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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曾化名林涛，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08年入读家乡私塾。1914年入读上虞崇仁小学。1915年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任观城约翰小学助教。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進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曾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光华书店总编辑，辽北省教育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進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著有教育类：《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文字改革类：《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通俗历史读物类：《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1958年，被划“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郑律成：（1914年8月13日－1976年12月7日），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郑律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他被誉为“军歌之父”。1933年，在其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献出了生命后，郑律成也到了中国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上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学习钢琴、小提琴、声乐。1936年，谱写了处女作《五月之歌》。1937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工作。1938年，郑律成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随后郑律成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進行曲》《八路军進行曲》等等。其中《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共党，同期创作的《八路军進行曲》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5年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平壤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谱写《朝鲜人民军進行曲》、《朝鲜解放進行曲》、《图们江》、《东海渔夫》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金日成要调郑律成回中国，金日成同意郑律成去中国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同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共国国籍，定居北京。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郑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凌子风、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鲜。他和刘白羽合作写了《歌唱白云山》，他和魏巍合作谱写了具有浓郁朝鲜风情的《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并与欧阳山尊合作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進行曲》和《志愿军十赞》。1956年，郑律成调到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创作室作曲。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怀，犯了“严重右倾”错误，以致要他退党，他坚决顶住了。文革开始后，他因为只从事创作没担任领导职务，够不上“走资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动权威”、“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甚至“里通外国”的“特务”等等，被批斗关押。1976年12月7日下午5时许，郑律成在北京突发脑溢血逝世。

郑野夫：(1909年－1973年8月13日) ，原名：郑毓英，亦作：育英，学名：邰虔，别名：诚之，笔名：野夫、未名（明）、新潮。版画家。1928年考入由陈抱一等主持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1929年在鲁迅影响下开始木刻创作。1930年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停办，转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1年参加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从上海美专毕业。8月，参加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举办的“木刻讲习班”，并结识鲁迅。改名“野夫”、“EF”、“新潮”。193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联盟”。8月，与陈卓坤、顾鸿干等在上海组织“野风画会”。鲁迅特请蔡元培为画会题写匾额，还多次前往“画会”参加活动、演讲，同时带了一批如法国杜米埃等人的画册送给“野风画会”，并捐款20元。创作《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罪行》、《号召》、《五一大游行》等木刻作品。冬，联合宁、沪、杭、苏等地美专学生，在上海新世界举行“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展”。1933年“野风画会”被迫停止活动，改名“上海绘画研究会”，地址从江湾迁到跑马厅，和顾鸿干共同负责。后继续活动，创作《黎明》、《搏斗》等木刻作品。6月，在野穗木刻社出版的手拓原寸版画集《木版画》上发表画作。1934年3月，“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在巴黎皮尔•沃姆斯画廊举行。展出作品为野穗木刻社受鲁迅委托征集到的78幅木刻作品。同年，创作木刻《水灾》组画20幅。1935年创作木刻作品《七君子》《棚户怒潮》。创作《卖盐》木刻组画36幅并出版。1936年鲁迅逝世后创作了木刻作品《鲁迅的精神不死》，创作《罢课》《荒年》等木刻作品，刊载于《铁马版画》创刊号。1938年 当选“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出版《春野木刻集》。1939年4月，在金华、丽水、平阳、永嘉等地举办“七七抗战版画展览会”。翌年出版《五月纪念木刻集》。11月，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社”，同时“木刻用品社”开始举办“木刻函授班”，报名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学员广布战时东南各省，编辑教材《战时木刻半月刊》，同时陆续编辑木刻丛集－－《旌旗》、《号角》、《铁骑》、《战鼓》、等四种。1939年12月，《刀与笔》杂志在浙江金华创刊，野夫发表木刻作品。创作《谁使我们逃亡？》、《伤兵、难民与失业工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梅世君烈士》等木刻作品。1940年，编辑出版学员毕业作品集《铁笔集》，撰文《浙江木刻运动怎样展开来的》。修订出版专著《怎样研究木刻》《点缀集》。同年，创办丽水“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撰文《十六个月的“木合社”》。