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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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12日
第一章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的编制，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红四军时，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个步枪连、一个重机连为一营，三个步兵营及一个步炮连为一团。团以上是师，但因兵力不足，不编师，由军直接指挥团，这是权宜之计，无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闽赣边区以后，却将营级取消，改为军、师、团、连、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壮声威，但在作战时的兵力使用上，是极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围剿结束后，因弹械获得不少，红军又积极动员苏区壮丁参军，以扩大红军组织，同时因红军积极研究苏联陆军的战略战术，为了便于运用，红军的编制决定从新拟订。当时我就奉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命负责这一拟订红军新编制的工作，并按所拟新编制组织了一个模范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编组成立，五月间即参加东路军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战斗，成绩尚好。红军总司令部便于七月间开始整编红军，整编的办法如下：
（一）取消军、以师为红军建制最大单位。
（二）按照师、团、营、连、排、班之系统编成之。
（三）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团，团改为营，连排照旧。
（四）按照现在武器数量，先建全排、连、营之编制，然后再充实团和师。
（五）排、连、营之编制，照模范团之编制编成，这一整编工作之进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号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兵团:
中央警卫师(由原有警卫团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之警卫队合编而成，兵力约八千人)。
（二）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
1、特务团(约一千五百人)
2、野战炮兵团（内辖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营，共约一千五百人）
3、通讯大队(包括无线电总台、电话总机等)
(三)第一军团 总指挥：林彪
1、直属特务团(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师(第三军改编)
3、第二师(第四军改编)
(四)第三军团 总指挥：彭德怀
1、直属特务团(原总指挥部警卫连及七军特务团改编)
2、第四师(第五军改编)
3、第五师(第七军改编)
4、第六师(独立师改编)
(五)第五军团 总指挥：董振堂
1、特务团(原有特务团扩编，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师(十三军改编)
3、第十四师(独立团改编)
4、第十五师(十五军改编)
(六)第九军团 总指挥：罗炳辉(稍后成立)
1、特务团(长汀独立团改编)
2、第三师(十二军改编)
3、第廿五师(第九军改编)
以上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是红军主力，总共兵力约有十万人，此外尚有已经整编之军区部队：
（一）粤赣军区 何长工
第廿二师 五千人
（二）江西军区 陈毅
第廿一师 三千人
第廿三师 三千人
（三）赣东北军区 方志敏
第十九师 （第十军改编，五千人）
（四）闽赣边军区 邵式平
第二十四师（第廿二军政编，六千人）
（五）湘赣军区 张启龙
第十六师 高咏生(第八军改编，五千人）
第十七师 萧克（独九师改编，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苏区调湘赣区，六千人)
第十八师 阎图阁（独立师改编，有四千人）
以上五个军区的红军已正式整编完成，且能配合红军作战。
尚有福建军区，当时仍在整编中，它早已成立独立师，已编入第九军团。另外尚有赣东地区之三十四师在整编中。
湘、鄂、赣区原有十六军由孔荷宠指挥，孔犯错误后调中央苏区红大高级班受训，结业后逃出苏区投国民党，该区党政军领导另派员负责，情况不详。
国军对苏区的围剿，经过四次挫沂后，国民党当局已认识到：不能再以啸聚山林的土匪，乌合之众，来比拟红军了；同时也认识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是失败了。为了组织第五次的围剿，蒋介石将军在庐山举行了一连串的剿匪军事检讨会议、决策会议，以及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战、碉堡战等战术和技术。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庐山会议及训练班的情形，因为国军内有中共潜伏的党员参加训练班，及事前布置了庐山谍报工作；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中共情报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苏区。故苏区对庐山会议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关于剿匪检讨会议，对红军的优点和缺点，大略有以下各点：
（一）红军的优点：
1、红军作战的突击力极强，而且行动迅速，动作灵活。其机动作战的性能，常出国军意表。
2、红军的情报工作极好，国军的一切行动，均能事前侦察；因此，应战应退，均取得主动。
3、在苏区作战，红军地形熟悉，且有民众掩护和帮助，其行动秘密飘忽，国军无法捉摸其作战主力。
4、红军通讯敏捷而灵活，故于各地区作战均能互相策应和互相配合，使国军作战处处受到牵制。
5、红军在其占领区内，对于人民生杀自由，不受法律束缚，致苏区人民不敢反抗红军，而苏区的壮丁，随时可补充红军，甚至老幼男女均纳入其各种民众组织之内，以支援红军作战，故红军作战伤亡后，很快就可补充，而恢复其战斗力。
(二)红军的缺点：
1、红军的装备太差，战斗的火力弱，不能攻坚。
2、红军的士兵及初级军官，多未经过较好的训练，战斗技术极差，他们作战全凭一鼓勇气。故他们讲求速战速决；战斗时间不能太持久。
3、苏区除了人力外，别无战争资源，物力和财力均极度贫乏；他们的械弹补充，专靠向国军抢掠而来。因此，战争的时间亦不能持久。
4、苏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帮助红军，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国军能够保护人民，人民必反对共党及红军。
国民党根据上述红军作战的优缺点，策定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大致如下：
（一）军事方面：
1、战略：采外线作战，对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大包围，构筑碉堡包围圈；逐步推进，逐步紧缩调堡的包围线；以持久战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及物质，缩小苏区，将红军压集于苏区中心地区之内，而彻底将之歼灭。
2、战术：步步为营，在碉堡火力掩护之下方逐步踏进，每次跃进应在十里距离之内，使红军无法获得乘国军运动中而突击之机会。也就是避兔与红军作运动战，而迫使他们和国军作阵地战、攻坚战。
（二）政治方面：
1、组织政治工作队，在国军控制地区内，恢复一切行政组织，办理保甲，切实保护人民，严禁屠杀人民之行为。
2、对苏区政府，共党及红军的投诚人员，妥为保护和优待。
（三）经济方面：
实行经济封锁：包围苏区的碉堡线，严禁人民及物资流通，使苏区经济物资陷于绝境，以困毙之。
上述国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作战方略，是针对了红军的弱点，和避开了红军的优点而订定的，从一般的军事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其胜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时间上，缓缓的不变来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中央苏区红军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国军即将开始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新作战方略。当时红军亦已扩充整编完竣。总共兵力达十四万人，除了中央警卫师担任中央机关之警卫及保密工作，及各军区指挥之各师各有地方任务，不能集中作战外，其余有十个师（十万人）可集中作战。此外苏区各县仍在积极编组模范师、独立师、独立团等，以负责地方警卫任务策应红军作战。
中共中央当局以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为主体，在俄顾问李特的领导下，真实的负起决策责任。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反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那时我正当被开除党籍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高级人员，每星期能来和我叙晤一次的只有叶剑英一人，我们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来访我，我们通常是到乡村的小菜馆食一顿晚饭。那次会议，他是出席的一个，他于会后告诉我：
会议开始时，秦邦宪的政治报告说明：
（一）国民党统治阶级因对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党内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军人对中央的反抗，亦日形严重，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苏区。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亦因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情绪的高涨，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趋势均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是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决战。
（四）反第五次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重要关键。
根据上述形势，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们红军的实力，现在可集中作战的有十万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队，我们在任何地区都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此，我们对反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是以堡垒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堡垒，以坚强的防御战，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要反对游击性的运动战，不能让寸土给人。在战术上，我们要用短促突击，歼灭脱离碉堡向我进攻的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争优劣形势的转变，而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当时问他（叶剑英），会议时有没有人反对？你是否同意这种战略和战术？他告诉我：当时毛主席曾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坚决主张集中优势的兵力，以运动战消灭进攻的敌人，他说明：敌人虽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为营的向苏区包围进攻，但运动的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我们有忍耐性去捕捉机会，并要积极的想办法去争取机会，制造机会。可是当时遭到了秦邦宪等及李特的反对。叶剑英说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以我们红军现时的装备要和国军进行阵地战，硬碰是没有把握的。他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答覆他是：我们红军现在无论质量和数量，均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若照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国军进行阵地战，正是国军求之不得的机会。我们应该珍惜艰苦创造的苏区和红军，请你和朱老总及项英同志研究，缓缓的说服中央领导同志。他对我说：我亦有意在将来遇到挫折时乘机提出修正这一个方案，不过现时是无法转变李特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向和决心的。他说话时的态度，流露出忧疑的神情！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于反国军第四次围剿战役结束后，即以备战的姿态，集结于中央苏区之北面，加紧补充、整训，其驻地如下：
(一)第一军团：南丰及黎川卧南地区。
(二)第三军团：福建之泰宁、建宁地区。
(三)第五军团：宁都、广昌地区。
(四)第九军团：福建之长汀、清流、宁化地区。
(清流、宁化之十九路军于八月间已撤退，即由罗炳辉主十二军进驻。)
各军区负守备任务，其区分如下：
(一)东面：由福建军区司令部负责，以汀州为中心，指挥该地区之独立第七师及独立团对福建方面敌军警戒。
(二)南面：由粤赣军区司令部负责，以筠门岭为中心，指挥廿二师及各独立团对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坞、安远、信丰、南康、暨赣州之线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军区司令部负责，以龙冈为中心，指挥廿一师、廿三师对万安、泰安、吉安、永丰、乐安、暨宜黄之线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红军主力整训时期，七个月的时间，红军主力没有作战，整训扩充计划亦已完成，指战员们都从上级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的讲话中，知道国民党庐山会会议，准备以明堡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他们(红军)要从战略、战术、技术及政治觉悟上去充份准备战胜敌人，保卫苏区。这种精神、思想、技术的准备，已经有了几个月的时间。
暴风雨终于来了；十月初旬，苏区北面，抚州、金溪、资溪、南城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占领了硝石及黎川县城，很迅速的构筑碉堡工事，包围苏区北面。红军主力为了消灭运动中的国军，一、三、两军团亦很迅速的运动到黎川东北地区，以雷霆万钧的压倒之势，在洵口地区，突击正在南进中的国军一个师，战斗不到三小时，便已将国军全师解决。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战，得到了完全胜利。
洵口战役胜利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对于黎川县城的失去，大感震惊！认为是被国民党打开了北面苏区的门户，必须要反攻收回；他们命令红五军团由南丰进攻硝石（黎川南城间），截断黎川国军退路，然后消灭黎川之国军。
十月十四日，红五军团向硝石四个师的国军碉堡强攻，结果伤亡惨重而退至资溪墟。廿二日又奉命进攻资溪桥，战斗了两天，至廿四日向黎川东南地区撤退。
由此以后，红军辗转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敌军碉堡进攻，如：罗家山、云盖山、大雄关、团村、德胜关、东山、黄土关诸役，红军无不因缺乏攻坚武器，装备拙劣，而遭失败。
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分兵驻守，以碉堡对碉堡与国军进行阵地战，阻止国军南进；以集中对集中与国军进行大决战。他们这种战略方针，不特不能收阻敌之效，而且将红军的机动性束缚住，将红军兵力分散，而无法把握运动战的时机，进行有利的主动的进攻战斗。特别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协定反蒋抗日时期，当北面国军转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之时机，红军不特没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军夹攻国军，反将主力一部西向，进攻永丰以南地区之国军碉堡线。而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歼灭国军，粉碎国军五次围剿的机会。卒因红军不能及时增援十九路军作战，致使十九路军遭到彻底的失败。
十九路军失败之后，国军就从东北两面向苏区进攻，红军西自乐安南之招携，经南丰南之三溪墟、广昌、康都至福建建宁之线与国军相持四个月之久。红军的伤亡极大，战争形势已日趋恶劣。第五次围剿会战，已露出了失败的端倪。中共的领导者已有旁徨之感了。
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四月中旬结业后，朱德即派人来请我到总司令部，他告诉我：“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因患严重的贫血症，已赴汀州医院休养，现在战争紧急时期，不能一日无人负责，昨晚党中央会议，咸认为只有你能胜任此职，决定派你代理参谋长，请你即搬来总部开始办公”，等语。
我以受过党的严重处分之后，又要负此重大责任，心里有点着急，我因与朱德素来无所不谈，我立即对他说：我受过严重处分，现在即负此重责，恐不为领导同志所信任，将来我的意见若不受尊重，则有负我的职守，何不调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以驾轻就熟。朱德对我说：这个问题是昨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而且秦邦宪同志还说，过去对你的处分失当，周恩来同志亦赞成调你任参谋长之议，他还说：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你比剑英同志强。你来绝不会有困难的。如此，我便于当晚迁入总司令部，开始负担这个繁重的工作。
我的办公厅是在地下与朱德为毗邻，楼上是周恩来和李特的办公厅，我的办公厅内除了我自己外，还有年轻的参谋四人，他们是协助我处理各部送来的文件之收发、登记、呈阅及人事登记等工作。
总司令部内分为五部：
（一）作战部部长张云逸，有参谋五人，分办业务。
（二）情报部部长王铮，除有参谋六人分办搜集、整理、研究情报等工作外，还有无线电情报组。
（三）军事教育部部长唐睿，有参谋四人分办业务。
（四）供应部部长叶季壮，该部兼办党、政、军的供应业务，它名义上是属于总司令部，实际上是受党中央指挥。
（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兼任），负责红军及地方政治工作，组织庞大，部内的职员有一百二十余人；尚有新闻报纸、政治工作队、印刷机等附属组织。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参加总司令部的情报、作战等研究工作。总司令部的一切行动决定及命令，由参谋长分送一份给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参谋长联络，这是与红军政治工作体制不符合的，但周恩来虽是政治委员，他对王稼祥非常客气，不特不去指导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时王稼祥还要指导政治委员的工作。朱德和我当然乐得不理。
关于红军总司令部公文的处理，是很简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办，拟定办法或文稿后，送来参谋长室，经参谋长研究，如有修改时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参谋长自行处理，但如作战、情报、人事等重要文件则送总司令作最后核定，或立即由总司令通知政委和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后，交给参谋长办理，参谋长在研究作战、情报问题时，通常须提出具体意见俾总司令有所抉择。
