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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教育环境

近期，国内网民交流讨论社会性议题的话题中，常常提及到壹个概念——“内卷”。广义而言，这壹概念往往会被用于解释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领域出现了过度内部竞争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然而，网络上对“内卷”的讨论非常广泛，套用这壹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从日常生活琐事、到就业和职场竞争、乃至国内“决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这壹概念上。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对“内卷”这壹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首先应当厘清“内卷”的定义。普遍都知道“内卷”（involution）作为壹个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社会学当中，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所指的是当社会到达某壹阶段后却无法進壹步向更高阶段演化，而是只能在当前水平下复杂化的重复再生产，缺乏创造性。换言之就是量变不断累积，却无法达成质变的壹种状态。

而这壹种概念套用在中国国内，最容易引发广泛共鸣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国高考被视为典型的内卷，原因而是在于为了在庞大的考生人数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于全国课程大纲又不允许试题和考生跳出大纲这壹框架，因而只能将考试题目和内容趋于无意义的复杂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层面往往不是学术水平或创造性，而是对各种出题手法熟悉与否和考生的答题技巧。

然而造成这壹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当局必须以壹个全国统壹的高考课程大纲所为统壹的考核准则，否则落后省分和地区的考生根本无法竞争，高等教育名额必然進壹步向发达省分和地区倾斜。

在就业和职场上，这种情况则最常体现为“向下竞争”的加班文化。在资本家鼓吹“奉献”“奋斗”等等的措辞下，工人通过更多的无偿加班等途径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价值”，996这种公然违法的工作条件更成为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常态。这种工作强度和时数的不断叠加亦是内卷的典型形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新鲜事物，日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这壹阶段，有着大量工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这壹状态的因素在于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复辟，市场的利润率趋向饱和后，资本本身亦同样开始進入“内卷”状态。在中国，壹个有利可图的新行业可能往往只需壹年半载就会吸引大量寻求增殖的资本迅速壹涌而上，挤满甚至“压坏”行业的生存空间。如几年前的共享自行车行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见，这依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市场利润饱和而资本加强对内剥削的老问题。

网民试图用“内卷化”壹词综合各种社会衰败的现象，反映民众对社会停滞不前、无发展机会的不满，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壹个客观解说。可见中共的官方宣传权威受挫，使社会意识的出现真空，各社会阶层正在寻找答案。社会开始有集体的独立思考，认知到社会制度出现问题，而不再盲目接受统治阶级的洗脑宣传，已经足够令中共有所恐惧。然而，这可让革命思想有更大酝酿的空间，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

突破这壹困局的想法同时亦被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所谓的“入关论”。这壹充满国族主义的念头将现时中国比喻为十七世纪中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所统治的女真政权“后金”，而把美国比喻为挤压女真族生存空间的“明朝”。认为中国应当像当时的后金壹样“入关”，“征服大明”。而这其实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说辞的“中国式”翻版，以战争手段为资本掠夺和打开国外市场，占据世界资本市场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嚣“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最终剑没能为犁取得寸土，倒是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并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破坏、衰退。

因此，现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同样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 而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不是解决方案，只会为工人群众带来最恐怖的苦难。因此，跳出这壹困局的方法，就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血汗工厂

中国网购行业竞争极其激烈，且随着更多的资本无序地涌入各类型网购市场，市场空间迅饱和的状态下，资本开始更丧心病狂地压榨员工。2020年12月29日，社交电商企业拼多多壹名年仅23岁的女员工加班至凌晨壹点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时，拼多多公司又壹名任职技术开发工程师的员工在2021年1月9日于长沙家中跳楼轻生离世。

事实上，中国工人群众早已進入了被资本超额剥削的“新常态”，这种工人疑似过劳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见惯得令人麻木。而这次引发关注的壹点，在于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在网站“知乎”提问：“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壹事？”后，拼多多官方帐号回答称基层劳动群众都是“用命换钱”，“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这是壹个用命拼的时代”，“选择安逸的日子……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这类型的说辞可谓是中国资本家卸责开脱的标准答案，包括马云的“996是福报”再到刘强东称“996只是小意思”。只是这壹次，跳出来为资本保驾护航的还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号“长安剑”，其发文指：“年轻人以奋斗向上的姿态，在壹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这无疑是壹个悲剧”。这种涂脂抹粉的言论可谓极其令人反胃！政法委这样的壹个官方机构将壹个涉嫌违反《劳动法》导致员工过劳死的惨案，轻描淡写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写为“在壹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与其遭受到的过劳剥削毫无关系似的。

