除心頭的霉憂。在這種情況下，毛採取了投石問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頭陣。
　　毛澤東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這樣搞得手的話，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幫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壯大黨內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話，則可相機收兵，由江青來承擔罵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給黨內外企圖否定文革的勢力以當頭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運動後來的實際發展也正是如此。
　　與政治險境纏鬥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倒周勢頭，周恩來再次拖展順守之道，以"太極軟功"來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處境。他明知道這場運動是衝著他來的，卻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頂，而是設法廁身其中，小心翼翼地與江青周旋，盡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時設法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澤東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兩人聯名的建議，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所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這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轉發全國，批林批孔運動由此全面展開。
　　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異常兇猛弔詭，充滿火藥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儼然以批林批孔運動的負責人自居，對政治局頤指氣使，發號施令。她一面頻頻以個人名義寫信，送材料，召開動員大會，一面又指派親信黨羽四處點火發難。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聞風而動，更新拉起山頭，紛紛起來揪斗當地"翻案復辟勢力"的代表人物，鬧得生產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現大亂之勢。
　　同政治局的大多數人一樣，剛剛經歷一場劫難的周恩來開始也被完全蒙在鼓裡，對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事先毫無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澤東書面彙報工作時提的還是"批林整風"，而不是"批林批孔"。他這樣寫道："現在已進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體好，領導我們依靠人民，進行批林整風、拉美整蘇的鬥爭走向勝利，並隨時準備打仗!"
　　不過，周恩來很快便從這場運動的來勢洶洶和他完全被撇在一邊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批他的事並沒有完，毛還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時還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剛剛鬆了一口氣的周恩來心又提了起來，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險境而苦戰，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隨時被點名拋出來。因為眼前的情形和當年搞劉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轍。在這種情況下，深諳順守之道的周恩來再次施展"太極軟功"來應對，化解困境。他明知道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衝著他來的，卻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頂，而是設法廁身其中，決不輕易撤離自己的崗位，小心翼翼地與江青等人周旋，盡量做到滴水不漏。
　　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初曾送給當時因被江青大會點名而想辭職不幹的中聯部部長耿鋼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一番勸說老部下打消辭職念頭的交心之言，實際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時內心想法的真實寫照。
　　周恩來這種隱忍順守的因應之道在"一·二五"大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江青為了貫徹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圖，在這一年春節放假期間，接連召開了軍隊和中央黨、政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實際上，這兩次萬人大會並不是像大陸官方所說的那樣是江青"擅自"召開的，毛事先就已獲知，王海容、唐聞生向他報告了這件事，但他並沒有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知來者不善，但看毛澤東是一種默許的態度后，就不再說話了，馬上積極布置，親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參加"一·二五"大會的通知。根據江青的提議當晚政治局會議上準備討論的內容，隨後並主持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動員大會。
　　在"一·二五"大會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兩名親信、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遲群，謝靜宜主講他們奉毛澤東之命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經過，江青、姚文元等則在一旁坐鎮幫腔。遲、謝二人在報告中東拉西扯，大放厥詞，當眾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那四句話端了出來。姚文元則在插話中旁敲側擊，大批"折衷主義"和"中庸之道"，稱："凡是主張中庸之道的人，其實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對批林批孔運動"行動遲緩，跟不上形勢"。
　　會上，遲群、謝靜宜兩人還扯出"走後門"的問題，針對葉劍英把自己的女兒送到福建當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和周恩來一道挨批的葉也捎帶批了一通，聲色俱厲地指稱這"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不僅如此，江青在會上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整個會場氣氛十分緊張。
　　面對江青一干人的挑釁，周恩來在會上始終正襟危坐，不動聲色。他心裏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這樣囂張，完全是因為背後有毛澤東支持的緣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許。如果不識時務，趕緊對批林批孔運動有所表態的話，恐怕是過不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最後打破沉默，在大會上當眾作了檢討，承認這次會"開晚了"，"抓晚了'，並帶頭喊了"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後來在事情過去以後，毛澤東又故作姿態，反過來批評這件事時，周又出來為此作了自我批評，為"一·二五"大會承擔責任，說是他"慫"起來的'。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一．二五"大會後，批周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根據王洪文的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政治局內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運動的七人小組，除周恩來一人以外，其餘六人即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都是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批周"幫助小組"的成員。而周之所以還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個幌子的話，那麼也是讓他應付處理日常局面，和文革發動之初一樣。
　　對於這場運動的矛頭所指，當時首當其衝的郭沫若已經看出了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二五"大會後，張春橋和江青輪流登門，逼郭氏寫檢查，要他承認當年寫歷史劇《屈原》和《十批判書》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張甚至要郭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江青則暗示，當時在長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來也有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當周恩來派秘書看望郭沬若時，深為周擔憂的郭氏見到來人後，失聲痛哭，連連表示自己對不起總理，連累了總理。對於這一點，江青本人也不諱言，而且對周恩來的退避忍讓頗為得意，眉飛色舞地對手下人表示："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辦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問題上掀濤作浪，遙相呼應。安徽等地甚至還公然貼出了"打倒當代孔老二"和"打倒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標語。
　　在這種情勢下，周恩來繼續採取順守之道，以隱忍退避的太極軟功來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處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執意要板倒自己，但因為這場運動是毛澤東所發動的，所以絕不流露出任何懷疑抵觸情緒，相反表現得很主動，親自起草有關會議通知，在政治局內部組織學習討論，不讓人抓住任何辮子。對江青的意見，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與她正面衝突。
　　比如，急於為批林批孔運動造勢的江青在"一·二五"大會的兩天後，將反映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決心把運動抓上去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批給周恩來，建議將此件轉發給省、市、自治區黨委。周當即表示同意，並代擬了中央轉發的還知。其中強調"要繼續革命，反對復辟"，還根據"一·二五"大會提出反對"走後門"的意見，專門加寫了一段要教育好乾部子女的內容。
　　兩天後，周恩來又根據江青的提議，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轉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的通知，這份簡報是江青抓住該地的一位中學生因不會英文考試而在試卷上寫了一首打油詩，受到校方批評后自殺一事大做文章，指派遲群、謝靜宜前去調查后寫出的，意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把它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的典型。
　　儘管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見，但還是讓張春橋從中挑出了毛病。因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嚴肅處理這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嚴重後果"的同時，提出"各地也應注意檢查有無類似的個別情況"，張春橋認為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問題，指出："個別"二字建議刪去。復辟現象不是個別的。周氏隨之知趣地改了過來。
　　周恩來如此退避隱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罷甘休，除了繼續在報刊媒體上找各種題目批"折衷主義"、"中庸之道"以外，又製造了電視片"《中國》事件"、"蝸牛事件"，舉辦"黑畫展覽"等，向周大興問罪之師。
　　《中國》是義大利一個訪華攝製組拍攝的一部介紹中國的電視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向周恩來反映"此片很壞"，而周並沒有馬上處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調看這部片子時，江青邊看邊罵：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並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擴大會議給周加的罪名端出來，說：當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線上出了大問題，出了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壞人自然都進來了。
　　根據江青定下的調子，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組隨後給中央的報告中，更明白點出"對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喪權辱國、反華反共的重大問題，竟然放棄原則，喪失立場，是典型的右傾投鋒主義"。
　　"蝸牛事件"則是江青抓住四機部向美國派出的彩電顯像管考察組接受美方贈送的禮品玻璃蝸牛一事，橫加指責，一口咬定這是美方包藏禍心，侮蔑中國的電子工業"爬行"，接受這種禮品是"屈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而此事是經過周恩來批准的。
　　"黑畫展覽"則是江青在文化部的親信，抓住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術界組織創作一批供國內務大賓館裝飾和外貿出口的中國畫一事，橫挑鼻子豎挑眼，把它們集中起來作為"美術界的復辟逆流"的典型而舉辦的。
　　對於江青一干人這種搞法，周恩來明知這是射向他的明槍暗箭，不過還是裝聾作啞，避免正面應戰，盡量化解這些挑釁。對電視片《中國》，周以當時曾讓陪同他會見楊振寧的人"查查"，但以"記錄非熟手，未記入"的解釋給擋了回去。對於"蝸牛事件"，周恩來則以事關中美關係大局為由，建議外交部進行調查核實后再作定奪，當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認為美方送"蝸牛"禮品並無惡意，建議不必退回禮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隨即表示同意，並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出對江青在四機部批評此事的講話不印發、不傳達的決定。不過，為了照顧江青的面子，取消了從美國引進彩電顯像管生產線的計劃，對江青點名要他參觀"黑畫展覽"的提議，周恩來也並不回絕，應邀前往。參觀中，他神色不動，對畫展中的各種影射詆毀的語言不置一詞，讓舉辦者碰了一個軟釘子，最後也不了了之。
　　這期間，周恩來對江青一些實在過份的挑釁，還是作了某種程度上的辯駁。比如，江青在參加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在談話中當眾給周的臉上抹黑，說："我們沒有讀過《四書》，《五經》，大概我們這裏就是總理讀過。"周隨即以"我們在五四運動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來回答，令江青討了個沒趣。
　　當然，周恩來明白解鈴還需系鈴人，江青這樣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毛澤東默許的緣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對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設法打消毛對他的疑慮，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險境。為此，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方面與江青小心周旋，守時待機；另一方面則在毛最為關注的維護文革、反對復辟的問題上盡量站穩立場，利用各種機會表明自己的態度，以解除毛澤東的疑慮，對他高抬貴手。
　　還在批林批孔運動發動之初，周恩來因擔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現文革初起時那樣的天下大亂，曾向毛澤東建議對軍隊、黨政機關和生產部門"應早一點規定一些政策界限下達"。不過，他馬上便覺察出此舉對運動有"划框框"之嫌，將會招致毛對他更大的疑心。於是，周恩來趕緊改變態度，在二月六日向毛報告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時，收回這一提議，表示："目前批林批孔運動在各地各單位還處在發展不平衡狀態。因此經驗還不夠多，如果過早地規定政策界限，可能對群眾的發動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僅如此，深知毛澤東心病所在的周恩來還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與黨內老幹部中普遍存在的對文革不滿，復出后所搞的"右傾回潮"劃清界限，特意在報告中向毛建議讓鄧小平現身說法，說："現在確實有些單位、有些省的個別領導者和個別老幹部在'回潮'，在談'復舊'的政治局面，如請小平同志在適當場合批判這些錯誤，會較別人有力，當然要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讓毛澤東一時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繼續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一開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雖然用意是藉此向"復辟勢力"-一黨內軍中的老幹部開刀，但打擊面太寬了，搞得人心惶惶，不僅干擾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肅清周恩來影響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給牽了進去。因為毛就曾批過不少條子，讓在他自己身邊工作過的年輕女服務員去上學參軍。這怎麼能不讓毛感到難堪和惱火呢?
　　問題還不止於此。江青還對"走後門"的問題窮追猛打，在政治局會議上揪住葉劍英不放，非逼他檢討認錯不可。然而，葉劍英也並不是等閑之輩，馬上以守為攻，鄭重其事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檢討自己，實際上告了江青一狀，而周恩來則趁機在一旁為葉幫腔，對批"走後門"問題向毛委婉進言，說："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
　　周恩來和葉劍英聯手唱的這齣戲，委實將了毛澤東一軍，迫使他不得不在權衡利害之後，對"走後門"的問題有所表態。在毛看來，江青實在是有勇無謀，雖說貫徹他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圖很賣力，卻脫褲子放屁，在"走後門"這樣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大動干戈，不分青紅皂白，四面結怨樹敵，實在太蠢。用後來毛自己的話說，這是在搞"三箭齊發"(即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一作者注)，干擾了鬥爭的大方向。況且葉劍英是毛掌握軍隊，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願意在這個問題上讓周恩來充當好人而他自己當惡人，得罪黨內軍中為數眾多的老幹部。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出面約束一下江青這種打擊面太寬的搞法，同時在政治上作個順水人情，拉攏一下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二月十五日，毛對葉劍英的檢討信作了批示，表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並指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
　　隨後，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專門發下通知，要求對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要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實際上後來不了了之。
　　"抬鄧排周"的權力布局
　　毛澤東急於安排後事，用鄧小平取代周恩來，完成權力布局中的換馬。為此，他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格局：讓左派保衛文革的成果，讓右派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左派的頭領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鄧。
　　毛澤東在批"走後門"的問題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動，卻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幾運動中打衝鋒，同時也沒有放棄通過這場運動來伺機更換周恩來的打算，重新安排權力格局。毛這種考慮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當然是與周恩來已經罹患癌症有關，需要另外找一個人來頂替他管事。不過在這背後，更多的還隱藏著毛對周極大的戒心而預先作出的防範，是自感已經老邁多病的毛對自己整個陵車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說，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這個心思后，才敢這樣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當然，毛澤東也很清楚江青這樣賣勁批周所夾雜的個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機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過，毛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依從江青。這當然不是出於內舉避親的緣故，也不是懷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誠，而是因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為人了。在政治上街鋒陷陣還可以，實際工作卻做不來，無法擔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擔子。
　　為此，深諳權謀的毛澤東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黨內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布局：讓左派"抓革命"一-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讓右派"促生產"-一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左派的頭領自然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剛剛復出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順便一提的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喜歡把鄧小平的東山再起說成是周恩來促成的結果。實際上，毛澤東才是這件事幕後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針對周的。本書上一章在分析周、鄧兩人的關係時已經提到過，鄧其實早就是毛手中挾制周的一張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後，毛澤東就指定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總攬黨、政、軍日常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然身為黨內第三號人物兼國務院總理，卻不得不事事向鄧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工作。
　　不僅如此，鄧小平甚至還在事關周恩來政治浮沉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后，周因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問題，並有意讓柯慶施取而代之，於是主動向中央提出了辭職請求。當時黨內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贊成由柯來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為此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一致意見挽留周繼續擔任總理職務。但毛那裡也需要有人去為周說情，後來是鄧小平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出面起草了建議周繼續擔任總理的會議紀要報送毛后，這場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們大都注意到，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即開始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為此不斷放風造輿論，卻往往忽略了這其實是一石兩鳥之舉：在政治上安撫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同時，暗中祭出的一招防範周恩來的殺手鐧。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際，卻發覺文革中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反而在黨內外的聲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中央無人制衡。
　　由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戒心護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念頭。在毛看來，無論是從個性、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說，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適人選，
　　以周恩來多年來對毛澤東為人的了解，當然明白毛讓鄧小平復出的用心所在。不過，善於在政治上爭取同盟軍的周氏自信能將鄧團結爭取過來。況且周為人一向委曲求全，對毛的決定從不違抗，總是遵行照辦，頂多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做點文章。周很了解鄧的為人個性，雖說他是毛安在身邊挾制自己的人，但已經看出鄧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相容，一旦復出，反倒會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為扭轉文革困局的幫手。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周恩來要比毛澤東看得更准。所以當毛在陳毅追悼會上透露出這種意向後，周立即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的談話內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造輿論：而且還有意當著江青等人的面，對外宣傳毛的這一意圖，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鄧搞成敵我矛盾，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盡量擴大這件事的影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
　　然而，讓鄧小平重新復出並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需要在政治上轉很大的彎子，作黨內外的說服工作，辦起來費力耗時，況且還有黨內文革派從中作梗。江青當年配合林彪在倒鄧的問題上出了大力，現在雖說毛澤東為鄧說了話，但她為此結下的心結卻不是那麼容易解開的，對毛的決定不大買賬，不斷找借口阻撓。而周本人也不願意逼得太緊，得罪江青。
　　因此，鄧復出這件事一波三折，進展緩慢。從毛澤東最初發話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沒有真正落實下來。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疑心這是周恩來有意拖著不辦，但又不便明說，因為畢竟沒有抓住什麼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鄧小平復出問題之際，慣於"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薦讀《史記》中的《汲黯·鄭庄列傳》，特別稱許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此來暗中敲打周不應對在政治上落難的鄧小平坐視不管，而應對當年旅歐動工儉學的老友援之以手，這樣才對得起幾十年的交情。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馬上便領會出毛澤東此舉所含的用意。他隨即抽空讀了《史記》的有關章節，並在隨後給毛的信中表示要讓鄧更上一層樓，出任政治局的秘書長(相當於中共八大后黨的總書記)，但被鄧所婉拒。
　　儘管如此，鄧小平重返權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極不尋常的，僅僅憑毛澤東的一席話，就從一般的中央委員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沒有經過中央全會的形式走走過場。這種情形在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沒有過先例的，即便是在當年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共產國際扶植王明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也還是經過了六屆四中全會的手續。由此可見，毛對鄧的期望之殷，這背後則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鄧來取代周的打算。
　　讓我們還是繼續看毛澤東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運動重新安排權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
　　這當然是和周恩來本人的病情惡化有關(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但實際上毛澤東考慮問題的著眼點卻並不在此，而是急於想讓鄧取代周，完成權力格局中的換馬。因為即使周身體沒有病，一直對"周恩來外交"耿耿於懷的毛也決然不願意再給他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的機會。不然的話，毛在此前就不會借故突發無名業火，以"莫須有"的罪名，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周大張撻伐了。
　　不僅如此，毛澤東此舉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通過這一為各方所矚目的舉動，向外界施放"抬鄧排周"的信號，暗示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即將不保。這在無形之中更加助長了本來已經甚囂塵上的倒周勢頭。不過，毛畢竟是慣於玩弄權謀的老手，並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為此，他在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的同時，又叮囑王海容、唐聞生不要講是他的意見，可以由外交部寫個報告送上來。這樣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圖行事，又可藉以觀察周的態度，以決定下一步運動的搞法，如果他敢於阻難這一決定的話。
　　周恩來當然不清楚毛澤東在背後所搞的名堂，不過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不難判斷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氣，就直接提議鄧小平出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代表團肯定是有來頭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對於一個曾經親手創立中國的外交事業、並且為之耗費了大半生心血的國務活動家，在自己的晚年終於有了可以在聯合國大會這個世界講壇上發表演講的機會時，卻又因身體和政治的雙重原因與之無緣，周內心的遺憾可想而知。實際上，這正是他多年來的夙願，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聯台國，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
　　不過，更讓周恩來擔心的還是這一安排的背後所隱含的政治信息，意識到毛澤東正在暗中觀察自己的態度，如果露出任何遺憾不滿之意的話，就會坐實毛對自己的猜忌，導致處境更加惡化。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為此，在政治上隱忍功夫極深的周恩來在處理這件事時，有意超身事外，既沒有表現出有任何情緒，也不查問外交部為什麼繞過他，同時抓得很緊，毫不耽擱，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並在隨後主持政治局會議加以討論。
　　令毛澤東沒有料到的是，出來阻撓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搬出種種理由反對這一安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江青這樣鬧，是因為她很清楚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訪活動，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關由誰來接替周出任總理一職的問題。為此，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已經覬覦忍耐了多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如此賣勁反周也是出於這種盤算。豈知天意難測，到頭來卻讓鄧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又怎麼能咽下這口氣來?由於江青的執意反對，政治局的多數人大部保持沉默，會議最後議而未決。
