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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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由 鐵蹄下的夜鶯 » 2012年6月6日
本書修訂，主要基於四個原因。首先當然是出版社的安排和建議。其次則是因為本書出版時，因當時條件所限，個別章節內容未能收入其中，使本書內容上不盡完整。如今時過境遷，能將刪去的內容補入，也算了去筆者的一大心愿。
再次則是因為本書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讀者，為雜誌連載而寫的，因此在引文註釋方面盡量精簡。在經過了幾年幾萬冊的銷售之後，相信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有機會能夠從學術角度對本書的引文註釋加以完善，是筆者求之不得之事。
最後，自本書出版后，有關中蘇關係史的研究，因俄國檔案的進一步披露又有了相當的拓展和深入。學者們在中蘇經濟關係、軍事關係，和在抗美援越問題上，以及在兩國邊界問題上的分歧與磨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1]對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應，並且適當補充本書的論據，自然更為筆者所樂見。只可惜，因修訂時筆者人在香港，資料欠缺，增補註釋的工作完成得並不理想。而儘管筆者有所努力，由於篇幅及體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書主題和原有敘說形式的制約，一些由於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現而提出的頗為重要的話題，也並未被能吸納和論述于本書之中。
筆者寫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嚴格說來並不在於發現歷史。筆者自信，本書不過是從一種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這段歷史，通過有針對性的思考，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歷史敘事而已。事實上，對於許多親身經歷過或熟悉那段中蘇兩黨關係歷史的學者和讀者來說，本書中所敘述的歷史事件有多少是他們過去毫無所知的呢？問題僅僅在於，拘泥於傳統的認識邏輯或研究思路，人們過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個側面，而無法了解事情的其他側面。本書不過滿足了讀者了解歷史的其他側面的一種願望。因此，從這一點出發，筆者所以想要回應新的發掘和研究，並不是對於進一步在書中發現或重建新的歷史史實有興趣，而是對新近的研究尚有種種不能滿足之處，因而會有進一步闡述自己看法的衝動。不過，即使不能做到這一點，筆者也還是略感寬慰。因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證了本書的基本論點。
本書的基本論點是什麼？簡而言之，是強調具有獨特性格、特殊成長背景、自我情感經歷，以及特有的政治經驗和意識形態追求的領袖個人，在中蘇兩黨和兩國這種特殊關係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筆者一向認為，歷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離開了對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僅僅從被賦予了太多形式化內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黨、階級、民族、國家等等）乃至於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讀歷史，是很難使我們貼近歷史真實的。我們之所以需要強調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特殊性，是因為它實在不同於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黨與黨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中的複雜性遠不是拿我們今天一般的國家關係所能比擬的。它們之間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關係，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關係；既有親密的兄弟關係，又有競爭的對手關係；既有意識形態一致的同志關係，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糾葛的師徒甚或父子關係。但是，如果我們簡單地相信中蘇兩黨兩國的問題主要是民族國家利益、文化差異，或者主要是因為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衝突；或簡單地認為它主要起因於雙方關係的特殊性，或起因於這種特殊的關係結構所引發的利益磨擦和衝突，卻可能會有失偏頗。一個最簡單的也是被人們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如果在中國黨內作主的當時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或周恩來，情況還會如此嗎？或者人們能夠按照19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張來處理對外關係上的問題，中蘇關係會有那樣的發展嗎？何況，如果當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澤東，而是王明，情況又會如何？這裏面的答案應當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數學者，往往習慣於從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變化問題，相信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國家間矛盾衝突的關節點。筆者並不否認在一般情況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理當是所有國家政治領袖心之所系。