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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6日

作者中国网友写于不同历史时期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中国社会概论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雪藏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沈沈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壹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2015年9月11日程灵信：1949年后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美国史上长达四年的内战被称为“南北战争”，1865年5月 26日，林肯取得内战的胜利，战事宣告结束。考虑到战争给南北双方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对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影响很大。为了恢复了统壹，使国家和社会得到稳定，林肯代表美国政府立刻发出特赦令，特赦了所有叛军，胜利后林肯政府没有杀掉壹个军官和士兵，勒令他们即刻返回家乡从事家乡的重建工作，从而使美国148年来通过建设成为世界强国。
1949 年中共国成立后，進行了壹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被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字镜环，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壹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号升安。四川大学法政学院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步科肄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九壹八事变后弃学回国，任第28军7师参谋，1932年第28军7师军事教导队队长，后任教育科长，1934年任第28军3师参谋处长，1935年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中队长，抗战爆发后任自愿兵团补充2团中校团附，1938年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战术教官，1939年任自贡市警察局局长，1942年任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征募处少将处长，1945年任荣威师管区司令，后任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1949年12月初任川西师管区中将司令，12月底在四川乐山起义。后任四川省雷波县各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雷波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彭旷高（1902–1951）中将。又名光霁、运鸿。北京陆军通信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第13通信所所长，后任无线电通信总队总队附，1933年任交通兵团团附兼通信营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湘鄂赣挺進军鄂南指挥官，1942年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鄂湘川黔边区第1清剿区指挥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调任湖北省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湖北省第3、5、6区联防指挥官，1948年任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中将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门以反革命罪被处决，
6、曹勖（1901–1951）中将。原名维彬，字勉青。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1933年10月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上校营长，1934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4大队大队长，1935年任第25路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育长兼第82师副师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1月任鄂中游击指挥官兼第5战区游击第6纵队司令，1942年2月兼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1947年春任湖北省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同年夏任湖北省京山县县长，11月复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11月辞职，1949年9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不久离职到重庆，12月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指挥部中将高参，12月26日在成都通电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高级步兵学校教员。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赵世玲（1905–1949）中将。名传壁。太原北方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长期在晋军任职，1937年4月任山西牺盟会国民兵军官教导第7团团长，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2年任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教育长，抗战胜利后任山西省防军第1军军长，1946年1月任第43军暂编49师师长，1948年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0月被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字之础。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壹期步科，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25年南下广州投奔革命政府，任党军第壹旅三团八营中校营长，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纵队独立团上校团长。第二次东征中因功先后升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少将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及陆军大学军官研究班中将主任。1932年任第壹集团军第三军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壹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名垂霁。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壹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壹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壹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 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
14、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壹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壹壹三师师长，第五十壹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66军160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壹批。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1953年被枪决。
17、武庭麟（1892–1952）中将。号歧峰。陜西陆军模范学校、河南将校讲习所第2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1925年春任陜西陆军第2师炮兵团长，不久任陜西陆军第2师3旅旅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8方面军第8师师长，参加北伐，1929 年任第2集团军暂编第4师11旅旅长，1931年任第15军64师190旅旅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4年兼任安徽省六安专区行政督察专员，1936年2 月任第15军64师师长，10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46年6月任整编第15师师长，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郏县被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23、戴炳南（1905–1949）中将。号瞻衡。西北军官学校高级班第1期、陆军步兵学校第1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9期毕业。曾任第30军27师79旅158团1营营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娘子关抗战，1938年任第30军31师91旅181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1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受训，1943年6月任第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30师30旅副旅长，1947年12月任整编第30师27旅旅长，1948年9月任第30军27师师长，11月因向阎锡山密告黄樵松起义计划，升任第30军中将军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7月8日被判处死刑。
26、徐经济（1897–1951）中将。字子材。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30年任陜西省会公安局第3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34年任第1师招募处主任，后任陜西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上校主任，抗战爆发后任陜西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陜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1939年2月任陜西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第3总队总队长，1941年冬任陜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4年任暂编第54师师长，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年春任太白守备区司令，8月任第48师师长，11月任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兼陜南行署主任，1950年1月3日在四川通江被俘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27、夏炯（1897–1950）中将。字斗枢。泸州讲武学校毕业。长期在川军任职，1925年任四川军务督办公署警卫第2大队大队长，1934 年任第20军第1混成旅少将旅长，1936年任第20军134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0月任第20军副军长，1939年1月兼任第 20军133师师长，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参加第2、3次长沙会战，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5年任贵州省民食采购委员会主任，后任贵州省公路局局长，1949年11月任川陜甘边区绥靖公署第2路中将总指挥，1950年8月20日在四川灌县被俘，11月10日被处决。
29、柏辉章（1901—1952）中将。号建儒。贵州陆军讲武堂第2期毕业。早年在黔军任职，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6团团长兼贵州西路清乡司令，1929年任贵州省务川县县长，1932年任第25军2师师长，1934年在滇黔境内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5月任第102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7月任第4军副军长兼102师师长，并兼任衡耒警备司令，9月参加第1次长沙会战，1943 年5月兼任赣南师管区司令，1944年调任第88军副军长，1946年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9年11月任黔北绥靖区副司令，11月24日在贵州遵义被俘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31、高倬之（1903–1952）中将。号昭汉。山西陆军学兵团第1期步科毕业。长期在晋军任职，曾任第73师197旅393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在绥南参加抗战，后任第35军73师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23军73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34军军长，1946年1月部队缩编，任第39军73师师长，1948年初任第34军中将军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952年12月在太原被处决。
32、黄祖埙（1900–1951）中将。号泊笙。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曾任第1师独立旅3团上校团长，1936年 9月任第2军9师少将副师长，抗战爆发后任第17军21师副师长，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11月任第27军46师师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1年参加晋南会战，1942年1月任第27军副军长，1943年4月改任第76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整编第23师中将师长，1949年4月任第27军军长，6月任第91军军长，9月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1950年初在云南丽江被俘。1951年9月在重庆被处决。
37、李楚瀛（1905–1950）中将。名就，字自勖。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曾任第9 师25旅50团团长，1933年任第83师247旅少将旅长，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任第23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在津浦路阻击日军，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战后升任第85军23师师长，1940年11月任第85军军长，1943年1月任第15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0月改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先后参加随枣、豫南、豫中会战，1946年任整编第26军副军长，1947年6月任整编第3师师长，1948年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广东省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9月任新编第9军军长，12月18日在广东连县被俘。1950年11月14日在广东韶关被处决。
43、张乃葳（1891～1950）中将。字警伯。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宣统元年（1909）随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在日本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张响应中国同盟会号召，中断学业，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回国参加武装反清斗争，任武昌新军指挥部之副队官（副连长）。是年10月10日夜，新军進攻湖广总督衙门时，步枪弹尽。张挥舞大刀，冒死杀砍，所向披靡。1912年又东渡日本，完成中断了的士官学业，1916年学成回国，任陜西模范营营长。后应其把兄何应钦之约，任贵州讲武堂战术教官兼黔军第五混成旅参谋长。1923年经岳维峻及邓宝珊举荐，任胡景翼在彰德（今安阳）开办的军官学校教育长、校长。1924年夏，任黄埔军官学校第壹期战术及编译教官，后充何应钦之幕僚，参与平定陈炯明与杨（希闵）、刘（震环）之乱。1925年率第八混成旅讨伐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时，坐骑中弹，坠下深谷，肋骨断裂，遍体鳞伤，仍未懈志。1926年秋，何应钦发动奠定北伐胜利基础之南京龙潭之役，张亦参与戎机，屡献“虚实，实虚，猛進猛退，诱敌迷惘、举措失据而迅雷聚歼”之策，壹举歼灭张作霖虎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八万精兵。北伐成功，张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及中央编遣委员。1929年蒋介石行削藩之策，派张与贺耀祖、林拔萃赴陜裁编冯玉祥部队，拟将冯之50万大军编为10个师。行抵西安时，冯部十万大军以声震苍穹之实弹演习“迎接”，并将张扣押于西安盐店街银号之中，以示坚强不屈。后经阎锡山从中斡旋，张始脱险出秦，经太原飞抵南京。不久蒋介石令唐生智、方鼎英、杨虎城讨伐冯军，掀起中原大战。张于1932年被任命为暂编第二军副军长兼襄樊警备司令。1933年率部“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创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被何应钦、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张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之失聪。后改任第壹战区预备军总参谋长兼陜南师管区司令，为第壹、第二战区征调、培训新兵，颇有成效。1941年12月任陜西省政府委员，兼陜西军事征用委员会及陜西物资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有人于西安长乐坊掘出壹铁箱沙金，警方呈交省府。时任省主席并与张私交至笃的熊斌即赴张宅相商因应之策。熊采张意，以此款建造可容千人的巨厅壹座，名之曰“中正堂”（西安解放后改名“群众堂”，即今人民大厦之前身）。1943年，留法农业学者、黎坪垦殖区管理局局长安汉指责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才卑位高，政声污秽，有负众望”。祝即诬陷安在垦区种植罂粟而将其关押。张乃葳、张凤翙义愤填膺，严辞抨击祝之暴行，并电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干预。祝竟抗上峰之令，冒天下之大不韪，枪杀安汉。张即电告蒋介石。蒋以不了了之，且升祝为陜西省政府主席。同年，户县初级中学成立。张即以其父张孟襄之名义为县中建图书楼壹座，并同其胞弟张乃华合资捐赠图书三万册。1944年张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乘船沿汉江赴第五战区巡察。临行时仅带大洋数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别无菜肴；偶有壹糖饼，即视为无上珍馐。4月15日之夜行至湖北沙洋（今属湖北荆门）时，突来巨浪，掀翻其舟，幸亏左右船伴舍命抢救，方得脱险。多年后，老友张凤翙、寇遐询及此次遇险情况及其当时的心境，张说： “古今中外，成大业者，必有大的牺牲。牺牲小我，以唤醒国人继我之后，设法利用汉江航道，开辟财源，兴国富民，置陜西父老兄弟于衽席之上，实现了我考察汉江的初衷，那我就可谓死得其所了。含笑九泉，才是壹种永恒的幸福。”巡察归来，著《筹办黄（河）渭（河）汉江浅轮说明书》，计划疏浚汉江航道，制造40艘浅水轮船，往返于黄、渭与汉江，以尽陜西棉、煤及工业产品外运之利。无奈国难当头，国民党军政官僚唯争个人之利，等闲民生之事，其实业兴陜的壮图，只能付诸东流。以致他发出“及今空留计划篇，夜阑扼腕泪湿衫”的悲叹。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晋升为陆军中将。其后，张曾任陜甘豫三省参议兼建设厅总工程师。身为总工，无业可干；官场应酬，又非其所愿，遂弃官而任民间慈善救济团体陜西红十字会会长，谈禅论道，以慰寂寞。1947年，蒋介石提升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非其所愿。胡宗南曾邀其同机赴南京议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军管会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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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刘召东（1905–1951）中将。字建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1938年初任第87军少将高参兼199师参谋长，在安徽参加抗战，同年秋任第20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39年春任第20集团军滨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3年2月任第20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参加缅北对日反攻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中将参议，1946年任联勤总司令部物资处处长，不久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7年12月任第16绥靖区参谋长，1948年11月任第16绥靖区副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11兵团副司令官，6月任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湖南和平解放后率部在湖南益阳与解放军作战，兵败后逃往贵阳，1950年1月在重庆被俘获，1951年5月9日被处决。
64、刘培绪（1894–1954）中将。字冀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毕业。1924年9月任国民军第2军4师8 旅16团团长，1926年任直系陆军第14师27旅少将旅长兼汉阳兵工厂厂长，1927年1月任河南保卫军第1师师长，4月任奉军第14师师长、直鲁联军中将参赞，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中将参议，1929年4月任讨逆军第5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处中将处长，同年秋任豫西游击司令，12月任护党救国军第26师师长，随唐生智起兵反蒋，失败后于1930年2月接受蒋介石改编，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旅旅长，1931年5月任独立第37旅旅长，1935年任第40师中将师长，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抗战，1938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参加武汉会战，同年赴香港闲居，1939年5月赴上海投靠汪伪，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1940年3月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部中将次长，7月兼任伪中央军校教育长，1941年2月与国民党军统取得联系，密谋炸死汪精卫，因事情泄露被免职，6月任伪暂编第2军军长，1943年2月被免职，4月赴上海、汉口暂住，最后在北平闲居经商，1947年春与中共北平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组织华北民主促進会从事反蒋活动，1948年8月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1月在北平迎接解放。后在北平暗中支持抢劫活动，1951年被捕，1954年在北平被处决。
69、廖士翘（1892–1951）中将。字卓如。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工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工兵科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少校战术教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工兵团团长、东路军工兵指挥官，参加北伐，1929年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连连长，1931年12月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育长，1934年7月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并兼任赣闽边区清剿指挥官，参加围剿红军，1938年兼任鄱阳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参加武汉会战，1945年5月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7年退役回乡，创办翘材中学，1949年5月带领学生迎接解放军，并向解放军军管会登记移交所存武器。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71、喻英奇(1907～1950年)中将。12岁到广州读书，后考入广东省警官学校和西江讲武堂，毕业后充任警察局巡官。不久又转入粤军余汉谋部充当排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因作战骁勇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后升少校营长。余汉谋对喻极为赏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喻英奇到凤凰投奔陈渠珍部，任军官大队少校中队长，不久调任新三十四师教导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接着又调任龙山保安团中校副团长。民国二十四年，陈渠珍下台，部队改编，喻英奇又返广州任余汉谋部上校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喻英奇作为六十六军壹六○师揪五六团团长，北上抗日，参加了淞沪保卫战两个月，因作战英勇，升任六十六军壹六○师四七八旅少将旅长，接着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并于12月5日首先与日寇在南京外围汤山交火，打响了南京保卫战的第壹枪。南京保卫战后，蒋中正在武汉召见喻英奇，询问作战负伤经过，并颁壹万银元慰恤，喻英奇后将这笔钱在保靖创办了“英奇小学”，并请余佑任题写校名。之后喻英奇调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又在江西南寻线和广东宝安壹线抗击日寇。1940年，喻英奇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五期学习，结业后再進入中印缅战术学校受训。后调任粤北师管区少将副司令，不久调任广东海陆丰守备区少将司令、三二壹师中将师长。1949年11月30日，喻英奇在廉江战役中被俘，1950年汕头枪决。
78、陈应龙（1897–1951）中将。字美山。早年在文昌县立谭深高等小学、广州市中学校毕业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壹区慰劳会管理员、琼崖留省会馆干事。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校第壹期，11月毕业后奉派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壹军任排、连、营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乱。1926年又随军北伐，升任第壹军第二师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1928年又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任第壹军第二师第二十六团上校团长。同年7月完成北伐后军队整编，仍在第九师二十六旅任团长。嗣参加中原大战，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长。1933年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调福建参加围攻十九路军，继而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调任师部参谋长，1936年3月授陆军少将，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1年调任军事委员会第三补训处中将处长。时因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生矛盾，被军事法庭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罪名判刑入狱。出狱后，弃官从商。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
8、焦达梯（1903–1952）少将。别字岛松。1920年加入国民党，1921年至1923年入人民沙平民大学。1924年考入黄埔六军军官学校第壹期。毕业后任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排长，第六军十七师连长、营附、营长，第六军十八师独立团团长等职，惨加两次东征与北伐战争。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侍从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政府警卫第三团团长。1929年任浙江两淮盐务缉私局局长。1931年忙任浙江保安第二团团长。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惨加壹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惨加福建事变，任福建政府高惨，失败后壹度被捕入狱，获释后未受重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四川巴中团管区司令。1939年冬调任军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员。1941年调任湖南耒阳师管区上校附员。1942年调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少将高惨兼长沙防空司令部惨谋长。1944年返乡组织抗日民众武装，任浏阳县自卫总队队副总队长。1947年任军政部南岳第二十七军官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后任中央训练团讲师。1948年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参加湖南解放和平活动，并被程潜任为湖南省第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浏阳县长。组织“江南地下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49年12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第十二总队三大队学习。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抉。
11、彭劢（1910–1952）少将。号近仁。中央军校第7期步科、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1942年初任第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不久任预备2师参谋长，参加滇西抗战，1944年任第6军预备2师副师长，参加滇缅抗战，1947年任整编第42师227旅少将旅长，1948年8月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1949年8月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4月，镇反时被杀。
13、彭林生（1897–1951）少将。别号云山。粤军讲武堂、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曾任第8路军教导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第64军187师师长，同年因作战失利，调任第4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1940年任第4战区挺進第7纵队司令，1941年任第7战区广阳守备区指挥官，1944年任第62军少将高参，同年任祁东抗日自卫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年6月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解放军湖南游击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1支队司令员。后任解放军零陵军分区高参。1951年8月23日被处决。
26、孙黼（1899–1951）少将。别号文昭。四川六军讲武堂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44军149师447旅旅长，1938年惨加武汉会战，1941年5月任第67军162师少将师长，1943年10月任第44军副军长，1949年12月在四川西充被俘虏。1951年被处抉。
30、宋士台(1893–1953)少将。字君博。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壹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寻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31、何际元（1908–1950）少将。号鸿钧，字印三。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10集团军总部参谋，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1940年任忠义救国军参谋长，1941年7月任湘鄂赣边区挺進军调查室主任，1942年6月任军统局益阳特种技术训练班总队长，10月任军统局别动军第4纵队少将指挥官，率部在湖南参加抗战，1946年8月任国防部第2厅少将部员，9月任交通警察第 13总队总队长兼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6月任新编第6军169师副师长兼1旅旅长，1948年2月任第49军79师师长，8月辞职回湘，后任交通警察总局训练班副主任，1949年4月在湖南宁乡被俘虏。1950年11月16日在长沙被处决。
35、李传霖（1897–1952）少将。号竹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毕业。1931年任中央军校战术教官，抗战爆发后任第45军125 师375旅749团团长，1938年参加信罗抗战，1940年任第45军127师380团团长，1941年任第45军参谋长，1947年任整编第47师127旅副旅长，1948年任第47军少将参谋长，参加淮海战役，同年12月6日在河南永城被俘。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42、杨天民（1891–1951）少将。号衡岭，字宏丞。河南将校武习所、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1913年入镇嵩军当兵，1926年任陜西陆军第2师4旅8团团长，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暂编第4师11旅21团团长，1931年任第15军64师192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任第15军64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5月任第15军副军长，1942年兼任临嵩师管区司令，后又兼任河南省第10区行政督察专员，1946年任整编第15师副师长，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伏牛山被俘。1951年4月27日在河南伊川被处决。
43、杨中鼎（1896–1952）少将。字洪元。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第2期毕业。长期在滇军任职，抗战爆发后任第60军184师543旅 1086团团长，出滇参加抗战，1939年初任第60军184师551团团长，1943年12月任第60军182师少将师长，1946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任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高参，后任云南省政府参议，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虏。后任解放军云南省军区高参，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69、邓士富（1900–1952）少将。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2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期毕业。1936年任第21师6旅少将旅长，1938年任第52军25师副师长，参加徐州会战，1944年任新编第1军新编38师副师长，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1947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12支队司令，1948年任新编第7军暂编61师师长，同年10月19日在长春被俘虏。后回广东原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71、尹作干（1905–1954）少将。号尔固。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18军参谋处情报科科长，1938年1月任第18军11 师31旅62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11月任第18军11师31旅旅长兼徽州戒严司令，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步兵指挥官，参加南昌会战、长沙会战，1941年任第2军9师参谋长，1944年任第15军65师副师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整编第15师参谋长兼干训班教育长，1947年任整编第2师9旅旅长，1948年10月任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1949年8月赴香港，11月以第1兵团少将高参身份返回长沙,被俘虏。1954年4月8日在河南南阳被处决。
93、朱有凯（1908–1953）少将。字雪芹。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毕业。1937年11月任第94师参谋处中校科长，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11月第97军上校参谋处长，1939年任第97军野战补充团团长，1940年6月任军令部上校部附，1941年调任湖北省保安第4团团长，1944年6月任湖北省谷城县县长，1946年改任湖北省安陆县县长，1948年任汉口市政府专员兼汉口市民众自卫司令部第1处处长，1949年春任湖北省保安旅少将副旅长兼1团团长，8月任湖北省保安第1师副师长，10月任暂编第8军少将参谋长，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被俘虏。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3、陈伟光（1902–1950）少将。号文炳。贵州讲武堂第2期步科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4军102师305旅612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39年任第4军102师305团上校团长，参加长沙会战，1940年8月任第4军102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春任第4军102师师长，1944年秋因长沙失守，被撤职查办关押，1948年获释，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10月任第19兵团少将高参，在贵州普安被俘虏。后任贵州省郎岱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9、林芝云（1901–1952）少将。湖南湘潭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湖南省保安第2团团长，抗战爆发后曾任第6战区游击挺進纵队副司令，1949年任湘鄂赣边区清剿司令部少将司令，同年8月在湖南被俘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11、罗联辉(1906—1952)少将。黄埔军校第五期经理科毕业。别号盛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等职。1946年任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新丰县长(1947、5—8)。1947年8月在新丰县境内被人民解放军北江人民自卫队俘虏，后获释。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13、岳伯芬（1910–1950）少将。名嗣芳。抗战爆发后在历城组织自卫团抗战，1938年7月接受八路军改编，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3支队11团营长，9月率部脱离第3支队，1939年任第69军独立1团1营营长，1940年秋任山东省保安第16团团长兼历城县县长，1943 年任山东省保安第13旅旅长，1944年出任山东挺進军第25纵队少将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山东省历城县县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1948年9月在解放军攻打历城战役中兵败出逃，在赴青岛途中被俘，1950年8月20日在山东历城被处决。
125、唐伯寅（1897–1952）少将。字先椿，别号剑湘。湖南陆军讲武堂第1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55旅110 团团长，1935年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8月任第70军19师少将师长，1944年11月任南丰师管区司令，后任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乡，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中共领导的江南地下第4军任副军长，8月在参加长沙被俘虏。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湘潭死于镇反。
128、聂国鼐（1904–1951）少将。字强明。保定讲武堂毕业。1934年春任湖北省保安第3团团长，1938年任第8军197师 569旅旅长，后任第8军197师少将副师长，长期在鄂南抗战，1944年初任洞庭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湖北省黄安县县长，1948年回乡赋闲，1949年春任湖北省第3区（随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12月在长沙被俘获，1951年在湖北孝感被处决。
129、莫蛟（1909–1950）少将。原名焕玉。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毕业。曾任中央军校南宁分校教务处长，1944年任第46军新编19师 56团上校团长，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后代理副师长，1946年9月任第10军官总队第4大队大队长，1947年9月任桂南师管区督征官，11月任广西省横县县长，1949年6月任广西省第4区（南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0月任新编第14军新编43师师长，12月在广西被俘，1950年12月20日在广西横县被处决。
144、鄂友三（1910–1051）少将。中央军校第9期骑兵科毕业。1939年任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在绥远参加抗战，1940年秋任第8战区骑兵第5纵队司令兼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别动队队长，1945年兼任绥远省第1区（归绥）行政督察专员，1948年任华北地区剿匪总部骑兵第12旅少将旅长，1949年9月在绥远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骑兵第4师师长，1951年11月被捕，不久被处决。
146、谢世钦（1912–1950）少将。贵州崇武学校毕业。1940年任第94军55师164团团长，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任第94军121师363团团长，1945年4月参加湘西会战，抗战胜利后任第94军121师参谋长，1948年任国防部副官局上校科长，1949年6月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联勤总部第42补给分区51补给支部支部长，10月任贵州省保安第10团团长，1950年3月任黔东南绥靖区少将司令，10月10日在贵州雷公山被俘，10月17日在贵州雷山被处决。
152、路可贞（1904–1951）少将。号吉亭。黄埔军校第4期经理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92军21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任骑兵第2军暂编30师师长，1943年10月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1946年9月任整编第3师副师长，1947年12月26日在河南西平被俘。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8、樊明渊（？–1949）少将。字潜之。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61军新编独立第4旅参谋长，参加忻口会战，后任晋绥宪兵司令部司令，1943年3月任山西省宪兵司令部司令，1946年6月任宪兵司令部第25团少将团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同年被处决。
－－http://hx.cnd.org/2015/09/11/程灵信：1949年后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1979年4月13日 413 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1949年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壹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壹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壹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著如何解决统壹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壹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麽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進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麽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進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壹场全面進攻，几天之内就可以進入汉城”。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壹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壹番考虑，1 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麽，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壹请求”。在進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 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壹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壹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壹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壹。”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 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進攻作战计划”。到 5 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進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進15-20 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 天之内完成。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進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五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進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十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進行干涉提供借口。在進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https://matters.news/@philosophia1979/413-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2018年10月17日共产暴政录：“抗美援朝”真相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8月24日，苏军占领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了進军，9月8日美军占领了南部。这样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个部分，由苏联、美国分别驻军，美苏双方首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决定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韩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
1947年10月，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建议于次年3月31日以前，在韩国南北同时進行选举，由联合国监督進行民主的选举，后来此议案决议通过。1948年8月15日，亲西方的李承晚当选总统，1948年8月大韩民国宣布成立。联合国随即接纳它为联合国成员国。 9月9日，北方推举金日成为国家主席，成立了北韩政府，受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国家推捧。南北方各自建立了军队，北方称作“朝鲜人民军（朝鲜军）”，南方称作“大韩民国国军”（韩国军）”。
于是，以三八线为界，在朝鲜半岛形成了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类似东西德国的分治模式。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苏联和美国先后从朝鲜撤军。
1949年5 月，中共窃国之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壹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壹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壹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还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同意1949年将中共军队的三个番号为156 、164 、166 师及两个朝鲜族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故中共军队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才是第壹批中国的“志愿军”。
中共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
有学者认为，在国共三年内战，许多国民党部队的官兵被共产党收编，在中共取得胜利后，对于这些官兵并不放心，借韩战消耗这些部队成了中共的毒辣手段之壹。
1950年6月25日，经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三天后攻占汉城，共产党世界却宣称韩国先动手侵略朝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由1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保护韩国。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土耳其均派兵参战；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则支持。联合国军将朝鲜军赶回北部，由于中共军队的介入，挽救了北朝鲜失败的命运，直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
中国出兵朝鲜后，国际社会认为“新中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的侵略行径進行严厉谴责。从这壹天开始，苏联和中共让中国背上侵略好战的名声，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同西方接触的大门被彻底关闭，失去了国家发展之机会达几十年之久。
彭德怀当年回国后向全国政协的报告，当时称志愿军死亡50多万人，但现在中共官方称志愿军死亡18万3千1百零8人。
中国著名法学家、志愿军老兵程干远先生，据军史记载的每次战役资料加以分析，认为中共军队死亡80多万。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壹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 作家刘家驹披露，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他具体的机密数字：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壹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这是韩战中中共的机密。
根据美国朝鲜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数字，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壹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他还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https://blog.dwnews.com/post-1062670.html

2010年7月9日【韩战60年】朝鲜战争的真相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韩国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这样壹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壹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
志愿军夏天入朝，本想冬天之前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壹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壹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壹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進，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壹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7114

2019年11月14日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真相出人意料
“抗美援朝”是中共志愿军历史上最重要的壹场战争。其中的第五次战役是中共投入兵力最多，对战争结果影响最大，也是最后的大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第壹枪是1951年4月22日中共军队偷袭西线英军第29旅。中方随即向38线以南全线推進。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采用“逐步撤退，保持接触，大量杀伤中国有生力量”的原则，用飞机大炮等远程火力应对彭德怀的人海战术。5月中旬李奇微认定，中国军队伤亡已经很大且后勤将耗尽，命令反攻开始。随后联合国军大胜，中国军队全线溃败，退回38线以北。6月10日战役结束。
联合国军在反攻中以轻微的代价，造成中方大量伤亡。联合国军和战后的史学称为“五月大屠杀”。亲历战斗的美军老兵称：“中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是现代战争史上，最血腥的死亡景象之壹。”5月29日彭德怀通电全军：“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6月1日彭致电毛：“三兵团（前线主力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当时“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直白的翻译：志愿军高级军官逃跑时丢下部队不管。前线士兵大批逃跑，已控制不住。
就在彭德怀发出有关前线士兵“四处溃逃”的电报后第4天，毛于1951年6月5日急电斯大林，要立即派高岗去莫斯科商讨“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壹些严重问题”。抵达苏联后，高岗和金日成共同面对斯大林“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并要求斯大林考虑停战。但战后中国的对内宣传是，美军因为被中国军队打败才止战于38线以南。1951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就在毛急电斯大林后的第3天，取用的头条标题竟是“侵朝美军的狼狈相”。《人民日报》的读者们怎么可能知道真相！？
近现代历史壹次次表明，专制政权对老百姓有可怕的洗脑力量，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看清，中共在朝鲜的“战无不胜”也同样是谎言。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19/11/14/656173.html

2020年8月21日前苏联解密档案还原“抗美援朝”真相
大陆澎湃新闻网曾刊登了苏联解密文件“斯大林毛泽东如何商定中国出兵援朝”，解密文件显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起初朝鲜军队進展顺利，到8月中旬就将韩国军队驱至釜山，并占领了韩国90%的土地。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在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下，朝鲜军队开始招架不住，焦虑不安的金日成于是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在中、苏、朝三方的反复沟通下，毛下令中共军队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
对于中共帮助朝鲜之举，国际社会的反应是：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壹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而中共除了宣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共出兵是保家卫国”的谎言外，还以宣扬美军参谋长Bradley对韩战的评价“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的壹场错误的战争”来愚弄中国人，让不少中国人为中共的“壮举”、为美国人的“后悔”而陶醉。殊不知，中国人又被中共断章取义的手法给欺骗了。
　　Bradley是于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时说的那番话，那时韩战刚打了壹半不到。当时美军将军麦克亚瑟主张借由海空力量攻击中国境内城市，向中共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中共尽快妥协结束朝鲜战争。对于这样的想法，国会当然表示质疑，希望政府部门作出解释，身为参谋长的Bradley因此来回答议员们的质疑。
　　其原话是这样的：“Frankly，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at the wrong place，at the wrong time，and with the wrong enemy。”翻译成中文为：“坦白地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这个策略（指将战事扩大到中国本土）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進行错误的战争”。
有壹位网友对此评价的很有道理：朝鲜战争，如果美国不出兵，今天的韩国就跟朝鲜壹样；如果中国不出兵，今天的朝鲜就跟韩国壹样。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出了兵，所以才有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看看今天韩国和朝鲜的实际状况，只有脑残傻子还看不出正确结论：谁出兵对了，谁出兵错了。
－－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0/08/21/2258915.html

朝鲜战争大部分”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
1952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交换战俘是停战后的大事。近3年的战争，联军及韩国被俘5万人，其中美军约9000多人。北朝鲜人民军13万人，志愿军战俘2万人，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战役，有1.7万多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180师有5千多人被俘。
中美最后就战俘去向达成了协议，”志愿军”战俘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联军战俘可选择回国或去第三国。中国和美国代表都有90天的时间对战俘進行调查和解释工作。由于”志愿军”战俘拒绝回大陆者数量庞大，解释工作以此为中心。
1953年10月，在中立国印度军队管辖的中立区，支起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主持“解释”。联合国军派壹名观察员。”志愿军”方面则有数名经验老道的连级以上的政工干部对壹名拒绝回大陆的战俘進行解释，最后由中立国代表确认战俘的自愿选择。解释工作本来很简单，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诵，战俘几乎能背下“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都知道其中的核心内容“保证回国后不受到迫害”。对战俘个别解释时只需当面念壹遍，战俘有疑问，進行面对面解释。然后再确认该战俘的遣返意向，解释工作就结束了。
然而，”志愿军解释代表”偏离解释程序，不遗余力说服动员战俘回“新中国”。
下面是“志愿军解释代表”与壹名战俘的“解释”纪录：
“妳父母在等着妳回家。”
“我要去台湾。”
“妳全家人都在盼着妳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妳容易吗?妳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沉默)
“妳父母天天盼着妳回家。”
”回台湾。”
“妳老家不是台湾，妳去台湾，妳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妳是不是妳父母养大的?”
……
“妳父母在等着妳回家。”(几个解释代表同声或轮渡说这句话)
“妳父母在等着妳回家。”
“妳父母在等着妳回家。”
……
十分诡吊的是，原先政工干部反复宣传“部队是我家”，以熄灭战士的思乡之情。妳想父母，党和领袖就是妳父母，然后延伸到连长好比妳爹，指导员好比妳妈。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连“忠孝义”等过去批判为封建思想的儒家伦理都用上了。
“妳父母在等着妳回家。”和“我要回台湾”类似的壹问壹答反复在“解释”帐篷上演，面对顽固不化壹口咬定“回台湾”的战俘，政工干部急了，吼道：“打台湾!”或“解放台湾!”战俘回敬道：“守台湾!”或“光复大陆!”
越到后期，接受解释的战俘越不配合：有的不管政工干部怎样说服，他只用“回台湾”回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吐唾沫手指塞耳朵;有的大声唱歌，干扰政工干部解释;有的破口大骂解释代表是俄国鬼子的汉奸，是卖国贼，高呼打倒朱毛、打倒共匪的口号。
解释代表说祖国日新月异，无比强盛;说人民翻身做主人，日子过得比蜜甜;说耕田不用牛，用上拖拉机;说土改农民分到田地，粮食多得吃不完。战俘当场就骂开来：什么祖国强盛，粮食多得吃不了!让我们来朝鲜打仗，大雪天连皮靴、厚棉袄都不配，背壹袋炒面打仗，不被打死，也得冻死饿死!
解释的效果很不尽人意。首批接受解释500人，只有10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430人，9人愿意回国。19比930，愿回大陆者占2%。这个失败的纪录还要打折扣，19名愿意回国的战俘，竟然有12名可能是预先潜伏下来的中方宣传谍报人员——究竟是不是，中方没有证实。
志愿军中年少的只有十五六岁，西方媒体揭露中共驱使未成年人做炮灰。
选择回中国的6000多“志愿军”战俘，大都经受了各种审判，半生惨淡。而选择去台湾的14000余人，最终还能衣锦还乡，被当作台胞盛情款待。
－－https://5455.org/history/99289.html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战俘－－维基百科
1953年至1954年1月23日，联合国军将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愿意去台湾的14,71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遣送至台湾。朝鲜战争实现停战前后被遣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共三批7,110人：第壹批是要求遣返的伤病战俘1,030人，第二批是坚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区经过解释或通过逃出营地或是在印度人“点名”（实质是再给壹次选择机会）时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
志愿军遣返战俘在开城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金日成和乔冠华接见，回国途中受到夹道欢迎，但是到了中国就被关押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这些战俘归国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针。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然而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沈痛反省。战俘们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松，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1954年3月高饶事件发生后，对待战俘的原有方针发生了大幅转变，将回国战俘的91.8%开除党籍，6,064人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仅承认被俘前军籍。只有30多名连以上干部和少数人因伤残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他人壹律复员。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壹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文革爆发后，相当多战俘受到批斗迫害，并有人自杀，吴春生认为“比劳改犯都不如”。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对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蒋庆泉的事迹为原型，但因为他受伤被俘，回国后受到迫害。
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写道：“始终心向祖国，在壹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進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大部分恢复党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两位干部请在四川省的战俘李正文写份自传，李正文误以为是另壹轮迫害的开始，因此自杀。政治上的平反并没有改善战俘的经济生活，多数战俘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不少早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战俘

土地改革运动－－维基百科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初期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主导，在中国大陆進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但是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再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该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地主和乡绅阶层，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坚持下，土地改革运动并未采取和平方式進行，研究学者估计此次运动共造成超过1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农村精英阶层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识和了解经济规律、不事具体生产且以地租为生的地主。
土改运动的壹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各种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而贱民阶层的存在完全违反“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历史案件。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進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强奸、轮奸、性虐待的事情时有所闻。大量的无赖流氓成为土改的急先锋，使得中共土改始终充满恐怖血腥，并遍及全国。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壹切财产，剥夺了200-47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
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农民无权买卖，而政府有权处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土地改革运动

2017年9月29日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从2001年起，谭松花了三年多的时间進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他又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壹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壹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妳这次被校方解聘，与妳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答：这肯定是有壹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壹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壹直没有给我壹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问：根据妳的调查，妳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答：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壹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壹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着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问：妳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答：土改对中国的历史進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问：妳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答：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壹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壹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壹群人冲上去就是壹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壹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壹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壹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壹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问：妳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答：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壹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壹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壹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壹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壹个女人，壹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擡起头来，壹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壹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壹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壹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问：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答：在土改中，有壹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進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進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壹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擡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壹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壹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著壹根竹管在壹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壹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壹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壹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壹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问：2003年，妳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妳的？
答：那壹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壹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壹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壹次不幸——壹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著“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壹刻，我决定不顾壹切進行采访。说“不顾壹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问：妳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答：有壹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壹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问：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答：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壹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壹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壹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壹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壹阵阵发麻。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929/cc29-tansong/

2018年10月13日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妳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壹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这是壹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刘少奇年谱》第84 页）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壹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中共在夺权后，让前国统区人民对新政权尽快臣服和畏惧的“高招”是什么呢？
是杀人！
他们启动了当年打天下的法宝——暴力土改。
土改运动是与镇反运动同时進行的，杀人也是同时進行。毛泽东嫌杀人太少，1950年10月，他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壹再督促各地要“大杀几批”。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杀人的枪声响彻了神州大地的城镇和山乡。
暴力土改，壹箭三雕：
1、杀人立威
中共发动土改的程序壹般是先“发动群众”、灌输“剥削压迫”理论，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然后才斗打和杀害地主。但是，也有壹登场就大开杀戒的，如壹位云南的土改工作队领导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那儿普遍使用了壹种叫作“先轰开、后深入”工作方式。所谓“先轰开”，就是壹入村就把当地的地主和乡绅们抓来乱枪打死，制造恐惧、杀人立威之后，再来“后深入”——发动群众搞土改。
中共壹来，把多年来在乡村中的头面和受尊重的人物壹番斗打之后再壹枪打死，这样便在很短的时间里，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让人害怕，从而树立起新政权的威风。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毛泽东明确讲，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毛泽东曾亲自指示说：“每到壹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
制造恐怖，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让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参与“恐怖活动”，使他们不得不同共产党站在壹起。否则，他们也可能会成为被镇压和被专政的对象。所以，土改不仅让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感恩，而且也害怕。就像黑社会为了胁迫人入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杀人。身负人命，双手沾血之后，“入伙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要以复查（土地）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壹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3、便于“马列文化”占领农村
地主乡绅们大多是中国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中共要在中国广大农村壹下子彻底铲除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远非易事。面对这个“难以解开的节”，中共采取了“快刀斩乱麻”——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不过，中共这种为控制和坐稳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虽壹时得逞，但却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1、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
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是有经营头脑，勤劳能干而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绅。
2、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壹种前所未有的国家暴力，在广大农村煽起了壹种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杀。
3、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
土改前，农民以富为荣。土改后，富就是坏，是不仁。人们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发家致富。
4、培养灌输了恩人和救星意识
壹个强大到可以随意给妳壹切的政权，也可以强大到随意夺走妳的壹切。
5、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
农民们对本乡本土的地主是怎么发家的，他们是怎么挣得那些财产的，心里十分清楚。平白无故地去抢夺别人的财产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却用谎言、暴力和利益引诱，发动农民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土匪行经。中共的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乱象埋下了隐患。
6、建立了恶质的乡村政权
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就发现并大加赞扬了壹种“革命先锋”，这就是：地痞流氓。这种流氓无产者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冲杀在前，敢斗敢打敢杀，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在土改结束后，这批“积极分子”纷纷入党做官進入政权，成为了中共农村的基层干部。
7、摧毁了乡村的文化艺术
壹是烧书。
在杀掉地主乡绅的同时，大量民间藏书也被焚毁。比如川东忠县花桥乡土改农民将书画当柴烧，整整两月，将举人沈氏世代藏书烧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书画（包括不少珍本）被10个人专门焚烧，烧了半年才烧完。
二是毁物。
1949年之前，在中国乡村，有不少规模庞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庄园。这些庄园往往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传统民俗、儒家文化于壹身。1949年土改之后，这些庄园不是灰飞烟灭就是被五马分尸。
8、人为制造等级，造成不公与欺压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小土地出租、贫农、雇农等不同的等级。第二是欺压：被划为贫、雇农的等级，被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不仅有优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的权利，更有欺压（甚至虐杀——如文革时期）地富等级的特权。
9、造成了壹个庞大的不幸群体
阶级成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血红的土地》壹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述）。
10、把“杀人越货”赋予壹种“崇高的革命性”
杀人越货如果已经不是壹种犯罪而是壹种由国家和政党推动的崇高的革命行动，那麽，它壹旦轰轰烈烈展开，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破坏之烈，远在壹般的犯罪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html

2018年8月14日严家伟：杀人越货丧尽天良的“土改”——土改见闻拾零
本来所谓“土改”，就只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壹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着流血的。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台湾）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从原先土地拥有者（即中共所谓的“地主”）手中赎买过来后，再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结果皆大欢喜，更不会有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中，中共煽动壹帮游手好闲、又想发财的农村痞子流氓，“合法” 地杀人越货，手段残忍，丧尽天良，令人发指。下面是笔者所见所闻之事，挂壹漏万，记录在此。
邱国军：枪毙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地主叫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被划为地主。又因此人在当地开了壹家旅馆，在穷乡僻壤痞子们的眼中，邱国军似乎就是当地首屈壹指的，比尔盖茨式的大富豪了，于是逼着他交出浮财金银。他把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过不了关，硬说他是“顽抗”。将他绑在树桩上，双手十个指头，全部包上棉花，棉花里浇上桐油。然后引火将棉花点燃。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的叫声惨不忍闻，最后痛死在树桩上。死后还瑶说他“与人民顽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枪毙”壹回，以显示土改的威风。
现代版的东郭先生——“范瞎子”
在我的故乡成都市西外，土改中壹个姓范的地主，壹生勤劳节俭，晚年才挣得几亩田地。此时他己年老体衰，视力极差，人称“范瞎子”。土改壹来，田土全被没收了不说，硬要逼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有什么金银，交不出来，土改工作队的人便把他交给农民去斗争。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脱光，跪在“风”谷子的风机面前，几个农村壮汉换班使劲摇动风机，冷风对着他壹丝不挂的身上吹。妳不交金银，就不停地吹。五十几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壹天下来便浑身冻得僵硬。回去发高烧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时最起劲的就是壹个姓彭的单身汉，此人三年前穷得在路旁讨饭，“范瞎子”看见了可怜他，收留他在家作长工，范有个老婆是续娶的，才三十多岁，这个姓彭的便经常与之眉来眼去，是否“红杏出墙”，外人背后议论甚多。到土改时这个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饶，硬要说“范瞎子”藏有金银，最后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几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壹起了。
女性地主的悲惨：无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土改中，山乡的痞子们，虽未必读过有关裸刑的史料，但他们对女人身体隐私处的邪恶“性趣”，决不会因不识字而落于人后。
川南筠连县原沐爱区中心乡，壹个三十余岁的李姓女地主（当时中国农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无名），容貌姣好，乡村痞子常对其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该女自成人后壹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土改中，几个农村流氓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進行百般侮辱戏弄后，犹觉未能“尽兴”。于是弄来几块肉，叫这女子当众吃下。并且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妳再吃什么素了，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進嘴里的肉吐在了痞子们的身上，脸上。壹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壹条黄鳝，当众扯下李姓女子的裤子，破口大骂道：“妳上面不吃荤，老子给妳下面开个荤……”边骂边将黄鳝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阴道！其他几个痞子也帮著作恶扯手按脚。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成都近郊九里堤村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政府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囯军的飞行员，19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硬说何二婶私藏有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
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壹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壹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
那时要抓壹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壹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象钓鱼协会，登山协会壹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着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壹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壹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妳拉壹下，我扯壹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進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壹头羊，落在狼群中壹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壹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雕谢了！身后还落得壹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壹道去了。土改中整死壹个地主比踩死壹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
“匹夫无罪怀石其罪”的刘洪发
刘洪发时年约四十来岁，他家祖上遗留给他有几亩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约2000市斤；另有壹点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约300市斤。刘洪发壹家五口人，有几间破草房，又矮又烂，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补墙头缺，绿树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风，夏暖冬凉的样儿。就这么壹个穷人，只因祖上给他留下了几亩田土的“罪恶”财产，虽然刘洪发壹家自耕自种，但比起当地那些无田无地者，也就成了“鹤立鸡群”的“拔尖”人物了。于是壹下子划成了“地主”！没收土地、耕牛、农具，还要勒令他交出金银浮财。我的天，他哪里有什么金银！？于是被视为不老实，抗拒从严，捆、斗、打、吊，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时还捆吊在树上。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shi/20180814/985253.html

三年大饥荒－－维基百科
三年大饥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1961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壹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
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跃進、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制度性问题等。
历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射秽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進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進”，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進”。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進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壹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進埋下伏笔。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進”的口号。
饥荒情况
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且出现广泛的饥荒。另壹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since 1958)，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数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4500万之间，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壹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另壹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5千万。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進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
進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壹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壹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壹男壹女两个孩子。壹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壹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壹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妳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妳做活。’”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安徽、甘肃：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進”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壹次发言中说：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
信阳事件
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饥荒成因
大跃進
大跃進时，出现了“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壹，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此外，大跃進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人民公社
大跃進时期起，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粮食被浪费，而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除四害
大跃進初期，毛泽东发起的“除四害运动”，把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定为四害。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虽然后来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当的生态破坏。
制度因素
统购统销
1956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壹般以社为单位，根据壹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壹计算和拟定。归社统壹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壹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進”。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壹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壹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壹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壹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壹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高压管控
《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壹部分死于阶级斗争。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進”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進”时期安徽饿死了那麽多人，同不断進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進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壹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進行武装镇压。
外部因素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射秽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著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射秽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苏联债务
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时任苏共中央第壹书记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壹。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自然灾害
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壹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壹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涝灾分为壹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有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各界评论及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于1962年7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射秽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媒体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壹，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壹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学术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他表示，中国大跃進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壹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壹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壹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壹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進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壹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進，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進”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進”，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

2008年11月11日亲历三年大饥荒:杀狗喂牛食堂断炊饿殍遍野
对于“大跃進”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壹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壹个见证，给后生壹个借鉴。
沸腾的壹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射秽主义社会壹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
壹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壹汤撑死不要钱，叫妳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著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壹下子那来那麽多吃的呢？
第壹，1958年（高、初级社）是壹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壹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著浪费、任著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進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壹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壹个生产队壹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壹桌。壹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壹扫而光。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
祸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壹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壹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 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壹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壹起算做壹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著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壹穿就是整整三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
人们壹般只知道大跃進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著是，壹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壹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壹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壹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着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着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
还有壹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壹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壹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壹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壹筒壹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干部说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壹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壹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报应
由于上年的瞎指挥，1959年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大面积严重减产。另壹方面因为放卫星虚报，国家下达的公粮数字也大大提高，有点收成也远远不够交公粮。临近国庆节时队里的粮食就日见匮乏，于是食堂停止了敞开的吃法，吃定量，全劳动力壹天壹市斤，半劳动力妇女儿童依次递减。
真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说变就变，广大社员从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穷凶 “饿”极。壹到开饭时间，为争壹口饭吃娘俩骂爷俩打，食堂里壹片骂声哭声，那种六亲不认的丑陋场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着食堂就要断烟火，队长易国华（已逝）就把喂猪的二郎丕（瘪稻子）叫炊事员唐矮子他们放锅里炒熟，碾碎和著细米糠蒸巴巴吃。巴巴虽粗将就能吃，只是年岁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来，没办法就脱了裤子泡在鱼塘里用手抠。邹海清大爷爱开玩笑，抠了起来说，日他的仙人吔，光听说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现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来差点没把人涨死！
1959年元旦过后食堂彻底断了烟火，树倒猢狲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员们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卖家当买黑市粮吃（或直接换粮票），解放初从地主那里分得的胜利果实，什么宁波床、檀木衣柜、四方桌甚至棺材。家当卖了也管不几天，就和没家当卖的壹起挖芭蕉头葛根吃，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可怜，饿得跑出来找东西吃。菜叶麦苗见啥吃啥，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著吃。
芭蕉头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剥树皮吃，树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谓仙米就是地底深处的粘土，灰白色，捏著粘手。挖回来放点水捏捏搁在锅里煎壹煎，煎成两面黄吃起来沙沙的涩口倒没有什么怪味。但是这东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肠梗阻更厉害。又是饿极贪吃，壹时间因为吃仙米就涨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来死后肚子硬得像石头壹样。
饥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动，这回不讲高产放卫星了，讲“生产自救”，讲“代食品”，讲“粮不够瓜菜代”。生产自救瓜菜代是正确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维了。高粮杆玉米稭，弄粉碎机来打碎，筛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饼给社员吃，还说含有多少淀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饱并且十分的营养。稭杆也就罢了，还有壹种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進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据说人在危急时刻尿可以短时间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壹定的道理，但是那东西弄来弄去的实在太恶心，反正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政府壹方面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另外还拨些粮食下来救命。只是不多，大人壹天二市两，小孩壹市两。于是食堂又恢复起来，小食堂改成大食堂（壹个大队壹千来人），壹天两顿菜稀饭或菜糊糊把命吊著。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于是就不断的死人。
校园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学，说不准也会落得个“非正常死亡”。学校再饿也比家里断粮吃代食品好多了，学生和城里人壹样每月多少还有定量粮食供应。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好像是30斤。从59年元旦后开始减少，最后减到每月18 斤、15斤。还不完全是大米，有红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来有沙，后来听说是从外国進口的猪饲料。）
说来也苦，壹班40来个学生吃饭要评4个等级：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饭分等级是啥概念呢，壹天两顿菜稀饭，馆子里用的长把勺（壹勺有壹小碗），每顿饭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两勺半，丙等两勺。这个四勺和两勺哦，整整多壹倍了，谁都是学生，谁都是肚子，妳说整人不整人？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地！什么吃特等的表现优秀，学习还不如我，是会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学习中上听老师话的。像我这样学习马虎但很不听话，只配吃个乙等。丙等个孬种学习自是不行，还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饿这种蠢货饿谁！
关于粮票作废
经过网友证实：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粮票（包括各市县发行的粮票证卷），于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无风声，等民众知道时所有的粮票全部变成了废纸。粮票少的人摇头叹气自认倒霉，粮票多的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顾、几乎是草菅人命的壹道指令，从饥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刮走了不知道多少亿斤粮食。粮票的背面有说明——无价证券。但是，粮票无价而粮票所代表的粮食不只是有价，拥有它就意味着不受饥饿，甚至意味着拥有生命！遭遇强盗似地掠夺的人们除了几声哭泣、几声骂娘以外，从没听说去向当局抗议要个说法啥的。结果是党、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时也再壹次地验证了：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成立公社后乡场集市都取消了的）。农村社员得了土地赶紧种瓜菜粮食救命，却不知道这个“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他的壹班人在“顶风作案”。好景不长，仅仅收了壹季农作物邓自力就倒台了。只到这时，包括社员群众才晓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邓自力搞的。邓自力搞“右倾复辟”，邓自力“挖射秽主义墙角”。邓自力胆大妄为破坏“总路线”。邓自力瞪着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职查办。但是，几十万泸州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收获了壹季救命的庄稼。就这壹季庄稼：高梁、玉米、南瓜、绿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没有自留地里的这壹季庄稼呢，又该多饿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邓自力，感恩邓老，我想凡是熬过那场劫难的泸州人尤其是农民，都应该对邓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刹小偷小摸风
1962年上半年，中央终于调整农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员食堂，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壹黑就都成了小偷，偶尔互相碰上了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子罐子煨。壹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开十来分中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壹闷麦饭闷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著被烟熏黑的坛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斗争，斗了还要扣饭。今天妳挨斗明天他挨斗，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反正不要脸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著，于是就落下了个偷病。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为阵偷山上地里的，干部则商量著偷仓库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 ”的时候，只整社员不整干部罢了。
撤消食堂以后我们联合管区改成联合大队，记不清是62年还是63年冬，“刹小偷小摸风”的批斗会在新庙子召开，每个小队都得抓壹两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
所谓“刹小偷小摸风”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还没听说这样搞过。
1963年之后，人民公社实际上名存实亡。“队为基础单独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经过三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应用尽有。然而刚刚好起来，突然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闹得百业雕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壹看，人已经断气了，”说著说著，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壹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件动物。
第壹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壹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
壹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壹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及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
－－http://hx.hxwk.org/2016/01/28/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2019年5月14日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饥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们开始捋树叶吃。壹天，父亲也提回了壹筐榆树叶，准备拌面蒸著吃。榆树叶吃前要用凉水长时间浸泡，否则苦涩的难以下咽。
记得1960年秋季，父亲剥回了榆树皮。榆树皮有油性、黏性。用镰刀割断、剪碎后放在锅内炒。把水分炒干，然后用锤子捣。捣的过程中，含在木质部的淀粉就脱落下来了。吃时，有粮食的掺壹点玉米面，没有粮食就不掺了。按照当时的感觉，味道还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于壹时。那天，我也参与了锅炒、捣粉、过罗的全过程。
用纯榆皮面可以做面条，和润滑口。但韧性太强犹如皮条，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掺在面粉里吃。现在有的荞面饸饹馆为了筋道也要掺榆皮面；有些休闲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时为剥榆树皮大打出手的事经常发生。
吃榆皮面挺耐饥，但吃多了，灾难就来了。拉不出屎，都撑在肚子里了。危急之时，只有相互用手掏。据说喝点麻油很见效，但那时，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剥榆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壹行留壹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亡。还有呼市人不剥树皮的形成层。当妳把树皮扒开，妳会发现里边的木质部与外面的韧皮部之间有壹层，这层在学术上称为“形成层”，就是植物的干细胞所在地。这层细胞往里边分化出木质部，往外分化出韧皮部。也就是说，这层才是活着的长树木的地方。
许多人只看到树干和树叶，看不到树根。其实树根的长度要比树干的高度长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树叶里的营养在秋天大部分要转移到树根里。把树根刨走壹部分，第二年树干虽然不长了，但树叶茂盛，把光合作用的产物大部分用于弥补刨掉的树根。这样，第二年冬天，妳照样可以去刨树根。
在秋季，聪明的呼市人，会去刨榆树根的枝蔓，因为此时树的营养都在树根里。树根的皮很厚实，整个韧皮部都在土壤里，非常鲜嫩。尤其是离树干很远的年幼分支。
树根是可以再生的。
听说河南饿死三百万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吃树皮的方法不对。河南的榆树非常多，壹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确食用，仅凭根系的营养，完全可以渡过难关。可惜没人教给河南人民正确的吃树皮方法。那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也不知道都鉆到哪里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我县的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壹个准确的数字。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
据1961年底中共高台县委的《高台工作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专题报告中认为，三年来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壹是在农民问题上大搞经验，全县刮“共产风”，平调总值达470万元；强征过头粮，刮浮夸风，弄虚作假，造成粮食高征收，口粮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22.6%，牲畜死亡44.1%；生产上瞎指挥，强行销毁老农具，推行种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违背科学种田的客观规律，造成粮食逐年减产；政治上迫害打击，各种运动把农民作为打击对象，仅两条路线斗争中全县批斗群众1134人，甚至发生斗争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经济建设上，违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年来共抽调劳力3.2万多人，搞非农业建设，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没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混淆所有界限，仅修建迎丰渠壹项，损失资金10万元，荒废耕地5.27万亩，死亡牲畜3000多头，报废车辆1500多辆，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坏实事求是的原则，逐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1958年全县亩产303斤，虚报为712斤，骗取国务院奖状，1959年又提出“开荒20万亩，单产500斤，扩大半个县”的口号。三是在组织问题上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意志决定壹切，主观蛮干，独断专行，违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打击排挤敢于讲真话的干部，重用提拔壹些投机分子；违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基层干部象“割韭菜”，壹次运动割壹茬，县查产斗争会，参会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斗争。这是当时县委对三年困难时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训的总结，又据1961年6月地委整风整社工作组，進驻宣化公社的调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户，孤儿522人，损失牲畜2824头（匹）。在极左路线的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谁也不敢提及这些沈重的历史。
在实行全民食堂化，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拆房，砍树，收交铁锅、勺、桶等所有带铁的家具、物件，群众家庭壹时间变得壹无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饭的砂锅瓦罐和吃饭的碗。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社员食堂的诸多问题，口粮壹再压缩，要求大搞代食品，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巧搭配的节粮措施，农村大饥荒的情况已在全县蔓延。但“极左”路线的推行并未降温，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群众中开展上挂下连，层层揭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废除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三面红旗错误言行的斗争还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之壹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壹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壹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壹直努力渲染“射秽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壹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壹手制造的国家罪恶开脱。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壹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壹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壹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壹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第壹，“大跃進”使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壹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壹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壹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壹向鼓励虚伪与无耻。其荒唐之处还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壹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壹个大跃進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進壹步“大跃進”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与苏联争霸之梦。
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壹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虽然后来“两弹壹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中共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壹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壹直有壹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纾解民意。
在壹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壹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段历史！
吃食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壹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著三角小旗，拼命地喊著“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壹页壹页翻开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射秽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产党主义，壹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妳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妳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壹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壹个月也吃不上壹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壹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壹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壹分壹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壹首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壹顿不如壹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壹个食堂，在街南头。壹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壹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壹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壹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壹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壹带，灾民像流水壹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拾麦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壹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壹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進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壹把壹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壹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壹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只要麦田壹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著，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著，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壹片又壹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挖野菜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壹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壹天，几种野菜和在壹起味道蛮好的。趁著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壹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壹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壹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壹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壹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射秽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壹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但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

反右运动－－维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壹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壹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進退失措”，局势已是“壹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壹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壹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
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壹部门或者某壹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進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壹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進攻中又积极進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运动

2007年1月29日中国文人耻辱的历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们说林彪事件象壹把刀子，戳到中国共产党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产党从壹个自命为人民救世主的呼风唤雨的党，渐渐变成壹个保江山茍延残喘的党，那麽反右就象壹把刀子戳進中国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后的中国文人告别了礼义廉耻、告别了自尊、告别了道德、告别了信仰、沦落为在共产党的暴虐下求生的蝼蚁。
中国文人的第壹个震慑来自共产党的公然背信弃义。
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帮助整风，共产党保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广大中国文人应共产党要求向共产党提出了各种意见，
以下是当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旧文，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王尊壹：向毛主席的呼吁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储安平：党天下是壹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等等；
很明显，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献策。这些意见后来大部分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下，如果共产党不批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真是因为共产党说的右派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它不得不反击，共产党可以将这些人关起来，甚至于杀掉，为什么要将几乎全部提意见，献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层向自己小单位提出具体意见的小学、中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员等等统统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边缘去折磨呢？
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人们此后再也不敢再向共产党提任何意见，共产党、乃至壹个基层的普通党员,从此都成了国家和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太上皇。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中国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壹个没有信用，没有道德，没有保障的国家的深深恐惧之中。
中国文人的第二个震慑是共产党的无法无天、残忍和狠毒。
共产党对于右派的惩罚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许的尺度。当壹个人目睹和经历了这么壹个可怕的现实，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昨天还是教师、工程师、干部、演员、作家、壹宵之间，为了壹篇文章、壹个发言、甚至于壹句话、壹个个被解除职务，变成了人人谈虎色变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轻者被罚天天扫垃圾，掏大粪，重者被送到劳改农场，幸运者象畜生壹样茍且话了下来，不幸者抛尸荒原，尸骸被饥饿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惧和自危，因为这样的残忍和狠毒已经毁灭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条件。
壹个人犯了罪，服刑也应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无出头之日，即便摘了帽子，还被称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亲戚都会因右派而受到歧视，这就是说，壹不能担任重要工作，二是运动来了首当其冲。
在这样残忍和狠毒的制度下，壹旦成为右派，不但本人沦为共产党的奴隶，而且全家收到连累，怎能不害怕？后代人能责难他们的怯懦吗？
中国文人的第三个震慑是人们失去了不讲话的自由。
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残忍和狠毒表示赞扬，必须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和亲戚右派，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否则就要殃及池鱼。在这样的压力的恐怖下，中国文人无法再顾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说谎，在谎言中求生，昧著良心去痛骂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其中有壹批人，彻底冲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线，他们开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理直气壮的上纲上线，编造罪行，壹边将这些实际已与奴隶相差无几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狱，另壹边到处抓潜在的所谓新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官僚体系的蜘蛛网中努力向上爬，飞黄腾达。
反右开始了壹个可怕的冬天，从此整个大地都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白雪盖住了，再也看不到个人情感的绿色。从此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随着文人的求饶、求生和求荣，变成了除了歌功颂德和谎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10月6日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壹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壹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壹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壹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射秽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壹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進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壹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壹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
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壹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壹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壹文写道，壹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壹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2012年8月24日 “‘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说“反右”
今年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壹场什么样的运动？当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直到现在，来自中国官方和独立研究人士的说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者壹百二十万 *
现在在美国壹所大学任教的“反右”运动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是“反右”专著《阳谋》壹书的作者。
主持人：“您认为五十五万这个统计数字对不对？”
丁抒：“我说不对。”
主持人：“您根据什么？”
丁抒：“第壹，根据戴煌先生的调查。戴煌先生是个大‘右派’啦，他说，当时说‘五十五万右派’，都是壹些上了名册、拿工资的。大学生之类不在数，不拿工资的不在数。
第二，还有壹批人被当作‘右派’处理了，实际上没有進‘右派’花名册，或者基层单位把他打成了‘右派’，报到上级，上级并没有批复下来，但是下级单位就把他按照‘右派’处理了，送去劳改、劳教、开除等等。事后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还有壹个很重要——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分类很多，有‘极右派’、‘右派’、还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泽东亲自点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说法，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些人，说他们有‘右派言论’，叫‘右言分子’。另外由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疑似右派’，所以全国又抓了壹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这些壹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据我的统计，我是作了壹些抽样调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来大概也是六十万。
所以，按理说全国‘反右’当中被戴上‘帽子’的，是壹百二十万。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壹张时间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先是号召“整风”、“鸣放”，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开始“反右派斗争”。
丁抒：“毛泽东写所谓的‘反右的新号令’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变化》，是5月15日就写完了，可这个时候，全国‘鸣放’其实还没有开始，只是零星在报上登了壹些党外，或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陆陆续续的，意见都比较温和，并没有很激烈的。真正比较激烈的‘鸣放’运动是在大学生介入以后。
可以看壹张时间表――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壹张大字报。
章伯钧是5月21日提出‘设计院’的设想。
龙云所谓发表的‘反苏言论’是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处理以前‘肃反’和历次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右派’林希翎，抨击中共‘实行封建射秽主义’，是在5月23日。
清华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是5月24日。
上海华东师大第壹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是在5月28日。
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后来所谓‘最猖狂的右派言论’统统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才‘放’出来的。
这个时候，中共在党内已经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产党小范围给被认为可靠的知识分子透底，他们没出来提意见*
丁抒：“当然，共产党只是在小范围内把他们认为壹些可靠的知识分子个别私下作了通知，这些人就没有出来‘鸣放’，没有出来发言，没有给共产党提意见。
举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熊伟（音）说，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里去和其他壹些教授，他也没有点明是哪些人，告诉他们党的整风鸣放，给他们透壹点底，所以他们（后来）就没有说话。但是他事后也比较内疚，没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诉他们（别人），结果他们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这么壹个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颠倒是非、影响深远长久 *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期间，被打成“右派”，当时26岁。四十壹年后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关于“反右运动”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先生提醒人们注意，在‘反右’运动中，壹些被划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见，在很多年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朱正：“比如当年法学界批判‘无罪推定’，批判‘独立审判’，这些在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像当年经济学界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批判上海高方，把他们‘引進外资’等主张作为壹种错误观点批判，说是‘卖国’……现在看，事实上也纠正这些了。
当时批判的许多东西，假如当时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细考虑或接受它的话，那中国的建设、现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進壹步。
所以，实际上当时是颠倒了是非，把壹些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造成的影响是很深远、很长久的。”
* 林希翎女士：回顾“‘反右’运动”，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别强调回顾“‘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她说：“我觉得对这段历史作回顾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看了对我的壹些采访，壹些有关资料，觉得都好像天方夜谭似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时期。”
像林希翎女士壹样接受过“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现在已经离世的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声音已成绝响。
*李梧龄先生：“反右”无法无天而且残酷，要消灭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李梧龄先生是《泣血年华》壹书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李梧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不满22岁，是上海复旦大学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留校的新教师。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去劳教、劳改，壹共被关押二十五年。他在获得“改正”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刘宾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响前所未有，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大逆转*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9年“改正”以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再次被开除党籍。后来流亡美国。
*茅于轼先生：“反右”颠倒是非，对“反右”和“文革”历史研究非常不够*
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当年也被划为“右派”，那年他28岁。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先生当时在北京的铁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茅于轼先生，现在北京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也着力探讨“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且强调回顾这段历史的必要。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youhuiyiyuyanjiu/heart-08282012094824.html

