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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红七军历次战役
红七军成立之后，因为没有敌情顾虑，便将部队分驻各县，以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当时各部驻地如下：
军部及直属部队驻百色；
十九师驻回东、果德二县，师部驻回东；
二十师驻凌云、百色、奉议三县，师部驻奉议；
廿一师驻东兰、凤山、天峨三县，师部驻东兰。
各师都以营为单位，分驻各区乡，进行发动群众工作。
四月初旬的一个下午，接获驻云南边境剥隘之探员报告。西林民团指挥岑建英率领民团二千人经过剥隘附近有向百色进攻之企图，该敌料于今晚可到禄丰宿营......。
当时驻百色部队计有军部直属之特务营(新兵)、炮兵营(七生五山炮四门)、工兵连、军士教导大队及廿师之五十八团，我们接到这一情报之后，判断该敌必由禄丰大道进攻百色，为了避免扰及市区，决以野战歼灭之，部暑如下：
二十师参谋长兼教导大队长胡元率领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星夜开赴禄丰百色间约距百色三十里之有利阵地，先行埋伏，待敌进入阵地时，四面包围而歼灭之；以炮兵营守城，工兵连守城外市区及河岸，监视河上船只，特务营为预备队，控制城内。
我们分析岑建英的民团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并因岑建英是一个正式军人，所以特别慎重。
胡元率五十八团及教导大队即于是晚九时出发，守备部队亦于是晚进入各个守备位置，城墙上之照明设备，由参谋处协同炮兵营长收集火油，棉花，准备完善，分配各守城部队备用。
百色府城尚保存有古旧之城墙，但东门已拆除了一部份；其地形：西北面是较高之山地，南面是荒野之波状地及坟场，东面是市区及右江河流，市区中心位于城外之东南，若敌军无炮兵，则是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
翌日拂晓，敌军突从西北面山地向百色城进攻，我军因已准备完成，从容应战，我与张云逸闻报，即至西北城上观察敌情，发现敌军已占领西北一带山地，并积极构筑攻城据点（对城构筑工事），判断其兵力，当有二千人以上，但没有野炮，我们决定固守，待胡元部回师，然后内外夹攻而歼灭之。至十时左右，敌军约有五百人沿西面山脚向南面波状地前进，有进攻市区企图，同时，百色河之东岸高山亦发现敌军，隔江向市区射击。我以市区守军仅有工兵连及警察百人，兵力太少，情况危急，为免被敌人侵入市区，决即反攻，并立即商得张云逸之同意，由他负责指挥炮兵营守城，我亲率特务营出小西门出击，向西南面之敌反攻，战斗迅即进入冲锋肉搏战，敌军狼狈溃退，我即率部转向西门高地敌之侧背攻击，是时炮兵亦向西北门一带高地轰击，战斗至十二时，敌军全线溃退，我以兵力既少，且伤亡重大，占领城外各高地后，仅叫小部队约百人分向敌军追击，下午二时，战事结束。胡元部至下午四时才回师百色，敌已远遁。
是役敌军遗尸四十余具，重伤兵三十余人(我们将之救治，后来治愈后均参加红军)，我军伤亡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四支。
是役检讨会总结出以下各点：
(一)因情况判断错误，引致决定和处置亦有错误，没有考虑到敌军是地方团队，熟悉地形，不经禄丰，而从百色西北小路进攻百色，这一作战计划之错误，几导致重大损失，责任应由龚参谋长负责。
(三)二十师参谋长胡元率部赴指定地点伏击敌军，拂晓后既不发现敌军，应即注意敌情变化，且预定战场距百色仅三十里，未能及时回师百色夹击敌军，致被敌军逃去，这是胡参谋长的重大错误。
（三）百色城防战，能以少胜众，指挥若定，及时出击，与参谋长身先士卒，卒将敌军击溃，其智勇果敢精神，令人钦佩。
（四）全体官兵作战勇敢，特别是特务营官兵，入伍不到两个月竟有此战绩，可为全军模范。
（五）百色西北高地，虽距城千码，但可瞰射城内，过去忽视防御设备，是一重要错误，军部参谋处应立即详拟构筑防预工事计划，派兵守备。
击退敌军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官兵叙餐会，以庆祝参战有功官兵，在餐会中，由张云逸报告；赞扬我这次亲率特务营，投入肉搏战的英勇作战事绩。引致全场向我欢呼致敬，令我啼笑皆非!
评：我对是役作战的观感：
（一）是役原定作战计划，是运用游击战之埋伏战术，于野战中歼灭来攻敌人。对于百色城防亦有周密布置，这一战略是正确的。
（二）城防战：能适时出击，转移攻势；并能于击溃南面敌军后立即转向敌军侧背攻击；且步炮协同，达到机动作战的最高境界，战术的运用是优越的、适切的。
五月初旬，百色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认陈秘书到军部求见张云逸，当接见时，他道达来意，说是奉蒋总司令来见的代表。张云逸立即请我会同商谈，据称：他奉命由南京经安南、云南来百色，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与张发奎合作反抗中央，自去冬至今春攻粤失败后，又有进攻湖南的企图，蒋总司令拟任李明瑞为总指挥，张云逸为独立二十旅旅长，俞作预为第一旅旅长，所需军饷械弹统由中央运济，只要宣布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接受中央任命，饷械即可运到……。当时我们对他说：请先将军饷子弹运来，我军必进攻南宁，易帜一事，以后再谈。当时他住在百色河上的大花艇（水上酒店），并约我商谈，他开口就是求我玉成此事，国府必不负你。我当时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般军阀，没有政治立场，只求个人名利，我们的立场是不会放弃的，但进攻南宁的行动，只要你们能给我们以经济和械弹的帮助，我可保证必行，其他的我请他不要再提。他以不得要领，便于翌日由原路，经剥隘赴昆明去了。
翌日下午召开行动委员会议，张云逸将日来所发生的事报告，并说：易帜一事，我们绝不考虑，亦无须研究，但蒋桂战争爆发，是我们发展的最好机会，若南宁空虚，我以为必须进攻南宁，以扩大政治影响，关于应如何准备及进攻计划，请龚楚同志提出意见……。他报告后，陈豪人等即请我提出意见。
我当时提供意见如下：
（一）南宁方面若兵力不超过五个团及无援军，我军可进攻南宁。
（二）根据参谋处最近所得情报，桂军与张发奎军，攻粤败后，退回桂柳一带整补；南宁自张发奎协助桂军驱逐吕焕炎后即交由黄绍竑主持省政；南宁及附近各县经常有桂军四至五个团驻守，但蒋桂战争是否已经爆发？尚未接到报告，应立即派员前往南宁、武鸣、及桂林、柳州一带侦察，务求确实明了敌情，方可行动。
(三）进攻南宁应与第八军会同行动，应即报告李明瑞总指挥，请他即来右江主持军事，并请第八军积极准备。
（四）为了把握时机，应即令十九、二十两师分别在奉议，田东、思林集结；廿师除留一个团守东兰、凤山根据地外，师部及两个团应开来百色接防。关于沿右江东岸兵站补给站亦应迅速设置。
（五）为了确保后方安全，各县、区、乡之工农自卫团应即令集结，接替红军维持地方治安之任务。
我报告后，各人均表同意，并即饬令各主管部门分别办理。
会后的第三天，即接获南宁原有之情报员报告，略云：桂军及张发奎军，汇在桂林、柳州一带集中，准备攻湘，现南宁及附近各县仅有桂军五个团，黄绍竑现仍在南宁主持省政云云。
这一个情报与陈秘书所说的是相同的。我们判断若敌情无变化，即我七、八两军便可集中十二个团的兵力，进攻南宁，胜利的公算极高，因此，即决定行动计划如下：
（一）第七军（缺廿一师）于五月十四日在果德集中完毕，候命行动。
（二）第八军应同日在崇左县集中，并与七军取得连络。
（三）百色防务即交廿一师接替。
（四）野战医院随军部移果德。
我于五月十日由田东率五十五团赶赴果德，是日行抵距思林约十里之途中，与桂军一个团遭遇，立即展开战斗，我军以动作迅速，取得先机之利，战斗约一小时，即将敌军击溃，敌向东退却，我军跟踪猛追，约于十里外将敌一部消灭，俘获官兵三十一人，内有负伤连长一人，缴获步枪廿四枝，我军伤亡廿余人，其中在追击时因一门迫击炮爆炸，死排长一人，士兵三人，伤九人，当时我亦在现场，站在死难排长后面，为破片擦伤头部。
是晚，我十九师全部在思林宿营，于讯问被俘连长及士兵中得知桂军主力确向桂林，全州进发，南宁仅有桂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四个团，但黄绍竑尚在南宁，该团（与我作战之敌军）原驻武鸣，奉命向田东、思林游击，搜索我军情报。
十一日，我奉本师开赴果德县城，当我军渡河时，果德工农群众约五千人在河边列队欢迎，并燃放爆竹，情绪极为兴奋。
十三日，军部及二十师均到达果德。十五日，李明瑞总指挥率卫士连由龙州到达果德。是晚我们全军高级军政干部在河上之大花艇欢宴李总指挥，并商讨进攻南宁计划。
当时据李总指挥报告：
（一）第八军已编足了廿二、廿三两个师，共六个团；现正继续招收新兵编廿四师，现八军已准备留一个团守龙州，军部直属队有特务营、野战炮兵营，及五个团参加；会攻南宁。
（二）龙州附近五个县已编有工农自卫团，可负防守地方之责。
（三）七军所需之电话通讯器材已由安南购到，不久即可送来。
（四）进攻南宁计划我亦同意，但仍须加紧搜集敌情以防变化。
是晚，我们接到情报：隆安县城已于日前有清乡司令李奇率兵两个团进驻（两团均是民团编成），并加紧构筑工事，南宁情况无变化。
十六日，我军决定行动计划如下：
（一）红七军(缺廿一师)留一个团守果德，掩护后方机关，并向武鸣游击，侦察敌情，其余先进攻隆安，占领隆安后，再行决定进攻南宁计划。
（二）红八军应先占领永康县城，即与总指挥部切取连络，候命行动。
（三）野战医院及各师后方暂留果德。
（四）总指挥部随同七军行动。
十七日，我军向隆安进发，是晚在距隆安十五里一带村庄宿营，十八日向隆安进攻，下达攻击命令，要旨如下：
（一）据探报：敌军两个团以主力守县城，一部占领县城西面约四百尺标高之山地对我方警戒。
县城附近有防御工事及障碍物之设备；西面山地亦构筑有工事及设置有障碍物，该敌据点可瞰射县城附近。
（二）我军以消灭该敌，占领隆安为目的，决于明(十八)日拂晓进攻隆安，部署如下；
1、廿师（缺一团）附工兵一排进攻县城。
2、十九师之五十五团附工兵一排进攻西面高地之敌阵地。
3、十九师(缺五十五团)及军部特务营、野战炮营、工兵连、教导大队为总预备队。
4、开进时，廿师为左翼，十九师之五十五团为右翼。
5、总指挥部警卫连(卫士连改名)随五十五团后前进。
6、军部随廿师后前进。
7、总预备队随军部行进。
8、总指挥在总指挥部。
十八日拂晓，左右翼两军同时向敌进攻，战斗展开后，我和李明瑞在距两翼约五百码之波状地观察战况，发现攻城部队虽已接近敌军城外副防御阵地，但右侧背受西端高地之敌射击，情况极为不利，当即决心迅速夺取西面高地，即以炮兵营集中火力向敌高地阵地轰击，我五十五团于正午已夺取了三份之二的高地，惟有最高顶之敌阵地累攻不下，我五十六团一个营沿山脚死角向敌高地之后方突进，占领了一处小高地，截断了敌之后方连络线，但受城内敌军之机枪侧射及高地敌之瞰射，我方伤亡甚多，逐于黄昏后撤回。廿八团是日毁敌之障碍物一部份，及占领其城外阵地两处，但无法攻城，伤亡亦甚多，五十八团阎参谋长左脚重伤(闻是安徽人，出身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因左脚折断，后送上海疗治)，是晚我军继续向敌进攻，但无大进展。
十九日继续进攻，城外阵地大部份占领，并接近北门攻城，但右面高地敌之最后据点至正午仍未攻下，且增加了敌军一个营死守。我与李总指挥于午后一时移至西南高地指挥，正拟命教导大队增加进攻高地，发现敌军约有两个团由南宁方面开来增援，陆续渡过浮桥入城，此据俘虏报称：黄绍竑亲率部队前来指挥作战。我军以敌情变化，为避免过大伤亡，决主动撤退，乃于黄昏后有计划的退出战场，我率五十七团占领隆安五里之小山地掩护主力向果德转进。敌军不敢追击。
廿日，全军撤回果德休息。
是役我军伤亡官兵二百五十余人，内有军部副官处长陈伯度阵亡，重伤五十人，内有团参谋长阎X一人，五十五团阵亡连长刘×一人(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敌军伤亡不明。
廿一日，隆安之役检讨会，指出以下各点：
（一）开始攻击时，攻势不猛烈，进攻部队没有同时使用全部兵力，逐渐增加作战，没有速战速决的决心。
（二）反击开始后，没有派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以中央突贯战术进出敌后，攻击敌之高山阵地，致延误时日，影响全局。
（三）战略上没有消灭或击溃敌军增援部队之计划
（四）能临机主动退出战场，保存实力，这一决心是正确的。
廿二日接获龙州俞军长报告：该军蒙志仁团长率全团叛变，逃回南宁，会攻南宁计划暂难实行。
我们接到俞军长的报告后，决定停止进攻南宁计划，总指挥部、军部、直属队回驻百色，十九师驻果德、思林。廿师驻奉议、凌云、并饬令立即整理补充。
评：进攻南宁的我见：
（一）进攻南宁的决策是错误的，盖南宁为桂系的政治中心，在蒋桂战争初期，对于南宁的防守必有适当的措施；在红军方面，南宁及附近各县没有工农革命基础，本身实力亦并不强大，进攻南宁在军事上是军事冒险，在政治上是有助蒋牵制桂军之嫌。
（二）隆安战役：红军既知桂军增兵防守，在进攻计划时，没有估计到敌军增援之可能及对策；在战术上不使用强大力量用中央突贯深入敌后，截断城外高地据点与城内连络并从敌后进攻之战术，致经两日之激战，一无所得，失去歼敌良机。
红七军自于隆安作战撤出右江原防后，加紧补充整训，并加强各方面的情报工作，廿里一站的通讯网亦很快的建立起来了。隆安的桂军自我军撤退后，他们亦撤退了，仅留一个营的民团驻守隆安县城。
当时陈豪人等主张再攻隆安，我认为既无进攻南宁的目的，则再攻隆安实无重大意义，因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群众工作尚未做好，且部队正在整补中，目前不应分散力量。此议便暂告搁置。
六月中旬，接获桂林、柳州探报，桂军主力确已入湘，但桂柳一带仅有一师以上的兵力，乃动员民团协防……。那时，因广西被广东封锁，致使我们的税收减少，七军的高级军政干部都抱冒险精神，亟思向外发展，在一次会议上，李明瑞提出一个意见，他说：蒋桂战争正在发展，我们僻处右江，不能把握时机向外发展，现右江情形安定，以廿一师的兵力则足以维持，七军主力应移到湘、黔、桂边活动，较为有利，而古州是贵州省比较富庶的地区，若占领古州，南可以窥桂（桂林）、柳（柳州），东可出湖南；较滇、黔、桂边之贫瘠地区更为有利，请各位研究。陈豪人认为很好，赞成此议。张云逸问我有何意见？我当时说：要使左右两江苏区连成一片及建立以百色为中心的滇、黔、桂苏区是根本之图，目前虽因蒋桂战争，广东对广西封锁，物资交流受阻，影响我们的税收，但维持军费尚无重大困难；古州之行，虽无不可，但应以向外游击之性质，对于右江之保卫不能疏忽，到时如认为湘、黔、桂边可以发展，再行计拟，因此我主张以一个师向古州游击，相机夺取古州，其余部队应留守右江，并迅速向向都、龙茗发展，俾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当时他们都反对我的意见，认为蒋桂战争，廿一师留守右江已足，主力应向外发展，此案便已通过。
一九三零年六月下旬，红七军（缺廿一师）以进攻古州（榕江）为目的，取道河池、思恩、到宜北。在宜北准备了三天粮食，经色寨入贵州省境。由色寨出发到古州，尚有三日的行程，都是在万山丛中的瑶人住区行进。第一天宿营的瑶村，因瑶人全数逃匿深山，找不到瑶人购买菜蔬，迫得通令部队，可在民家及菜田里收集青菜，并准许每团杀一头猪，为两餐饭菜。但必须以团为单位，负责将菜价加倍留置银洋于菜地上及民房内，以免引起瑶民反感，维持我们铁的军纪。可是我们杀猪的消息，很快的传播了瑶区，而我们留下银洋的消息，瑶民却还不知道。笫二天行军到达一个有百户人家的瑶村时，即被瑶人封闭道路及村外栅闸。并集中了数百瑶人，携带鸟枪剑戟，堆集大石，阻止我们通过。而那个瑶村是建筑在大山中部的横排上，只有一条倾斜很急的羊肠小径可走，进攻非常困难。我接到了前头部队的报告，立即命令部队集结停止前进。然后我和李明瑞前往视察形势，认定瑶民是出于自卫性质，可以谈判解决。我乃独自冒险走近第一度栅门，请瑶民派人来洽商。经过了十多分钟时间，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来到，他自称是这一个瑶区的瑶民代表，他本人却是汉人。我告诉他：我们是经过瑶区到古州去的军队，纪律很好，绝不侵犯民间一草一木。买东西给钱，公平交易，不会强买强卖；昨晚杀了人家的猪及取去蔬菜，均留下银洋；请转告他们不要恐惧。今天因被阻延了时间，除一个师继续前进外，总指挥部及一个师，要在该地宿营，请他们不要误会。那个代表去了约廿分钟，便有瑶民下来开闸门，让我们进入村庄。时间已是下午，烈日西斜，照射着村外，瑶民站列在树荫之下的奇异打扮，使人另有一种感觉！他们数百人，男女老幼，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第廿师一队队的通过。他们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军队，廿师全部通过了，随后又有总指挥部，军部直属队，十九师跟着来了，瑶民见我们廿师的官兵，没有一个进入乡村，而一个跟一个的跟着前进，也就相信了我所说的话了。同时昨晚宿营留下银洋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那位瑶民代表就带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瑶人来见我。
原来这个瑶人便是附近二百里地区的酋长（我只好称他为酋长），他派了五个瑶人带我们各单位的设营人员进入村庄内，分配营房。我见瑶民中，男的束发，女的袒胸（她们的服装如和尚衣，上胸外露）；短衣短裙。壮年男女的腰间，均佩有尺多长的古剑，宛似唐汉以前的古人。在我所见过的瑶人中从未见过如此古老装束的。由于语言不通，虽不无隔阂之感；但那些瑶人的热情洋溢，使我并不感到陌生。等到负责设营的副官出来通知我，设营就绪，我便随同他们进入村内。见瑶人屋宇，全是板木建筑，上盖杉皮，一座一座的不相连接；有楼有地，楼上住人，楼下住牛，每屋仅有二扇门，并开有两个不足一尺直径的圆形窗；门的上面挂着牛角，屋内是一个大厅，中间筑有一个小小的土灶，灶旁有一张四方木枱，几张木凳。没有卧室床帐设备，晚上围绕在灶的旁边，席地而睡。他们的生活，真是艰苦到极点。等到布置好了营地后，我便去访问那位瑶人酋长。因为要尊重他的缘故，所以他的家里没有驻军。他的房子很大；一连有五间，中间的楼上和楼下的左右房屋，是饲养牲畜及放置农具。楼上的左右房间，是卧室及储藏室，堆满了油盐糖酒及杂粮等物（他们的稻谷是连稻草一束一束的挂在村外的竹架上），猎具挂满墙上。大厅的中间墙上，挂着两对牛角；厅内的两旁有两张四方木枱，围摆着近十张的木凳；中间有一大土灶。这座房子的上下两厅可容两百人的集会。
当我到达时，他一家三男五女，围坐在灶旁；酋长见我来了，立即站起，作有礼貌的欢迎我，笑着拉了一条凳请我坐下，女人们也不回避，跟大家坐在一起谈天。两位青年是他的儿子，身体壮健，约廿余岁上下；五个年轻的妇女，虽然穿着瑶人的古老服装，但她们的脸形体态，和雪白的肌肤，却是另有一种美丽风韵（据说两个是酋长的妻妾，两个是媳妇，一个是女儿）。酋长因不大懂得我的话，马上叫他的儿子去请那位汉人来（他是专替酋长完粮纳税及传话兼教瑶民读书的）。从谈话中知道瑶人是信奉兽神的，他们的契约，还存下结草为凭的草结，和象形时代的古文字。许多年前，瑶汉民族间的仇恨很深，常发生严重的械斗；汉人称之为“发瑶疯”。近十年来，瑶王迁居于汉人居住的城市内，这种械斗才没有发生。但在瑶民心目中，汉人都是很坏的，那些专做瑶民生意的小贩，常以廉价买来的蓝布故衣，要换取瑶民很多的谷物。获利数倍，卖给他们的盐，还渗入白沙。政府派来收税的人员，又是作威作福，勒索压榨瑶民的钱财，无所不至，这些，都是最令瑶民痛恨的事。我听了这些话，便告诉他：我们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将来中国革命成功时，欢迎瑶民到大洞去居住，与汉人同等待遇，分田、教育，还有被选为政府官吏的权利。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军阀、贪官污吏、恶霸、奸商，全要打倒！他听了我的话，非常兴奋！立即宰牛杀猪，准备欢宴我们。那三个年青妇女听完我说的话，向酋长说了几句话，酋长点了头，她们便跑进房去，背了鸟枪和兽皮袋，带了两条狗出门去了。那时天尚未黑，但已接近黄昏，我问她们到那里去？那汉人说：她们说你是个汉人中最好的人，要去打野兽送给你呢！我表示谢意后，便告辞出来。临行时酋长约我今晚和几位长官到他家里饮酒。我只好答应晚上必到。回到营房不到一小时，正和李明瑞、张云逸谈天之际，那三位妇女便送来了一头野猪和两只雉鸡。我们送了她们每人两块光洋，她们欢天喜地的回去。
那天晚土九时，酋长跟那位汉人来请我们去饮酒，我和李明瑞同去。到酋长家里时，楼上楼下摆着大锅的猪肉牛肉，大坛的烧酒，聚集着男女近百人。楼上厅的中间灶边，放着三个高约一尺六寸的大铜鼓；据酋长说这是他的家传之宝。是汉末孔明征南蛮时遗留下来的战鼓(或系宋时狄青南征时遗下的东西)。请我们坐在鼓上，这是表示最尊敬之意。大家围着喝酒食肉，直至深夜二时才散，瑶民的盛意隆情，至今还不能忘怀。
第二天我们出发时，通知酋长，请他派壮丁来古州，他答应明天派来。
我们于六月下旬，进抵古州城郊。这时适值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由贵阳出巡至古州。城内有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固守顽抗。
我军以十九师及附属砲兵营攻城，工兵连架设都江浮桥，限当日正午完成，廿师为总预备队，安置于都江南岸，李总指挥及张军长在南岸指挥。
古州城墙，约有廿尺厚，四十尺高，极为坚固，我军于八时占领了西门外高地，可俯视城内，当即以炮兵营占领护高地向地下炮击，五十五团攻西北门，五十六团围攻东南门，并搜集木板、竹梯爬城，战斗极为激烈，正午十二时，五十五团第二营营长王震，于攻城时左脚折断重伤(王震现任中共中央农垦部长)。午后一时，接到李总指挥命令，以坚诚难下，着我撤退。我以本军子弹消耗殆尽，若不攻下古州，无法补充，我无论如何，必在黄昏之前攻下古州，请予核准复之。是时，我心急如焚，乃即集中全师迫击砲十二门，加入野战炮兵阵地，向城内密集轰击，掩护步兵爬城，下午三时，开始总攻，五十五团第二营代营长陈×(代王震)，率领该营及师部特务连，首先从西门登城，接着五十五团何团长亦登城，向城内攻击前进，五十六团亦攻破南门，向城内攻击，王家烈以大势已去，即率步炮兵开东门突围而逃，我总预备队五十七团立即跟踪进击，至十里左右之溪边将敌军全部包围缴域，王家烈由其卫士背驮泅水而遁。
五时，古州全城肃清，战事便告结束。
是役俘获步枪五百余支，重机枪二挺，七五厘山砲二门，无线电台一座，步枪子弹，足资补充，并俘虏七百余人。敌军两个团除逃出少数外，全部覆灭，古城街道上，遍地有伤亡官兵，我军伤亡亦有二百余人。
占领古州的那天晚上，来了很多瑶民，我们派员预备住所，好好的招待他们住宿和吃饭；并在古州城内搜购了很多盐糖布匹，送给瑶民担回家去。还告诉他们，如愿意参加军队工作的，随时可来入伍。于是他们都很高兴的挑着东西回去。以后参加红七军的有三十多人；均能刻苦耐劳，勇敢善战。尤其是上高山如履平地，步行快速，非汉人所能及。后来还有几个在红七军干得很出色，做连营长。
在古州住了五天，正准备扩大占领区，突接韦拔群自右江来信（当时红军中还没有无线电器材设备来沟通部队间的连系）说：“百色已被右江民团司令岑建英攻陷，我师退守东兰”。这个形势的突变，使我们非常焦急。因右江是红军的主要根据地，百色失陷，整个右江将无法保存。于是我们又回师右江，准备收复失地。
行前，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送来一封信，要求李明瑞发还电台与山炮，免伤感情。并云追击部队，决不向红军攻击。当时情势，红军本身有一个炮兵营，炮弹储备并不充足，补充更感困难。而无线电人材，红军中更没有。俘虏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都是穿着长衫的文弱着生，他们对革命毫无认识，很难改造过来。这时王家烈所派的四个步兵团，每天都跟在红军后面，但不敢接近；在五里或十里外的地方宿营，虽然他们不敢与我们主力作战，但究竟对我们的士气有影响。于是到达福禄墟的时候，我们便将缴获的电台及两门山炮抛落榕江河内，并将无线电台人员全部释放。继续取道天河、怀远，回师广西东兰。
王家烈的部队将电台及山炮捞回后，则不再尾随着我们了。他这里“有礼貌的追击”真是战场上不可多见的奇迹！
评：是役红军能攻陷坚城，是指挥官之坚定决心和将士用命所致，在战术上：炮兵能充份发挥威力，步兵适时投入冲锋，正是步炮协同，克敌致胜。
红军在东兰休息了两天，决定了反攻右江的计划如下：
(一)二十师进攻田东，相机恢复沿江各县。
(二)十九师附属砲兵营进攻百色。
(三)廿一师(缺一团)及军部直属队为总预备队，在十九师后跟进，策应两师作战。
(四)廿一师一个团留守东兰后方。
各师于七月廿九日出发，分向目的地前进，十九师于卅日拂晓进抵三岔路口(距百色约十里)经过战地侦察后发现敌军，在百色城外西北高地构筑石砖碉堡两座，每座有敌军约一连驻守，与城内守城部队构成火网，封锁攻城道路，总兵力约二千人。
我军之攻击部署：
(一)五十六团为右翼，沿山路进出百色西门外地区向西门进攻。
(二)五十七团为左翼，由三岔路通百色大道向百色东北门进攻。
(三)五十五团以一个营掩护炮兵营占领敌军碉堡北端之山地，先行摧毁敌军碉堡后向城上目标延伸射击，掩护各步兵团进攻。
(四)五十五团(缺一营)控置于炮兵阵地附近，相机策应主攻部队作战。
(五)我在炮兵阵地指挥。
我炮兵九时开始向敌碉堡射击，各团之步炮亦同时向城上射击，我野战炮，连续发射均命中碉堡，不到十炮已将两个碉堡摧毁，敌兵伤亡二十余人，即溃退入城，我五十五团立即由中央向敌追击，我左右翼两团亦同时向城攻击，城内敌军见势不可当，即向南门溃退，我右翼团迅即向南追击，在市区外之小河边俘虏敌军百余，其余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或弃械潜匿于民居，我于十二时进入百色县城，李总指挥、张军长亦同时进城，当时工农商人均来密报化装潜匿之敌，悉数被捕。
是役敌军伤亡五十余人，被俘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我军伤亡十三人。
二十师师长李湛率该师经过进攻民团之小战斗后，于八月三日前已克复田东，奉议、果德各县。右江苏区全部恢复。
溯自我军于六月下旬，由百色出发，至七月下旬回师，反攻右江各县；虽仅一个月，各县市场已表现着冷落的气象，尤以百色为甚。查其原因，是由于多数外地商人对共产党抱着怀疑与恐惧的心理，不敢再到百色来做买卖，而土货外销，亦受战争的影响，运输交通困难，遂陷于停滞。同时有些豪绅地主，亦不满我们的减租、停息、分田等措施；在民团进驻时，却乘机向工农勒索赔偿损失，但没有屠杀情事发生。红军回来，他们恐惧中共杀害，便逃往南宁。一般工农群众的心理，亦因曾经受民团与豪绅地主的威迫，顾虑将来红军离去或失败时，又必然重受豪绅地主更大的迫害；因此，影响了他们的斗争情绪。
评：反攻百色之役，官兵用命，左右两翼行动迅速，总预备队亦能机动的加入战斗；战术运用无可疵议；关于群众举报潜匿散兵，是惧怕红军？抑是拥护红军？殊难定判；但右江地区，经过民团占领后，市况凋零，民气颓丧，不免有令人今非昔比之感！
红军派赴云南的密探，在八月初旬送来紧急情报：“南京政府，命云南朱晓东军，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其经右江之张聪师，已到富州，将经剥隘入百色”。第二天，滇军师长张聪来信，略云：“敝军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进攻南宁，绝不侵犯贵冶及骚扰军民，幸勿误会”。
滇军究竟是否藉名过境而进攻红军？还是真的假道百色进攻桂系军队？经过我们研究的结果，无论张聪师的企图怎样，打击国民党部队壮大自己，是我们已定方针。滇军以长途行军的疲劳之师，乘机将其击溃，正是红军扩充实力的机会。便按敌进我退原则，决定退出百色县城，待敌疲劳时，在思林果化间之山谷歼灭滇军，并作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总指挥部、军部、十九师（缺五十五团）及二十师全部集结于百色以北之凌云汾州、龙州墟一带。准备于张聪师离开百色沿右江南下时，我军尾敌追击。配合思林之五十五团，在右江左岸歼灭之。
（二）龚师长率五十五团，即移思林至驮层大路以东之山村，准备在思林自驮层之谷地，伏击由思林至果化运动中之敌人，并配合主力追击部队，一举而歼灭之。
（三）廿一师在驻地继续整训。
（四）百色、田东、平马、思林各县，沿江交通大路乡村之粮食，全部运上深山疏散收藏，不得资敌。
（五）百色至果化沿江船只，立即移至百色以上，勿为敌军所利用。但少数交通渡船，可保留维持交通，必要时予以破坏。
（六）各县赤卫队，须利用沿江及大路两侧山地埋伏，进行扰敌工作。特别是当敌军宿营时，运用敌驻我扰游击战术，利用夜晚向敌驻地进袭，以扰乱敌人。
这个作战计划决定之后，我率五十五团，迅速的在思林之南之山谷，依据有利地形，将伏击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便隐蔽在东北面的小山村里休息。
滇军张聪师，在百色休息两天，与广西右江民团司令岑建英取得连络，让民团进驻百色，然后沿右江左岸南下，经田州、田东、平马至思林。
由思林至果化的三十华里间，接近果德东岸一段十五华里沿路的两旁，都是瞵峋的石山，中间为一条宽约一百至百五十公尺的谷地，部队不易展开，真是天造地设的良好大兵团伏击阵地。
张师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全部进入了我们布置的口袋地区时，五十五团即以猛烈的炮火，前后封锁，全线加以猛烈攻击。同时组织步兵冲锋，喊杀连天，震动山谷。混战达二小时，滇军先头部队，拚死冲出包围，占领果化对岸之小山，控制渡河点，掩护其后继部队突围。其未进入谷道的部队，即退回思林，改道渡河沿右岸至果化。红军主力部队，因行动迟缓，仅在思林附近消灭其后衞部队一部。
这次伏击，虽然没有全歼张师，但滇军伤亡官兵七百多人，阵亡了一个团长，重伤了一个特务营长。红军俘获了步枪四百多支和其他很多军用品，俘滇军官兵五百多人。红军重伤团政治指导员杨英及官兵五十余人。
战斗结束后，我们开了一次检讨会。认为这次作战，没有将滇军全部消灭，以致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歼敌机会。检讨的结论是：
缺点方面：
（一）使用于伏击战的兵力太少，致敌人进入伏击地区，因火力稀薄于兵力不足，仍被其突围而出。倘能以一师的兵力，埋伏于十五华里长的谷道内，必可将其全部歼灭。
（二）主力跟敌尾追，行动迟缓，不能及时赶至思林，配合伏击部队作战，被其后卫部队大部逃去。
（三）扰敌工作没有切实执行，坚壁清野工作，也做得不够彻底。致予敌人精神上的打击不大，敌军官兵的战斗意志，尚属坚强。
优点方面：
（一）伏击部队对战地侦察周密，伏击部署适当。
（二）伏击部队动作坚决，在短兵肉搏时，没有一人后退；虽伤亡数十人，仍战斗至结束而后止。
红军虽在伏击滇军时获得胜利，而作为红军根据地的百色，却在滇军到达时，再为岑建英的民团所占领。要怎样夺回这个右江的重镇？是我们下一次的重要作战计划。
由于红军对失去的百色，是志在必得的缘故，盘据在百色的右江民团约二千人，在民团司令岑建英的指挥下，正在积极修复碉堡，构筑城内外及河边障碍工事，与作战准备。并向凌云、西隆、镇边、天保各县征调民团协守，准备以百色作为打击红军的核心基地。他们虽只有二千人，但战斗力并不弱于正现部队。据险抵抗，使红军不易达到作战目的。红军因弹药消耗过大，补充不易，迫得暂时放弃收复百色之计划，回驻右江左岸各地调整补充。
评：是役红军的战略是：发挥游击战、民众战，配合红军主力的运动战以消灭敌军，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有以下的缺点：
（一）军事部署：对十五华里深长之埋伏山谷，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担任伏击，是太少了。
（二）衔尾追击兵团，兵力过大，又不能紧跟敌军行动，不能及时配合伏击兵团作战，致失戎机。
（三）民众武装的抗敌行动，红军没有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以致不能起应有之作用，实为憾事。上述第一项，作者当时曾力争以十九师全部担任伏击，但为张云逸及陈豪人等所反对，致失歼敌良机，殊为可惜！

第五章
红八军的成立与失败
当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广西行动委员会，关于分配左江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俞作预、徐冠英、史书元三人，以后徐冠英因公赴安南被安南政府扣留，释放后赴香港则脱党。左江的领导人仅有俞作预、史书元两人，我们曾报告中共中央请加派得力军政干部赴龙州加强领导，但后来没有实现。
红八军的基本部队是：警备第五大队，官兵约二千人，蒙志仁一个团，官兵约二千人，广西国军编遣特派员公署特务营约七百五十人，野战炮营约八百人(有七五厘山炮四门)。
上述部队是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随俞作预到达龙州，同时由南宁运龙州的军械弹药甚多(比右江为多)，俞作预是龙州对汛督办，他到任后，即加紧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待至一九三零年二月间，已编了两个师。俞作预接到右江广西行动委员会给他关于创造左右两江苏区及成立红军七、八两军的指示后，他便于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他控制着龙州及附近之上金、崇善、明江、宁明、凭祥五个县，他的干部有由党中央派来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约有十余人，其余的是中央军校南宁分校第一期学业生及南宁教导总队未毕业的学生，但中共党员甚少，全军初期只有党员同志三十多人。
俞作预是广东西江讲武堂毕业，曾在桂军任过团长，是一个中共的忠实党员。他的主要助手史书元，有学识而缺乏作战经验。因此，红八军的作风，仍保存着国民党军队的个人领导作风。八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因缺乏政治干部，所以做得很差，但军事训练却还好。这就是红八军编组前后的一般状况。
左江苏维埃运动，因左江工作同志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过去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又没有基础，俞作预接到要建立左江苏维埃的指示，只有和史书元商讨办法，因史是湘东浏阳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的情形及毛泽东在井岗山建立苏区的情形，他仅略知一二。当时他就决定于红八军成立之同日(二月二十五日)，同时宣布成立左江苏维埃政府(那时李明瑞还在龙州)，将龙州对讯督办公署改为左江苏维埃政府地址，并由俞作预任主席，并即委了所辖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吸收了几个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工作，各区、乡的苏维埃政府及工农会组织亦由政府及少数地方党员协助下，大部份地区均已建立起来了，但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宣传组织工作又不够深入，群众参加革命组织成为被动的，所以群众革命斗争并不热烈，左江苏维埃运动徒具形式而已。
红八军的蒙志仁团，原是李、白、黄桂系军队中梁朝玑旅的一个团，梁朝玑是属于黄绍竑系统的，蒙志仁因与俞作预有私人友谊，且其善于应付环境，据俞作预说：当广西清党排共时，他被开除军籍后，曾受蒙志仁之庇护，故当俞作柏、李明瑞回桂，占领全省，整编梁朝玑旅时，蒙志仁即投向俞作预，俞遂倚为心腹。俞李反蒋失败时，俞作顶奉命为龙州督办，即命该团随同警备军第五大队开赴龙州，当作他的基本武力。
红八军成立时，该团编为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并委蒙志仁为二十二师副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俞作预任红八军军长兼二十二师师长）。历来相安无异，且训练部队极为努力，甚得俞作预的信任，并曾于一九三零年一月间介绍他与李明瑞同时加入共产党，举行过正式入党仪式（这是李明瑞对我说的）。
当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张发奎反对南京中央，发动攻粤战事的时候，梁朝玑又被任为师长，收集旧部再编成师，并曾参加攻粤军事。一九三零年五月间派员秘密赴龙州策动蒙志仁叛变，蒙本无革命意识，一闻旧长官见召，立即将该团政工人员屠杀，率部逃回南宁。是时正是红八军准备配合右江红七军会攻南宁之际，时间约是五月中旬，李明瑞离开龙州来右江之后。
红七军自古州回师右江后，即闻左江红八军失败的消息，但情形如何，则末获真实之报告。行动委员会决定由我率一个团向左江方面游击搜集左江情况。我即于八月十六日率领五十五团由思林出发，十七日占领向都县城，当日即有红八军之副官一人率带士兵十四人向我报到，据称红八军已失败，尚有走散官兵在龙茗、镇都一带。我据报后，即于次日派出四个步兵连，分四路向龙茗、镇都游击，经过五天的时间共收容八军官兵一百二十多人，即率部于八月二十二日，回抵思林。
综合收容人员的报告，红八军失败情形如下：
自蒙志仁叛变及红七军进攻隆安撤退之后，广西桂系当局，深恐红军进攻南宁，扰乱其后方，那时因桂军主力已准备由桂林、柳州进攻湖南，为了确保南宁安全，减少红军威胁，黄绍竑即于六月间率领清乡司令李奇的两个团及四十五师之两个团进攻左江。那时红八军因蒙志仁之叛变，已放弃崇善县，集中兵力于上金、龙州之线。当桂军进攻时，曾在上金作战一次，红军失利，退守龙州附近，桂军接着向龙州进攻，红八军曾拚死抵抗与桂军决战，战事异常惨烈，卒被桂军击溃，一部渡江逃向养利方面散去。俞作预率残部退凭祥县，桂军仍跟踪追击，八军官兵已知不能再战，亦不愿作俘虏，随即散去。俞作预只身逃入安南边境。至此，红八军及左江苏区全部失败了。
俞作预以后转赴香港，抵香港后找不到党的连络，不久，被广东陈济棠之侦探查悉其行踪，假借中共名义，约他到随州某地晤面，他竟信以为真，前往广州，于抵达约定地点时，即被公安局人员拘捕，旋被杀害。
一个忠厚勇敢的同志，又在这一次政治斗争中牺牲了!















