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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9年11月10日 令人瞠目！邓小平怎么可以如此卑鄙...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
邱会作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
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单民主墙”前后的邓小平
当邓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立足未稳，需要利用民间力量打击政敌的时候，他就打扮成开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励西单民主墙的发展。一旦把华国锋赶下台，他立刻卸磨杀驴，对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众大开杀戒，关的关，判的判，将反对中共极权统治、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压制下去。
毛泽东死后不久，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自由思想的短暂活跃期，史称“北京之春”。它发端于西单民主墙。它位于北京城西单东北角，是一道200米的灰色矮墙。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了四五运动的报导和诗选，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封。有人将该杂志一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此后，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几百米的灰墙全被贴满，层层覆盖，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多达四五千人。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边听边点头附和、议论、记笔记、照相。外国记者夹杂在人群中，忙着摄像、与中国人随意交谈。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
社会上有人开始称邓小平“邓大人”、“邓青天”；他作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以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来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无论对于邓个人还是中共来说，这次会议都是重要的转折点。邓扳倒了华国锋，确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过了危机。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对争取自由的民众变脸，重新回到政治极权、定于一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明令禁止言论自由。当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他指责争取民主权利是“少数坏分子闹事”，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
不久前还被邓大力支持的民主墙和“四大”，成了大开杀戒的目标。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规定的公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
有网民评论说：“民主是邓手里的武器。他要打倒华就拿起这个武器。等华倒台了，他就又取缔了这个武器，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害怕别人或人民用这个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学潮 －－维基百科
八六学潮是指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学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连发起的“民主”学潮。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陈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两名中宣部官员到上海与陈破空等研究生对话。这被视为八六上海学潮的预兆之一。胡耀邦被大学生视作中共高层开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谈到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1986年11月初，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向学生作演讲。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演讲会。
1986年12月4日晚，方励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内竞选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强调人们有权利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在政治上拥有自身的发言权。此次游行标志着“八六学潮”的正式开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负责人会议上要求“改進学校工作，澄清模糊观念，不让学生上当”。
1986年12月9日，由于政府方面封锁消息，也不对学生的主张予以回应，合肥市的高等院校发生学潮。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教育学院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抗议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组织進行选举工作。学生在游行中高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独裁”、“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主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温元凯等人公开支持学潮的情况下，引起了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武汉市高校的共鸣。12月9日，武汉市两所大学约两千五百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指责政府方面干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1000多名学生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举行街头游行，部分学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连续5天上街游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财经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六张“要人权、要自由”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同济大学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高校共约五千名学生，上街高举“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游行，并在人民广场集会，希望面见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当晚6点，上海财经大学派出一辆大客车去人民广场接学生，但未接到（事后知道学生已移到外滩）。傍晚7点多钟，部分参加游行的学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造成外滩一带交通阻塞。晚上8点，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与部分学生代表進行对话。深夜，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赶到市政府大楼，劝在场学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气严寒，却成为学潮最高峰的一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强行驱散近千名静坐示威的学生，用汽车把学生分别押送回学校。由于强行驱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学生的不满，随后约有六、七万名学生与上海市民集结在人民广场，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点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闻自由；3、承认民主运动合法；4、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时左右，上海财经大学仍有学生在外滩参加集会。下午5时以后，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两百名学生在外滩、人民广场等地集会、游行、演说。当晚，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陈和本带领系总支书记、班主任等去人民广场和外滩做学生工作，并派车押送学生。同日，广州中山大学400名学生发起声援合肥中国科大的游行活动，聚集到广州市人民政府门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诉求：1、要求实行竞选制度；2、（学生）指责人大是“鸟笼”，要求三权分立；3、反对搞“第三梯队”；4、要求新闻、出版自由；5、改善校园生活环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二十名学生打着校旗同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一起在上海市百一店附近游行。校园内又贴出了约三十张大、小字报，标语。同日，江苏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学学生聚集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门前，高喊“还我民主与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华大学近千名学生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走上北京市街头声援合肥及上海的游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工学院、合肥联合大学在内共1000多名学生，打着“声援上海学生”、“抗议暴行”等标语上街游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广场静坐，并向市政府秘书长提出了10点要求，即《中国科大师生关于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学潮也陆续波及阜阳、徽州、安庆、芜湖、铜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专、中专学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学潮开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当时的北京市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即《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广播宣布未经批准的游行是非法游行，参加非法游行者将被依法惩办。当时许多高校干部在各高校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情况，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部分各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集会游行。傍晚，参与游行的学生被抓的消息传到北大校园。据估计，游行学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有35人。北大学生立即在校内集会游行，即为“元旦风波”。游行学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道学潮等4条要求。随后约5000余名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最终政府方面于1月2日凌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风波”被平息，标志着前后历时27天的“八六学潮”结束。
随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正式开始，国内媒体纷纷载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党中央一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管惟炎和方励之调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免去管惟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和研究生院院长职务，管惟炎调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主张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而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该职务由赵紫阳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宣布开除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的党籍。
1987年1月23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于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开始在广州传播八六学潮争民主的主题思想，与广州当地的活跃人士一道，策划酝酿1989年的民主运动，并成为广州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积极参与八六学潮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刘刚、封从德等人后来也分别成为北京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