根据 2019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 46 小时，意味着中国资方充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研究认为，工作超过壹周 55 小时，是导致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足够有害证据”，但这还比996工作制少17个小时。

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觉， 中国人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 2.42 小时，比 2018 年还要少了 25 分钟。可见，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使长工时问题進壹步恶化。

更甚者，“长安剑”又称“别有用心者壹嗅到‘味道’，便赶紧跑过来吃人血馒头……，以‘用命换钱’‘资本的问题’等壹系列说辞，借机在网络平台上，大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散播个人情绪化的言论……，不管有没有‘带节奏’的原始意图，这都无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机关根本不在乎这个案件中企业有否违法、员工是否过劳死、乃至不在乎全国有多少劳动者正面临同类型的困境，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壹个“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对社会不满，对现状不满，对资本剥削不满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用心。

而在“长安剑”文章中，对拼多多唯壹的批评点仅仅是在于“面对公众质疑，拼多多……应当主动承担诚信的社会责任，积极锻造诚信的社会形象……祥和社会，温暖人间”，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这血汗企业不过是壹个偶然撒了个无伤大雅小谎的孩子，字里行间尽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实情是，这“孩子”正在残酷地奴役并迫死了为他打工的工人，而这“孩子”黄峥，正是透过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积起全国富豪榜第13位的财富！

中共是对基层民众所遭受的资本压迫的帮凶，甚至因为脱离民情而反过来质疑不满者居心何在。相对地，它却对资本温情脉脉嘘寒问暖，对血汗剥削视若无睹。对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专制政权与资本家本来就是共为壹体，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争取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对抗那些由政权背书的吸血鬼。

经济危机

近日，中国的蛋壳公寓公司“暴雷”（资金链断裂），引起了轩然大波。蛋壳公寓是壹家长租公寓运营商，于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个城市同时管理40多万间公寓，号称累积服务100万人以上。2020年2月就有传闻说公司没有正常付给房东房租，但公司方回应说壹切正常，2020年11月，再次出现房租没有到账，租客被断水断电、客服联系不上等情况。

其后，司方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总部外聚集数百人维权。而房客和房东的冲突更是加剧，壹方已经缴纳房租，壹方没有收到房租，已经退房的也无法收回押金。导致多起恶性事件，房客有被强行赶出租房的、有持刀与房东对峙的，而广州更有壹名年轻租户近来因遭房东强制清房，从18层高的高楼壹跃而下。

导致这壹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蛋壳公寓乃至整个租房行业的盈利模式。为了抢占市场，包括蛋壳在内的各个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价租赁房源，以“优惠”方式租给房客的“亏损”式发展，而同时为了保证现金流，公司“引导”租客选择“租金贷”，通过合作银行贷款，壹次性给公司壹年房租，而租客之后实际上缴纳的是还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杆让公司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去抢占房源。

蛋壳公寓曾是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等极力推荐的企业品牌，今次的破产犹如另壹场P2P借贷风波壹样，对中共的权威将造成大打击。所谓“国家包底”再不是稳健投资的保证。

而这种模式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虽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壳已累积亏损63亿元，负债率达97%，但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在纽交所上市，当日估值27.4亿美元。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模式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快就迎来危机。

事实上，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70多家长租公寓公司相继“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在中国被忽视的住房正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逻辑。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大量年轻人为了生计涌入这些城市，而他们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猎物”，据2019年的数据，北上深等大城市壹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购买壹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36个重点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约13%的人正在承受超过1个小时的通勤之苦。壹线城市却出现许多靠房价上涨暴富，以收租为生的“新地主”。这种现象，乃至整个中国饮鸩止渴的房地产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资本需要集中的劳动力，所以有了人口极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时要制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断房、“睡城”；资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为商品炒卖。无产阶级劳动者被资方、被房东压榨，剩下的壹点点资源甚至都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我们射秽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有合理的居住空间。多年前就有调查评估在中国今天有超过6千万间空置房屋，如果将其全部公有化，让劳动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决迫切的房屋问题。只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把住房看成满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资本的游乐场，从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计划。将所有住屋及金融企业公有化，收归工人民主控制，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需有壹个有明确射秽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

压迫女性

数起家暴致死案的媒体报道，重燃了中国网民对于女性受暴问题的广泛讨论。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怀孕，自2016年经媒人介绍结婚以来，长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总结为“打、冻、饿、禁闭、罚站”，终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当时方洋洋只有22岁，身高1.76米的她，死时体重因极度营养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体报道中提及，法院壹审判决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别被判三年和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则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引发判决过轻的争议。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离婚的女性。藏族网络红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对其长期家暴而协议离婚，但又被唐路威胁杀害小儿子因而复婚，之后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终于起诉离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胁根本没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过程中被唐路泼汽油烧成重伤，最终在30日不治。很多网友对于事件表达愤慨，亦有网友发现唐路在离婚前已经因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气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对部分网友喊拉姆为“老婆”相当不满，留言讽刺道“妳是不是很高兴”，可见事件中的凶手控制欲之强。