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执行立三路綫的时期，他要集中红军力量进攻武汉，派邓小平来广西苏区，传达命令，但因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六月底发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邓小平送到给我们。其内容大约如下：
（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内战频仍，已走向崩溃的道路！革命斗争形势，由于江西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与各地红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苏区工农斗争的积极化，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本党号召全国红军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向武汉进军，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政权，进而推翻国民党整个政权，以完成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各地红军立即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作战，由游击战、运动战，转为打硬仗攻城战。
（二）江西苏区红军，为现阶段革命战争之主力，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主力，应即调江西苏区集中，以执行新的战争任务。
（四）红七军、红八军，在东调行军途中，应选择敌军弱点攻打城市，以策动群众斗争，促成国民党政权之早日崩溃。
（五）红七军、红八军东调时，应留置一部继续保守与发展左右两江苏维埃运动。
这个指示迟到了三个月，红八军已全部瓦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仅剩下红七军的一个军，支持着广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了三天的会议；首先是讨论关于红七军应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江西集中的问题？当时我和李明瑞的主张，是向贵州发展，把贵州全省的政权夺取过来，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理由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腐败无能，军事实力薄弱，加上民众对王的不满；我们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先占领罗斛、紫云、安顺各县，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造成黔桂边区的广大苏区根据地，然后再攻贵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调到江西集中，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难免不受损失。且七军主力如离开右江，则右江苏区会有不保之虞，损失更大。可是邓小平、陈豪人等，坚持执行中央命令，以迅速开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认为对于右江苏区，可留一个师的兵力，连合现有赤卫队，共有万余人，尽足保卫这一苏区。对于夺取贵州一省的政权，虽然是安全的发展；但政冶影响不大，对于配合全国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们以这些理由，否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廿一师韦拔群部，以前本是广西的游击部队；对桂北地形熟悉，极适合留在右江，以东兰、凤山为基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总指挥部应率红七军（缺廿一师）取道湘粤桂边区，前往江西苏区集中。经过了三天的会议热烈争辩，当时韦拔群、李朴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结果还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红七军主力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东调，关于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广西工作总结，邓小平要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内容大略如下：
（一）关于右江苏区的工作部署的决定：
（l）廿一师为右江革命斗争的军事主力。仍以李朴为廿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协同韦拔群师长指挥该师及右江地方团体部队，保卫并发展广西苏区的工作。
（2）党务方面，组织右江特别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韦拔群、李朴等为委员，领导右江各县党的工作。
（3）右江苏维埃运动，仍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员，负责领导。
（4）红军廿一师，受右江特委会指挥。
这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出发。那时季节已是秋末，天气即将寒冷；因红七军近数月来，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击滇军，没有时间筹购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只好在行军的沿途中寻求办法
(二)广西的斗争总结：
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迨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为广西右江苏区，有异乎其他苏区的特点：
1、在红军占领区内，除百色、东兰、凤山、奉议、田东、果德各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云、天保各县，均是贫瘠的县份，文化落后，人民守旧；为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仍用县长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顺利的进行。
2、在广西苏区内，没有残酷的农村阶段斗争，也没有普遍的实行分田。很多地区仅实行减租运动；即照地主雇农原议之租额，减少百份之五十缴纳，凡有自行耕种能力者不论地主或富农，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处，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绅的青年子弟参加革命。
3、除东兰县外，其他地区，只将有反革命行为的地方恶霸予以处死外，没有采取屠杀地主豪绅的政策。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仅取消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把持乡政的特殊地位，与重租高利的剥削。并没有消灭地主豪绅阶级敌人，或其家属；所以右江苏区的豪绅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他们对共产党，没有深切的仇恨观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县政府机关的职员与各县县长，均未加以屠杀，且任其自由离去。其中也有少数愿意参加红军工作者亦予收容，如养利县长陈叔度及其兄陈伯度兄弟两人，均参加红七军工作。
5、取得了苗、瑶、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观念。红七军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们为了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曾在平马举行过一次各民族联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汉、苗、瑶、侗、僮五个民族外，还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参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装到会；情形异常热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政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招待，特别周到，而且热情，使他们得到从所未有的尊荣。当时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动地说：“我们苗人没有梦想到汉人会这样热烈的招待我们！以前我们不仅不能见到汉人的大官，或和汉人官吏一起食饭喝酒，就是乡长都难得见呢！”他说话的时候，竟流下泪来！我们对他们宣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到会的都深受感动！
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推行，及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7、苏区与白区，有时虽因战争交通受阻，影响运输；但战争结束后，马上恢复交通。一切商业上的来往，物资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滞。如云南贵州的烟土，仍通过百色运往南宁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货，照常输出。苏区所需的西药布匹和食盐等，也没有中断。向安南购买军用品如望远镜、西药等军需物资，都可平安运入。所以我们在右江一年的时间，人民并不感到困扰。
8、红七军的卫生设备，由于经济较充裕，中西药及仪器的购买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医药，地方上的中西医生，也很乐意服务，加上官兵的体格强健，营养充足，在医药环境上说，还没有发生困难。
9、对宗教问题，我们始终依照既定政策，实行信教自由，在广西苏区内，僧侣、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传道。他们也常常帮助红军，如平马教堂经常帮助红军救伤医疗工作。我们这里与江西苏区之绝对禁止宗教活动没收宗教财产者，完全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10、对于俘虏政策，除了吸鸦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余的经过宣传教育后，由其自愿去留，去者给子旅费，留者编入队伍，视其能力来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红七军内俘虏很多。
广西苏区这几个特点，是我参加党的工作时间所认为愉快兴奋的事。而所以有这几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执行政策时，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的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不过我是为了适应地方的特殊环境而运用的斗争政策，并非反马列主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我亦认为是适当的。
可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没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的机会，派遣中央大员到广西去，协助俞作柏工作。适时的提出本党的主张，缓和他反对南京政府的行动，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及派出大批党员渗透国军十五师与五十七师，控制这两个师的实力。同时也未能领导广西地下党部，积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使与军事渗透工作和建军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们几个干部到广西去，担当这种艰巨的任务。由于干部缺乏，致使工作发生困难和阻延。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党中央对俞作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只采取一时利用的决策。且特别注意向他筹钱，甚至俞作柏失败逃到香港，仍不断的向他索钱！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即遭党的拒绝，这就是党对俞的不信任之佐证。其实当时俞作柏是诚意接受中共领导的。由于党中央对俞的认识不够深入，致失去一个建立实力，创造新局面的最大机会。
（二）俞作柏政权失败，对左江工作，没有配置相当的政治干部，仅由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俞作预和史书元负责领导，当时左江军队，除了第五大队外，还有蒙志仁一个团；及省政府，特派员公署的直属部队，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以致损失了这一个第八军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观念的错误；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几个县的工作，没有积极向滇、黔及安南边境的那些山城小邑发展；没有积极去消灭附近县份的反动民团势力；只顾着沿江几个县的安全。倘若当时能积极肃清滇、黔及安南边境如：西隆、西林、凌云、镇边、靖西、镇都等县的少数反动民团势力，向云南、贵州两省发展，则这一苏区，决不致被桂军摧毁。
（四）我们整个的忽视了民众教育与文化运动工作。占领右江一年的长时间，没有订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没有普遍的展开成年工农的文化普及教育运动，没有出版报刊，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一般的宣传工作，也不够深入。因此，工农群众只知依赖红军，保护他们，没有使这一革命斗争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的斗争。以致敌军来时，群众不积极参加反抗，而让红军单独作战。
（五）在广西我们党的组织，无论在白区或苏区，都是很脆弱的。这是忽视了发展党的组织的事实表现。因为党的组织薄弱，自然党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演成红军单纯的军事行动。
(六）右江苏维埃运动，因党的领导薄弱，政府组织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斗争，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没有引起工农群众的重视。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广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广泛的开展。是红七军主力在东调后的失败主因。站在党的立场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红七军调江西集中，党指示沿途夺取城市，打硬仗，这更是中央的严重错误。当时桂系军队正在“反蒋”，绝无力量进攻右江，正是扩大广西苏区的好时机，同时贵州省的反动力量，是西南数省最脆弱的一环，要是积极充实红七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广西右江为基地，向贵州扩展，进而夺取贵州全省政权，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个巩固的黔、桂边的广大苏区，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这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没有看到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却盲目的将红七军主力东调，致红七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当到达江西时仅剩下两个团的兵力。而广西苏区，也因红七军主力东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全瓦解了！并且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甚至连韦拔群师长也殉职了!
在红七军离开广西之前，我们决定沿着湘桂边境通过。为了要明了沿途敌情起见，首先派出六个密探组化装行商，前往广西之怀远、融县、全县；湖南的武冈、道县一带侦察敌情。
在右江成立并奋斗了一年多的红七军（缺廿一师），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离开右江基地东兰，向指定的江西苏区集中。
红军离桂的消息，已为桂军所获悉。路上不时遭到桂军的正规部队与民团的袭击，但都被红军击退。我们第一步经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县之北的古龙。
由思恩到古龙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岖的山地，古木参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带的粮食因无法购买补充，已经吃光了。我们到古龙时已是下午四时，古龙的民众全都逃往山中，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焦急万分，便亲自跑去找民众，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员，我说服了他，然后通知政治部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随同那位教员到附近山上叫民众回家。经过政工人员努力向他们解释之后，民众才陆续地返回家去。
在行军期问，我们规定是用现金购买粮食；除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及大土豪，我们必须没收其财物之外，对于群众，是绝不骚扰的。因此军纪极好，民众回家后，我们便先以银元给他们，动员全体农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筹得了两天的粮食，
那天下午八时，接到密探组的报告：“长安墟内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资甚多，仅有敌军一个团驻守”。这时，正值“已凉天气末寒时”的旧历十月初了；我们部队的冬服还未有解决。而在山区行军又特别寒冷，棉衣正极需要，为了解决这个急切的问题，唯有打下长安是个最好的办法，就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来一次军事冒险!
长安是榕江边的一个墟场，又是桂黔两省的交通要道；市尘栉此，是桂北的重要商场。守军虽只有一个团兵力，但他们深沟高垒，事前早有戒备；市区的巷战工事，也构筑得很坚固。红军两师兵力，经过一日的战斗，仅占领了长安市区西北部份，继续强攻五日，也只占领市区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时，我正在长安东北端沙田柚园内的炮兵阵地指挥，突接密探报告：“桂军四个团自柳州开来增援长安。其先头部队一个团已到达长安的对岸，现正开始从浮桥过河，进入市区；其后续部队正源源到达中”。我即以电话报告李明瑞总指挥及张云逸军长；那时我军在连日作战中，已伤亡二百多人。李总指挥立即决定放弃原定作战计剖，向福禄转进。并即分派部队打扫机场，掩埋阵亡官兵，撤退伤患者，另由十九师派五十六团，埋伏于长安北十余里的山地，做好伏击准备，然后陆续撤退向福禄转进。敌军从长安墟所派出的一个团追击部队，遭到红军的伏击，仓皇退去，被红军俘获五十余人，算是这次战役的最后收获。此役虽不能攻下长安，达到作战目的；但我们的攻击精神和转进的部署，使桂军有所警惕；从此以后，桂军便不敢轻举妄动向我军攻击了。
评：既知敌军有强固防御设备，红军在东调途中，不应强攻；强攻不下，更不应恋战，致遭不必要之损失；惟主动撤退时，能从容不迫，打扫战场，且掩护部队能运用游击战伏击敌人，消灭其一部，使敌人知所警惕，堪称退兵之楷模。
福禄在黔桂边境，是榕江左岸的一个墟市，附近多系瑶区，该墟为瑶民贸易之所。有商店百余间，商业繁盛，是年七月间，我军由古州回师右江时，曾经过一次，并在该墟休息过一天，做了一天宣传工作，他们对红军的纪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见我军由长安撤退，回到福禄，时间虽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闭门提灯，燃放爆竹，欢迎红军。不少男女居民，帮助红军伤兵换衣洗脚，送茶送饭，他们那种真诚的热情，使我们全体官兵都为之感动。
第二天，在福禄休息，商民替红军四处收购粮食（该墟存粮不多）并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红军赶制冬服，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在这小小的市场，准备了三天的粮食，和三百多套冬服。还有三十个重伤士兵，群众全部替我们留下来掩护疗治。在我们出发时，他们仍热烈的欢送。这种民心所向的表现，足以说明：军队纪律的严明与否，实为中国内战胜败的决定因素。
从福禄经三江、横岭，进入湖南，红军官兵的精神体力，都已恢复。连续攻克绥宁、梅口。沿途虽有小战斗，都由前卫部队十九师击退。因此士气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锋便进抵武冈县境。
武冈县城，这时有地方团队千人驻守。环绕在武冈周围的据点邵阳、新宁、城步都没有国军。我们判断：即使国军从衡阳驰援，以汽车运兵，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如果我们能在这有利的时间内，夺得武冈，对我军军需的补充，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这一鼓舞，红军以急行军向武冈突击，但固守武冈的民团，已有充份的准备，红军的突击计划，不能实现。从而重新部署围攻县城，希望发挥炮火威力，掩护步兵以云梯爬城。
武冈县在明末时，曾作为桂王的皇城；城墙坚固，高达六丈以上；守军又是沉着应战，无懈可击，致攻城战斗毫无进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议放弃攻城，以防敌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内外夹击。但李明瑞和张云逸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党中央已有沿途攻夺城市的指示，而敌人的增援部队料非五天不能到达；我军应在两天内攻下县城，再打击其增援部队。于是一面继续攻城，一面派出了一个营向宝庆之桃花坪方面游击，侦察敌情。到第五天拂晓，游击部队仓惶退回，国军部队亦跟着由东南北三面增援，向红军攻击；至此，已是前有坚城，后有强敌，只有急忙向南撤退。这一次，损失甚大。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阵亡，官兵伤亡者有三百余人；还有两营在撤退时失了连络。以后在全县时，才有二百人归队。
评：是役以恋战之故遭受重大损失足为后戒。
武冈失败，对于红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从后跟踪的湘军，威胁着红军的安全。为了避免再打硬仗，脱离国军的追击，乃经大云山出广西。攻克全县。那时桂系军队，已攻湘失败，受了重大损失，退回柳州一带。而攻桂之滇军，仍在围攻南宁。粤军已深入贵县、宾阳一带，截断了柳州与南宁的联系；李、白正在积极向围攻南宁的滇军进攻。桂林没有大军，我们也就安心在全县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后由永安关入湖南，占领道县。像这样今天湖南，明天广西，后天又回到湖南的迂回曲折的转来转去，完全为了避免战斗的行动。
湘、粤、桂三省毗连的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一带的县城，也都很偏僻、贫瘠，无法一次可以补足两个师的冬服，加以流寇式的强抢手段就地征集，则沿途经过十余个县城和市镇，早可设法补足，但这样对群众的印象太坏，而且会引致军纪废弛，无法收拾!
季节已进入深冬，风雪载途，使我们无法行军。士兵们在宿营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烧着柴火取暖，那种瑟缩的情状，不忍卒睹！在道县休息了两天，因为有敌情顾虑，不得已冒着雨雪前进，途中积雪敷寸，遍野皆白！由道县到江华士兵在进行途中，冻死了三十多人，冻病了的为数更多！
为了激励士气，我们在江华，动员了全体官佐，将自己多余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给士兵。更有些从身上脱下来，送给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一来官兵间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这一种甘苦与共的做法，使全军的人上下一心，坚决的向江西苏区前进!
同时为了二百多个重伤兵的夫力无法解决，我们决定一改当时部队中“只重物质不重人”的观念，将多余的步枪和整个野战炮营的四门山炮及所有炮弹，均埋藏在一个荒山雪野中；令该营运输兵抬运伤兵。那些睡在担架床上的伤兵，看到红军首长们这样对他们的关怀，大多数都感动得哭起来了！他们声言伤愈后，誓将生命献给革命战争。故红七军在流窜的途中，虽然痛苦，但官兵间的感情，终始打成一片，绝没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发生。
由于雨雪所阻，在江华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气放晴，才继续行进，越过广西之桂岭，转入广东之连山。到达连县的东陂，探悉连县仅有民团驻守，为了急切解决冬服问题，便于次日进攻连县。仅有微小战斗，即占领城外市区，但连县的地方团队早有准备，顽强地固守县城；并将城外毗连城墙的房屋，喷射火油烧毁，使我们无法接近城边，此时我五十五团团长李显受重伤（何子礽死后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放弃攻城计划，再向北沿着粤湘边境，向江西前进。
因为我们和江西苏区做法不同，不反对宗教，更没摧残宗教；连县城外基督医院，收容了我们二百多个重伤的官兵。这些伟大无私的宗教传道者们，给予我们伤兵以极好的照顾，主持医院的院长，答应将红军治疗至痊愈为止；并负责运送赴香港，并向我们保证，在治疗期间的安全，绝不容许国军将他们屠杀。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将伤兵留下，向粤湘边区的梅花进发。
红七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达梅花镇，因长期行军与作战，伤亡损失极重。为便于指挥，适合作战要求，在梅花镇休息时，特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由我兼任团长，陈漫远任政治指导员。以冯达飞任第一营营长，张翼任第二营营长，黄子荣任第三营营长，李天佑当时是连长。二十师全部合编为五十八团，以李明瑞总指挥兼任团长，袁任远任政治指导员，原廿师师长李湛兼第一营营长，黄冕昌任第二营营长，章健任第三营营长。部署已毕，拟经乐昌出仁化，然后沿湘赣边境入赣南。
整编了的红七军，正在梅花镇准备出发的早上，忽然湖南国军的一个旅，广东国军的一个团（团长邓挥），从东北两面向红七军包围攻击。我五十五团很快的占领了梅花东面山地，五十八团占领了村外碉堡及村缘，与敌对峙，于是激烈的战斗，便在梅花镇附近展开了。这一仗，带给我以无边的痛苦与辛酸！是我在生命史上毕生难忘的一役。
从清晨到午后二时，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冲锋接连着冲锋，肉搏连续着肉搏；在反复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五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李湛（原廿师师长）由左翼出击敌军时，不幸阵亡！第三营营长章健亦跟着牺牲了！军心大受影响，迫得退回原阵地固守。为了扭转战场形势，我率五十五团由右翼出击。在冲锋时，敌人阵地上一阵密集的机枪响了，我左腿已中弹，倒在地上；幸而抢救得快，迅速脱离了敌人火网。
“哎呀！师长带花了!”这震动而沉痛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地。李湛、章健的牺牲和我的重伤，顿使军心动摇！无法再战。李明瑞迅即将部队脱离战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杨家集结。晚上，李明瑞、张云逸来到我床前慰问，并商讨今后的行动。我仍主张按照我原先拟定的计划，先到黄坪集结；于拂晓前在乐昌南十五里之长栘村，渡过武江，经仁化直趋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难。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与当地的人民有深厚的关系，只要说是我的部队，人民必踊跃协助征集船只渡河。他两人都同意我的见解和主张，
我这时左脚重伤，流血过多，不能随军行动，只好设法隐蔽身份，疗冶枪伤。恰好这时参加湘南革命斗争的农民二十多人，接我到大山休养，安全问题，无须顾虑。次日，我被几位湘南农民抬着，随军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张云逸及各高级干部，均趋前与我道别！大家都含着眼泪，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第七军是我创建的革命部队，今竟在中途离开战友，脱离队伍，我的内心此肉体更为痛苦！我还能再和他们在一起吗？不断的在我的思潮中反复的疑问着！
我离开红七军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部于是晚到达预定目的地——黄坪洞，这是里有八十户人家，是一个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险要，位于乐昌之西南，距乐昌县城廿里，距我的家乡——长哆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脱离范石生军后，亦曾经此入湘，群众基础极好，红七军到达时，村民闻是我的部队，均自动送米运菜，供应红军。按行军计划，原拟是在拂晓由长哆前武江西岸渡过武水东进，但他们因官兵过度疲劳，廷至上午九时才抵达长哆西岸，当先头部队（五十五团第一营）到达时，即声称：是我的军队，当地船民男女五十余人，全体出动，驾舟运载红军渡江，但因先头部队渡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哆北面，截击红军，当时红军仅有李明瑞率领之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江，遂与敌展开激战，张云逸率五十八团见城斗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黄坪洞。李明瑞见战况不利，且五十八团已撒回西岸，即以第一营掩护退却，照原定计划东进，是晚在仁化县之石塘村宿营，以后经仁化县城、扶溪墟、长江墟(仁化县北部)，越过大庾山脉，进入江西之崇义县休息。
张云逸率领之五十八团，回抵黄坪洞后，即由农民带路，经乐昌北面九十里之罗家渡，渡过武江，沿粤湘边境，越罗霄山脉进入江西之上猷县属地区。不久，红七军两个团又再在祟义县城会合。以后经大庾、信丰。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安全到达闽赣苏区与朱毛汇合。
红七军由百色出发时全部官兵有二万余人，到达闽赣边苏区时仅有六千人了。而且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至为可惜!
广西苏区自红七军主力东调后，韦拔群之廿一师以东兰为根据地的右江苏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桂军即开始大举进攻，红军苦战了半年，卒以众寡悬殊，被桂军攻陷，除少数干部逃出外，韦拔群以下官兵全部牺牲了！至此，广西右江苏区整个瓦解了。

