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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災難成因淺析》-10.pdf

　　《三年災難成因淺析》　

　　——謹以此文獻給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三年困難中非正常死亡的四千萬同胞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國的三年災難，據國內外目前對有關資料的搜集整理，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絕大多數是飢餓死亡－－約三千多萬到四千萬，但相關資料仍在挖掘搜集，相信將來肯定會有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數據。但僅就目前這個數據看，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罕見災難。災難的成因，當政的中共內部看法不統一，以毛澤東為首的毛派，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劉少奇等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最近一、二十年，國內氣象專家據氣象資料及老一代親身經歷的回憶均表明，５９－－６１年三年的氣候是中國有氣象記錄歷史的正常年份，並沒有發生全國性的巨大自然災害。眾多專家學者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跨緯度大，海拔高差大，自然地理類別多的國家，水旱不均是有的，局部的自然、病蟲災害是有的，但不可能形成一個覆蓋全國的巨大自然災害，三年困難只能是制度性災難，政策性災難，人為的災難。

　　為了避免歷史的災難再次上演，認真總結三年災難的成因，十分必要。親身經歷過這場災難的人現在都已過了５０知天命之年，而當時有完整記憶力的人現在已過了６０花甲，特別是當時對此有深刻感受並對災難成因有明確記憶的人越來越少，趁他們健在時，對這場災難抓緊進行總結，就顯得亟為迫切。

　　這場人為災難是如何造成的？筆者根據自己親身經歷及親朋好友的親身經歷，以及有關歷史記載，從幾個大的方面做了一些總結，現予公布並就教於親歷過這場災難和搞這場災難研究的國內外同道。

　　三年災難，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沒有這樣一個大條件，也就形不成慘絕人寰的三年災難。鑒於這些大條件國內外已有了相當多的研究和表述，我只是簡略地說一下，在分析災難的具體原因時，我將指出這些因素對三年災難所起的作用。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在國內人民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軍法統治的反獨裁、反壓迫、反飢餓、反內戰，和要求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民主聯合政府的呼聲中，通過戰爭手段取得政權的。１９４９年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基礎上建立的中共政權，還帶有一定的民主聯合的形式，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各級政府機構中還有一定比例。但這與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本質是不相符合的，即與其奉行的馬恩列斯的專政學說，與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思想，是不相符合的，當時只是權宜之策。４９執政后，中共搞了鎮反、肅反、反胡風集團、反高饒集團等動作，消滅了大陸上黨內外所謂的反動力量。１９５４年一屆人大，中共通過合法手段，完成了中央政府改組，初步實現了一黨獨裁的政治過渡。１９５６年醞釀，１９５７年實施的反右運動，在組織上、思想上徹底實現了中共一黨專制獨裁統治，這就是毛澤東高興宣布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它造成了中共一黨獨鳴，所有不同意見人士、全國人民噤若寒蟬的政治局面。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不允許有相反、反對的意見，中國兩千年統治中總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優秀統治經驗被中共掃進了歷史垃圾堆。而各級領導幹部，不是以中國歷代認定的德才兼備的成功經驗選人配備，而是被清一色的中共黨員所壟斷，不管其是否有能力勝任其所擔當的職務。政治合格，亦即忠於中共統治集團，忠於上級領導，忠於毛澤東思想路線則是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幹部選配標準。

　　中國古代有一條十分重要的治國治軍經驗，那就是「軍容不入於國，國容不入于軍」，因為軍隊和國家是絕對不同的兩個範疇，要有根本不同的治理、管理制度和辦法。搞陰謀詭計，搞鬥爭，搞戰爭，治軍，是毛澤東的專長。治國，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治國經驗，特別是世界現代民主治國經驗，他一直沒有認真研究過，也缺乏認真的準備，特別缺乏幹部隊伍的準備。４９后，他毫無選擇地作出了把軍隊變成工作隊的決定。從此，他和他的這批工作隊，把治軍的手段，戰爭的辦法，用到了國家的管理和國民經濟建設中。

　　