　　這種局面讓毛澤東相當尷尬和惱火。本來，他希望在排除周恩來后，由江青為首的左派和鄧小平領頭的右派在新的權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卻沒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識上體，自暴其短。不過，由於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毛對江青這樣鬧，一開始還是表現得相當克制。他讓張玉鳳傳話給周：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時待機的周恩來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處境的時機已到，正好可以借這件事做點文章，毛澤東在抬鄧的問題上遷怒於江青，就會多少緩和一下對他的壓力。於是，周立即表態擁護毛的決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沒有刻意亮出毛的旗號緊逼江青。他在表態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時，又盡量給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頭一周，除講話外，與各方重要人物進行接觸，創造局面后便回。"與此同時，周還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別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這是毛本人的意見，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鬧。
　　這樣一來，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來。就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著附和。對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斂，反而氣急敗壞地又吵又鬧，聲言"保留意見"，要政治局"再研究、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從幕後出來進行干預，解決這個問題。他寫信警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
　　從這以後，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有了某種變化，儘管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來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但卻對江青總是無理取鬧，難以擔當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漸生厭，開始有意疏遠她。
　　治病要服從大局
　　由於一再耽誤，周恩來所患的膀眈癌已在體內擴散轉移，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即便如此，仍無法住院動手術。毛澤東決定周住院治病要服從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將來訪的幾起外國首腦後再說。為了執行中央暫不考慮手術的決定，周只好靠輸血堅持工作，實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來忙於躲避來自台前幕後的明槍暗箭之際，卻禍不單行，病情急劇發展，已經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間，周就已經再次出現血尿，但是相應的治療措施卻因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拖延下來。會上，周被橫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無端蒙冤受辱，挨批鬥，受圍攻，心情極壞。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病情明顯惡化，以至到會議後期，要頻頻上廁所，每次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出來。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束而收場。還沒有等周恩來從這場濤天大禍的打擊中喘過一口氣來，批林批孔運動就又鋪天蓋地而來。面對其勢洶洶的倒周勢頭，周本人雖然在表面上不露聲色，實際卻在精神上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不得不強撐病體，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戰。多年來的過度勞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鬱悶和憂懼晚節不保的心理壓力，終於使周恩來體內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發作。
　　從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開始，周恩來每日尿血多達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進三0五醫院接受檢查和電灼術治療。但是，術后的效果卻不理想。沒有多久，他體內的癌瘤便再度複發，而且來勢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時每日達二百多毫升。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的身體明顯垮了下來，人已經很虛弱，飽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回憶錄中詳述了當時的情況。他在書中寫道：
　　由於腫瘤迅速長大、潰爛，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積了大量的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使排尿發生困難。起初，小的血塊堵塞，解小便時稍用力還能排出去，但較大的血塊不容易從尿道排出，以致周恩來在排尿時十分痛苦。每當我見到他擺晃著身體，扭動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動，想藉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塊移開，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總理生病，替總理去承受這種苦痛。當一些小的血塊隨尿流一起比較痛快地排出來，這時，總理會長長地噓出口氣，他的額頭微微地沁出了些許汗珠。這個時候，周恩來己受盡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發上去靜養一會兒，準備下一個"回合"，因為小便還沒有排出來。
　　周恩來的病情發展得這樣快，弄得毛澤東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儘管毛已經開始在考慮換馬，起用鄧小平來頂替周的角色，但事到臨頭還是有些抓瞎。多年來，毛雖然獨攬大權，卻只是個甩手掌柜，內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務一直是依靠周恩來掌管處理。現在周這個大管家病倒了，而鄧小平又一時接不上手，這樣一來，整個國家的運轉就發生了問題，許多事情壓了下來，沒有人處理。為此，毛決定周住院治病的問題要服從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將來訪的幾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後再說。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醫療組心急如火，從醫學專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內腫瘤加速增大惡化的情況，出血不斷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動，確實有危險，很容易因貧血摔倒，心臟出現問題，因此請求中央儘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術，但不是沒人理睬，就是給碰了回來，以至於周恩來住院開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來，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陸發表的有關知情人回憶周恩來治療膀胱癌經過的文章大都把延誤治療的責任推給"四人幫"，說這是殺人不見血，有意對周進行"迫害"。可惜，這隻說出了其一，沒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況。實際上，在周氏治病的問題上，江青一干人並無決定權，更無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來治療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張春橋外，還有葉劍英、汪東興。而且這四個人也不過是個傳聲筒，大小事情必須聽命于毛澤東。可以說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毛才是整個事情的幕後主使。
　　本書前面已經談過，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澤東便一直通過汪東興在幕後遙控指揮，從一開始就對周恩來的治病原則定下了調子，下令要"保密"和"不開刀"。醫療組對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時進行手術，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錯過了治療時機，後果是嚴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東興卻以"這是主席指示"壓人，稱：主席是考慮全局的，這樣決定是保總理的，並要醫療組"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這樣整整拖延了九個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間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把整個抽水馬捅里水都染紅了。這樣一來，已經無法再瞞下去了，才由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三人找周氏夫婦談話，告以實情。
　　即便在這時，汪東興仍根據毛澤東所定的調子，阻止醫療組對同恩來作進一步的檢查治療。當醫療組的專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經很嚴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時，汪不以為意，又把毛搬出來壓醫療組，喝斥說："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么!"
　　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仍然沒有放棄努力，通過各種渠道籲請中央批准他們對周恩來病情的診療報告，負責周警衛工作的楊德中甚至還帶著裝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東興，讓上面"眼見為實"，請求中央儘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術，但汪東興仍然不予理睬。
　　後來還是葉劍英利用陪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的病情，毛這才批准治療，但仍通過汪東興對治療划框框，命令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準電燒。但這一回，醫療組的專家們暗中抗命，在檢查中還是悄悄地給周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不過早已錯過時機，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了。
　　經過這樣的一再延誤，周恩來體內的癌瘤發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檢查中又發現了"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逼進一步證實了癌細胞已經開始在體內擴散轉移。周恩來醫療組對此著急萬分，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再這樣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醫療組組長、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帶領醫療組向中央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領導人當面陳情，說明情況的嚴重，敦促中央下達批准周及早住院動手術。
　　這一回輪到張春橋代表中央表態。他繼續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駁回了醫療組的請求，表示：
　　"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就連一向站在周恩來一邊的葉劍英也不得不按同樣的口徑，婉轉地對醫療組做說服工作，稱張春橋所說的"是中央的意見，積極的意見，切除的辦法，暫時放一下，不考慮。"
　　不僅如此，張舂橋甚至還企圖隱瞞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報告上的結論，被醫療組頂了回去。不過，在動手術的問題上，醫療組卻胳膊扭不過大腿，周恩來的住院動手術的日期始終決定不下來，一推再推。
　　對於自己病情發展得如此之快，周恩來當然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他雖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動，但是心裏卻非常著急，想儘快動手術切除體內的癌瘤，甚至考慮摘除整個器官，因為即便如此，也還仍有活下去的希望。為此，鄧穎超曾專門調看了"人工腎"這類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劇發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樣化驗的結果，督促醫療組採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作主，一切要聽圖毛澤東的擺布。實際上，他從一開始對這一點心中有數，知道從起初對他本人隱瞞病情，進而阻攔檢查到後來不準做手術，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為臣侍君之道的周對毛這樣的決定既感到無奈，又不敢違拗。況且這是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作為黨員必須遵守服從。
　　面對張春橋搬出來的種種推遲住院開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實在無言以對。在這種情況下，儘管這種安排明顯帶有"醫療為政治服務"的味道，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根本不顧治病上的需要，周恩來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訓，一切聽由黨安排，實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自勉了。
　　這期間，由於失血過多，周恩來的身體已經非常慮弱，隨時可能休克，但是為了執行中央暫不考慮手術的決定，只好靠輸血堅持工作。這是醫療組擔心發生意外而採取的臨時應急措施。每當遇有重人的外事會談，醫護人員都十分緊張，攜帶各種急救器材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進行搶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後幾起外國首腦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支撐過來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來終於住進了解放軍三0五醫院，當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過程中，醫療組的專家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術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醫療組卻不敢對此過於樂觀，因為耽擱的時間畢竟太久了，體內癌細胞很可能已經擴散了。
　　果然，僅僅兩個月後，周恩來便又開始尿血，而且日漸增多。經專家診斷，確定為癌瘤在體內轉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術。這對周氏精神上的打擊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還曾對戰勝病魔抱有希望，而現在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為此，他在回答外賓的詢問時，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與面對死亡的內心恐懼相比，此刻更攪擾周恩來心緒的還是政治命運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節，在政治上善終，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茲在茲，看得比什麼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卻並沒有跡象表明這場衝著他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有鳴金收兵之勢。充當打手的江青雖然在鄧小平出國的問題上碰了釘子，但在批周的問題上卻並沒有受到毛澤東的管束而有所收斂，依然十分囂張，動作頻頻。
　　就在周恩來住院前後，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輿論宣傳機器繼續大搞影射史學，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海內外有關周氏地位不保的風言風語滿天飛，不少人都為他的政治命運而擔心。有的外國訪客甚至當面詢問這個問題。對此，周恩來既不能承認，也無法斷然否認，只好顧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徑，談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過去。
　　應該說，周恩來的內心憂懼並非自尋煩惱。一九七四年六月間，就在江青四處放風批"黨內大儒"之際，毛澤東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那九篇文章找出來重新加以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重磅炮彈。本書前面已經介紹過，這九篇文章是毛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九篇黨內通信，是他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激憤之作，對當年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聯手整他這筆歷史老賬的總清算。
　　這些文章確實體現了毛澤東所特有的風格，是他內心鬱積已久的怨憤情緒的大渲泄。文中對黨內教條、經驗兩派左右開弓，嚴詞撻伐，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噴頭。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凶"。
　　在這次修改中，毛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刪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鋒芒所指還是讓人一望而知。當然，毛澤東是個開展政治鬥爭的老手。他知道此舉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當年批周的文章拋出來，不啻是第二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勢必給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穩住陣腳的政局造成重大衝擊。對此，毛已經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所以一直沒有貿然行事。
　　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澤東發覺周恩來打著批極左的旗號，企圖對文革改弦更張以後，就開始考慮批周的問題了，選擇的"石頭"便是這九篇文章。當時，毛讓人把文章找出來，印成大字本，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後來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遠新，甚至准許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內容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
　　正因為毛澤東事先已經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後來才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宣稱："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回潮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其中"九次路線"指的是劉少奇的問題，"十次路線"是指林彪的問題，而"十一次路線"則是隱指周恩來的問題。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就已經率先點明了。
　　應該說，毛遠新的上述言論在無形之中道出了毛澤東在是否拋出周恩來的問題上躊躇未決的心態。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毛良心發現而不忍對周下手，實際上，毛在政治鬥爭中從來就沒有念過舊情，無論是對彭德懷、劉少奇，還是對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時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深知周恩來是一個比劉少奇、林彪更難纏的對手，他在黨內軍中有眾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為人處世一貫謹慎守分，從無二心。這是在黨內外早就有定論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來因趁勢推動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硬要違背黨心民意而大舉批周的話，很有可能激起眾怒，在政治上鬧出亂子來。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個人靜下心來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於是，他決定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赴南方休養一段。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當年發動文革，向劉少奇展開攻擊前就是這樣做的。
　　七月中旬，毛澤東在離京前夕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盤。毛知道江青在貫徹他批林批孔的意圖上鋒芒太露，觸犯了黨內置中的一大批人，臨行前必須設法調解一下這個矛盾。不過，老於權謀的毛卻有意讓江青為自己背這個黑鍋。會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運動成績的同時，不痛不癢地批評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併當眾宣布："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談話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稱：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其實，這不過是毛在故意放風，迷人眼目，因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這件事悄悄告訴了周恩來。實際上，毛一直沒有打消拋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頭，甚至一直到周恩來死後，毛本人已經重病纏身，無法直接閱讀的情況下，他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念給他聽了一遍，並作了若干修改。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補過還賬
　　毛澤東的表態總算是讓周恩來稍稍鬆了口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經過連續兩次手術后，周恩來自知已經沉痾難起，來日無多。除了擔心最後落得"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下場外，牽挂周恩來的另一樁心事則是想在有生之年盡量彌補一下在政治上所做過的虧心之事，以多少減輕一點內心的負疚。當然，這隻能看毛的臉色見機行事。
　　這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在武漢的毛澤東為了修補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下令解放當年"因聽了林彪一面之辭，而錯整了的楊成武"等一批人，讓他們在建軍節招待會上公開露面。這正好給了周恩來一個為他當年的表現補過的機會。
　　事實上，周恩來一直為他本人在"楊、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而內疚於心。自文革運動全面發動以後，楊成武一直是他應付亂局的得力助手。"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后，楊更是因老帥們靠邊站而一躍成為軍隊實際上的負責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澤東的賞識，曾經一度是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勢最混亂的時候，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暗中協助周恩來向毛澤東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拋出王力，關鋒等人作為亂局的替罪羊。這不僅成為整個時局的轉折點，而且也幫助當時已經焦頭爛額的周本人擺脫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當林彪和江青隨後聯手整楊成武時，周恩來卻明哲保身，不僅沒有對他援之以手，反而還跟著一起批，說了不少"過頭話"，像"永遠忠於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楊的"三·二四"大會上帶頭喊出來的。對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對不起楊成武，以至後來一直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設法對他加以某種保護。比如，當康生、陳伯達建議組織小型軍事法庭秘密審判楊時，周恩來和大概是出於同一心態的毛澤東(楊曾在武漢"七·二0"事件中保駕毛脫離險境)一起把報告壓了下來。
　　林彪事件后，周恩來趁勢提出要楊成武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曾先後寫了三次報告，這次毛澤東拍板決定把楊成武解放出來，總算是給了他一個可以為當年所作過的虧心之事當面謝罪的機會。為此，動過手術不久的周恩來專門從醫院趕到人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接見楊成武等人的談話，親自傳達了毛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對"楊、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評。
　　"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後，周又特意把楊成武留下來，作了推心置腹的長談。多年後，楊成武對人回憶了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來，七月三十一日參加建軍節，宴會之後總理把我留下，從宴會廳向北京廳走的路上，周恩來很動感情地說："成武啊，我呀，對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過程中，也說了錯誤的話，也說了違心的話，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檢討……"我的眼圈濕了。我喊："總理，這是林彪他們搞的，我心裏明白，您從根本上一直是想保護我們……"周恩來用手勢止住我，繼續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成武啊，我還要告訴你個不幸的消息。"周恩來那晚講話很多，"本來不想跟你說，考慮再三，我還是要跟你說。你大女兒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擊。當我清醒些時，聽到總理沉痛的聲音："這是我的失職。楊易(楊成武的大女兒--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當時她正在寫林彪、吳法憲的材料，還沒完成，這是階級鬥爭啊。我當時正在準備接待尼克鬆、基辛格，沒有來得及處理這件事情，結果出了悲劇。我已經作出批示：一、不許火化，保留遺體；二、要化妝；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標誌、立碑，待你們出來之後，由劍英和空軍黨委來處理這個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這件事。今天我向你檢討，你不要告訴你愛人，緩一緩，革命總要付出代價的。"
　　同對楊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來內心對賀龍的負疚感更大。因為賀龍早已病死於囚禁之中，即使想當面謝罪補過也已經不可能了，何況周本人在這個問題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賀龍專案，很多事情都經過他的手，如本書前面提到過的代表中央宣布對賀龍採取組織措施、批改對賀龍立案審查的報告等。
　　據後來接手負責對賀龍一案甄別平反的紀登奎說，所謂賀龍"通敵叛變"的歷史問題，其中的疑點破綻很多，根本經不起推敲，顯然是一樁出於政治目的而構陷的冤案。當年審查時，賀龍的老部下寫的揭發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攪混了水，但以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閱歷和精明，應該不難看出這一點來。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來當年在經辦賀龍的案子時，明知其中有不實之處，卻不敢得罪林彪，出來為賀龍辯誣，反而還從所謂"大局"出發，為維護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給賀龍羅織罪名，充當了幫凶的角色。其實，周心裏非常清楚賀龍的問題是林彪構陷的一樁冤案，所以當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山溝里接回北京，並要她"把賀龍同志遭受林彪一夥迫害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報告中央"。
　　文革結束后，薛明揭發賀龍被林彪、江青迫害慘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廣為流傳，曾引起很大的反響。為此，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頗有些坐立不安，曾託人帶話給薛明，說：要是總理知道這個情況，會難過死的。這不過是試圖為自己的丈夫開脫罷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賀龍遭受迫害的某些細節，但也並非一無所知。因為當時各個專案審查小組都定期寫有給中央的報告，彙報審查對象的思想、生活、身體等各方面情況，而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牽頭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賀龍專案的周恩來應該是可以看到的。況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隱瞞真相，又豈能瞞過久經黨內鬥爭的周恩來，他太清楚一旦淪為階下囚后所處的悲慘境況了。正是因為周心裏知道他本人對賀龍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才極力想行所補救，以多少減輕他內心的負罪感。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周恩來有心補過，但是在為賀龍平反的問題上卻瞻前顧後，小心翼翼。除了因為當年幫助林彪整倒賀龍的江青還在台上外，更讓他顧慮的是，吃不太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態度。林彪事件后，毛為了緩和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曾先後在不同的場台表示過：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翻案呢!並在中央軍委會議上當著眾人還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問題是就在毛澤東的上述談話中，仍然流露出對賀龍的某種疑心，他在表示要給賀龍平反的同時，還加丁一句："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得不小心行事，因為毛澤東正話反說、假戲真唱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如果不確實摸准毛的意圖就貿然而動的話，反而可能會把事情搞糟。所以，儘管毛髮了話，周一開始還是按兵不動，沒有急於將賀龍平反的問題提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而只是讓下面著手做些準備工作，交待當年那位曾咬過賀龍的老幹部重新寫一份證明材料，以備日後之用。其後，當分管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紀登奎向他請示如何貫徹毛為賀龍平反的指示時，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從武漢傳回毛澤東關於要抓緊給賀龍恢複名譽的明確指示后，周恩來這才放心，讓紀登奎和華國鋒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員傳閱。他本人則對其中有關評價的地方作了畫龍點睛的修改，強調賀龍幾十年來曾為黨的事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就這樣，拖延已久的為賀龍平反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周本人也算是了結了一樁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來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為國慶二十五周年舉行的盛大招待會。周知道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主持這樣的國慶招待會了，所以想藉此機會儘可能多地關照一下在文革運動中受到傷害的黨內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營造一個大團圓的局面。
　　為此，剛剛動完手術不久的周恩來仔細審閱了一份多達兩千人的出席國慶招待會的人員名單，閱后又連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議還應增補進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來的儘力運作下，這次國慶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會各方面代表齊聚一堂，互致問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經過文革浩劫之後，當時人們普遍有種感覺：周的存在是對極左狂暴的某種遏制和對人們自身利益的些許保護。所以當批林批孔運動發動以後，黨內外下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傳出后，更是牽動了人心，渴望尋找一個機會表達對他的祝福和敬意。