第五编

由上海到闽赣苏区











第一章
上海的见闻与体验
我忍着泪离开部队，湘南暴动时的老同志刘耀文指挥几位农民同志抬我到乐昌乳源边界的高山上。随行的还有十九师军医处长吴子玉和四个卫士。
这些纯朴的农民们，在湘南暴动失败后，逃到这十多里无人烟的深山中，靠烧卖木炭过着最困苦的生活。为着我的安全，他们特别选择了极隐蔽的丛林内，他们七手八脚的盖搭了一间小木屋安置我。并用他们的床板，为我铺床；派人到胡洞替我买了五十斤白米，送了两只鸡，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顿了我们，静心疗养。他们这种难得的友谊，十足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纯朴的热情！
我在山上医治了四十多天的时间还不能起床，忽从胡洞的小村上，传来国军搜山的消息，风声鹤唳，时起恐慌。我的卫士及吴医生，只有三枝驳壳手枪和两挺手提机枪，随时准备和敌人拚命。我的枕畔经常都放着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轮手枪，必要时用作自杀。渐渐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我要吴医生和四名卫士先离去，免作无谓牺牲，但他们都不肯离去，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告诉他们要以革命前途为重，不要只顾及个人的情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务之后，吴医生和另三名卫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卫士白从根，宁死也要跟着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来了。于是我将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给他们四人使用；叫他们去追赶部队，或潜伏各地，继续做革命工作。然后，他们才挥泪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从乐昌带来两份上海的申报，国内新闻版上，报导梅花剿共战役的战绩。说红七军二十师师长被击毙，十九师师长龚楚也重伤毙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兴。恰好腿伤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装出走的时机。乃通知我的母亲，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渔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几位农民同志抬我上船，顺着武江南下，离开了那位刘耀文老同志，和一群爱护我的农民朋友，结束了荒山疗冶的生活。
船过乐昌长哆，在僻静的地方停留下来，我的母亲也亲到船上来看我。这时母亲已六十五岁，家中经历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问题。我从剩下的四百元中，给了一百五十元与母亲作赡养费。谈到深夜，才请她老人家回家，临别时她再三叮嘱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时常挂念。伟大的母亲，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谁料这一次的分别，却成了我们母子的永诀!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她便与世长辞了。而我那时正在江西苏区，无法回家奔丧，回想起来，真有无限的悲怆和哀悼。
乘着我大姊所雇的渔艇，通过国军地区的检查站，安抵乌石车站。由卫士白从根购买了两张车票，候至火车将到时，我才离开渔艇，赶赴车站，乘南下火车抵达广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弥敦酒店。
由于我曾在香港领导过党的工作，虽时隔两年，还有线索可寻。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转而找到了广东省委的连络员，将我的情形通知广东省委书记，由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维静 与我连络。于是我和党又有了讯息。这时，我知道了国军正发动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使我非常担心在转进中的红七军的命运，同时伤病累人，更不禁附髀兴感。而我的新愈腿伤，因连日奔走劳动，又发炎了。本拟在香港疗治，突然广州的报纸又发出消息，报导红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已伤愈赴港。这则新闻的发布，对于我的安全又有了问题，只好又再转移另一个地方疗伤。
吴子玉医生离开乐乳边境的荒山后，便在厦门海军医院工作。他与我取得连络后，使通知我到厦门去继续治疗。我为安全计，将我的卫士白从根托交广东省委照顾，单身赴厦。冒充广西民团的军官，因剿匪受伤。在国军海军医院诊断，极过七日的疗治及检验。结果，医生认为腿内有碎骨没有取出，该院无X光设备，应转赴上海疗治。于是我又离开厦门，和吴子玉医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吴子玉医生到达上海。按照广东省委给我的中共中央通讯处，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由周恩来代理（周由苏联回国不久），见我抵沪，即派聂荣臻 到旅店与我连络，介绍我到福民医院疗冶，经施过手术，将腿内碎骨取出，仅七天便已痊愈。但腿部神经麻木，须继续电疗。
当我出院时，聂荣臻告诉我，本年二、三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党内叛徒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捕去杀了。恽代英同志因犯了错误遭处分，派去某纱厂任支部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杀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厦门，冬天，罗绮园、杨瓠安两同志在上海，均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捕去杀了。你现在这里疗养，中央为了你的安全，特派黄X同志经常和你连络，你亦须特别谨慎行藏为要。我惊闻噩耗，登时悲愤交集。以责备的语气对他说：中央负责同志对恽代英同志的处理太残忍，以他那副文弱书生风度和容貌，一见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厂去工作？这不是等于送他去死吗？你回去告诉周恩来同志，他应该负点责任。
后来周恩来亲到旅馆来看我，我亦以同样的语气对他说过，他当时无词以对，竟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现在上海环境极坏，你要特别小心。这是他一贯逃避责任的惯技。使我为之不胜叹息!
出了医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馆内，第二天，红七军负伤在沪疗伤的干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战时打断左脚，来到上海才医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给他生活费二元，住旅馆和食饭都包括在内。又二十师五十八团阎参谋长，在隆安作战也打断了左脚，亦来上海刚医好，生活十分困难。我对他们抱着无限的同情，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还有何畏、李显两人，他们都是负了重伤，到上海来治疗的。因为中央的照顾并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杨英，他的身体本不很好，而且枪伤肺部，因为生活费太少，住在一间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钱很多，急得几乎要自杀，见到我便哭起来。我见他境况可怜，便为他清结房租伙食，要他与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于是我的负担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报刊出一节新闻，略云：“共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因伤抵沪疗养，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来沪，劝导龚氏入京”。中共中央闻报后，立即派黄某来协助我迁居，一天之内搬了三间旅馆，最后才迁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开设的公寓内的二楼一个骑楼大房间去住，并着我暂时隐避，不要外出。这时，七军在沪干部，巳陆续被派去各地苏区。当时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苏区，李显、吴子玉派去闽赣边区，仍回七军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杨英、阎某等，皆因身体尚未康复，仍留沪休养。王、阎两人左脚已断，虽然驳好，王、阎的左脚都短了寸许，行路极为不便，他们要穿上特制皮鞋，行动才可自如，我亦是伤左脚，但没有缩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运。
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陈豪人（广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在东调江西途中，在连县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为词，离开红七军经广州、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脱离队伍，予他严重警告处分。他不服，与中央争论，中央置之不理，经我调解后，中央已答应给他返回苏区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给他的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同志，坚不接受，我虽尽力劝导，亦未能消除双方意见，陈豪人便由此脱离了党。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员的耳目，行动极感不便，后由阎参谋长介绍一位时雨金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安徽人，与阎是同乡，年约三十余岁，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号的老板。据阎说：他是上海青帮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见过面后，很热心维护我，因为国民党的特务和租界内的“包打听” 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灵通，凡有关对付中共人员的行动，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间必须外出时，他派人或亲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几个月的期间，他并没有受过一点礼物，反而常常要请我吃饭。他为我所花的钱，以我的估计还要多过中共中央，他那种侠义行为，正是义薄云天，至今还未能忘怀。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时，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医院期间，所有费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给我的生活费三元，包括旅馆开支在内，另每日电疗费二元，那时的生活，在极其节省的情形下，尚可维持，但天气渐热，我和吴子玉均须添置衣服，同时要帮助七军在沪疗养的干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闻我在沪疗伤，特由广州赶来上海探视，我和她在广西结婚后仅一个月，因政局变化，她便回广州娘家居住，离别了两年，异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费的增加，党中央并没有为我解决。我曾经为此向中央报告，但中央始终没有增加我的生活费用，迫不得已将电疗的次数减少，以维持日常必需开支。有时我想起我在广西工作时，为党筹措了五万元港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活动经费，另外支持香港日报亦用过一万多元。我抛弃家庭温暖，为革命流血，现在必需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无法维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虽苦亦无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为安慰。
那时我在上海的环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问题又随时受到威胁，遇有什么风吹草动，又得迅速迁移住址，当时若非有时雨金这位朋友的侠义帮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妻子及杨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电影，中共的特工人员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离去，他们预先准备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门外即上车离去，车行转弯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暂住，过了一天才将我们的行李送来，后来我就迁入哈德路一个弄堂内，住在一家楼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携着几本书，一束报纸，跑去兆丰公园阅读，消磨这些苦闷的日子。
七、八月间，正是国军向闽赣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期，每天的报纸都报导围剿苏区的消息，我素来自命是一个革命战士，虽知健康末复，仍须休养，但总觉得逃避远地，不免有惭愧之感，于是我决定再回前线去，免得闷居上海。我将这个意思告诉聂荣臻，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说：“红七军早已到了江西苏区，江西苏区中央分局来了好几次信，请你早日回去。但我们因你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没有告诉你。现在你要去，实在好极了。待我报告中央负责同志，解决一切交通费和进入苏区的路线，再通知你”。
五天后，聂荣臻到我的旅店中见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员送我入苏区。同时托我的妻子带一位三岁女孩到香港，交给她的爸爸，并谓：有一个小孩作掩护，路上比较安全；最后他交给我一笔旅费，然后说道：“你是党的重要干部，曾经为革命付出重大的牺牲；所以应该买一张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敌发觉。你的嫂子对革命没有贡献，只能住三等舱，以免浪费。给你的钱便是依照这个原则预购的”。我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他们太不近情理，太不体谅为革命牺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体健康虽未恢复，负了重伤的左脚，行路仍很吃力，但为了减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当我拿到了这笔旅费时，我就决定冒着危险，将两张票钱合并，改买两张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沪轮船，离开了上海。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从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龙弥敦酒店，随伴的有我的妻子。这是我参加中共革命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却无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里便脱去西装，换上便服，带着简单行李，先到香港摆花街某号四楼的广东省委交通机关。由他们派出一位连络员，偕同我乘船去汕头。
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个富有中国旧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赖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结婚了两年的夫妇，实际共同生活的日子仅三个月。临别时不免有无限的依恋！
两天的旅程，由香港经汕头到潮安，正准备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时竟和交通员失了连络，而在码头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顾，身边的钱都被窃去，这时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万分。怎样办？迫不得已，将自来水笔和手表卖去，在潮安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广东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币作旅费，另派一位交通员同行，仍取原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国军封锁线边的小镇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这客栈是中共的交通机关。交通员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干练。国军的驻地、人数，那座山有哨兵、那条路有哨岗，他们都很清楚。我由他们派人带路，在黑茫茫的夜里，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径，通过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才进入福建永定县内的中共游击区。
摸索了一个整夜，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带路的把我送到一个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儿休息了二小时。因为此地是缓冲区，并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饭后，便由这个交通站，改派一位农民交通员，送我到三十里外游击区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个交通站，抵达永定县属的苏区，走进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顿感兴奋和喜悦。喜悦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土地上来了!兴奋的是这些人家都打扫得清洁整齐，村庄外有持着梭标鸟枪的农民在守望；他们都精神抖擞，比较白区，确另有一番气象!
到了交通站，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亲切的叫着：“龚同志!辛苦了”。接着送来一盆热水，给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壶很好的山茶，又送来一碟乡村米饼。并要我脱去内衣给她洗濯，这种殷勤招待体贴之情，使疲劳已极的我，得到无限温暖。
我安适地午睡了三小时，醒来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了。我步出大门，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欣赏附近的山色，觉得乡村生活，非常安宁而恬静，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我正痴痴的游览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带来了四个农民来见我，她介绍我相识，其中一个是赤卫队长，另一个是少先队队长，其余两个是农村干部，她对他们说：“这位龚同志是红七军的师长”。我问她：“你怎样知道这么清楚？”她笑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位交通员通知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招待你；因为你是红军将领，而且曾为革命负重伤”。听了她的话，我不得不暗自赞叹，苏区的群众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回到屋里，桌上已点上一盏小油灯，那位女同志为我送上饭菜，两个煎鸭蛋，一碟鱼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汤，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两碗饭。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来见我，他自我介绍，是党的支部书记，刚从城里回家没有休息便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当地赤卫队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谈了很久才告辞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饭后，在屋前的树荫下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夫聊天，一个摇着小鼓贩卖洋什货的小贩，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村中很多妇女小孩都围上去购买。我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我便问小贩：“这种纸币通行吗？”他说：“这种苏币 ，不仅在苏区内通行，在靠近苏区的白区，也受欢迎呢！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才知道，苏币的准备金是粮食和土产。在苏区一切交易都用苏币，白区商人需要到苏区购买粮食和土产，不能不用苏币，所以附近苏区的白区商人也乐得使用苏币了。
中午时分，由大埔交通站带来了一位姓刘的同志（梅县人），他是个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决心到苏区去工作的，他和我谈得很投机。下午，地方赤卫队同志送来了两只鹅，二十个鸡蛋，一罐糯米酒，这是他们对我表示最尊敬的礼物。我便邀集当地的工作同志共进晚餐，吃喝得很高兴。席间，那位少先队队长自动请求做我的卫士，并说已经得当地负责人和父母的同意。这个孩子名叫阮成，年仅十五岁，刚好我的大腿伤愈行动仍不大方便，正需一个人帮忙做些琐屑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喜极了！连忙回去告诉父母，并向当地共青团取了介绍信来给我，他的父母也跑来感谢我提带他们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击区有如此现象，这是不能抹煞朱、毛经三年来的成绩。但我想起了我手创的广西苏区和红七军的事时，又不禁大为惆怅了!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山村，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长汀——进发，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轮换交通员引路，所经过的地方，虽然都有点荒凉，但都整洁有致。赤卫队、少先队都拿着步枪或梭标，布满交通要道，检查行人，没有苏维埃政府证明，无法通过。苏区内的青年妇女多数剪短了头发，态度大方，没有畏羞之态。我们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来慰问，并将我们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还唱山歌给我们听，减少了我们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达长汀，那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街上虽然有月饼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节的热闹情形，已冷落得多了。当年我参加南昌暴动后，曾经长汀入粤时，也正值中秋佳节。那时长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后，竟然如此？这正反映出苏区的农村经济已开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趋艰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纷纷传报新近挫败了国军第三次大围剿的捷报，群众兴高采烈！又见到苏区在日渐扩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给我以无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击区，直到长汀河田，这一段长长的水陆路程，是中共通过白区进入苏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艰险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白区的青溪至游击区的一个站约三十里须要夜间通过国军的封锁线外，以后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动，他们布置周密，无懈可击；所有人员来往及军用物资，如无线电器材、电话器材、药品、炸药和银洋钞票等等，均经由这一条路线运入苏区。沿途如汕头、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长汀的河田，均开设有药房、电器、运输、旅馆等商店，他们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乡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后两站的位置。他们工作联系，完全由交通员负责。交通员亦分两种，一种是专责带人员来往的，一种是负责运输的，这些交通员，亦互不认识。全条交通线，最重要的是大埔县起至永定游击区而至河田这段路程。其中要经过白区国军或民团的重重严密封锁线；有碉楼、碉堡、哨岗等等。通过这段路时，即取道罕无人迹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进。运输物资通过封锁线时，即利用妇女伪装割草或农民伪装挑肥下田，将物资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内偷运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国军无法截查。
这一条交通运输线，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占领长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红军西窜止，其中虽曾发生过一时的困难，但始终未被破获。这种周密的布置，和善于运用群众力量，与连络运输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
长汀（汀洲）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会亦设于此。我在香港时已知省委书记卢永次（广东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时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时他任广东省委会组织部长，为人诚实，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个纯洁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妇，在香港时，我们大家都称她为二嫂。
这时，他两夫妇都是三十多岁左右，都在长汀，因此，我到达长汀，马上就去找他。省委会是设在一间旧时政府的小机关内，房子很大，我进入大厅，向一位负责收发的同志说明我的姓名及来意后，他立即通传入去。
卢永次闻我来到，很快的便出来见我，紧握着我的手，很高兴的对我说：“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来了，但闻你失去连络，想不到你那么快便到了，请到里面坐，再详细谈谈”。我随他入一小厅内，厅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四方枱和几张竹椅，我们坐下时，他的太太已端上茶来，她见到我，非常高兴的对我说：“龚同志，你瘦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广东老同志，没有那么无聊了，今晚就在这里食饭，我去弄菜来”。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习惯之感。
我问他关于苏区政府及苏区的社会民生等情形，卢永次告诉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是农民出身，曾读过高等小学，是个老党员。政府委员中，有工人、农民、军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也是委员之一。他们都很负责。农民分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为缺乏资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产上不免要受影响，农民们是要踊跃缴纳政府地税，及劳军捐输等等。由是他们的生活，就自然比较困难了。至于豪绅地主，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债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屋宇；他们的生活，当然是很痛苦。商业方面，因敌人的封锁，物资出入极困难；且人民的购买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荣。惟有独门的西药商，因政府特许他们自由卖买，算是一枝独秀；其中有少数人，赚了许多钱。工人为数不多，但亦多数无工可做，所以都回乡分田去了”。
我接着问他，朱德和毛泽东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很少见到，更少有谈话的机会，不过，一般同志对朱德的印象很好；至于毛泽东嘛......”。他沉思了一会才再说:“他的资格及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是现在闽赣苏区的唯一领导者，但他的作风过于严厉，所以畏之者多，真正爱之者很少，这是我的见解，你曾和他两人在井岗山共同工作，应当比我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我们份属老同志，我得告诉你，在苏区切勿多言，将来你自会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谈下去，因见他有不愿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问朱毛之事了。我转问他红七军到了对苏区后的情形。他说:“闻七军有改组派 已整肃了几个干部，详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军后，自会知道的，不必急急问我”。我听他这么说，大为震惊。但见他不欲尽言，我亦不便追问。
晚餐之后，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会医院一间雅静房间里休息，并介绍我认识了该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接着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偕同卅五师师长张宗逊来访。罗军长是云南人，他原是云南国军的团长，一九三0年率部参加红军，体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宗逊原是红四军时的老同志，他与林彪是同时期当营、连长的军事干部，他对我当然更加亲切，我们直谈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卢永次对苏区情形不敢尽言。尤其是闻红七军干部有被整肃的事，使我终夜不安。
健康未复，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惫，罗军长及张宗逊走后，即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觉头晕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见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长，他亲自为我诊治，据说是因身体虚弱，感冒风寒所致，体温达103度，要我休息几天，不可外出。
午后，罗炳辉、张宗逊等均来看我，嘱我好好的休养，并说代我报告朱、毛。这样我便安心的住在医院。五天后，病已痊愈，卢永次夫妇来看我时，通知我：毛泽东、朱德已派你暂任十二军卅四师师长，不必到瑞金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因我原拟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既已决定，只好服从，将来再行打算。
罗炳辉为了表示欢迎，于是晚设宴招待，席上我与十二军的高级干部见面。军政委谭震林（他虽是井岗山时期的同志，但末见过面）在这里见面了。参谋长林野是前红四军的参谋，湘南时的老同志。三十五师师长张宗逊是红四军的同志，二十四师政委黄苏，曾参加北江工农运动，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我还是怀念着七军的战友！特别是李明瑞和张云逸。
坐着罗炳辉送给我的马，我和黄苏带着两个特务员（卫士称特务员），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师师长（原师长游某，亦红四军的老同志）。
这里苏区的军队，和我所创建广西红军编制不同，每师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没有营的编制），师直属队，有特务连、步炮连、通讯队、卫生队、全师指战员(官称指挥员、兵称战斗员，简称为指战员)有三千人。是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过去因未经严格训练，军风纪不好，战斗力与军力均脆弱。三个团中仅有杨遇春一团较好 。我接任后，即针对该师情形，定下了训练计划。特别注意精神教育，并利用部队训练空暇的时间，亲自训练各指挥员；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师的学科术科，均有显著的进步。
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 “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我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我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会出卖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诉我。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 ，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我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我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陈绍禹），都是中国留俄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于一九三零年冬回国，那时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遭到严重的失败，第三国际派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国部长的米夫来中国，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中山大学时是支持米夫的国际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时，王明以一个非中共中央委员而破例的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为宣传部长，赵云（康生）为组织部长，博古为少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船员出身的工人阶级，能力薄弱，自任总书记以来即为宣传部长李立三所操纵，致发生了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圆滑而又是老资格的周恩来帮助他，但通权达变的周恩来，深恐开罪米夫，不背负起责任，致实权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于四中全会后，二月以中共驻俄代表资格，随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实权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由周恩来代理，但实权仍由国际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国际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补为中央委员，以王明为总书记，而实际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明路线，其实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时(大约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适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参加，这就是我和他们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们都是住在汀洲医院的客房，当我回到客房时，洛甫即邀我到他们的房间谈话，他们两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质的唐装，博古脸色青黄，态度沉默，一见令人有阴森之感，洛甫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书生的气质。首先是博古对我说:“龚同志，你过去的斗争历史，我们略知一二，现同在苏区工作，今晚时间尚早，乘此机会和你谈谈，你疲倦吗？”我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两位领导同志谈谈，是我最高兴的事，请不要客气”。我们便由晚上十时谈到午夜，乃分别休息。那晚谈话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点：
(一)问：（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曾与朱、毛共同领导军事斗争，你对朱、毛的观感如何？你因何离开红四军？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个纯朴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劳的军人，对党很忠实，军事学术经验，都很丰富，可称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他对人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四军官兵对他都很拥戴。毛泽东同志，有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亦常有卓越的见解，但战场指挥及战术的运用，因他不是军人，当然非其所长。关于我离开红四军，是中央调我去长沙领导党的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连络地址，迫得转赴香港与党连络。
（二）问：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及方式如何？军人是否都拥护他？亟望你忠实坦白的告诉我们。
答：毛泽东同志的才智非我们所能及，领导方式不免有唯我独尊的独裁作风，军人的个性，一般来说是喜欢坦白、诚实、而又勇于负责的长官，以我所知，过去廿八团的最大多数及廿九团的干部，对他是有敬而远之之感。
（三）问：闻说，你领导广西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又有责备中央忽视广西工作之意，实情如何？
答：广西工作初期是我领导，并有贺昌、邓小平两同志协助；后来，贺、邓两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则派陈豪人同志来领导，我负责军事；关于广西工作路线和政策，确是有改良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路线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为地方情形特殊，主观力量又薄弱，若采取急进政策，恐不易为当地工农所接受，故有此错误的决策；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亦是事实，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认为若中央在开展广西工作时，即派高级领导同志去负责，当可创造一个更大的局面；则使以后不调来江西集中，红七军也可以创造一个滇、黔、桂边的广大苏区；红七军的实力原已有三万人，有一万八千枝枪；当时我正在计划彻底消灭右江各县民团及击溃贵州省王家烈的国军主力；若这一计划实现，红军很快可扩充到三个军；但因奉调而丧失了这一个机会，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四）问：你对闽赣苏区过去党的整肃运动有何意见？
答：我亦刚到苏区不久，不过我知道两件事是有疑问的，第一件是关于七军整肃改组派的，我认为七军内绝无改组派的组织或个人，但如何会发生如此不幸的误会事件，我实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肃三十四师的社会民主党，我虽然接三十四师仅有廿余天，但发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调查，该师虽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初时曾有社会民主党份子在内，但自傅柏萃公开叛党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开除，现在全是工农份子的革命同志，这件事的发生，亦不知怎样误会的。根据上面两件整肃案，我对于江西过去整肃“反布尔塞维克”（即AB团），亦甚怀疑。我希望中央迁来後，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詳密查，以免再残杀自己的同志，消除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绪。
（五）问：你原是七军的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回来，为何不回七军工作？
答：我原拟返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两同志命我暂留福建任三十四师师长，原因不明。
博古对我说:“你今晚的谈话，我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对你，都称赞你是个好同志，你在广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我虽没有看到原文，但据说写得很坦白，我们认为你确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希望你以后自我检讨，切实纠正；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我仍主张你回七军去，因为苏区红军主力是 四、五、七三个军，必须加强领导......。
我们的谈话，便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那时已是秋末，天气清凉，是夜又值月明如画，午夜之后，更觉清澈可爱，我独自欣赏了一回月色，精神为之一振！想起刚才的谈话，深感并不平凡，遂命特务员阮成，泡了一壶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测。当时我有以下的感觉：
（一）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不敢信任，而且还担心毛泽东控制红军以对抗中央，因此，他们到苏区后，即争取军人的拥护。
（二）他们和我谈话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为亲毛分子。
（三）中央对闽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已有怀疑，他要明了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
（四）他们了解我不是亲毛分子，而且不满毛的作风之后，他们就拉拢我，以达到他们争取军人掩护之目的。
（五）他们主张我回红七军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领导七军，并使我忠于他们。
（六）他们指出我在广西工作的错误，是违背国际路钱的，要我纠正，忠实执行国际路线。
我这些忖测，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我就调回红七军，而且以后其他问题亦陆续表现出来了！







第三章
国军围剿闽赣苏区
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曾发生了党权之争，由春至秋，南方爆发了蒋、桂战争，北方也爆发了蒋、冯战事，给予了红军一个攻城谅地的机会。更助长了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发展。这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曾于七月廿九日攻陷长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军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赣西北与彭德怀的部队会合。是时，鄂、豫、皖的四军团，湘鄂西的二军团亦迫近武汉。九月初旬，一、三两军团再攻长沙，因伤亡惨重，至十三日黄昏又撤退。朱、毛红军于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杀。
九月间国民党内战已结束，南京政府见湘、鄂、赣各省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知道共祸蔓延，形势可虑，即决定先行进攻红四军团，解除武汉威胁，再进攻闽赣苏区的朱、毛军，以除后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这一个国军准备进攻的情报；即将所有俘获之物资运送入兴国、宁都一带苏区根据地，红军亦于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过赣江东岸至东固、龙冈、宁都、兴国一带整训，并加紧动员群众备战工作。
此时江西省党、团的领导同志及廿军的军政干部，因不满毛泽东反立三路线，产生了反毛倾向，而发生内讧。毛泽东却利用整肃反布尔塞维克的“AB团”名义，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整个红廿军在富田被消灭了。他们的整肃风潮刚告一段落，国军对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大规模进剿已经开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党的情报，巳获悉国军进攻计划如下：
国民政府设行营于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为行营主任，指挥剿匪军事，分路向东固、龙冈为中心的朱毛红军主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一）左纵队：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辖：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四十九师张贞、五十六师刘和鼎，共约三万五千人。
（二）中央纵队：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辖十八师张辉瓒、廿八师公秉藩、五十师谭道源、七十七师罗霖，共约四万五千人。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独立三十二旅刘夷、独立廿四旅马昆，共约三万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团军已进入下述位置：
（一）左纵队：
1、毛炳文、许克祥师已进占广昌、宁都间之头陂、洛口、东韶之线。
2、刘和鼎师仍屯驻于建宁（福建）。
3、张贞师屯驻于连城县（福建）。
(二)中央纵队：
1、谭道源师进占源头。
2、张辉瓒师进占龙冈
3、公秉藩师进占东固、富田。
4、罗霖师驻守吉安。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进占莲塘、兴国、高兴墟一带地区。
朱、毛面对三倍于我的优势国军进攻，应如何进行反围剿，经过了详密的研究、判断：中央纵队国军为进剿军的主力，他的前敌指挥官张辉瓒是个反共最积极的分子，红军要粉碎国军围剿，必须先行消灭这一个主力，其余左右两纵队便可不攻自退，当时决定反围剿计划如下：
（一）采取诱敌深入，集结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军之战略。
（二）施行军事总动员：所有红军集中小布附近地区待命。地方赤卫队必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扰乱敌军，牵制敌军，袭击敌军运输队，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三）施行政治总动员：各地方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发动及领导全体群众，将所有粮食、牲口及一切物资，悉数搬运上山收藏，不得资敌，实行坚壁清野，除男女壮丁参加运输队协助红军运输外，老幼男女必须疏散藏匿深山，不为敌军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获悉国军进剿部队已进驻苏区上列位置，决消灭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继续扫荡国军之右纵队，并于廿八日上午八时下达进攻命令，大略如下：
（一）红军决对国军之围剿，实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晓开始进攻，先行消灭龙冈之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扫荡源头之五十师及其右纵队。
（二）第一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三）第三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四）各军团于廿九日拂晓各派一部，向龙冈之敌佯攻，引诱国军至我预定作战阵地之内，一举而歼诚灭之。
（五）兴国独立师于廿九日拂晓进入富田、龙冈之中间地区，阻滞富田、东固向龙冈之增援部队，掩护红军主力作战。
（六）总司令部指挥所在龙冈正东约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项：
1、攻击开始时注意占领敌军之无线电台，并生俘其人员及器材。
2、俘获之敌军之无线电台及器材须妥为保存，对技术人员须妥为保护。
3、对敌军之一切物资粮食均不得破坏。
4、对俘虏官兵不得虐待，统送本部处理。
5、作战时各部队须紧密连系，互通情报。
廿九日拂晓，第四军之林彪部(第十师)、第三军之一部同时向龙冈佯攻，张辉瓒即率部出击，红军稍事战斗后，即向预备阵地，且战且退；张辉瓒见红军狼狈败退，以为这些土匪不堪一击，当即全部向东南山岳地区攻击；红军在预定阵地坚强抵抗，黄公略军即以一部偷袭龙冈墟，国军之无线电台及全部人员与器材均被红军俘获。是时下着滂沱大雨，更增加国军进攻之困难。激战至十一时，红军见时机已到，立即全线反攻；国军伤亡千余人，并因红军黄公略军已截断龙冈西南面通东固的道路，被围苦战，至正午十二时，红军对国军呼叫：“不要穷人打穷人”、“优待国军官兵”的口号下，国军士兵大部份自动投降，张辉瓒在红军包围下，无法逃脱，卒被红军俘虏，全体官兵无一漏网。
在龙冈战斗时，张辉瓒指弹部之无线电台器材及人员早被红军俘去，其与各师之连络逐告中断，各师既不明情况，又被地方赤卫队日夜袭击、骚扰，故不敢离开驻地，致不能增援龙冈作战。
龙冈战斗结束后，朱德即命张辉瓒押来问话，当时张辉瓒尚身穿整齐的咔叽军服，脚穿长筒皮靴，身佩军章，精神虽颓丧，但态度颇镇定，当被押至朱德面前时，见朱德衣不称身，又极残旧，不像军官，故甚觉诧异！
据朱德说，当时他讯问张辉瓒，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朱德问：你既被俘，愿意生？还是愿死？张辉瓒却反问：我当然希望生！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才肯放我？
（二）朱德说：我们不是土匪，你想错了，我们不是要你的钱，我们想办一间红军军事学院，你是否愿意担任教授，为我们造就人材？
张辉瓒回答：愿意。
（三）朱德问：以你的意见，我们下一步行动应进攻那一个师？
张辉瓒说：进攻十九路军为最上策。并将十九路军的一切情形，如番号、兵力、驻地、主官姓名、各师旅的战斗力......等详细述明。
朱德知道他说的十九路军情形，都是实情，但他为什么要以进攻十九路军为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挥的十八师及五十师，并有机会配合十九路军将红军歼灭。
讯问结束后，朱德即着张辉瓒住在司令部，派专责人员将他监视。
朱德这种处理，一方面表示他对俘虏的优待，使所有俘虏的军官敢于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时因张辉瓒为红军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经公审便被杀害。
是日下午红军即向东固进攻，公秉藩之廿八师，一经接触，即向吉安逃窜。三十日红军全部由西向东挺进，进攻源头之谭道源五十师，谭师闻张辉瓒失败，全师覆灭，立即向北撤退，红军跟踪追击。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东韶消灭谭师之一半。其余各进占苏区的国军，亦闻风逃回白区。红军即占领广昌、宁都一带，休息整训。
是役红军俘获国军官兵万人，步枪九干余支，小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弹药、军用品、粮食甚多，现金有三个师军饷的银洋。最重要的是俘获无线电台全部人员及器材，台长王铮后来为红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材，建立红军无线电讯系统，及建立无线电情报组织，成为红军的重要情报高级人员之一。
作战期间，苏区群众是全体动员了，当红军作战时，抢救、搬运伤兵、输送粮食；战事结束时，搬运俘获物资，掩埋阵亡之敌我官兵，打扫战场等一切工作，均由群众负责，而且做得很好，这是红军政治动员工作的成功。
张辉瓒被俘后约二十天，红军举行一次军民大会，公审张辉瓒，他受尽了鞭挞之苦，还要受“点天灯”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将他杀头，并将他的头颅用木盒盛着，放在河里，顺水流出白区，藉此以警告国军。事后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来信，略云：国民党已派员来接洽，愿以现金二十万元，及释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为交换张辉瓒之条件云云。但张已被杀，事成过去，朱、毛则失了一个好机会，大家都感到可惜！
国民党因红军杀了张辉瓒，使采取报复手段，将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杀害了，并在全国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倾学生，这是国军第一次围剿苏区的余波。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获得了械弹及三千俘虏士兵的补充，部队更为充实，工农群众与红军的合作更紧密；便动员各县亦卫队扩编为两个军(廿二军和廿六军)，廿二军以陈毅为军长，廿六军以杨岳斌为军长。
四月间，红七军又到达宁都与朱、毛红军会合，使红军战斗力更加强大，朱、毛、项英（项英是一月间到苏区，他是闽赣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等，正在喜气洋溢，整军经武之际，一天下午，南丰县地方党特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到广昌红军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极为紧张，朱德心知有异，立即招待他坐下，并着特务员倒茶给他，他喝过茶后，即将一个小纸包交与朱德。
这个小纸包原来是一份情报，内云：南丰国军传出消息，即将大举向苏区进攻，现南丰城内有国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两个师，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正严密封锁通往苏区道路，对来往商民严密检查......。
那时，毛泽东、项英均在宁都，朱德立即将情报通知毛泽东。
同时毛泽东亦接到了永丰、吉安、万安各县党委报告，证实该项情报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编之廿二军及廿六军留驻广昌阻滞团军右翼进攻部队，其余各军到宁都以西之青塘集结。是时朱德又得国军孙连仲部派人送来有关国军的情报，详述国军第二次围剿的整个计划，并云：二十六路军及第五路军情形，请询问来人，并请将来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误事......。情报签署的是“老同志”三个字。朱德询问来人，据称是参谋长派来的，并着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这是渗入国军内部的党中同志所作，再询问有关五路及廿六路军情形，据称：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惯山地作战，士气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军及廿六军由陈毅指挥，留驻广昌，监视东面之敌军，掩护苏区，其余各军即开到青塘集结，他亦带同总部幕僚人员赶到青塘。
当时综合各方情报，国军之第二次围剿计划如下：
国军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并采取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将红军包围于宁都、青塘地区而歼灭之战略，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派何应钦为剿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南昌。
（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辖四十七师王金钰部、三十四师郭宗华部、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共四个师）在吉安以东永丰以南地区集结。
（三）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辖两个师）在宜黄集结。
（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辖第八师毛炳文、二十四师许克祥等师）在南丰集结。
（五）五十三师刘和鼎部在建宁集结。
（六）十九路军蒋光鼐部（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在泰和东岸地区集结。
各路军均于五月初旬集结完毕，中旬开始向苏区逐步推进。
当时红军在青塘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各军长、军政委、军参谋长均出席参加，首先由朱德报告国军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并分析此次围剿军以国军右翼军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最脆弱；十九路军战斗力最强，但他们抗日意志甚坚，不愿与红军作战，我军应先行进攻最脆弱之一翼，消灭王金钰后，由西向东各个击破之，这样，既可免我军有被压迫于赣江边聚歼之危，又可于战事结束后，在闽赣边之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区扩大根据地，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准备下一次会战。与会人员均赞同朱德的意见。毛泽东亦提出了动员赤卫队、动员群众参战，及实行坚壁清野计划，亦一致通过。
作战计划决定后，红军主力即由青塘出发，经古龙冈至良村集结。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红军曾派出小部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五月十六日开始以迅速、坚决之行动，向已占领富田之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共十一个团）突击，很快的便将王、公两个师击溃，且大部份被消灭。当红军进攻富田时，富田之西北四十华里有国军之蔡廷楷师，富田以东有郭宗华师，红军之左右侧背均受威胁，国军虽知富田被红军攻击中，但因情况不明，及指挥不统一，致不能及时增援作战。
富田战斗结束后，红军立即进攻郭宗华师，也很快的消灭其大部，其余溃不成军，向北逃窜，郝梦麟师闻郭师被消灭，星夜退回永丰县城。红军因有民众帮助，清扫战场，抬运伤兵，看管俘虏，搬运战利品，输送粮食，以至侦察敌情，封锁消息，都由地方苏维埃政府指挥赤卫队运输队负责，红军于战斗结束后又立即向东出击，连续击溃了孙连仲部、朱绍良部、刘和鼎部，计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仅十五天的时间，红军由西至东，经过了七百里的行军作战，五次惨烈的战斗，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整个粉碎了，缴获的步枪一万余支，弹药军用品无数。国军的残余部队，退回吉安、永丰、宜黄、南丰、泰宁各地。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预定计划，将各军分驻在建宁、黎川、广昌等地区，进行扩大苏区的赤化工作，筹粮筹饷以应军需，并将剩余步枪五千枝分发各县赤卫队，地方民众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强了。
红军正在黎川、广昌、建宁展开工作的时期，六月下旬，忽接南丰城内送来的情报，国军又准备对苏区作第三次的围剿，其情形如下：
(一)蒋中正氏亲任剿匪总司令，驻节南昌。
(二）进剿军分三路，中路总司令何应钦，驻商昌。右路总司令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总司令朱绍良，驻南丰。
(三)进剿军之主力：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其次是：蒋光鼐、蔡廷楷、韩德勤等三个师，其余尚有孙仲连、朱绍良、上官云相等各军师，总兵力约三十万人。
(四)进剿军的战略是：各路军向苏区长驱直入，压迫红军于赣江边一举而歼灭之。
那时红军因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艰苦战斗，官兵伤亡不少，且未经休息补充，红军兵力，除第十二军须留驻福建，对该方面敌军警戒，并进行游击外，其余第三、四、五、七共四个军的红军主力，约三万六千人。朱、毛接到这一情报，大为吃惊。经过了一次讨论后，立即命令各军开赴兴国集中。经过十多天的行军，绕道迂回，步行千里，到达兴国时，敌军已分路前进，迫近兴国，乃决定避敌主力，打击其弱点，并拟定作战方针，大略如下：
（一）由兴国先行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从敌之后方连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苏区，而置于无用之地，此为作战第一阶段。
（二）待敌回头北向，兵力疲劳之时，便乘隙攻其弱点，为作战第二陪段。
时间和敌情逼迫着红军，再无从容准备的机会，乃即集结兵力向富田前进，可是在红军行动之后，被敌侦悉红军行动企图，陈诚、罗卓英两个师立即赶至富田。形势又对红军不利，乃被迫改变计划，撤回兴国城西之高兴墟集结，斯时仅有这一个小墟场及附近乡村末被敌占领。红军集中了一天后，乃决向兴国东部之莲塘及永丰南面之良村、宁都县北之黄陂方面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各师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而到达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之前哨开始战斗（上官指挥他自己一师、及郝梦麟师）。第三天击溃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击溃郝梦麟师为第二仗。这两次战斗结束后，立即继续东进，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黄陂将毛炳文师击溃为第三仗。红军连战皆捷，缴枪万余。此时国军已发现红军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进之国军主力，立即转移向东，以黄陂为目标，以大包围的态势，分路并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当国军主力迫近红军时，红军又从蒋、蔡、韩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间偷越出去。回到兴国集中。国军进抵黄陂，已不见红军的踪影，经过多方的侦察始知红军已回窜兴国，待国军再向西进，追寻红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可是国军呢？因苏区民众迁移上山，所有可供敌军利用的物资，尤其是粮食都已匿藏山中，后方的交通运输又常被赤卫队袭击、破坏，以致补给困难，粮食接济经常中断，且在苏区境内，晚上常遭民众武装赤衞队骚扰，食既不饱，睡亦不宁，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颓丧，已无战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被迫开始退却了。红军侦知国军退却的消息，立即向敌追击，先行消灭了蒋鼎文的一个旅，接着消灭韩德勤全师，最后在高兴墟和蒋光鼐、蔡廷楷两个师，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斗；红军用“集团梯次队形”向敌军阵地冲锋（以后称为人海战术，即发明于此）。但在国军优势的火网之下伤亡惨重，使红军攻击顿挫，蒋、蔡两师乃得从容撤退。毛泽东说：“这次战斗打成对峙，让他逃去了”。
这次围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结束。是役红军缴获步枪、机枪、追击炮等二万枝，俘虏敌军万余人，红军伤亡有二千余人，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高兴墟之役阵亡，为三次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但苏区的形势更为稳固，士气、民气亦更为旺盛。

