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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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52

龚楚将军回忆录
龚楚 著
1929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暴动,
称为“八一起义”。图为描写“八一起义”的油画

早年的红军,时常与农民相处,这是中共讨好农民的政策之一

当年苏区油印小报上的版画
1927年上海,展开清共行动,到了滥捕滥杀的地步,图为清共的武装士兵

龚楚曾主张乘胜追击,经寻邬、平远入梅县、兴宁二进占惠阳,相机进攻广州,但这意见为周恩来等所反对,理由是兴、梅一带缺乏群众基础。图为梅县的鳄骨潭,是梅江江水最深的一带

由左至右:朱德、贺龙、陈毅,他们都是当时的高级干部

农民支援前线的场面

井冈山的高峰八面山,它是当年红军守井冈山的北路哨口

井冈山是红军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井冈山的黄洋界哨口的现状

井冈山为罗霄山脉之中段。地形险要而复杂,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利于东西转移作战,不易被敌人包围。毛泽东选择此处为武装斗争根据地颇有独到的眼光

延安的杨家岭,中共党中央曾设与此

1930年7、8月间,红军第三军团曾一度攻克长沙,图为8月1日在长沙举行10万人庆祝大会情形

1930年至1933年,红军前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四次围攻。红军在战斗中成长为一支30万余人的军队。图为1933年红军的一部分

1931年12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红军在漳州战役所缴获的一架小型飞机,站在机前的是林彪和聂荣臻

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关于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主要针对当时反对他的朱德。上图为古田会议旧址。

正当毛、朱不洽之时,彭德怀率部相助,使毛氏的气焰突冒升,朱、毛之间的感情更形恶化

1928年毛泽东指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兵士严格遵守。据说这是红军长征期留给房东的字条。


人民经常开展所谓“拥政爱民”运动,图为指战员们在学习“拥政爱民公约”的情形

工农红军在没有战斗时,帮助根据地的农民收割庄稼的情形

主持广东军政的李济深,因有反蒋嫌疑而被蒋氏扣留于南京。引起了桂系的不安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中共的陈绍禹(王明),前排右边第一人





上图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上有列宁像。下图为一元面额的背面

出身武汉工人,曾留学莫 参谋长叶剑英
斯科多年,后来在中共党机关
工作的伍修权。


红军在长征途中所遗留下的标语(石刻)

在晋察的红军根据地,一部分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民支队,正在接受训练

早年的红军,利用青年的力量,把青年组织起来,领导他们作战

红军倡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口号,并且谱成歌谣。图为广为宣传的歌曲


目 录
张 序(张国焘)
自 序
第一编 人生体验的开始
第一章 我怎样加入中共--1
第二章 参加农民运动---12
第二编 宁汉分裂至国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31
第二章 参加“八一”南昌暴动-47
第三编 井岗山革命圣地
第一章 湘南暴动--77
第二章 朱毛会合--104
第三章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124
第四章 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131
第五章 红军主力袭击郴州--140
第六章 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146
第七章 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165
第四编 广西苏区
第一章 中共利用广西省府主席俞作柏--181
第二章 广西苏区--186
第三章 革命路线和政策--199
第四章 红七军历次战役--204
第五章 红八军的成立与失败--225
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229
第五编 由上海到闽赣苏区
第一章 上海的见闻与体验--245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252
第三章 国军围剿闽赣苏区--268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281
第二章 调长红七军---287
第三章 战略和战术的转变--313
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320
第五章 国军第四次围剿--336
第七编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350
第二章 模范团与东路军--358
第三章 粤赣军区--364
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369
第五章 政治攻势的发展--381
第八编 中央苏区的末期
第一章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390
第二章 突围--403
第三章 调零、凄怆的中央苏区-418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427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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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53

张 序
张国焘
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龚楚将军回忆录
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劲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 序
二十世纪的初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大时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主张,虽因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官僚之反对和破坏,末克实现,且曾发生过袁世凯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的悲剧,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这一时代的中国青年觉醒起来,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待至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传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组织,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此我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曾做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并领导广东农军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上,我是红四军及红七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政命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抛弃了过去十一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我脱离中共后,曾一度抱着营救旧日同志的心情,参与湘、粤、赣边六属招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抗战胜利退役后,曾参与民意代表活动,出任广东省参议员。至国内战争再度爆发,因应当时环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为共产党占领后乃移居香港。这是我奋斗中的艰苦略历。
我和毛泽东私人并无仇怨,在井岗山及闽赣苏区斗争时期,均在党组织和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曾对他的独裁作风和残忍个性感到不满,同时,我也曾对他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被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排挤时,我还一度对他发生过同情之感!
但是他这二十一年来的作为,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参加韩战,牺牲中国无数的生命财产,到三面红旗运动陷全国于饥饿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干部和压制文化人,摧残学术文化,制造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证明他愈来愈是倒行逆施。
至于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我抵香港后,曾写“我与红军”一书,藉我的亲身径历,报导中共政治军事斗争实况,及其领导同志间的恩恩怨怨。时至今日,十多年来,中共的措施,及党内领导同志间的矛盾,仍然因循着过去的路践发展,造成近年的混乱之局,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假若其领导阶层的现状不变,则其党内的门争,势必循环相应之下,致国家建设不能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须的改善,一旦因内争而发生内战,则外梅必至!其影响所及,又何祇中国人民受害而已!
关于共军在初期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动,是我们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已有所叙述。现在特将近年回忆所得,以及写“我与红军”时忽略了的许多事件,著作本书,俾读者对中共问题,能得到深刻的了解,这是我著作本书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第一编

人生体验的开始









第一章
我怎样加入中共
前清光绪二十七年(阳历一九零一年),我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哆村,幼时祖父母均健在,还有两个哥哥、一姊、一妹;父亲经营商业兼农业,母亲主持家务,家人和睦相处,家庭经济亦可称丰裕;我的童年生活是充满了温暖的。我七岁开始进入私垫读书,但我的个性好动喜玩,上学的时间很少。我家里有两支土制鸟枪及一支日本的川田步枪,九岁便开始学习射击,十岁已能打飞鸟;我的祖父抱着耕读传家的观念,在我兄弟三人中对我的期望最殷,因而对我的管教亦较严,常以我好玩懒读加以责备;我的父亲的观点则不尽同,他认为在此动乱时代,读书固属重要,但武事亦不可不习,对我打猎的行为并不阻止,还供给我所需的火药和砂子(土制鸟枪用的弹药)。我的身体原是稍带文弱,但我天天运动便日渐结实起来,成为我以后投身军旅的有利条件。
我童年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领导中国青年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大时代。当我稍懂人事时,则常从乡中父老们的谈话中听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奋斗牺牲的消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一个暮春的晚上,我父亲备了一席丰富的酒菜,招待一位刚由广州回乡的革命党人,他名叫龚土保,年约三十余岁,体格壮健,面目黧黑,是我同乡同宗人。他早年投入清政府广东的新军当兵,此次个人参加革命党广州起义,进攻两广总督府,失败后逃回家乡,乡人对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志士颇表尊敬,那天晚上参加晚餐的父老有十余人,席间这位志士详述广州起义的经过,当他讲述:革命党进攻总督府的只有百多人,每人手持两个炸弹,一支枪,奋不顾身的冲入总督衙门,打死了很多官兵,那些高级官员闻枪声后即跳窗逃走的情形时,在座各人非常兴奋。当他说到占领总督衙门后,敌人大队驰援,党人失败,死伤甚多,被俘的革命志士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情形时,各人都唏嘘叹息,甚至感动泣下。深宵席散,人人都抱着悲愤的心情分别离去。我当时目见耳闻,幼稚的心灵已激起了仰慕革命党人、痛恨满清政府的心理。是年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义成功,接着全国大多数的省份宣告独立响应。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由此起以阳历纪年),中华民国诞生,建都南京,孙文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这个大喜讯,很快的传到我们乡村,一时人人放下工作,奔走相告,同庆新生。我当日即跑到本村的灵武小学堂,参加集体剪辫,是晚我的父亲和大哥亦即将长辫剪掉,以示拥护国民政府之决心,乡人亦陆续将长辩剪去,自此,留辫的风气不复再现。
一九二一年春,我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收拾了过去放纵好玩的心情,专心致志于求学,以一年中的时间跳级完成三年小学的学业。一九二二年暑期,考入了乐昌县立高等小学堂,因我是全校学生中最年少的一个,甚得老师们的喜爱和关注,常于课余之暇,为我介绍课外读物和讲述时事,我的学业和思想也就得到了不少的启发,与时代紧密的联系起来了。
在高小读书这段期间,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崇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更关心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因为那时国民政府总统职已由中山先生让位与袁世凯,他的政冶措施完全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一度恢复帝制,虽旋即失败,但政权仍操在北洋军阀之手)。同时我读过汪精卫先生被清廷逮捕拘押于北平狱中所写的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五言绝句诗,这种悲壮激昂,视死如归的精神,使我对他发生无限的景仰!从这时起,我就认为:唯有中山先生和汪精卫先生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亦孕育于此一时期。
一九一六年夏,我在高小学校毕业后,即考入了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次年(一九一七),中山先生回粤,组织军政府于广州,我为急于参加革命行列,便投入粤军当兵,旋升班长,再调旅部副官。是年,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开办滇军讲武分校于韶关,我又考入该校接受军事教育。一九一八年七月,我患了肠热症,八月校长张桂监因见我病虽痊愈,但身体孱弱,需要较长时间调理,特准回家休养,该校亦于是年迁往广东之雷州,且因李根源曾经有过反对中山先生之嫌,我遂脱离该校。我在军校受训的时间虽不足一年,但因军校的教官多是保定军官学堂及云南讲武学堂早期毕业的军官,他们的教育作风非常严格;我的军事学术基础,就是奠立于此。
一九二零年冬,粤军由闽回粤,中山先生亦接着回粤,我便再回到原属部队(粤军第二旅)服务,充任第一营第二连中尉排长,该连连长邓鹏,行伍出身,作战虽勇敢,但文化程度很低,不注意训练士兵,我到职后,连队内的文书及训练部队等工作,都交由我负责。
一九二一年六月,部队奉命由粤开赴广西,途次梧州,邓连长调职,我升任连长。那时士兵对于革命,并无认识,他们以当兵为职业,且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思想,我为了加强他们的革命意识,常将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革命意义及革命军人保卫民国的责任,向他们讲解,颇收效果。
一九二二年二月,因丁父忧回家。不久,中山先生亦因陈烱明之变而离粤赴沪。至一九二三年春,粤、桂、湘、滇军讨伐陈烱明,光复广州,中山先生回粤后,我由朋友介绍,参加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迨至攻湘失败,退回广东北江,我便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我初期参加国民党军的生活,亦于此时结束。
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它的性质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它的性质是民权革命。当他在第一阶段革命时期,冒险犯难,竭忠尽智,以抵于成: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先知先觉的革命领袖。当时追随中山先生的仁人志士,亦无不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牺牲决心,在历次起义中,掷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他们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千千万万的有识青年所向往,卒于辛亥革命之役,完成革命第一阶段,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任务。可是这一胜利果实,末为全国人民所享有,反而被袁世凯及其军阀所夺去,使中国革命失败于成功之后。
中山先生为了贯彻其革命主张,继续领导第二阶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斗争。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对袁世凯破坏革命的窃国行为,无不深恶痛绝,我以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戍,跑进革命阵营中去,就是受了这种影响。可是当我厮身行伍之后,发觉这一革命军队裹士兵的思想意识,只知当兵食粮,服从长官,对于革命事业毫无认识,他们当兵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为了吃饭!当兵,变成了职业,他们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升宫发财。
一般的军官,多数认为“乱世出英雄”、“有革命、有仗打”,就有飞黄腾达和升官发财的机会。高级将领们,多数怀着拥兵自堆,投机取巧,希望能割据一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满足其个人权利之欲。大权在握,即将革命事业置诸脑后。例如:广西军阀莫荣新、陈炳昆、林虎等利用中山先生护法运动的机会,进入广州,旋即反对中山先生。广东的陈烱明,当他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后,在当时而论,他在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阵营中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不惜失去巨大的税收,严厉禁烟(鸦片烟)、禁赌,并且注重培养青年,廉洁自爱,不积私蓄。他的德政,为当时粤人所乐道。可是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居然于中山先生挥军北伐,胜利进军途中,控制广州,断绝北伐军后援,甚至当中山先生只身回粤,希图责以大义,盼其改变方针的时候,他竟称兵作乱,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迫使中山先生退出广州,因而破坏了北伐大计。迨至一九二三年,粤、桂、湘、滇军驱逐了陈烱明之后,才开始建立广州的革命政府,政治、军事等一切措施,才渐上轨道。
那时年青的我,亲身经历这些革命阵营中的风波,我的心内一方面庆幸自己未沾染到当时官兵的坏习气,仍能保持自己的革命纯洁精神,同时眼见革命阵营中的现象亦已日趋稳定,象征着革命的前途已露出曙光。但在自我庆幸的喜悦中,鉴于过去革命阵营中的动乱,不能不有所戒惧!而且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领袖间的关系仍不甚融洽;各省军队云集广东,且军纪废弛,毫无革命军队的气象,使人十分厌恶!似这样的军队,是否能担负起北伐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这一革命阵营,今后如何?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变动?这些问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不过当时我坚信中山先生必有办法冲破一切困难,领导我们完成革命事业。
我少年时期,不好交际,生活严谨,惟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在我任职攻鄂军广州通讯处时,我同县在广州工专读书的学生陈德钊、丘监志等,常在晚上或假期时来访我,每次和我谈论的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常送“新青年”、“向导”(中共初期刊物)等进步刊物给我阅读,使我对于陌生和怀疑的共产党逐渐的有了兴趣和认识。但我参加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多年,虽未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我老早巳以国民党员身份自居,因此,陈、丘两人虽屡次邀我加入青年团,都给我婉词拒绝了。
可是,我在当时,一方面因不满国民党军人的腐败,耻与为伍,另方面对将来革命出路问题又感到彷徨!
在不满现实的彷徨情绪中,使我想到陈、丘两人对我孜孜不倦的作“说教”式的游说时,都说:国民党既已有“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中共自是更进步的革命工作,与你的革命初衷,并无不合……等等辩论。我又觉得有其真理,于是我卒于一九二四年六月的一个闷热天气的下午,在广州市惠福路的一间楼上,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团。
我加入青年团后,被编入了工专学生的一个小组,组长就是陈德钊,他的年纪仅少我一岁,身材瘦小,两眼有神,对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惟头脑呆滞,处事无方。当时团员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就有一次小组会议,主要的是学习及讨论,研究青年团省委发下的油印课题,并检查各人对上次文件学习的心得。小组会议,每人均须提出报告,此外对于发展团员,亦为小组工作检讨之一。
团的支部会议,通常是每月一次,主要是政治报告,接着是讨论问题,最后是分配工作。
我在青年团有一年的时间,除了参加会议及学习外,并没有被派做其他工作,也没有介绍过同志入团,但团的同志都对我很好。
广东省青年团省委书记是中大学生沈宝同,他的年纪此我稍为大一点,眼有近视,身体不大好。他和我谈过两次话,态度诚恳,他要我多读些有关书籍,如“社会发展史”、“共产党组织原则”、“国家与革命”等等。他希望我能担当些更重要的工作。迨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沈宝同通知我,大意是:“党已经决定将你转为正式党员,并且即有工作给你,党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忐约你今天下午八时到办事处见面”。
我得到他的通知后,心情上有点兴奋,因为我即可参加中共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有一点恐惧!给我什么工作?我能否胜任?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终于在约定的时间,踏进广州市文明路X号的二楼。
一踏进客厅,我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岁,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壮健,脸有麻子的壮汉,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白线衫,白色的短布裤,满头大汗,正在近小骑楼的写字台伏案写作。我一见便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留法时参加中共的),也即是当时任广东省委的书记。他在初来广州时,为了要接近工人群众,曾亲身加入广州市人力车工会,常拉着人力车随街跑,与人力车工人生活在一起,到处找工人谈话,从而去了解工人,组织工人,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常为同志们所乐道。
我环视这个小客厅,面积不到二百平方尺,陈设简陋,有四张残旧的酸枝椅和一张长椅,厅中放置有一张酸枝镶云石面的圆台,四张圆石酸枝橙。
这就是很多要人来往会议,半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若非熟悉内情的人,见到像这样的陈设,就难以置信了。
我静静的坐在圆桌的傍边,面对着他,静候他的指示。他见我到了,立即就对我说:“你是龚楚同志吗?请稍候些时”。过了约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才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首先对我注视一遍,然后起来和我紧紧的握手,并即移坐在我的对面。
他很亲切的对我说:“龚同志!党已批准你转为正式党员了,你应该为取到这一资格而感到光荣!目前的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你今后的工作,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参加北江的工农运动。经过我们确切的调查,你的地位与人事关系,极适合这一任务,相信你必能完成本党给你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特别注意的事:要在工农运动中吸收勇敢的优秀青年参加党、团;建立与健全党、团的各级基层组织,使党的一切政策,都能运用党团的作用,得以贯彻实现;关于党团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依照党的政策,要适应客观环境,对每一件事,每一问题,决定适当的对策;并且具体分配给每一党团员工作,使全体党团员的行动言论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员都能确实的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掌握群众,使群众同意党的主张,跟随党的行动而行动,在群众中发生核心的领导作用”。
接着他又对我说:“你过去的情形我很了解,你是北江人,对于北江的地方情况,你一定比我明了,关于开展北江的工农运动,有什幺问题,尽管对我说”。
我说:“北江的民风纯朴,工农生活虽不算好,但比较安定,因此开展工农运动比较费力,不过我必努力去干,务求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
他听了我的答复,点头微笑表示满意,跟着他嘱咐我明天十时再来一次和组织部同志接洽并与省农会方面联络。
次日,我先到省党部见组织部同志(恕我忘其姓名),由他将一封党的介绍信及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证件交给我。组织部的同志先问我:“何日可以起程?”我答覆他:“待我办妥辞去军队的职务后,便可起程”。是日下午四时我就到百子路省农会去。
省农会的常委阮啸仙同志亲自接见我。他的身材瘦长,面目清癯,戴着眼镜,穿着一套白绸衫裤,态度安详而沉默,谈吐斯文,但缺乏热情,他的风度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
我们会谈的地方,是在省农会内左侧的一间长方形会客室,室内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日字台,台的四周放置有好几张日字台,他招呼我坐下。
阮啸仙同志似乎对我过去的经历不甚了解,他一开首就问我:“你以前做过什么事?”
我说:“我现在还是程潜军队里的少校参谋,驻广州通讯处的主任;现在接受党给我的任务要到北江去做农运工作”。
他听了有点惊奇,接着便问我“你曾否作过战?”
我笑道:“我当过排长连长,当然作过战”。
他又问:“为什么不继续在军队里工作?”
我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和安排”。
至此,他才露出笑容,显然很高兴!
他告诉我:“目前农运工作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及夺取乡村政权,但切勿操之过急。你作农运工作不过是暂时的,将来还要你做军事工作呢”。接着他便给我一封带给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的介绍信﹒并要我常常和他通讯。
我取得介绍信后,便向他告辞,这时他竟携着我的手步出大门,握手而别。
我回到住所,立即办理离职手续,并托朋友向程潜解释。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辞职被批准下来了,于是我就屏当一切,准备离开广州。
当我正在办理向程潜将军辞职时(六月十三日),广州市发生了一件事,许崇智的粤军及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将军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以极机密而迅速的行动消灭了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滇桂军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纪律最坏的,他们的高级军官在广州市及附近县市包烟(鸦片烟)、包赌,截留当局的一切税收,生活腐化,致使革命政府的税收无法整理,使政府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们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则到处奸淫掳掠,强买强卖,无所不为,广东人民视之加虎,怨声载道!现在一旦将之消灭,无不额手称庆。对于粤军及黄埔军官学校备极赞许。
黄埔军校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为了建设革命军队而创办的,并得苏联的支助。当时中山先生兼任该校总理,蒋介石将军为校长、廖仲凯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聂荣臻为政冶部秘书。校内的政冶部人员及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恽代英等均为当时的政治教官;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之中,有八十多人是共产党员,并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全由共产党籍的学生领导,目的是准备争取更多的学生参加中共,以备将来控制军队。但可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工作幼稚而又盛气凌人,不特不能争取得同学们参加,反而常拒人于千里之外,招致非共产党的同学反感。于是有教官甘乃光及学生贺衷寒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孙文学会”与之对抗,以致破坏了中共这一个重大计划。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是年冬又招编了两个教导团,准备为第二期的预备学生。一九二五年三月,东江消灭陈炯明的残部之役,统一广东,出力最大的就是这两个团;由此,黄埔军校之名大噪,而且成为以后蒋介石将军的军事骨干。周恩来后来在武汉及南昌暴动时期亦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迨至中共苏维埃政权成立及至延安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在中共阵营内已为数甚少了。以我所知是时尚存者有林彪、徐向前、萧克、黄震、张宗逊……等数人而已。
















