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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
作者：王若水
　
歷史背景
　　本書敘述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國大陸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及我的有關經歷。這場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是針對人道主義的。人道主義為什麼會被視為「精神污染」而要加以清除呢？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我將先多用一些篇幅談談這個問題作為意識形態的歷史背景。中國是否有人道主義的歷史傳統，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讓我們先把這個概念弄清楚。人道主義是一個外來語，在英文里是humanism或humanitarianism.這兩個詞有時可以通用，但又有區別：後者指增進人類福利，免除人們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動，故常與慈善救濟事業聯繫；前者則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聯繫，亦可譯為"人本主義".《韋氏大學詞典》解釋humanism的第三義說："一種以人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的學說、態度或生活方式；尤指這樣的哲學，它通常否認超自然主義，強調個人尊嚴和價值，以及通過理性達到自我實現的能力。"本文所說的人道主義，就是這個意思。有的學者認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義的精神。從某一方面來說，可以列出支持這種說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興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為他的學說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產生於古代的中國，近代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權這些價值在它那裡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正式開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它高揚「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這都是來自西方的觀念。「民主」的口號隱含著自由、平等、人權這樣的人道主義要求。陳獨秀標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魯迅批判「吃人的禮教」，巴金呼籲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胡適宣揚「易卜生主義」，這些都帶有人道主義色彩，而李大釗更鮮明地提出「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這些都可以看出是受到歐洲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影響。「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學，明顯表現出人道主義傾向。但這股思潮並沒有得到理論上的充分闡述。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新的人道主義思潮還沒有鞏固，中國文化界很快就讓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或列寧主義佔了優勢，而這種理論里是沒有人道主義的地位的。但到抗日戰爭時期，有兩個左派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和胡風——卻開始鼓吹一種具有人道主義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藝理論。不過他們的觀點很快被黨的正統觀點壓倒了。
　　1942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批評了某些當時在延安的作家關於"人性論"和"人類之愛"這種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言論。毛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毛的最後這句話是自相矛盾的。"帶階級性的人性"意味著階級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個因素，或者說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種東西，這就預先設定了人性有超出階級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說承認"帶階級性的人性"，又否認"超階級性的人性".後來，人們實際上是否認了"帶階級性的人性"的。他們這樣理解《講話》的觀點：沒有人性；如果有的話，階級性就是人性。毛澤東從未說過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從《講話》以來，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一起成了貶義詞。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義的地方是延安時期他給紅十字會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裏給人道主義加上了「革命的」這樣的定語，顯然要區別於一般的人道主義。後來，在釋放戰俘和寬大處理戰犯時，中共偶爾也在外交場合使用「人道主義」這個詞。在這些地方，人道主義顯然不是相當於英文的humanism，而是相當於humanitarianism，而且就是在後者的詞義上，也只限於在很狹窄的範圍內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義這個詞仍是禁忌。象法共把自己的機關報稱為《人道報》的情況，在中共是不可思議的。
　　共產主義運動宣稱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既然如此，它理應是人道主義的。當年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學手稿》中自居為"現實的人道主義"的立場，在1845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聖家族》時，仍自稱為"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後來他改用"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稱呼自己，並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人道主義。馬克思這一轉變的真正含義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不管怎樣，這成了中國"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人道主義的根據。
　　在中國大陸，人道主義的命運是坎坷的。有兩個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歡人道主義：第一，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不相容的；第二，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個性解放以及個人主義是不可分的。正因為這樣，人道主義在中共掌握政權后一直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問題，而同時是政治問題。人道主義的前進和挫折，都和政治鬥爭糾結在一起。