第五编

由上海到闽赣苏区











第一章
上海的见闻与体验
我忍着泪离开部队，湘南暴动时的老同志刘耀文指挥几位农民同志抬我到乐昌乳源边界的高山上。随行的还有十九师军医处长吴子玉和四个卫士。
这些纯朴的农民们，在湘南暴动失败后，逃到这十多里无人烟的深山中，靠烧卖木炭过着最困苦的生活。为着我的安全，他们特别选择了极隐蔽的丛林内，他们七手八脚的盖搭了一间小木屋安置我。并用他们的床板，为我铺床；派人到胡洞替我买了五十斤白米，送了两只鸡，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顿了我们，静心疗养。他们这种难得的友谊，十足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纯朴的热情！
我在山上医治了四十多天的时间还不能起床，忽从胡洞的小村上，传来国军搜山的消息，风声鹤唳，时起恐慌。我的卫士及吴医生，只有三枝驳壳手枪和两挺手提机枪，随时准备和敌人拚命。我的枕畔经常都放着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轮手枪，必要时用作自杀。渐渐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我要吴医生和四名卫士先离去，免作无谓牺牲，但他们都不肯离去，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告诉他们要以革命前途为重，不要只顾及个人的情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务之后，吴医生和另三名卫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卫士白从根，宁死也要跟着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来了。于是我将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给他们四人使用；叫他们去追赶部队，或潜伏各地，继续做革命工作。然后，他们才挥泪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从乐昌带来两份上海的申报，国内新闻版上，报导梅花剿共战役的战绩。说红七军二十师师长被击毙，十九师师长龚楚也重伤毙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兴。恰好腿伤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装出走的时机。乃通知我的母亲，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渔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几位农民同志抬我上船，顺着武江南下，离开了那位刘耀文老同志，和一群爱护我的农民朋友，结束了荒山疗冶的生活。
船过乐昌长哆，在僻静的地方停留下来，我的母亲也亲到船上来看我。这时母亲已六十五岁，家中经历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问题。我从剩下的四百元中，给了一百五十元与母亲作赡养费。谈到深夜，才请她老人家回家，临别时她再三叮嘱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时常挂念。伟大的母亲，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谁料这一次的分别，却成了我们母子的永诀!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她便与世长辞了。而我那时正在江西苏区，无法回家奔丧，回想起来，真有无限的悲怆和哀悼。
乘着我大姊所雇的渔艇，通过国军地区的检查站，安抵乌石车站。由卫士白从根购买了两张车票，候至火车将到时，我才离开渔艇，赶赴车站，乘南下火车抵达广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弥敦酒店。
由于我曾在香港领导过党的工作，虽时隔两年，还有线索可寻。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转而找到了广东省委的连络员，将我的情形通知广东省委书记，由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维静 与我连络。于是我和党又有了讯息。这时，我知道了国军正发动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使我非常担心在转进中的红七军的命运，同时伤病累人，更不禁附髀兴感。而我的新愈腿伤，因连日奔走劳动，又发炎了。本拟在香港疗治，突然广州的报纸又发出消息，报导红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已伤愈赴港。这则新闻的发布，对于我的安全又有了问题，只好又再转移另一个地方疗伤。
吴子玉医生离开乐乳边境的荒山后，便在厦门海军医院工作。他与我取得连络后，使通知我到厦门去继续治疗。我为安全计，将我的卫士白从根托交广东省委照顾，单身赴厦。冒充广西民团的军官，因剿匪受伤。在国军海军医院诊断，极过七日的疗治及检验。结果，医生认为腿内有碎骨没有取出，该院无X光设备，应转赴上海疗治。于是我又离开厦门，和吴子玉医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吴子玉医生到达上海。按照广东省委给我的中共中央通讯处，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由周恩来代理（周由苏联回国不久），见我抵沪，即派聂荣臻 到旅店与我连络，介绍我到福民医院疗冶，经施过手术，将腿内碎骨取出，仅七天便已痊愈。但腿部神经麻木，须继续电疗。
当我出院时，聂荣臻告诉我，本年二、三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党内叛徒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捕去杀了。恽代英同志因犯了错误遭处分，派去某纱厂任支部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杀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厦门，冬天，罗绮园、杨瓠安两同志在上海，均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捕去杀了。你现在这里疗养，中央为了你的安全，特派黄X同志经常和你连络，你亦须特别谨慎行藏为要。我惊闻噩耗，登时悲愤交集。以责备的语气对他说：中央负责同志对恽代英同志的处理太残忍，以他那副文弱书生风度和容貌，一见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厂去工作？这不是等于送他去死吗？你回去告诉周恩来同志，他应该负点责任。
后来周恩来亲到旅馆来看我，我亦以同样的语气对他说过，他当时无词以对，竟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现在上海环境极坏，你要特别小心。这是他一贯逃避责任的惯技。使我为之不胜叹息!
出了医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馆内，第二天，红七军负伤在沪疗伤的干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战时打断左脚，来到上海才医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给他生活费二元，住旅馆和食饭都包括在内。又二十师五十八团阎参谋长，在隆安作战也打断了左脚，亦来上海刚医好，生活十分困难。我对他们抱着无限的同情，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还有何畏、李显两人，他们都是负了重伤，到上海来治疗的。因为中央的照顾并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杨英，他的身体本不很好，而且枪伤肺部，因为生活费太少，住在一间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钱很多，急得几乎要自杀，见到我便哭起来。我见他境况可怜，便为他清结房租伙食，要他与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于是我的负担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报刊出一节新闻，略云：“共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因伤抵沪疗养，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来沪，劝导龚氏入京”。中共中央闻报后，立即派黄某来协助我迁居，一天之内搬了三间旅馆，最后才迁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开设的公寓内的二楼一个骑楼大房间去住，并着我暂时隐避，不要外出。这时，七军在沪干部，巳陆续被派去各地苏区。当时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苏区，李显、吴子玉派去闽赣边区，仍回七军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杨英、阎某等，皆因身体尚未康复，仍留沪休养。王、阎两人左脚已断，虽然驳好，王、阎的左脚都短了寸许，行路极为不便，他们要穿上特制皮鞋，行动才可自如，我亦是伤左脚，但没有缩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运。
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陈豪人（广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在东调江西途中，在连县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为词，离开红七军经广州、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脱离队伍，予他严重警告处分。他不服，与中央争论，中央置之不理，经我调解后，中央已答应给他返回苏区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给他的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同志，坚不接受，我虽尽力劝导，亦未能消除双方意见，陈豪人便由此脱离了党。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员的耳目，行动极感不便，后由阎参谋长介绍一位时雨金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安徽人，与阎是同乡，年约三十余岁，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号的老板。据阎说：他是上海青帮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见过面后，很热心维护我，因为国民党的特务和租界内的“包打听” 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灵通，凡有关对付中共人员的行动，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间必须外出时，他派人或亲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几个月的期间，他并没有受过一点礼物，反而常常要请我吃饭。他为我所花的钱，以我的估计还要多过中共中央，他那种侠义行为，正是义薄云天，至今还未能忘怀。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时，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医院期间，所有费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给我的生活费三元，包括旅馆开支在内，另每日电疗费二元，那时的生活，在极其节省的情形下，尚可维持，但天气渐热，我和吴子玉均须添置衣服，同时要帮助七军在沪疗养的干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闻我在沪疗伤，特由广州赶来上海探视，我和她在广西结婚后仅一个月，因政局变化，她便回广州娘家居住，离别了两年，异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费的增加，党中央并没有为我解决。我曾经为此向中央报告，但中央始终没有增加我的生活费用，迫不得已将电疗的次数减少，以维持日常必需开支。有时我想起我在广西工作时，为党筹措了五万元港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活动经费，另外支持香港日报亦用过一万多元。我抛弃家庭温暖，为革命流血，现在必需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无法维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虽苦亦无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为安慰。
那时我在上海的环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问题又随时受到威胁，遇有什么风吹草动，又得迅速迁移住址，当时若非有时雨金这位朋友的侠义帮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妻子及杨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电影，中共的特工人员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离去，他们预先准备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门外即上车离去，车行转弯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暂住，过了一天才将我们的行李送来，后来我就迁入哈德路一个弄堂内，住在一家楼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携着几本书，一束报纸，跑去兆丰公园阅读，消磨这些苦闷的日子。
七、八月间，正是国军向闽赣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期，每天的报纸都报导围剿苏区的消息，我素来自命是一个革命战士，虽知健康末复，仍须休养，但总觉得逃避远地，不免有惭愧之感，于是我决定再回前线去，免得闷居上海。我将这个意思告诉聂荣臻，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说：“红七军早已到了江西苏区，江西苏区中央分局来了好几次信，请你早日回去。但我们因你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没有告诉你。现在你要去，实在好极了。待我报告中央负责同志，解决一切交通费和进入苏区的路线，再通知你”。
五天后，聂荣臻到我的旅店中见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员送我入苏区。同时托我的妻子带一位三岁女孩到香港，交给她的爸爸，并谓：有一个小孩作掩护，路上比较安全；最后他交给我一笔旅费，然后说道：“你是党的重要干部，曾经为革命付出重大的牺牲；所以应该买一张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敌发觉。你的嫂子对革命没有贡献，只能住三等舱，以免浪费。给你的钱便是依照这个原则预购的”。我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他们太不近情理，太不体谅为革命牺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体健康虽未恢复，负了重伤的左脚，行路仍很吃力，但为了减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当我拿到了这笔旅费时，我就决定冒着危险，将两张票钱合并，改买两张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沪轮船，离开了上海。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从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龙弥敦酒店，随伴的有我的妻子。这是我参加中共革命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却无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里便脱去西装，换上便服，带着简单行李，先到香港摆花街某号四楼的广东省委交通机关。由他们派出一位连络员，偕同我乘船去汕头。
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个富有中国旧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赖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结婚了两年的夫妇，实际共同生活的日子仅三个月。临别时不免有无限的依恋！
两天的旅程，由香港经汕头到潮安，正准备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时竟和交通员失了连络，而在码头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顾，身边的钱都被窃去，这时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万分。怎样办？迫不得已，将自来水笔和手表卖去，在潮安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广东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币作旅费，另派一位交通员同行，仍取原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国军封锁线边的小镇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这客栈是中共的交通机关。交通员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干练。国军的驻地、人数，那座山有哨兵、那条路有哨岗，他们都很清楚。我由他们派人带路，在黑茫茫的夜里，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径，通过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才进入福建永定县内的中共游击区。
摸索了一个整夜，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带路的把我送到一个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儿休息了二小时。因为此地是缓冲区，并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饭后，便由这个交通站，改派一位农民交通员，送我到三十里外游击区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个交通站，抵达永定县属的苏区，走进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顿感兴奋和喜悦。喜悦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土地上来了!兴奋的是这些人家都打扫得清洁整齐，村庄外有持着梭标鸟枪的农民在守望；他们都精神抖擞，比较白区，确另有一番气象!
到了交通站，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亲切的叫着：“龚同志!辛苦了”。接着送来一盆热水，给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壶很好的山茶，又送来一碟乡村米饼。并要我脱去内衣给她洗濯，这种殷勤招待体贴之情，使疲劳已极的我，得到无限温暖。
我安适地午睡了三小时，醒来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了。我步出大门，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欣赏附近的山色，觉得乡村生活，非常安宁而恬静，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我正痴痴的游览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带来了四个农民来见我，她介绍我相识，其中一个是赤卫队长，另一个是少先队队长，其余两个是农村干部，她对他们说：“这位龚同志是红七军的师长”。我问她：“你怎样知道这么清楚？”她笑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位交通员通知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招待你；因为你是红军将领，而且曾为革命负重伤”。听了她的话，我不得不暗自赞叹，苏区的群众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回到屋里，桌上已点上一盏小油灯，那位女同志为我送上饭菜，两个煎鸭蛋，一碟鱼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汤，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两碗饭。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来见我，他自我介绍，是党的支部书记，刚从城里回家没有休息便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当地赤卫队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谈了很久才告辞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饭后，在屋前的树荫下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夫聊天，一个摇着小鼓贩卖洋什货的小贩，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村中很多妇女小孩都围上去购买。我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我便问小贩：“这种纸币通行吗？”他说：“这种苏币 ，不仅在苏区内通行，在靠近苏区的白区，也受欢迎呢！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才知道，苏币的准备金是粮食和土产。在苏区一切交易都用苏币，白区商人需要到苏区购买粮食和土产，不能不用苏币，所以附近苏区的白区商人也乐得使用苏币了。
中午时分，由大埔交通站带来了一位姓刘的同志（梅县人），他是个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决心到苏区去工作的，他和我谈得很投机。下午，地方赤卫队同志送来了两只鹅，二十个鸡蛋，一罐糯米酒，这是他们对我表示最尊敬的礼物。我便邀集当地的工作同志共进晚餐，吃喝得很高兴。席间，那位少先队队长自动请求做我的卫士，并说已经得当地负责人和父母的同意。这个孩子名叫阮成，年仅十五岁，刚好我的大腿伤愈行动仍不大方便，正需一个人帮忙做些琐屑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喜极了！连忙回去告诉父母，并向当地共青团取了介绍信来给我，他的父母也跑来感谢我提带他们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击区有如此现象，这是不能抹煞朱、毛经三年来的成绩。但我想起了我手创的广西苏区和红七军的事时，又不禁大为惆怅了!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山村，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长汀——进发，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轮换交通员引路，所经过的地方，虽然都有点荒凉，但都整洁有致。赤卫队、少先队都拿着步枪或梭标，布满交通要道，检查行人，没有苏维埃政府证明，无法通过。苏区内的青年妇女多数剪短了头发，态度大方，没有畏羞之态。我们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来慰问，并将我们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还唱山歌给我们听，减少了我们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达长汀，那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街上虽然有月饼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节的热闹情形，已冷落得多了。当年我参加南昌暴动后，曾经长汀入粤时，也正值中秋佳节。那时长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后，竟然如此？这正反映出苏区的农村经济已开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趋艰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纷纷传报新近挫败了国军第三次大围剿的捷报，群众兴高采烈！又见到苏区在日渐扩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给我以无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击区，直到长汀河田，这一段长长的水陆路程，是中共通过白区进入苏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艰险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白区的青溪至游击区的一个站约三十里须要夜间通过国军的封锁线外，以后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动，他们布置周密，无懈可击；所有人员来往及军用物资，如无线电器材、电话器材、药品、炸药和银洋钞票等等，均经由这一条路线运入苏区。沿途如汕头、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长汀的河田，均开设有药房、电器、运输、旅馆等商店，他们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乡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后两站的位置。他们工作联系，完全由交通员负责。交通员亦分两种，一种是专责带人员来往的，一种是负责运输的，这些交通员，亦互不认识。全条交通线，最重要的是大埔县起至永定游击区而至河田这段路程。其中要经过白区国军或民团的重重严密封锁线；有碉楼、碉堡、哨岗等等。通过这段路时，即取道罕无人迹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进。运输物资通过封锁线时，即利用妇女伪装割草或农民伪装挑肥下田，将物资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内偷运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国军无法截查。
这一条交通运输线，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占领长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红军西窜止，其中虽曾发生过一时的困难，但始终未被破获。这种周密的布置，和善于运用群众力量，与连络运输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
长汀（汀洲）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会亦设于此。我在香港时已知省委书记卢永次（广东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时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时他任广东省委会组织部长，为人诚实，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个纯洁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妇，在香港时，我们大家都称她为二嫂。
这时，他两夫妇都是三十多岁左右，都在长汀，因此，我到达长汀，马上就去找他。省委会是设在一间旧时政府的小机关内，房子很大，我进入大厅，向一位负责收发的同志说明我的姓名及来意后，他立即通传入去。
卢永次闻我来到，很快的便出来见我，紧握着我的手，很高兴的对我说：“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来了，但闻你失去连络，想不到你那么快便到了，请到里面坐，再详细谈谈”。我随他入一小厅内，厅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四方枱和几张竹椅，我们坐下时，他的太太已端上茶来，她见到我，非常高兴的对我说：“龚同志，你瘦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广东老同志，没有那么无聊了，今晚就在这里食饭，我去弄菜来”。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习惯之感。
我问他关于苏区政府及苏区的社会民生等情形，卢永次告诉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是农民出身，曾读过高等小学，是个老党员。政府委员中，有工人、农民、军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也是委员之一。他们都很负责。农民分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为缺乏资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产上不免要受影响，农民们是要踊跃缴纳政府地税，及劳军捐输等等。由是他们的生活，就自然比较困难了。至于豪绅地主，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债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屋宇；他们的生活，当然是很痛苦。商业方面，因敌人的封锁，物资出入极困难；且人民的购买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荣。惟有独门的西药商，因政府特许他们自由卖买，算是一枝独秀；其中有少数人，赚了许多钱。工人为数不多，但亦多数无工可做，所以都回乡分田去了”。
我接着问他，朱德和毛泽东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很少见到，更少有谈话的机会，不过，一般同志对朱德的印象很好；至于毛泽东嘛......”。他沉思了一会才再说:“他的资格及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是现在闽赣苏区的唯一领导者，但他的作风过于严厉，所以畏之者多，真正爱之者很少，这是我的见解，你曾和他两人在井岗山共同工作，应当比我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我们份属老同志，我得告诉你，在苏区切勿多言，将来你自会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谈下去，因见他有不愿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问朱毛之事了。我转问他红七军到了对苏区后的情形。他说:“闻七军有改组派 已整肃了几个干部，详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军后，自会知道的，不必急急问我”。我听他这么说，大为震惊。但见他不欲尽言，我亦不便追问。
晚餐之后，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会医院一间雅静房间里休息，并介绍我认识了该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接着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偕同卅五师师长张宗逊来访。罗军长是云南人，他原是云南国军的团长，一九三0年率部参加红军，体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宗逊原是红四军时的老同志，他与林彪是同时期当营、连长的军事干部，他对我当然更加亲切，我们直谈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卢永次对苏区情形不敢尽言。尤其是闻红七军干部有被整肃的事，使我终夜不安。
健康未复，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惫，罗军长及张宗逊走后，即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觉头晕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见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长，他亲自为我诊治，据说是因身体虚弱，感冒风寒所致，体温达103度，要我休息几天，不可外出。
午后，罗炳辉、张宗逊等均来看我，嘱我好好的休养，并说代我报告朱、毛。这样我便安心的住在医院。五天后，病已痊愈，卢永次夫妇来看我时，通知我：毛泽东、朱德已派你暂任十二军卅四师师长，不必到瑞金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因我原拟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既已决定，只好服从，将来再行打算。
罗炳辉为了表示欢迎，于是晚设宴招待，席上我与十二军的高级干部见面。军政委谭震林（他虽是井岗山时期的同志，但末见过面）在这里见面了。参谋长林野是前红四军的参谋，湘南时的老同志。三十五师师长张宗逊是红四军的同志，二十四师政委黄苏，曾参加北江工农运动，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我还是怀念着七军的战友！特别是李明瑞和张云逸。
坐着罗炳辉送给我的马，我和黄苏带着两个特务员（卫士称特务员），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师师长（原师长游某，亦红四军的老同志）。
这里苏区的军队，和我所创建广西红军编制不同，每师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没有营的编制），师直属队，有特务连、步炮连、通讯队、卫生队、全师指战员(官称指挥员、兵称战斗员，简称为指战员)有三千人。是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过去因未经严格训练，军风纪不好，战斗力与军力均脆弱。三个团中仅有杨遇春一团较好 。我接任后，即针对该师情形，定下了训练计划。特别注意精神教育，并利用部队训练空暇的时间，亲自训练各指挥员；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师的学科术科，均有显著的进步。
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 “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我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我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会出卖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诉我。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 ，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我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我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陈绍禹），都是中国留俄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于一九三零年冬回国，那时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遭到严重的失败，第三国际派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国部长的米夫来中国，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中山大学时是支持米夫的国际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时，王明以一个非中共中央委员而破例的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为宣传部长，赵云（康生）为组织部长，博古为少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船员出身的工人阶级，能力薄弱，自任总书记以来即为宣传部长李立三所操纵，致发生了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圆滑而又是老资格的周恩来帮助他，但通权达变的周恩来，深恐开罪米夫，不背负起责任，致实权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于四中全会后，二月以中共驻俄代表资格，随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实权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由周恩来代理，但实权仍由国际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国际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补为中央委员，以王明为总书记，而实际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明路线，其实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时(大约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适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参加，这就是我和他们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们都是住在汀洲医院的客房，当我回到客房时，洛甫即邀我到他们的房间谈话，他们两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质的唐装，博古脸色青黄，态度沉默，一见令人有阴森之感，洛甫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书生的气质。首先是博古对我说:“龚同志，你过去的斗争历史，我们略知一二，现同在苏区工作，今晚时间尚早，乘此机会和你谈谈，你疲倦吗？”我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两位领导同志谈谈，是我最高兴的事，请不要客气”。我们便由晚上十时谈到午夜，乃分别休息。那晚谈话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点：
(一)问：（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曾与朱、毛共同领导军事斗争，你对朱、毛的观感如何？你因何离开红四军？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个纯朴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劳的军人，对党很忠实，军事学术经验，都很丰富，可称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他对人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四军官兵对他都很拥戴。毛泽东同志，有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亦常有卓越的见解，但战场指挥及战术的运用，因他不是军人，当然非其所长。关于我离开红四军，是中央调我去长沙领导党的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连络地址，迫得转赴香港与党连络。
（二）问：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及方式如何？军人是否都拥护他？亟望你忠实坦白的告诉我们。
答：毛泽东同志的才智非我们所能及，领导方式不免有唯我独尊的独裁作风，军人的个性，一般来说是喜欢坦白、诚实、而又勇于负责的长官，以我所知，过去廿八团的最大多数及廿九团的干部，对他是有敬而远之之感。
（三）问：闻说，你领导广西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又有责备中央忽视广西工作之意，实情如何？
答：广西工作初期是我领导，并有贺昌、邓小平两同志协助；后来，贺、邓两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则派陈豪人同志来领导，我负责军事；关于广西工作路线和政策，确是有改良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路线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为地方情形特殊，主观力量又薄弱，若采取急进政策，恐不易为当地工农所接受，故有此错误的决策；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亦是事实，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认为若中央在开展广西工作时，即派高级领导同志去负责，当可创造一个更大的局面；则使以后不调来江西集中，红七军也可以创造一个滇、黔、桂边的广大苏区；红七军的实力原已有三万人，有一万八千枝枪；当时我正在计划彻底消灭右江各县民团及击溃贵州省王家烈的国军主力；若这一计划实现，红军很快可扩充到三个军；但因奉调而丧失了这一个机会，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四）问：你对闽赣苏区过去党的整肃运动有何意见？
答：我亦刚到苏区不久，不过我知道两件事是有疑问的，第一件是关于七军整肃改组派的，我认为七军内绝无改组派的组织或个人，但如何会发生如此不幸的误会事件，我实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肃三十四师的社会民主党，我虽然接三十四师仅有廿余天，但发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调查，该师虽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初时曾有社会民主党份子在内，但自傅柏萃公开叛党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开除，现在全是工农份子的革命同志，这件事的发生，亦不知怎样误会的。根据上面两件整肃案，我对于江西过去整肃“反布尔塞维克”（即AB团），亦甚怀疑。我希望中央迁来後，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詳密查，以免再残杀自己的同志，消除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绪。
（五）问：你原是七军的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回来，为何不回七军工作？
答：我原拟返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两同志命我暂留福建任三十四师师长，原因不明。
博古对我说:“你今晚的谈话，我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对你，都称赞你是个好同志，你在广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我虽没有看到原文，但据说写得很坦白，我们认为你确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希望你以后自我检讨，切实纠正；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我仍主张你回七军去，因为苏区红军主力是 四、五、七三个军，必须加强领导......。
我们的谈话，便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那时已是秋末，天气清凉，是夜又值月明如画，午夜之后，更觉清澈可爱，我独自欣赏了一回月色，精神为之一振！想起刚才的谈话，深感并不平凡，遂命特务员阮成，泡了一壶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测。当时我有以下的感觉：
（一）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不敢信任，而且还担心毛泽东控制红军以对抗中央，因此，他们到苏区后，即争取军人的拥护。
（二）他们和我谈话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为亲毛分子。
（三）中央对闽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已有怀疑，他要明了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
（四）他们了解我不是亲毛分子，而且不满毛的作风之后，他们就拉拢我，以达到他们争取军人掩护之目的。
（五）他们主张我回红七军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领导七军，并使我忠于他们。
（六）他们指出我在广西工作的错误，是违背国际路钱的，要我纠正，忠实执行国际路线。
我这些忖测，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我就调回红七军，而且以后其他问题亦陆续表现出来了！







第三章
国军围剿闽赣苏区
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曾发生了党权之争，由春至秋，南方爆发了蒋、桂战争，北方也爆发了蒋、冯战事，给予了红军一个攻城谅地的机会。更助长了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发展。这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曾于七月廿九日攻陷长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军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赣西北与彭德怀的部队会合。是时，鄂、豫、皖的四军团，湘鄂西的二军团亦迫近武汉。九月初旬，一、三两军团再攻长沙，因伤亡惨重，至十三日黄昏又撤退。朱、毛红军于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杀。
九月间国民党内战已结束，南京政府见湘、鄂、赣各省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知道共祸蔓延，形势可虑，即决定先行进攻红四军团，解除武汉威胁，再进攻闽赣苏区的朱、毛军，以除后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这一个国军准备进攻的情报；即将所有俘获之物资运送入兴国、宁都一带苏区根据地，红军亦于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过赣江东岸至东固、龙冈、宁都、兴国一带整训，并加紧动员群众备战工作。
此时江西省党、团的领导同志及廿军的军政干部，因不满毛泽东反立三路线，产生了反毛倾向，而发生内讧。毛泽东却利用整肃反布尔塞维克的“AB团”名义，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整个红廿军在富田被消灭了。他们的整肃风潮刚告一段落，国军对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大规模进剿已经开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党的情报，巳获悉国军进攻计划如下：
国民政府设行营于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为行营主任，指挥剿匪军事，分路向东固、龙冈为中心的朱毛红军主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一）左纵队：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辖：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四十九师张贞、五十六师刘和鼎，共约三万五千人。
（二）中央纵队：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辖十八师张辉瓒、廿八师公秉藩、五十师谭道源、七十七师罗霖，共约四万五千人。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独立三十二旅刘夷、独立廿四旅马昆，共约三万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团军已进入下述位置：
（一）左纵队：
1、毛炳文、许克祥师已进占广昌、宁都间之头陂、洛口、东韶之线。
2、刘和鼎师仍屯驻于建宁（福建）。
3、张贞师屯驻于连城县（福建）。
(二)中央纵队：
1、谭道源师进占源头。
2、张辉瓒师进占龙冈
3、公秉藩师进占东固、富田。
4、罗霖师驻守吉安。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进占莲塘、兴国、高兴墟一带地区。
朱、毛面对三倍于我的优势国军进攻，应如何进行反围剿，经过了详密的研究、判断：中央纵队国军为进剿军的主力，他的前敌指挥官张辉瓒是个反共最积极的分子，红军要粉碎国军围剿，必须先行消灭这一个主力，其余左右两纵队便可不攻自退，当时决定反围剿计划如下：
（一）采取诱敌深入，集结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军之战略。
（二）施行军事总动员：所有红军集中小布附近地区待命。地方赤卫队必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扰乱敌军，牵制敌军，袭击敌军运输队，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三）施行政治总动员：各地方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发动及领导全体群众，将所有粮食、牲口及一切物资，悉数搬运上山收藏，不得资敌，实行坚壁清野，除男女壮丁参加运输队协助红军运输外，老幼男女必须疏散藏匿深山，不为敌军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获悉国军进剿部队已进驻苏区上列位置，决消灭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继续扫荡国军之右纵队，并于廿八日上午八时下达进攻命令，大略如下：
（一）红军决对国军之围剿，实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晓开始进攻，先行消灭龙冈之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扫荡源头之五十师及其右纵队。
（二）第一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三）第三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四）各军团于廿九日拂晓各派一部，向龙冈之敌佯攻，引诱国军至我预定作战阵地之内，一举而歼诚灭之。
（五）兴国独立师于廿九日拂晓进入富田、龙冈之中间地区，阻滞富田、东固向龙冈之增援部队，掩护红军主力作战。
（六）总司令部指挥所在龙冈正东约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项：
1、攻击开始时注意占领敌军之无线电台，并生俘其人员及器材。
2、俘获之敌军之无线电台及器材须妥为保存，对技术人员须妥为保护。
3、对敌军之一切物资粮食均不得破坏。
4、对俘虏官兵不得虐待，统送本部处理。
5、作战时各部队须紧密连系，互通情报。
廿九日拂晓，第四军之林彪部(第十师)、第三军之一部同时向龙冈佯攻，张辉瓒即率部出击，红军稍事战斗后，即向预备阵地，且战且退；张辉瓒见红军狼狈败退，以为这些土匪不堪一击，当即全部向东南山岳地区攻击；红军在预定阵地坚强抵抗，黄公略军即以一部偷袭龙冈墟，国军之无线电台及全部人员与器材均被红军俘获。是时下着滂沱大雨，更增加国军进攻之困难。激战至十一时，红军见时机已到，立即全线反攻；国军伤亡千余人，并因红军黄公略军已截断龙冈西南面通东固的道路，被围苦战，至正午十二时，红军对国军呼叫：“不要穷人打穷人”、“优待国军官兵”的口号下，国军士兵大部份自动投降，张辉瓒在红军包围下，无法逃脱，卒被红军俘虏，全体官兵无一漏网。
在龙冈战斗时，张辉瓒指弹部之无线电台器材及人员早被红军俘去，其与各师之连络逐告中断，各师既不明情况，又被地方赤卫队日夜袭击、骚扰，故不敢离开驻地，致不能增援龙冈作战。
龙冈战斗结束后，朱德即命张辉瓒押来问话，当时张辉瓒尚身穿整齐的咔叽军服，脚穿长筒皮靴，身佩军章，精神虽颓丧，但态度颇镇定，当被押至朱德面前时，见朱德衣不称身，又极残旧，不像军官，故甚觉诧异！
据朱德说，当时他讯问张辉瓒，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朱德问：你既被俘，愿意生？还是愿死？张辉瓒却反问：我当然希望生！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才肯放我？
（二）朱德说：我们不是土匪，你想错了，我们不是要你的钱，我们想办一间红军军事学院，你是否愿意担任教授，为我们造就人材？
张辉瓒回答：愿意。
（三）朱德问：以你的意见，我们下一步行动应进攻那一个师？
张辉瓒说：进攻十九路军为最上策。并将十九路军的一切情形，如番号、兵力、驻地、主官姓名、各师旅的战斗力......等详细述明。
朱德知道他说的十九路军情形，都是实情，但他为什么要以进攻十九路军为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挥的十八师及五十师，并有机会配合十九路军将红军歼灭。
讯问结束后，朱德即着张辉瓒住在司令部，派专责人员将他监视。
朱德这种处理，一方面表示他对俘虏的优待，使所有俘虏的军官敢于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时因张辉瓒为红军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经公审便被杀害。
是日下午红军即向东固进攻，公秉藩之廿八师，一经接触，即向吉安逃窜。三十日红军全部由西向东挺进，进攻源头之谭道源五十师，谭师闻张辉瓒失败，全师覆灭，立即向北撤退，红军跟踪追击。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东韶消灭谭师之一半。其余各进占苏区的国军，亦闻风逃回白区。红军即占领广昌、宁都一带，休息整训。
是役红军俘获国军官兵万人，步枪九干余支，小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弹药、军用品、粮食甚多，现金有三个师军饷的银洋。最重要的是俘获无线电台全部人员及器材，台长王铮后来为红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材，建立红军无线电讯系统，及建立无线电情报组织，成为红军的重要情报高级人员之一。
作战期间，苏区群众是全体动员了，当红军作战时，抢救、搬运伤兵、输送粮食；战事结束时，搬运俘获物资，掩埋阵亡之敌我官兵，打扫战场等一切工作，均由群众负责，而且做得很好，这是红军政治动员工作的成功。
张辉瓒被俘后约二十天，红军举行一次军民大会，公审张辉瓒，他受尽了鞭挞之苦，还要受“点天灯”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将他杀头，并将他的头颅用木盒盛着，放在河里，顺水流出白区，藉此以警告国军。事后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来信，略云：国民党已派员来接洽，愿以现金二十万元，及释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为交换张辉瓒之条件云云。但张已被杀，事成过去，朱、毛则失了一个好机会，大家都感到可惜！
国民党因红军杀了张辉瓒，使采取报复手段，将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杀害了，并在全国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倾学生，这是国军第一次围剿苏区的余波。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获得了械弹及三千俘虏士兵的补充，部队更为充实，工农群众与红军的合作更紧密；便动员各县亦卫队扩编为两个军(廿二军和廿六军)，廿二军以陈毅为军长，廿六军以杨岳斌为军长。
四月间，红七军又到达宁都与朱、毛红军会合，使红军战斗力更加强大，朱、毛、项英（项英是一月间到苏区，他是闽赣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等，正在喜气洋溢，整军经武之际，一天下午，南丰县地方党特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到广昌红军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极为紧张，朱德心知有异，立即招待他坐下，并着特务员倒茶给他，他喝过茶后，即将一个小纸包交与朱德。
这个小纸包原来是一份情报，内云：南丰国军传出消息，即将大举向苏区进攻，现南丰城内有国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两个师，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正严密封锁通往苏区道路，对来往商民严密检查......。
那时，毛泽东、项英均在宁都，朱德立即将情报通知毛泽东。
同时毛泽东亦接到了永丰、吉安、万安各县党委报告，证实该项情报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编之廿二军及廿六军留驻广昌阻滞团军右翼进攻部队，其余各军到宁都以西之青塘集结。是时朱德又得国军孙连仲部派人送来有关国军的情报，详述国军第二次围剿的整个计划，并云：二十六路军及第五路军情形，请询问来人，并请将来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误事......。情报签署的是“老同志”三个字。朱德询问来人，据称是参谋长派来的，并着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这是渗入国军内部的党中同志所作，再询问有关五路及廿六路军情形，据称：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惯山地作战，士气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军及廿六军由陈毅指挥，留驻广昌，监视东面之敌军，掩护苏区，其余各军即开到青塘集结，他亦带同总部幕僚人员赶到青塘。
当时综合各方情报，国军之第二次围剿计划如下：
国军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并采取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将红军包围于宁都、青塘地区而歼灭之战略，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派何应钦为剿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南昌。
（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辖四十七师王金钰部、三十四师郭宗华部、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共四个师）在吉安以东永丰以南地区集结。
（三）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辖两个师）在宜黄集结。
（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辖第八师毛炳文、二十四师许克祥等师）在南丰集结。
（五）五十三师刘和鼎部在建宁集结。
（六）十九路军蒋光鼐部（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在泰和东岸地区集结。
各路军均于五月初旬集结完毕，中旬开始向苏区逐步推进。
当时红军在青塘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各军长、军政委、军参谋长均出席参加，首先由朱德报告国军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并分析此次围剿军以国军右翼军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最脆弱；十九路军战斗力最强，但他们抗日意志甚坚，不愿与红军作战，我军应先行进攻最脆弱之一翼，消灭王金钰后，由西向东各个击破之，这样，既可免我军有被压迫于赣江边聚歼之危，又可于战事结束后，在闽赣边之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区扩大根据地，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准备下一次会战。与会人员均赞同朱德的意见。毛泽东亦提出了动员赤卫队、动员群众参战，及实行坚壁清野计划，亦一致通过。
作战计划决定后，红军主力即由青塘出发，经古龙冈至良村集结。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红军曾派出小部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五月十六日开始以迅速、坚决之行动，向已占领富田之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共十一个团）突击，很快的便将王、公两个师击溃，且大部份被消灭。当红军进攻富田时，富田之西北四十华里有国军之蔡廷楷师，富田以东有郭宗华师，红军之左右侧背均受威胁，国军虽知富田被红军攻击中，但因情况不明，及指挥不统一，致不能及时增援作战。
富田战斗结束后，红军立即进攻郭宗华师，也很快的消灭其大部，其余溃不成军，向北逃窜，郝梦麟师闻郭师被消灭，星夜退回永丰县城。红军因有民众帮助，清扫战场，抬运伤兵，看管俘虏，搬运战利品，输送粮食，以至侦察敌情，封锁消息，都由地方苏维埃政府指挥赤卫队运输队负责，红军于战斗结束后又立即向东出击，连续击溃了孙连仲部、朱绍良部、刘和鼎部，计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仅十五天的时间，红军由西至东，经过了七百里的行军作战，五次惨烈的战斗，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整个粉碎了，缴获的步枪一万余支，弹药军用品无数。国军的残余部队，退回吉安、永丰、宜黄、南丰、泰宁各地。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预定计划，将各军分驻在建宁、黎川、广昌等地区，进行扩大苏区的赤化工作，筹粮筹饷以应军需，并将剩余步枪五千枝分发各县赤卫队，地方民众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强了。
红军正在黎川、广昌、建宁展开工作的时期，六月下旬，忽接南丰城内送来的情报，国军又准备对苏区作第三次的围剿，其情形如下：
(一)蒋中正氏亲任剿匪总司令，驻节南昌。
(二）进剿军分三路，中路总司令何应钦，驻商昌。右路总司令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总司令朱绍良，驻南丰。
(三)进剿军之主力：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其次是：蒋光鼐、蔡廷楷、韩德勤等三个师，其余尚有孙仲连、朱绍良、上官云相等各军师，总兵力约三十万人。
(四)进剿军的战略是：各路军向苏区长驱直入，压迫红军于赣江边一举而歼灭之。
那时红军因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艰苦战斗，官兵伤亡不少，且未经休息补充，红军兵力，除第十二军须留驻福建，对该方面敌军警戒，并进行游击外，其余第三、四、五、七共四个军的红军主力，约三万六千人。朱、毛接到这一情报，大为吃惊。经过了一次讨论后，立即命令各军开赴兴国集中。经过十多天的行军，绕道迂回，步行千里，到达兴国时，敌军已分路前进，迫近兴国，乃决定避敌主力，打击其弱点，并拟定作战方针，大略如下：
（一）由兴国先行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从敌之后方连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苏区，而置于无用之地，此为作战第一阶段。
（二）待敌回头北向，兵力疲劳之时，便乘隙攻其弱点，为作战第二陪段。
时间和敌情逼迫着红军，再无从容准备的机会，乃即集结兵力向富田前进，可是在红军行动之后，被敌侦悉红军行动企图，陈诚、罗卓英两个师立即赶至富田。形势又对红军不利，乃被迫改变计划，撤回兴国城西之高兴墟集结，斯时仅有这一个小墟场及附近乡村末被敌占领。红军集中了一天后，乃决向兴国东部之莲塘及永丰南面之良村、宁都县北之黄陂方面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各师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而到达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之前哨开始战斗（上官指挥他自己一师、及郝梦麟师）。第三天击溃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击溃郝梦麟师为第二仗。这两次战斗结束后，立即继续东进，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黄陂将毛炳文师击溃为第三仗。红军连战皆捷，缴枪万余。此时国军已发现红军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进之国军主力，立即转移向东，以黄陂为目标，以大包围的态势，分路并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当国军主力迫近红军时，红军又从蒋、蔡、韩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间偷越出去。回到兴国集中。国军进抵黄陂，已不见红军的踪影，经过多方的侦察始知红军已回窜兴国，待国军再向西进，追寻红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可是国军呢？因苏区民众迁移上山，所有可供敌军利用的物资，尤其是粮食都已匿藏山中，后方的交通运输又常被赤卫队袭击、破坏，以致补给困难，粮食接济经常中断，且在苏区境内，晚上常遭民众武装赤衞队骚扰，食既不饱，睡亦不宁，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颓丧，已无战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被迫开始退却了。红军侦知国军退却的消息，立即向敌追击，先行消灭了蒋鼎文的一个旅，接着消灭韩德勤全师，最后在高兴墟和蒋光鼐、蔡廷楷两个师，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斗；红军用“集团梯次队形”向敌军阵地冲锋（以后称为人海战术，即发明于此）。但在国军优势的火网之下伤亡惨重，使红军攻击顿挫，蒋、蔡两师乃得从容撤退。毛泽东说：“这次战斗打成对峙，让他逃去了”。
这次围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结束。是役红军缴获步枪、机枪、追击炮等二万枝，俘虏敌军万余人，红军伤亡有二千余人，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高兴墟之役阵亡，为三次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但苏区的形势更为稳固，士气、民气亦更为旺盛。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委员会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即由陈独秀任书记，并秘密在上海办公，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迁往武汉办公，嗣因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中共关系由恶化而至决裂，陈独秀被党内外及第三国际指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消极。是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他未出席，推选瞿秋白继任。瞿秋白任总书记后，抱着左好过右的心理，坚决执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发动工人的暴力行动，及策动了广东省的广州暴动，陕西的谓南华阴暴动，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这一连串的暴动皆先后失败了，使到暴动地区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工农群众所遭到的牺牲更为重大，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调回莫斯科检讨。接着于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的表大会，瞿秋白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被撤职，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但因向忠发能力薄弱，周恩来是个圆滑的人，不愿负起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大权便为李立三所操纵。
在李立三领导的初期，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审慎的根据六全大会决议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给湘赣边区毛泽东的指示，被毛泽东四月五日给中央的报告，斥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同时毛泽东认为一年可夺取江西。李立三是个好大喜功，而又易于冲动的人，他的革命斗争路线，便由此开始转变，眼见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发展，紧接着鄂、豫、皖区，湘、鄂西区的红军之发展，及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这时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产生了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政权以至全国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红军夺取南昌、长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红军进攻武汉；及将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红八军调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时，立三路线发展到最高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组织及红军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他因此于是年十月被第三国际调赴莫斯科受到严重处分。他走后不久，中共中央党的领导权又被缺乏经验的国际派的留俄学生陈绍禹、秦邦宪等所操纵。当时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处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已日益壮大，他们认为在闽、赣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以加强全国苏维埃运动，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早日来临，必须加强党在苏区的领导。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时便有将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之议，四中全会结束后，张国焘于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随即派赴鄂豫院区，以加强该区党、政、军的领导，待至向忠发、恽代英先后被捕杀后，便更积极的准备迁往闽赣苏区工作。周恩来那时是的中共中央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八月间即离开上海赴闽赣苏区(那时我尚在上海，约十天后才离沪)。九月，陈绍禹、秦邦宪等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将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国际派列为中央委员，而叫陈绍禹为书记，并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办公，但陈绍禹决暂留上海，而以秦邦宪代理书记。于是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级人员，亦即于十月及十一月先后进入闽赣苏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在闽赣苏区正式开始领导中共全国革命的斗争。十二月初旬，第三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李特，他化装为神父，由中国留俄学生伍修权陪同经香港来到苏区，协助中共领导同志，以加强苏区的军事领导，当他们到苏区时，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们，相谈甚欢。
李特，是德国人，身形高壮，沉默寡言，年纪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个有修养的军人。他在俄国时，是任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的干事，此次与他同时准备来苏区者，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到香港后，因无法隐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仅有李特一人来到苏区。
伍修权是武汉工人，学徒出身，留学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仅读过小学，说话很有条理，为人亦坦白、忠诚、无机心，后来我任模范团长时，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员，相处很融洽，以后我调任粤赣军区司令时，他即调回中央党机关工作，我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感。
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产品！这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时，也有“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议案。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不过是一个徒托空言的名词，在南昌暴动时，也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败之后，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两县农民武装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开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又成立了“广东苏维埃政府”，高岗、刘志丹在陕西华阴、渭南暴动时，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三个苏维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个月的寿命，可称是最短命的婴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领导湘南暴动，成立了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规模较前三次为大，寿命也较长些。但在红四军退出湘南后，也无形瓦解了。井岗山朱毛会合，建立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败。因国军攻陷井岗山。朱毛率红四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离开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占领了福建长汀的全县和上杭、永定、连城、龙岩的一部。江西的广昌、宁都、石城、郦都、兴国、瑞金、会昌六县的全部。另赣县、浔邬等县的一部，在这些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有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广西右江苏区。中共中央为了广泛地开展苏维埃政府运动，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三一年，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瑞金城西北约五华里之沙洲坝，建筑中央政府大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举行了六天会议，选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各会局首长。毛泽东被指定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周一粟为内务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县的瑞金选为苏维埃政权的“国都”，在苏区里的同志竟称瑞金为瑞京，闽赣苏区便成为中央苏区。
自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瑞金苏区后，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闽赣苏区中央分局撤销了，原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周恩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尽落在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及李特等几个人手上，而以李特为马首是瞻。
秦邦宪和张闻天既缺乏工作经验，又因回国不久，初来苏区，对于苏区内的党政军上级干部都不熟悉，他们只有借重周恩来这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协助工作。
周恩来是一个最会看风驶舵，通权达变的人，且手段圆滑，他虽然失了代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之职，但眼看到国际派的权高势大，他也不能不遵从秦、张的领导，特别是对李特这位“太上皇”诚惶诚恐，事事请示，唯命是从，恭维备至，连他的起居饮食，香烟洋酒均供应不辍，甚至还物色一位读过小学的女同志送给李特为临时太太，这种巴结奉承，令李特对他言听计从。因此他又成为一个中央上下沟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为低级的同志，他即摆出其领导人物的架子，颐指气使!
朱德，是有斗争历史的红军领袖，为人忠厚，红军中除了一两个有野心的高级将领对他阳奉阴违之外，无不对他拥戴；中共中央新的领导同志，对他亦很尊重，而且还积极去笼络他，争取他合作；周恩来是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又是南昌暴动时少数领导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苏区时对朱德常以党的领导者自居，每与朱德商讨问题时，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就一改常态，对朱德即客气起来了。
李特是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不明苏区的人事关系，因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听以他对朱德也很客气。
朱德处在备受各领导同志尊重的环境下，是喜欢极了！他也知道自己责任之重，事事小心，更与各领导同志衷诚合作。
刘伯承，因在南昌暴动时和暴动后都担任参谋长，南昌暴动后的军事失败，他要负相当责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居，而且身体健康不大好，那时他任红军学校校长，只是尽他的本份责任，对于其他的事，他都不敢过问，因他有谦虚精神，各领导同志都对他好感。红军干部均承认他是一个有学术经验的军事长才，大家见到他时都很尊重，并请教他，所以他在苏区时，精神也感愉快。
项英是个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无权位思想，上下级同志均能融洽相处，在苏区内很多同志都喜欢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边，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里聊天、食饭，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无寂寞之感。
至于毛泽东，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末迁到苏区时，所有党、政、军的一切决策，均以他个人意见而定，中央的指示若与他的见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驳斥，中央对他的处罚，他亦一笑置之，抱着你罚你的，我作我的态度；但自中央迁到苏区后，他的权力丧失了！因党、政、军人员都不敢违背党中央的指示。那时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挥军事及党务，甚至身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设，必须要请示党中央决定，然后才能执行，而且还要他自我检讨过去领导的错误，特别是批评他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给他很严重的处分；这种滋味，使他非常难堪！他那时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只有写点文章；苏区的经济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可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不同意他的经建计划，认为当时的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以毛泽东那种不可一日无权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这样的冷落，其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
在当时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富农路线，也很赞赏他的经济计划。他过去的错误，只是在肃反问题上，而中央领导同志竟抹煞了他过去的斗争成绩，给他太难堪的处分，我觉得很不公平。