创作木刻《送棉衣给北上抗日的新四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進》、《拓荒》、《努力习作（学习木刻的热潮）》等作品。1941年主编杂志《木刻艺术》《反攻》木刻丛刊。此前，完成《长期抗战》木刻作品。《反攻》木刻丛集刊物1941年6月出版。1942年日军入侵浙赣，“木合社”迁福建崇安赤石。开办“武夷画室”，亲自授课培养木刻新人。同年，成立“草草刻画社”，出版《草草月刊》。创作《新农民》《轰炸声中》《抢运物资（粮食）》等木刻作品。1943年以“中国木刻研究会”名义在福建赤石主编出版《木刻艺术》第二期（双月刊），不定期的《木合》多期。5月创作《寒酸与洋溢》《后方生产》等木刻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将“木合社”历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在福建南平等地举办“庆祝抗战胜利木刻巡回展”。编《活页画帖》第一辑，在福建木合工厂出版。创作《流动铁工厂》《角斗》《胜利前夕》（套色木刻）作品。《角斗》曾先后刊于《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中国版画》。1948年编《木刻手册》由文化供应社印行。创作《泛区难船》、《天官赐福》、《从求学到求乞（流浪学生怒吼图）》、《穷苦的人们（上海街头见闻录）》、《风声鹤唳（蒋氏朝廷末日现形图）》等木刻作品。1950年创作巨幅油画作品《修船支前》、《斗地主》（原标题不详）。1957年被划为右派，免去一切职务，下放河北怀来县农村劳动。1958年创作套色木刻《夕阳》、《十三陵水库工地妇女挑土竞赛》（原标题不详），以及农村题材的系列木刻作品《农村小景》（原标题不详）、《街头看新闻公告》（原标题不详）。1964年创作木刻作品《北京支援各国人民反美斗争－－反美风暴组画》一套6幅。1965年创作木刻作品《“约翰逊怎能不发愁”组画》一套6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迫害，惨遭批斗，再度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 64岁 8月13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郑重、千里。及中国话剧及电影演员、导演。1932年，郑君里進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陆续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1930年代，郑君里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郑君里说当地有位叫赵凤翱（即赵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戏很好。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郑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说明了该情况。赵丹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1940年，郑君里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8年，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这是他首次单独执导，该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1951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郑君里积极推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严厉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电影遭批判，对郑君里这代艺术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郑君里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后来又被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牛棚隔离，不能见家属。在牛棚他总吃不饱。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抄家时郑君里家被抄走两卡车的文字材料，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笔名攫日，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07年到1916年，郑天挺先后就读于北京闽学堂、江苏学堂、顺天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郑天挺大学毕业后，接受厦门大学聘约，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在该校讲授国文，兼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暑假，为了進一步深造，郑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1923年正式出版《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4年，郑天挺研究生毕业，留北大担任讲师。1927年后，郑天挺一度离京南下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后担任浙江民政厅秘书、浙江大学校长秘书、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郑天挺遂应北大之聘，于当年年底回北大任教。1933年，郑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秘书长。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务会议当然会员。其间，在授课的同时，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斋集〉稿本》等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1936年，郑天挺开始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他还应范文澜等先生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从此，郑天挺的治学重点转向清史，先后发表《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尔衮与九王爷》、《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多篇论文，与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1939年，郑天挺仍任北大秘书长，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郑天挺被聘为联大总务长。期间先后发表《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数篇论文。1943年，其《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获教育部三等奖。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从吾等赴重庆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郑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郑天挺等应邀赴大理参加修志工作。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郑天挺赴北平准备复校。1946年，郑天挺将自己十数年来清史研究论文汇为专集题名《清史探微》出版。从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资料整理室，后又改设史学部，由郑天挺代行主任，组织整理明清史档案。经过数年整理，先后辑录专题史料十种。其中《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还于建国后公开出版。1949年5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郑天挺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仍兼史学系主任。1952年7月，国家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经教育部同意，担任历史系主任。