第二章
参加农民运动
我自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之下,继上海“五卅”运动 ,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开始大罢工;紧接着六月廿三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反英的示威游行,又发生“沙基惨案” ,致造成了严重的省港大罢工风潮,这一次巨大的大罢工风潮,充份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尽管如此,因为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社会阶段,全国工人的总数,根据中共当年的调查估计,仅约为二百万人,以中国四亿人口计,它的比例,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从质量上言,中国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刚从农村跑到城市去做工,从农民转为工人,所此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实在少之又少。以这样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够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吗?
当我接受了参加农民运动工作的时候,我就考虑到农民问题。
中共的农运,开始于一九二一年,广东彭湃所组织的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有十万会员之多,在当地进行了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甚得农民所拥护,后来虽曾被陈烱明所摧残,但陈军失败后,农民协会又恢复活动。
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在汪精衞、廖仲凯的协助下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训所),由他自己负责,学生人数不到百人,以广东籍之知识青年为最多,如当时在北江做农运工作的侯凤墀、陈果强、李乐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张鼎丞……等,都是当时广东农训所的学生,我既不是农训所的学生,对于农民工作是否胜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难道我不可以做吗?我乃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据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展开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指出了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在于争取这个革命的彻底胜利后,把它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同时指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必须尽可能的组织农民,进行政冶及经济的斗争,因而必须普遍的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反对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这个农民问题,过去末为中共所重视,直至此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加以特别注意,但他们仍认为农民只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我当时觉得:在中国现阶段革命斗争中,他们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农民在数量上占全中国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现时各阶层各业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内,也多是农民出身,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参加,才有成功的希望,这是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无论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单命、民权革命或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脱离这一巨大无比的农民力量。
那么,要争取中国广大农民来参加现阶段这一“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农民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觉得我的任务极有意义,而且很重要。我对农民问题得到了这个结论,就怀着兴奋而又喜悦的心情,于六月廿一日乘搭粤汉铁路的火车赴韶关。是日下午五时到达韶关后即前往省农会北江办事处接洽。是晚与办事处负责人侯凤塀、卢克平及曲江农会负责人陈果强(上述数人都是农民部特派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我先到乐昌协助陈德钊开展乐昌县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并负责指导仁化县农民运动。
翌日晨早起程去乐昌,於晚上六时才到达了我的故乡——乐昌县城,便立即到民团局与陈德钊同志晤面。我们隔别了将近四个多月,又在故乡重叙,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胜。
当晚我洗过澡后,即与陈德钊同志同到一间小酒家吃晚饭,正是:杯酒言欢,畅叙旧情,并听他叙述过去的工作情况,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独雇小舟,回家省亲,稍事勾留,即回县城。是夜我和陈德钊同志应乐昌民团局长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对我回乐昌工作,表示极为欢迎,允以全力支持,并要求我利用时间为他整训现有之民团,以为将来革命之用,他这种无私精神和诚恳的态度令我感佩。
李局长虽是前清拔贡,伹思想开明,当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就是党员之一,被派来乐昌发展组织,又曾任乐昌民选县长,卸任后,便留在家乡,因他是本县大绅,具有实力,外来官吏皆必须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持地方治安,故任本县民团局长有年。後来乐昌农民协会的发展,赖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区横亘着五岭山脉,位连湘、赣之边,这一带大部份是起伏不断的山峦,地形险要,由赣入粤,经梅岭关至南雄,沿浈江南下;由湘入粤,经蔚岭关至乐昌或经坪石,沿武水南下至乐昌;浈、武两水汇合於韶关成为北江,故韶关为北江之枢纽,从来为军事要地,现虽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但仍不失其军事要地之价值。
北江农民都具有中国农民的劳动朴实的品质,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因为土地并不肥沃,而耕作技术又十分保守,所以长年都生活在穷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饭和杂粮,穿的是破烂布衣,住的是泥土筑成的古老房屋,中国传统的“乐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发地从事一项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动。
北江的可耕地面积很少,而且很分散;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数很少,多半是十亩至五十亩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普通农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中国社会的变乱相袭,农村的经济破产,正如中山先生所说: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而已!
少数的豪、绅是农村中的特殊阶级,他们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朋比为奸,把持着地方政权。国家的粮赋和捐欵,全部分派给小商人及穷人负担,他们不愿拿出分文,还要从中窃骗。属於人民大众的教育基金、义账基金、积谷基金等等,他们可以随意侵吞,巧取豪夺,纵情浪费。农民稍有异言,小则破产,大则亡身。同时,有些劣绅,常在乡间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争讼,使人倾家荡产,而他们却从中渔利,藉此来增加他们在农村中的权势。至於放高利贷和藉故强夺民产……亦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农民耕种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将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缴纳给地主作田租。每逢节日还要送礼孝敬地主,有时还要无条件为地主义务劳动。许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们剩余的粮食和金钱,在青黄不接的夏荒时候,将粮食或相等於粮食价值的金钱,作高利贷贷放给农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时借一担(一百斤)谷子,秋收后即要还一担半(一百五十斤),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等於贷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贷欵,年息亦达百份之三十六以上。农民终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谷物,除了缴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无几了。
农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这首充满辛酸血泪的歌詞,正是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好写照。
农民在秋收后,必须以收获的谷物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火柴、布匹等。因为运输困难,农民无法将谷子运送到城市中去售卖,而且穷苦的农民很少有储藏粮食的谷仓,只好忍痛的卖给附近的豪绅地主及收买的小商人。
贪婪的豪坤地主们,利用他们的金钱势力,故意压低谷价,大量收购廉价的谷米;到夏荒时,又以超过原价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无钱购买的农民,只好忍受着高利贷的剥削,这样循环下去,许多农民便成为终身负债者。他们的劳动力也永无止境的被剥削下去了。
农民并不心甘情愿的忍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巳隐伏着愤怒和怨恨。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革命性与组织性,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冲击起他们内在的反抗意识时,他们不可能也无力量来掀起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曾发生过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是每一次的农民革命运动,都是由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首先发难,并不是农民自己所主动;北江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这一阶段中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所包办。中共老党员林祖涵,当时便是中央农民部的部长,中共为了实际掌握广大农民,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要,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那便是:“反对豪绅地主压迫,厉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为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这些动人的口号,虽然当时农民运动的手段还温和,但在农民看来,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北江区包括了清远、英德、佛岗、曲江、翁源、南雄、始兴、乐昌、仁化、乳源、连山、连县、阳山等十三个县,全区的工作领导由设于韶关之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负责,北江办事处由负责曲江盟运的候凤埠、卢克平等兼顾。北江的工作重点放在粤汉铁路沿线之清远、英德、曲江、乐昌四县,为了工作的联系,各县农运之特派员,每月均定期到韶关开会一次,北江的农运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开了。
广东农民协会的组纯系统是这样的:省农会——县农会——区农会——乡农会——村农会
农民入会时每人缴交会费银圆二毫,入会后由县农会每人发给铜质证章一枚,作为会员之凭证。
各级农会均有会旗,旗的大小代表农会的等级,旗的特征是旗杆尖端的红缨之下,有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这一小红旗约等于大红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红旗下面便是大红旗,旗的正中绣有一张中国农民惯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红白相衬,互相辉映,鲜艳夺目,红是象征革命热情,白是象征纯洁无邪,它的标志,很明显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红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产党。
乐昌农运工作,陈德钊筹备了三个多月,仍是“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附设在乐昌民团局内。民团局本来是豪绅地主操纵地方武装势力的指挥部,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虽然乐昌县民团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李傅楷局长思想进步,他不特不反对革命,而且赞助革命,但农民协会的招牌挂在民团局内,难免不使人发生怀疑。同时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乐昌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觉得以乐昌纯朴的民风,若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机关去发动工农运动,人民会畏缩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贤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点,陈德钊同志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都徒劳无功。为着要迅速展开工农运动,我觉得必须首先组织国民党,成立乐昌县党部,从而掌握住这个国民党部,利用国民党名义,以推动工农运动,这样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经过慎密的考虑后,立即约同乐昌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博楷及陈德钊等发起召集地方各界举行一次组织国民党筹备会议,适於此时,乐昌籍在广州读书学成归来的学生丘剑一、朱节山等(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正好共同参加这一工作。
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七月二日举行,出席的有二十余人。会议由曾县长主持,李傅楷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自中华革命党改组后,乐昌党务即已解体,现在龚、陈两同志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乐昌工作的,关于本县组织国民党及成立县党部等项工作,自应急不容缓……”。我继即说明: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虽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诸先生继续领导,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迈步前进,俄国政府亦仍继续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国民党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革命而努力奋斗。
经过大家热烈发言之后,即席选出曾昭声、李傅楷、朱节山、陈德钊及我五人为筹备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纷纷登记加入国民党,并分别负责微求党员。旋於七月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出席的党员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选出:朱节山为常务委员,曾昭声、李傅楷、陈德钊、谭军略、龚无害、丘剑一为委员,我为监察委员。乐昌县党部即日宣告成立,并以乐昌公局为中国国民党乐昌县党部的会址。
此次选出的党部委员除曾昭声、李傅楷外,其余的均是共产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且在会后在国民党员中我们又吸收了四个青年团员。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之后,我们就积极展开群众运动,由朱节山负责学运,陈德钊负责工运,我负责农运,丘剑一、龚无害负责党务,谭军略协助李傅楷整训民团,以加强民众武装力量。从此县党部便给我们掌握住了,为我们所利用了。
关于乐昌农运工作之开展,我们首先遴选了知识青年李光中、杨高林、谢××(以后被杀〉参加工作,按着又有白铎声,李家源两位积极分子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粗布短衣,深入到农村去,先找寻一两个农民作个别谈话,继而发动十人至二十人作集体宣传,每到一村均注意吸收积极的青年农民参加工作,并告诉他们怎样组织农会,怎样造名册,向他们宣传参加农会的好处。
我们组织农会首先是成立村农会,有了两个以上村农会的地区即筹备成立乡农会,若有两个以上乡农会的地区即成立区农会,由于农民的热烈参加,所以农会很快的普遍发展起来了。
当农运开始时,有些狡猾的豪绅便想加入农会,企图从中操纵,但为农会所拒绝。另有一部份老成持重的较为富裕的农民,对农会则心存观望,所以农会的会员除少数系知识青年之外,其余绝大部份都是贫苦农民。农会成立之后,乡村政权便落在农民手里,他们就实行减租减息运动。以前心存观望的农民眼见农会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便要求参加农会了。那些豪绅地主们,因权力被剥夺自然是大表不满,但他们面对着庞大的农民组织力量,却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有任何行动。乐昌的农运因而得以和平发展。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至一九二六午三月,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中,全县成立了八个乡农会,五十七个村农会。
工运方面,也成立了船员工会、店员工会、理发工会等。
乐昌县全县人口约十五万人,加入工会和农会组织的男男女女达二万余众,无疑的,共产党的势力已遍及到全县每一个角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广东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议地点是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我被指定出席这一次大会。
代表大会由陈延年、任卓宣、沈宝同等主持,会议连续达三天,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保持与国民党紧密合作的革命联合阵线,特别是组织及团结广大工农群众路践外,并指出了过去一年来团的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如“只注意学运,忽视了农村青年工作”等等。至于决议案中主要的有“开展农村青年运动,吸收青年农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
大会结束后,我本来是以国民党乐昌县党部代表资格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党第二次全国内表大会的,只可惜我病了。所以没有出席这一次大会,至一月中旬我才病愈返回北江。
仁化县的农民运动,原有仁化县籍的工作同志蔡正文负责,但由於该县国民党党部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所以工作受到阻力,致使成绩不大理想。
我於二月初前往视察,当时该县只有附城及董塘两个乡农会,该两个乡农会拥有十二个村农会。我们经过一番检讨,认为农会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固然是缺乏干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住国民党这块正统招牌,亦为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遂由各乡村农会选拔优秀青年出来,分派赴长江、扶溪、城口三个大乡推动工作。我随即与蔡正文同志亲到董塘、石塘一带乡村分别召集村农会大会,并分访当地知识青年,连开明地主也去接触。我们争取了不少知识青年参加工作。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最难忘,就是石塘村李家一位大地主,他拥有步枪二十余枝,并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一座,他竟慷慨地无条件的全部献给农会使用。对於减租、停息,他也首先实行,似此开明地主,可说是极之罕见。
当我离开仁化返回乐昌之后,仁化董塘乡农会的农民则积极起来向地主实行减租及停止付息,因而与该乡沥连村之地主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我见情势严重,二月中旬,遂赶赴仁化,协同该县刘县长及该县国民党部常务委员刘玉堂进行调解,尚幸双方均肯让步,冲突事件总算平定下来,但已种下后来互相屠杀的恶果了!
二月底,我们在北江办事处检讨工作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掌握住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则工农运动较为顺利。因此,我们要求各县工作同志在工作中必须尽可能的以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分化国民党内部,争取掌握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控制权。运用这一策略,后来在各县都能得到相当有效的工作成绩。
广东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至一九二五年底,组织工作已全面展开了,惟农军的编组,尚停留在准备阶段,广东省农民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始派来了一位黄埔军校姓朱的第一期生(梅县人),带同黄埔生李资等到韶关筹办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以造就农军初级干部,由农会北江办事处通令各县农会选派优秀青年送入该所训练,各县农会接到通令后即发动青年热烈参加。於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期学生入学,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人。原定训练计划为期一年;但因各县农军编组急需干部,乃提前於是年十月底毕业,毕业学生即分派至各县充当农军初级干部。第二期的学生亦於十一月一日开学。
关于农军的编制,以分队为最小的单位,由八至十二人编成,每村编一个分队至一个小队,每乡编一个小队至一个中队,每区编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大队为农军编组的最大单位,受县农会军事部直接指挥。
农军的训练:已编入农军士兵的农民,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训练,因为各地环境不同,总以利用农暇时间为原则。以乐昌而言,农军的训练时间,是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星期日下午四时至七时为集训时间。
农军的训练科目:着重于射击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分别战斗教练。
农军的装备:初期接收了各乡村民团的武器——步枪,这些步枪种类复杂,包括有德造七九、粤造七九、六八,日造六五(三八式)及川田式等旧式步枪,每枪子弹不足一百发。因枪枝数量极少,每分队仅有二、三枝或四至五枝不等,平时集中於村农会,训练时轮流使用。
农军的任务:初期接替了地主豪绅的民团,维持地方治安,但与民团相反的是它专反抗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的镇压活动。
乐昌的农民自卫军,如上述的情形组成。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编成了八个中队(约有一千人),另外还有乐昌民团局一个中队,配备有德造七九步枪六十枝,驳壳(盒子炮)手枪四枝。
其余北江各县,如:清远、英德、曲江、仁化,均有相当的成绩。
七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召开全省扩大会议,我偕同乐昌县农民协会代表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出席参加,这次会议开了五天,陈延年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说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北伐军已开始胜利前进,国民革命已进入胜利阶段,但我们必须更加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破坏,确保与国民党的民族革命统一阵线的团结。继由省农会罗绮园报告全省农会的概况。然后由阮啸仙、任卓宣等分别轮流主持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农会,扩大农军编组,实行减租减息等等问题。
大会结束后,罗绮园约我於是日上午十时到省农会谈话,我依时到达省农会时,他巳与阮啸仙同志坐在会客厅里候我,他们一见到我,便起来和我握手。
阮啸仙同志喜气洋洋的称赞说:“龚楚同志,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很好,现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领导海陆丰农运工作成绩顶好外,要算你们北江的工作最好了!你们的工作成绩,连我们省农会直接领导的中区各县农运都此不上哩!”接着又说:“罗绮园同志是负责军事部的,关于如何武装农民,如何扩大农军组织,如何争取时间在最短的期间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因为你是军人,对於这些问题比较熟悉,所以罗同志特地约你来研讨。我因有特别的事要辨,请于罗同志详细具体地作出决定性的研究”。他说罢便走了。
罗绮园身材短小,年约三十余岁,有深度近视眼,脸色白晰,态度严肃,样子是个文弱书生。他当时很郑重的对我说:“自今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中山舰事件 之后,接着国民党於五月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方案 。主要内容是:确立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规定跨党的党员不得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级职位,各级党部委员人数亦不得超过三份之一,致使本党同志谭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辞去部长职。目前本党的对策是: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打击右派。至于将来的演变如何,甚难预料。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积极武装工农,尤其是扩大农军组织,以最快的步骤训练成为劲旅,随时准备应变......”。
我当时很率直的答覆他:“发动农民参加农军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有三点:一、枪械缺乏;二、军事干部太少;三、没有政治干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械弹补给,我问他:“能否请俄顾问鲍罗庭转请苏联供给?”他说:“此事己请求过了。但苏联方面因不愿意开罪蒋介石,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所以农军枪械惟有由各县自行想办法购买来补充。至于军事干部,可加强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政治干部可商请驻韶关的国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协助筹办训练,因陈师长是国民党左派,与我们有紧密的合作,他一定能够协助。我今天就写信介绍你回到韶关时和他接洽,该师的政治部主任是本党同志,一切事情你不妨多与他商讨”。
我和罗绮园的谈话至此结束。是日,我带着罗绮园的介绍信,返抵韶关便与陈师长会唔,经过几次商谈,他对于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问题,一切人力物力及经费等都肯负责,但学员则须由我们北江办事处选送。关于农军械弹问题,他亦答应尽量设法。
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得到陈师长的帮助,由该师政治部负责,於十月开办,第一期学员有二百人。这些学员后来都是农军的政治干部。北江农军的组织由此逐渐建全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是国民革命军由广州从事北伐的时期,除第一军入闽外,其余所有第二、三、四、五、六各军均经韶关、乐昌入湘。当时粤汉铁路南段,仅由广州通至韶关,军运可利用火车;由韶关经乐昌入湘,既无铁路交通,亦无可行汽车的公路,北伐军均由陆路徒步行军。国民革命军连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他们多是黄埔军校政治科出身,而且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行军时都先行发动群众,而各地农会亦自动地踊跃的帮助国军运输军需粮食,农军负责保卫后方治安,使北伐军无后顾之忧,顺利北上;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亦很快的传播到后方,振奋了民众的革命情绪。八月初,蒋总司令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北上,道经韶关乐昌,我便发动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蒋总司令及加伦将军,虽是戎马悾惚,亦很欢愉的出席群众大会,接受民众的欢呼。那时的蒋总司令,身穿布质蓝灰色戎装,精神奕奕,当他向群众致词时,简短而有力,使民众不断的欢呼,掌声雷动!
这种军民合作,连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所未有过的现象,在这种民气沸腾的时候,我们便号召民众支持北伐,武装自卫及购买枪械,充实装备的工作。这一号召,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乐昌各乡村农会,均将往日豪绅们用于祭祀、酬神的祠堂、庙宇公款,提出来作为购买枪械之用。在这期间,乐昌发生了两件很不愉的事件。一是民团局长李傅楷在坪石镇被湖南大土匪胡凤璋杀害,丧失了一个国民党老同志。二是乐昌县长曾昭声被调职,亦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合作得来的开明行政官。最后,选派了一个腐败的刘应福来接任。
新来的乐昌县长刘应福,云南人,年约四十岁,身材短小,脸带黝黑气,一望便知是个抽大烟的烟精,唇上留有短胡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时不断的溜动,令人一见而知是一位工于心计的狡狯之徒。他于接任视事后约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县府衙内容厅,设宴招待我们,我们应邀到达后,他即将所珍藏的书画给我们欣赏,表示他是一个风雅的饱学之士。按着他便举杯劝酒,态度诚恳,状极愉快。那天我适患胃病,他发觉后,立即请我随他进内室,室内设有吸鸦片的烟床、烟具,对我说:“我备有上等云南的枷楠烟膏(枷楠是一种名贵的止痛提神中药材),你睡下抽两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时正值年少气盛,而且生平最讨厌抽大烟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对他说:“刘县长,我们都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烟是最腐败的行为,你这番善意,请恕我不能接受,同时我还希望你能戒除这种恶习”。当时他不但面红耳赤,而且怒形于色,但眨眼间又脸带笑容对我说:“你的话很对,我对此并无嗜好,不过备以疗疾而己,我们还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种怒而反笑,恨而反亲的奸滑态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维持着和洽的气氛以至席终。但是,刘县长则对我怀恨於心,由此就种下了祸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想起了今天对刘县长的态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因为他要我抽大烟的动机是善意的,他虽然不是什么革命同志,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到底是一个县的行政官,我不应该以对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何况我们正想利用他,我这样的伤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将来对自己和乐昌今后的革命工作都会遭到不利影响,一念及此,甚感后悔。但我却没有设法去弥补这次过失,当时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将此事宣扬,只是和他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谁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乐昌农会同志杨高林、薛仰圣同到广州购买枪械,随身备有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证件。我们到达广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馆,向第六军后方买得粤造七九步枪二十枝,子弹二千发,正准备於次日乘粤汉路车北运。讵料我们睡至午夜,突遭广州市公安局的侦缉和警察所的拘捕。当时我们曾出示证件和说明身份,但他们竟置之不理;当晚即被拘禁在严重罪犯的监狱内,且禁止对外通信。
我们三人被拘禁的监狱,是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室内设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个犯人住着,我们每人分配得一个床位,空气污浊不堪。在愁容相对时,我们研究这次被捕的原因,怀疑到是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行动,要取缔工农武装的政策。我们这种忖测,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们的命运很可能会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恐惧,大家皆泰然处之,静侯事件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便是三天。三天后上午九时,突然有个警官到来释放我们,并请我们到督察长室去,当我们踏入督察长室时,即见到省农会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长同坐在一起,他见到我们便立即站起来,督察长分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以误会两字向我们道歉。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出公安局,即与我的同志到省农会去。
对於我们被捕的事,省农会罗绮园同志对我说出了真相。他说:“这件事是乐昌县长刘应福串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搅的,他们通知公安局,指你们为运械的罪犯,局长不查真相,便将你们拘捕了。后来公安局发觉你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便即通知农民部及省农会,我就去民政厅找陈树人,陈即通知公安局放人,这才将你们释放”。
他又告诉我:“国民党内部,自今年五月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后,造成了蒋介石将军独揽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实相符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他充份表现出军人的独裁作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对他不满。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各省市党部代表,曾在十月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们一致反对张静江,主张欢迎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国民政府,藉此来压制蒋介石。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党联合左派,打击蒋介石右派的政策,已获得初步的胜利。关于本党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及三月举行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均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整理方案又采取了忍让妥协政策,致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中央大表不满。特别是广东省委会同志,如谭平山、陈延年、彭湃及我们等”。
他又告诉我“目前我们不仅要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争取农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并且应该抓紧北伐时机增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准备夺取广东政权。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握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提高农民的斗争情绪,另方面要加紧扩大及训练农军,随时候命行动”。
我听了他这一席话,觉得他们对农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因当时的农军,人数虽多,但械弹缺乏,且未经严格训练,等于乌合之众,用作镇压豪绅地主则有余,若与正规军作战,实在言之过早。
我稍加考虑后即对他说:“现在的农军无论装备、训练、干部等等问题,均未到可用之时,请你注意并设法补救”
他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对我说:“这是你不相信民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须知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动夺取政权,何况你们已将民众组织起来,也编成了农军,你应该坚定的依照我们的指示,领导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切勿畏首畏尾,贻误革命事业”。
他这种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来,因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服从的重要性,我只好说:“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见我不再反对,就送我出门,说声再会,握手而别。
我回到寓所,便将罗绮园对我的指示向杨、薛两人作了一次简短的传达,并对他们说:“广东的上层领导同志,心理上已有夺取广东政权的积极企图,但在行动上则没有切实的加强工农的武装,徒托空言,於事无补。我们回去必须加紧准备,否则,将来可能遭到重大的损失”。
他们听到省农会对农军的枪械无法补充,要自己另想办法,表示失望,但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满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们三人带着买来的二十枝步枪和子弹,乘粤汉车返回韶关。
翌日,我去拜访陈嘉佑师长,请求他抽拨三百枝步枪以装备乐昌农军,并申明给予相当代价,将来北江农军在革命战争中亦必受他领导和指挥。他听了高兴之极,立即命师部军械处长将库存旧步枪中挑选了二百五十支精良的和二万发子弹给我。只收了我们三千元银洋。
有了枪不愁没有人,我们立即由乐昌调集了二百名徒手农军到韶关搬运这批枪械,并发给各乡农军使用。
自此,北江的农军便日益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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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57

