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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灾难成因浅析》-10.pdf

　　《三年灾难成因浅析》　

　　——谨以此文献给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的四千万同胞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的三年灾难，据国内外目前对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绝大多数是饥饿死亡－－约三千多万到四千万，但相关资料仍在挖掘搜集，相信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数据。但仅就目前这个数据看，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罕见灾难。灾难的成因，当政的中共内部看法不统一，以毛泽东为首的毛派，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刘少奇等则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近一、二十年，国内气象专家据气象资料及老一代亲身经历的回忆均表明，５９－－６１年三年的气候是中国有气象记录历史的正常年份，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巨大自然灾害。众多专家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跨纬度大，海拔高差大，自然地理类别多的国家，水旱不均是有的，局部的自然、病虫灾害是有的，但不可能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自然灾害，三年困难只能是制度性灾难，政策性灾难，人为的灾难。

　　为了避免历史的灾难再次上演，认真总结三年灾难的成因，十分必要。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现在都已过了５０知天命之年，而当时有完整记忆力的人现在已过了６０花甲，特别是当时对此有深刻感受并对灾难成因有明确记忆的人越来越少，趁他们健在时，对这场灾难抓紧進行总结，就显得亟为迫切。

　　这场人为灾难是如何造成的？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及亲朋好友的亲身经历，以及有关历史记载，从几个大的方面做了一些总结，现予公布并就教于亲历过这场灾难和搞这场灾难研究的国内外同道。

　　三年灾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没有这样一个大条件，也就形不成惨绝人寰的三年灾难。鉴于这些大条件国内外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表述，我只是简略地说一下，在分析灾难的具体原因时，我将指出这些因素对三年灾难所起的作用。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国内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军法统治的反独裁、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和要求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中，通过战争手段取得政权的。１９４９年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基础上建立的中共政权，还带有一定的民主联合的形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机构中还有一定比例。但这与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本质是不相符合的，即与其奉行的马恩列斯的专政学说，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当时只是权宜之策。４９执政后，中共搞了镇反、肃反、反胡风集团、反高饶集团等动作，消灭了大陆上党内外所谓的反动力量。１９５４年一届人大，中共通过合法手段，完成了中央政府改组，初步实现了一党独裁的政治过渡。１９５６年酝酿，１９５７年实施的反右运动，在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实现了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统治，这就是毛泽东高兴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它造成了中共一党独鸣，所有不同意见人士、全国人民噤若寒蝉的政治局面。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不允许有相反、反对的意见，中国两千年统治中总结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优秀统治经验被中共扫進了历史垃圾堆。而各级领导干部，不是以中国历代认定的德才兼备的成功经验选人配备，而是被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所垄断，不管其是否有能力胜任其所担当的职务。政治合格，亦即忠于中共统治集团，忠于上级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路线则是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干部选配标准。

　　中国古代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治国治军经验，那就是“军容不入于国，国容不入于军”，因为军队和国家是绝对不同的两个范畴，要有根本不同的治理、管理制度和办法。搞阴谋诡计，搞斗争，搞战争，治军，是毛泽东的专长。治国，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治国经验，特别是世界现代民主治国经验，他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也缺乏认真的准备，特别缺乏干部队伍的准备。４９后，他毫无选择地作出了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决定。从此，他和他的这批工作队，把治军的手段，战争的办法，用到了国家的管理和国民经济建设中。

　　

　　在完成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一党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中共１９５６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１９５７年的发展，终于在１９５８年跨入了一大而公的人民公社。亦即所谓的“跑步進入共产主义”。这样，中共在国民经济上完成了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向共产主义迈進。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就已完成。

　　在基本顺利完成政治上、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导集团志得意未满，１９５８年又用军事战役的办法在全国掀起了超英赶美的国民经济大跃進，向全国提出了绝对超越实际可能的工业生产指标和农业生产指标。而这个大跃進，加上中共的专制独裁本性，催生了５９－６１年的三年灾难。我这里所说的基本顺利，是说５６年的宗教改革，５７年的反右，５８年的大跃進、人民公社、吃食堂等一系列极左政策，在５７－５８年引起了各地各民族的民变、反抗，中共均以反革命叛乱罪血腥镇压，不惜造成好多寡妇村，而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三年灾难的扩大化。