第二章
调长红七军
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是福建人民武装编成的，时间已有两年，但因过去管理教育松弛，行军、作战力很脆弱，精神散漫，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整理训练，才比较像个军队，我正在进一步的提高官兵学术训练时，因十二军参谋长林野调红军学校任教育长，我又奉命调接该军参谋长；我到职仅七天，又奉命调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
罗炳辉军长于接到命令时。很郑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的调职，我既为你欢喜，又为我自己可惜！因为由此可以发挥你的才智，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是应该为你高兴的，但我却失去了一个如师如友的参谋长，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他说话时，既肃穆而带有三分笑容，充份流露他人性真情，使我内心有点难过。
我对这一次调职，是欢喜的，但不是为了升官而欢喜，升官对一般军事干部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升官只是加重个人对革命的责任，并无任何好处；责任越重就犯错误的机会越多。我所以欢喜是为了能和同艰共苦的七军同志又聚在一起，这三个月来，七军同志来信，均盼望我回去领导，我亦很信任他们。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官兵间的互相信任，是极为重要的。
那时七军驻在会昌，因此我就决定于三天之内起程。第二天中午，十九师的政委陈漫远来到长汀找我，我见他到来，有不胜之喜，立即和他到大街上的一家饭馆里食饭，坐下后，他对我说：“七军同志已知道你调回七军，张云逸军长及以下的指战员皆大欢喜！李师长（十九师师长）主张我来接你，张军长亦同意，所以我特地由会昌跑来接你，不知你何日动身？”我对他说：“我亦很想念七军同志，两天后就可起程了”。他听了很高兴。即将七军到江西后的一切情形告诉我，如：交换干部、整肃改组派、李明瑞被杀经过及张云逸虽重任军长，但常感忧惧，指战员情绪忧郁，七军在反二次、三次围剿中的战绩等等。我听后不免为之唏嘘叹息!
我们饮了几杯酒，食完饭后，他又对我说：“你既不日动身，我不如先行回去，以免各人悬望”。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便赶着起程回去了。
那天晚上，罗军长备了一席很丰盛的酒荣，邀同军政委谭震林，廿五师师长张宗逊等为我饯行，席间各人都流露着惜别之情，这种设宴送别的情形，在闽赣苏区内是很少有的现象，这亦表示了罗炳辉尚有温情，我的内心亦感到安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带着罗炳辉送给我的一匹枣红色雄马，及特务员阮成，于晨光曦微时即由汀州起程，罗军长及张师长（二十五师驻在汀州）也赶来送行，大家互祝为革命珍重，在依依不舍中，一声再见，我们便分别了。
从汀州到瑞金有一百二十里，我和阮成都急着赶路，那天天气晴朗，步行得很灵活，我因腿部不便，步行二十里即骑马，骑了一段路又步行，中途除了喂过一次马料之行，没有休息，午后五时便到了瑞金，我急于要见朱德，一直找到总司令部，我和他有三年多未见面，他见我到来，大喜!忙请我到他住的一间小楼上谈话。刚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在外工作末返，我们便在烧着柴头的火炉旁边相对坐下，他便滔滔不绝的谈起来了。
“你的情形我从七军同志中，知道很详细。每个同志都说你好，张云逸同志也说你是一个军事政冶两方面部有卓越见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调你回来主持红七军。但毛同志不同意，认为多年不见，要考查一下？因为听说你在广西工作时政治立场不坚定，定的是改良主义路线。直到最近秦邦宪、张闻天两同志，才提起你，他们说在长汀和你谈了一整夜，广泛的讨论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你的见识很卓越，思想很正确，主张调你回来主持第七军。这时毛同志才表示同意，并且说：‘到底是我们井岗山同志不错!’他这个人倒很聪明的”。
然后他又问我的负伤经过和疗治情形，以及在十二军三十四师的观感，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特务员送上酒菜，是一罐糯米洒，一盆大蒜炒腊肉，一盆鸡肉生菜火锅，这些都是他预先吩咐特务员安排的，朱德笑对我说：“龚同志！你还记得四年前我在长哆村你家中吃饭的情形吗？你老太太做的腊肉不错呢？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康吗？”我便将负伤期间，我母亲如何爱护我的一切情形告诉他，彼此唏嘘了一番。朱德又说：“四年前我在上堡鹅形一带打游击；四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现在革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壮大了”。这几句话，是他的感慨，也可以说是表示得意。饭后，我准备告辞，他忙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有很要紧的话跟你谈，我的老婆，今天不回来了，你就住在我这里吧!”这时室外天气很冷，屋子里烧了一盆熊熊的柴炭火，而且吃了好几杯酒，我们的精神都很兴奋。朱德便将我离开红四军后的一切变化都说出来。
“你离开红四军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些都是你所关心的。如陈东日、胡世健都是我们湘南革命的老同志，能力很好，对革命也很热诚而努力。但在几次清党肃反的党内斗争中，都先后被牺牲了!这个幕后主使人，相信你会知道的（意思是毛泽东），由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时，我们红四军中曾闹过‘拥朱反毛，拥毛反朱’的笑话。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是完全老毛一手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说到这里，他似有无限的伤感。接着，又幸灾乐祸的说：“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他顿一顿又说：“现在红军有四个军，而实际上战斗力较强的是四、五、七军。我兼四军、你担任七军，彭德怀的五军，也马马虎虎，只要这三个军弄好，我们就有办法了”。跟着又将三次粉碎国军围剿的经过，及积极扩军备战的计划，详细的告诉我，并告诉我：准备增加七军一个师，要我努力训练，好好的领导等语。
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后，到总司令部拜访参谋长叶剑英，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都闻名已久，一见如故，他身材修长，服装整洁，仪表俊秀，神情开朗，谈吐简洁，相与叙谈，如坐春风。他是广东梅县人，当时苏区内广东人甚少，他对于红七军亦特别关怀，谈到七军整肃改组派情形，深恐影响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气。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关于七军改隶三军团指挥一事，他认为彭德怀虽是毛泽东的爱将，不过目前党中央在苏区领导，不会有因私人喜恶来决定是非的事件发生，但仍劝我以忍让为好，对彭德怀须凡事小心。我见他对我这般亲切，便问他：“我初到汀州时，为什么不让我回七军工作？”他稍加考虑后才说：“这是主席的主张，其中原因，当与整肃红七军改组派有关，朱总司令对我谈过你的事，他对你极赞许，现在事成过去，你不必介意”。
我们谈到上午十时，和他食了早饭后，他将有关军队训练的资料送给我，于是我向他告辞，是时已是正午十二时了，便带同特务员起程赴会昌，当天到达武阳围住了一晚，廿一日正午到达会昌。
驻在会昌的红七军指战员，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欢欣若狂，正筹备盛大的欢迎仪式。我带着特务员阮成，刚到会昌城外，张云逸率红七军各师、团长政委、及军部参谋人员、政治部高级干部等，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队欢迎。我内心交织着悲痛与喜悦的情绪和他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虽回到了手创的红七军，但过去一同奋斗的高级干部，现在，死的死了，调的调走了，俯仰今昔，感慨万千!
晚上军部的欢宴，团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腿伤和健康，并问我分别后的经过。我简单的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早晨，集合了全军指战员，由张云逸布达了我接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的命令。午后，我与张云逸到各部队巡视，指战员情绪都很兴奋。我便决定将军部剩下的公积金（是到达江西前存下的）发给全体指战员每人二元作叙餐费。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军指战员，大碗酒大块肉，欢天喜地的同进晚餐。各人都感到红七军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是我的老战友，他对红七军的爱护，和我一样，干部对他，也非常爱戴；我们交换过去的经验，畅谈今后的发展。流连了三天的时间，还和高级干部欢叙了好几坎，他才怅然分手，到红军总部工作。
红七军过去只有十九、二十两个师，我接长红七军不久，朱德将红三军的一部，和其他军事机关的特务营之类，新编成一个师，补充红七军，编为红七军第廿一师。师长龙云(湖南人，约二十多岁)，由彭德怀所保荐。这样一来红七军的实力，更加强了。当时红军的编组情形如下:
红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兼)辖第四、第十二两军。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四军军长：朱德(兼)辖等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师。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辖卅四、卅五，两个师。
政治委员：谭震林。
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辖第五、第七两军。
政治委员：滕代远。
第五军军长：邓平，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
政治委员：滕代远(兼)。
第七军军长：龚楚，辖十九、二十、廿一，三个师。
政治委员：龚楚(兼)。
军部直属队有:一个特务团、一个通讯连、一个工兵连。师
师辖三个步兵团、师直属队：一个步炮连、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一个担架队。
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连、一个通讯排。
步兵连辖一个特务排、三个步兵排。每排辖三个步枪班、二个机枪排，有困轻机枪不足者暂缺。班有战斗员十二至十六人(班长一、副班长一、观察员二、特等射手二，其余系步枪手)。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时阵亡，该军损失甚大，其部队分编入红五军与红七军。
中共的军事组织体系，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下有军事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军事人民委员，红军组织有：红军总司令部、方面军总司令部、军团总指挥部，军、师、团、连、排、班之系统。
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是党领导军事斗争的，负责有关军事建设、决策、及红军人员考核、升迁等工作；一切军事计划，均透过党的组织，交到军事机关去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亦受军事委员会领导去执行军事行政上的职权。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会议，除了重要的决策由中央政冶局议决外，多由军事委员会召集举行，并以军事委员会之主席为军事会议的主席。
红军总司令部，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的。它是全国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根据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策，及中央政府行政上的命令，领导全国红军的军事建设和作战指挥。但因交通通讯的困难，除中央苏区湘赣边苏区，可直接领导指挥外，其余各远地苏区如：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右江苏区等，均由各该地区的中共中央分局或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故权力只能及于中央苏区及湘赣边区。其他地区则是鞭长莫及了。
方面军总司令部，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才创设的，以中央苏区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湘、鄂西苏区红军编为第二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红军编为第四方面军。当时成立方面军的原因：是因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展甚快，按照当时红军编制，非一个军团所能容纳，且其他地区的红军亦有继续增加之势，同时，还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包含在内。
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并未另行设立，其一切业务统由红军总司令部办理，实际上只是加多一个名称而已。
军团总指挥部，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对隶属各军仅有作战指挥之权。各军的人事、训练、补给、医疗等，均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负责。
“军”是红军建制的最高单位，对所属兵团负有军事组织、作战、人事、补给、医疗上的一切责任。
参谋长的制度：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编制没有副指挥员的设置。参谋长就是指挥员的第一个代理人，这是仿效苏联红军的制度。师以上军事机构的编制，均设有参谋长。团设团副，连设连副，以辅助指挥员。如遇指挥员临时出缺，或因故离职与作战阵亡时，不须侍上级命令之指派，各级参谋长及团连副，立即行使指挥员的职权。参谋长对本军军事单位作战、情报、教育、补给、通讯等一切业务，均须负责研究，并经常提供具体意见，以辅助指挥员；指挥员对于参谋长所提供的意见，必须予以尊重和慎密的考虑。但最后的决定，仍取决于指挥员，参谋长不应固执己见，以动摇指挥员的决心。指挥员的一切决心和处置的实施，由参谋长负责领导各参谋幕僚人员，分别拟具各项实施计划，及命令、训令、电报、通报、报告等，经由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签署后实施，并有监督下级贯彻实的责任。下级指挥员须接受上级参谋长之指导。所以红军中参谋长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红军对于参谋长的遴选，亦特别严格；他的条件，不仅是要有优良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共的忠实党员。
中共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当时亦认识到现代战争已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对于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曾经不断的研究和改进，但因人才的缺乏，亦认为始终还没有达到理想。当时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编成如下:
一、红军总司令部：设有作战、情报、教育、军医四个局(后改设六个局)一个事务室及红军经理部(后改称供应部)。
二、军团总指挥部：仅有参谋处之设置，内分作战、情报两科，另有管理员两人，办理其他事务。
三、军部：设有参谋处，办理作战、情报、教育、通讯等业务；军医处，办理卫生行政、医疗、救伤等业务，作战时期改为临时野战医院；经理处，办理军需器械之补给供应，及前运后送等运输事宜。管理室，办理其他事务。
四、师司令部：设有参谋长一人，参谋室(参谋二人)，军需室(军需一人，助理军需一人）；管理室（管理员一人，书记一人）分辨各项业务。初期有经理处之设置，后已撤销。
红军的经理制度是独立的，军司令部的经理处对上直属于总司令部经理部，对下直接指挥到连一级的军事单位之军需人员。各级指挥员对经理处或军需人员，只在行动上及所属部队之位置、任务、时间、以及所需之粮食弹药数量方面，命令他们执行；对于现金收支，粮食出纳，预算决算事项，均不须指挥员负责，指挥员亦无权过问。因此红军指挥员之调动，没有经理部门的同时交替。
如上所述，当时红军指挥机构的编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员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红军中的公文简便，在办理各种业务时均能迅速而确实执行。且在大家的不断研究中，日趋进步。
关于军事行动之决策研究，凡有决定性者，指挥员均须邀集政委、参谋长、政治主任，四个人在场；参谋长须提出军事情报及军事行动意见；政治部主任，须提供政治情报（包括敌我军官兵的政治情绪）及在政治上配合有关的问题。
决策既定后，参谋长负责主办军事工作实施部份，政治委员负责主办政治工作实施部份。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须互相连系，以保证军事、政治工作之相互配。
红军干部任、免、升、迁问题：
红军初至井岗山时期，人事制度没有建立，军队中的军政干部任、免、升、迁，均由朱德提出，会同陈毅、王尔琢及我商讨决定；待与毛泽东会合后，即由前敌委员会决定。当时的原则，是根据党性(包括党龄、思想)、能力、资历、功绩而取决的。中共苏区时期，团长以下干部由军长、政委提出军党委决定，即可实行；师长以上之干部由红军总司令部提交党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如得中共中央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少数领导人之同意便可)，但师长之任免，则军长及军政委有权提出意见，报告总司令及总政委提交党中央领导决定。
对于任、免干部，无论任何职级，均是以一纸便条通知，并没有正式任命状及免职令；亦无官阶之指明。
(附：红军编制指挥系统表见后)
我接长红七军兼政委后，首先必须明了的是政治委员的职权，和政治部的工作问题。当时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远(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谈话，并查考上级发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员应注意的事项，及红军中政治工作实施纲领等文件后，才有了深切的认识。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由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但如遇有特别情形，或受时间限制，又非违背革命利益者，下级得一面执行，一面设法报告政委。政委和同级指挥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是相处在一起的。在这种制度下，红军的指挥员，是有责任而无权力的。但是共产党为了要发挥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挥员对下级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够贯彻实现起见，在政委工作规定下有：为了要发挥指挥员的军事天才，举凡军队的作战、行动、教育、各种计划和决心，不违背上级意旨和党的决策者，政委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应妄加干涉。同时，在各种场合，必须注意保持指挥员的威信，下级政治委员对上级指挥员，必须以长官看待；上级政委及指挥员，对下级指挥员如有错误，须予以指责或教育者，除错误严重须予撤职者外，不得当着他的下级部属（指挥员之部属）面前指责之，以免损及其威信。除非有万不得已之情形，否则损害了同级指挥员威信之政委，须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 ．
但如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之权，甚至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得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挥员之权，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人员捕杀之，李明瑞之被杀事件，便为一例。
红军的组织中，师以上的军事机构，均设有政治部。团、连有列宁室。政治部设有主任，受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及同级政委的领导及指挥，负责红军中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级政委的第一个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离职或作战伤亡时，毋待上级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职权。团之列宁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设干事两人，连之列宁室不设主任、由连政治指导员负责（连是指导员）；他领导该连内的政治战士以及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训育、文化、党务、及对民众、对敌军的政冶工作。