第二编

宁汉分裂至国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
我们先看北伐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动态:
北伐军主力,自入湘以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长沙,七月卅一日进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占领汉口、汉阳,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蒋总司令直接指挥,于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东路军何应钦,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继即向浙江推进,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占领杭州。
长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军第二、六、七三个军沿长江向南京推进。安徽省督办陈调元宣布投向革命军,程潜统率二、六两军于三月廿四日占领南京。
上海方面——当北伐军进迫上海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廿一日实行总罢工,以响应革命军,并与上海直鲁联军进行激烈巷战,廿二日直鲁联军退出上海,北伐军于廿三日进占上海。
自北伐主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俄顾问鲍罗搓,偕同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起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及国府代表名义筹备迁都事宜。并于十三日成立“国民党中委及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办理建都工作,广州国府于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办公,由谭延闿代主席及张静江率领国府职员于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迁都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但蒋总司令觉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庭策动之下,已有迎汪压蒋之势,乃于一月三日电武汉中央要员,主张国府暂设南昌,以便于领导军事工作,及将来建都南京。并于一月十日亲至武汉,企图说服各要员移驻南昌,但当时各人民团体,已提出迎汪复职的口号。所以他此行未有获得任何效果,遂于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迁都之争演变而为党权、军权之争。
蒋总司令鉴于当时的政洽环境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形势对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于是由三月十一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卅一日枪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党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党部及总工会;福州、安庆等地亦先后发生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开摧毁共党行动,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清共运动,并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一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一、七两军所有中共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均被清除。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于三月问率其助手离开总司令部赴武汉,转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最先占领南京的二、六两军于四月初被七军及一军之一部份压迫退出南京,蒋总司令便于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驻南京,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于是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形势。
汪精卫于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合作,声明中有“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团结合作的苦心,于此可见。
四月十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变消息传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多表愤慨!汪精卫便即提出“讨伐蒋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的口号。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罢免其总司令职,于是宁汉分裂已趋表面化。
广东中共早有伺机夺取广东政权的企图,至国民党蒋介石右派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便加速了我们的行动准备。
当时留守在广州附近地区的国军右派部队,计有:李济琛第四军的十一师及十六军范石山两个师和河南区李福林第五军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关北江办事处突接到广东省农军指挥部的密令,大意是: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反共,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广州的李济琛是蒋的心腹,必执行蒋的反共路钱,因此我们以夺取广东省政权为目的,作战部署如下:
一、以驻韶关的陈嘉祐师为主力,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进攻广州。
二、各路农军的指挥如下:东路指挥彭湃、南路指挥黄学增、西路指挥周其鉴、北路指挥龚楚、广州市工人武装及中区各县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三、各县农军,必须于廿日接近广州郊区待命。
四、各路军立即派员来省农会连络。
该密令署名是广东省农军总指挥罗绮园。
我接到这一命令后,立即由北江办事处通知各县农军紧急动员,限于十九日到达粤汉路沿线集结。并于十五日九时赴教导师请示陈嘉祐师长。他对我很干脆的说:“我早就知道必有这样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来,我驻清远琶江墟的一个团,今晨已开始向银盏坳、军田(距广州五十华里)推进,另两个团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广州约九十华里),并准备继续推进。你们农军须于十九日到达新墟附近(距广州三十华里)。关于运输问题,我于十九日早准备火车两列供你们使用,请即派员来师部参谋处连络”。
我告诉他:“我们已通知各县农军依期集结,但我须立即返乐昌集中农军,准于十八日,回到韶关”。
谈话后,我即离开师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农军集中,十六日返乐昌。
当我正在调集农军时,十七日黄昏,又接到罗绮园的急电,要我星夜赶往韶关商讨北上事宜。这时,韶关边界的八卫排,有豪绅武装四百多人,占据在回头岭上,深沟高垒,防备农军进攻;并设卡在武江边检查来往船只,勒收行水。农军同志关心我的安全,他们都劝我从陆地绕道前往韶关。但为时间紧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时期,遂决定利用夜间乘小舟冒险偷过回头岭敌方哨位赴韶关,随行仅带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只八小时便到达了曲江;在北江办事处和罗绮园晤面时,他立即告诉我:“广东的李济琛于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动员广州全部军警分别围攻所有与我们有关系的省党部、省农会、工会及一切革命机关团体,被捕被杀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分子不知其数!陈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农会负责同志因多在郊区动员农军,或可幸免於难,当时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镇)粤汉路工人纠察队里,幸得粤汉铁路局闻变即通知我们,於是立即率部退至军田与教导师部队汇合,并即与陈师长联络;局长主张我们立即回韶关共商今后行劲。我和陕嘉佑师长会商后,决定北上武汉,与国民党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们党中央现亦在武汉,陈嘉佑师长要请你来共同商討北上计划”。
我听完了他的说话,立即和他到师部与陈师长商议有关北上的问题。
陈嘉祐师长对北上问题,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见。北江农军编为一个联队,由我任联队指挥,谭军略为副指挥,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仍由罗绮园直接指挥,工农军的一切给养概同教导师官兵待遇一样,龚楚同志即携带二千元随同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生先上乐昌,准备于廿一日前完成行军准备。
我于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雇了两名农民,带着二千银元随同北江政训班学生,步行至桂头(距乐昌县城六十华里)。政训班学生在此宿营,我因见时间尚早(下午一时),乃在桂头雇一只小渔舟,化装成渔人,冒险上乐昌。经过回头岭时,因船细人少,未被检查而通过了。方自庆幸之际,不料船行至距离乐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风洲,突然从后面追来了五条大汉,人人手持驳完枪,大声吆喝停船,抓住背缆船夫,将小船拉至右岸。这时,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没有武器携带在身,无法抵抗。这五条大汉一上船,便将我们捆绑,威迫船夫将船开至江中麻风洲,准备在麻风洲上将我们劫杀。船靠了岸,我们像待死的囚犯,静候死神的来临。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来了救星。一队武装农民巡逻队沿河岸迎面而来,他们都认识我,见我被匪徒劫持,即向匪徒开火,匪徒见情势不佳,丢下我们仓皇而逃。
原来在这期间各地巳进入紧急状态,乐昌农民已经动员起来,分别组成了武装巡逻队,巡守各交通要道,防范反动地主的进攻,是以我们得到他们的营救。
赶至乐昌县城,我们仍通宵达旦的进行各种有关农军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乐昌、仁化、清远四县农军,全部集中在乐昌。
我向全体农军阐述了当前广东的形势:“国民党左右两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汉,广东的李济琛走向右派,在广州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行动。目前,教导师即要北上武汉集中,我们为了保存广东工农武装实力起见,所以也决定追随教导师陈师长及我们的总指挥罗绮园同志北上武汉,我们这次退出广东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但各位如有因家庭关系或有其他各种困难不能跟随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们可以在此作出决定,向你们的队长报告,各县队长请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名册送到指挥部”。
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各县农军队长就立即分头办理参加北上的登记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农民不能参加北上,志愿参加北上的计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们将这一千一百多人编成了三个大队,枪枝子弹都很齐备,士气也很旺盛,整装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罗绮园同志率领着农军、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北江政训班学员等,共一千六百多人,于拂晓时踏上征途。那一天,细雨霏霏,天气阴暗,更增加了官兵们的离情别绪。行军中,我们静寂的前进。是晚队伍宿营于九峯桥(乐昌县北),又有仁化县的农军三十余人赶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翌日,越过天险的蔚岭关,不久便进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后二时即抵达郴州,是日天朗气清,官兵精神稍佳。当我们抵达郴州时,郴州的工农群众数万人早已集合在一个广濶的会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慰问,顿使全体官兵们精神振奋!
群众大会结束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同志向我们报导有关当地的情况,他说:“长沙驻军何健部团长许克祥,于廿一日发动反共政变,将长沙所有与我党有关之机关及工农团体围攻,杀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甚多(中共后称为马日事变)。现正向长沙外围各县展开行动”。接着他向我们建议:“为了慎重起见,你们最好俟教导师到达后,再行计划北上”。
我们闻讯之下,不胜愤慨。但又有点高兴,因为国民党这个大集团内部,已经划清界綫,分清左右,敌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后我们和国民党左派合作,使这一民族统一战綫,更能团结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业。
当天晚上,陈嘉佑师长已抵达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决定将师部及该师主力进驻衡阳,一部留驻郴州,工农军进驻耒阳整训。
我们到耒阳后,便将队伍从新整编,把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及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均编入农军联队之内,政训班学员除大部份由教导师调去参加该师政治工作外,其余三十多人即分配到农军中各大、中队担任政治工作。从此,农军的管理与训练都较为便利。同时并与耒阳的中共及群众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
那时,耒阳的工农,正在积极的加紧建立武装,准备对抗许克祥及地土豪绅的进攻,但枪械甚少,到处都见有梭镖队、大刀队。
他们见到我们农军的装备整齐,又欢喜又羡慕,异常欢迎。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奉师部之命,移驻永兴县城。师部亦于此时奉武汉方面之训令:将教导师改编为第十三军,农军亦改编为十三军补充团,以龚楚为团长,李资为副团长,并发给军服每人一套。官兵一闻此讯,登时议论纷纭。当时乐昌籍农军一部(约四十人)提出反对,要求回乡,经我几番劝导,均难阻止去志!遂由大队长薛仰圣率领回乡。
但是彼去此来,在这期间又陆续有乐昌、仁化的工农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绅的摧残和压迫,赶来归队,据他们报导家乡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乐昌县长刘应福于农军北上后,即滥捕了三十余人,三天内枪决了商会主席周X、理发工会主席郭X、附城乡农会主席谢X、坪石镇李家泉等四人。现仍向各乡搜捕农会分子,我的家里也被搜查,所有值钱的东西及书籍全被没收,但没有捕人。
二、仁化县自农军撤退后,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进攻,经过两次混战后,大部份工农积极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领导下,退入石塘水寨据守,反动武装,屡攻不下,第四天由韶关调来了范石山部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围攻水寨。当他们来时仍在战斗中。后来该水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卒因粮食断绝,才被攻陷,工农群众死伤百余人,被俘妇孺百余人,有武装的即突围逃上大山(雉鸡山)继续打游击战。
我们听到家乡这些不幸消息,均异常悲愤。但对那些平日有思家观念和意志动摇的农军同志却坚定下来了,他们打消了要求回乡的意念。我则因老母无恙而稍堪告慰。
时间大约是五月十日,我们奉命经长沙抵达武汉,驻於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园内。
“春草堂”花园,面积很大,占地约有五十亩以上,园门“春草堂”三个大字,系出诸康有为手笔,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花木繁盛,并有几座平房,足敷一团人之营地,居住环境好极了,但缺乏操场,训练部队须在园外公路上,斯时正值春雨连绵,路上泥泞难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们的番号虽然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十三军补充团,但党(中共)和政府(国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广东工农军,所以特别关怀,发给了我们慰劳金一万元(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央纸币)及每人内衣两套,顿使全团官兵皆大欢喜!
当时中央纸币的价值是与银洋(大洋)平兑的,但那时因武汉中央纸币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响,且因军费浩繁,而税收又短绌,币值影响了社会的物价。武汉工人因此纷纷提出要求加薪及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劳资的对立日趋严重,因此使工业生产陷於半停顿的状态中。由於币值贬值所影响,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铜币,原是每元中央纸币兑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兑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时银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财政已趋于不稳定,经济亦开始陷入混乱状态。
军事方面:当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国府(武汉)原拟先行东征讨蒋,稳定武汉后,才再行北伐,但此议为加伦将军反对,同时北京张作霖大军正由京汉、津浦两路南下,企图分攻武汉、南京两地,迫使武汉、南京双方不能不暂时放弃敌对行动,各自分头北伐,迎击张作霖。结果,两方面都将敌军击溃,津浦线南京北伐军北进,占据徐州,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与由陕西东下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张作霖部败退至黄河北岸。于是陇海全綫为北伐军所控制。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方面,正当北位军在前方苦战之际,国军夏斗寅趁武汉空虚,于四月十四日发动潜袭武汉事件, 接着长沙许克祥于发动“马日事变”后,深知湖南农运过火,便逮捕地主豪神,游街示众,尽情侮辱,任意屠杀,连革命军官家属都不放过,一样照拉照杀,甚至连中共高级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杀戳。武汉工人运动亦趋激烈,工农群众这种无原则的激烈行动,已闹得如火如荼,无法收拾,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民心动摇,特别是对唐生智部的湖南籍军官影响至大,因为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离乡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战,而家乡的父母妻子则惨遭农民的屠杀或侮辱,试问谁无家室之想?于是军心动摇,影响士气甚大!
在这时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拥汪反共。顿使各军对中共日渐离心。造成这种严重事件,当然要中共负全部责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虽曾一再通令各省共党组织及工农会组织禁止侵害军人家属。但湖南农运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他根本就反对党中央的指责,不承认湖南农运有过火的说法 。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党中央都无法纠正。继之即发生军人叛变事件。
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原亦不满蒋氏所为,也受各地过火的工农运动所影响,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种种压力,就呈现不稳状态,致令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亦渐动摇,以至影响全局。
我们自到武汉后,罗绮园即离开部队,自居汉口,当时我只是一个中级干部,对各方情况不明,故经常奔走于汉口、武昌纸坊(十三军军部驻地)之间,向住在汉口之彭湃、罗绮园及陈嘉祐军长等连络,以探听消息,至六月初,国共关系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罗绮园郑重的告诉我,他说:“汪精卫已动摇了!唐生智已宣布拥汪反共,现在我们可靠的部队,只有廿四师叶挺部,十一师周士弟团,武汉警备团。张发奎或不反对我们,至于陈嘉祐,现时的态度还好,不过他的部属多是湖南人,将来恐怕不大可靠。你领导的一个团,现在是本党重要军事力量,党中央要你们集中武昌城内跑马场,随时准备应变”。
罗绮园这一席话使我十分不安,我觉得党中央过去对军队的工作忽视了,等到面临危急时,才知道重要,现在我们只有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试问将来怎样应付事变?我当日即跑去见陈嘉佑军长。他见我到来,虽脸露笑容,但眉宇间显有隐忧。他问我部队的情形,我告诉他有关部队的一般情况:官兵情绪向来很好,日常训练工作由副团长李资负责。驻地是一座大花园,环境优美,可惜无操场可用。他听罢我的报告,就对我说:“现在国共两方似不甚融洽,将来演变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你尽可放心,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都要庇护你们,我绝不会做出对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对你倚望正殷,将来我必定设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说:“昨日罗绮园同志曾来过,谈及你们的驻地不便训练的事,现已商得警卫团方面的同意,将跑马场的营地让出给你们,此地与军部较为接近,以后连络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诉参谋长,日间即有命令给你”。
我回到团部已近午夜,虽经整日奔驰,但仍无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罗绮园告诉我的一切;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所谓“民族统一战綫”又面临分裂阶段,今后的演变如何?把这团人移驻武昌城内,显然是党对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陈嘉佑又极力想争取我,说什么要提拔我,这无非是一种拉拢手段。我是党员,要遵从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跟陈嘉佑走,那岂不是跟国民党跑吗?这些问题,我怎样应付?左右思量,真的无法解答。
翌日八时起床,团部的干部都来问我,外间的消息如何?他们似极关怀时局的状况。我告诉他们:“本团即将移驻武昌城内跑马场”。他们听了大为雀跃。
大约过了一天(约为六月八日),我们即奉命移驻武昌城内。
武汉国共关系,情势日趋紧张,首先是汪精卫等因国民党左派要员北上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确定分共立场。接着传闻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卫等对中共的态度由合作而转向分裂,他则由亲武汉政府而转向亲南京政府,且已将该军内所有中共党员遣送出境。
北方的阎锡山巳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国军北方总司令职。冯工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联蒋反共立场?
汪精卫等国府要员由郑州返回武汉后,即公开表示和平分共政策。并经过中央政冶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庭顾问之职务。
六月十九日蒋、冯徐州会议后,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进宁(南京)汉(武汉)合流。至此,由国共合作,又变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的形势又转变为宁汉合流的新形势。这时候,北伐军已由京汉路撤回武汉附近集中。
为什么汪精卫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过火,烧、杀、抢、掠等行为使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动摇了国军军心,致使军人叛变,经济混乱,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当局财经发生了严重困难。而南京方面亦对武汉展开了政治分化、军事压力、经济制裁等等手段,顿使武汉当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种种,都是影响武汉政府上层领导人物思想动摇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一个电报 ,也是国共分家的摧命符。按说这一机密电报是第三国际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将副本送给汪精衞,使汪精卫大为震惊。但路易为什么要将这一机密电报送给汪精衞,那就耐人寻味了。
第三国际得悉郑州会议的情形后,又发给中共一封电报: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发表一项声明,其要点是:
一、承认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者,须本着国民党身份,并应随时准备退出政府;三、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领导和管理;四、工农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农武装应由政府管训;六、工人纠察队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与处罚任何人。
这项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领导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层分子则认为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恋表示,恐另有阴谋在内。
至於中共党内的反应,党内中下层人认为这项声明简直是对国民党屈膝投降,是领导无能的表现。甚至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最大耻辱!过激的还说:这是出卖党和工农利益的无耻行为。
当时我对这项声明即认为,这是全无党性,毫无气节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甘六日声明发表後,参加国民政府的谭平山、苏兆徵即辞去农、工部长之职。武汉工人纠察队被武汉卫戍司令限令缴械。结果由总队长陈赓将全部武器缴交于卫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党内意见和舆情的抨击所影响,又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责备国民党中央服从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违反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
国民党中央随于七月十六日发表声明: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坏容共政策”。
宋庆龄亦于七月十八日发表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是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不负联带责任。中共党人反讥之为临别秋波。
武汉国民党于七月廿三日发表政治决议案:大意是: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均须声明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党工作,违此以叛党论罪。
在这种政治激变的环境底下,我们这支广东工农军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干部脱离部队,投入张发奎部队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过陈嘉佑的关系,将我调任本团政治指导员,改派一名黄埔生陈东日来接替我的团长职务。当时我甚感错愕,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党既未向我解释原因,唯有逆来顺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团官兵都表示不满,对中共领导失去信心,纷纷自寻出路,离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陈东日又奉调离职,复由我以团指导员兼代团长职务,官兵情绪又较安定,但此时本团人数只剩得六百余人了。
广东工农军,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随国军教导师入湘,为时虽仅仅三个月,但在这三个月当中,得陈嘉佑师长帮助不少,由于他驻韶关有年,对工农运动素来热心和关注,与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紧密,所以他对工农军有浓厚的亲密感。入湘后,工农军常得到他的照顾,驻地必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经过长沙时,他亦派军掩护,确保安全,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工农军,可说是关怀备至,所以全体官兵都对他发生真实的感情。到达武汉时,官兵们都希望能继续追随于他,为革命事业而努力。那知时局的变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亲密的战友,今天又成为仇敌,这是为了革命吗?偶与三两同志叙谈,无不为之浩叹。
七月廿一日,我们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们迅速脱离十三军,开赴南昌集中。我接到这个指示,极力考虑离开武汉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工农革命武装,不能不遵命行动,但本团是属十三军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动,会以叛变论罪,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处分;当时武汉近郊的军队很多,若是擅自行动,给他们发觉,必向我们追击,以我们这么单薄的一团人,怎能与强大的国军作战?我们怎样离开武汉,确是一个大难题。
我想了一个通宵,结果,想出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暗中以“回广东去”的口号去煽劲士兵的思乡情绪,以土兵不服水土,农民家庭观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军军长陈嘉佑公开谈,要求准许工农军官兵离汉回粤。
陈军长因与工农军的关系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农军的品质。工农军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学生,革命情绪很高,战斗力很强,比当时的一般军队质素强得多。所以他很不愿意我们离去,便亲自到工农军驻地(武昌跑马场)召集全体官兵训话两次,要我们继续留在十三军,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奋斗。当他向我们训话时,真个是声泪俱下,言词恳切。可是,我们已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坚决要求回粤的高潮,任得他说尽千语万言,都无动于衷。最后,陈军长见大家去志坚决,无法挽留,同时又不愿与中共发生冲突,终于答应我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和阻挠。这是在政治斗争中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个最困难的关头,结果给我们铁一般的坚决意志所冲破了,于是我们急忙准备离开武汉,开赴南昌。
锻炼身体学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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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00

第二章
參加“八一”南昌暴动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徬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後,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冶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 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冶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五百六十人,总共兵力约二万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一万三千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十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叛变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衞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与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 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出发,沿途放泠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长便令张营长随军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十五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1)接报壬田市(瑞金北三十华里)有国军第三师钱大钧部步兵一团,其前哨营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军以歼灭该敌而到达瑞金集中为目的,决照既定行军路线向瑞金前进。
(3)该营(指我营)归朱军长指挥为前卫,于明日拂晓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4)二十军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三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九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
(l)第九连为尖兵连。
(2)其余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次序行进。
(3)各连明天四时三十分早餐完毕,五时在隆岗墟南端路侧场地集合,候命出发。
(4)各连长回连后,须即督饬官兵检查枪弹,完成一切行军作战之准备。
(5)出发前之集合,由本营值日之第七连王连长指挥。命令下达后,即由各连长复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导员对各连长、指导员,说明三点注意事项:(A)我们的士兵全是农军,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这次任务是我们农军表现革命精神的机会,各指导员回去后,须立即对全体官兵说明这一意义,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准备及胜利保证。(B)我营是担任行军前卫,行军要快,搜索敌情要快,战斗动作要快,方不延阻后续大军的行动。(C)动员全体党员同志,要求他们在行军作战时起领导作用。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十七日晨五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达口述命令如下:
(1)敌情如昨晚所示。
(2)本营奉命为前卫。
行军部署:第九连为尖兵连,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其余为本队,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状序在尖兵连后二百码跟进。
(3)本营大小行李由陈副官率领,随革命委员会之行李跟进。
(4)行军时,我及指导员在尖兵连,副营长在营部率领前卫本队跟进。
接着,唐连长又下达以下口述命令:
(1)奉营长命,本连为尖兵连。
(2)第一排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三百五十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三百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三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一)敌情:
A、会昌(瑞金南九十华里)有敌军钱大钧全部,其中一个团驻于武阳围对我方警戒,主力集结在会昌城附近,会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构筑有野战工事。
B、筠门岭(会昌南九十华里)有广西军黄绍雄一个师。
C、会昌之东、西、北三面无敌军。
(二)本军作战计划:以迅速歼灭会昌敌军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A、十一军廿四师为右纵队,副总指挥叶挺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经西江市、大西坝渡过会昌河,向会昌县城西南面攻击。
B、第二十军第三师(五六两团)及教导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以第五团首先驱逐武阳围敌军警戒部队,占领武阳围,谢坊之线宿营,准备廿日拂晓向会昌五里排敌军阵地进攻。
C、第二十军一、二两军为总预备队,由总指挥贺龙直接指挥。
(三)本团任务:
本团明(十九)日上午五时出发,随第五团跟进,于第五团驱逐武阳围之敌军后,进占谢坊宿营,并向会昌方面警戒。本团行军时按团部第三营、第二营、第一营之次序行进。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十九日下午三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二十)日上午一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八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一千五百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团长到达后,即决定攻击部署如下:
第三营(本管)向五里排塔山进攻,占领塔山后,固守待命。
第二营沿通会昌大路前进,攻击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区。
第一营为预备队,暂在现地待命。
我团之左翼有教导团进攻青山东瑞一带高地与本团同时并进。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三百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二百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四十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三十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八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一千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九时四十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十一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两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六十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三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四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五十二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枝,重机枪二挺;俘虏军六十余人。
廿一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廿二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九月八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峯市入广东大埔。廿二日占领潮安,廿四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廿九日下午一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四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五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一人,敌方伤亡十余人,被俘五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三十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十月三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三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四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三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赴金厢途中我们多次改换便衣,将步枪交与地方农会,只携带驳壳手枪三十余支自卫,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倾盆大雨,将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午后四时抵达何村村外,带路同志先行入村与当地党支部书记接洽,不料该村农民百余人竟蜂涌而来,想强抢我们的手枪和随身财物。当时我若命令开枪抵抗,势必发生流血惨剧;但为自卫计,乃命令所有带武器的同志集合,并即就地散开,以防万一;同时揪住那个地方负责同志,叫他着农民退后五十码,否则造成不幸事件,须由他负完全责任。在这样应急处置下,各农民才退后数十步。结果送了三枝手枪给当地农会,农民始肯散去。
我们见情势不利,无法逗留,时间虽近黄昏,只得仍冒雨继续向金厢前进。
傍晚时到达一小村庄,当地党同志出来和我们接洽,代为布置宿营,替我们买米买菜,吃过晚饭,突然发觉连指导员宋华失踪,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原来他被人捆绑在隔邻的楼上,手枪也被抢去了。我即派队将他救回,并集中宿营,严密戒备,幸而这一晚没有再发生意外。
次日到达金厢,由当地农会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区农会内。
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你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三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溜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溜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七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溜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十一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离开故乡七个月,村里无限荒凉。因为我北上武汉参加革命斗争,家里给乐昌县长刘应福搜查了两次,将我所有存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先祖遗留下的很多存书全部烧毁了。最可恨的是本乡武装土豪,将我家里抢劫一空;给我家属以极大的侮辱。甚至连累全村亦遭两次洗劫,村里所有农民的耕牛悉被抢去,而且掳人勒索,乐昌县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时我的父亲和大哥已先后去世,二哥在国民党湘军工作,家里只留下母亲和寡嫂,靠磨豆腐维持最穷困的日子。几个青年朋友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被屠杀了,这些青年都无辜被害。土豪劣绅更耀武扬威在乡中横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倾听亲友们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几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烧。我想,我个人“犯了法”,为什么要迫害到我的亲属,甚至我全村的邻人呢?现时,摆在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便是坚决的向残酷暴虐的统治阶级,和横行乡里的封建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斗争的手段,来谋取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广大劳苫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从卢克平的谈话中,使我约略明白这几个月来的整个革命形势。当叶贺军潮汕失败后,中共党军政首要陆续逃往香港者,有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来、贺昌诸氏,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听说叶挺、贺龙亦先后逃抵香港。当时中共中央党部已秘密设于上海。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连络,但香港不是他们久居的地方,他们都陆续回到上海党中央。而谭平山则因潮汕失败有责,畏惧处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三人,则散处在海陆丰地区之叶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挥,以图再举,因此暂留香港,协同广东省委设法连络指挥。其余人员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后即由他继任)召开了一次潮汕失败检讨会议,并于十月廿四日“为叶贺军的失败”发出通告。
南昌暴动是国共分家后,中共一次军事冒险行动,这次军事冒险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所策划。当时估计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能控制的军队计有:
(一)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五十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四个团,及师直属队约一万一千人。
(三)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二干五百人。
(四)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
(五)湖北警备团约二干人。

(六)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一千人。
(七)广东农军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五千人。
总共预定有兵力约三万八千余人。
可是因动员工作欠缺计划,如湖北警备团赶不上参加,第二方面军其他干部亦赶不上,以至实际参加南昌暴动者不足三万人。
六月五日由南昌出发向广东前进当天,蔡廷楷叛变,该师的中共党员和团长范孟声等三十人被杀,另外有几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师的实力全部丧失了,尚有总兵力约在二万四千人左右。
这支军队,若能善为运用,特别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当时广东的军事情形,是有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的。可是由于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既不意注政洽工作,又缺乏战略战术修养,以至一败涂地,实非偶然。我亲身参加是役,据我分析致败的原因如下:
(一)关于政治方面的:
1、南昌暴动后,仍挂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使士兵意识模糊,民众亦不明真象。
2、部队政冶工作,没有积极开展,士气不振,且有逃亡现象,犹以朱德的第九军,逃亡迨尽;贺龙的官兵则全无革命意识,亦多逃亡。
3、没有发动民众,致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时的群众工作做得还不及北伐初期。
4、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党员在官兵或群众中,没有起核心领导作用,在紧急关头时有不少官兵不肯奋斗,自求活命。如:第二十军两个师在汤坑作战不力,在陆丰未经战斗便全部投降;十四师及廿五师之一部份非党员中上级军官亦有自动投降……等事件。
(二)战略方面:
l、在会昌作战,击败钱大钧、黄绍雄两师后,应即跟踪追击,消灭该师,即直下龙川、河源、博罗,乘张发奎未抵广州之前,及广东国军不及集中之际,进攻广州,成功的公算极大,即万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陆丰进行游击战,这是当时最上之策。

可是当时所取战略竟不向敌军追击,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韩江,占潮州、汕头,迁延时日,使败军有从容整顿的时间,粤军有从远地调集兵力向潮汕进攻的空间,实是失策。
2、汤坑作战不集中兵力与敌决战,而将能战的廿五师于三河坝担任警戒。二十军驻在丰顺,其位置正在汤坑粤军阵地之左侧背;若能同时配合揭阳叶挺之廿四师,向汤坑粤军阵地进攻,必能将其歼灭;当时仅以廿四师单独作战(参战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师伤亡惨重后,二十军才加入作战,致使粤军有时间和力量击败二十军,终至整个崩溃。
(三)战术方面:
按我以后和当时粤军参加是役的旅长徐景唐将军谈论战斗经过称:当时粤军在汤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个据点,构筑了简单工事,开始是我(徐将军)旅驻守。
叶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击冲锋,曾攻占了两个阵地据点,因伤亡惨重,得不偿失,最后连一个据点都未能攻下,倘叶挺军能从右侧或左侧背攻击,粤军早已失败无疑。
后来贺龙军由丰顺向粤军阵地左侧背进攻时,薛岳之新编第二师已增援作战,贺龙部不堪一击,即溃败下去。
根据上述的作战情形,可知当时的战场指挥官,只知硬拚,不知运用战术。因为进攻敌军阵地,以一翼包围,或两翼包围,攻敌侧背,为战术运用的先决原则;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务限制的不得巳之举;岂有敌之侧背可攻而不攻,反而采用中央突破战术之理?
(四)兵力方面:
汤坑作战的国军兵力有二万人以上,叶贺军因兵力分散,参加是役兵力:叶挺廿四师约五千人,贺龙五个团约六千人,合共兵力约一万一千人,敌我兵力对比,国军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据上述情形,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又有以“诸葛亮”见称的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犯上了那么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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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02

第三编

井冈山革命圣地










第一章
湘南暴动
一、走投无路的朱德残部
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
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
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战之役,当时我营归他指挥(他的第九军只有百多人),他在阵地上的表现,既沉着而又十分坚定。对干部又很和气,当我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当我军占领潮汕时。他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属的留隍市,对梅县警戒,后由教导团接替他的任务,他才移到三河坝,和二十五师周士第负责对梅县松口警戒。汤坑作战时,梅县方面国军黄绍雄师亦同时向三河坝进攻,他们苦战四日后,驻留隍之教导团一营,得悉汤坑之「贺叶军」失败,遂退至三河坝,与他汇合,但这时已知主力被击败,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师配合当地农民武装继续作战,经过苦战三天,因伤亡惨重,迫得渡过韩江东岸,退入福建九连山区,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赣南流窜,进占信丰县城。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曾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继续打游击,但当时有部份同志反对,他迫得公开宣布:由各官兵自行决定,如不愿意打游击者,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 及官兵三百余人。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是贫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尽。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所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