　　除了上述的这些大的条件，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样对三年灾难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５９年庐山会议，一个是大量的外援。

　　

　　前一个国内外已有了大量的研究，关于外援，对于毛泽东中共政权在本国国民极度贫困状态下，超国力地对所谓第三世界的无偿援助，国内外有好多人想不通，其实是对毛泽东本质思想没有看透。毛泽东在１９４７年重庆谈判时发表的《沁园春、雪》中，吟咏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说，他的企望不仅是一个区区的中国；他本人也绝不是仅限于实现中共一党独裁。他追求的下一步是个人对中共全党、对中国大陆的全面专制，个人思想取代孔子儒家思想实现对中国千秋万代的思想垄断。林彪是他的千古知音，周恩来是他的忠实助手，文革是达到他此一目的的手段。不仅如此。输出并援助世界共产革命，是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的中心任务，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是这一政策的积极追随者和执行者。斯大林过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后，毛泽东中共的援朝援越，扩大到援助世界共产革命。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一少后，１９６４年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迫不及待地拣起了第三世界领袖的巨任，要取代第三国际。“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中共自己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这一政策下，遭灾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仅是海外华侨。文革中就有一批知青跑到国外去输出革命，去搞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世界革命，毛派宣称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点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三年灾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４９年后就已实施的对内对外共同政策的产物。至于外援对三年灾难的影响，后面具体分析时会说到。

　　５９－６１年的三年灾难，就在这样的大条件下发生了。

　　在分析了三年灾难的大条件后，现在分析三年灾难的具体原因。

　　任何灾荒，具体来说是粮食的短缺和社会救灾体系的故障。造成粮食的短缺，包括生产、消费、流通、储备几个环节；社会救灾体系故障，包括民间的自救体系、政府救灾体系的缺位、不完善和其不运作或运作功能的丧失。因此本文从这几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对粮食生产科学规律的破坏

　　粮食生产，做为一种社会性物质资料的生产，有它应遵循的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性生产规律。从１９５８年开始，中共提出并在全国大张旗鼓推行的国民经济大跃進，恰恰在粮食生产的这两个方面破坏了它应遵循的科学规律。

　　１、对粮食生产自然科学规律的破坏

　　首先，是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自然科学规律的否定和破坏，即浮夸风。１９５８年大跃進提出的粮食产量指标，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当时中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从高山丘陵到江河平原，从青藏高原到苏湖两广，一般是几十斤到几百斤，鲜有过千斤者。中共要完成其提出的极不现实的指标，只好掀起浮夸风，这就是５８年中共农业要大放卫星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先進典型，而毛泽东意犹不足，在其党内通信中宣称：我看，亩产２０万斤是可以的。而做为中共科学权威的某科学家也推波助澜地着文，证明毛此说是科学的。一时全国到处進一步大放农业高产卫星，出现了亩产十几万斤的先進典型。其荒谬做法现已披露出不少，主要做法是把不同地块的成熟庄稼往一个地块堆，让人参观，并在过秤时弄虚作假，证明卫星是真的。这样一来，全国各省各县各公社各大小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指标一下子超过实际产量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对这种虚报浮夸风不满的人，中共号召基层各地开展拔白旗运动。对群众中所有反对、不满中共虚报浮夸、违反客观规律倒行逆施的人，拔白旗揪斗后，一律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和此前的四类一起，成了中共专政的对象。此后，这种虚高好多倍的粮食总产，一直持续到６１年。

　　在打击不同意见的同时，中共发动了全民诗歌活动，用行政命令强迫全国人民编诗写诗歌颂大跃進、人民公社，歌颂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歌颂高产卫星，歌颂中共伟大光荣正确。那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晚上，老师叫我们全体同学每人自带一枝蜡烛，到学校教室作诗，每人５首，完不成任务不让回家。就这样，一时之间，全国一片赞扬歌颂之声。中共对什么正确意见都不愿听，也听不進去了；对什么与伟大光荣正确不符的事实都闭目不见，也不愿意看见了。

　　