　　當面容消瘦的周恩來出現在國慶招待會上時，人們都站了起來，使勁鼓掌，不斷地呼喊："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擁而上，爭相向他握手問候；後面的人則翹足遠望，甚至不拘禮節地站在椅子上，遙相揮手致意。周在招待會上所作的簡短的官式祝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十余次之多。
　　這樣熱烈的場面，在周恩來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並不多見，何況又是在唯毛獨尊的文革年代。對此，剛剛任政治上度過劫波的周恩來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種慰藉-一畢竟公道自在人心，不過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澤東不快。他隨即傳話要求壓低新聞報導的調子，刪掉電視紀錄片中諸如"敬愛的周總理"一類用詞，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澤東雖然遠在外地，卻對京城中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國慶招待會上出現擁周的場面，讓早已慣於唯我獨尊的毛心裏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因為周恩來在祝酒詞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聲聲稱："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更讓毛不敢小看的是這件事背後所顯示的人心向背。本來，毛這次離京赴外地，明為養病，實際上暗中還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盤算此舉在政治上的風險和得失。
　　這次國慶招待會上顯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給毛澤東當頭澆了一瓢涼水，迫使他認識到，如果罔顧黨心民意而公開批周的話，勢必激起強烈的反彈，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樹敵的處境，導致天下大亂。對此，已經年邁體衰的毛實在是有些力不從心了，當年駕馭文革的那種自信和膽力已經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大打折扣了。
　　無奈之下，毛澤東不得不從長計議，把公開批周的打算擱暫時置起來。對此，毛曾向身邊親近的王海容等人作過這樣的解釋：
　　"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未到。全國人民覺悟不高，對周還缺少認識，現在反周會天下大亂。"。這就是當年在社會上流傳很廣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來。這以後，由於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運動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標，不得不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組閣之斗
　　圍繞四屆人大組閣問題，毛澤東苦心安排的權力布局剛一出台，就引起一場風波。周恩來決定利用自己相對超脫的地位，暗中助鄧小平一臂之力；同時借四屆人大之機重提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作最後的進言，為擺脫文革困局尋找出路。
　　國慶節之後，毛澤東提出籌備召開拖延已久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這是毛迫於黨心民意的壓力而暫且打消批周的念頭后，在政治上採取的另一個相關決定，意在安撫顯然已對連年政治運動感到厭倦的人心，以穩住文革敗局的陣腳。為此，一生篤信鬥爭哲學的毛一反常態，發出"以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這樣，自年初批林批孔運動發動后一直緊繃的國內政治氣氛開始緩和下來，久亂思冶的中國老百姓總算是有了某種期盼。
　　然而，毛澤東是個慣於在政治上做表裡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開四屆人大這張空頭支票吊人們胃口的同時，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準備利用四屆人大組閣之機，先把周恩來"掛"起來，然後再逐步排出權力格局，用鄧小平取而代之。
　　為此，毛澤東在籌組四屆人大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明顯把周恩來晾在一邊，既沒有讓他過問有關人事安排的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是否由他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而是讓張玉鳳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擺出準備在政治上重用鄧的架勢。
　　結果一石激起干層浪。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打破了權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發了中共黨內高層內部激烈的爭鬥。江青本來就因反對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對鄧窩了一肚子火，這次見毛如此倚重鄧，更是覺得難以咽下這口氣。在江青看來，如果在倒周的問題上論功行賞的話，她應該是頭一份，結果到頭來卻空忙一場，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怎麼能讓一心想當女皇的江青甘心呢?況且江青知道與沉隱內斂的周恩來不同，鄧小平為人剛愎倔強，說一不二，以後更難相處。鄧復出后，兩人已經在一些問題上發生齟齬，像在總參謀長人選的問題上，兩人的提名就不一樣，相持不下。為此，江青決定先下手為強，尋機大鬧一場，即便鬧不出名堂來，也要給鄧小平點顏色看看。這就是後來鬧出"風慶輪事件"的由來。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遠航歐洲歸來。江青指揮手下人馬藉機大做文章，除了在公開的新聞報道中大做宣傳外，還在內部傳閱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借記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狀，指其派駐風慶輪的幹部"崇洋媚外"，公開散布"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十月十四日，江青將這份簡報批給在京政治局全體成員，稱這件事"引起我滿腔無產階級義憤"，並氣勢洶洶地質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我們的政"，建議"政治面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應該說，江青拿在遠洋運輸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的問題開刀是有一番心計的，打算一箭雙鵰：在批周恩來的同時，將鄧小平一軍。因為問題出在國務院，當年正是周作出在遠洋運輸業中造船和買船並舉的決定，並趁後來世界石油能源危機的時候，批准外貿部門廉價購買了一批外國輪船。現在周本人雖然已住進醫院，沒有再管這件事，但作為目前協助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難辭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跟著表態批的話，無異於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來也不會高興。總之，則正好可以抓住鄧的小辮子，趁勢把他出任第一副總理的事鬧黃。
　　鄧小平並非等閑之輩，當然看出江青這一手的用心所在。見毛澤東如此重用他，鄧的心情顯然很複雜，一方面確實有知遇之感，想儘力做好工作，擔起責任來，為毛分憂解難，不辜負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則深知文革的爛攤子不好收拾，和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來那樣的隱忍功夫，最後難免鬧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從一開始就擺正關係，對於江青的驕橫霸道和無理取鬧決不買賬。用鄧自己的話說是：橫下一條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鄧小平敢於捅江青這個"馬蜂窩"，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澤東對江青日益反感，覺得事情總可以從毛那裡討回公道。所以在風慶輪問題上，當在京政治局成員大都表態附和江青的意見，甚至連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話表示支持時，鄧只是在傳閱件上畫了個圈，沒有表態支持。
　　這樣一來，江青火冒三丈，認為這是鄧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對。在十月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大吵大鬧，揪住鄧不放。非要他當場表明對批"洋奴哲學"的態度。鄧表示："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結果遭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圍攻。鄧小平一開始還盡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鬧大，但後來在一再追逼下，終於被激怒了，也不客氣地和他們頂了起來。
　　姚文元事後在日記中描述了當時的場面，說："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當然，這隻是一面之辭。實際上，鄧當時還是相當克制，只是表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贊成你們的意見嗎?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最後在李先念的勸解下，鄧小平離開了會場。
　　事情鬧成這樣，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會後，她立刻在釣魚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馬碰頭開會，商量向毛澤東告狀的問題。他們知道鄧小平眼下在毛那裡正是走紅的時候，若是直接告鄧，很可能給碰回來；但如設法挑動毛對周恩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加掩飾的不滿和戒心，而把鄧和周往一塊打的話，就會觸動毛的心病而改變重用鄧的態度。為此，江青等人決定把告狀的對象鎖定在周恩來身上，鄧小平只是作為陪綁；同時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暫時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趕赴長沙，搶先向毛澤東告狀，因為兩天後鄧小平將要陪同毛會見外賓。根據事先商量好的口徑，他扼要彙報了鄧和江青在政治局會讓上發生的爭吵后，話鋒一轉，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是著著危險來的。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里，卻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他們這些人來往的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江青擔心王洪文的彙報說不到點子上，把當時很受毛澤東寵信的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要她們也向毛反映情況，並畫龍點睛地說：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全是在養病。鄧小平，葉劍英和總理是一起的，總理是後台。
　　雖然江青一班人馬使出渾身解數向毛澤東大進讒言，卻不料毛已決定在批周的問題上暫時偃旗息鼓，結果非但御狀沒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對周恩來根深蒂固的成見和戒心雖然並沒有因暫時打消批周的念頭而消除，但也並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樣的反骨，敢和派來挾制他的鄧小平聯手"搶班奪權"。老於權謀的毛一眼便看出這是江青想借刀殺人，故意危言聳聽來激怒自己，以達到倒周、貶鄧，由她那一派獨掌大權的目的。
　　毛澤東並非不想把大權交給黨內文革派，實際上他一直在為此創造條件，只是因為江青太不爭氣，實在有點扶不起來。如果真的把權交給他們，非天下大亂不可。對於江青這樣胡鬧，毛十分惱火，因為這不僅打亂了他對今後權力格局的部署，而且還會使為政局營造某種安定團結氣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來，周恩來已經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韙，干脫褲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澤東本來希望江青能和鄧小平在他安排的權力格局中攜起手來，在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為文革保駕護航，卻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顧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經警覺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聽招呼和勸告，和張春橋等人抱成一團，在政治局內搞小宗派，稱王稱霸，已經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數人的不滿。現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鄧二人同時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們，勢必造成江青一派獨大的局面，到頭來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這是深諳統馭之術的毛所不能答應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為此，毛澤東決定進一步抬舉鄧小平來反制江青，並讓周恩來介入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監管唯江青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則有意利用這種兩派對峙、互相牽制的局面，在幕後進行操柞。毛在聽完王洪文的彙報后，當面教訓了他一頓，要他跟鄧小平搞好團結，回去后要多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談，有時間多讀些書，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兩天後，毛澤東又讓王海容、唐聞生向北京傳達他的意見，明確表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並讚許說"小平同志的辦法好，對江青就是要頂"，再一次明確了由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同時兼總參謀長一職。
　　大概是還嫌這樣做不夠，稍後毛澤東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劃清界限的姿態，讓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他對江青的看法轉達給周恩來，稱：現在要安定團結，江青就是不聽，開"鋼鐵工廠"，開"帽子店"。別人心裏不高興她，她非跟很多人鬧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偏要搞。她的話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來只跟她吃過一頓飯，現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頓沒吃。
　　這樣一來，周恩來又再度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來。實際上，他在醫院中確實如江青他們所說，並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完全靜下心來養病。當政治局會議為"風慶輪"事件發生爭吵后，他即分別找各方談話，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設法進行調解，平息這場風波。鑒於江青是在蓄意鬧事，鬧到毛澤東那裡已勢所難免，而毛的態度則是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決定不動聲色地拉鄧一把，利用自己相對超脫的地位，暗中助鄧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爭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贏這場官司。
　　不過，周恩來做得很老到，不動聲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鄧小平打了招呼，叮囑他在陪外賓見毛澤東時不要為此事干擾毛，回來后慢慢解決；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醫院，向她們介紹整個事情的經過，著意替鄧講話，拜託她們向毛傳話，說：經他向參加會議的同志了解，鄧並非像江青宣傳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勸止的。鄧走後，張春橋說，他早就知道鄧要站出來。江青也說她是有意問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看來他們都事先準備好了要整鄧，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
　　周恩來在解決"風慶輪"風波的同時，開始著手進行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毛澤東指定由他來主持這項工作的決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一直提心弔膽的周氏如釋重負，甚至還有某種受寵若驚之感。他雖已重病在身，卻不敢絲毫懈怠，隨即連日在醫院里約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找人談話，部署落實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當各項安排大體落實后，周恩來又連夜提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工作的進展情況。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聞生兩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指示，並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報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囑咐的幾句話，我當堅決執行，決不違反。人事名單估計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幾個較滿意人選，呈主席選擇批准，關鍵在於中青幹部。
　　我極端(旁註：積極，誤寫為極端，已電話請東興同志告王、唐兩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便於楊成武同志學習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如打起仗來，第一副總理與總參謀長還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領導下配合工作。
　　據洪文、春橋、小平同志估計，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體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參加一頭一尾就可口(此處因手抖，字跡難辨-一作者注)，療養情況已托王、唐兩同志面報，即使照膀胱鏡不燒不成，我還受得起再開刀，務請主席放心。照膀胱鏡時情況，東興同志參加我的兩次治療，請問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其他托王、唐面談。
　　周恩來
　　74．11．6．4時半
　　這是周恩來自六月份住院動手術后寫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從信中的字跡和內容可以看出，他為了寫這封信是強撐病體，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雖然極力想像以往那樣把字寫端正，卻已經力不從心了，整篇字體顫抖，個別處已歪扭難認，甚至出現明顯的筆誤和前言不搭后語的地方。這是一貫精細嚴謹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過的。
　　司時，周恩來顯然是已經看出毛澤東這次把他推出來主持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不過是因為一時在政治上擺不平的權宜之計，心裏並沒有真正打消對他的疑慮。為此，他在信中頗用了一番心思來表白自己，以圖化解毛的心結。從信的一開始，周就主動對毛本來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幫"的話表示要引以為戒，到有意識地強調人事安排名單中"關鍵在於中青年幹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的那段話，無一不是出於這樣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來在信中對鄧小平和江青兩人在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的爭執，周也盡量不偏不倚，在表態支持毛澤東提議由鄧本人兼飛的同時，又照顧江青的面子，為楊成武說了話，指出這是"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如打起仗來，第一副總理與總參謀長還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領導下配合工作。"
　　周恩來這種姿態，相形之下，讓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顯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斂。這令毛澤東感到既難堪又惱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賞江青敢打敢沖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當他的打手，但十分惱火她干涉太多，不斷惹是生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更讓毛生氣的是，江青此舉把正需要刻意籠絡，用以轄制周恩來的鄧小平得罪了，而讓周從中做了好人。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鄧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為此，毛澤東決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間接連批評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舉動。毛一面在私下裡點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組閣，當後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紅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錯誤，改正就好"，叮囑她"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
　　毛澤東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斂，從而幫助主持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排除了一大障礙。儘管如此，周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時小心翼翼，盡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審閱出席四屆人大代表名額的分配方案時，周恩來認為老幹部的名額太少。不過為了避嫌，他並沒有單獨提出這個問題，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類需要增補的代表名額一併提出，其中包括"紅衛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見心計的是，周恩來對其他如建議增補的代表名額都提出了具體數字，唯獨對老幹部的增選名額不提出具體數字，建議由政治局"考慮斟酌后加以決定"。
　　順便指出的是，大陸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這件事情時，擔心損及周恩來的形象，有意迴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屆人大代表中老幹部名額的同時，也提出增加紅衛兵代表名額這一點。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為政之道和行事處世的精細之處，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其人的那種東西來。
　　在醞釀擬定人大和國務院機構的人選名單時，周恩來更是煞費苦心。從大局著眼，折衷各方意見，權衡輕重，有取有舍。鑒於江青一邊對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部長人選爭得很厲害，張春橋又執意堅持要遲群出任教育部長，周恩來在和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等人權衡利弊后，認為教育部長關係重大，不能讓，以周榮掌管為宜，而文化部和體委則可作些讓步，由他們去搞。
　　其後，當毛澤東否決了把謝靜宜以及喬冠華、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員長和副總理的名單后，善於見機而作的周恩來又趁機進言："遵照主席指示，為保護謝、喬、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員長、副總理名單內，因此對呂(玉蘭)、楊(坡蘭)兩人也可以考慮。""而呂、楊兩人正是當時在政治上作為培養的"新生力量"而安排進名單的，最後連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魚之殃，被一道刷了下來。
　　十二月下旬，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大體就緒，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經由周恩來審閱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問題也在黨內各方角力后搞出來三種方案，供毛澤東拍案定奪。然而，就在這節骨眼上，周恩來的病情又有了新的發展，大便里出現潛血。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十分著急，建議馬上進行檢查治療。
　　這樣一來，使得原定準備和王洪文一道向毛當面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的長沙之行成了問題。為此，葉劍英十分著急，因為他深知周恩來此行所負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給了江青他們可乘之機，利用單獨進見的機會，影響毛澤東的最後決斷。這樣一來，整個安排就可能生變。
　　在這種情況下，素來關心周氏病情的葉劍英在和黨內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醫療組的工作，表示：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暫時不能提及此事，同時要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護理好周恩來，確保長沙之行絕對不能出任何意外。
　　對於這種安排，周恩來欣然同意。他本來就是個一向以大局為重的人，這次更是清楚他長沙之行的分量。毛澤東已經年過八旬，纏綿病榻，不會撐很久了，顯然正在考慮後事安排。因此這次四屆人大組閣非比尋常，事關毛身後黨內的權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經逐漸淡出政壇，將不久於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較超脫，講起話來更容易說服毛。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周已經重病在身，卻已然顧不得那麼多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強撐病體，在醫護人員護送下，乘專機飛赴長沙。據當年隨行的機組人員回憶，周氏這時已經消瘦得很厲害，人也十分虛弱，登機時整個人被醫護人員用大衣、帽子、圍巾、口罩捂得嚴嚴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費勁，還有點晃。不過，相對於旅途顛簸中時時襲來的病痛而言，他考慮更多的還是如何設法完成使命，爭取毛澤東的支持，最後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實際上，周恩來已經看出毛澤東這次欽點鄧小平、張春橋二人分別擔任國務院第一、第二副總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黨內權力格局中製造一種讓鄧、張二人互相牽制的局面。儘管一心想當"理論權威"的張本人並不大願意做國務院的事務性工作，周明白毛這種對鄧既重用又暗中防範的兩手，說到底還是在政治上對鄧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這和毛對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轍。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深知最犯忌的，莫過於讓毛澤東懷疑他和鄧小平在政治上聯手了。因此，周在向毛彙報人事安排的設想時，對涉及到鄧的職務安排極為謹慎，寧可提得低些讓毛去作最後決定，也決不往高里說，讓毛起疑。
　　比如，在鄧小平黨內職務的調整上，周恩來就頗用了一番心思。毛澤東在提議鄧擔任第一副總理時，並未明確他在黨內的職務。由於鄧當時還只是政治局委員，而張春橋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鄧的黨內職務至少也應該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來，以鄧小平在下一屆政府的身份和黨內的資歷，擔任黨的副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但這樣一來，又多少會打破毛所設計的鄧、張兩人之間的平衡，給人留下抬鄧的印象，從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過，周恩來畢竟是處理這類政治難題的老手，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他在彙報時小心翼翼地以"請示"的口吻向毛澤東建議："補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這裏，請注意其中兩者的先後次序-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後。這樣既提出了問題，又保護了自己，箇中奧妙讀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來對鄧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時，卻對張春橋使出了殺手鐧。將他在歷史上有嚴重問題一事向毛澤東當面奏了一本。實際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從陳伯達那裡對張有歷史問題有所耳聞，但由於江青一直扣壓他的檔案而未得其詳。批林批孔運動中，自廬山會議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著擔架到他那裡專門談這個問題，表示對張的歷史問題"很不放心"，要他向毛報告。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貿然行事，因為他早就知道毛澤東不想追查張春橋歷史問題的態度，所以按兵不動，把這件事壓了下來，直到這次四屆人人的組閣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來，以此來反制江青推張春橋出來當總理的圖謀。
　　周恩來這樣做，是因為他非常清楚張春橋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一他不僅是"四人幫"中搖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認為是懂得他思想真傳的人，甚至有意讓他接班，林彪就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之際，把張的老底揭出來，就會坐失良機，貽害今後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願處理這個問題，繼續庇護張春橋，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層樓的作用。
　　不過，周恩來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會惹起毛澤東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並不急於自己出面，而是先讓王海容、唐聞生向毛報告這件事，然後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單獨談話中才提出這個問題，而且還把康生抬出來。當時由於張玉鳳在場，周只是"點到即止，並沒有多講。"
　　對毛澤東來說，張春橋有歷史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他早就從江青那裡知道這個情況，但卻不想深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態度和他當年大整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判若兩人。不過也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在毛的眼裡，所謂"歷史問題"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為轉移，張舂橋正是毛手中用來對付黨內外翻案勢力的一員大將，眼下正是用得著的時候，又怎麼會臨陣斬將呢?所以毛並沒有理睬周的報告，相反還把舉報此事的康生數落了一頓，說：他歷來極左，在延安時期就這樣。
　　不僅如此，毛澤東在聽取彙報的過程中，還有意抬舉張春橋，以保持和鄧小平之間的平衡。他在稱許鄧"人才難得"的同時，也對張春橋表示讚賞，說他"有才幹"，並親自提議張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用這種"摻沙子"的辦法，暗中對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的軍委預作防範。
　　對於江青，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要"一分為二"，既對她在政治局內部熱衷搞"四人幫"小宗派和插手組閣的作法進行了批評，同時又肯定她在批劉、批林的問題上是對的，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立了功"。不過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對周恩來本人，毛澤東並沒有直截了當地作出評論，而是借用鄧小平的話說他"辦事細"，在重申"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后，毛又勸周"安心養病"，不要老悶在醫院裏面，經常出來走走，國務院的工作讓鄧小平去頂。
　　對毛澤東這番話的用意，周恩來心知肚明。所謂"辦事細"，其實是反話正說，含著敲打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對此，周馬上就作了自我批評，隨後又在最後一次主持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的會議上當眾檢討自己，說：細，固然。細，抓小不抓大，有時候就要因小失大。現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來了，大的也抓不起來了，但還可以想一想。病有好處呢，把事務主義減少一點吧!"