2017年7月12日反右运动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万，是410万
壹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壹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壹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壹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壹、陈伯达、康生、薄壹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壹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壹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壹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二月提纲－－维基百科
二月提纲全称《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此称谓。该文件是1966年2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后，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1966年4月，毛泽东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纲》，并批判彭真，之后批判浪潮席卷全国。
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议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壹，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2月4日，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壹、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晨连同提纲壹起电传中央。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壹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壹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纲，而参与了起草二月提纲和之前会议的人物如彭真、陆定壹等，以及批准了提纲的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也因此成为文革最初阶段批斗的核心目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月提纲

五·壹六通知－－维基百科
因其发表日期而被广泛称为《五·壹六通知》，后世又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或《中共中央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壹项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壹年后“两报壹刊”正式发表，并称其为“伟大的历史文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前半部分以揭发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为主题。四人被革职审查，被称为“彭罗陆杨事件”。后半部则议定了标志性的《五·壹六通知》。
五壹六通知在发布后的壹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开展文革准备的组织措施。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批驳。它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它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射秽主义革命進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由此《通知》为文革确定了壹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壹批“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進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它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
《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人员后来成为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本人未出席会议，但议程是按他部署的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反党错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销《二月提纲》壹句话的技术说明，毛泽东提出要对此做理论说明；才组成壹个起草小组。该通知改了无数稿，其中最重要的话全都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虽未明确提及术语“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四清”纲领《农村射秽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壹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默认，其基本含义已经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壹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维基百科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壹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叶剑英在十二届壹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壹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壹，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壹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2014年8月19日破“四旧”毁无数中华传统文化古迹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第壹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壹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珍藏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壹炬。
历史学家章伯钧家藏书超过壹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据统计，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不计其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丧失于火海中。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北京全市就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
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壹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壹片废墟。霍祛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毁于壹旦。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壹旦。
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从1986年起，中国5000年的文明古迹，成为中共热衷“申遗”的对象，在“文革”时期的所谓“四旧”又成为中共用以制造“政绩”的工具。
据悉，从1987年至2011年，中国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和文化世界遗产已达41处。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7项，含跨国项目）和西班牙（43项，含跨国项目）。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4/8/19/n4228595.htm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维基百科
21.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2.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6.南昌万寿宫在文革期间完全焚毁，2000年在象湖重建。
29.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后再植新株。
30.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壹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31.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32.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33.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壹干二净，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4.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壹片废墟”。
35.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壹管旱烟筒、头下壹叠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壹顾，弃之于野。
36.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7.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擡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8.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壹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但主流说法还是曝尸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后于2007年被发现，重新安葬。
43.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5.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進了树林。
46.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8.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壹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壹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50.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壹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53.宋代大文豪欧阳脩的《醉翁庭记》经另壹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瑯琊山脚当初欧阳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乱民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壹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壹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61.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遭毁文物古董
1.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壹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2.江浙壹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4.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壹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马桶、沈入粪池。
5.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壹浮的家被搜罗壹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壹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壹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7.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妳消毒，烧掉，妳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壹把火全都烧了。
8.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壹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壹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壹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12.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13.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
18.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壹块壹块地投進火炉，全部烧光。－－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2007年8月30日是谁破坏了北京的古建筑?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距渤海壹百五十公里。战国时为燕国都城，初称蓟，后作为辽金元明清及民国初年的都城约逾八百年之久。北京于公元前壹○五七年建城，经元、明、清三朝建设，形成凸字形城圈。全城以明清二十四代帝王居住的故宫为中心，四方正正地向四周有规则地幅射形扩展，虽经历年战火破坏，至壹九四八年中共進城时为止，仍不失为中国名胜古迹和古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市。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同巴黎、罗马等比美。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宫殿群；世界七大奇迹之壹的长城（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创始于战国建于明代，蜿蜒于北方崇山峻岭之间，总长壹万多里。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达四十二处。北京的古城墙和四合院更是独壹无二、举世闻名。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可惜北京经过中共六十来年破坏性的建设，今天已成为壹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缺水干旱、空气混浊的死城。
是谁把生气盎然的古城变成壹座死气沈沈的死城的呢？是谁用毁灭性的建设破坏了古都北京呢？。
中共建国初期，“壹边倒，倒向苏联”，套用前苏联的模式，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北京的市中心和周边近郊区建立了上百座中央党政军各部委办和二百五十多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这些大院拔除了大批四合院等古建筑，冲破古城墙，以壹座或几座占地面绩巨大、四方正正像火柴盒似的办公楼为主体，每壹座大院便是北京的壹个独立王国，城市规划服从于它，四合院和其他古建筑让位于它，道路交通绕道于它。
壹九四八年毛泽东進入北京，当时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案。苏联专家以莫斯科为蓝本，将行政中心设在市中心。另壹派以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主的“梁陈方案”，主张尽量保留这个世界历史名都的历代古建筑和四合院，在当时的西郊即现在的公主坟壹带另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中心。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拍板采纳苏俄专家方案。在“梁陈方案”中，北京市的古城墙将全部予以保留，城墙上修建空中花园，既能绿化环境，又可供北京市民休憩。最根本的是可以建成同巴比伦空中花园比美的中国空中花园。在明清古城墙折毁时，梁思成夫妇抚砖痛哭，哀悼中国永远失去了被傅作义和平起义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市重新编制城市规划。梁思成在文革中批斗致死。长官意志又否定了当时仍健在的陈占祥、吴良镛等疏散旧城功能、发展多中心城市的方案。壹九八三年以后北京陆续建立了望京、回龙观、天道苑等几个人口达百万的中心城市，以疏导北京市中心拥挤的人口。在官商勾结下，做了不少权钱交易，拆除了残存的四合院和古代民居。
现在的中青年壹代已经对北京这个古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了。他们只能见到壁垒森严的石屎森林。共产党是废典忘祖的。
——https://www.epochweekly.com/036/3566g.htm

2014年4月7日壹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壹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壹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壹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壹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壹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壹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壹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壹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壹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壹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据港府统计，仅壹九七○到壹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壹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壹部分。（页25 ）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壹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妳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壹飘飞叶。壹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壹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壹代》未对这壹“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壹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壹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壹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壹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92.html

2017年5月18日人类史上罕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冬，毛泽东发动了让青少年“上山下乡”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国。
（1967），毛泽东还大赞道:“我们的壹些事，完全没办法。而红卫兵壹闹起来，就有办法了……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壹万年也不行。”现在，毛泽东却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他们只有闹壹闹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导演了万人“工宣队”强行闯入清华大学去镇压“红卫兵”。而“红卫兵”不明情况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召见“五大造反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明确说要让红卫兵“统统走光，扫地出门”，他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实行歼灭。”至此，“红卫兵”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以“回校闹革命”的名义让他们返回校园受“军宣队”（進驻学校的“军人宣传队”）的控制。对于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以“两派群众大联合”为名，予以强行解散。这标志着全国的“造反派”作为“文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群众派别，被毛泽东利用后予以抛弃。
1968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动员青少年学生到农村、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插队落户”去進行农业劳动，改造自己，被简称为“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冬，毛泽东发出驱逐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级“革委会”全力驱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当时统称“老三届”）到指定的边远地区或条件艰苦的农村，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全国约壹千万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将”身份却被强加了另壹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身份（简称“知青”），转眼成了事实上的被流放者。
毛泽东以个人意愿，动用强权、政体制度和专政工具，褫夺千万名青少年的居住、学习、生活和就业的基本权利。狂热的革命怪胎“红卫兵”被毛泽东轻易所灭，并被利用来做为消除“城乡差别”的铺垫和构建新型社会模式的牺牲品。毛泽东再次胜利了。
动员青少年“上山下乡”是“三结合”（学校、街道居委会、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驱赶，由逼迫转而强制。指定去向，撤销户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届”学生全部被逐到了农村或山区，其中包括稚气未脱、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龄小的学生仅15岁），他们被迫离开爹娘，带着最简单的行李到几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带去终生劳动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他们。每个学生的“上山下乡”都意味着壹个家庭的骨肉分离，家家户户无不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
此后，在中国，学生只被允许上学到初中便必须“上山下乡”，壹代青少年的学业和青春被荒废，他们所有的人生梦想都被破灭了。千万的知青看到了中国农村的惊人贫穷和过份愚昧，还了解到在以前“大跃進”时，粮食烂在地里，农民却被命令去砍树“炼钢”；在大饥荒时农民受饿不过，偷吃点田里未熟的粮食，村干部就带着“民兵”抓起来毒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等等。许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义，以及对“革命”信念产生怀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践踏了别人而现在轮到自己也被践踏，他们给自己栽种了“上山下乡”的苦果。
人类自远古而建有家庭以来，没有出现过把夫妻分开、把亲子拆散的社会。而以“五．七道路”为不可动摇基础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实现了“使天下万民妻离子散”。
在“文革”时期，约1,6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运动驱往农村或山区，据统计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达62％，还有数万名女知青遭到了当地干部和军人的强奸。知青们在壹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已不再有当年担当“革命”急先锋的豪迈，只有忍受“变相劳改”的悲凉心境，他们对“前途茫然”的感觉极为痛苦。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了壹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艰困、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要求返回城市。公开信在知青中广泛流传。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不允许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学生还将继续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华国锋也在会议上指示“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意味着“文革”虽然结束，但对青少年的政策还要继续决定中国年轻壹代的命运。这遭到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11月，云南省国营农场的三万名知青发起集体罢工，浩荡的知青抗议很快席卷云南全省，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这些在“文革”中疯狂地打人、批斗、抄家、遣送、掘坟的前“红卫兵”们，现在向世人展览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壹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北京受到震动，派出“中央调查组”赶赴云南。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跪在泥土里对“中央调查组”反复高呼“我们要回家”，场面震撼人心。知青在云南集体绝食的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态下，邓小平進行了干予。
据官方的统计，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达760万人，此后全国各地的知青全部陆续返城。迄今为止，三十年来他们不停地抱怨：在身体发育时遇到大饥荒，在读书时遇到“文革”，在就业时被“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被社会歧视，结婚生孩子时遇到“壹胎化”政策，在立业时正逢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数的“老三届”凭著个人努力而获得社会成功之外，那壹代人被过早地断送了终身。尤其是毛时代的“知青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之类更是害人害己害国家。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31846

六四事件－－维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六四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称呼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月15日以后，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壹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進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名学生，双方之间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壹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在4月22日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另外壹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不断传播而扩大。
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接受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
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壹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壹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進壹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壹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
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壹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進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自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進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壹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壹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壹天。这是他最后壹次公开露面。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進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進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進。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
6月2日晚间，壹辆警方吉普车在行進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進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進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進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
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间，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進，分别由第３８集团军、第６３集团军和第２８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和第５４集团军负责南面；第３９集团军和卫戍第１师负责东面；以及第４０集团军和第６４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進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進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壹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壹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开隔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進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妳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壹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進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壹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壹项清场任务。
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壹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進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進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進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壹。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壹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壹些国家对于军队清场壹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
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9年5月31日新新闻》8964三十年：重建血腥现场，那夜到底死伤多惨？
吴仁华就是三十年来致力于重建六四史实的重要人物。他说：“北京戒严部队投入逾二十万人，来自北京、沈阳、济南及南京军区，还有中央直属空降军，调动和投入规模远超此前的中印、中越战争，堪比壹九五○年代抗美援朝军队规模。”
吴仁华指出，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家中齐聚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还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壹波。邓小平提出调动军队進京，对北京实施戒严。十八日杨尚昆从各军区调动军队進京，二十日凌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在北京实行戒严令。
吴仁华推断，实施戒严令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遭撤职，其余三十八军领导可能为了与徐勤先做出区隔，才会在六四屠杀扮演吃重角色。
吴仁华强调，当时有多个部队的确接收到可开枪的命令，他认为这壹定是经中共高层集体讨论，并得到邓小平许可。
戒严部队开枪屠杀主要发生在三个区域，主要是第三十八军扫射木樨地至西单路口，延伸至西长安街壹带，还有在南池子街南口的民众；空降兵第十五军在天桥、珠市口、前门壹带开枪。
当年参与六四的方政，用他的身体证实解放军坦克真的有压过人。
方政说六月四日清晨他被驱离广场后，走在广场北侧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为了救援伙伴，他被坦克部队从后方高速辗过。“当世人钦佩六月五日挡在战车前的‘坦克人’王维林的勇气时，也希望大家记得解放军坦克真的有碾压人民。”方政说道。
六四镇压死亡人数有多少？吴仁华分析军民冲突地点及医院救济状况指出，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统计约二六○○人死亡（伤三万人）最为可信，英美外电解密显示壹万人被杀则太多。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考据各方文献，认为死难人数三千人以上。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8245?page=1

2019年6月4日 “把六四事件告诉全世界，人们是这么说的” 回到8964这壹天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 1989年6月3日这壹天，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惨剧。
数以千计的人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强行入城时杀害，这些人大多是无辜的市民。死者也包含我们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
目击者指出，有些坦克甚至碾过了因为民众反抗而犹豫不决的士兵。
1989年6月3日深夜到 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血腥镇压的方式“处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抗议民众，在事发后，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以英文广播发表了上述声明，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市民或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手刃抗议民众的行径感到震惊与悲痛。
壹名目睹现场英国观光客霍特(Margaret Holt)回忆道，当时她看到壹名士兵无差别地朝民众开枪——不论是跪在他前面请他停火的学生，或是双手比出投降姿势的路人，她说：“在疯狂扫射后，他的弹匣空了，当他想要装弹时，民众便冲向他、把他吊死在树上。”
昨天，我们以《在中国，被遗忘、也不被允许想起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壹文述说消失在中国集体记忆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天，我们将用图片的方式走过从八九民运走向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以及之后。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179

三门峡水利枢纽－－维基百科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中国建国后在黄河中上游段建设的第壹座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连接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平陆县。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运用。有时也称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库。坝体上有“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镶红色大字。
1946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往三门峡实地考察三门峡。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报告认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壹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壹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4年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壹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壹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擡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堿化。为此国务院批准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让洪水穿堂而过，在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仍需运用，凌汛期承担下游防凌任务。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壹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陜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从准备建设三门峡工程开始，就有壹些专业人士反对在三门峡建设大坝。其中以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水利部召集的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会议上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中国政府邀请的苏联专家的规划。原因包括三门峡大坝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黄河泥沙淤积等壹系列问题决定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决策。
1961年下半年，陜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擡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堿化甚至沼泽化。
2010年初，作家谢朝平与《火花》半月刊编辑部商谈，以增刊方式自费印刷壹万册《大迁徙》。此书主要描写三门峡水库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结果书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的名义没收。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7月24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谢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门峡水利枢纽

2017年3月31日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壹九五二年毛泽东把第壹个出访地选在黄河，意在制服黄河水患胜过舜尧禹。毛泽东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建议修大水库，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黄河三门峡工程最主要的倡导者。
中国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归于苏联专家。如果真是苏联专家的设计错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苏联要求赔偿。如果不赔，还可以告上国际法庭。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提出索赔呢？
壹九五八年，在工程开工壹年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工程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将设计蓄水位从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更改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当时也没有人敢指出这个更改已经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过更改使得水库库容从原来的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骤然下降到九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减少了五百五十壹亿立方米！之后五年半时间淤积的五十四点七亿立方米对于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占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的百分之八点五，但是它占九十六亿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说，半个三门峡水库被淤满了。中国方面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如何再向苏联提出索赔？
壹九六四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壹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壹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html

2017年7月5日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门峡大坝被炸始末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壹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壹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陜西，陜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壹个人──黄万里。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壹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壹定会导致灾难！
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壹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堿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壹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堿化严重，也无法再進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進口的，用两袋小麦换壹袋水泥，两吨猪肉换壹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壹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壹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進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西安日报》发表王新民的文章《谁应向库区移民道歉》，直指这就是三门峡大坝造的孽：渭南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应该有着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处在三门峡的淹没区而限制了发展，“水位日益擡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進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折腾30多年最终回到原点: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進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壹场时，壹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壹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壹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壹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壹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陜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 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擡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60多万亩，近3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www.sunrisehotspring.com/dfpx/44887562.htm

2002年12月6日腐败大坝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报导，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译音），从国家三峡建设基金中盗取十二亿元人民币，汇入自己的海外帐户，本人下落不明。
其实，熟悉内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峡不仅在工程上是壹个大谎言，是个豆腐渣工程，在财政上也是壹个大谎言。请看：
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壹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购买股票，被判处徒刑15年；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万素梅挪用巨额移民资金進行赌博，被判处徒刑15年；
云阳县新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集体受贿案；
巴东县贪污焦家湾大桥工程资金，造成大桥垮塌，人员伤亡；该县又贪污公路工程资金，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报废；
三峡工程移民“模范县”巫山县，平均每年贪污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三千万元，年轻的巫山“移民县长”蔡军被杀，检察官认为凶手是到县长家抢钱，壹个靠工资收入的七品官，为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称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书记赵甫安的贪污受贿案却轰动全国；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七亿元从国外進口壹堆废铜烂铁；
……
金文兆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和移民局将他担保出来，最后落个钱流海外，人则下落不明。
自从三峡工程批准之后，“三峡”这个招牌就成了三峡工程的专利，在全国兼并网罗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国家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优惠税收政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2年批准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为157亿元人民币，静态投资额为壹个为571亿元人民币（1990年底价）。经济学家刘国光解释说，动态投资 157亿元，就是指在工程开工时，筹集了157亿元，把它存放到银行，利用这笔资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峡工程的建造；静态投资额为571亿元，是不考虑利息、物价和工资变化的造价。三峡工程的造价包括三大项，移民费用、大坝和枢纽、输变电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输变电工程的造价不再计算在三峡工程造价内，而工程的动态投资额却上升到900多亿；到了1998年，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上升到2500亿元；到1999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传出三峡工程造价6000亿元的消息，说是朱容基追问工程负责人时给予的回答。
李鹏曾就三峡工程说过：“水轮机壹响，黄金万两。”现在水轮机尚未响，有人早已黄金万两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决定，从每消费壹度的电费中，增收1厘作为三峡建设基金，后来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峡工程的钱，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来的，无论工业用电，农业用电，服务行业用电，最后都取源于每个居民。按每个居民每年平均用电900度计算，每个中国公民，每年为三峡工程“自动”提供资金6.3元钱，全国老百姓壹年就是70多亿。
移民安置费是壹大财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买股票、债券、直接投资，壹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贪污挪用，化公为私，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就用它来买股票，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王素梅挪干脆拿去直接上了赌桌，丰都县国土局的黄发祥则用个人借外商名义去搞饭店，所有这些，祸根都在李鹏签发的三峡工程移民条例。
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机电设备是32台水轮发电机组，其中第壹批14台，第二批12台，最后还有6台。第壹批14台，花巨款進口了12台，其余两台進口部件在中国组装，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是技术总体水平比中国更差的巴西生产的，也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了技术。论证的时候说，三峡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机械设备，包括水轮发电机组，都可以国产，邹家华在给人大代表的报告中也说，主要机电设备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国内制造。可是全国人大批准之后，中国人突然没有能力自己制造水轮发电机组了，只能進口，
采买团也周游了欧洲瑞士、德国、法国，最后买的却是巴西货，技术参数也没有达到合同要求，这中间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三峡工程某些负责人在海外子女的银行账上，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许永远是个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败大坝

2003年6月23日三峡工程十年十个没想到
⑴没想到三峡大坝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缝
⑵没想到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没那麽大
⑶没想到移民还不得不外迁
　⑷没想到移民经费越来越不够用
　⑸没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难
　　⑹没想到三峡库区的污染愈来愈严重
　 ⑺没想到清库的工作如此艰巨
　 ⑻没想到文物宝贝越挖越多
⑼没想到地质灾害接连不断
　 ⑽没想到碍航断航的时间这么长
－－http://www.tgpcanada.org/news.aspx?vid=3903

2007年重庆大旱的持续与三峡大坝
据重庆日报2007年1月12日《水利工程蓄水不足，重庆旱情依然严峻》的报导：“重庆在去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结束后，降水量依然偏少”，到目前为止“全市旱情依然严峻”。
在去年全年的干旱中，四川盆地地表的水分几乎都被蒸发干了，甚至连巨大的水库也干涸了，这么多水分跑到空气中，为什么没有降雨呢？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没有遇到冷空气，没有冷凝成水滴降落下来，因此没有降雨。那冷空气为什么没有来，原来降水正常的时候，冷空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壹个，是从长江！四川盆地周围都是高达两千米的山脉，冷空气无法越过，要進入盆地内部，只有沿着周围山脉中的最低通道──长江才能進入。正常的气流交换模式是：当盆地内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后，四川盆地就通过这个唯壹的水汽入口从外界补充气流，构成壹个完整的水汽回圈。因此在没修三峡大坝之前，江面上有风，而且非常大，沿江吹入四川盆地内部。但还不能说这股风就是冷空气，而是它在沿江吹向上游的时候，被江水冷却成为冷空气。从青藏高原冲刷下来的江水冰冷刺骨，在奔腾咆哮的过程中，激起层层水汽。风在与江水接触被冷却的同时，携带起江面上潮湿的水汽，成为冷湿气流，進入四川盆地内部，为盆地内降雨创造条件。
有人认为大坝不过180米高，阻挡气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壹想防护林。它们的防风效果是公认较好的。国家大力提倡在风沙大的地方种树，降低风速，会取得良好效果。但防护林毕竟是树，树与树之间有间隔，而且高度壹般不会超过30米。而三峡大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风墙，不但体积巨大，高达180米，而且钢筋混凝土浇铸的表面，没有壹丝透风的可能。它会结结实实的把所有的风阻挡在外面，这壹点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
既然夏天干旱少雨，那冬天会形成暴雪么？很难，因为即使空气中有水蒸汽，但如果没有寒流，没有足够的冷空气将空气中的水蒸汽冷却，也是不会形成降雪的。
现在是考虑炸掉三峡大坝的时候了。只要三峡大坝存在壹天，四川就壹天不会从干旱之中解脱出来。有三峡卡在长江的咽喉上，挡在水汽進入四川盆地的入口上，四川就壹直会这样旱下去。
－－https://www.epochweekly.com/012/2799g.htm

2011年5月23日三峡大坝：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
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之后，三峡库区和大坝下游地区灾害不断。
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根据笔者的统计，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壹千壹百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壹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壹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壹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壹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
当年三门峡工程在蓄水壹年半后就出现问题，但比较单壹，是水库库泥沙严重淤积引起的洪水威胁增加，土壤盐堿化和下游河岸崩溃。三峡工程问题的出现略显滞后，但十分复杂，移民、泥沙、生态环境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后果十分严重，影响时间很长。简单地说，三门峡工程是立斩，而三峡工程是凌迟。
拆除大坝，可以彻底解决国务院公告中指出的各项不利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社会正义和公正，近期节省壹千七百亿元投资，远期节省投资在数万亿元之多。当然也有损失，首先是壹些人的脸面，还有是每年二百多亿元的发电收入。
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不利影响越来越大，所需资金越来越多，到无法承受时，想拆可能也不行了。
但是壹个装满二百亿立方米泥沙的三峡水库，是无法拆除大坝恢复自然原状的。当壹个工程不知道它的归途在哪里，它就根本没有被建造的权利。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mobile/focus_on_china/2011/05/110523_cr_china_3gereges.shtml

2011年6月1日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
记者：从技术层面来说，三峡工程是否实现了最初的功能？
王维洛：三峡工程，从工程上来讲有四个目标：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这是最初進行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和向全国人大报请项目时提出的，最终只实现了壹个目标--发电。
记者：您怎样评论中国政府壹直在强调的三峡工程"利大于弊"的说法？
王维洛：当时还说不建方案与晚建方案相比，只是节省了110亿元人民币，可仅仅是从现在到2020所谓的三峡后续工程，其费用已经是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是原来的10倍以上，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而且随着三峡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弊病会越来越大。
记者：这次长江中下游大旱，您觉得三峡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王维洛：我们必须把这个话题分开讲，长江中下游大旱的时间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峡工程加剧了干旱，而不是起到缓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专家也指出原来鄱阳湖、洞庭湖之间水量的互补关系，由于三峡工程，这种互补关系被破坏，目前正進入互相之间不协调的阶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补效果的，而三峡工程是破坏了这个效果。
记者：目前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除了大家知道比较多的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有哪些？
王维洛：社会问题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壹个就是三峡的移民，他们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过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对三峡移民总结的壹个报告，在最后是这样写的，三峡移民目前处于"三无状态"，无工作，无地种，无出路。
记者：中国国务院出台《三峡后续规划》后，这里面涵盖的壹些更大的危机在哪里？
王维洛：这次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线，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国官方不承认他们在规划中的错误，只是说出于地质的要求提高了七米，这样就增加了三十万新移民，迁移这三十万移民还需要1700亿人民币。后续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这次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老百姓会继续为三峡工程买单，三峡工程也实现了发电，谁来享有收益？
王维洛：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这壹块。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其实三峡的水流发电是长江三峡水电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财产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归长江电力公司的。
但大坝要维修，随着时间流逝维修费更高，由老百姓来支付常年的维修费用，包括后续的移民也要老百姓来买单。
记者：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的工程，黄河的三门峡和长江三峡，壹个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下壹个正在被证明，从决策者到专家，谁来为这些背书，谁来承担责任？
王维洛：为三峡工程背书的、真正承担责任的专家迄今为止壹个也没有。
－－https://www.dw.com/zh/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a-15125105-0

2013年7月31日再论长江中下游气候异常与三峡大坝
自从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建成封顶，有关三峡大坝改变当地气候的争论就壹直没有停息。三峡大坝建成七年，人们从广播电视上最常听到的便是每年夏天重庆高温、干旱和暴雨。
三峡改变气候环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将曾经奔腾不急的江水拦腰截断，变成壹潭死水，对当地自然和生态环境产生致命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三峡建在了四川盆地的咽喉之处，建在整个四川水系上千条河流的唯壹出口上。如果把四川比喻成心脏，四川境内的河流比喻成血管，那麽长江就是所有血液汇集在壹起的心脏主动脉，而三峡则是这个动脉血管的出口。只有心脏蓬勃有力的跳动，才会把血液输送给长江中下游五省壹市。现在把这个出口堵死，整个心脏就会因为血液流通不畅而死掉！
现在7年过去了，我们不妨把过去7年所有关于重庆干旱的报道找出来，看看重庆是否壹直干旱。
1)2006 重庆特大大旱2006.08.30（新华网）
2006年以来，素有“千河之省”“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旱灾袭击。春旱连夏旱，夏旱连伏旱，特别是7月以来，似火的骄阳日日高悬，似乎要烤干四川大地的每壹滴水。
2)重庆持续干旱160万人面临饮水困难2007.04.03（新浪网）
我市的旱情依然严峻，截至昨日上午11时，全市仍有36个区县存在春旱，农作物受旱面积146.1千公顷，全市仍有36个区县(自治县)的161.09万人、123.42万头大牲畜存在临时饮水困难。
5)重庆部分地区干旱31万余人饮水困难 2008.07.12 （新浪网）
6月中旬以来重庆各地降雨严重不均，全市40个区县中近壹半区县降雨偏少，部分区县遭受伏旱较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10余万公顷，31万余人出现饮水困难。19个区县降雨比往年均值偏少，其中渝东南、渝东北的10个区县降雨偏少四成以上，酉阳县偏少八成以上。
7)重庆秋旱：34万人临时饮水困难 2009.09.11（重庆新闻网）
据统计，截止9月9号，全市已有34.1万人，19.3万头牲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342.2万亩，其中重旱115.6万亩。旱情监测显示，我市目前西部、中部、东南部的10多个区县出现了中度干旱，甚至重度干旱。
8)西南遭遇特大干旱嘉陵江合川段部分已见底 2010. 03.19
3月18日，重庆市嘉陵江合川段大量河床裸露出来，嘉陵江部分水段已经见底。自2009年9月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市)都遭遇大范围持续干旱，部分地区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来水之少创历史之最。
今年以来的持续干旱天气已造成重庆34个区县出现旱情，94万人因旱出现临时饮水困难。（腾讯新闻）
9)水库干涸河水断流重庆26区县干旱61万人饮水难 2011.08.17
市防汛抗旱办介绍，我市旱情已发展至渝西、渝中部、渝东南及渝东北部分区县，涪陵、万盛、綦江、荣昌、永川、璧山等26 个区县不同程度受旱，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224.57万亩，其中重旱47.61 万亩、干枯13.10万亩；61.30万人、32.43万头大牲畜因旱出现临时饮水困难，有2条河流断流，51座水库干涸。（新华网）
10)重庆51万人饮水困难官方紧急通知“抗旱保耕” 2012.03.22
截至3月20日，重庆已有95万亩农作物受旱，123万亩水田缺水，51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难。（中国新闻网）
12)重庆17个区县遭遇春旱荣昌出现特大干旱饮水告急 2013.03.19
半年未下壹场透雨，涪陵百兴村百年老井干涸（新华网）
在上面每隔半年壹次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整整7年，重庆壹直处于干旱之中，从未间断！期间虽有降雨，但分配极不均匀，降水强度大，时间短。很多地方降雨之后由旱灾立刻转为洪灾；洪水退去，又变成旱灾。这也是人们不时听到重庆暴雨，却始终处在干旱的原因。所有这些报道都确切无疑的证明：自从三峡建成，高温干旱就壹直伴随着重庆。
－－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06860.html

2014年3月27日刘植荣：三峡工程坑了百姓多少钱？
壹名多次参与三峡工程招标的匿名人士2月25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招标，说暗箱操作是客气了，实际上全是‘明箱操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壹次对记者说，中介费已成为招标领域最大的腐败，而且某些中介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甚至部分央企也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才能拿到项目。他说，中介费根据工程大小收取，100亿元以上的工程往往收取1-2%的中介费，稍小的工程是3-4%，还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费。
2013年3月11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说，三峡后续工作，说到底就是壹个资金的问题。那天张高丽常委讲了2400亿元，实际上是把三峡建设基金再征收10年，这样全口径能够收到2400亿元，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后续工作，而三峡后续工作的资金是1238亿元。谭栖伟强调：“这1238亿元，张高丽常委讲了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如果三峡后续工程继续使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里的1238亿元，则三峡工程要使用基金2853.87亿元，相当于全国人民平均每人为三峡工程捐款220元。与此同时，也让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增加到3316.73亿元。
据长江电力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向股东分派股利占利润的65%，而长江电力2012年末股东数为363461户，第壹大股东三峡集团持有73.33%的股份，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三峡集团每年能从三峡电站收回投资回报为36.2亿元，三峡工程3316.73亿元的总投资需要92年才能收回。而大坝的寿命最长才60年！－－http://www.aisixiang.com/73368.html

2015年10月8日鲜为人知的三峡工程移民悲惨命运
按照三峡工程当时批准时候的规定，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当时国家拿出400万人民币来安置三峡工程113万移民，平均每人在3.5万以上。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它自己说的共花了800多亿。它说是安置了120万移民，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壹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那时候三峡工程给移民描绘了壹个很美好的景象，当时李鹏给他们描绘的:妳的家正好在175米这个地方，盖壹个新的房子，妳壹出门，妳家的花园前面看的就是长江，175米高的水位线，像壹个湖壹样，上面开的是大轮船，这个汽笛壹拉，嘟壹下，妳家后院的橘子树上的橘子就啪啪往地上掉的这么壹个美好的景象……
三峡移民他们失去了地，失去了工作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就成为没有收入的人，拿社会保险，每个月拿几百块钱，付点电费，付点水费，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现在是处于另外壹个状态，这些移民住的地方不安全，要滑坡，政府又不想掏钱，来赔偿他们房屋的损失。政府采取的态度，我不催妳们，我这壹次不催了，等到妳们自己发现妳们这个房子再住下去的时候，要死人的时候，妳们自己再来找政府，政府给妳们壹点钱，妳们就得滚蛋，无法向政府提出赔偿。
很多中国人会问:那三峡工程不是每年有发壹千亿度电吗?发电不是有收入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三峡工程所有的发电机都已经卖给壹个股份公司了，所以发的电全是那个股份公司的，和中国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三峡集团说再安置下面的移民它没钱。没有钱呢还得让中国纳税人出钱，所以它现在还有继续征收，以前叫三峡基金，现在叫水电重点项目基金这个钱，来给三峡工程擦屁股。
－－www.epochtimes.com/gb/15/10/28/n4560267.htm

2019年7月21日三峡大坝-舆论要求真相
三峡建成前后，似乎壹直带着壹个难以告人的原罪。就是禁止壹切探讨，把壹个涉及数亿人生命的问题变成三缄其口的禁区。
2003年，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壹遇洪水”。新华社2007年5月7日报道改口：“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壹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壹遇特大洪水”； 2010年七月，中国央视引述专家称：三峡防洪能力有限，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毛泽东前秘书，前水利部长李锐之女李南央7月14日明镜访谈时表示：当时中国国内水泥的浇注强度，只有大坝设计要求的壹半，而国际最高的浇注强度也只有设计要求的四分之三，怎么解决？不讲科学，强行上马。
－－cn.rfi.fr/中国/20190721-三峡大坝-舆论要求真相

河南“75·8”溃坝事件－－维基百科
河南“75·8”溃坝事件是指1975年8月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尼娜影响造成的特大暴雨，导致60多座水库溃坝、近万平方千米受灾的事件，死亡人数则据不同资料从数千人到24万不等，是世界第三大水灾及山体滑坡。
暴雨
8月4日至8日，整个台风滞留地带共19410平方公里的地区降雨量超过400毫米，京广铁路以西的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壹带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而在暴雨中心河南泌阳林庄，8月7日壹天的降雨量即达到1005.4毫米，最大6小时降雨量更达到830.1毫米，超过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士港782毫米的世界最高纪录。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均超过中国大陆以往的正式记录。
8月7日下午，板桥水库渔业生产队发现有鱼从溢洪道流出。当天，板桥水库管理局与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和下游的遂平县失去全部联系。
溃坝
19时30分，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溃坝危险！”。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将险情报告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登奎和李先念经短暂商讨后认为只有动用军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时任第壹副总理邓小平汇报想法，请求具体指示，邓小平当时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向邓小平家打电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称邓小平身体不适，已经入睡。并坚持不肯叫醒父亲，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此报道后为纪登奎之子发表声明否认）。在21时之前，确山、泌阳已有7座小型水库溃坝。
8月8日1时开始，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凌晨1时，板桥水库水位涨至117.94米最高值，超坝顶1.6米，超坝顶防浪墙0.3米，相应库容6.131亿立方米。漫过防浪墙的洪水先是掏空墙后坝顶的卵石路，继而推倒防浪墙，然后冲决坝体，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出板桥水库决口处，冲向下游。首当其冲的道文城公社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垮坝后仅1小时，洪水到达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死。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越过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城下。
灾后统计
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驻马店境内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
8月13日
汝南有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浮肿；新蔡有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有60万人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 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4、5天没吃东西了。平舆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全区200万人在水中。
死亡人数的质疑
1980年代后，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数为23万；
1994年，原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在马来西亚被国外媒体问及此事时回答：“不记得具体死亡人数，但不会超过壹万人”，因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道。这壹说法遭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批评；
2005年，遂平县档案局所编的书《砥柱》记载，遂平全县被洪水冲走23万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难者被冲积到京广线以下地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75·8”溃坝事件

2008年8月10日 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壹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就是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当然，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堿灾。涝、渍、堿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壹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壹年年递减。－－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8/0810_2664_710030.shtml

2018年6月1日河南75·8板桥水库溃坝事件：
比唐山大地震还惨烈的灾难竟然被掩盖了几十年！
1975年8月，河南75·8板桥水库溃坝事件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1975年8月8日零时，壹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壹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壹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壹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壹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么前者就更像人祸。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被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
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壹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6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
－－https://mp.weixin.qq.com/s/2BhziuLR5JUJwNxdK4goqA

2018年8月23日【人祸】山东水库泄洪寿光全城被淹　网民批仓促放水不顾百姓死活
8月19日，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山东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造成潍坊、东营、菏泽、泰安等13市遭受严重灾害。据官方消息，截至8月22日16时，全省508.9万人受灾，18人死亡，9人失踪。
有当地民众发文指，寿光下游村庄之所以变成泽国，并非全因暴雨，而是上游三大水库（冶源、淌水崖、黑虎山水库）仓促泄洪导致。
水库被指存水卖钱未提前清空。
有网民指，此前三大水库在干旱时不放水缓解旱情，而是存水卖钱；本次事件中，得知台风来袭后，水库也没有提前做好泄洪准备，而是等到水库满后再大流量往下游泄洪，结果极大的水量突然泄出，河水漫灌，祸害百姓。
－－https://www.hk01.com/即时中国/226239/人祸-山东水库泄洪寿光全城被淹-网民批仓促放水不顾百姓死活

2018年8月27日金言：寿光洪水冲出的真相
寿光不仅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然而受第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十几个村庄被淹，二十多万个蔬菜大棚受损，价值百万的养殖场泡汤，无数鸡鸭羊群眼睁睁被冲走，数万头生猪活活被淹死，横尸遍野，惨不忍睹。甚至有灾民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上吊自杀。然而，灾难发生后，没有第壹时间救助，也不见北京批示，大雨过去快壹个星期，壹些地方仍被洪水浸泡著。据灾民们反映，到现在政府没有出台任何解决方案，村子里水发黄！恶臭难闻，极易引发瘟疫！无家可归的村民两三天没吃壹口饭，没喝壹滴水，以致姗姗来迟的救灾物资运送到现场后被哄抢！
1.上游水库是“泄洪”减灾，还是“蓄洪”卖钱？
据说，山东潍坊是水资源短缺地区，弥河和丹河上游各县为了拦截自然水流，人造了三条大坝，处于弥河下游的寿光每年都要花钱向上游三大水库买水。上游各县之所以独霸壹方，各自为政，不顾下游老百姓的死活，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在“温比亚”台风过境前开闸放水，腾出库容，很明显是私利在作怪，是为了尽量多蓄水好向下游多卖钱。当局事后辩解说，不同时泄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显然是在掩盖真相，推卸自己渎职责任。
2.三大水库同时泄洪考虑过下游的承受能力吗？
3.人为堵塞河道导致排水不畅是谁之过？
4.倒塌9,999间房屋有什么猫腻吗？
－－www.epochtimes.com/gb/18/8/27/n10668628.htm

中国因言获罪－－维基百科
因言获罪，是指因为发表某种言论而被判决有罪、拘留、免职、开除等打击报复。言论自由是壹种基本人权，指壹个国家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报复。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
中共国因言获罪人员名单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57年反右。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66年文革。
据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 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江泽民时代（1989年－2002年）
秦永敏，1997年秦永敏发表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
高勤荣，前《山西青年报》、新华社记者。曾揭露山西运城水利工程造假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
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彦华和张宏海以“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为宗旨，讨论中国自由民主，政治改革及农村改革等问题，以及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新青年学会“四君子”。
赵常青，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撰写《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并联络了中国17个省市192名异议人士在公开信上签名后，在互联网上发表。
王小宁，1999年5月，王小宁开始独立编写网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射秽主义政治民主和反腐败。
罗永忠，在网上发表了8篇批评"三个代表"的文章，2003年10月，他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焦国标，2004年因在网络发表《讨伐中宣部》的批评文章，被北大停止授课，研究生导师资格亦被取消，2005年，他被学校以自动离职变相除名。
胡锦涛时代（2002年－2012年）
李元龙，中国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曾以笔名“夜狼”发表过“从百岁老朽入党水开去”等文章。
张建红，笔名“力虹”，2006年6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9月6日晚，力虹在宁波家中被捕，次日被刑事拘留，10月12日被正式逮捕。
李海明，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山东枣庄矿业集团员工李海明，因为在当地论坛上发表几篇文章惹祸。
胡佳，因在中共防火墙之外网站发表《十七大之前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壹国不需要两制》等文章，于2007年12月27日被刑拘，2008年4月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刘晓波，2008年因起草《零八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壹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
长平，时评作家，2008年因写作《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被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解职。
黄成城，用QQ约个同学，说到解放碑下喝茉莉花茶，便被重庆市璧山公安拘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侦查30多天，批捕未果，2011年4月18日，被劳教两年。
方洪，重庆市民，以壹坨屎讽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1年4月28日被劳教1年。
任建宇，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因为在腾讯微博和QQ空间复制、转发、评点壹百多条所谓的“负面信息”，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1年9月23日逮捕了任建宇，随后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两年”。
戴月权，2010年曾以访民的身份，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讲述安元鼎截访“黑监狱”的内幕。
吕加平，2009年12月1日写了《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文章，涉及中共前领导人。
梁海怡，2011年2月20日下午5时，对着哈尔滨市政府喊话：“妳们要觉醒，要还人民以自由，我们要平等。”演讲10分钟后，梁海怡被强行带走。
赵克罗，在2012年周口市平坟复耕事件中因批评政府被迫“忏悔”。
吴平，南京市书商。2012年5月1日，因为出售《红太阳》、《看守所杂记》、《文革秘闻》等港版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禁书，被公安局抓走。
姜成芬，因接受法国法兰西24电视台采访，2012年5月13日，被行政拘留15日。
冯欢，大陆网络论坛天涯焦作版主“焦作退伍兵”、大河网论坛知名版主冯欢，因关注和发帖揭露8.7特大交通事故真相，2012年被当局秘密拘留7天。
陈平福，甘肃臯兰县退休教师，因在网络发表和转发多篇文章，被臯兰县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
曹海波，网上宣扬民主，2012年11月1日被昆明中级法院判监8年。
王培剑，杭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师，在上课时对学生讲了“共产党应该放弃权力”等所谓政治敏感话题，2012年12月7日被学校勒令停课。
习近平时代（2012年 - 至今）
格桑亚培，玛曲知名歌手，2013年7月于西藏首都拉萨遭中共四川省政府拘捕，被关押在成都市壹看守所长达16个月。
吴虹飞，幸福大街乐队主唱，2013年7月21日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妈逼的建委”等言论，被北京警方被行政拘留10日。
董如彬，网名“边民”。因关注云南“躲猫猫”事件、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发改委官员聚众淫乱”以及2013年昆明市反对ｐｘ项目事件等壹系列全国瞩目的公共事件，而成为中国互联网上较为活跃的公共意见领袖之壹。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在2013年9月10日凌晨将董如彬带走，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
杨辉，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县镇中学生，2013年9月17日曾因在网上发布有关当地壹个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帖子之后被刑拘，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获释。获释后的杨辉转到天水市育生中学借读。2013年11月18日，杨辉又被育生中学退学。
吕耿松，浙江异议人士，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民运文章，宣传遭禁的中国民主党。2014年8月13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16年6月17日被杭州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
王垚烽，《嘉兴日报》评论员，因发表同情雨伞运动、讥讽网络评论员等的言论，2014年11月23日被停职。
毕福剑，2015年4月6日，壹段饭桌上的视频中，毕福剑唱着《智取威虎山》中《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著名选段，唱壹句点评壹句，其中说道：“可别提那个老屄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地主招妳惹妳了”。后毕福剑被迫从央视离职。
梁新生，湛江市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英语系副主任，2012年至2014年间，其在昵称为“dearmr43”的新浪微博上发表多篇博文，激怒中共。
赵文，《兰州日报》编辑，2015年5月28日因在网络上发表讽刺殉职警察的言论被停职检查。
张海涛，2015年6月26日，被乌鲁木齐市国保以“煽动民族仇恨罪”抄家刑拘。
任志强，原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远集团总裁。因在其微博发表反对党、政府的言论，导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闭其新浪和腾讯微博账号。2016年5月2日被处留党察看壹年处分。2020年4月，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北京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0年7月23日，被开除党籍。
倪天英，上海维权人士，2016年4月19日，因在网上发表反政府言论，而遭当局打压。
苗乐，陜西子洲县交警大队的官方微博管理员，2015年6月30日公开抨击中共“土改”运动是“谋财害命、杀人越货”，2016年12月7日，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刑壹年，缓刑壹年半执行。
浦志强，2011年12月公开抨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维稳模式。
王伟，安徽大学生，2016年7月17日下午因发布了壹张习近平的PS照片而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
刘艳丽，湖北荆门银行职员。因网上公布与国保的对话记录，因言获罪2016年9月27日遭刑事拘留，罪名竟然是“诽谤罪”。
李康（湖北网民）2016年11月在互联网散播六四事件于2016年11月14日被逮捕。
邓相超，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201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当天，转发了数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其中壹条是：“如果他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壹正确的壹件事就是，死了。”2017年1月4日，数十个毛粉進入山东建筑大学校园内抗议。现场警察没有对打人的毛粉采取任何行动。
左春和，2016年12月27日针对前壹天湖南韶山毛泽东生忌活动发表评论，指这是“世界最大的邪教活动”、“万人拜魔”。
陈某（网名 lukehcen0），广州网民，2017年1月27日晚，黑龙江哈尔滨民警曲玉权在处警时遇袭死后，网民“lukehcen0”当晚在新浪微博公开发布“大快人心（鼓掌），凡打杀公安者皆为英雄，点赞”言论被抓。
江某（网名“长春社会姐”），2017年1月28日，对黑龙江哈尔滨处警死亡民警曲玉权事件，在新浪微博发表言论“啊哈，太好了，他女儿没人保护了，大过年的，遭报应没？”。1月30日晚，广西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将江某抓走。
赵泉山，河南漯河迎福钢板厂经理，2017年2月在微信发表“打死警察不亏！！警察就是他妈的共产党的爪牙！！！！！！”的言论被抓。
权平，中国吉林留学生，因为身穿印有“XITLER”“习包子”和“大撒币”字样的T恤衫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王江峰，山东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毛贼”和“习包子”的言论，2017年4月7日被招远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
史杰鹏，201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公布了《关于给予史杰鹏解聘处理的决定》。该公告称史杰鹏在微博、微信发表的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壹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决定予以解聘。
丁文婷（1985年10月-），湖北武汉武昌区紫金村人，工作单位为湖北省中医学院05级。2018年2月14日0时，因微博发“武汉市长滚”被行拘十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因言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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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因言获罪

2020年9月24日遭判重刑的任志强罪状之谜
因常常就敏感话题直抒胸臆发表意见而获得“任大炮”之称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罪名成立，获刑18年。
2016年，在习近平的宣传班子鼓吹“媒体姓党”即媒体必须是中共政权和习近平的家奴的时候，任志强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意见：“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任志强放的那壹炮使他受到中共的留党查看壹年的处分，并长期在中国媒体上被消声。
时间快進到2020年7月下旬，任大炮再度因其大炮言论遭遇更大的麻烦，被开除中共党籍。
令观察家们感到意外的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先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任志强的政治罪的罪名，再以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犯罪的罪名给69岁的任志强判刑18年，对全中国和全世界明摆出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姿态，以及中共控制的媒体宣称“宣判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中共当局声言对任志强提出的指控是经济犯罪，但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却选择对这种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行实际上的秘密审判，不许公众或媒体参与旁听。
任志强究竟发表了什么言论招致习近平痛恨？李南央（已故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认为是任发表的关于光屁股小丑要当皇帝的说法。在纽约的胡平的观点跟李南央不谋而合。
－－https://www.voachinese.com/a/Ren-zhiqiang-severely-punished-for-criticizing-xi-20200924/5596028.html

2020年9月25日陈秋实在青岛续遭监控张展数度绝食健康堪忧
9月17日，陈秋实的朋友、中国网红徐晓冬在壹段Youtube视频中首次对外透露，陈秋实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不适，他在消失期间也未发过病。徐晓冬于9月21日再度于Youtube视频中补充陈秋实的近况，表示他可以确认陈秋实目前在壹个安心的地方，也有壹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他说：“陈秋实依然初心未变，但大家今年可能听不到陈秋实的声音。”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9月24日的报导，壹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向南华早报透露，陈秋实目前人在青岛，与父母住在壹起，但是他仍被当局严密监控。该名人权律师告诉南华早报，既然中国政府没有打算要起诉陈秋实，他们继续严密监控他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来自上海的张展今年2月开始便在武汉记录疫情发展，透过推特丶Youtube与其他社交媒体来分享讯息。然而，她今年5月开始向朋友抱怨在武汉遭跟踪，而她也在5月14日开始与朋友失联。
消息指出，张展自在被关押期间数度绝食抗议，也拒绝认罪或接受调查。为了强迫她進食，传出看守所人员数度以灌食的方式来对待张展。原本受张展母亲委托代理案件的律师任全牛向德国之声证实，他9月23日到浦东新区看守所处理另壹个案件时，得知该案被告曾与张展关押于同壹个监禁室，该被告说张展整个夏天都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遭到关押。
任全牛说，在他首次申请阅卷与会见不成功后，上海当地国保与另壹个当局称张展委聘的律师戴佩清壹直不希望让任全牛参与张展的案件。据任全牛透露，张展母亲原本希望他能继续代理案件，但因为戴佩清警告张展母亲，如果让任全牛参与案件，她就要退出，所以张展母亲在左右为难之下，才叫任全牛暂时别管张展的案件。
－－https://www.dw.com/zh/陈秋实在青岛续遭监控-张展数度绝食健康堪忧/a-55049980

11、邪党恶行
2009年10月2日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
壹、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壹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進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壹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進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壹），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壹定是在煮人肉）。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壹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壹。”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根据北京壹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2009 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壹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壹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壹半死在狱中。
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壹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https://zhenxiang.wordpress.com/2009/10/02/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

2016年5月13日 1949年之后历年大事件《血与泪篇》
1949年
10月1日：進入毛泽东铁幕统治时代，同时开启长达27年的政治运动，直至死亡。
１２月１０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大陆政权的结束。大量文人、大师、资本家逃往台湾、香港、美国，中国文化大繁荣时代彻底结束。
1950年
1月：第壹次整风运动
10月19日：中国开始军事援朝，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开战。
冬季：中国开启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大量地主被随意杀死，相关史料，上网搜“土改运动”。
12月：空前绝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大量抗日英雄被杀死。
1951年
11月：三反运动开始，受牵连850万人。
1952年
1月：五反运动开始，年底结束。
政府取缔解散了所有教会大学，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
1953年
1月：新三反运动
12月16日：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大规模开始，把农民土地重新收回来，变成集体土地。
1954年
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壹直到1978年反目成仇而终止，共总援助了100多亿元，阿国总人数才200万人。
9月：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進壹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55年
1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清查2100多文化人，胡风、牛汉等作家名人被抓捕。
1957年
6月：反右派斗争，把大量之前争取过来的社会名士取消掉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资格。
发生第壹波大逃港事件。
1958年
1月：大炼钢运动开始。
5月：大跃進运动开始。
1959-1961年
这三年发生了人类饥荒大惨剧，非正常死亡人数2000万-5000万之间。
1962年
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自己進行了简单自我批评，间接承认三年大饥荒的错误。
发生第二波大逃港事件。
1963年
3月：四清运动，清除四类分子。
3月2日：毛提出学习雷锋运动。
5月：忆苦思甜运动。
1964年
1月25日：工业学大庆运动。
2月：农业学大寨运动，1976年结束
10月16日：中国第壹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饿死几百万，也要原子弹。
1966年
5月份：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
3月：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7亿多册，全国人民几乎人手壹册，随手携带，言必毛主席语录，饭前、工作之前都要读几句毛主席语录才开吃开工。
1968年
6月20日：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壹个世界冠军的乒乓球名将容国团不堪批判受辱自杀身亡。
12月：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学停办。
1969年
3月2日：中国对苏联在珍宝岛打响反击战。
8月：全民挖防空洞运动，防苏联核打击。
10月7日：巨星级大师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抱恨离逝，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焚烧，部分是国宝级藏书。
1970年
1月：壹打三反运动，又死壹批人。
1971年
9月13日：邓小平被打成走资派。
9月13日：林彪全家坐飞机出逃。
1973年
8月：靠造反打架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年才38岁。
1974年
1月：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也要批。
1975年
1月：文盲农民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据说只认识几百个字。
1月：文盲女工吴桂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
4月4日：坚持追求真理的张志新(女)被枪决，行刑之前被割破喉咙。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死。
7月6日：朱德死。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难道是在预示什么吗？这壹年相当重要！
9月9日：毛泽东死，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迎来壹小缕的光明。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513/738010.html

2018年8月30日 1949年后中国丢失多少国土？真实数据超想像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将49年之后的中国地图与清朝末年及民国时的地图相比，不难看出，民国时期中国的疆域变化不大，而当今的国土面积却是大幅缩水。
据凤凰博刊载署名王培尧的博文“1949年后中国丢失多少国土？”对此列出了相关背景和数据。
1、缅甸：划走中国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
2、越南：部分西沙群岛，28个岛礁，老山。
3、蒙古及周围：壹直到到1949年，外蒙古都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1947年行宪，国民党明确规定蒙古是中国的壹部分。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1949年到1950年，毛和苏联签署新的友好协议。斯大林和毛共同宣称废除国民党的“不平等条约”。
4、朝鲜：部分长白山和天池的壹半。
5、尼泊尔：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代三名官员绘制西藏地图时，把珠穆朗玛
峰加载铜版《皇舆全览图》。据清代舆图，远在边界线之南的乾城章嘉峰，也是中国的领土。
1962年，中尼谈判边界时，毛泽东说，珠峰举世闻名，中国和尼泊尔单独拥有都不好，壹家壹半，让它成为边界之峰。
巴基斯坦和中共谈判边界时，援引中尼珠穆朗玛峰谈判先例，把喀喇昆仑山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壹半。中共让出2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7块，最大的超过2000平方公里。
6、印度：大家都知道中印之战的结局。由于麦克马洪线，印度大概占领中国1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7、巴基斯坦：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
8、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根据《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外兴地区”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即“乌东地区”40万平方公里；还有壹块就是库页岛。
这些领土虽然被俄国侵占，但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放弃索回权利。然而1991年5月16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主动放弃上述三大块领土，签订《五．壹六协定》《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http://cn.ntdtv.com/gb/2018/08/30/a1389512.html

三年困难时期－－维基百科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大豆。
以下是部分人士对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壹斤、豆壹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壹直不错。”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大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就来气。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卫士封耀松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壹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壹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壹粒粮，常常是壹盘子马齿苋（壹种野菜）便充壹餐饭，壹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著壹天工作”。
然而，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壹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壹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实际上，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段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猪肉，不包括牛羊肉和猪油，更不包括虾肉和鱼肉和其他海鲜。毛在“不吃肉”期间，依然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而且其保健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壹封信，信中提到“妳们如果很饥饿，我给妳们送牛羊肉去＂。毛本人六十年代初壹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壹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壹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海参太滑掉在桌上，毛把它捡起来吃掉。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壹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壹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里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壹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

2009年9月30日内幕：中共离休高官的奢侈待遇人均每年壹千万
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壹级的离休高干，公费开支高达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壹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比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专门为他设有两个包括医疗设施的“汪办”。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最高壹级离休的领导人，还可随意享用两架国航专机、两架军用专机、3列有7节车厢的专列。专列所经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专列超越而过。另外，还有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组医疗专家、上海华东医院2组医疗专家、广州军区总医院1组医疗专家，随时待命。
其他105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等壹级的离休高官，享受的待遇包括：每人都配备两名警卫、壹名司机、两名工作人员、壹名厨师、壹名保健医生；两辆汽车；乘飞机、包头等舱或公务舱六至八个座位；乘火车，包壹节软卧或加壹节专门车厢。－－https://sites.google.com/site/tianjin20082/nei-mu-zhong-gong-li-xiu-gao-guan-de-she-chi-dai-yu-ren-jun-mei-nian-yi-qian-wan

2013年10月26日中共省部级退休官员特权待遇细节曝光
《南方周末》近日盘点中共退休官员待遇称，中共各级老干部局壹般至少有生活待遇处和政治待遇处负责为老干部服务。
报导披露，离休干部的工资是原来的100%，还相应增发工资。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发2个月工资，1937年7月7日到1942年12月31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增发壹个半月工资，1943年1月1 日到1945年9月2日参加工作的增发1个月工资。
离退休部长65岁以后，每月还享有保姆费，副部长壹份保姆费，部长两份。副部长以上的离退休干部用车每人壹辆。离休干部看病、公出等按规定保证用车。
省部级干部看病，基本上都是绿色通道。正省级干部住院可住套间，副省级住单间，司局级干部住双人间。但壹些市、县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退休后，虽然级别不高，仍可住到单间。
离休干部看病实报实销。老干部每年还有健康疗养，还可报销壹名陪同家属的费用。
今年3月，“中共正部级官员待遇揭秘”微博热传，中共高官中达不到部级的，也可享受部级待遇。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积标准220平米。2、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3、壹年4次国内休养，每次3周，家属不限。4、飞机头等舱或商务舱二至四个座位，火车软卧，配三辆轿车或两辆旅游车，机场壹般需配合起飞时间。5、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6、医疗特供全免费。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3/10/26/n3995377.htm

2018年4月9日曝光高干病房里的惊人秘密！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出吉林大学白求恩第壹医院新建的干部病房大楼，装修豪华堪称“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退休后享受正厅级待遇的老干部魏裕民说：“我不这么看，谈不上豪华，很实用。这是为了养病的需要。”魏在该干部病房投入使用的第二天，就住進633病房。
尽管吉林大学白求恩第壹医院新干部病房投入使用只有几天时间，但早已人满为患。“部分是从老病房直接转过来的，还有部分是刚進来的。”壹名护士说，“现在，已没有单间了。”这名护士说，过来住的老干部壹般都是二级保健离休人员，都是长住。
记者调查得知的数据是，这些老干部的医疗费用不低。以住在619房间、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梁锐为例，其在10月8日入院，截止到21日晚6时许，他的医疗费用约为13094元，平均下来每天的费用接近千元。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厅级以上老干部，几乎都不知道他们住的病房壹天多少钱。他们只知道，这个费用几乎不用自己出。“不知道多少钱，我们不用掏钱的。”梁锐的回答具有代表性。梁锐称，只有在使用到丙类药物时，自己才会掏壹部分钱。丙类药品壹般为保健品、新出的药品还有高档药，根据国家医保政策不予报销。“如果需要用到丙类药，医生会提前通知我。”因此，只要不是丙类药物，医院壹般都会选择最好的药品给老干部治疗。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壹医院“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 耗资4.8亿元人民币，日房价高达3600多元。豪华病房非吉林独有。此前，媒体曾报导过，江苏、北京、河南、武汉、山东等地，早已存在诸多的豪华病房。
日前，壹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投资3.5亿元建干部病房楼工程”的图文帖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记者从该院基建科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建的这项工程是在拆掉原有旧楼后重建的，建筑面积为51085.50平方米，地上地下总计28层，工程目前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造价如爆料所言，“差不多3.5个亿”。
若要问“干部病房”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有壹组相当惊人的数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早先几年曾经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政府有关部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壹年开支约500亿元——这些是2005年之前的统计数据，更为严重的是，自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里再也没有了“公费医疗”这个细项，公职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已无从知晓。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26860438453112&infeed=1

2018年7月21日盘点中央部委公共汽车家底:部长专车究竟有多少?
据统计，103家中央部门共计拥有公共汽车总数108487辆，其中，“部长专车”数量达到1182辆；去年壹年，中央部门公共汽车购置及运行费总计超20亿。
对比中央部门2016年度决算公布数据来看，察时局统计发现，2017年，中央部门的公共汽车数量至少削减了15000辆。这也从另壹个侧面，体现出近年来公共汽车改革的趋势。
1182辆“部长专车”：国资委最多、教育部次之
在2017年度中央部门决算报告中，具体到公共汽车这壹项，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三家未公布完整的公共汽车信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报告中解释：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而据政协全国委员办公厅2017年度决算报告显示，2017年，其公共汽车购置和运行费用为139.16万元，但报告中，并未就部门保有的公共汽车数量及购置情况作出说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9183

2018年10月22日中国特权政治的八大表现
当今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望的。
特权政治表现为以下八个方面：
壹、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著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壹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壹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 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進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四，三六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壹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壹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壹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壹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五，恐怖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妳是执行公务，妳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壹半，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著：“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壹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八，歌颂主旋律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让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权分立；媒体从共产党的喉舌变为人民的喉舌，中国才能从牲口国家变成人的国家！。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10/201810220754.shtml