　　其二，是在科学名义下对粮食生产技术的破坏

　　５８年中共为了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为了总产的卫星，全国各地都按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大作文章。

　　（１）、深翻土地。土，是毛泽东八字宪法的第一条，就是要改良土壤。５８年提出口号：地翻三尺深，黄土变成金。于是各生产队组成男女民兵深翻队，排着队伍，肩抗铁锹，在地里一字排开，進行深翻。白天时间不足，就挑灯夜战。干旱地区土头深的地，三尺以下若是不透水层，这样一翻，一般三年以后才能熟化，才能见效，当年，第二年，肯定减产。若是土头浅的地，三尺以下是漏沙土，这样一翻，犁底不透水涵养层一破坏，十年不见庄稼。盐碱地，这样一搞，泛盐泛碱，肯定减产。南方水田，这样一搞，若不能晒垡，就成了僵田。现代研究，一般深翻在２５—３０ＣＭ为好。国外为保持土壤团粒结构、抗旱，在干旱地区推广免耕法。可见５８年的深翻改土何等荒谬。

　　（２）、积肥造肥。５８年标语：人是铁，饭是钢，庄稼没粪就不长。当年中国化肥工业极端落后，农业肥料全靠农家肥。人畜粪便有多少？为了高产卫星，中共号召大力开展积肥造肥活动。我那时上小学，我们班上有一部分同学搞学校化肥厂，男同学小便不能到厕所，只能尿到化肥厂的缸里。攒够一大锅，就倒到锅里烧，阿莫尼亚跑了，水烧干了，一层白尿碱，刮下来，这就成了当时的尿素。７０年代，我插队的生产队还在用５８年的造肥法，烧生灰。就是把山坡上的草皮挖起，一快一块翻起晒干，垒成一个长方形的土堆，从下部烧着，然后使其利用自身根系草皮燃烧，边燃边压土，一般一星期烧透，这就成了一种肥料－－生灰，只含极少量钾、磷的烧土，绝大多数有机质被破坏。这种人造肥上地，肥效不大，而造成土壤板结，且破坏了山地自然植被，土地裸露，寸草不毛。诸如此类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积肥造肥活动，５８年遍地都是。而且此后中共中央还为此发文全国，掀起高潮。

　　（３）、密植。一些地方为了高产，无限密植。农谚：麦７０，豆８颗，好死的扁豆只两颗，这是说有限的单穗粒数和单荚粒数。有了这个生物学的限制，为了高产放卫星，一些人想到了密植——只有密植才能高产。于是庄稼越稠越密越好，结果有些田成了草田，颗粒无收。有些人说太密减产是因通风不好，于是有些生产队派人给农田庄稼煽风。６２年中共才提出合理密植，对密植风刹车。

　　（４）、杂交。人工帮助玉米授粉，人工西红柿和南瓜杂交、茄子和辣子杂交、玉米和小麦杂交等等。

　　除此之外，５８年中共指导下的农业生产，荒唐处甚多。总之是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应遵循的自然科学规律。

　　２、对粮食生产社会性生产科学规律的破坏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而且越是高产地区越是人均土地面积少，越是需要精耕细作才能高产。而高寒干旱地区，人均土地面积多，但产量低而劳力少，要保产量，提高产量，必须投入更多的活劳动。全国不同地区需要不同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当时的中国，农业基本无机械化可言，无论是高产区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低产区地广人稀的农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而５８、５９、６０年中共按军事化的办法把大批农业劳动力抽调到了工农业大跃進的主战场，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利。

　　（１）、５８年的大炼钢铁，一开始中共提出钢产量比５７年翻一番，１０７０万吨指标，不到一个星期后说太右了，成了１７００万吨，又不到半个月成了２１００万吨，我所在县城街道上的指标标语就这样改了又改。工业劳力不足，于是全民炼钢，全国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旁有近一亿人，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去炼钢，几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一些重体力农活因而无法正常完成。如彭德怀５９年万言书中所说：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当年有些地方庄稼长势很好，就在收割时因缺乏劳力而使成熟了的庄稼烂在了地里。在地里这些被抛落的粮食的诱因下，一些地方这三年中出现了大面积的鼠害。