但是，歷史研究與一般社會科學之不同，恰恰在於它更注重特質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歐美國際政治學研究之所以會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作為國家關係變動的重要研究依據，是基於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運行的規律，和在此基礎上正常的國家關係來說的。相對於具有特殊政治運行方式的黨國體制和領袖專斷的國家來說，這種研究的方法明顯地有其缺陷。這是因為，在西方民主國家，政治領袖（總統或首相之類）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判斷要經過一系列複雜程序，不僅要綜合各個方面的相關報告和意見，而且領袖個人的意志和傾向必須要服從於黨內乃至於國內主流勢力的意志，很少敢獨斷專行。箇中原因，就是因為其無論黨內還是國內，實行的都是選票政治。個人專斷一旦造成重大過失，不僅要被全黨群起而攻之，而且其代表的政黨也必須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在黨國體制下，領袖的權威一旦樹立起來，其個人的判斷和意志往往就是決定一切，不受監督的。即使錯了，因為沒有批評的機制，也絕不會受到懲罰。況且，在這種體制之下，任何這種判斷都不可避免地會是先黨而後國，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黨利益的基礎上，而它又必定是要從其意識形態的邏輯出發的。建立在如此複雜的前提之下，其關於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判斷，準確性會受到局限，甚至可能會被扭曲，也就很難避免了。
換言之，在我們今天按照西方標準來看可能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的東西，卻未必是當年毛澤東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在我們今天看來可能無關宏旨的東西，在毛澤東當年看來卻可能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關於這種情況，我們只要舉出1962年王稼祥與毛澤東的分歧就足夠了。十分明顯，我們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當年王稼祥關於緩和國際關係和少去援助各國激進組織的主張是符合當時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澤東不僅不以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說毛澤東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自然是不準確的。但是，毛澤東當時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顯然不是王稼祥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多半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筆者並不否認在共產黨國家關係中存在著民族隔閡、利益衝突，包括存在著結構方面的致命弱點。這也正是冷戰時期共產黨國家之間往往較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磨擦和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間的、利益上的矛盾衝突，是黨與黨之間、國與國之間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是存在於共產黨國家關係中的特殊結構的問題，在冷戰背景下，作為對立一方的美國陣營中也未必完全沒有[2]，但是，它並沒有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當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二，也並不是所有共產黨國家之間都發生了類似中蘇之間那樣嚴重的衝突與對立，除了中蘇之外，蘇聯與大多數東歐國家共產黨、與朝鮮和越南勞動黨之間，特別是其他小黨小國相互之間的關係，一般也並未發生太大的問題；第三，即使存在或發生了矛盾和衝突，在其他共產黨國家之間往往最終也能夠得到緩和或化解，這也包括曾經極端對立的蘇聯與南斯拉夫黨的關係。第四，如果說中蘇之間的問題主要是民族、國家利益間的衝突，是蘇聯必欲控制中國，而中國反抗蘇聯控制的問題，那麼，中國與反修的日本黨、兄弟的越南黨、最知己的阿爾巴尼亞黨也相繼鬧翻，又是為何呢？
很顯然，中蘇之間在民族、國家以至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雙方關係的複雜微妙和在某種情況下的隔閡與緊張，但並不足以導致雙方關係的根本破裂，更不會走到刀兵相見，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蘇關係悲劇的造成，很大程度上還是雙方領袖政治追求和個性衝突的一種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澤東挑戰蘇聯的領導地位，和赫魯曉夫等必欲捍衛其正統的邏輯發展結果。這也正是為什麼，人們通常相信，如果換了其他人，比如劉少奇、周恩來，或者王稼祥，中蘇之間可能不會出現那樣一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當然，有讀者因為注意到筆者強調領袖個人的作用，就簡單地認為筆者是在強調毛澤東個性或性格的作用，這也並非十分準確。任何一個成功的喜歡獨斷專行的政治領導人，毫無疑義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但是，任何領袖人物突出個性的表現，也都是有條件的。不了解當時的歷史條件，看不到歷史環境的複雜性及其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和理解領袖人物個性的作用。