　　此外，周恩來也明白在毛澤東讓他"安心養病"的背後，打的主意是讓他當個挂名的總理，退出政壇，由鄧小平取而代之。不過平心而論，周對此並沒有多少失落和傷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近一年多來，他一直處於晚節難保的憂懼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人難豌頭。現在，情勢總算是有所緩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樣全身而退了。這對周恩來的精神上來說，是一種莫大的解脫。
　　總之，周恩來的長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斬獲，爭取毛澤東批准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對張春橋的狀雖未告准，但是原來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王洪文卻在毛面前明顯失寵，被責令寫檢查。相形之下，毛對周的態度卻有顯著的改善。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周恩來在長沙期間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閑暇之餘還有興緻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打撲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還自己掏錢請了兩桌客，為毛祝壽。
　　一九七五年元旦過後，剛從長沙返京的周恩來又主持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原來並沒有準備召開這次全會，完全是為了給鄧小平重返權力中樞補辦組織上的手續，才臨時決定召開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並沒有把毛澤東在長沙期間所談的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作為主調，而是著重強調了毛所說的另一句話：還是要安定團結為好。他這樣做，自然是有他的考慮，是想借用毛的話來為他在四屆人大上重提"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鳴鑼開道，創造必要的政治氣氛。
　　本書前面已經提到過，周恩來的治國理念和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階級鬥爭立國，用政治運動統領一切。而周則比較務實，注重國計民生問題，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他的這種治國理念集中體現在提出實現國家"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上。可以說，他是在中共領導層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於和毛治國的指導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難酬。
　　不僅如此，周恩來這種以經濟建設為本的思路，一直為毛澤東所不容，被視為反對政治挂帥。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過毛不少次批，被指為離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在文革左傾狂潮中，實現"四化"之說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與鼓吹"唯生產力論"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暫時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產"作為擋箭牌來支應局面。不過，他一直對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時待變，尋找時機重新提出這一口號。
　　應該說，周恩來選擇四屆人大之際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日標，是他在審時度勢后，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所作的最後進言和努力。這既是抓住毛澤東不久前所說的"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句話見機而作，也是長久以來內心夙願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髮動的文革已經走入死胡同，現在該是幫助毛為擺脫文革困局而尋找出路的時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麼從經濟上人手，用實現"四化"的口號來牽析凝聚人心，轉換國內的政治氣氛，也不失為一條迂迴緩進的解決之道。
　　而且作為一個務實的政治家，周恩來一直在關注著世界發展的大勢，知道這些年來國內忙於文革運動，與外部世界的距離越來越大，"連台灣都走到前面去了"。況且國民經濟本身經過這些年來的折騰也已百孔千瘡，問題成堆，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這一點，就連毛澤東本人都感到交代不過去了，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這種情況下，抓住時機，提出實現"四化"的問題，更容易爭取毛的支持。為此，周恩來專門和主持《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小平交換意見，確定把實現"四化"的思想作為經濟部分的主題來寫。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屆人大開幕。周恩來抱病出席了大會，並唱了重頭戲-一代表國務院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雖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會議上作過這樣的報告，但是這一次的心情卻顯然不同。他知道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在這樣的場台作《政府工作報告》了，可以說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別演說。眼下國步艱難，百端待舉，正是需要有人出來為國家儘力的時候，而他卻罹患絕症，來日無多，這怎麼能不令周恩來百感交集呢?不過，可以讓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他多年來的願望-一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正好可以把它作為對國是的最後一點貢獻。
　　當然，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強調過分，就會惹來倡導"唯生產力論"之嫌。九大政治報告鬧出的風波便是前車之鑒。因此，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十分小心翼翼，刻意打著毛的旗號行事，強調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點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屆人大的召開為契機，國內的政治形勢出現了短暫的鬆動，曾經喧囂了一年多的評法批儒鬥爭戛然而止，被指為"黨內大儒"的周恩來總算是又逃過一劫，不過身體卻整個垮了下來，不得不馬上轉入另一個戰場-一同他體內正在不斷吞噬生命的癌細胞苦戰。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確實已經不多了。

　　第十章周恩來之死與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四屆人大開過以後，周恩來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澤東的意思，繼續留在醫院里，讓鄧小平放手工作。當然，這也和他的病情不斷反覆，變得越來越複雜有關，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治療。鑒於周恩來尿血的問題始終沒有中斷，時好時壞，而大便中又出現了潛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醫療組決定對他先施行膀胱鏡檢查治療，然後再對他的腸胃系統做全面的檢查。為此，周寫信給毛，報告他近來的病情發展和治療方案，並特意表示：檢查后"不論有無病變，仍繼續住院療養"。
　　然而，檢查的結果卻不妙，不僅發現周恩來體內的膀胱癌再度複發，而且在三月間兩次作鋇餐檢查時，又發現他患有結腸癌，其中大的一個已經有核桃那樣大，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個治療工作更加棘手。
　　醫療組經過研究后，認為事不宜遲，需要報請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術。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組成的主管周恩來治療工作的中央政治局當委四人小組隨即批准了醫療組的報告，但是還鬚毛澤東最後點頭同意。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親自寫信給毛澤東，報告自己的病變情況，在說明結腸發生病變的歷史成因時，特意向毛表示："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后得的肝膿瘍那裡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這番話的用心，盡在不言之中。幾天後，毛批准了對周施行手術的報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眾多專家所組成的治療班子對周恩來作了長達八個小時的手術，切除了結腸腔內靠近肝曲部位的三個癌瘤，其中大的直徑有三公分，呈菜花狀，同時又再次給他作了膀胱癌電灼術。經過這樣一番大的折騰后，周的身體變得更加虛弱，手術后很長時間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話)，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於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會見了來訪的突尼西亞總理努伊拉。儘管這樣做不大禮貌，但出於對方執意要見，而本來一向注重外交禮儀的周氏又實在無法起來見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就在周恩來纏綿病榻之際，奉命主持國務院工仵的鄧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政壇上颳起了一股對各方面工作進行大力整頓的旋風。鄧的行事風格與周恩來截然不同：他辦事果斷，舉重若輕，善於快刀斬亂麻。這種本色雖然歷經文革劫難，也沒有多少改變。相反，這段被打倒的經歷還給了他體察下情，冷眼旁觀的機會。抓全面整頓，便是鄧小平在沉寂幾年之後對整治文革亂局所開出的藥方。
　　"整頓"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澤東"軍隊要整頓"一語。鄧小平立即把它接了過來，加以發揮，作為手中整治文革亂局的尚方寶劍。四屆人大剛一結束，兼任總參謀長的鄧便利用和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見面的機會，傳達貫徹毛的指示，提出軍隊要整頓的問題，打響了全面整頓的第一炮。
　　隨後，鄧小平又以整頓為綱，大刀闊斧地解決書陰國民經濟命脈的老大難問題。他首先從抓鐵路運輸入手，制定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號文件，施展鐵腕，大力整頓派斗問題嚴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觀。接著，鄧小平又如法炮製，大張旗鼓地把整頓推廣到整個工交戰線，重點抓了煤炭、鋼鐵以及國防工業的整頓，效果顯著，一舉扭轉了自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工業生產持續下降的局面，整個國民經濟形勢出現了明顯的好轉。
　　批"經驗主義"
　　在組閣之斗中敗下陣來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經驗主義"的題目向周恩來開刀，試圖重新奪回政治上的主導權。由鄧小平、葉劍英聯手展開的反擊，讓毛澤東戒心大起。不過，毛在表面上卻不露聲色，欲擒故縱，大擺捧鄧壓江的迷魂陣，讓鄧充分表演。
　　經濟形勢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大有起色，確實令毛澤東感到高興，由此對鄧小平越發刮目相看。不過，毛心裏更關心的還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後不被人翻案清算的問題。在毛看來，這才是當務之急的頭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來在四屆人大重提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默許鄧小平在各行業搞整頓，著眼點還是在於此，希望藉此在政治上安撫人心，轉移視線，穩住文革的陣腳。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安排周恩來、鄧小平組合的同時，就已經預作伏筆，策劃發動一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從馬、列老祖宗那裡尋找理論根據，為他發動的文革辯護開脫。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別把赴長沙彙報的周恩來找去，專門談了一通理論學習的問題，點名要張春橋、姚文元把馬克思、列寧著作中有關論述找出來，寫文章加以宣傳闡述。
　　對毛澤東號召全國學習理論的深意，"四人幫"的頭面人物江青並沒有馬上領悟，相反還對這一政治上突如其來的轉向頗有怨言，認為這將會便批林批孔運動半途而廢。不過，他們很快就發覺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經驗主義"的題目向周恩來開刀，遠比翻故紙堆，搞評法批儒一類的影射史學來得更加直截了當，具有針對性。這樣一來，在四屆人大組閣之斗中敗下陣來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們負責這場理論學習運動的機會，大批"經驗主義"，試圖重新奪回政治上的主導權。
　　三月一日，還在這場席捲全國的理論學習運動方才展開之際，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選編馬克思、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語錄的"理論權威"身份，輪番上陣，大批"經驗主義"，強調要以此為"綱"。張春橋在全軍務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坐談會上，引用並圍繞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懷時所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段話大做文章，稱："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
　　不僅如此，張春橋還在講話中藏頭露尾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說一九七一年批極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四屆人大提出的目標固然"很宏偉"，但如果不吸取蘇聯變修的教訓，還是會"衛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幟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發表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和張春橋一唱一和，宣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緊接著，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打土圍子"，掃除"資產風"，"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應該說，毛並沒有看錯人，他在四屆人大組閣之斗中，頂住眾人的壓力，堅持不讓查張的歷史問題，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張春橋也沒有辜負毛保他的一片苦心，這篇被稱為"張春橋思想"的文章，確實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傳。在毛死後，文革派一干人樹倒猢猻散，眾叛親離，紛紛反戈一擊，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認錯，沒有背叛毛。
　　據知情人說，當年在審判張春橋時，審判人員怕他在法庭上胡說亂道，曾事先問他有什麼話要講。張表示除非如實進行報導，否則他不準備講。後來在審判人員的一再追問下，張春橋說了這樣一番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麼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一次起來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
　　張春橋這番話彙報上去以後，讓鄧小平、陳雲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權的黨內老人們極為尷尬和緊張，下令無論如何也不能給張春橋發表這種言論的機會。具有莫大諷刺意味的是，對照今日中國之現實，歷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當政者對張春橋這番話何言以對？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過的某種抵觸情緒，轉而積極布置學習理論，反"經驗主義"。她四處點火，為批"經驗主義"造勢，比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講得更加露骨，攻擊的矛頭仍是鎖定病之中的周恩來。她宣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黨的現在的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與此同時，江青還把批"經驗主義"的問題提到政治局會議上，要求進行討論，展開思想"交鋒"。
　　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頭找一些政治局成員談話，進行動員，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於這樣做，是因為看準了毛澤東並沒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頭，只不過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而暫時按兵不動罷了。談話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調子，指責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要求改變領導。同時又翻出歷史老賬，大講王明路線的危害，影射周恩來當年充當教條統治幫凶時所犯的罪過。
　　三、四月間，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國各地報刊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旗號下，連篇累牘地刊載鼓吹"打圍子"和貶"經驗主義"的文章，按照統一的口徑，對周恩來施放明槍暗箭。《人民日報》一馬當先，在社論中照搬江青的說法，稱："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上海《解放日報》遙相呼應，發表以周為箭靶的文章，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於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而不肯聽取別人的意見。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經驗主義"的題目向周恩來開刀，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其一，射馬擒王。他們很清楚，儘管周已經重病纏身，但仍是黨內元老派營壘中的核心人物。四屆人大的組閣之斗中，他們之所以打了敗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後穿針引線、出謀劃策有關，因此非要報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澤東對周恩來、鄧小平二人的態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對鄧還有好感，而對周的不滿和戒心則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來"經驗主義"的同時，又可以給鄧小平點顏色看看，用"經驗主義"這塊石頭砸向他搞整頓所依靠的黨內軍中老幹部，就是鄧本人也難逃干係。因為鄧小平當年在延安整風中雖然被列為毛派，但他是靠實幹起家的，並沒有什麼理論，這便是他們的如意算盤。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經驗主義"的石頭卻砸了自己的腳。他們沒有料到鄧小平會從半路殺出來，和他們叫陣。如前聽述，鄧小平為人處事的風格和周恩來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沒有周那樣的隱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樣贍前顧后、臨事而懼，而是處事果斷，喜歡單刀直入。周、鄧二人的個性雖說完全不同，但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上是相同的，兩人的治國理念都比較務實，主張應以經濟建設為國家首要任務，在整治文革亂局上更是不謀而合，聲應氣求。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雖說很清楚毛澤東是想讓他在政治上挾制周恩來，但卻不大願意為毛當槍使。經過"風慶輪"這場風波后，他發現自己的政治處境也很險惡，與周恩來同病相憐。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樣不會放過他，相反，倒是周恩來暗中相助，為他主持公道。對此，鄧心存感激。再加上周為人寬厚，容易相處，能夠團結人一道工作，所以鄧在復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來一邊。
　　對江青一干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圖謀，鄧小平看得很清楚，雖然目前首當其衝的是周恩來，但他們要打倒的目標決不僅僅是周，而且還包括他本人在內的黨內軍中的一大批老幹部。如果任由他們搞下去的話，下一步就會批到他的頭上來，而且剛剛開始的整頓工作也會夭折，因此不能坐視不理。為此，鄧在政治局會議上帶頭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討論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針對她私下找人談話的活動，一語道破她用心所在：這很明顯，是在政治局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
　　不過，鄧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上，還是有些投鼠忌器，因為江、張等人批"經驗主義"是拿毛澤東說過的話當擋箭牌。鄧曉得這是江青慣用的手法，與其讓他們拉大旗作虎皮嚇唬人，不如索性捅破這層窗戶紙，直接向毛本人反映這個問題，請他來作最後裁決。當然，鄧小平做得還是很策略，並沒有專為此事去打攪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會見金日成的機會，以"請教"問題的方式，當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張春橋等人近來大反"經驗主義"的情況，表示不同意這樣搞法。
　　鄧小平這一手立刻讓江青一干人露出馬腳，同時也給毛澤東出了道難題，四屆人大后，一直在為維護文革的權力布局煞費心思的毛見人事安排有了著落，多少放了一點心。因此對江青他們這樣不顧大局的搞法很不高興。前面已經說過，毛本來希望江青和鄧小平能夠在他所設計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無事，共同來確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卻不聽招呼，擅作主張，不斷惹出事端，開罪鄧小平，讓他的打算一再落空，連一天舒心的日子也過不成。這讓毛感到十分頭疼和惱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馬又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維護文革所依靠的中堅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們發揮作用的時候，所以不好過於打壓他們的積極性，要是換了別人這樣搞，毛早就不會答應了。實際上，毛很清楚江青他們打著他的旗號批"經驗主義"的用意，也是為了貫徹維護文革的意圖，以此來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不過選錯了題目，打擊面太大。如果僅僅是涉及周恩來一個人的話，那還好說，現在傷害到了黨內軍中的一大批老幹部，鬧到連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籠絡的鄧小平都出來告狀，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出面進行干預，制止江青他們批"經驗主義"這種顯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對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不僅如此，善於在政治上做戲的毛為了化解人們對江青的怨恨，還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的表態，給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奪回主動權的江青一干人潑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動的處境。周恩來逐漸淡出政壇后，改由鄧小平領軍的黨內元老派馬上抓住機會展開反擊。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貫徹毛批示精神的會議上，葉劍英、鄧小平帶頭向江青開炮，曆數她近年來所犯的錯誤，除了批她在這次理論學習中大反"經驗主義"外，還聯繫到她屢次違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問題，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間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周時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搞"三箭齊發"以及在政治局內部搞宗派活動的問題。葉、鄧二人的發言辭嚴色厲，句句切中要害，讓多年來總是批慣了別人的江青也領教了挨批的滋味。
　　鄧小平、葉劍英在會上展開的反擊，完全出乎黨內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覺得下不了台。不過，她還算沉得住氣，因為鄧、葉是打著貫徹毛澤東批示的旗號批她的，所以只好硬著頭皮聽下去。會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發燒"，還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個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敷衍了事。會後，江青立即向毛的秘書張玉鳳訴苦，倒打一耙，說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會議是在搞"圍攻"，是一九七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希望毛能出來替她講話。