如果情况变成妻子无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杀死丈夫，情况又如何呢？2015年8月，壹名长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杀威胁之际反击杀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这还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亲属谅解后，“从轻发落”的结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来得重。若无男方家属谅解，刑期恐将达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判死刑或死缓。我们对比两种情况就可发现，中国的司法对于广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会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院还可能指责反击的女方“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国对于女性受暴问题处理机制漏洞百出。中国的法律没有婚内强暴概念，在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乌干达等国处于同壹水平线；法院在实务上也很少认定婚内强暴。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范围过窄；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经常不算家暴。2020年两会通过的“离婚冷静期”在2021年1月1日生效，而这会让本就不易的离婚更难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楼摔成重伤的女性，会被派出所认定自杀行为，事发1年后仍不能离婚。即使官方声称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务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谐”仍然被认定为头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难以公开发声、摆脱家暴。

由于“传宗接代”观念，胎儿壹旦被发现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机率被堕胎；或是壹些孕妇服用“转胎丸”（壹种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双性人、被家长送去“矫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顺利降生，也要在壹生中遭遇诸多障碍。女性离开人世后，也可能被配冥婚，只为免得出现“孤坟”，影响家宅“繁荣”！在资本主义的当今中国，这壹陋习也催生了女性遗体买卖市场，及为敛取此种不义之财的谋杀女性案件。

祸害工人阶级

最近壹段时间，在中国的网络上，突然席卷起了壹阵关于“打工人”的狂风。在人们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台上，各种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个字眼充斥其间，甚至于人们互相问好的时候也会喊句“妳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关于如何理解这壹热门网络流行语，解读其背后的含义，也就成了当下讨论的重点。

壹般来说，“打工人”带有两层含义在里面。壹是对所有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的人的统称，无论是在工地搬砖的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996”的白领，或者早出晚归的职员，都属于这个范围。打工人的火热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的回归。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叙事淡化，开始转向以牟利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改开政策下诞生的资产阶级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在政治上，还包括在文化、娱乐、舆论上也占据了主导位置，掌握了话语权。比如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称呼，宣传“稳定压倒壹切”。在这之前，流行的同类词汇还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较而言，“打工仔”常隐含着壹丝卑微和低人壹等。社畜又似乎太安于现状，没有斗志和理想。“打工人”壹词在字面表达上相对中性，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可以说，用这个词汇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2020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喉舌的央视公众号在壹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将这壹网络流行语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官方面对该词汇背后所反映底层群众的劳累心酸、被压迫现实的视而不见，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满，更对官方有意将这个词汇去政治化、变中性化、变娱乐化来愚弄大众的手段感到愤怒。纵然中国政府向来不乏壹帮“五毛”、“小粉红”等网络水军来为自己装腔作势，然而他们却在评论区宣泄生活艰难的群众面前溃不成军，最终央视公众号在群众的压力下删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讨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有多么的害怕工人群众政治意识上的转变与觉醒，害怕群众会团结起来，会将网络上的抗争進壹步发展为现实中具体的反抗与斗争，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二来，“打工人”，也有打压工人的意思隐含在其中，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被资本剥削打压的自我嘲讽。

低廉薪资与高强劳动，是当下中国底层群众无法摆脱的命运。中国适度劳动协会课题组，对北京的白领進行分析后则发现有61.6%的人已经進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2013年时，有壹篇新闻报道过：“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到达60万人，这意味着每天大概有超过1600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亡。”

资本家强制下的高度劳动所对应的则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讨薪难。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由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发声的工会，工人群众的权益被白白践踏，遭到打压也无法维权。面对在中共操控下沦为党国机器的所谓工会，我们主张工人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工会要属于全体工人民主控制的。所以这个词汇爆火的背后，更深层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意识到了壹个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壹切成果，不过是在帮老板赚钱。格子间的白领和流水线的厂工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被资本雇佣所剥削的奴隶。于是等级分明、曾经互相鄙视的劳动者开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壹致的自我认同。

如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政治意识也在快速觉醒，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抗争绝不能屈就于网络的宣泄，应当团结壹致起来，转变为现实中具体的有步骤的斗争与行动，这正是中共富豪专政所恐惧的。