筆者修訂書稿之際，恰值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熱播之時。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陳寶國在演繹漢武帝從最初登基倍受內外擠壓，到內削藩王，外平匈奴過程中心態及性格上的明顯變化。其實，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眾多歷史領袖人物中，類似的情況可謂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個性固然可以從「三歲看到老」，但是，後天成長的經歷，特別是政治生活的環境所造成的心態上的改變，才可能將其發揮到極致。毛澤東的個性發展，同樣也是與其後天的成長環境分不開的。比如，他在不斷成功中所得到的那種強烈的滿足感和使命感，以及制度所賦予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所帶來的強烈自尊感，與現實國際政治環境中中國因落後而被歧視、被孤立之間的巨大落差，都足以導致其個性的極致發展。在研究毛澤東與1958年台海危機的問題時，筆者就注意到了一個很能夠說明問題的情況。
通常人們解釋毛澤東1958年決定炮擊金門這段歷史時，較多談到的都是毛澤東想要以此來聲援當時的中東事件，幫助中東人民牽制美帝國主義。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太具宣傳色彩了。但即使換一種角度來解釋，比如強調當時福建前線軍民強烈要求收復金門、馬祖，軍方壓力較大，毛澤東亦受此觸動之類，與以後的結果相對比，也顯得太過牽強。事實上，人們大多忽略了當時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即美國有意中止與中國之間的大使級會談對毛澤東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躍進對毛澤東心態上轉趨亢奮的影響。
自新中國成立之後，中美關係就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台灣問題、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以及美國的經濟封鎖，都使毛澤東成就一個統一、獨立和強大的中國的願望倍受打擊。通過1954年第一次炮擊金門，毛澤東終於成功地迫使美國人坐到談判桌上來了。然而，美國政府對此毫無興趣，勉強應付到1957年底，竟單方面宣布要將其談判代表由大使級降低到代辦級。此舉無疑又是對毛澤東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種巨大的挑釁。但此時，恰逢毛澤東對建國以來國內形勢的發展極度樂觀，因而開始發動大躍進運動。幾個月後，大躍進又隨即如其所願地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各地到處大放衛星，糧食畝產幾十倍上百倍地增長。毛澤東因此倍受鼓舞，又進一步發動了在其看來是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所必須的大鍊鋼鐵運動。結果是鋼鐵產量的指標也是節節上升，一發而不可遏止。於是乎，從《人民日報》1958年元旦社論宣布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到3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3]到5月份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已經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的15年奮鬥目標了。[4]6月，他進一步估計超過英國兩年即可。 [5]再到9月初，他已經在興奮地要求黨的領導人「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了。[6]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心態上明顯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對美國不把中國放在眼裡的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擊金門是怎麼來的？根本上就是毛澤東必欲給美國人以顏色。中國外交部接連受命發出聲明要求美國恢復大使級會談。在美國拒不理睬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於6月30日發出了最後通牒，限美國15天之內給予答覆，否則一切後果由美國承擔。在仍舊得不到美國答覆的情況下，7月14日，即最後通牒限期的幾乎最後一天，彭德懷等即受命具體研究落實了炮擊金門，給美國人以教訓的軍事計劃。之所以後來與中東事件掛上了勾，是因為恰好在14日這一天伊拉克發生了政變，政變者宣布退出美國組織的反共的巴格達條約組織。第二天美國因害怕連鎖反應，出兵黎巴嫩，以支持親美的黎巴嫩政權。毛澤東據此才把炮擊金門的計劃與聲援中東事件聯繫了起來。
事實上，足以說明毛澤東此時心態上極為敏感和亢奮的，還有本書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為長波電台問題和聯合潛艇艦隊問題，毛澤東對蘇聯大使大發雷霆一事。毛澤東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個，就是認為俄國人不願把技術給中國，必欲與中國合營，是看不起中國人。[7]這兩件事接連發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問題，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學者們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只是就事論事，分別孤立地來解釋它們，很少注意到它們之間內在的聯繫及其與當時國內形勢的關係，顯然是有欠周延的。事情很清楚，毛澤東此前在與蘇聯關係上所感受到的類似的刺激可謂比比皆是，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自稱把自己關在莫斯科的屋子裡幾天閉門不出，背地裡罵娘，但也僅此而已。1958年毛澤東的反應所以大為不同，當然是另有背景。
