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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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由 铁蹄下的夜莺 » 2012年6月6日
本书修订，主要基于四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出版社的安排和建议。其次则是因为本书出版时，因当时条件所限，个别章节内容未能收入其中，使本书内容上不尽完整。如今时过境迁，能将删去的内容补入，也算了去笔者的一大心愿。
再次则是因为本书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读者，为杂志连载而写的，因此在引文注释方面尽量精简。在经过了几年几万册的销售之后，相信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有机会能够从学术角度对本书的引文注释加以完善，是笔者求之不得之事。
最后，自本书出版后，有关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因俄国档案的进一步披露又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入。学者们在中苏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在抗美援越问题上，以及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与磨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1]对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应，并且适当补充本书的论据，自然更为笔者所乐见。只可惜，因修订时笔者人在香港，资料欠缺，增补注释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而尽管笔者有所努力，由于篇幅及体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书主题和原有叙说形式的制约，一些由于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现而提出的颇为重要的话题，也并未被能吸纳和论述于本书之中。
笔者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笔者自信，本书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事实上，对于许多亲身经历过或熟悉那段中苏两党关系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他们过去毫无所知的呢？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本书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所以想要回应新的发掘和研究，并不是对于进一步在书中发现或重建新的历史史实有兴趣，而是对新近的研究尚有种种不能满足之处，因而会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的冲动。不过，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笔者也还是略感宽慰。因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强调具有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特有的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追求的领袖个人，在中苏两党和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笔者一向认为，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仅仅从被赋予了太多形式化内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家等等）乃至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是因为它实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党与党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复杂性远不是拿我们今天一般的国家关系所能比拟的。它们之间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关系，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既有亲密的兄弟关系，又有竞争的对手关系；既有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纠葛的师徒甚或父子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中苏两党两国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文化差异，或者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或简单地认为它主要起因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或起因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所引发的利益磨擦和冲突，却可能会有失偏颇。一个最简单的也是被人们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中国党内作主的当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周恩来，情况还会如此吗？或者人们能够按照19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张来处理对外关系上的问题，中苏关系会有那样的发展吗？何况，如果当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情况又会如何？这里面的答案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数学者，往往习惯于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问题，相信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关节点。笔者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理当是所有国家政治领袖心之所系。但是，历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之不同，恰恰在于它更注重特质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欧美国际政治学研究之所以会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关系变动的重要研究依据，是基于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的规律，和在此基础上正常的国家关系来说的。相对于具有特殊政治运行方式的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的国家来说，这种研究的方法明显地有其缺陷。这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总统或首相之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不仅要综合各个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意见，而且领袖个人的意志和倾向必须要服从于党内乃至于国内主流势力的意志，很少敢独断专行。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其无论党内还是国内，实行的都是选票政治。个人专断一旦造成重大过失，不仅要被全党群起而攻之，而且其代表的政党也必须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在党国体制下，领袖的权威一旦树立起来，其个人的判断和意志往往就是决定一切，不受监督的。即使错了，因为没有批评的机制，也绝不会受到惩罚。况且，在这种体制之下，任何这种判断都不可避免地会是先党而后国，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党利益的基础上，而它又必定是要从其意识形态的逻辑出发的。建立在如此复杂的前提之下，其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准确性会受到局限，甚至可能会被扭曲，也就很难避免了。
换言之，在我们今天按照西方标准来看可能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东西，却未必是当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无关宏旨的东西，在毛泽东当年看来却可能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举出1962年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分歧就足够了。十分明显，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当年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关系和少去援助各国激进组织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泽东不仅不以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说毛泽东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自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显然不是王稼祥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多半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笔者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民族隔阂、利益冲突，包括存在着结构方面的致命弱点。这也正是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磨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是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存在于共产党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结构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作为对立一方的美国阵营中也未必完全没有[2]，但是，它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二，也并不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之间都发生了类似中苏之间那样严重的冲突与对立，除了中苏之外，苏联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与朝鲜和越南劳动党之间，特别是其他小党小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一般也并未发生太大的问题；第三，即使存在或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最终也能够得到缓和或化解，这也包括曾经极端对立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党的关系。第四，如果说中苏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是苏联必欲控制中国，而中国反抗苏联控制的问题，那么，中国与反修的日本党、兄弟的越南党、最知己的阿尔巴尼亚党也相继闹翻，又是为何呢？