　　（２）、大规模兴修水利。中共在军事化人海战术治淮的鼓舞和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下，５８、５９兴起了全国性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热潮，有河的地方修河修渠修水库，无河的地方也在山沟中修建大中小型水库。目前全国现存的所有８５０００多座水库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那时兴建的，其中就有７０年代造成中原特大水灾的伏牛山水库，和差点酿成２０万人集体暴动而当年被中共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的甘肃省引洮工程。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因离家不远，抽调的劳力白天忙农活，夜间上水利，轮班倒。大型水利工程则抽调男女青壮年劳力远离家乡，脱离农业生产。这几乎占到了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还多，有些地方占到了近一半。

　　（３）、５８年，除了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上中共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的生产组织、生产作风，在农业生产上也把农村劳力编成准军事化的民兵组织，集体出工，集体收工，排队唱歌走路，形式主义，大轰大嗡，完全违反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作业要求。

　　由于对粮食生产科学规律的破坏，造成了５８、５９，甚至６０三年全国性人为祸害减产。人为灾害加上局部地区的水旱病虫雹鼠等灾害，实际上这三年是减产的，但在中共浮夸风盛行的当年，各地上报粮食产量仍高出实际产量几倍、十几倍，乃至成百倍。

　　二、对粮食消费科学规律的破坏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落后，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缺粮的国度。在缺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民情下，除了形成了一整套政府、社会、群众救灾体系外，中国老百姓几千年养成了精打细算，节约过日子，节约用粮食的好的消费传统和习惯。但中共在５７、５８两年丰收后，荒谬地宣布，灾荒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毛泽东更進而宣布，全国跑步進入共产主义。凡是成立了人民公社的地方，一律实行共产主义食堂。

　　吃食堂，不仅是毛泽东跑步進入共产主义的内容，也是大炼钢铁的必然结果。大炼钢铁指标太高，无法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非炼钢工人缺乏最基本的炼铁常识。为了完成中共任务，基层干部终于想出了以钢铁炼钢的办法，号召城市大力上缴废铁废钢，农村则家家户户砸锅、拔门扣、收铁锁子，凡是铁东西都在劫难逃。这些东西都投到小高炉里，结果把好铁炼成了渣子铁，还裹上红布抬上去报喜，顶任务。锅砸完，农民只好上食堂。有极个别不愿上食堂的农户，只要被发现自己做饭，一冒烟，一点火，干部就到，就砸锅。发展到后来，干脆家家户户搜粮食，不许农民家中有存粮，一经发现一律没收充公，一律上食堂吃饭。

　　公社食堂按需分配，也就是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只要有公干证明，走到那里吃到那里。还不仅是放开肚皮吃饭，公社食堂还建立了菜谱，八菜一汤，一个星期饭菜不能重复，不能吃剩饭。由于军事化的生产，军事化的抽调，食堂经常有剩菜剩饭，各个食堂就办起了养猪场，用剩菜剩饭喂猪。这一切，形成了粮食的严重浪费。

　　５８年的共产主义食堂，这种对粮食消费科学规律的破坏，吃完了社队的存粮，也吃完了农民的存粮。

　　除了吃食堂，更重要的是还要给大炼钢铁的人供粮，给兴修水利的人供粮，都是按当时的共产主义超消费标准供粮，５８年后半年，有些社队存粮已告罄。

　　

　　三、对粮食贮备科学优良传统的破坏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政府、社会、群众优良传统救灾体系中，除了国家有太仓外，社会性的是县、乡、村有义仓，农民有自身的粮食贮备。粮食贮备无疑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是人类社会历经千万年灾荒后形成的十分有效的自救措施。５８年的中共，恰恰破坏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粮食贮备的科学优良传统和贮备成果。

　　１、首先是浮夸风下的横征暴敛。由于中共掀起的浮夸风，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高出了实际产量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共在农业税外，按比例下达了粮食征购任务指标，甚至超购指标。中共的公粮、征购粮、超购粮三套指标，一直持续到我插队时的７０年代后期。按上报产量下达的征购指标其比例不算高，但浮夸风下的虚报数字，使中共粮食征购指标在浮夸严重地方接近甚至超过了实际产粮，为了保乌纱帽，更怕被拔白旗揪斗，一些基层干部在农民粮食一上场打碾完毕马上就派人拉走去完上缴任务。而有些地方当年产粮完不成任务，于是将社队储备粮上缴；还完不成的地方，就挨家挨户搜社员家中储备粮。乡、村，直至农户的救灾储备于是荡然无存。发展到５９年，一些社队连当年口粮、来年籽种都上缴而完任务。