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军、师、团各级均有委员会之组织。党书记，师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员兼任的。团、连党书记概由政委政治指导员兼任。一般来说，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非党员是秘密的。各级政治部列宁室，就是党的办公厅。连一级设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通常由政治指导员兼任，但亦有连长或排长兼任的；支部下设有党的小组，通常每班一个小组；但党员少者，即以排为单位，编成小组。
红军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与协助军队完成其所负的军事任务；政治部主任与同级参谋长，是经常保持着密切连系的。政治部主任参加军队中的军事会议，及重要情况判断，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报资料，及听取军事情报和指挥官最后所下的决定与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计划。参谋长则拟定各种作战、行动、教育计划时，须于下达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据这些计划，拟订政治工作计划；同时下达政治工作命令，或颁布政治工作的实施步骤。
以上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政治领导的概况。关于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南昌暴动至失败，朱德所部之编入范石生部，亦属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治指导员制，政治指导员在军队的地位低于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军官，他的任务是：
（1）负责军队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兼党的书记)。协助指挥官达成战斗、训育、管理、给养等任务。一切工作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主(有人称指导员等于军事主宫的姨太太，这是因为有些指导员不负责任，专事奉承主官所招来的）。
（2）平时对军队工作，在早晚点名时要作政治性的训话，每日定时上政治课，组织和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维持军风纪。
（3）战时则鼓励士气，向士兵讲解作战意义和目的，提出适当的口号，鼓励官兵，慰问伤员，教育俘虏；发动战地群众协助军队，对敌军作战地宣传……等；在必要时还与指挥官分工合作，担任指挥一部军队作战。
（4）行军时若无敌情，政工人员先行出发，发动沿途民众准备茶水，供应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发动群众准备出卖粮食，供应军队。
若有敌情则随军行动，维持行军备战纪律和精神。
这一时期，指挥官和指导员关系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员能帮助指挥员的一切军队工作，而且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二）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会议止，是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但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之权，他的任务：
（l）领导党的工作（他们多数是兼党书记）。
（2）与指挥官共同负责军队的领导指挥，但军事方面须尊重指挥官意见，政治工作则负完全责任。
这一时期，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关系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时亦经常因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有些指挥官觉得他们妨碍工作进行。他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如指导员时期的融洽。
（三）第三时期：古田会议后改为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委员制度时期，因政委的职权高于指挥员，故常引起指挥员不满，在红四、五军中均曾发生过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见，彭德怀也是其中之一，但为党所拒绝，并且引起一次纠正反政委制度倾向的斗争。
朱德本人，在指导员及党代表制度时期，均与政工人员相处得很好，他自己亦经常参加政治工作。他对军队的-切决策均召集军政人员共同商讨，政工人员对他亦很尊重。但对毛泽东则常有不满表示，他常对政工人员说：一切为了军事胜利，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一目标，这可见得他对政工的重视。
中共的情报工作，一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国共分家以后，便处心积虑的保留了很多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军队中工作。同时还密令地方青年学生党员，投考国民党所办的军校，毕业后渗入国军中去。这些中共党员，是以反共为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们希望由初级军官逐渐升上去，备为将来中共之用。这是中共布置于军中情报工作步骤之一。在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国军营长黄公略，是因通报敌情于中共，被其上级军官怀疑，准备解决他的；他就在湘东特委的安排下与彭德怀联络叛变。又如廿六路军孙连仲部的高级军官——赵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满国民党中央的情绪，而策动了大规模的“起义”皆是显著的例子。
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及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是中共的情报工作者。在接近苏区的地方，他们运用工农及妇女党员，伪装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等各种方法递送情报外，还利用回娘家的妇女，或挑着大粪出田工作的农民，以通过国军的警戒线，内中多藏着重要的情报递送给红军。这些情报传递的方法，虽曾在南城及萍乡，均被团军破获过；但他们所破获的，还不及万分之一，这就是红军的情报来源的一项。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电讯的侦察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
这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的组织，分为四个部门：
一、侦察组：有电报机三座，负责侦察国军电台方向位置，来判定国军的位置与动向。
二、收报组：有收报机四部，日夜不停的窃收国军高级指挥机构所发出以及各军部师来往的电报，如系新密码，即送猜报组研究，若系旧密码即交译报组翻译。
三、猜报组：以王铮为领导，有若干专门研究密码学的高级技术人材（其中有由苏联受训回来的），长年累月的研究国军所使用的最新密码。尽管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经常更换新的密码，但红军的密码专家，运用他们卓越的密码技术，在无线电报侦察中窃取了三至八个电报后，便能将国军所使用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仿照国军的密码方式，制成密码本交译报组翻译。
四、译报组：使用猜报组交下的仿制国军密码本，将收报组送来之电报，翻译成文，送情报机关研究。
中共对这些高级情报技术部门的人员，特别优待，尤其是注意他们的营养与保护他们的康乐。尽管在瑞金最艰苦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要比红军总指挥还要好几倍，使他们安心的从事最有代价的情报工作。同时对于他们安全与居处，也特别保守秘密，经常给他们以最周密的戒备。红军中不仅中下级干部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连红军总指挥、军长之流，也无法清楚其内部，后来我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掌握了最高的机密；而且常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在一起，给我的印象很深。
以上是仅就搜集情报而言，其防止情报外泄的方法，同样周密。红军部队中，布满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人员，及中共党的组织人员；重重的监视着每一个官兵。他们为了要防止泄漏军事秘密，在作战撤退时及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收容队随着后卫警戒部队同行，对于落伍的官兵如无法抬运时，便毫不留情地将落伍者枪毙。在战场撤退时，对于负伤不能行动，又无法搬运时，只要被红军打扫战场的队伍看到，必将之杀死。所以在作战时，国军想俘虏伤兵亦是难事。除了在没有打扫战场的时候，才有例外。那些担任收容队及打扫战场的部队，是派有政治干部率领的。
中央苏区，是个贫瘠地区，经济最落后的农业社会，在这个包括十多个县份的苏区内，要供应十万以上的红军及十万以上的地方民众武装（赤卫军、独立师、独立团）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消费及战争的消耗。而且从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时间，这奇迹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重回红七军的时候，亦为了军需补给供应问题万分顾虑。经过了查询，全部明了了苏区中的措施之后，才知道他们是不惜人民的牺牲，来进行革命战争的。这种毅力和勇气，我当时亦觉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说，就觉得是太残忍而不合理了。
中央苏区的红军待遇：红军指战员的待遇是平等的，他们采取了实物供给制度，每人每日发给糙米一斤四两，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钱，盐三钱；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二元（后改为一元，到最后两年是很少发给了）。服装每年夏季发粗布军服一套：冬季发棉衣一件，夹裤一条，这些衣裤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内衣内裤，原定是每年两套，其实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时，发一张夹布被。天天在行军作战中过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当然是破烂不堪的了。袜是从来没有的，鞋是依靠着苏区的妇女们制造送来的慰劳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对，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烂布条来打草鞋，否则就只有赤着两脚，爬山越岭，行军作战了。可是红军官兵，谁也是肉体做的，而不是钢筋铁骨，吃的不足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穿的不能保持身体所需的体温，天天在挨饥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过体力和精神所能负担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体强壮，在艰苦战斗，营养不良之下，脚部都会生疮烂疼，患者为数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中，士兵烂脚的占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红军的死亡率极大！这完全是由于待遇恶劣，才使官兵受到这种痛苦与死亡的威胁。
怎样去筹集供应这么庞大的红军粮食？说穿了——红军粮食的主要来源，无非是取诸苏区内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制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而他们打土豪的收获，是食物交由经理机关及政治部统一分配；金钱财物，就全数归公家所有，以充军饷；这也是红军的粮饷来源之一。中共就是这样的维持了它庞大的军费政费的开支，及长期战争的消耗。
红军的弹械补充，主要的来源是从国军手中夺取过来。每当弹药缺乏的时候，官兵都希望打仗来补充自己。红军的编组中，每个步枪班，有两名以梭标大刀为武器，及携带四个手榴弹的士兵，在作战时，红军伤亡士兵的步枪，或当时缴获的敌人枪弹，立即交给他们使用。所以红军作战，不论是战胜或战败，只有增加枪械，很少损失枪械的。另外苏区内设有修械厂、翻制子弹及制造手榴弹厂。红军作战时，非常珍惜子弹；就是子弹壳，他们都能尽力保管，以便带回交给经理机关，转交制弹厂翻制子弹。制弹厂研用的火药，有黄色药和黑色药两种；黑色药是用盐硝和以硫磺炭末制造。黄色药是用枯木制成的黄色尘灰，和以硫磺炭末制成的。子弹用黑色药、手榴弹用黄色药制成。其爆炸力虽不甚强，但尚可用；这就是苏区唯一的军事工业。
这些少量的弹药生产，当然未能供应长期战争的消耗；因此，弹药补充是红军最感困难的事。
苏区内没有适合运输的河流，又没有汽车。粮食、弹药、伤兵的前运后送，均要依靠人力。他们动员苏区内的人民，男的、女的，编成运输伤兵的担架队，及运输粮食军用品的运输队。共产党就是这样不惜人民的生命，来克服自己这些困难。
我在回到红七军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总司令部的寝午电：
“限即到会昌龚军长。某密、该军即开赴瑞金县城北面村庄集结待命，并限于感午前到达，勿延。朱德、周恩来寝午参作”。
我看了这一个电报，立即以电话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于本日午后八时，按军部直属队十九师、二十师之序列出发（廿一师正在瑞金整编中）。各师大小行李在各师后头行进，并即补发了一个出发命令，着各师派联络参谋一人，于八时前到军部随同军部行进。我便于八时率领军部出发。是晚天气寒冷，开始出发时，寒风袭人，官兵都有瑟缩之状；但行动后，便将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无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时，我和先头部队才到达目的地。立即命通讯连接通总司令部的电话线，乃由电话与朱德总司令连络，报告本军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他答覆我是“七军部队，可入附近村庄宿营，请即来总部一谈”。那时各师部队巳陆续到达，我告诉参谋处长唐睿(那时七军没有参谋长)分配各师及直属队的宿营地，并着各部队迅速吃饭后休息，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便带了一位林参谋，两个传达，赴相距五华里的总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钟便到了，朱德总司令正在作战室内和参谋长叶剑英，看墙上挂着的五万份一军用图。看到我来，朱德即和我握手，并问我：
“昨夜行军辛苦吗？士兵没有掉队的？现在都到齐了吧？”
“并不见得辛苦！士兵行军力很强，该不会有掉队的。我来的时候，十九师已到齐，廿师也开始陆续到达”，我答。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谈吧”，他说。于是朱德、叶剑英和我三个人便围坐在日字形的大办公抬侧。朱首先对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驻宜黄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蒋’失败，孙连仲部投降后，于今夏调到宜黄来进攻苏区，曾参加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军未受到大的损失，但和我们作过战，退守宜黄不敢出来。他们的官兵都是华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气炎热，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现在南京又积极布置第四次围攻，由于不惯山地战，他们便不免发生恐惧。同时南京对该军完全以杂牌军看待，从来没有补充该军的枪弹；军饷和粮食运济数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军队之中央军；时间上又常拖延时日。同属国民党军队，而待遇不公平，致该军官兵发生极大的反感。该军参谋长和一位旅长，是我们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来广昌，跟我们连络；准备伺机起义。我们已督促他迅速行动，并允许他编为一个军团。最近该军总指挥孙连仲，已前往南京，要过年后才能回来。他们（廿六路军的中共党员）准备在过新年的时候，乘机起义。前几天又派代表李某来连络，据称已得到一位非党内同志的旅长赞成参加，要求我们派兵策应。一切问题，都已商定。本拟派七军开赴宁都，协同策应。所以调七军先开来瑞金，再转赴宁都。但昨晚接到四军由广昌发来的电报，据云已派一个师，开赴宁都，准备于三十日开始向宜黄推进，卅一晚到宜黄附近，并已与宜黄城内国军同志取得密切连络，无庸七军协助。我刚才正和剑英同志研究，七军赶赴宁都，廿九日可到达，时间尚足；但到宁都后，又马上要向宜黄推进，不免过于疲劳。现宜黄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两个旅为基础；四军又愿意单独负责完成这一个任务，使全军迫近宜黄策应，则兵力尽已足用，七军可不必再赴宁都。但仍应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备必要时调动”。
叶剑英接着说：“我也认为四军全部，已足担任这一个任务，七军可不必再出发，就在此间整训。廿一师已编组完成，可即乘此期间命归还七军建制。龚同志应特别注意该师的整训工作”。
谈话至此，他们见我有点疲劳，且知我夜来行军末得休息，便就让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总司令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语气非常兴奋：“廿六路军起义，已顺利的成功了。四军昨天已进出宜黄东北地区，掩护起义军队整理，并准备于今天开始南下，移驻宁都；宜黄县城，暂由四军接驻。今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该军处置问题，另有通知给你，晚上便知详细情形了”。是日午后二时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时，在中央政冶局开会，请按时出席”。中央政治局办公室，距我驻地不远，我于晚餐后前往出席。会议厅是在一间民房的楼上，长方形的大厅，四张方枱连接的摆在厅的中央。枱面铺上一块白布，周围摆着日字形的木凳；厅之一端，摆了一张日字枱，放置着茶具，另一端挂了一幅中国地图；厅中的会议枱上面，吊着一个大的洋油灯，照耀着全屋，虽不十分光亮，但比我们军部挂了一只马灯要明亮得多，这就是一个重要会议厅的布置。我走到楼上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正坐在会议厅的旁边谈话；我先向他们敬了礼，他们都站起来；毛泽东笑容满面的走前来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苏区以来，这是第一次和他会面。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泽东，嘴角的笑容掩不住他的憔悴！这可能是三年来的艰苦斗争生活，给予他的影响，同时，党中央迁来苏区，对他的权力抑制，也使他很不愉快吧。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热情的说道：“你健康好吗？”我说：“我好！祝你健康”。他接着说：“多年不见了，我们革命同志，经过了几年的斗争，今天尚能再见，真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张闻天说：“龚同志是我们井岗山斗争的老同志呢！”张闻天接着说：“我早知道了。我和龚楚同志谈过了一个通宵”。这时，周恩来已上来，他只向大家点点头，那副冷酷的脸孔，可比较平常温和。毛泽东斜视他一下，又望望我，好像有点不自然的情形。接着项英、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发等，都先后来到。朱德随即介绍我和彭德怀见面：“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龚楚同志”。我和彭德怀互相握手，林彪很有礼貌的走过来和我握手，我说：“你好吗？你还是往年那么年青”。他很兴奋地说：“祝你好！”我观察他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沉默（那时他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忽听得周恩来叫道：“请大家坐下，开会了”。各人便纷纷入座。周恩来坐在主席位上，张闻天在左，毛泽东在右，朱德、彭德怀、我、邓发等，连坐在一起。先由周恩来站起来报告，略云：“驻宜黄的廿六路军的孙连仲部，由本党同志该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策动，说服了警卫旅长季振同，于一月一日晚上起义，其经过情形是：先由赵同志借春茗之名，请全军团长以上的官佐饮酒，乘机将全体军官拘留。同时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旅长，集合全军官兵，监视着全军的部队，宣布参加红军革命。如不愿共同行动者，无论官或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离去。当时除少数官佐离去外，百份之九十五官兵，均愿意参加红军。被拘留之高级军官，亦任其自由离去。现起义官兵共有二万余人，械弹甚多，已由第四军掩护该军开来宁都整理，这是该军起义的情形。关于该军的初期处置，已令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但要如何保障这个胜利的果实，是我们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请各位提供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站起来说：“关于该军的编组、人事、和整理问题，军委会曾经研究，并提出以下的意见：
一、依照红军现行编制整编，按照现有人事，分编为十三、十五两个军，成立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
二、以赵博生同志兼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为十五军军长，确实掌握部队。其余各级军事干部，目前仍由该军旧部遴选充任，以后再继续调整。
三、派萧劲光同志为该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由现有红军中遴选优秀政治干部调任，迅速展开该军团的政治工作。
四、对该军团之动摇份子，应迅速调整，由萧劲光、刘伯坚，会同赵博生、董振堂负责办理。
项英报告完毕，并交出书面提案。周恩来对于萧劲光为政委的问题，曾再三考虑，且问张闻天对萧劲光的印象如何？张闻天表示同意，并说：“不过小资产阶级意识稍强一点”。毛泽东接着赞成这一建议，并说明该军是国民党部队，若不派一位有相当学识能力的干部，去负领导责任，恐怕不能取得该军官兵的信任，关于以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甚为适当。刘同志过去曾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与该军有历史关系。毛泽东说完，大家并无异议。周恩来提出，关于其余各级政治工作人选问题，请总政治部迅速从四、五、七军政治部同志中，立即遴选派去；俾能加强党在该军的政治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即要求我们各军负责人回去后，立即办理，两天内将名单送交总政治部。
我当时提出关于人事调整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该军官兵的不安心理；并应注意到如何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鼓舞该军士气。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并决定先以三万元犒赏官兵。林彪提议：为了保障这一胜利果实，对于该军政治控制工作，应马上展开。请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计划，并展开工作。毛泽东听了之后，即对周恩来说：“林彪同志很进步呢？是不是？”周恩来微笑点头。以后王稼祥提出两个提案：
一、立即发动苏区各地劳军运动，并在宁都举行欢迎大会，以鼓励该军士气，扩大政治影响。
二、由党政军高级干部在瑞金开会，欢迎季振同参加革命，并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经过之地，均举行欢迎会，以坚定其意志。
这两案全体同意，并请总政治部会同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动。
会议经过了三小时才结束。我走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说：“龚楚同志，你在这三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负了重伤，我想找一个时间和你谈谈，好吗？”我说：“请主席约定时间，在我末出发前，随时我都可以来”。他听了后，说：“好！我会通知你”。
会议后的第三天，第五军团后方办事处便在瑞金成立，剩余的各种械弹军品，动员了很多人员由宁都搬运到瑞金来，苏区党政军人员，皆大欢喜！
不久，苏区党政军高级人员在中央政府礼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起义来归的高级将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都感到无限的快慰!
会后，朱德在红军总司令部设筵欢宴他们，使他们更加兴奋!
这便是国军廿六路军起义，投入中共的一幕。由于廿六路军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实力，也提高了红军的士气，和苏区人民的革命情绪，而且破坏了国军对苏区的包围圈，沉重地打击了国军的士气，延缓了国军积极筹划的第四次围剿计划。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我军（七军）奉命改隶于第三军团指挥，移驻会昌西北地区整训。十一日全军三个师（十九、二十、廿一）均驻在会昌西北十里附近乡村；第三军团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驻会昌县城西北郊区，总指挥部与我七军军部距离约十里，因为初辖第三军团之故，我于各师营地布置好后，即于十三日准备到总指挥部拜会彭德怀，我先打了一个电话征求他的同意，他很高兴。并约我于午后二时到达总指挥部。我依时到达总指挥部村外时，他的参谋处长张翼，便在村前接我，他前是七军十九师的团长，我们相处极好，隔别一年，在此重逢，心里有无限感慨！他简单的告诉我：“彭德怀曾向他详询我在红七军的情形，七军官兵对我的观感及我为人作风如何？”他曾一一的告诉他，“他表示很希望我和他合作”。关于彭德怀的为人，他说：“是一个勤俭克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泽东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
我们来到总指挥部，刚踏入门，即见彭德怀走出来，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答礼后，立即和我握手，他开口就问我：“部队还好吗？”我说：“还好”。他随即介绍他的参谋长舒适给我认识，然后请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内。这个办公室，又是他的卧室，床前是办公枱，光线很暗，枱的右侧，烧着一炉炭火，他坐在床上，另一端是一条长木凳，我和他在火炉边对面坐着，他对我说：“我已经请求朱毛调你为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但还未获答覆，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的精神体力不如往日，现任军长已感吃力，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必尽力领导七军，追随你为革命奋斗”。他听后，面露愉悦之色。
我们的谈话直到下午五时，晚餐已备，他亲自煮红烧猪肉，并备了一瓶白酒，就在火炉旁放置一张小矮枱，一同用膳。那天气候寒冷，坐在火炉边，饮了几杯酒，全身感到温暖，他的谈兴更浓，谈到军事，自命最有办法，目空一切；谈到政治，他觉得只要有军队实力，便自然有办法；谈到党务，他有无限感慨！认为女人，是不够革命的，政冶委员制度是对指挥员的不信任，你（指我）兼任政委是最好的事，亦证明党对你的信任……等等，一直谈到下午八时，我才起程回军部。
我自和他经过这一次深谈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那天谈话，因我很少发言，事后他对张翼说：“龚楚军长太沉默，要他多和我连络”。张翼告诉了我。我们都以为他的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凡事以正常同志的态度对之，岂知因此而招致他的妒忌，以致后来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第三章
战略和战术的转变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由军事委员会主持，召开一次连续两天的军事会议，开会地点是总司令部前座左侧的一间会议厅，这是一座土砖建筑的旧平房，面积约为十五尺乘廿五尺，中间摆着连接五张四方木枱，每张约有二尺六寸乘二尺六寸，上面铺上一张白布，上首及靠近之两侧，摆有几张竹椅；此外是围摆着木凳，共设有二十多个座位，枱上放置三碟土制纸烟、火柴、及铅笔、小刀、土拍纸簿等，厅的一角小枱上，放置了两个瓦质的大茶壶和磁质的茶杯，壁上悬挂着一幅全国大地图及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天花板上吊有两盏火水油灯，此外并无他物。
我和彭德怀、滕代远、邓平等一起到瑞金总司令部，时间已是下午三时，那时项英亦在总部，晚餐后，项英约我到瑞金近郊他的住家，时已黄昏，贺昌已先到达，候我回来，我们见面后，他又拉我到瑞金街上一家小饭馆小酌聊天，谈论有关七军的情形，因他参加总政治部工作，我提出了健全政冶部工作问题，应调叶季壮回红七军，接替袁任远的政治部主任，因袁任远虽是七军的老同志，但他不会讲粤语，能力亦不及叶季壮，故有此拟，他很同意（叶季壮是广东人，七军调换干部被调总政治部工作），晚上十时，我才回到他的家里。
第二天早上，我和项英同到总司令部共进早餐，九时准备开会，到会者计有：李特、秦邦宪、张闻天、项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季振同、董振堂、邓平、罗炳辉、谭震林、林彪（他新升任四军军长，时廿五岁）及我等,共有二十多人。
项英坐在上首的主席位上，左李特、周恩来，右朱德、毛泽东，其他的首要们均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此外各人自由选择座位坐下。
项英宣布开会，略云：今次会议，预定两天，今天上午由秦邦宪同志作政治报告，下午由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明天讨论我们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现在先请李特同志讲话。
李特的讲话，略云：中国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正式在闽赣苏区成立，这个地区，是代表全中国工农兵利益的国土；过去的苏区可以随时放弃，和随时收回，现在是全国人民所瞻，不能让敌人踏入一步，因此，游击战争的时代已成过去，巩固国土，扩大苏区，继续完成中国革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当前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战略和战术上必须要有适应战争需要的重大转变，希望各到会同志虚心检讨……。最后他说：我为了工作关系，要先行退席，下午再见。
秦邦宪接着作政治报告：第一部份是国际形势，他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积极争夺殖民地和新市场，以挽救他们即将崩溃的经济危机，因此，帝国主义之间又酝酿着争夺殖民地的新战争；同时，因为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日益强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兄弟党在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大团结，日益巩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震撼了帝国主义者；他们又在企图联合的向苏联进攻，以消灭世界革命运动，根据上述的形势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很快的来临；但大战性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反对苏联，消灭世界革命的战争；第二种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苏联为了保卫世界革命运动，正在积极备战，随时应付新的战争威胁，并号召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准备为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而奋斗；同时要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成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性质的战争而奋斗。
国内政冶形势——由于去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沈阳，侵占我国东三省，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革命军人，以及一切爱国份子，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抗日斗争；这是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
关于本党现时的政策路线是：本着六全大会议案精神，实行土地革命，扩大苏区，充实红军，团结工农阶级及全国民族抗日力量，以实现抗日救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他的报告完后，已至下午十二时廿分，项英宣布休息，并进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继续开会，由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要点如下：
(一)红军自成立以至成长，都运用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粉碎了民党军对井岗山及闽赣苏区的围剿，并壮大了红军，这种战略和战术，过去是成功的，是值得赞扬的，但我们不能认为是在任何战争环境，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的；我们的战器和战术是要因应战争环境，作战目的，而拟定的；譬如我们现在要固守苏区的土地，不让寸土给人，就不能再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我们要消灭敌人的大兵团，就不是依靠袭击、埋伏、截击等游击战术所能达到战争目的的了。我们红军今后要守土，就要进行防御战；要扩大苏区，就要进行攻城战、阵地战；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战略是要根据这些战争目的去拟定的。至于战术上：我们要在作战时包围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逐渐转变敌我的优劣形势，以完成我们的作战任务。
(二)过去红军官兵作战，因为敌进我退的战术原则，在防守时缺乏坚韧性；因为速战速决的战斗原则，进攻时缺乏持久性；这种缺点不仅要在学术上要从新研究，在思想上尤须要彻底转变。
(三)游击主义，对于红军官兵的作战心理和生活影响，亦极为重大，过去官兵散漫，就是游击主义的表现；故今后红军官兵，必要养成军人严肃的生活习惯，提高军人纪律，是为培养军人新学术、新思想的主要条件。
（四）关于军队的训练问题，术科方面：过去有日式、有德式、又有苏俄式，各由各主官所学的自行教练，无法统一，今后应由红军学校重新拟订步兵操典，以资统一。学科方面，应以苏联新战术为主体，方能统一学术思想，便利作战指挥。
他这个报告历时三小时，而且在修辞上相当精采，我们一班军人当时都觉得周恩来不是军人，而能够作出这个报告，出乎意料之外。但关于反对游击战，进行正规防御战仍多抱有怀疑的心理。
散会后，你问我，我问他，三五成群的谈论，特别是毛泽东，表现不满意，他问彭德怀“你同意吗？”彭笑着摇摇头。
晚餐后，我仍随项英到他家里，贺昌、毛泽东都跑来了，我们围着小圆台，坐在小矮凳，谈论会议的情形。我对项英说：周恩来确有两手，不愧做了几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瞇着眼，仰着头，哈哈的笑着说：你太天真了，你以为是他自己的创作吗？这是李特、朱德、我和老周四个人，研究了两天，才列出了这个报告的原则，他不过加盐加醋，把它整理成文罢了。贺昌听了，立即说：“你是现时的军委会主席，为什么不担任报告？”项英说：“他要争着做，我乐得少点麻烦呢”。
第二天的会议，亦是上午九时开始，项英宣布上午讨论事项：
（一）检讨游击战术对今后战争的影响和作用。
（二）肃清游击主义思想和行动。
（三）树立红军的纪律性，健全红军军人生活。
以上三个问题可同时发言。
毛泽东是第一个发言者，他认为：红军现时的力量，尚末达到能与国军进行阵地战或攻城战的程度，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还是现时战胜敌人主要战略原则，他不反对要从战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逐渐消灭敌人，否则就是军事冒险；同时他认为诱敌深入，不是惧怕敌人，放弃苏区，而是更好的消灭敌人，保卫苏区的作战方法；我们能够战胜优势的国军，不应该单独倚靠红军力量，而是要充份发挥革命群众力量，以配合红军作战；这是我们所独有的优越条件，亦为敌人所没有的条件，现在要舍长取短，实非上策……。
彭德怀接着发言，他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我们过去若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作战，无不失败，但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作战，即使战败了尚能保存实力，不至一败涂地。至于军队要有纪律，是应该的，我素来都很注重，今后希望大家都应注重”。
接着有许多人发言，大意都是反对完全放弃游击战；关于战略战术之决定，应根据：敌情、地形及自己的兵力来决定；对于反对游击主义，增加战争的坚韧性，军人生活纪律化等都表同意。
下午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有以下之决议：
（一）在红军中展开反游击主义的思想斗争。
（二）树立红军军人的纪律生活。
（三）展开研究和学习攻防战的战略战术。
（四）军队训练：术科方面由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负责组织一个步兵操典研究组，由刘伯承为组长，各军军长为组员，并指定左权负责翻译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一册，以资研究；迅速订定中国红军步兵操典，以统一术科教练。关于战术之研究，以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二册为主。并参考其他军事书籍；红军学校应起战术研究的领导作用。
这次会议便结束了。
军事会议结束后，红军总司令部，只下了一道训令，饬全体红军干部研究攻防战的战略和战术。并由红军学校印了一部“苏联步兵操典”第二部的中文译本，分发给连以上军政干部研究，但没有研究计划颁发。那时红军是在整训期间，但因随时要准备行军作战。我采取重点教育的方法，拟定实习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研究部队作战的战术基本原则；第二期是：诸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第三期是：战略原理。
那时我的军部既由我自己兼政委，又没有参谋长，参谋处长唐睿虽然懂得参谋业务，但思想迟钝，作业甚缓；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因不懂粤语，在政治工作督导上，不免松弛，但工作计划尚可应付，我只好将政治工作部份责任由他负责，我自己专心进行训练教育工作，我将训练计划草拟后，即召集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参谋处长唐睿共间研究，并由参谋处颁布宜施。
七军初期战术研究实施计划大略如下：
（一）宗旨：以快速养成干部之攻防战术学识和运用为目的。
（二）科目：战术基本原则，内分进攻部署和防御配备。
(1)进攻部署——内容有：军队区分(指制队、突击队)，攻击重点选择要领，战场警戒、进攻队形、接敌运动、战斗展开、战斗前进、冲锋准备、冲锋实施、阵地内战斗、阵地内追击、进攻最后到达线、阵地外追击等。
(2)防御部署：阵地配备、火网构成、侧防射击设备、阵地警戒、射击时机、近距离火战、反突击、局部出击、全线反攻等。
(三)编组：分编甲级研究班、乙级研究班：
(1)全军之连长以上军政干部为甲级班，由军长主持。
(2)以团为单位，优秀之排长、连副、编为乙级班、由团长主持。
(四)训练方式：甲级班以讲解及讨论方式进行；乙级班，以讲解及现地作业方式进行。
(五)时间：每日一次，每次两小时，甲级班，下午四时至六时(休息时间)；乙级班，上午六时至八时(晨课时间)实施。
(六)进度：根据快速完成初期计划之原则，另订进度表。
我这个计划订定后，立即颁布全军实施，干部对此次训练计划非常高兴，学习精神比较政治训练要高得多，讨论时亦很热烈。乙级班，有很多战斗员要求参加，但因人数太多无法容纳，后来为了满足指战员的要求，改以连为单位进行，成绩亦很好。
当七军研究工作展开后，五军还未开始，彭德怀通知我，将七军的研究计划给他，他并带同张翼(他的参谋处长)亲来参观研究情形。他对我讲“你的计划极好，五军要学你们的”。这是我见到他最虚心的一次。
在这个计划开始时，政治部提出了提高学习精神,完成战术研究计划的口号；并规定每晚八时至九时以连为单位召开学习检讨会议；发动指战员写壁报，鼓励成绩优良的干部，交换学习经验等等，以配合军事训练工作。

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与驻上海的国军十九路军激战，全人民抗日情绪的情形，空前高涨！中央苏区于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于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赶赴瑞金出席，时间大约是八日晚上(是农历新年第三天)，地点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开会之小木楼。出席者有:李特、陈绍禹、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邓发、刘伯承、赵博生、彭德怀、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个人，会场的设备与上次一样，仅增加了一个洋油大吊灯。楼小灯多〈有二盏灯)，顿觉光朗，但洋油灯的烟臭气味，弥漫全楼，又因天气寒冷，窗户不能全部打开，空气混浊，很不好受。会议在下午八时开始，由秦邦宪主持，会议气氛肃穆，他简略的报告了日军侵沪，十九路军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极高的情形后，并对时局作了分析，及本党政策的报告，略云：日军侵沪的情形，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有两个可能:
一、国民党可能进行全国团结，领导抗日战争。若如此，我们红军必须争取合作抗日条件，以求在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抗日过程中夺取抗日领导权。
二、国民党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签署卖国和平条约，及反共协定，全力进攻苏区，实现其所谓安内攘外的骗人政策。若如此，本党即必须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阴谋，发动全国军民与红军合作，实行抗日战争；迫使国民党放弃其进攻苏区，消灭红军的企图。
他报告完后，周恩来接着发言，略云：现在的国内形势最有利于本党军事和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握这一个时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在政略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对于军事建设上，我主张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动员全苏区的壮丁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实力。战略上应先夺取赣州，使赣江西岸至湘赣苏区之广大地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然后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扩大苏区，使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发展。
当其报告时，睁眉禄眼，紧握拳头，意气激昂，大有气吞牛斗之势!
毛泽东的态度很沉默，又很安详，毫无兴奋表情，待周恩来说完话后，他才缓缓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来，并左顾右盼一番，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秦、周两位同志的报告，原则上我很同意，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我不敢过于乐观；我认为国民党不会立即和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照情形来判断，乃是自发的，不能当为国民党当局有计划有准备的战争行动，他必定在加强局部战争中，换取谈和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政略上尽管提出全国联合抗日的口号，以争取全国广大人民和各阶层如作家、新闻界、学生、工人、农民等抗日民族组织或个人的同情与合作，藉此破坏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誉，我们能够收效多少，对本党总是有利的；若我们估计得过高，则很易松弛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和招致失败的情绪。
关于军事方面，他仍以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是红军军事行动的最高原则，没胜利把握的仗，以不打为宜；攻赣州的提议，他同意，但必须要集中五倍至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干净的消灭敌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败；五军团应该乘此机会使用，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
彭德怀接着站起来了，他的面包铁青，但声音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极力抑制情绪似的，说道：“各位同志对政治的见解我很同意，军事方面，我主张立即行动，我敢担保一个星期打下赣州，请中央同意将这个任务交给我”。
朱德在会议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政策，军事上亦同意攻打赣州。
项英、刘伯承、赵博生、林彪等均先后发言，大意都是扩大抗日宣传，严防国民党妥协卖国；红军要藉抗日救国之名，积极向外发展；本党要呼吁全国军民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后发言的一个，我首先说明：对政治局势的分析，我同意毛泽东的见解；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但不是取消主义，而是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一局势的发展，积极去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使本党的愿望得以实现。关于进攻赣州的军事行动，我亦同意，但我认为除准备军事进攻之外，还要对赣州城的国军，展开政治攻势；我们是要利用抗日的名义，呼吁守城官兵及抗日民众，和我们团结抗日；在我们军事进攻之前，要先进行政治战、精神战，以瓦解其战志气，是可能收到“末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关于军事准备方面，我认为本非今日会议的讨论范围，但因行动时间紧迫，不能再召开军事会议，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讨论；赣州城高墙厚，且有两团守军，我军又缺乏重武器装备，难作攻坚之战，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们对于现有的炮兵(包括迫击炮在内)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给予城内守军以重大的火力威胁，以配合步兵的进攻；对于爆破器材，坑道作业器材等亦须事前充分准备，俾免临时遭遇困难，这是军事学上多谋必胜之意。
当我说完话后，彭德怀急忙站起来，大声说:“赣州城算什么？长沙我都打下了，龚楚同志太没勇气，还谈什么革命”。
泰邦宪忙制止他再说下去，并说：“我虽非军人，但我觉得龚楚同志的意见是深谋远虑的，果使能‘不战而闻人之兵’又有何不好？而且即使不能收预期的效果，亦与我们无损，政治的进攻和说服工作，是应该与军事相配合双管齐下的”。
朱德又接着说：“赣州守城国军是马昆的独立旅，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马昆与罗炳辉军长都是云南人，且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不妨着罗炳辉写信去劝他和我们合作，事情不是绝无希望的；我们尽管做就是了”。
李特最后讲话由伍修权翻译，大意是今晚的会议很成功，政略及战略均有正确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政治采取广泛而强大的攻势，军事亦采取攻势，先攻赣州的战略，很有意义；若能完成这政治军事两大任务，即对国际的影响极为重大......。
继由张闻天综合各人的意见，提出了政治、军事议案各三条，无人反对，一致通过。
〈一)政治决议案内容：
1、本党坚持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联合抗日，促成国民党的抗日行动，以解除国军对苏区继续围剿的威胁。
2、把握抗日时机，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在抗日过程中，壮大自己。
3、立即通令全国各地组织，利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学生的反日情绪，在全国各城市组织人民抗日救国会，督促国民党政府，扩大抗日战争，本党对这种民众组织，必须取得领导地位，以实现本党的抗日主张。
(二)军事决议内容：
1、以抗日为号召，发动苏区工农参军，首先充实红军。将现有的组织充实，继续扩大红军组织。
2、苏区红军应立即集中行动，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号，攻打大城市。
3、江西苏区红军，应首先攻下赣州，使赣江西岸苏区与东岸苏区连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接到总司令部二月十一日的命令，大意如下：
1、三团为主攻兵团，进攻赣州县城。
2、一军团之第四军，以主力进占南康新城(赣州至大瘐交通要点)，截断粤军援赣通路，并打击援赣之广东部队(此时林彪己任四军军长)。
3、第四军派一个团，进出赣州县北之沙地，对吉安南昌方面警戒，并阻滞该方面向赣州增援之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兵团，控置于赣州附近之赣江东岸。
5、第十二军仍驻长汀，相机夺取连城、上杭两县。
我立即打电话报告彭德怀，他答覆我是：总指挥部亦同时接到命令，你准备明天先行出发，我率五军跟进，明（十四日）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至大田市渡过赣江上游之桃江水宿营，于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县城，命令稍迟即可发下，这次进攻赣州意义重大，请你鼓励全体指战员，奋勇以赴，务期于一个星期内攻下赣州，如有作战不力指战员必予严厉处分等语。
我立即召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及参谋处长唐睿前来，将总司令部命令及总指挥以电话通知明（十四日）出发的情形告诉他们，着参谋处长即拟定明天行军计划及给予各师以命令，并先行以电话通知各师今晚完成一切行军作战准备；政治部应即拟定行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计划，颁发各师实施。是晚九时才接到总指挥部向赣州进军的命令，他的作战计划大意是：七军于十六日拂晓进占赣州东门至小南门之线，向赣州东南门进攻；并掩护第五军向西门至小南门连接之线，向赣州进攻。
我当晚即派遣探员一组（三人）按行军路线沿途侦查敌情，并下达命令大略如下：
一、据确报：赣州城内驻国军为独立廿四旅马昆部二个团。
二、本军奉命以进攻赣州城为目的，决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集合出发，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经大田市渡过桃江水宿营，准备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
三、行军序列：
(1)十九师附工兵连为前卫，按行军计划路线向赣州侦察前进。
(2)军部直属队、廿师、廿一师（缺一团）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3)廿一师之一个团为后卫，掩护本军大小行李在本队后跟进。
四、行军时余在前卫师之本队行进。
注意事项：
(1)全军大小行李，行军时由军部管理员指挥。
(2)各师派连络参谋一人，传达两人随余行进。
(3)驻军警戒由前卫师担任。
(4)抵达大田市时，前卫师立即渡过桃江水对赣州方面警戒，掩护工兵连架设轻便桥，协助后续部队渡江。
十四日我军按照命令出发，十五日按照预定计划渡过桃江水宿营，总指挥部第五军在大田市宿营。是晚接获之情报，敌情无变化，但赣州城门检查出入人民极严，已准备守城。
我于是晚下达进攻命令，大意如下：
(一)敌情无变化，但有回守待援企图。
(二)友军情况：
1、第四军明(十六日)进出南康、大瘐间新城之线，截击向赣州增援之粤军。
2、第四军之一个团，进出赣州北面之沙地对北面警戒，掩护我军攻城
3、第五军团控置于赣州之东、赣江东岸，为总预备队。
(三)军围之进攻部署：
1、第五军进攻赣州西门亘小南门相连之路；
2、本军进攻赣州城小南门赣东门相连之栈；
3、战斗分界线：小南门至南门外高地之线，线上属第五军。
(四)我军之攻击部署：
1、十九师为主攻兵团，进攻东门外街道及东城门亘赣江右岸之线。
2、第廿师一个团为钳制队，进攻小南门亘东门大街屋后之线。
3、其余为预备队，控置于东门街道外南端村庄。
4、廿师(缺一团)以一个团为战场警戒部队，占领预备队村庄西南面之山地，对西南方向严密配置警戒。
(五)我军之野战医院设于大田市。
(六)军部随主攻兵团行动，余在军部。
十六日拂晓，我主攻部队迅速扫荡了东门城外之国军，占领东门街道两侧之商店，并迫近城门设备巷战工事。国军两个团固守城内城墙，城墙厚约三十尺，东南门外有与赣江相连的护城沟，水深三尺以上。红军没有攻坚武器，无法破坏城墙。南门外是一条正对城门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边，因此，我们的攻击部队，乃沿着街道两旁商店，穿墙前进，直抵城下。我亲自缜密侦察，决定由东门外右侧水沟内水面之上，开挖坑道，爆炸城墙，并从城外电灯厂，拆来大铁板，遮盖沟面，进行坑道作业，惟因坑道底须与沟水之平面平行；过低即有水渗出之顾虑。坑道内之上层，不足五尺，须以杉木支撑，提防崩溃。且因坑道内之高度，不足四尺，搬运泥土杉木，往返不便，作业亦感困难，致工程进展极慢。经过六昼夜作业，坑道内端达到深入城墙约五尺，仅及城墙的厚度五分之一。
这时，彭德怀命令于翌晨六时，施行爆炸，乘机攻城。当时我曾提供意见，必须待坑道深入城墙过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两天时间进行作业。但彭德怀好大喜功，坚持己见，拒绝我的建议。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内装置炸药，准备按时爆炸。并令十九师备好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墙。可是爆炸的结果，仅将城墙外层炸崩约五十尺宽的面积，守城国军即以沙包在城上构筑侧防工事，经过二小时的冲锋战斗，我军无法抢登城墙。且伤亡过百。第五军攻西南门，亦无进展。于是又从新寻找新坑道口，再行坑道作业。可是，同样末完成作业，彭德怀又命爆炸，复归失败。而五军方面亦毫无成就。
当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后，由总政治部负责的政治策反工作开始。印了很多招降小传单，用弓箭束缚射进城上，呼吁国军官兵与红军合作抗日。晚间组织宣传队，在城边高声呼叫，进行对敌宣传，并电请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亲来赣州城边致书守城旅长马昆，劝其来降，并约他来城上面谈。当时城内官兵，都极动摇，绅商闻此消息，深恐守军投降，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财产，乃以绅商经常随从马昆，劝其坚强抵抗；另由绅商轮流上城督战；这一政治攻势，依然归于失败。
红军两次炸城失败，朱德偕参谋长叶剑英，亲到赣州前线视察。我带着他们视察各爆炸口及巷战设备，并将经过情形面报；他们也认为过去若能多以两天时间，延长坑道，必可成功无疑。功亏一篑，至为可惜。现在应继续侦察新坑道门，再进行坑道作业。
当时，叶剑英问我：“三军团攻城部署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时，可能出击的地区在那个方向？”我告诉他：五、七两军接合部之小南门外高地，兵力配备薄弱，且无防御工事设备。国军若从城内挖坑道通出城外，攻占我军阵地，即可截断五军的退路。但该地区在五军战斗境地之内，我已通知彭德怀总指挥注意；可是仍不见其改善。现七军重点置于左翼，也就是注意该地区的变化。
叶剑英认为我的意见很对，要我特别注意。朱德偕叶剑英离开了前线第二天，侦察员即来报告：“赣州北门昨夜已架设浮桥，由吉安南下增援部队，为陈诚十八军之十一师、十四师，该两师已在今晨过桥入城”。同日午后六时，又接赣州北面沙地担任对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军一个团的报告：“国军两师，昨晚已通过沙地，向赣州增援，我军因兵力薄弱，无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语。
守城的国军已得增援，我们的总指挥部还没有新处置，我只得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
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天还未亮，西南门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军发动的攻势展开了。虽然本军的阵地并没有发生战斗，但我急速将指挥所，移到小南门附近小高地，令廿师特别注意戒备。拂晓时，国军两个团，由坑道进出小南门洼地，向五军阵地猛攻，旋即占领，并向五军退却部队追击。我即将集结的廿师及廿一师共五个团兵力，向国军则背攻击，将国军击退，恢复第五军已失的阵地。这时，彭德怀偕第五军军部已向南退却，我乃按第廿一师、廿师的次序，陆续向南退却。我亲自指挥十九师作掩护部队，击退了国军的两次攻击。从容脱离战场，撤至桃江水东岸之大田市附近一带休息。
是役，是红军反国军三次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攻击了十九天的时间，不但没有攻克赣州，反而遭受了损失。红七军伤亡指战员百余人，红五军伤亡最重，超过五百人以上，且被国军俘去师长一员，及指战员二百余人。红四军在新城击退了粤军独立第二旅，伤亡极少，红五军团没有参加战斗，撤回江口塘休息。
总司令部在长洛墟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均亲自赶来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龚楚、邓平、赵博生等；首先检讨攻赣州战役失败的原因。
彭德怀首先指出：“龚楚同志领导第七军，坑道作业不力，不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两次爆炸均末成功；致延误了时间，而遭受失败”。我即席批评这是他的主观判断，并将彭德怀的错误，和战役经过情形，作了一个详实的报告。同时又申明红七军未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坑道作业，我自己应负责任，个人决不推诿。
朱德站起来说明两点：“（一）我曾亲到赣州前线视察，发觉七军之坑道作业工程浩大；且在敌军火力控制之下，自较其他地区为困难。彭同志如能亲到七军前线视察，那么，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业未完成前，实施爆炸，致两次爆炸均告失败。因此，这次失败责任，不能单独由龚楚同志担负。（二）五军西南方的坑道作业，施工较易，为什么不能将城墙炸垮？这责任是应该追究的”。
叶剑英继续指出：“五军攻城部署有很多缺点，各攻击据点，没有构筑坚固工事；尤其是夜间警戒太过疏忽，致敌军出击时，攻入师部才发觉，连师长也被俘去，这还成什么话？”
彭德怀和邓平在这样的指责下，无法狡辩，两人急得脸都变了色，态度非常不安！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见会议快要闹成僵局，不想使彭德怀太难堪，便站起来作总结报告，指出：“这一次攻城战的血的教训，各军须分别召开干部会议，详细检讨，俾能彻底纠正错误”。至于彭德怀和笔者所负的失败责任却不提起，轻轻的一笔抹煞；向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周恩来，今天却使这次会议的气氛逐渐缓和了。
一儿三二年三月中旬（攻赣州失败后）军事委员会在瑞金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俄顾问李特，中共中央领导人员，及总司令部参谋长等均出席，彭德怀和我因路途遥远，时间急迫，没有参加。会后，军事委员会以极机密之通知书，将会议决策通知我，其要点如下：
（一）攻赣州失败之检讨：由参谋长叶剑英报告攻赣州军事计划及战役经过之详情。综合检讨意见，总结如次：
1、攻赣州之决策是正确的。
2、组织战役计划有以下之缺点：
A、没有集中炮兵参加作战；
B、对赣州北面，没有使用适当兵力利用野战消灭敌人之增援队；
C、总预备队控置于赣江东岸，致不能参加对赣州增援队反攻之作战。
3、攻赣州之战场指挥员，没有周密之攻城计划，且犯了轻举妄动之严重错误，致失去破城良机；攻城指挥员彭德怀应予严重警告之处分。
4、政治进攻的工作：准备不周，没有在军事进攻前深入城内散发宣传品，制造谣言等，致不能达到预期之效果。这一错误，红军总政冶部应负责任，以后须特别注意。
（二）今后的战略以及作战方针：
1、战略：以两个拳头打人，红军主力同时向福建及赣江之西岸进攻，以扩大苏区。
2、第一军团进攻福建，以占领厦门、福州海口为作战的目标。
3、第三军团进攻赣江西岸，以控制面、孤立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截断赣州城对外之一切连络，伺机夺取赣州县城。
4、第五军团驻苏区，负责对南北两面之警戒，以确保苏区之安全。
这次会议，我虽没有参加，但后来据项英说：讨论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反对两个拳头打人，过度分散兵力的决策，他说（指毛泽东）打赣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须集中兵力打一处，五军团亦需参加作战，若能集中三个军团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若分散兵力，恐怕无一可达到目的；至于苏区的防守，现在的地方部队，北面有萧克的独立第九帅，闽浙赣边有第十军；南面有杨岳斌的二十二军，及现有之独立团，尽可负此责任，毋须将五军团置于无用之地等语。当时事辩甚为剧烈，但结果还是遭否决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军事决策，没有接纳他的主张，认为是大错特错，他后来在钨都时曾对我谈过这事件，并说:“攻福建没有成功。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这班书生(指秦邦宪、张闻天等)要负完全责任”。事隔两年犹有余憾，可见他当时的奋激了。
我收到会议决策后，第三天便接到彭德怀的出发命令。第三军团于三月下旬，从赣州北面之良口渡过赣江，经南岭关，进入遂川、上猷间之寺下墟，七军继续进至上猷县之营前。
赣州县城由粤军第一军余汉谋之第一师驻守。
总指挥部因见这一地区，民穷财尽，给养困难，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未遵照中央赤化赣州外围，截断赣州城对外连系，伺机夺赣州之决策，而以五军及七军之廿一师（归总指挥部直接指挥）配合湘赣边区之游击队向粤湘边区发展，连下湘南之都县、桂东、汝城、及广东仁化县属之长江、城口等地。七军（缺廿一）以上猷、崇义两县地区为根据地，向赣州南北两面游击。
七军奉命后，首先进攻遂川县属之集龙墟，击溃国军一团，缴获步枪五十余支，解除北面国军之威胁，立即转移到上猷、崇义县，以十九师进占南康以北之锺村，向赣州以西之塘江、及西南之潭口游击，断截赣州与南康之交通，曾与粤军约一个营之出击队遭遇，我十九师五十六团，以迅速坚决之动作将其击溃，掳敌排长一人，士兵三十六人，缴获轻机一挺，步枪三十四支，但七军军部管理员一人于采购粮食时被粤军俘去，并伤亡十余人，待赣州粤军大队增援时，我军按敌进我退之游击战术，迅即退回锺村集结。
五月中旬，进袭湘粤边之三军团总指挥部及五军之主力因受湘、粤军之压迫，陆续退回上猷、崇义地区；七军之廿一师亦退回归还建制。是时总指挥部驻于崇义县属之恩顺，七军军部驻于鳞潭，相距很近。粤军独立一旅范德星及独二旅陈章旅，另第一师两个团分由聂都、大瘐、赣州向崇义七军进攻，我军均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追之战术与敌周旋；除官田之役我五十八团略有损失外，在多次的突袭战斗中，我军均有斩获，且迫使粤军退出崇义地区。六月中旬，湘军王东原师四个团我与二十师之六十团在上堡遭遇，我军迅速脱离战场，国军进驻上堡，次日拂晓，我集结十九、二十两个师，向上堡进攻，激战六小时，将其击溃，敌向沙田败退，遗尸五十余具，缴获步枪百余枝。自此，崇义县属地区，已无国军，我军即转移至杨眉寺、锺村一带向赣州游击。
朱德亲率第一军团于三月下旬在汀州集中，连下龙岩、漳州两城，国军张贞的四十九师退守泉州、厦门，嗣因粤军第三军进占武平、上杭，配合四十九师反攻，因而撤回汀州，转向信丰南进。这两个拳头打人的决策，正如毛泽东所预料，无一可达到目的。
我们占领了赣江西岸之上猷、崇义、赣州各县地区，以至湘粤边区，工作了有三个月，七月五日，七军由锺村开到杨眉寺，准备展开群众工作，是晚突接到总指挥部送来的命令，大略是：“（一）我军以消灭大庾、南雄之敌为目的，一军团已占领信丰，向南推进；五军团由王母渡向梅关急进，截断大庾、南雄交通；三军团应在南康附近，消灭赣州南调敌军之后，立即进攻大庾县城。（二）七军即由杨眉寺进出南康，截断赣州南下之敌，五军由崇义进出池江，尔后五、七两军均向大庾推进”。
六日拂晓我率领红七军向南康前进，廿师担任前卫，接近南康时，仅发生小接触，即顺利占领南康，知道赣州的粤军已全部通过南康，向大庾急进；七日，我即率部向大庚前进，在池江附近追上国军之后卫部队，消灭其一部，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随即到新城会合。
七军指战员在一日之间步行百里，经过一次小战斗，指战员均疲惫不堪！仅休息了两小时又接到命令向黄龙墟急进，攻略大庾，指战员们立即整顿行装，向大庾前进。午后十时前已迫近大庾县城边。红军第五军团已占领梅关，粤军被迫固守大庾。
是时新月将残，星光照耀，远望大庾城上，戒备森严；城外西北端有碉堡两处，亦有军队驻守，且守军是粤军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是粤军中较强的一个师，约有一万三千人，兵力充足。我当即派三个连分三个搜索队，向城之东北门及碉堡进行威力搜索，守军沉着应战，八日拂晓后，乃开始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仍末攻下。七军又突奉命绕道游仙墟，转出邓坊，增援红四军在南雄水口墟与粤军第二师及独立第三师之战斗。本军到达水口墟附近时，即以十九、二十两个师从右翼加入战斗，以廿一师为预备队，战斗约两小时，即将粤军独立第三师击溃，向南雄逃窜，但缴获甚少，我军仅伤二人。战斗结束后，奉命在新田墟待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是晚总司令部在邬迳宿营，接获赣州情报：“国军于粤军由赣州撤退大庾时，已进驻赣州县城；现有向信丰及池江前进，攻击红军侧背企图”。总司令部决将各军撤回信丰、钨都之线。七军奉命撤回信丰以南之铁石墟、安息墟一带组训民众，经过了七天的时间，于七月廿日又奉命调兴国县城，集中整训。
这一阶段的战略，一时南进，一时北进，举棋不定，使红军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红七军在这一举棋不定的战略运动中，因彭德怀的过份自私，使红七军疲于奔命，指战员对他这种作风都表不满；肉体与精神大受刺激！幸全军上下融洽，士气尚无影响。总政治部为加强七军的政治工作，特派叶季壮同志调任七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是七军的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了，与各指挥员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红七军，对我的帮助很大。