我接代总参谋长时，正值广昌县城防御战及福建、建宁阵地战的紧张阶段，我和朱总司令、周恩来、李特，每天早上九时，晚上十时必同在一起研究情况，若遇有特别事故即由我随时提出和他们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时至午夜十二时均在办公厅工作。
广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军团组织了一次广昌以南之高虎脑战斗，及万年亭战役，集中兵力，采取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希图挽回北线战场的颓势，结果虽杀伤国军极多(国军损失两师以上)，但红军的伤亡亦重，元气大伤。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宁江安庙战斗、及建宁县城战斗、永安战斗、连城战斗均失利，六月，红军又从新调整阵线。福建方面：守宁化、清流至长汀以东之线。江西方面：守宁都、石城之线，又暂时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章
突 围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约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一、三、五、九军团的高级干部均由前线召回来参加会议，地点是总司令部会议厅。
到会的有：李特、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叶剑英、瞿秋白、彭德怀、林彪、董振堂、罗炳辉、陈毅、龚楚......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开会。
会议由秦邦宪主持，他宣布开会理由，略云：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形势已日形紧张，我军现处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下，必须要避免敌军的合击， 今后应如何进行作战，请各位军事同志多提意见，针对敌军状况，定出一个适合战事环境的作战方略，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等语。
周恩来接着宣布：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的报告八个月来的作战经验及应采取的对策。
林彪报告：反五次围剿开始，洵口战役得到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乘敌人向无明堡凭藉，我军即以坚决迅速的机动消灭敌人，我军若能依靠着这次胜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时机，乘敌军推进即向敌人突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我们这几个月来从事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这是今后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的。
彭德怀发言：我们红军不能及时援助十九路军，配合消灭国军，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否则五次围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发言：阵地战、碉堡战在我们五军团来说，是惯熟的正常的作战方法，但我们的装备实在远不及国军，没有火力去摧毁敌军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躯去硬碰，牺牲实在太大，今后仍应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力求争取运动战，方能改变战争的形势。
罗炳辉发言：军事是最危险的东西，必须慎重从事，否则随时有覆灭的危险，过去的作战指导，或有失当的地方，但已成过去，似不必追究，未来的决策是要请中央领导同志多多考虑，我们是军人，只知服从，只知切实去执行我们的战斗任务，其他的我们管不来。
至此，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当各军团总指挥报告的时候，李特及秦邦宪等的脸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兴。待罗炳辉报告完后，李特即向秦邦宪讲了有十分锺左右的话，秦邦宪随即起来答话，大意是：根据各位的报告，都认为过去的战略方针有决定性的错误，但李特同志认为：这不是作战方略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攻防战及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致，但今次会议是研究以后如何转变战争形势的问题，各位发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今晚八时仍继续开会，请各位精密的研究，准备到时提出意见，现在已六时，即休息晚餐。
散会后，李特、秦邦宪邀我到楼上共进晚餐，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宪即提出三个问题问我：
(一)应采什么战略和战术？
(二)这次会议尚有没有办法转变形势？
(三)倘若形势再趋向不利有何对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们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内线作战利在能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而各个击破之，以我们十万的兵力集中对一路的国军，胜利的公算是极大的。战术土，是要在敌军运动之时，以坚强迅速的突击而歼城之为上策。
(二)内线作战的战区形势，利害的分野是在敌军尚未超越利害变换线之时，则是尚末形成合击的形势，我们还有战胜机会。现在这个战区，是以瑞金为中心，按敌军五十万兵力计算，必须到达东面的长汀，南面的会昌，西面的云都，北面的博生(宁都)石城才是利害的变换线，才形成了合击的形势，也就是说：敌军没有进到上述位置相连之线时，我军仍有集中兵力选择敌军向苏区分进兵团各个击破的时机。
(三)倘形势再趋不利，我们惟有于尚能突围之时转移到敌军包围之外翼作战，仍采取集中兵力以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各个消灭敌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宪即以俄语翻译给李特，李特听得连连点头，当时表现得很兴奋，他对大家说：龚同志的意见极之正确，我的意见亦是如此。今晚会议就根据这个意见提出来讨论，但为了要阻滞国军向苏区推进，对北面国军仍须要构成防御线，以适当的兵力固守之，主力应随时准备集中出击。
周恩来提出：利害变换线应在长汀、会昌、兴国、胜利、广昌(那时广昌已失)之线。
朱德提出：加紧动员工农参军以补充红军，对突围之准备亦须进行......
李特对这些提议，亦很同意。
我们这次谈话，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们称之为:“大会议中的小会议”。
晚上八时，继续开会，由秦邦宪挂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战略和战术问题：
采取积极防御，红军主力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守备北面防御阵地，阻止敌军向苏区前进，主力集结控置于北线阵地附近，准备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之短促突击战术，各个消灭敌人。
（二）充实红军问题：
加强动员工农参军，限于一个月内充实红军主力，继续每一个县编组一个模范师。
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击，机动作战，每次战斗都求速战速决，一举而歼灭敌人。我们但求打一次至两次胜仗后，敌运进攻的形势即要改变，而予我们更多的胜利机会……。
但讨论的结果，李特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第二个扩大红军问题亦照提案通过了。
这时已是午夜，主席秦邦宪宣布：会议准备连续三天，白天不开会，各同志个别自由交换意见，每晚八时开会……旋即散会。
第二天晚上八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三个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
（一）转移作战的目的和方向。
（二）转移作战之时机。
周恩来首先提出具体意见，略云：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希望在今次会议所决定的新战略，能将形势扭转过来，但对于应付形势恶化的准备是不能疏忽的，认为军事以胜利为主，我们从事内线作战，若不能达到战胜的目的，就要转移为外线作战，目的还是消灭敌人，保卫苏区。因为我们转移到国军封锁线之后，即以运动战向敌人的外翼进攻，或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敌人即必放弃进攻苏区，转移兵力对付我们红军主力。这样敌人对中央苏区围攻的封锁线，不攻自破，苏区也就可以保全。但从那一方面转移作战？也即是说从那一方向突围出去，有利于我们转移及转移后作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时中央苏区形势，是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
（一）是向东北突围，沿闽赣边转移到闽浙赣边，以闽北苏区及赣东北苏区为根据地，转向围攻苏区国军之外翼进攻，如金溪、抚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广德等之苏、浙、皖，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挺进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第二军团会合后，向湖南之衡阳、长沙方面进攻。
这两个方案，他认为以第二方案为最有利，因活动范围广大，不受长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关于时机问题，则认为必须在敌军末超越北面阵线即石城、博生（宁都）、胜利（龙冈）之线为宜。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即发言：
（一）他同意于内线作战陷于不利时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
（二）突围之方向，他主张向东北沿闽赣边区进出闽浙赣区较为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有深山密林为掩护，敌军亦较薄弱，若利用闽北山区转移，可不用作战而进出国军封锁线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赣东北及闽北苏区之掩护，至于活动范围，有苏、浙、皖、赣各省，尽足转移作战。
接着林彪、彭德怀相继发言，反对周议，赞同毛议。争持相当热烈，但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秦邦宪、李特到总司令部，约我到楼上（李特、周恩来办公厅）研究突围准备工作，朱德、周恩来、项英均在座。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经过研究的结果拟定：
（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师为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总司令，向衢州方面挺进（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础），创造皖、浙、赣边根据地。
（二）将湘赣边区六十七、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六军团，以萧克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王震为政洽部主任（原是萧克十七师政委），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
（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并由会昌移至云都县城，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如西南之敌情，碉堡建筑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测，湘桂边区侦探之派遣……等均须缜密进行。
晚上八时又继续第三晚的会议，开始时由秦邦宪将小会议拟定三个问题提出讨论，毛泽东仍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其他同志发言情形亦不热烈，只是稍为说明后便通过了，会议即宣布结束。
散会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项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办公厅坐下，两眼望着我说：艰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为然，我对他说：这个赣南军区的工作不难做，因为粤桂合作反蒋形势已将成熟，我判断粤军必不会再进攻南面苏区，其他的任务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侦探时的一笔现金开支请你注意不要为难我就得了。他听我说得轻松，他亦笑起来，对我说：我以为很艰难呢？关于侦探人员所需之现金，绝无问题，将来你到职后，做个计划来军委会就是了。
时已深夜一时，他才带着两个特务员回去。他走后，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关怀的一个同志，我心里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间接代红军总部参谋长，历时两个多月，是处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中，但因为总司令部的五个主要部门，作战、军事教育、供应的部长是红七军的老同志，各项工作进行，我不用十分费神；政治部是独立的，与我只是发生横的联络关系；惟有情报部，业务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点，就注意到该部的工作上，部长王铮，是一个有科学头脑，而且精通无线电科学技术的人，且作事负责，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该部的工作，故在这两个多月来，我的工作表现是为中央各领导同志所赞许的。对于各军团首长的关系，因为我日夜注意各军的动态，凡可通电话时，我经常以电话和他们联络；不可以通电话的，我便给他们无线电联络，所以很密切，在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我有心病的彭德怀，对我的态度亦已完全转变，他每次到总部，都来看我，前方情况，亦经常亲自直接用电话向我详述。因此，这一段时间虽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总司令部发表了新的命令：
（一）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军区司令部移驻云都。；
（二）粤赣军区司令何长工调总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四）派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五）原属粤赣军区之部队概归赣南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调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改由刘伯承接充。
这个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刘伯坚到云都县城接长赣南军区司令。
那时军区司令所指挥的红军计有：
第二十二师 师长黄子荣
第二十四师 师长周建屏
会昌独立师。
赣州独立师。
第一、二、三、四、五、六、独立圈。
当时南方前线除筠门岭(原粤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被粤军第三军占领外，其余各地无变化。我判断：广东广西正在反对国民党中央，南面之粤军必不会进攻苏区，我的工作重点是，完成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侦探赣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线水位，找寻徒涉场。
2、派遣四个侦探组：第一组深入广东之南雄、仁化；第二组，入江西之信丰、大庾；第三组，入南康、赣州；第四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这一带侦探敌情及碉堡状况。
军事之部署调整如下：
1、二十二师进驻云都县属之大墟坳及安远县属之塘村墟，策应龙布小坌方面作战。
2、二十四师进驻筠门岭以北之水口江，策应天心及筠门岭附近地区作战。
3、会昌独立师驻青溪，向浔坞、安远游击。
4、赣州独立师仍驻大田市、洛口墟，对桃江水西岸之敌警戒，并监视其动态。
5、各独立团位置和任务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开了。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即亲自出茅店，然后沿桃江水东岸、龙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线巡视一次，检查前线防御工事及慰问前线指战员，经过会昌、瑞金回云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动的是二十二师指战员，他们知道我出巡，到达小坌时，即派员和我联络，当我到塘村墟时，他们全师集合举行全师指战员叙餐大会，来欢迎我；因为该师是模范团扩编的，我是他们的老指挥员同志，相隔别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将我抬起来；他们流露出那种内心的欢喜情形，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尽管共产党用尽方法去消灭人性，用尽方法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旧常在不觉中流露出来。廿二师的指战员对我如此；我对朱德、项英、叶剑英、张云逸等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仍旧保存着哩！这种情形，是共产党的教育失败吗？还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人民？这要留待历史来证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五万份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粤边境的地形，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个多月没有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云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问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可随时谈谈。我住的房子，最好是离你不远，那就更方便了”。这时云都县的负责同志跑来报告：“请主席到后面园里休息，那里是一幢独立房子，还有半亩园地，一切已安顿好了”。毛泽东便随着那同志去了，临行时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处谈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伯坚去看毛泽东。他的爱侣贺士珍也来到云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几年不见，她已经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为一个沉静的少妇了!我们谈了一小时。毛泽东问起我赣江上游沿岸情况，及红军二十二师、二十四师的位置。我一一告诉了他。