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時在對美、對蘇問題上的種種決策，固然有其強烈個性的因素，但這種個性的張揚明顯地是和當時的國內大躍進形勢所帶來的亢奮心態密切相關的。由於其在處理與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大國關係的歷史過程中，長期存在著壓抑感和屈辱感，大躍進成就的取得，顯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種空前的釋放，由衷地獲得了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由此，其對來自美國和蘇聯的輕視，甚或僅僅是以為輕視的反應，才會變得如此敏感和激烈。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以後雖然也明白大躍進的種種成就多為浮夸虛報所致，卻始終異常抵觸地不許他人置喙。看不到這裏面的種種複雜情形，不了解毛澤東作為新中國領袖在爭取美國承認和處理與蘇聯關係上的種種曲折背景與是非恩怨，也就無法理解和解釋曾經明察秋毫、運籌帷幄如毛澤東者，何以竟會被一個弄虛作假的「大躍進」所迷惑、所激動，以至於心態大變，個性張揚無忌的箇中原因。
為便於讀者進一步深入了解本書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訂之便，特再做如上引言。
楊 奎 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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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沈志華、李丹慧兩人的研究最為突出，有關他們的成果可見於他們的個人網站：www.shenzhi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和牛軍的《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起源》（）等，也都是較新的研究成果。筆者出書後在這方面也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來，如《美蘇冷戰的起源和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蘇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為背景》，《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史學研究》2003年11－12期。在國際學術界方面，前挪威學者，現在英國倫敦的文安立教授和德國學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視的學術專著相繼問世。
[2] 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在美國陣營內部同樣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蘇伊士運河、干涉中東事件，包括美國後來出兵格瑞那達等等，無一不反映了這種情況。
[3] 《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1月1日。
[4] 參見《八大第二次會議各代表團活動情況》第十四號，1958年5月21日。
[5]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278頁。
[6] 毛澤東：《對北戴河會議工業類文件的意見》（1958年9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68頁。
[7]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23－324頁。
再次則是因為本書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讀者，為雜誌連載而寫的，因此在引文註釋方面盡量精簡。在經過了幾年幾萬冊的銷售之後，相信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有機會能夠從學術角度對本書的引文註釋加以完善，是筆者求之不得之事。
最後，自本書出版后，有關中蘇關係史的研究，因俄國檔案的進一步披露又有了相當的拓展和深入。學者們在中蘇經濟關係、軍事關係，和在抗美援越問題上，以及在兩國邊界問題上的分歧與磨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1]對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應，並且適當補充本書的論據，自然更為筆者所樂見。只可惜，因修訂時筆者人在香港，資料欠缺，增補註釋的工作完成得並不理想。而儘管筆者有所努力，由於篇幅及體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書主題和原有敘說形式的制約，一些由於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現而提出的頗為重要的話題，也並未被能吸納和論述于本書之中。
筆者寫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嚴格說來並不在於發現歷史。筆者自信，本書不過是從一種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這段歷史，通過有針對性的思考，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歷史敘事而已。事實上，對於許多親身經歷過或熟悉那段中蘇兩黨關係歷史的學者和讀者來說，本書中所敘述的歷史事件有多少是他們過去毫無所知的呢？問題僅僅在於，拘泥於傳統的認識邏輯或研究思路，人們過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個側面，而無法了解事情的其他側面。本書不過滿足了讀者了解歷史的其他側面的一種願望。因此，從這一點出發，筆者所以想要回應新的發掘和研究，並不是對於進一步在書中發現或重建新的歷史史實有興趣，而是對新近的研究尚有種種不能滿足之處，因而會有進一步闡述自己看法的衝動。不過，即使不能做到這一點，筆者也還是略感寬慰。因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證了本書的基本論點。