　　在完成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一黨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中共１９５６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經１９５７年的發展，終於在１９５８年跨入了一大而公的人民公社。亦即所謂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樣，中共在國民經濟上完成了毛澤東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並向共產主義邁進。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就已完成。

　　在基本順利完成政治上、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后，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領導集團志得意未滿，１９５８年又用軍事戰役的辦法在全國掀起了超英趕美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向全國提出了絕對超越實際可能的工業生產指標和農業生產指標。而這個大躍進，加上中共的專制獨裁本性，催生了５９－６１年的三年災難。我這裏所說的基本順利，是說５６年的宗教改革，５７年的反右，５８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食堂等一系列極左政策，在５７－５８年引起了各地各民族的民變、反抗，中共均以反革命叛亂罪血腥鎮壓，不惜造成好多寡婦村，而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三年災難的擴大化。

　　除了上述的這些大的條件，還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同樣對三年災難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個是５９年廬山會議，一個是大量的外援。

　　

　　前一個國內外已有了大量的研究，關於外援，對於毛澤東中共政權在本國國民極度貧困狀態下，超國力地對所謂第三世界的無償援助，國內外有好多人想不通，其實是對毛澤東本質思想沒有看透。毛澤東在１９４７年重慶談判時發表的《沁園春、雪》中，吟詠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是說，他的企望不僅是一個區區的中國；他本人也絕不是僅限於實現中共一黨獨裁。他追求的下一步是個人對中共全黨、對中國大陸的全面專制，個人思想取代孔子儒家思想實現對中國千秋萬代的思想壟斷。林彪是他的千古知音，周恩來是他的忠實助手，文革是達到他此一目的的手段。不僅如此。輸出並援助世界共產革命，是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國際的中心任務，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是這一政策的積極追隨者和執行者。斯大林過世，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主義后，毛澤東中共的援朝援越，擴大到援助世界共產革命。赫魯曉夫提出三和一少后，１９６４年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迫不及待地揀起了第三世界領袖的巨任，要取代第三國際。「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把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中共自己充當第三世界的首領。這一政策下，遭災的不僅是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僅是海外華僑。文革中就有一批知青跑到國外去輸出革命，去搞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世界革命，毛派宣稱毛澤東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一點本文只是點到為止。之所以要說明這一點，是因三年災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４９年後就已實施的對內對外共同政策的產物。至於外援對三年災難的影響，後面具體分析時會說到。

　　５９－６１年的三年災難，就在這樣的大條件下發生了。

　　在分析了三年災難的大條件后，現在分析三年災難的具體原因。

　　任何災荒，具體來說是糧食的短缺和社會救災體系的故障。造成糧食的短缺，包括生產、消費、流通、儲備幾個環節；社會救災體系故障，包括民間的自救體系、政府救災體系的缺位、不完善和其不運作或運作功能的喪失。因此本文從這幾個方面予以具體分析。

　　

　　一、對糧食生產科學規律的破壞

　　糧食生產，做為一種社會性物質資料的生產，有它應遵循的自然科學規律和社會性生產規律。從１９５８年開始，中共提出並在全國大張旗鼓推行的國民經濟大躍進，恰恰在糧食生產的這兩個方面破壞了它應遵循的科學規律。

　　１、對糧食生產自然科學規律的破壞

　　首先，是對單位面積糧食產量自然科學規律的否定和破壞，即浮夸風。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提出的糧食產量指標，遠遠超出了當時中國農業的生產力水平。當時中國的單位面積糧食產量，從高山丘陵到江河平原，從青藏高原到蘇湖兩廣，一般是幾十斤到幾百斤，鮮有過千斤者。中共要完成其提出的極不現實的指標，只好掀起浮夸風，這就是５８年中共農業要大放衛星的號召。在這一號召下，全國各地湧現出了一大批畝產萬斤、幾萬斤的先進典型，而毛澤東意猶不足，在其黨內通信中宣稱：我看，畝產２０萬斤是可以的。而做為中共科學權威的某科學家也推波助瀾地著文，證明毛此說是科學的。一時全國到處進一步大放農業高產衛星，出現了畝產十幾萬斤的先進典型。其荒謬做法現已披露出不少，主要做法是把不同地塊的成熟莊稼往一個地塊堆，讓人參觀，並在過秤時弄虛作假，證明衛星是真的。這樣一來，全國各省各縣各公社各大小生產隊的糧食產量指標一下子超過實際產量十幾倍、幾十倍、上百倍。對這種虛報浮夸風不滿的人，中共號召基層各地開展拔白旗運動。對群眾中所有反對、不滿中共虛報浮夸、違反客觀規律倒行逆施的人，拔白旗揪斗后，一律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和此前的四類一起，成了中共專政的對象。此後，這種虛高好多倍的糧食總產，一直持續到６１年。