我们告别时，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我还有许多问题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谈谈各种问题。毛泽东是很健谈的。贺士珍更为我们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个人一面谈谈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谈到深夜十二时才返回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云都这段时间，除了云都县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请示工作之外，则没有其他的领导同志来过，他亦似很安闲，但精神上则常流露出抑郁和凄凉的神态！
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谈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开除党籍一年这件事，他愤然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易遭到处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比如这次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之失败，本来是秦邦宪等几个党中央领导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我们革命无重大关系；为围攻苏区北面的国军移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仍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主张红军积极援闽，后来见十九路军情势危急，才派一、三两军去援闽，但时间太迟了，我们的援军末到，十九路军已彻底失败，致红军中途撤回，这个不积极援助十九路军以致失败的错误，明明是他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应该负责的。伹现在第三国际追究责任，却反说我不肯援闽，给我一次严重处分。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他说到这里喟然长叹！跟着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他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些轻微的咳嗽，脸部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黯淡的豆油灯，更显得他的凄凉和沮丧！但他的说话语气，却坚定而有力。我当时见他那种充满悲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开除党籍时内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对他发生无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红军已决定西窜，毛泽东才由云都返回瑞金与中央政府人员随野战军突围。
在后来的突围行程中，沿途遭受国军的追击截堵，红军损失甚大，许多干部都表示不满和动摇。当他们逃到贵州遵义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便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那有名的“遵义会议”。
善用策略的毛泽东，利用着他与红军老干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关系，来检讨这次“突围”决策的错误，将这一错误的责任，加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等人头上，以打击留俄归国学生派。这个会议虽仅仅是撤了秦邦宪的总书记职，而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复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彭德怀、滕代远、刘少奇等的协助和大部红军老干部的拥护，由遵义北窜后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又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手中了。
五次围剿苏区北面的战争形势，自五月十三日红军退出建宁后，集结在福建之宁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区。第五军团的十五师担任守备广昌以南之头陂街，白水镇之线，六月，这一个月是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那时，闽、浙、赣区已被国军在资溪、铅山之线隔开，成为两个区，一个是赣东北的信江上游区（今之浙赣铁路线上饶、横峯线上）由方志敏率领的十九师为主力。一个是闽北区（武夷山、福建崇安县西北地区）由邵式平领导，这两个区与中央苏区亦已被隔离。七月间由福建编成的一个师，号称第七军团，由萧劲光指挥，携带中央派遣方志敏为第一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动计划，从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脉通过闽北区，绕道浙江边至信江区，与方志敏会合，将中央的命令及计划交与方志敏。并将新编第七军团与十九师合编为第十军团，约有一万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号称中国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于七月中开始向皖、浙边区挺进。萧劲光仅率少数特务员沿原路回江西苏区。
这个抗日先遣队，挺进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国军追击围剿，辗转于浙、皖、赣边，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国军击溃，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杀），残部由粟裕率领退回闽北武夷山区与邵式平会合。
萧克、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之抗日先遣队约六千人，于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东突围，辗转流窜于湘桂边境，损失重大，剩下约有一千人，于十二月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与贺龙会合，合编为第二方面军。
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是红军和国军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区进行决战的阶段，经过了广昌县属之头陂战斗、白水镇战斗、贯桥战斗、大岭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特别是大岭战斗，国军先头一个师伤亡殆尽，至驿前战斗，红军集中三、五两军团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战两日，才放弃这个战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红军自经过这两个月的决战，已知不能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形势下战胜敌人。于是立即加紧进行突围准备，当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为适应以后作战要求，便利主力突围，决定新的兵团编组及作战计划如下：
一、红军主力编为野战军，由赣州以南突围西进，转移至湘西地区，然后向湖南国军外围采取攻势作战。
二、以红军之一部，及地方独立师，独立团之大部，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守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以牵制国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三、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编为野战军(总共兵力约十万人)，中央党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均随野战军行动。
四、红军廿四师、三十四师、红军野战炮兵团、江西独立师、福建独立师、红军干部学校、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
五、福建、江西两省地方部队除动员参加红军，充实野战军外，概编为独立团，分由江西、赣南、福建各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闽、浙、赣边区方志敏部，归中央军区司令部指挥。
七、高级人事调整如下
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
野战军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周恩来（兼）
参谋长 叶剑英（后改任学生军团长，以刘伯承任参谋长）
政洽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军区司令 项英
政治委员 项英（兼）
参谋长 龚楚
政治部主任 陈毅
国家政冶保卫局分局长 谭震林
野战军总司令部设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战（办理野战军各兵团作战业务），第二局主管情报，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后勤，第五局主管通讯，第六局主管游击作战（办理并指导二、四军团及各地区游击作战业务）。
十月中旬，红军主力向赣州以南大庾、信丰间地区突围西进，沿湘、粤、桂边区转向湘黔边境北进；国军以何键、薛岳、周浑元各军向野战军追击。并从新调整继续进攻中央苏区部署。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
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的编制，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红四军时，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个步枪连、一个重机连为一营，三个步兵营及一个步炮连为一团。团以上是师，但因兵力不足，不编师，由军直接指挥团，这是权宜之计，无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闽赣边区以后，却将营级取消，改为军、师、团、连、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壮声威，但在作战时的兵力使用上，是极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围剿结束后，因弹械获得不少，红军又积极动员苏区壮丁参军，以扩大红军组织，同时因红军积极研究苏联陆军的战略战术，为了便于运用，红军的编制决定从新拟订。当时我就奉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命负责这一拟订红军新编制的工作，并按所拟新编制组织了一个模范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编组成立，五月间即参加东路军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战斗，成绩尚好。红军总司令部便于七月间开始整编红军，整编的办法如下：
（一）取消军、以师为红军建制最大单位。
（二）按照师、团、营、连、排、班之系统编成之。
（三）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团，团改为营，连排照旧。
（四）按照现在武器数量，先建全排、连、营之编制，然后再充实团和师。
（五）排、连、营之编制，照模范团之编制编成，这一整编工作之进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号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兵团:
中央警卫师(由原有警卫团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之警卫队合编而成，兵力约八千人)。
（二）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
1、特务团(约一千五百人)
2、野战炮兵团（内辖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营，共约一千五百人）
3、通讯大队(包括无线电总台、电话总机等)
(三)第一军团 总指挥：林彪
1、直属特务团(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师(第三军改编)
3、第二师(第四军改编)
(四)第三军团 总指挥：彭德怀
1、直属特务团(原总指挥部警卫连及七军特务团改编)
2、第四师(第五军改编)
3、第五师(第七军改编)
4、第六师(独立师改编)
(五)第五军团 总指挥：董振堂
1、特务团(原有特务团扩编，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师(十三军改编)
3、第十四师(独立团改编)
4、第十五师(十五军改编)
(六)第九军团 总指挥：罗炳辉(稍后成立)
1、特务团(长汀独立团改编)
2、第三师(十二军改编)
3、第廿五师(第九军改编)
以上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是红军主力，总共兵力约有十万人，此外尚有已经整编之军区部队：
（一）粤赣军区 何长工
第廿二师 五千人
（二）江西军区 陈毅
第廿一师 三千人
第廿三师 三千人
（三）赣东北军区 方志敏
第十九师 （第十军改编，五千人）
（四）闽赣边军区 邵式平
第二十四师（第廿二军政编，六千人）
（五）湘赣军区 张启龙
第十六师 高咏生(第八军改编，五千人）
第十七师 萧克（独九师改编，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苏区调湘赣区，六千人)
第十八师 阎图阁（独立师改编，有四千人）
以上五个军区的红军已正式整编完成，且能配合红军作战。
尚有福建军区，当时仍在整编中，它早已成立独立师，已编入第九军团。另外尚有赣东地区之三十四师在整编中。
湘、鄂、赣区原有十六军由孔荷宠指挥，孔犯错误后调中央苏区红大高级班受训，结业后逃出苏区投国民党，该区党政军领导另派员负责，情况不详。
国军对苏区的围剿，经过四次挫沂后，国民党当局已认识到：不能再以啸聚山林的土匪，乌合之众，来比拟红军了；同时也认识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是失败了。为了组织第五次的围剿，蒋介石将军在庐山举行了一连串的剿匪军事检讨会议、决策会议，以及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战、碉堡战等战术和技术。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庐山会议及训练班的情形，因为国军内有中共潜伏的党员参加训练班，及事前布置了庐山谍报工作；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中共情报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苏区。故苏区对庐山会议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关于剿匪检讨会议，对红军的优点和缺点，大略有以下各点：
（一）红军的优点：
1、红军作战的突击力极强，而且行动迅速，动作灵活。其机动作战的性能，常出国军意表。
2、红军的情报工作极好，国军的一切行动，均能事前侦察；因此，应战应退，均取得主动。
3、在苏区作战，红军地形熟悉，且有民众掩护和帮助，其行动秘密飘忽，国军无法捉摸其作战主力。
4、红军通讯敏捷而灵活，故于各地区作战均能互相策应和互相配合，使国军作战处处受到牵制。
5、红军在其占领区内，对于人民生杀自由，不受法律束缚，致苏区人民不敢反抗红军，而苏区的壮丁，随时可补充红军，甚至老幼男女均纳入其各种民众组织之内，以支援红军作战，故红军作战伤亡后，很快就可补充，而恢复其战斗力。
(二)红军的缺点：
1、红军的装备太差，战斗的火力弱，不能攻坚。
2、红军的士兵及初级军官，多未经过较好的训练，战斗技术极差，他们作战全凭一鼓勇气。故他们讲求速战速决；战斗时间不能太持久。
3、苏区除了人力外，别无战争资源，物力和财力均极度贫乏；他们的械弹补充，专靠向国军抢掠而来。因此，战争的时间亦不能持久。
4、苏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帮助红军，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国军能够保护人民，人民必反对共党及红军。
国民党根据上述红军作战的优缺点，策定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大致如下：
（一）军事方面：
1、战略：采外线作战，对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大包围，构筑碉堡包围圈；逐步推进，逐步紧缩调堡的包围线；以持久战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及物质，缩小苏区，将红军压集于苏区中心地区之内，而彻底将之歼灭。
2、战术：步步为营，在碉堡火力掩护之下方逐步踏进，每次跃进应在十里距离之内，使红军无法获得乘国军运动中而突击之机会。也就是避兔与红军作运动战，而迫使他们和国军作阵地战、攻坚战。
（二）政治方面：
1、组织政治工作队，在国军控制地区内，恢复一切行政组织，办理保甲，切实保护人民，严禁屠杀人民之行为。
2、对苏区政府，共党及红军的投诚人员，妥为保护和优待。
（三）经济方面：
实行经济封锁：包围苏区的碉堡线，严禁人民及物资流通，使苏区经济物资陷于绝境，以困毙之。
上述国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作战方略，是针对了红军的弱点，和避开了红军的优点而订定的，从一般的军事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其胜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时间上，缓缓的不变来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中央苏区红军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国军即将开始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新作战方略。当时红军亦已扩充整编完竣。总共兵力达十四万人，除了中央警卫师担任中央机关之警卫及保密工作，及各军区指挥之各师各有地方任务，不能集中作战外，其余有十个师（十万人）可集中作战。此外苏区各县仍在积极编组模范师、独立师、独立团等，以负责地方警卫任务策应红军作战。
中共中央当局以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为主体，在俄顾问李特的领导下，真实的负起决策责任。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反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那时我正当被开除党籍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高级人员，每星期能来和我叙晤一次的只有叶剑英一人，我们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来访我，我们通常是到乡村的小菜馆食一顿晚饭。那次会议，他是出席的一个，他于会后告诉我：
会议开始时，秦邦宪的政治报告说明：
（一）国民党统治阶级因对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党内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军人对中央的反抗，亦日形严重，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苏区。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亦因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情绪的高涨，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趋势均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是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决战。
（四）反第五次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重要关键。