　　儘管人道主義思想在中共統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1957年短命的"百花"期間，還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發出了人道主義的呼聲，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錢穀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筆名，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作家。他在1957年1月發表的《論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學論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觀點。他主張，人除了階級性以外還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識，作家在創造典型人物時應注意這一點。這種人與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評說："我們當前文藝作品中最缺乏的東西，是人性，是出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他認為這原因在於對人的階級性作了機械的理解。巴人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階級性是人性的"自我異化"，因此，"階級鬥爭也就是人性解放的鬥爭"\.（錢穀融在1957年2月寫了一篇長文《論"文學是人學"》。文章說："不僅要把人當做文學描寫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樣描寫人、對待人當做評論作家作品的標準"，"作家對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學理想和人道主義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觀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我們應該用力去揭穿資產階級所作所為的反人道主義性質，用力保衛真正的人道主義。"這兩位作家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無產階級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錢穀融求助於高爾基的「文學是人學」的命題，而巴人則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家族》。其實，他們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論據的，那就是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該書於1956年第一次譯成中文出版。但馬克思這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譯文很笨拙，當時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不管怎樣，這兩位作家表現出的理論水平，遠高於那些"正統"的教條主義者。
　　巴人和錢穀融的這些觀點獲得了文藝界的一些響應，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僥倖的是，這些觀點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並沒有成為批評的重點。巴人甚至還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學論稿》加以再版。但在1959年毛髮動的"反右傾鬥爭"中，文藝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終於未能倖免。1960年，對他的批判開始了。
　　第一個系統地出來批判巴人的「人性論」的，是姚文元。他寫了一篇長文，開頭就說："五四以來，無論是公開打著資產階級旗號的反動文人，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修正主義者，以及混入革命隊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動文藝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論'、'人道主義'、'人類之愛'等等作為武器，向中國共產黨，向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向無產階級文藝運動進攻。"在談到巴人時，姚文元問："為什麼這個時期'人'特別引起他的'注意和關心'呢？因為1956年三大改造之後，資產階級失去了經濟基礎，死守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感到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這就是巴人變得更加關心人的原因。"巴人這個'人'，拆穿了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之'人'，資產階級人性之'人'"\.這是表現姚文元運用所謂「階級分析」來把純粹的學術觀點說成是政治罪名的一個典型例子。
　　姚就是靠這個伎倆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層位置的。
　　另一個文藝評論家李希凡也寫了兩篇長文：《駁"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從巴人的《論人性》談起》、《駁巴人的"人類本性"的典型論》。其他文藝評論工作者也紛紛寫文章，加入批判的行列。這個批判發展到全國範圍，持續時間一年多，被批判者還有錢穀融和其他人。
　　1960年7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宣部副部長，黨在文藝方面的最高官員周揚在大會上做報告，其中有一個小標題就是"駁資產階級人性論".周說："目前修正主義者正在拚命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虛偽的人道主義、'人類之愛'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等謬論，來調和階級對立，否定階級鬥爭和革命，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以達到他們保護資本主義舊世界和破壞社會主義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揚指名批評了"南斯拉夫鐵托集團"，說他們在他們的綱領中宣揚了"人與人之間的人道主義關係"，提倡"人道主義精神".周還批評了中國的胡風、馮雪峰和巴人，說他們宣揚了同樣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這等於是最終判決。
　　同年，巴人因「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被定為「反黨分子」，除了被撤銷一切職務外，並被剝奪文學創作的權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說成是「大叛徒」，被遣送回鄉勞動，得了精神分裂症，終於在1972年悲慘地死去。錢穀融也受到打擊，不過他總算活下來了。
　　中國的政治氣候常常是反反覆復。到1961年，在批判的高潮過後，又出現了一些鬆動的跡象。
　　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受到了歡迎。它敘述一個很有人情味的故事：一個漢族老人到彝族地區去工作，偶然發現了他的失蹤十幾年的女兒，而她已被一個彝族老人收養為義女，兩人相依為命地生活著。兩個老人都需要女兒，可女兒只能跟其中的一個生活在一起……導演深知這一類題材的敏感性，他處理得非常小心翼翼。電影受到了歡迎，但觀眾感到不滿足。最後，周恩來出來講話了，他批評導演不夠大胆。周說，有人說他們看了這部電影流了淚，他本人也幾乎流了淚，但沒有流出來。周感到這是因為導演有意不讓主角的情感充分表達出來，甚至不讓出現流淚的鏡頭。周說，我們是肯定無產階級的人性、友愛和人道主義的，為什麼有顧慮？顯然導演屈服於某種壓力。象"人性論"、"人類之愛"、"人道主義"這些觀念都被弄亂了。"父女相會哭出來就是人性論"，於是導演的處理就不敢讓他們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論'不好".但是，周恩來的溫和傾向並不佔上風，這種鬆動只不過是兩場戰爭之間的喘息罷了。1963年，中共正式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及其代表赫魯曉夫，其中一個批判目標就是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概念和"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這個口號。中共認為這些概念是沒有階級觀點的。
　　《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發表了一批批判文章。當時劉少奇有一個建議：單寫文章不夠，還要寫小冊子，從理論上對修正主義進行系統的批判。這樣，又擬定了一些小冊子的題目，其中就有《批判人道主義》。這個題目由周揚負責。周揚挑選了一些人，包括汝信、邢賁思、王若水等，組成了一個寫作組。
