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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19年11月10日 令人瞠目！鄧小平怎麼可以如此卑鄙...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看到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鄧小平曾經棄軍逃跑。
邱會作回憶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談到對鄧小平的評價，說：「鄧作了許多壞事，一條是棄軍逃跑；一條是到北京后與劉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會作回憶錄》，頁628）鄧的這段經歷，在《紅七軍簡史》中有記載，軍內高層盡人皆知。
鄧自己也承認這回事，只是迴避「棄軍逃跑」幾個字。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6月至7月，鄧向中央寫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1972年8月3日，鄧致信毛澤東，說道：「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據知情人說這一段歷史是這樣的：1929年底，鄧小平受中共派遣，與陳豪人、張雲逸等組織「百色起義」。「百色起義」前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一次面臨危險拋卻部隊逃之夭夭。後來，組成紅七軍，李明瑞任紅七軍總指揮，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1931年初軍長張雲逸與政委鄧小平各率一部由廣東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敵軍截斷，兩部失去聯繫，鄧帶領一部分部隊到了江西崇義。幾天後，鄧去傑壩找贛南特委接頭。此時，敵軍對崇義紅軍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情況緊急，部隊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長鄧小平指揮部隊或抵抗，或突圍。這時，鄧就在崇義附近的山頭上，聽到前方槍聲緊急，嚇破了膽，立即決定棄隊逃走，並帶走了許多軍餉。非常明顯，鄧是為了保命臨陣脫逃，做出了這種無恥勾當。這是鄧第二次棄軍逃跑。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實實在在地當上了中國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總書記。鄧為了自己當上「合法」的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這樣，他得以以一個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當上中央軍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適足」的醜劇——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履」，適鄧小平想當軍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人也已經到了超高齡——八十三歲，但是，這位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人，還捨不得「軍委主席」這把椅子，還想坐幾年。可是，十二大的黨章剛剛為他規定軍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擔任，怎麼辦？於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又一次「聽黨的話」——「聽鄧的話」，再次「削履適足」，把十二大剛剛為他量身定做的黨章，又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從而，一個黨員當起了中央軍委主席，掌握指揮號令三軍的大權，掌握按動核按鈕的大權！（中共中央總書記為軍委第一副主席，是黨員鄧小平的下級）。
鄧小平還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視為他的「大秘書」（趙紫陽語），把政治局常委視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卻一個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裡，由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國家命運；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會，超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頤指氣使，下達命令，而且下達了一個把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令。
鄧小平一旦掌握了實權，依照他的品質，可怕的後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鄧是什麼事都敢做的。看看鄧小平爬上「太上皇」寶座后的作為，即可一目了然。僅舉數例：
1，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完全不是什麼「自衛」，而是中共發動的一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2，從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時間里，鄧悍然拿下三個中共中央一把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其手段之流氓殘忍的程度可謂空前，最後竟然把總書記趙紫陽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了十幾年，一直到死。
3，運用職權圖報復，泄私憤，悍然「審判」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罪行」要審，沒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審——這就是鄧的信條。
4，已經八十五歲的鄧小平，凌駕共產黨中央，凌駕人大和憲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幾十萬最精銳的野戰軍，對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大開殺戒，並且狂妄叫囂「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屠城后，全國大抓捕、大清查。鄧咬牙切齒地叫囂「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開創了中外現代史上最兇殘、最血腥的記錄，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網路上又揭露出驚人史實，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引發洪河、潁河暴漲，眾多水庫面臨垮壩危險！河南省領導人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報告險情。紀、李認為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當時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部隊參与搶險。8月7日22時45分，李先念給鄧家裡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后說鄧不舒服，已經入睡。李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但鄧榕堅持說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8日零時20分，情況十萬火急，河南省領導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動用空軍。李先念、紀登奎再次給鄧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急得跳腳也無可奈何。40分鐘后，水庫決口，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洪水像脫韁的野馬衝出板橋水庫，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游衝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傾泄7億立方米洪水。沉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剎那間變成水底冤魂。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計六十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六十億立方米的洪水，使東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範圍內一片汪洋。一千多萬人受災，二十多萬群眾死亡。
其實，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鄧小平對這一災難長期禁錮封鎖，使民眾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單民主牆」前後的鄧小平
當鄧在中共內部權斗中立足未穩，需要利用民間力量打擊政敵的時候，他就打扮成開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勵西單民主牆的發展。一旦把華國鋒趕下台，他立刻卸磨殺驢，對參与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眾大開殺戒，關的關，判的判，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爭取自由人權的聲音壓制下去。
毛澤東死後不久，文革結束，中國出現了一個民間自由思想的短暫活躍期，史稱「北京之春」。它發端于西單民主牆。它位於北京城西單東北角，是一道200米的灰色矮牆。
1978年9月，《中國青年》復刊號刊登了四五運動的報導和詩選，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封。有人將該雜誌一頁頁撕開貼到西單牆上，吸引了很多人圍觀。此後，大字報、小字報不斷，幾百米的灰牆全被貼滿，層層覆蓋，圍觀者里三層外三層，有時多達四五千人。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邊聽邊點頭附和、議論、記筆記、照相。外國記者夾雜在人群中，忙著攝像、與中國人隨意交談。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11月27日，在會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民主牆」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
社會上有人開始稱鄧小平「鄧大人」、「鄧青天」；他作為1978年度世界風雲人物，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們以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來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無論對於鄧個人還是中共來說，這次會議都是重要的轉折點。鄧扳倒了華國鋒，確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過了危機。一朝大權在握，立刻對爭取自由的民眾變臉，重新回到政治極權、定於一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發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明令禁止言論自由。當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的長篇講話。他指責爭取民主權利是「少數壞分子鬧事」，是「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他斬釘截鐵地宣布「必須堅持射穢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
不久前還被鄧大力支持的民主牆和「四大」，成了大開殺戒的目標。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
1980年9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中規定的公民擁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
有網民評論說：「民主是鄧手裡的武器。他要打倒華就拿起這個武器。等華倒台了，他就又取締了這個武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害怕別人或人民用這個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學潮 －－維基百科
八六學潮是指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兩名中宣部官員到上海與陳破空等研究生對話。這被視為八六上海學潮的預兆之一。胡耀邦被大學生視作中共高層開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里和萬里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規模空前的演講會。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此次遊行標志著「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干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裡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一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傍晚7點多鍾，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一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氣嚴寒，卻成為學潮最高峰的一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採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押送回學校。由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髮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一起在上海市百一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淀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廣播宣布未經批准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与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道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餘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最終政府方面於1月2日凌晨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志著前後歷時27天的「八六學潮」結束。
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一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於1987年畢業後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開始在廣州傳播八六學潮爭民主的主題思想，與廣州當地的活躍人士一道，策劃醞釀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成為廣州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積极參与八六學潮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劉剛、封從德等人後來也分別成為北京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