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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孙楷第：（1898年－1986年），字子书，敦煌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1928年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9-1941年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1930年代初，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1931年，受北平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编纂有《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日军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后，他弃职家居。数十年为研究小说和戏曲，搜集善本古籍达万余册，尤以小说戏曲类为多，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七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直到去世。1952-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工作，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的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文化大革命中，孙楷第受到了迫害，被反复批斗，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净尽：竟以论斤卖给了中国书店，因伤心过度，竟致精神失常。1977年复出。

孙大雨：（1905年－1997年），原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中国诗人、文学翻译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 “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把莎士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1946年，孙大雨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在国共内战期间倾向中共。1955年8月，孙大雨在肃反运动中一度遭到斗争，罪名包括自认为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只有周恩来有资格与他对话，以及藐视苏联专家。虽然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多次多方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检举揭发曾经打击他的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是反革命集团，并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控诉。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点名列为右派分子。于是，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控诉孙大雨诽谤罪名，19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专制独裁体制之下，孙大雨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孙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复旦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表示不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复旦不要，师大要。”于是，孙大雨就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直至一九九七年去世。不可想象如果没有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将会是什么结果。

孙竹生：（1914年10月22日－？），中国机车车辆专家。6岁时，随母亲来到绍兴县城，進入绍兴县立第二小学学习。由于母亲及曾祖母先后病逝，孙竹生13岁时被父亲孙越崎带到中国东北，入哈尔滨许寰澄纪念中学（许公中学）住校学习。1929年初中毕业后，孙竹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32年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当时，该大学的教师均是俄国人，学生也多是俄国人。1930年，日本方面强行接管中长铁路，驱逐了俄国人，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由日本人接管，并且组织在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参观1个月。经过参观，孙竹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了直接了解，回校后即开始从事毕业设计并准备答辩。此后，日本方面加紧镇压当地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孙竹生无法继续留在哈尔滨。1937年春，孙竹生来到俄国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证明，并赴美国领事馆取得了其签证的承认，然后進入山海关来到北平。孙竹生到北平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孙竹生乃赴武昌机车车辆工厂实习一年，1938年秋，随该工厂迁至湖南郴县，参与恢复生产，随后又赴衡阳机务段实习。1939年夏，经过衡阳路政司帮办杨毅的安排，孙竹生赴昆明川滇铁路机务室。由于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孙竹生当了两年实习生，辗转多处，先后在机车、金工、锻造、木模等车间实习，在蒸汽机车中实习过看炉、洗炉、烧火、司机等工作，并参加了工厂拆迁、组装及恢复生产。1939年秋，鉴于孙竹生实习已超过期限，川滇铁路机务室总工程师程孝刚向重庆路政司报告，将孙竹生转为工务员，在川滇铁路机务室任职，直接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工作，协助程孝刚翻译英文、俄文资料，代抄程孝刚之论著，并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和其他同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因当时中国正筹办滇缅铁路，故可派中国留学生赴美国实习。经程孝刚介绍，1941年11月，孙竹生赴美国留学。到美国后，孙竹生由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工学院的钱学森代办了入读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的手续及证件。孙竹生先入芝加哥通用车辆厂从事了一年的设计及实习工作，随后入普渡大学就读，一年半后获得硕士学位。此后由宋子文的代表尹仲容介绍，赴费城鲍尔温机车公司实习一年半。当时鲍尔温公司董事康佛司介绍孙竹生赴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但孙竹生希望尽快学到机车车辆技术回中国服务，乃谢绝。孙竹生又赴加拿大蒙特利尔机车公司工作了一个时期。此时，德国已投降，孙竹生速回中国，除了在美国考察外，回国途中还考察了西欧铁路。经中国驻英国购料委员会介绍，孙竹生赴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四国考察。1946年5月，由英国搭乘轮船回到上海。回国后，孙竹生即赴沈阳参加了接管日本满州机车株式会社的工作，筹办沈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并出任该公司总工程师。因对恢复生产作出很大贡献，受到公司嘉奖。1948年，该公司派孙竹生赴上海创办冷铸车轮厂，并出任台湾机械公司顾问，孙竹生因而赴台湾。当时，孙竹生的父亲孙越崎是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准备在香港投向中共领导的新政权，乃命儿子孙竹生离开台湾赴香港。在香港期间，孙竹生编辑出版《铁路机车车辆工程名词》。后来于1950年初来到唐山交通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出任机械系主任。1956年，孙竹生、程孝刚等人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并共同在交通组从事制定牵引动力发展规划的工作。他们一起建议国家发展大功率蒸汽机车，并不断改進蒸汽机车，争取生产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采用电传动、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应该并举，并且研究开发煤粉燃气轮机车。1956年，因改造蒸汽机车之功，孙竹生获评为全国铁路先進生产者，并且出席了全国先進生产者代表大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孙竹生被指为主张“教授治校”，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孙竹生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是“右派”，所以孙竹生被强制劳动，整日在唐山交通大学校园内挑粪种菜。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孙竹生仍在唐山居住，但和父母没有住在一处，由于孙竹生家的屋子没有全倒，所以孙竹生及家人得以幸存。1980年代起，孙竹生在西南交通大学组建科研队伍，建立机车车辆研究所，并倡导发展铁路重载运输以及双层客车。