2020年6月11日因行业公安改革，公安部“三公经费”预算比2019年增加1.7亿元
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比2019年增加17293.5万元，主要是因行业公安机关改革，铁路公安局及其垂直管理的属地铁路公安局、长江航运公安局及其垂直管理的属地公安局和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的单位预算纳入公安部预算管理，“三公”经费支出相应增加。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2019年增加19038.57万元。
－－https://app.bjtitle.com/new/newshow.php?newsid=5653346&src=stream&typeid=91

2020年9月10日省长级医疗待遇是个什么待遇？看后吓壹跳
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是个什么待遇？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不说不知道，壹说吓壹跳！在中国看个病，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命是有贵贱之分的。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大概就是医疗费报销无限制，至于专职护理，看病不用挂号，享受单间病房，進口药物免费应该是省长级干部享受的基本待遇。
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000亿元，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7%，约1190亿元，这里面的80%——也就是952亿元，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其他13亿人只分到20%——区区的238亿！
按规定，省部长级配备价格在45万元以内的小轿车，副省部长级的标准在35万以内。
在住房方面，省部长级干部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220平方米，副省部长级190平方米。
－－https://m.sohu.com/n/468139788/?wscrid=95360_3

特供体制－－维基百科
1941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严格的等级供给制。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后的1950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在北京建立香山农场（今称巨山农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为高级干部提供农产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长食品特供制。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齐燕铭撰写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立全国统壹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此后，在中国社会长期物资缺乏，普通民众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背景下，特供范围扩大，涉及的有烟草、酒、服装等。为毛泽东个人特供的物品中，有著名的主席瓷。198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取消特供食品，与其它要求壹样，至今仍未落实。作家赵丽华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2018年01月13日直击北京郊外的特供农场
壹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壹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進入。
农场的大门上壹直挂著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壹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特供给毛泽东私人厨房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壹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壹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壹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壹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進壹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壹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bnews/20180113/885459.html

2020年05月07日陆高官长寿祕密隐藏更血腥特供
今年4月6日，前中共政府副主席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去世，终年99岁；4月29日，中共前外交官、联合国前副祕书长冀朝铸去世，终年91岁。2019年，7月31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宋平的妻子陈舜瑶去世，终年102岁；7月22日，中共前总理李鹏病逝，终年91岁；2月16日，毛泽东前祕书李锐去世，终年102岁。
此前中共高官活过百岁的也大有人在，如军方将领吕正操、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雷洁琼活到106岁；军方将领陈锐霆、吴西都活到105岁；还有中央书记处前书记邓力群（100岁）、中央前副主席汪东兴（100岁）、前国务委员张劲夫（101岁）、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101岁）。
同时，现在世超过90岁的中共领导人有：103岁的宋平、101岁的王光英、94岁的江泽民、91岁的田纪云、91岁的迟浩田、90岁的姜春云、94岁的邹家华、91岁的胡启立等。
据中共官媒人民网2014年10月刊发的〈中央领导们的壹日食谱〉文章披露，中共领导人每天吃足25种食物，而不是25道菜，讲究的是“少食多餐的原则”；食物种类够“杂”，营养均衡。
除了保健之外，还有特供特权。包括特供米、面、蔬菜、菸酒、茶叶、药品、水，甚至空气；也就是说，“领导人长寿的本质，其实就是壹种特权”。同样身在北京，中共高官呼吸的空气跟壹般老百姓都不壹样。2011年11月，中国远大公司曾发文称，该公司的空气净化机進驻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净化空气。
有内幕显示，中共系统性地移植健康器官，供高官续命。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曾曝光，中共高官为何得了癌症还活着呢？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换器官。
去年9月15日，中国微信上疯传壹条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重点宣传中共领导人的“健康工程”。广告说，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2008年就达到88岁，如今更将延寿目标设为150岁，其中首长医疗保健工作中的壹大重点即为“器官功能再生”。
署名“大猎甫”的网友发文披露，所谓“健康工程”是目前市场上独壹无二，且突破人类道德底线，敢做、能做其他国家医疗体系做不了的事——“活摘”。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312033/陆高官长寿祕密-隐藏更血腥特供.html

南京彭宇案－－维基百科
事件起源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壹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壹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
据徐寿兰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壹个公道。”
据目击证人陈二春先生称，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
陈二春先生回忆称，当时整个过程很平和，他自己也上前帮忙，壹起把徐老太扶到路边，徐老太神志清醒，还借了电话给她儿子和侄女打了电话，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妳们的”。但在第三次庭审上，陈二春先生的话被徐寿兰坚决否定。
事件结果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做出了壹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壹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对此案的结论是“本案中，发生事故时，老太太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彭宇相撞；同时，彭宇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过错。”“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壹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
2007年10月15日下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十七大江苏省分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专门提到了彭宇案，以其为案例介绍江苏省“大调解”机制，作为其工作政绩的展现。此讲话可视为省政府影响此案调解、审理结果的证据。同时标示著官方公开表示此案以庭外“和解”告结。
和解结果：和解结果并未对媒体公布，相关细节不得而知。据悉，该案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了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传言为“第三方”支付，但此传言未获官方确认。
第三方评论
据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甲方乙方》节目报道，在当时彭宇向派出所索要当时的笔录时，派出所长称当时笔录丢失，但留有当时用手机拍摄的笔录照片。当彭宇本人发现照片Exif信息显示照片并非来自派出所所长本人的手机时，所长不得不承认其实照片是徐寿兰当警察的儿子提供的。
而人民网四川视窗则认为，彭宇被判败诉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提醒“活雷锋”在见义勇为时要保护自己。
华商报报道则质疑彭宇与其证人的说辞，并提出“不要被道德的热情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腾讯新闻评论说“所以，彭宇案中只有法律问题，没有道德问题。或者说，在法律问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谈论道德问题是非常危险的。”
网易新闻称，“大部分网友认定彭宇是好心没好报，无辜受害，对他充满了同情。”
南方周末发表的杨支柱文章则质疑判决书中判定原告无责任没有依据，引用《民法通则》相关条款因此也有悖常理。
类似事件
日期地点事件无人救助救助者被指为肇事者
1988年冬辽宁省乔安山驾车途经辉山时将壹位被车撞倒在地的老人送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住院押金。之后老人的儿女找到了乔安山，指责其为肇事者，夺去了他的驾照，并要求他赔偿所有的损失。 ✓
2005年7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在民警值班室内，面对众多旅客作证指责老太的不道德行为时，这位声称身上多处疼痛的68岁徐老太，却以要赶车为由偷偷地跑了。 ✓
2008年6月16日陜西省西安市中午，20岁的河南小伙张衡见壹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去扶起来。谁知道老人壹把抱住他，说是他倒车时撞上的。事发现场很多人证明张衡是冤枉的。 ✓
2009年2月22日江苏省南京市壹名75岁南京老汉在下关区三汊河公交车站下车时，跌倒在公交车后门爬不起来，身后的乘客不敢上前救助，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妳们不用担心。”这时才有乘客敢上前救助他。 ✓
2009年6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壹名七旬老人倒在南京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地上，口吐白沫动弹不得，可是20分钟内，周围围了壹圈人却没人伸出援手。最后，城管队员小赵喊来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進行急救。 ✓
2009年8月8日贵州省都匀市市民彭女士驾车路过夜市摊，因堵车而停车时扶起了壹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结果老太壹下子冲上去抱住彭女士轿车的后视镜，坚称是彭女士撞的她。 ✓
2009年9月19日重庆市壹位80岁左右的老翁在重庆南坪壹条商业街边的人行道上摔倒，手足抽搐。周围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也有不少人停下脚步，却始终没有人上去扶老人壹把。 ✓
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车主许云鹤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行驶，遇到正在红旗路上由西向东跨越中心护栏的老人王秀芝倒地受伤。许云鹤称是下车搀扶王秀芝，而王秀芝则称，被许云鹤撞倒。2011年6月16日，壹审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王秀芝10万余元。由于没有有效的人证、物证，无法确定到底王秀芝是被撞伤还是自己摔倒？案情扑朔迷离。而壹审判决的理由受到舆论诟病，有人更将其称为“彭宇案”的翻版。二审维持原判。详见：天津许云鹤案 ✓
2009年11月14日重庆市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赶场途中曾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其后老人及其子女指他是肇事者，将他告到法院，要求其父母赔偿。因为证据不足，法院壹审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老人及其子女上诉到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开庭这天，老人主动要求撤诉。 ✓
2009年12月6日浙江省杭州市 62岁的丁大伯走在路上，患有冠心病的他突然壹头栽倒不省人事。当时，不少路人目击了他倒地，可大家除了打120和110之外，没人敢实施救助。40分钟过去老人才到医院，但因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不幸去世。 ✓
2010年2月13日山东省青岛市八旬老太崔女士在家门口附近倒在壹辆面包车旁，车主不顾他人劝阻将老太扶起，老太自称被该车刮倒，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胯骨骨折。老太家人声称：“老太太尽管听力上有障碍，但心里丝毫不糊涂，连当时被刮倒时声响很大、自己的拐杖被压在面包车下等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有目击者在看到新闻之后，出面指证老太是自己滑倒，并非面包车车主所为。 ✓
2010年7月10日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阳山大桥附近壹名老人骑三轮车下桥时不慎摔倒，躺倒在地爬不起来，前后长达15分钟之久。其间不少人经过该处，现场有不少人围观，但始终无人伸手拉老人壹把。有人还在现场提醒其他人：“不能扶他起来啊，会沾在手上。”老人躺在马路中央约15分钟后，被120急救车接走。 ✓
2010年8月16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安新街深井码头附近，壹位老伯在雨中行路时摔倒，1个小时内没有人去查看，等到120救护车前来抢救，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记者注意到，事发地点前后20米内的几家店铺都关了门，稍远壹点的店铺老板告诉记者，他也壹早就看到这名老人在雨中摔倒，“确实是怕惹麻烦上身，被反咬壹口，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
2010年9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壹名魏姓老太外出时被车撞伤，10多辆过往车辆都不肯送其進医院，最后72路车驾驶员杨洋将她送到了医院。老太除头部缝了14针外，右胳膊和左腿骨折，不过因治疗及时，老太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
2010年11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壹名吴姓司机驾驶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并载有壹名同村村民，在开到金华市婺城区瀛洲村时，在鸣叫了喇叭示意后超车过去20米后的情况下，三轮摩托车旁边两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老人突然翻车摔倒。吴姓司机马上停车将两位老人送到医院并垫付了1000元的医药费，但是老人却壹口咬定是吴姓司机驾驶三轮摩托车撞了他们后才摔倒的。坐在吴姓司机的三轮摩托车上的同村村民表示司机只是超车，并没有撞到老人。在2011年6月3日，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壹审判决吴姓司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要承担本次事故原告损失的70%，赔偿原告69602.4元；原告承担次要责任。后来吴姓司机不服判决结果而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30日中院作出维持壹审判决的终审判决。12月15日，法院强制执行终审判决。 ✓
2010年12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壹位老人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壹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老人的儿子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有了呼吸。 ✓
2010年12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六壹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壹位83岁退休老干部摔倒在人行道上。附近五六人驻足围观，但没人敢出手相助。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壹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随后拨打了110、120。当医护人员到达时，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
2011年7月初海南省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完成测绘任务后，骑自行车返回宿营地途中，见壹位老大爷昏倒路旁，急拨120急救电话，与医护人员壹起将其送到医院，使其转危为安。不料老人亲属赶来后，壹口咬定小刘是肇事者，不但逼他赔偿医药费，而且声称要到部队告他。小刘无奈之下被迫从银行卡中取出3000多元付了医药费。 ✓
2011年7月15日广东省肇庆市肇庆青年阿华在扶起倒地的70多岁阿婆却遭诬陷，在警方提出要调监控录像后，老人和家属主动澄清，自己摔倒与阿华无关。 ✓
2011年8月1日上海市来自河南省洛阳市的女孩陈媚捷在上海实习期间，救出三名遇险儿童，自己身受重创。2011年10月10日，救人者陈媚捷向媒体倾诉自己的遭遇：自己受伤后导致瘫痪，反遭被救方诬伤，而且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人民政府拒绝将陈媚捷的行为评定为见义勇为，政府的行为引发了广泛争议。 ✓
2011年8月27日江苏省如臯市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司机殷红彬在驾驶途中，看到壹名年迈的老人摔倒在张黄立交桥上（高速公路），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将老太扶起后交由路过村民送医。老太石某随后指认殷红彬是肇事者，其子随即报警。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殷红彬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车上乘客也证实殷红彬是救人而非肇事逃逸。事情经中央电视台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石某及其子在电视节目播出后突然改口，承认司机殷红彬是救人。 ✓
2011年8月28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壹电动车主胡师傅因好心扶起不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反被老太认定是撞人者。就在车主自认倒霉，准备赔200元了事时，在数名现场目击者的坚持下，交警判定这起事故并非交通事故，让车主离开现场。 ✓
2011年9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壹位八旬老伯出门买菜，在离家不足百米的地方迎面摔倒，路人无人敢上前救助。大约壹个小时以后，老伯的家人将其送往医院，但老伯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不幸过世。 ✓
2011年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 2011年佛山女童被碾事件，佛山壹名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面包车撞到在地，几分钟后又被壹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但没有壹人实施救助。最后，第十九位路人即中年清洁女工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
2011年10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壹女士在汉口民权路铜人像附近被电动车撞倒后，被壹名15岁的男孩扶起，女士咬定男孩为肇事者，而男孩表示，事发时他驾车往江边方向行驶，前面距离他五六米有壹辆电动车装满了货物，将路边的壹名女士撞倒后直接开走，他见状连忙停车上前搀扶女士，“当时，她还对我说背时啊，背时（注：“背”为第三声，方言，意为倒霉），谢谢妳。警察壹来，她却壹口咬定是我撞的。” ✓
2011年10月20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岗头王村路边，壹位脚穿球鞋的老人扑倒在地，侧向路面的头部口鼻流血。路人纷纷见而避之，摩托车行过都调头而去。第壹位报警者江先生报警后，医生到场发现老人已无生命迹象。 ✓
2011年10月28日江苏省泰州市壹八旬老太在大街上故意跌倒后，被两名路过的学生扶起，老太咬定两人为肇事者，但目击者都为两名学生作证、并表示该老太诈摔敲诈讹钱不是第壹次了。 ✓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傍晚在禅城区升平路与高基街交界路口，壹位老伯行过斑马线时，在壹台停车等待的小车前跌倒。小车车主下车掺扶后，被老伯指为肇事者。虽有人证证实车主非肇事者，但车主仍被交警拖车调查。后来车主因春节快到，怕麻烦，于是赔钱了事。

2012年7月25日早上湖南省湘潭市鱼贩王培军骑着三轮摩托進货回菜市场,经过雨湖区城正街派出所门前拐弯处时,不慎与壹名卖小菜女子所骑的三轮车发生刮擦,女子跳车时撞倒了从她身后经过的83岁老太太袁某。袁倒在地上,王培军立刻上前将她扶起。买菜路过的陈建民从路边商店搬来壹把小凳子让袁坐下休息。袁称王培军撞到了自己,要他赔钱、负责。王培军与卖小菜的女人商量,两人共拿了100元钱给袁某,王培军出了60元,卖小菜的女人出了40元。随后,袁某要王培军带她去医院检查,陈建民也跟着壹起去了附近的壹家医院。袁某拍了3张X光片,检查结果显示没问题,王培军支付了所有费用。从医院出来后,袁某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壹大早,袁某找上门来,称胸口很痛,要王培军赔偿7000元,她要到其他医院治疗。经过城正街派出所调解,王培军支付了6500元。袁某打的收条上写着“壹次性负担,以后不负任何责任”,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在上面签了字。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袁某的儿子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袁某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多元,之前赔偿的6500元根本不够。经协商,王培军同意再赔偿6000元。8月7日,王培军来到城正街派出所,打电话给袁某的儿子,要他过来拿6000元赔偿金,对方却反悔了,要求赔偿20万元才能了结。王培军回到店里,没有心思开店,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将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8月7日中午, 王培军在店里喝农药自杀死亡。 ✓
2013年4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市大马路与东三道街交会处财神大厦2楼的市场里，壹名老人购物后突发脑梗塞昏倒，178人路过没有采取行动，其中有人跨过老人身上；仅有1人协助拨打120求救，1人现场救助并守护。后经调查发现此事系媒体误导，真相是媒体发的视频是壹救护过程，早已有人拨打了120，由于该患者口有白沫，疑脑部受伤，不能随意搬动，并且事发地点顾客必经的小道，比较狭窄，在旁边守护的人提示指引下，行人在不碰到病人的情况下从旁边经过。
2013年6月15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市江先生反映，他儿子和另两个小朋友在楼下玩耍，看见壹太婆摔倒便上前去扶，不料太婆起身后却说是3个孩子打闹将自己撞倒的，赖上了家长，太婆痊愈后甚至住到了自己家中，要求赔偿医药费。太婆咬定家长喊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3 位家长各赔 2500 元。11月22日，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对蒋婆婆和儿子实施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 ✓
2013年6月21日北京市北京西站北广场壹男子突发心脏病连人带电动车摔倒在路边，壹路人拿走其兜内的2元钱，骑走其电动车；路过的14名路人对此无视，男子倒地半小时后被民警送医，但已不治。 ✓
2013年7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当日上午7时许，壹位阿婆晕倒在越秀区德政北路十字路口不远处，在半小时的时间内有多名路人路过，却无人伸出援手，直到街坊邻居拨打了110和120，可惜为时已晚。 ✓
2013年7月28日辽宁省盘锦市上午8时，在盘锦辽河油田工作的王兰乘坐23路公交车去上班。当天车上人挺多，到了鉆井市场站点时，不少乘客都在车门处准备下车。王兰女士告诉记者，下车时她看到前面有人倒了，出于本能反应，她伸手扶起老人，期间还有壹位热心人帮着搀扶老人到站点台阶上坐下。本以为帮人解了危困，刚舒了口气的王女士被对方的壹句话震惊了，“我下车时候，就她离我最近。”老太认定是王女士在下车时撞到她，这才把脚扭了。经过协调，监控录像被调取出来，这才还原了当时的情况—监控录像显示，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而王女士在老人摔倒前与她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
2013年7月30日上海市壹名六十多岁的老太在上海市金山区金张公路2218号门口中暑晕倒，口吐白沫，周围群众无壹人伸手帮忙，但有群众拨打120呼叫救护车，老人于当晚11点恢复知觉，并联络上了家人。 ✓
2013年8月15日山东省济南市壹老人从树上坠落受伤，过路女子好心拨打120。岂料老人拒绝救助，次日昏迷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意外的是，老人亲属认定老人遭谋害，并将矛头指向报警女子。 ✓
2013年9月9日福建省泉
州市下午4时许，在泉州市区东街与金池路交叉路口，壹名六旬男子骑自行车摔倒，无人上前搀扶。半小时后，老人才被120救护车送医救治，并被诊断为脑内出血。 ✓
2013年9月10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壹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在商场购物时不慎滑倒，剧烈的疼痛让她无法站起来，向路人求助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大约半小时后，老人才由赶来的家人扶起接走。 ✓
2013年9月15日浙江省温岭市壹名骑车阿婆摔倒在地，壹名骑摩托车的中年妇女叫女儿上去搀扶。结果阿婆说是摩托车撞倒了她，而中年妇女说是阿婆自己摔倒的，她做了好事反而遭到诬陷，壹时引起市民议论纷纷。 ✓
2013年10月30日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市两名高三学生看到壹名骑电动车的老人摔倒在地，立即上前将其扶起并护送回家，没想到摔倒老人称是两名学生导致其摔倒受伤的，要求两人担责并赔偿，家长无奈赔了1200元。经过近半个月调查和目击者的证实，受助老人承认自己壹时糊涂，并登门致歉。 ✓
2013年12月31日广东省河源市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村民老吴骑摩托外出，其自称在途中遇到壹名八旬老人摔倒在地，好心将其扶起送医，不料反被老人咬定自己就是肇事者。两天后，认为有冤无处说的老吴，在巨大心理压力下，选择自杀身亡来证明清白。 ✓
2014年2月4日山东省烟台市山东烟台壹老人俯卧在地，有巡警看到拨打120并将老人扶起。谁料，老人苏醒第壹句话是：“小伙子妳怎么撞我？”幸亏民警携带执法记录仪得还清白。 ✓
2014年2月14日浙江省宁波市宁波的郑女士在追赶公交车时不慎摔倒，她的腿曾经骨折过，这么壹摔，旧伤复发，她躺在路边，用宁波话喊了20多分钟“是我自己摔倒的，谁帮帮我”也没人理会。当时天寒地冻，正当她要哭出来时，壹名路人看不下去了，替她拨了110。 ✓
2014年2月20日河南省洛阳市壹小伙看见壹老人在商店门前摔倒，立刻上前将其扶起，不料却被老人骂了壹句“妳害我干啥？”后在警方见证下，并调取监控录像，还原了“老人自己倒地”的真相。 ✓
2014年2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快递小哥刘某开车在白云区嘉禾街鹤边路拐弯时发现后方壹摩托车摔倒，将对方送至医院。后得知摩托车司机是村治保队员，又陪同对方至办公地点，结果自己的车辆被扣，还被要求赔偿5000元。对方认为，摔倒乃刘某间接导致，交警则证实，双方没发生交通事故。 ✓
2014年3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 B683路公交车司机马爱平在正常進站上下客的时候，壹老太太摔倒在离车有壹定距离的地方，热心的司机马爱平立刻上去搀扶，不料老太太壹口咬定是马爱平未等她下车，就关闭车门，导致她摔倒，理应为此事负责。事后深圳南山区公安分局公布事发时的视频，视频显示，老太下车后自行走出三步，随后壹脚踩在台阶上跌倒。公交车司机马爱平说，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不过，他垫付的2000元钱还没拿回来，对方家属表示要由律师介入处理。 ✓
2015年1月11日浙江省丽水市浙江丽水壹老人酒后在街上摔倒，高喊 “扶我壹把”。吴医生路过，拉起老人。老人却抓住他说：“妳把我摔倒了，妳赔我钱！”事后，民警调看监控加上10多位市民作证还原了真相。 ✓
2015年2月1日浙江省玉环县下午4点30分左右，壹名老人（陈喜文）摔倒在马路中间。8分钟时间内，4辆车和23名人行道过，除壹位老年女子上前查看后前往老人家中找人帮忙外，其余人都只是看看，无人搀扶。最终，老人遭壹辆白色轿车拦腰碾过（当场死亡），并被拖行壹段距离。事发村村主任表示，摔倒老人无人扶事出有因。死者酗酒，常发酒疯耍无赖。以前也曾多次摔倒过，并向扶他的人讹诈。 ✓
2015年3月25日湖北省洪湖市下午3时许，洪湖市公安局峰口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有壹老人因病倒在洪湖市峰口镇大市场路口。接警后，该所值班民警荣卫国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发现老人满身是血，现场围观群众很多，但由于害怕“引火烧身”竟无壹人敢上前将老人扶起。 ✓
2015年4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上街荷塘派出所的林警官驾驶警车回派出所，发现路边有壹辆电动车和两位受伤老人。林警官下车查看，不料对方竟责骂林警官，称是因为避让警车才撞到。老人先去医院治疗，林警官随后调出监控，老人终于承认因不愿承担医疗费才冤枉民警。 ✓
2015年4月23日安徽省舒城县安徽舒城初三女生小何骑车上学时，见壹老太摔倒忙上前搀扶，不料老人壹口咬定是小何撞了她，交警反复勘查，终还小何清白。 4月21日，老人伤愈出院时，善良的小何不计前嫌，带着家人向这位经济困难的老人捐款千元。 ✓
2015年4月24日北京市八达岭长城 49岁的周女士来北京旅游，在长城脚下摔倒，面部朝下无人扶，老乡赶到后送医，但仍抢救无效死亡，医生称其因摔倒时失去意识，最终窒息死亡。 ✓
2015年4月23日四川省彭州市四川彭州壹老人骑自行车过马路时，在壹路口不慎摔倒。而后，壹名骑着自行车路过的学生停车，热心地问候伤情。不过，该学生却遭到老人的诬陷，称是学生将其撞倒。好在当地公安调取监控画面，为学生证明了清白。 ✓
2015年8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小葛骑车经过南京和燕路时，看到壹中年女子被经过的壹辆车撞倒在地，小葛赶紧下车要扶该女子，路过的李大爷劝：“小伙子妳别扶，我没有车我来扶不要紧”，但小葛称年轻人看到总要去扶，就将其扶起，却被女子咬定是肇事者。 ✓
2015年8月14日陜西省汉中市 14日，在陜西汉中，中学生小何冒雨搀扶壹位摔倒老人。没想到，送医后老人却说小何绊了他，并索要500元治疗费。小何哭着给爸爸打电话，父亲赶到后报警，还好监控还了小何清白：是小何发现老人摔倒后掉头搀扶老人。民警对老人進行了批评教育。 ✓
2015年8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广东江门壹位60多岁的老头上演“碰瓷”，因早先多次碰瓷早在朋友圈“成名”而被市民认出。面对指责，老头欲骑车逃走，4名交警上前阻拦，前壹秒倒地呻吟的他竟挣脱了交警。最终，老头被警察制服带走调查。 ✓
2015年8月30日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开封市，由于刚下暴雨街道马路积水，水深没脚踝，但无碍车辆行驶。壹名穿深色上衣的老人，驾驶壹辆电动车慢速驶过，到路中央时不知何故突然摔倒，车翻人倒地，半浸在并不算深的水中，老人在水中挣扎不起。就在老人倒地时路边有多人目击，其中两女壹男见状即刻淌水过去，但靠近落水者看壹眼后，不但没有伸手去拉，而是马上又缩回路边，其中壹女指手划脚示意其他人上去救人，但无人愿意，她也离开。其后又有多辆汽车驶过失事者旁，均视若无睹，直到过了3分钟后，老人已无动静仰躺水面，被水浪冲离原位，才有几名路人过去，将他拖到路边，但已无呼吸与心跳。 ✓
2015年9月8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都市报报道，壹名年轻女子伏倒往黄埔方向的员村山顶公交车站，路人为她打伞，不敢施救。救护车到达时，该女子已经失去生命体征至少20分钟。医生表示，如果事发时有人扶她壹把，并進行胸外按压，就能为医生抢救争取时间。 ✓
2015年9月8日安徽省淮南市淮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袁某发微博称扶摔倒老人（桂某某）被讹，寻找目击者以证清白。 9月21日，警方认定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袁某承担主要责任。袁某承担主要责任，桂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2015年9月16日广西省来宾市广西来宾壹老人突然倒地，并碰到旁边女孩晓莹。晓莹把老人送医并垫钱，但否认自己碰到老人。“如果不是她绊倒我，为什么说对不起？还帮出医药费？”老人和家属坚称晓莹绊人。找到监控视频后，警方还了晓莹清白。 ✓
2015年10月10日北京市北京市海淀区壹名8旬老太称被骑车路过的女孩的撞倒，“没妳的事妳干嘛还报警啊？”周边的路人作证女孩未撞人，最终，监控录像完整还原了事件真相：老人自行撞倒，并撞击到了女孩。 ✓
2015年10月31日广西省南宁市南宁市1074女主播姚钰发现壹电动车车主受伤倒地，姚钰与友人下车施救，随后报警。救护车来到后，受伤男子突然挣脱120的医生，趴到姚钰的车辆引擎盖前，壹口咬定是她撞了他。所幸，调出行车记录仪还了她的清白。 ✓
2015年11月16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在路上，遇到年过七旬的亲戚张老太摔倒，张先生好心将老人扶起，还将其背回家并送往医院，垫付了检查费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老人伤愈出院后，却壹纸诉状将扶人者告上法庭，称被他家的羊撞了，索赔3万多元。 ✓
2015年12月22日福建省泉州市小伙扶人疑遭讹，刚出店看到路过的这辆电动车突然摔倒，好心帮忙扶起来，结果对方往小伙身上抹血！ ✓
2016年4月29日广东省广州市家住广州市天河区珠村的刘婆婆去学校接孙子放学，没想到刚進校门不远就倒地不起，约20分钟后赶到的医护人员对其抢救无效死亡。家长质疑学校没有校医進行紧急施救，而校方则称不存在不闻不问，只是校医不够专业，生怕壹个动作对刘婆婆伤害更大，因此选择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到场施救。 ✓
2017年9月8日江苏省徐州市近日，壹徐州女子王芳（化名）骑行时，发现壹辆电动车急刹摔倒，骑车女子摔得满脸是血。王芳见状赶忙下车查看情况，并想帮着把电动车扶起，结果对方壹口咬定王芳把她撞在地上。最终，警方调取了监控，证明了王芳的清白。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京彭宇案

2019年1月10日中共司法腐败丑闻两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
腐败是中共的顽疾，而司法腐败是中共腐败顽疾中的顽疾。
2010年，中国最高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因受贿、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因贪腐而受到法律审判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
2017年，中国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奚晓明案“影响恶劣、教训深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宣读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如是说。
－－https://www.dwnews.com/中国/60111351/中共司法腐败丑闻两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

2019年1月20日中国司法淫乱大法官喜欢处女，美女律师主动要求和法官3P，
公安子弟比赛谁玩的杭州处女多
中国司法”淫乱丑闻”再因日前火红的”千亿矿权案”浮上台面。旅美中国法学博士张杰曾爆料，中国最高法院大搞”权色交易”，中国作家慕容雪村也提到，有律师会投大法官所好，定期送处女。
张杰曾于去年2月投给海外中文媒体1段影片，爆料”中共法院腐败，上至最高法院，下到各个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可谓不可胜数”、”在法院腐败中，除了经济上的贪腐，还有另壹类腐败也是怵目心惊，那就是法官淫乱。它主要发生在法官与女律师、法官与娼妓以及法院院长、庭长与女下属之间。例如，2007年秋，深圳市中级法院腐败案东窗事发，轰动全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院副院长裴洪泉财色双收，中纪委在他家中搜出2700万元人民币和95万美金。这位所谓全国“明星法官”最抢眼之处，不在于霸占下属5名女法官，也不在于与前妻在捞钱上“比翼双飞”，而在于和女律师叶玲长达6年的风流故事，演变成了壹场没有硝烟的恶斗。最终，女律师巧设玫瑰陷阱，将风流法官送進深牢大狱。
大陆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10月曾在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上，公开揭露大陆司法界的淫邪黑幕。
他举例提到壹个肮脏的情节：“广东的壹个大律师告诉我，有壹个在牢里的律师，陈卓伦，他是做经济案件的律师。他当时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关系很好。这个大法官特别喜欢处女，陈卓伦就定期给他送，这样的交易。”
据港媒《动向》2015年10月号披露，已落马的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被“双规”期间，已举报了原上司、现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王胜俊贪腐敛财、好色、渎职等违纪违法活动。其中，奚在王胜俊生日、晋升日，送给王现金11次两百九十万元；大连、青岛、天津、珠海、无锡住宅六幢；推荐、物色9名女子供王寻欢作乐。
山东青岛法院原副院长刘青峰玩弄情妇。据称，刘青锋的落马是因为他与两名美女律师上床时，冷落了第三名女律师，故遭偷拍举报。
早在2009年，海外多家网媒曾刊登消息爆料，江泽民在杭州有高级秘密别墅，每年都去西湖边渡假两次。他到杭州后，当地市委市政府领导、公安局长都贴身陪同。
其中壹个以公安局领导的公子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子弟组成的圈子，曾公开宣称，他们要比赛，看谁玩的杭州处女多。
壹位说，现在老子当官，那些刁民不想让我们当的舒服，还要让我们公布财产，那麽，我们就要把杭州的处女都玩掉，再留给那些刁民们去娶回家当个宝。
2013年12月，湖北省高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张军与壹名女律师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女律师靠张军的关照赢官司，知道他们开房的视频被当事人曝光，才东窗事发。
2013年，网络上就爆出上海高级法院法官集体嫖娼丑闻。8月1日，上海市高院副院长、民壹庭庭长陈雪明等四名法官到衡山度假村夜总会嫖娼招妓被当事人录像并遭举报。事件起源于壹起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2008年，举报人与上海壹装修公司就工程款发生纠纷。该公司起诉举报人，举报人在区法院壹审、中院二审、高院申诉均败诉。举报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有理，为何屡屡败诉？后调查才发现上海市高院的民壹庭副庭长与原告的律师是亲属，该庭长干预案件。后来，举报人便开始收集上海高院这名副庭长的贪腐证据，后拍摄到上海市高院四名法官集体嫖娼的视频，还收集到了该庭长包养情人的证据。最终，上海市高院民壹庭庭长陈雪明和副庭长赵明华、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和纪检组副组长倪政文被处理。－－https://chinanewscenter.com/archives/7200

2020年08月07日真凶是谁？张玉环无罪释放后受害者家属离开了村庄
27年过去了，当年目睹过这桩惨案的村民老的老、搬的搬，这桩惨案也慢慢地尘埃落定，变成老人茶余饭后的远久谈资。但当笃信了多的事实突然被推翻，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对于张家村的每壹个人都是巨大的冲击。
据進贤警方的破案报告：警方注意到张玉环，是因为在走访了解案情时，张玉环神情紧张，不停的两手搓擦。此外，其左手背部还有几条条状带血伤痕，身上有可能抛尸用麻袋的纤维。警方询问时，他言辞推诿，支支唔唔。
作为案件最初的报案人，张幼玲也曾壹度认为是张玉环杀了两个孩子。但当知道张玉环壹直在狱中喊冤后，张幼玲动摇了：是否真的是冤枉的？
　　为了追寻壹个真相，已经走出张家村、到武汉工作的张幼玲在随后的20多年中也不断寻找著新的证据，同时积极地找记者、找律师，推动着案件向前发展。
　　终于，在张幼玲和张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案情重审，张玉环得以洗刷冤屈，平反昭雪。
　　“我是为了找壹个正义。张玉环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那凶手什么时候才能抓到？”
在张幼玲看来，如果非要为自己对张玉环平反案说个“私心”的理由，那就是张玉环的家人太惨了，这让他更加寝食难安。在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离开家后，张玉环的两个儿子就成了村里人人唾弃的“杀人犯的儿子”。两个幼童像流浪儿壹样的每天在村里、田野里奔走。经常两三天吃不上壹顿饭，睡在猪圈里、草丛里甚至树上。
“张玉环他妈老的直不起腰了，农耕的时候两个小孩壹个小孩在前面牵着牛，另壹个小孩在后头扶著犁，两个小孩又瘦又小浑身是泥，还没有犁高。”祖孙三人的悲惨生活，深深的刺激到了张幼玲，“如果张玉环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家人这么惨，我也有责任。”
在张玉环的代理律师尚满庆看来，除张玉环疑似遭到刑讯逼供，此案还有诸多疑点，且多处程序违法。
　　最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壹个命案，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物证，“这是壹起典型的冤案，我当时看张玉环案的判决书，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
　　随着再审程序的启动，2018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玉环案”启动了立案复查。尚满庆也发现，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是前后矛盾的，在作案地点、手段、抛尸时间上都有出入。又经过两年的取证、审查、等待，张玉环终于在被羁押了近27年后无罪释放。
死去的孩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活着的人，即使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清白，却还在遭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https://news.sina.com.cn/s/2020-08-07/doc-iivhvpwx9822459.shtml

2020年8月28日杀人犯被枪毙17年后，被害人活着回来了！
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滕兴善被宣告无罪。这时滕兴善已经被枪决了17年。人们关注的是，当初这起冤案是怎么办成“铁案”的？“杀人碎尸”的真凶又在哪里？
1989年1月28日，湖南怀化麻阳农民滕兴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滕兴善被枪决是因为“杀人碎尸”，而当年警方认定被他杀害的“死者”，却仍然生存在世！
滕兴善是湖南麻阳县高村镇马兰村的农民，在村头开了个小肉铺，是个本分屠夫。1987年4月27日早晨，壹位晨练的老人在麻阳县城的锦江河边，发现壹个蛇皮袋子，他好奇地打开壹看，竟是壹条人腿！接到报案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河边相继发现了被肢解的6块女性尸块。
警方立即成立了“4·27特大杀人碎尸案”专案组展开侦破。上级公安机关要求限期破案。
在对失踪人员的排查中，警方发现曾在麻阳县城当时的“广场旅社”做过服务员的石小荣离奇失踪，18岁的石小荣是贵州省松桃县人，1987年春节后来麻阳做服务员，但不久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随后，麻阳警方到石小荣贵州老家，找到石的四姐，说起碎尸案。根据警方的描述，石的四姐觉得女尸的发型、身材都很像妹妹。后来她还按公安局的要求，辨认了根据死者骨骼复原的石膏像，她觉得牙齿有点像，六妹(石小荣)的牙齿有点稀，那石膏像的牙齿也有点稀。有了这些证据，石小荣最终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
同年12月6日，滕兴善在自己的肉铺里被警方带走。
在拘留所里，滕兴善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但几个月后，他终于“认罪”了。那天他壹瘸壹拐地回监，摸著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脚，对同室的陈功良说：“他们这样整我，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了人。”说完仰天大哭。陈功良宽慰他：“妳别着急，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滕兴善号啕不止：“妳犯的是赌博，关几天就可以出去，而我这个罪是要掉脑壳的！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案子终于破了，专案组甚至还摆了两桌庆功酒，祝贺为民“除了害”。
律师滕野发现这个案子疑点越来越多。根据滕兴善向办案人员交代，自己是用手捂死被害人后，再肢解分尸的。但当年怀化警方的尸检报告说：死者颧骨骨折。显然，死者受钝器打击头部，才会使颧骨骨折；而用手捂死，是不可能造成颧骨骨折的。
滕兴善还交代，当时是用壹把斧头碎的尸，作案后斧头壹直放在弟弟家楼上，再也没用过。而1988年5月13日，中山医科大学法医物证第27号检验鉴定书结论为：“从斧头上提取的可疑斑迹未见有人血。”显然，这把斧头不能认定为滕的作案工具。
与此同时，1988年1月23日辽宁铁岭地区公安局213研究所出具的第97号鉴定书，对麻阳碎尸案死者颅像鉴定结论这样写道：“把送检的颅骨与石小荣的照片比较，颅骨有些部位与照片不太符……”
滕兴善壹案最明显的疑点是：在警方认定为“杀人抛尸”现场的马兰洲上游，曾有邻村划渡船的船工王明正等人反映，看到过女性尸块。按常理，水中漂浮的物体，只会从上游往下游漂。滕兴善在马兰洲杀人抛尸，尸体绝对不会漂到马兰洲上游去。
滕野找到警方，把这些疑点壹壹摆出来，并质问他们：“人命关天，现在疑点这么多，妳们是凭什么认定滕兴善是杀人犯的？”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妳说了算，政府肯定没有错！”
1989年1月28日，滕兴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94年，麻阳县城广场旅社的老板刘国沅因做榉木生意到贵州，正好去了石小荣五姐石树珍的家，石树珍告诉他，原来六妹(石小荣)壹直还活着！刘国沅壹惊：怎么可能啊？为了这事还枪毙了壹个人呢！他惊诧地问：“妳不是开玩笑吧？”“是真的！我妹妹还活着！”说完，石树珍还拿出了石小荣写给她的信。
2004年春节，滕燕回老家过年。有壹天妈妈突然对她说：“燕儿，有件事我想告诉妳，那个石小荣根本没死，妳爸爸是冤枉的！”母亲把10年前刘国沅带回的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了她。滕燕壹下子愤怒了：“都10年了，妳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妈妈顿时号啕大哭起来：“那时候妳们还小，不懂事，跟妳们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们没有钱，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百感交集的母子三人抱头痛哭。
湖南省高院在接到滕燕、滕辉姐弟俩申诉后，于2005年7月成立专案组，9月，当年涉案人员已被隔离审查。
滕兴善成了某些司法者践踏法律的牺牲品，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关注的是，当初这起冤案是怎么办成“铁案”的？“杀人碎尸”的真凶又在哪里？
－－https://zx.sina.cn/2019-08-28/zx-ihytcitn2522579.d.html

2020年9月11日 78岁"强奸犯"伸冤54年,如今"受害"女生们为他作证
1966年，小学教师汪康夫在任教期间被公安带走，随后法院认定其强奸猥亵女同学，并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从1978年开始，汪康夫便壹直写信伸冤，至今已42年。
汪康夫记得自己从未认罪，在宣判笔录中，他写的也是“我没有强奸女学生”。最终，法官认定他“态度极其不老实，因“强奸少女学生2名，猥亵少女学生10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鄱阳湖劳改农场改造。
释放后，汪康夫在广播里听到全国在平反文革(专题)期间的冤假错案，便请律师帮他从法院调取案卷查看。这时他才知道，后来的取证并未由警察進行。两位女老师受工作组委托，找学生谈话，写下两份《关于汪康夫强奸女学生的调查报告》，再加上社教工作组的总结。这三份材料就是他案卷材料里所有的“定罪证据”。
他写信给当年两位“被强奸”的女生询问情况。壹位回信称“接到妳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不知是谁在埋怨和害我。”另壹位则说：“如果说妳强奸我，实在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多年申诉，他得到过两次回应。1986年，吉安中院复查后认为“原壹、二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的”，而女同学的回信是他“串通所为”，证据无效，从而驳回申诉。
　　第二次是1999年，莲花县此时已由吉安市划归萍乡市管辖。江西省高院将此案转交萍乡中院受理，但萍乡中院的回复与吉安中院几近相同，依旧认定汪康夫“串通被害人否认原检举”，驳回申诉。2004年，萍乡中院又回复称“本院不是终审法院，无该案管辖权”，让汪康夫去找吉安中院。但吉安中院称已给出答复。
堆在桌角的申诉信已近半米高，汪康夫还在家中焦急又无奈地等待着。除了字字斟酌，壹再修改申诉信寄出，别无他法。大半辈子都在为平反奔忙，汪康夫的余生只有这壹个心愿：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汪康夫说：“等找到案卷的时候，我这个人还在不在呢？我已经快80岁了。”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9/11/708441.html

2020年9月13日杀人犯9次减刑后被释放,又打死老人,北京通报!
9月13日晚，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关于“郭文思减刑案”中有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调查情况的通报，通报全文如下：
2005年2月24日，郭文思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经9次减刑，于2019年7月24日刑满释放。2020年3月14日15时许，郭文思在超市购物时，对提示其正确佩戴口罩的段某某实施侵害，致段某某受伤死亡。案发后，社会舆论强烈要求严惩郭文思故意伤害行为，并对其多次减刑和改造成效等问题提出强烈质疑。
北京市委高度重视，······
经查，郭文思先后在天河监狱、潮白监狱、清园监狱、延庆监狱、柳林监狱服刑，其违规减刑问题主要发生在潮白监狱、清园监狱。郭万普（郭文思之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退休职工）在郭文思服刑期间，以直接或通过他人请托监狱系统、检察院、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并给予款物的方式，谋求关照郭文思服刑生活，帮助郭文思快速减刑。主要存在以下涉嫌职务犯罪事实。
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刘永清、隋建军、段炳川、陈伟、王乃聪、郭京霞、程丽霞、赵双月，以及郭万普、甘佳良、王晓、李楠、王昱等人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有关规定，将上述人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有关规定，对刘永清、隋建军等9名党员、公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处分。此外，对郭文思减刑案中其他违纪违法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并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责。······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119

2020年9月14日偷开心果被判无期,21年后狱中疑遇真凶,法官却..
壹切要从1999年的壹宗失窃案说起。当年元旦，沈阳粤菜调料坚果行经理黄超向警方报案称，其租设在沈阳铁路局材料总厂院内的仓库遭窃，338箱美国产开心果和50箱大杏仁“不翼而飞”。当年8月29日，时年30岁的曹庆三和25岁的弟弟曹波三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后被认定为该盗窃案的嫌犯。
自接受讯问起，兄弟二人多次供述，货物是从壹名叫“小三子”的男子手里低价购得，而非偷盗。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方也曾以“小三子”应到案为由将案件退回补侦。但是，警方坚称查无此人。
“小三子”消失了，曹氏兄弟成了盗窃犯。2000年1月28日，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下称“沈阳铁路中院”）壹审判决，曹庆三、曹波三犯盗窃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二人不服，提出上诉，但办案部门却说“快过年了，现在没人管这事”，就此没了下文。
曹庆三从没想到，壹年之后，他会在高墙内见到“小三子”，并得知其真名：蔡某涛。在蔡某涛带進监狱的照片里，其中壹张背面写有曹庆三大姐家的地址。曹庆三说，那是他们当年约定好支付尾款的地点。
2006年，凌源市第五监狱成立专案组调查蔡某涛余罪问题。最初接受监狱狱侦科民警和沈阳铁路中院调查时，蔡某涛均对盗窃坚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然而，当沈阳铁路中院法官再次提审时，他又改变了说法。曾和蔡某涛同在严管队的狱友阿龙告诉澎湃新闻，蔡某涛事后曾说，是法官让他“别瞎说了”，私下仍承认实施盗窃。
数次获减刑后，曹庆三蹲了十七年半监狱后出狱，他通过律师帮助，找到了两名曾与蔡某涛在同壹时期呆过严管队的狱友，才得知了法院驳回申诉的缘由。
曹氏兄弟持续申诉，但被沈阳铁路中院和辽宁高院在2007年和2014年先后驳回。2017年，曹庆三兄弟陆续出狱，他们转向位于沈阳的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递交申诉材料。申诉代理律师何承宸告诉澎湃新闻，该庭已于2019年11月25日答复称已受理申诉。
申诉代理律师何承宸告诉澎湃新闻，2019年11月25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答复称案件申诉材料已受理。8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与曹庆三、曹波三壹同来到该庭询问申诉受理進展，第三接谈室法官表示，目前尚未立案复查，“人手有限，没这么快”，其表示会尽快与主审法官沟通。
曹庆三说，他最深的愧疚是没能在大姐曹秀玲离世前出来见她壹面。
“她终究没等到我出狱的那壹天。”说完，这个51岁的男人嚎啕大哭。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259

2020年9月23日两高中生被指“奸杀”获无期，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
2009年，湖南省冷水江市发生壹起奸杀案，正在读高二的谢伟被指为作案者，时年17岁，壹起被警方带走的还有他的同学刘浒，法院最终以强奸罪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案卷材料显示，法院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两人口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强奸行为发生过。
他们父母申诉后发现了此前没见过的鉴定报告：从被害人体内提取到的精斑，不能证明是两人所留；被害人胸罩上壹处混合型血迹中包含另壹未知男性的基因，但这壹未知男性并非刘浒，也非谢伟。
书面证据意味着，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但它们都没有出现在证据清单中。
经过两天三夜突审，刘浒、谢伟在2009年8月30日凌晨4点多作出了有罪供述。
2010年8月19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谢伟、刘浒无期徒刑。两人不服，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上诉。2010年12月8日，湖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两级法院都认定，谢伟、刘浒知道刘云经常晚上壹个人在11栋楼顶散步，2009年8月25日晚七点多，两人在生活区门球场观看淫秽录像后产生性冲动，遂合谋强奸刘云。
二审开庭时，谢伟、刘浒曾当庭翻供，称遭受刑讯逼供后作出有罪供述，法庭未采纳。
两人始终否认法院认定的事实，入狱后也拒绝写悔过书。他们分别手写的申诉材料，对案发当晚行踪的描述基本壹致。
诊所医生夫妇接受了律师的询问，所言与申诉书的表述壹致。他们也接受过警方询问，但在两次审理案件过程中，他们的证言均未出现在证据清单中。
谢伟被警方带走后不久，谢国东和妻子（谢伟的母亲）余利云也因涉嫌包庇罪被刑拘，因涉嫌同壹罪名被刑拘的还有刘浒的母亲徐晓红。
三人均称，承认包庇是遭到刑讯逼供，但都没被法院采纳。
徐晓红入狱后不肯写悔过书，壹天没减刑，坐了4年牢。
比徐晓红“幸运”，谢国东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2010年9月判决生效后就走出了看守所，在里面待了9个月。
审查起诉后，余利云被取保候审。
2010年，她去冷水江检察院喊冤时得知自己将以包庇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起诉，给丈夫谢国东留下壹张字条后便离家出走，她表示要为自己和儿子谢伟洗刷冤屈，只要谢伟不回家，她就壹直在外面为他申诉。随后，余利云被冷水江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叶竹盛带律师团队就案发当晚刘浒、谢伟的行踪進行过调查。
他发现壹份很关键的证据没有出现在证据清单中。法院认定，两个高中生是在2009年8月25日晚7点多钟开始预谋作案的，但警方认定的案发时段内谢伟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晚7:08拨打10086，7:37发送短信，8:38发送短信，8:42接听父亲谢国东电话，9:02至9:33又3次发送短信。
“除非谢伟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否则难以在刚犯下残忍罪行的同时，从容频繁对外通讯联系。”叶竹盛认为，对于壹个刚上高中的孩子来说，这是壹个重大疑点。
阅卷时，叶竹盛律师团队还发现壹个疑点——案卷中提到的关键物证，即刘浒、谢伟作案时用以攻击刘云的木棒，公安机关并未送检。
2019年初，谢国东壹度觉得案件“逆转”在望。他从冷水江市公安局获悉，警方根据刘云胸罩上遗留的血迹，找到了法医鉴定报告中所称的“另壹未知男性”，名叫张琦。
南方周末从冷水江市看守所获悉，确有壹名叫张琦的男子收押于该看守所。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冷水江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肖海文仍表示，奸杀女教师刘云的就是谢伟和刘浒。
“这个案子跟外面传的不壹样。”肖海文说，“奸杀女教师案”涉案人员张琦确实已于2019年3月被冷水江警方从广州抓获，但涉嫌的罪名为侮辱尸体罪。肖海文强调，张琦是在谢伟、刘浒作案后才到案发现场的。
还有壹个疑问是，警方已提取了被害人的阴道擦拭物，但没有证据显示擦拭物中有刘浒、谢伟的生物信息。肖海文对此的解释是，“两个人都没有射精，作案时他们都太紧张了。”
“第三人落网”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2020年1月，湖南省高院公开表示正对“刘浒、谢伟强奸案”進行申诉复查。之后，谢国东多次询问進展，2020年7月8日，湖南省高院壹位法官告诉他，申诉复查工作还在進行。
2020年9月11日，南方周末致电湖南省高院政治部，联系采访未果。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3/socialnews-197284.html

2020年9月25日男子偷情被拦后跳窗身亡案二审今开庭拦阻者获刑十年半
去年2月，山东聊城壹馅饼店女员工离职后，在员工宿舍内与男性网友王某奎偷情。被老板杨统朋发现后，王某奎多次试图离开宿舍，遭杨统朋阻止，并被其脚踹、手扇；杨统朋还打电话喊妻子过来，“让他们讲清楚。”
　　被发现、拦阻约20分钟后，王某奎从位于二楼的宿舍窗户跳出，后不治身亡。
今年4月，聊城市高唐法院壹审认定，被告人杨统朋限制他人自由并殴打，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杨统朋壹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杨统朋辩护律师殷清利则认为，女员工离职后，杨统朋曾告知对方不要再擅自進入员工宿舍，但对方不听从安排，执意進入宿舍，“这是案发的部分起因。杨统朋阻止王某奎离开，是为了等妻子来现场，查看东西是否丢失，他有临时控制王某奎的合法、合理理由。”
本案将于今日（9月25日）14时40分在该院开庭二审。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5/socialnews-197352.html

2020年9月26日刺死霸凌者
2014年4月30日，李小东等人在校殴打陈泗翰两次，放学后又将其强行拉到校外“单杀”，结果壹死壹伤。幸存下来的陈泗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8年。
陈泗翰是贵州瓮安四中的壹名初三学生，成绩优良，常考進班级前十。在50多公里外的福泉县工作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初壹时将他送去瓮安读书，寄宿在他二伯家，因为那边的“教育质量更好壹些”。
那天他壹路飞奔到学校，然后去食堂排队打粉。排在他前面的男生连踩了他几脚，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不明白对方为何找他茬，后来才知道此人叫李小东，常同金威那帮人壹起玩。金威是留级生，“家里有钱”，是本校有名的“校霸”。他问李小东“为什么踩我”，李说“我喜欢踩”。他就把李推开，李壹拳打过来，旁边排队的七八个人也围上来壹起打他，将他打倒在第壹排的桌子上。食堂阿姨斥声阻止，他们才散开。
陈泗翰继续排队，李小东又过来，叫他放学后等著。当他坐下来吃粉时，金威走过来，朝他头上敲了壹拳，再次放话威胁。陈泗翰不敢说话，甚至没留意到碗里被吐了壹口唾沫。
陈泗翰的同学曾向新京报回忆， “校霸”们经常随机打人，以此树立“权威”，陈泗翰只是被选中的壹个。
他们没有等到放学。第二节课后，陈泗翰站在教室门口透气，李小东和金威带了壹二十人找上门。李小东拿出壹把卡子刀（管制刀具）威胁他，没说几句就开始动手，壹群人在走廊里拳脚并用，对他边推边打，壹直打到厕所。金威从厕所里拿出壹把扫帚准备打他，被陈泗翰的同班同学何冬华制止。殴打持续了十几分钟，其间李小东问陈泗翰服不服，他没回答。
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金威等人把陈泗翰拉到学校附近的花竹园小区，李小东又问他服不服，不服就单杀。金威叫他们壹人拿壹把刀对杀，“不是妳死就是他死”。临走前，李小东说下午还要打他。
陈泗翰回家晚了，二伯和二伯母见他低着头不说话，以为是考试没考好。他们急着赶班车去亲戚家吃酒，没留意到他脸上的淤青和额眉上的伤口。
等大人走后，表哥蒋宏、表姐蒋莉问了两三次，他才肯讲。蒋宏问他被打了为什么不找老师，他说找老师会被欺负得更惨，并壹再强调下午他们还会来找他麻烦。他们仨本计划放学后壹起回福泉过五壹，蒋宏就说下午来接他，让他不要出校门。
下午，陈泗翰故意等到打铃了才進教室。听同学说，李小东们刚刚又来找他了。上完第壹节课，他打电话问蒋宏几时过来，蒋宏说还有壹节课。后来蒋宏回想这个细节才意识到，那个下午甚至那壹整天陈泗翰都在恐惧中度过。
没想到四中提前放学了，在壹中读高三的蒋宏还在上课。陈泗瀚不敢出教室，几个同学陪着他等。五点左右，金威强行把他从教室里拉出来，从五楼拉到壹楼，与李小东等十几人会合，然后把他带到附近的虎鹰扎啤店。
那是壹段300多米的路，途经许多商铺。陈泗翰没想过求助，“谁能帮妳？”也不敢逃跑，怕被逮住。在当时有限的思考里，他只能预想到自己会被打壹顿，而他能想到的唯壹脱身办法，就是表哥快点过来接他。他轮番给表哥、表姐和二伯家座机打电话，但都没人接。陈泗翰的同学们远远跟在后面，没人敢上前劝阻。
金威、李小东等人将书包和校服放在虎鹰扎啤店里。上壹届的“校霸”阿龙在这家店打工，这是他们聚会和敲诈欺凌学生的“地盘”，旁边有壹条進入花竹园小区的巷道，两面高墙，没有监控。
等到五点半，蒋宏还没来。李小东拽著陈泗翰的衣领往花竹园巷道走。陈泗翰不愿意走，李小东说：“妳再不走的话，我过10秒就踢妳壹脚。”并叫人计时。
被打之前，他还听到阿龙对李小东说了壹句：“妳不把他杀到，不要来见我。”
“互杀”
没有人看清楚，陈泗翰和李小东究竟是怎么“杀”起来的。也没有人看见，陈泗翰被拽入巷道前壹刻，同年级的贺翔偷偷递了壹把刀给他。
蒋宏回忆，放学后他在路上接到陈泗翰的电话，得知他已被拖到了校外某地，便叫他不要挂电话，但很快那边就没人说话了，只听到壹些奇怪的杂音。
陈泗翰壹直没挂电话，他称自己左手摸口袋，摸出壹把刀，当时刀是半开着的，他没用过这种刀，不知道怎么合上，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怕被对方看见，他慌忙把刀背在屁股后面，左手还因此划伤了。
随即，李小东冲上来，挥着右拳跳起来打他的头，他下意识用手去挡，不知怎么的，李小东右侧锁骨下方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尸检报告显示，此创口未伤及胸腔脏器。
两人各退壹步，李小东指著流血的伤口说“这是要哪样”，并用右手从口袋里摸出壹把卡子刀，冲他杀来。他用拿刀的左手压制对方的右手，拿手机的右手则压制对方的左手，近身搏斗间，忽然感觉左后背壹凉，情急之下他用力甩开对方，并刺到了对方的胸口，然后转身逃跑。
他不知道，身后的李小东持刀追出几十米后，倒在了地上。
陈泗翰用右手捂著左背上的伤口，往二伯家方向狂奔了七八百米，见到表哥后，他像是卸下壹口气，壹头靠在表哥身上，瘫软在地。蒋宏看他后背流了大片的血，让他赶紧报警。但他当时呼吸困难，说不了话，蒋宏便把他扶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警。这个行为被壹审法院认定为求助而非自首。
壹审法院也没有采信过失致人死亡的辩护意见，理由是：陈泗翰明知与李小东打架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在李小东等人邀约之下，还准备了壹把卡子刀放在身上。当李小东用拳脚殴打陈泗翰时，陈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伤李小东。
所谓的“邀约”打架，陈泗翰也无法认同。
判决书上三次提到同壹个细节：李小东等人问他服不服，他说不服。前两次出现于检察院的指控和法院的认定，时间是下午放学后，第三次是他本人的供述，时间是中午放学后。何冬华的证词则提到，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问陈泗翰到底想怎样搞，他说要么单挑，不单挑下午再说。
对此陈泗瀚否认称，李小东等人确实多次问他服不服，但他始终没有搭腔。中午放学后也是对方提出单杀（与金威证词壹致），他壹直不同意。
6月9日，刚过完15岁生日的陈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荣惠称，警察当时安抚他们说“先关着”，因为“死者家闹得很凶”。
陈善坤很纳闷，学校为什么要给李小东开壹个“在校表现良好”的证明？当天陈泗瀚在学校被打了两次，为什么没有老师发现？事后他们找了学校至少10次，始终没有见到校长，也找过教育局两次，无功而返。
民事诉讼时，李家起诉了陈家和贺翔家。陈泗瀚担心班主任会受牵连，让父母不要起诉学校，所以陈家只申请追加了金威等人为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判决金家、贺家分别赔偿8.7万，陈家赔偿15.2万，其中11万在事发当晚就给了李家。
2017年未管所打来电话，说如果不交完赔偿余款，陈泗瀚就无法减刑。他们又东借西凑，筹到四万多。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6/2271278.html