　　在打擊不同意見的同時，中共發動了全民詩歌活動，用行政命令強迫全國人民編詩寫詩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歌頌大鍊鋼鐵、興修水利，歌頌高產衛星，歌頌中共偉大光榮正確。那時我正上小學四年級，一天晚上，老師叫我們全體同學每人自帶一枝蠟燭，到學校教室作詩，每人５首，完不成任務不讓回家。就這樣，一時之間，全國一片讚揚歌頌之聲。中共對什麼正確意見都不願聽，也聽不進去了；對什麼與偉大光榮正確不符的事實都閉目不見，也不願意看見了。

　　

　　其二，是在科學名義下對糧食生產技術的破壞

　　５８年中共為了畝產萬斤、十幾萬斤的衛星，為了總產的衛星，全國各地都按毛澤東的農業八字憲法，大作文章。

　　（１）、深翻土地。土，是毛澤東八字憲法的第一條，就是要改良土壤。５８年提出口號：地翻三尺深，黃土變成金。於是各生產隊組成男女民兵深翻隊，排著隊伍，肩抗鐵鍬，在地里一字排開，進行深翻。白天時間不足，就挑燈夜戰。乾旱地區土頭深的地，三尺以下若是不透水層，這樣一翻，一般三年以後才能熟化，才能見效，當年，第二年，肯定減產。若是土頭淺的地，三尺以下是漏沙土，這樣一翻，犁底不透水涵養層一破壞，十年不見莊稼。鹽鹼地，這樣一搞，泛鹽泛鹼，肯定減產。南方水田，這樣一搞，若不能曬垡，就成了僵田。現代研究，一般深翻在２５—３０ＣＭ為好。國外為保持土壤團粒結構、抗旱，在乾旱地區推廣免耕法。可見５８年的深翻改土何等荒謬。

　　（２）、積肥造肥。５８年標語：人是鐵，飯是鋼，莊稼沒糞就不長。當年中國化肥工業極端落後，農業肥料全靠農家肥。人畜糞便有多少？為了高產衛星，中共號召大力開展積肥造肥活動。我那時上小學，我們班上有一部分同學搞學校化肥廠，男同學小便不能到廁所，只能尿到化肥廠的缸里。攢夠一大鍋，就倒到鍋里燒，阿莫尼亞跑了，水燒乾了，一層白尿鹼，刮下來，這就成了當時的尿素。７０年代，我插隊的生產隊還在用５８年的造肥法，燒生灰。就是把山坡上的草皮挖起，一快一塊翻起晒乾，壘成一個長方形的土堆，從下部燒著，然後使其利用自身根系草皮燃燒，邊燃邊壓土，一般一星期燒透，這就成了一種肥料－－生灰，只含極少量鉀、磷的燒土，絕大多數有機質被破壞。這種人造肥上地，肥效不大，而造成土壤板結，且破壞了山地自然植被，土地裸露，寸草不毛。諸如此類與科學背道而馳的積肥造肥活動，５８年遍地都是。而且此後中共中央還為此發文全國，掀起高潮。