根据上述形势，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们红军的实力，现在可集中作战的有十万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队，我们在任何地区都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此，我们对反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是以堡垒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堡垒，以坚强的防御战，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要反对游击性的运动战，不能让寸土给人。在战术上，我们要用短促突击，歼灭脱离碉堡向我进攻的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争优劣形势的转变，而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当时问他（叶剑英），会议时有没有人反对？你是否同意这种战略和战术？他告诉我：当时毛主席曾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坚决主张集中优势的兵力，以运动战消灭进攻的敌人，他说明：敌人虽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为营的向苏区包围进攻，但运动的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我们有忍耐性去捕捉机会，并要积极的想办法去争取机会，制造机会。可是当时遭到了秦邦宪等及李特的反对。叶剑英说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以我们红军现时的装备要和国军进行阵地战，硬碰是没有把握的。他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答覆他是：我们红军现在无论质量和数量，均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若照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国军进行阵地战，正是国军求之不得的机会。我们应该珍惜艰苦创造的苏区和红军，请你和朱老总及项英同志研究，缓缓的说服中央领导同志。他对我说：我亦有意在将来遇到挫折时乘机提出修正这一个方案，不过现时是无法转变李特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向和决心的。他说话时的态度，流露出忧疑的神情！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于反国军第四次围剿战役结束后，即以备战的姿态，集结于中央苏区之北面，加紧补充、整训，其驻地如下：
(一)第一军团：南丰及黎川卧南地区。
(二)第三军团：福建之泰宁、建宁地区。
(三)第五军团：宁都、广昌地区。
(四)第九军团：福建之长汀、清流、宁化地区。
(清流、宁化之十九路军于八月间已撤退，即由罗炳辉主十二军进驻。)
各军区负守备任务，其区分如下：
(一)东面：由福建军区司令部负责，以汀州为中心，指挥该地区之独立第七师及独立团对福建方面敌军警戒。
(二)南面：由粤赣军区司令部负责，以筠门岭为中心，指挥廿二师及各独立团对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坞、安远、信丰、南康、暨赣州之线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军区司令部负责，以龙冈为中心，指挥廿一师、廿三师对万安、泰安、吉安、永丰、乐安、暨宜黄之线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红军主力整训时期，七个月的时间，红军主力没有作战，整训扩充计划亦已完成，指战员们都从上级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的讲话中，知道国民党庐山会会议，准备以明堡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他们(红军)要从战略、战术、技术及政治觉悟上去充份准备战胜敌人，保卫苏区。这种精神、思想、技术的准备，已经有了几个月的时间。
暴风雨终于来了；十月初旬，苏区北面，抚州、金溪、资溪、南城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占领了硝石及黎川县城，很迅速的构筑碉堡工事，包围苏区北面。红军主力为了消灭运动中的国军，一、三、两军团亦很迅速的运动到黎川东北地区，以雷霆万钧的压倒之势，在洵口地区，突击正在南进中的国军一个师，战斗不到三小时，便已将国军全师解决。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战，得到了完全胜利。
洵口战役胜利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对于黎川县城的失去，大感震惊！认为是被国民党打开了北面苏区的门户，必须要反攻收回；他们命令红五军团由南丰进攻硝石（黎川南城间），截断黎川国军退路，然后消灭黎川之国军。
十月十四日，红五军团向硝石四个师的国军碉堡强攻，结果伤亡惨重而退至资溪墟。廿二日又奉命进攻资溪桥，战斗了两天，至廿四日向黎川东南地区撤退。
由此以后，红军辗转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敌军碉堡进攻，如：罗家山、云盖山、大雄关、团村、德胜关、东山、黄土关诸役，红军无不因缺乏攻坚武器，装备拙劣，而遭失败。
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分兵驻守，以碉堡对碉堡与国军进行阵地战，阻止国军南进；以集中对集中与国军进行大决战。他们这种战略方针，不特不能收阻敌之效，而且将红军的机动性束缚住，将红军兵力分散，而无法把握运动战的时机，进行有利的主动的进攻战斗。特别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协定反蒋抗日时期，当北面国军转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之时机，红军不特没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军夹攻国军，反将主力一部西向，进攻永丰以南地区之国军碉堡线。而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歼灭国军，粉碎国军五次围剿的机会。卒因红军不能及时增援十九路军作战，致使十九路军遭到彻底的失败。
十九路军失败之后，国军就从东北两面向苏区进攻，红军西自乐安南之招携，经南丰南之三溪墟、广昌、康都至福建建宁之线与国军相持四个月之久。红军的伤亡极大，战争形势已日趋恶劣。第五次围剿会战，已露出了失败的端倪。中共的领导者已有旁徨之感了。
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四月中旬结业后，朱德即派人来请我到总司令部，他告诉我：“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因患严重的贫血症，已赴汀州医院休养，现在战争紧急时期，不能一日无人负责，昨晚党中央会议，咸认为只有你能胜任此职，决定派你代理参谋长，请你即搬来总部开始办公”，等语。
我以受过党的严重处分之后，又要负此重大责任，心里有点着急，我因与朱德素来无所不谈，我立即对他说：我受过严重处分，现在即负此重责，恐不为领导同志所信任，将来我的意见若不受尊重，则有负我的职守，何不调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以驾轻就熟。朱德对我说：这个问题是昨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而且秦邦宪同志还说，过去对你的处分失当，周恩来同志亦赞成调你任参谋长之议，他还说：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你比剑英同志强。你来绝不会有困难的。如此，我便于当晚迁入总司令部，开始负担这个繁重的工作。
我的办公厅是在地下与朱德为毗邻，楼上是周恩来和李特的办公厅，我的办公厅内除了我自己外，还有年轻的参谋四人，他们是协助我处理各部送来的文件之收发、登记、呈阅及人事登记等工作。
总司令部内分为五部：
（一）作战部部长张云逸，有参谋五人，分办业务。
（二）情报部部长王铮，除有参谋六人分办搜集、整理、研究情报等工作外，还有无线电情报组。
（三）军事教育部部长唐睿，有参谋四人分办业务。
（四）供应部部长叶季壮，该部兼办党、政、军的供应业务，它名义上是属于总司令部，实际上是受党中央指挥。
（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兼任），负责红军及地方政治工作，组织庞大，部内的职员有一百二十余人；尚有新闻报纸、政治工作队、印刷机等附属组织。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参加总司令部的情报、作战等研究工作。总司令部的一切行动决定及命令，由参谋长分送一份给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参谋长联络，这是与红军政治工作体制不符合的，但周恩来虽是政治委员，他对王稼祥非常客气，不特不去指导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时王稼祥还要指导政治委员的工作。朱德和我当然乐得不理。
关于红军总司令部公文的处理，是很简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办，拟定办法或文稿后，送来参谋长室，经参谋长研究，如有修改时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参谋长自行处理，但如作战、情报、人事等重要文件则送总司令作最后核定，或立即由总司令通知政委和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后，交给参谋长办理，参谋长在研究作战、情报问题时，通常须提出具体意见俾总司令有所抉择。
我接代总参谋长时，正值广昌县城防御战及福建、建宁阵地战的紧张阶段，我和朱总司令、周恩来、李特，每天早上九时，晚上十时必同在一起研究情况，若遇有特别事故即由我随时提出和他们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时至午夜十二时均在办公厅工作。
广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军团组织了一次广昌以南之高虎脑战斗，及万年亭战役，集中兵力，采取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希图挽回北线战场的颓势，结果虽杀伤国军极多(国军损失两师以上)，但红军的伤亡亦重，元气大伤。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宁江安庙战斗、及建宁县城战斗、永安战斗、连城战斗均失利，六月，红军又从新调整阵线。福建方面：守宁化、清流至长汀以东之线。江西方面：守宁都、石城之线，又暂时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章
突 围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约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一、三、五、九军团的高级干部均由前线召回来参加会议，地点是总司令部会议厅。
到会的有：李特、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叶剑英、瞿秋白、彭德怀、林彪、董振堂、罗炳辉、陈毅、龚楚......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开会。
会议由秦邦宪主持，他宣布开会理由，略云：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形势已日形紧张，我军现处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下，必须要避免敌军的合击， 今后应如何进行作战，请各位军事同志多提意见，针对敌军状况，定出一个适合战事环境的作战方略，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等语。
周恩来接着宣布：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的报告八个月来的作战经验及应采取的对策。
林彪报告：反五次围剿开始，洵口战役得到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乘敌人向无明堡凭藉，我军即以坚决迅速的机动消灭敌人，我军若能依靠着这次胜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时机，乘敌军推进即向敌人突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我们这几个月来从事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这是今后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的。
彭德怀发言：我们红军不能及时援助十九路军，配合消灭国军，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否则五次围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发言：阵地战、碉堡战在我们五军团来说，是惯熟的正常的作战方法，但我们的装备实在远不及国军，没有火力去摧毁敌军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躯去硬碰，牺牲实在太大，今后仍应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力求争取运动战，方能改变战争的形势。
罗炳辉发言：军事是最危险的东西，必须慎重从事，否则随时有覆灭的危险，过去的作战指导，或有失当的地方，但已成过去，似不必追究，未来的决策是要请中央领导同志多多考虑，我们是军人，只知服从，只知切实去执行我们的战斗任务，其他的我们管不来。
至此，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当各军团总指挥报告的时候，李特及秦邦宪等的脸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兴。待罗炳辉报告完后，李特即向秦邦宪讲了有十分锺左右的话，秦邦宪随即起来答话，大意是：根据各位的报告，都认为过去的战略方针有决定性的错误，但李特同志认为：这不是作战方略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攻防战及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致，但今次会议是研究以后如何转变战争形势的问题，各位发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今晚八时仍继续开会，请各位精密的研究，准备到时提出意见，现在已六时，即休息晚餐。
散会后，李特、秦邦宪邀我到楼上共进晚餐，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宪即提出三个问题问我：
(一)应采什么战略和战术？
(二)这次会议尚有没有办法转变形势？
(三)倘若形势再趋向不利有何对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们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内线作战利在能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而各个击破之，以我们十万的兵力集中对一路的国军，胜利的公算是极大的。战术土，是要在敌军运动之时，以坚强迅速的突击而歼城之为上策。
(二)内线作战的战区形势，利害的分野是在敌军尚未超越利害变换线之时，则是尚末形成合击的形势，我们还有战胜机会。现在这个战区，是以瑞金为中心，按敌军五十万兵力计算，必须到达东面的长汀，南面的会昌，西面的云都，北面的博生(宁都)石城才是利害的变换线，才形成了合击的形势，也就是说：敌军没有进到上述位置相连之线时，我军仍有集中兵力选择敌军向苏区分进兵团各个击破的时机。
(三)倘形势再趋不利，我们惟有于尚能突围之时转移到敌军包围之外翼作战，仍采取集中兵力以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各个消灭敌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宪即以俄语翻译给李特，李特听得连连点头，当时表现得很兴奋，他对大家说：龚同志的意见极之正确，我的意见亦是如此。今晚会议就根据这个意见提出来讨论，但为了要阻滞国军向苏区推进，对北面国军仍须要构成防御线，以适当的兵力固守之，主力应随时准备集中出击。
周恩来提出：利害变换线应在长汀、会昌、兴国、胜利、广昌(那时广昌已失)之线。
朱德提出：加紧动员工农参军以补充红军，对突围之准备亦须进行......
李特对这些提议，亦很同意。
我们这次谈话，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们称之为:“大会议中的小会议”。
晚上八时，继续开会，由秦邦宪挂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战略和战术问题：
采取积极防御，红军主力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守备北面防御阵地，阻止敌军向苏区前进，主力集结控置于北线阵地附近，准备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之短促突击战术，各个消灭敌人。
（二）充实红军问题：
加强动员工农参军，限于一个月内充实红军主力，继续每一个县编组一个模范师。
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击，机动作战，每次战斗都求速战速决，一举而歼灭敌人。我们但求打一次至两次胜仗后，敌运进攻的形势即要改变，而予我们更多的胜利机会……。
但讨论的结果，李特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第二个扩大红军问题亦照提案通过了。
这时已是午夜，主席秦邦宪宣布：会议准备连续三天，白天不开会，各同志个别自由交换意见，每晚八时开会……旋即散会。
第二天晚上八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三个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
（一）转移作战的目的和方向。
（二）转移作战之时机。
周恩来首先提出具体意见，略云：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希望在今次会议所决定的新战略，能将形势扭转过来，但对于应付形势恶化的准备是不能疏忽的，认为军事以胜利为主，我们从事内线作战，若不能达到战胜的目的，就要转移为外线作战，目的还是消灭敌人，保卫苏区。因为我们转移到国军封锁线之后，即以运动战向敌人的外翼进攻，或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敌人即必放弃进攻苏区，转移兵力对付我们红军主力。这样敌人对中央苏区围攻的封锁线，不攻自破，苏区也就可以保全。但从那一方面转移作战？也即是说从那一方向突围出去，有利于我们转移及转移后作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时中央苏区形势，是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
（一）是向东北突围，沿闽赣边转移到闽浙赣边，以闽北苏区及赣东北苏区为根据地，转向围攻苏区国军之外翼进攻，如金溪、抚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广德等之苏、浙、皖，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挺进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第二军团会合后，向湖南之衡阳、长沙方面进攻。
这两个方案，他认为以第二方案为最有利，因活动范围广大，不受长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关于时机问题，则认为必须在敌军末超越北面阵线即石城、博生（宁都）、胜利（龙冈）之线为宜。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即发言：
（一）他同意于内线作战陷于不利时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
（二）突围之方向，他主张向东北沿闽赣边区进出闽浙赣区较为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有深山密林为掩护，敌军亦较薄弱，若利用闽北山区转移，可不用作战而进出国军封锁线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赣东北及闽北苏区之掩护，至于活动范围，有苏、浙、皖、赣各省，尽足转移作战。