第五章
国军第四次围剿
“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所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政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和日本签定“凇沪协定”上海中日战争，因以和平解决，于是又积极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准备。他们体察过去三次失败的教训：(一)忽视了政治配合，使苏区人民不为国军所用。（二）苏区内及环绕苏区地带，交通不便，国军深入后，补给运输困难，影响进剿军事不能持久。(三)各路进剿军的行动，不能协同一致，被共军各个击破。(四)中共虽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坚，但其攻击精神旺盛，利于野战。
根据这几项见解，他们便定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略；及“步步为营，明堡进攻，分区清剿”的战略；实行对全国各地苏区进行全面的进攻。这就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方略，其计划大略如下：
(甲)政治部署
一、组织随军政治工作队，随进剿军行动，负宣传、情报、策反、及组织乡村保甲四大任务。
二、散发招降传单，劝告苏区的人民及红军自新。
三、禁止屠杀苏区人民及焚烧屋宇，并策动人民协助国军对红军作战。
四、进攻苏区的各主要据点，须建筑公路，并随军事进展，继续伸延，以利交通运输。
五、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以断绝红军的物资来源。
（乙）军事部署
一、以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司令。刘崎、王均、何成睿，分任前敌总指挥。
二、以广东陈济棠之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西南面进攻，先行巩固赣州、信丰、安远、寻邬、武平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
三、中央军由东北两面进攻。先行巩固福建之建宁、宁化、清流、连城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及江西之黎川、南城、宜黄、永丰、吉安、泰和、万安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
四、以卫立煌为鄂豫皖区剿匪总司令。
五、以徐源泉为洪湖区剿匪总司令。
这份最机密的作战部署命令，是由南京军事委员会用无线电所发出的。这最机密的作战计划，同样由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电台窃取了一份，经过红军中精明的密码专家迅速的侦译，全部机密便完全被红军获悉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自获得国军第四次进攻苏区的计划后，七月下旬，在瑞金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是时红七军正在兴国训练补充，我以距瑞金太远，没有出席。三军团只有彭德怀一人参加会议。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带回会议议案。并将会议经过情形转达我们。据说，朱德在会议上作了军事报告，他的报告分两部份：
（一）关于红军组织，由今年一月至今，扩大了一培以上，现在除已补充了原有的第一、三、五等三个军团外，并另已编成及充实了的红军计有第三、第八、第廿二等军及独立第九师、中央警卫团等。
（二）关于国军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共约四十师，分九路向我中央苏区及附近之湘赣、闽浙赣、鄂赣等苏区进攻，从表面数字看来，是相当强大的兵力，但根据他的判断：
1、南面：一路余汉谋，三路李扬敬，是广东军；广东陈济棠现在正与桂系联合准备反蒋；这两路军仅是采取防堵政策，必不会深入苏区进攻。
2、第四路蔡廷楷，是“一二八”上海抗日作战的主力，此次调来福建，剿共非其所愿意的，这一路军亦不会积极向苏区进攻。
3、其余的第六、七、九、三路军，迭次遭我红军打败；官兵皆有惧怕红军的心理，战斗意志薄弱，不堪一击；只有第二路陈诚的七个师，及第八路赵观涛的六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至于第五路白崇禧，亦属防堵性质，不须顾虑。
根据上述的敌情判断，我军应集中兵力对抗北面敌人，并应乘其向苏区分进时，把握野战时机，主动出击，各个消灭之，必能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等语。
各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初时闻得国军动员四十师以上的兵力向苏区进剿，都有恐慌及紧张的心情，后来听了朱德的报告和分析敌情后，各人的忧虑便如烟消云散，表露出轻松的神情了。
伍修权将朱德的报告翻译给李特后，李特立即告诉伍修权，我们的战略是“主动出击”。
大家听了这四个字便一致通过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主动出击”。当时大家还在哈哈大笑!
我听了彭德怀传达会议情形后，便认为红军主动出击，以打破国军“步步为营”、“碉堡进攻”的战略是对的；但对抗国军的政治进攻没有提及应采的对策，同时我觉得我们红军的兵力与北面国军兵力比对，仍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而且我无攻坚武器，攻打碉堡不易，必须把握敌军运动中的时机，集中优势的兵力，于运动战中歼灭之。我曾将这一个意见写了一封信给项英，并要他警惕军政同志，切勿骄怠，否则很易招致失败。他不久便覆了我的信，对我的建议表示十分同意，并要求我以后凡有所见，即通知他，以便注意等语。
（附四次围剿时红军兵力及指挥系统表。）
红军反四次围剿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起至一九三三年四月止。会战过程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红军的作战计划是：集中第一、三、五军团于北面作战，企图突破宜黄、南城之线，进出金溪、抚州（临川）地区，从国军对苏区包围圈之外线，以运动战，各个消灭敌军。
八月中旬，一、三、五军团集中于广昌、宁都间地区。一军团即攻陷南丰，三军团攻陷乐安、宜黄，向北挺进，至龙骨渡为国军所阻，退回宜黄。八月下旬一度集中一、三、五军团拟强攻南城，卒以被南城之碉堡工事所吓倒而放弃这一计划。
九月初旬国军向宜黄、乐安、南丰进攻，红军末坚强抵抗而主动放弃。一、三、五军团全部转移至广昌、宁都地区，休息，待机。这一阶段，敌我双方仅是试探性的小战斗。
红军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是集中红军主力扫荡北面闽赣边区之国军，进出资溪，金溪之线，相机攻略抚州。

这一阶段由十月中旬起，一军团之一部攻陷福建之邵武，主力攻陷资溪、金溪。五军团攻下福建之泰宁、建宁。三军团攻陷黎川，并北进占领硝石。控制闽赣边区北面之计划，即告完成。红军主力即集结于黎川附近地区待机作战。
十一月，七军驻于黎川城外西北十余里之锺村，中旬的一个正午，我正在军部召开军事学术研究会，全军连长以上干部均参加，适于散会之际，国军飞机飞临上空，盘旋扫射，投弹轰炸，军部前座被中一弹，幸弹小力弱，房屋未塌，仅伤连长一人；敌机刚去，即接总指挥部电话：着我即赴总指挥部，面商军事机宜；我到达时，彭德怀面露笑容对我说：歼敌机会又到了，请你来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即命其代参谋长张翼将总司令部之作战命令给我看(他的参谋长舒适于初到黎川时出走向国军投诚)，总司令部之作战命令要旨如下：
（一）敌情：
抚州地区之国军：第八师毛炳文，廿三师李云杰，廿四师许克祥各部，均奉命开赴南城集中，并限于本(十一)月廿一日到达；孙连仲军，同日进驻浒湾。
判断：抚州南下国军，于廿一日午前必经李西赵附近向南城前进；孙连仲军士气不振，战斗力弱；抚州城空虚，我军有可乘之机。
（二）策略：
本军以消灭孙连仲军，攻略抚州；同时消灭抚州南下国军，相机夺取南城之目的，决分路向敌进攻。
（三）兵团区分及任务如下：
第一、第五军团，由总司令指挥，进攻浒湾，消灭孙连仲军后，相机进攻梅州。
第三军团，乘抚州南下国军运动中，在李西赵附近野战消灭之，尔后相机夺取南城。
我看了总司令部作战命令后，彭德怀即和我研究李西赵附近地图，讨论军团作战计划，以李西赵附近通抚州大路两侧均为山地，其东北地区山深林密，适于埋伏；且敌我兵力对比，敌军数量占绝大优势，我军必须攻其无备，方能克敌致胜；至于地方民众，过去虽有组织，但基础薄弱，不能全为我用；我们就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民众条件及我军的任务，拟定作战计划大略如下：
(一)作战方针：
军团采一面埋伏战术，以主力埋伏于李西赵通南城大路之东侧山林地带，待敌军大队通过时，以迅速坚强之突击，歼灭运动中当面之敌军，并继续进攻其后续增援队，务期于野战歼灭之。尔后相机夺取南城。
(二)兵团部署：
1、第七军为右翼突击兵团，埋伏于李西赵东北地区，待机出击。
2、第五军之一个师，为左翼突击兵团，集结于李西赵东面攻击准备位置，待机向进入李西赵村庄之敌进攻。
3、第五军(缺一师)为总预备队，控置于总指挥所附近山地
4、硝石通李西赵大路，为左右两兵团战斗分界线，线上属左兵团。
5、作战时，总指挥战地指挥所，在李西赵东约千码之路侧高地。
(三)行军计划：
1、十九日午后四时，由现驻地出发，利用夜间行军，第一天，在哨石西北地区乡村宿营，第二天于下午十时前到达距李西赵十至十五里之村庄宿营。
2、行军序列：按七军、总指挥部、第五军之次序行进。
3、警戒：行军及驻军均由七军派出警戒部队，搜索敌情及封锁消息，以确保军团行动的秘密和安全。
4、各部所带粮食三天，以备不时之需。
5、通信连络：总指挥部与各军之连络，行军时由参谋人员传达，驻军时由各军通讯连向总指挥部架设电话线。
6、行军时，总指挥在七军军部行进。
二十日下午九时，我军已到达距李西赵十华里之小山村。这个山村位于狭长的小山谷之内，谷之出口甚狭，两侧高山，警戒极易。该地是红军游击区，有共党地下工作。我立即由地方党同志找到五名农民为向导，以为带路之用，对于预定埋伏地区之地形，在地方同志的详述后了如指掌。当即召集参谋处长、政治部主任、各师长、政治委员、特务团长、政委等等（彭德怀亦适来参加）。我将国军动态，军团作战计划，本军任务，及根接地图指示理伏地区之地形和各师任务等，详加阐述。并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大略如下：
（一）敌情如通报。
（二）军团以一面埋伏战术，利用野战消灭由抚州南下运动中敌军之目的，决于明(廿一)日拂晓前进入阵地，待机决战。
（三）本军奉命为突击队，部署如下：
1、第二十师为本军左翼突击兵团，埋伏于李西赵东北山林地带，候命向当面敌军突击，左与第五军连系并与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密取联络。
2、第十九师为中央突击兵团，左与二十师衔接，展开埋伏于山林地带，待命向当地运动中之敌军突击。
3、第廿一师，为右翼突击兵团，左与十九师衔接，除以一团占领该师埋伏地区右侧阵地，准备阻击敌军之后续增援队，掩护主力决战外，展开埋伏于山林地带，候命突击。
4、特务团为总预备队，控置于中央突击队之后，相机策应各师之战。
5、通讯连，于本军进入阵地时沟通与总指挥部战地指挥所之电话通信，并协助各师通讯排沟通与各师之通讯网。
6、军医处，设伤兵收容所于现驻地，并与各师卫生队密切联络。
(四)本军与第五军之战斗地境：硝石通李西赵大路之线，线上属第五军。
(五)攻击开始之时机：于敌军进至李西赵村庄时，以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发出之信号枪声为全军开始突击之命令。
(六)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位于李西赵东端大路右侧之高地
(七)本部战斗指挥所，在中央突击队十九师师部位置。
廿一日上午三时，我军按二十师、军部、特务团、十九师、廿一师之次序开始出发，是时东方天空已有下弦月升起，微弱的月光和星光照耀下，尚能辨认地物，虽行走在崎岖不平、山阴树影、野草丛丛的小路上，亦不十分困难。拂晓时，全军已进入埋伏的阵地，并继续完成一切突击准备。埋伏阵地正面约广达十华里，距国军必经之路约三百至五百码；前面是波状地及干涸的禾田，进出极为便利。电话通讯网于九时架设完成。全体官兵在紧张的期待心情下，静侯突击的时机。
正午十二时，右翼的观察员，已发现国军大队，以一路纵队沿着大路行进，其先头搜索队，曾接近我军埋伏地区的前面小高地，搜索、侦察，但因山深林密未被发现。下午一时十五分，敌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李西赵村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紧跟着前来。正在官兵情绪极为紧张的时候，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的信号枪响了，我军立即从广大正面向行动中的国军突击，一时炮声隆隆，机关枪声达达，叫杀之声，冲锋号音，响澈云霄。国军的队伍有向西南面大山跑者，有就地抵抗者，有弃枪投降者，一时散乱，失去了指挥。在极短促的战斗中，国军伤亡甚多，约被我军消灭一团以上之兵力。
国军后续部队，被我右侧掩护部队狙击后，立即占领大路西面之山地抵抗，企图与我军决战，我军各师稍事集结后即继续向敌军阵地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十九师师长李显，即在是时腰部中弹重伤，我正在一起，立即饬卫生队人员救护送往医院（不治毙命），并即直接指挥该师各团作战，我当时以失去了一个亲密战友而悲愤，一面督饬各师强烈进攻，一面请彭德怀派兵增援。至下午四时，五军一个师乃向李西赵北面山地攻击，吸引了当面敌军之一部，我乃令各师迅速在阵地集结部队，从新部署进攻。是时，国军廿四师残部及廿三师已占领李西赵西南方面之高山，建立了五个高山据点，构成连绵的抵抗线。同时发现其阵地北面仍有整齐之国军大队约一团以上之兵力；由北向南沿山脊前进。判断是第八师毛炳文部。我当时决心乘敌军阵地末固以前将其突破，乃以廿一师及十九师之五十六团，向最北之敌军第一据点进攻；我率十九师（缺一团），及特务团向敌第二个高山据点进攻；廿师向第三个高山据点进攻。并即将当面敌情，及我之攻击计划报告彭德怀，请他令五军向李西赵村北面之敌军第四个高山据点攻击，协同作战。我军攻势发动后，很快的投入肉搏战。敌军狼狈溃散，我即占领第一及第二敌军据点，当即以廿一师向北面敌之增援队约一个团攻击；我率十九师继续增援廿师，将第三个敌军据点攻下；敌军第四个据点正在构筑工事，第五军仅以小部由南面攻击，毫无进展，我乃立即率十九、二十两师向敌第四据点进攻，战斗至下午六时又将该据点占领。连续攻下敌军四个高山据点，俘获甚多，敌军伤亡惨重，遍山尸体，目不忍睹；我军亦伤亡近百人。
时间已是黄昏，敌军之第五高山据点相距约五百码，正在构筑工事，隐约可见。我即命廿师师长黄子荣率领该师及十九师五十五团向敌军最后之高山据点进攻，务期将敌彻底歼灭。那时接到廿一师师长龙云报告：北面敌之增援部队已全部被我军击溃，俘获第八师之官兵三十余人，现仍追击中。我即命该师停止追击，迅速集结，在现地警戒待命。廿师之攻击，曾一度被敌约一团向我右翼反攻，被我五十五团陈团长发觉后立即将其击溃；战斗至八时四十分后已成胶着状态，战况较为沉寂。九时与总指挥部之电话已恢复联络（下午四时至九时曾因我的指挥所不断推进而中断），彭德怀即以电话询问前方战况，我将当前情形报告。他再问我：“敌军最后据点，经过猛烈攻击，仍死守不退，是否固守待援？据俘虏口供，与我作战敌军，确是三个师，其先头部队是廿四师，接着的是廿三师，最后增援的是第八师；估计三个师的敌军，被我消灭了五份之二，但南城之国军可能增援，时间当在明晨，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答覆他：（一）当面敌人是否固守待援，现在我还不知，要待侦察之后才能判断；（二）敌军增援的可能性很少，但我军如不撤退，应在今晚解决当面之敌；（三）我军除一部继续攻击外，正在连络集结中，最好请派一个师参加攻击，收效较易。彭德怀迟疑了一会答覆我：为了保持这一胜利，今晚应撤回昨晚驻地，若至午夜未能攻下敌最后据点，请即撤退。我说：请你补个命令给我。他答道：电话就是命令，何必多此一举。电话停止后，我再增派五十七团参加进攻，那时星月无光，山地运动倍觉困难，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时间很快的过去，午夜十二时，国军的最后据点仍未攻下，我便遵照彭德怀的命令停止攻击，分令各部转移至昨晚宿营地休息。五十八团当时集结在李西赵村通南城的路口，向南城警戒，我即令其监视国军据点之动态，掩护本军转移。我军主力撤退后国军亦即放弃据点，乘夜向南城撤退。我五十八团曾开展追击，但因黑夜，恐遭伏击，于中途撤退。
是役我军获得辉煌战果，俘获国军一千五百余人，俘获步机枪甚多。但我军亦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指战员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师长李显重伤不治。第五军仅涨了一个师作战，缴获甚少。我军在这小山村休息一天，奉令调回硝石、黎川间整训。
朱德率领的两个军团，于十一月中旬北上后，连续攻陷资溪、金溪两县，向抚州进迫，在浒湾战斗中，击溃了孙连仲军，消灭其一部。但抚州已有国军增兵固守，知难而退，放弃了进攻抚州计划。全军于十一月下旬回驻黎川、南丰地区整训。
国军方面：因第六路军许克祥、毛炳文、李云杰等师，在李西赵之役伤亡惨重，不能继续作战，前敌指挥官陈诚据实报告上级，建议暂停进攻，从新调整部署。又给予红军一个休息整补的时间。红军反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一九三三年一月，林彪升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周昆升任第四军军长。
由一月至四月为围剿作战之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红军的作战计划是集中主力，捕捉国军向苏区推进之时机，在野战中消灭之。一月上旬，国军周浑元、周至柔两师向南城推进时，被红军三、五两军团在黄狮渡截击，激战两日，双方伤亡惨重，团军旅长周士达被红军所俘，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阵亡。
第一军团进出金溪，进攻浒湾将孙连仲军击溃，伤亡惨重，红军占领浒湾。
二月下旬，红四、五、七军，与国军五十二师战于乐安之蛟湖，国军师长李明自杀身亡，全师覆灭。同时红军五军团及十二军与国军五十九师战于霍源，国军两旅长阵亡，伤亡惨重，大部被红军俘虏。三月下旬，红军十二、十五及第四、五军与国军十一师、九十二师战于东陂之雳霹山，国军伤亡殆尽，师长陈世骥被红军所俘。同时第七军在建宁击溃区寿年之七十八师，并乘胜追击，再占领泰宁、宁化、清流、永安、连城等县。至此，国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便告结束了。

第七编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红军总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主要是检讨浒湾和李西赵战役的优点和过失，出席的有：俄顾问李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龚楚、林彪、赵博生、董振堂、邓平等。
首先由朱德报告浒湾战斗经过：“第四军各部队在攻击时，开展迅速，并能同时使用优势兵力，将敌击溃；五军团增援作战，动作迅速，且能机动地攻击敌人侧背，收到了很好的战果”。
按着由彭德怀报告李西赵战役经过情形：“李西赵战役，使用了第七军全部，和五军一个师；敌军是李云杰、毛炳文、许克祥三个师。七军在最初攻击时，动作很迅速，战斗刚开始，便解决敌军一个团。但敌军占领阵地后，不能乘敌阵地未固，即行强烈攻击，致敌军有构筑临时工事的时间；且因攻击不力，以致到午前还没有将最后一个阵地攻下。龚楚同志是最前线的指挥员，报告敌情不实，影响指挥官对敌情判断错误，致没有将敌人全部消灭，给他们乘夜逃去。还有就是五十八团在战斗中动作迟缓，也是一项必须追究的过失”。
彭德怀这一席话，完全是针对我而发的，他将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和自己判断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这机会给我一个打击。出席会议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集中视线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辩。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么样？龚同志，你自己详细说吧!”他这句话和这个眼色，似在为我声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并不相信彭德怀的话呢!”
于是我站起来，将战役的经过情形详细说明，并且指出：“整个战斗过程中，全军团兵力没有同时作战，是这次没有全歼敌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责任的话，这责任要向谁追究呢？七军在战斗时，牺牲了十九师师长李显，和一百四十多个指战员，还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敌人和很多弹械，试问五军的战绩又如何？至于五十八团战斗行动迟缓，这是事实，该团团长黄冕昌和我都应该负责；但是，当时由于军部进展过速，电话线路没有构成，致该团脱离了掌握，不过该团的位置就是在总指挥部之下，彭总指挥已有所见，为什么不直接指挥？”这两个反问，问得彭德怀涨红了脸，瞠目不言!
李特问我：“五十八团所派任务是什么？”我告诉他：“战斗初期，该团是本军伏击部署最左翼的伏击队，当敌军后续队占领寒婆岭一带连接的山地，构成了抵抗阵地后，敌军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占优势，我军因经过一次广大正面的激烈冲锋战斗，且须立即清理战场，处置俘虏，运送伤兵；搬运胜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纷乱，不能不重新调整部署。因敌阵地正面是广阔的田洞，从正面攻击，不易接近。而我的攻击部署，是以五十八团为钳制队，向敌正面进攻；全军主力迂回至敌军阵地左侧，向敌包围攻击。军的指挥所，亦移向主攻方向，以致该团一时脱离掌握，而指挥不灵”。他听了我的详细叙述，点头认为满意。
至是全场静默，大家都不作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来做结论：(一)李西赵战役，在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军占极大优势，我军不能同时使用所有兵力，给敌人有占领阵地起而抵抗的时间，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彭龚两同志都要负责。(二)关于龚同志报告不实一点，这是彭同志误会所致，不会有不实之处。(三)五十八团战斗动作不积极，龚同志及该师师长黄子荣要负责任；因为战场指挥员必须切实掌握部属，才能适时合宜的运用”。一切彭龚之争的僵局，就因为周恩来用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轻易地结束了。不过，从此彭德怀对我是更加怀恨与不满。
散会后已是深夜十二时。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间房里，林对我说:“革命队伍里，想不到仍有赏罚不明，功罪未分的事情，真是奇怪。今晚周恩来的结论，分明是袒护老彭，我不明白，他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赣州作战检讨会，和今晚的检讨会，都顾全老彭的面子，真是岂有此理！”他为我发出不平之鸣！
会议过了数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调职命令来了。朱德召我到硝石总司令部去，他向我恳切的解释：“你不应该与彭德怀闹意见，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一鼻孔出气的。这次党中央对你并无处分，而且连黄冕昌也不加处分，都是为了平息七军指战员的不平之气。既然这样，你无法继续在第三军团工作，只好调你到上级干部训练队去当副队长，藉此休息一个短时间。同时可以学习学习，使理论与经验融合起来。你看好不好？”我便告诉他：“我正希望有一个机会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军事学识；当了副队长便阻碍了学习时间，我愿意当一个学员”。他马上答应，即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红军中的重要人事调动和部署，并不一定经过参谋拟稿，书记缮写、校对，监印和收发这一连串手续的；大都由指挥员和政委写一字条便行了。有时一张极粗劣的纸上便是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或是人事调动的命令），这样，我便立即离开了红七军，到瑞金的红军学校里去，开始接受红军干部训练的学习生活。
红军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长成的，扩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之日起，即成为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初期的红军，只能办军工教导队，以训练初级干部。对于中上级干部的补充，只在战争生活中吸取实际经验和教训，来提高军事学术技能。故初期红军干部，除了过去是国民党军校的毕业生外，一般的初级干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红七军时期，就运用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学术讲演会、讨论会、研究会、战斗检讨、战役检讨......等，去提高干部的能力。但成绩仍赶不上对干部的需要。闽赣苏区，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开办红军学校，以训练初级干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级干部训练队”。由此，红军的上级干部才开始有培育的机会。我是在离开红七军后到上级干部训练队的，那时距结业之期已不到一个月了，为时甚短，但该队的学习生活亦有一谈的价值。
在上级干部队里面，有共产党支部组织，隶属于红军学校的共党委员会。支部之下，分编九个小组，教官与学员混合编组。每月开支部党员大会一次，主要的包括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等内容的政治报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组会议，除了讨论上级发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个人的学习生活之检讨与批评。因为全体学员都是党员，且在训练期间过着一定的学习生活，没有对外做群众工作，党的生活表现得松弛和枯燥无味，反比不上在红军中那样的积极和紧张。但讨论问题时，发言辩论的精神却很积极；往往超过开会时间，这是因为所有的党员，除少数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数都是高级干部之故。
我们的军事学科教材，是苏联步兵操第二部，以讲授、图上作业、野外现地作业的方式实施。
政治教育，是用讨论方式，由红军学校发下研究资料，交与学员分组讨论，每组临时推定组长作结论，总结研究所得。这种自发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便起床了。经过一小时的早操后，便是每日八小时的学习时间的开始。晚上还要召开学习生活检讨会，时事讨论会……每一周的晚上，又有晚会（红军学校全体），有各种的歌唱、演奏、幻术等游艺节目。队内起居清洁，营房整顿，统由学员自己处理。与红校各队之间，并有内务比赛——包括清洁、卫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员生共同组织检查队检查，经过评议给分。
每周末，出一期壁报，由学员中推选出来的壁报委员会负责主持，广泛的发动学员投稿，每一个学员都能利用这一个园地，自由地发抒对党的理论的创见，学习心得，教育的意见，生活的建议等；这个园地，成为同志间经验与意见交流的场所。
我们的给养，比较红军的指挥员及党政机关都要好些。每周有一次肉食，每日虽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类，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够营养；在国军地方团队的重重封锁下的苏区，一般红军及人民的生活，均陷于极端艰苦的情形下，有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很满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采取自发式，发动学员自动遵守纪律的精神，并以生活检讨为辅助。我当时感到这样自动维持纪律的办法，非常进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学员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从上海到苏区一年多来，每天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一旦摆脱了职责与任务，与同学们过着轻松的学习生活，仿佛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中共便决定将上级训练队，由第二期起，专门训练军事干部，成为以后红军大学学员总队的前身。
红军的政治干部，是在工作中锻练出来的，但因为红军的迅速扩大，需要政治干部更多，以致干部的进步，赶不上形势的需要。当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第一期结业时，中共中央当局，即决定成立政治营，成为培养上级政治干部的教育机关。当时我被任为政治营营长，对该营的训育生活，亦感颇有足取之处。它树立了以后中共军事政治干部教育的生活作风。
政治营的学员，是从红军中现职的连政委、团政委、各级政治部科长、干事、及地方党务机关的中级干部遴选调来入学的，第一期共有学员三百六十人，分编为三个连。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军事学科仅占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课程为军队党务，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对官兵政治教育，对民众政治工作，对敌军政治工作，对俘虏政治工作......等。
因为学生中大都是没有受过严格军事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优秀干部，为了养成他们军队生活的习惯，采取了军事管理。但以自发自动的遵守纪律为原则，而以开展生活批评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课室教授，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大多采用作业、讨论、问答等方法实施。
“做礼拜六”是中共仿效苏联的办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党政机关各级工作人员及红军指战员，都替人民做两小时无代价的劳动工作。这种制度称为“做礼拜六”。这一时期做“做礼拜六”的制度正在苏区开展。开始发动的时候，苏区内的工作人员无不踊跃参加，我们政冶营的员生，当然不能例外。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全营员生分编为四十个小组，于星期六下午，由各组长率领到农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里，帮助群众做工。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种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价。初时人民见我们是官长和学生，不敢给工作我们做，经过了解释后，才给我们做点轻工，如搬柴草、清洁地方等；我们做完了工，就集体回去。等到逐渐习惯后，人民就不再客气了。
因为苏区的人力实十分缺乏，所以我们到达时，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幼都抢着带我们去做工。我曾做过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欢天喜地。我们也利用了这种机会，来进行群众宣传工作，使教育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我并利用这一机会调查苏区农村情形和人民对中共、对苏维埃政府的观感。因为人民和我们已没有隔阂，他们和她们心里的事情，往往无保留地坦白说出来。一般的说，对苏维埃政府全不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们时时顾虑“白鬼子”（指国军）来，因围剿时要杀人烧房子。他们又感觉负担不起各种慰劳的捐款捐食物，且不满意共产党限制粮食数量及收购的办法；更有很多人不满意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干部那种凶狠行为，如严禁无故不许过村探亲留宿的办法。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政府要她做两对布鞋劳军，既没有布，又没有钱，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钱，适天黑又下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两日，说时还不断的流下泪来。在这一短期的调查访问中，使我对苏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对共产党革命的观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红军学校在这一期间，发动了各种比赛运动。计有：成绩、生活、纪律、演讲、壁报、射击、卫生等各项节目，并分为团体与个人两项。这一比赛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种进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营期间，除负起全营的教育实施与管理的责任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轮流去参加学生的各项小组会议。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能力、学习进步的情形，并且从学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所以时间虽只两个月，但学生与我个人，在理论与经验上均有很大的进步。值得提出的便是军队政治工作实施时最切实的方法，便是在战斗紧张时，提出适当的政治鼓动口号：如“这是生死关头，只有硬打是我们的生路，被敌军俘去必被惨杀!”及“敌人就快败了!这是我们胜利的最后五分锺！”……等，可以稳定军心，提高士气，使局势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对士兵的政治和识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军、作战的作业时间，运用巧妙的方法去进行教育，比较在课室操场里教育还易深入。对于动摇敌军军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线喊口号”、“与国军士兵相约不打枪”、“火线上和敌军士兵谈话，进行瓦解敌军宣传”、“投掷香烟慰劳敌军士兵”……等，也在小组的交流经验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见。这种打破师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营的学生，不久便遍布在红军和苏区党政机关中，成为日后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干。
中央苏区红军在进行反国军第四次围剿的后期，曾接到第三国际关于建设正规红军二十万的指示。待反四次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即开始研究红军的编组问题，我那时正主持政治营，突接到军事委员会项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到红军学校，那时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刘伯承已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我到达时，项英已比我先到了。