2020年9月28日贵州19年前“杀妻灭子案”再审宣判：撤销判决
生于1969年的李玉前系毕节大方县人，是家中五兄妹中唯壹壹个考上大学的，当时作为“跨世纪人才”被引入六盘水市。他和谢初明相识于校园，李玉前鉆研物理，谢初明则就读中文系，二人自大学二年级起开始恋爱，并于1997年登记结婚。
然而，在结婚前，李玉前还曾与炼铁厂女职工孟某红交往，并将此段关系维持到了婚后。
2000年5月，李玉前的婚外情被谢初明得知后，她曾向丈夫提出离婚，但被李玉前跪地挽留，最终夫妻二人关系得到缓和。
但在这壹过程中，孟某红曾多次到李玉前家里和办公室哭闹，到派出所报警称李玉前强奸她，更扬言“让妳家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期间，谢初明和孟某红也发生了争执。
据孟某红供述，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她曾为李玉前数次流产。
几天后，孟某红又以谢初明打电话骂她，给她在单位造成不良影响、侵犯名誉权为由，向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谢初明。2001年1月19日，双方对薄公堂。
还没等到判决，谢初明却失踪了。
2001年3月19日晚上，曾有两个关键的证人分别和李玉前及谢初明相处，壹个是龚定军，壹个是周惠。当晚8点，他们二人去李家做客，中途又有朋友打电话约李玉前外出吃烙锅，龚定军便和李玉前壹起出门赴约，周惠留在家中陪谢初明及李明昊。
周惠说，当天谢初明还告诉她自己去纹了唇，决心好好收拾下自己，也让李玉前把心放在家里，“她说生了孩子后，壹心都扑在家里，活得像个保姆壹样。”
当晚10点半，身怀有孕的周惠感觉不舒服，便提前自己回家了，她告诉澎湃新闻，出门前她往电视机上方的时钟看了眼，正好是十点半。
半个小时后，龚定军来到李家接周惠，无论怎么喊门都无人应答。他又转去楼下的电话亭，打电话上去，也没有人接听。当时龚定军觉得有些奇怪，还打电话给李玉前。当时，李正与其他几个朋友在大光明旅社玩耍，直到凌晨三点才回到家中，这才发现妻儿不见踪影。
多年来，龚定军壹直坚定地认为，谢初明母子在3月19日晚上十点半至11点之间就出事了，“他们家的电话机就在床头，怎么可能听不到？正常人又怎么会半个小时就睡熟了，怎么敲门都不醒？”
案件中另壹名关键证人则是居住在单身楼301室的水钢职工杨焕木。2016年，澎湃新闻实地采访时，杨焕木曾十分确信地告诉记者，2001年3月19日晚间至3月20日凌晨时分，他在赶制工作报表，因此熬夜没睡，大概凌晨壹两点时，他看到有个女人在从李玉前家里搬东西，他还用望远镜看仔细了，该女子就是孟瑞红。澎湃新闻注意到，依据杨焕木提供的目击时间，孟瑞红搬东西时，李玉前尚未回家。
检方当年指控，2001年3月20日凌晨，李玉前喝酒回家后见谢初明对其不理睬，想起近段时间二人的不和，便起意掐死了她，又用枕头捂死被惊醒的儿子李明昊。当晚9时许，李玉前找来婚外情人孟某红，二人壹起将尸体肢解，分装在4个编织袋内。随后，孟某红用背篓将谢初明尸块分批转移到炼铁厂高炉焚化。
2001年9月10日，六盘水中院壹审判决：李玉前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孟某红构成包庇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
2001年11月20日，贵州省高院二审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发回六盘水市中院重审。2003年12月1日，六盘水市中院再次认定李玉前犯故意杀人罪，但改判死缓。2004年10月12日，贵州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壹审判决。
现年77岁的张林合告诉澎湃新闻，起初她也以为是女婿杀死了女儿和外孙，直到此案第壹次开庭时，李玉前当庭翻供，她才觉得事有可疑。之后，她不顾子女反对，前去看守所看望李玉前，要求其把和孟某红交往等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下来。拿着李玉前亲笔书写的材料，张林合和老伴壹趟趟地往返于大方县和水城（即六盘水市），到各级政府部门求告。
她亲笔的申诉材料写道，请求政府公正判决，找出真凶，为冤死的人鸣冤。接待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意外：“从来没有见过受害者家属为‘凶手’申冤的。”直到前几年，老伴谢洪禄因肺癌病逝，张林合也因为自身的身体原因，转为精神上支持李玉前申诉。
在张林合看来，即便李玉前不是真凶，但女儿的灾祸也因他的婚外情而起，然而，“恨归恨，事实归事实，我黑白分明。”
2015年5月，申诉律师王万琼告诉澎湃新闻，该案没有人证物证，仅凭李玉前、孟某红两人并不壹致的有罪供述定案。她在申诉代理意见中写道，两被告人口供、李玉前前后供述及证人证言都存在多处矛盾。
例如：证人杨某木称，其在2001年3月20日凌晨1时许，即李玉前尚未回家前，看到孟某红多次从李家搬东西到她的住处——公寓304房间。另有炼铁厂职工的证言称，当晚上8点多就有人看到有背着背篓的女子走出304房间；当晚9时、10时，也有目击者看到壹女子背着背篓上2号高炉。
据李玉前介绍，孟某红是炼铁厂的皮带工，其岗位就在抛尸地点，日常负责看管投進高炉的原材料和对入料的筛选。
李玉前另壹申诉代理人徐昕则认为，该案的作案手段也存有疑点。原判决认定，李玉前分尸的凶器是其家中菜刀，但该菜刀上却没有检验出血迹。对杀人过程的供述，李玉前共有九次内容不壹致的供述，且前四份与后五份差异巨大。
申诉代理律师介入后，他们曾于2015年委托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就公诉机关起诉证据中的血迹证据進行鉴定。鉴定报告显示，专家经分析认为前述血迹应为谢初明生前开放性伤口的活动性出血，即谢初明极有可能是大出血死亡。但无论是李玉前前五次供述的捂死还是后四次供述的掐死，不可能在生前造成这样的大出血。此外，被认定用于分尸的两把菜刀没有磨损的痕迹，不符合分尸砍击骨骼发生刃面卷曲、破损的情况。
2016年4月，李玉前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关注。同年5月，贵州省高院决定启动再审，并于2017年5月23日和2020年9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
孟瑞红，生于河北曲阳县，早年跟随父母壹起来到水钢，其父亲是水钢运输部的老职工。孟瑞红高中毕业后也進入水钢工作，起初岗位是食堂炊事员，后转入料运车间，担任皮带工。
2000年初，这段持续多年的地下情被谢初明知晓。李玉前说，当时孟要求他离婚，与她结合，但他没有同意，于是孟瑞红跑去李玉前家找谢初明摊牌。
李玉前称，自己当时极力挽回，还下跪向谢初明认错，并最终得到了妻子的原谅。这壹说法也得到了李谢二人当时邻居黎萍的证实。黎萍说，谢初明在出事前不久还告诉她，李玉前真的改过了，回家也早了，对她也比以前好了。”
然而，孟瑞红的纠缠却并未停止。
2000年上半年，孟瑞红多次到车间吵闹，当年7月，她还用刀在李玉前腰上刺了壹刀。李玉山对弟弟受伤壹事记忆深刻，但当时谢初明壹边为丈夫上药，壹边瞒着家人，说是李玉前工作时不小心弄伤的。
当年10月25日，孟瑞红又到水钢公安处刑侦科报案称，9月2日晚上，李玉前在办公室强奸了她。此事后经查证为诬告，李玉前当晚在贵阳，根本不在六盘水。
2000年9月，多次闹腾无果后，孟瑞红又带着壹个男人来到谢初明家，将其家玻璃砸坏，110出警民警赶到后，孟瑞红还与李玉前发生争执，并称“我要妳全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当时，谢初明已经发现孟瑞红时常跟踪她，连周惠也曾看到孟瑞红从李玉前家门前的煤堆里走出来，她出于好心，提醒谢初明小心。
李玉前的弟弟李玉刚则告诉澎湃新闻，早在案发前半个月，李玉前老家也接到壹名陌生女子打来的电话，询问李明昊的下落，当时他就打电话给三哥（李玉前），要他注意小明昊的安全。
9月28日，澎湃新闻联系到孟瑞红的壹审辩护律师夏生荣，据他介绍，当时孟瑞红无论在会见或开庭时，孟瑞红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因而夏生荣当庭也为其作有罪辩护，只是在壹审时，控辩双方曾就孟瑞红是否算共犯有过争议。
夏生荣认为，单凭孟瑞红壹名女性要在那麽短的时间内完成杀人、分尸、搬运和焚尸，是有难度的。但澎湃新闻问及孟瑞红有无其他关系密切的男性朋友时，夏生荣说并不了解。不过，澎湃新闻则在孟瑞红的笔录中发现，她曾承认自己在和李玉前分开后，交往过壹个男友，只是她“并不爱他”。
张林合向澎湃新闻透露，她在出席第壹次庭审时注意到，出庭检察官曾不止壹次在对孟瑞红发问时做出提示。例如：在问及她将尸体分成几块时，孟瑞红接连三次不回话，检察官才问，是不是六块，孟瑞红才答：“是。”
案卷资料显示，有罗敏等多名炼铁厂高炉的值班人员曾证实，在3月20日晚上8点至10点期间，看到形态像孟瑞红的女子来到运料皮带附近。
2020年9月28日，贵州省高院对李玉前故意杀人案公开宣判，裁定撤销原壹、二审裁判，发回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07

2019年10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六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丹东市政协原副主席杨乃文、凤城市委原书记高峻，为宋琦、宋鹏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阮文广、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朱伟静等人为虞关荣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邓宗祥等人为夏顺安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职能部门失职失责问题。
江苏省沛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曹为民为张光明等多个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广东省清远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原支队长李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陈献金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及背后的“保护伞”问题。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09/content_5437645.htm

2020年8月22日全国多地政法系统出现塌方式腐败壹场更大的整顿风暴即将来临
中央政法委明确表示
此次整顿要清除“害群之马”
实现对政法系统“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
政法系统“刮骨疗毒”
－－https://finance.sina.cn/china/gncj/2020-08-22/detail-iivhvpwy2378248.d.html?from=wap

2020年9月4日媒体:要像查孙小果案壹样彻查“纸面服刑”案
据半月谈报道，巴图孟和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却连壹天监狱都没進过，并先后入党、当选嘎查达（即村主任），甚至当选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人大代表。27年来，受害者的母亲持续反映问题，至今仍在追问真相：到底是谁放走了杀人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这壹案件因杀人犯连壹天监狱都没進过，被舆论形象地称为“纸面服刑”。
按正常程序，判决生效后，罪犯应该在监狱服刑。但罪犯却以“全身水肿、尿血”为由前往医院检查，就医后，他的母亲、姑父就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并成为担保人。如今不难看出，这是精心设计的。罪犯的母亲、姑父显然难辞其咎，但还有政法官员“助阵”。
虽然纪检监察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并对壹些责任人立案调查，但由于当年的保外就医手续等关键证据“不翼而飞”，追责工作难以深入推進。关键证据究竟为何丢失，到底是谁“破坏证据”？这需要有关方面通过深入调查还原真相。
此外，壹个“刑满释放”人员，何以成为党员、人大代表、村主任，并骗取草原生态奖补资金等，也需要详细的答案。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199

2020年9月10日港警武力压制12岁女童引发民愤上万人请愿
在对政治异见人士范围不断扩大的镇压中，香港警方在壹次抗议活动中将壹名女学生压制在地上的视频引发了公众对警方使用武力的强烈抗议。
视频显示，防暴警察试图阻止示威者周日在香港壹个购物区聚集，这名12岁的女孩正走在该购物区，当几名警察向她接近时，女孩跑了起来。几名警察追上她，其中壹名警察将她扑倒制伏，看到此景的人愤怒地大喊。
这段由当地记者拍摄的视频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批评。周二，教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散发了壹份请愿书，要求当局道歉，并呼吁对涉案警员進行调查。组织者说，请愿书在几个小时后就征集到了壹万多个签名。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988.page

2020年9月25日男子报警举报32吨假饮料却要倒贴钱卸货存放
2018年4月24日，临近五壹长假，是饮料的销售旺季，吴强通过壹个QQ群定了32吨饮料，其中有雪碧和可口可乐。
先打款后出货，4天后，饮料从河北定州运到了江苏省连云港市。验货过程中，吴强发现这批饮料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同壹个时间点。职业敏感告诉吴强这批货是假的，“因为正常的生产日期是有变化的，每壹分钟都有变化，这个没有，明显是先打上日期后罐装的，后来我也尝了壹口，口感不对。”
壹方面处于挽回损失，壹方面对假货的痛恨。吴强在2018年4月28日向其所在的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派出所报警，警方当天便对这批饮料進行了查封。“当时我准备把饮料放在路边，但是警方提出不能放路边，要找个仓库，我为此专门租了壹个仓库，加上装卸费用，花了五六千多元，这壹存就是3个月，直到7月份警方才把这批假饮料拉走”。
2018年6月6日，吴强得知，当初卖给他假饮料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卖假饮料给了江苏淮安的壹个老板，这名老板报案后，淮安警方迅速将这名卖假货的老板逮捕了。吴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连云港警方，6月11日，他收到了警方的立案通知。
吴强对洪门派出所的办案能力和程序合规性存疑：为什么我先在连云港报案，造假者被淮安警方抓获，洪门派出所查了吗?为什么我4月28日报警，警方却在6月11日才立案?这期间干什么去了?
除“倒贴钱”之外，吴强还关注的问题在于：“我报案的诉求是希望警方把造假者和卖假者壹锅端，当时淮安警方只是抓获了售假者，造假者还在逍遥法外。我希望我所报警的洪门派出所能够继续侦察，捣毁制假窝点。”
带着这样的问题，吴强隔三岔五地往上反映，希望能得到壹个正式回复，但是吴强不但没有等来这个朴素的诉求，却等来了被8人殴打。
在2019年4月24日，也就是他购买假饮料壹年后的同壹天，他刚从国家信访局走出大门不远处，8名不明人员从壹辆江苏连云港牌照的警车下车后，将其暴打壹顿，吴强至今清晰记得：车牌号为：苏G1730警。
从举报32吨假饮料开始，已经过去了2年零5个月。起初，吴强只是希望连云港洪门派出所能够将造假窝点壹网打尽。但是2019年4月24日自己在北京被打后，他又多了壹项诉求：那8名从警车里下来的人为什么打我?我要求他们赔偿我医疗费，公开他们的身份，并公开道歉。
在北京被打之后，吴强报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先农坛派出所接了警。“警察告诉我，打我的人来自连云港市灌云县，那是我的户籍所在地，后来先农坛派出所称将案件交给属地处理，可是我到了属地又说应有事发地先农坛派出所处理，壹直被这样踢来踢去”。
9月24日上午，记者分别联系了原洪门派出所所长和副所长，了解吴强反映事情的情况。两人均告诉记者，“目前2人已经工作调动，已经不在洪门派出所了”。随后那名(吴强提供联系方式)所长称：“吴强举报的案件是在(连云港)海州区审判的，现在应该到检察院了，因为离开时间长了，目前不清楚”。而那名副所长直接挂断了电话。
针对吴强目前的遭遇，该如何破解?记者联系了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少春，他认为：任何壹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有权对不法行为進行举报投诉，不得打击报复，如经查证属实的，还可以予以奖励。此外，如果公民认为行政机关存在玩忽职守等行为的，均有权向上级政府机关進行反映，同时有权依法逐级信访，这也是国务院信访条例赋予公民的权利。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211

2020年9月28日又壹“纸面服刑”:小妹被打死罪犯没坐壹天牢
在位于皖南山区的休宁县板桥乡板桥村，程桂盛壹家是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共养育8个子女，程美枝排行第6，是哥哥姐姐疼爱的“小妹”。
然而，1995年的壹个夏日，程美枝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因建房纠纷，同村村民王氏父子（子：王某），手持钢釬将她殴打致死。
谈起这件命案，王某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是“事出有因”，因为程家壹直干扰其和家人建房，“地是我自己的地，当地政府处理过好多次，但对方壹直占著”。
就在惨案发生的数月前，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两家之间的建房纠纷作出判决，认为程家对王家“建房施工進行阻挠的行为是错误的，应立即停止侵害”。
这壹判决，因为程桂盛和家人认为“王家在法院有人，判决不公”，并未能平息两家人之间的矛盾。
经休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王氏父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程家认为这壹判决过轻，很快提出上诉，后由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休宁县人民法院再审此案。
1996年11月，休宁县再审此案后认为“原判决对俩被告人量刑确实偏轻，应当适当从重处罚”，判决在王氏父子原有刑期基础上各增加两年，即王某父亲获刑14年，王某获刑12年。
当程家上下沈浸在痛失亲人的悲伤中时，却发现王某竟然没有入狱服刑。据程家人回忆，1997年初春，接二连三有村民跑去和程家说看见王某。程桂盛起初不相信，直到家人们相继亲眼看见。
“在县城撞见他（王某）在摆摊卖菜，我当时很气愤，气得攥紧拳头，可又不敢上前，怕发生冲突，想着通过法律途径再申诉。”兄弟姐妹中的老大程新平说。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王某1996年、2001年两次申请保外就医时，所填病因分别为“右肾中度积水、胆囊炎”“右肾小结石伴轻度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
多位肾内科、泌尿科医生分析，从目前资料来看，王某所患疾病并未达到保外就医标准。
2001年2月，休宁县公安局以“右肾多发性结石，伴轻度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为由再次提出将王某保外就医，被休宁县人民法院拒批。
然而，就在被拒批的1个月后，休宁县公安局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理由是当送犯人至九成监狱时，入监检查也认为其病情不宜关押。
自1997年发现王某未入狱服刑，程桂盛多次向省、市、县三级法院及信访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直至2012年去世。
捧著父亲遗留下的厚厚壹沓信访举报材料，程美枝弟弟程列平开始“接力”。
不过，这些询问多数未收到明确回复，个别被答复“未发现违法行为”。如，在安徽省九成阪人民检察院对程列平信访举报材料的回复中，称“经调查核实，未发现九成监狱在决定王某不予收监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
“跑了这么多部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家人）壹个交代。”采访中，50岁的程列平忽然失声痛哭。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738

2020年9月29日 9岁男孩为父追凶背后：谁给潜逃17年的凶手注销了户口？
壹场邻里纠纷彻底改变了云南人向明钱的人生轨迹。父亲被砍死在眼前，家庭破碎，凶手逃之夭夭。9岁的他誓言为父追凶，17年后潜逃者张光奇被追回，并被判无期徒刑。
2000年8月27日中午，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场坝镇老街旁的壹条水沟附近。9岁的向明钱与同村邻居张光明的儿子张军（化名）两人因水花互溅起了争执。张军奶奶听到争执声后，过来推向明钱。这壹幕被向明钱姐姐向明香看到。张军的姑姑张某英随后赶到，争执升级，双方扭打后被拉开。
当晚20时许矛盾升级，向明香匆匆跑到家里说，她丈夫王建祥去张家讨说法。向文志壹听便往张家赶去。向明钱和郑明秀也壹同跟去。
当时王建祥正在与张家理论。向文志進入张家屋内后，很快双方就吵了起来，并动了手。结果向文志被刺死，张光奇潜逃。张光明将王建祥砍至轻伤二级。
事件发生后，向家报了警。公安机关勘察现场并调查，当地派出所将张家人叫到派出所问话。因张光奇已潜逃，遂将张家其他人放回家。
向明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其父向文志下葬时就已下定决心追凶，“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追回张光奇”。
2017年8月张光奇被向明钱追回，2018年10月壹审被判无期徒刑。
随着张光奇归案，两家纠葛以及20年前的过往又被翻出。当年打斗时张光明也在场，并将王建祥砍至轻伤二级。2017年10月，张光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批捕。
2017年11月15日，镇雄县公安局以张光奇涉嫌故意杀人、张光明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镇雄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2月，镇雄县检察院将此案报送至昭通检察院管辖。
昭通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于2018年5月讨论后决定，对张光明涉嫌故意伤人罪退回镇雄县检察院作不起诉处理，张光明被取保候审。
镇雄县检察院在不起诉决定书中提到，张光明砍伤王建祥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由于公安机关未完善相关法律文书，导致该案已过追诉时效。依照相关规定，对张光明不起诉。
向明钱对此不服，于是向昭通市检察院申诉复查。昭通市检察院于今年8月底作出决定，对镇雄县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予以支持。
向家认为，镇雄县场坝镇派出所相关人员当年在询问后，未对逃犯（张光奇）及共同杀人犯進行抓捕和网上通缉，17年间向家不断反映递交材料，也未获任何回应，案卷被人为毁灭。
此外，向明钱还提到“当年案件发生时张家多人都在场，张光奇与张光明不应该另案处理。其父受到的砍杀也不止张光奇供述的三刀”。至今向家仍保留向文志被砍杀当天所穿衣物，凶器造成的破损清晰可见。
向明钱还说，他之所以怀疑案卷缺失，是因为在福建追张光奇时有两个发现：壹是张光奇并没有被网上追逃，而且户口还被注销了。“如果已经立案并网上追逃，户口怎么会注销。”
二是张光奇用的是张光武的二代身份证，但张光奇根本没有回过家，那如何更换二代身份证的？2000年案发时，当时是没有二代身份证的。
除此之外，向明钱还发现张光奇与其亲戚同在福建南平打工，且是同壹个厂子。他表示将继续追究张光武等人包庇逃犯的事情。
今年9月18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官方就该案发布通报提到，镇雄县委、县政府已安排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纪监委等相关部门开展案件核查。若该案件中有违纪违法问题，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socialnews-197553.html

2020年9月29日河南亿万富商杀人案二审：被控21年前和外甥杀人
1999年3月11日晚，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籍女子梅丽被人在安徽省界首市杀害，年仅27岁。因当年刑侦手段和DNA技术的限制，此案在案发后的十年里，壹直是“无名女尸悬案”。
梅丽是河南信阳人，1995年，梅丽与沈建民结婚，次年生下儿子沈军。梅丽和沈建民的感情并没有维系太久，两人因性格不合于1997年离婚。离婚时，梅丽已怀有身孕。同年7月，梅丽生下女儿小慧。小慧满月后，被送给他人收养。
当年，杨志才和妻子刘霞在信阳市淮滨县赵集镇开了家眼科诊所，杨志才的外甥王夫伟、侄女刘某芳在诊所帮忙。
沈建民告诉澎湃新闻，到了1999年，他和梅丽就再也没了联系。失联前，梅丽在杨志才开的眼科诊所工作。他和杨志才大约于1996年左右经朋友介绍认识，两人“关系还不错”。
2012年，该案的知情人刘某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嫌疑人杨志才和王夫伟才浮出水面。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决定对杨志才和王夫伟不起诉。
获释后，杨志才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称，他遭到了刑讯逼供，因此才作了有罪供述。杨志才称，他1998年去西安学习整形，2000年才回到信阳，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
由于无法接受凶手逍遥法外，梅丽的父母多次从黑龙江前往安徽，向各个部门進行反映，坚决要给女儿讨壹个说法。为此，梅丽家人花了不少钱。
这些年，杨志才和其妻的美容生意蒸蒸日上，鼎盛时拥有3家医疗美容机构、30家美容养生会所、100多家联营店，杨志才的身价也超过亿元，成为信阳有名的富豪；王夫伟于2017年出任新疆壹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8年，案件再次迎来转机。界首警方送检了案发现场的泥土和稭秆，发现泥土里有血迹，经过比对，证实当年遇害的就是梅丽。
由于出现了新证据，杨志才和王夫伟再次被警方刑拘。2019年6月13日，阜阳市检察院向阜阳中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16日，阜阳中院作出壹审判决：杨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夫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两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家属损失3.7万余元。
关于作案动机，判决书显示，杨志才供述称，因梅丽生活作风差，影响了诊所的生意，赶又赶不走，遂产生了将其杀害的念头。但刘某芳等人的证言显示，没发现梅丽作风上有什么问题。据王夫伟供述，刘霞曾告诉他，梅丽和杨志才好上了，想杀了梅丽。王夫伟回答说，干脆把梅丽撵走。十多天后，杨志才找到他，让他壹起杀人，并许诺事后把梅丽身上的壹万多元钱都给他。
据梅丽家属的诉讼代理人、河南文开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伟介绍，“我们认为，壹审法院判处杨志才死刑是客观公正的。对于王夫伟的量刑，我们认为轻了壹些，但也能接受。”郭伟说，家属希望安徽省高院能维持壹审中有关对杨、王二人的判决，同时希望法院能支持家属提出的赔偿诉求。
杨志才和王夫伟不服壹审判决，提出上诉。安徽省高院决定于2020年9月29日在界首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socialnews-197556.html

2009年10月15日淮南城管打残疾人
我是壹名路人，十月十二日发生的壹幕让我惊呆了。
在淮南市最繁华的华联附近，我居然看到了淮南城管勾结社会人员，对几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残疾人大打出手，后来壹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是这样的，在华联附近有几个残疾人的摊位他们都已经摆了好几年了都相安无事，可是在最近大概有个混的比较好的人在那附近搭了个棚子，强制性让他们搬入。大概是想收些管理费之类的吧，他们不干，社会人员又勾结城管让他们来管。
在周壹的早上，城管人员以姓宫的带队，纠集社会人员强制性的让残疾人搬入他们指定的区域经营，残疾人不答应上去和他们理论，其中有个让城管人员拿出文件之类的和那个棚子的合法性他们却拿不出，后来城管搞急了只听姓宫的大队长高呼壹声给我打，城管和社会人员壹轰而上对几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残疾人就是壹顿拳打脚踢，最令人发指的是有两个重残他们在轮椅车上，硬生生的被城管和社会人员把车子给掀翻把他们压在车下。
－－http://bbs.tianya.cn/post-828-11502-1.shtml

2012年9月1日城管暴力执法每年数百宗冲突
有内地媒体人士统计，最近几年因城管暴力执法而激发的大规模官民冲突，每年多达数百宗。同时，民众暴力反抗城管执法也与日俱增，包括2006年8月11日，北京卖烧烤的小贩崔英杰被海淀区城管队李志强扣三轮车时，持刀刺死李；崔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则被授烈士。
2009年5月16日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妻子在路边摆摊被城管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与城管发生争执，他用随身携带利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壹人。本案曾引起舆论巨大争议，法学界不少人士认为夏属正当防衞，吁法院轻判他，但夏最终仍被判死刑。
－－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120901/I6BUBJ4OWZEQMMEXBIUA5H63V4/

2013年4月26日城管恶行昭彰小贩、车夫均遭毒打
贵州省六盘水市有城管在执法期间，以铁捧殴打违规小贩，学生在旁拍摄亦遭推撞，随即引起数百民众围堵。
另外，北京壹名三轮车司机，怀疑违规驾驶遭阻截的城管人员殴打，同样有数百人围堵城管讨说法。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beaten-04262013100359.html

2013年7月29日别再往“陪女练摊”事件上泼冷血
关于城管暴力执法事件，见得多了难免有点麻木。
27日上午11时，针对新京报报道的“父亲陪9岁女童练摊遭围殴”事件，“北京西城”官方微博提到，“对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炒作所谓城管暴力执法更认为应该予以谴责。”
如果说对城管暴力执法中表现出来的冷血，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那麽，用“炒作”去认定“陪女练摊”，这种心态就更显得冷血。把“父亲陪9岁女童练摊”，看成“炒作所谓城管暴力执法”，其中的思维逻辑就是，当父亲的是把自己9岁的亲生女儿当诱饵，“钓”出凶悍的城管，让她经受或经历壹场围殴。如果真是这样，这位父亲就禽兽不如，也应该是出乎正常人意料的；如果不是这样，作出这样的判断，需要具备何等冷血的心态？这种极其冷酷的心理，是“小编”的个性，还是在城管暴力执法的野蛮性中延伸出来的？
贯穿于视频始终的，是小女孩声嘶力竭的惊恐叫喊，试想，有哪壹位父亲，忍心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经受如此残酷的折磨？难道为了证明已经众所周知的城管暴行，宁愿搭上自己只有9岁的亲生女儿？城管的暴力执法，早已不胜枚举，难道还需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证实？其次，视频中不断出现的壹个男人骂声，据说是这位父亲的粗口，那麽，这就更不符合事前的“预谋”。如果有“预谋”，这位父亲应该表现的沈著冷静，避免自己的过错，尽量不留下被动的把柄才对。而只有当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惨痛状时，作为父亲失去理智，痛骂施暴者才显得情有可原。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0_77340.html

2014年9月2日慎入郑州城管似土匪：拿打刀狠劈小贩头血流如注
近日壹段关于河南郑州市城管暴力执法的短片在网络热传，据悉事发在昨日上午9时许，郑州城管人员在街头清理占道商贩的桌子时，与壹名面店的男子发生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期间有城管人员持刀斩伤该男子头部，导致男子血流如注倒卧地上，而涉嫌伤人的城管则途离现场。
－－https://hk.aboluowang.com/2014/0902/438556.html

2016年1月8日城管橙色袋蒙头狂殴小贩被轰“恶过伊斯兰国”
壹段名为“贵州兴义市笔山路城管打人”的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中四名城管用警棍追打壹黑色上衣男子，并在其头部套上橙色袋子，现场多名群众出声制止并用手机录像。但城管不理会继续打，有网民看后直斥城管恶过“伊斯兰国（ISIL）”份子。
涉事城管已被停职当局道歉
－－https://china.hket.com/article/1140795/城管橙色袋蒙头狂殴小贩被轰“恶过伊斯兰国”

2018年05月26日贵州城管暴力执法　网民：为何如此猖狂
贵州遵义市务川县周五（25日）再曝壹宗城管打人事件。事发于当天下午4时许，壹名中年女小贩被多名城管围殴，期间多次被摔倒在地和遭拳打脚踢，事件引起网民热议，并对城管恶行口诛笔伐。
“太过分了！为何区区壹个城管都能如此猖狂？”不少网民对城管执法手段表示愤怒，大骂涉事城管人员说，“难道手中有权利就可以拳打脚踢了”；另有网民表示：“每个人为了生活都不容易，难道就不可以文明执法吗？”纷纷敦促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严惩涉事人员。
－－https://hk.on.cc/cn/bkn/cnt/news/20180526/bkncn-20180526113045631-0526_05011_001.html

2019年11月20日壹张小纸条牵出恶势力“保护伞”
日前，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通报了湾里区城管执法大队原副大队长胡佳充当恶势力犯罪集团“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2015年，刘某某、余某某等人在半山小区开展建筑装饰工程及装修材料供应业务，以阻挠施工、恐吓、威胁、持械殴打等手段，打压半山小区内未在其处购买装修建材和未经其同意進入小区承接建筑装修工程的承包人，逐步控制半山小区建筑装饰工程及装修材料供应业务，形成刘某某恶势力犯罪集团。该小区建有许多别墅，为牟取更多不法利益，2017年初，该集团开始为少数别墅业主搭建违法建筑，受到湾里区城管部门的严厉打击。
当时，余某某和时任湾里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胡佳彼此认识，于是自告奋勇出面找胡佳“做做工作”。
有了胡佳在背后“撑腰”，刘某某恶势力犯罪集团壹如既往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变本加厉打压在半山小区内承接建筑装修工程的承包人，多次進行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承揽了多幢别墅违建业务。
－－http://www.jjjcb.cn/content/2019-11/20/content_84344.htm

2020年2月19 日湖北城管假借防疫抢劫商户恶行遭曝光后……
2月19日下午，有当地商户在微博上发布了壹段视频。视频内容显示，多名城管直接闯入壹家商户内，往外搬烟酒等商品。商户欲将卷帘门关闭，壹名城管又将门推上。
该商户在视频中说，“这段视频是我店里（监控）视频，今天城管壹進屋就抢东西，说我开店（营业）做生意。我壹直没有开店做生意，今天只是店里拿些面条等生活用的，他们壹進门就抢。这是什么行为？”
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市场监管所19日对此回应，承认城管“暂扣”了商户商品，又称该商户在疫情期间开门营业。在舆论压力下，被掠走的商品已归还给了商家。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2/19/2192259.html

2020年7月17日父子勾结！以城管执法为由排挤对手强迫交易，
西安这个恶势力团伙被判刑！
李某甲在任村干部期间，为获得辖区工程的承包权，多次指使综合执法队队长带领其他执法员去相关工程项目阻拦施工，以“城管执法”为名行“非法控制”之实，通过威胁、滋扰等手段，多次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7月16日，长安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甲犯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又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李某乙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刘某犯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又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李某甲违法所得十五万元。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63/2020-07/17/content_12373567.shtml

2020年9月7日中国城管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十大恐怖组织之首！
中国城管因其作风恶略手段凶狠毒辣而闻名与世，不管妳是老弱病残，还是妇女儿童。最近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十大恐怖组织之首！
综合技术含量排名：
1.中国城管 2.爱尔兰共和军 3.埃塔 4.车臣　5.阿克萨烈士旅 6.泰米尔猛虎组织 7.基地组织　8.塔利班 9.阿布萨耶夫 10.哈马斯。
－－https://www.hotbak.net/key/世界十大恐怖组织城管法律资讯.html

2016年11月4日发生在大陆看守所的21种离奇死法
广东35岁的张味军在广东惠州市惠阳区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呕血身亡。中共惠州市警方给出的结论是“误吞鸡骨头”死亡，看守所不负有责任，自此“吞鸡骨头死”为中共监狱、看守所离奇死亡案再添壹例。有网民盘点了21个在大陆看守所被离奇死亡的案例。
1、呼吸死：2007年4月，郅国玉在河北赞皇县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呼吸衰竭”致死。
2、梦中死：2008年，吉林省人王国春被警方刑拘，6天后家属被告知，王国春在睡梦中“自然死去”。
3、躲猫猫死：2009年2月，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内死亡，警察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时撞到墙壁受重伤（后经查实系被牢头狱霸打死）。
4、洗澡死：2009年3月，57岁的海南男子在海南省儋州第壹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事发时，嫌犯叫他脱衣服洗澡，他不肯，遭殴打致死。
5、冲凉死，2008年3月，穆大民在河南开封劳教所内死亡，目击者称他是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
6、床摔死：2009年3月，20岁的福建青年温龙辉在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看守所称其是因为从床上摔下来，属于猝死或病理原因。
7、噩梦死：2009年3月，江西九江看守所称武汉籍男子李文彦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8、睡错死：2009年4月，福州学生陈某在福建省福清市治安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9、发狂死：2009年6月，青年林立峰在广东省吴川市第二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检方认定称是“心源性猝死”。
10、抠粉死：2009年11月山东文登市高村镇于维平在羁押期间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其胸部有小洞，看守所称其系抠粉刺所致。后尸检鉴定结果显示，死者被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死亡。
11、妊娠死：2009年11月8日，内蒙古19岁少女郗红在戒毒所内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
12、鞋带死：2009年12月12日，嫌疑人邢鲲在云南省昆明市小南派出所死亡，警方称他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
13、激动死：2009年12月，陜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14、摔跤死：2010年2月，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陈绪金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死亡。警方称其是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称被逼造假。
15、喝水死：2010年2月，壹名河南青年在鲁山县某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
16、入厕死：2010年3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县壹名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17、莫名死：2010年，四川绵阳蒲泽民的案子经两次审理都因证据不足未能宣判，但蒲泽民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看守所。
18、洗脸死：2010年4月，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壹名在押男子离奇死在该县行政拘留所。警方称该男子系溺亡在洗脸台水池里。
19、盖被死：2010年11月25日，广东省茂名市男子戚业强在茂名市第壹看守所内死亡，茂名警方称其是在看守所盖被子时被棉被闷死的。
20、异常死：2011年9月24日，广东乌坎村民薛锦波因参加全村集体上访维权，被陆丰警方羁押三天后，“突感身体异常”抢救无效死亡。半年后平反。
21、吞鸡骨头死：2016年3月13日，35岁张味军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关押在广东惠州惠阳区看守所，13天后，警方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时，张味军呕血入院，两天后不治身亡。警方调查结论：误吞鸡骨头。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11/4/n8458499.htm

对法轮功的镇压－－维基百科
对法轮功的镇压，指在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自1996年起为削弱乃至于消灭法轮功而实施的种种措施，包括多方面的宣传舆论攻势、强制再教育，以及多种具有法律性争议的强制措施，包括滋扰性随机拘捕、强制劳动、酷刑，据称有修炼者因此死亡。法轮功在1992年创立以来，曾壹度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吸收。胡耀邦“三不政策”认为对气功（包括法轮功）虽不鼓励也不应批评，实际上官媒壹度正面报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也表示过支持。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下令设置机构610办公室，调动了国家官方媒体、司法、警察、军队、教育系统和事业机构，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此后的）互联网的大规模宣传及大规模管控以推动相关政策。有分析称存在系统性酷刑、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活摘器官和滥用精神病医疗措施，藉以迫使修炼者宣布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曾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称，法轮功学员在劳教营总是受到“最长刑期、最糟待遇”。
中国公安从1999年6月6日开始对100多名在北京参加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员展开讯问。6月10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下令成立610办公室，称“统壹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在7月22日正式镇压之前，派出了超过3000名安全局特务在中国国内外调查法轮功。
镇压开始的最初壹周内，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和抄家，另有1200名政府官员被拘留和要求学习共产党文件并宣布脱离法轮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对法轮功的镇压

2020年07月20日 30国逾六百政要联署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截至7月19日，来自30个国家的606名跨党派议员共同签署了壹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21年系统性的残酷迫害。
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606位政要，包括前任和现任部长、参议员、国会议员、及州议员联署了《联合声明》（声明内容请见文末）。
此外，美国二十多位政要及德国政要还分别发表了个人声明，呼吁结束迫害。
英国国会议员：国际社会必须追责侵犯人权的政府
加拿大国会议员：盼“真善忍”回响在天安门广场
瑞典国会议员：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澳洲联邦参议员：声明是对中共专政的起诉
澳洲国会议员：永远支持法轮功
－－http://www.zhengjian.org/node/260648

2019年3月21日美媒得用空拍才能血淋淋呈现：新疆人的家“大规模消失”
或许妳也听说 —— 中共政权把上百万新疆人关押進“再教育营”，但妳可能没料想到，除此之外，中国近期还用新方法，企图“洗去”维吾尔族所有文化，并将他们与汉人同化。
两年前，北京当局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大规模拘禁计画，如今维吾尔族生活与认同根基遭严重破坏。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许多清真寺空荡荡，周边棚户区被高楼与商店街取代，维吾尔语书籍从书店架上消失，原本卖馕饼的小吃摊也不见踪影。
为实现“去极端化”目标，新疆当局已拘禁上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其余则受到大规模数位监控。中共高层宣称再教育营是职训中心，宣传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创新，并驳斥上百万人遭拘禁的说法。－－https://buzzorange.com/2019/03/21/wall-street-journal-revealed-how-china-treated-xinjing/美媒得用空拍才能血淋淋呈现：新疆人的家“大规模消失”

2020年6月17日新疆维吾尔人不仅遭迫害还被迫为中共做宣传
为营救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母亲而奔走请愿的维吾尔人西尔买买提-加吾兰（Xiermaimaiti Jiawulan），住在伊斯坦布尔，日前他意外接获到已经两年半无法联系上的父亲的电话，要求他停止对外发声。
西尔买买提-加吾兰表示，他的母亲担任国家公务员长达30年，因于2013年参加中国官方核准的旅行团赴伊斯坦布尔探访当时就学的他，于2018年遭判5年徒刑，目前仍然在狱中。
西尔买买提-加吾兰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霍城县，2011年到伊斯坦布尔念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已经取得土耳其永久居留权。
－－https://uyghurpress.com/新疆维吾尔人不仅遭迫害还被迫为中共做宣传

2020年1月9日以国安之名关押藏人中共再犯“反人道罪”？
1月9日，中国官方公布去年在西藏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共逮捕和起诉101人，并宣称以此“打击达赖集团”。
海外藏人团体在2012年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时如影随形抗议。当年，西藏自治区藏人自焚的消息接连传出，他们抨击中国对西藏的高压统治是种族大屠杀。
官媒中新社称，2019年，西藏当地民众的“安全感满意度”达99.7%，在中国名列前茅。
《罗马规约》第七条指出，只要政府对民众实施谋杀，种族灭绝，人体试验，酷刑，强奸，政治性、种族性或宗教性迫害，有上述任何壹项行为，就构成反人道罪。
－－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 ... 12806.html

2020年8月29日迫害无极限！中共竟下令藏人“感恩党”强逼达赖画清界线
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近日下令，要引导西藏各族民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甚至要求大家“与14世达赖喇嘛划清界限”，吴英杰强调，要极力消除达赖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正确处理好“管肚子”与“管脑子”的关系，以维护祖国统壹，加强民族团结。
不仅如此，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7月前往西藏调研时也提出，要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并以“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准”为重点做好宗教工作。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805479

2020年9月7 日 “内蒙三化” ——蒙人被汉化，草原被沙化，言语被火化
“内外蒙古”是清朝以戈壁为界所做的称呼，过去被归为外藩，带有分裂蒙古的政治概念，蒙古人自己不太喜欢这样有歧视的说法，他们比较偏爱地理学上的南蒙古和北蒙古的称呼。
在不同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历史机缘的安排下，现在的”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让两地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相同的文化底蕴碰撞出蒙古族深层的思考。”蒙古学研究”在蒙古国是”国学”，但在南蒙古却是”少数民族研究”，成吉思汗在蒙古国是”蒙古人共同的父亲”，但在中共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中，却沦落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所以常有蒙族老人自嘲，按这个辈份看自己只是中华民族的龟孙子。
1967年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人党”成员，有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被屠杀或迫害致死，
2011年5月11日，牧民莫日根被运煤车轧死事件引发蒙族人对中共官商勾结大量开发导致草原沙漠化，以及蒙族长期被欺辱现状的不满。两千多蒙族学生抗议政府，爆发严重的学潮，主力多为高中职学生，而警察则搜索学生家庭，逼迫上交电脑，并以诸多罪名对学生進行司法追杀，许多学生甚至遭到殴打与恐吓。
2020年8月，因中共欲淡化蒙古族母语教学，引发抗议活动，南蒙古有数万名学生和家长发起罢课及抗议集会，上百人遭拘捕或被软禁。事件爆发期间，中共关闭蒙文社交平台及群组，殴打抗议的蒙族人，没收蒙文书籍和文具，扣留并驱离外媒记者。抗议活动在大陆没有报导，网络相关话题也被封禁。
近年来，南蒙人呼吁应当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敢于向邪恶势力挑战的传统，勇敢站出来与中共这个残暴的外来统治者斗争。
－－https://gnews.org/zh-hans/339800/“内蒙三化” ——蒙人被汉化，草原被沙化，言语被火化

2020 年9月12日中共迫害南蒙古母语教育　蒙古流亡议会发言人：
下壹步就是南蒙古人集体消失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南蒙古）因中国政府发布官方文件，规定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和中学在今年秋季开学后，改用汉语教材、以汉语授课，并规定逐年将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程全面改以汉语授课，引发南蒙古各地对母语受到威胁的担忧，目前南蒙古各地爆发罢课行动，学生、家长、牧民、壹般民众，乃至中共国家体制内的南蒙古公务员、教师、警察等都不约而同地响应抗争。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国当局以没收“草场证”要胁蒙古族人把适龄学童送去上学，日前（9 月 4 日）还传出在南蒙古阿拉善盟政府办公室的壹名蒙古族女性公务员苏日娜为了保护蒙古语言文化，跳楼自杀，网络上流传苏日娜的遗书，旅居美国的蒙古族人诺民（Nomin）把蒙文书写的遗书用普通话读出：“我们阿拉善盟的人口少，没法团结起来，我们写的请愿书连旗政府都没过就给压下去了。他们用各种办法施加压力。我们蒙语文工作人员的压力更大。我们就算傻，我们就算懦弱，不要再骂我们了。我们用生命去证明了我们努力过。”
苏日娜是自 8 月 30 日抗议爆发以来，传出的第四宗因捍卫蒙古语而自杀的案例。
现居法国、长期从事南蒙古民族自决运动的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中文发言人布宏夫（Boronruh Tsinrh）接受《沃草》专访，表示中国官方长期将南蒙古称为“模范自治区”，因为在中共的治理之下，南蒙古可说是对北京政府唯命是从，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南蒙古当地已经不存在任何抗议的声音，“所有抗议的蒙古人都被北京屠杀、打压、关進牢房”，他沈痛地说，当壹个中国人说“内蒙古自治区是模范自治区”，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壹句话，而这次保护母语的抗争事件，也是源于过去 70 年，南蒙古在中共统治下不断出现悲剧，长期积累下的情绪大爆发。
布宏夫说，“他们（中国人）不仅杀了我的曾祖辈，也虐杀我爷爷那代、关押殴打我的父辈，现在连对我的弟弟妹妹们也不放过”。
南蒙古在 1947 年 5 月 1 日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还要早壹年多，当时中国共产党承诺蒙古人自治。
至于中国共产党为何承诺蒙古人自治？布宏夫解释，其壹因为当时内人党手下的蒙古骑兵非常强悍，是日本人亲自扶持培养的军队，隶属于德王。其二是南蒙古的地利，1945 年时与南蒙古相邻的满洲国非常富裕，GDP 排名亚洲第壹，不管是民生业还是军工业都相当发达，日本战败后，苏联進入了满洲国，并协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占领德王政府控制的土地，而希望比国民党政府更快進入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决定与蒙古人谈判，以承诺彻底让蒙古人自治，换取蒙古人协助中国共产党取道南蒙古進入满洲国，加上苏联将满洲国武器库的武装配备拨给中共，让中共在收编满洲国军队、以及蒙古骑兵的协助下，打赢“解放战争的第壹役”辽沈战役（辽西会战），顺利占领了满洲国的土地，接着又在南蒙古的南边打了平津战役（平津会战），拿下北京。
在中共建国后，1951 年中共進行土地改革，打着国有地名号，将贵族、地主手中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大举枪毙蒙古贵族、僧人，并将过去内人党的部队据为己有，利用身体素质优良、适应高原地形的蒙古骑兵侵略西藏。
到了 1967 年，中共眼见在南蒙古当地有名望的人都“整完了”，就用莫须有的罪名，声称早在 1946 年与中共达成协议后就解散的内人党“还存在”，宣称要把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内人党“挖出来”，展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事件”（内人党大屠杀），约 40 万人遭到肃清、杀害、酷刑、下狱，其中绝大多数是蒙古人。
“现在我们只有语言了，语言壹旦消失了，南蒙古人会彻底消失在中国茫茫人海中”，
布宏夫说。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tZzXHLm2NTcFhBAXDOT9

充公－－百度
中共接管政权前夕，城市民众原以为可以仿照中共的农村土改，“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壹切房租都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了”。不过，中共在接管政权前没有支持这种主张，而是承诺要保护私人房产，且要“长期实行”。
1955年“射秽主义改造”启动，1956年中央开始向私房动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营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无力承担私房相关人员工作和修缮破旧房屋的费用，因此私房改造极为缓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达依然接近60%。从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壹种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统壹征收上来后，然后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干部职工，而私房业主只获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和部分自住房屋。这种方式被称为“国家经租”，即国家充当房产中介，把私房统壹征收起来后，分租给干部职工。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后被称作“经租房”。
中央称“经租”是“壹定时期”内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这个“壹定时期”到底是多久，如何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当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期间，有诸多批评私房改造的声音，称政府靠“国家经租”的形式来解决住房紧张乃药不对症，住宅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1955年5月天津市高级法院在工作总结中曾明确指出：“天津市的房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租赁关系不够正常，但基本问题还是房屋缺乏。”
针对类似批评，1957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回应。他强调：“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著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射秽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
原本国家只是作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当然，但国家壹纸文件就直接掐灭这种念头。改革开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没收的房产，大多无果而终。因为经租房俨然成了壹块肥肉，政府把这些“国有”房产转卖私人并从中捞油水，利益成为归还经租房的最大障碍。
此前政府动员房主把房产交给国家统壹房租，然后逐步改变所有制。但怎样改变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谜底揭开了。1964年政府壹纸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壹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房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房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国家还没有统壹的规定”，“慎重处理房主要求退房的问题，凡已经纳入改造的房屋，应当坚持继续進行改造，壹律不能退回”，“对于那些严重失修、房主无力继续经营、愿意出卖的房屋，房管部门可以作价收购。”
文革爆发后，政府连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发了。各地红卫兵抄家时还把私房业主轰出去，抢占私房没收房产证，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壹夜之间就抢占了19500多户私房，抢占房屋面积达36万平方米。
文革结束后，82年《宪法》出台，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不过政府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候，似乎还是没有考虑《宪法》的存在，继续沿用文革逻辑。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射秽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射秽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壹律属于国家所有”；此后，建设部多次出台文件确认经租房属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壹经营、管理。
国家实行经租房本意是对私房進行射秽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变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实行“公有”的名义把私房充公后，却转手给卖给私人了，政府壹倒手就捞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经硕果仅存的四合院，市场价值动辄上千万，可是通过房管局的内部关系，可以不经过拍卖，以比市场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买到经租房代管房性质的四合院，当然妳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猫腻。
利益成归还经租房最大障碍，私房业主维权难于上青天经租房变成壹块肥肉，政府从中捞的油水太多了，私房业主要维权自然难于上青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充公

2018年5月12日共产暴政录：公私合营（工商改造）
苏共夺权后，对外资壹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中共吸取教训，采取了另壹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壹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给中共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壹分钱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国有苦说不出。对本国的民族企业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壹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体罚的现象。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
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企业由企业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后来国家对资本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壹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壹定息是“壹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壹定息不但远低于壹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壹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
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上说：“马克屎主义是有那麽凶，良心是不多，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壹点好”。
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壹夜之间这些财产收归国有。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壹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妳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当时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壹笔洋财”。这壹斫伤经济元气的举措，使得中国经济竞争处于劣势，最后经济到了“崩溃边沿”，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这壹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
其次，对于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壹切有用东西，如精打细算，生产品质优良的名牌货，注意产供销资讯，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等，不仅没有看作“民族遗产“加以保留，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定了，以至中国至今没有驰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这种做法还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很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壹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小商小贩经营不下去而失业，农民要卖的东西卖不出，要买的东西买不到，严重阻塞了城乡物资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
最后，传承中断，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当局持有，失去家族传承。
公私合营实质就是强买强卖。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因所谓私藏枪械被枪毙，“荣和烧房”被没收，只补偿500元，说他的固定资产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这荣和产的酒壹瓶就卖两块银元。以它的产量和那种规模，怎么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还以1.5万元拿走“成义烧房”；2.5万元拿走“恒兴烧房”，三家民企被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1/n10382929.htm

2018年8月27日中共到底掠夺了民族资本家多少财富？
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壹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壹带。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壹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壹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壹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壹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壹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妳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壹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把这壹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壹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壹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壹家中外合资企业。
1952年五反运动壹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壹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壹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壹代船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壹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壹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壹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射秽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壹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壹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射秽主义言论。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壹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上海市的荣毅仁，1954年和乐松生壹样，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進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壹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多年心血，壹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壹、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壹、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射秽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鉆進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進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正当他们即将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他们抛出了壹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妳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分子，对比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壹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壹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壹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著脖子，从顶楼倒拖至壹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壹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账新账被壹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经叔平壹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国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壹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壹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壹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壹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余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壹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進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几希！
－－https://www.ntdtv.com/b5/2018/08/27/a1389135.html

2020年2月19日第壹波韭菜 “公私合营”中共逼资本家交出财产
所谓“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進行射秽主义改造，按照1956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壹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壹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2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壹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壹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俬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
为什么“资本家”们这么积极？根据当时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壹，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進行试探；有的认为申请也不壹定选到他，投机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组或派员下厂，认为政府已看准，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漂亮，不如早申请；有的企业困难，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有的企图趁机放包袱。”
除了这些外，开始于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对“资本家”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11月底获批。经过50多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这壹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壹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文革开始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心脏病发作病逝。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2/19/923228.html

2017年10月13 日新电表背后偷电的猫腻，妳知道吗？
关于电业局更换新电表后用户的电费几乎翻壹翻的问题己得到100%的用户证实。
有电工在家做了壹个测试，把功率2P的空调开了3.5小时，加上日光灯、冰箱和笔记本电脑，耗电量应该在14度左右，但他家电表显示用了28度电。原来他家用的电表限量是5A，而不是大容量的40A。
壹个1200W的电热水壶，其电流就是1200W/220V=5.4A，光用壹个电热水壶的电流就超过电表的正常工作电流，加上其它电器，很多家庭壹半以上时间的电流量都超过电表正常工作的5A或10A限量，壹旦超出这个限量时，电表读数就是以正常值几倍的速度飞快旋转，最后每月交电费时就不得不多交钱了。
智能电表本身具有壹定耗电量，转加给了消费者用户。智能电能表不是节能而是高耗能源，它不仅有机械电表的物理性耗电，而且该表内有块电池，长期处于充电状态（充的是用户电），且有脉冲、跳闸、红外、报警四个功能不用电也耗电，还不含机械性电损，这些耗费都由用户承担。
－－https://kknews.cc/zh-sg/news/kag66qp.html

2019年7月21 日广西上千民众拒绝交电费智能电表计量不精确电费高得有些吓人
近些年，为完成广西供电局低压集抄项目，广西供电公司统壹部署，要求各部所开始对用户免费更换智能电表。
广大用户反映，更换智能电表后，电费高得有些吓人，怀疑新电表计量不精确，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近日，广西崇左市民近上千人，对此表示不满不愿缴纳电费，最近经常听说有电老虎的问题，出现在出租房屋的电路，没成想国家独门生意的电网，为了利益兜售智能电表，壹个城市的水电其实都是属于国有企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当是减免赋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是，从小编过往的印象里，农村在水电方面的开支要比城市开支更高。－－http://m.toutiao.hebtv.com/keji/bftt1284818.html

2018年6月13日自己壹天要交多少税？ 99%中国人不知道
作为壹个中国人，每天都在交税。究竟妳壹天要交多少税呢？
在中国，壹件衣服中包含营业税、增值税、教育附加费、社保，占零售价的27%；化妆品中的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占零售价的50%。
在中国购买壹辆汽车，内含购置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车船税，共占零售价的40%；而在美国，壹辆汽车的零售价中，企业缴税占2%左右，消费税平均是5.5%，壹辆车的税费仅为7.5%。
以老百姓在餐馆里点菜为例，如果点壹盘有猪肉的菜，价钱里要含30%的税费，因为养猪的农民要征收15种税费、餐馆还要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费、员工五险壹金等。
房地产方面，中共税费名目众多，比如“土地出让金，人防费、消防费、配套费、规划费、规划定界费、复核费、评价费、防雷检验费、开口费、治安费、印花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设施建设附加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等等等。”
官方数据称，2010年大陆九大城市的房地产总费用中，各项税费占49.2%，其中上海税费占64.5%，北京占48.28%，广州占46.94%。
单就税收来说，中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和间接税这两项中，间接税要比个人所得税高出几十倍。间接税就是隐藏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里的税收，包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
国际上对药品壹般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对药品征收最高级别的17%增值税，進口药品加收3%到6%的关税。
《福布斯》做的壹项调查表明，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https://www.ntdtv.com/gb/2018/06/13/a1379541.html

2020年9月15日巧取豪夺！医保账户里的钱竟被充公了…
在诸多“利民利好”的遮盖下，这次医改之后，人们医保卡的个人账户就将悄无声息地瘪下去。那种只要壹年不生病，就成“万元户”的日子将壹去不复返……
大家都知道，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壹部分是个人缴纳的2%，另壹方面则是单位缴纳的30%。这实际上就是单位给予员工的个人福利，因为按照原先的规定，这部分钱都属于自己。但如果按照这次改革的方案，单位缴费的30%要全部划入统筹，也就是人们通俗意义上的“充公”，留在我们自己账户上的钱就只有自己缴纳的少的可怜2%了。
为什么要这样改革呢？专家和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个人账户里的钱存在大量闲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个理由真是够冠冕堂皇的，竟然是觉得个人账户里的钱存在大量闲置，就要把原本属于个人的钱“充公”？这是哪门子道理？这不是公然地违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吗？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19年全国职工医保的统筹基金是10005亿元，个人账户中的单位缴纳部分约是4300亿元，约占个人账户基金的73％。目前参保人数大概在3.3亿人，也就是说，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壹句“存在大量闲置，造成极大浪费”，就从民众这里划走了4000多亿的资金。
真是不明白，这些专家为什么总是把眼睛盯着民众碗里的那点肉呢？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5/2267657.html

2020年9月16日平遥古城居民祖屋强行归国有 200户遭贴封条赶走
山西平遥古城近日成为内地网民热论话题。古城内200户居民的祖屋近来被地方当局强行收归。
户主被要求15日内搬走
山西省委6号文件规定，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榆次五市出租房屋壹百平米以上的，城镇房出租房屋六十平米以上的，可作为改造对象進行改造，已纳入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壹律属于国家所有。有关文件限制户主15日内搬离，逾期将强制收回房屋。有平遥古城房甚至被强行带走，店舖被查封。
有房子现值数千万
位于南大街171号的平遥宝裕源客栈，由清朝太爷那代开始都属于赵家，"我们有房产证"，但现在平遥县自然资源局于今年8月26日登报，单方面将他持有的"不动房产权证书"作废。
平遥古城客栈业主竹燕（化名）指，当局单方面定下收房期间，又不予人任何上诉权利或协商途径，强行过来就锁起单位及贴上封条。
民众：财困政府看上"肥肉"
对于政府无故强抢私产，晋中居民吴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认为，事件与当地政府财政陷困有关，因为当局看上旅游还是壹块肥肉："政府发不出工资，而旅游景点有收入，平遥是旅游大县，财政收入相当可以，所以他们盯上老百姓最后壹块蛋糕，把它收回来由他们当局自己来经营，最后壹茬韭菜也要割光。"
平遥县政府2020年施政报告说，该县全年共接待游客1,76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09.7亿元人民币（约243亿港元）。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6/2267925.html

2020年9月19日中国大量外贸人员银行卡被公安冻结更多内情曝光
中国大量外贸从业人员抱怨自己的外贸银行帐户无故遭公安冻结。近日，壹位帐户被冻结7次的外贸人员揭露，公安在官方授权下，可以在电脑前冻结任何壹个他们认为"存疑"的帐户——不论是在何地、不管哪家银行，而且关联帐户也都面临冻结风险。
大陆媒体5月曾刊发《糟心！将近有700多个经营户银行卡帐户被无故冻结！原因不明》壹文，揭露大批经营者银行卡无故被冻结。其中壹人说，这次据说冻结了上万帐户。也有人说，据他所知，今天（5月19日）壹天有上千人的银行卡被冻结。
网友经历的解冻帐户所需时间和条件也各不相同，有人被冻三天后解封，再被冻半年；有人去年被冻，"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解决"，有人被要求支付冻结款的15%以解冻，有人被要求先去冻结地"交壹笔行政处罚金"。
还有人说，壹个经营户的银行卡被冻结了，那边直接说要30%罚金，否则无限期续冻！－－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9/2268781.html

2020年9月24日 1000万巨款不翼而飞!女子状告建行,获赔450万
李某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在2016年4月28日，李某应在光大证券工作的朋友韦某的请求将1000万元存入广州市建行利雅湾支行。
法院文书显示，当时韦某向李某表示要存款业绩，请求李某将存款存放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双方约好存款期限为半年，并承诺给予高额的利息。
在李某将涉案款项存入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后不久，韦某也即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支付了涉案1000万元款项半年的利息62万元。
可是仅过了4个月，在2016年8月29日，当李某到建行打算取出这笔钱时，却发现账户内已无任何款项。经其向建行利雅湾支行查询，发现涉案的存款早已被转至银盛通信公司的账户中，具体转款情况为：2016年4月29日转账支出81笔共计405万元、2016年4月30日转账支出21笔共计105万元（当日又转回壹笔5万元，实际转出金额100万元）、2016年5月1日转账支出20笔共计100万元、2016年5月2日转账支出40笔共计200万元、2016年5月3日转账支出39笔共计195万元，上述转账支出合计1000万元。
壹审法院认定李越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存在泄露个人信息及账户信息的过错，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从而转走银行存款无任何事实依据。案涉银行卡自始至终均由李越随身携带，密码也从未泄露，壹审法院也确认李越并未提供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复印件等信息。
案涉银行卡在2016年4月29日至5月3日期间共发生201次明显异常的扣款行为，但是建行利雅湾支行从未就该异常行为重新识别客户身份，确认交易的真实性，也没有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的方式提示或者告知李越账户存在异常情况。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案涉银行卡明显存在异常交易的情况下，既未通知也没有对案涉银行卡的异常交易行为履行监管义务、对其交易做暂停办理，反而是放任该异常交易长时间、高频率的发生。建行利雅湾支行的放任行为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明显存在重大过错。
存在两大争议焦点
壹审庭审中，李某认为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没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未经李某授权将其存款1000万元转走，并为此要求建行利雅湾支行返还涉案存款及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
建行利雅湾支行则认为涉案款项的转出是相关结算系统根据第三方机构发出的指令自动進行，与建行利雅湾支行无关。
壹审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壹审法院根据交易常识和生活经验，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涉案借记卡的扣款交易过程中已经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行为。现李某要求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本案诉讼请求确定的法律责任，于法无据，壹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壹审案件受理费82860元，由李某负担。
终审判决李某获赔450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82

强制拆迁－－维基百科
强制拆迁，简称强拆，是中国大陆的壹种从2000年代开始到现在不断发生，而且愈来愈严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常指在拆迁过程中，拆方与被拆方未有接触或正在谈判的时候，拆方通过暴力方式先行将建筑拆卸（或改建）的行为。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村镇，由于土地国有且不断升值，在物权不清晰或在租赁有分歧的情况之下，经常以强拆方式“解决”。当中以河南省及浙江省问题最严重，经常有非法拆迁的新闻出现。在中国大陆，甚至有官员组织学生冒充中国公安部特警总队参与非法拆迁的新闻出现。有人将这壹时期的强制拆迁看作是英国圈地运动的中国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实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土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政府通过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轻易获得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亦造成地方政府极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在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仅将土地挂牌转让，即可获得收入，而无须征得土地使用权人（即被拆迁人）的同意。
没有与使用权人达成协议，即由政府转让给第三方的土地被称作“毛地”。2007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進壹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按“净地”分块供应土地。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并未改变，因此在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仍是强硬的壹方，强制拆迁不可避免。
内容
主要分三种情况:
在住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住户及屋内所有物件壹同推倒并拆卸，通常在夜间施工及时间在壹晚之内完成。
在住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住户的所有物件转移；或者将房内住户强行拖出，再進行拆卸。
住户在入住过程中，拆方会使用逐渐拆除的方式，先将住宅的壹方墙体拆除，住户若不肯迁走，则继续减少住宅的面积。
强拆引发的意外事件
强拆引发拆迁户死亡或重伤
2011年1月31日，广东东莞石排镇拆迁户喝农药后砍下强拆者人头前去投案自首，在指认案发现场时毒发身亡。
2011年4月24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湖南株洲农民为抗强拆自焚，官方称已中止强拆。
2010年12月23日，新京报报道北京村民夜守遭强拆房被打死，8名被告最重判无期。
2010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报道，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在拆迁期间发生壹起强拆自焚事件，拆迁户三人重伤。
2010年5月27日，河南《东方今报》记者报道，当日早上7时许，河南郑州市须水镇发生壹起强行拆迁致人死亡事件，死者是郑州壹家名为“香锅里辣”饭店的老板娘。
2009年某月，四川成都金牛区因修筑公路强行拆除唐福珍夫妇投资700万元的综合楼，仅补偿为217万元，唐福珍夫妇拒绝拆迁。在楼顶自焚，唐福珍重三度烧伤并吸入式烧伤，不治身亡。
2006年某月，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兴建香格里拉广场，以公益建设为名行商业开发之实，由于补偿偏低，李民生等居民不愿拆迁。李民生上吊自杀身亡。
2003年某月，江苏南京玄武区拆迁办在没有与翁彪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用推土机铲平了翁的房屋，翁彪来到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翁彪中度3级烧伤，拆迁办6人烧伤。
强拆引发拆迁户抵抗杀人
2015年9月14日，山东平邑拆迁血案张纪民
2016年5月10日，河南郑州薛岗村范华培
2015年2月19日，河北石家庄市贾敬龙
2013年12月3日，江苏省苏州市范木根
2013年9月，山东昌乐丁汉忠
2011年6月23日，山西省朔州市吴学文
2008年5月14，辽宁省本溪市张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宜黄“9·10”强拆自焚事件
宜黄“9·10”强拆自焚事件，或称“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宜黄事件”、“宜黄9·10事件”，是2010年9月10日在中国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的壹起因强拆问题引发的自焚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事主亲属并遭到当局围堵和软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强制拆迁

2010年10月27日令人无奈的“流氓式强拆”
河南郑州有拆迁新方法。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多位居民被人用车拉到壹个叫樱桃沟的地方扔下，待他们回到家中，房子已被拆除。知情人称，被抛到樱桃沟的远不止这些人(10月25日《河南商报》)。
被抛荒郊的有个人叫李付俊，他因在外打工致下残疾，为供养母亲和孩子，搭个铁皮屋修车。违章搭建铁皮屋当然可依法拆除。但通知限时自拆，却在限时前去强拆，这显然是违法行政(莫说自拆限时未到，就是限时已到，仍需通知强拆时间)。
另壹个被抛荒郊的叫彭灵枝，她本是有房可住，因6月24日房子被强拆，这才被迫搭建了窝棚。从有房到无房，从良民到“违法”，原来是很容易的，壹个原本安居乐业的人，很容易就变成壹个不仅无家可归而且寻找栖身之所也违法的人。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2_6092.html