接着林彪、彭德怀相继发言，反对周议，赞同毛议。争持相当热烈，但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秦邦宪、李特到总司令部，约我到楼上（李特、周恩来办公厅）研究突围准备工作，朱德、周恩来、项英均在座。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经过研究的结果拟定：
（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师为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总司令，向衢州方面挺进（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础），创造皖、浙、赣边根据地。
（二）将湘赣边区六十七、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六军团，以萧克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王震为政洽部主任（原是萧克十七师政委），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
（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并由会昌移至云都县城，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如西南之敌情，碉堡建筑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测，湘桂边区侦探之派遣……等均须缜密进行。
晚上八时又继续第三晚的会议，开始时由秦邦宪将小会议拟定三个问题提出讨论，毛泽东仍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其他同志发言情形亦不热烈，只是稍为说明后便通过了，会议即宣布结束。
散会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项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办公厅坐下，两眼望着我说：艰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为然，我对他说：这个赣南军区的工作不难做，因为粤桂合作反蒋形势已将成熟，我判断粤军必不会再进攻南面苏区，其他的任务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侦探时的一笔现金开支请你注意不要为难我就得了。他听我说得轻松，他亦笑起来，对我说：我以为很艰难呢？关于侦探人员所需之现金，绝无问题，将来你到职后，做个计划来军委会就是了。
时已深夜一时，他才带着两个特务员回去。他走后，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关怀的一个同志，我心里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间接代红军总部参谋长，历时两个多月，是处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中，但因为总司令部的五个主要部门，作战、军事教育、供应的部长是红七军的老同志，各项工作进行，我不用十分费神；政治部是独立的，与我只是发生横的联络关系；惟有情报部，业务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点，就注意到该部的工作上，部长王铮，是一个有科学头脑，而且精通无线电科学技术的人，且作事负责，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该部的工作，故在这两个多月来，我的工作表现是为中央各领导同志所赞许的。对于各军团首长的关系，因为我日夜注意各军的动态，凡可通电话时，我经常以电话和他们联络；不可以通电话的，我便给他们无线电联络，所以很密切，在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我有心病的彭德怀，对我的态度亦已完全转变，他每次到总部，都来看我，前方情况，亦经常亲自直接用电话向我详述。因此，这一段时间虽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总司令部发表了新的命令：
（一）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军区司令部移驻云都。；
（二）粤赣军区司令何长工调总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四）派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五）原属粤赣军区之部队概归赣南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调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改由刘伯承接充。
这个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刘伯坚到云都县城接长赣南军区司令。
那时军区司令所指挥的红军计有：
第二十二师 师长黄子荣
第二十四师 师长周建屏
会昌独立师。
赣州独立师。
第一、二、三、四、五、六、独立圈。
当时南方前线除筠门岭(原粤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被粤军第三军占领外，其余各地无变化。我判断：广东广西正在反对国民党中央，南面之粤军必不会进攻苏区，我的工作重点是，完成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侦探赣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线水位，找寻徒涉场。
2、派遣四个侦探组：第一组深入广东之南雄、仁化；第二组，入江西之信丰、大庾；第三组，入南康、赣州；第四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这一带侦探敌情及碉堡状况。
军事之部署调整如下：
1、二十二师进驻云都县属之大墟坳及安远县属之塘村墟，策应龙布小坌方面作战。
2、二十四师进驻筠门岭以北之水口江，策应天心及筠门岭附近地区作战。
3、会昌独立师驻青溪，向浔坞、安远游击。
4、赣州独立师仍驻大田市、洛口墟，对桃江水西岸之敌警戒，并监视其动态。
5、各独立团位置和任务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开了。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即亲自出茅店，然后沿桃江水东岸、龙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线巡视一次，检查前线防御工事及慰问前线指战员，经过会昌、瑞金回云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动的是二十二师指战员，他们知道我出巡，到达小坌时，即派员和我联络，当我到塘村墟时，他们全师集合举行全师指战员叙餐大会，来欢迎我；因为该师是模范团扩编的，我是他们的老指挥员同志，相隔别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将我抬起来；他们流露出那种内心的欢喜情形，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尽管共产党用尽方法去消灭人性，用尽方法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旧常在不觉中流露出来。廿二师的指战员对我如此；我对朱德、项英、叶剑英、张云逸等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仍旧保存着哩！这种情形，是共产党的教育失败吗？还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人民？这要留待历史来证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五万份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粤边境的地形，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个多月没有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云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问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可随时谈谈。我住的房子，最好是离你不远，那就更方便了”。这时云都县的负责同志跑来报告：“请主席到后面园里休息，那里是一幢独立房子，还有半亩园地，一切已安顿好了”。毛泽东便随着那同志去了，临行时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处谈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伯坚去看毛泽东。他的爱侣贺士珍也来到云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几年不见，她已经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为一个沉静的少妇了!我们谈了一小时。毛泽东问起我赣江上游沿岸情况，及红军二十二师、二十四师的位置。我一一告诉了他。
我们告别时，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我还有许多问题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谈谈各种问题。毛泽东是很健谈的。贺士珍更为我们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个人一面谈谈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谈到深夜十二时才返回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云都这段时间，除了云都县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请示工作之外，则没有其他的领导同志来过，他亦似很安闲，但精神上则常流露出抑郁和凄凉的神态！
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谈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开除党籍一年这件事，他愤然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易遭到处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比如这次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之失败，本来是秦邦宪等几个党中央领导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我们革命无重大关系；为围攻苏区北面的国军移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仍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主张红军积极援闽，后来见十九路军情势危急，才派一、三两军去援闽，但时间太迟了，我们的援军末到，十九路军已彻底失败，致红军中途撤回，这个不积极援助十九路军以致失败的错误，明明是他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应该负责的。伹现在第三国际追究责任，却反说我不肯援闽，给我一次严重处分。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他说到这里喟然长叹！跟着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他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些轻微的咳嗽，脸部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黯淡的豆油灯，更显得他的凄凉和沮丧！但他的说话语气，却坚定而有力。我当时见他那种充满悲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开除党籍时内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对他发生无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红军已决定西窜，毛泽东才由云都返回瑞金与中央政府人员随野战军突围。
在后来的突围行程中，沿途遭受国军的追击截堵，红军损失甚大，许多干部都表示不满和动摇。当他们逃到贵州遵义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便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那有名的“遵义会议”。
善用策略的毛泽东，利用着他与红军老干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关系，来检讨这次“突围”决策的错误，将这一错误的责任，加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等人头上，以打击留俄归国学生派。这个会议虽仅仅是撤了秦邦宪的总书记职，而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复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彭德怀、滕代远、刘少奇等的协助和大部红军老干部的拥护，由遵义北窜后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又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手中了。
五次围剿苏区北面的战争形势，自五月十三日红军退出建宁后，集结在福建之宁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区。第五军团的十五师担任守备广昌以南之头陂街，白水镇之线，六月，这一个月是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那时，闽、浙、赣区已被国军在资溪、铅山之线隔开，成为两个区，一个是赣东北的信江上游区（今之浙赣铁路线上饶、横峯线上）由方志敏率领的十九师为主力。一个是闽北区（武夷山、福建崇安县西北地区）由邵式平领导，这两个区与中央苏区亦已被隔离。七月间由福建编成的一个师，号称第七军团，由萧劲光指挥，携带中央派遣方志敏为第一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动计划，从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脉通过闽北区，绕道浙江边至信江区，与方志敏会合，将中央的命令及计划交与方志敏。并将新编第七军团与十九师合编为第十军团，约有一万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号称中国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于七月中开始向皖、浙边区挺进。萧劲光仅率少数特务员沿原路回江西苏区。
这个抗日先遣队，挺进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国军追击围剿，辗转于浙、皖、赣边，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国军击溃，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杀），残部由粟裕率领退回闽北武夷山区与邵式平会合。
萧克、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之抗日先遣队约六千人，于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东突围，辗转流窜于湘桂边境，损失重大，剩下约有一千人，于十二月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与贺龙会合，合编为第二方面军。
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是红军和国军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区进行决战的阶段，经过了广昌县属之头陂战斗、白水镇战斗、贯桥战斗、大岭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特别是大岭战斗，国军先头一个师伤亡殆尽，至驿前战斗，红军集中三、五两军团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战两日，才放弃这个战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红军自经过这两个月的决战，已知不能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形势下战胜敌人。于是立即加紧进行突围准备，当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为适应以后作战要求，便利主力突围，决定新的兵团编组及作战计划如下：
一、红军主力编为野战军，由赣州以南突围西进，转移至湘西地区，然后向湖南国军外围采取攻势作战。
二、以红军之一部，及地方独立师，独立团之大部，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守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以牵制国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三、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编为野战军(总共兵力约十万人)，中央党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均随野战军行动。
四、红军廿四师、三十四师、红军野战炮兵团、江西独立师、福建独立师、红军干部学校、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
五、福建、江西两省地方部队除动员参加红军，充实野战军外，概编为独立团，分由江西、赣南、福建各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闽、浙、赣边区方志敏部，归中央军区司令部指挥。
七、高级人事调整如下
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
野战军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周恩来（兼）
参谋长 叶剑英（后改任学生军团长，以刘伯承任参谋长）
政洽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军区司令 项英
政治委员 项英（兼）
参谋长 龚楚
政治部主任 陈毅
国家政冶保卫局分局长 谭震林
野战军总司令部设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战（办理野战军各兵团作战业务），第二局主管情报，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后勤，第五局主管通讯，第六局主管游击作战（办理并指导二、四军团及各地区游击作战业务）。
十月中旬，红军主力向赣州以南大庾、信丰间地区突围西进，沿湘、粤、桂边区转向湘黔边境北进；国军以何键、薛岳、周浑元各军向野战军追击。并从新调整继续进攻中央苏区部署。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
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12日
第三章
凋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野战军突围前，九月至十月间，苏区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县城、雄岭、古龙冈等地，各红军防御据点，均经过剧烈战斗后，相继失陷，最后是兴国县城之掩护战，亦于十月十四日放弃；中央军区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军区司令部驻西江市(会昌县属)
(一)直属部队
1、特务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2、野战炮兵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3、红军干部学校(四百人)驻瑞金麻田墟
4、通讯大队，无线电台四座以及电话队(四百人)驻西江市
5、二十四师(六千人)驻会昌