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教材会议，郑天挺均代表南开大学出席。经过反复讨论，由郑天挺和唐长孺共同拟定《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遂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上又决定由翦伯赞、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天挺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以供大学本科生阅读参考之用，从而对全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1962年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演清史而撰写的《清史简述》，以及1957年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发表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文。1963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1966年6月，他与南开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一起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关進“牛棚”，劳动改造，丧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强行解散。十年动乱结束之后，1978年2月，郑天挺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郑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女，原名姚念媛，以撰写《上海生死劫》一书著名的女作家。郑念1915年生于北平（今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女生部（今第二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并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丈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郑念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杀害。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郑念出国以后写下了英文自传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在书中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0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从1966年上海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单人牢房长达六年半的拘禁过程和她由于始终不承认各种指控，坚持自己无罪，而受到监狱当局的种种迫害和她对此進行的抗争，直到1973年出狱后，她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郑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受迫害而死，继而努力查找女儿死因的过程。

郑 洪：（1928年2月15 日－1968年11月14日），原名郑宝洪，曾用笔名郑同。电影剧作家、导演。小学毕业后，于1941年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加入新四军新安旅行团。1942年因年幼体弱离队还乡。1945年4月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再次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苏中区党委总抗服务团、山东军区与山东野战军文工团、华东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第二野战军文工团任团员、队长、业务秘书、研究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8月调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编辑。1955年5月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编剧。中共建国初期他创作了话剧《粉碎糖衣炮弹的進攻》。著有电影剧本《县委书记》、《十二次列车》、《秘密图纸》、《打击侵略者》、《怒潮》及话剧《胜利路上》等。文革爆发后，影片《怒潮》被批判，郑洪受到无情迫害，于1968年11月14日去世。时年40岁。

郑造：（1921年－1966年6月17日），作家。曾任南京市文联文学部总干事兼金陵女子大学文学系教师、南京市文联创作室副主任、江苏淮安师范学校教师。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6月17日含冤逝世，终年45岁。

金山：（1911年－1982年7月7日），原名赵默，字缄可，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被称为“话剧皇帝”。他还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金山早年在上海闯荡时曾结识了上海滩知名人物杜月笙，并被其收为弟子。1932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党。同年调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出任上海左翼文化局同盟委员。次年起，与戏剧家章泯等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划剧社等，曾主演过话剧《娜拉》、《钦差大臣》、《赛金花》，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在演《赛金花》时与扮演女主角的演员王莹相识相恋。1936年与王莹结婚，后于1941年离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并在各地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工作。1938年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并任团长，前往东南亚進行演出，出演过的剧目包括《塞山风云》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1942年在重庆主演话剧《屈原》。期间与扮演婵娟的演员张瑞芳相爱并结婚，杜月笙为他们的证婚人。此后他参与组建中国艺术剧团并任总干事。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前往东北接收满洲映画协会（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自编自导了影片《松花江上》。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金山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曾主演过《保尔•柯察金》、《万尼亚舅舅》等剧，还导演了《丽人行》、《文成公主》等剧。1953年在出演《保尔•柯察金》时与导演、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相爱，与张瑞芳离婚后他与孙维世结婚。在与孙维世的蜜月刚过不久，他奉命率队前往朝鲜为拍摄一部电影创作做准备，期间与他的向导兼翻译、金日成的一位女秘书坠入情网。周恩来得知后要求将其押回国内处分，后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并下放工厂劳动。不过孙维世仍选择与金山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山受到迫害，被监禁七年之久。1975年平反，此时他才得知孙维世已在7年前于狱中去世。1976年，65岁的他又与孙维世之妹孙新世成婚。1978年出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82年任兼任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