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覆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
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画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犂市驻扎。
当朱德率部开赴犂市途中,广州暴动 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该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冶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一切问题解决了,士气亦为之一振。便积极从事部队整训,并暗中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行举事。
韶关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书记卢克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队是「贺叶军」的残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贸然与他连络,他一面将情况报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窥该团的动态。
有一天,陈毅召集全团军政干部开会,就当前的环境说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编为国军的策略,大意是说:“……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线,要适应客观情势来决定我们的革命方法,现在我们就是适应环境,为了保存实力,以求将来的发展,所走的是曲线。但最紧要的是:我们不要为环境所屈服,而忘记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
这段话为北江特委所侦悉,这才明白朱德他们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并没有放弃党的立场。于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学教员的同志去设法再向陈毅试探。经过密谈之后,这位小学教员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书记派来连络的。陈毅知是党方派来的人,便带他去见朱德,由朱德详细说明了投降经过和投降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请求特委转报省委,指示他们今后的行动,并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军事同志前来参加工作。这样,朱德便和北江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在交谈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乐昌,便请北江特委转知我来犂市会面,及参加军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连络员于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团部会晤朱德。两人相见,有着说不出时兴奋和喜悦。我化名为林芝,由朱德呈报范石生给我以团附之职,于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团官兵很热烈的庆祝新年。官兵组织剧团,一连三日演出话剧以娱军民。三日上午。朱德应该师师长赵超之邀,到韶关城去会宴,宴后并作麻雀牌游戏。就在该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我连忙和王尔卓、陈毅等会同拆阅,只见信内祇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 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犂市。
朱德在韶关接到我们转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赶回团部,立即准备行动。召集我和王尔卓、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
当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只见他跨开双脚背着手,站立在办公室内,脸带愁容,焦急之情,溢于形表。一见我们来到,神态紧切地说:“我们怎么办?”我即提出意见,建议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多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王尔卓立即打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即指出行动路线给他们看,但他却主张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灭曲江乐昌边境五里排之土匪(原是乐昌豪绅地主之武装,后变为土匪),然后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对王尔卓的意见立即加以说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广大的瑶民山区,占据着险要山地,背山面水,进攻不易,欲将之消灭,殊费时日,倘后有追兵即不堪设想。(二)仁化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并可迷惑追兵的方向,万不得已时亦可由仁化转入湖南,较为安全。
经过我的详细解释后,各人终于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照我的行军计划,各自分头准备。当时我和他们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时间,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为人纯厚而坦白的人,他对革命充满信心而又热情,意志也很坚定。陈毅是高个子,体格可称魁梧,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无所不谈,能言善道,语言风趣,与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王尔卓是湘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身材矮小,脸型稍长而小。留着披肩的头发,说话时语如连珠,声音清脆,但满口湘西土音。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为了这次行军计划,虽然各有意见,但当决定了后,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藏在心里。
在这时候,我又介绍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参加本团工作,以便入湘时有所协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国军团长,为人勇敢有为,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本党的同情者。朱德对此亦很同意。于是将部队紧急集合,同外宣称是“野外演习”。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离开犂市,向仁化进发,下午六时到达仁化董塘墟宿营。我们在董塘墟和当地党的同志以极短的时间,迅速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次日向仁化县城进攻,因该县的地方团队毫无准备,只与警戒队稍有接触,便即占领县城。缴获步枪三十二枝。我们即将所缴获的武器分配与参加的农民。在仁化县城住了一天,筹集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又同驻董塘墟,第三天便继续前进,经乐昌长移村渡过武江,沿乐乳边境的黄坪、大小洞,经五日的行军,进入乳源县北的梅花乡,暂且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打探坪石及湖南国军的动态,再定行动计划。
二、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接壤湖南宜章县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市镇,原民党政府的区署,就设在市内。附近农村有三百户以上的人家,良田千亩,四面皆山,一泓流水,处身其间,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当地的区长邓光汉,是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年纪已有三十岁,区署拥有二十多枝步枪,对我们不祇全无敌意,且甚好感。我们因行军疲劳,对湖南情况又不明了,故在梅花乡住了五天。在供应粮食和侦察敌情方面,邓区长给我们很多便利和协助。当时我们很想争取他入党,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可是他对共产党总是表示怀疑和恐惧。由于我们积极去争取他,反而促使他逃离了梅花乡,因此增加我们采购粮食和建立与当地民众关系的困难。
当时,宜章县籍的中共党员陈东日带着十多个武装农民由栗源埠前来连络(他是参加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后跑回原籍的),他与我是武汉时期的同事,而今重逢于流窜的生活中,真是喜不自胜。因为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绍他与朱德相见,朱德亦感到高兴。他一来,就告诉我们宜章县城只有民团四百人驻守,便决定进占宜章,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
我们决定了进占宜章县城的计划,便筹划如何行动,我详细向陈东日查询,得悉宜章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连我们脱离十六军的清息都不知道。我遂与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去解决宜章民团,以胡少海伪充团长,扯着国军一四○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浩浩荡荡向宜章进发。因胡少海和陈东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众都很欢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们的部队一路无阻的进驻了宜章县城。
宜章县长赴省述职未返,城内的官绅都以为是国军到来驻防,非常高兴,沿街燃放炮竹欢迎。
这一月,正是农历除夕,绅商为了表示他们的敬意,送猪送酒,犒赏官兵,并于是晚八时设宴于绵政府内,欢宴本团营长以上的官长。我们便乘此机会,布置围缴民团枪械、逮捕官绅的计划。
当晚的宴会,朱德、王尔琢、陈毅等都没有参加,他们负责指挥部队围檄民团枪械。我与胡少海、袁营长带了十四名干练的士兵,服装整齐,佩带着驳壳手枪,不露声色的前去赴宴。酒席还没吃完,警察局长、县府科长及十多个绅商等,正在欢愉的气氛中向我们举杯敬酒的时候,突闻外面枪声卜卜,枪声一响,我们的卫士立即将席旁的县府卫士的手枪缴去。在座的官绅眼见情形突变,大惊失色,想脱身逃走,但见到我们的卫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复坐下。那位警察局长神色慌张,声颤颤地向胡少海问道:“胡团长,有甚么对不起的地方?”那时,我坐在胡少海之侧,便轻轻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布,他立即会意站起来说:“请各位不要惊慌,我保证各位绝对安全。今晚的事变是对宜章县民团局邝团长而发,可惜邝团长不在此。今晚唯有请各位屈驾一晚,明天再与各位详谈”。各官绅闻语,才神色稍定,但纷纷要求准许回家渡岁,明晨亲到团部拜年。胡少海对他们的请求不敢作主,此时我便起立对他们说:“各位请原谅,这是公事,我们不能答应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决,我们再向各位道歉”。他们听了,面面相觑。这时,进攻警察局的一连人已将驻守县府时所有警察全部缴械。袁营长便指挥该连将缴获之枪械集中,并将宴会上的各官绅全部扣留。五分钟前的主人,这时便变成失去自由的阶下囚。
由于地方团队的首长都给我们一网成擒,所有地方团队无人领导,所以毫无抵抗。当我们回到团部时,战事已告结束。城内的民团全部被缴械,祇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团逃去。
这次战果,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枝,驳壳手枪七枝,俘警察及民团三百多人。我军毫无伤亡。
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我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因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我们这个部队的官兵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乃决定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便在我们几个人经一夜的筹划下,正式产生了!
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们于上午八时在宜章县立中学时操场上集合全团官兵,并发动四百多个农民参加,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典礼。我们集中了全团的号兵组成乐队,经过奏乐、升旗,行礼如仪后,朱德便向大家致词,大意如下: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红军的第一次。回想我们由潮汕失败,退到赣南,困处上堡鹅形地区,没饭吃,没衣穿,部队内的动摇分子都跑了!幸赖同志们团结一致,同艰共苦,站稳革命立场。在这一期间,我们曾忍辱受编,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到,我们就又重新举起革命旗帜,为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我们现在力量虽少,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拥护,有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本军的编组和人事,经过了我和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一四○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粤北湘南参加的农民子弟兵编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原名胡鳌,少海是其别字,湖南讲武堂出身,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国民党清党后,不敢回乡,寄居在我家里,参加朱德部队后,即以少海为名),龚楚为党代表。二十八团的营、连排长,仍任原职。二十九团各级干部,稍后另令发表……”
朱德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继则燃放炮竹之后散会。
那天晚上,全体官兵举行聚餐,并开游艺大会,参加的民众有三千余人,盛况空前。由此开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绅,也在这时经过分别审问罚款后即释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学曾日山,因与宜章党内同志有私交,思想进步,释放后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以后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惜在长征时阵亡。
在我军宣布正式成立红军第四军的一天,我们打开宜章县监狱,将所有囚犯解除枷锁,由我向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回到家乡继续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到底。释放时,不论轻重囚犯,我们发给他们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离去,感到无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团的各级干部职位也公布了——第一营营长刘新,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在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任少校团附,曾与我同事,潮汕失败后,逃返原籍。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很谦虚,我和朱德到达宜章的第三天,他便与我连络,适值我们正在编组廿九团,遂任他为第一营营长。(不久即在宜章作战时阵亡,遗缺却由朱舍我继任,朱是广东梅县人,亦黄埔军校出身)。第二营营长李光标,宜章人,湖南讲武堂出身,曾任国军营长,国民党清党时,逃返家乡,是胡少海的同学。第三营营长姓陈(忘其名),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以下各连、排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
至此,红军第四军之初步编组便完成了。
三、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李立三还有一个弟弟李龙光(后改名李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会,着即制止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返回乡间居住,孰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杀后,中共党内人士咸认为此事应由毛泽东负完全责任,因为当时湖南农运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上,同时,大家都知道毛与李早有成见 。加上这一次的杀父血海深仇,即更结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 笼罩着整个农村社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许克祥发动政变,接着武汉国共分家后,地主民团在军队的支持下向农会、工会发动反攻,又屠杀了不少工农会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农村社会又由赤色恐怖转变为白色恐怖 。
在此疯狂的屠杀与反屠杀中,已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可谓是一场人间浩劫。
湘南地区过去的工农运动工作,虽然比湘中、湘东地区较为缓和,但地主阶级重掌乡村政权后,即压迫农民补租、补息等等。经过一场农村阶级斗争的反复报复,杀害的人亦为数不少。
当我们红四军宣布成立,经过发动宜章市区及附近工农群众开过大会之后,立即风靡了临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蜂涌的跑到宜章县城来观察,甚至有的立即参加各种民众活动,以前潜伏着不敢动,不敢说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现在就挺身出来,纷纷前来请示工作,其中有宜章县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他是逃避国民党当局的缉捕,潜伏在宜昌县西约六十里的碕石村充当小学教员的)也偕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赶来连络,准备重出活动。
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斯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胡世健和彭祜来了,我觉得他两人来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地方工农代表,杨子×,刘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讨论今后的各项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有以下的决定:
一、以实行八小时工作,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资等口号,发动工人斗争。
二、以打倒地主豪绅,分田分地给农民的口号发动农民斗争。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号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工作。
四、收檄豪绅地主自置枪械及地方公置枪械,武装工农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五、宣传苏维埃政府,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
六、恢复工会、农会及一切民众团体组织。
七、凡工、农会会员由十九岁至卅岁的壮丁编组为赤卫队。
八、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少年编组为少年先锋队。
经过这一次会议之后,地方工作立即展开,不到十天,全县工、农会组织普遍的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亦相继成立,接着就举行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当时选出杨子×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农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个角落。
在这短短的期间,宜章妇女运动,也有值得记述的。当时参加工作而起了领导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谦、彭娟、彭儒、刘深、郭怀振、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积极,故在红四军中有“彭家将”称号。
“彭家将”女同志,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毕业生,也是中共青年团员,参加红军后,便从事组织妇女和农村群众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写文件等工作,他们对工作积极而热情,意志坚定,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影响很大,这些女同志后来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不幸的相继牺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县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于是惹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调兵一师进驻郴县,粤北方面国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 部也由乐昌进抵坪石。
我们见国军兵力过大,便分令各赤卫队化整为零,潜伏乡村或山地,待机配合红军作战。红四军亦即由宜章县城转移至本县芭篱铺以西广东边界一带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乡),以脱离敌人的包围。
从南北两路进攻宜章的国军,本就存着轻敌的心理,湖南的国军未遇红军抵抗,长驱进驻宜章。且被我们所散布“红军打回广东去”的谣言所惑,以为红军真的退回广东去。他们因有省界和任务时限制,湖南部队不便越境追击,实际上,他们也要防备唐生智军乘虚而入,不能分兵与红军作战,且可乘机对上级虚报“克复宜章”、逐共匪回窜广东之功。湖南省当局据报,即将该师调回衡阳。
广东坪石的许克祥师得悉湘军收复宜章的情报,也即停止会攻宜章的行动。
红军获悉湘军调离宜章的消息,朱德拟即复占宜章县城,遂于二月中旬率师向宜章县城进发。第一天预定在岩泉墟宿营,孰料许克祥的教导团贺国光部也于同日同时到达,两军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开遭遇战,红军以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在黄昏前击溃教导团主力,并向其残部进击,实施“猛打猛追”的战术,在栗源铺附近,我又歼灭了该团之一部,红军士气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红军在该地宿营。
翌日上午八时许,红军前卫刚渡河向宜章前进时,又与许师两个团遭遇,我们仍采用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向敌攻击。至正午十二时即突破其主阵地,许师另一团增援部队还没有展开,便被他们自己溃败的部队所冲乱,我与朱德立即分左右两翼向敌包阻攻击,敌军无力抵抗,残部向坪石方面败退。红军并不清理战场,仍继续追击,直捣坪石。敌军二十四师师部和它的直属部队,因红军追击来势紧迫,无法部署抵抗,抛弃了所有的军需用品和银洋,狼狈地从东南突围向乐昌的黄圃唐村方面逃窜。该师经过这次战斗后,仅师长许克祥和少数官兵逃脱,其余全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猛打猛追”的战术,第一次发挥了辉煌战果。
这次战役,红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灭了人数四倍、装备精良的国军,掳获了步枪二千五百余枝,重机枪十余挺,八一迫击炮八门,各式手枪百余枝,马十三匹,弹药被服银洋不计其数。栗洋铺的农民,也缴获散兵的步枪五十多枝,被俘国军官兵八百余人。
这一胜利,不仅充实了红四军的实力,且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
战争结束,红军官兵都有无上的兴奋,这是我们成立红四军后第一次作战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象徽着前途有无限的光辉,朱德时时露出愉快的笑容,并对我们表示,红四军正缺少迫击炮和机关枪,现在都有了。而且足够两个团的装备,今后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党支部的通报和红军所派出谍报人员的报告,宜章县城已没有国军,少数维持治安的民团也闻风逃去,赤卫队已入城维持秩序,苏维埃政府也恢复办公,并动员了五百群众赶来坪石搬运战利品,欢迎红军回去。
红军在湘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之下,又回师到宜章县城。
红军回师宜章的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我四个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党政军各方面通过了如下的决策:
关于党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二、策动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改革。
三、策动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增加工资而斗争。
四、普遍组织各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五、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份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关于军事方面:
一、作战方针——乘国军何键与唐生智两部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我军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各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二、部队区别——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向北发展,由朱德同志指挥。第二十九团固守宜章由龚楚、胡少海两同志指挥,并监视广东坪石方面动态。
三、军事建设——发动工农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收檄民枪以武装人民,并利用大刀、梭标、鸟枪等旧式武器,充实斗争力量。
四、号召青年工农参加红军,充实红军战斗力。
五、目前参加红军的青年工农,尽先补充第廿八团和第廿九团,并迅速组成宜章独立营。
关于俘虏处置:
一、立即由宜章县人民团体发动物质慰劳和慰问。
二、由红军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煽动俘虏检举潜伏俘虏营内的军官,并宣布党及红军宗旨。
三、待一二项工作完成后,由朱德同志对全体俘虏训话,并宣布,如愿参加红军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以必需的旅费遣散。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宜章特别会议的决策,也是湘南斗争的总方针,尤其是对待俘虏政策,便成了以后红军对俘虏政策的先例。这样,便争取了被俘国军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国军的军心。
以这几项决策为中心,第二天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由朱德报告今后的斗争工作路线,我报告军队员兵协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方针,并分配给与干部以适当的任务。
经过向俘虏的教育和宣传,潜伏在俘虏营中的国军官佐三十余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来。并有士兵三百余人和排长七人志愿参加红军,其余四百余人请求准予回家,每人发袷三块银洋遣散。我们这样处理引起当地民众的赞许,都说红军的作风比国军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向心力。
红四军重新调整装备,每个团增加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步炮连。步兵的枪弹人员亦尽量补充齐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枪便送给了宜章的独立营和赤卫队。
坪石是乐昌县属的一个市镇,是湘南入粤的门户,广东的盐和工业制成品都经此输入湘南;湘南的土产如粮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经坪石入粤,市面旺盛。自国军许克祥师溃散后,即被土匪胡凤璋部占踞,并积极构筑碉堡等防御工事。坪石的人对这帮土匪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当地党的支部书记李光中特地到宜章报告,请求我军去消灭胡部土匪,并说当地有许多民众参加作战。
朱德听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众协助,便决定先行进攻坪石,消灭胡凤璋匪部,再向郴县发展。我当时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胡凤璋土匪占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绝不会也不敢进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广东国军向我进攻的作用。(二)坪石有几个碉堡,我军无攻坚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广东地境,非我军应守之地,即使占领,也得放弃。不如乘湘南空虚,士气民气沸腾的时候,迅速向北发展,以展开整个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反而有极大的意义。
可是朱德不以为然,认为他对坪石地形熟悉,并有民众协助,灭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独自率领了红军二十八团的三个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向坪石进攻,土匪胡凤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进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盐包阻塞,筑成巷战的防御工事。红军虽有坪石皈塘村的民众二百多人,携带步枪土炮协同攻击,经过两昼夜的艰苦战斗,仅占领了坪石一半街道,无法迅将胡部解决。朱德猛然记起了我说的:“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这句话,于是决心放弃攻击,将部队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见到我的时候,带着疲乏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说道:“你不错,你估计得很对,我们还是北攻郴县罢!”
这时宜章独立营已经编成,由黄埔军校出身的龚楷(四川人)任营长,第一连连长张华(宜章人),第二连连长萧克,黄埔军校出身,后在共军中历任军团总指挥,军训部长等职,第三连连长陈光 。附近各县党的负责人,亦多来宜章接洽,各县的党员,回乡军官,也陆续来宜章集中。我们的军事干部也就不感缺乏了,军队的组织也更健全了。
因为我是粤北人,对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领农军北上时,曾与湘南特委书记夏民正,与耒阳县、永兴县各地方党及富地民众团体有过联系,为了开展湘南地区苏维埃运动,我便匆匆的来往各县,连络及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和过去的农会,为朱德的军事发展,铺平了道路。
朱德率领红四军廿八团,很顺利的占领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等县,红军所到的地方,当地的党员就立即起来领导民众,很快的就恢了过去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并自动的组成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各级苏维埃政府。常宁县水口山的煤队工人宋乔生(矿工)也起来领导矿工夺取矿警步枪手枪百余枝,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响应各县农民暴动。于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时风起云涌,蓬勃的发展起来。
但他们打土豪,分财物,牵牛杀猪……逮捕地主豪绅,滥用刑法,强迫罚欺等等,成了普遍的现象,任意杀人,到处放火,频频发生。
他们那种报仇泄愤的疯狂残酷的行为,无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笼罩着湘南。
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同志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连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
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经验告诉我,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四、毛泽东闻风鼓舞
正当红四军在湘南领导苏维埃运动的时候,处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正陷于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是在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后,受中央派赴湖南策动秋收暴动的。他跑到湘东浏阳县文家市,当时因为进攻长沙的平江、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及武昌警备团 等残部正溃败下来,毛泽东乃加以收编,于九月八日整编为工农革命军。本拟再攻长沙,但因自卫军中收容国军夏斗寅部的叛变部队再度叛变,而农军亦逃亡不少,致部队零落,全部仅七百多人,乃放弃再攻长沙的计划,匆匆率部南窜至莲花三湾,从新整编,调整干部,正式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自任司令,由此人皆称他为毛司令。部队整编后,他即率部于十一月间进入江西之宁岗县城砻市东南之井冈山。
井冈山是罗宵山脉的中段,周围二百多里,横贯江西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桂东、汝城相毗连。山上有五个较大的村庄,村前都有水井一个,故称之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为最大。每村各有数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还有十多间小商店,经营一些农村的日用品。
井冈山的居民并不多,民风纯朴而保守,与世无争,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获一些农作物,过着最贫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大多是吃红薯和粟米。但他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仍感到满足,并没有其它的妄想。后来因为被土匪所胁迫和引诱,壮丁才常外出抢劫行旅,甚至到较远的乡村去打家劫舍,藉此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井冈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峯,巉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由宁冈县经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可到井冈山腰的村庄小井,其次是由永新县经龙源口、七极岭而到小井,另有一条是由遂川经黄坳到井冈山。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
在历史上明朝武宗时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变,失败后即逃上井冈山落草,后被王阳明所剿灭。王氏削石为碑,记载剿匪的史实,这个古迹至今尚存。由此可以想见;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重视了。近代有聋子匪首亦以此为基地,打家劫舍,无往不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冈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宁岗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亦以井冈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冈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们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
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兄弟。
毛泽东运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服服贴贴,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毛泽东自到井冈山后,得袁文才、王佐之助,又因地势险要,遂以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但粮食缺乏,而自身的兵力又极薄弱,今后怎样去发展?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外面又常有国军在山外地区进犯。正是内忧外患,使他伤透脑筋。他们住在深山之中,经过了好几个月都不敢远出打游击,生活自然感到很寂寞。
三月末,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极端无聊之中和袁文才,同到王佐家裹饮酒解闷,正在这时,忽然来了一个卖绒线的小贩(该小贩经常由郴州贩绒线到山区贩卖,亦曾见过毛泽东),他见到毛泽东等在饮酒,便对站在门外的卫士说:“毛司令尚在这里饮酒?现在山下的郴州、耒阳、永兴一带尽是朱德的红军,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哩!”卫士便将小贩的话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不听犹罢,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堂跳起来!急问道:“你说什么?”卫士指着门外的小贩答道:“他说朱德红军正在郴州,耒阳各县打土豪分田地,非常热闹”。
毛泽东听清楚了,登时站起来,口里喃喃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袁、王见他这样子,均莫明其妙。两人忙问道:“司令,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这才自知失态,忙说道:“是好消息,朱德是党的军事高级领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到了湘南,我们没有一点消息。如今他既来了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今后的力量大得多了,你们马上派人去打探,迅速报告我知,切勿延误,至要至要”。袁、王两人听罢大喜,立即命人前往打探。他们三人即继续杀鸡治酒,举杯痛饮,等侯佳音。
翌日的晚上,派出的探子回来了,证明了这一消息确实。而且说:朱德的红四军司令部在耒阳。资兴县方面亦有一回乡军官李奇中领导农民自卫团进攻地主民团,打土豪……(李奇中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南昌暴动后曾任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中校团副)。
毛泽东得到朱德在湘南的真实消息,即派何挺颖偕同两个亲信前往耒阳。
何挺颖携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于四月初到达耒阳晋见朱德,呈上毛泽东的亲笔函。朱德阅后,非常高兴。即对何挺颖说:“毛同志既在宁冈,相距这里不远,最好请他即来耒阳,共同领导湘南斗争。他的军队应就近向酃县、资兴、桂东等县发展,和我们互相呼应,使与耒阳、永兴、郴州连成一片,以巩固这一后方”。并留何等人在军部盘桓数日。
那时候正值朱德和耒阳女同志萧贵莲(即吴玉兰,萧贵莲是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的正名)结婚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何挺颖等在耒阳住了三天,带着朱德的覆函回到砻市时,毛泽东已将部队移驻在此。何挺显即将见到朱德的情形报告给毛泽东。并说:耒阳工农群众已全部武装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毛泽东看过朱德的覆信后,不胜感慨。因他四个月来匿居井冈山上,寂寂无闻,毫无工作表现,而朱德他们则轰轰烈烈的打了几场胜仗,开展了湘南苏维埃运动,创造了一个新局面出来,若现在前去和朱德会合,岂不相形见拙。于是他决定暂不去耒阳和朱德会合,准备在酃县、桂东地区开展工作后,再和朱德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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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07