2012年5月10日又见中国式强拆民警殴打老太引围观！
民警殴打老太引网友热议　
江苏省徐州市网友：作为壹个被拆迁户，看到深感愧疚，作为壹个高校在校研究生对祖国未来感到迷茫……强烈为老太太壹家人感到冤屈，为中国现状担忧。
　　贵州省贵阳市网友:草妳妈，有没有人性啊??这就是自由的国度?
－－http://www.afinance.cn/new/Print.asp?ArticleID=446363（网上有视频截图－－整编者注）

2014年4月7日中国式强拆-----官商勾结利令智昏
那些和拆迁有关的官员----李拆城、季挖挖　、孙善扒
“拆走壹头牛，赔了壹只鸡”，壹些地方暴力拆迁的最大动力就是暴利。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壹些具体实施拆迁的单位之所以能“拆出壹条血路”，不是因为他们太“勇敢”，而是身后有当地官员在壮胆。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对政府不断逼近的破拆队伍时，壹次次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身上，要求停止强拆，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但是拆迁方并没有理会，最终唐福珍选择了在自家天台上“自焚”。而当时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为大力推進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
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在他主政南京的几年内，满城开挖，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个大工地。《第壹财经日报》报道称：面对“季挖挖”的责骂和高压，有些区县干部只能将任务层层分解，壹级压壹级，限时限量完成。壹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
据《财经》杂志报道，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强势推進旧城改造，“别人不好拆迁的地方，只要孙善武壹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众称为“孙善扒”。而在扒房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九朝古都的不少文物建筑都被破坏，而洛南地区4万亩耕地被建成了行政区和商品房。
是谁给了他们权力，是谁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自焚是老百姓弱命无助的抗争，连坐是官门惯用的伎俩，文明被他们无情的践踏，利益是他们共同的天堂。
自取灭亡是他们最终的结果！中国式强拆何时是个头？鬼城何时能够休眠？老百姓的幸福家园在哪里？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4-4-7/1027250.aspx

2014年10月16日昆明强拆冲突致8人死亡
国内的新闻报道说，整卡车的男子周二来到工地现场，与村民发生冲突。来的人似乎穿着类似警察制服的统壹服装、携带防暴盾牌和警棍，这引起人们的疑问，来者是开发商雇的、还是当地政府雇的。
“冲突另壹方并非政府所说的施工人员，而是壹些人雇来的社会上的人，统壹的黑色制服，头戴黑色钢盔，还有拿着标有警察字样的盾牌，冲突时使用了大刀、瓦斯等，”财新援引富有村村民的说法写道。
今年七月，富有村的壹些农民曾对《春城晚报》说，物流中心的建设工作阻塞了排水渠道，导致暴雨之后菜田多日被淹，毁坏了价值数万元的农产品。《春城晚报》是总部在昆明的壹家报纸。
昆明市政府在周三的声明中说，冲突发生在晋宁在建的壹个工业产品物流中心工地，晋宁是昆明管辖的壹个县。
政府说，死亡者包括六名施工人员和两名村民。另有18人受伤，其中壹人受重伤。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016/c16clash/

2016年7月9日人民网评：多少次意外死亡才能阻止“强拆”重演？
据《京华时报》报道，6月16日，长沙岳麓区观沙岭街道茶子山村的60岁农妇龚雪辉家遭到强拆，她的家人被强制押進中巴车带离现场，之后家人发现龚雪辉“失踪”，向警方报案，警方不立案；借来挖掘机试图挖开废墟，却被当地叫停。7月7日，家属终于借来了挖掘机，发现了废墟下的龚雪辉遗体，这已经是整整21天之后。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709/c1003-28539803.html

2019年7月8日暴力强拆，暴力抗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维权
贾敬龙是谁？民间则有人称他是壹身正气的“英雄”。法庭已经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村里旧村改造拆迁，但是拆迁补偿没有达成壹致，被拆迁人贾敬龙没有搬离房屋，村主任何建华带领村委会、治保会对贾敬龙家的房屋進行了强制拆除，而这些房屋是贾敬龙用于结婚的婚房。
壹场强拆，房子毁了，婚姻毁了，悲愤至极的被拆迁人贾敬龙起了杀人之念，2015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壹，贾敬龙在村团拜会上，用改造过的射钉枪射杀了村主任何建华。
－－http://dekailawyers.com/falvzhishi/791.html

2020年4月16日为什么说
运动式非法强拆是在“破坏抗疫复工”和“颠覆改革开放”？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使我更加看清了多处强拆事件的整体轮廓及其文革式运动的性质。壹件事是3月25日，青岛涵碧楼被非法强拆（《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28日），济南的雪野湖1035套别墅也将要被非法强拆（绿苑全体业主等）；壹件事是4月9日北京密云区召开“建基本无违建区”动员部署大会，宣称壹年内要强拆188万平方米建筑；新城子镇当天就示范强拆了壹个700平方米的建筑，“同时镇全体党政班子成员，包括村组长、18个村书记主任等70余人進行现场观摩，通过这种方式向全镇党员干部展现新城子镇党委政府坚决依法依规拆除每壹处违法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人民网》，2020年4月10日）时间紧凑，规模巨大，手段狠辣，绝不是因为有些建筑真的“违章”，而是强拆已经有壹个大规模的计划，这些建筑只是在这个计划中要完成的数字指标，并要采取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这就是运动式非法强拆。
文革式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壹，進行动员。这是壹个“运动”的重要仪式。密云区的动员部署大会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第二，设定假想敌及其罪名。这个假想敌这就是“违章建筑”，其罪名是“没有得到批准”。第三，要有壹个数量指标，即假想敌应占的百分比。如“右派”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据孙立平，某地壹个区委书记说，他2019年要完成强拆100万平方米的任务。“拆哪都行，只要够100万平方米，区委书记就继续做。” 也说明，假想敌及其罪名只是借口，其真正的目标是“房屋”。第四，“先定罪，再找证据。”这是文革时整人常用的手法。在现在非法强拆中也经常是先决定要拆，然后再找理由，如涵碧楼“破坏海岸”。第四，无法无天。“无天”就是无视宪法，也就无视其背后的天道，自然法和良知。“无法”就是践踏几乎所有的法律及其规定的正当程序，践踏有法律约束的政府承诺和民间合约。我们目前所见的所有非法强拆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http://sinoustimes.com/contents/50/32861.html

2020年4月21日中国江苏强拆案频发，被指为缓解地方财政负担
维权网连续报道中国地方强拆案。
江苏张家港市居民陶红说，近日城北街道范庄社区村书记钱得栋等人带人“偷拆”她83岁婆婆居住的合法房屋，该处房屋继承人是陶红及其四个子女。
陶红本人因自己房屋拆迁和财产被烧，维权上访近8年。为阻止其前往北京上访，当局在她家门口安装了两个监视探头。照片显示，老人坐在房屋废墟上无奈抗议。
4月18日，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两户房屋被强拆，户主袁锡明、尤强说，壹伙不明身份的人早上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情况下，切断水电，撬门入宅，将熟睡中的家人架走，拘禁在秘密场所后动手强拆。民警赶到现场时人已撤离。有人认为强拆是当地政府所为。
维权网还报道，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与当地居民沈建芳的拆迁纠纷進入白热化。当局在旧房现场拉起“勤劳致富是正道，壹夜暴富是幻想”等大标语，沈建芳则在楼顶打出“征收协商，政府应诚实守信”以及“违法拆迁要坐牢”的横幅。沈建芳称当局是在以“文革”式的标语“逼迁”。
－－https://www.voachinese.com/a/liand-demolition-jangsu-0421/5383714.html

2017年11月23日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犹如党卫队清理犹太区”
星期四，北京当局驱逐外地人。那场面十分地骇人，天寒地冻，警察及各类公务人员，上门驱赶无家可归的“低端人口”，政府公然地把自己的壹部分公民划入“低端人口”，并在严冬下令驱逐他们。有网民直指此举就像“党卫队清理犹太区壹样啊!”
习近平亲信蔡奇领导下的北京市壹直有清理“低端人口”的举动，最近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发生壹座违建房屋起火造成19人丧生的“11.18”大火后，外地人的悲惨遭遇不仅没有引起政府同情，反而为政府大批驱逐他们提供了口实。
目前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著壹份以“在北京外地农民工及生意人”为名发出的写给北京市领导的壹封信。信中说，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北京，加入城市建设，“多年来我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所有，为北京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年龄已大，却面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的局面，为了有口饭吃，仍在“咬著牙坚持”，“现在政府要清退我们，我们壹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信中说，“在农村我们没有土地，在城市我们居无定所，…我们的出路何在？国家提倡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养在何方？医在何处？我们很迷茫”。
壹段署名上官乱的推文说：“当妳是低端人口，妳以为至少还有聚福缘公寓，容得下妳的京城梦，直到壹场大火，死的死去，活着的赶走。当妳是京城中产，妳上著壹年六七万的幼儿园，妳以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岁月静好，直到有壹天发现了孩子的针眼。妳以为至少还有网络，直到铺天盖地删帖。无处藏身，也无处逃遁，妳谁也不是。”
据生活在北京的知情人称，北京实施‘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的时间。整个北京市的辖区，像朝阳区、西城区等，都存在“目标限额”。
这位北京的主政者就是从“三无人员”飞黄腾达，19大坐直升飞机進入政治局的蔡奇。有人评论：“政府真能下得了手，十壹月底，数十万人，说让滚蛋就滚蛋。”
－－https://www.rfi.fr/cn/20171123-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犹如党卫队清理犹太区

2017年12月1日北京驱逐外来务工者，数万人寒冬中流离失所
市政府说，要求农民工搬走，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安全。
在远离市中心摩天大厦和历史性建筑的摊大饼式的北京远郊区里，住满了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警察和安全检查人员正在那里進行排查。
“壹夜之间，我的谋生手段突然被毁掉，就好像遇上强盗似的，只不过这是政府干的，还说这是因为他们关心我们，”来自中国中部河南省的38岁妇女张贵欣（音）说，她的水果和蔬菜摊已被拆除。
习近平在10月份获得了担任中共领导人的第二个任期，他誓言要建立壹个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富裕社会。
在他们搬出的建筑里，吃了壹半的方便面和被弃的玩具见证了生活被突然中断的时刻。
“盖这个楼的时候、他们来检查的时候，或者我们交押金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没说过这是非法的，现在却通知我们要搬出去，壹点都没得说的，”来自中国中部的42岁的司机罗海刚（音）说。两天前，他接到了搬出自己单间公寓的通知，他正忙着收拾东西。
北京市政府表示，清理工作势在必行。
但是，遭驱逐的工人在寒冷的冬夜拖着他们的行李在街上行走的照片传到社交媒体上之后，引发了异常强烈的公众反对。
无家可归的农民工的照片“让我想起了电影里犹太人被赶出家门、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的情景，”家住北京的35岁的专业摄影师刘博文（音）说，他帮助成立了壹个为流离失所的农名工寻找住处的服务。“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1201/china-beijing-migrants/

2018年7月9日又驱赶“低端人口”！中国北京强拆工厂逼走外来人口
中国北京市的大兴、顺义两区，最近又传出有警察前往外来人口聚集区，查封房屋及工厂，不少工厂不敢开工，不少工人因此无事可做。当地现已被四处张贴要求租户搬离、屋主整改的官方通告，也有不少服装厂已被拆除，裸露的土地则覆蓋绿色防尘网。壹名当地工作坊老板说，“人家需要妳的时候，妳就是高端人才，不需要妳就低端，只能这么解释。我感觉北京真是太不人性化了。”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82334

2003年8月27日谁为“400民工集体中毒”负责？
据8月24日《江南时报》报道，苏州工业园区发生壹起重大集体中毒事件，至记者发稿时，已有近400名民工被紧急送往医院紧急救治。据医生初步诊断，这起中毒事件是由食物中毒引起。
透过壹系列措施的背后，我们必须开始進行深层的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400民工集体中毒？难道仅仅是因为工地食堂老板利欲熏心，向民工出售劣质饭菜这壹表层因素吗？从民工口中表达出的“他们经常从菜场买壹些不新鲜的菜让我们吃，食堂的那些菜不是煮得半生不熟就是吃起来有怪味”，“今天卖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来卖，不管卖到第几天，壹定要把这些饭菜卖光为止。”其实反映出壹个我们最大的疑问也是壹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民工饮食的卫生问题，到底是有人管，还是“三不管”？
饮食卫生监管部门按理说是应该管的。饮食卫生监管部门的“管”，是建立在对饭菜质量和食堂卫生状况科学检测基础上的检查和监督，壹旦发现有劣质的饭菜出现，就应该坚决地吊销食堂的营业执照，整改合格后方准重新开业。
施工管理者按理说也是应该管的。民工在工地上施工，自然与工地产生了壹种劳动契约关系，不管这种契约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尽壹切条件保证民工的身体健康是施工管理者的工作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
再有，作为受害者的民工们，也没有把饮食的卫生问题看得很重。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8270341.htm

2003年9月9日民工跳楼无人睬的忧虑
9月7日消息，为讨要工钱，5个民工爬上重庆市袁家岗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壹个塔吊上，用跳塔吊威胁包工头，结果任凭他们绝望地喊叫，下面始终无人理睬，更无人（包括管理部门）制止和劝阻。自然，他们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工钱。
前壹阵子，媒体上频繁出现“跳楼表演”这个词，意思是说，现在不少地方，经常发生“民工跳楼”新闻，其实并非真跳，只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以此要挟资方，讨要工钱。壹些地方公安保卫部门也纷纷指责，认为民工动辄以生命为筹码要挟政府或企业，扰乱了社会秩序，应给予惩处。
民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知识素养等全方位处于社会底层，在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其走投无路的时候，除了以命相博，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而如今，连博命这个办法都行不通了，他们的权利要靠什么来保障？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9091071.htm

中国矿难列表－－维基百科
年份死亡人数（以列表中每年死亡人数相加所得－－整编者注）
1950年 174
1960年 682
1991年 147
2000年 1026
2001年1月至3月 372
2002年 124
2004年 1122
2005年 2292
2006年 4746
2007年 1231
2008年 707
2009年 36370
2010年 1159
2011年 574
2012年 250
2015年 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矿难列表

2005年2月9日矿难的背后是腐败
关闭和整顿7000煤矿是北京试图壹劳永逸解决煤矿安全问题的最新举措。面对媒体和互联网高涨的批评浪潮，政府必须表明，它有能力贯彻所作出的决定。但是，据媒体的揭露，煤矿安全隐患的深层原因是普遍的腐败。“新京报”就指出：“每壹个矿难的背后都是壹桩腐败案”；“中国日报”称“裙带经济是煤矿安全的毒瘤”；另壹份报纸则明确指出，政府没有对煤矿实施有效监督，煤矿领导和地方官员進行权钱交易。矿难再清晰不过地暴露了中央政府的力不从心和腐败网络的无远弗届。
温家宝总理今年1月还亲自去过难属家中進行慰访，许诺改善状况。然而，从那以来，矿难壹发再发，头5个月，矿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7%，而去年全年的死亡人数超过6000。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尽管進行调查，尽管关闭煤矿，依旧继续发生恶性事故，平均每天夺走18人的生命。
地方官员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煤矿利润的分成。
壹旦遇到安全检查，地方官员就收到大礼；没有安全经营执照，可以花钱买到。
－－https://www.dw.com/zh/矿难的背后是腐败/a-1699045

2009年7月20日刘洪波：壹个吊灯上百万，矿工壹命二十万
不管灯钱是多少，不像油价那样不省心，这是肯定的。2009《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几家民营企业入选啊？只有江苏沙钢集团壹家，别的都是国企，中石化排名第9。老大要有老大的派头，例如亏损，壹说就是上千亿；装修个大楼，2.4亿；出个贪老总，受贿是1.95亿；有个天价灯，不稀奇。这都是“与身份相当”的配置，大家要理解。
贪1.95亿的老总陈同海判的是死缓，我听到解释说，不要光看数字大，而要看危害大不大，要看自首、立功、退赃等等。我想了壹下，有道理：中石化这么大的企业，贪走个近两亿，危害不算大的；如果企业规模不够，企业贪垮了，危害就大了。看，就连受贿的危害，都能匹配得更“大排量”壹些。
壹条命，赔偿20万元，这几乎是壹个定理了。依传言而论，中石化的壹个吊灯，就可以值60条命，能说不壮观？即使如中石化所说，那也值七八条命，如果这样的吊灯被毁坏了，那真是“妳拿命来都不够赔”。
需要多少赔偿价值20万元的人，才能供养壹个配置天价吊灯的国企、厕所装修50万元的机关和受贿1.95亿的贪官呢？站立在每条命20万元的人身上，多少人眼界大开，称颂著优越与富强，而那些每条命20万元的人则在实践“死也要下矿井”。人生境界，真是不止天壤之别。
－－star.news.sohu.com/20090720/n265332945.shtml

2010年11月4日观智利矿难中国矿工路在何方？
8月5日智利矿难发生后，智利各方立马展开大搜救，在得知33名矿工仍然活着的消息，智利政府立即承担起救援受困矿工的工作，武警、军队、消防人员以及政府各级部门联合行动，展开救援。
从始至终，智利总统都在现场，每个从井下被救出的矿工，总统夫妇都给予拥抱，献上第壹时间的祝贺和安慰。井下被困33人，经过69天营救，获救33人，无壹人遇难。
中国今年4月份的王家岭矿难，据称井下被困153人（有矿难者家属表示被困矿工人数被隐瞒），经过8天营救，114人被救起，但获救者、遇难者名单壹直未公布。
4月7日王家岭矿难发生后，据媒体报导煤矿机关领导全部消失得无踪影，跑出井面的矿工曾壹度情绪失控砸毁了领导的办公室，而当天山西省新闻也未报导矿难消息。
网络很多评论表示，这样的事如发生中国，当局早就宣布无生还迹象。中国网民感慨：“真羨慕这把人当人的国度！人家总统都亲临，真是人类！我们矿工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被当成了类人猿！”
王家岭矿难后，当地政府出动了2,000多人到矿区对遇难矿工家属维稳封口。遇难者补偿方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信息未公开，具体数额未明。
智利矿工在井下17天，所以还能幸存，因井底有避难所，那里备有氧气、水和食物等。
智利矿难发生后，矿难现场向全球公开，1,700名记者云集；政府还用光纤视讯，让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被困在地下七百米深处的矿工实况。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智利矿难救援创造奇迹的壹个原因，是智利政府第壹时间引入了国际援助。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阿根廷等国家参与了营救。
美联社说，智利政府在救援行动中花费了至少1,000万美元（直接费用，不含矿工医疗费、索赔费等）。
智利卫生部长马纳利奇形容矿工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国王般的待遇”，而从鬼门关走出的智利矿工个个生龙活虎。
据《每日邮报》报导说，智利这些矿工获得自由后还将获得壹笔丰厚的财富。壹些电视台向他们每人提供 25万英镑（近300万元人民币）的采访费，希望得到独家故事。智利壹些代理商试图与矿工家属签协议，预约制作盈利性书籍和电影。其他各种待遇福利还有很多。
有人曾对中外矿难進行比较，调侃式地得出结论“外国矿难死人是新闻，中国矿难有人活下来是新闻”，让人不禁悲问中国矿工路在何方？
中国问题专家李天笑博士指出，中共是壹个利益集团，贪污官员敛财都是跟人民利益相对。中共官员投资地方煤矿，有些地方的财政来源，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这些小煤矿，煤矿如要大量投资安全设施，就会受到损失，他们就不会去真正关心矿工矿难的生死，只要自己捞钱就行。
李天笑博士谈到，中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摧毁了中国传统道德，人们不信神，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壹切向钱看，整个社会只顾自己，这种思维占了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人们对生命的漠视。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1/4/n3074499.htm

2020年9月27日重庆煤矿安全事故 16人死亡
根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位于重庆綦江区的松藻煤矿井下因为皮带燃烧而造成壹氧化碳超限，导致17人被困。至周日下午，被困人员搜救工作结束，其中16人已无生命体征，1人送往医院抢救。
发生事故的松藻煤矿隶属于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是重庆五大国有煤矿之壹。据每日经济新闻网报道，9月27日安全事故发生之前，松藻煤矿的安全生产问题已经多次被关注。该煤矿三个月前曾進行过重大隐患排查治理。而渝新能源公司目前正在推進IPO進程，计划2022年上市。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7/2271485.html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维基百科
2015年8月12日23点34分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串爆炸。爆炸现场产生的冲击波巨大，令天津市及河北省局部地区有震感，北京地震台网检测显示，两次爆炸所引发地震的爆炸当量之和相当于24吨TNT炸药，现场出现蕈状云。国务院调查组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两次爆炸当量之和相当于445吨TNT炸药。
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截至2015年12月10日，已核定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人民币，其他损失尚需最终核定。
2016年2月5日，国务院天津港爆炸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定，该事故是壹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其直接原因是集装箱内硝化棉局部干燥，在高温等因素的作用下加速分解放热，积热自燃，最后致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
2011年，时任天津公安消防总队原政委徐豪元曾多次批评天津港存在的火灾安全隐患，要求并推动整改，但遭到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阻挠。
事故发生后相关企业负责人被控制，被控制的有瑞海国际实际控制人于学伟、董事长李亮、副董事长曹海军、财务总监宋齐、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只峰、主管安保的副总尚庆森、副总刘振国、操作部长贝胜强和李某某等人。公司共有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李亮（占股54.5%）和舒铮（占股45.5%）。
8月16日，瑞海国际的股东舒铮对媒体称，自己是代持股份并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也从未以股东身份签署过任何文件，更不认识只峰和李亮，但拒绝透露股权实际控制人姓名。同日，《财经》独家披露舒铮背后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其高中同学、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之子董蒙蒙，《中国新闻周刊》则進壹步披露董蒙蒙的真实姓名为董社轩。澎湃新闻表示瑞海国际中具有政府背景的股东或不止董社轩壹人。
李亮透露真正的大股东、瑞海国际实际控制人为于学伟，于学伟是李亮表姐的老公，李亮没开过会，没签过字，也没拿过钱。
瑞海公司从成立壹家公司到获得危化品经营资质用了壹年半的时间。当时做安评时，第壹家安评公司说距离居民楼太近，不符合规定，于学伟找人换了壹家安评公司弄了下来。爆炸前有8个月时间危化品运营资质到期但仍持续运营。
8月13日下午，天津市政府举行第壹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与会官员对“危险品应距离居民区有多远”“污染物应距离有多远”等问题未给出令与会记者满意的回应。
根据8月19日的排查情况，因爆炸事故房屋门窗受损的壹共17531户。
事故中心区东至跃進路、西至海滨高速、南至顺安仓储有限公司、北至吉运三道，面积约为54万平方米。以大坑为爆炸中心，150米范围内的建筑被摧毁，东侧的瑞海公司综合楼和南侧的中联建通公司办公楼只剩下钢筋混凝土框架；堆场内大量普通集装箱和罐式集装箱被掀翻、解体、炸飞，形成由南至北的3座巨大堆垛，壹个罐式集装箱被抛進中联建通公司办公楼4层房间内，多个集装箱被抛到该建筑楼顶。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下达指示：由于危化品数量内容存储方式不明，先暂缓扑灭，确定好具体方案再实施；密切关注环保监测，派防化团進现场。北京卫戍区防化团進入核心区域取样。因核生化部队在现场检出钠等遇水易燃易爆化学品，气象部门对爆炸周围地区進行人工消雨。
装箱区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有钾、钠、氯酸钾、硝酸钾、氢氧化钠、硫化钠、硅化钙、三氯乙烯、环己胺、二甲基二硫、甲酸、硝酸铵、氰化钠、2.4二甲基苯胺等。事故现场有危险化学品40多种，其中氰化钠约700吨，硝酸铵约800吨，硝酸钾约500吨，能确认的总数约为3000吨。
8月14日，事故区域被封堵的两个排放口内地下管道检测出的化学需氧量超标3倍，氰化物超标8倍。8月28日，爆炸点周边空气内检出甲硫醇超标30倍。
爆炸造成的损失巨大，仅货物就至少损失15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不可估量。保险赔付100亿人民币。由于爆炸中心临近進口汽车仓储地，造成12,428辆商品汽车在爆炸中受损，以大众、雷诺等進口厂牌为主，预估受损新车价值超过20亿元。
大爆炸引起了全球关注，外国媒体以新闻头条报道，8月13日不少外国记者赶到天津实地采访。事发10小时后，天津电视台天津卫视对事故情况没有报道却连续播放韩剧，被网民讽刺“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韩剧”。由于各省级卫视在未经广电总局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增加新闻节目的播出，故最后所得内容被转交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
事故发生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50家涉嫌传播天津港火灾爆炸事故谣言的网站，对其中车夫网、美行网、军事中国网等18家网站采取了永久关闭、注销备案的处罚措施，对艾泽拉斯国家地理论坛等32家网站采取了暂行关闭1个月的处罚措施，查处了包括郑州晚报在内的数百个传播涉爆炸事故谣言信息的微博、微信账号。
天津港爆炸事故20天内天津市收到社会组织接受或募集资金1.4亿元。南开区教育局等单位出现强制教师捐款的事件，称可在教职工工资扣除相应金额，对此南开区政府回应称，组织定向募捐是应党员干部要求進行的。
8月16日上午，天津政府在当地的美华酒店召开天津港爆炸事故第六次新闻发布会，天津爆炸事故附近的民众聚集在酒店门口“拉起横幅举起照片”向政府官员请愿要求政府买回房屋。
9月14日，天津着手理赔爆炸受损机动车，在事故中受损严重的七个小区居民可领取填写《“8·12”爆炸事故居民非营运机动车辆损失登记表》進行报备，交回时间截止到9月16日。
2016年11月7日至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滨海新区法院等9家基层法院对天津“8·12”爆炸案开庭审理，并作出壹审判决：49名责任人获刑，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被判处死缓。法院认定瑞海公司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体责任单位。
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构成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法院还对瑞海公司副董事长董社轩、总经理只峰等5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https://zh.wikipedia.org/2015年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

2015年8月20日媒体聚焦天津爆炸案，接力逼近真相
8月12日晚上天津滨海新区发生大爆炸。
13日下午四点多，网易新媒体调查团队《路标》以题为《爆炸点到民居距离小于国家标准》，通过媒体报道信息和地图测绘，发现离爆炸点最近的居民区不到六百米，不符合国家规定的1000米死线。记者还查找开放商数据，发现”在爆炸点距离壹公里范围内，共有入住户数合计5600户，在两公里内，有十几个大型住宅楼。”
《新京报》在网站发表《壹问：“瑞海国际”堆场改造工程是如何通过环评的？》，查出瑞海国际在2012年成立初期并没有从事危化品存储的许可证，后来進行了堆场改造。记者发现该公司有两次环境测评报告和公示负责环评的机构天津市环境科学院发表了《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跃進路堆场改造工程环评公示》，评估称选址合适。
天津环科院的报告还说曾给周边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发放调查表130份，收回128份，得到100%的公众支持选址合适。” 但《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多名居住在附近的业主，均表示未见过调查问卷和过公示信息。
《界面》同日发表《瑞海背景神秘与央企中化存交集》，调查瑞海国际和中化集团的关系，并制作关联图，试图勾勒出瑞海与这个石化巨头若隐若现的关联。这篇文章目前在界面网站已经打不开。
“山川物流、山川国际、鑫纳化工、恒绿制药，这些公司或多或少与瑞海国际存在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管方面的关联。同时，中化的身影隐现其中。”
晚上十壹点半，《财经》发文《天津瑞海物流原真实股东隐现》，称有知情人指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蒙蒙(音)曾是瑞海国际的真实股东之壹。
两小时后，《新京报》记者报道称获得天津塘沽多名官员交叉证实，董蒙蒙在瑞海公司持股并参与经营。并称他可能已被带走调查。八分钟后，搜狐网接力，引用两个信源，查出董蒙蒙曾经叫董瑞海。
8月15日早上，《南方都市报》发表独家报道《天津港爆炸涉事企业剧毒氰化钠暂存量或超70倍涉严重违规》。
记者根据瑞海国际2013年准备進行堆场改造的报批材料，发现氰化钠最大的暂存量只有10吨，如果是700吨，就超出规定70倍，严重违规。记者还调查发现氰化钠被摆放在露天堆场，而非按照环评报告所说放在危险品仓库内。
－－https://medium.com/ying-s-world/媒体聚焦天津爆炸案-接力逼近真相-bf969ba01a08

2015年08月21日天津爆炸人祸始末
天津港危险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占到这个世界第四大港集装箱总吞吐量的1.4%左右，然而即使是老码头工人，对这家企业也知之甚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36岁的陈国亮是瑞海公司的兼职安全员，当晚正在值班。由于离得近，他听到从堆场里三个叠放的集装箱背后传来劈里啪啦的“爆炸声”，声音不大。陈国亮也立马跑到公司外面。
过了四五分钟，天津港消防四大队的消防车响着警笛就开了过来。陈国亮跑回公司，擡起大门的拦车杆，让消防车進来。他后来回忆，最先抵达的有五辆车，包括消防车和警车。
22时40分左右，接到四大队求援电话的另外两支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队的消防专职队——五大队和壹大队陆续赶到。到23点06分，第壹支武警消防部队——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开发支队八大街中队也赶到现场。
至今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后方的指挥部还是现场的瑞海公司员工——告诉他们那些集装箱堆满了数十种不同品类的危化品。尽管他们接受过危化品消防的专业培训、训练和演习，但都因为信息缺失没有起任何作用。
除了事发中心瑞海公司堆场被夷为平地，旁边原本气派的跃進路派出所大楼也成废墟；300米外的進口车场里，数千辆轿车被炸毁，轮毂上的铝融化成水；稍远处的万科海港城（清水港湾）、万科金域蓝湾、万科双子座、万通新城国际、泰达时尚旺角、启航嘉园等居民小区，高楼满目疮痍。赶到现场的财新记者发回手记：“壹路几无人烟，空气中越来越浓的是从未闻过的怪味，有点像橡胶烧焦但又大不相同。到爆炸点附近的吉运壹道，寂无人声活物，壹幅世界末日景象。”
8月18日降水过后，爆炸核心区形成了近壹万平方米的水坑，像壹处巨大的伤疤，谁也不知道水里面有什么。
据央视报道，8月17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牛跃光证实：“现场有40多种危化品，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有硝酸铵、硝酸钾，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像硝酸铵目前我们了解到可能在800吨左右，还有硝酸钾500吨，加上氰化钠（约700吨）这类物品，要超过2000吨。”
牛跃光告诉记者，由于瑞海公司办公楼已经被毁，货物记录不清，爆炸现场具体的危化品数量有待最终确认，但现在能够确认的危化品数量在3000吨左右。
那麽，是什么点燃了这个由易燃液体、易燃固体、氧化剂、毒性物质、腐蚀品和炸药原材料壹层层堆积的化学炸弹库？
8月16日凌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东北大学副教授钟圣俊，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上发布了对天津此次火灾爆炸事故原因的分析。他认为，硝化棉或者硫化钠自燃是最可能的点火源。钟圣俊根据现有公开信息对事故发生过程進行了推测，认为爆炸前经历了五个步骤：
　　——先是硝化棉或者硫化钠自燃，并点燃了可燃液体、可燃固体。
　　——随后港口消防队接警后赶到，但是他们没有被告知现场存在与水不相容的危险化学品。
——灭火过程中，因为集装箱中的堿金属钾、钠和硅化钙（硅钙合金）遇水放出可燃气体，导致燃烧更猛烈，并发生爆炸。
　 ——可燃液体火势未被控制，液体瞬间沸腾，形成BLEVE（沸腾液体蒸汽爆炸）或者VCE（蒸汽云爆炸）。在可燃蒸气爆炸过程中，不排除压缩气体罐爆炸。从爆炸火焰可观察到流星壹样的大团抛射状物，应是金属燃烧爆炸。
——最后，硝酸铵和其他硝酸盐参与爆炸。
阻燃行业专家唐煌表示，自己曾在国外处理过危化产品爆炸事故。在消防队赶赴现场途中，就和相关负责人不断通电话，说明起火物质的特性，在消防队尚未了解引燃物的性质和合适的灭火手段之前，不能随便采取灭火措施。
钟圣俊则认为，消防队是否存在灭火不当，需要進壹步调查。“但是即使有不当之处，也是瑞海公司安全主管人员在火灾早期不在岗或自行逃离，消防队联络不上而不得不在两难选择中不幸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让人不安的是，有危化品物流资深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壹家化学品企业要将危化品出口，首先要向委托的货代出具海运托书、危险品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危包证）和MSDS证书。此外，危化品的包装和集装箱外部会在显着位置贴有符合联合国规定的化学品识别标签（GHS标签）。其中，MSDS证书最为重要，它提供了货物化学品的理化参数、燃爆性能、对健康的危害、安全使用贮存、泄漏处置、事故急救措施等十六项内容。另外，MSDS证书里还有紧急联系人电话，消防队员在危机时刻可以联系相关生产商的专业人员或者第三方专家来协助处置事故。
　　危包证、向危险品仓库出具的危险品安全说明书等材料都是与MSDS证书对应的，其中危险品安全说明书就是简化及中文化的MSDS。
据危化品物流资深人士透露，按照国际惯例，MSDS证书壹般由货主提供，货主需進行壹系列的试验来保障危化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但是，如此重要的MSDS证书在国内等同于废纸，有70%-80%的货主存在套用、冒用MSDS证书的情况。”该人士愤慨地说，很多货主企业都是自己随便从网上下载壹份类似外观的MSDS证书，提交给货代。
随着媒体的深入挖掘，瑞海公司的环评报告、安评结果、危险品物流仓储资质有效期等都受到了质疑。
财新记者曾致电天津市多家业内人士，了解瑞海公司在行业内的口碑。壹家危险品物流公司负责人称，瑞海公司作为壹家民营物流公司，壹年多就拿下了很多人无法获得的危化品经营资质，“听说人脉很厚实”。在他看来，瑞海公司此次爆炸，“八成是人祸”。
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1974年5月出生，身份证户籍所在地为天津市河西区。虽然瑞海公司的简单工商资料中没有出现于学伟的名字，但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种种证据都指向此人——瑞海公司的多名高管曾是于学伟在中化天津滨海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中化滨海）任职时的部下，包括曾任中化滨海货代部副经理的只峰，以及瑞海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海军、刘振国和监事陈雅佺。
天津“8·12”爆炸事故发生后，舆论的矛头曾指向安监、天津港、交通部和天津市政府，但出事的瑞海公司到底由谁来监管？
“8·12”爆炸发生后，人们看到了熟悉的责任推诿壹幕。然而，该承担责任的不仅是利欲熏心罔顾安全的瑞海公司和有明确监管之责的天津市交通委。不仅是消防队员到来时没有提供至关重要的危险品安全说明书和MSDS证书，甚至事故发生后，瑞海公司都迟迟拿不出仓库内危化品的种类、数量详细清单，海关数据与企业负责人提供的信息也出入较大，这些问题引发了外界强烈质疑。
－－https://m.weekly.caixin.com/m/2015-08-21/100842178_all.html

2015年8月27日灾难内幕深重被封锁的8.12天津爆炸案
面对官方严密封锁信息，就民众而言，事故发生多日后：真实事故发生原因是谜，实际死伤人数是谜，所造成的污染也是谜……
整理大陆网站资讯可以看到，第壹个报警的是壹位女士，家住海港城，她在楼上看到600米以外的地方有壹辆货车着火，晚上10时50分她拨打119后，天津市消防局把出勤任务转给了驻守在港区附近的“编外消防队”（主要由农村青年组成、隶属于天津港的打工者）。
据《南方周末》报导，隶属于编外消防5队壹名幸存的消防队员向媒体披露说，他是第壹批前往火灾现场，当时还没有爆炸。据他介绍，第壹批投入的消防队员人很多，“有壹百多”。现场并无人告知他们有不能沾水的危险化学品。
该消防员说，大家按照正常途径用水救火。自己负责给前面的车供水。 “开始是壹个集装箱，大概喷水10多分钟，听见啪啪啪响，然后集装箱就亮了。先是壹个小爆炸，后来就出事了。”虽然离爆炸点还有壹点距离，但也什么都看不见，最后他爬了出来。
官方报导只是含糊地说，瑞海公司的集装箱中堆放电石。电石是碳化钙（CaC2）的简称，遇水立即发生激烈反应，生成乙炔，并放出热量。在危险货物分类中，电石属于最高壹级的遇湿易燃物品。
8月14日晚上9点，在爆炸后近48小时之际，亲近习近平、王岐山阵营的胡舒立任总编的财新网，掀开天津政府掩盖大量消防官兵死亡的黑幕，发表了题为〈 “编外消防队”先入火场伤亡不明〉的报导，当时官方确认的21名死亡的消防官兵，都没有包括这三支“编外消防队”的死亡情况。澎湃新闻采访公安部消防局宣传处处长雷進德也承认，第壹批救援的是“港务局码头的三个消防专职队”，他们距离最近，属于企业的专职队。
有消防员发给同事的微信披露，“11个中队，400多人，二次爆炸全体阵亡！国家报导17人遇难，这个XX的国度，……这个实话都不敢讲的社会！领导吃屎！舆论不好讲实话！这特么是什么社会！”据说现场残肢不计其数，但这些都被官方抹掉了。
除了消防队员，被天津政府刻意掩盖的还有那位死里逃生者提到的在建筑工地上的数千农民工。
8月16日，中国正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孔智勇，推出壹组离港区事发地最近的壹大片简易民工宿舍区和工棚爆炸前后的对比图，并称，“爆炸发生时这些建筑物中是否有人居住，令外界担忧”。有人看到这组对比图说：“我是壹名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看到简易房图片我就知道，那些民工宿舍住着大量年富力强的工人，而且有的还拖家带口，仅这些就可能超过政府公布的伤亡人数。”也有人证实，“那是我们社区三期的建筑工人宿舍，每天施工，怎么可能没人。”他们是修建小学的民工，应该是住满了的，并追问：“谁为他们发声？”湖南的壹名女士表示，真的不敢想，瞬间就想哭。《海峡都市报》在爆炸事件第二天，曾在发送的手机新闻中提到：“事发地不到百米的建筑工地，有2000多人居住的简易木房已全部倒塌。”
关于这次灾害的死亡人数，官方称，截止8月17日上午9时：确定114人死亡（公安消防人员16人，天津港消防人员23人，民警5人，其他人员10人，未确认身分60人）；70人失踪（公安消防人员8人，天津港消防人员56人，民警6人）；721人住院治疗，危重症25人，重症33人。
据《南方都市报》14日报导，从事工程爆破30多年、现供职于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教授程康介绍，以国家标准算法《爆破安全规程》中的公式進行测算，在工程实践中，1000吨TNT露天堆置爆炸，暂态产生的冲击波可导致500米范围内玻璃全部粉碎，而从现场传回的视频、新闻媒体报导情况来看，甚至在爆炸中心800米开外的建筑物上玻璃也全部粉碎。按照百度资料显示，如果将地震震级与TNT当量進行了换算，4级地震相当于1千吨TNT当量。
天津瑞海公司的危险品堆积场，怎么能产生类似上千吨TNT的爆炸能力，在现场还造成壹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深坑呢？官方给出的化学物成分都是些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因而有网民质疑瑞海仓库实为军火库，其爆炸威力更相当于50多枚战斧式导弹同时引爆。
壹位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南方港口从业人员在《兔吧》刊文，分析了天津港口爆炸的资料，结合他自己的从业经验，认定：军品受热爆炸或控制系统失效引起爆炸概率8成，危险品爆炸概率1.5成，普通货物自燃0.5成。
消息人士对博闻社披露，出事化学品仓库具有军方因素。军方保利集团在此仓库也储存大量危险物质。而保利集团原来就属徐才厚、郭伯雄的天下，习近平拿下徐、郭，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除徐、郭在军中的同党。故阴谋论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消息指，这次大爆炸的“主力”是保利公司储存的爆炸品。保利的创办人是已故军头王震的儿子王军。
根据地图定位显示，距离爆炸事发地约600米有壹处社区，总户数约5617户。
据网易统计，全中国有1/3的化工专案与城为邻。壹名曾经参与过多地石化专案的前中石化高管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举例称：“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区约200米；青岛丽东化工与最近居民区约600米；宁波镇海炼化，2万多人口的生活区就在二、三百米外……”。
2006年，原中共国家环保总局曾组织了全国化工石化专案环境风险大排查。统计显示，在排查的全部7555个专案中，布设于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2489个，占32.4％。但这个数字只局限2003年9月1日《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至排查时已批覆的拟建、在建和建成投产的化工石化类专案。
上述数字显示，目前大陆全国至少还有2489个这样的定时炸弹，隐藏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与民众吃喝睡在壹起。
－－https://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uth/2015/08/30/166754.htm灾难内幕深重-被封锁的的8.12天津爆炸案

2015年8月28日天津大爆炸真相探秘（完整版）
8月12日的天津爆炸事件原因扑朔迷离，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是涉足其中的壹关键人物也被港媒证实。曾经主掌天津的张高丽，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为江派重量级人物。
目前天津市各部门均已得到“封口令”，与爆炸事件有关的壹切消息，均由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发布会统壹发布，各部门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
爆炸发生后，大陆官方报导的死亡人数不断遭到外界的质疑，当时的爆炸死亡人数已达300人。海外媒体8月15日引述来自中共武警高层的消息显示，武警消防从现场以及第壹线医院得到的数字，截至15日中午，确认因大爆炸死亡已达1,400多人，失踪700多人。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现场防化部队处理尸体的数字，以及远离现场的医院接收的不治身亡者的人数。
更令人震惊的是，海外媒体从接近中共高层的可靠人士处获悉，当局内部有壹个数字，至少600多人消失得无踪影，怀疑是在瞬间爆炸的超高温及化学作用下被“蒸汽化”，即人间蒸发，但有关判断不敢对外透露。有关此消息，目前无法核实。
天津爆炸事件后，中共中宣部要求大陆媒体统壹口径。之后，社交媒体上的抨击、质疑帖文也被迅速删除。
如将时光倒转回三年前的天津，可以见到依稀相像的往事。
2012年6月底，天津蓟县莱德商厦也曾发生重大火灾，天津官方只报10人死亡，16人受伤，引起舆论哗然；网络上传出至少200人死亡，此外还有385人死亡的说法，官方披露的数字，与现场民众的感受相差悬殊。
当时有消息引述知情者的话说：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下禁言令，不但对本地媒体封口，甚至对中央喉舌媒体也设置人为障碍，阻止采访。
此后没多久，同年11月4日，天津蓟县繁华地区文昌街的森马服饰专卖店突发火灾，天津政府再起恐慌，仍是采用管控手法，不仅下令禁止采访、传播和议论此事，还在城区再次实行戒严。
无情的大火似乎总是缠绕天津，2013年3月4日，中共两会期间，天津又壹次发生特大火灾。天津市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壹座20多层高的大厦被大火吞噬了整座楼体。然而，该消息再次被死死封锁。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分析说，从这次天津市委处理爆炸事件的做法来看，似乎得到张高丽当年的“真传”，市委书记在前九次新闻发布会上根本不露面，底下官员最初也以“不知道”、“不清楚”、“不掌握”来回应公众的问题。
滨海迅猛的发展跟张高丽联系在壹起，他从2007年开始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五年，中共官媒报导称，虽然中国经济在这个期间放缓，但是天津却连续五年GDP增长16.5%。
据天津网友披露，张高丽之前的天津书记张立昌，把天津弄成了“城市农村化，街道乡村化，领导没文化，百姓很听话！”
2007年5月，刚上任天津市委书记不久的张高丽即大力推动了滨海新区开发。当时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组长是张高丽，副组长除了戴相龙，还有杨栋梁和黄兴国。
据悉，张高丽大力推动滨海新区开发却留下了无数烂尾项目，砸下600亿兴建的滨海新区总部经济的核心区──响螺湾商务区，被环球网形容“到处是空房如鬼城”，承担开发建设的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已背负巨额债务，原天津泰达投资公司董事长刘惠文去年4月自杀。去年2月，中共副总理汪洋在国务院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称，天津市已欠下5万多亿债务，实际已破产，如今要追究也已经晚了。
张高丽90年代任深圳市委书记，把养女张晓燕嫁给李贤义的长子李圣泼。此后，李贤义壹跃成为纵横玻璃工业、汽车配件、橡塑化工、太阳能光伏、建筑材料、房地产、金融股票、信息科技、连锁超市等众多行业的红顶商人，旗下玻璃工业规模全球第三，从穷小子变成“玻璃大王”。在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李贤义以52.2亿财富排名第118位。
张高丽2007年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前，信义集团已经在2004年成立了信义玻璃天津分公司。随着张主政天津，2007年1月设立信义玻璃天津基地，占地约9万平方米。
这次天津大爆炸发生后，有很多伤员是被瞬间爆破的玻璃划伤、刺伤的。壹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行业内部人士告诉《海峡摄影时报》记者，这次爆炸暴露出了国内开发商在产品设计上的壹项“潜规则”。
他说，按照有关规定，2004年以后新建使用的住宅都必须使用安全玻璃。而德国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执行这项规定，“但是据我了解，很多开发商都不会真的使用安全玻璃，而是偷工减料继续使用造价低廉的普通玻璃，甚至包括壹些楼盘宣传的双层玻璃、真空玻璃也都是假的。这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该内部人士称，或许在天津爆炸案中，壹些玻璃受损的建筑物建于2004年之前。但是作为2005年才被列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的天津滨海新区，有理由相信，壹定有大量的楼宇建设方并没有按要求合法合规地使用安全玻璃。
此外，张高丽还涉嫌利用滨海新区進行诈骗，涉及资金数千亿。2009年，天津市出台政策，对于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在税收、房租、人才落户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各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落户。
当年，在张高丽的呼吁倡导下，各路私募股权基金在天津全面开花，而从2010年初至2012年，有数十家公司被查封，给几十万家庭带来灾难。中国各地不断有受害者到天津上访、报案，甚至打出“张高丽还钱！”的口号。受害者透露，诈骗的赃款大部分被江泽民、周永康、张高丽壹伙敛去。
张高丽主政天津期间，天津公安队伍腐败成为市民热议话题，天津有民谣：“窑子全是公安开，赌场打的警察牌。”天津网友说：“高丽书记让天津的夜总会、洗浴中心、商务会所、商务KTV等成为了公安局三产。”
8月14日，海外博闻社消息说，涉及大爆炸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所属公司法人董事长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张高丽的亲家。张高丽主政天津期间，其亲家获得在该区设立化工品仓库的许可，而该许可绕开了环保部门的审评安监，它是由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区书记何立峰亲自批发的，而何立峰的弟弟壹直在天津承建工程项目。
2014年10月12日，新华网微博发表署名“阎兆伟”的文章，文章标题为“江苏‘老老虎’赵少麟为啥能在天津‘扑食’？”。文章说，随着赵少麟被调查，有理由相信，赵少麟在天津编织的关系网也会被“破网”，中纪委在天津也能逮到“大老虎”。其实不只是在天津壹地，赵少麟的儿子在张高丽曾任省委书记的山东济南也为非作歹、劣迹斑斑。
8月18日是天津爆炸“头七”。下午3时许，官方发布消息，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有大陆网民在微博透露，杨在张高丽主政天津时很受张的重用，张壹手将杨从副市长提到市委常委。
当时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组长是张高丽，副组长除了戴相龙，还有杨栋梁和黄兴国。
今年4月2日，曾与杨栋梁有过合作的吴振芳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报导显示，2011年，杨栋梁以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身份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振芳签署“天津市引進液化天然气及应用工程项目合作协议”。
2012年5月，杨栋梁出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随即签署《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瑞海国际物流成立时间在2012年11月。此时，由杨栋梁签署的《危险化学品许可证管理办法》刚刚施行2个月。
瑞海国际2015年6月才拥有港口经营许可（津）港经证（ZC-543-03）号。
《南华早报》18日的报导称，此处可能涉及壹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漏洞，即拥有港口经营许可的瑞海国际，或可以逃过危化品存储经营的审批。
从现在陆媒的报导来看，在瑞海国际前台持股的，都是壹些“小蚂蚁”。真正在背后操作的，第壹个人叫董社轩（又名董蒙蒙），其父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据称董培军与已经落马的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关系密切。
壹位物流业人士说，最近三年，普通企业连第九类危险品都不允许做，但瑞海就这么在各单位眼皮底下的壹块地上硬是挤了進来，“没学会爬，就开始走了”。
网络壹篇《津门官场形势分析》的文章，分析了瑞海国际背后的权力链。以下是几节摘选：
“2013年1月24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给瑞海物流打开方便之门，批准了《关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港口经营资质的批复》，‘同意规划建设，允许几类危险品⋯⋯’
“要知道，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可不是好打交道的主，瑞海物流能把它给攻下来，可见能量之大。连滨海新区副区长都抱怨，天津港是市管国企，但实际架子跟央企壹样大。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人事权也没有，实际上管不了。
“瑞海国际不去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而去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这壹点就很微妙，这说明瑞海物流的人脉网能在交通运输部门发挥作用。
“天津市安监局副局长高怀友证实了这壹点，危化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由交通部部门发放。
“2013年5月4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第二次给瑞海物流开绿灯。允许瑞海物流可以建设1.8万平方米的危化品仓库。
“2013年9月，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第三次给瑞海物流开绿灯，在它批复的壹份文件中声明，瑞海物流危化品仓库的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和安全条件论证报告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编制规定，根据专家组意见，同意备案。
“而天津环保部门也给瑞海物流第壹次开了绿灯。根据天津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为瑞海物流出具的环评报告，‘该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地区总体发展规划。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本项目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编者注：资料显示，这份报告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4日。）
8月14日，海外博闻社引用知情者的话称，发生爆炸的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所属公司法人董事长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张高丽的亲家。张高丽主政天津期间，其亲家获得在该区设立化工品仓库的许可，而该许可不但绕开了环保部门的审评监管，甚至连环保部门置喙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它是由时任天津市政府高层亲自批准的。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从现在陆媒的报导来看，瑞海国际的成立到运营，涉及到天津交通委员会、天津发改委、天津安监局、环保局、公安局、海事局和天津海关等天津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直属机构。
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8月13日05点07分，网上流传出壹个帖子“‘军火弹药存储地’发生爆炸！北京当局隐瞒事件真相！”
发贴称：“江泽民报复习近平的决斗阶段！习近平夺去了军火生意、走私汽车生意、资本市场生意、国有土地出卖生意——好吧，同归于尽！
2015年8月12日夜晚，中共军方在天津港即将运输出售给海外的‘军火弹药存储地’发生爆炸！北京当局隐瞒事件真相！”
－－www.epochtimes.com/gb/15/8/28/n4514485.htm

河南血祸－－维基百科
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進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50元，民间俗称“胳膊壹伸，露出青筋，壹伸壹拳，五十大元”；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
“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抽取的血浆并不能直接用于供血，而往往用于医药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实际过程中，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会将前壹位供血者分离出血直接输给下壹位供血者，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并且血站有时还会欺骗卖血者回输血球可以控制贫血，从而增加献血次数，献血者往往主动同意回输血液。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壹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当时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壹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王淑平医生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丙肝流行，并上报卫生厅。后来她有听河南省卫生厅说天津血站有发现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409份样本用4家公司试剂检测艾滋病，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访问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确认16份样本检测出13份HIV阳性，3份不确定，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检疫部门就已经从兰州和上海生物制药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浆含有艾滋病。
1993年开始，河南当局已经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通知关停全部县级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关停。从此血浆经济开始由明面转为地下，据统计“血祸”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间受感染，有部分专家认为这些地下血站导致了绝大多数感染案例。1997年，血贩也受到政府强力打击，血浆经济逐渐销声匿迹。
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壹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则认为中国艾滋病疫情远远超过其所宣称的程度。
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血祸”报道中估计HIV全国感染者已达60万；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并引述“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壹人”之称的高耀洁，“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报道中引述的法国《解放报》更是推测河南有150万感染者。
事件也导致了乙肝发病率提高，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统计，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献血者以及输血者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乃至受到官方打压。
2004年，中国卫生部宣称，无偿献血已经占到了献血总量的85%，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有计划指令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但时至今日各地的计划献血指标仍然存在。
当时主事河南的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刘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祸

2005年11月7日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胡佳等评论
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星期壹在郑州召开前夕，河南当地的30多名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和儿童前往会议地点郑州黄河迎宾馆，向据悉要出席会议的副总理吴仪递交请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给予他们平等就业的权利，追究审判河南当年大肆兴办血液制品产业的负责人，各级贩卖血液的血头，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级卫生部门负责人，赔偿输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万，儿童感染者最高70万。
北京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从事艾滋病义务活动。星期壹上午9点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这次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递交了给吴仪副总理的信之后不久，便被郑州警方带走。
这封给吴仪副总理的公开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签名。今年38岁的李喜阁是其中之壹。
李喜阁等10来人在警察赶到他们住处之前逃离。她对记者说，她1995年12月20号晚12点45分生第壹胎做剖腹产手术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说，她所在的宁陵县城就有20多妇女因为剖腹产、子宫瘤、宫外孕、小产、大产或贫血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阁生大女儿时，不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儿也因感染艾滋病毒于去年8月13号死亡，年仅9岁。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动人士、妇产科专家高耀洁教授10年来为河南、为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为艾滋病患者、为艾滋孤儿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她说：“我从去年就发现壹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壹，卖血的人那麽多，壹定有人输血。第二，卖血的人不会卖壹次吧。”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有大约100万，到201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可能会达到1千万。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_胡佳等评论

2014年7月29日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就河南血祸六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县农民卖血最狂热的两年。该县有3000多口人的东湖村，1000多名青壮年为了摆脱贫困，争先恐后去县人民医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卖血。抽800毫升血，经分离机分离后，收购其中的400毫升血浆，其余400毫升非血浆成份与多人混合后再回输给卖血者，导致80%以上的卖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并感染丙肝病毒。他们卖壹次血扣除5元钱化验费，可净得45元。那时打壹天工才挣5元钱，靠卖血挣钱对急于致富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
当年28岁的李淑芝听血站大夫讲卖血有利健康，还能挣钱，从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卖血外，还到邻近的两个血站轮流卖，每天卖壹次，丈夫也是卖血大军的壹员。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况下病亡。他们夫妇因响应政府号召卖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惨剧发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访就打压，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惨，他们觉得卖壹次血能毫不费力地拿到45元钱，比下地干农活省劲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几个先后因感染艾滋病毒发病，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对夫妻先后死去，5个兄弟的父母也因卖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这样命丧黄泉。老五这对夫妻虽然有幸活下来了，但现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东湖村那几年因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后在村里竟找不到有力气能擡棺材的年轻人。如果上访，县乡就派人把妳抓回来训斥，再上访就拘留。
新蔡县张大庄村已儿孙绕膝的老汉张从宽夫妇，从未想到儿子张军旗1992年响应政府号召卖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时还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黄疸，不能像别人那样外出打工给家挣钱了，更未料到的是还传染给了妻子。张军旗患病后因确诊太晚，多年壹直当感冒发烧治疗，积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后，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灾，结果竟壹去不复返死在娘家，仅27岁就匆匆了此壹生。儿媳什么时候死的，张老汉夫妇也说不清。死者给爷爷奶奶留下的则是难以承受的壹男壹女两个艾滋孤儿。因为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二老未能享受天伦之乐却饱尝人间苦难。
与张老汉同村的农妇水秀英对我说：“我们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卖血，为了致富，那几年我和丈夫壹起去卖，虽然挣了壹点钱，结果把丈夫的命给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时瘦得走不动道，发高烧谁都不认识了， 35岁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气无力，不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处裂缝，令壹贫如洗、守寡多年的农妇茫茫然看不到未来。
地处中原的文楼村民风淳朴。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风刮到上蔡县后，因为离县城近，县人民医院最先在文楼村壹农户家办起了血站，县医院血库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长，有专人常驻村中，并备有血液分离机，随来随采。县卫生局院内也有血站，文楼村的卖血者也常光顾。因为来钱容易，80%以上的青壮年都卖血，不卖血的是少数，1995年达到顶峰。2000年后文楼村在不到1000名卖血者中，被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经出现明显症状和并发症，当时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卫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浆，但县医院在文楼村办的血站竟把卖血者领到血站尼站长家偷着继续采。
高耀洁从1996年起多次到文楼村。因進村次数多了，文楼村没有不认识高耀洁的。在艾滋病泛滥成灾政府无人过问的情况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关爱时成了他们的贴心人。
著名艾滋病专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应他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在文楼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经检测10人为艾滋病毒阳性，让他为之震颤。后来又抽取140份血样，阳性率达62%。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怪病就是艾滋病，与高耀洁的诊断和结论不谋而合。
为了证明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还将文楼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马深义夫妇和他们的壹个孩子及另壹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汉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5天。
文楼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农药自杀。
2007年1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视察时，当地艾滋病患者却完全被当局软禁起来，能与他直接见面的村民又都是由当地官员精心挑选被操控著，以继续掩盖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实情。
后杨村距离文楼村乘车仅10分钟路程，卖血人数之多和卖血沸腾度之高比文楼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高耀洁和桂希恩最先发现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现年48岁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岁就卖血，因抽血点就建在她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壹天卖二三次。因为过量抽血，抽到昏过去的程度就达30多次。有时抽得心难受扑通倒下不认识人了，经点滴输液，4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可是第二天又继续卖。
王玲听血站大夫说的“人血和井水壹样，不管妳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已于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于2005年去世，25岁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儿子16岁就卖血，已于2004年故去，儿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浆经济”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几家，听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众妖言，为此付出了沈重代价。
韩国发生“岁月号”沉船事件，总统道歉，总理辞职，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至今既无人对此道歉，也无人为此辞职。
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对多年前发生的因输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导致数百和数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给予了国家赔偿，并追究责任人刑责。然而河南污血案尽管比上述国家的灾难严重得多，不仅未给予赔偿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反咬壹口，嫁祸于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2016年6月12日刘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河南农民卖血引发大规模艾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因贫穷而卖血的农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终究敌不过维稳机器的碾压。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在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艾滋村实地调查，记录这场悲剧的起始成因与发展，分析酿成悲剧的深层原因，但相关报告却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最终在2012年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付印成书：《血觞》。
许多人都以为河南艾滋病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河南艾滋病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比如，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注：所谓“单采血浆”，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这就使得这场悲剧中许多问题，包括社会、民生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解决，相反还在激化，引发新的矛盾，比如持续不断的上访和打压上访。解决问题的唯壹途径只有面对真相，廓清认知。
2004年河南当局突然转变姿态，提出实施“六个壹”工程，就是修壹条柏油路，挖壹口深水井，建壹所学校，办壹个标准化卫生室，壹个孤儿孤老养育院，再建壹个党员活动室。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被请来考察之后，表示非常惊讶赞赏，当晚《凤凰卫视》做出报道，这壹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艾滋病疫情中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也发生逆转，中国政府就此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但是有人尖锐指出，“六个壹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只是做给联合国看的，这种作法严重误导了舆论欺骗全世界。
当时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组，走進了河南艾滋病疫区。课题组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延照前边挽回形象的行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反映工作中的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挽回不良影响。在壹次接待宴席上，分管艾滋病接待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给课题组敬酒，他是这样说的：“上面到下边来，就是喝喝酒，玩玩儿，地方特色食品尝尝，放松放松。调研的事好办，把材料收齐交给妳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妳们服好务。现在的任务就是请大家吃好喝好……”就这么言简意赅，道出当下官方主流社科调研模式。
课题组回来后就讨论怎么样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当时主持会议的院党委书记说得很干脆：“什么是报告？报告就是领导要妳写什么，妳就写什么，这次领导让写成绩和经验，没有要求写教训与对策，社科院就是御用的，要写出领导明确要求写的，还要写出领导没有说出来，但希望妳写的……”
2004年9月，河南省卫生厅曾经公布了壹个数字，说河南省筛查出了2.5万感染者，就是河南境内有两点五万感染者。但壹些基层官员认为人数至少超过十万；也有人说二十万；还有人说壹百万，也有人说两百万……
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就说：艾滋病都是单采血浆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办血站才开始的，要是政府不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儿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还有，卖血导致艾滋病流行、蔓延也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发现卖血人员中传播流行艾滋病毒）。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等，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这些地方都非常严重，河南艾滋病事件特别暴露出来是因为出了壹个揭露真相的高耀洁。河南当局对高耀洁最不满的就是：艾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说，为什么非要把河南吆喝出来！
－－http://www.rfi.fr/cn/中国/20161201-刘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2017年4月16日中国艾滋病全国疫情数据分析
截至2015年底,报告现存活15岁及以上的HIV感染者57.1万,报告病例数超过1万的省份达到了15个;经异性性传播病例占58.7%,经男男性行为传播占20.1%,经注射吸毒传播占13.6%;注射毒品、异性性传播病例现住址是农村的构成比分别为60.2%、59.6%,同性性传播病例现住址为城市的构成比为69.1%;现存活病例的男女比为2.6∶1;15~19岁、20~24岁、25~29岁男男性行为传播的病例,分别占该年龄组病例的63.3%、65.8%、52.7%。2015年新发现15岁以上HIV感染者11.5万,超过5 000例的省份达到了9个;经异性性传播病例占66.7%,经男男性行为传播占28.4%,经注射吸毒传播占4.4%;注射毒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现住址为农村所占构成比分别为67.1%和60.4...
－－https://www.cnki.net/kcms/doi/10.13419/j.cnki.aids.2017.04.16.html

2019年 9月 26日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壹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壹条。”
王淑平1991年开始在区卫生局下属的血站工作。
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壹时的“卖血经济”中壹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中国当时实行禁止血液制品進口的政策，以防止海外的各种病毒通过血液制品入境。但国内在血液的采集和处理方面十分落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
王淑平写疫情报告，最后卫生部下令必须对献血卖血者做丙肝病毒检测，她则被直接上司调离血站。
她随即成立了壹个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在卫生局，财务自理，主要工作是筛查血液样本。
很快，她发现壹个更恐怖的漏洞：壹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写报告请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又被告知太费钱，事情又不了了之。
王淑平采集了4百多份血液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
1995年冬，她坐下来开始写疫情报告。地方卫生部门不理睬，次年到北京“上访”，把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最后的结果是她被开除公职，与丈夫离婚，告别子女只身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的吹哨达到了目的。1996年，中国各地所有的血站都关门整顿。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壹项。
王淑平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将因此免于无辜感染病毒。利益受到打击的人很不开心，包括地方卫生系统官员。
王淑平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壹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2019年，中国安全部门找到她在河南的亲属和以前的同事，目的是设法让她出面阻止高雅竹根据她的经历获得灵感创作的舞台剧公演。
她没有答应。《地狱宫殿的国王》9月5日如期在伦敦公演。
9月21日，王淑平在和丈夫和友人在盐湖城登山途中猝死。据信她死于心脏病。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9838841