6、三十四师(六千人)驻宁都
7、江西独立师(一二千五百人)驻石城以南
8、瑞金独立团（六百人）驻瑞金附近
9、福建独立师（三千五百人）驻长汀
共二万三干四百人。
（二）赣南军区司令部（云都）：
1、教导团（五百人）驻云都
2、独立三十三团（五百人）驻长洛
3、云都独立团（九百人）驻云都北面
4、赣州独立团（五百人）驻茅店
5、会昌独立营（二百人）驻会昌以南
6、信丰独立营（二百人）驻小坌
7、安远独立营（二百人）驻龙布
8、各县游击队（五百人）
共三干五百人。
（三）江西军区司令部（黄陂）：
l、教导团（四百人）驻黄陂
2、江西独立团（八百人）驻黄陂附近
3、洛口独立团（一千人）驻永丰以南地区
4、永丰独立团（一千人）驻乐安以南地区
5、第一分区司令部（二千人）驻东韶
6、第二分区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驻东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军区司令部（长汀）
l、教导团（五百人）驻清流
2、第十五团（五百人）驻宁化
3、第十六团（五百人）驻长汀
4、第十七团（五百人）驻上杭
5、第十八团（五百人）驻龙岩地区
6、各县独立营（共约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
野战军于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围后，十月末，国军攻宁都县城，红军三十四师稍事抵抗，随即放弃了。当时我和顶英研究作战计划，拟定两个方案：
(一)国军如仍以大兵团向苏区围剿时，我军即依据闽赣边区的武夷山脉东、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敌情变化转移战场，与敌进行游击战。以求保存实力，待机策应野战军作战。
(二)如国军进攻苏区的兵力不大，我军有将其击溃之把握时，即集中兵力转移攻势，各个歼灭敌军，以保全苏区的领土，配合野战军作战。
我们中共军区的初期计划，便是这样决定了。
中华苏维控中央政府业已随同野战军突围，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曾有以下的决定：
(一)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主席，以领导闽、浙、湘、赣各省政府工作。
(二)设立中央分局于闽、浙、赣区，以项英为书记，领导各省党务工作。
当时福建省及中共省党委仍设于汀州，由张鼎丞、邓子恢、锺循仁等负责。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党部设于东固，由曾山、李赐凡负责。
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时，领导游击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
闽赣边区被红军占领的十多个县，都是山岳地带，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粮食生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尚有盈余。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优闲自得的生活。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 “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
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 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邓发是广东惠阳淡水人，少年时即到香港在海军船坞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已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那时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为中共做工运及广东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苏区，即给予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其人体形瘦长，面有麻子，态度刚强而沉静，说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与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一起去世。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有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执行任务时，与各级党部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经常取得密切联系，以听取各方面关于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动的情报；并充份运用党员为实施调查工作时的细胞，使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关于政治保卫局特务人员的训练，是采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时是借红军政治部以临时特别训练班的名义进行，遴选特务员，则将由党组织系统在党员中调训，被调训之党员初时亦不知其真实原因，经过训练后，即返回原部队服务，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队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无人知道谁是特务人员。惟侍从高级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可以说是公开的，因每一个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多数经过政治部调训之故。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保卫局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人员称号稍有更改，称之为保卫员，侍从高级人员称为卫士。至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政治保卫局即并入公安部，仍称政治保卫局，但其工作是独立的，至于省的公安厅设保卫处，县的公安局有保卫科，它们的任务是专一的，经常和各级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执行它们的任务。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 ！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材，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著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三时，项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红军学校去当教育长，并请他们夫妇吃晚饭，林野夫妇听了非常高兴，双双赴约。下午四时正，特务员开上饭来，并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妇吃的是最后一次晚餐，再也没法救他俩了！眼见到这一对恩爱夫妇，饭后便要惨死，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万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颗饭粒似是石子一般，无法下咽！我忽然间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应该救救他这个不幸而无辜的妻子，我便对林野夫妇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坐在一旁的项英和陈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俩却婉谢了我的好意，他俩那里会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结果，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遭护送他俩的特务员杀掉了。
事后，那两个杀林野的特务员中，有一个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野，他的妻子见了大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前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过头来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劈中右肩，这时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他便倒下了。这时他的妻子已给黄同志结果了”。他说完还笑着说：“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呢？”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有一次我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他带着讽刺口吻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红军大学上级干部训练队的李队长，也是在特务员护送途中杀了的。这些事实，红军干部中，很早就互相传告，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着。
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项英忙道：“对的对的，你应该到外面去跑了跑，舒畅一下”。他对我素来很好，并时时关怀我的健康，现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亲密了。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
战争是要靠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的，当时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军队尚有二万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赣南三个军区，亦有一万三千多人，合共起来则有三万七千人之多，装备虽不如野战军，但力量尚属非小，比诸朱毛初到闽赣边区时要强得多，亦比诸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军主力的突围以及苏区经济的总崩溃，士气民心都已受到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似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旁徨心情。我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幕僚长，对于今后军事供应问题，不能不作一个切实的研究。当时由司令部召开一次闽、赣两省党政高级干部会议，检查了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形，特别是存粮还有多少？当时统计的数字令我吃惊！人力已无可动员了；物力，全部在现有军事组织之内，此外亦无可利用；粮食，以三万七千人计算，仅能支持两个月的供应。
会后，我在百忙中亲到长汀、瑞金、云都三县地区去视察，所见到的是凋零、凄惨，一片荒凉，到处风声鹤唳，充漏了日暮穷途的失败现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们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存的现金只有十万元，是中央军区成立时，党中央发下来以备必要时开支的，两个月后，我们怎样支持下去？我和项英、陈毅三个人从新研究这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在无法中，决定将全部苏区红军包括各省军区独立团整编为五个师，一个野战炮兵团，一个教导团，放弃苏区，继续突围，追随野战军的路线西进，准备与野战军会合，集中行动。并将这个计划以无线电报向正在流窜中的中共中央请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内容如下：
一、鉴于野战军突围受挫经验，中央军区应立即放弃突围计划，而将部队分散游击。
二、闽、浙、赣区（中央苏区在内），成立党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由项英负责。
三、以龚楚率步兵一个团，配足电讯器材，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同志们见到党中央对我如此信任，给予我以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以为是莫大的荣幸。但我对这些高级的名位，并不感到荣耀；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主席之尊，也屡遭开除中委、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及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手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项英接到这个电报后，表现得很旁皇。他对我说:“我们指挥着五个师的大军，你走了我怎样办呢？”我对他说:“陈毅同志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可将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同志调来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领导了。况且以后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尽可能避免阵地战，军事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办。并很客气的让我挑选红军中装备优良的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约一千二百人）和两座无线电台人员，配足通讯器材，带了一万元上海实业银行纸币作经费，离开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会昌县属西江市)向湘粤桂边区进发。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仅派湖南之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及调动围剿苏区之薛岳、周浑元两个军跟踪追击，其余围剿苏区的军队均未调动。并派顾祝同为江西绥靖主任，蒋鼎文为福建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广东绥靖主任，继续其碉堡围剿进攻政策，分区清剿。他们调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开始清剿工作。由于苏区红军战意消沉，又缺乏粮食，且采分散游击之计划。当国军大举进攻时，除了江西军区曾予坚强抵抗外，其余红军部分散游击或潜伏保存实力，避免与国军作战。由一月至三月这一期间，中央军区红军及地方武装被国军搜剿消灭甚多。二月间，江西军区之残部由曾山率领分散潜伏于东固山区，三月初旬，赣南军区之红军千余人由蔡会文率领，向南突围，被粤军截击，伤亡惨重，仅存三百余人，流散至湘、粤、赣边区游击。闽、浙、赣区红军总指挥(中央军区改称)，项英及政治部主任陈毅率领红军二十四师之一部于三月中旬流窜至粤赣边区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后就潜伏大庾山脉山区。福建军区之红军，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领导，潜伏于武夷山区。
至此，中央苏区已无大股红军活动，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军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结束了。
该区红军残余部队，待至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后，编为新四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队伍，逃开了国军的主力封锁线；沿着云都、会昌边境大山，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墟；再经猷山，转出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阻截，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之黄茅。
在黄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当地的秘密组织。然后，缓缓地继续前进，经桂阳、临武、蓝山、江华，转入广东连县边区。 我每到一个地区，便积极进行收容和联络工作；并将当地党的组织、赤卫队组织、苏维埃政府组织完全恢复或建立起来。两个月的时间，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我来到湘粤桂边区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边区各县，湘南各县的地方党负责人多数来水联络，或派人请示工作任务。活动于桂阳、常宁、新田间的湘南游击队二百人，也派员前来联络，红军主力西窜时，遗留在湘桂边区永明、灌阳边境的红七军两个团，也与我派往该方面的游击部队取得了连系。那时国军一方面正向红军主力追击，一方面仍以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湘粤区作战的只有湘南保安团，战斗力不强，我们曾两次击败湘南保安团的攻击，一时声威大振，中共在湘粤桂边的武装力量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我这个中共湘粤桂边区党政军最高指挥机构，以郴县之天阳山、临武之源头、连县之天光山为基地。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人民对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并不像四五年前那么热情和欢迎。红军野战军突围西窜时也曾经过这一地区，人民所受损失，非常重大；因此他们对红军厌恶，自不待言。虽然他们并不敢形诸于词色，可是，无言的反抗和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早巳洞若观火的看到这广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由于这种心理的发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说：“饶了我吧！中国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这种声音，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呼声！
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为一个指挥湘粤桂三省党政军首长，在一班特务员时时刻刻的监视中，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环伺包围之下，脱离和逃亡，决不是轻易的事。所以我时时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经过了五天的周详审虑，我布置好了一个严密而决心的逃亡计划。
我将身边的特务员，陆续的派出了六个到各部队作连指导员及排长，名义上是使他们实际掌握部队，防止指战员逃亡；而实际是遣开他们，逃避他们的监视。
然后我又故意拟好几件并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给身边党的重要助手，要他们到各地方党部和游击队的基地去联络，这就只剩下四个特务员在身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导宜章县委会议之便，带着一连部队，由临武基地赴郴县的黄茅，这一连红军警卫部队，并不同国家政冶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一样，要时刻守卫在我身边的，他们只是在外围保护着我的安全，根本不会监视我的行动。