本書的基本論點是什麼？簡而言之，是強調具有獨特性格、特殊成長背景、自我情感經歷，以及特有的政治經驗和意識形態追求的領袖個人，在中蘇兩黨和兩國這種特殊關係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筆者一向認為，歷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離開了對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僅僅從被賦予了太多形式化內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黨、階級、民族、國家等等）乃至於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讀歷史，是很難使我們貼近歷史真實的。我們之所以需要強調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特殊性，是因為它實在不同於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黨與黨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中的複雜性遠不是拿我們今天一般的國家關係所能比擬的。它們之間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關係，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關係；既有親密的兄弟關係，又有競爭的對手關係；既有意識形態一致的同志關係，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糾葛的師徒甚或父子關係。但是，如果我們簡單地相信中蘇兩黨兩國的問題主要是民族國家利益、文化差異，或者主要是因為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衝突；或簡單地認為它主要起因於雙方關係的特殊性，或起因於這種特殊的關係結構所引發的利益磨擦和衝突，卻可能會有失偏頗。一個最簡單的也是被人們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如果在中國黨內作主的當時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或周恩來，情況還會如此嗎？或者人們能夠按照19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張來處理對外關係上的問題，中蘇關係會有那樣的發展嗎？何況，如果當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澤東，而是王明，情況又會如何？這裏面的答案應當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數學者，往往習慣於從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變化問題，相信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國家間矛盾衝突的關節點。筆者並不否認在一般情況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理當是所有國家政治領袖心之所系。但是，歷史研究與一般社會科學之不同，恰恰在於它更注重特質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歐美國際政治學研究之所以會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作為國家關係變動的重要研究依據，是基於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運行的規律，和在此基礎上正常的國家關係來說的。相對於具有特殊政治運行方式的黨國體制和領袖專斷的國家來說，這種研究的方法明顯地有其缺陷。這是因為，在西方民主國家，政治領袖（總統或首相之類）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判斷要經過一系列複雜程序，不僅要綜合各個方面的相關報告和意見，而且領袖個人的意志和傾向必須要服從於黨內乃至於國內主流勢力的意志，很少敢獨斷專行。箇中原因，就是因為其無論黨內還是國內，實行的都是選票政治。個人專斷一旦造成重大過失，不僅要被全黨群起而攻之，而且其代表的政黨也必須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在黨國體制下，領袖的權威一旦樹立起來，其個人的判斷和意志往往就是決定一切，不受監督的。即使錯了，因為沒有批評的機制，也絕不會受到懲罰。況且，在這種體制之下，任何這種判斷都不可避免地會是先黨而後國，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黨利益的基礎上，而它又必定是要從其意識形態的邏輯出發的。建立在如此複雜的前提之下，其關於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判斷，準確性會受到局限，甚至可能會被扭曲，也就很難避免了。
換言之，在我們今天按照西方標準來看可能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的東西，卻未必是當年毛澤東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在我們今天看來可能無關宏旨的東西，在毛澤東當年看來卻可能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關於這種情況，我們只要舉出1962年王稼祥與毛澤東的分歧就足夠了。十分明顯，我們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當年王稼祥關於緩和國際關係和少去援助各國激進組織的主張是符合當時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澤東不僅不以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說毛澤東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自然是不準確的。但是，毛澤東當時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顯然不是王稼祥心目中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多半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筆者並不否認在共產黨國家關係中存在著民族隔閡、利益衝突，包括存在著結構方面的致命弱點。