　　

　　那末，中共为什么要大搞横征暴敛？那些横征暴敛来的粮食哪里去了呢？

　　（１）、首先用于５８年大跃進原则指导下工业生产的全面大干快上。在十五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英赶美的工业生产思想指导下，以及和苏联签定的一系列援建项目的刺激下，中共５８年全面铺开了工业生产的大干快上，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工大三线、小三线的全面建设。５８年一年全国正式职工增加招收两千多万，超过全国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还要多，同时还招收了一大批临时工；各个地方还兴建地方集体工业，招收了一大批吃供应粮的长期临时工和集体工。这在减少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了城市的粮食供应量，而且数额十分巨大。工业战线的大干快上，乱建乱上，形成工业战线过长，摊子铺得过大，造成了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沉重负担，以至三年困难后期，不得不关闭下马了一大批中共认为不该保留的工矿企业，职工精减下放回乡务农。而大批县乡集体企业大多自行关门倒闭。

　　（２）、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工程建设，耗费了大量的粮食。为了给５９年的国庆１０周年献礼，全国各地各省市都大搞献礼性的土木工程，例如北京有名的十大建筑。这些非生产性建设，当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而且按重体力劳动保证粮食供给。这些项目是中共的政治任务，非但没有下马，而且加班加点提前完成。

　　（３）、外援，亦即中共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根据地，向亚非拉、向社会主义小国提供大量的无私的外援。这种援外，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大批饿死时也没有停止，而且超国力地援助。

　　（４）、战备储存。中共执政后，一天也没有放弃对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准备和对战争物资、特别是对战备粮的储备，５８年艾森豪威尔、美国第七舰队使海峡两岸危机的加剧，５９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姿态，更加重了中共对战争的准备。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粮荒时，中共的战备粮都没有动过。唯一动的，就是入库不干或保管不善即将发霉变质的粮食。６０、６１年我家中被供应过这种大仓中即将发霉的原粮。６２年下半年，我所在县城的大仓就公开向社会发售过这种发了霉的所谓饲料粮，并以奖售形式向完成交售猪、鸡、药材、农副产品等派购任务的农民推销。三年困难时，这批粮从未用于救灾。

　　（５）、一些省市，将横征暴敛来的过头粮用于中共高官的挥霍性项目，例如河南省就用其修建了十几套高干别墅，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套，省委常委每人一套。

　　２、如二所述，吃食堂、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也参与吃掉了社队和农户的存粮和救灾储备。

　　３、国家救灾贮备后文详述。

　　

　　四、对粮食流通合理秩序的破坏

　　以丰补欠，不仅是时间纵向上的救灾措施，更指地域横向上的社会自救。中国国土面积大，由于海拔和纬度的差别，农作物成熟有先有后。而且由于水旱不均，各地有丰有欠。粮食的合理流通，无疑对减轻灾荒至关重要。但中共５４年就对粮油实行了统购统销，禁止粮食的社会和民间流通，并宣布这种流通为非法黑市，予以取缔和打击。这样，在社会和农户的粮食救灾储备这个纵向救灾措施５８年被中共消灭之后，５４年的统购统销早就阻断了中国人民在地域上的横向社会自救生路。

　　

　　这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了５９～６０三年农业的连续减产；而浮夸风下的横征暴敛，共产风下粮食的过度消费和极度浪费，大跃進形势下对粮食的超国力消耗以及超国力的外援，终于不可避免地使灾荒这个恶魔降临到中共治下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上。

　　

　　五、社会救灾体系的破坏和丧失

　　一个国家的社会救灾体系，包括政府、社会、个人几个方面。完整有效的社会救灾体系，不会使三年灾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大，危害如此之烈，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此之多。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三年灾荒到来前，中共已彻底破坏和扫除了社会和整个人民的救灾粮食储备。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的粮食生产者农民，已丧失了自救的物质基础。整个社会唯一所能寄以希望的只有国家政府。