第二章
模范团与东路军
当时他对我说：自“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后，苏联对我们中国革命特别重视，现在第三国际指示我们，为了早日完成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革命任务，要中国建设优秀红军二十万。红军的装备，只要我们能占领一个海口，苏联即以大量武器及飞机供应，关于将来正规红军的编制问题，党中央交给你和叶剑英同志负责，立即研究拟订计划，并即按照新编制，组织一个红军模范团，由你任团长，负责加紧训练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将来正规红军即根据模范团的编制整编等语。叶剑英笑对我说：“这个责任非你不可，请你按照现用俄国红军战术，及针对国民党军队编制情形，如何便于作战等原则拟定；关于装备方面，如野炮、步炮、重机、轻机等，当可增加……”我以政治营刚开始训练，关于草拟新编制，应请叶校长负责为辞，但项英和叶剑英均一致要我拟办，我只得免为其难，经过了三天的研究，拟具好红军新编制草案，送交军委会。这个新编制，是以师为最大建制单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旬，即接到军事委员会通知，按照我所拟的红军新编制，立即成立一个模范团，并派我任团长，伍修权为政委，黄子荣（原七军廿师师长）为参谋长，并指定在会昌县属之武阳围开办。模范团所有士兵均限令中央苏区各县遴选优秀青年工人，于二月二十日以前到武阳围模范团团部报到。所需械弹统由红军学校拨交。


那时我主办的政治营正在训练中，模范团又要开办，我与项、叶商讨办法，决定由模范团政委伍修权、参谋长黄子荣先到武阳围筹办，政治营提前于二月十五日结业，俾我能致力于模范团之训练。
政治营结业后，我即到武阳围模范团。
二月底模范团已编组完成。这个团编制的作用，是以轻机为排的火力骨干，重机为连的火力骨干，步炮为营的火力骨干，野炮为团的火力骨干。根据火力的组织，团可单独作战，而成为战略单位，营、连为战术单位；排、班为战斗单位。在作战时，一个团可对抗国军一个旅。而且山地作战，以团为战略单位，行动较为敏捷，可以制敌机先，这是新编的用意。
福建是中央苏区的东面，福建方面的国军素来是最弱的一环，自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第一次国军围剿苏区起，至一九三二年四次围剿止，中共对该方面，都是以地方部队担任警戒，最多亦只以罗炳辉的第十二军，担任该方面的守势作战。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次围剿初期，第十九路军由上海调来福建后，中共军事当局，以十九路军不是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必不会积极进攻苏区，仍不十分重视。待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七军向进驻泰宁、建宁之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区寿年师)进攻，将该师击败，连下建宁、泰宁、宁化、清流、连城、永安六个县后，便引起了十九路军的敌视心理。当红七军转移回建宁、广昌苏区后，十九路军即以重兵进驻泰宁、宁化、清流、连城、新泉、上杭之线。有进窥长汀、瑞金之形势。
那时红军总司令部尚在黎川，南面军事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中共为了确保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首都——瑞金的安全，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旬，由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东路军，以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兼任东路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一纵队司令员龚楚 辖：
红军模范团(五千人)驻会昌之武阳围。
中央警备团(二千五百人)驻瑞金。
第二纵队司令员李×× 辖：
红军学校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二百人)驻瑞金。
红军学校学生总队(一千二百人)驻瑞金。
红军学校特种兵大队（三百六十八人)驻瑞金。
第三一纵队司令员×× 辖：
第九军(五千人)驻朋口。
闽西独立团(五百人)驻朱溪。
长汀独立团(五百人)驻长汀、连城间。
东路军成立后的作战方针：以清流为第一作战目标，占领清流后，即南向进攻连城、新泉、上杭各重要敌军据点，扩大及巩固闽西苏区外围，以确保中央苏区的安全。
东路军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策安进攻清流之部署大略如下：
(一)第三纵队，在现驻地监视当面之敌，并封锁苏区消息，掩护本路军主力作战。
(二)第二纵队之上级干部训练队，进出宁化、清流间主要交通线上游击，监视宁化敌军之动态，并阻滞其向清流增援，以掩护主力作战。
(三)第一纵队为突击队，由我之右翼以夺取清流为目的，向清流县城及其附近碉堡线进攻。
(四)第二纵队(缺上级训练队)为钳制队，占领清流西南之杨村附近山地，准备配合突击队由左翼向清流攻击前进。
东路军于四月廿日拂晓向清流展开进攻，突击队于下午二时前已连续攻占清流东南门外沿河岸之明堡三座，但城外地形开阔，明堡林立，未能立奏全功。叶总指挥以逐个明堡进攻非一二日所能攻下，且有宁化、连城敌军增援之顾虑，遂于下午四时下令停止进攻，并于廿二日撤回长汀（汀州）休息。于是，东路军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作战，未能完成作战目的便停止了。
东路军退回长汀之翌日，即接到军事委员会电报，大略：（一）着叶剑英率红军学校之各队员生回瑞金训练，并解除东路军总指挥职。（二）东路军总指挥由龚楚接任。（三）东路军总指挥部暂设长汀。
我们接到军委会电令后，叶剑英即将东路总指挥部的文件、及少数人员、无线电台等，移交给我，他便率红校员生回瑞金。我即按当时闽西环境，拟定作战计划如下：
（一）以第三纵队（第九军、及两个独立团）改为守备军，在现守备地区加筑防御工事，构成纵深的防御阵地，据险固守。
（二）第二纵队（模范团及警卫团）为野战突击军，控置于长汀，策应闽西地区之作战。
我的作战计划刚刚订定，即接到第九军游军长报告：驻新泉之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个团有向我新泉以西之南阳地区进攻企图，我除坚决固守外，请即驰援等语。我据报后，除电军委会外，并即率突击军星夜赶赴上杭县属之旧县，于翌日（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时到达，并即与第九军游军长取得连络，据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一个团由昨日拂晓开始向我南阳东面警戒阵地攻击，当即被其占领；今日午后约有两个团兵力向我朱坑以北至南阳之线主阵地进攻，我军正利用这隐蔽山区地带的既设阵地，坚强抵抗，迄今仍能固守主阵地等语。我当即命令他固守现阵地，我突击队于明日拂晓由朱坑向敌军左侧背攻击，务期一举而歼灭之。
廿八日拂晓前，我模范团占领朱坑东北一带高地为第一突击梯队，警卫团为第二突击梯队，控置于朱坑。拂晓后，发现敌军约三个团正在右前方约千码之山腹向我九军守备阵地攻击，我模范团先行发挥机炮火力射击敌军之侧背，步兵三个营迅速接近敌军向其侧背进攻，当即消灭其两个营（一部分俘虏），战斗仅一小时国军即全线溃退，模范团及警卫团立即跟踪追击，占领新泉墟，将其后卫掩护部队一个营包围，全部缴械。
国军六十一师向龙岩溃退。放弃经年的新泉苏区又被我东路军克复了。
东路军是役缴获步枪四百余支，轻、重机枪八挺，俘掳敌军官兵三百余人。模范团经过这二次战斗（朱坑战斗及新泉战斗）的考验，证明其编制优良，若能善于运用，可与三三制的国军一师作战。
闽西方面自此以后，安定下来。中央苏区的东线已无战事，十九路军也再没有和红军作战了。












第三章
粤赣军区
福建方面，自东路军新泉战役击溃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后；中央领导同志均认为中央苏区东面的威胁已告解除，但南面广东国军，常向苏区进扰，亟应早为预防。五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拍给我一封电报，大略如下：
（一）东路军总指挥部撤销。
（二）龚楚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模范团扩编为红军二十二师，仍由龚楚兼师长，并兼政委。模范团其余职员仍调任二十二师原职。
（四）龚楚兼任江西省政府军事厅长（省府设在会昌）。
（五）中央警卫团调回瑞金，归还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六）原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调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长。
（七）闽西之军事，移交由福建军区司令部指挥。
（八）新泉防务由九军接替。
我在福建新泉墟接到这个电令，立即将新泉防务交与第九军，于五月二日率部经长汀、瑞金、转赴会昌之筠门岭接受新任务，并将模范团整编为二十二师。
粤赣军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是和我创建红七军的老同志，我们之间，除了有革命同志的关系外，还保留有人性与生俱来的纯洁情感！过去红七军军长是由他移交给我的，现粤赣军区司令也是由他移交给我。他见我到来，高兴万分，他以三天的时间，告诉我有关粤赣军区的一切情形，大致可分以下各项：
(一〉军事的任务：
1、推动并协助地方政府，编组及训练民众武装。如少年先锋队、赤卫军、独立团、独立师等。
2、指挥本地区之红军及地方武装以保卫苏区领土。并有向外游击扩大苏区之任务。
(二)粤赣军区的辖区：
东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邬、安远、信丰、南康，迄赣州止之赣江东岸地区及会昌、云都各县。
(三)本区现有之兵力及位置：
1、第一独立团五百人现驻茅店，及桃江水东岸；大田市、长洛墟、小坌一带，对赣州、南康、信丰方面警戒。
2、第六独立团六百人，团部驻龙布，活动于武山、金沙等山区，对信丰及重石堡方面进行警戒。
3、第四独立团六百人，驻于青溪，活动于天心、新桥地区，对重石堡及浔邬方面警戒。
4、第五独立团六百人驻于盆古隘，活动于山贝、罗塘地区，对浔邬、安远、武平方面警戒。
5、另外尚有前线地方赤卫军约一千五百人，负责各本地区之警卫，并配合各独立团作战。
（四）南方敌军态势：
1、武平、平远、浔邬三县有粤军第三军之黄质文第七师、黄延祯第八师两个师，每师有四个团；其最前线：小项里、古潭墟。
2、浔邬、安远两县有粤军第二军之第四师，其最前线是：浔邬之龙冈、及安远之大竹园。
3、信丰、南康、赣县，有粤军第一军三个师，其最前线：安远之重石堡、赣县之王富。
4、大庾、南雄地区尚有粤军之独立第二旅、第三旅等。
5、前线之粤军常派出以团或营为单位之挺进部队向苏区袭击，以保持战争状态。
(五)本区之兵要地理：
1、东南面依托九连山区；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2、西面依托桃江水，敌军不易深入。
3、南面中部地区，有梅林江及其支流大长河、唐村水，为天然防御线，且尽属山岳地区，设防亦易。
此外，他对我说:“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确保苏区的安全，本军区敌我对峙四百余里之正面，须构筑一百个以上的碉堡，以资防守。关于碉堡之选定及构筑计划，本部参谋处已拟有具体方案，但尚未开始施工，请你(指我)严格督导地方党、政、军同志迅速进行，免被中央责难......”。
我听了他上述的一切，深深的感觉到今后任务的艰巨！但既已奉命前来，唯有努力以赴，成功失败，均非我所能计及的了。
在粤赣军区任内，我的作战任务是：对抗十倍于我的粤军，以保卫中央苏区的南面。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的战略应采取守势进攻，以抗拒粤军的攻势防御。根据这个战略原则，我的作战计划：
（一）以原有之独立团、赤衞军为守备军，依照既定堡垒防御线计划，固守阵地，并加紧动员人民迅速完成碉堡构筑计划，以利防守。
（二）二十二师为突击军，以青溪为基地，经常进出浔邬，安远地区，积极袭击敌人，及打击敌人之挺进出击部队。
（三）加紧充实及调整各独立团，分区守备各据点。
我主持的粤赣军区，就是根据上述计划施行，由五月至七月末，经过的战斗如下：
（一）重石堡战斗：守军是粤军第一师之一营，五月中旬，我二十二师以三十个便衣官兵携带短枪，乘墟期混入重石墟内，外攻内应将重石堡攻陷，粤军突围而走，伤亡五十余人，被俘二十一人，缴获步枪二十三支。
（二）龙冈战斗：守军是粤军第二军第四师教导团一个团，我二十二师于五月下旬夜袭，攻入龙冈，巷战一小时，粤军怆惶突围向浔邬县城逃去，毙敌十八人，缴获步枪十五支。
（三）澄江伏击战：粤军第三军之一部于我军夜袭龙冈后，希图对红军报复，由浔邬向盆古隘进攻，我二十二师适在澄江游击，侦悉粤军动态后，当即埋伏于澄江以北山地，待敌接近时，突然向行进中之粤军突击，战斗达两小时，毙敌军官兵约五十余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支，轻机两挺。时间是六月上旬。
(四)青溪战斗：粤军第三军两个团向青溪我二十二师搜剿，遭我军伏击，仓忙逃去，伤亡约有百人，遗尸三十余具，我军缴获重机两挺，步枪三十余支。
(五)龙布战斗：七月间粤军第一师之第三团(彭林生团)，乘龙布墟期，师红军攻重石堡故智，以一部化装潜入龙布墟，对我独立第六团突袭，我独立团损失步枪五十余枝，被俘去二十余人。
上述五次战斗中，仅有七月间龙布墟之独立第六团被粤军突袭，遭受损失；其余四次均获胜利。可是，这一次的挫折，便成为我以后被撤职处分的罪状之一，可见中共对干部的刻薄了。

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
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以“土地革命”为其主要内容；而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一直到中共统治了大陆所经过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关于这个中国革命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看得最重要，认识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可从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以后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革命阶段的领袖及所以能够夺取中国政权，也就是能够把握着这个主要问题所致，绝非侥幸成功的。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实践时，他的政策大体来说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井岗山时期，他是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时期的农民政策，对于富农是与中农、贫农，僱农平均分配田地的。他认为由勤俭起家的富农是值得赞许的。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至一九三二年)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给农民，这个时期的富农，同样是受到与中、贫、雇农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奸猾的富农还在数量和质量上隐瞒了一些田地。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维护富农利益？以我的见解认为：他是出身於农村，对农村经济情形及生产状况，是很明了的；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是依靠着富农和中农；若取缔富农，有使农村生产萎缩之虞。而且富农亦是农民，若能善为诱导亦可成为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沪迁来江西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清算毛泽东的富农路綫。并由是年冬起实行查田运动，但是由于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这半年来，查田运动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开展。中共中央政冶局于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严厉的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重新订定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重新分富农的土地。在分田时，富农只能得到一定数量和质量较坏的土地，并主张剥夺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否认毛泽东主张的中间阶级在现阶段民主革命运动的存在性（因乡村富农及城市手工业主、小贩……等是中间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他们可以站在革命的一边，又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一边）。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内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我是出席者之一。讨论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
会让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洛甫末出席），他报告农民政策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并即席说明：“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若保留这阶级份子存在苏区，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时，他们必会起来勾结并联合反动势力，破坏革命。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其次是对富农政策太过于放纵，他们利用着优越经济力量，仍可以在农民身上进行剥削；或从土地生产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渐再成为农村的资本家，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应进一步没收富农的财产，以彻底剥夺其经济的优越条件。
中农是农民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份子，但他们有很快便成为富农的条件。他们的革命性是极度薄弱的，应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团。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热心的。但要注意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保守观念、温情主义和封建思想。
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只有雇农是基本的革命农民。所以我们要以雇农为基础，进一步扶助他们，团结他们，养成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意志与信心”。
周恩来的农民政策报告完毕，全场静寂下来。大家都在考虑有没有修正的意见。会议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分钟，还没有人发表意见。
我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我的家庭是个小量土地拥有者兼营商业的中产阶级。按中共的定义应该列为富农。但我并不以为我是富农而反对这一个农民政策，因为我在农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农民的痛苦，不独是雇农、贫农苦，甚至富农和地主一样苦。由於农村经济的贫乏，农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极少。我和一般农民一样，厌恶并愤恨一般苛索农民的土豪恶霸；因之，我参加中共的革斗争，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尤其是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过苏联，没有实地考察苏联在大革命时的农村情形；但是，从留俄归国的中共党员中，我获悉了帝俄时代的农村情形，与中国现状不同；俄国的地主所占的土地动辄以万亩计；俄国的富农都是经营有广大的农场。他们多是农村的资本家；俄国的贫雇农特别多，他们多数是农奴转变为贫农，或者受雇于农场为雇农，他们可以说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中共在南昌暴动时宣布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也可以说是对二百亩以下的土地不加没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时，地主富农的定义都规定得非常苛刻与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亩，甚至不足十亩，只要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为地主。农民中凡自耕自给，或雇用一二农民助耕的即名之为富农。如果照周恩来这个说法，那么农村中要杀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现阶段的革命，如果是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谋解放，为了要使广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就不应站在阶级仇恨的立场，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杀。同时我认为：地主剥削制度是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决不是这个时代的地主的个人犯罪行为。以革命手段来消灭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毁灭其生命，不仅是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大伤国家的元气！而且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若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革命是没有前途的。我经过这样的考虑，便打好了一个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来，说明我对这个政策的意见：
一、本党土地政策，照现在的地主定义，要消灭的地主实在极多，牺牲人民生命过大，有损国家元气。
二、因反富农，很容易发生执行政策时的偏差，致演变为任意屠杀。
三、因反对富农，必动摇中农，并因而影响贫农的革命情绪。
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薄弱，中国革命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和拥护，若采取这一农民政策，必断送广大的农民群众。
五、中国农村生产，主要的是建筑在小地主、富农与中农阶层，若摧毁了小地主与富农，必造成生产萎缩的现象，影响国家经济。
因此，我们的农民政策，应修正为“反对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我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接着起来讲话的是贺昌，他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现阶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党不能忽视了小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利益。龚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继续还有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踊跃地发表与我相同的意见，更充实了这一建议的内容。在这个激辩的过程中，会场情绪显得很紧张。
可是，中央的负责人，固执地务必要贯彻他们的主张。并不因多数同志的反对而加以修改。周恩来提出说明：“这个政策是根据第三国际给我们的指示而决定的，过去中国革命的不断受到挫折，都是党的负责同志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我们鉴于过去的失败，今后再不能对国际路线有所怀疑。今天只有讨论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执行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时候”。这个执行国际路线的大帽子，镇压了全场反对者的意见，各项实施细则，也就如议的通过了。
会后，我到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家里，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进晓餐。他很沉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今天的见解虽然有充份理由，但太过激了”。说到这里，中共的高级干部贺昌也跑来了，他急忙问道：“老项！你同意他们的政策吗？你看事情还有什么发展？”项英笑道：“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龚同志要当心一点!”项英的太太虽然是个旧式女子，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她劝我道：“龚同志你这么口直心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是很好的，但以后还是含蓄一点好”。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讨论党的政策，我是有权说话的。尤其是这一个关系到人民生存与党的前途的重大政策问题，我更不能不说，惟事情已经过去，只有静待事件的发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门岭去了。
满天阴霾，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调回军事委员会，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由何长工接任，其余的职务，也分别有人接任。交卸手续完毕后，我便回到瑞金军事委员会。
第二天，项英偕我到俄顾问李特自己个人的办公处，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来和朱德已先到，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李特指着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问我南面前线的情况（有翻译员传话），我详细的告诉他。他再问我：“（一）前线的碉堡线构筑为什麽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二）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袭击，为什么事前没有准备？”我告诉他：“前线的堡垒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农忙时期，动员民工比较困难，我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敌军袭击事，该地与我司令部相隔百里，并无电话网架设，全靠徒步通讯，事前我曾到该团巡视，事后也曾亲往处置，粤军系先以武装便衣化装小贩，潜入龙布墟，然后内外夹攻，致该团处于混乱状态，损失步枪五十余支。这次事件固然是该团警戒疏忽，但在敌我双方对峙中，相互的军事袭击，亦是常事”。李特听了我的答覆，点点头，似乎表示满意。
但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立即站起来以严肃的口吻向我说：“龚楚同志！你阶级意识一向模糊，在此革命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农民要收成，赶着收稻、种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没有构筑这条堡垒线的重要。你只顾及单纯的农民利益，忽视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错误之一。守龙布墟的独立第六团被袭击，是由于阶级警觉性不够，事前疏于防范，致被敌人化装潜入，内外夹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你的错误之二。你以前在广西工作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走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现在又对农民政策没有彻底的认识，保持着狭隘的农民保守观念，动摇了同志们的意志，这是你的阶级意识薄弱所致，这是你的错误之三；根据你上述的三个错误，党中央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一年，并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希望你能彻底转变”。
他说完之后，大家不说话，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钟过去，李特才打破僵局，带着笑容对我叽哩咕噜说了一通。翻译员告诉我：“李顾问说你是党的老同志，知道你过去很努力，将来对革命贡献时间正长，特请你在这里吃顿午饭”。
不久，特务员端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四大盘鱼及青菜。大家围拢着欢欢喜喜的吃着谈着，彷佛刚才的事像一个噩梦似的过去了。这个场合我本是非常尴尬的；这些党的高级同志，只知坐在家里及上层机关中谈革命，只知盲目地听从苏联的命令，没有了解中国农村经济情形，将来不仅要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断送中国革命，我心里不觉隐伏着无限的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没有尴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约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要我提高阶级觉悟，并好好的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特别是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冶部已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我听了，默不作声，餐后，便回到军委会去。
中共中央，像是郑重其事的来转变我的思想；在一个黑暗的晚上，在红军总部会场召开一个规模甚大的思想斗争会，同时被斗争的，还有被撤了职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瑞金的党政军上级干部近百人也全来参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我知道，这一次思想斗争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向我们两个人进行思想斗争，希望转变我们的思想，同时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级干部，然而，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
会议开始时，由周恩来宣布：“龚楚、孔荷宠两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是革命的老干部。党为了要教育他们，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猛烈斗争火力之下，再成为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现在先由龚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完话时，整个会场静寂下来。我在这场合中，既不愿昧着良心，对自己的灵魂作残酷的凌辱，承认自己确有着一些内心并不同意的“错误”；同时，又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牺牲生命的危险。这时内心异常痛苦！如何突破这一个难关？我考虑之后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大意是：
“一、我在广西右江工作，没有彻底执行党的政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点，我是承认的。我犯这一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迁就当地社会环境，以致执行党的政策发生错误！
二、我在粤赣军区司令员任内，我认为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线辽阔，兵力单薄，且所指挥的多数是地方部队，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团的被袭击，遭受损失，我自然应负其咎。对于堡垒线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顾虑到农民的生活和不影响农村生产所致，党对我的批评确是事实，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了群众困难的实际问题。关于农民政策，我的意见已在干部会议上详细陈述，至今我仍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绝无半点自私观念存在其间。党开除了我的党籍，这是在我革命过程中的最大耻辱。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背叛革命的行为，而是对中国革命现阶段政策见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说完后，便坐下来等侯同志们的“批评”。
在静静的角落里，一个人站了起来，他便是黄苏，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
“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干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这段话的最后一段，完全是无中生有，使我听了忍无可忍。因为我与我的妻子结婚，是在广西南宁国民政府下工作的时候。当时得到党内同志如贺昌和邓小平的协助，他们还参加了我的婚礼。这一千元代价娶老婆的话真是从何说起？于是，我立即据实提出答辩。中共高级同志贺昌亦即席提出证明，总算是渡过这一难关。
孔荷宠是个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在会议中遭受了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尴尬！最后由周恩来作总结，指出：“龚楚同志，对他的错误仍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去自我检讨；孔荷宠同志，头脑顽固，更须他自己切实的去纠正”。
孔荷宠在这次斗争会中，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脱离了中共的牢笼。
斗争会后，我与黄苏又在项英家里碰面，恰巧邓小平也在座。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这番话真令我太寒心了！原来他为了争取党对他的信任，表现他有无产阶级不徇情的优良品质，不惜以道德途说之词来斗争我！假如没有党中央强有力的同志声援，我在斗争会上怎样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无产阶级优秀干部！真使我有无限的感慨！
红军大学是训练上级军事干部的最高学府，开办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县西十华里的松林内，依着小冈用木板建成了十余座课堂、宿舍和校本部。辟有两个广阔的操场，并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
学员区分为上级干部训练队，高级军事研究班，及参谋人员训练班三个部门。上级干部训练队有四百八十个学员，由红军中曾任连长以上的青年军事干部抽调受训。并将红军学校上级干部训练队并入红军大学:共分编为四个中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正规红军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提高红军的战术修养，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高级研究班是抽调红军中师长以上的军事干部及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员的政冶干部，以研究战术战略和大兵团作战指挥，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为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参谋班就是红军中的中级干部，遴选其文化水准稍高者调训，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反第四次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但仍参加高级班上课学习。校内行政由事务人员负责。这种只重学习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风，是红军大学的特点。
高级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国军工兵营营长。参加对苏区四次围剿时在黄陂作战被俘。他的学识很好，他虽然在国军中地位低微，红军反而将他重用。这一来，他很乐意将他全部的学识教授出来。教官有陈时骥（国军师长）及另一国军郭旅长，俄顾问李特亦为教官之一，担任兵团战术及研究战略的指导。
高级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兵团战术、诸兵种联合战斗指挥、战略研究、战史研究、筑城学、兵器学、参谋业务……等。教育的实施方法，是尽量采用现地战术作业，与图上作业。每天除了清晨运动外，有六小时正课，其余的时间之阅读军事政治书籍，自我学习。每星期六在大礼堂开晚会，有红军总政治部剧社演出话剧及各种娱乐节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级党政军干部，常来参加。
我们的给养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两猪肉或六两鱼肉。平日的菜蔬也很丰富，比较红军士兵要好上几倍。我们于入校后，每人发一套灰斜列宁装军衣，两套白布内衣，尚有蔴草鞋和布袜，这些，都是红军士兵所没有的。高级班学员中，有孔荷宠、彭雪枫和我三人，每月能领十元大洋的营养补养费。因为我们过去曾为革命流过多次血，身体健康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在我到苏区以后就开始按月发给，其他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因为没有负过伤，也就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了。
在红大受训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本班党支部书记彭雪枫通知我：“奉到党中央的通知，你已经恢复了党籍。请你今晚参加党支部会议”。我听了非常骇异！我不是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一年吗？现在仅只两个月，又是在学习期间，并无工作表现，为什么这么快便恢复了党籍？孔荷宠同志在我之前开除党籍一年，期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为警惕与喜悦的心情所包围，警惕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难应付，必须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满意”。喜悦的是“在开除党籍阶段，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党籍既恢复，生命暂时有了保障，心情逐渐安定下来”。
后来，我从一个中央高级同志那儿，得到关于我恢复党籍的原因。原来我被开除党籍，完全是周恩来所主张的，当时情势颇为紧张，且有杀头的危险。时值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及组织部长张闻天，因赴宁都调整第五军团人事未返(第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在那次被撤职开除党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亦被撤职处分)，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待秦邦宪、张闻天回来，知道了开除我的党籍，认为周恩来处置失当，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开除一个有长远斗争历史的高级同志。但事情已经发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过了一个短时期，再在中央会议提出讨论，恢复了我的党籍。这种业经开除党籍一年，而能在两个月内恢复的事情，在共产党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高级研究班便提前毕业。在红军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所有高级干部都到场观礼。毛泽东、朱德均致训词。高级班同学推举我致答词，由校长周昆同志发给我们一白布(三平方寸)的毕业文凭(他自己也领了一份)，会后叙餐，情形颇为热烈。
毕业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高级班学员，到总司令部训话。大意是“在此革命斗争的严重环境中，各位能得到几个月的学习时间，这是极可宝贵的事，在这一学习阶段中，据我所知，多数同志均能努力学习，在军事的修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仍有个别的同志，游击思想仍极浓厚，政治的觉悟还不够。希望你们自加警惕，迅速转变，否则革命的纪律是不能放松的。现在，各位既已毕业，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岗位，今后务须加倍努力，庶不负党对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语调，使我们一班同学都感到不安。

第五章
政治攻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对于国军向苏区的围剿形势，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使他们甚感不安和忧惧!
一九三二年四次围剿的初期、鄂、豫、皖区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放弃苏区西窜四川。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会战，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以前，虽已有过初期的胜利，但严重的形势仍未解除。而国民党中央又将牵制国军抗日的罪名加于红军，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可以证明国民党的剿共决心。今后即使顺利的粉碎了国军的第四次围剿，但接连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又会到来。为了要解除这种围剿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他们一九三二年二月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政治攻势方针，藉联合抗日之名，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妥协，以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愿意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利益，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和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这个宣言，他们不仅在苏区散播宣传，而且在全国各地大城市，均由地下的中共党组织到处散发，以扩大其影响
可是国民党并未因中共这个宣言，改变了进攻苏区的既定故策。第四次围剿虽然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后因军事的失利暂告结束。但仍积极的筹备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向苏区进攻，这就是国民党给予中共所发表“愿意和任何军队党订抗日协定”宣言，最有力的答覆。
中共白发表了上述宣言之后，更积极的去推动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共的策动及帮助之下，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登时号召了察哈尔及其邻省的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冯玉祥以有机会可乘，立即挥军向察东日军占领各县，大举进攻，很快的克服了察东各县。
冯玉祥自兴兵抗日以来，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苏联军品经济援助并没有到来，使他无法继续下去，此时他才知道上了苏联和中共的大当。同时国民党政府方面除增调大军北上集中于河北省外，并派员劝导冯玉祥临崖勒马，勿以抗日为儿戏，抗日大计应候中央政府决定，请冯与中央合作。冯亦感到现状实处于不利地位，乃于收复察东各县后立即宣布停止作战，准备将察哈尔军政大权交还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共参加抗日同盟军的高级人员杨晓初、刘少文、张慕陶、杨子康、吉鸿昌等，见冯玉祥又变了，他们便联络可能争取的军官，集中已能领导的军队，仍用抗日同盟军的招牌，藉抗日为名，准备与国民党展开军事斗争。以配合苏区的红军行动，当时推定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以吉鸿昌为总指挥，率部约六万人向北平前进，声势仍相当浩大，但这些军队官兵是为抗日而来，现改向国军作战，违背初衷，多不愿意，且军费无着，生活困苦，中途逃去者甚多。迨行军至古北口时，因前有国军防堵，便俘的俘，逃的逃，全军便被消灭了。吉鸿昌本人于失败后逃赴天津，潜居于租界内，卒被国民党侦察人员刺伤被捕，以后解赴北平枪毙了。
此次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其结果虽是失败了，但在抗日方面而言：曾收复了察东各县失地，给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来说：虽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希望，伹却延阻了国军对苏区的五次围剿，给子中共苏区及各地苏区红军以相当时间休息整编的机会。在冯玉祥个人言，表现了他个人的号召力量，并藉此与国民政府当局取得了谅解，终出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时，曾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拥戴和全国人民的歌颂，但另一方面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非难，因为中央以抗日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对日暂时妥协政策，避免军事冲突；十九路军官兵，都非常怨愤！战争结束后，又奉调福建担任围剿苏区的工作。那时他们在意识上对中央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所以对苏区并无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可是，因为既担任了围剿的任务，也不能不参加作战，不过，在红军反第四次围剿的战役中，第一次被红三军团的红七军给予他们一个重创；接着第二次又由我所领导的东路红军给予他们一个打击，他们鉴于这两次败仗，认识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改进攻为防守，只有深沟高垒，监视着苏区红军的活动。后来由于李济琛、陈铭枢的积极煽动，他们便酝酿着反抗国民政府的运动。
他们早已看到了中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吁联合抗日的宣言，和组织抗日联合战线这一套动人的主张。他们自己认为是抗日的部队，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号下，当然可与红军合作。乃派徐名鸿为代表，携了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名给朱毛的信，由福州经连城至长汀，先与红十二军接洽。然后由红十二军引导至瑞金，与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国民党中央当局，不惜以辱国条件与日本妥协，而集中全力进攻苏区，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仅要消灭红军，而且要打垮一切抗日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须要团结在一起。现在准备组织福建人民政府，领导福建人民，实行抗日主张；并愿意和红军彻底合作，并肩作战。并希望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全权代表到福州，商讨具体的合作办法”。
那时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于十月开始，中共领导阶层人物正在旁徨之中，突接到这个天上飞来的佳音，朱德、毛泽东等，及所有同志均欢喜若狂，一面款待来使，一面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当时在会议中发生了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左倾路线的教条主义者的国际派，对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张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济琛等先进行试探式的会商；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红军；干部派，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并希望能够拉紧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着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国军的五次围剿。最后是决定派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随同来使赴福州，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其内容如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面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区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录自救国时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人民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在福州宣布成立。以李济琛任中国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陈铭枢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任参谋团团长。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司令。并将福建省所辖地区划分四个省，派出各省政府主事，并派全权代表一人驻瑞金，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络。中共当时虽然采取了慎重的合作政策，但如何去巩固人民政府的阵营，倒是十分注意的。他们特请福建人民政府整肃十九路军内部的不稳份子，以巩固内部组织。同时，急电苏联迅速运大量陆军装备及飞机来厦门补充红军。苏联对于援助中共夺取中国政权，是乐意的，特别是在日本正企图并吞中国的时候，过去因为没有一个海口，所以无法运送。现在既打通了福建，当然非常方便。于是，立刻答充，准备先运步枪三万支，轻重机枪四千挺，各种大炮二百门，飞机十架，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此种器材，已陆续集中海参威，装船候运。另由上海先运送中国大洋券一百万元为红军军费（大部为中国银行及实业银行所发行之一百元券）。这一百万元的经援，以后便成为红军突围西窜的军费。
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因为内部意见复杂，矛盾丛生。中共对福建人民政府，始终是存着利用和观望的态度，并没有真诚合作的积极措施，当国民政府积极调动在赣、闽两省剿共的第九师李延年部、十八军罗卓英部、六十四军刘和鼎部，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准备对闽用军事解决的时候，人民政府曾迭电中共请派遣红军入闽配合作战，以阻遏国军的攻势；这个正是红军配合十九路军先行消灭这一部国军的大好机会，但是中共的大军，却迟迟不发，再三拖延时间。卒为国军主力由蒲城进攻建瓯，继以中央突破，占领延平，十九路军便告瓦解，福建人民政府亦即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整个崩溃了。中共援闽的一、三两军团只好中途折回，而苏联集中海参威单备援助中共的军械和飞机，也无法运送，徒成了中共的黄粱一梦!
（作者按：本编所纪中共两派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意见，与我前著“我与红军”所载不同。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特在此更正）
中共的高级领导同志，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签订联合抗日协定时期，尽管意见不同，主张有异，但自十九路军失败后，中央苏区又受到国军五次围剿的更大压力，才认识过去措误，失去了一个政冶攻势的良好机会。但事成过去，后悔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只有继续的努力去开展政冶攻势的策略。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
一、坚决反对……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国联和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及其胜利的保证。
二、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号召民众，参加抗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四、用军器库及入口武器来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作为抗日费用。
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影响，取消一切对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设施累进税以应用度。
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七、反对……出卖东北、华北和中国的“塘沽协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
民众们!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纲领。每个劳动者，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应拥护这个纲领。中共这个文告发表后，得到了宋庆龄等几千民族爱国人士的反应，他们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他们这个纲领包含了下列条款：
一、全体武装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采下列办法筹措抗日战费——
（甲）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同时停付日本一切债款。
（乙）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丙）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丁）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戌）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同时设立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高丽人、台湾人等等）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关系。
中共这次政治攻势虽然未能得到实际上的援助，但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收到了相当的效果的，以后一九三五年的西安事变，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军停止进攻苏区延安，容纳朱毛红军参加抗日等措施，都是中共政治攻势继续发展的结果。
















第八编

中央苏区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