第二章
朱毛会合
一、红四军退出湘南
我在宜章正苦于工农运动有如脱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拾的时候,接到朱德给我的信,知道毛泽东已在宁冈县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并和我们取得了连络的消息,使我欢喜极了。我知道毛是党中央领导人之一,对今后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自有帮助,而且他比我们强得多。我目前面临的困难及我的责任,自然会减少许多。跟着我又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我看了他的信后,不免对毛采取了「且观后效」的态度,但陈毅对我的关心,我是很感谢的。
那时我们没有无线电台和电话等通讯设备,我们只建立了以郴州为中心的秘密交通网,二十里至三十里就有一个交通站,南至坪石,北至衡阳,东至资兴,西至桂阳。交通站的工作人员,由地方党领导工农群众担任,负传递信件及侦察敌情等任务。他们秘密的日夜工作,由耒阳到宜章约有二百五十华里,信件发出后二十四小时即可到达。因此我们与军部的连络各方面的消息均很灵通。
四月间,北面的敌军广西桂军,最初是两个师占领衡阳。耒阳民兵曾单独冒险向衡阳突击,结果民兵伤亡很大。桂军随即派出两个团分向耒阳及常临方面游击,又曾与我廿八团游击部队在观音桥以南地区发生遭遇战,双方均有伤亡,桂军退回衡阳。继续又有三个师开抵衡阳,有准备向耒阳大举进攻的企图。南面韶关之三十六军范石生部已进驻坪石(原盘据坪石之土匪胡凤璋已退回湖南汝城受编为湖南保安团)范石生军亦有向宜章进攻之企图。朱德以南北两面敌军有夹攻湘南我军之势,通知我们于不得已时撤退至酃县集中,以保存实力。我接到通知后,便与胡少海团长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一、廿九团集中兵力于樟桥,折岭地区与敌决战。
二、宜章独立营为前哨营,在宜章县城及白石渡对坪石方面警戒,不得已时退同折岭主阵地。
三、宜章县城附近乡村之赤卫队准备于范军向我主力攻击时,积极在敌后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四、宜章其它区乡村之赤卫军及少先队,应尽可能控制其乡村,并准备必要时对敌进行游击战。
我们这一计划决定后,即通知郴、宜两县的地方党及苏维埃政府。我与胡少海亲到樟桥,折岭一带侦察地形,并决定作战部署。
四月末,南北两面敌军均同时向我进攻,我们照预定计划作战。范军并于拂晓时向我白石渡独立营攻击,营长龚楷阵亡,正午范军全军五个团向我樟桥战地进攻,激战至黄昏后,全部退守樟桥乡村。我们以众寡悬殊,遂决定向郴州撤退。
范军主力遂于翌日进驻宜章县城,一部驻樟桥对我方警戒。
我廿九团退至郴州后,得悉范军到处都受到赤卫队之袭击,是以不敢向我军跟踪追击。使我们得以从容撤退。从这一次作战,我们体会到群众武装的真正效力。
我们在郴州休息了一天,很快的便与朱德取得连络,他要我们迅速开赴酃县集中。
二、酃县会师
我们在郴县休息的那天,宜章县城近郊赤卫大队及县苏维埃政府、工会、农会的负责人已来到郴县,郴县党组织已经公开的同志及郴县赤卫大队亦准备随同我们撤退。我便于翌日率领着大队及男女眷属四千八百多人取道经东江、何家山、彭公庙、向酃县前进。
第三天,我前卫营(廿九团)第一营营长朱舍我到达酃县县属之水口,发现镇上都住满了颈围红领带的红军,经过连络,才知道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进中的队伍,并告诉毛泽东,红四军的大部队即将到来。
我与胡少海进入水口市区,吩咐部队在路旁休息,正准备与毛泽东见面。这时,四个工农革命军的卫士,簇拥着一个身穿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身材瘦长,头发散乱,肩阔手长,面上胡须似是许久没有剃的汉子走过来,我与他通过姓名后,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虽然他不修边幅,但是他那温和的态度,使人一见便对他发生好感。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手心热灼灼。开头便问我:“你就是龚楚同志吗?朱德同志呢?他的情形你知道吗?”声音虽不宏亮,但干脆爽朗,带有浓厚的湘潭口音。我告诉他:朱德同志日内会到酃县。他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说道:“龚同志先到我住的地方坐一会,布置宿营警戒的事情,请胡同志负责好了”。说罢,他便和我一道儿到他住的一间商店去。
我们相对地坐在一张四方桌旁,卫士为我们送上两碗白开水,毛泽东急急的问我:“这次你们太辛苦了,湘南的情形怎庆样?”我用手指在桌面上简单地划出湘南的态势,将红四军成立的情形,最近与南北两路国军作战的经过,和撤退时的情形说了一遍。他登时敛去笑容,露出无限焦急的神色问道:“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八团不会被敌人截击吗?”我坚定的答复他:“不会的!我由郴县撤退时,他已退出耒阳向永兴前进,而且朱同志是个老军人,沉着机警,绝对不会有大的损失,请你放心。我们已约定在酃县集中,再来与你连络”。
这句话像一个定心丸,使他焦急的心情安定下来,便又满面笑容的说:“这样就好极了,我们今后可以共同一起为革命而奋斗!”喝了几口开水,他又接着道:“我带着第一师准备占领汝城,与四军联成一片,不知湘南已发生了变化。现在总算幸运,我们依然保存着力量,革命是不怕失败的”。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的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的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
这时,他的卫士报告:晚饭已经弄好了,他马上叫卫士去请胡团长过来吃饭。于是,我们三个人便愉快的边吃边谈。那次晚餐非常丰富,他在我们未到之先早就派人买了一只大鸡,另外还有腌肉、鸡蛋和一罐米酒。在战斗失利的撤退部队内,能享受到这样丰富的晚餐,算是极难得了。
晚餐时,他问起红四军官兵的生活情形,我告诉他,过去的时候,红四军官兵每月一律发给薪饷十三元。他觉得今后必须改变这种给养方法,他说他的部队每月仅发三块大洋。赣南地区,非常贫瘠,大部队的薪饷筹给不易,将来应加以调整。我们对这个主张也都表示同意。餐后,我便和胡少海回团部驻地去洗澡。
晚上九时,毛泽东又跑到我们宿营的地方来谈天。我们的团部,住在街尾一家大商店。我住在客厅中,朝南有个大窗子。那时是初夏夜晚,微微的凉风,拂过我们的头面,消除了白日行军的疲劳。卫士们为毛泽东送上好茶,但却没有香烟奉客。因为我和胡少海都不吸香烟。
毛泽东笑道:“你们真是革命阵营里的好同志,连香烟都不会吸”。说完,他自己从衣袋中拿出一包美丽牌香烟,一面吸一面和我们谈话。从他的言谈中判定,他确是一个深谋远虑,富于想象力的人。
他问及我们二十九团的人数和装备,胡少海便详细的告诉他:“我们共有三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步炮连,一个卫生队,一个通讯排,全团官兵有一千八百余人。武器方面有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八挺,步枪八百七十余枝,驳壳手枪三十二枝。同来的还有宜章独立营,宜、郴两县赤卫队和各机关人员三千人,步枪千余枝”。
毛泽东听到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喜出望外。因为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只有六百四十多人,仅及我率领的部队的六分之一。他脸上充满了笑容,似乎已看见了未来的美丽远景。
毛泽东有异于常人的特征,他的肩膀很宽阔,双手特别长,下颔有一颗黑痣。他说话很风趣,善于抓住每个问题的关键,激起对方的共鸣,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谈谈过去,研究将来。直到午夜,他才告辞。临行时互相约定,他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先赴酃县,我率红军第二十九团和随行部队人员眷属等随后跟进。
送走了毛泽东,我和胡少海都很高兴,觉得以后的政治领导更有办法。对毛泽东这个人,我们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这一次的晤面,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似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乐于接受他的领导,这是他的不可抹杀的组织天才,也是他日后成功的条件。
第四天(大约是五月五日)的中午,我们到达酃县,即赴军部,已见到毛泽东正和朱德、陈毅等谈得很融洽。朱德一见我到,即问我部队有无损失。我告诉他:阵亡官兵十三人,负伤三十余人,伤兵已由地方同志安置到偏僻的乡村疗治,阵亡的有宜章独立营营长龚楷及廿九团排长两人,士兵十一人,已在折岭安葬,现到此的连同赤卫队及宜、郴两县之党、政、军干部眷属四千八百多人。他听了,皱皱眉头:站起来,背着双手,踱来踱去,一声不出。这正是他考虑事情及苦闷时的神态。毛泽东立即说道:“我们先行开到砻市集中,整编队伍,安置老弱家属,再作打算”。朱德即答说:“就这样办。待廿八团第三营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在耒阳掩护撤退的队伍到达,全部集中后即开拔”。接着他命令胡少海立即去侦察附近地形,严密布置警戒,并说:“晚上到军部同进晚餐,大家再谈谈”。
我见时间尚早,即回团部休息,当我回到团部不久,我早就认识的耒阳县党部的负责人雷同志来访,他告诉我:耒阳的工农武装战斗意志很强,曾自发的单独袭击进驻衡阳的桂军,伤亡惨重。最近红军每次战役,耒阳赤卫队均能配合作战;他又告诉我,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但朱德军长是坦白诚实的人,很易受毛愚弄;陈毅同志为人太爽直,无防人之心,而你又是只注意实际工作,不顾利害的人,今后你们合作,我真的替你们躭心,希望你多多注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登时感到迷惘。但,既来之则安之,我今后留心便是了。
是晚在军部和大家同进晚餐,毛泽东笑口常开,讲到前途光明,得意时,哈哈大笑,口沫横飞,讲到现时经济粮食困难时,立即便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说到党中央对他接二连三的严重警告;批评他攻平江、浏阳是“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又说他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退入井冈山时又批评他是“不顾民众的逃跑主义者”。他说时怒容满面,紧握拳头,大骂中央负责人是只尚空谈、不顾实际的混蛋,大有非报复不可的态度。
当时大家见到他这般情形,朱德一声不响,陈毅亦微笑不语,我的内心则暗自偷笑。
其余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出声。
我觉得老毛这个人是富有演戏天才的,他的喜、怒、哀、乐在一个短短的时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天,军部下令:尽量搜集粮食、布匹,除每人准备一条布袋,各自携带五天粮食外,将余粮运至砻市。这天廿八团第二营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已安全到达酃县集中。我们遂于第三天开赴砻市休息。
三、红军前敌委员会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红四军到达砻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经奉党中央之命与杨开明同到砻市,是日下午二时即召集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胡少海和我等。首先由杜修经传达党中央的几点重要工作指示。他说:“中央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我们必须领导全国各地工农斗争,深入土地革命。由建立乡村政权到夺取大城市至夺取全国政权,中央对朱德同志在湘南的斗争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认为是最正确的路线。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
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委员数人,实行集体领导。关于湘赣边区地方党的领导,现由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同志来此成立边区特委,专负边区党的领导工作,以配合军事斗争。关于红军编组问题,由前敌委员会按照实际情形决定,并须注意与湖南省委经常保持连系。
杜修经报告完毕后,毛泽东便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前敌委员会必须设一个书记,以处理经常工作,现在是严重的军事斗争时期,没有军事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政治的胜利;没有政治领导军事,也不可能有军事胜利。目前成立前敌委员会是重要的,但在此斗争时期,我们常委三个人不可能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应该设一个书记以负责处理经常事务。
(二)现在红四军有两个团,第一师有一个团,尚有、郴、宜、耒各县独立营,赤卫队,水口山矿工武装,总共达七千人以上,必须要从新整编,以统一指挥。
(三)红军及地方武装,人数既已有七千余人,还有地方党政人员及眷属,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法接济。
上述三项问题,皆是当务之急,请杜同志和各位研究。
朱德接着发言,他原则上同意毛泽东所提的意见。关于红军整编问题,他认为应采精兵主义,重质量,不重数量,若滥事扩编,反会减低行动及作战效能。对于经济问题,认为主要是靠自己筹给,依靠中央及省委有困难。至于前敌委员会设一个书记,应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毛泽东听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时我们只好表示同意。至此,红军前敌委员会算是组成了。
关于红四军整编问题,决定将湘南之赤卫队,水口山矿工武装与红四军,编为三个师,由前敌委员会协同军部共同处理。
会议结束后,杜修经到我廿九团部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我那时已知中央对毛泽东极不满意,我自己又经过了湘南群众工作的教训,极不愿多负责任。杜修经的话虽是事实,但亦只好唯唯应之,并请他转报中央及省委,以后多注意与我们的连络。
翌日,杜修经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走了。
杨开明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毛泽东原不高兴。但这是省委派来的,不便公开反对,由得他自己去干。(不久杨调回湖南省委会工作,该职又由毛泽东自己兼任。)
四、红四军整编
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会议时没有郴州、宜章、耒阳各县党的负责同志参加。前敌委员会于第二天召集各县党政负责人开会讨论,由毛泽东报告会议经过,征询地方同志的意见。当时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暂时在资兴、酃县、永兴等县地区打游击,策应红四军作战,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以领导工农斗争。宜章的独立营及赤卫队只愿意编入廿九团。水口山工人武装即愿意加入廿八团。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毛泽东当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我对原案本来就不同意,我觉得赤卫队必须保留,分路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因而提出:耒阳、郴州两县赤卫队可各自整编为一个独立营,宜章独立营归并二十九团第一营,因廿九团第一营战斗损失较大,亟须补充,宜章赤卫队除保留一个中队以掩护宜章眷属外,分别补充二、三营,水口山工人武装交廿八团由王团长编配。
毛泽东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站起来说:“这次改编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份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
他的话讲完后大家也就散会。
是晚前敌委员会再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整编的具体办法。
毛泽东首先报告,他说:今天我征得宋乔生同志的同意,水口山工人武装愿意与工农军第一师合编,请各位就各方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朱德宣布:耒阳赤卫队约有壹百人自愿加入廿八团,此外可照今天上午的会议整编。当时决定的具体办法如下:
关于部队编配辨法:
(一)廿八团由耒阳及各县自动参加的赤卫队补充。
(二)廿九团由宜章独立营与该团第一营合并。
(三)工农军第一师改编为卅一团,并将王佐、袁文才两部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并编。
(四)宜章赤卫队,除编一个宜章县独立中队,负责掩护宜章县老弱眷属外,其余补充廿九团第二、三营及团直属部队。
(五)郴、耒两县其余赤卫队,由各该县党政负责人整编为独立营,以利训练作战。
(六)另成立一个军士教导队,由各团及各县选送优秀分子,以造就初级军事干部。
关于人事决定:
(一)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
(二)廿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陈毅。
(三)廿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四)卅一团团长伍仲豪,党代表何挺颖。
以上整编计划,立即实施,并限一天完成。廿九团整编后的人数达二千人,士兵成份除少数是广东乐昌籍外,百份之九十八是宜章工农分子,充满散漫的自由主义的作风。幸连长以上的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及湖南讲武堂出身,亦多为宜章籍,对于管理与教育方面,他们努力逐渐推行,官兵关系尚称融洽。
五、战略与战术的研讨
红四军既已编组完成,今后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必须加以研究,以适应今后的作战环境,曾由前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各团、营长及党代表均出席参加。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战略性的报告。阐述了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中国革命自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失败后,整个中国已由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控制,但争夺中国这个殖民地的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而是有很多个帝国主义,他们各自唆使他们的走狗——军阀去争夺地盘,以扩张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中国的军阀就不断的在混战中,此起彼落,永无间断。这样就给我们的革命力量有创建割据地及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军阀的内战有时会停止,有时又会紧张;我们也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略和战略方能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现阶段的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没有军事的胜利,就没有政权的存在。但在经常情形下,敌人的军队数倍或数十倍于我们,我们以极小的军队力量和庞大的军队力量作战,要有另一套作战的战略和战术方能战胜敌人。于是他就提出原则性的意见来请各人讨论。
(一)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使战争的性质成为人民战争。
(二)我们在有敌情顾虑时,须集结兵力,准备于敌人进攻时,择其弱点,实行主动的进攻,以速战速决的方法消灭敌人。这可以称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
(三)如敌人的兵力过大,我们没有战胜把握时,以旋磨打圈的战术,与敌周旋,他去东我去西,选择其弱点打击之,或扰乱其后方。
(四)敌军内哄,敌情不紧张,我们的红军就分散开来做群众的工作,波浪式的扩大我们这个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进而推及一省而至完成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
接着是朱德发表意见。他说他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的革命事业准备长时间的进行,所以我们就要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但与敌人作战时,要以最坚决的行动迅速解决敌人,使敌人增援不及,所以称为速决战。我们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
(一)敌进我退:当敌军向我进攻时,其兵力必多倍于我,且其锐气正盛,我军应主动撤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
(二)敌退我追:敌军撤退时,其锐气已减,我军应主动追击,相机消灭其一部份兵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
(三)敌驻我扰:敌军宿营时,我军即以小部队于夜间轮回袭击敌人,使敌军无休息之时间,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
(四)敌疲我打:当敌军陷入疲惫状态,我军有可乘之机,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以上四项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若能灵活运用,可以制敌致胜。在作战中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械弹补充,要取之于敌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作战,不能浪费一颗子弹,丢掉一杆枪。为了保证这项要求切实执行,朱德主张每班步兵配两名梭标手,既可用梭标冲锋肉搏,以补救我们刺刀之不足,又可夺取敌人的枪弹以武装自己,并且要夺取更多的枪弹武装人民。
我觉得朱毛两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理论,都非常正确,甚感快慰。我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理想,提出了二点补充意见:
(一)猛打猛追:我军于进攻敌人,投入战斗时,必须立即以勇猛坚决的精神,施行冲锋,发挥最高的威力以压倒敌人,迅速解决战斗;敌人退却时,必须绝无犹疑的猛烈追击(包括战场内与战场外)使敌人无喘息的机会,一鼓而歼灭之。
(二)飘忽无常:我军为求得主动,无论进攻敌人或避开敌人进攻,均须行踪飘忽,出敌不意,乘敌之虚,避敌之实,处处寻敌弱点,而施以坚强之攻击,以短促之时间解决战斗,旋即迅速撤退,以保障已得的胜利。要能做到飘忽无常,必须经常明了敌情(番号、数量、装备、动态、主官姓名及其特性)根据敌情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与计划,并要使自己的行动计划,能绝对机密和迅速,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
六、红军的党组织及党代表制度
红四军自成立后,一直都忙于作战及群众工作,对于党的组织未加整理,过去廿八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由陈毅任书记,廿九团在宜章时成立一个支部,由我任书记,党员只有三十八人,整编后,自应从新调整。至于党代表制度,只有团级有党代表,其余营、连均付缺如。为了加强军中党的领导工作,前敌委员会特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龚楚。
开会时,毛泽东指出:廿八、廿九两团党的组织太不健全,党代表制度,亦未真正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必须健全党的组织及建立党代表制度,方能负起今后斗争任务。毛泽东报告后,便由各人报告各部党的组织情况。陈毅报告廿八团的党务,廿八团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于上猷县鹅形时已组织了一个支部,党员有八十余人,几个月来虽有新来的同志,但亦有战斗死亡,现在约有九十余人,正准备成立团的党部,但因工作太忙,尚未实施。
龚楚报告廿九团党的组织状况,廿九团支部在今年二月初旬成立于宜章,当时只有党员十六人。近三个月来部队不断的扩大,宜章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同志等十八人参加了红军后,均已转为正式党员,胡少海团长亦已在宜章时正式加入党,现在全团党员有三十八人,尚有新参加的地方同志还未登记,正在准备办理及调查中。对于党的组织生活,仍能利用时间开小组会议,约半个月举行一次,支部党员大会则久未举行。
何挺颖报告三十一团党务,略云:卅一团原有党员百多人,现在新加入的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党员人数,尚待调查登记。但在改编前已有师党委,各连亦有支部,党的生活亦颇正常。
各团党代表报告后,朱德便起立讲话,他的态度非常严肃,略谓:过去我们天天只顾打仗,忽视了党务工作,这是我们过去最大的缺点,今后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必须特别注意,饭可以不吃,党务不能放弃,我们干革命,全靠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不好,革命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做,请毛泽东同志提出具体意见,我们照办就是。
毛泽东接着就提出以下的具体意见:
甲、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一)连成立支部,由连党代表兼任支部书记。
(二)营部成立特别小组,直接受团党委领导。
(三)团成立团部党委,由团党代表任书记。
(四)军成立军党委,由陈毅同志代理书记。
乙、关于党代表问题:
(一)连设连党代表。
(二)营暂不设党代表。
(三)团设团党代表。
(四)军设军党代表。
各级党代表的职权:监督军事主管官一切行为,并领导党的一切工作及贯彻党的一切主张。
毛泽东报告后,大家都对他的建议,并无异议的一致通过了。
会议结束后,红军初期党在军中的代表制度,便照此实施。
七、红军官兵的新任务
红军官兵的任务,首先要谈的是红四军士兵的成份质素。第廿八团大部份是叶挺廿四师的士兵,这部份士兵虽是职业军人,但多数是武汉工农份子参军,另一部份是国军许克祥的俘虏及湖南农民。第廿九团的士兵是宜章农民,第卅一团的士兵是武汉警备团的士兵及湘东的农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革命精神甚佳。
过去士兵的工作,是受训和作战,但这时就不同了,他们除了作战和受训之外,还要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指导群众怎样分田地,怎样组织工会、农会,怎样建立苏维埃政权,怎样组织工农赤卫队,甚至负责训练他们怎样作战,怎样对付白军(国民党队统被称为白军)怎样侦察敌情,怎样与红军连络等等工作。
这一连串的新任务,大多数士兵都乐意去做。为了使士兵能够负起这些紧重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发动识字运动,并进行群众工作的训练。
识字运动实施的方法,是每连选出文化水平较高的士兵一人至三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分班教育,但当时缺乏纸笔,我们便用树枝烧成炭条(柳枝最好用)在地上写字,或用柴枝在沙土上写字,解决了缺乏纸笔的困难,亦逐渐的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同时讲解接近群众的方法和方式,使士兵认识军民合作的重要性。
对于官佐的教育,我们经常开讨论会,分别拟定军事、政治、群众工作等各项问题,于晚间进行讨论,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学会了各种工作和宣传方法,于是他们不仅是上佳的战斗员,而且是坚强的群众工作队、宣传队。
廿九团的官兵在群众工作上,成绩很好,因为他们全是经过组织斗争的工农会员,对于学习群众工作驾轻就熟。我记得我们在莲花、酃县各地的时候,以十天至半个月的时间便将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做好。特别有一次在酃县到郴州的路上,为了争取一家农民为交通站的事。因为那个地点只有三家人,又在大路边,地点适中,那时我们在十都,我派了一个连在附近工作了四天,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开始的时候是发动农民分土豪的谷米财物,但他们不敢。我们派士兵挑了一百斤谷子及猪肉送给一家人家,他们也不敢要。正在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士兵同志便向连的党代表彭严说:这家农民有男女六口人,家里很穷,他们不肯收谷子的原因,一定是怕人家知道,将来会受土豪的追究,不如待我在夜间送上,相信他们会接受。
彭党代表同意他的计划,便派了一班士兵于深夜送了二百斤谷及廿斤猪肉给这家农民,果然那家人很欢喜的接受了。经过了他们的宣传和教育后,这家农民后来便成了我们很好的交通站。报告敌情和送信,又快捷又确实。
在干部方面的例子:廿九团的一个连长陈光,他原是宜章独立营的连长,并非军校出身,文化程度很低,但由于他作战勇敢,勤于学习,勇于任事,所以该营编入廿九团后,仍给他充当连长,以后他在中央苏区红军突围前已升任十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已升至兵团司令员。似这种例子很多,足以证明红军官兵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十分成功。
红军官兵所担负的任务虽然艰巨,可是他们担负的任务越多,进步即越快,因为这刺激起官兵的进取心和向上心,使他们永远不甘居后。
八、红军的待遇与补给
红军的待遇,在湘南时官兵平等,每月一律发十二个银洋,粮食全部购买。士兵的生活过得很好,他们每月发饷后,多能送几个大洋给家人。当时三个大洋可买一百斤糙米,因此农民都喜欢参军。我们的经费是由广东出发入湘时,带来一笔范石生发给的现金,经过仁化县城又筹了几千元,在坪石消灭许克祥部之后,掳获更丰,足敷支持五个月的经费。
退出湘南,进入宁冈山区以后,官兵多了一倍(包括三十一团),存款已将用罄,如何补给便成为当时严重时问题。
前敌委员会曾为此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全部粮食由没收富户存粮补给,每日每人发给五分菜钱(每月二元五角),每月每人发给零用钱二元。又为长远之计,规定红军势力所控制的地区,分了田的农民按每年生产收获粮食总额的百份之十五缴纳为军粮。各部队分散工作打土豪所搜获的现金及豪绅地主的罚金,一概缴交军部统筹办理(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便依此而行。)
这个办法决定后,通令各级党委,发动全体党员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并向非党员解释,然后由各级主管官及党代表向官兵宣布,由六月份起开始照新规定待遇实施。官兵的反应初期尚有少部份认为待遇太薄,表示不满,但经过短时间后,也就无怨言了。
官兵的伙食由士兵自己轮流派人采办,每逢到白区打土豪时,他们就可将伙食费节省下来,因此,每月的伙食费便有剩余可分,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较多的零用钱。当时的物价低廉,一角钱可买半斤猪肉,或十二个鸡旦,他们的营养并不算坏,与一般农民比较生活还好得多,待遇虽薄,他们亦感满意。
官兵开小差(逃兵)的现象几乎没有,除了有些农民思家观念太重,请求离队回家之外,没有私自逃跑的事情。
服装的补充较为困难,多数士兵都穿着普通的工农服装,有时在打土豪时遇有适用而又需要补充时,他们就向党代表要求发给,这样,也暂时解决了一部份衣服问题。
这是我离开红四军之前的情形。在我离开之后,朱毛对于军服的补给,即逐渐改善,但零用钱就每月只发二元。
红军的给养尽管有困难,待遇菲薄,但并不影响战斗意志,因为有党的组织监视,同时又怕被白军捉去杀头,回家又怕被豪绅地主报复,故生活虽艰苦亦只有继续坚持下去。
九、军队民主与士兵委员会
红军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制度。它的内容: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废除军阀制度打骂作风,推行自动自觉精神遵守纪律,以生活检讨、工作检讨、来纠正个人的错误及表扬个人的成绩,用教育方法来推动工作的积极性和生活的纪律化。
检讨会大约是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每次作战后亦必开检讨会。这种检讨会,由全体官兵混合分组举行,士兵在检讨会上可以批评,检讨每一个士兵,而且可以批评和检讨每一个官长,受批评者得申述理由,经过检讨以定其情节轻重,由连长、党代表予以适当的处分。处分的方法,有劝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错误严重者,呈报上级处置。
这就是所谓军队民主的内容。
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军队民主而组成,以连为单位,由全体士兵大会选出五人至七人为委员,组成委员会。任务是推行民主制度,监督连内日常生活事务;如采购伙食,管理公共卫生,稽核连内经费开支及监察官兵生活实况……等,以保障民主制度之实施。
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定,然后再交由上级颁布及监督施行。
在待遇平等的口号下,他们批评朱、毛及部份上级负责同志,吃好,穿好。他们并反对官长骑马,认为这绝不平等,为了诸如此类的大小事情,经常闹情绪。
毛泽东为了上述事件,曾经在党内展开反极端民主主义及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以后情况虽有改善,但仍不免常有不愉快的事件。
待至一九三○年以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取销了。但战后讨论会及生活检讨会,学习检讨会,即在闽赣苏区时期仍有举行,这两种会议对于作战经验的获益和生活学习,均有帮助,发挥过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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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12