　　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曾开展过政府性的灾难救济吗？没有！

　　１、１９５８年中共就取消了指导全国救灾工作的中央救灾委员会，全国除一两个省外，都撤并掉了救灾机构。连机构都撤掉了，中共还谈何救灾？没有了机构，也就没有了人员、设备、经费，以及灾情上报下达的信息渠道，生产自救的组织领导、协调等等。

　　２、没有了救灾机构，相应地也就没有了救灾的物资储备，特别是救灾的粮食储备。在上边三，我们已看到，中共从５８年开始，浮夸风下的横征暴敛，共产风下的吃食堂，全民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消灭了社队和农户的存粮等社会性基层粮食储备。那末，国家的救灾粮食储备哪里去了？５８年，取消了指导全国救灾工作的中央救灾委员会后，这些指标一部分用于外援，但主要是划到了战备粮名下。而一旦到了战备粮名下，则一颗也不可能用于救灾。

　　

　　三年灾难开始，我刚跨过十一岁的年龄，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下调了近一半后，由于饥饿，就和一块的小伙伴去偷吃当地驻军军马的饲料。等战士牵马出去溜马，我们就到马槽中去拣吃军马吃剩的豆饼、红薯干。很快，中共就把这种军马饲料豆饼、红薯干顶粮食指标供应给城市居民。在农村中，豆饼、红薯干也曾作为超购粮的奖售和上缴其它农副产品的奖售品，销售给农民。这都是用当年上缴的好粮顶替出来的军粮，还曾供应过顶替出来的快发霉的原粮。真正的战备指标，一颗也没有用于灾荒的施救。

　　我们看到的是，中共的共和国救灾史上，５９～６１三年灾荒中，没有一笔中共任何组织实施过救灾的记录，从中央直到地方。

　　

　　３、灾情信息的上报下达，在中共撤并掉了救灾机构后就没有了组织保证和畅通的渠道。非但如此，中共不但当时否认发生了大面积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即便现在，也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灾荒发生后，中共的所有宣传机器上，仍然是形势一派大好。各地对饿死人的事情尽量捂着盖着，不让人们说，更不让见于媒体，不让向上层高层反映。只要说发生了饥荒，出了饿死人的事情，中共就认为是有意给所谓的社会主义摸黑，给共产党摸黑，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一些省市的中共组织，对向中央反映灾情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采取专政手段，按现行反革命罪予以抓捕、监禁，有些甚至拷打致死。

　　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最高层极左势力对已发生的灾荒的无视和否认，导致了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对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５８年后半年和５９年上半年，全国性灾荒的端倪已现。中共党内高层有些领导人，如彭德怀、刘少奇等，在对基层的调查中，已发现基层出现了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而且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５６年后中共内部形成的极左统治势力，在５８年后已在中共党内彻底占了上风。他们反对一切有损于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伟大光辉形象，反对一切有损于大跃進路线和人民公社光辉形象，反对一切有损于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的事实的承认。为了维护极左统治集团的独裁专制私利，他们闭目不顾事实，不但极力否认已发生的灾荒，而且对一切承认、言说发生了灾荒和饿死人事实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不但没有使中共立即停止浮夸和横征暴敛，对已出现的灾荒开展救灾行动，相反，无疑使中国大陆全国性的灾荒愈演愈烈。

　　５、由于中共的冷战思维，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由于自欺欺人的形势一派大好的宣传，对中共自身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恋情结，和对中国发生灾荒的否认，三年灾难中，中共毫无疑问地阻绝了一切可能的国际性社会救援。

　　６、在中共国家政权、执政党否认灾荒，并且放弃救灾的国家职能和义务后，灾难中的中国老百姓只有進行自救了。但中共５４年后对粮食的统购统销，５８年对人民粮食救灾储备的破坏和扫荡，使中国人民在灾荒中的自救，只有这几条路了：