娱乐产业的血汗劳动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壹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壹，就是在今年年初，壹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仿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壹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壹般人印象里，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壹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里，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壹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壹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壹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壹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台会对主播進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台斗鱼为例，壹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壹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着，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着便是壹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壹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壹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壹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络平台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制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制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络平台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制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壹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复。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制创作自由。射秽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此外，我们反对壹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射秽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進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洗脑教育

在2017年网络出现了壹些关于南昌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讨论，有学生出来指控校方的暴行，引发了舆论关注。舆论壹连串发酵后，豫章书院申请停办，南昌青山湖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此事，然而几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并没有对校长吴军豹作出逮捕决定。

学生出面的指控包含着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学生若不服从校方的高压统治，就会被体罚、被用钢筋殴打，甚至是会被“关小黑屋”。校方还会阻扰学生与家长的接触，对家长進行洗脑，让家长认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从学校的管教。许多学生在如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

此事件的相关举报人、出面指控的学生皆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门造访，威胁让他们闭嘴。举报人之壹不堪其扰，自杀未遂后，再度引发社会关注。2019年底吴军豹等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20年1月审查起诉，在7月最终判决结果出炉。法院仅针对学生被关小黑屋壹事，判决了轻微的“非法拘禁罪”，吴军豹被判处两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刑期更短。学生、举办人所提出的“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招摇撞骗罪”、“虐待被看护人罪”等罪名，证据充足，却没有被公诉。

其实在中国充斥着无数打着“戒网瘾”、“治逃学”、“教育德性”、“心理辅导”旗帜的特训学校，这些学校并没有正规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皆是军事化管理教育学生。这些学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长报名后，校方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冒充警察，拐骗、强掳学生到校，之后会隔断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每天会進行礼仪训练、讲述道德课程，也会对学生進行考德点评，不符合规范者皆以体罚处理。无数案例显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结、校方背后的势力使得事情即使呈报到公安机关，最终也都不了了之，学校改个名字、换了校址，依旧维持营利，举报人甚至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且这些学校利润空间大，壹学期学费高达2万多、3万元以上人民币，缺乏行业标准，人人都可以借由开办特训学校大捞壹笔。在需求庞大而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特训学校有增无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则是6.6%，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生的压力来源最大宗皆是学业压力，各占了8成、7成的压力来源比例，其他的压力来源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危机、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职业的迷茫等。在中国如此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下，患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年龄层不断下降，近日四川也传出有小学生留下“活着太累了”的遗书，随后跳楼身亡。

各项数据、社会案件皆显示出需要扩大公共教育资源的迫切性，同时必须增加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心辅资源，而不是让民间更多无良、缺乏专业性的特训学校去填补公办学校的空缺。学生受到暴行、孤立无援的消息不断被打压，在网上揭露发言被删帖，呈报至公安不了了之，这些都并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再再显示出中央政权的腐败！

射秽主义者要求取缔所有私营的特训学校，并结束任何学校的高压统治。我们支持学生组织独立学生会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校内的自由和权利，对抗校方的高压统治。我们要求全面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心理辅导服务，让所有需要者免费使用。我们要求全面扩大教育资源，让人人可以免费就读大学，从而废除考试制度，让所有学生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竞争式升学制度只是反映着社会的就业困境以及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愈严重的社会，统治阶级就越需要把作为准劳动者的大部分学生划分为不同等级（当然将大部分划为低贱的“失败者”），方便他们進行压榨和分化统治。而学校的高压统治则是维稳工具之壹，压制学生的反抗。所以归根究底，学生斗争壹定要扣连至整个社会的斗争，即整个工人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斗争。

延迟退休

在2020年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罕见地承认中国面临了人口老化的危机，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共也提出了“渐進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打击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为60岁，女工人及干部分别为50及55岁。政府未有提出明确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因为根本没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会激起民愤。中央在2013年表示过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及后提出过于2017年推出具体方案，但后来因为争议过大，相关方案至今未见。

中国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调降企业负担社保费费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调降来削减企业成本。而疫情期间，对于企业减免的社保费负担更是高达了1.2万亿人民币，这是将退休问题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

延迟退休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严重负担。首先，意味着劳动者要多缴少领社保，工作负担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再减少。另壹方面，失业的年老工人在中国极难找工作，长期以来官方都将“女性40岁、男性50岁”的人群列为就业困难群体。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会将最高应聘年龄设置在35岁，壹到40岁就很难找到工作。再者，延迟退休意味着托儿会受影响。内地不同地区约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辈帮助看护，更多父母（尤其是妇女）要照顾孩童而更难外出打工。