到达黄茅的那天晚上，我托词身体不舒适，要早些休息，吃过饭便上床睡觉。特务员们也因白天的步行过于疲劳，纷纷睡觉去了。我便趁这时爬起床来，悄然的离开了黄茅这个小山村，向南方的故乡逃去。
我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给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阳和中共县委联络，我在那信上大意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以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听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于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哆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时，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几点星光，闪烁摇动，点缀这林青茂密的山径，我一步紧一步的向前赶路！到星光曦微时，已经离开黄茅数十里了，回望那云山重叠的湘粤桂边境，不禁使我有无可名状的伤感！别了！这溅满了同志们和同胞们的碧血的莽草长林！别了！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岭深山！
凋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野战军突围前，九月至十月间，苏区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县城、雄岭、古龙冈等地，各红军防御据点，均经过剧烈战斗后，相继失陷，最后是兴国县城之掩护战，亦于十月十四日放弃；中央军区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军区司令部驻西江市(会昌县属)
(一)直属部队
1、特务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2、野战炮兵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3、红军干部学校(四百人)驻瑞金麻田墟
4、通讯大队，无线电台四座以及电话队(四百人)驻西江市
5、二十四师(六千人)驻会昌
6、三十四师(六千人)驻宁都
7、江西独立师(一二千五百人)驻石城以南
8、瑞金独立团（六百人）驻瑞金附近
9、福建独立师（三千五百人）驻长汀
共二万三干四百人。
（二）赣南军区司令部（云都）：
1、教导团（五百人）驻云都
2、独立三十三团（五百人）驻长洛
3、云都独立团（九百人）驻云都北面
4、赣州独立团（五百人）驻茅店
5、会昌独立营（二百人）驻会昌以南
6、信丰独立营（二百人）驻小坌
7、安远独立营（二百人）驻龙布
8、各县游击队（五百人）
共三干五百人。
（三）江西军区司令部（黄陂）：
l、教导团（四百人）驻黄陂
2、江西独立团（八百人）驻黄陂附近
3、洛口独立团（一千人）驻永丰以南地区
4、永丰独立团（一千人）驻乐安以南地区
5、第一分区司令部（二千人）驻东韶
6、第二分区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驻东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军区司令部（长汀）
l、教导团（五百人）驻清流
2、第十五团（五百人）驻宁化
3、第十六团（五百人）驻长汀
4、第十七团（五百人）驻上杭
5、第十八团（五百人）驻龙岩地区
6、各县独立营（共约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
野战军于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围后，十月末，国军攻宁都县城，红军三十四师稍事抵抗，随即放弃了。当时我和顶英研究作战计划，拟定两个方案：
(一)国军如仍以大兵团向苏区围剿时，我军即依据闽赣边区的武夷山脉东、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敌情变化转移战场，与敌进行游击战。以求保存实力，待机策应野战军作战。
(二)如国军进攻苏区的兵力不大，我军有将其击溃之把握时，即集中兵力转移攻势，各个歼灭敌军，以保全苏区的领土，配合野战军作战。
我们中共军区的初期计划，便是这样决定了。
中华苏维控中央政府业已随同野战军突围，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曾有以下的决定：
(一)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主席，以领导闽、浙、湘、赣各省政府工作。
(二)设立中央分局于闽、浙、赣区，以项英为书记，领导各省党务工作。
当时福建省及中共省党委仍设于汀州，由张鼎丞、邓子恢、锺循仁等负责。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党部设于东固，由曾山、李赐凡负责。
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时，领导游击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
闽赣边区被红军占领的十多个县，都是山岳地带，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粮食生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尚有盈余。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优闲自得的生活。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 “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
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 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邓发是广东惠阳淡水人，少年时即到香港在海军船坞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已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那时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为中共做工运及广东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苏区，即给予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其人体形瘦长，面有麻子，态度刚强而沉静，说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与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一起去世。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有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执行任务时，与各级党部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经常取得密切联系，以听取各方面关于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动的情报；并充份运用党员为实施调查工作时的细胞，使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关于政治保卫局特务人员的训练，是采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时是借红军政治部以临时特别训练班的名义进行，遴选特务员，则将由党组织系统在党员中调训，被调训之党员初时亦不知其真实原因，经过训练后，即返回原部队服务，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队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无人知道谁是特务人员。惟侍从高级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可以说是公开的，因每一个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多数经过政治部调训之故。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保卫局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人员称号稍有更改，称之为保卫员，侍从高级人员称为卫士。至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政治保卫局即并入公安部，仍称政治保卫局，但其工作是独立的，至于省的公安厅设保卫处，县的公安局有保卫科，它们的任务是专一的，经常和各级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执行它们的任务。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 ！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材，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著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三时，项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红军学校去当教育长，并请他们夫妇吃晚饭，林野夫妇听了非常高兴，双双赴约。下午四时正，特务员开上饭来，并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妇吃的是最后一次晚餐，再也没法救他俩了！眼见到这一对恩爱夫妇，饭后便要惨死，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万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颗饭粒似是石子一般，无法下咽！我忽然间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应该救救他这个不幸而无辜的妻子，我便对林野夫妇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坐在一旁的项英和陈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俩却婉谢了我的好意，他俩那里会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结果，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遭护送他俩的特务员杀掉了。
事后，那两个杀林野的特务员中，有一个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野，他的妻子见了大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前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过头来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劈中右肩，这时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他便倒下了。这时他的妻子已给黄同志结果了”。他说完还笑着说：“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呢？”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有一次我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他带着讽刺口吻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红军大学上级干部训练队的李队长，也是在特务员护送途中杀了的。这些事实，红军干部中，很早就互相传告，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着。
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项英忙道：“对的对的，你应该到外面去跑了跑，舒畅一下”。他对我素来很好，并时时关怀我的健康，现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亲密了。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
战争是要靠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的，当时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军队尚有二万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赣南三个军区，亦有一万三千多人，合共起来则有三万七千人之多，装备虽不如野战军，但力量尚属非小，比诸朱毛初到闽赣边区时要强得多，亦比诸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军主力的突围以及苏区经济的总崩溃，士气民心都已受到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似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旁徨心情。我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幕僚长，对于今后军事供应问题，不能不作一个切实的研究。当时由司令部召开一次闽、赣两省党政高级干部会议，检查了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形，特别是存粮还有多少？当时统计的数字令我吃惊！人力已无可动员了；物力，全部在现有军事组织之内，此外亦无可利用；粮食，以三万七千人计算，仅能支持两个月的供应。
会后，我在百忙中亲到长汀、瑞金、云都三县地区去视察，所见到的是凋零、凄惨，一片荒凉，到处风声鹤唳，充漏了日暮穷途的失败现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们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存的现金只有十万元，是中央军区成立时，党中央发下来以备必要时开支的，两个月后，我们怎样支持下去？我和项英、陈毅三个人从新研究这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在无法中，决定将全部苏区红军包括各省军区独立团整编为五个师，一个野战炮兵团，一个教导团，放弃苏区，继续突围，追随野战军的路线西进，准备与野战军会合，集中行动。并将这个计划以无线电报向正在流窜中的中共中央请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内容如下：
一、鉴于野战军突围受挫经验，中央军区应立即放弃突围计划，而将部队分散游击。
二、闽、浙、赣区（中央苏区在内），成立党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由项英负责。
三、以龚楚率步兵一个团，配足电讯器材，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同志们见到党中央对我如此信任，给予我以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以为是莫大的荣幸。但我对这些高级的名位，并不感到荣耀；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主席之尊，也屡遭开除中委、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及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手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项英接到这个电报后，表现得很旁皇。他对我说:“我们指挥着五个师的大军，你走了我怎样办呢？”我对他说:“陈毅同志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可将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同志调来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领导了。况且以后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尽可能避免阵地战，军事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办。并很客气的让我挑选红军中装备优良的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约一千二百人）和两座无线电台人员，配足通讯器材，带了一万元上海实业银行纸币作经费，离开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会昌县属西江市)向湘粤桂边区进发。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仅派湖南之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及调动围剿苏区之薛岳、周浑元两个军跟踪追击，其余围剿苏区的军队均未调动。并派顾祝同为江西绥靖主任，蒋鼎文为福建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广东绥靖主任，继续其碉堡围剿进攻政策，分区清剿。他们调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开始清剿工作。由于苏区红军战意消沉，又缺乏粮食，且采分散游击之计划。当国军大举进攻时，除了江西军区曾予坚强抵抗外，其余红军部分散游击或潜伏保存实力，避免与国军作战。由一月至三月这一期间，中央军区红军及地方武装被国军搜剿消灭甚多。二月间，江西军区之残部由曾山率领分散潜伏于东固山区，三月初旬，赣南军区之红军千余人由蔡会文率领，向南突围，被粤军截击，伤亡惨重，仅存三百余人，流散至湘、粤、赣边区游击。闽、浙、赣区红军总指挥(中央军区改称)，项英及政治部主任陈毅率领红军二十四师之一部于三月中旬流窜至粤赣边区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后就潜伏大庾山脉山区。福建军区之红军，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领导，潜伏于武夷山区。
至此，中央苏区已无大股红军活动，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军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结束了。
该区红军残余部队，待至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后，编为新四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队伍，逃开了国军的主力封锁线；沿着云都、会昌边境大山，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墟；再经猷山，转出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阻截，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之黄茅。
在黄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当地的秘密组织。然后，缓缓地继续前进，经桂阳、临武、蓝山、江华，转入广东连县边区。 我每到一个地区，便积极进行收容和联络工作；并将当地党的组织、赤卫队组织、苏维埃政府组织完全恢复或建立起来。两个月的时间，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我来到湘粤桂边区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边区各县，湘南各县的地方党负责人多数来水联络，或派人请示工作任务。活动于桂阳、常宁、新田间的湘南游击队二百人，也派员前来联络，红军主力西窜时，遗留在湘桂边区永明、灌阳边境的红七军两个团，也与我派往该方面的游击部队取得了连系。那时国军一方面正向红军主力追击，一方面仍以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湘粤区作战的只有湘南保安团，战斗力不强，我们曾两次击败湘南保安团的攻击，一时声威大振，中共在湘粤桂边的武装力量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我这个中共湘粤桂边区党政军最高指挥机构，以郴县之天阳山、临武之源头、连县之天光山为基地。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人民对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并不像四五年前那么热情和欢迎。红军野战军突围西窜时也曾经过这一地区，人民所受损失，非常重大；因此他们对红军厌恶，自不待言。虽然他们并不敢形诸于词色，可是，无言的反抗和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早巳洞若观火的看到这广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由于这种心理的发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说：“饶了我吧！中国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这种声音，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呼声！