　　不僅如此，江青還指使王洪文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澤東報告她在會上遭到"圍攻"的情況，而且授意他挑動毛的文革心結，把鄧小平、葉劍英和周恩來往一塊打。隨後，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給毛的報告中指周恩來是這件事的幕後主使，說：葉、鄧集中攻擊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問題，都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兩次路線鬥爭聯繫在一起。從會上的情況看，攻得最凶的是葉，還有鄧。但估計，葉是給人當槍使的。
　　然後，王洪文把話鋒一轉，將矛頭指向周恩來，說：周等人總是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鄧出來后沒有像樣的講過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
　　後來的事實證明，王洪文這番話確實說中了毛澤東的心病。如果說在半年前的"長沙告狀"時，毛對這類指控還不大相信的話，那麼現在毛的態度則有了改變，不僅開始聽進去了，而且對鄧小平和周恩來在政治上合流的苗頭大為警覺。實際上，毛本來就很注意鄧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儘管他在復出前曾保證過"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裡還是將信將疑，後來之所以決心讓鄧重返權力核心，主要還是出於在政治上防範挾制周恩來的考慮。現在周、鄧二人靠得很緊，這不能不讓毛疑心大起。
　　在毛澤東看來，這次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政治局會議上聯手批江，來勢洶洶，口徑一致，背後顯然有名堂，事先私下進行過串連。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經驗主義"的問題倒也罷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來，公開為周恩來打抱不平。這樣一來，就不能不讓毛有所提訪，因為鄧若是真的一邊倒向周那一邊的話，非但自己原來以鄧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黨內外的復辟勢力將如虎添翼。對毛來說，這真是舊病未除，又添新病，無論如何也不能等閑視之。
　　不過，毛澤東不愧是個慣於在政治上玩弄權謀的老手，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他還需要再看一看。為此，毛在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則密切注意鄧小平的一舉一動，看他如何表現。與此同時，毛還欲擒故縱，繼續捧鄧壓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並表態支持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的批評，隨後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來主持批江的會議，給他充分表演的機會。
　　五月三日深夜，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解決政治局內部在批"經驗主義"問題上發生的對立和爭執。他一開始便向張春橋"道歉"，把放過批"經驗主義"的責任攬了下來，稱："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接下來，毛澤東話鋒一轉，重提王明教條主義統治黨的那段歷史，在批評江青一干人"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的同時，也沒有放過"經驗主義"，當眾揭了周恩來當年跟王明路線走的老底。
　　更為老辣的是，針對隱然成形的周、鄧聯盟，毛澤東在貶周的同時，又刻意捧鄧、拉鄧，大講當年在中央蘇區時鄧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經歷，稱鄧是"毛派的代表"。這樣既可離間周、鄧兩人之間的關係，又可在政治上擺迷魂陣，麻痹鄧小平，讓他充分暴露。毛這部分談話的內容加下：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嚇唬中國人，凡不贊成的就要打。
　　接著，毛澤東點了經驗主義當年配合教條主義的問題，當眾指著周恩來說：
　　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我講恩來、朱德不夠，沒有林彪、彭德懷還沒有力量。林彪寫了短促突擊，稱讚華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對鄧、毛、謝、古。
　　說到這裏，毛澤東用手指著鄧小平，說：鄧是你，毛是毛澤覃，謝是謝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談話中，毛澤東還故作姿態，當眾敲打了江青一頓，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幫"，不要個人自作主張，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到處發號施令。但同時表示：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周恩來是抱病趕去參加毛澤東召集的這次談話會的，在批"經驗主義"這場風波中，他無法置身事外，雖然人在醫院，卻對外界各種動向一清二楚。這件事情一出來，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圖謀，在醫院里不斷和鄧小平、葉劍英等人交換意見，商量對策，並和能夠接近毛澤東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長談。不過為了避嫌，他有意迴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會議。
　　應該說，周恩來是與會者中對毛澤東為人了解最深的一個，雖說未必馬上就揣摩透毛這番談話的全部含意，卻前沒有因毛在政治局開會批評江青而對形勢過於樂觀，怕反還心存憂慮。這固然是和毛在談話中重提當年的老賬有關，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為不安(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深知毛、江之間那種在政治上難解難分的關係，在他看來，毛這次雖說當眾批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似乎對形勢十分有利，實際上不過是擺擺樣子，應付一下黨內外的輿論，並不想真正解決問題，最多只是想稍稍約束他們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來也非常了解江青的為人，知道她一觸即跳，根本聽不得一點批評。因此，批江這齣戲很難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過頭，形勢就會逆轉，當年那場"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就是前車之鑒。當時黨內軍中的老總們也是藉著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的東風而在政治上展開反擊的，結果就是因為沒有參透毛和江青兩人之間政治夫妻的關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幾近全軍覆沒，最後只剩下周一個人在台上苦鬥。對此，周恩來不能不有所提防。
　　為防止過猶不及，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馬，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為批評江青的政治局會議做些必要的準備，把批江嚴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徑之內，在政治上站穩腳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會後，他首先和鄧小平交換了意見，之後提議先在政治局常委小範圍內談一下，研究如何貫徹毛五月三日的談話精神。與此同時，他花了兩天時間起草了一份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續問題的意見稿。
　　周恩來在這份意見稿中先談了一通對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問題的認識，並按照毛澤東談話中的調子，給"經驗主義"戴上了一頂"修正主義"的帽子，然後才點出正題，說：近來"強調反修正主義的一項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都不提了，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報紙全國轉載，清樣隨時轉至各地，軍隊報告發至下層，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區、部隊和一部分機關、學校弄得爭論不休，或者年老幹部又不敢負責工作。因為有文章上說，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的人，對於教育他們不利。
　　由於擔心鄧小平和江青這兩個"鋼鐵公司"碰到一起頂牛，最後收不了場，周恩來在表示擁護毛澤東"有錯誤的，要有自我批評"意見的同時，又有意識地把鄧本人抬出來，引用他的話說："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意見稿還針對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自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的問題，以對事不對人的方式，對政治局的工作手續問題作了若干規定。
　　在貫徹毛澤東五月三日談話精神的問題上，周恩來雖然調子不高，抓得卻很緊。五月四日、七日，他連續兩晚從醫院出來，到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會議，討論在政治局範圍內貫徹落實的問題。為慎重起見，會上花了不少時間，逐字逐句核對筆記，確認毛的談話內容。
　　這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患病的緣故，主管咽喉部位的運動神經細胞逐漸壞死，導致口齒變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聽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毛在談話中張冠李戴，把本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經驗主義"說成是張春橋的文章，而又沒有點出張在全軍務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坐談會上的講話也講了同樣的問題。這就給了張春橋為自己辯護開脫的機會，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鑒於鄧小平即將出訪法國，會議最後確定待他回來后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貫徹毛五月三日談話精神，由王洪文負責通知準備。
　　王洪文本來就對這次挨批想不通，滿腹牢騷。在他看來，他們批"經驗主義"的大方向並沒有錯，無非是藉此敲打一下那批對文革心懷不滿的黨內軍中的老傢伙，但讓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澤東竟然表態支持他們，不知其中暗藏什麼玄機?不過，他對毛不想"小題大做"的用心還是能夠體會出來的，特別是毛在會後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對新華社報告的批示壓了下來，決定不公開發表，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傳達這一意見。這更讓王覺得這是毛在設法保護他們，於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時間，遲遲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員通知準備開會的事情，想讓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錯了算盤，毛澤東雖然不想小題大做，但必要的過場還是要走的，特別是此舉還有藉機觀察鄧小平動向之意。當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著不辦，直到催問時才趕緊作了布置后，大為惱火，傳話批評王洪文，不讓他再主持批評江青的會議了。不僅如此，毛還大擺迷魂陣，明知周、鄧兩人走得很近，卻有意把周恩來找來商量，提出批江的會議改由鄧小平來主持，既試探周的態度，又把鄧放在爐火上烤，給他充分表演的機會。
　　對此，周恩來自然樂得順水推舟，因為這意味著毛澤東已有新的考慮，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義大概也就到此結束了，而這個位置正是兵家必爭之地。不過，周也很老到，不想過於顯露他的政治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沒有對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來為王洪文緩頰，在隨後寫給毛的報告中，把責任攬了過來，說：對主席這樣重視的會議和指示，我們處理這樣遲慢，報告又這樣含糊，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周對文革中搖鵝毛扇的張春橋卻沒有手下留情，批「經驗主義"是在文元同志文章里，不在春橋同志文章中，這是張春橋同志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時說的。
　　張春橋對周恩來把他的問題當眾端出來非常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只奸轉彎抹角、語中帶刺地表示："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對此，周一改一貫息事寧人的態度，幾天後又寫信給張春橋，駁回他所謂"不確切"的指責，指出張批"經驗主義"的思想由來已久，早在批林整風期間就已經流露出來，提議將毛澤東當年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小辭典》重印一批下發；在這次理論學習中更是走到"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的地步。周恩來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
　　在事實面前，張春橋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幫助。會上，鄧作了主要發言，圍繞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等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拍了桌子。
　　應該說，以鄧小平的精明，並非不知道毛澤東下令召開批江的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在做做姿態，但他還是假戲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頓。這除了他當時自恃有毛的支持，對形勢有誤判以外(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主要還是想藉此打掉江青的氣焰，為他推行"整頓"排除阻力，創造條件。
　　當然，鄧小平在批江時還是盡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違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質問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來、葉劍英講話時，也還是嚴格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稱"周、葉修正主義路線"。
　　鄧小平在發言中這樣問道：倒是要提一個問題，三件事：批周、葉修正主義路線，當時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主席糾正了；批林批孔，又鑽出個批走後門；學理論，是防修、反修，又鑽出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倒是要問一問，這是為什麼?你們批總理、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主義的背叛，當面點了那麼多人的名，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麼雷厲風行，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
　　在鄧小平帶頭髮言后，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對面對面地批評江青多有顧慮，發言並不踴躍，即使發言也是多從正面談個人對毛澤東談話的理解認識，沒有人敢像鄧那樣捅江青這個"馬蜂窩"的。六月三日繼續開會時，甚至一度出現了冷場的局面。後來還是葉劍英出來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發言，呼應鄧小平，對江青的批評，指出"四人幫"的宗派活動有害黨的團結，甚至會走到分裂黨的地步。
　　迫於形勢，王洪文在會上不得不作了一個言不由衷的檢討，承認自己長沙告狀干擾了主席，在政治局內部不能團結多數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緒，但堅持認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會議的大方向沒有錯，決不能因為批評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就否定這次會議。江青則表示：對問題還得消化一下，再做進一步檢討。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隨即適可而止，表示講多少算多少，提議散會。
　　這樣的批評幫助會，確實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風。雖然還遠遠比不上文革中批鬥會的火藥味，但對於一向斗慣了別人的江青來說，卻已經受不了了，她感到很委屈，因為在重大問題上，她一向都是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意圖的。現在卻為此背黑鍋，受到鄧小平、葉劍英這批對文革心懷不滿的老傢伙的圍攻，這讓江青心裏很不服氣。第一次批評會剛開過，她就跑去向毛訴苦，說這是鄧對它搞"突然襲擊"，進行"反攻倒算"。她在會上答應寫檢討，不過是緩兵之計，實際上想矇混過去，私下求助毛保她過關。
　　然而，這一次毛澤東卻沒有鬆口，堅持讓江青寫出書面檢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幫"中大概只有張春橋還能多少體會出來。他在檢討中說：
　　"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要堅決照辦，並儘可能地做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不過，即便是像張春橋這樣工於心計的人，對於毛澤東的用心也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沒有看出毛這是做的是表裡文章，一石二鳥之計：在安撫那些對江青積怨甚深的黨內軍中老傢伙的同時，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鄧小平，讓他充分表現和暴露。
　　實際上，經過對這次批江會議的觀察，毛澤東對鄧小平所表現出來的強勢作風十分擔憂，已經看出鄧如果在他身後搞翻案的話，是沒有人能夠管得住的。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比周恩來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這時，毛才意識到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請神容易送神難的窘境。
　　不過，毛澤東是個玩弄權謀的老手，他雖然已在骨子裡對鄧小平疑慮重重，在表面上卻不露聲色，繼續對他表示信任，而且還進一步委以重任，讓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政治局會議結束后，毛特意讓江青登門拜見找鄧"談心"，他本人也找鄧談了一次話，肯定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
　　談話中，毛澤東還一再鼓勵鄧小平要把工作幹起來，甚至表示：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鄧則表示自己行決心干好，但反對的人總是有的。最後，毛語帶玄機地回贈了鄧兩句話："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僅僅兩三個月後，這句話的真正含意便應驗了，在毛的一手策劃下，鄧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過，要說鄧小平完全沒有預感，也不盡然。他知道事情並不那麼好辦，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風險，用他本人的話說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然而平心而論，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鄧小平對整個形勢還是作了顯而易見的誤判，被毛澤東刻意營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討嫌江青、同時倚重他來扭轉文革敗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這對政治夫妻之間難分難解，榮損與共的關係。
　　更糟糕的是，鄧小平並沒有看出毛澤東在政治上對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爐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穩紮穩打，而是急於事功，結果過早曝光，導致政治上的大翻車。後來若不是因為毛很快就撒手歸西，歷史又給了鄧小平一次機會，中國現代史或許就要重新改寫了。
　　相形之下，周恩來對毛澤東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圓通，從一開始就對解決江青的問題沒存什麼幻想，相反擔心的倒是過猶不及。因此，儘管江青帶頭大批"經驗主義"，屢屢對他詆毀中傷，但周還是表現得極為克制，絕不從正面觸動江青本人，頂多是拿張春橋開刀。
　　在政治局幾次開會對江青進行批評幫助時，周恩來均告假。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關，但實際上當時還沒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顯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開會批江不過是故作姿態，根本無意真正解決問題，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臉，預先為自己留下轉圜的餘地。
　　在對待江青檢討的問題上，更能看出周恩來的這種態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個月之後，總算是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書面檢討，其中避重就輕，強調客觀，盡量撇清自己，但還了承認了"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錯誤，承認她無組織無紀律，自作主張，隨便亂講話，表示"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
　　對此，深諳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來見好就收，率先表態肯定了江青的檢討，在批語中並沒有一句直接批評她的話，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進行了規勸，說："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繫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不僅如此，周氏還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員找到醫院來，向他們打招呼，要他們適可而止，不要計較江青的態度，注意團結她一道工作。
　　在密雲不雨的日子里
　　周恩來雖和鄧小平在整治文革亂局的看法上一致，卻不同意"全面整頓"中一味躁進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澤東反覆無常的為人了。這期間，周非但沒有像以往那樣見機而作，反而有意識地按兵不動，並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但鄧卻聽不進去，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這年夏天，由於體內癌細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裏非常清楚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所以在和醫護人員談到他的病情時，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當地問自己還能活多久？相對於面對死亡時的心理恐懼而言，更讓周放心不下的還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來，周恩來以為毛澤東已經對他高抬貴手，這樣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談話中又當眾重提當年的歷史老賬，給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其中既有對往事的追悔，也有擔心晚節不保的恐懼。雖說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從毛的談話中，還是可以感到毛對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於懷，恐怕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聯繫到江青一干人選擇批"經驗主義"的題目興風作浪，大概也是看準了毛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感到與其坐等災禍臨頭，不如採取主動，預作防備，儘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於這種考慮，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際的周氏提筆給毛澤東寫了本書一開頭引用過的那封煞費苦心的信，來回應毛在五月三日談話中重翻歷史老賬，對他進行的敲打。
　　周恩來在信中報告了他近來的病情發展和治療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這樣的話言，懇請毛早治眼病。然後引出正題，表白心跡，刻意眨損自己，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寬恕，說：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寫完這封信后，為了讓毛澤東確實能夠領會自己所表示的心跡，周恩來又拊了一封信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他聽，並再三叮囑千萬不要在毛疲倦時念。其言詞懇切，囑託殷殷，甚至不顧長幼尊卑，用"您好"來問候張玉鳳。周氏這樣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邊的一個女秘書，其對毛重翻歷史老賬的憂懼可想而知，對這封信的期盼更是盡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來這番誠惶誠恐、完全是"臣罪當誅，天皇聖明"現代翻版的央告表白，並沒有打動毛澤東。毛只是圈閱了周的信，沒有明確表態，相反還在私下裡找黨內文革派的親信談話，對周的看法吹風交底，說：他現在是買我面子，他是不贊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對，他反得很精明，他在黨、政、軍中有基礎，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劉少奇，鄧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來是個敏感的人，毛澤東的冷淡態度意味著什麼，他當然心裏很清楚。在周看來，即使毛當時因患老年性白內障，不能看也不能寫，總還可以作點表示，譬如通過身邊的人傳話，表示對過去的老賬一筆勾銷。若真是這樣的話，這將對周的精神上是一個莫大的解脫，對他治病也會大有好處。況且沒有不透風的牆，毛澤東上述評周的話難免傳到周恩來本人的耳朵里，這對一心想在風燭殘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使他深感今後的命運恐怕是凶多吉少，內心憂懼交加。這種心情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半個月後，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來竟忍不住當眾吐露出來。喬冠華夫婦是這一幕的目擊者，他們當年在接受訪問時這樣說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總理在醫院會見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后，外賓、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臨時從人大會堂調來的一些服務員，圍住了總理，希望和總理一塊照個像。(章含之插話：是在中泰兩國建交簽字儀式后。因為要喝香檳酒，所以從人大會堂調了一些服務員來。過去，這些女孩子經常同總理見面，總理病後，難得見到總理，所以要求照張像片留念。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早就有這個想法，提出過好幾次了。這回一提，總理同意了。)合影時，可以看出來總理很激動，照完后，總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臉上划XX。"(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對周這句話的回憶有所不同："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划XX。"-一作者注)總理這樣一說，大家聽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頭來。總理是很有涵養的，一般不會在工作人員面前如此激動的。我也不好說什麼，後來就勸他進去休息。