　　（３）、密植。一些地方為了高產，無限密植。農諺：麥７０，豆８顆，好死的扁豆只兩顆，這是說有限的單穗粒數和單莢粒數。有了這個生物學的限制，為了高產放衛星，一些人想到了密植——只有密植才能高產。於是莊稼越稠越密越好，結果有些田成了草田，顆粒無收。有些人說太密減產是因通風不好，於是有些生產隊派人給農田莊稼煽風。６２年中共才提出合理密植，對密植風剎車。

　　（４）、雜交。人工幫助玉米授粉，人工西紅柿和南瓜雜交、茄子和辣子雜交、玉米和小麥雜交等等。

　　除此之外，５８年中共指導下的農業生產，荒唐處甚多。總之是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應遵循的自然科學規律。

　　２、對糧食生產社會性生產科學規律的破壞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多地少，而且越是高產地區越是人均土地面積少，越是需要精耕細作才能高產。而高寒乾旱地區，人均土地面積多，但產量低而勞力少，要保產量，提高產量，必須投入更多的活勞動。全國不同地區需要不同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技術。當時的中國，農業基本無機械化可言，無論是高產區精耕細作的農業，還是低產區地廣人稀的農業，都需要大批勞動力，而５８、５９、６０年中共按軍事化的辦法把大批農業勞動力抽調到了工農業大躍進的主戰場，大鍊鋼鐵和大修水利。

　　（１）、５８年的大鍊鋼鐵，一開始中共提出鋼產量比５７年翻一番，１０７０萬噸指標，不到一個星期後說太右了，成了１７００萬噸，又不到半個月成了２１００萬噸，我所在縣城街道上的指標標語就這樣改了又改。工業勞力不足，於是全民鍊鋼，全國大鍊鋼鐵的小高爐旁有近一億人，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力去鍊鋼，幾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的一半，一些重體力農活因而無法正常完成。如彭德懷５９年萬言書中所說：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當年有些地方莊稼長勢很好，就在收割時因缺乏勞力而使成熟了的莊稼爛在了地里。在地里這些被拋落的糧食的誘因下，一些地方這三年中出現了大面積的鼠害。

　　（２）、大規模興修水利。中共在軍事化人海戰術治淮的鼓舞和毛澤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指示下，５８、５９興起了全國性大規模興修水利的熱潮，有河的地方修河修渠修水庫，無河的地方也在山溝中修建大中小型水庫。目前全國現存的所有８５０００多座水庫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那時興建的，其中就有７０年代造成中原特大水災的伏牛山水庫，和差點釀成２０萬人集體暴動而當年被中共稱為「偉大的共產主義工程」的甘肅省引洮工程。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因離家不遠，抽調的勞力白天忙農活，夜間上水利，輪班倒。大型水利工程則抽調男女青壯年勞力遠離家鄉，脫離農業生產。這幾乎佔到了農村勞動力的四分之一還多，有些地方佔到了近一半。

　　（３）、５８年，除了在大鍊鋼鐵、興修水利上中共實行的是准軍事化的生產組織、生產作風，在農業生產上也把農村勞力編成准軍事化的民兵組織，集體出工，集體收工，排隊唱歌走路，形式主義，大轟大嗡，完全違反了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和基本作業要求。

　　由於對糧食生產科學規律的破壞，造成了５８、５９，甚至６０三年全國性人為禍害減產。人為災害加上局部地區的水旱病蟲雹鼠等災害，實際上這三年是減產的，但在中共浮夸風盛行的當年，各地上報糧食產量仍高出實際產量幾倍、十幾倍，乃至成百倍。

　　二、對糧食消費科學規律的破壞

　　由於人均耕地面積少，自然災害頻繁，生產力落後，中國在歷史上就一直是一個缺糧的國度。在缺糧這樣一個基本國情、民情下，除了形成了一整套政府、社會、群眾救災體系外，中國老百姓幾千年養成了精打細算，節約過日子，節約用糧食的好的消費傳統和習慣。但中共在５７、５８兩年豐收后，荒謬地宣布，災荒已不是什麼大問題。毛澤東更進而宣布，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凡是成立了人民公社的地方，一律實行共產主義食堂。