這也正是冷戰時期共產黨國家之間往往較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磨擦和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間的、利益上的矛盾衝突，是黨與黨之間、國與國之間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是存在於共產黨國家關係中的特殊結構的問題，在冷戰背景下，作為對立一方的美國陣營中也未必完全沒有[2]，但是，它並沒有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當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二，也並不是所有共產黨國家之間都發生了類似中蘇之間那樣嚴重的衝突與對立，除了中蘇之外，蘇聯與大多數東歐國家共產黨、與朝鮮和越南勞動黨之間，特別是其他小黨小國相互之間的關係，一般也並未發生太大的問題；第三，即使存在或發生了矛盾和衝突，在其他共產黨國家之間往往最終也能夠得到緩和或化解，這也包括曾經極端對立的蘇聯與南斯拉夫黨的關係。第四，如果說中蘇之間的問題主要是民族、國家利益間的衝突，是蘇聯必欲控制中國，而中國反抗蘇聯控制的問題，那麼，中國與反修的日本黨、兄弟的越南黨、最知己的阿爾巴尼亞黨也相繼鬧翻，又是為何呢？
很顯然，中蘇之間在民族、國家以至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雙方關係的複雜微妙和在某種情況下的隔閡與緊張，但並不足以導致雙方關係的根本破裂，更不會走到刀兵相見，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蘇關係悲劇的造成，很大程度上還是雙方領袖政治追求和個性衝突的一種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澤東挑戰蘇聯的領導地位，和赫魯曉夫等必欲捍衛其正統的邏輯發展結果。這也正是為什麼，人們通常相信，如果換了其他人，比如劉少奇、周恩來，或者王稼祥，中蘇之間可能不會出現那樣一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當然，有讀者因為注意到筆者強調領袖個人的作用，就簡單地認為筆者是在強調毛澤東個性或性格的作用，這也並非十分準確。任何一個成功的喜歡獨斷專行的政治領導人，毫無疑義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但是，任何領袖人物突出個性的表現，也都是有條件的。不了解當時的歷史條件，看不到歷史環境的複雜性及其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和理解領袖人物個性的作用。
筆者修訂書稿之際，恰值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熱播之時。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陳寶國在演繹漢武帝從最初登基倍受內外擠壓，到內削藩王，外平匈奴過程中心態及性格上的明顯變化。其實，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眾多歷史領袖人物中，類似的情況可謂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個性固然可以從「三歲看到老」，但是，後天成長的經歷，特別是政治生活的環境所造成的心態上的改變，才可能將其發揮到極致。毛澤東的個性發展，同樣也是與其後天的成長環境分不開的。比如，他在不斷成功中所得到的那種強烈的滿足感和使命感，以及制度所賦予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所帶來的強烈自尊感，與現實國際政治環境中中國因落後而被歧視、被孤立之間的巨大落差，都足以導致其個性的極致發展。在研究毛澤東與1958年台海危機的問題時，筆者就注意到了一個很能夠說明問題的情況。
通常人們解釋毛澤東1958年決定炮擊金門這段歷史時，較多談到的都是毛澤東想要以此來聲援當時的中東事件，幫助中東人民牽制美帝國主義。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太具宣傳色彩了。但即使換一種角度來解釋，比如強調當時福建前線軍民強烈要求收復金門、馬祖，軍方壓力較大，毛澤東亦受此觸動之類，與以後的結果相對比，也顯得太過牽強。事實上，人們大多忽略了當時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即美國有意中止與中國之間的大使級會談對毛澤東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躍進對毛澤東心態上轉趨亢奮的影響。
自新中國成立之後，中美關係就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台灣問題、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以及美國的經濟封鎖，都使毛澤東成就一個統一、獨立和強大的中國的願望倍受打擊。通過1954年第一次炮擊金門，毛澤東終於成功地迫使美國人坐到談判桌上來了。然而，美國政府對此毫無興趣，勉強應付到1957年底，竟單方面宣布要將其談判代表由大使級降低到代辦級。此舉無疑又是對毛澤東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種巨大的挑釁。但此時，恰逢毛澤東對建國以來國內形勢的發展極度樂觀，因而開始發動大躍進運動。幾個月後，大躍進又隨即如其所願地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各地到處大放衛星，糧食畝產幾十倍上百倍地增長。毛澤東因此倍受鼓舞，又進一步發動了在其看來是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所必須的大鍊鋼鐵運動。結果是鋼鐵產量的指標也是節節上升，一發而不可遏止。於是乎，從《人民日報》1958年元旦社論宣布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到3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3]到5月份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已經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的15年奮鬥目標了。[4]6月，他進一步估計超過英國兩年即可。 [5]再到9月初，他已經在興奮地要求黨的領導人「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了。