　　本來，周恩來是個自制力很強的人，像這樣主動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並不多見，更多的還是隱藏在心裏，甚至連對鄧穎超都不說，以免惹禍。這次，毛澤東的冷淡態度給周的打擊確實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還是一如既往，對毛盡心儘力，在細微之處表現殷勤，以期能夠多少化解一點毛的心結。
　　這年七月間，已經病得很重的周恩來特意從醫院出來，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對毛澤東眼病的治療方案，並連續約見汪東興，過問其中的每一個細節，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試驗，以確保給毛使用的眼藥水沒有副作用。手術那天，周氏又強撐病體，趕到現場，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間儘管別人多次勸他回去，他卻執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術后才離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數的日子里，周恩來除了一心想保住晚節而與毛澤東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樁牽念的心事則是想在離開人世之前，盡量還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賬，以便多少求得一點心理上的解脫。他非常清楚文革這些年來自己做了不少虧心之事，特別是對那些早年曾與他一同奮鬥過，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難辭其咎的老戰友，更是感到內疚於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這種感覺，在周恩來病後一個人靜下來回首住事的時候越發強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據醫務人員回憶，周恩來有一次睡覺突然驚醒了，他們趕快過去看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和陳毅在一個山腰上，陳毅腳下一滑，我一把沒拉住，兩個人險些都要摔下去。這種夢境，其實正是周氏這種內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覺對陳毅這樣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宮后，沒有更好地盡到保護責任的一種心理折射。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對賀龍的負疚感則更大。其中原因，本書前面已經多有所述，這裏就不再重複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賀龍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軍委決定為賀龍骨灰舉行安放儀式。此前，中共中央雖然發出了為賀龍恢複名譽的通知，但實際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認為當時對賀龍的審查"是必要的"，而且僅在內部作了傳達，並沒有公開報導，以防止牽動維護文革的大局。這次出於同樣的考慮，政治局在開會時對軍委準備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作了諸多限制，盡量壓低規格，要求對外"保密、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導，不宣傳"，等等。
　　對這種做法，賀龍的家人感到難以接受，長女賀捷生悲憤莫名，為此上書毛澤東，慷慨陳詞，據理力爭，懇求補行葬儀，挽回影響，"死者雖已無知，生者定能戴德!"與此同時，她又向周恩來反映情況，希望他能在病中過問此事，糾正其中的不當之處，否則將拒絕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
　　這樣一來，正好給周恩來一個為當年所做虧心之事補過的機會。不過，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諱所在，只能有所為而有所不為。鑒於時間已經很緊迫，周隨即雙管齊下，一方面派鄧穎超出面做賀龍家人的工作，說明舉行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不登報，是中央的意見，要他們一定要顧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馬上寫信給毛澤東，附上賀捷生送來的申訴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當與政治局設法補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隨即決定提高規格，重新布置會場，安放花圈，由葉劍英主持儀式，他本人親致悼詞。
　　這時，周恩來已經是重病在身，身體非常虛弱，連走幾步路都很吃力。為此，醫護人員極力勸阻他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但周堅持要去，甚至還為此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生了氣。鄧穎超顯然了解周氏此時的心情，她並沒有加以勸阻，而是打電話給賀龍的遺孀薛明，告知這一消息，叮囑說："雙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來在鄧穎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在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的過程中，周氏極為動情，幾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這既是出於對亡友的傷悼，也是在為他自己贖過，這一點，在場了解內情的人都感受到了。軍中老帥徐向前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記述了當時的情景：
　　總理是不顧人們的勸阻抱病參加的。他到時，顯然是由於心情激動和身體虛弱，書寫簽到簿時手哆嗦得很厲害。我問他："你病成這個樣子，怎麼還來了?"總理儘力抑制著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說："這個會，我不能不來啊!"在場的同志誰都可以感覺到總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誰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來的內疚和自責，在和賀龍家人見面時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賀龍的遺孀薛明回憶說：
　　六月九日下午四點，我提前和孩子們到了八寶山。這時候有好多老同志一個一個地進來握手。正在這個時候，我就聽到外邊"薛明，薛明"的聲音。我斷定是周總理。周總理進來了，我看他確實瘦了許多。他說："薛明在哪裡呀?"很著急。我說："我在這兒。"周總理抓住我的手，他摟著我的肩膀，他說："薛明，我沒保住賀龍啊，我對不起你呀!"他當時哭出聲音來了。我說："總理，你不要難過。"我給他抹去了流下來的眼淚。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沒想到，我沒有想到!"後來我的女兒看到形勢不好，怕總理太受刺激了，馬上就說："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體啊！"他馬上說："曉明孩子啊，我的時間也不長了!"這時候我控制不了，全場所有的親屬來賓一屋子的人都"嗚嗚"地哭。
　　即使是這樣當面謝罪，似乎還是不能夠減輕周恩來心裏對賀龍之死的負疚感。隨後，他剛一走進會場大廳，就朝著賀龍骨灰盒深深鞠了一個躬，接著在安放儀式正式開始前，又一個人向賀龍遺像鞠了三個躬，最後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後總共向賀龍遺像鞠了七個躬。大概只有這樣，才能使周氏心裏多少好受一點，儘管這已是馬後炮了。
　　進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來病情繼續惡化，開始出現晚期癌症病人身體的整個免疫系統崩潰的症兆，雖然醫療組對此緘口不談，卻瞞不過周本人。他自知已是沉痾難起，各種冶療手段已經無力回天，只是個拖時間的問題了。為此，周趁自己還能走動的時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經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廳以及經常會客、開會的人大會堂等令他留戀的地方。之後，他便開始和秘書一起清退文件，為後事作準備，甚至還打算放棄治療，向醫療組提出要從醫院搬回家中去，不再吃藥和打針，和自己的家人親屬最後再團聚幾天。當然，這是不會被上面採納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來依然保持著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視著外界的各種動向，特別是毛澤東的態度。雖說眼下的政治形勢比文革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有利，但他卻不敢掉以輕心，對時局盲目樂觀，因為他太了解毛翻覆無常的為人了。實際上，這期間周恩來非但沒有像以往那樣見機而作，反而還因覺察出其中的某種弔詭之處而有意識地按兵不動，並針對這種形勢，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據紀登奎說，這期間周恩來找他談話時，給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聽外面的動向外，可以看得出來對形勢心存隱憂，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澤東的態度，說主席還在看，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形勢可能還會起變化；並叮囑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協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後，紀氏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對作者不勝感慨地說："當時我並沒有真正領會總理這番話的深意，還以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問題。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被總理所言中，局勢起個逆轉，走了一段不小的歷史彎路。"
　　周恩來對紀登奎的這番談話自然是有感而發，反映了他對時局的雙重憂慮：一方面已經預感到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態度還會有變，另一方面則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頓"的搞法不無擔心。周、鄧二人雖然對整治文革亂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風格卻大不相同，鄧小平作風強勢，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喜歡快刀斬亂麻，急於抓出成效來。而周恩來則處事沉穩，深諳雪緩則圓，急則生變的道理，遞事瞻前顧後，寧可溫吞水，也絕不急躁冒進。
　　在周恩來看來，眼下正是決定今後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已是重病纏身，來日無多，鄧小平已經掌握了實權，實在不必操之過急，只要穩紮穩打就可以了。特別是當毛本人還在"看"的時候，更應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據知情人說，周恩來當時曾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葉劍英也持同樣的看法，但是鄧小平卻聽不大進去，還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對此，葉劍英在後來形勢逆轉后私下評論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下會回頭的。
　　這番話確實道出了鄧小平的為人。可以說，鄧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個性並不是後來在"六·四"大開殺戒時才顯露出來，而是在抓"全面整頓"時就已見端倪。不過，六四屠城讓他冒天下之大不韙，自毀聲名，最終難逃歷史的審判；而"全面整頓"則叫他大得人望，成為日後東山再起的資本，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當然，鄧小平也是幸運，如果老天爺讓毛澤東的病再拖上一兩年，幫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穩腳跟的話，他大概就很難再有出頭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趙紫陽差不多，甚至還活不到趙現在的歲數。因為鄧的心胸顯然不如趙豁達。據知情人說，鄧被軟禁在家中時心情極壞，才半年多的時間，身體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幫"隨後很快就垮台，鄧因此重見天日，否則真很難說了。不過，這已是題外話了。
　　事實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提防並非無事自擾。毛在一九七五年整個夏天一直在對鄧小平聽其言觀其行，察探他對文革的態度，以便最後下決心把他拉下馬來。為此，毛在表面上不動聲色，繼續在政治上大擺"揚鄧抑江"一類的迷魂陣，對鄧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時竭力給外界造成江青已經失寵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風聲要和她"分道揚鑣"，這就是後來傳得滿城風雨的"紅都女皇"事件的由來。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主要是寫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藝術生涯，為她樹碑立傳。該書內容雜湊，錯誤百出，文字也很拙劣，但吹喇叭、抬轎子的功夫卻是一流。這一點從書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以呂后、武則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過，這本書卻給江青幫了倒忙，在黨內高層招致很大的非議。據知情人說，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過問政事的朱德專門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奏了江青一本。
　　應該指出的是，目前坊間流傳的"紅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國歷史學者洛克珊·維特克採訪江青后所寫的書混為一談。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江青未必知情，是無行文人的邀寵之作；後者則確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的詩，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採訪時，題寫在她拍攝的廬山漢陽峰的風景照上送給維特克的。
　　在這次採訪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澤東，讓維特克像當年斯諾採訪毛那樣來採訪她，先後同維特克在北京和廣州長談了六十多個小時，胡吹亂侃，竭力抬高她自己，從個人私生活、文學藝術扯到解放戰爭的歷史，甚至宣稱西北戰場是她和毛澤東"共同指揮的"。
　　這份談話記錄後來成了周恩來手裡的燙上豆，左右為難，最後還是請示了毛，才把記錄稿全部封存起來。
　　毛澤東看了朱德的告狀信后，雖然還不能斷定《紅都女皇》一書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卻知道這決非空穴來風，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維特克的談話內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對江青狂妄自大、到處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極，這次又讓人抓住把柄，告上門來，內心的惱火和尷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動了和江青分手的念頭。
　　當然，毛澤東知道這並不現實，和江青離婚在政治上的影響太大，況且江青還是他手中對付黨內外復辟勢力的領軍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對付鄧小平的時候，更是不能自亂陣腳。在這種情況下，擅長在政治上玩弄"陽謀"的毛決定順勢行棋，拿朱德的告狀信做點文章，擺出一副要和江青決裂的架勢，在政治上迷人眼目。為此，毛對"紅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語："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刻攆出政治局，分道揭鑣。"
　　然而，毛澤東導演的這出離婚戲並沒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轉到周恩來那裡后，他建議暫緩執行，給壓了下來。周這樣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們不少非議，不理解他為何不趁勢一舉解決江青的問題，以絕後患。其實，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處。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所謂"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如果不是虛晃一槍的話，也是毛一時的氣話，不能當真。否則，一旦毛回心轉意，事情就不好收場了。
　　況且周恩來憑藉其多年來和毛澤東打交道的經驗，已經預感到眼下時局的詭譎之處，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寧緩毋躁，以免自投羅網。事實上，僅僅一個多月後，毛自信已經看準了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決心把他拉下馬以後，就無意再演假離婚這齣戲了。評《水滸》便是在政治上釋放出來的第一個信號。
　　不僅如此，在後來扭轉政局以後，毛澤東還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的肯定，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會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收工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裏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干人，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形勢逆轉
　　當毛澤東看準鄧小平確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無意再擺迷魂陣了，下決心批鄧。選擇的題目是評《水滸》。批"投降派"，把鄧和周放在一塊打。這對已經病入膏肓的周來說，無異於在他背後又捅了一刀。一向逆來順受的周在生死交關之際，向毛討還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併當眾為鄧講話。
　　目前大陸官方的論著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國政局逆轉的起因，歸咎於這年十月前後毛遠新向毛澤東的"挑撥性彙報"，並竭力淡化毛本人評《水滸》談話的政治含意，把它說成是"四人幫"的"借題發揮"，以開脫毛的責任。這完全是倒果為因，過分抬舉了江青一干人。
　　實際上，毛澤東才是整個事情真正的禍首，不僅評《水滸》運動是其精心策劃、一手導演的，而且就連毛遠新接任他的聯絡員也是整個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覺察出王海容、唐聞生二人往周恩來、鄧小平那邊靠得太近而採取的掉換措施，就像當年文革發動前夕起用汪東興接替楊尚昆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樣。
　　自從鄧小平在各行各業大張旗鼓地推行整頓以來，毛澤東一直在冷眼旁觀。當時，毛之所以沒有馬上出面干預，是因為眼下正需要藉助鄧來整治文革后的亂局，重建社會的秩序和效率，正如當年大躍進栽跟頭后，不得不容忍劉少奇出來收拾殘局一樣。不過，毛心裏非常清楚，鄧小平這次又舊病複發，搞起"白貓、黑貓"那套實用主義來。雖說是打著"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卻與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長此以往的話，勢必動搖根本。這是毛不能聽任不管的。
　　隨著整頓的全面展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疑心越來越大。七月間，鄧建議公開發表毛在五十年代寫的《論十大關係》一文。毛一眼便看出這是鄧企圖打著他的旗號，為搞"白貓，黑貓"的那一套造輿論，所以並沒有同意，讓鄧碰了一個軟釘子。本來，這是一個信號，鄧應該有所警覺才是，但他卻不以為意。
　　其實，毛澤東對鄧小平搞"全面整頓"有所保留的態度，當時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像周恩來、葉劍英等人都已經覺察出來，曾婉言相勸，但鄧本人卻頭腦發熱，過於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聽不進去，不知收斂鋒芒，暫行韜晦之術，守時待機。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許，號召"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一味逞強躁進，最後導致整個局勢逆轉。
　　後來批鄧的起因，固然是因鄧小平向毛澤東轉送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告遲群、謝靜宜的信而起，但這隻不過是個導火索，真正的原因還是因為鄧在政治上急於事功，過早曝了光，而讓毛警覺到鄧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點，除了前述周恩來、葉劍英之外，連鄧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來，像當時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為鄧起草文件的胡喬木就在風雲突變后，提醒鄧說，不只是轉劉冰信的問題，毛可能對搞全面整頓的做法早就有意見。
　　對於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對鄧小平搞"全面整頓"時操之過急的非議，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用曲筆有所回應和辯護，說：有人說，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是對的，但是進行得太急了。她把這歸於鄧認為："時問、機會，對於他來說，都太珍貴了"，說鄧"早巳將個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不過以筆者之見，時間、機會固然難得，稍縱即逝，但欲速不達，導致後來政治上的大翻車，豈不更可惜?而且對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來說，僅僅不怕被打倒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個人的進退攸關整個大局，否則只是一種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實上，正是因為鄧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頓"時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強躁進，急於抓出成效來，結果被黨內文革派抓住不少"辮子"密報給毛澤東，從政治上殺回馬槍過來，最終導致大局逆轉。鄧本人雖然也知道這一點，卻認為毛正有求於他整治文革亂局，因此不以為意，掉以輕心，甚至還公開自嘲他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就幾個。
　　例如，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應該解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認為把登"反共啟事"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這個"叛徒集團"正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又如，鄧小平曾利用陪同外賓參觀訪問上海的機會，有意識地對當時在上海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澤東近來對江青的批評，並點了張春橋的名，告誡他不要與他們為伍，企圖挖"四人幫"大本營的牆角。結果卻弄巧成拙，反而被馬天水出賣，將談話內容密報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準備反撲的江青立刻讓王洪文把這次談話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寫，報送給毛澤東，並加了批語，指這是一次策反的談話，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
　　鄧小平這些動作，無疑觸動了毛澤東那根最敏感的神經，認定鄧確有反骨，所謂"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後一向善於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來向毛進讒言，指鄧"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機反撲，頻頻求見毛，告鄧四處造她謠的狀。她對奉命代見的張玉鳳大倒苦水，除了罵鄧外，還竭力對毛動之以情，說：我的事從不瞞主席，主席的事也從不瞞我。主席這麼久也不見我，很傷我的心，你回去報告主席，等他精神好時，讓我去看看他。
　　江青這番話究竟對促使毛澤東在政治上改變態度起了什麼作用，不得而知。但此後毛不但不再提和她"分道揚鑣"，而且還出來袒護江青則是事實。據知情人說，毛對鄧小平這種在背後搞江青的小動作很不高興，而且動了氣，憤憤地表示："說我批評了江青，我是批評了江青，但是難道我批評了江青，他們就該把她打倒嗎?"