孙钿：（1917年－2011年6月1日）原名郁钟瑞，字文源，笔名孙钿，后以笔名行。中国作家、诗人。小学毕业后進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后升入大同大学。1933年，大学生孙钿开始从事左翼戏剧及文学活动，参加“暴风雨剧团”，演出《叛徒》、《南归》等戏剧，并和其他文学青年自筹资金出版文学刊物《天明》。1933年（一说1934年），孙钿因受国民政府迫害，流亡日本，先后在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且参加了东京的中国剧人协会、社会科学座谈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钿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同时，孙钿写下很多诗歌及散文，寄给巴金主持的《烽火》及胡风主编的《七月》，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击退敌人去》，很快又发表长诗《给敏子》。随后孙钿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党，还继续给《七月》等报刊写诗。他是七月派诗人之一。孙钿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工作人员，大别山第八团团部秘书、参谋、民运干事。加入中共党后，孙钿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受廖承志直接领导，主编《东江》、《侨胞》等刊物，并继续作诗，被誉为“战士诗人”。1950年，孙钿在等待新任务时，到宁波探访亲友，遇到宁波市市立中学（今宁波市第二中学）教导主任翁心惠（后来担任宁波市主管教育文卫的副市长），应翁心惠邀请到该中学教政治思想课。1953年春，宁波市政府任命郁文源（孙钿）为广济街的宁波卫生学校副校长。经他向宁波市卫生局建议，又经浙江省卫生厅审批，在宁波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护士学校，于1953年暑期招录第一届新生100人，由宁波市卫生局局长郭绍兴任名誉校长，郁文源（孙钿）任副校长。孙钿聘请教师，主持教学楼建设，1954年在今孝闻街第二医院新大楼的原址上建起了宁波护士学校的新教学楼。后来，宁波护士学校于1957年与广济街的助产学校合并，恢复原名宁波卫生学校。1955年5月，孙钿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到杭州后被宣布逮捕，关進杭州乌龙巷监狱，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一年多后被宣布释放，结论为：不是叛徒，不曾投敌当汉奸，不是胡风分子，可恢复原职。回到宁波后，孙钿未被准许回宁波护士学校，只能在街道办事处暂领生活费。数月后，被分到机关干部学校任教。1957年，孙钿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的诗歌被说成是“大毒草”。不久，孙钿被下放到梅山盐场劳动改造，后又先后在四明山挖土石修筑公路，在浙西江山修筑铁路。作为管制分子，孙钿曾拾垃圾，制煤渣砖，当临时工。孙钿的孩子无法上学，孙钿的妻子多次卖血以维持家庭生计。孙钿还曾借钱买蜜蜂放养，但放蜂到内蒙古时，又被诬为“空降特务”，遭关押两年，后被押回宁波。50多岁的孙钿不得不从头开始学当油漆工、广告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孙钿也在1980年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中共党党籍。

孙之儁：（1907年－1966年9月5日），字近之，笔名之俊。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画家。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尤以漫画，连环画，水彩画等著名，发表漫画作品余四千幅，连环画三十余种。因创作《武训画传》而牵连于中共国成立后第一宗文化批判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后更名孙信，停止漫画创作，在做美术教师的业余时间从事连环画创作。1966年文革中被抄家并赶回原籍，9月5日深夜或6日凌晨，自缢于老家院内葡萄架下。

朱启贤：（１９１１年—１９６８年），北师大教授。 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创办《教育短波》杂志。1935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发表了一些進步文章，出版了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由于积极拥护中共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194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在美期间，他组织進步团体，成为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参加了联络和保卫工作。1949年中共国成立，朱启贤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公开发表拥护中共党的主张。他的行动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并处以大量罚金。1950年被驱逐出境，经香港回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论著有《前進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文学、哲学与玄学》《论科学与民主》等。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進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是服安眠药自杀。 　　

朱偰：（1907年4月15日－1968年7月15日），字伯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北京大学本科学政治，1929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业余时间经实地考察，拍摄大量照片，于1936年出版《金陵古迹名胜影》等3部书。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华门、太平门、草场门时，朱偰明确表示反对，因此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批斗。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图书馆工作。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极深的国学修养，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另有影集图考游记等问世。1966年文革开始，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瓷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1968年7月15日，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临死前留下绝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朱东润：（1896年－1988年），原名朱世溱，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1913年秋，朱东润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進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1951年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论著颇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他被靠边站，遭批斗，取消教授工资待遇。1967年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1968年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1970年七十五岁在校劳动，但恢复了工资待遇。1978年获平反。

朱屺瞻：（1892年5月27日－1996年4月20日），名增钧，号起哉，又号二瞻老民，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等。现代中国画家，兼修国画和西洋画，以水墨山水见长，善于融合西洋画的长处。1912年开始接触西方油画，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次年在该校执教，并兼任函授乙部主任。26岁赴日留学，入川端美术学校，师从藤岛武二。首次接触后印象派梵高、塞尚、马蒂斯等的作品。1918年油画作品《风景》入选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展览。1929年国画作品《春寒》等和油画作品《劳苦》、《静物》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1933年出资营造新华艺专绘画研究所。次年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同时教授国画和西画。1937年再次赴日考察美术教育两个月。同年国画作品《竹石图》和油画作品《菊花》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1944年，积齐白石镌印六十余方，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自号“六十白石印富翁”，潜心临摹古画，作《仿李流芳山水册》等。1952年，迁出淘砂场梅花草堂。大批油画寄存友人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生前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出版有《朱屺瞻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为使国宝不流失国外，曾筹集钱款购买收藏了石涛名作《万点恶墨图卷》、《八大山人书画册》等，1949年后交国家博物馆收藏。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冲击，书画房产变卖殆尽，生活困窘。1953年，老小6口住在一间“过街楼”里。1954年当选人民代表。翌年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境遇好转。1956年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笔，自用齐白石镌印全部上交。1977年应邀为北京饭店和首都机场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