[6]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心態上明顯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對美國不把中國放在眼裡的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擊金門是怎麼來的？根本上就是毛澤東必欲給美國人以顏色。中國外交部接連受命發出聲明要求美國恢復大使級會談。在美國拒不理睬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於6月30日發出了最後通牒，限美國15天之內給予答覆，否則一切後果由美國承擔。在仍舊得不到美國答覆的情況下，7月14日，即最後通牒限期的幾乎最後一天，彭德懷等即受命具體研究落實了炮擊金門，給美國人以教訓的軍事計劃。之所以後來與中東事件掛上了勾，是因為恰好在14日這一天伊拉克發生了政變，政變者宣布退出美國組織的反共的巴格達條約組織。第二天美國因害怕連鎖反應，出兵黎巴嫩，以支持親美的黎巴嫩政權。毛澤東據此才把炮擊金門的計劃與聲援中東事件聯繫了起來。
事實上，足以說明毛澤東此時心態上極為敏感和亢奮的，還有本書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為長波電台問題和聯合潛艇艦隊問題，毛澤東對蘇聯大使大發雷霆一事。毛澤東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個，就是認為俄國人不願把技術給中國，必欲與中國合營，是看不起中國人。[7]這兩件事接連發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問題，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學者們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只是就事論事，分別孤立地來解釋它們，很少注意到它們之間內在的聯繫及其與當時國內形勢的關係，顯然是有欠周延的。事情很清楚，毛澤東此前在與蘇聯關係上所感受到的類似的刺激可謂比比皆是，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自稱把自己關在莫斯科的屋子裡幾天閉門不出，背地裡罵娘，但也僅此而已。1958年毛澤東的反應所以大為不同，當然是另有背景。
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時在對美、對蘇問題上的種種決策，固然有其強烈個性的因素，但這種個性的張揚明顯地是和當時的國內大躍進形勢所帶來的亢奮心態密切相關的。由於其在處理與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大國關係的歷史過程中，長期存在著壓抑感和屈辱感，大躍進成就的取得，顯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種空前的釋放，由衷地獲得了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由此，其對來自美國和蘇聯的輕視，甚或僅僅是以為輕視的反應，才會變得如此敏感和激烈。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以後雖然也明白大躍進的種種成就多為浮夸虛報所致，卻始終異常抵觸地不許他人置喙。看不到這裏面的種種複雜情形，不了解毛澤東作為新中國領袖在爭取美國承認和處理與蘇聯關係上的種種曲折背景與是非恩怨，也就無法理解和解釋曾經明察秋毫、運籌帷幄如毛澤東者，何以竟會被一個弄虛作假的「大躍進」所迷惑、所激動，以至於心態大變，個性張揚無忌的箇中原因。
為便於讀者進一步深入了解本書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訂之便，特再做如上引言。
楊 奎 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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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沈志華、李丹慧兩人的研究最為突出，有關他們的成果可見於他們的個人網站：www.shenzhi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和牛軍的《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起源》（）等，也都是較新的研究成果。筆者出書後在這方面也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來，如《美蘇冷戰的起源和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蘇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為背景》，《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史學研究》2003年11－12期。在國際學術界方面，前挪威學者，現在英國倫敦的文安立教授和德國學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視的學術專著相繼問世。
[2] 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在美國陣營內部同樣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蘇伊士運河、干涉中東事件，包括美國後來出兵格瑞那達等等，無一不反映了這種情況。
[3] 《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1月1日。
[4] 參見《八大第二次會議各代表團活動情況》第十四號，1958年5月21日。
[5]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278頁。
[6] 毛澤東：《對北戴河會議工業類文件的意見》（1958年9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68頁。
[7]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23－32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