第三章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
一、为什么建立这个政府
罗霄山,北自湖北南部之九宫山,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南至广东边境之诸广山,由北至南绵延八百余里;井冈山为罗霄山脉之中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复杂,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利于东西转移作战,而不易包围。毛泽东选择此地为武装斗争的军事根据地,的确是很合适的。
自朱、毛两部军队会合后,军事实力加强了很多,野心勃勃的毛泽东,自然要把握这一个良好机会,建立这个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以加强他对内的领导和对外的号召。根据毛泽东对于选择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的理由有以下各点:
(一)有经营了一年多的民众基础。
(二)党的组织相当稳固。
(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
(四)有很好的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
(五)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湘赣)下游各地,比较湘南、赣南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偏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地已久,围剿军甚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一至八十二页“割据地问题”)。
五月下旬湖南省委曾派袁德生来宁冈,他亦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毛泽东说的)。
我在宁冈砻市住了几天,红四军整编完竣之后,因敌情不紧张,即率领廿九团开赴酃县,以连为单位,分散于十都地区做群众工作,团部驻于十都。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宁冈、遂川、永新、酃县等县区苏维埃政府代表及红四军士兵代表,在宁冈县举行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委员及主席,毛泽东就在这次大会被选为主席
从此,毛司令就变为毛主席了。待至一九三一年后,闽赣边区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的充当了主席。以后中共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力有时虽曾遭到严重打击,但公开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可以说:毛泽东的地位是奠基于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主席之时。也可以说他的兴起是从这一个主席职位为起点的。由此可知毛泽东当日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山上苏维埃政权了。
我还有点说明: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份表露出来了。
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经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他的表情已表现出对毛极为不满。我问他:陈毅同志是军的党委书记,毛泽东的联席会议,他总有份参加的,难道他没有对你说吗?朱德说:或者他有时也不知道吧!我听到这种情形,已明白朱、毛之间的感情已极不融洽了。
二、贯彻土地革命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目的,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亦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号召。中共当时的革命政策,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以发动农民斗争。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议的决议,均明确的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但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的实行办法,则从未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致我们实施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在湘南农民暴动时期,我亦无法定出一个指导原则,只得由各县苏维埃政府自己去做,结果没有贯彻这一个当时主要的革命任务。当我们红军在宁冈县城集中整编,检讨湘南斗争工作时,曾为这问题,批评我们没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是湘南斗争工作的最大缺点。至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毛泽东就定出了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如下:
一、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
二、由村苏维埃政府召集全村农民开会,举报各人所耕的田亩数量与质量(分上中下三级)会后各人同去自行在每坵田上插竹签一条,书明亩数。
三、调查人员将全村总人口和田地数量,加以统计。
四、根据各户所报人口与田地数量,决定每户应得各级土地之总数。
五、由村政府准备编号之竹签,带同人民到田间插签分配。
六、人民既分得田地,须尽可能将旧有田墓铲去,但因高低关系,不能铲去者,须保留旧田基。
七、既分得田地之后,如发现有不均的现象,得请求政府再行调整。
八、农民分田后,仅向苏维埃政府纳税,不另檄付田租。
九、田税由各地方政府按实际情形次定征收,以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为原则。
十、土豪劣绅不准分田。
上述实施办法颁布后,我们的工作进行就有所依据了。我们当时正在十都工作,毛泽东曾亲自来指导我们实施。
毛泽东来到十都,眼见我们宜章参军的十多个女同志,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他非常高兴。一时忘形,笑对我说:“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艳遇吗?”我说:“这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对男女间的情爱是不感兴趣的”。他抢着说:“你的年纪比我还轻,我见了尚且动心,难道你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哈哈!”他神秘的微笑着,看来他已有寂寞之感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于一个月后,就在永新县和贺子珍女同志结合了。
三、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争辨
毛泽东自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即被派赴湖南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他在中共党内算是早期少数人物之一,在湖南来说,他是湖南中共的创办人。【析世鉴:此说有误。】他在中共未成立之前,肄业于长沙第一师范时(一九一七年)便组织“新民学会”领导学生斗争,一九一九年七月又主办“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军阀,研究社会问题,宣传马克斯主义学说。一九二○年十月,开始在湖南组织青年团,而且在国共合作期间,湖南的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亦是他所领导。以他的革命斗争历史来说,应该是极受湖南共党同志所爱戴,才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而且刚刚相反。原因何在?为了解答这个疑难问题,我首先追溯两件事:
一、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期,因湖南农民不顾中共中央的指示,杀死李立三父亲的事。那时武汉的中上层党内同志,人人都知道。我曾就此事询问过湖南籍的陈东日同志,据他说:李立三与毛泽东的宿怨,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泽东筹组「新民学会」时,曾登报征求学生会员,李立三见报后即按址前往查询新民学会的入会手续,当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在谈话时毛泽东非常傲岸,俨然以一个领导者自居,李立三那时又是个血气方刚自命不凡的青年,对于毛的说话态度大为不满,遂不欢而散。后来李立三参加中共后,被党中央派到湖南做工运,寃家路窄,毛泽东又适任湖南区党委书记,处处受制于毛。李立三曾屡次报告中央指出毛的错误,于是更加深了双方的恶感。此次李立三的父亲被杀之事,当然是毛泽东向李立三的一种报复。他还说:我们湖南的同志,除了几个老毛的死党外,都对他不满。此次国共关系由恶化走向分裂局面,亦与毛泽东领导湖南农运过火有很大关系。
二、一九二七年五月,我率农军到湘南,因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逗留在耒阳时,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亦曾对我说:湘中、湘东的农民运动,事实是有点过火,农会以穷凶极恶的手段对待军官家属,致使军人反感。许克祥这次行动,全因军人反感而向共产党和工农会反击,造成这次恶果,毛泽东应负责任。我问他:毛泽东的为人如何?夏正民说: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倒是不亚于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义,且缺乏人情,却没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怀。
上述两点,是我从湖南的同志中得到对他的批评。至于他当时和湖南省委的争辩,即有以下几件事实:
一、当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同时,并组织了工农革命前敌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书记。他所到的地方,就以前敌委员会名义指挥地方党部,如湖南各地区特委及各县县委等。各地特委以其越权指挥,干涉地方党务等专横作风,表示极之不满,便将他领导上的各种错误事实;如抛弃群众,逃跑主义,专搞武力,干涉地方党务,破坏组织领导,毫无组织观念等等罪名,呈报湖南省委,转报党中央当局;致中央向他提出三次严重警告,促他立即纠正错误。卒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党中央明令将他自组的前敌委员会取销。
二、湖南省委主张他除以少数地方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外,主力应到湘东领导工农斗争,并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但毛泽东以湘、鄂、赣边区之地形不如井冈山,当地反动力量又比罗霄山脉中段附近地区之反动力量为大,且在政治影响上,湘、鄂、赣边区亦不如罗霄山脉中段,可影响湘赣两省为大……等理由驳斥湖南省委。
三、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到宁冈建立边区特委,毛泽东即把持着他一手组织的永新、宁冈县委及酃县、遂川之地方党,不与杨合作,致使杨开明无法展开工作,迫得跑回湖南省委。毛即自组边区特委,自兼书记职务,后来为了敷衍省委,才由杨开明代理特委书记。但毛仍在幕后操纵,于是湖南省委就骂毛泽东为新军阀,并支持耒阳、郴州赤卫队脱离毛泽东掌握,只继续保持与朱德红军的联系和配合红军作战。
这都是反毛内哄的情形,仅记其荦荦大者,而且都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所发生的事。但他们相互间的指责仍不休止,而且还继续发展下去,没有了结。
我在当时看此情形,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对毛泽东这种作风,亦感到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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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13

第四章
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
一、反围剿战役经过
我们廿九团自五月下旬开到酃县十都地区,群众工作已顺利完成,十都的苏维埃区政府亦已相继成立,赤卫队亦编成了一个中队。时间大约是六月廿日的中午,突接到军部十万火急的命令,以敌情紧急,立即全部开回宁冈县城集中,并转饬赤卫队立即由酃县南区撒间酃县东北之沔渡驻守,向茶陵、酃县方面游击警戒。
我们奉命后,立即率领部队星夜行军,于次日中午到达宁冈县城,我即与胡少海团长到军部请示。
朱德对我们说:安仁有敌军十一个师,正向酃县推进中。昨晚八时,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报:江西敌军金汉鼎部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集中永新,正在拉夫准备进攻井冈山。根据这两方面的情报判断,湘赣两省敌军有会攻井冈山的企图。昨晚,前敌委员会曾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势,对湖南方面取守势。部署如下:
(一)廿八、廿九两团由朱德指挥,占领新老七级岭,迎击由永新向新老七级岭进攻之敌,把握时机歼灭之。
(二)三十一团由毛泽东指挥,主力固守井冈山,以一部进出宁冈县城,对湖南方面严密警戒。
(三)耒阳、郴州赤卫队,分向酃县、茶陵游击,以迷惑敌人,如敌向宁岗进攻时,须配合卅一团阻滞敌军前进,掩护七级岭方面主力作战。
(四)我们这两个团的任务:以廿八团为左翼占领老七级岭,廿九团为右翼,占领新七级岭。
(五)我(朱德)随廿八团行进,指挥老七级岭方面作战(林彪当时是该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龚楚同志随廿九团行动,指挥新七级岭方面作战。
朱德说完后立即给了一份井冈山附近复印的五万分一地图给我,并告诉我:今天黄昏前就要出发,务须于明(廿二日)拂晓前占领新七级岭主要阵地,若万一作战不利时,可向黄坳方面撤退。
我和团长胡少海同志率领着廿九团于下午六时出发。那晚下着毛毛细雨,山路崎岖,步履难行,到达最高山坳时已是早上七时。我廿八团第一营的尖兵连,已占领两翼高地,发现敌军相距仅四百码,正在搜索前进中。我即登左侧高地观察敌情,敌军亦发现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亦立即停止前进,亦占领路侧高地,掩护其后续部队集结。敌我两方阵地之间是一段山峦小路,两侧倾斜急峻,两方阵地的正面,面积不到五十码,兵力无法展开,且全段前进路线,暴露在我军阵地火力瞰射之下,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
我向老七级岭方面观察,发现一大片丛林茂密的低洼山地,相距约有十里之遥,无法相互连络。正当我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场的时候,敌人们重机枪就密集向我阵地射击,我的一个司号长苏世安,当场被击毙,倒下来了!我方的两挺重机亦已占领了左侧高地,向敌阵地扫射。步炮连亦占领了稍后的一个小高地准备射击。经过了约十分钟后,我方已停止射击,随即发现敌军约一个连,陆续向我阵地跃进,我机枪连待敞进至约二百五十码时,即向敌密集射击,追击炮同时向敌阵地轰击。敌置进退不能,伤亡无数,我第二连连长萧克,即率领该连在机枪掩护下向敌前进,拟将中途之敌全部消灭后,夺取敌军机枪阵地。不幸在前进约五十码时,萧连长腿部受伤,乃迅即退回,立即把他送到后方疗治。
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敌军连续向我阵地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敌接近,即行射击,敌军未至中途便死亡殆尽,无法得逞,死伤之敌军多数是滚落山坑,虽伤亦必死了。
四时后,敌军已停止进攻,双方射击战亦停止下来。那时,老七级岭方面隐约传来密密的炮声,已知那边已在激烈战斗中,而我们前面敌军亦因伤亡重大,不敢再向我方进攻,遂决以一个营准备连续向敌反攻,当即下令第二营李营长,以该营担任攻击,约于下午四时卅分开始向敌进行坚强的反攻,并发挥机、炮火力向敌射击,战斗不到三十分钟,敌军即狼狈向龙源口溃退,我军跟踪猛追,山路几为敌尸所塞。
黄昏前,我军即占领龙源口。胡团长仍率二、三两营继续跟踪敌军,向永新方面追击。
第二连党代表彭晒向我报告:“我下山时发现敌军约四、五百人正在龙源口东南方不远的山地收容集结”。当时我只掌握有第二连一个连的兵力。除留一班士兵在原地驻守外,其余全部由我率领,冒险向东南山地搜索。果然在龙源口外约千码的山谷中,发现有国军两个营的残部,正在收容集结。我立即命令各班沿山顶散开,并亲率一个班和携同仅有的一挺轻机枪,下山去喝令国军缴械。散开在山顶的士兵也同时大喊:「同志们!缴枪!」缴枪声,山鸣谷应,响彻云霄。疲惫的国军,不明我军实力,只好集中架枪,不加抵抗,举手投降。连的党代表彭晒带着一班士兵,立即冲上,先将国军步枪机柄除去,装在伙食箩内挑走,随即命令俘虏将枪枝捆扎,背负上山。我即将第二连官兵集合,押着俘虏四百九十二人,和战利品步枪三百余枝,重机枪两挺,返回龙源口。俘虏们看见我们只有一百多人,全都后悔莫及。
翌日,我军已占领永新县城。
是役,廿九团负伤官兵,计有第二连连长萧克等共七十余人,阵亡官兵二十余人。敌军伤亡枕籍,山上那条隘路,遍地尸骸。战斗时要踏着尸体前进,战斗的激烈情形,可以想见。廿九团此役战果:缴获步枪四百余枝,俘国军五百余人。廿八团亦斩获甚多。
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初五日)的事。也是湘赣国军第一次会剿井冈山的惨重失败。
红军经过这一次胜利,又得到了械弹的补充,军中以俚语凑成一联:“红军不费三分力,吃掉江西两只羊”。盖杨与羊同音也。
二、建立了永新、莲花各县苏维埃政府
我军于占领永新县后,地方党和群众工作干部,跟着就进城展开群众运动。
据地方党的同志报告:金汉鼎的残部不到一千人,已向安福方面逃窜,莲花县城仅有国军一个团驻守。又接毛泽东的通知:湖南国军方面,进占酃县后,停留观望,不敢向宁冈进攻等语。我军以发展苏区为目的,决以廿八团进攻安福(结果因安福国军势大,遂停留在永新、安福之间开展群众工作),廿九团进攻莲花,军部留驻永新县城,并请毛泽东即来永新县城领导群众工作。
我廿九团奉命后,即将俘虏交与军部处理,于廿四日拂晓,向莲花挺进,敌军闻风逃去,我军即于廿五日正午占领莲花县城。
莲花是赣西南的一个小县,但地方富庶,它的北面是萍乡,安源矿场即在萍乡县境之内。那时湖南中共省委因长沙无法立足,亦潜伏于安源矿区之内(由省委住处至莲花约一百里。)
我军占领莲花展开群众工作后,湖南省委即派少共负责人朱汝湘来莲花和我连络,他来了,对地方工作确是帮助不少。因为当时无敌情顾虑,便安心的以连为单位,分散做群众工作,廿九团的女同志亦分赴各乡访问她们衡阳第三师范的同学,争取她们参加革命工作,当时莲花厅就有三位女生参加,群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第一个星期即完成了城区及附近乡村工作,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会、农会组织,热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赤卫队也编成了一百多人,他们收集了二十枝步枪,我们又发给他们二十枝步枪,接着我们就向较远的区乡扩展。但正在全县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七月初旬),因金汉鼎部又集中了优势兵力反攻永新,我们便奉命调回龙源口集中。
毛泽东是在我们占领永新后的第三天(大约是六月廿五日)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步兵连到达永新县城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就在他到达后第三天宣告成立。
永新县有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团的支部书记是永新中学女生贺子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贺敏学,曾毕业于永新中学,也是个共产党员,妹妹贺怡,是青年团员。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在永新县城里关有一间书店,生活很优裕,这时(一九二八年)贺子珍才十八岁,长得娇小玲珑,活泼可爱,说话很有条理,加上她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和一双晶莹的眼睛,一见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们占领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时,她率领了四个青年,带了两担蔬菜和一担猪肉,来慰劳红军,我曾和她见过一次面。
当我奉命由莲花开回龙源口集中时,毛泽东住离龙源口约五里的一个乡村,指挥地方工作。我布置了宿营后,便去找他,我到达他的住处时,适他外出未返,我便和他的随从何同志谈天,询问永新的一般情况,何答复了我所问的一切事情,并对我说:“龚同志!我告诉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漂亮的女同志啦,你知道吗?”我听了接着说:“那好极了!朱德同志有位萧贵莲女同志,现在毛同志又找到了一位革命爱侣,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调剂,对于领导革命事业,更加增强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志?”(当时我以为是红军中的女政工同志)他便源源本本的告诉我:“毛主席连续接到你们击溃了金汉鼎军和占领永新的消息。他喜欢极了。嗣后,又接到酃县游击队的报告,进占酃县的湘军已向安仁撤退。便于第二天天带着我们及一个连来永新,展开苏维埃运动。我们住在永新县政府内,地方的党、团同志都来见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漂亮而活泼,是团的支部书记,和主席谈得很投机。那天晚上,她送了两只鸡,两瓶酒给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饭,他俩谈得更亲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商讨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团组织……等问题,这位女同志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至深夜十一时才散会。会后,主席请她稍候片刻,说有要事跟她谈谈。那晚贺同志单独和主席在卧室里谈了很久。次日早餐后,贺同志又来了,整天陪着主席工作,晚上也没有回去。第二天的早上九时才起床,平时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的。主席洗过脸后,喜气洋洋,春风满面的对我们说:‘我和贺同志两人爱上了,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那时贺同志站在主席的身傍,带着羞人答答的笑容”。何同志说完了这段话,时间快要入夜,毛泽东尚未回来,我便不再候他,留下一个简单的报告,并约定明晨再来面报,我就返回龙源口驻地。
翌晨八时,我再往访毛泽东,他正坐着办公,见我来了,马上站起来和我握手:“龚同志,辛苦你了!昨天你来时适我不在家,今天正好,我们可详细的谈谈”。说时笑容满面。我们坐了下来,谈过公事后,我笑着对他说:“毛同志,我们正事谈完了,现在我要向你道喜了!”他哈哈笑道:“谁告诉你的?”我说:“这是我们革命阵营中的一件大喜事,谁不知道?但你应该请我吃喜酒,看新娘才对呀!”他笑着说:“那容易得很,可惜贺同志今天回南乡看父母,今天早上弄多点菜,先请你吃饭,将来回宁冈时,再请你喝酒,好不好?”我笑着说:“那好极了!”他立即对随从说:“弄多些菜来,请龚同志吃早饭”。
这就是毛贺结合的经过。在寂寞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毛泽东得到这样聪明活泼的女同志做伴侣,他的欢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毛泽东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道的,他第一位妻子是他在家乡读书及协助父亲种田时已娶了一位乡下姑娘。后来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和一位长沙女师毕业生陶淑蓉同居,并共同经营一间书店(文化书局),卒因志趣不同而分居。随后一九二○年又和杨开慧结婚。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字怀中,是湖南名学者,曾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平大学任教授,逝世后,他的遗孀即携两子女返同长沙附近潘藏村家乡居住,毛泽东是在次年便和杨开慧结婚,婚后曾生有子女三人。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杨开慧仍住在长沙母家,直至一九三○年才被湖南省府主席何键逮捕杀害。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时,杨开慧仍尚在人间,住在长沙母家。
三、创作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权,自占领永新、莲花后是为全盛时期,那时期,占有宁冈、水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酃县的东南部,遂川的井冈山区及安福的一部。
国军金汉鼎部反攻永新时,朱、毛因敌军优势,红军不打无把握之仗,决主动撤退。我到龙源口后就决定:三十一团除留王佐、袁文才部及遂川赤卫队守井冈山外,其余均调永新,配合永新地方赤卫队作战,并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廿八、廿九两团由朱德率领,转移湖南酃县方面活动,恢复及扩展酃县方面革命群众组织,并担任湖南方面警戒。
毛泽东这次的决策,引起了红军中的好事者,传播很多新闻,主要的是说毛泽东冒险率三十一团留在永新不肯走,完全是因贺子珍不愿上井冈山,在此新婚时期,毛泽东只好顺从妻子的意见,暂留永新活动。
但是这次却使毛泽东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创作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的办法是:以红军部队配合人民武装,控制住永新县城的外围所有乡村以包围城市,不准一切物质及人民入城,以封锁城市,并以红军之一部,进出于福安至永新之交通线上,截击国军的运输、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这样.城内国军即必须派部队出城外乡村采购粮食物品,国军一出城外,即遭红军及赤卫队伏击,国军不但不能购得食物,而且死伤不少,致使他们陷于困境,迫得唯有退出永新县城,向安福撤退。当国军撤退时,红军立即就集中较大的兵力衔尾追击。国军通过永新以北之天龙区(是群众组织较好的苏区),又遭到小部红军配合地方赤卫队沿途袭击,致损失惨重。
这是当年七月间的事,也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最得意的一次杰作。
这种“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略,以后便成为红军对付不能强攻的城市,而乡村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所经常运用的战略。并且提出了“控制面”(控制乡村)、“截断线”(截断交通道路)、“包围点”(包围城市,孤立城市)然后相机夺取城市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这一战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充份发挥了它的效能而获得辉煌战果。甚至现在有些其它国家的共党亦采取这一战略进行国内革命战争。
锻炼身体学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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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15