　　吃食堂，不僅是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內容，也是大鍊鋼鐵的必然結果。大鍊鋼鐵指標太高，無法完成，更重要的是這些非鍊鋼工人缺乏最基本的煉鐵常識。為了完成中共任務，基層幹部終於想出了以鋼鐵鍊鋼的辦法，號召城市大力上繳廢鐵廢鋼，農村則家家戶戶砸鍋、拔門扣、收鐵鎖子，凡是鐵東西都在劫難逃。這些東西都投到小高爐里，結果把好鐵煉成了渣子鐵，還裹上紅布抬上去報喜，頂任務。鍋砸完，農民只好上食堂。有極個別不願上食堂的農戶，只要被發現自己做飯，一冒煙，一點火，幹部就到，就砸鍋。發展到後來，乾脆家家戶戶搜糧食，不許農民家中有存糧，一經發現一律沒收充公，一律上食堂吃飯。

　　公社食堂按需分配，也就是放開肚皮吃飯，而且只要有公幹證明，走到那裡吃到那裡。還不僅是放開肚皮吃飯，公社食堂還建立了菜譜，八菜一湯，一個星期飯菜不能重複，不能吃剩飯。由於軍事化的生產，軍事化的抽調，食堂經常有剩菜剩飯，各個食堂就辦起了養豬場，用剩菜剩飯餵豬。這一切，形成了糧食的嚴重浪費。

　　５８年的共產主義食堂，這種對糧食消費科學規律的破壞，吃完了社隊的存糧，也吃完了農民的存糧。

　　除了吃食堂，更重要的是還要給大鍊鋼鐵的人供糧，給興修水利的人供糧，都是按當時的共產主義超消費標準供糧，５８年後半年，有些社隊存糧已告罄。

　　

　　三、對糧食貯備科學優良傳統的破壞

　　中國歷史上形成的一整套政府、社會、群眾優良傳統救災體系中，除了國家有太倉外，社會性的是縣、鄉、村有義倉，農民有自身的糧食貯備。糧食貯備無疑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穩定器，是人類社會歷經千萬年災荒后形成的十分有效的自救措施。５８年的中共，恰恰破壞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形成的糧食貯備的科學優良傳統和貯備成果。

　　１、首先是浮夸風下的橫徵暴斂。由於中共掀起的浮夸風，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越來越高，高出了實際產量的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共在農業稅外，按比例下達了糧食徵購任務指標，甚至超購指標。中共的公糧、徵購糧、超購糧三套指標，一直持續到我插隊時的７０年代後期。按上報產量下達的徵購指標其比例不算高，但浮夸風下的虛報數字，使中共糧食徵購指標在浮夸嚴重地方接近甚至超過了實際產糧，為了保烏紗帽，更怕被拔白旗揪斗，一些基層幹部在農民糧食一上場打碾完畢馬上就派人拉走去完上繳任務。而有些地方當年產糧完不成任務，於是將社隊儲備糧上繳；還完不成的地方，就挨家挨戶搜社員家中儲備糧。鄉、村，直至農戶的救災儲備於是蕩然無存。發展到５９年，一些社隊連當年口糧、來年籽種都上繳而完任務。

　　

　　那末，中共為什麼要大搞橫徵暴斂？那些橫徵暴斂來的糧食哪裡去了呢？

　　（１）、首先用於５８年大躍進原則指導下工業生產的全面大幹快上。在十五年甚至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的工業生產思想指導下，以及和蘇聯簽定的一系列援建項目的刺激下，中共５８年全面鋪開了工業生產的大幹快上，特別是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工大三線、小三線的全面建設。５８年一年全國正式職工增加招收兩千多萬，超過全國勞動力的十分之一還要多，同時還招收了一大批臨時工；各個地方還興建地方集體工業，招收了一大批吃供應糧的長期臨時工和集體工。這在減少農業勞動力的同時，增加了城市的糧食供應量，而且數額十分巨大。工業戰線的大幹快上，亂建亂上，形成工業戰線過長，攤子鋪得過大，造成了遠遠超過了當時國力所能承受的沉重負擔，以至三年困難後期，不得不關閉下馬了一大批中共認為不該保留的工礦企業，職工精減下放回鄉務農。而大批縣鄉集體企業大多自行關門倒閉。