　　到了八月中旬，毛澤東批鄧的決心已定，但選擇什麼題目來做文章還是頗費了一番心思，因為近兩年來他本人曾說過鄧小平太多的好話，言猶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個造輿論，轉彎子的過程。慣於借古諷今的毛很快便找到靈感，決定從評《水滸》的題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夜讀中向陪讀的人發表了對古典小說《水滸》的評論，要點是："《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志義堂，讓人招安了。"
　　前面已經提到，大陸官方對毛澤東評《水滸》的真實意圖避而不談，把它說成是隨意而發，只是對古典文學的一般性評論，在政治上並無所指。這裏姑且不論毛素以"古為今用"的專家自翔，凡臧否歷史上的人物，在現實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況連毛本人都不否認這一點。
　　據王海容、唐聞生說，他們曾當面問過毛澤東評《水滸》有什麼深意?毛當時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說是看魯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這種熒測高深狀，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是因為當時他對王、唐二人已經存有戒心，不便挑明罷了。
　　其實，只消從整個事情的運作過程中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澤東深更半夜發表評《水滸》的談話后，姚文元聞風而動的速度異乎尋常，顯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幾個小時以後就寫出了報告，稱毛澤東對《水滸》所作的評論，對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建議印發下去，組織展開對《水滸》一書的評論。而毛馬上就批准了他的報告，在兩三天內就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個過程顯然是台前幕後串通一氣，絕不是什麼"無心插柳"，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評《水滸》、批"投降派"並不是僅僅針鄧小平一人，而是一箭雙鵰，把周恩來和鄧小平放在一塊打。毛不能容忍鄧的地方不僅在於認為鄧有反骨，企圖否定文革，而且惱火他在復出后同周恩來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團。所謂"宋江投降"、"讓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鄧這一點。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已經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因為在毛看來，鄧小平不過是黨內外復辟翻案勢力在前台的急先鋒，而周才是幕後真正的主帥。所謂"投降派"便是針對周恩來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歷史上的"伍豪啟事"這件事，又隱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傾投降主義"，手段老辣，不落痕迹。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曾當眾評過《水滸》，對周旁敲側擊，用宋江接受招安來隱射他對美外交"右傾投降"。這次不過是又故伎重施罷了。
　　毛澤東評《水滸》的舉動，對於已經罹患絕症的周恩來來說，無異於在他背後又捅了一刀。為此，他心情沉重，根本無法靜下心來接受治療。他知道此舉來者不善，局勢即將大變，於是在毛談話的第二天，便與鄧小平單獨長談。隨後又找王海容、唐聞生摸底，並讓身邊工作人員找出《水滸》一書的各種版本、《魯迅全集》中《評金聖嘆》的文章以及內參中反映各地學習情況的材料送閱，揣摩毛的意圖，了解各方動向。
　　周恩來對他已經病成這樣，毛澤東還不肯放過他，備感寒心，滿腹悲愴。他對前來探視的黨內老大姐蔡暢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說："我周恩來決不是投降派!"然而這種話只能對相知甚深的人才傾吐出來，對外人卻不便直說。周只好借題發揮，針對江青一干人聞風而動，在報刊上大批"投降派"的舉動，表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份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洚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與此同時，周恩來則為鄧小平的處境擔心。雖然他並不大讚成鄧在推行"全面整頓"時急躁冒進的搞法，但兩人在整頓文革亂局，推行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彼此心照不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回兩人又同被批為"投降派"，可謂是在政治上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周知道此時正處在第一線的鄧小平所承受的壓力更大，如果不在政治上給他以支持的話，鄧一個人將獨木難支，勢必中箭落馬，導致大局的逆轉。
　　為此，周恩來想為鄧小平做點事情，決定正式向中央舉薦鄧來接替他本人的黨政領導職務。周這樣做，是經過一番考慮的。他知道這個位置是兵家必爭之地，黨內文革派覬覦已久，與其讓他們搶去，不如採取主動，推薦鄧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況且這也是毛澤東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薦名正言順，毛不得不考慮，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說什麼。
　　於是，周恩來在病床上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舉薦鄧小平。周當時的衛士高振普目睹了這一情景，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總理叫我拿來紙和筆，半靠在病床頭，請醫生和護士們退到病房外，室內只剩下鄧大姐和我。我幫總理坐穩后，知道他要寫東西，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叫醫務人員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轉身退出。總理叫住我，說不用出去。周總理一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開始寫字。鄧大姐見總理寫字恨費勁，便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吧。"總理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我站在總理的右方，看著他是在給毛主席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他現任的黨和國家的職務。他寫完交給了鄧大姐。鄧大姐向小平同志通報了這封信的內容。據說此信上報后，始終無音訊。
　　毛澤東當然明白周恩來的用心，對周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做法很惱火，可是又不好發作，因為讓鄧取代周畢竟曾經是他的打算，不過已是此一時彼一時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鄧的毛當然不會理睬周的建議，來了個不置可否，留下不發，對此，周氏仍不願放棄努力，繼續想方設法把這個風放出去，為鄧小平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造輿論。這就是隨後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經急速惡化的情況下，仍然不顧醫務人員的勸阻，執意要在醫院中最後一次會見外賓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來在醫護人員的攙扶下，強撐著會見了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會見時，周開門見山，告訴訪客他本人已經收到馬克思的"請帖"，然後話鋒一轉，宣布鄧小平現在已經接替他全面負起責任來了，將會繼續執行黨的內外方針。這番話主動把鄧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況透露給外界，並且保證中國的政局和目前的內外政策將保持穩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牽制一下毛澤東的意圖，對已經隱然出見的批鄧勢頭有所約束。
　　就在周恩來設法化解毛澤東在幕後策動的圍剿之際，他的病情急遽惡化。八月下旬，醫療組的專家發現他的膀胱內已經長滿了腫瘤，並開始向盆腔鄰近的器官擴散，出現了全身轉移的徵兆。更糟糕的是，周體內癌細胞的性質也發生了惡變，已變成發展極快的鱗狀上皮細胞癌。對於問題的嚴重性，醫療組雖然沒有對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經感覺到了，因為這時他虛弱得連走幾步路的力氣也沒有了。
　　不過，相對於病情的惡化，更令周恩來憂心的還是眼下形勢的惡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經驗，深知毛這回評《水滸》、批"投降派"的舉動決非憑空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顯是衝著他和鄧小平而來的，根子還在文革心結，看來這次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今後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經臨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經無路可退，一向對毛澤東俯首下心、逆來順受的周恩來這回不想再隱忍退縮了，背著"投降派"的罪名去見馬克思，決意對橫加給他的"莫須有"的罪名作出反應，向毛討還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當年犯路線錯誤的老賬是打不倒他的，因為說到底，只是個思想認識問題，而不是政治立場問題，因此勢必要在所謂"歷史問題"上找碴做文章，就像當初整劉少奇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伍豪脫黨啟事"問題就成了做文章的題目。
　　應該說，這並不是周恩來多心，而是毛澤東確實一直在拿這個問題挾制他。且不說當年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毛起初不僅不明確表態，還有意把揭發材料交給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後來毛許諾周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所作的澄清事實的報告，當時已在會上宣布要將這個報告及有關文獻資料發給各省、市、自治區一份存檔，事後卻不了了之。不僅如此，"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甚至還私存當年登載"伍豪脫黨啟事"的報紙。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讓周產生警惕之心，預作防範。
　　九月二十日，周恩來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術。這次手術是醫療組面對周的病情出現惡變的情況下，為了盡量延長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術前，周恩來自知這次生死難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術台：因而作了最壞的準備，特意趕在這次手術前，把該做的和想說的一一交代清楚，在臨進手術室前，周要來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所作的關於"伍豪啟事"問題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將自己一個人關在衛生間里，把該稿從頭到尾又審訂了一遍，然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把這份報告發給全國各省區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當時，醫生已經給周恩來使用了麻醉前的鎮靜和止痛藥物，一切準備工作也已就緒，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亦到場守候，就等周本人出來。其間，鄧穎超和保健醫生曾先後進去催促，但他毫不理會，強忍病痛和藥力發作后的反應，繼續伏案閱讀和寫作，讓眾人足足等了一個小時。寫完后，周恩來又在關於"伍豪啟事"報告的封面上鄭重地簽上他本人的名字，註明時間、地點后，才打鈴出來，併當眾拜託鄧穎超向毛澤東報告此事，要求將這份報告"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發一份存檔。"
　　在了卻了這樁心事後，周恩來在醫護人員的簇擁下，被推向手術室，躺在平車上的周氏這時已經極度疲憊，不過神志卻很清楚，他知道自己還有一件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關之際，當著大家的面為鄧小平講話，藉此向毛澤東進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來覆去了。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場目睹了這一情景，在他的回憶錄中作了如下記述：
　　當平車行進到距手術室門口約幾米遠處，周恩來忽然微微地向右邊側過頭去，以低沉而沙啞的聲音問道："小平同志在哪兒?請他過來一下。"我即高聲向後面傳話："小平同志，總理請你過來。"
　　鄧小平的聽力不好，後面有人轉告他。他急走幾步，來到了總理躺的平車右側。周恩來一見鄧小平，立刻從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來，用力地握住鄧小平的手，他異常激動，聲音嘶啞，顫抖而使勁地當著眾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來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鄧小平聽罷總理的話，面部表情嚴肅而帶激動，他緊緊地握一下總理的手，未說什麼話，只是站在一旁，向總理揮手致意，含淚目送總理進手術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場的醫護人員覺察出周恩來今天的情緒過於激動，擔心這樣對手術不利，於是加快了推車的速度，然而，就在進入手術室的剎那間，周恩來突然用力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人莫不愕然相視，在無言之中體會這番話的含意。鄧穎超則讓在場的汪東興把這個情況向毛澤東報告。應該說，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來心思的還是鄧穎超，甚至可能就是兩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說給毛澤東聽的，向毛討還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許用"莫須有"的罪名來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並不僅僅是內心悲憤難抑的宣洩。
　　這次手術，醫療組的專家們雖然盡了全力，卻無回天之術，甚至連預期的目的也沒有達到。原因是周恩來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為嚴重，打開以後，發現膀胱裏面已經長滿了瘤子，而且已經擴散出來，向全身轉移，根本無從下手。他們在請示了在場的中央領導人之後，只好又縫合起來。因為一動的話，只會轉移擴散得更快。
　　面對周的病情已經不可逆轉的事實，鄧小平心情沉重，要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周恩來對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將了毛一軍，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和議論。本來，毛以為周大概會像以往那樣隱忍不言，不會從正面應對，因為這畢竟只是一種影射，只可意會，不可明說。不料，周恩來竟當眾戳破了這層窗戶紙，道出了滿腹的悲憤。這令毛澤東十分難堪，讓人覺得他對一個垂死的人還不肯放過，實在是太過份了。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卻又不好對周發作。更令毛有所顧忌的是，周恩來在黨內外畢竟有很大的影響，現在他公開站出來為鄧小平講話，乃至向中央寫信推舉鄧作為他的接班人，也讓毛對鄧一時難以下手。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改變主意，決定不再拿評《水滸》的題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鄧的時機也暫時往後推遲，一切端視周恩來的病勢而定。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江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宣稱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時，毛耍了兩手，一方面故作姿態，扣壓了江青的講話稿，斥其"放屁，文不對題"；另一方面當鄧小平為此向毛告江青的狀時，毛一反對鄧刻意籠絡的態度，沒有理他，有意讓鄧碰了一個釘子。與此同時，毛還把中國科學院根據鄧的意見起草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彙報提綱》一-作者注)給壓了下來。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的病情一時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周本人也非常清楚這一點，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分量一-只要還能動，甚至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會對已經山雨欲來的局勢起到某種遏製作用。事實上，他已經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多少掩護了鄧小平，延後了毛澤東批鄧的部署。
　　不過，由於病情的急遽惡化，周恩來已經是心有餘而力難支了。九月二十日手術后，他的傷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內出血不止，多時每天達上百cc，而且下腹部的腫塊也眼見一大比一天增大。對此，醫療組一籌莫展，只好靠輸血來維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的身體變得極度虛弱，生命正在被一點點地耗盡。十月二十四日，醫療組不得不再次給周施行了手術，盡一切手段延長他的生命。這次手術后，周氏再也沒能從病床上起來。
　　油盡燈枯
　　由於體內癌細胞的吞噬，周恩來的身體加速崩潰，整日與癌痛的煎熬苦鬥。對於政局的逆轉，他已是自顧不暇了。在生命最後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壓抑，百念雜陳，回首一生，內心的傷心難過更甚於恐懼悲憤，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
　　周恩來病情的急遽惡化，解除了毛澤東批鄧的後顧之憂。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暫停評《水滸》，批"投降派"，是因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還能拖多久，擔心一旦批鄧，周會運用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從中作梗。現在，周恩來已經命在旦夕，周，鄧二人的聯盟不攻自破，於是可以放手大幹了。
　　實際上，毛澤東在表面上批評江青搞評《水滸》、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時候，就已在另闢蹊徑，更新選擇了批鄧的突破口。其後，他對鄧小平轉送的清華大學劉冰等人狀告遲群，謝靜宜來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選擇的"石頭"，而毛遠新則是指派的打手。
　　還在周恩來九月二十日那次手術之後，毛澤東就已經在暗中調兵遣將，展開批鄧的部署。他懷疑一直給自己當聯絡員的王海容、唐聞生是周恩來、鄧小平的人，於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緊的毛遠新從遼寧調到身邊來，充當向政治局發號施令的聯絡員。在這前後，毛特意徵詢了毛遠新對時政的意見，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鄧的炮彈。
　　當周恩來的病勢危重以後，毛澤東認為批鄧的時機巳到，遂發動攻勢。他指派毛遠新找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等人開會，對鄧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興問罪之師，一連提了十一個方面的問題；與此同時又把幾個月前下放到上海"幫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準備換馬。
　　鄧小平雖然對形勢的逆轉已經有所準備，卻沒有看出這是毛澤東故意採用的惹戰激將法，因而在四人會上和咄咄逼人的毛遠新頂了起來，駁斥了他的指責，說："你的描述，中央豈不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里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毛遠新自恃有毛在背後撐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給我扣這麼大的帽子，我不接受。"雙方不歡而散。
　　鄧小平的頂牛，正是在幕後坐鎮指揮的毛澤東所預料到的。他在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后，表態說："你和他吵，順著不好，頂他，這就叫幫助。"隨即下令擴大會議範圍，從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參加進來，在政治局內部展開對鄧的批評和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的討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把早已準備好的"石頭"拋了出來，讓清華大學傳達他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批示，直接點了鄧小平的名，稱："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當然，毛澤東一開始並沒有想把鄧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須低頭認錯，就像周恩來屢屢做過的那樣。為此，毛提出由鄧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但被鄧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見鄧小平"死不改悔"，遂下決心把他拉下馬來。繼在清華大學點火后，毛又下令召開黨、政、軍負責人和老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中央併為此發出了通知。這樣，以批鄧為目標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隨即擴展到全國各地，整個形勢由此急轉直下。
　　周恩來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術沒有也不可能創造奇迹。進入十一月後，由於體內癌細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體加速崩潰，整日沉綿病榻，與癌痛的煎熬苦鬥。對於政局的逆轉，他已是自顧不暇了，儘管鄧小平在和毛遠新談話的當天就趕到醫院把消息告訴了他。周知道毛澤東這次批鄧決心已下，準備全面重用黨內文革派，今後的步履將更加艱難，而他本人日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過，死後也難免受到批判，諸如"伍豪啟事"和幾篇文章一類東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彈。
　　為此，周恩來預先作了某些防範，絕不在他身後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來做文章的東西。他在病重時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間政治局擴大會議批鬥他的會議記錄的情況，告訴了鄧穎超，讓她在思想上有所準備。"關於喪事，他和鄧穎超商定了三條：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條是他倆早在五十年代就約定好的，不過當局勢惡化后，他又再三叮囑鄧穎超，一定要遵守過去的約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還當面囑託鄧穎超的秘書趙幃"照顧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個局勢的逆轉和自己在劫難逃的不祥預感，使周恩來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口裡心情非常壓抑，百感雜陳，內心極為矛盾。他這時的傷心難過恐怕更甚於恐懼悲憤。因為他畢竟已經跟著毛澤東走了一輩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趨，守分盡忠，從無二心，可是直到臨死也沒有得到毛的諒解，相反還以欲加之罪不肯放過，這又怎麼能不讓周氏傷心之極呢?