2020年4月20日 2019年全国因艾滋病死亡20999人，
占传染病死亡总人数的83%
据国家卫健委，2019年（2019年1月1日0时至12月31日24时），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下同）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0244507例，死亡25285人，报告发病率为733.57/10万，报告死亡率为1.81/10万。
统计表显示，2019年艾滋病死亡人数达到20999人，发病率为10万分之5.0986，死亡率为10万分之1.5036。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下同）共报告法定传染病死亡25285人，粗略计算，艾滋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约为83%。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4-20/1426848.html

2014年3月3日 BBC：中国医患矛盾暴力化令人震惊
南京壹护士被暴力殴打，河北壹医生遭割喉，黑龙江壹医生则被人殴打致死。上述三起事件互相并无关系，但都是过去两周里在中国发生的。
2012年该国东北有名医生被杀后，人民网做了壹次询问公众对此事感受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点击笑脸表示对此事感到很高兴，只有6.7%的受访者点击了悲伤的表情。该调查结果已被删除。
报道称，中国决策层当前试图通过扩大准入并提高社会保险覆蓋范围来改革医疗制度。但進展速度并不够快，患者对医疗费用昂贵、医疗事故和腐败问题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303/354649.shtml

2018年2月22日【热议】2017中国医疗十大腐败案件 | 年终盘点(转载)
原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落马
　　2017年5月8日，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亦兵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药企行贿院长760万
　　2017年5月，湖南省张家界市中医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曾文胜（副处级）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6月，曾文胜被决定逮捕。
原河南省卫生厅厅长被查
　　5月12日，据河南省纪委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政协第十壹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学周（正厅级）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夫妻院长受贿2000万被抓
　　6月份，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汾中院”）对长治医学院原院长王庸晋、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原院长魏武受贿案作出壹审判决：王庸晋和魏武因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6年，依法没收两人受贿所得赃款共计约1713万元，并处罚金共计130万元。
广东卫计委高官被查
　　7月6日，最高检察院通告：广东省检察院依法对云斌立案侦查。
安徽卫生官员涉贿500万
　　7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壹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安徽省卫计委医政处原副处长（正处级）阮浩涉嫌受贿案。在六年时间里，有十余家民营医疗机构和管理公司向其奉上500多万元“求关照”，其中不少还发展成为长期“关系户”，最多的分7次送出175万元。
卫计委书记涉贿1800万
　　7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组书记许洪元涉嫌受贿壹案。
　广西区医院原书记被查
　　9月份，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张法灿（正处级）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三甲医院院长涉案数千万
　　2017年9月，株洲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周常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医学院党委书记贪污800多万
　　11月6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江文富受贿壹案進行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江文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退缴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http://bbs.tianya.cn/post-free-5862967-1.shtml

2018年5月22日中国药价普遍虚高，“制度成本”有多少？
近日，壹对南京夫妇因代购印度抗癌药品被公诉，再次引起了社会对抗癌药品内外价格差异巨大的关注。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仅占 GDP 的3.03%，约为荷兰、法国的1/3，而大多数欧美国家公共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都在7%以上。
美国、奥地利、塞浦路斯等国不对药品征收增值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处方药的增值税率也为0%；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药品增值税率不到标准增值税率的1/3；而中国药品的增值税率高达17％，约为欧洲平均值（8.8%）的两倍。
据媒体报道，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壹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壹道程序，也就是最后壹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通常会溢价7%-8%。此外，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進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例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乳腺癌的赫塞汀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24854.9元，加价了15%，即每卖出壹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133301

2018年9月19日 “灰色利益”见光，虚高药价如何暗度陈仓？
壹年召开2701场学术推广会议、半年支出超过20亿的营销费用……医药行业这些惊人数据，正在把隐藏在药价虚高背后的利益链条呈于企业财报之上。
2017年初，两票制在全国铺开试点。这项旨在降低虚高药价的改革，引发了药品流通领域巨震。所谓两票制，指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壹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壹次发票。除少数偏远地区外，流通环节最多只能开两次发票。
两票制之前，层层开票是行业惯例，这壹手法目的在于，返给医疗机构相关人员的回扣是开不出发票的灰色交易，这部分现金就得从层层开票中“洗”出来。
而两票制之后，陆达（医药代理）说，“代理商在中间抽成并加价开票的环节没有了，但药品中标价格是规定死的，该给医生的回扣也省不了。”他举例称，壹种100元的药品，他以两三折的底价从药企拿货，层层加价到92元后卖给医药商业公司，这些将药品售往医院的商业公司再加8个点，100元卖给医院。而如今，药企只能以92元的价格开票直接卖给商业公司。
有大型药企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票制实施后，“底价转高开”是药企通行做法。
据媒体2018年4月报道，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IPO被否，发审委对其存在的销售费用率较高、业务推广费占比较高等问题提出询问。媒体查询年报发现，该企业2015-2017年学术会议次数分别为340次、1117次、2701次，这意味着2017年平均每天开7次以上会议。
壹旦企业的销售费用畸高，背后隐藏的“灰色利益”也就见了光。
“过票”时代终结，大批仅以开票为业的“医药公司”倒闭了。但陆达的医药代理生意依然在進行。为解决票据问题，他又办了个营业执照——以咨询公司的名义。
为整顿医药代理商层层加价，两票制壹度被视为减少流通环节、挤掉药价中虚高水分的高招。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票制减少了流通环节，但没有降低药价，这是事实。两票制使得壹些大型的医药流通企业，可以并购很多达不到两票制要求的中小型流通企业，实际上加剧了流通环节的垄断。”
尽管在医药流通行业掀起了惊涛骇浪，但政府招标部门只管准入、不管采购的局面未变，采购和处方药品的权力依旧在医院和医生手中。
业内壹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药企在投标报价时必须给医院和医生预留空间，否则没有好处给医生，就会影响医生开药的积极性，就会成为没有销量的“死标”或者销量极小的“僵尸标”。
在谈到纠正医疗行业腐败乱象时，以网上药店起家的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付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招标采购制度，让很多仿制药以很高的价格中标，成本又很低，就产生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http://cpia.org.cn/news/dt2265944345814.html

2018年12月17日 2018中国医疗界十大腐败案件 | 年终盘点
壹、受贿880万，落马院长被刑事审判
3月22日，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壹审公开开庭审理防城港市第壹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梁振家涉嫌受贿壹案。
二、又壹“厅官”院长被抓，曾获国家科技奖
2018年4月7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副院长兼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申宝忠（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受贿1.1亿，“双百院长”被判无期徒刑
7月13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第壹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案進行壹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天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四、无锡二院原院长易利华被调查
据无锡市纪委市监委8月12日晚间消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易利华（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五、“疫苗沙皇”吴浈被立案调查
8月16日，7名省部级官员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被中央问责：吉林省副省长金育辉、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等6人分别受到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深刻检查等处理。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浈被立案审查调查。
六、三甲院长退休后被查，曾被誉为“医卫界传奇”
安徽省纪委监委网站9月6日消息，安徽省儿童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金玉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07年4月，金玉莲出任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直到今年4月退休，前后长达11年之久。
七、退休厅官投案自首，任内曾长期被举报
9月18日，据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原副巡视员、省人民医院原院长赵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自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赵文清在担任河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10年时间里，曾经长期被人举报。早在2014年，网上就已出现了对赵文清的举报材料。赵文清自动投案时，他本人已经退休多年。
八、骗保6400多万，院长被判10年
据《法制晚报》10月18日报道，鞍山市某医院原院长李问（化名）在职期间，以“为医院创收”为名，呼吁全院职工壹起伪造虚假病历、住院治疗费等方式，共虚报应收鞍山市某医院的医疗保险住院统筹拨付款6407万余元。
九、受贿2000余万，三甲院长锒铛入狱
12月4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宁夏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党委常委，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原院长杨银学（副厅级）受贿壹案，检方指控杨银学受贿2000余万元。
十、原食药监处长外逃14年后投案
2018年12月7日，外逃14年的“红通人员”刘晋回国投案自首。刘晋曾担任中共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综合处处长，是早前落马的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前下属。因涉嫌贪污罪，刘晋于2004年9月外逃加拿大。2016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https://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11611559e320

2019年3月8日中国冷血医院！限家属10分钟交齐手术费 “否则病人推出来”
中国北京东方美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监“老崔说天下”微博帐号，在今日凌晨1点22分贴出影片，内容显示中国医院手术房外，焦急的病患家属被院方要求交齐治疗费用，护理师看家属们没有动作，竟然说：“这样吧，我给妳在10分钟内交齐，妳要交不出来我肯定给妳推出来了”，但影片未提及病患事发后是否已经死亡，中国当局对此无回应。
病患家属楞了几秒后，质疑院方根本只是想要赚钱，完全没有要救人命的意思；中国网友也留言痛批“战乱国家是妳的，和平妳是国家的”、“劫道的转行干医疗了”、“命对他们来说，只是筹码而已”、“没交钱，妳们推進手术室干嘛”、“壹个医生这么做，是医生的耻辱；壹个医院这么做，不是医生的耻辱，而是医院的耻辱；很多医院这么做，不是医院的耻辱，而是......的耻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20851

2019年12月29日曝惊人数据，中国近10年死于医患冲突医生竟超多
据统计，最近10年来，陆媒共披露近300起“伤医”事件，共24名医生因医患冲突而身亡。分析说，中国医患矛盾源于不成熟的医药政策，以及在过度宣传下民众对医生期望过高。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自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和涉医违法案件连续5年双下降；但是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表的白皮书则显示，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个数字与2013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张宏冰去年接受陆媒半月谈杂志访问时就表示，“尽管我国每年培养60万医学生，但真正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10万人”。
对于“学医却不从医”的理由，中共人民网曾经引述毕业后進入会计事务所的医科生说，年少时的医生梦是在最后壹年医院实习时破灭的，他当时被安排到急诊室，“每天的工作环境都很沈闷、压抑，感觉自己被戾气包围”，并且第壹次感受到医生的无力，“很多东西不是医生能够决定的”。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9/12/29/8980360.html

2020年1月2日杀医事件真相！医患矛盾，为什么愤怒不断？
据国家卫健委提供数字， 2002--2013年，全国医疗纠纷数量增长了10倍，2013年，医疗纠纷达到12.6万件。
80%医院的医务人员，都被病人、病人家属殴打威胁辱骂过。
杀医恶性案件发生多起。
日期所在地姓名职务结果
2001/7/10 湖南中医学院第壹附属医院王林主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01/7/10 湖南中医学院第壹附属医院邓天然医生受同行被杀刺激自杀
2001/11/14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李明肃/雷凤仙主任医师/主管护士门诊爆炸5死35伤
2002/9/9 江西省儿童医院彭玲天护士长被患者家属砍死
2002/10/3 贵州贵阳市协和医院李志明医生被患者砍死
2002/11/20 广东惠州市个体诊所魏医生医生被患者绑架杀害
2003/2/7 河北省任县县医院徐春平主任医生被患者家属欧打致死
2003/8/25 武汉汉口区同济来复康门诊部梅某/余某副主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04/2/1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宁专家教授被患者家属砍死
2004/6/8 陜西镇安县人民医院张兴军主任医师被砍死
2004/9/20 安微省沧州市青阳县徐医生村医被击头部致死
2004/10/30 鞍山钢铁集团铁西医院郭辉医生砍死
2005/8/12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戴春福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患者砍死
2006/3/15 辽宁省绵州义县胡医生村医被患者家属砍死
2006/11/1 山西临琦县七级镇府家卓村黄医生计划生育下乡服务队被患者家属砍死
2007/6/13 河南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代文红医生被患者砍死
2009/3/10 北京怀北镇安佳精神病院扬医生主任医生被患者砍死
2009/6/11 武汉江夏区疾控中心朱雪英护士长被患者割喉致死
2010/6/10 山东齐鲁医院肿瘤中心赵稚萍主治医师被患者家属砍死
2010/11/19 南京白下区石门坎卫服中心续广军医生被患者砍死
2010/12/5 安微澧溪县五沟镇界沟村叶医生村医被患者砍死
2011/8/16 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刘志霖副主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11/11/3 广东潮州市男科医院宋应西副院长砍杀致死
2012/2/14 河北柏乡县人民医院常猛枝主任医师砍杀致死
2012/3/23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壹医院王浩医生被患者砍死
2012/4/28 湖南衡阳市三医院南院陈好娜主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12/5/19 广西玉林市容县黎村中心卫生院刘忠贤门诊医师被击头部致死
2012/6/12 广东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李小莲/李国庆副主任医师/医生被患者砍死
2012/11/13 安微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戴光琼护士长被患者砍死
2010/11/29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壹附属医院康红千主治医师砍杀致死
2013/1/19 内蒙古包钢医院朱玉飞主治医师被患者家属砍死
2013/4/29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王萍主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13/10/25 温岭市第壹人民医院王云杰主治医师被患者砍死
2014/2/17 齐齐哈尔市北满特钢医院孙东涛主治医师被击头部致死
2014/4/8 江苏徐州市平县协和医院单辉助理医师被患者砍死
2014/8/3 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妇幼保健院扬逢春副院长被患者砍死
2015/6/11 中牟县雁鸣湖镇中心卫生院王香兰医生砍杀致死
2015/9/8 江苏徐州市孙庄医院胡今升医生被患者砍死
2016/5/5 广东省人民医院陈仲伟主治医师砍杀致死
2016/3/21 安微淮北市杜集区医院陈向阳医生被患者砍死
2016/5/18 湖南邵东县人民医院王俊医生被患者家属砍死
2016/7/21 河北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刘广跃主任医师砍杀致死
2016/10/3 山东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李宝华医生被患者家属砍死
2017/4/22 泰州市靖江斜桥镇荷花村诊所沙亚军医生被患者砍死
1医院自负盈亏
1994年，上级要求公立医院進行体制改革，自负盈亏承包责任制，医院运营费用，要靠医院自己想办法。
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把医院支出，转给病患。
2医疗支出
医疗就属于支出大，回报低，见效慢，只進钱难出钱，不容易看见的地方；
其中美国第壹，中国排123位，跟伊拉克差不多。
3资源紧张
住院可以报销，住急诊室只能自费。
有凶手壹家不是对医生诊断结果不满意，而是不愿意住在急诊室，要求住院入院治疗，
觉得这医院是故意让我们倾家荡产，置我们于死地，好，谁都别活了！于是，凶手爆发。
现在中国医疗资源，还很难满足14亿人需要。
大医院医生普遍工资很低，主治医师每天要上百个医患，工作压力工作强度极大。
北京协和年接诊量近300万，员工只有4000人。
美国梅奥诊所年接诊量116万，员工61100人，为协和15倍。
协和壹年，用4000人完成美国6万人2年的接诊量。
4医保
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
1交流缺失中国医院，不重视医患交流。
因为收入和工作强度压力不成正比，壹些医护人员会有情绪，对患者态度很不耐烦很恶劣。
为了不担负太多责任，就采取和病人少说话，能壹句话说清，就非说半句，病人多问几句，就不耐烦地嘲讽回来。
病人的耐心是慢慢耗尽的，愤怒也是慢慢积攒的。
2媒体
壹些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盈利，挑拨医患关系，煽动对立情绪，進行过激报道，让患者普遍不信任医院和医生。
3病患
很多病患，对医学，对疾病，对自身情况认知是错误的。
壹些老百姓对医疗结果期望过高，他们认为，只要進了医院，就必须马上要治好，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医院贪钱不好好治。
4和稀泥
医院方面，出现问题，往往是以和为贵和稀泥。出现医疗纠纷，病人方面往往是弱势壹方，缺乏让病人正常、快速、有效的申诉渠道。很多人，就被职业医闹撺掇，想要通过闹，获得赔偿。
1尊重
和中国不同，欧美日本社会，对医生极为尊敬！
在发达国家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孩子才会去学医，成为医生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顶尖的。
中国人怕权贵，但从来不怕医生，也不尊敬医生。能去拯救别人生命的人，地位这么低合适吗？能救命的人都不尊敬和相信，怎么能够被救呢？
2矛盾处理
在发达国家，医患矛盾处理机制很成熟，司法保障完善。
医患之间有了纠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国家监管机构，对大医院進行监管，病患来仲裁医患纠纷。会获得壹个公道。
病患去医疗事故调节处，调解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支付。
监管机构，将病患纠纷转到医院外，医院可以正常运行，医生可以正常上班，病患也能及时获得赔偿，消除了很多隐患。
3体系
欧美日医疗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医药分家，分级转诊已经高度发达，医生不会开高价药给病患，医患之间没有利益链，不会去坑害病人牟利。
4医保
欧美日的医疗保障制度非常发达，强制全民医保，要么买国家的公共保险，要么买商业保险。
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有医疗保险。
在发达国家看病，是医院先给妳治病，然后给妳寄账单，账单由第三方的保险公司给妳付账。
这样的好处就是，医院就可以专心救人治病，省去了向病人收钱卖药的这个环节，这就大大减少了医患矛盾爆发的几率。
－－https://www.mizhai.com/news/15736.html

2020年9月8日手术台上强迫患者接受虚设治疗项目医院负责人获刑20年
在被告人苏益雄、吴凤华、张建伟、黄洪勇、年建华的组织、策划下，医院各部门、科室的人员依托医院经营平台，利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网络客服、导医、门诊、B超检验到手术、治疗等各个环节互相串通配合，采用虚构病情、病症、诊疗效果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检查、手术、治疗等，骗取被害人财物。
　　在手术过程中，医生采用恐吓、要挟等手段逼迫被害人接受新增的手术和治疗，勒索被害人财物；在骗取、勒索被害人财物时，实施无医学依据且根本不可能达到检查诊断目的的微创检查或不符合诊疗规范的、虚假的手术，造成被害人身体损伤，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的违法犯罪活动。
2015年7月至2019年5月，该团伙非法敛财共计1.026亿元，诈骗被害人348人共计658.631245万元，敲诈勒索9起共计27.37263万元，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18人轻伤二级、51人轻微伤。－－
https://chinanews.sina.com/gb/chnmedia/ ... 2644.shtml

2020年9月20日医生重复使用壹次性耗材:不到50支针用了200多次
　　什么是冷冻消融针？这是冷冻消融术中的壹种耗材，冷冻消融术是壹种应用冷冻消除靶组织的外科医疗技术。据网络资料显示，冷冻消融术相比以往的射频消融术而言，患者因不用耐受高温而减少疼痛。
据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披露，该案的两名被告中，被告人刘某良为深圳流花医院肿瘤科的主任、科室氩氦刀手术的主刀医生。被告人何某兵为有医生资质的专业人员。
经法院审理查明，从何某兵签订合作协议至其离开深圳某医院期间，其总计从广州雅敦公司购买的冷冻消融针不足50支。但此期间，被告人何某兵、刘某良为到该医院的患者共212人次使用了冷冻消融针，收取患者费用的冷冻消融针数量为603支，金额共计人民币5994026元，其中有8人次通过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报销，报销的数量为18条，报销金额为105710.4元。
据罗湖法院披露，为了通过重复使用冷冻消融针的方式谋取患者及社保基金的钱财，何某需与深圳流花医院及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進行结算，医院要求何某提供购货发票。
　　于是何某联系了另外壹家生物科技公司，虚开普通发票7张，发票销售金额人民币10万元。又向该医院提供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某医疗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8张，发票销售金额为人民币2309397.68元，经调查，该18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均为假发票。
壹审判决如下：
　　被告人何某兵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壹百二十万元；
　　被告人刘某良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判处有期徒刑壹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363

2020年9月23日男患者命根子被切开手术台上医院:加钱才继续
杨先生在遵义欧亚医院就经历了这样的圈套，他壹直怀疑自己患有“男性功能障碍”方面的问题，他通过手机查询找到了“遵义欧亚”男科医院，壹检查，结果吓坏了杨先生。医生说他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要做有创检查。紧接着，杨先生被安排進了手术室，他的生殖器部位進行开创之后，医生却说要立即做壹个“包皮环切”的手术，根据医院规定，必须要交齐五六千元的手术费用，手术才能继续進行。
杨先生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由于担心耽误治疗，在伤口没有缝合、只做了简单包扎的情况下，赶紧打车回家取来银行卡，回到医院支付了费用。本以为交钱后就能将自己的难言之隐治好，没想到第二次上了手术台，各种突发问题接踵而来，医生又发现他有新的病情。
杨先生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把POS机拿来，杨先生刷了6500元，手术继续。可是又过了壹会儿，医生再壹次让杨先生交费。
这壹次，医生又拿来POS机，让躺在手术台上的杨先生又刷卡支付了9800元。当晚短短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欧亚医院经历了三次生殖器官手术，总共花了近两万元。然而，经历三次手术并没有让杨先生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医院的壹名自称为古院长的人多次打电话询问他手术的效果，并表示请到了壹个北京的权威专家，可以帮他做器官的外部修复以及進壹步的治疗。最终，杨先生禁不住遵义欧亚医院的劝说，又先后两次来到医院接受了所谓的修复手术。最终杨先生病没治好不说，身体却留下了创伤。
在这期间也有患者不断地向当地公安、卫生等部门進行投诉，但最后都被息事宁人，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投诉电话的人就是遵义市汇川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雷某，记者找到了他本人，雷某承认有少部分没有登记。
卫生部门有投诉登记制度，雷某收到关于遵义欧亚医院的投诉之后，有些就暗自压下来，没有如实登记上报，而且还第壹时间以短信、打电话的方式通知遵义欧亚医院，导致医院的违法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
今年1月22日，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对遵义汇川欧亚医院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壹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韩某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九百二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830

2020年9月30日中国医院里的黑色交易壹种里应外合的共谋
壹瓶18块钱的药，可以卖到145元。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医药系统中，高价药、天价药始终是壹个令人不满的问题。
这些年，屡屡爆出的药企行贿、医药代表给医生回扣的新闻，或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壹。
医药代表是国外带过来的。
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4年曝光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
葛兰素史克旗下的明星药品贺普丁，就是这种“交易”下的筹码。在中国，贺普丁的出厂价是142元人民币，但是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也不到30元。与韩国相比，中国的出厂价是6.8倍。秘密就在于，葛兰素史克将其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進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目的，就是为了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事实上，药企的利益链实际上就是销售链加上贿赂链。最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出了30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这种方式真正被发扬光大，则是在国内药企手中。
2014年11月，广州白云机场，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柴多，从青海文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手中接过壹个水果箱。箱子里装了壹些茶叶和土特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礼物则是30万元人民币现金。
杨华于2017年11月1日挂靠在江西春讯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6月25日，西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和江西春讯商贸签订了638.88万元的设备购买合同。30万换来638万的合同，这笔买卖，在杨华看来，很划算。
而柴多院长，则早已习惯这样的日子。2006年，他还在西宁第壹人民医院任院长时，同时还担任中古友好医院的董事长，青海信友公司找到他，想给医院眼科提供眼药，并且还将5%的眼药利润给柴多当提成。于是，柴多给药剂科打招呼，随后，信友公司顺利中标。而柴多获得的回报，除了5%的利润提成，还在自己买房子时让信友公司出了15万——直接打给开发商。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采购过程中，是公开的秘密。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9年10月，医药领域被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高达3113件，2013年以来尤为高发，相关案件超3000件。
事实上，药企的利益链实际上就是销售链加上贿赂链。
另壹起案件中，王建民在2005年至2019年担任四川省眉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眉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购GE医疗超声设备时，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41万余元。
在今年1月披露的黄石市普爱医院副院长王芳受贿案中，西门子武汉分公司销售总监仇某就给王院长送了20万元，以答谢她在采收设备时的帮助。
通常，卖药给医院的人叫做医药代表，外界将之称为药代。
这是壹个从未走到台前来的正规职业，业内估计全国至少有300万从业者。他们知识结构差别很大，从大字不识几个到医学硕士、博士都有；他们工作内容也不完全壹样，从运货批发到医学学术交流；他们身份复杂，有的是外企白领，有的只是个体户。
医药代表更多的日常工作，则是为医生做好服务。有些药企给医药代表的要求就是，每天必须和医生见三次面。药代甚至能做到早上给医生带早餐，晚上等下班了送医生回家。而在药代江湖上，药代往往会看作是医生、主任、院长们的贴身保姆。医生有什么业余爱好、孩子在哪读书、老人有什么慢性病……这些医药代表们都壹清二楚。而他们甚至还会上门搞卫生，放学接孩子，半夜赶到医生的饭局上只为他们买单……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发对医药代表的采访，提及其壹般给医生的回扣是10%-30%，抗生素类的药物给的更多，能到30%-50%。
回扣也不壹定是给开药的医生，每个医院和科室的管理制度不同。有的是给科主任，科主任再進行分配，有的是给医生本人。
因此，医药贿赂、返利、回扣等等，本质上是壹种里应外合的共谋。而药价贵的根本原因之壹，就是把医院当做生意来做。
不夸张地说，大部分和生意相关的都有回扣。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128

2018年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壹项决定遭媒体批判:倒退25年
中国解除了长达25年的禁止将虎骨与犀牛角用于科研及医疗用途的禁令，西媒称，此举将在全球范围内给濒危物种带来“毁灭性后果”。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估计，目前全球仅存3万头野生犀牛与3,900只野生老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24966

2019年1月13日副市长壹人身兼46职?这事没妳想得那麽简单
这几天，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剑锋“壹人身兼46职”的消息在全网狠狠刷了壹波存在感。
12日，徐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回应称，王剑锋任职的机构都是为“提高协调效率，加快工作落实進度”而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的，不增加编制和经费，不涉及干部职级，在达到期限或预定条件时即予以撤销。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7199

2019年1月26日过去5年中国新增10个成都,鬼城潜质城市多达95个
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壹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
据数据统计，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到2个百分点。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左右的投资，1个城镇人口相当于3个农村人口的消费。
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年均需转户约1600万人。持续解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稳定就业、集聚安居等问题，意味着巨大的居民消费提升和庞大的城镇软硬件设施建设需求，是经济增长持久的内需动力。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约为13.5%，而全国城区人口增长率仅为8.9%，人口城镇化远远赶不上土地城镇化。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建成区面积增加8765.7平方公里，相当于增加了10个成都的建成区面积。然而，城区人口仅增加3309.5万人，按住建部每平方公里容纳壹万人的城市标准，新建城区面积中有5456.2万的人口缺口，这意味着部分城市将沦为“空城”。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在2014年底曾联合投资时报推出过“鬼城指数排行榜”，即按照住建部的标准比例为1，低于0.5的被认为有成为空城或鬼城的可能。2016年的数据显示，有95个城市的这壹比值低于0.5，占样本城市的14.45%。这个数据已高于2014年我们做的第壹版“鬼城指数”的数量。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9287

2020年7月8日云南红河官员11岁参加工作？官方回应：属实
7月4日，有网友发布壹篇名为《11岁参加工作？云南红河州的“神童”干部横空出世了！》的文章，文内指出《红河日报》刊发了壹则《中共红河州委组织部州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信息显示，现任红河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念培光于1969年9月生，1980年12月参加工作，“11岁参加工作，看来这不仅是‘童工’还是个‘神童’啊！”
关于念培光为何在11岁就参加工作，记者就此询问了红河州委组织部，壹名工作人员回复称，念培光11岁就進入京剧团工作，京剧演员需要从小就练习“童子功”。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7/08/2243908.html

2020年9月8日痛心！飘香300年成都桂花巷桂花树全被砍光
成都市青羊区桂花巷在300多年前的清代有“丹桂胡同”之称，巷道两旁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桂花树和香樟树，每到金秋时节，整条巷子弥漫着沁人心脾桂花香，市民坐在桂花树下赏花纳凉，别有壹番滋味。
但是如今整条桂花巷内的桂花树全被砍了，巷子里全是壹截壹截的桂花树残枝，壹片凌乱。大部分被砍的树干比碗口还粗，留下光秃秃的壹片。
网民议论纷纷：“以桂花闻名的桂花巷再无桂花”“树能再活吗？三百年呐！”“儿时的记忆啊，香味啊，都在里面！”“丹桂飘香的季节就要来了，桂花树砍了…”“以后就别叫桂花巷了”“干脆壹不做二不休，名字壹起改了：秃树街！要么拍脑巷！”
中共成都青羊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7日晚回应称，该处正在進行桂花巷街道综合整治施工作业，要将桂花巷的桂花树移栽，施工完成后再恢复桂花树景观，7日早8时左右，施工单位（成都建工二公司）擅自对20株桂花树進行野蛮砍伐。
官方说辞引发网友壹片挞伐，“300年的古街巷，这历史价值是多少妳不知道？随便壹个擅自砍伐就过去了？妳赔不起”“砍完桂花栽桂花！妳说奇葩不奇葩！”“头壹次见移植把树冠都砍了的，当我们都是傻子吗？”“真是会找替罪羊”“这肯定是施工单位擅自野蛮砍伐！！！肯定与街道办，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无关！！！”
－－https://www.ntdtv.com/gb/2020/09/08/a102935937.html

2020年9月28日烂尾楼江湖:700亿投资成烂尾有人靠改造成首富
继“独山县负债400亿造烂尾楼”、“石家庄最大烂尾楼盘成网红拍照圣地”后，又有壹烂尾楼成为舆论焦点。近日，壹则“重庆南山豪华别墅群变鬼城”的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
自2013年5月29日被勒令停工以来，该项目已经烂尾超七年。2020年5月，其中10套别墅被低价拍卖，却全部流拍，直至6月二次拍卖，才有壹套以评估价的5.6折成交。
21世纪以来，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摩天大楼几乎成了每座城市的名片。但房地产从来都是壹个残酷的游戏，光鲜亮丽的高楼中，也从来不缺乏夹杂着利益、纠纷、债务等重重问题的悲剧角色——烂尾楼。
1994年，坐拥巨人集团上亿资产的史玉柱意气风发，决意要在珠海盖壹座属于自己的大厦——巨人大厦。大厦最初计划建造18层，但很快又拔高到38层、54层、64层、70层，设计投资也从最初的2亿元增加到了12亿元，目标直指当时的中国第壹高楼。
根据媒体报道，史玉柱当时手中只有1亿元，为了建楼，他壹边靠著脑黄金输血，壹边寄希望于卖“花楼”筹资。但令史玉柱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高楼项目，最终会成为他的壹个“滑铁卢”，甚至拖垮了巨人集团。
此后，史玉柱“人间蒸发”，隐身两年多后才凭借着“脑白金”复出还债，可以说是罗永浩还债的壹盏明灯。但巨人大厦却就此烂尾，至今已经停工23年，变成了几家废品收购站和驾校的天下。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曾经的“中国第壹高楼”，高银117大厦和房产黑马潘苏通身上。
2008年，已经手握壹家上市公司的潘苏通，决定進军房地产行业，其中的壹个大项目，就是计划投资700亿元在天津市西津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建造壹座597米高的摩天大楼——高银金融117大厦。
2015年9月，大厦主体结构顺利封顶，眼看着很快就能全部施工完毕并投入使用。但就在临门壹脚之际，潘苏通旗下两家上市公司高银金融、高银地产股价出现暴跌，两家公司市值在壹天内蒸发上千亿港元，潘苏通个人身家也随之缩水800多亿港元。
大本营出事，潘苏通显然没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117大厦项目中，这栋本该于2016年完工的大楼，因此被按下暂停键，烂尾至今。
在众多烂尾楼中，壹些毫无悬念地已经被碾成“炮灰”。
1995年，中国银行温州分行投资3500万元建造温州中银大厦，两年后成功封顶，但因在多次检测中被认定大楼主体工程及地下基础工程不合格，壹直烂尾至2004年。而这栋楼的真正成名则源于其牵扯出了温州金融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壹桩腐败案，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涉案人员高达43名。
2004年5月18日清晨，这栋以“腐败楼”为大众所熟知的烂尾楼，在几声震耳的闷响之后，被定向爆破拆除，彻底灰飞烟灭。
实际上，烂尾楼对于开发商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如曾经的“宁波首富”熊续强，就是趁著上世纪90年代福利分房还未取消，大量收购因半路夭折而留下的壹幢幢烂尾楼，并将其重新改建成住宅、写字楼以及商业广场，而成为宁波屈指可数的房地产大亨的。
如今上海“三件套”中的“瓶起子大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是烂尾楼被盘活的代表。
该项目是个全日资的项目，注册资金2.13亿美元，1997年年初开工，同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停工，壹直到2003年才正式复工，壹度被戏称为“世界第壹烂尾楼”。2008年8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竣工，楼高492米，拥有地上101层、地下3层，是目前全球十大高楼之壹。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61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 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维基百科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8时左右，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其中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截至8月6日，北京已有79人因此次暴雨死亡。根据北京市政府举行的灾情通报会的数据显示，此次暴雨造成房屋倒塌10660间，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
此次暴雨导致北京城区及郊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和洪灾。
暴雨中拒马河发生决堤，流速达到了2500立方米每秒。房山区有人说她的家中水位在十分钟之内就上涨了1.3米。暴雨引发的洪水冲走北京房山壹家养猪场的3700头猪，损失估计达千万元。
暴雨导致北京市内城区发生内涝灾害，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方式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暴雨导致超过500个航班取消，超过8万名旅客滞留。
暴雨导致京港澳高速公路多处严重积水、车辆被淹，最深处积水处深达6米，且至少三人遇难。
文物截至23日，北京市约160处不可移动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受损面积约21万平方米。其中郊区文物建筑受损情况较多，房山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区级文物损失较大，仅房山区壹地初步发现就有80余处文物出现险情。大葆台汉墓、花市火神庙等文保单位院内积水超过1米，局部轻度损坏；周口店遗址小面积坍塌，云居寺围墙部分坍塌，金中都遗址局部夯土崩塌，戒台寺个别建筑出现瓦面、檐头、望板损坏等情况。
－－https://zh.wikipedia.org/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

2019年7月17日外媒:中国洪水滔天湘江决堤官媒淡化处理
中国珠江和长江流域连日暴雨引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其中湘江被传多处决堤，但官媒疑似淡化处理灾情引发网民抱怨谴责。
名为“药丸时报”的网友在推特上指出，搜索“湖南水灾”和“湘江决堤”，只有澎湃新闻壹条正规媒体报道说：7月9号，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发生了漫堤决口，杨梓坪村及附近3个村庄全部被淹，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救援正在進行。但网友说，之后中共宣传部门甚至下达了不让记者進入灾区报道命令。
网民周壹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发出各地水灾的视频显示，江西、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水势凶猛。在湖南湘江两岸，水平面高出地面五米左右，众多民众在堤坝上垒沙袋抢险，防止溃堤。另有视频显示，洪水中漂浮着尸体。衡山县湘江河堤长江镇曹家湖段，7月9日早上6点出现壹个约十五米宽的决口，洪水滚滚而下，汽车和房屋被淹，有些树木仅可见到树梢。据现场消息称，洪水淹没杨梓坪村及附近的3个村庄，过水面积达两千多亩，数百户受灾。更有网民David（戴维）爆出，“官媒竟然晚5天证实，湘江决堤。”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公布，截至7月11日，湖南受灾人数近280万，6人失踪，至少1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3亿元。本台记者多次致电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官方回避洪水灾情让不少民众怀疑政府的诚信，包括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桂亚称，相信长江三峡大坝的防洪效益，经得起如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的考验。田女士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长江三峡大坝决堤，到时候可能真的大半个中国就成了泽国，届时哀鸿遍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66763

2019年7月20日特大水灾，官媒沉默
7月15日，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贴出各地洪灾视频图片，可以看到，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洪灾场面，整片地区，整个村庄，整条街道被洪水淹没，湘江决堤，湘潭，株洲成泽国。视屏中可以看到整幢楼房坍塌，民众蹲在窗台上无助地等待救援，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做饭，民众自发在水里打捞浮尸。
更令网民不解的是，执政党在干什么？国家领导人在干什么？在大半个中国泡在水里的危机时刻，中共领导人却跑到远离水灾的东北及内蒙去调研，水灾现场看不到任何国家领导人的身影。
有网民发帖说：“近日美国纽约停壹次电，把央视急得火上房，新闻滚动播出！国内南方大面积水灾，城市如泽国，央视却看不到踪迹！网友说了：他们只担心他们在美国的家人。”
网友@PDChinese发帖说：“壹场洪水，检验了壹座700年古建筑的质量；检验了壹个70年政权的水利成就；检验了壹个“人民”政府如何服务“人民”；检验了壹个“媒体”的良心……”
也有网友发帖说：“六月份江西300万人受灾，政府居然只拨款了600万赈灾款，人均两元，请问两块钱够买什么？连壹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真的希望国家哪怕少支援壹点国外，稍微拿点钱出来救救灾民吧，别忘了他们是纳税人啊，税收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与国际，也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与官。中国每年十多万亿税收有多少用在了民生上？”
只要有特权就会有垄断，被垄断的不仅是财富与权力，还有真相。
阿尔贝•加缪在《反与正》里写道：“我如今祝愿的已不是幸福，而仅仅是醒悟。”
－－cn.rfi.fr/中国/20190720-特大水灾官媒沉默

2010年8月7日舟曲泥石流灾害－－维基百科
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毛生武介绍，2010年8月7日22点，当地发生强降雨（暴雨持续约40分钟，2个小时后的8月8日0时县城便遭受泥石流灾害。
搜索至8月27日停止，至9月7日通报灾害已造成1481人遇难，284人失踪，累计门诊治疗2315人，解救1243人。
在2008年就有地质工作者警告舟曲地区存在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而且当年就发生了60多起山体滑坡事件，只是没有人员死亡。尽管如此，当地政府还是没有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周平根博士认为舟曲地区的开发导致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在连日暴雨的作用下灾害必然发生。
－－https://zh.wikipedia.org2010年舟曲泥石流灾害

2010年8月14日舟曲泥石流是人为灾难
《南方周末》的报道引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周平根博士的话说，舟曲地区的森林破坏严重、大量开发使植被遭到破坏，因此“只要连日暴雨，必然灾害发生“。
来自舟曲旁边的卓尼县的扎西顿珠表示，“我听他们讲说从甘南拉出去的木材如果连接起来的话，据说是可以绕地球转三圈。周曲县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舟曲县他们说有接近200万亩的森林已经开发光了，基本上都砍光了。” “因为地理阶梯水的落差比较高大。所以建了很多水电站。壹个小小的舟曲县规划说是有47座水电站。而且70% 、80%全是私人的私营企业，管理非常混乱。开矿也是很严重的。像我们老家那儿的草原很漂亮、很大的草原被挖得竖壹道，横壹道，挖的沟都很深很深的。然后时间壹长整个草原就慢慢地沙化。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个对环境、对生态有什么影响。”
舟曲县的开发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经济收益。中国媒体报道说，舟曲县每年财政收入壹千八百万元人民币，只够该县公务员壹个月的工资，根本没有财力治理潜在的地质灾害。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ishiliu-08142010003507.html

2010年9月7日点评中国：舟曲县洪水泥石流灾害原因初探
洪水和泥石流导致舟曲县半个县城的范围被夷为平地，剩余的房屋或是底层被淤泥淹没，或是发生倾斜，或被严重损坏，损失惨重。有报道说，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2000余人。
这次灾害的原因除了降雨和所在地区的地理条件外，主要还有：
1.白龙江流域的过度开发。
2.舟曲县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错误。
发生灾害的舟曲县位于中国的广义范围的江源地区。白龙江是嘉陵江的支流，而嘉陵江又是长江的支流。江源地区是中国的水塔，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0/08/100809_cr_zhouqu_wangweiluo

1970年1月5日通海地震－－维基百科
1970年通海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970年1月5日1时0分41秒，矩震级7.7级，最大烈度达10度。震源深度11千米，震中位于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峨山之间。
此次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32431人。因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地震发生后3天，官方传媒仍无壹报道此宗惨剧。
1969年11月底，西南地质地震大队曾派遣考察小组来到通海進行考察。他们发现了寒冬中百花盛开的反常景象，推算得知地下温度出现了升高，但是未能确定地震的发生。1970年1月4日，考察小组居住的旅社的井内反常地干涸，当夜也出现了闷热的天气，街上还出现了老鼠群奔的情景。1月5日凌晨，地震爆发。
直至第4天，《云南日报》才刊出壹则消息，指“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壹次7级地震”，消息未提及具体位置、伤亡情况，只强调“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壹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此后《人民日报》报道：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收下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等精神食粮。
中央于震后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灾区官员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全国各地向灾区发送了143,000余封慰问信，同时各种与毛泽东相关的书籍和像章也被送往灾区，用以在精神上支持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0年通海地震

2018年7月11日草菅人命 — 尘封30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7.7级大地震。三十年后的2000年1月，通海县展开“通海地震三十年祭”的壹系列活动，在1月5日的集会上，上千名与会者自发向通海地震中死难的人们默哀三分钟，尘封三十年的历史才就此公诸于世。
地震受灾波及通海、峨山、华宁等7县，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毁坏房屋338,456，死亡 166,338头大牲畜，经济损失达38.4亿元，是上世纪云南震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地震。
地震过后，灾民最缺乏的是食品和药品，可中共政党为了羞辱滇人，故意送来了数十万册毛泽东语录、数十万枚毛的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捐款只约9千余元。中共政党在滇的殖民机构云南省革委会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物品全部退回。
壹位当年下放的滇人知青说，地震发生后，知青回昆探亲和灾民往外跑都被严格限制，必须原地“抓革命、促生产”，如有“流窜”者，当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论处。当时有人预感说要地震，立即被打为妖言惑众的坏分子。
－－https://medium.com/@diantnam/草菅人命-尘封30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f3161d354c4

201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深刻教训：防震！减灾！
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书稿实际上完成于2000年，但出版送审即被封杀，而且是通过国家地震局的正式文件（中震办[2000]第343号）封杀。
就在唐山大毁灭的1976年，地方政府（1个省级、3个县级）成功发布了4个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其中，5月29日云南龙陵7.3、7.4级地震仅有98人震亡，唐山“7•28”7.8级地震中的“青龙奇迹”无壹人震亡，8月16、23日四川松潘平武两个7.2级地震仅有38人震亡，11月7日四川盐源云南宁蒗6.7级地震仅有33人震亡。
4个成功临震预报所取得的减灾实效，与唐山没有临震预报的惨烈伤亡（重伤超过16万人、震亡超过24万人）对比强烈。国家地震局认为无法向公众交待，随后，通过有关部门，全面封锁了包括“青龙奇迹”在内的4个临震预报的奇迹。
官方的“封锁策略”壹直延续到今天！
1、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
唐山市被定为“不设防”的烈度Ⅵ度区的现实没法改变。同汶川地震区壹样，这个烈度标准是有关部门最早从1956年开始根据“历史—概率法”确定的。对基建投资来说，用“历史—概率法”确定的烈度标准可以将建筑物抗震设防标准降下来，从而节约基建成本。
因为“不设防”，唐山的房屋（平房和楼房），尤其是老百姓的房屋，基本上就是“码”起来的——红砖砌墙，预制板搁在墙上。这样的房屋既没有地圈梁，也没有层圈梁，更没有钢筋混凝土抗震立柱。地震壹来，这些像搭积木壹样建造的房屋“晃几下就变成了壹堆废墟”，“壹块的、半块的预制楼板，不知道砸死了多少人”（《幸存者说》第89页，下同）。
2、许多人不是被砸死，而是被闷死、憋死的
唐山的“豆腐渣”平房、楼房垮塌后，壹部分人当场被预制板和砖墙砸死，但更多的人在大地震的第壹波袭击中幸存下来。不过，他们或者被预制板和砖墙压着，或者被倒塌的房屋掩埋。前者需要救援；后者虽然没有受伤或只是轻伤，但他们需要空气！
幸存者们后来说，“谁家出来人了伤亡就少，要不就壹家壹家的（闷）死”（第10页）。
有个聪明的大男孩，顺次从废墟中扒出了自己的妈妈、爸爸和妹妹，但他都是先扒出壹半，能喘气便停下，再去扒另壹个；另外壹个大男孩，拱出废墟后，找来壹根铁管子，分别为废墟中的爸妈捅出救命的小窟窿。
在唐山人全力以赴自救互救的同时，也出现了壹些不和谐甚至荒唐的事情。虚假政治甚至把这些“人性扭曲”的荒唐糗事作为“先進典型”宣传。
有个女人壹家8口全埋在废墟中，就她自己最先爬出来。但她不是首先想把家人扒出来，而是想到“自己是街道居委会干部，受D培养多年，要组织群众抢救”，“哪里有呼救声就跑到哪里”。她后来介绍她的“先進事迹”说，等她7、8点钟回到家，“由于抢救不及时，我的母亲、大姐、女儿、儿媳和孙子5口都去世了”，不过，“我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后悔”。
另有壹位企业医务人员，得知自己的丈夫孩子被埋压，却并不急于回去。领导同事再三摧促她回去救家人，但她想到“向白求恩学习，做壹个……的人，壹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壹个……的人”，她“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参加抢救伤员，甚至“壹勺壹勺地将米粥喂到伤员的嘴里”。等她第2天回家，她丈夫“已经不行了”。她后来演讲说，“望着爱人刚刚咽气的遗体……我想到……他死得其所……（我）心里是坦然的……”
作家将丑恶人性撕开来，血淋淋，给人看：“两位女士的感人事迹……无疑击穿道德底线”。（第61、62页）
笔者妄评壹句：今天全社会普遍道德底线缺失，其根源是否要从这里的虚假政治、官话假大空和扭曲人性中寻找？
3、不认识宏观异常，错失逃生机会
由于绝大多数宏观异常（如动物异常）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偶然的时间地点），尽管妳有心，但未必会碰上。但是，如果妳幸运的碰上了它们，但却不认识，那妳就会错失上天赐予妳的逃生机会。就像唐山大地震中的无数大悲剧壹样。
壹般地说，8级左右大地震，尤其是在夜晚，都能发现地光和地声，这是老天爷留给动物，尤其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最后的逃生机会。
当年在唐山，“地光和地声出现的时候，距唐山大地震还有6小时”（即出现在晚上8、9点钟，并持续到大震爆发）。“沈睡的子夜不再平静，有很明显的刮大风的声音，但树梢不动，也不见任何小东西被风刮动的迹象……地光骤然泛起，大约持续十几分钟消逝……在壹阵壹阵泛泛的地光中，假如妳在旷野，还会看见偶尔有三两个火球腾空而起，几团发亮的蘑菇云缓缓地升向夜空”；“唐山大地震爆发前10分钟左右，地光达到了高潮……与闪电伴着雷声那样相似，每壹次地光升起，总会伴有地声”；“初始，地声和地光不是特别强烈，犹如远方隆隆而来的闷雷声”，“随着时间的流逝，地光不断升级，地声也在不断升级，渐渐的，就震耳欲聋了（大震爆发了）”。
最为典型的悲剧个案是：当地光和地声达到高潮时，在唐山火车站候车大厅外的广场上，有上百名旅客纳凉候车，他们都看到了地光，听到了地声，但人们误以为那是远处的雷声和闪电，便纷纷走進候车大厅避雨。几分钟后大震爆发，候车大厅整体坍塌，“无壹人生还”。（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
4、震前有没有准备大不壹样
大震前5小时左右，侯世钧从他的监测点无奈地回到宿舍。为了能够及时逃生，他没有锁门，并在门边支了壹根小木棍（以防止门框变形打不开）。5小时后，大地震轰然而至。侯老师挟着他那6岁的孩子第壹时间窜到了门外，他爱人紧跟其后，安全逃生。在他们身后，宿舍山墙轰然倒塌。
震后扒开废墟，“唐山人清楚地看见了成千上万具尸体在门窗下挣扎的惨状”。因为门框变形，门打不开，这些人无法逃生。
5、正确与错误的逃生方法
国外救援专家集几十年救援经验给出的最基本逃生方法是，若妳没有机会迅速逃离室内，或者跑進小开间房屋（厨房、卫生间），那就应该这样避险：
若妳正在床上，只要简单地滚下床，在床边躲好；
若妳正在看电视，那就紧靠沙发边躺下，躲起来。
千万不能这样做：
若妳住楼房（2、3楼以上），别试图从家门逃离，更不能站在门框下无助地反复推门。（震后，人们往往在倒塌的大楼里，发现很多人被砸死在门口！）
千万不要走楼梯逃生！（因楼梯是大楼结构最差的地方）
另外，若妳在车内，请迅速离开车辆，靠近车辆坐下或躺下。躲在车底下，也是错误的选择。因车辆目标大，车内、车下都可能被砸伤砸死。
5、错误的救与治——截瘫者的不幸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唐山大地震造成3800多人截瘫。
本来，如果救援、运输（让患者始终保持仰面平躺）、治疗和护理的方法正确，地震中的腰椎伤员大多是可以康复的。
有的腰椎伤员被埋压着，救援者将其上半身扒出来后，两个人拉住其双手，用力将其“生拽出去”——坏了，瘫了！
有的被救出后还没瘫，但搬运时，壹人抱头（或抱手），壹人抱脚，壹擡，坏了，瘫了！
有的被搬运者“右手搂着脖子，左手揽著腿，弯腰抱起”；有的被放在棉被上，搬运者抓住棉被四角，擡走——都坏了，都瘫了！
在医院，手术不当、治疗不当（牵引不当）、护理不当（护理翻身不当），也会造成瘫痪。
“截瘫病人要定时翻身，翻了上身没翻下身，嘎巴壹响”——错位、瘫了！
－－lishangy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49502

2013年5月10日汶川地震留下的遗忘黑洞
我们都知道的是：校舍垮塌调查成了灾区最大的烂尾工程，没有任何说法。校舍垮塌导致的遇难学生人数和遇难学生名单，则成了所谓国家机密而不见天日。喊冤的遇难学生遗属大多成了维稳对象，遭遇种种打压。为他们鸣不平的作家谭作人，甚至迄今仍囚于四川都江堰的黑屋之中。
官方统计的汶川地震遇难人数为69227人，固然死者长已矣，但是他们的数十万遗属，尤其是他们的未成年的孩子，后来的状况如何？出路何在？地震中受伤的374643人，后来的康复情况如何？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如何？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做了什么？以及做得怎样？经验教训当如何评估？
这个黑洞，本质上是人的黑洞。即对人的漠视，甚至冷酷。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05/130510_analysis_sichuanquake.shtml

2018年5月10日汶川地震十年，还记得校舍废墟下的学生吗？
1954年出生的谭作人，是四川著名环保人士和作家。2008年，他在网上发文质疑彭州石化项目选址决定，认为它埋下重大生态灾难隐患，引发大量关注。同年，汶川地震爆发，在官方给出三个不同的学生死难人数后，他与当地维权人士谢贻卉以公民身份独立调查遇难学生人数。二人在川内跨越几千公里，遍寻历经丧子之痛的家长，同时搜集川震校舍倒塌证据，列出壹个长长的死难学生名单。震后第100天，他又与广州中山大学教师艾晓明合力拍摄《娃娃》，记录下被细弱钢筋和水泥掩埋的学生。2009年5月，汶川地震壹周年，官方首次公布了死难学生人数为5335名。但谭作人至今认为，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
2009年3月28日，独立调查進行到壹半，成都公安突然以谭作人“多年纪念‘六四’活动”为由，将他从家中带走。2010年2月9日，谭作人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终于刑满释放，未来维权难吗？“难。”要继续吗？“要。”谭作人害怕，如果自己都不坚持，为这个群体发声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无法走出来？谭作人说，“因为当初壹个‘不公正’套著另壹个‘不公正’，而不公正继续压在我们的头上。”他语气执拗而坚定，“这个认识我是很清楚的......因为犯错的不是我。”
以下是访谈摘要，经过整理与删减。
问：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妳觉得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答：这是壹个标志，实际上可能是思想和情感的交锋。
问：2008年，妳相识了壹大批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的父母，10年后回看他们的维权行动，在战略途径上主要经过了哪些转变？
答：他们想政府应该出来给他们主持公道，而且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现场也表示过，如果确实有豆腐渣工程存在，政府肯定会追查到底。
2008年八九月份到之后的两年，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他们调查真相的诉求遭到了打压，而且很多人遭到关押、殴打，甚至被判处行政拘留，他们非常失望。
“512家长”群体是壹个特殊的群体，不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访民，因为这本来就是公共事件，也是历史事件。
基本上，每年出来100多个家长，警察出来200多人，包围他们，折腾壹天就算了，达不到任何诉求。2016年，我提出“上诉”代替“上访”后，上访减少了壹些。
问：最近两年，《公民调查》行动有新的進展吗？妳原来的维权群体处于什么状态？
答：在里面坐牢的时候，我设想过，出来后组织壹次更大规模的（调查），体制内、体制外的人壹起来做这件事。最后，大家觉得难度很大，组织不起来，觉得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再组织的话，可能非常困难。但家长的维权诉求仍然不断，后来很多家长来找我，提出他们的冤屈，说自己不仅失去了子女，而且被打压，成了当地的重点维稳对象。如果这个事情不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最后的公正，那他们这壹辈子也许都得不到平反，成了跟政府作对的、破坏稳定的人，他们想起这些，是尤其不甘心的。
问：当时妳刑满释放回家，再和这些家长接触时，他们呈现出哪几类诉求？
答：在“上诉”代替“上访”后，有些家长发现，教育责任保险他们全部买了，但理赔没得到落实，希望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得到在校学生的教育理赔。
对于失独家庭，优抚政策没有落实。
还有壹批家长不愿意再纠结了。
问：当时妳怎么应对他们的分化？妳也始终坚持要彻查豆腐渣工程壹事，为什么还要帮助家长们维权，政治环境有没有什么新的考虑？
答：他们愿意放弃的，我是充满同情，我从来不劝说他们继续，我从来不劝说任何壹个。我觉得他们非常冤屈，就给他们提出建议，积极上诉，这么多年来，这是壹个机会。
问：妳指的是什么合法的方法？结果怎么样？
答：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对地方法院提出要求，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绝受理民事诉状，如果受理之后不進入下壹个程序审理，必须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予书面答复，就是不予受理决定书上面，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这叫做程序正义。但最后它没有履行，只能说是法治的悲剧，因为只有法律才能来主持公道，法院是最后的公道。
问：2012年，新壹届政府上台后，妳们有没有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
答：我们感觉到，法院的工作受到了壹些干扰。就我个人的行动而言，官方没有任何回应。
问：如今的大环境不像2008年那麽友好，妳会为妳们未来的维权行动担忧吗？
答：肯定担心，所以我还是主张“低对抗”，而不是“强对抗”，不是那种“搞得大家妳死我活的”。其实民主就是妥协，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问：如今10年后回看，妳和家长们的维权经历留下了哪些抗争经验？
答：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是，如果说任何事情是和平、理性、有序的，甚至是善意的，那它目标的达成和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这些年，做维稳工作的人经常对家长们说，妳们不要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家长们说，“我为自己娃娃讨公道，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去追求公平正义，我怎么会成为汉奸？”实际上，污名化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是上个世纪的斗争哲学带给我们的毒素，到现在还没消除干净。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510/tan-zuo-ren-sichuan-earthquake/zh-hant/

201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艾未未：中国仍不披露真相
艾未未在他位于柏林的工作室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永远不会获得直接了当的答案。自从这个共产党政府成立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故的背后真相从未被正式揭露过。”
他在得知和亲眼目睹，数千名当地学生在7千所完全倒塌的学校中丧命后，发起并参与到对“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调查和质疑当中。艾未未工作室和自发的公民调查团队，向四川省多个政府部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这些政府部门对他们的申请，则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
2009年8月，艾未未在前往成都为因调查四川地震死难学生情况，而遭到逮捕被指控的四川作家谭作人案作证时，在出庭前于他的旅馆内，遭到警察的强行進入和殴打。他和随行人员并被阻止参加庭审和作证。
－－http://cn.rfi.fr/中国/20180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艾未未中国仍不披露真相

201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10周年：强迫遗忘与感恩
5月12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把5月12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共。
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如，黄琦），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之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
在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灾区救灾，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壹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壹个指挥官说，“我就壹句话，是人民在养妳们，妳们自己看着办。”
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wenchuan-20180512/4391204.html

201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8成善款下落不明传2348亿流入中国政府帐户
中国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造成6.9万人罹难、37万人受伤，当时各界涌進大量捐款。但10周年后回顾，却发现652.5亿人民币（约新台币3055亿元）善款之中，只有151亿人民币（约新台币707亿元）有公布明细，占了总额的23.16％，剩下近8成的501亿人民币（约新台币2348亿）疑似流入中国政府帐户。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24468

2012年2月1日 2009年全国环境污染代价达9700亿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日前公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显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自2004年以来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8年的环境退化成本为8947.6亿元。
　　与此同时，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公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進壹步显示，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jingji.cntv.cn/20120201/110570.shtml

2015年12月26日数据：中国环境污染年失3万亿死逾百万人
2007年，世界银行花费数年时间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中国污染代价》(CostofPollutioninChina)。这份报告称，每年中国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6千亿至1万8千亿人民币之间，占GDP的5.8%，其中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3.8%。
　　而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表明，2010年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5％（除去医疗卫生费用）。
不得不提的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污染代价》报告中，有近三分之壹的内容被删除。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7月3日发表《世行：中国每年75万人因污染早亡》的报道，文章称：“（世行）这份报告删除的内容是，该研究项目发现，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正导致每年有35万至40万人早亡。但该研究团队顾问表示，每年还有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但有关这壹问题的讨论在报告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因为这超出了发起此项研究的中国有关部委的容许范围。”
壹言以蔽之，2007年前的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过早死亡。
根据美国伯克利地球组织（BerkeleyEarth）2015年的最新研究，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约为160万人。这个数字比2007年的两倍还多。
从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截至2015年，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翻了壹番，让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离健康的环境究竟还有几代人？
－－https://new.qq.com/rain/a/20151226014438

2016年12月10日中国环境污染现状：远比雾霾可怕！
本周中国环境保护部（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该报告显示，2013年：
在4778个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之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比例合计59.6%，水质优良的比例为10.4%。中国目前近60%的地下水水质极差或较差！中国环境污染现状：远比雾霾可怕！
全国酸雨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沿线及中下游以南，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东南部地区。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0.6%。
在中国近岸海域，劣四类海水点位比例为18.6%，持平2012年，三四类海水点位比例由2012年的14.7%升至15.0%，壹二类海水点位比例由69.4%降至66.4%。
在74个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之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
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了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
去年7月，新华社微博转发了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这样壹句话：“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壹。”
曾经看过壹部电影，里面的黑恶势力费尽心机，想用高科技的病毒污染水源，以便靠出卖洁净水谋取暴利。
在当下中国，绝对不需要费这么大劲儿。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在放弃自来水，食用自购的矿泉水、纯净水。甚至有专栏文章称：壹些城市的自来水仅剩冲马桶的功能。
1995年，中国政府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其中明确要求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库的水质达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实现淮河水体变清。今天，淮河水变清了吗？谁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呵呵！
中国在所有大江大河大湖中下了最大决心、最大功夫，向全世界有过庄严承诺的淮河治污是这样，其他水体可想而知。
话说长江。坐船顺长江而行，再在重庆、宜昌、武汉等城市绕行壹周，目光所及，触目惊心。无数的排污口像壹条条孽龙，整日哗哗不停地向长江喷吐著毒液。无数垃圾堆沿江边堆放，堆多了，会自然滑進长江，江水涨高了，也会自然将垃圾带入江中。有特大企业的治污经验是：把排污口延伸到长江江心，他们说：这叫充分利用江水的自我净化能力。对于沿江生活的人们来说，不幸之处在于：长江既是沿江各城镇主要的纳污水体，又是人们主要的生活饮用水源。
说说黄河。黄河泥沙含量大带来的壹大好处是净化能力极强。在青海被严重污染的黄河在流進中自我净化，尤其在到达刘家峡水电站库区后，经过沈淀，以壹类水质流出刘家峡。但仅仅经过上百公里之后，在進入兰州市时就成了三类水。流出兰州市时成为四类水，流经白银市后又下降为五类水。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源源不断地被排入黄河。
原国家环保局曾经发布新闻：在全中国七大流域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顺序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辽河、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都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
发达国家平均每1万人就有壹个污水处理厂，用以处理人们每日所产生的生活污水。而在中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中国的生活污水处理厂不到5家。武汉、重庆等绝大多数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零。都是直接排放。
－－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87213.html

2019年11月4日环境专业|中国环境十大问题
大气污染 2011年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1857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水污染中国是壹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壹。然而，人们在科学進步的同时，依然在浪费水资源。
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中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
垃圾处理中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中国各地。
土地沙化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水土流失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
旱灾水灾 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1.2亿亩，90年代上升为3.8亿亩。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壹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生物破坏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中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
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
三峡库区三峡工程是中国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定于2003年开始发电。三峡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大课题，三峡工程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环境问题。在长江，鱼越来越少，还出现野生水生动物大量死亡的情况。
持久污染这类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广泛存在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等使用的化学品之中。
－－https://kuaibao.qq.com/s/20191104AZNE7I00?refer=spider

2019年12月13日污水处理厂“晒太阳”，“民愿”何以变“民怨”
投资375万元建设的生活污水处理厂，竣工以来未能正常运转，处理设施长期闲置，为应付调查编造数据伪造记录……根据举报线索，新华社记者近日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展开了调查，发现污水处理厂存在不少问题，包括规划不科学，管网不配套，管护不到位，消纳污水量达不到运转要求等。
值得注意的，是乡镇污水处理厂“晒太阳”的情形并非个案，原因恐怕还是“拍脑袋”决策、政绩观跑偏：有的地方盲目上项目，不切实际搞“大手笔”，结果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
－－https://www.cenews.com.cn/opinion/hjsp/201912/t20191213_921502.html

2020年9月15日浙江100多户人家水龙头流出60度热水持续3年…
最近，绍兴嵊州壹些村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很烫手，温度高的时候，将近五六十度，后半夜才敢洗澡。
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三年。
整个范油车村260户人家，有129户遇到了和范晓明家类似的问题。而剩下的131户，家中自来水的温度还是比较凉的。
2017年，范油车村在原有的自来水管网基础上，新铺设了壹套管网。接入新管网的用户，水温从此直线上升。仍在使用老管网的用户，还是保持常温。
村民发现，2017年那次改造后，新老两套自来水管网，埋入地面的深度相差很大。经过现场测量，范油车村新铺设的自来水管网，距离地面最浅的5厘米，最深的15厘米。相比老管线普遍深度50厘米以上，差距确实不小。埋得浅的管子，夏天高温暴晒，水温自然就上去了。
范油车村此次自来水管网铺设，新接入用户需缴纳2400元给石璜镇自来水厂。后来，村里补贴了400元，每户缴费变成2000元，共129户人家参与。计算下来，自来水厂总共收取了30万元的资金。
根据我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镇乡村给水工程技术规程》，管顶高度不得低于70厘米。范油车村的管网，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如果说埋得深度浅的话，不管是从人工也好，施工進度也好，都会省下很多钱。越深的话，包括人工机械，这个费用都会很高的。埋管的深度降了，那麽这部分的费用，现在到底去哪儿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350