　　（１）、充腹性的临时自救。我们无法称之为裹腹性的临时自救，因其实是无以裹腹的充腹压饥的临时性自救。这种自救，就是搜索一切可以吃得下去的代食品，作物禾秸，糠衣，玉米芯棒，野菜，草根树皮，野物包括蝗虫、鼠类，皮革制品，甚至观音土，河泥。在当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中，有一些就是因食用树皮、观音土、河泥，全身浮肿而死亡的，有一些是食用了有毒的野菜野覃而中毒死亡的。一些地方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人食人的情况，吃饿死的人，甚而食弱小的人。有些人不堪饥饿而自杀。这些因饥荒的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都应算在当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中。

　　（２）、逃荒自救。逃荒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在灾荒之年自救的一种可行的办法，它利用中国地大水旱丰欠不均作物成熟有先有后而就食于有社会自救能力或先熟的地区。但中共５８年在未取消宪法规定的人民有迁徙自由的基本人权条款的情况下，中共公安部根据最高当局决定，制定颁布了国民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违宪取消了国民的迁徙自由。于是，三年灾荒中凡是逃荒外出的老百姓，均被宣布为流窜犯，成了罪犯，被收容遣送，被当地派民兵抓回严刑拷打，认为是给当地政府摸了黑，给共产党摸了黑，有些人甚至被活活打死。逃荒自救这一条路也被中共以法律名义阻断，中国老百姓只有在原地活活等死。但仍然有一些老百姓不愿意活活饿死，逃出了当地，找到了活路，活了下来。

　　（３）、外逃和哗变。在边境地区，一些迫于饥饿的老百姓不顾死亡，不顾投敌叛国的死罪罪名和被抓后枪杀的危险，逃向了境外。个别地方出现了集体哗变，集体越境。

　　（４）、革命性的自救，即饥民暴动。中国历史上，灾荒时的饥民暴动，不但是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和暴政的反抗，最终演变为改朝换代，但其初起时，只是老百姓活命性的自救行动，一种暴力性的自救行动。这种暴力性的自救，其主要表现，是抢粮仓，抢囤积居奇的富户，一抢到活命所需的粮食就满足了。中共４９后不但消灭了富户，５８年后更消灭了基层社会性的任何粮食储备。因此，三年灾荒中的饥民暴动，目标很明确，就是抢中共国家粮仓。由于中共战备粮仓有部队守卫，于是饥民抢的目标只能是各地负担城市供应而守备不力的小地方大仓。三年困难时期，局部地方爆发了人数有多有少、规模有大有小的各民族的饥民暴动抢粮仓，但因是饥民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发暴动，很快被中共予以血腥镇压。各地当时也酝酿、暴发过各民族的反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起义，但都被中共提前扑灭或起义暴发后被按反革命叛乱罪予以残酷镇压。

　　那些逃荒被抓来打死的，外逃和哗变中被击毙的，以及暴动和起义中被镇压死亡的，无疑增加了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

　　（５）、生产性自救。这种生产性自救，是群众自发搞起的，中共当年根本没有组织过、领导过、资助过。主要是开荒种地，小农副产品生产，对野生资源的采集利用出售等等。这些是当时的中共政策所不容许，并予以打击限制的，但老百姓为了渡过饥荒，偷偷摸摸地去干。有些地方偷偷摸摸扩大自留地、自留畜，私下搞自由市场。群众性的自发性生产自救，对渡过特别是结束三年饥荒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生产性自救，大量的是在６２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暂时停止了大跃進、共产风、浮夸风和横征暴敛等极左政策之后。

　　

综上所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了５９～６０三年农业的连续减产。但这个减产数量和规模，不足以使整个中国大陆面临如此巨大的饥荒和灾难。浮夸风下的横征暴敛，共产风下粮食的奢侈消费和极度浪费，大跃進形势下对粮食的超国力消耗以及超国力的外援，破坏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救灾粮食储备和国民自救的出路，终于不可避免地使有史以来罕见的灾荒降临整个中国大陆。中共国家政权救灾意识、救灾机构、救灾储备的缺失，国家政权救灾职能、救灾义务的丧失，甚而至于执政当局对灾荒的闭目不见，对灾难事实的否认，对群众自救措施和努力的限制、打击，致使这场灾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大，危害如此之烈，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此之多，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