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为一个指挥湘粤桂三省党政军首长，在一班特务员时时刻刻的监视中，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环伺包围之下，脱离和逃亡，决不是轻易的事。所以我时时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经过了五天的周详审虑，我布置好了一个严密而决心的逃亡计划。
我将身边的特务员，陆续的派出了六个到各部队作连指导员及排长，名义上是使他们实际掌握部队，防止指战员逃亡；而实际是遣开他们，逃避他们的监视。
然后我又故意拟好几件并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给身边党的重要助手，要他们到各地方党部和游击队的基地去联络，这就只剩下四个特务员在身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导宜章县委会议之便，带着一连部队，由临武基地赴郴县的黄茅，这一连红军警卫部队，并不同国家政冶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一样，要时刻守卫在我身边的，他们只是在外围保护着我的安全，根本不会监视我的行动。
到达黄茅的那天晚上，我托词身体不舒适，要早些休息，吃过饭便上床睡觉。特务员们也因白天的步行过于疲劳，纷纷睡觉去了。我便趁这时爬起床来，悄然的离开了黄茅这个小山村，向南方的故乡逃去。
我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给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阳和中共县委联络，我在那信上大意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以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听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于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哆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时，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几点星光，闪烁摇动，点缀这林青茂密的山径，我一步紧一步的向前赶路！到星光曦微时，已经离开黄茅数十里了，回望那云山重叠的湘粤桂边境，不禁使我有无可名状的伤感！别了！这溅满了同志们和同胞们的碧血的莽草长林！别了！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岭深山！
Re: 龚楚将军回忆录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12日
從《龔楚將軍回憶錄》看龔楚何以會變節(圖)
中國禁聞 – 禁書網 2012年04月07日 13:10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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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ews/zh-tw/cnnews/20120407/14556.html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紅軍變節的將領漸趨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龔鶴村，廣東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人。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成為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抗戰時期招撫中共黨人與抗戰並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後，投誠中共並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龔楚將軍回憶錄》由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這本書史料價值極大。在這本書里，龔楚說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而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4）。當其沐浴新思想參加中共及紅軍之後，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並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15）。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其革命的理想還未實現，即變節了。
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指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
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里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覺得這才是其變節的真正動因。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41）。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嘗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及肅反擴大化、簡單化。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農運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這種左傾蠻幹行為，《龔楚將軍回憶錄》多有親身經歷的實例，無疑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當其提出異議時，即受到黨內批評與處罰。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者，就有可能成為“異己分子”而被擴大化與簡單化整肅。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龔楚將軍回憶錄》書中亦有相當實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在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50-351）。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後來，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將軍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74-577）。肅反之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肅反實例，已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其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當時，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1954：421-425）。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覺得自己“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6），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恐懼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走上變節者的道路。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認為其變節的真正動因是恐懼感，即對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懼。之後其在反思的過程中，才最終由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離開紅四軍後，龔楚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5-216）。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在龔楚心裡，確實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時代，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及革命理想主義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其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正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渡與轉變的歷程。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里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9）。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如何，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就這些變節群體而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他們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概括這些變節群體的生平事迹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讓他們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看看他們自己的辯護詞，事情往往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
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盤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的深層次動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本文寫於2008年9月25日，2012年1月18修改完善。）
中國禁聞 – 禁書網 2012年04月07日 13:10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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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紅軍變節的將領漸趨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龔鶴村，廣東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人。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成為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抗戰時期招撫中共黨人與抗戰並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後，投誠中共並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龔楚將軍回憶錄》由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這本書史料價值極大。在這本書里，龔楚說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而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4）。當其沐浴新思想參加中共及紅軍之後，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並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15）。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其革命的理想還未實現，即變節了。
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指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
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里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覺得這才是其變節的真正動因。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41）。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嘗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及肅反擴大化、簡單化。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農運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這種左傾蠻幹行為，《龔楚將軍回憶錄》多有親身經歷的實例，無疑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當其提出異議時，即受到黨內批評與處罰。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者，就有可能成為“異己分子”而被擴大化與簡單化整肅。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龔楚將軍回憶錄》書中亦有相當實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在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50-351）。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後來，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將軍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74-577）。肅反之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肅反實例，已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其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當時，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1954：421-425）。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覺得自己“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6），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恐懼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走上變節者的道路。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認為其變節的真正動因是恐懼感，即對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懼。之後其在反思的過程中，才最終由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離開紅四軍後，龔楚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5-216）。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在龔楚心裡，確實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時代，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及革命理想主義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其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正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渡與轉變的歷程。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里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9）。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如何，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就這些變節群體而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他們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概括這些變節群體的生平事迹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讓他們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看看他們自己的辯護詞，事情往往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
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盤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的深層次動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本文寫於2008年9月25日，2012年1月18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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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荆轲 » 201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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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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