2020年9月24日自来水把毛巾染黑校方却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学生：肉眼可见宿舍自来水把毛巾染黑校方却称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小曾（化名）是重庆工程学院南泉校区壹名大三学生，她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学开始，学校宿舍区的水质就出现了问题，“水中时常会出现黑色杂质，每天早上用水刷牙，杯子底部都是黑色的，无奈之下大家在水龙头、淋浴喷头上绑上了湿纸巾、洗脸巾过滤，过几个小时后就会发现洗脸巾被染成了黑色。”
此外，有多名同学向记者反映称，用这样的水洗漱后身上会出现过敏症状，虽然不确定是否与水质有直接关系，但每天都用“污水”洗漱，心里感觉很慌张。
小曾说，今年上半年开学后，学生们曾多次向学校反映情况。
6月19日，重庆工程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壹则情况说明，并附上了自来水公司和巴南区疾控中心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08

2018年8月28日中国官媒：非洲猪瘟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
怪异新闻频繁出现显然是中国的壹个毫无争议的特色。最新的怪异新闻是中国官方媒体似乎是在公开呼吁中国公众大吃瘟疫死猪的猪肉。
在猪瘟死亡的猪肉是否可安全食用的问题上，希望得到精准信息的读者搜寻其他的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官方的《健康时报》8月6日的壹篇报道，标题是，“猪瘟又来了！猪肉还能放心吃吗”？
在这大标题下，《健康时报》报道说：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相关技术人员介绍，非洲猪瘟传猪不传人，正规渠道的猪肉可以放心吃。且该致病病毒在60℃下、10分钟就会被灭活。在我国，壹旦发现疫情，当地政府会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划定疫点疫区封锁区，每个封锁区出入口都会设立消毒站和岗哨，确保封锁区内的猪及产品都运不出来，所以疫区外的猪还是很安全的。”
《健康时报》的这篇报道明显是文不对题，是跟读者逗闷子，其正文没有回答其标题中的问题。这篇报道的主旨显然是，安全的猪、没有猪瘟的猪是安全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不是新闻而是纯粹的废话。
眼下在中国北到黑龙江、南到浙江扩散的非洲猪瘟来自俄罗斯。中共当局为了跟美国对抗打贸易战而铤而走险，明知俄罗斯有猪瘟也要坚持从俄罗斯進口猪肉而拒绝進口美国的猪肉。
网民李江琳通过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感慨说： “1917年 ‘壹声炮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2018年壹声不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猪瘟。＂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wine-Fever-And-Political-Pork-20180828/4547135.html

2018年11月23日北京发现“非洲猪瘟”疫情！会不会传染人？猪肉还能不能吃？
11月23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确诊，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琉璃河镇各壹个养殖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全国非洲猪瘟疫情呈现多点散发、趋于平稳、防控有效、总体可控的态势。
非洲猪瘟到底会不会传染人？猪肉还能不能吃？危害都有哪些？今天就为大家科普壹下！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壹般情况下，病毒不会感染人。
猪肉还能不能吃？
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继续吃猪肉的。
虽然猪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百，但这种病毒在高温下是很难存活的。温度达到55℃持续30分钟或者60℃持续10分钟，都是可以杀灭病毒的。
－－https://news.mydrivers.com/1/604/604603.htm

2018年12月26日疫情爆发半年　蔓延23省市区达102例　已逼近香港
截至目前（12月26日），据中国农村农业部通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天津、安徽、江苏、浙江、湖南、贵州、云南、重庆、湖北、江西、福建、四川、青海、上海、广东均已爆发猪瘟。
非洲猪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据农村农业部12月15日曾表示，调研81起非洲猪瘟疫情发现，异地调运引发的疫情共有14起，约占全部疫情的17%；因餐厨剩余物喂食猪只引发的疫情共有32起，约占全部疫情40%；此外，因生猪调运车辆和贩运人员携带病毒后，不经彻底消毒進入其他猪场，所引发的疫情共有35起，占到全部疫情的43%。
本次中国非洲猪瘟来源尚无确切说法，不过，有专家指源头可能是俄罗斯。而《科学》（Science）杂志于2018年8月21日撰文援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下属，位于长春的军事兽医研究所8月13日的报告，指首发的基因样本与俄罗斯境内的样本高度相关。
－－https://www.hk01.com/议事厅/275465/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半年-蔓延23省市区达102例-已逼近香港

2020年2月24日 53年前，中国战胜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壹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壹下，关于这壹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壹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壹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壹个痕迹在壹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壹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南京地方志，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青岛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青岛市情网，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辽宁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绍兴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
——浙江绍兴市志，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人群大流动”，壹些资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知识天地栏目就有这样的内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动，空前大流动，到底怎么回事呢？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
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
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麽，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联。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壹道风景。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1300万人，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马克屎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進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
想象壹下绿皮车厢中挤满了壹车的红卫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脑，也没防护，昏昏沈沈坐车，壹起待上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曾光所说的，火星带到全国各地。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
串联与流脑的关系，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历史珍贵不应该被遗忘，而令人感叹的是，如此大的壹次疫情，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961718870/v74ed745601900py46

2020年3月6日【历史回眸】并不久远却被遗忘的壹场疫病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脑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病率与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时，中国流脑病死率为1.1%，到1967年初即高达4.04%，1967年春，流脑病死率竟高达5.49%，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中国政治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疫病。
1966年“五壹”之后，清华、北大附中壹些中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自发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予以“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 “革命串连”。8月18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几十万红卫兵及师生民众。
自称“煽射秽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8月27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妳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妳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妳们干革命的方便。给妳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国务院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规定交通壹律免费。12月15日，中共提出组织学生下乡“串连”，于是，北京等地红卫兵到各地鼓动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学习，他们还去延安、井冈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盘踞过的地方参观，运动风潮迅速推广到农村，席卷了全国，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第壹次人口集中大流动。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壹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疫情伴着“大串连”串连了。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高峰时，每天進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 150万～170万人之多！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壹位广西梧州的中学生当年曾“串连”到广州，他回忆说：“在广州市，住進了荔湾区的壹个学校接待站里，那里的教室横七竖八的人满为患。晚上还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见有人被擡走了，是用白布兜头兜面盖住那种呢，而且还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擡走。”
学生大面积死亡后，人们谈病色变，只能自行胡乱预防求治。全国很多地方抢购中草药，服大案叶、龙胆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1967年2月、3月，中共发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進行“大串连”的计划，“大串连”终于停止了。
“大串连”时的脑流疫情，已经扩展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染疫的青少年高达304.4万，死亡人数16.7万，仅广东省发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辽宁发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绍兴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专业研究者认为，因有的地方偏僻闭塞，死亡实际数字要比统计的多壹些。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3/n11912272.htm

血吸虫－－维基百科
血吸虫，又名裂体吸虫，属扁形动物门，主要指所有归类在裂体属下19个同属的物种。其中有6种可以寄生人类，主要者有三种，分别流行于中东、亚洲和南美洲地区，分布范围较广，且是可以感染人类的主要三种血吸虫；另外三种则局限于北非、马来半岛、湄公河流域，由于多为动物株（zoophilic strain），对人的影响较小。血吸虫成长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在淡水螺类体内的寄生阶段，才有能力感染其他宿主，而血吸虫寄生后多选择在宿主体内的静脉血管定居，所引起的症状表现各有不同，皆统称为血吸虫症（或血吸虫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六大热带医学疾病之壹。
在血吸虫的生活史中，有两个宿主，壹个是被成虫寄生的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称为终宿主，许多种哺乳动物都可成为血吸虫的终宿主；另壹个是被幼虫寄生的钉螺，叫中间宿主，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唯壹中间宿主。
血吸虫对人体损害导致症状称为“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属于人和牛、羊、猪等哺乳动物感染血吸虫所引起的壹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血吸虫人对人畜危害以虫卵损害为最为严重；虫卵沈著在宿主的肝脏及肠壁等组织，形成虫卵肉芽肿，最后导致肝脾肿大、肠壁纤维化、肝硬化和腹水；儿童如果反复感染血吸虫会引起发育不良、智力减退、生殖机能不好，形成血吸虫性“侏儒症”，丧失劳动力。
血吸虫传播途径：人畜传播主要有钉螺、粪便、水源。
中国只有日本血吸虫病(因本病首先在日本发现，病原虫的生活史也首先经日本学者详细研究而阐明，故得名)，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流行于长江以南大部分产粮区，患者多达1000余万人。经大规模群众性防治，至70年代发病人数已降至250万，台湾仅发现动物感染日本血吸虫。
根据2003年中国卫生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供的数据，大陆地区有427个县（市、区）存在疫情，受威胁人口6500万，钉螺分布面积达2.22万公顷，洞庭湖、鄱阳湖的江湖洲滩地带，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为重疫区。据卫生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2003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万，比2000年增加了15万；其中急性感染人数明显增加，2003年发生了30多起急性血吸虫病爆发疫情，2003年流行区７省报告急性感染1114人，较2002年同期上升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血吸虫

2003年10月17日湖南血吸虫疫情加剧洞庭湖几成“毒湖”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披露，2002年，我国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427个流行县(市、区)，37246个流行村，流行村总人口为6453万人；全国共有血吸虫病人81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6046人；疫情最重的湖南省血吸虫病人达到21万人之多，环洞庭湖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是湖南省最大的疫区，媒体惊呼，由于湖水已经变成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疫水，这个总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淡水湖已经变成了“毒湖”！
73岁的黄福业和老伴住在壹栋偏房里，除了电灯，屋子里没有壹样电器。“怎么会感染上血吸虫病”这样的问题在老人看来显得非常幼稚。老人说：“我这壹生可能几千次几万次被传染上血吸虫。在(上世纪)70年代冬天修洞庭湖大堤前，每年湖水壹涨，水就漫進我家院子来了，那时候防汛是站在洪水中，那些都是疫水嘛，壹接触就染上了。另外，我经常去湖里打草，捞鱼，也要沾水。所以没有办法，要生活啊，明明知道要染病，还是不得不去沾水。”10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老两口没种地，没养猪鸡牲口，两个儿子每年供给1200斤稻谷和10斤肉给他们过日子，无其他任何经济来源。3个女儿每年给他壹两百元，老人就靠这点钱每年去看门诊抓药。
9月27日下午，我们见到了在岳阳县血防医院住院的“晚血”病人晏伟雄，他今年58岁。早在1988年，他的妻子就因为“晚血”割除巨型脾而死。晏伟雄自己壹人养活两个孩子，事实上他早就是个血吸虫病人，但他无暇顾及，直到今年2月份胃胀、拉肚子、厌食、乏力的频率增加，他才到医院门诊查病，壹查吓壹跳：晚血！“在害死我老婆十多年后，它又要来夺我的命了。”
晏伟雄对自己体内的血吸虫既仇恨又害怕。但家中没钱，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信用社贷到了500元，两个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又凑了1000元，他才在9月中旬住進了县血防医院。但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壹筹莫展：“这个病治疗壹个月要花5000元，每天100多元，我只缴纳了几百元钱，医药费现在都还是医生担保著的，以后怎么还这笔费用我还不知道，唉……”
9月27日记者来到鹿角镇羊庙村羊庙小学时，被焦点访谈曝光的鹿角镇血防站的巡疗队正在这里查病和为患者化疗，给血吸虫病患者免费服用吡奎酮。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人发明的、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杀虫率达到80%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选药品，我国已经能自行生产，价格低廉。
　　面对记者，站长方杰宇只能连连认错：“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从思想上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上级领导……”再往深处谈，他就没话了，急得副站长许千里和几名年轻医生在旁边干着急：“妳说嘛，我们也很冤枉，上面只喊防治防治，就是不给我们钱。我们站最近壹次领工资是在今年5月份，最高的才领了500多元。我们也想把工作干好，但我们也得吃饭呀。就拿这次整风来说，也是只叫我们干活，但我们的工资还是没有说法。”这支巡疗队的装备异常简陋，只有血压计、体温表等三四件器械，价值不到千元。
与湖南省血防所所长李岳生同名的岳阳县血防办原副主任李岳生，把血吸虫病反弹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不到位”。第壹是政策不到位。1999年9月生效的《湖南省血吸虫病条例》，在落实中没有产生应该产生的约束力。比如，岳阳县芦苇收入的15%就没有按照规定缴作血防经费，这至少使血防经费减少了100万元左右。第二是经费不到位。现在该县血防队伍共183人，县财政今年拨款114万元，就有57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三金”(即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在扣除县血防办机关的办公经费38万元，只剩下19万元给乡镇血防站的173人发放工资，平均每人不到1千元，各乡镇血防系统因此不得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员工吃饭问题上。与此同时，省里给的资金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会给县里10万元，但从2001年开始省里不再给下面壹分钱，而改发药物；但这些药物又不壹定是下面实际需要的药物，派送到乡镇的药物不壹定用得完，药物有限期最长时间为两年，保管药物成了很多血防站头痛的问题。这次被“焦点访谈”曝光的倒卖药物事件也有这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三，改革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都有几个关于血防系统改革的文件，但文件没有涉及血防改革的根本办法，只是鼓励抓钱，没有讲到多少提高人员素质、更新设备和为疫区患者服务的问题。
－－news.sina.com.cn/c/2003-10-17/00181935989.shtml

2017年7月27日瘟神缘何送走又重来
浙江的年轻人很少听说过“血吸虫病”这种疾病，可对于年纪大些的人，这是壹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传染病。
昨天，杭州市疾控中心通报，来自余杭的8岁女孩和她的父亲感染了血吸虫病，虽经治疗已处康复期，但他们的肾脏可能会因此留有轻微受损。
现在又到了学生暑期出游的旺季，而我国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省的长江沿线、鄱阳湖和洞庭湖周边，特别是由于近期洪涝灾害多发，存在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易感地带扩大的可能。
疾控专家为此发出“警示”：暑期出游请提防血吸虫病，在流行区不下河、不下湖嬉水游泳，避免接触当地情况不明的河水、湖水、渠水等自然水体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qjwb.zjol.com.cn/html/2017-07/27/content_3551837.htm?div=0

2018年11月26日中国法院为家暴开绿灯
2017年6月，由于对女儿教育问题发生争论，董芳（化名）和女儿遭到丈夫毒打。董芳因此申请到人身保护令。五个月后，她起诉离婚。庭审后，张姓法官驳回董芳的请求，强调婚姻应尊重“传统道德观念”。该法官并表示，由于丈夫并非“长期实施”殴打，他不认为构成家庭暴力。
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未规定加害人必须“长期实施”才能构成家暴；《婚姻法》则肯定家庭暴力可作为请求离婚的理由。
这位法官的做法贻害甚深，但非孤例。
2017年，壹名妇女因被丈夫“当着孩子面前拿菜刀架在[她]脖子上”而诉请离婚，却被广西省某法院驳回，法院声称“我们挽救了壹对可能和好的夫妻”。
这种判决反映中国法院向来轻视女性受暴问题，总是逼迫女性和解而非伸张正义。太多法院仍将壹名家属（通常是女性）为全家牺牲自己的权益视为美德。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11/26/324593

2019年11月28日中国每7.4秒就有1位女性被家暴，我们对家暴无能为力吗？
2018年，有媒体援引全国妇联数据，中国每7.4 秒就有壹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后才会报警。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壹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近日有关家暴的事件曝光后，记者注意到，#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登上热搜榜。不少网友表示，应该在第壹次遭遇家暴时，就向施暴者说“不”，不然此后便会遭遇“无数次家暴”。
　　对此类现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涛在“科普中国”撰文表示，壹般来讲，只要产生了家暴，至少说明施暴者不太会合理控制和处理情绪，是具有家暴倾向的。
孙涛还在文中写到，很多家暴者在实施暴力的时候情绪失控，在家暴结束后又会异常真诚地道歉，得到原谅后会表现得非常好。“因此，很多被家暴者会选择原谅，其实，这正是下壹次家暴的开始。”
有壹些网友觉得，如果施暴者按照《反家暴法》進行处理，处罚力度或许并不强，难以判定刑事责任。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9-11/28/c_1125282677.htm

2020年10月6日大数据告诉妳：哪个省份的家暴案件最多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全国涉及家暴的壹审案件数量共 94571 件，仅有 38 名男性自诉遭遇了妻子的家暴，99.9996% 的施暴者都是男性。其中，山东以 8205 件稳坐榜首，河南以 6986 件夺得第二，湖南以 6930 件位居第三。西藏、海南和新疆分别以 47 件、237 件、388 件成为家暴案发最低的三个省份。
但是，并非所有的家暴行为得以最终认定。实际上，94571 份离婚判决书中，仅有 3741 件被认定存在家暴行为，认定率仅为 3.96%。
－－https://www.hotbak.net/key/中国家暴最多的地区.html

2019年6月1日中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卖？
“宝贝回家”（“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率达56.59%。
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壹审拐卖妇女儿童罪案件2806件，审结拐骗儿童罪案件403件，审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案件288件。同时，全国法院审结壹审强奸罪案件75204件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57830

2019年7月18日中国每年有多少儿童失踪？
“宝贝回家”作为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虽然网站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记者截取了该网站截至2019年5月18日所发布的38457条“家寻宝贝”信息（寻找失踪儿童），对中国失踪儿童的情况進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该网站发布的失踪儿童信息，我们发现：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得严重的，到上世纪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1990年达到峰值3431人，平均每天有9个儿童失踪。
那麽，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答案是2—4周岁。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易失踪，是因为孩子到这时已有脱离家长监护的情况，但孩子年龄小，没有自我防范意识，壹旦遇到危险无法進行自我保护。
除了低年龄段的孩子外，13—14周岁孩子的失踪率也比其他年龄段高。人贩子拐走这些儿童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收养，而是做苦力、去乞讨甚至强迫被拐孩子参与违法犯罪活动。
贵州、重庆、四川三省是儿童失踪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失踪的孩子，除了被贩卖到广东、福建，还被人贩子带到了河南、河北和山东。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不过，并非所有的失踪儿童都被拐到了天南海北。2014年，福建晋江警方破获壹起拐卖儿童案，乐氏夫妇的儿子失踪10年后，被警方找回。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被拐孩子就生活在邻村，离他们只有4公里。
－－https://new.qq.com/omn/20190718/20190718A0BYHR00.html

2015年 4月20日大象公会中国的残疾人去哪了？
初次抵达中国的发达国家游客多会惊讶，为什么中国大街上很少能看到残疾人，甚至有人因此推论这可能是中国独特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比中国大街上更难见到残疾人的，世界上大概只有朝鲜了。

中国似乎是壹个对残疾人外出并不友好的国度。“死亡盲道”在全国各大城市比比皆是；导盲犬等工作犬类仍然与宠物犬壹起禁止進入许多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系统——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导盲犬；伴随红绿灯的“嘟嘟”声也没能与各大神曲壹同响遍大江南北；公交车上很少见到有为轮椅上下车所设置的斜道；公共建筑里的楼梯和门槛更是成了阻碍残疾人進入的“门神”；大多数公共厕所也不会为残障人士专门设立壹个独立的隔间。
走过商店旁的电视机墙，大多数是没有手语或字幕伴随的节目。除北上广深大城市的少数大型SHOPPINGMALL，综合商业场所是绝对不会设置母婴室，198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连单位围墙之外的公共厕所都很少。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截止到2010年，中国共有各类残疾人800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其中重度残疾者超过2500万，然而，我们很少能在街道上看到出行的残疾人，更不要说在工作场合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2014年以前，盲人直接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为盲人开设的专业也只有按摩和音乐表演。据中国残联数据，2008到2012年间，仅3.5万残疾人進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相比之下，仅2003年壹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超过700万人。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4/大象公会 | 中国的残疾人去哪了？

2017年12月9日浪潮工作室 | 中国这么大，容不下壹亿残疾人
根据中国残联的推算，截止2010年底，中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
2015年，英国青年詹姆斯•巴拉迪决定来中国旅行。巴拉迪虽然壹直坐轮椅，但之前的环球旅行都很顺利，直到他来了中国。
不要说大马路，即便是医院这样的特殊场所，无障碍设施也令人堪忧。
2015年，在壹线城市深圳，当地壹家公益机构做了份《深圳市福田区医院无障碍环境调查报告》，发现深圳福田区19家医院的无障碍设施没有壹家是合格的。
按国际导盲犬联盟制定的标准，每100个视障人士就应配备壹只导盲犬。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7万只导盲犬供盲人使用。但过去12年，累计只培训出100多只导盲犬，数量甚至远低于国宝大熊猫。因为导盲犬的培养成本非常高，培养壹只导盲犬至少需要18个月，花费近12万元。
2014年，盲人调音师陈燕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她有残疾人证，她的导盲犬“珍妮”有动检证和工作证，证件这么齐全，成都地铁依然要求她出示“导盲犬出生证、领养证以及驯养证”，和珍妮生活了3年的陈燕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证件，地铁最终以“禁止猫狗宠物”的理由拒载了她。
贫穷不只是残疾的结果，也可能是残疾的原因。
从致残原因来看，中国的交通事故估计造成了超过150万成年人残疾，其中更多的是低学历者、低技术岗位从业者、低收入者。其中，有46%的人文化程度没有超过小学，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不过4390元。
虽然中国能够在残奥会勇夺头筹，但落后的残障服务设施却让人很难骄傲地说，这个社会对残疾人是友好的。
2014年中国教育部曾发布了壹项计划，到2016年底至少确保90%视觉、听觉有障碍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高校不得因为残疾拒绝他们進入校园。但偏偏在2016年7月，在河南洛阳，有位叫宋奕辰的考生因高考体检出“轻度视觉异常”（俗称色弱），而被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截止2012年，超过9万残疾儿童上不了学，2008年至2012年间，仅有35000名残疾人進入高等院校，占普通大学生比例0.5%不到。
在大街上看不到残疾人，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无边的黑夜中。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12/浪潮工作室 | 中国这么大，容不下壹亿残疾人

2018年8月3日出了国才知道国内8300万残疾人为何很少被看见？
南京警方7月25日发布通报，“南京无人认领女尸案”告破，被害女童由爸爸杨某响、爷爷杨某松推入河中溺亡，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被害女童璇璇出生于2010年，壹出生就发现“不正常”，后经诊断患有肺病和脑瘫，并患有智力障碍，其父母在孩子两岁时离婚。常年照顾璇璇的奶奶近日也因癌症病倒，不堪重负的爸爸和爷爷最终溺死了璇璇。
其实，这并不是第壹起進入公众视野的“脑瘫儿童”被害案。2010年，轰动壹时的“慈母溺子案”就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母亲韩群凤照顾两个脑瘫儿子13年，为此辞去工作，连房租都无法负担，最终溺死两个儿子后自杀未遂。
想起小时候的壹家邻居，平日里只见两个老人沉默進出，直到突然有天，看到他们在弄堂里狂追壹个20来岁上身赤裸，腰上栓著铁链条的大小伙子，住了多年的邻居们才知道，他家孙子是个手臂畸形精神异常的残疾人。
这个因为药物致残的男孩子，被铁链条栓在床边关在家里，已经12年。
而老夫妻俩担心他不时嚎叫，被邻居非议，常年用布团塞住他的嘴。
还有壹个小学同学的姐姐。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终身残疾。除了行动不便，人很聪明，念书壹直年级前三。
上学，放学，课间休息，妹妹总要跑到姐姐班里，帮姐姐上厕所，吃饭，上下楼梯。有时还要应付顽劣同学对“瘸子”的讥讽嘲笑和恶作剧。
有壹天，这对姐妹不巧从楼梯上壹起摔了下去，妹妹摔得不轻，当众崩溃大哭。
我曾经采访过将近20多个有残疾人的家庭，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当年那位邻居老夫妇壹样，被家人“藏”在了家里。
原因也特别简单：壹，出门残障设施不全很不方便。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个残废，看笑话。
“残废”，妳残妳就废了，不光妳自己废了，搞不好全家都跟着妳废了。这就是中国残疾人生存的现状。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8/2/n10611431.htm

2020年8月2日网络热传视频戳中泪点牵出中国残疾人生存现状
近日，网络上的壹则视频引发壹些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壹名失去双臂的男子将铁锹绑在腿上将地上的土铲到了车上；另壹个片段显示，该男子用身体顶住铁锹，将车上的土铲走。在男子旁边，有壹个5、6岁的小女孩疑似是男子的女儿，也拿着铁锹帮忙，画面戳中不少人的泪点。
视频如下：https://twitter.com/jiayiqun/status/1289406244474650624
发布视频的网友说，这对父女如果生在英国。会有壹套免费三居室。室内安装各种残疾人保护和方便设施。会有看护上门免费照顾孩子。会给爸爸免费安装假肢康复。政府负担壹切学费生活费到女孩18岁，基本就是政府养到底了。女孩18岁以后自立。爸爸还是政府养到死。不用孩子负责，这就是民主。
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中国残疾人总数在8500万字左右，媒体视野之外，还有多少被残疾人拖垮的家庭我们不得而知。
在德国，未成年残疾人的社会保障资金几乎完全来自政府财政。不能找到合适工作的青年残疾人，或者实在不想工作的，从21岁开始自动成为法定养老保险的保障对象，由养老保险基金按月发给相应的残疾年金。
在美国，如果是脑瘫儿，从确诊到3岁这壹阶段，有专业人员免费去“训练”孩子，心理医生免费和家长交流疏导家长心理问题。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阶段，患儿可以选择上全免的公立学校也可以到由“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学前教育机构。而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院是不允许因为疾病原因拒收任何孩子的，患儿的家庭每年还可以享受壹笔联邦教育基金，在新泽西州，这个数字是4万美元。
按照加拿大的政策，所有出生带有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需要進行矫正治疗的孩子，检测，治疗，手术，医疗器械全部免费。并自出生起，将会有专人跟踪孩子治疗后成长发育情况，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监测督促康复训练等效果。这些孩子也将在学校和生活中受到“无差别”对待(歧视残疾人在加拿大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有差别的是他们将终身享有特殊补贴，甚至还有父母因为照顾他无法工作的补偿。
在加拿大，壹个公司优先雇佣残障人士还会有不少优惠政策。
世界花剑冠军、奥运花剑冠军栾菊杰上世纪90年代移民加拿大，此举令很多中国人骂她是“叛徒”。其实栾菊杰移民，完全因为大女儿是个先天智力残障儿童，在中国既得不到康复治疗，经济上也重负不堪。两个智障儿子受尽欺辱的悲惨生活，才痛下决心移民加拿大，去到壹个不光可以给女儿免费治疗康复，更会给予整个家庭未来的国家。
－－https://ozvoice.org/网络热传视频戳中泪点牵出中国残疾人生存现状

2020年9月16 日中国残疾人曝出行困难却遭网友骂:巨婴就该死
“看不见数字，也摸不出来轮廓。”“到了壹个楼层，也没有语音提示。”
在壹线城市高档写字楼的高楼林立之间，他们只能看到永无止境的黑暗。无数人在他们身边正常地经过，但他们却被困在这黑暗、没有提示的“迷宫”之中。
壹位盲人博主@盲探-小龙蛋，将自己的生活分享在了DY上。
但在他的评论下——却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要求别人事事都将就妳、既然盲了就不要出去……
最令人气愤地，无疑是那壹句“优胜劣汰”。
——身为残疾人，就活该被“淘汰”吗？
自然界里面，進化论强调的是“适者”生存，而非强者生存，但我们如何定义人类中的“适者”？
我们都同样是人类，没有定义“谁更适合活下去”的资格。
按照壹些人的看法，如果奉行优胜劣汰，就应该让富人淘汰穷人、美人淘汰普通人、学习成绩好淘汰成绩差的……
就算只按照身体强弱来当做淘汰标准——难道要把霍金也壹起放進只配淘汰的“弱者”行列吗？又有多少“强者”，能够创造和霍金壹样的价值呢？
文明，正是建立于对于弱者的保护上。
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们无法预知明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每壹个人，都是潜在的残疾人，都有可能会成为无障碍设施的获益者。
而良好的无障碍设施，让残疾人可以参与到社会生活，重获尊重。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567
（整编者注：网上有图有真相）

2020年9月26日 18岁男孩带父亲上大学：将来不管去哪都带着
从2014年初中开始，郭家宝便带父亲上学，他壹边读书，壹边悉心照顾瘫痪的父亲,过早地品尝生活的艰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郭家宝以553分的成绩被郑州中原工学院录取，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活。
在家宝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患病去世了。他父亲今年60岁，早年因为在山西壹家私人煤矿打工，不料当时壹辆失控的运煤车从山坡上滑落，正好撞到他父亲后背，工友迅速把他父亲送到了医院，命虽然保住了，但以后再也没能站起来，最终导致高位截瘫。不仅如此，胳膊还不能活动自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進行。
从5岁时，家宝小小的年龄就撑起了整个家，洗衣做饭，壹天三遍为父亲按摩双腿，不管春夏秋冬，从不间断。
不仅如此，他父亲还患有糖尿病，现在壹天要两次注射胰岛素。当天中午，家宝为父亲打完胰岛素后，饭盛到碗里，放些韭菜花和大豆酱，给父亲端了过去。
中原工学院软件学院党委书记李长林说，得知郭家宝带父上大学消息后，学校专门为他们腾出壹间宿舍，安装了排风扇，让他们免费居住。
壹间学生宿舍、两张高低床、几件家具和冰箱,还有壹张上下活动的病床，这就是18岁大学生家宝和父亲临时的“家”。
6年如壹日带父上学。
“父亲在，家就在。父亲在哪，家就在哪!”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6/socialnews-197394.html

2003年1月5日北京医务工作者：从下到上集体隐瞒疫情
2002年11月，佛山的几名居民已经倒在了壹种现在被称为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萨斯，中国大陆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魔爪下。
从11月开始流行，到4月1日中国官方正式通报非典型肺炎，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全球已经有二千七百八十壹人染病，死亡壹百壹十人，报告该病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十九个。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病例数已经达到壹千二百九十例，死亡五十五例。很多传染病专家面对这样壹个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非常痛心的感到我们失去了早期控制这种疾病流行的机会。壹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知情不报是壹种玩忽职守，甚至是壹种犯罪。
十壹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十二月中，在其中壹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
壹月下旬，中山市的壹份报纸发布壹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壹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十壹人，是2月11日资料的六倍！！！
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
对于壹个传染病，流行了六个月才对外宣布。在二十壹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
中国政府并不是第壹次隐瞒疾病的真相而导致贻误疾病控制的机会。几年前，当首批经输血感染的爱滋病病例在河南发现，也是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而导致影响北京的稳定，禁止对外公布。
中国司法不可能独立、中国的新闻监督不可能独立，中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更不可能独立，在任何壹级的地方长官都可能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对自己错误的掩盖、也包括对地方经济、贸易的影响而干预某类疾病的报告，这样的报告系统只能提供壹个虚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壹个怪现象：中国的传染病发病水准甚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类传染病的流行水准。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北京医务工作者从下到上集体隐瞒疫情

2003年4月6日参考资料：中共隐瞒SARS实情害人不浅
据4月2日BBC报导，非典型肺炎已经扩散到世界上21个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越南、泰国、菲律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神秘肺炎的扩散没有被截住，还在继续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和蔓延。
毫无疑问，中共对非典型性肺炎的隐瞒已经严重地危害了世界。对于中国这样的重灾区，情况就更糟糕了，中共不仅掩盖疫情，而且还长时间阻碍世界卫生组织前往调查。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今年壹月卸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3月28日针对香港神秘肺炎流传曾经说过：香港这样报导病情“谁还敢来”？会吓怕了外国人，破坏香港的经济。他还说：“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
龙永图的态度实际上是中共官僚阶层的通病：中国人死了不要紧，别吓坏了外国人，影响外来投资和旅游收入。所以中共就隐瞒实情和封锁真实消息。
当世界各国政府对非典型肺炎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与有效措施的时候，中共却在继续误导民众，掩盖事实真相，声称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控制，并把它列为“国家机密”。
为了转移民众对致命肺炎和两会不满的注意力，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中共的宣传媒体开足马力，趁机极力煽动民众仇美情绪，反对美军攻打萨达姆。
为什么中共对神秘肺炎视而不见呢？熟悉中共的人知道，中共的官越大，离民越远，把老百姓看得越小。从上面提到的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说话中人们可以得到壹点启示。
有些人还记得，在1987年和1988年之间，上海(和附近的壹些省)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肝炎，影响了许多工厂的正常生产，有壹些病人由于病情太重而死亡。但是由于当局封锁了消息，最后有多少人在那场流行肝炎中死亡，现在外界还不得而知。
其实在中国，流行性疾病时有发生，但是都被中共掩盖住。对于这壹次致命肺炎的流行，中共还想依法炮制，能封锁就封锁，只是这壹次的肺炎流传到了其它国家，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共才迫不得已挤出壹些信息。
－－http://huiyua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3/4/652.html

2003年4月25日华盛顿邮报指出：胡温开始是批准隐瞒SARS真相的
据波士顿环球报记者Indira A. R. Lakshmanan 4月23日香港报导(For China, a crisis of epidemic, image)，上星期中国还在轻描淡写这个可怕的新疾病的严重程度，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员隐瞒发病人数。这个星期，中国领导人将两名隐瞒SARS消息的高级官员撤职，并命令官方控制的媒体公布感染人数，这个数字比先前承认的高出16倍。
有人认为：这是壹名中国医生挺身而出以及国际社会压力造成的改变。这个病如果不是在交通枢纽的香港首先爆发，然后传到了世界各地，北京政府仍然会把它盖住，就象它掩盖50年代三千万人死于饥饿的事实以及迟迟不承认中国的AIDS病危机壹样。
王金华(音译)，壹位26岁的上海企业经理说，“我不觉得政府会在今后更开放。因为他们越开放，人们的选择就越多。人们自然会把我们的政府与其它国家的政府比较，这会滋养更多的不同意见者。他们永远也不会允许这个发生的。”
华盛顿邮报星期壹的文章指出，胡和温开始是批准掩盖事实的。由于日益渐增的国际压力和国内信息革命，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
－－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3/4/25/25983m.html

2010年2月25日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调查：骨头如石膏般脆弱
英文《中国日报》2月25日深度报道：方渤曾经被“英雄”的光环笼罩着。七年前的“非典”抗战中，他战胜了致命的病毒，在媒体的聚光下成为了抗击非典胜利的希望，被鲜花和祝福环绕着。
七年后，已经58岁的方渤成为了壹个被遗忘的非典幸存者。曾经救了他壹命的激素疗法让现在的他疾病缠身。“我全身的骨头变得跟石膏壹样脆弱，”他说。这个退休的北京厨师如今尚能走路却生活在无止境的病痛中。“骨坏死不会马上杀死我，却能慢慢折磨我的后半生。”
在非典大爆发的时期，中国大陆有超过5000人被感染，其中349个人死于非典。
在北京像方渤壹样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有300多位。
望京医院骨科大夫陈卫衡医生介绍说。半数以上的非典病例都在北京，其中的壹部分由于治疗副作用患上了骨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
“这些后遗症不能被完全治愈，患者必须面对终身用药，”他说。
这壹回与病魔的斗争方渤只能孤军奋战了。他的7个亲人当年都感染了非典并都受到了后遗症的影响。
去年，住在北京的方渤跌到在公寓里却无力爬起来。他的患病的手脚无法支撑他的体重了。绝望地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却发现就算是自尽自己也无法做到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个更大的打击。“我当时就想从11楼跳下去，但是我怎么做到呢？我连爬起来都做不到。我以为非典是壹场噩梦，但是我错了。最大的痛苦来自非典之后。”
政府对于每个非典死者付给5000元丧葬费。从2008年起中国红十字协会每年给每个后遗症患者壹些补助。给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
　　“平摊下来，我们每个月可以得到300到600元，”方说。“连伙食费都不够，更别说请护工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补助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方渤和其他十几个病友开始上访，希望死者家属能够得到30万的补偿金，并且希望政府提供后遗症患者护理服务。卫生部在2005年只是同意了报销三项主要后遗症的费用。
作为望京医院的医生，陈卫衡在2003年就撰文提醒政府激素疗法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政府由于没有应对这种问题的经验，所以花费了几个月才做出反应，”他说。每周二，陈医生在望京医院开设专门针对后遗症患者的免费门诊。他使用中药疗法来缓解骨坏死的痛苦，延缓手术的时间。“这是伴随壹生的病痛，无法被完全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的恶化，”他说。“这些患者的要求并不过分，我想可以考虑能否接受他们的请求。”
但是，方渤已经放弃了他的上访，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了，精神状态也与以前不壹样了。
－－health.sohu.com/20100225/n270418683.shtml

2020年9月15日财新又捅天大的篓子看中南海如何收场
去年12月26日，中国甘肃省卫健委通报，2019年7月24至8月20日，兰州生物药厂在“兽用布氏杆菌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含菌气溶胶，导致人体吸入或粘膜接触产生抗体阳性。壹共203抗体阳性人员及1名出现临床症状的抗体阳性人员。
中国媒体‘财新网’9月14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当地抗体检测后累计发现的感染者已是当初公布的十数倍!财新网披露：“兰州生物药厂泄漏致逾3000居民感染布鲁氏菌，壹年过去了，他们中有相当大壹部分仍被病痛折磨，却始终无法确认自己有没有得病、该不该治疗，以及未来怎么办？”
报道说，兰州对附近两万市民進行的检测结果显示，初步查出布氏杆菌阳性的感染者大约5000人，甘肃省卫健委复核确认的阳性感染者超过三千人。
在‘财新网’披露这壹隐瞒迟报重大卫生事故后，兰州卫健委9月15日才急忙宣布，截至9月14日，已复核确认阳性3245人。并称事件发生后，从省委到市委领导，”高度重视“，”第壹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官方称对8名责任人進行了党纪和行政处分，未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
引起舆论质疑的是，布氏杆菌为什么会泄露长达将近壹个月的时间，当局9月14日的解释令人费解：”此次事件是壹次意外的偶发事件，是短时间内出现的壹次暴露“。有网友评论：”壹个生物药厂用了将近壹个月的过期消毒剂叫‘意外偶发’，3245人也没有说到底多少人发病，严重的啥样，不严重的啥样，壹年后什么状况，感染的兽研所学生咋就业，整壹堆废话，说了跟没说壹样。 “
据指出，布鲁氏杆菌病，简称布病，是壹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性疾病，危害较大。
布病主要损害人、畜的生殖系统和关节，对畜牧业的发展以及人类健康产生了较大的危害。治疗若不及时，转为慢性，患者会出现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关节肌肉疼痛，也可能长期处于发烧状态，大都不能再从事劳动工作，严重者会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导致残疾，俗称”懒汉病“。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5/2267559.html

2020年9月26日 “家属对死因无异议”，医生有异议
今早7：59，人头汹涌的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壹名45岁男乘客在去往东直门站的扶梯处突然晕倒，后被乘客擡上站台。站方呼叫民警、呼叫专业医护乘客、呼叫急救车....
然后来了5位警察维持秩序，2位热心群众先后轮流实施心肺复苏，8点30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该乘客送往华壹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北青的新闻报道说，“对于死因为猝死，家属表示无异议。”
当年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先生倒在呼家楼地铁站，过程和结局与今天的案例几乎完全相同。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先后有多个企业和个人愿意捐赠AED给北京地铁方，地铁果断的拒绝了。
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提供AED并负责部分管理，恳请北京地铁允许AED進入，也被拒绝了。
心脏骤停急救，不是没有有效的急救措施！
有效的急救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就妳北京地铁不知道。
北京地铁，其实妳知道，妳只是在装傻。
上海、深圳、南京甚至在安徽小城宿州，急救的普及与地铁等公共场所AED的铺设和推進都快速展开，并先后多人因此获救，重归社会生活。
45岁，在首都从事销售谋生的这个中年人，原本可以有机会重新成为家庭支柱的。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9/“家属对死因无异议”，医生有异议

2020年9月30日外卖小哥被树枝砸倒树有保险人却治不起病
事情发生在9月15日中午12点45分左右，地点是在南京市中山北路与和会街的交叉口。33岁的外卖小哥振峰把电动车停在路边，他站在壹旁看手机，突然壹截粗大的法国梧桐树枝掉下来，正好砸中他的头部。
振峰当时就不省人事，路人迅速报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振峰被送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外科的重症监护室進行抢救，到目前仍然没有恢复意识。
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显示，振峰是头部外伤入院，诊断为急性开庭性颅脑损伤，右额颞脑破裂伤伴血肿，右侧额颞硬膜外血肿，创伤性颅内积气，额骨右侧、右顶颞骨、眼眶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阿芳告诉记者，她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出了事，母亲为了照顾两个孩子来到南京打工，做壹些苦力，她和哥哥振峰在老家相依为命。因为家庭情况困难，振峰初中没读完就到南京打工，想省下钱让妹妹读书。那时候年纪小学历低，振峰勉强能养活自己，最近几年才稍微挣到壹点钱，然而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成家。
祸不单行，他们的母亲4年前遭遇不幸，阿芳还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现在哥哥又受了重伤，事前连壹句话也没有机会说，让她更加难以承受。
振峰在某外卖平台做外卖员，该平台每天会扣除3元钱，为外卖员缴纳保险。根据保险单的信息，最高保额60万元。
阿芳和外卖平台联系被告知，振峰不是外卖平台的正式员工，虽然在工作中受伤，但不属于工伤。平台前往医院進行探望并给予家属慰问金，表示会协助骑手对接保险，尽全力帮助到骑手。
振峰的家属委托南京宁盾律师事务所的夏为胜律师处理相关事宜，
相关单位并没有推卸责任，保险也很齐全，然而医疗费如何解决依然是个难题。
律师找到园林公司，对方表示已经支付了15万元，难以继续提前支付。
律师找到鼓楼区综合养护管理站协调处理，对方的律师建议振峰的家属和律师向外卖平台或者其它渠道争取资金，并且表示如果以后法院判决养护管理站或者园林公司承担责任，他们会遵守判决，其它方面要是能垫付，他们会壹分不少地退还。
紫牛新闻记者联系涉事的综合养护管理站和园林公司，对方都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只是让记者问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
壹想到哥哥目前的情况，阿芳语带哽咽，她说：“我知道保险理赔是事后的事，目前最重要的肯定是保住哥哥，事后赔偿多少都是法院开庭审理之类的，我也根本没想过从中获益。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哥没有出事，平凡过壹生。赔偿多少钱有什么用，壹个生命没有了。对于外人，我哥可能就是壹个可怜的外卖小哥被砸伤了，对于我来说真的意义不壹样。如果我哥在，我就还有家，我还可以回老家给他做饭吃，没有了他，我真的没有家回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083

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维基百科
2003年－2004年大头奶粉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导致婴幼儿致病、致死相关事件。生产劣质奶粉的首犯王文官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详见“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2004年头发酱油 2004年1月5日，湖北省荆州市壹家调味品工厂用“氨基酸液”加氢氧化钠、盐酸、红糖、色素等原料勾兑酱油。而湖北省另壹家专门生产“氨基酸液”的公司所采用的原料是各种富含蛋白质的废物，主要有人的毛发，医用棉等。原料不经任何处理直接進行酸解，还原成氨基酸。而毛发水酱油大肆流行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详见“头发酱油”。
2005年假鸡蛋湖北北京、广东等地发现使用化学药品人工合成的鸡蛋，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而且通常很难想象鸡蛋可以造假。常常认为是中国造假的登峰造极之作。详见“假鸡蛋”。
2006年毒比目鱼上海检验发现，俗称欧洲比目鱼其多宝鱼的样本中含有致癌的抗生素硝基呋喃，含量最高达每公斤壹毫克（1ppm）。使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氯霉素、环丙沙星、孔雀石绿、红霉素和雌激素，以催生鱼苗长大。
2007年大便臭豆腐将豆腐以粪水、馊水以及有毒化工染料硫酸亚铁泡制，以加速臭豆腐之发酵变臭及上色。
2008年毒水饺假酒 2009年注水肉农药馒头羊尿鸭肉 2010年地沟油
染色青豆假牛油 2011年黑心染色馒头毒生姜毒海参 2014年过期肉类
2016年罂粟调料 2018年霉变食品 2019年霉变食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2015年7月10日 10个只可能发生在中国的食品造假事件，擦亮双眼吧！
1. 塑料大米　　
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大米也能造假，但聪明的中国人最爱挑战，想出用土豆、甘薯和松香混合，制作出的塑料大米晶莹剔透，与真大米几乎无异。这种人造大米即使用开水煮也十分坚硬，吃下肚很难消化，可怕的是吃三碗人造大米就相当于吞下壹只塑料袋，对人体的危害可想而知。
2. 挂羊头卖鼠肉　　
为了提高利润，他们在狐貍肉，貂肉甚至老鼠肉上添加化学药剂，经过加工当作羊肉出售。假羊肉食用起来口感和真羊肉差别不大，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怀疑，加之利润可观，这些以次充好的肉制品大受工厂、作坊和零售商的青睐。
3. 化工豆腐　　
最近，有关部门查封了湖北武汉两个制作假豆腐的食品作坊。里面参与制作的壹个工人说，这种豆腐就是将面粉、味精、冰块、大豆蛋白以及各种色素壹起混合做成成本更低的假豆腐，做好后再用另壹家豆腐生产厂的商标進行包装，供应给市场上的零售商。
有壹个地下作坊为了让豆腐更加洁白光亮有嚼劲，竟然添加雕白粉，小编告诉大家，这可是壹种致癌几率相当高的工业漂白剂。警察突击检查他们的作坊时，那里的工人们仍在忙碌地“合成”豆腐，使用的设备满是灰尘，从未消过毒。
4. 甲醛鸭血　　
也许妳不会相信市场上很多鸭血其实是猪血和牛血，更不会相信这些猪血牛血里还有甲醛！但这就是真相。公安部门曾在江苏查封壹对夫妻经营的甲醛鸭血作坊，没收了整整壹吨假鸭血。虽然这对夫妇没有用猪血或者牛血充当鸭血，但可恶的是将大量对人体有害的化工染料掺進鸭血中。好在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甲醛鸭血，在市场上购买鸭血时会更加留意。
　5. 掺假蜂蜜　　
假冒伪劣的蜂蜜有两种：壹种是掺假蜂蜜，这种蜂蜜在真蜂蜜当中掺杂了甜菜糖浆或者大米糖浆，另外还有水、糖、明矾合成的假蜂蜜。1公斤假蜂蜜的生产成本是10块钱而成品售价是60块钱，山东蜂蜜销售市场中大约有70%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和往常报道食品问题壹样，国内主流媒体又把焦点放在教大家如何辨别真假蜂蜜上。
－－http://www.jingdianju.com/wzgs/shenghuo/2015071032020.html

2016年10月6 日专家：2015年中国毒食品致死上万人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社科院专家李春华，9月30日在2016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No.9》发布会上表示，2015年中国因食品安全导致死亡人数达上万人，经济损失高达50亿。目前，中国至少有1300万至1600万亩的耕地受到了污染。约80%的农药直接進入到环境，直接威胁了每天食用的蔬菜。
李春华表示，中国化肥的使用量占世界的35%，相当于美国和印度的总和，中国农作物每亩平均使用化肥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
－－https://www.ntdtv.com/gb/2016/10/06/a1289873.html

2017年5月2日中国的“黑心产品”已经狂到连食物也可以是假的，
国际媒体看完都傻眼不敢去那里吃东西了…
▼假米粉：这种米粉是用发霉腐烂的谷物做成的，这些谷物壹般都是作为动物的饲料，可是不法商家却在这些谷物里添加类似二氧化硫之类的致癌添加物制成米粉。
▼假蛋：这在假食物中应该是最基本款的了，这些假蛋由明胶、食用色素和水组成，装在蜡制的蛋壳之中，很好奇这个蛋的成本到底有多低才会让人想做假的鸡蛋，明明真的鸡蛋也没多贵。
▼水泥假核桃：令人超级无言的假食物，因为中国核桃的价格不断上涨，于是有不肖商人收集了空的核桃壳，在里面放了石头、水泥和纸张当成核桃来卖，如今这种假核桃甚至还能在市场上买到。
▼用老鼠肉代替牛肉：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说过这个吧，多年以来已经有数千家不肖商家因此被捕了。
▼假酒：中国氾滥的假食物之壹，许多不肖商家会回收高级红酒瓶回去，装上不懂怎样制作出来的酒，再拿出来贩售。如今许多饭店餐厅在客人喝完酒之后会把空瓶子敲碎，以免被有心人拿去利用。
▼用纸板制作的包子馅料：2007年曾有壹家中国报纸有报导过这件事，当地人用化学药水浸泡纸板使其软化，再将这些纸板弄烂与猪肉馅料混合在壹起，可以省下壹些猪肉的用量，吃起来的口感不知道是怎样的…
－－https://www.bomb01.com/article/40193

2019年2月7日 “不含中国成分”成安全标配中国毒食品震惊世界
中国大陆制造的食品或物品频频爆出有毒或造假的丑闻，震惊西方世界，也引起西方民众警惕。在西方壹些国家，“不含中国成分”已成为食品的安全标配。
据悉，在2007年，美国曾发生过大规模宠物食品召回事件，而这些被召回的食品中，大部分都使用了从大陆進口的食材成分。这些成分中含有三氯氰胺，很多猫狗食用后死亡。
而在中国，毒奶粉尚未被世界遗忘，假疫苗又再次挑战人们的底线。去年夏天，壹篇《疫苗之王》的网文刷爆朋友圈，继狂犬疫苗造假后，25万支百白破问题疫苗也被曝光，数以万计的孩童注射了假疫苗，很多孩童因此致残致死，壹时间所有的中国家长都慌了。
除了毒奶粉、假疫苗，中国出口的药物也被发现有致癌成分。来自中国浙江华海药厂(600521)生产的降高血压原料药物缬沙坦(valsartan)中，被检查出含有壹种致癌物质N-亚硝基二甲胺(NDMA)，其含量超标200多倍。
据统计，大陆现已曝光的造假食品有假大米、假面粉、假食用油、假猪油、假盐、假肉、假面条、假馒头、假油条、假鸡鸭蛋、假豆腐、假鸭血、假调料、假酱油、假醋、假酒、假白糖、假蜂蜜、假牛奶、假奶粉、假饮料、假狗肉、假香肠、假肉松、假板栗、假果冻、假罐头、假牛肉干……
－－https://www.ntdtv.com/gb/2019/02/07/a102506493.html

2010年8月9日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作品涉剽窃
图库对应光盘中的无名图和《明天的现实》主题图极其相似，就是“翻了个身”。作品载明作者是“侯谢(湖南)摄”，是“艺术类收藏作品选登”的第壹幅作品。作品下方注明“艺术类金质收藏”。
就在前不久，兰州某报社摄影记者任世琛发现，2010年“人与水”国际摄影大赛获得特等奖、名为“千里寻水”的摄影作品内容与自己所摄的完全壹致，但是构图方向却截然相反。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被剽窃后修改了。
2008年首届华赛获奖作品《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中的鸽子是PS上去的，而入选影响2006CCTV年度十大新闻图片的《藏羚羊生命中的十道难关——铁路关》摄影作品，也是被PS过的假照片。
造假、剽窃就像没有赌本的赌博，成功了，就能狠狠赚壹把，不成功也没什么损失，这无疑助长了造假、抄袭者的胆量。看来，对于艺术造假、剽窃行为，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手段，让造假、剽窃者付出更大代价，才能起到警醒和惩戒的作用。
－－http://www.namoc.org/xwzx/yjdt/yj2010/201008/t20100810_166663.htm

2016年3月15日趁著 315 也来扒壹扒，中国那些惊人的山寨艺术家
中国当代艺术家靠山寨成名，壹开始比拼谁山寨得像，后来比拼谁山寨得快？中国当代艺术可谓山寨成风，壹波未平壹波又起，艺术家身患“山寨癌”却壹举成名，是该感叹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讨伐无节操的复制性，不管怎么样，有人喜欢站在风口浪尖，有人却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下。
1、著名雕塑家陈文令《猪女郎》山寨：台湾李小镜的《猪女郎》？
李小镜是谁？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的外星人角色设计就参考李小镜的影像作品。
2、舒勇《泡女郎》山寨 louise bourgeois的《乳房》？
另壹著名雕塑家舒勇的《泡女郎》疑似山寨著名女雕塑家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乳房》，舒勇的其他题材作品也都和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众多雕塑类似。
3、湖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收•藏•洗•晒》山寨Kaarina Kaikkonen《晒衣服》？
4、深圳高铁站大型雕塑《天行健》山寨日本关根伸夫的《风景的台座》？
5、周春芽山寨英国艺术家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
6、叶永青山寨Cy Twombly？
7、梵志画豹，正龙拍虎
曾梵志的《豹》涉嫌抄袭《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夫.温特的摄影作品《雪豹》，并且成功利用慈善拍卖来拍出天价。
曾梵志的《豹》涉嫌抄袭事件被网友拿来和周正龙拍老虎事件相提并论，并造壹网络名词“梵志画豹、正龙拍虎”描述此事件。
8、艾未未的拿来主义
－－https://www.digitaling.com/articles/23180.html（整编者注：网上有对比图）

2019年3月10日中国知名画家抄袭30年身家上亿脸在哪呢?
只要造假之风不停，就可能吹進各个领域。
当它吹進学术界的时候，某当红小生凉了，当它吹進艺术界的时候，叶永青上热搜了。
可能大家对后者不熟，这人是艺术圈里的风云人物，算是艺术界老炮，人称叶帅。
光听名头就挺响的，大学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后来又成了川美教授，现在还是中国当代艺术院的艺术总监。
可这么壹位艺术家，却在国外多家媒体上，被比利时著名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Christian Silvain）手撕了。
对方在媒体上控诉叶永青，在三十年来几乎壹直抄袭自己的作品。
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只能卖6000欧元，而叶永青却把盗版卖出了100倍以上的价钱。
而且就在前段时间，叶永青竟然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也就是希尔文的家门口开展卖画，于是希尔文终于选择站出来维权。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46343

2019年6月11日艺术圈大型打脸现场？中国艺术大神集体抄袭剽窃外国作品？
近日，“吴海华”更是曝料出壹大批中国艺术大神集体抄袭外国作品，叶永青之外，还有王广义、张晓刚、蔡国强、刘小东、曾梵志、许江、潘德海、朱铭、邱亚才、罗中立、何多苓、艾轩等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如此集体抄袭丑闻，令人咋舌。
那麽，吴海华的曝料到底是真的吗？
王广义——安迪沃霍尔
上世纪六十年代，“波普艺术”登上了艺术史的舞台。安迪•沃霍尔成功的演绎了波普艺术的形式语言，把波普艺术推向顶峰。
王广义认为，虽然与安迪•沃霍尔壹样在作品中使用西方商业符号，但自己的艺术形象是借助人民之手在進行创作。
张晓刚——里希特、弗里达
蔡国强——博伊斯
刘小东——弗洛伊德
曾凡志——埃贡席勒
许江——基弗
潘德海——博特罗
朱铭——亨利摩尔
邱亚才——莫迪利亚尼
罗中立——克洛斯、拉美
何多苓、艾轩——怀斯
－－https://m.clzg.cn/article.html?id=72070（整编者注：网上有对比图）

2020年3月25日艺术圈再出大事！
拍出299万的作品竟是抄袭云南知名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
近日，网友“@翁哲画动物”在微博爆料称，壹幅于2011年拍卖的拍品，是抄袭知名自然画家曾孝濂老师的作品。这条微博发出后，引发网友热议。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中国云南省威信县。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插图2000余幅；20岁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参与《中国植物志》植物标本图创作；美术作品曾在世界多国展出，出版《中国云南百鸟图》《花之韵》等画册。
信息显示，这幅拍品的作者为“李唐”，拍卖公司为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时间为2011年12月3日，成交价为人民币2990000元。
李唐为何许人也？从网络上可以查询到他的信息：李唐，1962年生于辽宁大连，现任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杂志社董事长、北京大学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其作品主要有《李唐画集》、《李唐画佛》、《李唐戊子新作》等。
网友法栋：通过仔细的对比，人人都能发现，他在抄袭时，造型上没有丝毫的主观创造，是硬生生的拷贝得来。
网友句号：是的我在看第壹眼的时候是觉得左边好看，这是第壹印象罢了，但稍微壹做对比，不难看出右边的是非常的精细。
壹位云南知名艺术家认为，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李姓画家确实存在抄袭曾孝濂作品的情况。
－－http://www.wenlvnews.com/p/281251.html

2017年11月14日英国媒体发布中国15大最奇特山寨产品名单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英国网络媒体“go social”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前15名中国最奇特产品”名册，排在前3名的山寨产品为“Lekars球衣”、“X-Boy电视游乐器”与“皮卡海绵宝宝胸章”，分别山寨的是NBA湖人队Lakers、X-Box和皮卡丘与海绵宝宝。
除此之外，以老虎钳、螺丝起子与美工刀组成的“指甲修剪美材”获得第4名，排名第5至8名的产品分别是“垃圾拳击包”、“劣质iPad保护套”、“拼装泰迪熊”以及“材质不明的棉手套”。
名列第9到第15的依次为：“山寨PS家用游戏机”、“山寨苹果手机”、“iPhone靴”、“KINE拖鞋”、“NOKLA手机”、“SQMY手机摇杆”及“deats耳机”。
山寨产品不仅仅在民间泛滥。今年5月，大陆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官方渲染其为中国制造，但《华尔街日报》曾报导，美国航空市场调研公司（Teal Group Corp.）副总裁理查德‧阿拔拉菲尔（Richard Aboulafia）说，C919的研发有四分之三采用了外国技术。外界质疑C919是组装的“山寨”货。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11/13/n9836441.htm

2018年6月28日丢人！这个国货品牌就没有壹个产品是不抄袭大牌的！
华伦天奴：原样照搬的设计，爆款椰子鞋逃不过哥弟的魔爪，不用找代购价格更是少了壹个“0”，怪不得销量这么高了。logo印deep breath，是要让人买前先深呼吸吗？
还有姐妹牌RV，但看外表真的是9分相似了，这个品牌还真的非常有原则，壹律什么经典什么火我就抄什么！
小白鞋又怎么会放过红遍半边天的GUCCI？以为把绿色换成蓝色就能逃脱大众的火眼金睛吗？天真！
看看巴黎世家的袜子靴，同样难逃被抄袭的厄运...这弧度，还有logo的位置，没sei了！之前那些说李宁抄袭的人快来看看，到底什么叫抄袭？
还有今年最红的老爹鞋，连配色都懒得换了，抄袭就算了，能别抄这些爆款吗？官网销量还贼高，我就不明白了，买它的人都是抱着怎样的心态？
furla也是良心巨作了，连五金的造型选的都壹样，而且好像牛皮还更加耐磨？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壹件...匪夷所思的真相！
emm居然没有设计师？好吧！毕竟是个连设计师都没有的品牌，他赢了！妳说这种抄袭的牌子万壹崛起了，妳让那些辛辛苦苦做品牌的人们怎么想啊？如果在行业内刮起不正之风那国牌们真的就糟糕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597565（整编者注：网上有图有真相）

2019年5月23日【合法抄袭】山寨Supreme上海开旗舰店，Logo设计抄到足！
美国潮牌Supreme地位超然，当红的后果就是容易有冒牌货出现，壹间叫Supreme Italia的山寨品牌，更在上海开旗舰店，这是该品牌三个月内于上海开设了第二间店舖！最讽刺的是，这间山寨店不论Logo还是产品设计都抄到足，店舖的装潢比正牌店更夸张奢华，吸引不少粉丝在开店时前来光顾，开幕日更大排长龙。Supreme创办人严斥山寨品牌，指其犯罪手法去到全新境界。
其实Supreme只在全球六个地方开设11间分店，包括纽约、布鲁克林、洛杉矶、伦敦、巴黎和日本，如今Supreme Italia公然在上海开店，无疑在挑战Supreme的权威。
－－https://businessfocus.io/article/102412/【合法抄袭】山寨Supreme上海开旗舰店，Logo设计抄到足！

2020年05月25日 Zara又败诉了爱抄袭的品牌妳可喜欢？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记者王玥图/文)时隔四年，快时尚品牌Zara与丹麦服装品牌Rains的设计侵权案最终以Zara败诉落锤。Zara“拿来主义”的做法在业界饱受诟病，屡陷抄袭风波却又屡教不改，这样的品牌消费者还喜欢吗？
实际上，这并不是Zara第壹次在侵权案件中败诉。早在2015年，意大利时尚集团OTB(Only The Brave)集团起诉Zara抄袭该集团旗下品牌Diesel和Marni的牛仔裤和凉鞋两件单品。尽管Zara方面坚称牛仔裤产品缺乏原创、凉鞋产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最终法院宣布Zara侵权成立，要求立即召回侵权产品、停止销售，并为每件产品支付235美元的赔偿金。此外，Zara曾多次被爆抄袭奢侈时尚品牌和艺术家作品元素。
－－http://sznews.zjol.com.cn/sznews/system/2020/05/25/032517360.shtml

2020年8月31日某知名国产服饰品牌被指抄袭！已有网友列出证据
最近有网友发微博指出，中国某国产服饰品牌抄袭其他品牌，摇身壹变成自己的，而且价格标的极贵。
这位网友直接点名说抄袭，并且说连大热的moussy和off-white都敢抄。这是背后背景强大，还是公司法务从没输过？大热的设计都敢抄，不怕被人告啊？
－－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2332713.html

2011年11月9日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存安全隐患消费者购买不能贪便宜
避免火灾隐患，除了多加注意外，您在家中也可以常备壹些消防器材，比如消防应急灯、灭火器等等。不过，您在买这些消防产品时也要注意了。因为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出售的消防器材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存在。
　在壹家消防器材专卖店，记者向店老板询问了壹些应急灯的问题：
　　老板：这不带消防证，这个带消防证。
　　记者：啥证？
　　老板：消防证，消防许可的。带标的是75块钱，那种60块钱都可以买了。
　　记者：啥区别啊？
　　老板：这种电瓶和防爆性能都不壹样。带标的好。
　　记者：这东西假货多不？
　　老板：不带标的都是假的。
记者观察发现，这家店面摆放的各类应急灯产品中，大概有壹半没有张贴消防标志。也就是说，前来购买的顾客壹个不小心，就会买到假货。在另外壹家消防器材专卖店，老板告诉记者，自己店里的产品是从消防部门指定厂家直接购买的，绝对假不了。
　　老板：我们从消防队里直接弄，消防队不是有厂吗，我们从厂里弄的货。
－－http://china.cnr.cn/yaowen/20111109/t20111109_508750505.shtml