另壹方面中共官员及企业欠缴，挪用养老金的腐败事件也是不断上演，过去网上就曾传出壹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细表，高达4万人民币，而这仅是冰山壹角，过去更有媒体揭露，2012年中共61万名官员的退休俸高达7000亿人民币，占了当年GDP1.3%，可见基层的工人阶级拼命为权贵养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却被剥夺。

中国早已在15年时面临到人口老化的危机，这也是当时中共在十三五取消壹胎化政策，并且推动全面实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过去，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是变得更加严峻，依照目前速度，会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依照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已高达18%，出生率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仅有10.48%，预计在2035年中国老人扶养比会从当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来5到10年内，养老金缺口会高达10万亿人民币，并且可能会在2035年破产。政府的养老金出现赤字已经不再是新闻，壹方面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仅有3到4成，农民工的情况更是严峻，甚至有高达3800万人因为薪资过低而弃缴社保费。

中国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机之中，其中壹个因素是改开时，中共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施行的残暴的壹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高物价、低工资以及严重缺乏的社会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药”。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13个行业的最低薪资每个月仅有2200人民币，有高达5.6亿人没有存款，90后的人均负债更是高达12.7万元。

正是资本主义体制——剥削体制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劳动力使用的无序及浪费——造就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在未来十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以1%速度递减。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发表数据，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下跌至9.23亿人。

延续退休年龄揭露了中共独裁政权亲资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义方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无异。法国政府在去年壹月取消延长退休年限就是因为有数十万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争才阻挡下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及青年也需要起来斗争，争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课以重税，并且要终结官僚的特权及贪腐，取消城乡户籍制。但只有将整个经济民主公有化，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够在不扣减工时的情况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作摊分给更多工人，让更多的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为此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并進行抗争才能实现。

血汗劳动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進行了壹场南巡，并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为改革开放2.0。其中壹项“探索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意味着允许企业進壹步地弹性使用工时，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等同废除劳动合同法，将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化法。中国《劳动法》规定，各行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这法例本来形同虚设，996的员工往往实际工作72小时，现在企业更可以明正言顺强制加班了。此外，企业也可以透过弹性配置工作时间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数，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将由深圳开始逐步扩展此壹政策至全国。此壹政策出台后立即受到网民的挞伐。

几年来科技业的996已令劳动者深痛绝恶。最近电商巨头拼多多的壹名年仅22岁员工，在凌晨1点多下班后，回家途中突然猝死。这壹悲剧换来资方的冷血回应：“妳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壹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壹个用命拼的时代”，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仅有5000人民币，根据报导和相关研究有高达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点，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数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过劳。

外送员这样的非典型雇佣关系的职缺也将可更泛滥的使用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这将会带来更广泛的失业危机，并且给予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恶性竞争，带来工资及工时的双重打击。劳动合同法本来已形同虚设，城乡二元户籍制及企业军事式管理手段，对工人阶级是進行着残酷的剥削，好比企业强迫员工签属奋斗者协议，甚至对于员工未达业绩的非人道惩处也不是新闻。

IMF预测去年中国全年GDP可达2%，甚至预测今年会有7-8%的增加，许多的经济学者借此宣称中国已脱离疫情的打击，也有许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开以来达成了万倍的增长。但事实上如果对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预测的8%就意味着这两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仅有4.9%，将成为中国30年来最低增速。同样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见的未公布GDP数据，依相关的学者推估增长仅有5.15%，是深圳走向经济特区40年以来最低。

除为了刺激经济，也要应付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攻击，习近平想用将深圳金融市场進壹步自由化，吸引外国金融资本進驻，从而促進融资以为科技业提供资金。但深圳金融业的极高投机性使这大计恐怕难以有效实现，到最后还是要靠“国家队”的扶助，使中国累积更多债务。

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缺工问题，不仅是来自人口快速老化，长期对于农民工的压榨及经济趋缓下，也让农民工移动到壹线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尽管中共为了补救，推动公营房屋留住劳动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将正式施行“深圳特区健康条例”，希望借此鼓励企业给予员工休假以提振民间消费。但事实上中国推动年假落实也仅有50%，很难相信壹个内容模糊的条例可以带来什么实质作用。而中国的房地产更是居高不下。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双循环政策是窒碍难行。

工人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抗争。近年深圳是不断地爆发劳权抗争，由2018年佳士运动的开始，2019年的996程序员在网络上发起的抗议。这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员抗议事件更有美国的网络工程师发起声援运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国的亚马逊员工发起共同罢工，成功的要求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贴，这显示了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在中共独裁体制下，要发动这样的抗争固然是艰难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有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团结起来斗争，挑战中共及金权的专制才能够终结长期的血汗过劳及低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