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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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chm+txt

帖子大话西游 » 2013-02-26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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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者:王若水
 
历史背景
  本书叙述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我的有关经历。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针对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被视为“精神污染”而要加以清除呢?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将先多用一些篇幅谈谈这个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中国是否有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人道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在英文里是humanism或humanitarianism.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但又有区别:后者指增进人类福利,免除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动,故常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前者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联系,亦可译为"人本主义".《韦氏大学词典》解释humanism的第三义说:"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义的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列出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兴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产生于古代的中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在它那里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这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民主”的口号隐含着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人道主义要求。陈独秀标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巴金呼吁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这些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而李大钊更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这些都可以看出是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明显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但这股思潮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阐述。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新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没有巩固,中国文化界很快就让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占了优势,而这种理论里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的。但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左派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胡风——却开始鼓吹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艺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党的正统观点压倒了。
  1942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批评了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的最后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着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或者说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种东西,这就预先设定了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说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后来,人们实际上是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的。他们这样理解《讲话》的观点:没有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毛泽东从未说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讲话》以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起成了贬义词。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义的地方是延安时期他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这样的定语,显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释放战俘和宽大处理战犯时,中共偶尔也在外交场合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些地方,人道主义显然不是相当于英文的humanism,而是相当于humanitarianism,而且就是在后者的词义上,也只限于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这个词仍是禁忌。象法共把自己的机关报称为《人道报》的情况,在中共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宣称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既然如此,它理应是人道主义的。当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学手稿》中自居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在1845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时,仍自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他改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一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成了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道主义的根据。
  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命运是坎坷的。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欢人道主义:第一,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正因为这样,人道主义在中共掌握政权后一直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人道主义的前进和挫折,都和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
  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共统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1957年短命的"百花"期间,还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钱谷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笔名,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在1957年1月发表的《论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学论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识,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应注意这一点。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评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他认为这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巴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性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钱谷融在1957年2月写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说:"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样描写人、对待人当做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两位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钱谷融求助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巴人则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其实,他们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论据的,那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于1956年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但马克思这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译文很笨拙,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表现出的理论水平,远高于那些"正统"的教条主义者。
  巴人和钱谷融的这些观点获得了文艺界的一些响应,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侥幸的是,这些观点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成为批评的重点。巴人甚至还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在1959年毛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1960年,对他的批判开始了。
  第一个系统地出来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是姚文元。他写了一篇长文,开头就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时,姚文元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巴人这个'人',拆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人',资产阶级人性之'人'"\.这是表现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个典型例子。
  姚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的。
  另一个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也写了两篇长文:《驳"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从巴人的《论人性》谈起》、《驳巴人的"人类本性"的典型论》。其他文艺评论工作者也纷纷写文章,加入批判的行列。这个批判发展到全国范围,持续时间一年多,被批判者还有钱谷融和其他人。
  1960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周扬在大会上做报告,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周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等于是最终判决。
  同年,巴人因“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被定为“反党分子”,除了被撤销一切职务外,并被剥夺文学创作的权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说成是“大叛徒”,被遣送回乡劳动,得了精神分裂症,终于在1972年悲惨地死去。钱谷融也受到打击,不过他总算活下来了。
  中国的政治气候常常是反反复复。到1961年,在批判的高潮过后,又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了欢迎。它叙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故事:一个汉族老人到彝族地区去工作,偶然发现了他的失踪十几年的女儿,而她已被一个彝族老人收养为义女,两人相依为命地生活着。两个老人都需要女儿,可女儿只能跟其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导演深知这一类题材的敏感性,他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电影受到了欢迎,但观众感到不满足。最后,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批评导演不够大胆。周说,有人说他们看了这部电影流了泪,他本人也几乎流了泪,但没有流出来。周感到这是因为导演有意不让主角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不让出现流泪的镜头。周说,我们是肯定无产阶级的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有顾虑?显然导演屈服于某种压力。象"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这些观念都被弄乱了。"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但是,周恩来的温和倾向并不占上风,这种松动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喘息罢了。1963年,中共正式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代表赫鲁晓夫,其中一个批判目标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中共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阶级观点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一批批判文章。当时刘少奇有一个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样,又拟定了一些小册子的题目,其中就有《批判人道主义》。这个题目由周扬负责。周扬挑选了一些人,包括汝信、邢贲思、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当做批判重点,他说:"他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讲话中提到了"异化",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不过讲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异化概念,而是从哲学上肯定了这个概念。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的审阅。毛很赞赏这篇报告,并作了多处修改。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1964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发动下,开展了对两部电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国江南》,它的罪状是"调和阶级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艺领域还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一直延续到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关系或仁义道德的关系。这个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一场空前的大迫害运动席卷了全中国。
  “文革”把过去的文艺作品几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数几部作品,而这几部还需要江青来改编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样板戏”。这些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男的也罢,女的也罢,生活中只有革命,根本不考虑恋爱婚姻。《白毛女》中有一场女主角和她的爱人在山洞相会,那对唱是美妙动人的。后来在修改时,那个唱段被砍掉了一半。
  《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吴琼花原来是和红军指导员洪长青有爱情关系的,被认为亵渎,改编时砍掉了。一切带人情味的情节,一切对个人幸福的向往,一切人性的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中是没有地位的,更不用说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代替人道主义的是神道主义(个人崇拜)和兽道主义(残酷斗争),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革命"的名义下被美化了。唯一可以看到"革命人道主义"口号的地方是医院,那是作为毛的语录而写在墙上的。不过,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这些医院一般是不接受"走资派"、地主和资本家的。
  建国初期,《白毛女》的广告中有一个警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又把人变成了鬼;特别是"文革"中,不计其数的无辜者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所有这些对文化的摧残,对正直的人们的迫害,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果真不相容吗?
  正在中共对人道主义大张鞑伐的时期,在东欧和苏联,却兴起了人道主义的热潮。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思索。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写进了《南共纲领》。60年代初,南斯拉夫出现了一批"实践派"哲学家,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用"异化"的概念批判苏联社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集权体制。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大上称《苏共纲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件",并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六十年代发表了几本有影响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宣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弗洛姆在1961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论证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H.马尔库塞在1964年发表了《单向度的人》,猛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异化现象。在法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主要的两位对手是R.加罗第和L.阿尔都塞。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人道主义的。后者认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而这正因为它变成了科学。
  知识分子需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批判审查,然而,如果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再认识的话,这种对实践的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才能用这种理论为武器来批判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反人道主义。
  这种情况在国外发生了,它也不可避免地将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这种探讨不可能逃脱政治的干预,何况它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变化,这场论战因而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纠结在一起。人道主义本来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理论力量和对群众的吸引力来取得胜利,但现在,它的命运却要由这场斗争的结局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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