　　不過，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影響的周恩來還是恪守所謂"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為臣之道，傷而不怨，絕口不提心中的傷痛，相反還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寫了檢討，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關心毛澤東，多次問起毛的身體，起居、飲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況，就是在後來陷入昏迷醒來后也仍然如此。
　　當時在黨內高層中，與周恩來相知最深的要數葉劍英。自周卧床不起后，葉劍英基本上天天前來醫院看望，守在床邊，和他長談。儘管周氏對他內心的傷痛絕口不提，但是葉劍英還是能感覺出來，知道他心裏有很多話沒有講出來。為此，他曾叮囑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準備好筆和紙，說："總理原則性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裡不講，特別是對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麼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然而，一直到最後，周恩來還是什麼話也沒有說，用他對鄧穎超所說的話是："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而永遠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後，周恩來已是風中殘燭，不過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見形勢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風"的敲鑼擊鼓聲中天天惡化，纏綿病榻的周氏已無力阻止時局的逆轉，起到某種緩衝作用。據身邊的醫護人員回憶，這時他很少言語，一個人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時發出長長的嘆息。儘管如此，周在這期間還是利用人們前來探視的機會，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囑葉劍英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江青他們手裡：提醒王洪文要切記毛澤東關於"江青有野心"那段話。
　　當然，最讓周恩來放心不下的還是眼下處境困難的鄧小平，一方面擔心他受不了毛澤東在政治上突如其來的翻臉，另一方面又為他毫不妥協的作法感到憂慮。為此曾讓葉劍英去勸他不要硬頂，"再去找主席談談"。但鄧不肯改變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把鄧找到醫院來做工作，當面進行勸說。
　　鄧榕在回憶她的父親鄧小平在文革歲月的一書中提到了這件事，不過藏頭露尾，語焉不詳，書中說，周問鄧："態度會不會變?"鄧答："永遠不會!"周聽了以後，"從內心感到高興"，說："那我就放心了!"
　　應該指出，書中這種描述不大像周恩來一貫的為人。換句話說，周不大可能在背後鼓動鄧小平去對抗毛澤東，即使對毛的決定有不同意見，也不會正面硬頂，而是採取更策略的方式，這才是周恩來一貫的為人處事之道。至於書中周所說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見，不過是在勸說無效后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罷了。
　　實際上，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周恩來即便心裏再有想法，也絕不露出一句不滿的話，就是對相濡以沫的老伴鄧穎超也不說。周病重以後，鄧穎超天天到醫院來陪伴他，兩人經常是手捏著手，相對無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這已經是他們夫妻之間多年來心照不宣的約定。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抑鬱和苦悶只好靠另一種辦法來排解了。據身邊的醫護人員說，周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工作人員覺得曲調太悲傷壓抑，不肯給他放，想換支輕鬆點的曲子給他聽，但一換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覺察出來，用微弱的聲音問為什麼不放?堅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陸官方一直對於這個情況諱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會損害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實恰好相反，這正好透露出他臨終前悲苦的心境，讓人們窺見了他內心深處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這正好是對周氏留在世間形象的某種補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時刻，周恩來本人求生的慾望仍然十分強烈，十分配合治療，與體內的癌魔作殊死的搏鬥。但可悲的是，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病情遠比他想的更嚴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醫療組並沒有把九月二十日手術的真實情況向他全部和盤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裡，還以為自己膀胱內的癌瘤已經被摘除乾淨了。這樣一來，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療的難度。醫療組以及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不得不隱瞞真相，對周支吾其詞，搪塞他，就連老伴鄧穎超也不得不這樣做，按照上面的口徑守口如瓶，不告訴他真實情況。
　　不過，周恩來本人很快發覺出情況不對，他自己已經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腫塊，而且由於腫瘤潰爛，膀胱內大量出血，凝成血塊，所以每次換藥都極為痛苦。更讓周受罪的是，為了執行毛澤東的意圖，上面一度不讓醫療組使用放射療法來控制體內出血，怕這樣一來，周病情的真相就瞞不下去了。
　　眼見情況在一天天惡化，傷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來非常著急。他認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兩次手術的"戰略目的不明確"，提出要下決心開刀，摘掉整個膀胱，徹底解決問題。對此，醫療組有口難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陸，勸他先要恢復體力，然後再說，否則他的身體禁不起大的手術。周很不滿意這樣的解釋，認為越等只會越壞，身體這樣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為此，周恩來他幫持要找衛生部長劉湘屏談下一步的治療措施，周氏還在一時衝動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說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動權，"弄得情況一時很緊張"。後來還是醫療組對周施行了放療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內的大出血，暫時穩住了病情。
　　應該說，醫療組為延長周恩來的生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對於周本人來說，活著已成為一種極大的痛苦和煎熬，在體內癌細胞的肆虐吞噬下，從十一月下旬開始，他身體各器官的功能己經明顯不行了，身體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個潰爛，同時由於腸梗阻，進食已經十分困難，此外痰中帶血，心臟也出現了危象，儘管戰勝病魔的希望已經變得很渺茫，但周恩來還是不想放棄最後的努力，繼續與病魔苦鬥，甚至還打算用二至六個月的時間恢復體力，然後再做摘除膀胱的手術。
　　為此，周恩來強迫自己進食，"我要多吃幾口飯"，成了他這段時間常說的一句話；但是他每咽一口都會引起強烈噁心嘔吐的反應，滿頭是汗，每次吃飯都有如一場艱巨的戰鬥。周在工作人員幫助下，用數數的辦法，一口一口地"消滅"，盡量爭取多吃一點。
　　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撐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來的腸道已經完全梗阻，無法直接進食，只好全靠鼻飼、輸液、輸血來維持生命了。與此同時，由於大量使用各種抗菌素，引發黴菌病，全身高熱持續不退。在這種情況下，周的體力很快便消耗殆盡，時常昏睡不醒，已經接近油盡燈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樣，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間里也經受了癌痛慘烈而持續的折磨。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周死後，對他的遺體做病理解剖時，發現他體內的癌瘤已經擴散到整個盆腔和腹腔，盆腔內已成"冰凍"狀態，即盆腔內的臟器互相粘連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硬塊。
　　不過，周恩來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隱忍功夫，卻是超平常人的。每當劇痛襲來，他往往大汗淋漓，整個身體不由自主地抽動，疼得死去活來，但他總是暗自強忍，在清醒時始終不肯哼一聲，只是在昏迷中偶爾發出輕微的呻吟。只有當痛得實在不行的時候，他才請求醫生給他打一針杜冷丁。然而，止痛針使用次數多了，效果不免遞減，開始時還可以管上四、五個小時，後來最多只能管兩、三個小時，又不能連續打，間歇時還得獨自承受劇痛的煎熬。
　　每當痛到極處時，周恩來常常下意識地緊緊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鄧穎超或醫護人員的手，或是讓放《國際歌》來激勵自己戰勝病痛的意志。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周還是竭力控制他自己盡量不要露出過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讓別人為他難過，甚至還吩咐他的保健醫生說："你去給中央打個電話，告訴他們，黨要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
　　當然，周恩來的這種掩飾瞞不過眾人，反而讓旁人心裏更難受。鄧穎超見他人痛苦，怕他挺不住，用"共產黨員呀!要堅強、要忍耐"這樣的話來給他打氣，但在私下裡已經實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對醫生表示："這麼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
　　這種惡性的刺激，也是後來鄧穎超率先贊成"安樂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來已經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樣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見了，完全判若兩人。這時他已經是眼窩深陷，形容怙槁，整個人都脫了形，抽縮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縱橫交錯的各種管子外，在幾米遠處幾乎看不到他的身軀。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沒有理過發，幾個月下來稀疏灰白的鬚髮雜亂蓬長，把嘴唇都遮蓋住了。這種樣子實在讓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邊工作過的人在見他最後一面時，看到這種情景，無不踉蹌而出，痛哭失聲，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後，周恩來的病情繼續惡化，已近彌留階段，氣若遊絲，多數時間處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鄧穎超來醫院看望時，帶了本剛出版的《詩刊》雜誌，其中發表了毛澤東十年前所寫的兩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在年後的頭兩天，大概是"迴光返照"的緣故，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后，精神顯得比往日要好一點，幾次讓身邊工作人員把這兩首詞念給他聽。他除了悉心靜聽外，偶爾還說上一兩句話，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了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六天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離開了人世。

　　晚年周恩來 尾聲
　　毛澤東有一條語錄：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 沒想到這句話竟會應驗到他自己身上， 最後栽在生前一向順從的周恩來手裡。毛壓制民眾自發的悼周活動，觸發了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總爆發，演成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四人幫"及其後台老闆，敲響了文革的喪鐘。幾個月後，毛便在憂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國現代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周恩來的去世，立即給中國的政局造成重大衝擊。噩耗傳出，市面上用來製作黑紗、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銷售一空，整個國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從黨內軍中的老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為失去自己多年來的總理而感到難過，並且對眼下的時局憂心忡忡。人們自發地展開各種悼念活動，設靈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則扶老攜幼，絡繹不絕地前往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抒發哀思，既是哭周恩來，哭國家，也是哭自己。特別是當周恩來決定不保留骨灰的遺言傳出后，更是在無形之中增添了人們心頭的悲情。社會上自文革以來積聚壓抑已久的不滿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來的旗幟下，以"悼周、擁鄧、討江、射毛"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周的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萬人在凜冽的寒風中肅立街頭，哭送他的靈車，就突顯了這種社會情緒。
　　毛澤東很清楚這一點。他對周恩來之死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周這個難纏的對手終於不打自倒，先他而去，為後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塊心病。憂的是，周雖已死，卻陰魂不散，他在黨、政、軍中的根基很深，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都是周這條線上的人。這批人一直對文革心存不滿，總想翻案，現在竟然又拿死人壓活人，打著悼周的旗號向中央施加壓力，企圖扭轉批鄧的大方向。這是毛無法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決定讓悼周的活動降溫，除了他本人拒絕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外，還在上面報送的一份動態反映上批了六個字："悼念虛，復辟實"，讓毛遠新在政治局內部進行傳達，要求掌握好新聞宣傳報導的口徑。根據毛的旨意，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壓縮有關悼念活動的報導，並由中央下達種種禁令，壓制民眾自發的悼周活動。
　　關於毛澤東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大陸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專門把張玉鳳請出來寫文章進行解釋，把它說成是當時中央考慮到毛病重，便沒有安排的緣故，而毛的腿當時確實已經"走不動了"。
　　事實上，當時政治局開會討論這件事時，決定聽取醫療專家的意見，由毛澤東本人作最後決定。而醫療專家的意見是參加追悼會不會影響毛的健康，只是建議時間最好要控制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為此，治喪委員會完全做好了毛來參加追悼會的準備，不僅準備好了輪椅，而且連行走的路線都已事先安排妥當，一直等到最後一刻，追悼大會不得不推遲舉行。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露面，只是送了一個宮式的花圈，此外沒有任何表示。
　　對於這一點，就連奉命寫文章遮掩的張玉鳳都有點看不過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筆暗示毛澤東在得知周恩來的死訊后並沒有落淚，接著在記述毛圈閱治喪委員令送審報告的情況時，委婉地寫道：這個圓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確實是弱了，太弱了……這一筆怎麼能表達得了對與自己風雨同舟幾十年的戰友的離別之情呢？"
　　其實，讓張玉鳳有難言之隱的是，毛澤東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身體的緣故，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毛本來就對周在臨死之前極力挺鄧一直耿耿於懷，現在又見周的陰魂不散，悼周活動已經成為黨內外翻案勢力抵制批鄧的幌子，更是讓毛心裏有氣，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萬人上街哭送周的靈車后，毛很清楚這是衝著他本人而來的，認定周已經成為黨內外翻案復辟勢力打出來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鄧的話，就一定要聯繫批周。這正是毛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
　　當時，政治局的多數人都是希望毛澤東能夠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為這樣有利做黨內外的工作，消除社會上的流言蜚語。但是，毛為了對黨內外的反對勢力還以顏色，同時為以後在政治上批周預留伏筆，執意拒絕到會，聲稱他有"不參加的自由"。據知情人說，毛澤東當時曾說了這樣一段話：總理是反對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還是老的，都聽周的。擁護我，高呼我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沒法彌補的。
　　這一點，從幾年前披露出來的汪東興私藏毛澤東在這期間的談話記錄中，也可以得到印證。這裏僅照錄一則。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說："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力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參加。"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使得他身邊許多原本想去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工作人員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許戴黑紗。當然，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全部看法，還有待更多的檔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鑒於黨內外翻案復辟勢力的公然挑戰，毛澤東決定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部署身後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不得人心，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轉而點名指定"老實人"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時以"生病"為由，把和周恩來靠得太緊的葉劍英"掛"起來，改由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陳錫聯出掌軍權。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安排，骨子裡打的主意仍是讓黨內文革派掌權。為此，毛在把華扶上來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根據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馬十分賣勁，不僅在批鄧上充當急先鋒，而且對毛準備批周的意圖也心領神會，不斷在所掌控的報刊上施放冷箭，拋出各種的訕採氣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華社《內部參考》編髮了香港《萬人雜誌》上攻擊周恩來的文章，其中專門提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事，而這正是周病重時預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題目。三月五日，上海《文匯報》在轉發新華社學習雷鋒的新聞稿時，又把眾所周知的周恩來對雷鋒的四句題詞全部刪掉。更有甚者，《文匯報》隨後竟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樣的句子。而這正是後來在天安門廣場上激起眾怒的那位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道破天機的"中央都快表態了，周總理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隱晦說法。
　　毛澤東有一條著名的語錄："'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梟雄一世，善於"拋石頭"整人且斗垮所有對手的毛人概沒有想到這句話竟會應驗到他自己身上，最後栽在生前一向順從的周恩來手裡。本來，在周氏治喪期間，種種壓制悼念活動的禁令就已經犯了眾怒，這回《文匯報》接連放出露骨的批周信號更是激起了公憤，全國各地的抗議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而自認為"通天"的張春橋卻有恃無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斂，反而還公然對《文匯報》慰問嘉獎。
　　消息傳出，人們一發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眾首先走上街頭，聲討《文匯報》及後面張春橋的反周行徑。示威抗議活動很快便蔓延到全國許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現場越來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節那天，北京上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祭奠周恩來，並發表演說，張貼聲討檄文、詩詞，鋒芒直指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未能倖免，被指為"現代秦始皇"。
　　這種聲勢浩大、群情激憤的抗議場面，是自認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澤東從來也沒有領教過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文革派的幾員大將更是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眾運動起家，一生憑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對手的毛當然清楚這意味著什麼，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經徹底毀在這件事情上，而且身後恐怕也難逃歷史的清算。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內心的沮喪和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對周恩來不散的陰魂竟然惹出這麼大的亂子更是怨恨難言，耿耿於懷。這種心態驅使毛一直到臨死前還在修改九篇文章，準備在適當時機拋出來批周。
　　更讓毛澤東頭疼的是，面對遍布全國的抗議活動，一時還難以動手彈壓，因為這是在悼周的旗號下進行的，而周恩來畢竟是在政治上善終的，官方不便公開取締，動起手來有諸多顧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機，亂子越鬧越大，最後只好以血染天安門廣場來收場，暫時穩住了局勢。不過，毛深知大勢已去，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為此憂病交加，內心的恐懼揮之不去，夢魘纏身，時常在夢叫驚醒。幾個月後，毛便一命嗚呼。
　　毛澤東之死，結束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狂暴恐怖的時代。儘管毛的幽靈時至今日仍在中國大陸的上空遊盪徘徊，不肯最後退出歷史舞台，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在告別了毛時代的烏托邦狂想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治國以後，從此踏上了大力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不歸路，而現代中國的這一歷史性轉變，正是以周恩來之死為契機拉開序幕的。

　　後記
　　本書的寫作，完全是一種命運的安排，同時也是為了了結自己過去的一段歷史，給它劃上句號。我曾在中共的體制內呆過，年紀輕輕便進入部一級的領導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檔案堆里，為官方修史，撰寫領袖人物的年譜、傳記。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那場愛國民主運動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當時，我和另外兩個黨務委員（他們都曾擔任過胡耀邦的秘書)一道帶領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機關幹部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並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傾聽民眾呼聲，肯定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並從最高領導人做起，懲治腐敗，推進政治改革。在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單位清查的重點，遭到整肅。
　　應該說，單位的領導還是想盡量保我過關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過激"的言論，在組織上從輕處理，並繼續讓我擔任官方《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文革部份的執筆人，希望我"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繼續為黨的文獻研究事業做出貢獻。
　　然而，哀莫大於心死。六四屠城血寫的事實，讓我無法再認同這樣一個為了一黨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權。與歷次運動中落難挨整的老一輩相比，對我的處理實在已經很寬大了，但我的良心卻讓我無法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繼續充當官方御用的"學者"，做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閉門思過"，一邊寫檢討，一邊開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鎮壓之間一脈相承的關係。我決意不再違心說謊，或者滿足於在夾縫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歷史真相告訴國人，以史為鑒，從中汲取真正的教訓。寫書的念頭最初就起於這個時候。
　　到海外后，我獲得了自由寫作的條件。經一位學界前輩的推薦，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給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寫作的條件，我的心愿遂得以實現。文革史和周恩來研究是我的本行，但由於文革研究在大陸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區，而周恩來又是中共神壇上供奉的偶像，所以當年只能寫些奉命文章，深為不能暢言所苦。為此，我選擇了《晚年周恩來》作為題目，把多年來潛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來，對國人有所交代。
　　本書的寫作目的有兩個：其一，重新評價周恩來，剝掉塗抹在周身上的油彩，還其歷史本來面目；其二，揭露大陸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層政治的荒謬、黑暗和兇險，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皇權專制主義。實際上周本人既是這種政治的參与者，也是這種政治的受害者。以期引起海內外學術界乃至大陸民眾對文革這段歷史的關注，檢討反思這場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動大陸自文革后換湯不換藥的政治體制改革。
　　然而動手寫起來卻並非易事。因為周恩來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在不同場台有著不同的面孔，且又處在文革大動蕩的年代，頭緒繁多，不易把握。而且需要考贊辨析各種對立的材料和觀點，有所取捨，力求立論公道，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向民間獨立學者的角色轉變的問題，需要與以往的思維定勢作鬥爭。
　　在耗時五載，歷經艱難之後，《晚年周恩來》一書終於問世了。總算是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心事，沒有辜負眾人的期望和囑託。
　　我由衷感謝哈佛大學的傅高義、麥克法誇兩位教授對本書寫作的支持和指導，王軍濤先生和明鏡出版社對本書出版的鼎力相助，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對我的鼓勵和支持。沒有這些幫助，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是不可想像的。
　　
　　高文謙二00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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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全面了解其內容。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