很显然，中苏之间在民族、国家以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复杂微妙和在某种情况下的隔阂与紧张，但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的根本破裂，更不会走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泽东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通常相信，如果换了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或者王稼祥，中苏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当然，有读者因为注意到笔者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就简单地认为笔者是在强调毛泽东个性或性格的作用，这也并非十分准确。任何一个成功的喜欢独断专行的政治领导人，毫无疑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任何领袖人物突出个性的表现，也都是有条件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领袖人物个性的作用。
笔者修订书稿之际，恰值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之时。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宝国在演绎汉武帝从最初登基倍受内外挤压，到内削藩王，外平匈奴过程中心态及性格上的明显变化。其实，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众多历史领袖人物中，类似的情况可谓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个性固然可以从“三岁看到老”，但是，后天成长的经历，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环境所造成的心态上的改变，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个性发展，同样也是与其后天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比如，他在不断成功中所得到的那种强烈的满足感和使命感，以及制度所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带来的强烈自尊感，与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因落后而被歧视、被孤立之间的巨大落差，都足以导致其个性的极致发展。在研究毛泽东与1958年台海危机的问题时，笔者就注意到了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情况。
通常人们解释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这段历史时，较多谈到的都是毛泽东想要以此来声援当时的中东事件，帮助中东人民牵制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太具宣传色彩了。但即使换一种角度来解释，比如强调当时福建前线军民强烈要求收复金门、马祖，军方压力较大，毛泽东亦受此触动之类，与以后的结果相对比，也显得太过牵强。事实上，人们大多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就始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都使毛泽东成就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中国的愿望倍受打击。通过1954年第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了。然而，美国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勉强应付到1957年底，竟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此举无疑又是对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巨大的挑衅。但此时，恰逢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度乐观，因而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几个月后，大跃进又随即如其所愿地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各地到处大放卫星，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毛泽东因此倍受鼓舞，又进一步发动了在其看来是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所必须的大炼钢铁运动。结果是钢铁产量的指标也是节节上升，一发而不可遏止。于是乎，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的15年奋斗目标了。[4]6月，他进一步估计超过英国两年即可。 [5]再到9月初，他已经在兴奋地要求党的领导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6]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心态上明显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对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击金门是怎么来的？根本上就是毛泽东必欲给美国人以颜色。中国外交部接连受命发出声明要求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在美国拒不理睬的情况下，更进一步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美国15天之内给予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美国承担。在仍旧得不到美国答复的情况下，7月14日，即最后通牒限期的几乎最后一天，彭德怀等即受命具体研究落实了炮击金门，给美国人以教训的军事计划。之所以后来与中东事件挂上了勾，是因为恰好在14日这一天伊拉克发生了政变，政变者宣布退出美国组织的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第二天美国因害怕连锁反应，出兵黎巴嫩，以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毛泽东据此才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与声援中东事件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此时心态上极为敏感和亢奋的，还有本书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为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一事。毛泽东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个，就是认为俄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必欲与中国合营，是看不起中国人。[7]这两件事接连发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问题，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显然是有欠周延的。事情很清楚，毛泽东此前在与苏联关系上所感受到的类似的刺激可谓比比皆是，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自称把自己关在莫斯科的屋子里几天闭门不出，背地里骂娘，但也仅此而已。1958年毛泽东的反应所以大为不同，当然是另有背景。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在对美、对苏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固然有其强烈个性的因素，但这种个性的张扬明显地是和当时的国内大跃进形势所带来的亢奋心态密切相关的。由于其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看不到这里面的种种复杂情形，不了解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领袖在争取美国承认和处理与苏联关系上的种种曲折背景与是非恩怨，也就无法理解和解释曾经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者，何以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的个中原因。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本书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订之便，特再做如上引言。
杨 奎 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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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沈志华、李丹慧两人的研究最为突出，有关他们的成果可见于他们的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和牛军的《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起源》（）等，也都是较新的研究成果。笔者出书后在这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出来，如《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研究》2003年11－12期。在国际学术界方面，前挪威学者，现在英国伦敦的文安立教授和德国学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2]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美国阵营内部同样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苏伊士运河、干涉中东事件，包括美国后来出兵格林纳达等等，无一不反映了这种情况。
[3]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月1日。
[4] 参见《八大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活动情况》第十四号，1958年5月21日。
