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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化学家。1930年，考入浙江省杭州崇文中学。1933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193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進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留美生，赴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仅用两年半时间，便先后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同年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中国，应老师杨石先教授邀请，赴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陈天池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進作用。1954年加入中共党。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至1962年，任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1962年10月，杨石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化学专业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具体工作由陈天池主持。1962年至1968年，陈天池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兼副所长。1963年至1968年，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持并参加了“新型有机磷32，47”的研究，其成果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Ⅰ－Ⅷ）》。合译《新磷酸酯杀虫剂進民》、《有机磷毒剂》。文化大革命给陈天池带来了无穷灾难，于1968年12月20日自杀。时年50岁。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国历史学家。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中共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1957年划为右派，被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進攻》一文中点名。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另4位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1904年秋天，14岁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同时陈寅恪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中共军逼進北平，陈寅恪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共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文化大革命时，陈寅恪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陈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由于双眼先后失明，造反派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与世长辞。

陈达：（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又名邦达，字通夫。中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4岁進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3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4年，同班同学有吴宓、洪深等。在校期间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译文和评论。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土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讲授现代文化。1924年任《清华学报》主编。1925年应美国某学会之约，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做了四个月的调查，据报告发布了演讲“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写有《民国十五年国内工人罢工的分析》一文。1926年创办该校社会学系（1928年改名社会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至1941年潘光旦接任，1946年再次担任），也是当时系中唯一的教授。1926年曾任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数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8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和副校长、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

陈序经：（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1920年，经过自学补习后，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连跳两级，直接進入三年级学习。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赴美获伊利诺伊大学硕士（1926）、博士（1928）。同年秋天回国。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后，携夫人赴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1931年下半年，因父亲去世回国，打断了他本要去英国和法国的求学计划。遵循父亲遗愿，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全力投入教育事业。1933年12月29日晚，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礼堂，作为岭南大学助理教授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盘西化”，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1946年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1949年前，曾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后，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凌晨３点多起床读书或写作，５点开始在校园内散步。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1964年秋，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刘少奇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发狠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7年，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同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4岁。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后解剖尸体。留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当废品卖掉。

陈荒煤：(1913年－1996年10月25日 )，原名陈光美，笔名沪生。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旋即加入中共党。1934年秋发表了小说《苦难中的人群》，之后即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中共国建立后，主要担任过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和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等职。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在教学里唱歌》；报告文学集《刘伯承将军印象记》、《陈赓将军印象记》及文学评论集《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和《荒煤短篇小说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迫害，期间被撤职。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兼电影委员会主任等职。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 －2001年3月22日) ，城市规划师，建筑师。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進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1937年，在老师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進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1942-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進一步研究了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观点。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及《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读研究生时，系主任贺尔福曾告诉他，都市计划的实施有赖于都市计划的立法和区划条例。因此，在1944年底，当他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而進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时，便随英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读博士生，研究都市计划的立法。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在伦敦召开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29岁的陈占祥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当选为大会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聘陈占祥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陈占祥毅然放弃博士生学业，立即奔向祖国的怀抱。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陈占祥又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1949年5月，他应梁思成的邀请，于当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联名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几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在西郊三里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旧城密集的人口，保留传统的古城格局和风貌。可惜这一方案并未被当时的执政者所采纳。1954年，陈占祥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79年，梁陈一同被平反。同年12月，63岁的陈占祥被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总规划师。

陈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原名陈延桂。中国现代作家。1925年入宁波甲种商业学校，1927年外出谋生，历任银行练习生、工厂工人、布店雇员。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结识作家叶紫，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无名文艺》旬刊、月刊，随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至沪西郊区从事工农教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两次被捕，出狱后从事救亡工作，组织進取社、读书社和救国会，1935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及救亡活动。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华北文艺》等刊。中共国成立后，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全国文联、文协秘书长，《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理事。著有评论集《光荣的任务》，小说《狮嘴谷》、《第一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曲》，散文《狼叫》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陈企霞对中共文坛第一部被禁小说《腹地》(作者王林)的批判，起了领头的作用。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而划为“右派”。1979年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