　　我們當時都是支持對人道主義的批判的。但是，小組在討論到異化問題時，卻有一些不同意見。有些人說，這是一個唯心主義的概念，應當象拋棄人道主義一樣拋棄它。我主張，「異化」不是一個唯心主義的概念，而是一個辯證的概念，唯心主義者可以用它，唯物主義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觀點得到了周揚的贊同，被分配寫「異化」和「人性」這兩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把"資產階級人性論"當做批判重點，他說："他們（現代修正主義者）放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旗幟，舉起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旗幟。他們把所謂'人道主義'的概念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概念等同起來，把科學共產主義完全融合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中。"這一次，周揚不僅批評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而且批評了蘇聯的"修正主義".講話中提到了"異化"，說："現代修正主義者"和某些"資產階級學者"企圖利用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關於"異化"的某些論述，來把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義者"，這完全是徒勞的。不過講話並沒有完全否定異化概念，而是從哲學上肯定了這個概念。周的這篇講話經過毛澤東的審閱。毛很讚賞這篇報告，並作了多處修改。
　　然而周揚卻無法完成他的這本小冊子。在他作完上面那個報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關於文藝問題的一個批示，批評了周揚所領導的文藝部門"問題不少"、"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個批示，批評文藝聯合會和它領導的協會"不執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是很重的批評。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藝部門和文藝團體中燃燒起來，周揚只能拋下寫小冊子的工作去應付。一顆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要把周揚排擠掉——這就是江青。
　　1964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發動下，開展了對兩部電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國江南》，它的罪狀是"調和階級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文藝領域還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說是一個接一個，一直延續到1965年底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毛澤東在《5.16通知》中強調我們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絕不是平等的關係或仁義道德的關係。這個通知標志著"文革"的正式開始，一場空前的大迫害運動席捲了全中國。
　　「文革」把過去的文藝作品幾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數幾部作品，而這幾部還需要江青來改編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樣板戲」。這些樣板戲的主角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男的也罷，女的也罷，生活中只有革命，根本不考慮戀愛婚姻。《白毛女》中有一場女主角和她的愛人在山洞相會，那對唱是美妙動人的。後來在修改時，那個唱段被砍掉了一半。
　　《紅色娘子軍》中的女主角吳瓊花原來是和紅軍指導員洪長青有愛情關係的，被認為褻瀆，改編時砍掉了。一切帶人情味的情節，一切對個人幸福的嚮往，一切人性的表現，在"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中是沒有地位的，更不用說人道主義在理論上的表現了。在現實生活中，代替人道主義的是神道主義（個人崇拜）和獸道主義（殘酷鬥爭），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在"革命"的名義下被美化了。唯一可以看到"革命人道主義"口號的地方是醫院，那是作為毛的語錄而寫在牆上的。不過，在"階級鬥爭"白熱化的時候，這些醫院一般是不接受"走資派"、地主和資本家的。
　　建國初期，《白毛女》的廣告中有一個警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又把人變成了鬼；特別是"文革"中，不計其數的無辜者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牛鬼蛇神".所有這些對文化的摧殘，對正直的人們的迫害，都是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有頭腦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對黨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果真不相容嗎？
　　正在中共對人道主義大張韃伐的時期，在東歐和蘇聯，卻興起了人道主義的熱潮。斯大林罪行的揭發引起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關係的思索。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官方支持的意識形態，寫進了《南共綱領》。60年代初，南斯拉夫出現了一批"實踐派"哲學家，高揚人道主義的旗幟，批判斯大林主義的反人道性質，用"異化"的概念批判蘇聯社會的僵化的官僚主義集權體制。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二大上稱《蘇共綱領》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文件"，並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的口號。波蘭著名哲學家亞當。沙夫在六十年代發表了幾本有影響的論述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宣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E.弗洛姆在1961年發表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論證馬克思是人道主義者。H.馬爾庫塞在1964年發表了《單向度的人》，猛烈批判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異化現象。在法國，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法國共產黨內開展了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問題的論戰，主要的兩位對手是R.加羅第和L.阿爾都塞。前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的，又是人道主義的。後者認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反人道主義的，而這正因為它變成了科學。
　　知識分子需要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進行批判審查，然而，如果不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予以再認識的話，這種對實踐的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性質，才能用這種理論為武器來批判共產主義實踐中的反人道主義。
　　這種情況在國外發生了，它也不可避免地將在中國發生。但在中國，這種探討不可能逃脫政治的干預，何況它本身就有很強的政治性。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壇正在醞釀一場變化，這場論戰因而和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糾結在一起。人道主義本來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理論力量和對群眾的吸引力來取得勝利，但現在，它的命運卻要由這場鬥爭的結局來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