　　（２）、全國各地大興土木工程建設，耗費了大量的糧食。為了給５９年的國慶１０周年獻禮，全國各地各省市都大搞獻禮性的土木工程，例如北京有名的十大建築。這些非生產性建設，當時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而且按重體力勞動保證糧食供給。這些項目是中共的政治任務，非但沒有下馬，而且加班加點提前完成。

　　（３）、外援，亦即中共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根據地，向亞非拉、向社會主義小國提供大量的無私的外援。這種援外，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民大批餓死時也沒有停止，而且超國力地援助。

　　（４）、戰備儲存。中共執政后，一天也沒有放棄對大規模國際戰爭的準備和對戰爭物資、特別是對戰備糧的儲備，５８年艾森豪威爾、美國第七艦隊使海峽兩岸危機的加劇，５９年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姿態，更加重了中共對戰爭的準備。就在三年困難時期，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出現糧荒時，中共的戰備糧都沒有動過。唯一動的，就是入庫不幹或保管不善即將發霉變質的糧食。６０、６１年我家中被供應過這種大倉中即將發霉的原糧。６２年下半年，我所在縣城的大倉就公開向社會發售過這種發了霉的所謂飼料糧，並以獎售形式向完成交售豬、雞、藥材、農副產品等派購任務的農民推銷。三年困難時，這批糧從未用於救災。

　　（５）、一些省市，將橫徵暴斂來的過頭糧用於中共高官的揮霍性項目，例如河南省就用其修建了十幾套高幹別墅，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套，省委常委每人一套。

　　２、如二所述，吃食堂、大鍊鋼鐵、興修水利，也參与吃掉了社隊和農戶的存糧和救災儲備。

　　３、國家救災貯備後文詳述。

　　

　　四、對糧食流通合理秩序的破壞

　　以豐補欠，不僅是時間縱向上的救災措施，更指地域橫向上的社會自救。中國國土面積大，由於海拔和緯度的差別，農作物成熟有先有后。而且由於水旱不均，各地有豐有欠。糧食的合理流通，無疑對減輕災荒至關重要。但中共５４年就對糧油實行了統購統銷，禁止糧食的社會和民間流通，並宣布這種流通為非法黑市，予以取締和打擊。這樣，在社會和農戶的糧食救災儲備這個縱向救災措施５８年被中共消滅之後，５４年的統購統銷早就阻斷了中國人民在地域上的橫向社會自救生路。

　　

　　這樣，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了５９～６０三年農業的連續減產；而浮夸風下的橫徵暴斂，共產風下糧食的過度消費和極度浪費，大躍進形勢下對糧食的超國力消耗以及超國力的外援，終於不可避免地使災荒這個惡魔降臨到中共治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上。

　　

　　五、社會救災體系的破壞和喪失

　　一個國家的社會救災體系，包括政府、社會、個人幾個方面。完整有效的社會救災體系，不會使三年災荒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範圍如此之大，危害如此之烈，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此之多。從前面的分析我們看到，三年災荒到來前，中共已徹底破壞和掃除了社會和整個人民的救災糧食儲備。人民，特別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的糧食生產者農民，已喪失了自救的物質基礎。整個社會唯一所能寄以希望的只有國家政府。

　　三年災難時期，中國曾開展過政府性的災難救濟嗎？沒有！

　　１、１９５８年中共就取消了指導全國救災工作的中央救災委員會，全國除一兩個省外，都撤併掉了救災機構。連機構都撤掉了，中共還談何救災？沒有了機構，也就沒有了人員、設備、經費，以及災情上報下達的信息渠道，生產自救的組織領導、協調等等。