[5]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78页。
[6] 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68页。
[7]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4页。
再次则是因为本书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读者，为杂志连载而写的，因此在引文注释方面尽量精简。在经过了几年几万册的销售之后，相信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有机会能够从学术角度对本书的引文注释加以完善，是笔者求之不得之事。
最后，自本书出版后，有关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因俄国档案的进一步披露又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入。学者们在中苏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在抗美援越问题上，以及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与磨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1]对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应，并且适当补充本书的论据，自然更为笔者所乐见。只可惜，因修订时笔者人在香港，资料欠缺，增补注释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而尽管笔者有所努力，由于篇幅及体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书主题和原有叙说形式的制约，一些由于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现而提出的颇为重要的话题，也并未被能吸纳和论述于本书之中。
笔者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笔者自信，本书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事实上，对于许多亲身经历过或熟悉那段中苏两党关系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他们过去毫无所知的呢？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本书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所以想要回应新的发掘和研究，并不是对于进一步在书中发现或重建新的历史史实有兴趣，而是对新近的研究尚有种种不能满足之处，因而会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的冲动。不过，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笔者也还是略感宽慰。因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强调具有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特有的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追求的领袖个人，在中苏两党和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笔者一向认为，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仅仅从被赋予了太多形式化内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家等等）乃至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是因为它实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党与党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复杂性远不是拿我们今天一般的国家关系所能比拟的。它们之间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关系，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既有亲密的兄弟关系，又有竞争的对手关系；既有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纠葛的师徒甚或父子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中苏两党两国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文化差异，或者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或简单地认为它主要起因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或起因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所引发的利益磨擦和冲突，却可能会有失偏颇。一个最简单的也是被人们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中国党内作主的当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周恩来，情况还会如此吗？或者人们能够按照19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张来处理对外关系上的问题，中苏关系会有那样的发展吗？何况，如果当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情况又会如何？这里面的答案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数学者，往往习惯于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问题，相信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关节点。笔者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理当是所有国家政治领袖心之所系。但是，历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之不同，恰恰在于它更注重特质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欧美国际政治学研究之所以会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关系变动的重要研究依据，是基于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的规律，和在此基础上正常的国家关系来说的。相对于具有特殊政治运行方式的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的国家来说，这种研究的方法明显地有其缺陷。这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总统或首相之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不仅要综合各个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意见，而且领袖个人的意志和倾向必须要服从于党内乃至于国内主流势力的意志，很少敢独断专行。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其无论党内还是国内，实行的都是选票政治。个人专断一旦造成重大过失，不仅要被全党群起而攻之，而且其代表的政党也必须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在党国体制下，领袖的权威一旦树立起来，其个人的判断和意志往往就是决定一切，不受监督的。即使错了，因为没有批评的机制，也绝不会受到惩罚。况且，在这种体制之下，任何这种判断都不可避免地会是先党而后国，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党利益的基础上，而它又必定是要从其意识形态的逻辑出发的。建立在如此复杂的前提之下，其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准确性会受到局限，甚至可能会被扭曲，也就很难避免了。
换言之，在我们今天按照西方标准来看可能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东西，却未必是当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无关宏旨的东西，在毛泽东当年看来却可能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举出1962年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分歧就足够了。十分明显，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当年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关系和少去援助各国激进组织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泽东不仅不以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说毛泽东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自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显然不是王稼祥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多半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笔者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民族隔阂、利益冲突，包括存在着结构方面的致命弱点。这也正是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磨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是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存在于共产党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结构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作为对立一方的美国阵营中也未必完全没有[2]，但是，它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二，也并不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之间都发生了类似中苏之间那样严重的冲突与对立，除了中苏之外，苏联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与朝鲜和越南劳动党之间，特别是其他小党小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一般也并未发生太大的问题；第三，即使存在或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最终也能够得到缓和或化解，这也包括曾经极端对立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党的关系。第四，如果说中苏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是苏联必欲控制中国，而中国反抗苏联控制的问题，那么，中国与反修的日本党、兄弟的越南党、最知己的阿尔巴尼亚党也相继闹翻，又是为何呢？