第五章
红军主力袭击郴州
一、决策的争辩
红军占领永新、莲花之后,湖南省委即派袁德生、杨开明到永新和朱、毛会商,主张红军乘机越萍乡北进湖南之平江、浏阳、江西之铜鼓、修水一带活动,创造湘、鄂、赣边苏区,以袁文才、王佐部及地方赤卫队守井冈山。省委认为:湘鄂赣边区群众基础极好,自秋收暴动后,虽然毛泽东已退出该区,但民众仍在斗争中,红军若重返该地,在政治上的影响极大。可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省委这一指示。他认为:罗霄山脉北段之湘、鄂、赣边区的反动势力很大,同时国内反动政权暂时稳定,对我们发动围剿极易,而该地区的革命民众武装薄弱,绝不如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险要而复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且附近各县已有良好的革命组织和群众基础,我们可以因应敌情,红军主力随时转移于湘赣两省,选择敌人之弱点而将之歼灭,在当前时形势只宜于巩固井冈山的根据地,以求逐渐发展。
当时朱德未对此发表意见。最后的决定:待永新、莲花工作告一段落后,将红军主力转移到酃县方面,以监视安仁敌军之动态。
我们于七月十三日到达酃县。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朱汝湘,又来到酃县军部,立即召集了一次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报告: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红军主力不应困处在井冈山,必须向外发展,既可分散国军的目标,亦可随地策动群众斗争及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等困难问题,目前的任务应以进取湘南各县,恢复各县革命斗争为最正确之行动方针。我们曾先到永新和毛泽东同志详谈,但他不同意,因此特来和你们商讨这一行动方针,请你们研究。
朱德当即发言,他说:“现在围绕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就是白军不来,我们也无法维持下去,遑论军费无法筹措,就是军服问题也难以解决,现在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方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省委指示进取湘南的计划,在目前是可以行的。因为现在湘南各县只有范石生军,分布于耒阳、郴州、宜章各县,范军的情形我很了解,以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用急袭的方法,先行占领郴州,将其截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将之各个击破,以我的判断,是可以成功的”。
朱德这一席话,与会的团、营长无不赞同,特别是廿九团的营团长,更感高兴。于是进取湘南时计划就决定了。自然湖南省委杜修经等更是喜形于色。
翌日,毛泽东使专人送信来,他预料到我们必同意杜修经提出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认为绝不可行,希望我们幸勿冒险,致遭损失。但军中各级军事干部均不以为意,坚决照既定计划准备行动。
第二天,杜修经和朱汝湘到廿九团团部找我,他除了详述毛泽东与省委之间极不融洽的情形之外,并告诉我两件事:
(一)金汉鼎军复占永新后,张贴了很多国民政府的布告:通辑朱、毛及龚楚,捉到一个,赏金二万元,击毙一个赏金一万元。通风报信赏五千元,你们要特别防范。
(二)湖南省委对龚楚在莲花的工作,极为满意,你们退出莲花后,群众斗争仍未停止,尤其是西区乡村干得最好,我们由萍乡南下,经过莲花之西区至永新龙源口,均有群众组织,交通连络极为方便。
最后,他谆嘱我要好好的和朱德同志合作。我说:朱德同志是很忠实的革命同志,又是很好的军事指挥官,我很信任他的领导,我们相处了七个月,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二、战役经过概况
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表,决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廿八、廿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廿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问汝城游击,廿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廿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
郴州市区之东面有耒水,筑有大石桥沟通两岸,上游可徒步涉水而过。进攻部署,以廿九团从耒水上游涉水过河,进攻郴州之东南,廿八团从正面大石桥进攻东门。
我们这次进攻,驻郴州之范石生军,因事前毫无所闻,所以亦毫无准备,红军如从天而降,我廿八团将到桥头时,发觉桥头之附近有范军重机一连警戒,正欲向我军射击时,红军即以飞快动作冲过大石桥,敌军措手不及,即遭我军将之解决。旋即向市区进攻。我廿九团亦于同时向东南门进攻,战斗约两小时,城内国军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队,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来缴械,城内战事即告结束。
北门范军两个团却向城内反攻,战斗甚剧烈,至黄昏时终将之击溃,残敌向北退却。我廿九团进攻南门时,南门外国军一部未经战斗,即向南面宜章方面逃窜,我第一营跟踪追击,是晚至万岁桥停止,即驻该地对宜章方面警戒。
是役,我军缴获械弹甚多,俘敌七百余人。
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十六军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团充任团长时,范曾奉命将朱德檄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犂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反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我打趣的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的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他听说的话,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那句话。
我军占领郴县后,迅即清理胜利物资,维持市面秩序。廿八团仍向北追击残敌,由于连日昼夜行军,官兵过于疲劳,只追击了十余里,便同县城宿营,没有贯彻“猛打猛追”的战术,致使败退时国军得有喘息机会在栖凤渡收容集结,与高亭司增援部队的两个团会合,乘夜向郴县反攻。红军因疲劳太甚,且在夜间敌情不明,遂弃城向东撤退。
我正在郴县南门集合部队时,国军已攻陷北门入城,我急派员赴万岁桥通知第一营向来路东江撤退。我亦率廿九团部队渡过耒水东岸向雅茨坪撤退与廿八团会合。因退却时太匆忙,所获战利品除子弹已分发各部补充外,其余均无法搬运,而廿九团向宜章方面追击的第一营朱舍我部,则因此次急速撤退之故而失却了连络。
三、廿九团第一营失去连络及其结果
这个营有步兵三个连及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士兵一百○八名、炊事兵十二名、运输兵二名、连长一人、党代表一人、政工干部二人、排长三人、特务长一人、文书一人、特务员一人、共有官兵一百三十二人。装备有:步枪一百○八枝,驳壳手枪四枝。重机连人数与步兵连相同,有重机四挺、步枪四十五枝、驳壳手枪四枝。营部有营长(朱舍我)一人、副官一人、司书一人、通讯兵四人、政工干部四人、炊事员二人、运输兵二人。配有驳壳手枪二枝,步枪四枝。全营总共有五百四十三人,步枪三百七十三技,重机四挺,驳壳手枪十八枝。
该营自攻郴州撤退后,便失去连络。直至八月下旬,才由一位姓萧的班长带同十二个士兵携带着原有步枪十三枝逃回归队。
据萧班长说:该营当日追击范石生军约二百人。进抵万岁桥时已是晚上十时,官兵已疲劳之极,即遵照团部命令在该地宿营,至第二天(廿九日)早上七时,才接到团部撤退至东江集合的命令。朱营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出发,但郴州方面大路已发现敌军向我前进,于是立即转向东南方撤退,至晚上十二时到达湖南广东边界一小村庄宿营,是夜宜章籍官兵逃去二百多人。三十日晨,又发现敌军向我追击,朱营长途率部向广东之唐村方面逃窜,中途又散去百余人,迨至三十一日在乐昌县北之岐门附近山地,又被敌包围攻击,朱营长即下令分散逃窜。他们这十三人是沿粤湘边界逃至资兴县属之瑶冈仙,辗转而至桂东归队。
又据宜章方面报告:廿九团第一营于七月末在粤湘边境地区被范石生军消灭,被俘男女政工人员二十余人,女政工同志彭娟、杨佩兰被俘后,国军将其交回原籍的宜章县政府处理。宜章县政府将这两个女同志,加以刑讯和脱去她们的上衣裸体游行示众后,再行凌迟处死。
国军这种残酷的虐俘行为,引起了红军的普遍愤怒,亦增加了红军同仇敌忾的情绪和勇敢战斗精神。许多意志薄弱准备随时逃跑的官兵,受到这个惨痛的教训,再也不敢私逃回家了。
从这一点,使我深深的理解到,残酷虐待无抵抗力量的俘虏,是一种怯弱的野蛮行为。它的后果是相反的,不仅不能吓倒敌人,反而增加了更多敌人。
红军贯彻了前敌委员会“不虐待俘虏”的决议,在以后对抗国军的战斗中,取得了攻心战中的主要胜利,而国军则因俘虏政策不完善,往往因一时的愤怒而屠杀俘虏,致使红军官兵宁愿战死,也不投降,这样便增加国军以后作战的困难。
廿九团攻郴州失败,损失极大,当我在龙溪十二洞休息整理时,全团官兵只有九百余人了。












第六章
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
一、桂东县朱毛会合
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退出郴州县后,经东江至资兴县属之龙溪十二洞。这是个广大的山区,南面与汝城毗连,东北与桂东接壤,周围数百里,都是崇山峻岭,绝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险要,真是个游击队潜伏活动的理想地区。当时,湘南特委、资兴县委和资兴赤卫队,均以此为根据地。我军因经过多天的行军作战,员兵均极疲劳,且有伤兵数十名亟待安置,乃决休息数天,藉以整理部队安置伤兵。约经过了十天的休息,出发至汝城县属之南洞,做了两天群众工作,并收集了粮食,转向北进,占领桂东县属一个较大的市镇——沙田。当地有中共的秘密组织,附近村庄亦较多,且无敌情顾虑,乃协同地方同志,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气,甚为热烈。八月十八日,击溃了桂东全县集中进犯的民团和县政府的警察,在追击中乘机占领桂东县城。
翌日的中午,毛泽东带着三十一团到来,直到军部与朱德会晤,我闻他到来即赶至军部,见面时他带着疲劳的神态和我招呼,失去了过去那种兴奋的吸引人的风采。我们见面后,据说:井冈山正被国军从东西两面围攻,江西方面之国军有六个团,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间,分经永新、遂川两县,向龙源口、黄坳进攻,湖南方面之国军亦有六个团,占领酃县后即向宁冈县城进攻,并有豪绅地主反动武装,跟随国军进剿,到处杀人放火,摧残工农组织,形势十分险恶。
毛泽东说他率三十一团退守井冈山上,严密布防,以井冈山的险要地形,国军是无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粮食弹药不多,若持久作战,恐有弹尽粮绝之虞。你们的行踪,曾接到酃县同志的报告,闻你们先胜后败,退回龙溪十二洞,后来又闻你们向汝城桂东发展,为了减少山上粮弹消耗,及与你们连络,共商反围剿作战计划,乃决定以伍中豪指挥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宁冈各县赤卫队,固守井冈山,本人即率领三十一团两个营,经由井冈山南面山径,经十都到此,幸好能顺利的会合。今后我们红军主力必须集中行动,特别是在有敌情顾虑时更不能分散兵力,因为我们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灭较多的敌军,分散则有被敌军各个消灭的危险,你们切勿忽视等语。
朱德当即问他:现在是否立即合力,扫荡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敌,以破坏国军的围剿计划?毛泽东说:我们暂时不能轻举妄动,破敌计划,仍须稍待时机,以他的估计,井冈山的粮食弹药,以现守山兵力,可维持一个月以上,目前尚无反攻之必要,我们主力应在外围活动,避开敌军主力之围歼,待敌疲劳松懈时,选择有利目标,各个击破之,方为万全之策。朱德听了,沉思片刻,乃说道:既然如此,就照我们的原定计划,拟在湖南之桂东、汝城,江西之上猷、崇义地区创造新苏区,待机行动。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们在桂东工作了几天,因避免湖南国军之攻击,又转移到江西之崇义、上猷两县毗连地区活动。当时,军部及二十八团驻于崇义县之思顺、古亭,二十九团驻于上猷之左安、鹅形,毛泽东率三十一团驻于上猷之营前墟。我们经常派出探员侦察江西、湖南两面的敌情,并特别关心井冈山的变化,对于部队训练,群众工作,亦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和紧强,充份的准备和敌军进行生死决斗。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很少到军部,但来廿九团找我一次,并约我到营前墟他的驻地一次,所谈的问题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纪律,而以克服廿八团士兵的流氓习气,和廿九团士兵的农民意识为问题的中心。他对于廿九团第一营的失去,认为是重大损失,他对我的态度比前亲密,且常以克服困难,共同艰苦为勉励,使我一时觉得和他不难相处,心下甚慰。
二、袁崇全叛变与林彪升官
我军于八月二十三日转移到上猷、崇义地区工作,二十五日发生了廿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事件。
袁崇全出身于黄埔军官学校,他与该团团长王尔琢是同期同学,贺叶军在潮汕失败后即跟随朱德,历任连营长,他平时沉默寡言,但作战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尔琢喜爱,每在谈论干部时,常称他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军事干部。自攻郴州失败,又闻国军围剿井冈山,他精神颓丧,落落寡欢。是日早餐后,他以向外打游击之名,率领机关枪连及一个步兵连,向上猷县城方面进发。该营营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级命令,事前又未谈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团部,将情形报告团长,王尔琢闻报,以事情紧急,且自信与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驳壳手枪,只身追赶,于接近队伍时,即大叫:各连立即停止。各连长闻命后,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进。王尔琢继续追赶上前,通过了队伍行列,发现袁崇全带着四名传达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驳壳站于路侧,待王尔琢接近时,即连放两枪,王应声倒地,当时毙命,袁仅带传达兵四人怆惶逃去。
朱德闻报,即与陈毅赶到现场,见王尔琢经已气绝身亡,登时放声痛哭,陈毅即命各连长率队同原驻地,并即掺扶朱德回部,为王办理身后各事。事件发生当日,我闻讯赶至军部,见朱德愁容满面,悲痛欲绝,我亦不免悲从中来,相对黯然。是晚我住在军部.共商善后。
晚餐之后,朱德靠在床上,我与陈毅坐于床前,我对朱德说:王团长遭此不幸,固属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重大损失,但我军正在准备回师井冈山,粉碎国军二次围剿之际,第二营营长不可一日无人,团长遗缺也要立即解决,请勿过于哀伤,考虑这两个人选问题,以免指挥无人,贻误大事。朱德凄然的说:“第二营四个连长都不如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林彪,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将林彪升任第二营营长,又恐第二营的连长不满,如何是好?我现在心里很乱,你们出点主意”。当时我和陈毅都认为林彪最好,年轻有为,骁勇善战,对党忠实,是本军最优秀的青年军官。经过研讨,陈毅提出:将第一营营长周子昆调任第二营营长,加强该营的领导,以林彪升任第一营营长,至于团长人选,论资历应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认为他身体弱,缺乏朝气,唯有暂由他自己兼任。这个问题便于当天晚上解决了。
第二天公布人事调动命令后,全团干部都感满意。我和周子昆平时有私人往还,那天我曾到第一营营部访问他,谈及人事问题时,他对我表示: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并认为林彪青年有为,肯负责,有决心,前途极有希望。
军部将人事处理情形通知毛泽东,他对王尔琢之死,表示可惜,对袁崇全叛变表示不痛恨,并认为廿八团党的组织领导太弱了,此后应切实注意。林彪之升任营长,引起了他对林彪的注意。并由此引起他对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建立红军纪律的决心。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是在此一期间定出的。
三、反围剿经过概况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冈山方面情报:国军进攻井冈山以来,伤亡很大,但井冈山仍无法攻陷,但他们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团的报复行为,山下所有苏区的村庄.概被烧抢剩尽了,被杀的工农群众亦颇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富农阶级份子,在国军进攻时有不少叛变了,他们且带领敌人到处搜索。工农组织被摧毁迨尽,遍地残墙断瓦,农村变了废墟,其状甚惨。
八月下旬我军集中桂东时,湘军误以为红军集中进攻酃县,其占领宁冈之国军,已于八月三十日撤回酃县,严防我军进攻。江西方面之国军,仍盘据黄坳、龙源口及山下附近乡村,严密封锁,企图困死井冈山。
我们得到上述情报,朱德判断:国军之攻势已受到顿挫,现分兵驻守山下,正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且我守山部队已超过一个月,深恐粮弹不继,有被困惫之虞,乃决先向黄坳进攻,继续扫荡龙源口,以解井冈山之围。当我军全部集中营前墟时,忽接探报:遂川县城国军刘士毅部有向上猷崇义进攻我军之企图,其前锋已抵达寺下墟。寺下墟位于营前墟之东北约八十华里,一天的行置可抵.我们曾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先消灭刘士毅部,再进攻黄坳。
作战计划大略如下:
(一)选择高车坳附近(寺下墟至营前墟之间)之有利地形为决战场。
(二)分两路前进,区分如下:
1、廿九团为左翼,经隘前向高车坳前进;
2、廿八团、三十一团为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进。
(三)各路军于到达高车坳附近时迅速占领有利阵地,把握时机,向敌退攻。
我军于次日上午四时即分路出发,我廿八团于上午九时左右即已到达预定战场,占领阵地,廿九团亦于稍后即到达,十时已发现国军先头部队,旋即向我廿八团阵地进攻,我军以吸引国军主力展开后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势,至十一时三十分,国军主力已被吸住于我军阵地之前,乃即全线反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将国军全部击溃,向来路退却,我军立即跟踪追击,是晚午夜即占领遂川县城,追击之猛和路程之远为红四军作战以来的第一次。
是役缴获步枪四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弹药甚多。
九月下旬,扫荡了黄坳附近国军,回抵井冈山。那时山上守军及人民,均以番瓜、红薯为食,备极艰苦,见我主力胜利回师,欢喜若狂。十月一日,我军又进攻宁冈县城,将国军周浑元旅击溃,附近之国军及民团,亦旋即被肃清。地方的群众,当国军进攻时,多藏匿于深山中,闻红军胜利的消息,即扶老携幼,返回他们的村庄,面对着残垣断瓦,及荒芜了时田园,无不感到悲愤和凄怆。他们都缺乏粮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们在互相帮助之下,重建他们简陋的家园,并很快的恢复了群众组织,准备着继续的斗争。
那时桂东已被国军阎仲儒部占领,其官兵多属四川人,他们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产党人,他们把握着红军胜利的消息,进行煽动叛变宣传,争取了一百二十余人起义投入红军,朱毛即将该部编为特务营,以毕占云为营长。红军为了要乘机争取更多的国军来归,朱毛又亲率领全部红军向桂东县城进攻,阎仲儒闻风逃去,红军又占领桂东县城及广大乡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国军周浑元旅一个团,乘红军主力在桂东之际,复占领了宁冈。红军闻讯,立即回师进攻,国军以强弱悬殊,迫得退守龙源口,红军跟踪追击,又将该团击溃,并乘机克复了永新县城。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之役,至此已全线结束。
红军这次反围剿作战,打破了国军的围剿,收复了原有的苏区,从表面看,无论军事、政治都是胜利的,但官兵的伤亡,弹药的消耗,损失甚大,特别是攻郴州之役,除了伤亡外还丢了廿九团一个最好的营,我们认为得不偿失。至于人民的损失,更是无可估计,以后对第三次围剿采取了逃跑主义的决策,可说种因于此。
国军方面:进剿军祗注意专力围攻井冈山,对于红军主力消遥活动于附近各县,视若无睹,我们认为国军指挥官当然知道:消灭红军主力之后,井冈山不攻自下。但他们不采这一有利的战略,原因是没有与红军主力决战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国军围攻井冈山的部署,犯了兵力过于分散的错误,形成处处薄弱的形势,予红军以各个击破之机。
遂川高车坳作战之役,刘士毅部有四个团,装备亦好,兵力对比,占着绝对优势,但因战术运用错误,以主力暴露于红军阵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侧进攻,致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全线溃败,我当时就认为这次作战是侥幸的成功。至于国军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对国军的仇恨,于事无补。
四、毛泽东与朱德龃龉
朱德与毛泽东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这一期间,发生了几件极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两团在新老七级岭作战,击败国军金汉鼎部时,缴获了几百枝步枪及几挺机枪,当时各团将缴获的枪械均先行补充自己的装备,并将自己不太好的枪械调换出来,剩余的即送到井冈山后方,以补充卅一团及地方赤卫队。毛泽东对此事大为不满,要朱德将一部份好的步枪和机枪补充卅一团。朱德则因各团已自行处理,不便再命各团交出,致没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毛泽东就指责朱德为“本位主义”。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虽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张,其实是朱德有意藉此而离开井冈山,准备在湘南自行发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当时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执行攻郴州计划,又适遇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那次井冈山虽未被国军攻陷,但山下各县及区乡受国军摧残,损失甚大,当时毛泽东见形势险恶,便亲率卅一团主力离开井冈山到桂东,适在这时朱德部因攻郴州失败,部队停留在桂东整理,毛泽东则公开骂朱德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冒险主义者。
(三)九月十三日,击败国军刘士毅部占领遂川后,毛泽东要立即进攻黄坳,而朱德却想向赣南发展,致争持了相当时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黄坳重回井冈山。毛泽东便骂朱德不顾根据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荦荦大者。然则,朱德为什么不想回井冈山而想自由创造新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毛泽东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独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
(二)井冈山粮食十分缺乏,红军官兵常以番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过于艰苦,致官兵多不愿在井冈山附近驻留,影响朱德的决策很大;为了改善官兵生活,则非急向外发展不可,故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
(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拘指示,朱德认为毛泽东完全为了他自己个人着想,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惜反对上级,是严重的抗命错误,朱德不愿跟住毛泽东作抗命行为。
(四)红军前敌委员会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红军的一切行动决策及地方党工作的配合,均应由前敌委员会决定,但毛泽东为了便利自己独裁,就自行组织红军党与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以代替前敌委员会,将朱德和我等置诸于外,等于不愿我们参加决策会议,因此朱德就骂毛泽东独裁。
以上四点是构成朱德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主要原因。
我对于朱毛的不和,认为主要的是因他们两人的个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施行。
(二)毛泽东处处以领袖自居,好似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十分浓厚,而朱德则处处谦让,只求将事做好,而不顾个人利害与得失。
(三)毛泽东对人虚伪,凡事都转弯抹角,以达到目的;而朱德则凡事坦白,为人诚实,是则是,非则非,绝不假以辞色。
有了以上几种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难相处得融洽。不过我对毛泽东个人的观感,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如: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战略一当十,战术十当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积小胜为大胜,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及“乡村包团城市”………等,确是劣势对优势作战的不易原则。
(二)他有组织天才,如,井冈山附近县、区乡的党及民众组织,能很快的建立起来,并领导他们配合斗争。
(三)选择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缓缓向外围发展,逐渐扩大苏区,以至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种远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稳健的办法。
(四)他对中国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必须争取广大农民为斗争的主力,也是正确的,显见他的眼光有独到之处。
在当时来说,毛泽东的才智有领导革命的条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处不易,所以我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对于朱德的优良品德则有:
(一)他凡事公开,不隐瞒,不欺诈。
(二)对人态度诚恳,不作伪。
(三)对革命的态度忠诚,他认为只是尽他的责任。他常对我们说:他的年龄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只希望能替穷苦的人民及你们青年人铺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作风。
他的坦白程度,我举两个他亲口说的有趣事情为例。
(一)大约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来到上海,带有六万元银洋,还有四个美丽的姨太太,他自知过去之非,准备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决心要到德国去留学,为了处置这四个姨太大,就和她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他对她们说:现在我不做军阀了,我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有一位太太,现在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除二万元留作我出国留学之外,还有三万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个太太,谁愿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四位姨太太都争着要跟他,无法解决,他乃采取抽签的办法 ,结果最美丽的那位姓贺的四姨太抽得,其余的三位立即给资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贺氏太大到德国后,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欢交际,于是她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来往,不久便有许多留学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隐瞒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朱德。有一天,她将一大包情书交给朱德,并对他说:你替我看看这些情书,以你的判断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这些情书。很诚恳的对贺氏说:你喜欢那一个都可,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贺氏听他这般说,便跟一位留学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贺氏的钱花光了,她的爱人也无法维持她,于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旧欢,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来,以后并和她一同到苏联去。
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国,贺氏则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苏联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她去了上海替党中央做交通连络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党知道了,以她有泄漏党的机密之嫌疑,党中央便帕特务人员将她刺杀,命中两枪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无踪。
如上所述,可见朱德为人如何。
朱、毛之龃龉,只是开端,以后还是继续发展,他们两人之合作能够维持到中国大陆变色之后,此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巳。以毛泽东那种眦睚必报的胸怀,则朱德的失势及被毛林斗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发展,不足为奇。
五、我离开了红四军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毛泽正、朱德和我率领红四军进攻阎仲儒,占领桂东,正在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朱汝湘又到桂东,传达党中央调我到长沙工作的指示,当日召集了朱、毛、陈毅及我等人,宣布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开六全大会改组了的中央,向忠发为书记,李立三、周恩来分任组织、宣传两部长,八月间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称为新中央)为了要展开湖南全省革命斗争,必须要将湖南省委会由江西之安源矿区迁回长沙,同时要恢复长沙市委会,以领导长沙工人斗争,现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长沙活动,特调龚楚同志到长沙,首先建立长沙市委会,由龚楚同志任书记,同时要积极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各地特委会的紧密连系,准备湖南省委会迁回长沙时即由龚楚同志为书记领导湖南党的工作。关于今后连络问题,龚楚同志可先到资兴龙溪十二洞与湘南特委连络,再由湘南特委介绍龚同志和郴州县委连络。至于白区工作经费将由中央补助,请龚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泽东听了这一个报告,立即说:龚楚同志到长沙去领导湖南党务及工农运动,是最适当的人选,我赞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虑清楚,并对我说:你在军队工作已久,转变地方工作环境,不一定适合,而且我们红四军实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团的领导,你离开后,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确有依依不舍之意。
此时杜修经立即说:龚同志你必须要去,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我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令我有点迷惘。因为我与红四军的关系太深了,特别是廿九团是我手创的,朱德、陈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从来没有闹过意见,而今一旦离开,心情总有点难过,而且新调的工作任务重大而艰苦,我是否胜任?这是我没有把握的,不去吗?我是个老党员,岂能违抗党的命令,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压制着难说的心情,接受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我奉调的消息,很快时被红四军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团第二营营长周子昆,廿九团的团、营长及各连党代表都跑来团部问我,并为我的离开表示深切的关怀。甚至有几位党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长沙,协助我工作,他们那种股殷惜别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来,仍感叹不已。
那晚我决定带彭堃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应她的坚决请求,同时我觉得总有一个助手较方便。出发之前,毛泽东送了六十个银洋给我做旅费,朱德要我在廿九团选一排武装护送我到龙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时,黯然离开了队伍向着新的环境迈进。
第二天的下午到达了龙溪十二洞,首先和资兴县的赤卫除负责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旧同事)取得连络,我们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请我们到他所住的一间造纸厂内休息,并请我吃饭。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来,他立即对我说:不用找了,我现在就兼任特委书记呀!我为之大喜。
晚上,他将一切情形告诉我:“从这儿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国军的封锁线,反动地主组织的挨户团、自卫队、守望队,到处都设下哨岗。最可恼的是以前土匪胡凤璋部队,因它们曾和红军数度作战,是我们的死对头,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所赏识,收编他们为保安团,并委胡为湘南区保安副司令,现正驻在汝城,虎视耽耽的窥伺着红军的动态。所以你们的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幸勿大意,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我自知兵力单薄,但身负重要任务,不能不冒险前进,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龙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资兴的同志带路,沿着山僻小径行走。当晚到达汝城县属,距山店八里的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村落休息。这个小村落四面环山,有一条涓涓小溪流过村前。竹篱茅舍,非常幽静,我们便在这小村落里宿营。我为了谨慎起见,派了一个覆啃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装农民去山店侦察。值察同志回来报告:山店并无敌情。我们便毫无顾虑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晓,哨兵发现敌人,放枪示警。跟着枪声和喊杀声大作,整个山谷中轰动起来,我们已被包围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领队伍向屋后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可在山上居高临下抵御敌人的攻击。可是,我们爬至半山,山顶已被服装不整齐的敌人占据了。此时我们已上下有敌.在密集的火网下,我们的二十多个武装同志已有五六人受伤,其余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踪迹不明。我见形势险恶,便就地一滚钻入草丛深处,希望避免敌人的发现。
许多同志被敌人俘掳了,我潜匿在草丛中清晰地听到他们被捕时的挣扎声和被毒打的惨叫声。他们的声音似根针不断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着仇恨和愤怒的心情,静候着难以想象的变化。
因草丛深密,地势凹凸不平,敌人两次搜索都没有发现我。到了下午四时许,敌人顾虑我们还有人潜伏草丛深处,放火将草丛焚烧,火从风势,风助火威,顷刻便蔓延起来。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潜伏之处。在不远的小高地上,还有两个敌人荷枪实弹上着刺刀,注视着燃烧的地方,不时还将刺刀向草丛中乱戳,这时,我惟有向着未燃烧的草丛中爬过去,但火在四周蔓燃,我的衣服也烧着了,我急忙甩手将它按息。一股炽烈的热浪向我冲来,使我几乎窒息。我真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轮手枪准备自杀,忽见那个守望的敌兵自动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开火焰的侵袭。我顿觉机会难逢,求生的念头使我恢复了清醒,便鼓起勇气,从火海中一直滚落到山腰的田边,很快的藏入一个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着不动。
黄昏过后,明月当空,这大是十月廿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晚风拂过我的脸,使我打了几个寒噤。这时,我才发觉身上的衣服烧破了,头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伤,再仔细检视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给我赴郴县良田墟和长沙的介绍信及连络地址,全在火场中遗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凉的山岗上,万念纷集,百感丛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东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计此地离乐昌我的家乡约有一百多华里。便决定先回家去疗治火伤,休息些时,再作打算。于是便拖着疲惫和伤痛的身躯,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昼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徧僻山间的稻田草堆中。饥饿时,只靠喝些泉水来维持这一线的生命。艰难时走了两个通宵,总算幸运的抵达家门。母亲见我归来,含泪为我里伤涂药,慈爱与怜惜,使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亲受的是旧式教育,她很钟爱儿子,并了解我正从事革命王作,她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要谨慎行藏,因之,她对我的行动极端的保持秘密,只将我回到乐昌的消息秘密地转告乐昌县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连络。
最难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们,他们并不因我参加中共连累他们,使他们遭到政府的罚款和其它的损失而发生怨恨,反而在我疗伤期间,他们为了我的安全,夜间轮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敌人的搜查。热情厚谊,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
我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便将生命投入一个不断高涨时革命浪潮中,由组织北江农民运动,农军北上,南昌暴动,潮汕失败,湘南斗争,开展井冈山苏区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余生。在这过程中,每天都在紧张而危险的情况下工作,唯一的愿望是怎样地去完成党所赋予我的任务;从没有能静静的去反省过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价是什么?在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许多问题。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我睡在床上,反复的想着,越想越想不通?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杨聋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红军,都解到汝城枪杀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对那些在生死患难中吋亲密同志悼念不已。虽然我这时对党的作风,已有了怀疑。但却给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愤怒。
在慈母的爱护下,休养了廿一天,身体已经复原,脸上的伤痕也已经褪去。当时我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我到乐昌黄圃乡,出席指导全县党代表会议。那时乐昌县委书记李光中,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我参加了两天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和拟定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便又乘夜赶回家中。母亲告诉我:刚才接到在县府工作的亲戚通知,韶关的中共秘密机关已被破获,捕去负责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潜回乐昌。县长刘应福(第二次来乐昌当县长)正在派人查缉你。我闻讯之后,立即搬到一个亲戚家里藏慝,并派人与韶关东河坝北江特委通讯连络站连络;确知韶关党的机关已被破获,搜出印刷机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两个向志。但特委通讯处未受影响。当晚我步行到韶开,慝居在东河坝一个农民刘福家里。由一位广西籍的共产党的国军军官处,借了一套军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国军军官乘南下的火车经广州到达香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至于我被调的湖南省工作职务,此时党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产党员对党龄与阶级成份(工人为主)及其历史关系,是很重视的。那时中央广东省委书记黄超,组织部长卢永次,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出身。在当时党中央虽未指定我在省委担任什么职务,但一切重要决策,他们都和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在这一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军事研究班。积极培养军事干部。训练的科目:特别注重大城市中暴动时的巷战战术,与夜间作战的通讯连络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时,党中央已注意在国军内进行策反的工作,广东省委由广州及各县调来了二十个同志接受渗入国军府策反工作训练,这项训练工作,亦由我和石迟锋同志负责(石是四川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石的军政理论很好,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的工作特别繁重。同时,为了展开宣传工作,首先筹办了一张小报“正义报”,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创办“香港日报”,这都是我暗中策划的,由于我没有公开出面,所以很少人认识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使我认识了中国社会上存有许多普遍品质上的毛病,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最好,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实现,我对这种理论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与雏型工业的兴起,农民才流入城市,蜕变为工人。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半封建的保守观念。所以他们的无产阶极思想意识是薄弱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反而不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富于革命性和坚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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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10:17