　　２、沒有了救災機構，相應地也就沒有了救災的物資儲備，特別是救災的糧食儲備。在上邊三，我們已看到，中共從５８年開始，浮夸風下的橫徵暴斂，共產風下的吃食堂，全民大鍊鋼鐵，興修水利，消滅了社隊和農戶的存糧等社會性基層糧食儲備。那末，國家的救災糧食儲備哪裡去了？５８年，取消了指導全國救災工作的中央救災委員會後，這些指標一部分用於外援，但主要是劃到了戰備糧名下。而一旦到了戰備糧名下，則一顆也不可能用於救災。

　　

　　三年災難開始，我剛跨過十一歲的年齡，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標準下調了近一半后，由於飢餓，就和一塊的小夥伴去偷吃當地駐軍軍馬的飼料。等戰士牽馬出去溜馬，我們就到馬槽中去揀吃軍馬吃剩的豆餅、紅薯干。很快，中共就把這種軍馬飼料豆餅、紅薯干頂糧食指標供應給城市居民。在農村中，豆餅、紅薯干也曾作為超購糧的獎售和上繳其它農副產品的獎售品，銷售給農民。這都是用當年上繳的好糧頂替出來的軍糧，還曾供應過頂替出來的快發霉的原糧。真正的戰備指標，一顆也沒有用於災荒的施救。

　　我們看到的是，中共的共和國救災史上，５９～６１三年災荒中，沒有一筆中共任何組織實施過救災的記錄，從中央直到地方。

　　

　　３、災情信息的上報下達，在中共撤併掉了救災機構后就沒有了組織保證和暢通的渠道。非但如此，中共不但當時否認發生了大面積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即便現在，也不願公開承認這一事實。災荒發生后，中共的所有宣傳機器上，仍然是形勢一派大好。各地對餓死人的事情盡量捂著蓋著，不讓人們說，更不讓見於媒體，不讓向上層高層反映。只要說發生了飢荒，出了餓死人的事情，中共就認為是有意給所謂的社會主義摸黑，給共產黨摸黑，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一些省市的中共組織，對向中央反映災情的基層幹部和老百姓，採取專政手段，按現行反革命罪予以抓捕、監禁，有些甚至拷打致死。

　　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最高層極左勢力對已發生的災荒的無視和否認，導致了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上對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批判和鬥爭。５８年後半年和５９年上半年，全國性災荒的端倪已現。中共黨內高層有些領導人，如彭德懷、劉少奇等，在對基層的調查中，已發現基層出現了飢荒和餓死人的情況，而且根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５６年後中共內部形成的極左統治勢力，在５８年後已在中共黨內徹底佔了上風。他們反對一切有損於毛澤東路線和毛澤東偉大光輝形象，反對一切有損於大躍進路線和人民公社光輝形象，反對一切有損於中共偉大光榮正確形象的事實的承認。為了維護極左統治集團的獨裁專制私利，他們閉目不顧事實，不但極力否認已發生的災荒，而且對一切承認、言說發生了災荒和餓死人事實的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宣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不但沒有使中共立即停止浮夸和橫徵暴斂，對已出現的災荒開展救災行動，相反，無疑使中國大陸全國性的災荒愈演愈烈。

　　５、由於中共的冷戰思維，由於閉關鎖國的政策，由於自欺欺人的形勢一派大好的宣傳，對中共自身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自戀情結，和對中國發生災荒的否認，三年災難中，中共毫無疑問地阻絕了一切可能的國際性社會救援。

　　６、在中共國家政權、執政黨否認災荒，並且放棄救災的國家職能和義務后，災難中的中國老百姓只有進行自救了。但中共５４年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５８年對人民糧食救災儲備的破壞和掃蕩，使中國人民在災荒中的自救，只有這幾條路了：

　　（１）、充腹性的臨時自救。我們無法稱之為裹腹性的臨時自救，因其實是無以裹腹的充腹壓飢的臨時性自救。這種自救，就是搜索一切可以吃得下去的代食品，作物禾秸，糠衣，玉米芯棒，野菜，草根樹皮，野物包括蝗蟲、鼠類，皮革製品，甚至觀音土，河泥。在當年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中，有一些就是因食用樹皮、觀音土、河泥，全身浮腫而死亡的，有一些是食用了有毒的野菜野覃而中毒死亡的。一些地方發展到後來，出現了人食人的情況，吃餓死的人，甚而食弱小的人。有些人不堪飢餓而自殺。這些因飢荒的次生災害而死亡的人，都應算在當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字中。