很显然，中苏之间在民族、国家以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复杂微妙和在某种情况下的隔阂与紧张，但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的根本破裂，更不会走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泽东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通常相信，如果换了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或者王稼祥，中苏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当然，有读者因为注意到笔者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就简单地认为笔者是在强调毛泽东个性或性格的作用，这也并非十分准确。任何一个成功的喜欢独断专行的政治领导人，毫无疑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任何领袖人物突出个性的表现，也都是有条件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领袖人物个性的作用。
笔者修订书稿之际，恰值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之时。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宝国在演绎汉武帝从最初登基倍受内外挤压，到内削藩王，外平匈奴过程中心态及性格上的明显变化。其实，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众多历史领袖人物中，类似的情况可谓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个性固然可以从“三岁看到老”，但是，后天成长的经历，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环境所造成的心态上的改变，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个性发展，同样也是与其后天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比如，他在不断成功中所得到的那种强烈的满足感和使命感，以及制度所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带来的强烈自尊感，与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因落后而被歧视、被孤立之间的巨大落差，都足以导致其个性的极致发展。在研究毛泽东与1958年台海危机的问题时，笔者就注意到了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情况。
通常人们解释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这段历史时，较多谈到的都是毛泽东想要以此来声援当时的中东事件，帮助中东人民牵制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太具宣传色彩了。但即使换一种角度来解释，比如强调当时福建前线军民强烈要求收复金门、马祖，军方压力较大，毛泽东亦受此触动之类，与以后的结果相对比，也显得太过牵强。事实上，人们大多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就始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都使毛泽东成就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中国的愿望倍受打击。通过1954年第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了。然而，美国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勉强应付到1957年底，竟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此举无疑又是对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巨大的挑衅。但此时，恰逢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度乐观，因而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几个月后，大跃进又随即如其所愿地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各地到处大放卫星，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毛泽东因此倍受鼓舞，又进一步发动了在其看来是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所必须的大炼钢铁运动。结果是钢铁产量的指标也是节节上升，一发而不可遏止。于是乎，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的15年奋斗目标了。[4]6月，他进一步估计超过英国两年即可。 [5]再到9月初，他已经在兴奋地要求党的领导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6]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心态上明显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对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击金门是怎么来的？根本上就是毛泽东必欲给美国人以颜色。中国外交部接连受命发出声明要求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在美国拒不理睬的情况下，更进一步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美国15天之内给予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美国承担。在仍旧得不到美国答复的情况下，7月14日，即最后通牒限期的几乎最后一天，彭德怀等即受命具体研究落实了炮击金门，给美国人以教训的军事计划。之所以后来与中东事件挂上了勾，是因为恰好在14日这一天伊拉克发生了政变，政变者宣布退出美国组织的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第二天美国因害怕连锁反应，出兵黎巴嫩，以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毛泽东据此才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与声援中东事件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此时心态上极为敏感和亢奋的，还有本书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为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一事。毛泽东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个，就是认为俄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必欲与中国合营，是看不起中国人。[7]这两件事接连发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问题，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显然是有欠周延的。事情很清楚，毛泽东此前在与苏联关系上所感受到的类似的刺激可谓比比皆是，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自称把自己关在莫斯科的屋子里几天闭门不出，背地里骂娘，但也仅此而已。1958年毛泽东的反应所以大为不同，当然是另有背景。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在对美、对苏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固然有其强烈个性的因素，但这种个性的张扬明显地是和当时的国内大跃进形势所带来的亢奋心态密切相关的。由于其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看不到这里面的种种复杂情形，不了解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领袖在争取美国承认和处理与苏联关系上的种种曲折背景与是非恩怨，也就无法理解和解释曾经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者，何以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的个中原因。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本书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订之便，特再做如上引言。
杨 奎 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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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沈志华、李丹慧两人的研究最为突出，有关他们的成果可见于他们的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和牛军的《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起源》（）等，也都是较新的研究成果。笔者出书后在这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出来，如《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研究》2003年11－12期。在国际学术界方面，前挪威学者，现在英国伦敦的文安立教授和德国学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2]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美国阵营内部同样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苏伊士运河、干涉中东事件，包括美国后来出兵格林纳达等等，无一不反映了这种情况。
[3]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月1日。
[4] 参见《八大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活动情况》第十四号，1958年5月21日。
[5]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78页。
[6] 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68页。
[7]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