第七章
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
一、彭德怀上井冈山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县人,出生于农村的贫农家庭,童年会读书于本村私塾,失学后因生活艰困,投入湘军当兵,以能克苦耐劳,勤谨好学受知于其直属长官,选送入湖南讲武堂受训,毕业后仍在湘军何键部服务,历任排、连、营长,至一九二七年已升任团长。一九二八年夏,湘军部署围剿井冈山时,他的一个团及同师另一团的黄公略营,驻防于平江县为湖南进剿军的预备队,并负责镇压当地工农革命运动。彭德怀于任团长后受中共女工作同志之煽动,成为预备共产党员(据他说已准许他入党但未正式入党)。
黄公略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黄埔时期已加入中共。当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失利之后正准备部署第二次围剿时,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即策动彭、黄两部起义,以牵制湖南方面之国军。彭德怀等奉命后,即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县城起义,当时以彭德怀任总指挥兼第五军长,黄公略任第三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当时平江工农群众亦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展开革命斗争.杀人放火,掳人勒赎,闹得满城风雨。
何键那时己任湖南省府主席,并兼国军军长,闻彭、黄叛变,乃由长沙派兵两团及抽调浏阳剿匪军由西、南两方面向平江进剿。彭德怀见势不可当,即率两军(两千多人)退出平江向东北方面逃窜,平江工农群众千多人亦跟随着参加红军,这时他们的部队已有三千多人。以后他们在湘、鄂、赣三省边区游击,但因国军到处堵剿,无法建立民众组织,惟有似流寇式的四处流窜,那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北至长江南岸湖北省之扬森、大冶,南达江西省之铜鼓、修水,但在国军追剿下,他们的队伍已伤亡惨重,很多旧部队又逃向国军投诚,至十一月中旬只剩下二千多人,为了分散国军进剿目标,遂决定留黄公略的第三军一千人在湘、鄂、赣边区游击,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五军沿罗霄山脉南下,十二月初旬到达井冈山与朱毛会合。这时彭德怀的第五军只剩一千人,半数是工农武装。
毛泽东那时正苦于和朱德不甚融洽,忽然得到彭德怀率部到来,而彭又是他的同乡(彭与毛都是湘潭人),且多了一千人来相助,自然是喜不自胜了。由此而更提高了毛泽东的气焰。朱、毛之间的感情则更趋恶化。
二、国军进攻形势与红军决策
朱、毛红军自十一月初旬,粉碎了国军第二次围剿,恢复永新县城后,积极推动井冈山四周之工农群众,恢复一切革命组织及乡村秩序,并发动民众配合红军,分向外围游击区 及白区 抢运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需。在执行这一行动计划时,经常派出小部队(一连至一营)掩护几百民众去抢运粮食,若有白军驻守而兵力不大的地区,或地方民团控制区,红军常于夜间袭击敌人。掩护民众搬运粮食,白军或民团因夜间情况不明,不敢外出,待至天亮时,红军与民众均撤回根据地。
红军这种积极的游击行动,更加速了国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决心,于是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又再出现了。
国军的第三次围剿井冈山,动员了湘、赣两省的兵力,计有:江西省的熊式辉、朱培德两军,有四个师,分由安福、吉安、遂川三路向宁冈、永新、及遂川地区逐渐推进;湖南省的何键军两个师,分由茶陵、安仁两路向酃县推进;另有范石生军两个师由郴州向资兴、桂东推进;胡凤璋之保安团亦由汝城向桂东推进。
此次围剿井冈山的兵力此过去大两倍。且采取四面包围,企图逐渐推进,迫使朱、毛红军困毙于井冈山上,这是彻底歼灭的战略。
国军这次围剿计划,很快就由湖南省委通知朱、毛;同时湘南特委及遂川、吉安各县党委亦飞报朱、毛。
十二月初旬,敌军已从东西两面开始分向永新、酃县进攻。
朱、毛知形势严重,立即主动的撤退,逐渐向井冈山集中,并于十二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者有:红四军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谭震林 等。
会议时,先由毛泽东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军事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官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卅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泽东、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年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
当时与会各人均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泽东登时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便提出他的意见;他说:我原则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但守山部队仍嫌太多,突围东征部队则必须加强,方能达到吸引敌人跟踪追击,以解井冈山之围的目的,所以他主张:
(一)由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全部,向赣南方面突围,转移到闽赣边区游击。
(二)彭德怀、滕代远两同志指挥红五军及袁文才、王佐部和遂川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并应以第五军之主力在周围展开游击战,以配合守备军作战。
(三)伤病官兵医院,因地形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应以一连步兵配重机两挺防守,以策安全。
(四)轻伤病官兵应即疏散潜匿山外各村疗养。
(五)守山部队之弹药均须尽量抽调补充,粮食亦须尽量收集储备,准备持久作战。
(六)边区特委由谭震林同志负责,可转移到永新县地区,继续领导边区各县党委会,发动群众斗争,以配合红军作战。
毛泽东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于是散会。
那天晚上,毛泽东又向朱德提出:
(一)廿九团自湘南八月失败后损失了一个主力营,近来在各决战斗中伤亡甚大,现有兵力甚少,应并编为一个营,以利于作战指挥。
(二)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并将二十九团政治干部调二十八团工作,以加强二十八团的政治领导。
朱德同意了这一意见,并立即进行调整。
三、突围
红军正在准备突围时,国军围剿的大军:江西方面,第一线已进占宁冈、龙源口、黄坳、大汾之线,第二线:已推进至莲花、永新、遂川各县。湖南方面:第一线已占领酃县十都、沔渡之线,第二线推进至酃县、桂东之线。
朱、毛见井冈山已处在国军四面包围中,即于一月初旬拂晓时,选择一条久无人迹的小路,沿井冈山南面峯峦向大汾突围。那时已是冬寒季节,山上遍布着薄薄的积雪,突围部队约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男女政工队员及眷属等,毛泽东的太太贺子珍和她的妹贺怡,朱德的太太萧贵莲,均随军突围。各自带着一天的干粮,踏着野草没胫的山路,穿过丛林,爬过高山,越过一个高山又是一个山峯,突围人员一个跟一个的前进。天快要黑时,到了一个山头,名叫积石岭,是砂石积成,泥土极松,夜间无法行走。各部按所在地形,互相依靠着渡过一夜。天刚亮,吃了一点干粮,又继续南行。整天在深山密林中前进,将近黄昏时,已可看见山下的大汾村。据侦探的报告,村内祇有国军一营驻守。朱德即令部队集结休息,吃过了干粮,朱德亲率部队先行下山,于黑夜中将大汾包围,立即以闪电的突击,冲入村内,拍,拍的响了几枪,即将国军全部俘虏,并即布置警戒,以备战的姿态,全部进入村内休息。时间已是午夜,因连日饥寒,乃即派队搜集粮食,宰了几只肥猪,全军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对于俘虏的处置,因为还要继续前进,无时间教育争取,即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借他们传播红军已经突围的消息,引国军向红军追击,以解井冈山之围。
红军在黎明时由大汾出发,向南急进,经过左安,营前,杰具,铅厂,三天的征程,又击溃了大庾县城的民团,占领县城。由大汾至大庾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过去红军曾经占领工作过的地区。红军一到,群众即自动起来打土豪,杀地主,替红军送粮食,干得热热闹闹。大庾县城附近的工农群众亦召开欢迎红军的民众大会,红军使得到了三天的休息。
是时江西的国军已由赣州、遂川追来,红军占领城外北面山地,与国军打了一天激烈硬战,伤亡官兵三百余人,新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何挺颖亦负重伤(第三天毙命),他是毛泽东最信赖的能干勇毅同志,毛泽东闻耗深为痛惜。
朱、毛深知国军会越打越多,红军会越打越少,形势极为不利,黄昏时即向东南之上下杨梅,及大庾岭东之天马山地区进发。翌日,经猷山进出广东南雄县属之鸟径、大塘埔,逃避江西国军之追击。次日,又进入江西境之铁石口,在国军穷追下向东南急进,经过龙南、定南及安远、鄩乌以南地区,转向北进,经吉潭、项山进入闽、赣两省边界之罗幛山地。该地位于福建之武平县及江西之鄩乌、会昌县的中间,是武夷山脉之南端,九连山脉之东端,崇山峻岭,地方潦阔,国军不易进剿。但人烟极少,无法取得粮食,且正值隆冬,山地更为寒冷。
红军在疲惫饥寒的情况下仅休息了一天,首长们还开过一次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改组,人事,行动方向等问题。第三天便沿武平县境北进,离开山区,进入人烟稠密的乡村,以取得粮食的供应。但武平的民团有组织又有战斗力,民团团长钟绍奎,领着三百多人驻于武平县城,随时增援各乡作战。此时红军只有千余人,到处受到民团抵抗,被逼转向江西,越过武夷山脉南段,进入江西之武阳围宿营。这是个比较富裕的村庄,粮食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解决,但他们鉴于由大庾至吉潭这一期间被国军跟踪追击,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甚至朱德的太太亦在这段时间被国军俘去,直至进入罗幛山地后才摆脱了江西国军的进击。现在回到江西比较平坦的地区,又躭心被国军追上。是晚朱德派出了十多名密探,四出侦察敌情。
次日,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正是农历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本拟休息一天,但在上午接获密探报告:瑞金县城只有民团约千人,且无作战准备,亦不知红军已到武阳外围。朱德即决定出敌不意,向瑞金突袭,当即率队向瑞金急进,至距瑞金二十里时又接报告:城内民团忙于过农历新年,毫无准备等语,红军继续急进,于黄昏时向县城突击。民团的官兵正在准备除夕夜宴,共渡良宵,红军突然如从天降,全体官兵便被红军俘虏了。夜宴的酒菜,正好供饥饿的红军享受,被俘的官兵却空着肚子被关在一间大庙之内,在惊恐饥饿中渡过他们的除夕。
翌日(二月十日),红军处置了俘虏之后,继续北进,到达大柏地山区(瑞金北约四十华里),在山区内红军官兵都比较有安全感,他们准备稍事休息,整顿队伍,然后向东固前进。但是第二天,国军一个师又由南面迫近大柏地,准备围攻红军。此时朱德判断,若非战胜敌人则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现在只南面有敌情,若有决心,则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乃召集全体官兵开了一次大会,很严肃的告诉他们:现在面临生死关头,非战胜即是死亡。全体官兵鉴于过去逃跑主义损失甚大,一致赞成和国军进行一次生死决战。朱德判断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即派林彪(这时林彪已升任二十八团团长)率二十八团于夜间出发迂回敌后,朱德指挥其余部队向国军包围攻击,经过四小时的剧烈战斗,卒将国军击溃,俘掳国军千人,缴获械弹甚多,战场上尸横遍地,红军伤亡官兵二百余人,其中有前二十九团之党委书记胡世健,连党代表彭暌等。
这次胜利是红军的大转机,此后国军则停止了跟踪穷追,红军亦由此而得有喘息机会。经过休息整理后,即乘战胜余威,一鼓攻下宁都县城,红军的衣服、粮食、械弹都得到补充,并在商场筹得现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没收现金及罚款近万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红军在宁都县城休息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收集了五天的预备粮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必须进入比较安全而又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创造新根据地。于是发动群众将二百多伤兵及缴获的械弹,搬运去东固,群众亦尚能踊跃参加搬运工作。
由宁都至龙冈墟有两天的路程,沿途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龙冈,过去是农会组织健全的地方,工农群众听到红军来了的消息,很多闻风而来。帮助红军搬运物资、护理伤病人员,使红军兵员得到无限的安慰和鼓舞。
红军到达龙冈后,驻在东固的中共赣南特委即派游击队长李文林(黄埔军校毕业)带了一个连游击队来与朱、毛连络,并带同红军进入东固山区,时间约是二月下旬。
东固是吉安县属的一个区,位于赣江东岸,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是一个高原山地,农会组织尚称健全,地方领导同志,多是当地知识分子,革命政策亦较为温和,自国民党反共后亦从来未被摧残,可说是当时中国农村革命运动比较和平安全的地区。朱、毛至此,便决心将之建立为一个革命新根据地。
四、“拥毛反朱”与“拥朱反毛”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环境,早已认识到:中共革命斗争,必须依靠军事,没有军事的胜利,就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政治胜利。因此,自朱德的红四军与他会合后,如何控制红四军,是他梦寐不忘的问题。他深知朱德虽然是个朴实的忠于共党的军人,但对自己(指毛)的领导仍有不尽合作的表现。自井冈山突围东窜后,毛泽东更须紧握红四军,否则今后不仅对革命工作无所凭借,甚至个人生命亦非常危险。但四军主力廿八团,是朱德兼任团长,其营级干部,只有林彪和他认识,其余的都是朱德的拥护者。当在井冈山准备突围时,调三十一团党代表任廿八团党代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二十八团的控制。但仍觉不够,唯有提升林彪为团长,以林彪来领导二十八团才能安心。
当红军占领大庾县城时,毛泽东即向朱德提出:在此军事行动紧张时期,朱德应集中精力指挥整个四军,不应兼任廿八团团长,分散精神。关于二十八团团长一职,应在现职三个营长中遴选一个年青有为的充任,才能分担一部份责任。朱德答复他:现在兵力不大,尽可兼顾,现正在行动时期,不应更动人事,以免影响军心。而且现三个营长中,论资历以周子昆为最好,可惜他的健康不佳;林彪则勇敢有余而经验仍嫌不足,且资历太浅,恐难服众;现时不主张更动。
毛泽东以朱德所说,确是有理,无可反驳,只得暂时忍耐,另行想法。那天的晚上他请林彪来谈话,他对林彪说:我今天对朱军长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团团长,但遭朱反对,劝林以后好好的努力,将来一定与他力争,务达目的而后已,请他特别留意。那时林彪正是血气方刚、自负不凡的青年,既感激毛泽东对他的赏识,更憎恨朱德不赏识自己,气得满脸通红,他对毛泽东表示:感激毛主席提拔,并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毛泽东了。
当国军反攻大庾县城时,林彪更奋勇作战,掩护退却时亦由他担任。以后由粤赣边区流窜途中,因山地崎岖,行军困难,又被国军跟踪追击,处在日夜逃跑及战斗中,伤兵弃置于农村,落伍者被国军俘掳,损失惨重。一天,部队进入了闽赣边境的山地罗幛,脱离了国军的追击,部队乃能集中休息。朱、毛、陈毅等开了一次会议,在讨论部队整理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案,是将廿八团(缺第二营)改编为第一纵队,以林彪为纵队长;廿八团第二营(是廿九团改编的)及团部直属队之独立营、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以朱德或胡少海任纵队长;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以该团团长为纵队长。
第二案:以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才能确实掌握部队,随机应变。
他并解释说:我们是革命军队,任用干部的原则:只问能力及对党是否忠实,不能仍似军阀军队那样专讲资历或人事背境,你们对人事上的安排,必须打破旧观念,树立革命的新观念,新作风,才能适合党的要求,等语。朱德认为改编为三个纵队一案,本属可行。但仓卒编组,深恐动摇军心,乃同意第二案,将林彪升任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一场争执算是平息了。
红军到达东固后,见到当地有几百游击队,号称两个团,给养又充足,而且是一个山区,官兵都有了安全感。赣南特委以朱、毛红军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乃发动群众参军,几天的时间补充了红军三百多人。那时兴国县城只有民团防守,乃配合东固游击队及兴国民众,一举攻下兴国县城,建立了以东固为根据地的兴国县、新丰县(龙冈)苏维埃政府(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旬),奠下了建立闽赣边区政权的初步基础。
红军正在庆幸得到了这一小小胜利的时候,朱、毛之间的磨擦又发生了。毛泽东在东固召开了一次红军党的干部会议,检讨井冈山突围决策,及突围后的作战行动,到会的除了红四军的高级党军干部外并有赣南特委同志参加。
毛泽东在检讨会上作了以下的报告:略云:
这次围东进,红军的损失太大了,按由井冈山出发时的人数,损失了三份之二,我们突围后,井冈山的情形,根据吉安县委由赣江西岸来的报告:井冈山已于二月十日被国军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后方机关、民房、均被烧光,民众除被杀外,全部被迫迁离山区,彭德怀同志的红五军已转移到上犹、崇义地区游击;袁文才、王佐所部转移桂东地区游击;永新、宁岗附近各县苏区均被摧残,烧屋,杀人无数。由此,证明这次反国军第三次围剿的决策是错误的,诸各位多提意见,深入检讨,以纠正每一同志的错误,以为今后的教训。
林彪的发言:认为突围决策是朱德的积极主张,因这一决策错误,引致红军、苏维埃政府、工农群众都受到重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朱德同志负责,并指朱德有军阀习气,无政治头脑,打仗只知硬拼,无战略战术修养,党今后对军事领导应重行研讨。
陈毅听了毛林的报告后,起来发言,大略是:突围会议,他是参加的一个,当时朱德同志祇是提出一个原则,具体的计划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过,如果要负责,应该是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朱德同志负次要责任,他自己也要负责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会议,又不明实情,便将责任推在朱德同志一人身上,这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应有时态度。至于军事指挥问题,当敌军十倍于我,到处遭敌追击、堵截,谁能保证不失败?且袭击瑞金县城的成功,大柏地主动采取攻势,击溃三倍于我的敌军,我军能以少胜多,固然是全体武装同志拼命战斗所致,但当时是不是朱德同志坚决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亲在前线指挥?他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时随同朱德同志参加军事工作,每次作战,我们都同在一起,这种事实是不容许抹杀的,党对每个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凭个人的喜怒而歪曲是非功事实。
前二十九团长胡少海过去在会议席上很少发言,但这次他亦忍无可忍,接着起来发言,他反对林彪的意见,认为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胡少海于是年率领新编的第四纵队进攻闽西的碉堡阵亡)。
朱德在会议上表示:检讨会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错误皆应接受批评。关于他的错误,只要是事实,他很乐意接受。突围决策如果认为错误,当然要负责,但不是一个人应负全责,军阀残余习气,他表示自己或许还有,但希望同志们帮助纠正。
毛泽东见会场情况恶劣,为免继续恶化,立即起来说:各位发表的意见,都各有见解,我们是共产党员,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静的自我检讨,今天暂告散会,容各人有详思熟虑的时间,下次会议再行检讨。
散会后,议论纷纭,有人提出“拥毛反朱”的主张,企图驱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拥朱反毛”的主张,以对抗反朱派。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情势严重。地方党的同志最大多数是同情朱德,但又觉得党政工作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他们立即邀同陈毅、张际春(前廿九团营党代表,宜章人,小学教员,湘南暴动后参加廿九团工作,解放战争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进行调解。
那时毛泽东身体精神均不太好,一时又无法打破这一僵局,只好暂时忍耐,对地方党同志表示遗憾,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朱德却不以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事,他早年做过军阀,当他觉悟后,党的同志能容纳他参加革命工作,是他毕生之幸。现在他之去留,悉由党决定。林彪亦知难而退,他对陈毅表示:因一时冲动,自知失言,恕他年轻,以后希多加指导。
一场“拥毛反朱”和“拥朱反毛”的风潮,暂告平息,检讨会议,亦未再召开。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党员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来反党,自组社会民主党,成为中共的对头)等所领导的游击队,在闽西之永定、龙岩、长汀等县活动,当朱毛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即派人来与朱毛连络,并报告闽西敌情。据称:长汀城区只有新编的郭凤鸣旅驻守,邻近各县无正式国军。
朱德闻此消息甚喜,即与毛泽东商议向福建长汀进军计划,当时决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团及军直属队进攻长汀,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兴国发展附近各县苏区工作。这个决策毛泽东很不愿意,但朱德认为非乘此机会回福建发展,恐失去创造闽赣两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机会,且红军亦必须向外发展,方能扩大组织及解决给养问题。毛泽东以朱德的建议无可反对,最后同意了这一计划。
四月初旬,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进入了长汀西北十余里汀江右岸沟山区。郭凤鸣得到红军进攻长汀县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约有三千余人)沿汀江向山区进攻,他自己亦坐着四人抬的大轿沿江边前进。朱德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盖红军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城也。当即派一个营截断国军的退路,主力展开于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时,一声信号枪响,全军向敌突击,战斗时间极短,郭旅除少数逃脱外,皆被俘虏或伤亡,郭凤鸣旅长亦被当场俘虏,全旅的械弹均被红军缴获,并乘胜追击,占领汀州城。
是年,红军主力,三次进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龙岩、永定各县,及南下广东,攻陷梅县县城。红军实力扩大了。
江西方面:以东固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军。
福建方面:以闽西游击队扩编为第四纵队,以胡少海、傅柏萃为正副纵队长,隶属于红四军(那时廿八团,三十一团及直属队亦曾改编为第一、二、三纵队。至一九三○年成立红十二军时,改编为三十四师,隶属于十二军;是时傅柏萃已叛变,胡少海已阵亡)。苏维埃政权运动:是年扩大了赣东南,及闽西北苏区。并先后成立了江西,福建两省政府。闽赣边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基础。
是年冬,朱德率军深入广东梅县,目的是掠夺物资,以解决红军的服装及军费问题,但撤回时被粤军追击,损失不少。当他退回龙岩苏区不久,毛泽东来了,于十二月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议案,内容包括:加强红军党的领导,纠正红军中的一切错误倾向,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确立红军的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优待伤兵。并提出了反对红军错误倾向的口号如下:
(一)反对单纯军事观点。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
(三)反对非组织观点。
(四)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反对主观主义。
(六)反对个人主义。
(七)反对流寇思想。
(八)反对盲动主义残余。
以上口号,当时毛泽东报告是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所拟订,详情请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七篇。
关于加强红军党的领导问题,将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凡军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训令,必须有政治委员之签署,方能生效,否则下级不得执行,这是党代表制度时未付予的职权。
这些议案,出席会议的代表皆认为是毛泽东加强对红军的控制措施,虽然心内不尽同意,但亦无人敢于反对。朱德本人,素来遵从党的领导,且在军事失利归来,又闻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见。毛泽东起草的提案,便顺利的通过了。此后,因为毛泽东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朱德便失去了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
朱、毛不和的事件,在井冈山时期,早已传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出指示,内容是:国军围剿井冈山,形势严重,着朱、毛两人暂时脱离红军,同回上海,将军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苏区,配合地方赤卫队进行游击战。中央此项措施,是因毛泽东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将毛泽东调离红军而发。可是遭毛泽东拒绝了,他说斗争严重时期,红军必须集中行动,既可加强领导,又可消灭较大的敌军。红军是只有在敌情和缓、为了展开群众工作时才能分散。他以这些理由,驳斥中央。毛泽东答复中央指示,见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
朱、毛不和的情形,并没有因古田会议而改善,但因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要依赖朱德,且红军干部,对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贸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让为怀,得过且过。他们能够维持到现在,是环境使然,当非毛泽东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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