　　（２）、逃荒自救。逃荒是中國歷史上老百姓在災荒之年自救的一種可行的辦法，它利用中國地大水旱豐欠不均作物成熟有先有后而就食于有社會自救能力或先熟的地區。但中共５８年在未取消憲法規定的人民有遷徙自由的基本人權條款的情況下，中共公安部根據最高當局決定，制定頒布了國民的戶籍登記管理制度，違憲取消了國民的遷徙自由。於是，三年災荒中凡是逃荒外出的老百姓，均被宣布為流竄犯，成了罪犯，被收容遣送，被當地派民兵抓回嚴刑拷打，認為是給當地政府摸了黑，給共產黨摸了黑，有些人甚至被活活打死。逃荒自救這一條路也被中共以法律名義阻斷，中國老百姓只有在原地活活等死。但仍然有一些老百姓不願意活活餓死，逃出了當地，找到了活路，活了下來。

　　（３）、外逃和嘩變。在邊境地區，一些迫於飢餓的老百姓不顧死亡，不顧投敵叛國的死罪罪名和被抓后槍殺的危險，逃向了境外。個別地方出現了集體嘩變，集體越境。

　　（４）、革命性的自救，即饑民暴動。中國歷史上，災荒時的饑民暴動，不但是老百姓對貪官污吏和暴政的反抗，最終演變為改朝換代，但其初起時，只是老百姓活命性的自救行動，一種暴力性的自救行動。這種暴力性的自救，其主要表現，是搶糧倉，搶囤積居奇的富戶，一搶到活命所需的糧食就滿足了。中共４９后不但消滅了富戶，５８年後更消滅了基層社會性的任何糧食儲備。因此，三年災荒中的饑民暴動，目標很明確，就是搶中共國家糧倉。由於中共戰備糧倉有部隊守衛，於是饑民搶的目標只能是各地負擔城市供應而守備不力的小地方大倉。三年困難時期，局部地方爆發了人數有多有少、規模有大有小的各民族的饑民暴動搶糧倉，但因是饑民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發暴動，很快被中共予以血腥鎮壓。各地當時也醞釀、暴發過各民族的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起義，但都被中共提前撲滅或起義暴發后被按反革命叛亂罪予以殘酷鎮壓。

　　那些逃荒被抓來打死的，外逃和嘩變中被擊斃的，以及暴動和起義中被鎮壓死亡的，無疑增加了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量。

　　（５）、生產性自救。這種生產性自救，是群眾自發搞起的，中共當年根本沒有組織過、領導過、資助過。主要是開荒種地，小農副產品生產，對野生資源的採集利用出售等等。這些是當時的中共政策所不容許，並予以打擊限制的，但老百姓為了渡過飢荒，偷偷摸摸地去干。有些地方偷偷摸摸擴大自留地、自留畜，私下搞自由市場。群眾性的自發性生產自救，對渡過特別是結束三年飢荒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這種生產性自救，大量的是在６２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暫時停止了大躍進、共產風、浮夸風和橫徵暴斂等極左政策之後。

　　

綜上所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了５９～６０三年農業的連續減產。但這個減產數量和規模，不足以使整個中國大陸面臨如此巨大的飢荒和災難。浮夸風下的橫徵暴斂，共產風下糧食的奢侈消費和極度浪費，大躍進形勢下對糧食的超國力消耗以及超國力的外援，破壞和摧毀了整個社會的救災糧食儲備和國民自救的出路，終於不可避免地使有史以來罕見的災荒降臨整個中國大陸。中共國家政權救災意識、救災機構、救災儲備的缺失，國家政權救災職能、救災義務的喪失，甚而至於執政當局對災荒的閉目不見，對災難事實的否認，對群眾自救措施和努力的限制、打擊，致使這場災荒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範圍如此之大，危害如此之烈，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此之多，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