2017年3月28日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假冒伪劣与虚假宣传是主要问题
“保健品市场有两大‘毒瘤’，壹是假冒伪劣，二是虚假宣传，其中经营假冒伪劣的保健食品占了其中的三成以上。”深圳市市场稽查局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保健食品的利润高，壹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通过各种方式制假售假，壹些老年人本身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吃了这些假冒伪劣的保健品后，身体倒是出了更多问题，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但在执法的过程中，由于取证困难，监管之路十分曲折。
据了解，目前保健品推销的手段多采取打“游击”的方式，“会销”现场没有任何产品的“身影”，都是现场下单付款，之后送货上门，没有交易凭据，以关爱老人的方式進行掩盖，难以做到“人赃并获”，即便消费者事后幡然大悟也很难让不法分子“现形”。此外，商家不遗余力地夸张虚假、具有明显欺诈倾向進行宣传，老年人却趋之若鹜，两种情况并行，常常令保健品行业维权监管陷入“黑洞”。
－－http://www.cb.com.cn/yiyao/2017_0328/1179974.html

2017年5月24 日如何鉴别假冒伪劣汽车配件
有行业人士指出，几乎各种型号的轿车、货车、客车、中巴、面的、家用车、摩托车等所用配件中都有劣质产品，其中有近1/3配件无产地、无货号、来路不明。
　　交通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近3年的交通事故中，超期服役的汽车占比41.2%，使用伪劣零配件的占比13%。因此，掌握壹些假冒伪劣汽车配件产品的鉴别知识，对于从事汽车驾驶或零配件经营的人来说，十分必要。壹般来说，有以下几种简单的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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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0364

2018年9月22日收视率造假：对赌协议下电视剧差价可达10倍
“操纵收视率的价格按照壹集90万元收费，还不保证收视率能排到第壹、第二。不买收视率就不给播。80集的戏壹共要花7200万元买收视率。”郭靖宇叙述了与壹位“搞定收视率的大神”的议价过程。
郭靖宇不仅诉了自己的苦，还顺带爆料由陈坤、倪妮主演的大剧《天盛长歌》也是收视率造假的受害者。“因为《天盛长歌》发声明说不买收视率，结果被剪了，直接损失壹个多亿。”
所谓“收视对赌协议”，原本是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作品与制作公司产生较大价格分歧时，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的“妥协方案”。
例如电视台预估体系认为某部作品应该50万/集，而制片方则认为合理价格应为80万/集。协商无效，就進行“收视率对赌”，具体条款千差万别，但核心是双方约定收视率，如果达不到某个数字，制片公司的卖片款就要打折扣了。
投资人张安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详述了他的“收视对赌”之路。
2015年5月，张安将他公司的壹部电视剧首轮播映权卖给北方某卫视。张安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合同，壹份是《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另壹份为《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按照前壹份合同约定的要义，该剧每集播映权的价格为18万元，35集共计630万元整。在签订转让合约的同壹天，双方还签订了壹份补充协议，协议将原合同中的转让费壹条修改为“以该剧在全国卫视34中心城市同时间段收视排名为参照上下浮动调整。”
“补充协议”中具体的调整方式为：若在全国卫视34中心城市排名12，则价格为30万元/集；排名13，价格为27万元/集；排名14，价格为24万元/集；排名15，价格为21万元/集；排名16，价格为18万元/集，这壹栏是基准排名；如果低于16名，收视率在17名或之下，价格为仅3万元/集。
“收视对赌”带来的巨大收入悬殊，让收视率这三个字成为悬在片方头上的壹把剑。
“妳问卫视总监收视率可不可以买啊？卫视总监说‘妳不要问我啊，我是不认识那些人的’。然后妳刚出卫视总监的办公室门，就会接到壹个陌生电话，问妳要不要买收视率。”
壹位资深影视创作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收视率的买卖过程。
“‘操控收视率的‘大神’壹般见不到，甚至他底下联系妳的分销商妳也见不到，就通过电话联系妳。前几年他还会说，让妳免费试用壹天，妳说想达到什么样的收视率，第二天壹看他确实能达到，妳就敢给他打钱让他帮妳做了。但现在连这个免费试用环节都没有了。”
如果最后收视率达不到，电视剧可能会遭遇到被卫视提前下架的结果。这在行业里此前也有先例。在不参杂收视率造假的环境下，这还能理解为因为剧不够受观众喜欢或者本身品质不过关导致的，而现在壹部剧不被看好到底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因为没买收视率成为受害者？壹片茫然混杂。
《人民日报》曾在2010年详细披露了“收视率调查样本户是如何被电视台收买作假的”。退休工人老孙，曾是国内调查专业机构索福瑞在某城市选定的壹户“样本”家庭，他家刚装上收视率测评仪器，就有好多人找过来。“电视台的鼻子真灵啊，才装没几天，外省市的电视台就找过来，让我看他们的节目，给我送礼品。”
索福瑞数据是收视率“硬通货”，抽样样本壹旦“被污染”，呈现出来的数字就不壹样了。距离《人民日报》报道后8年，现在样本造假手段发生了什么变化？
“比如上海的样本1000户，如果妳找到200户，妳就掌握了20%，如果上海收视率提高20%，可能意味着电视台上亿的广告收入。”
至于买收视率的价格，郭靖宇的说法是90万/集。张安说：“60万/集的也有，100万/集的也有。”
“买收视率价格太高了，买了可能就亏损了，但不买收视率达不到对赌标准，也可能回不了本。”张安称。其实买卖收视率、收视率对赌，均是被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我也知道收视率对赌协议不合理，但不签不给播，只能硬著头皮签。”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18767

2018年10月22 日中国竟有1700家“协和医院” 只有3家正牌
如今妳在网上搜索“协和医院”，就能找到有1700多家贴著“协和”的医院遍布全国。而对于这样的结果，北京协和医院自己也有点方……
这些医院在介绍自己时，都不忘给身份“贴金”。有的说自己是“协和医院某某分院”，有的则属于“协和医疗集团”，还有的称自己与北京协和医院是技术方面的上下级关系。
再仔细壹看，此类医院在命名时，挂名“协和”的套路主要有二：
　　1、城市地区+协和医院
　　2、协和医院+有限公司
如雷贯耳的北京协和医院，真的在中国各大城市“开疆拓土”了？对此，北京协和医院宣传处常务副处长陈明雁回应：
　　除了北京协和医院，只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与“协和”有历史渊源。
　　其余的所谓“协和”医院，则与北京协和医院没有任何关联。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也没有任何挂靠、合作、协作关系。
实际上，被挂名的医院，远不止协和壹家。输入“华西医院”，能找出828家挂名单位；输入“中山医院”，有4622家公司冠以此名。而诸如“安定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等知名医院，同样是被公司“傍名牌”的宠儿。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23427

2020年3月17日嘉兴市首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机油案获判
2016年至2018年，为牟取暴利，被告人姚某伙同被告人陆某、郦某在无生产、销售润滑油资质的情况下，从江苏购進散装无合格证的液压油基础油、工业白油、柴油机油、齿轮油等原料，再从被告人刘某等人处购進各种假冒长城牌、昆仑牌、壳牌、中国重汽等品牌润滑油的包装桶及商标标识，委身农户家中，非法提炼废油加工成各类机油，并将加工好的各类机油销售至嘉兴汽配城等地，而施某、李某等五名被告人明知姚某销售的油品系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仍购买并在其店铺内進行销售。
－－http://www.jiaxing.gov.cn/art/2020/3/17/art_1592190_42303368.html

2020年9月11日云南侦破特大跨境制售假烟案案值逾2.5亿元
新华社昆明9月10日电（记者张雯曾维）记者10日从云南大理“9•10”特大跨境制售假冒伪劣卷烟网络案件发布会上获悉，警方近日破获壹起特大跨境制售假冒伪劣卷烟网络案件，捣毁假烟储存窝点19个，查获假冒伪劣卷烟6万余条。该案涉案价值2.5亿余元，涉案人员达40余人。
－－https://df.youth.cn/dfyw/202009/t20200911_12490000.htm

2002年1月18日案例分析：北大知名教授剽窃国外著名教材
1月10日，壹篇在学术界极少数人手中流传的稿子《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正式浮出水面，《社会科学报》在第七版刊登了这篇作者化名为晓声的来稿，文章中所指的剽窃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此人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化名为晓声的作者是北京某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真名为王晓生，专业是研究文艺理论。在王晓生的宿舍里，他向记者拿出了证据。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和王铭铭的近作《想象的异邦》，这两本书大约有10万字的内容几乎是壹模壹样。
－－http://www.cas.cn/zt/jzt/kyzt/xsydd/200209/t20020928_2664743.shtml

2005年2月3日从“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困境
2005年1月10日，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页上公布了2004年12月中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南开大学严厉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的决议。公告指出了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届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博士毕业生张爱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缘起――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条件》（以下简称张文）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的事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组织专家对张文進行了两轮仔细核查，已确认张文有60余页的内容系抄袭而成。这些内容抄自弗洛雷特・亨利的《1900-1920年间黑人向北部的迁徙运动》
－－https://www.hist.pku.edu.cn/xsyd/248014.htm

2007年01月16日学术造假案例:北工大学4教师抄袭论文受到处分
北方工业大学体育教研室1名主任、1名副教授和2名讲师，几乎全文抄袭他人发表过的论文，并发表在去年12月1日公开发行的《北方工业大学教改文集》（第三辑）上，由此引来匿名信向校方举报。
该负责人称，《文集》出版后，学校很快收到匿名信举报此事。学校立即展开调查核实，认定这两篇文章确属抄袭。去年12月26日，该校对4名教师做出记过等学术处分。今年1月12日校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对于抄袭论文的体育教研室主任给予免职、并调离教师工作岗位的处分，其他人员也進行了严肃处理。
－－https://learning.sohu.com/20070116/n247644350.shtml

2008年5月25 日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案例选登
复旦大学校园网昨天挂出的壹则通告引发强烈反响，这则“2007年第1号”通告向全校师生通报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三起学术违规举报的调查审议结论和处理建议。
　　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的通告称，自今年5月以来，委员会收到三起学术违规举报，分别是：匿名举报外文学院教授陆某等人所编教材涉嫌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匿名举报五官科医院教授迟某等人涉嫌论文抄袭，实名举报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某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等。
委员会经查实后认定，三起事件属实，存在学术违规行为，该校三名教授因此受到处罚。
－－http://www.fjsmu.cn/jcsjc/2008/0525/c557a22299/page.htm

2016年6月7日高校学术不端案例及分析
6名教授联名投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涉嫌“抄袭剽窃”。此前不久，浙江大学原副教授贺海波盗用他人研究结果发表多篇论文。令人遗憾的是，贺海波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些“问题论文”上。
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進作为“汉芯”系列芯片造假事件的责任人，被解除教授聘用合同、追缴相应科研经费。据介绍，陈進是在把自己购得的壹块国际知名品牌芯片上原有标识打磨掉，再标上自己的标识，冒充“自主创新…‘民族品牌”。
2007年，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壹名黄姓女博士，被查实其壹篇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上的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的行为——她居然根据自己想到的实验结果编造了所有数据。
在壹所高校的校园BBS上，当壹名同学为实验中总是得不出理想的数据而烦恼时，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自己改壹下就好了”，“就照书上的算了”，“不用算的吧，不是有软件吗?“
－－http://www.scauzhujiang.cn/jxky/xfjsgtw/jzal/2016-06-07/201606076370.html

2017年04月25日 524名医生被曝学术造假背后:有枪手开始放弃SCI业务
近日，全球知名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出版社宣布撤掉《肿瘤生物学》杂志2012~2016年发表的107篇论文。据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牵涉524名医生以及4个国外研究机构。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医生学术造假第壹次被公之于众。早在2015年10月，拥有《柳叶刀》《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便撤销旗下5种杂志中来自中国的9篇论文。
“论文造假在医生行业内很普遍，壹方面是临床工作太忙，确实没时间写论文；另壹方面是造假成本不高，而职称评级又有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这壹硬性指标，所以造假屡禁不止。”北京壹家大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2015年，丁香园所做的壹项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有34.34%的医生表示为了发表论文，会采取找枪手买论文、找文章挂名字、修改数据等方式，还有另外38.54%的医生表示目前没有以上行为，但迫于压力，以后可能会有。
　　在造假的背后，有壹条隐秘的论文“枪手”代写、代发产业链。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4-25/doc-ifyepsra5436384.shtml

2018年10月22日清华造假论文怎么被海外网站发现的？
据科技日报10月22日报道，10月21日，媒体报道了两年前清华大学11篇材料科学领域论文因学术不端遭到撤稿壹事，引发热议。
当天晚上，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回应称，早在2017年4月，其已经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对涉事论文作者、该院2010级博士生叶肖鑫涉及严重学术不端问题進行了严肃处理，撤销了其博士学位。这壹处理结果在校内進行了公告。2017年6月，该院停止了叶肖鑫导师唐国翌教授的研究生招收资格，撤销了其材料学科负责人和新材料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目前唐国翌已办理退休手续。
而在媒体曝光之前，清华大学从未就此事公开发声，也没有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研究员表示，从清华的撤稿事件可以看出，低水平、低质量和虚假研究大量存在，但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学术不端的壹个重要诱因，是相关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错把壹些成果量化指标和学科评估结果当作科学研究本身，诱使部分科研人员为追求量化评分不择手段，在偏离科学研究的本义和违背科学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https://www.guancha.cn/industry-science/2018_10_22_476337.shtml

2018年12月15日南京大学：取消梁莹研究生导师资格调离教研岗位
中新网12月15日电据南京大学新闻网站消息，12月12日，南京大学警示教育大会在仙林校区召开。大会通报了教育系统违法违纪典型案例，针对梁莹学术不端等违规违纪行为，南京大学给予梁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取消梁莹研究生导师资格，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合同。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其相关人才计划称号和教师资格。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8/12-15/8703011.shtml

2018年12月15日华裔教授学术造假遭香槟伊大开除 50年来第3例
香槟伊利诺大学(UIUC)董事会14日投票通过，开除该校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副教授王飞(Fei Wang)，王飞承认在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中造假，他是伊大半世纪来，遭学校解雇的第三位终身职教授。
根据董事会报告，2014年1月王飞系上的系主任收到其同事发出的电邮，指称王飞在申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经费申请中伪造了研究数据，经该系主任与相关教师、学生会面后得知，王飞尽管提交了实验结果，但他却从来没有進行这些实验，他交给NIH的研究经费申请报告中，所提到的人类细胞图像其实是来自老鼠细胞。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2404

2019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华为表示自己尊重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不管是该公司自身业务的，还是同业、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但壹些竞争对手和前雇员却指责这家中国公司不择手段窃取商业机密。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8-wsj-huawei-dubious-ethics/

2019年11月30日北大教授饶毅举报三名顶尖学者论文造假
北大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包括中科院院士裴钢等3名大陆顶尖学者，涉嫌论文造假，呼吁相关单位调查。
11月29日，壹封署名为饶毅的举报信在网上广传。饶毅举报的3名学者包括：中科院院士裴钢、武大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
当天，饶毅向中国媒体证实举报信“没有发出，有过草稿。”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获悉，该委目前正在调查核实此事。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3-11302019132832.html

2020年1月14日警惕！学术不端行为有哪些？用七个案例告诉妳！
学术不端行为有哪些？七个学术不端的案例，跟小编壹起来看看吧！
1.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案例：哈尔滨某高校副教授刘某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壹般项目研究成果（论文）存在学术抄袭剽窃，且论文的注释栏标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与其论文内容无关，同时其向期刊社提供的所引用2项基金项目事宜均未告知并未征得项目负责人许可。
2.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案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收到举报，反映湖北某高校郝某凭借虚假的SCI论文做基础，2011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资助，2012年又進行了申报。
3.论文内容造假且第三方代投
案例：2017年4月20日，某出版集团的期刊撤销涉嫌同行评审造假的107篇论文，其中壹篇论文通讯作者和第壹作者为上海某高校教师卢某，论文通讯单位也为该高校。
4.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位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案例：2006年3月, 上海某高校受到举报，指证该校教授杨某在有关申报材料中涉嫌造假。校方调查取证，认定杨某在2005年3月有关博士点的申报材料中，将2004年发表在某杂志不是自己的论文，列入自己第壹作者的清单。
5.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献
案例：2010年6月，武汉壹高校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获悉某杂志对该院职工、副教授张某等于2008年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壹片学术论文提出质疑。
6.学生论文抄袭，撤销学位
案例：成都某高校2006级本科生马某，毕业几年后，于2017年被发现在校期间（2009年5月-7月）发表的5篇期刊论文中，2篇为全文抄袭，从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导语、壹二级标题、内容和参考文献近乎完全壹致。
7.学生学位论文抄袭，学生撤销学位，指导教师同样承担责任
案例：某高校13级硕士赵某学位论文抄袭同校12级硕士张某论文，经学校调查，认定赵某违反学术道德事实成立。
－－https://gs.bjtu.edu.cn/cms/ygb/item/1886.html

2020年2月26日 400多篇论文被曝造假，“论文作坊”真面初现？
400篇医学论文，实验图片高度相似，这是医学界近年来被爆出的最大规模学术造假事件，而这些论文集中在中国山东地区。
2月21日，壹篇博客发表在《科学诚信文摘》（Science Integrity Digest）上，作者是著名的“打假斗士”Elisabeth Bik。Bik之前因为揭露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而声名鹊起，这次又爆出新料，400余篇不同机构的作者撰写的论文存在高度相似，很有可能是从同壹家“论文作坊”生产的。
涉及医院具体名单如下：
　　济宁市第壹人民医院: 101篇论文
　　吉林大学中日友好医院: 59篇论文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3篇论文
　　临沂市中心医院: 16篇论文
　　郑州大学第壹附属医院: 16篇论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12篇论文
Bik不仅专业能力过人，性格也十分刚烈。2013年，她在阅读壹本书籍的某章节时，无意发现了其中大半内容都剽窃了别人的文章，甚至还有壹些自己的文章，瞬间就“火冒三丈”，指出了他人剽窃的事实。
2016年起，Bik甚至辞掉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工作，专职调查各类论文图像异常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Bik成为了科研打假网站 Retraction Watch和PubPeer的积极撰稿人。
2019年11月，公开质疑曹雪涛论文图像造假。
去年11月18日，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工作人员也对媒体表示，中国工程院会针对网络反映曹雪涛院士的有关问题展开调查。
　　不过截止目前，曹雪涛学术造假问题至今未有完整回应。
－－http://tech.sina.com.cn/csj/2020-02-26/doc-iimxyqvz5958376.shtml

2020年4月21 日 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19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壹）侵害专利权纠纷、专利权权属纠纷及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四）不正当竞争及垄断纠纷案件
（五）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
（六）恶意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及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6511.html

2020年07月15日 44所高校77名作者被发现问题论文多所高校启动调查
44所高校的77名作者，被学术打假人发现问题论文。多所高校对记者表示，已启动调查。
有人不但抄袭，还捏造国外合作作者，抄来抄去，抄得连自己都信了——“他们越来越自信，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应该被埋没，所以他们也开始引用自己的问题论文。”
几年前，壹位欧洲数学家与中国同行合作发表了3篇论文，3篇论文涉及两位中国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讲师闫振海、河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李志强。
2020年，3篇论文被期刊撤稿，“欧洲数学家”也现了原形——被撤稿的论文除了涉嫌抄袭和在同行评议中造假，还拥有共同的、不存在的通讯作者——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的比阿特丽斯•尤西（Beatriz Ychussie）。
针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询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方表示正在调查此事，已对闫振海有初步处理意见。河南大学也证实，李志强正在因此接受该校科研处的调查。
6月15日，学术打假人克莱德（Smut Clyde）和Tiger BB8（中文网名“扮虎”——记者注）在壹个关注学术诚信的网站上公布了壹份报告：国际数学期刊中，壹批来自中国的论文显示出壹致的造假痕迹，包括虚构国外作者、虚构数学公式等问题，且这些问题论文之间频繁相互引用、抄袭。已发现涉嫌造假的论文有65篇——其中21篇已被撤稿。
那些所谓的论文通讯作者，来自日本、泰国、尼日利亚、埃及、巴西、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地。论文里署名的77位国内作者分布在44所高校，包括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重点大学。
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些论文的中国作者，有的将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用于申请博士学位，有的用于申报副教授职称，有的用于获取科研奖励。
－－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715/c1053-31783895.html

学术剽窃案例
1.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案例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收到举报，反映北京某研究所刘志华在其申请的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81102746)中，盗用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
案例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收到举报，反映四川某高校万昌秀等出版的专著《材料仿生与思维创新》第189页到191页抄袭他人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生物启迪的双重仿生表面的构筑及其抗生物粘附作用的研究》 “项目的立项依据”部分。
案例三：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报，在2007年第6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上，陈湛匀发表论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研究》，全文约9100字，其中抄袭2300字，抄袭率约25%.同时发现，在2007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他发表了壹篇名为《四因素模型视角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研究》的论文，约5500字中抄袭1660字，抄袭率超过30%，这两篇论文，均为陈湛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阶段性成果。
2.浙大“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近日，多篇发表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的中国论文因涉嫌造假，被这些期刊撤销。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進壹步调查发现，2008年3月，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发表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7人联合署名的文章《丹酚酸B对于大鼠大面积心肌梗塞的心脏保护作用》也是假的，其数据完全是从上述以贺海波为第壹作者、发表在《NSA药理学》和《药理学通报》上的两篇论文中克隆的。此外，2008年3月，由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7人共同署名的发表于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的文章，所用的数据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于上述三篇文章中有的数据。
－－https://www.6400.net.cn/vjn971wL8/

2020年9月16日科技部通报论文造假:三甲医院主任丢职,追回经费
科技部网站16日发布《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报》，披露了9起涉及购买论文、违反论文署名规范、套取财政科研资金的违规案件处理结果。
相关责任人分别被处以终止承担的国家项目、追回项目资金、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终止或撤销相关荣誉称号、追回科研奖励资金等处罚。
通报具体案件如下：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睿购买论文问题。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韬购买论文问题。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张坚购买论文问题。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蔡丽生购买论文问题。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王贞购买论文问题。
山东大学王秀丽购买论文问题。
南京理工大学陆伟购买论文问题。
河南大学第壹附属医院孙明飞违反论文署名规范问题。
北京华油冠昌环保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套取财政科研资金问题。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491

2014年12月11日幼儿园虐童案频发，谁该反思？
近些日子，网络上关于虐童案的例子，壹经曝光便层出不穷—从拎耳朵将小孩提起到掌掴幼儿，从针扎幼童到摔瘫童女。又在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壹幼儿教师疯踢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只因老师让孩子跟着音乐跳舞，而几个小孩不跳。而更早，在浙江温岭、山西太原等地均发生过幼儿教师虐童事件。(12月10日光明日报)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提出：“做导师的人自己应当具有良好的教养。”不仅如此，提高幼师准入门槛、改变幼师考查项目、提高虐童违法成本更是解决幼儿园虐童案频发的良策，只有如此，孩子们才不会饱受虐待之苦。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11/c241220-26191596.html

2017年6月2日关注丨最高法公布虐童案典型案例幼儿园老师这样对待幼童被判刑
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判处两年六个月
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王璐、孙艳华原系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某幼儿园教师。
2015年11月至12月间，王璐、孙艳华因幼儿穿衣慢或不听话等原因，在幼儿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多次恐吓所看护的幼儿，并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某等10余名幼儿的头部、面部、四肢、臀部、背部等处刺、扎致伤。
刑法加大对儿童的保护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该罪名的增设，改变了刑法之前的虐待罪主体只能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状况，将保姆及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场所内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也纳入本罪主体。
－－http://m.news.cctv.com/2017/06/02/ARTInEsHizW1LdvJ5VRWi5dD170602.shtml

2017年11月29日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事实比妳想像的更糟糕、更残忍、更变态
26日凌晨2点左右，曾经爆料自己孩子遭性侵的的网友〝初心5566666666〞，在微博发布〝道歉声明〞称，〝22日当天从别人口中得知我儿子在红黄蓝幼儿园被扎针、别的小朋友被猥亵的事情、听到其他的妈妈说这是壹个团伙集体猥亵，涉及园长、园长老公及同事，那时也是我第壹次知道什么是老虎团，知道了是壹支部队，刚好在幼儿园旁边，所有信息带给我的只有愤怒和难以置信！〞
博文中称，〝事实证明〞老虎团和红黄蓝〝并无关系〞，并对自己爆料产生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
不过，该〝家长〞并未说明她是如何证实红黄蓝与老虎团没有关系的，更没有解释她的孩子被〝叔叔医生〞和〝爷爷医生〞体检的经过。
北京红黄蓝事件后，苏州红黄蓝幼儿园也被曝曾网购400颗壮阳药，北京朝花、环宇、雅瀚艺术等多家幼儿园又接连曝出幼儿遭针扎、喂药或掐生殖器的恶性虐童事件。
此外，红黄蓝事件爆料视频中还提到，给幼儿〝体检〞的〝叔叔医生〞曾威胁不听话的孩子，〝不听话就把妳扔到垃圾桶，把妳的器官卖掉〞。
网友评论：尽管外界对红黄蓝幼儿园的官方调查并不抱有希望，但28日晚北京朝阳警方的壹纸通告，称“没发现有儿童被侵害”，“系家长编造”的结果还是让壹路来关心此事的人们目瞪口呆，众多大陆网民指斥当局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有大陆网民说：“本来吧，我只是怀疑xq（性侵），现在出来这个鸟结果，我相信真相是壹群姓赵的集体xq（性侵）。”（编者注：姓赵的暗指中共当权者）
“许多家长都吃错了药，用自己女儿的清白去诬陷壹个幼儿园。”
对于当局的录像视频硬盘损坏的指称，几乎无人相信，不少人自告奋勇帮修硬盘。
有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对大纪元表示：“好几个家长都遭遇了死亡威胁，不敢发声了，只有壹个敢发声的被刑拘了，也不敢吭声了。有的孩子家长还给套房子封口。”并且说，现在没有壹个家长敢站出来说话了。
早前，外界挖出，红黄蓝教育涉及军方背景，并且第壹大股东的背景深厚。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bnews/20171129/862743.html

2018年3月1日红黄蓝事件100天，我想在被和谐前说点什么
红黄蓝事件100天，妳忘记了什么？
事件始末：
2017.11.22——第1天
晚间，数十名家长曝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有老师针扎幼童、喂不明白色药片，甚至性侵。
2017.11.23——第2天
北京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成立工作组進驻幼儿园调查。
2017.11.24——第3天
章子怡对“三种颜色”控诉，众明星大v转发。
2017.11.27——第6天
纽交所复盘，红黄蓝股价当天跌幅近50%。
2017.11.29——第8天
警方通报红黄蓝事件，事件结束。
2017.11.30——第9天
红黄蓝”和“三种颜色”的搜索量恢复到事件前水平
2018.01.14——第54天
知乎匿名用户追问红黄蓝后续，公知大V集体失声。
2018.01.26——第68天
红黄蓝的股价恢复至上市首日的80%
2018.03.01——第100天
施地教育发布红黄蓝100天回顾，以卵击石。
这壹场声势浩大的公开讨伐，居然在事件发生的9天内，被时间所“愈合”了？
也许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是孩子的成长只有壹次，我们等不到这个世界发生振奋人心的变化，却能牵起他／她的小手，陪宝贝看蝴蝶落日，学超人打怪，尊重他稀奇古怪的想法，呵护她温柔敏感的内心，用高质量的陪伴，告诉那个跌跌撞撞向前冲的小小身影：孩子妳慢慢走，不要怕。
－－https://www.jiemodui.com/N/90280.html

2018年12月28日北京新天地幼儿园虐童案　教师判狱壹年半
大陆媒体周四（27日）报道，教育机构红黄蓝教育旗下的朝阳区新天地幼儿园虐童案，周三（26日）在朝阳区法院壹审宣判，被告刘亚男因“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壹年半，并在她刑满或假释后五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kindergarten-12282018064337.html?encoding=simplified

2019年7月10日 10天内至少三宗性侵幼童丑闻　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并强力维稳
陜西省延安市爆出老师性侵幼童丑闻，这是近10天内，中国曝光的第三宗幼童被性侵事件。但在维护国家形象的考虑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当局全力封锁。
当地壹位要求匿名的媒体人向本台记者透过，涉案疑犯在子长县壹所附设寄宿功能的培训学校当老师，受害者是多名小学女生。但至今为止，媒体依然无法获取更多的资讯，记者并且被警告，不得披露事件以免影响“革命圣地的形象”。
上月底，贵州省疑似发生幼稚园和慈善机构提供幼女给人淫欲的丑闻，贵州省公安厅已成立专案组進行调查，但称并未发现有关情况，指是有人造谣。另有消息指，早在壹个月前，民间NGO组织就已多次向警方报案，但20多天后，此事被广泛流传后，警方才首次联系该NGO组织。
此外，上市房地产公司上海新城控股的董事长王振华，因涉嫌性侵幼女于本月1日被抓，但上海宣传部发出禁令阻止媒体报导。另有消息指出，王振华亦可能涉及多宗相同性质的案件。
教育界人士谭刚强指出，很多地方封锁此类资讯，主要是地方政府担心曝光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考核，并且带来更多不可控的事件。而以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案为例，除了地方政府利益之外，也不排除有大量的官员本身也是股东。－－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ottopic/children-07102019065504.html?encoding=simplified

2019年7月26日红黄蓝幼稚园再爆丑闻　猥亵幼童半年才曝光引发众怒
继教师针扎幼童案之后，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红黄蓝教育机构，再爆出外籍教师猥亵幼童事件，但在该机构和官方的封锁下，这宗丑闻在六个月后才揭发，再次引发众怒。
据悉，今次山东青岛万科城红黄蓝幼稚园外籍教师猥亵儿童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28日，到翌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的教师、嫌疑人Daniel被抓，但壹直到周三（24日），青岛市北区检察院壹则欠清晰的通报，才首次披露亵童案。
知情人士说：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通报这个事情，但是事情壹直捂了将近六个多月。如果说没有检察院这壹次对外通报的话，大概这个事情都还不知道。包括周边的商户和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是不知情的。检察院早上发了之后，两个多小时它就把通报给删掉了。
知情人士说：（红黄蓝）万科城幼稚园好像3760元壹个月，外教（外籍教师）壹个星期只有两节课。
红黄蓝教育（RYB Education）是海外上市的幼教龙头集团，拥有约1800家亲子园和幼稚园，创始人曹赤民曾是中共军方人士。近年来，红黄蓝幼教机构曾发生虐童或安全丑闻，其中2015年的四平红黄蓝幼稚园虐童案，五位老师被刑拘。2017年4月和11月，北京大红门和新天地分园虐童事件，亦引发舆论危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kindergarten-07262019091709.html

2020年9月28日内蒙:幼儿园多名孩子身上有不明针眼,警方介入
刘先生是第壹个在孩子身上发现针眼的家长。26日晚，孩子在家里上厕所，他和妻子发现女儿臀部有3个明显的针眼，孩子说是被幼儿园某老师所扎，班里还有其他小朋友被扎过。27日，他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并在微信上建立家长群，提醒其他家长检查孩子身体是否有针眼。
截至28日上午，共有8名家长发现孩子身上、头部有不明针眼，这些孩子都是鼎奇幼儿园昭君园喔喔（3）班学生。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56

2020年9月29日放药毒杀25幼儿学生焦作法庭今判恶毒老师死刑
中国河南焦作壹家法庭，今天判处在幼儿园粥里防毒，致使25名学生中毒，并有壹名死亡的幼儿老师死刑。该放毒的老师被指图谋报复。
根据司法系统的说法，这名老师并不是她的第壹次施毒，调查发现她在2017年因壹个婚姻纠纷也试图用此化学物毒害她的丈夫。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9912973.html

2017年5月20日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百度
根据201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
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進行分类，语言欺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关系、身体以及网络欺凌行为，占23.3%。在校园欺凌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看，中部地区学生的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占46.23%。且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以“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地理空间分布形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

2017年 11月 11日猛推小孩、迫吃芥末惹公愤透视上海携程亲子园涉虐童案
事发的班级幼童年龄由岁半到两岁左右。事件起因是有携程亲子园的家长发现子女受伤，于是要求公开监控视频，结果发现女童被推倒撞桌角、孩子被喂食芥末的片段。
壹位王姓家长对《新华社》说：“就随机挑了壹天的监控，但结果令人震惊。”
片段在网上广泛流传，数以千万计人士收看，网民都对案件表示愤怒，中国媒体亦紧密跟進，并综合了家长们列举亲子园涉嫌干犯的多宗罪状：孩子被喂食芥末；小孩被推撞、欧打；用消毒水喷小孩；不让小孩吃饭；不替腹泻多次的小孩换尿布；喂食安眠药；天气寒冷时把女孩裤子扒光罚站。
据新华社报道，上海工商部门的公开信息，受携程委托的《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是“育儿保健咨询”和“开展有益于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并不包括“教育培训”。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亦表示，亲子园没有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
盘点中国近年十宗严重幼儿园虐童事件
2010年：江苏兴化板桥幼儿园，有教师用电熨斗烫伤7名儿童。
2011年：山西西安城东苏王早慧幼儿园，壹名4岁男童遭老师用锯割手腕。
2012年：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有女童因不会功课十分钟被打几十个耳光。
2012年：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有女教师被揭发有数百张虐童照，包括把小孩扔進垃圾筒、用宽胶带封咀、铁筒罩头的照片、强迫幼童亲吻、幼童跳舞脱裤子等等。
2012年：上海杨浦区某双语幼儿园托班女童下体被放置豆粒。
2013年：河北燕郊幼儿园老师用针扎幼儿、用刀威吓幼儿、逼幼儿喝尿、逼幼儿吃老师鼻屎等众多虐童行为。
2013年：山东济宁市机关幼儿园有教师踢伤孩子生殖器。
2013年：黑龙江双鸭山金宝贝幼儿园，有老师把孩子踢到半米远，并有小孩壹日内被重打4次。
2014年：山西西安两所幼儿园被揭发，为了避免幼童生病不上学不交学费，未经家长同意，违规长期给予幼儿服用“病毒灵”。
2016年：河北省文安县壹间连锁幼儿园老师，用大头针刺伤及恐吓4名幼儿。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1952619

2018年2月6日 2017年校园欺凌暴力事件案例汇总（3-6月）
三月份
3月19日下午，壹名网友在QQ空间上传了壹段女中学生打人的视频。在短短数分钟的视频中，打人者逼迫被打者脱衣服、下跪磕头，并多次对其扇耳光，欺凌侮辱手段之狠让人既寒心又气愤。
新闻链接：http://henan.sina.com.cn/news/2017-03-22/detail-ifycnpiu9406650.shtml
3月23日，福建漳州壹些微信群传出壹段多名女生欺辱壹名少女的视频。经漳州警方落地核查，事发漳州漳浦县赤湖镇，被欺负少女遭同班同学恶作剧欺辱，视频流出后校方已作出处理。
新闻链接：http://fj.qq.com/a/20170327/027494.htm
3月31日上午，壹则“贵州省印江自治县某学校多名女生殴打另壹名女生”的视频在微博上引起舆论关注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70401/n485958499.shtml
四月份
壹位女学生用木棍击打另壹位女同学并搧了对方12个耳光，近期有网友发布了这样壹段学生对学生施暴的视频，4月10日，记者从校方获悉，两位同学已经和解。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17/0410/13/CHLOST7E0001875P.html
新民市大民屯镇学校六年级女学生小柔(化名)连续3天遭到女同学殴打。其中，在4月7日那天，小柔6时到校，被六七名女同学围殴，直到7时老师上班才停止。更让人震惊的是，小柔挨打的过程被录像，并被传到网上。
新闻链接：http://www.mnw.cn/edu/xiaoyuan/1696564.html
4月19日晚9时许，三名少女来到梅川高中将该校初中部壹女学生陶某带到校外壹处废弃的仓库内，欲教训陶某。在拉扯的过程中，陶某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向其中壹名女生胸部捅了壹刀，该名女生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据湖北日报报道，陶某和被害少女朱某均为2002年出生，事发时均未满15周岁，湖北日报关于本案报道链接：http://news.cnhubei.com/xw/hb/hg/201704/t3820844.shtml）
新闻链接：http://www.mnw.cn/news/shehui/1677637.html
五月份
5月14日18时20分许，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大仓中学内发生壹起学生斗殴案件，壹名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新闻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5-17/8226803.shtml
5月20日,壹位线索人给我们提供了壹条视频,视频中壹个女孩被虐打,通过视频可以看看到,壹名身着校服的女生被另外两名同龄人连踹三脚。从头到尾穿校服的女生被推来拽去,哪怕挨打也没有敢还手或者躲避。
新闻链接：http://news.youth.cn/sh/201705/t20170522_9839706.htm
网络上流传壹段“大理弥渡小学生校园内遭毒打，多次下跪求饶”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和关注。5月25日，记者从弥渡县教育局了解到，事发地点为当地苴力镇先锋完小，经医院检查，被打学生身体局部软组织挫伤，无需住院治疗，学校对打人学生進行了教育后已正常上课。
新闻链接：http://news.cqnews.net/html/2017-05/25/content_41740475.htm
六月份
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不听话，老师怎么办?阆中市滕王阁幼儿园大五班临聘教师刘艳玲的做法是：让两个小朋友互相扇耳光，结果导致壹位小朋友脸部红肿、淤青。6月3日，阆中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作出“责令滕王阁幼儿园依法解除与刘艳玲的劳动合同关系”等处理决定。
新闻链接：http://www.sohu.com/a/146901964_692409
6月14日上午，南通市崇川区壹家幼儿园有家长向记者报料称，自家孩子班上壹名女教师体罚多个孩子，除了掌掴背部、尺子抽打手心等方式外，还包括让孩子头顶板凳、扒掉孩子裤子等具有侮辱性质的行为。
新闻链接：http://www.snkpxjz.com/h-nd-1179.html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教师作为壹个职业壹直是受人尊敬的。台州温岭11岁孩子，却多次遭受学校老师的体罚。6月26日，孩子还被老师打成了耳膜穿孔。
新闻链接：http://zj.qq.com/a/20170629/004081.htm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44918

2018年11月1 日因学生直呼其名，海南壹初中班主任殴打学生致受伤流血
农垦晨星子弟学校位于屯昌县晨星农场。10月29日下午，该校初壹（2）班班主任在走廊上听见有学生直呼其名字，觉得学生不尊重他，气愤不已，走進教室便伸手打了壹名男生阿清，用膝盖撞击其下巴，导致阿清受伤流血。
阿清的父亲得知此事后，向校长反映相关情况。次日，校方经调查确认，校领导及涉事老师已向学生家长赔礼道歉。校长王能表示，对于该教师违反规定暴力体罚学生的行为，学校会严肃处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89331

2019年7月25 日下跪、打耳光、辱骂，校园霸凌是“孩子间的小矛盾”吗？
“擡头，说‘爸爸我错了’！看着我说！”视频中，壹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强迫跪在地上，身边几个女生扇其耳光，并威胁她：“要不要我给妳报警？报警他们也找不着我。”　
这不是今年第壹起引起校园霸凌事件。半个月前，四川达州市壹名女生遭暴力欺凌。据媒体报道，被打女孩疑因“爱穿萝莉裙”。　　
　　更早前，壹名自称山西祁县职业中学学生的网友发文称，他受到宿舍同学欺负，被室友用燃烧的烟头烫手、床褥被泼水等。海南三亚壹小学生持刀刺伤同学的眼睛，理由是遭受对方恐吓、收取保护费。　　
去年10月，云南宣威初二女生服药自杀，当事女生家属称，刘某生前曾在学校遭遇同学霸凌，服药后曾给父亲打电话哭诉“没脸面在学校读书了”；去年，江苏徐州壹初三女生从自家阳台跳下，坠楼身亡，留下遗书表明自己经历校园霸凌……　
许多亲历者曾述说，校园霸凌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原因”。有学者指出，“校园霸凌”指学生同辈之间的攻击性行为，带有“故意为之”、“反复发作”和“恃强凌弱”等特征。
法律学者欧阳晨雨认为，许多由校园霸凌引发、最终酿成血案的例子中，长期的、极其恶劣的霸凌过程，并没有看到救援力量的介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指出，反对校园欺凌不能仅限于教育、学校系统自己应对和解决，需要与国家未成年人、儿童保护服务体系衔接才有改善希望。
－－http://news.inewsweek.cn/society/2019-07-25/6494.shtml

2020年6月1日 6岁女童被老师罚跑致吐血？官方介入调查
5月30日，微博网友“小岛里的大海”发布的微博文章称，其女儿患有哮喘，事发时6岁，就读于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壹年级。2019年12月10日下午，其女儿被班主任刘某体罚跑操场后，导致哮喘发作入院，入院后仍持续发热。“12月底，由于高热体温损害神经系统，孩子双手出现控制不住的抖动。”
30日12时31分，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微信公号“广州白云教育”通报称，针对微博网友“小岛里的大海”反映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壹名教师涉嫌体罚学生事件，该局接报后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公安等部门迅速介入，成立专项调查组对该事件進行调查。
通报称，事件调查结果，该局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https://news.yibada.com/article--336452-1-1.html

2020年9月4 日令人发指!32个学生被打耳光拽头发校方通报
近日，江苏徐州，壹段“徐州三十壹中初二（9）班32个学生被殴打辱骂”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据扬子晚报，视频中壹名被指为班主任卢某的女子，对多名学生实施打耳光、揪耳朵、拽头发、撕脸皮等行为，并用言语侮辱部分学生家长。
视频末尾还附上了统计表，称有32名学生存在被打经历，被打次数从“15次左右”到“30多次”不等。
学校对涉事教师作出停职处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204

2020年9月5日强制蒙古族学生回校上课手段升级，老师暴打学生
中共强制在内蒙古取消蒙语授课，遭到蒙古族学生、家长、教师、公务员等各个层面人士的反对和抵制。但中共为了达到目的，采取的手段不断升级。近日，网友披露，有的蒙古族学生被抓回学校遭老师暴打，鼻青脸肿。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壹名被抓回的男生被迫站在教室的前面，当着全体学生面，壹个年轻的男老师用脚猛踹这名学生的腹部，用棒球棒打学生的头，学生当时发出壹声惨叫。后来，老师让学生转过身，然后就用棒球棒猛击学生的背部、臀部。这个视频是另壹名在场的学生拍摄的，拍这个视频显然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另壹名学生还回头看拍摄视频的学生，还好老师没有发现。
另壹段视频显示，蒙古族学生罢课逃出学校，被抓回去后遭老师暴打，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不通知家长。网友估计这名学生被打比前壹个视频中的还要惨。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825.page

2020年9月7日班主任强令学生教师节送礼不送就调班校方回应
9月5日晚，福建省福州超德中学高壹学生小王在QQ空间里曝光了班主任组织学生送教师节礼物的事情：老师首先在班级群里发布送礼投票，但设置的“同意”及“不同意”两选项，最终都要求送礼。学生提出质疑后，班主任以不懂得感恩为由，要求学生转班。
9月7日，当事学生小王称，班主任老师给出的两个选项分别是：同意、不同意（要把妳的具体建议买什么提出来）。在小王看来，这两个选项都表示同意的意思，壹定要买为什么还要投票，于是他在班级群里提出异议。有其他同学质疑称：“能不能不送啊，最近手头有点紧。”
小王晒出的聊天记录显示，班主任老师随后回应，“可以（不送礼），以后妳也别麻烦老师，然后申请去别的班级，妳已经给我造成很多麻烦了。”
今年7月初，福州超德中学在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该校是2000年首批通过福州市教育局验收，由省首批重点中学、省壹级达标校福州高级中学和澳籍华人联合创办的壹所民营全日制学校。2014年学校获得“福建省民办教育先進单位”称号，2015年获福建省阳光价费“示范单位”称号。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900

2020年9月16 日女生被罚深蹲200下致肝肾功能损伤校方回应
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就是今年刚上高壹的尤尤。因为病情严重，家属在9月13日晚，把她从抚州南丰县人民医院转院，送到了南昌。目前在南昌大学第壹附属医院治疗。
原来事发当天在英语课上，尤尤英语听写没过关，被老师罚做200个深蹲。这种惩罚的方式，也不是针对尤尤壹个人。
尤尤拼尽全力坚持做完了200个深蹲，然后扶著墙回到教室的座位上。之后几天身体壹直不适，双腿疼痛无法行走，甚至出现血尿的情况。
医生介绍，尤尤因为运动过量引起了横纹肌溶解，从而导致了肝肾功能损伤。
南丰壹中校长夏平表示，事情发生后，学校已经对徐老师進行了通报处分，学校也会积极配合尤尤的治疗，承担相关治疗费用。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618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6日

2012年4月26日贵州学生营养午餐引发食物中毒校长被撤职遭打
作为壹所拥有1782名学生的小学校长，李德品壹直是贵州省织金县八步镇里受欢迎的人。但是3月29日，在壹场因营养午餐而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他不仅失去了已担任9年的校长职务，也失去了当地乡民的尊重。据目击者称，他在当天“被家长打了三顿”。
3月29日早上8点半，正在上班途中的李德品接到壹位老师的电话：三年级的六名学生在吃过学校提供的营养餐后，出现了头晕腹痛症状，正被送往镇卫生院。这天早上，中心小学的营养餐是壹盒蒙牛酸酸乳与壹块“金丝汉堡”软面包。
上午九点刚过，让李德品陷入恐慌的壹幕已然揭开——中心小学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家长、老师的护送下像潮水般涌来，他们在挤满镇卫生院后，又涌向附近的壹家民营医院。在这两家医院都被挤满后，大批学生开始被送往约20公里外的织金县城医院。
事发后，织金县副县长罗丰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地已全面叫停企业供餐模式，全县学校都将采用食堂供餐模式，八步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营养餐了。
当地政府统计数据称，八步镇当天有902名学生到医院進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到医院進行简单治疗后，已恢复正常。
　　毕节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将这场混乱解释为“因个别学生胃肠道功能紊乱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他们对这个已经红遍全国的“心因性反应”是这样解释的：“个别学生因胃肠道功能紊乱发生呕吐，造成现场所有学生情绪异常焦虑、紧张，使他们产生心理暗示，并形成不舒服的感觉。”
4月5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贵州省卫生厅应急办工作人员潘忠伦和贵州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李亚非均给出了同样解释。
潘忠伦称，贵州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对3月29日学生食用的牛奶和面包样品進行了检测，检测的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四项指标结果均呈阴性，“从检测结果看，学生们的反应不是食物中毒”。
在八步镇中心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10天后，因为监管不严，云南省镇雄县和景东县的三所中小学又先后发生了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事发学校的免费营养餐既有食堂供餐也有企业送餐。像李德品壹样，镇雄县两所小学的校长也被撤销了职务。
－－news.sina.com.cn/c/sd/2012-04-26/174424335505.shtml

2012年11月28日中国多起营养餐缩水变质事件引起舆论关注
有评论认为，中国制度性的腐败和权力缺乏监督，让营养餐变成了“闹心餐”。
湖南近期发生了多起营养餐不营养，甚至令学生中毒的事件：9月下旬，湖南石门县壹所小学的多名学生饮用了由政府采购的“学生奶”后，患上了急性肠胃炎；10月下旬，湖南涟源市六亩塘镇壹所小学的学生在饮用了营养餐中的牛奶后，出现集体食物中毒症状；11月下旬，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壹名大学生在微博上发帖，揭露当地小学生的营养餐只有1盒200毫升的牛奶和壹片巴掌大的面包，根本吃不饱，而且供货商还向学校送过期牛奶，引起舆论关注。
针对湖南近期被媒体曝光的多起营养餐问题，湖南省教育厅表示，牛奶加面包的供餐模式只是当前供餐条件不完善情况下的过渡形式，各地将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行食堂供餐模式。
美国民间机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认为，学校办食堂并不能避免财政补贴被克扣或者保证营养餐的质量，因为学校食堂由谁承包经营，这个中间又有好多的利益，可能会滋生腐败。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招标，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中国学生的营养餐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yc-11282012161007.html/

2013年7月5日陜西铜川21名小学生吃营养午餐疑似食物中毒
7月4日下午，位于陜西省中部的铜川市耀州区发生壹起21名小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目前仍有14名学生在医院接受救治。今年6月26日，该区小丘镇也曾发生壹起31名小学生食用免费营养午餐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04/27148850_0.shtml

2018年9月14日河南小学营养餐仅半碗素面疑遭贪墨
大陆壹自媒体作者@Haitaode于9月12日曝光，在其老家河南某县，壹个学校的营养餐仅为半碗素面条。
现场视频显示，在学校的餐厅里，工作人员戴上棉线手套抓壹把大盆里的面条，就是小学生的午餐，“面里连青菜都没有，更不要说肉了”。
而在餐厅的墙面上，张贴著“每周午餐带量食谱”，当日（周三）的食谱是鸡丁炒西葫、包菜、蒜苔和大米粥。据说是当地教育局规定的标准，每个配菜还标识了相应的克数。
“封面新闻”随后确认，涉事学校为河南周口商水县谭庄镇大曹小学。学生营养餐变成了素面，由于面条是干的，不少孩子将面条泡水后才吃下。
媒体报导，江西上饶县学生营养餐采购乱象频出，由于招标不符合程序屡遭投诉。在2016年底的招标文件中，“食品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壹项，对于“鸭腿”竟然注明要符合GB/T23568《国家标准》，该标准非食品标准，而是国家工业机床标准。
今年9月3日，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多所小学的“营养餐”食材发霉变质，数名学生食用“营养餐”后出现了不适症状，住院治疗。
－－www.epochtimes.com/gb/18/9/13/n10712692.htm

2018年9月19日贵州多所小学学生午餐后呕吐饭有馊味
据陆媒9月18日报导，9月18日中午，贵州省清镇市多所小学的学生在午饭后出现腹痛呕吐，截至当日17时，共47名学生留院观察、4人住院。
据报，这次涉事的午餐由同壹家公司提供，由清镇市鑫鑫餐饮有限公司集中送餐。
家长们反映，当地小学的午餐壹个月收费240元，餐标却相当低。
当地教育局告诉《新京报》，目前此事仍在调查之中，没有最终定论。
@高思谦谦：三所小学，饭菜都是馊的。无良校方和商家，拿这些给小孩吃。
@pipi木：我看本地群里有几个视频，饭菜都馊了。打开每壹盒都是有味道的……
贵州省贵阳市网友“532510944”说，贵州省贵阳市基本全部学校都让学生中午在学校吃，不吃都不行。强烈要求取消午餐！壹个月将近300，吃20天，比大人在外面还吃得贵。腐败之极！
－－www.epochtimes.com/gb/18/9/18/n10723760.htm

2019年3月19日颜丹：好壹个“校园食物中毒发生率”
近日，“针对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食堂食品质量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立即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似乎召开的及时，政府也反应迅猛，但只要领导壹开口，人们就会发现，政府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作秀的。
比如，在市场监管总局局长针对学校食品安全提出的三个要求中，这头壹个，即“今年校园食物中毒发生率要控制在万分之二内”就让人觉得无比荒唐。壹来，这个“万分之二”的上限到底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此关乎性命的概率，负责监管市场的领导为何没有详细说明？二来，“中毒发生率”能人为控制吗？假如真能控制，为何不干脆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难道政府允许有人投毒？就算政府可以容忍，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沦为小白鼠，去充当那“万分之二内”的中毒者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多年前就存在的另外两个同样脑残、奇葩的官方指标。2014年，河南规定“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上限控制在1098人以下”，意即在“工矿商贸、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四个领域”工作的人，其死亡概率已被规定为1098分之壹。照此看来，不死都不行。2013年，河南某市卫生系统下发文件，要求各个辖区展开“寻找精神病”的行动，“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那意思是，妳不疯都不行。
在中共治下，基层官员都是听命于上级、“对上负责”的。倘若“刑不上大夫”，被惩治的就永远只能是“替罪羊”。如今的中国就是这样。走了壹拨“替罪羊”，再换壹拨“替死鬼”，而中共却照样在吸附人民的血汗。中共政府若真关心人民的生命健康，就不会玩命榨取他们的血汗。“便宜没好货”的道理全世界都懂，只是想从中谋利的贪官、暴政，不想理人民的死活罢了。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319/1262527.html

2019年3月20日成都七中“毒午餐”是中国式公共事件的必然结局？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政府3月17日上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连日来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和社会关注的成都七中食品安全问题公布调查结果。当局称所有送检样品只有壹项发霉不合格，其余均未发现问题。另外有三名家长被指拍摄传播造假霉变食物照片，遭警方依寻衅滋事罪逮捕调查。
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时评人小民指出，从事件壹开始当局就迅速决定把校长解聘，而且要求校董事会也重新改组。事发第二天，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和省长就都作出了各种批示，这足以可见他们内部应该已经掌握充分证据，很清楚事态之严重。所以他们迅速采取这些措施，想要迅速抑制舆论发酵，但他们没达到目的。
再者，这个学生食堂其实是种强制消费，学生没有选择空间。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食堂那些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再者，这个政权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在维持自己的权力上，用在打击危及政权的因素上。这个政权几十年来根本没学会如何管理国家和经济，也不屑于关注民众的生活和健康，这是中国壹切问题的根源。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3/20/887902.html

2019年3月28日成都食安丑闻翻版？兰州壹幼儿园给孩子食用变质食品
《新京报》报道，兰州市西固区品格天庆幼儿园数名家长反映，该园给孩子食用变质过期食品，导致两名幼儿住院。兰州市西固区委宣传部星期四就事件发微博通报调查结果，表示没有发现幼儿园使用有毒有害或国家明令禁止采购和使用的原料、未发现明显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但发现有少量腐烂未及时清理的青椒。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3-03282019200535.html

2019年7月20日上海国际名校烂番茄事件：十几万学费为何换不来壹顿好饭？
这几天，上海壹家著名的私立学校，后厨被曝出乱贴生产日期的牛奶、发霉的西红柿、长毛的洋葱。
让人想不通的是，这家私立学校壹年学费可高达十几万，负责给这所私立学校送餐的也是壹家知名的国际大企业。
从各地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来看，我们对学生的餐食和营养供给，显然依旧极其粗糙。
5月份，安徽宿州市的学生牛奶，也被曝出安全隐患，于是当地教体局要求班主任提前试喝。
今年9月3日，江西省万安县部分学校，学生营养餐出现发霉、变质等问题。
同是9月份，河南壹所小学，营养午餐被曝出没有肉类菜肴，壹些学生只能把干面条泡在水里，才能下咽。
2012年，湖南数十名小学生，则因为喝营养餐牛奶而中毒。
可以说，营养午餐，问题简直层出不穷。
这引起了公众恐慌，原因是，如果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里最好的学校，都给孩子吃发霉的食物，那些偏远地区经济条件更差的学校，孩子们会吃到什么呢？
－－http://www.vitdlscdre.com/h/show/1673677.shtml

2020年9月23日哈尔滨4所学校240余名学生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据学生家长报料，9月22日、23日，呼兰区幸福小学、沈家中学、腰堡壹中等多名学生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23日上午，呼兰区建国小学的多名学生因身体不适被家长从校园中接走就医。
据呼兰区第壹人民医院医生介绍，就医学生临床症状包括有腹泻、呕吐，也有部分学生肚子疼。
呼兰区委宣传部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23日10时许，呼兰区幸福小学、建国小学、沈家中学、腰堡壹中等4所学校相继发现有学生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截至目前，症状较明显的40余名学生正在医院就诊；症状轻微的200余名学生，校方已与家属取得联系，家属决定回家观察。4所学校的午餐留样及相关样品已送至市疾控中心。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811

2020年9月29日辽宁本溪千余学生食物中毒当局和校方掩盖
鸡肉发酸了，隔夜饭菜回锅再送……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终于导致本溪几千名师生集体食物中毒。时隔半月，官方没有给出说法。相反，地方当局和学校试图掩盖真相，压制消息的传播。
而造成这样大面积食物中毒的原因被指是源于辽宁省教育局的决定，封锁校园，禁止学生出校门，同时也禁止了学生向周边的小饭桌订餐。在本溪市内的学校里，学生们都按照市政府指示订购“集体配餐”。
发生食物中毒的是十二中学。几个月来，壹直都有学生反馈这间配送公司的配菜有问题，比如吃出来头发等异物；头壹天或者中午吃的饭菜晚上或第二天回锅再送；学生很多时候吃不饱。老师也反映过多次，但是学校壹直不重视。
事发当天（9月8日），同学们描述“鸡翅口感发酸发黏”，但大家以为加了酸甜口味的佐料，所以吃了不少，“排骨好像没做熟，硬且没入味。除了菜还有壹罐酸奶。整个饭菜都是有问题的。”
据悉，这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本溪十二中是当地最大的中学，有近四千名学生；本溪十四中有三千人左右。吃配餐公司配送食物的人员均出现了问题，包括班主任和老师。
但事发后，十二中的校长刘喜彦在第二天紧急召开了四场会议，要求老师们壹定要配合政府把这件事压下来，甚至为此向老师“深鞠躬”，要求老师们落实“维稳”任务。
本溪十二中学的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了半个月，有受害人在网上说，腹痛腹泻，“疼得上医院”。还有受害人在网上表示，“半个月了，我的医药费？住院费？精神损失费？谁赔了？展鹏老板進去了吗？能有个动静不？”“能不能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毒？有没有个完了？我又刚从医院回来，都半个月了，又疼得上医院！！！肚子吃坏了胃也吃坏了！”
日前，记者致电本溪市教育局询问事件進展，各部门相互推诿，没有任何说法。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9/2272499.html

2020年7月9日小学生缪可馨跳楼身亡结果出来了袁老师大获全胜
壹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壹个与小学生缪可馨跳楼案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老师、壹个收受红包的老师、壹个违规在课外办补习班的老师、壹个被众多历届学生曝光曾对自己有体罚、羞辱等行为的老师，最后受到的处理，却只是严重警告、降低岗位、收缴相关款物......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是的，这个调查结果壹出，基本就说明了壹个结果，结果就是在这个案件中，到目前为止，缪可馨父母已经输了，而袁老师已经赢了，而且袁老师还是大获全胜。
这么壹位师德欠缺的老师，这么壹位长期压制小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老师，在经过调查后竟然还能继续留在教师队伍里，竟然还能天天与众多小学生为伴，这对她而言，难道不是壹种大获全胜吗？
壹想到壹个曾经体罚、羞辱孩子的老师还能继续给孩子上课，壹想到壹个曾收红包、违规办补习班的老师还能继续给孩子上课，壹想到壹个能让壹个家长群里的家长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能齐刷刷为其点赞的老师还能继续为小学生上课，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26493

2020年09月10日四川壹小学生被老师体罚后身亡家属：因做错两道题
四川观察客户端消息，9月11日，四川观察接到网友爆料，称四川广元苍溪县高坡镇中心小学校壹学生宁宁（化名）被数学老师王某殴打后身亡。
与宁宁同班就读的双胞胎妹妹谦谦（化名）告诉杨菊清，体罚过程中宁宁已经出现擡不起头、身体支撑不住的情况。
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学校校长严亮，严亮壹听说是记者打过来的，立即挂掉了电话。当记者再次拨打该电话，电话已无法接通。
记者随后致电苍溪县教育局，当电话接通后，记者刚讲了壹声“您好”，就被挂断，再次拨打已无人接听。
－－https://chinanews.sina.com/bg/chnmedia/thepaper/2020-09-10/doc-ifzzxynp3780830.shtml

2020年9月17日 16岁少女校内坠亡被认定自杀同学称其被4人擡上楼顶
“我不认为女儿会选择自杀，直至今日，埋藏在我心中13个疑惑仍未解开。”9月16日，距离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第壹职业中学高二学生娜娜坠楼身亡已经过去15天，对于警方排除他杀的判定俞先生充满不解，在他看来，女儿的死亡十分蹊跷。
女生开学首日坠楼身亡，涉事宿舍楼监控全部损坏
9月1日当日上午，16岁的娜娜在校门口和父母道别，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学校禁止家长進入校园，离开时她依依不舍，撒娇嘱咐“妈妈，周五壹定要早点来接我回家呀。”
下午十三时二十五分，娜娜班主任打来的壹个微信电话让俞先生和妻子的心都揪了起来，“说我女儿出事了，从楼梯滚下来，我们夫妻想从楼梯滚下来应该还好吧，不会太严重吧，结果没过五分钟，班主任电话又打了过来说我女儿很严重。”挂断电话，俞先生和妻子马上往学校赶去。
十三时四十分，两人赶至宁海第壹人民医院时娜娜正在抢救，俞先生从参与抢救的壹名医生口中得知，娜娜腰部骨折，子宫移位，腹内大量出血。
第二日，俞先生及亲属前往学校希望整理女儿遗物以及调查死亡原因，没想到并不顺利，“我女儿随身携带的壹个钱包怎么都找不到了，里面有健康证、饭卡、电话卡和每天记录的小纸条，与此同时，出事的那栋楼监控竟然全部坏掉了。”在俞先生表达希望观看当天监控后，校方表示出事宿舍楼所有监控在8月29日因雷电原因全部损坏，事发时相关视频无法查看。
坠楼女生当天情绪正常，警方判定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警方讲述称，当天下午壹点钟前后，2栋宿舍楼几名男生亲眼看到我女儿身体朝外坐在1.3米的栏杆上，坐了3—5分钟，之后滑了下去。我女儿落在离宿舍楼两米远的地方，脖子上有明显淤青，她的眼镜据说被纸包得好好的放在六楼栏杆旁。”整整半个月，警方的解释未能解答俞先生女儿坠楼的疑惑，“民警表示栏杆上并没有留下任何我女儿的脚印或指纹，脖子上的淤青是冲击造成的内伤，至于坠落地点则是当天风向的缘故，排除他杀，不予立案，要求我们自行协商解决。”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763

2020年9月20日博士压力到底有多大？南大女博士从宿舍壹跃而下
　　据可靠消息，壹名南京大学在读女博士已于9月19日晚在宿舍跳楼自杀。9月20日晚，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来到事发地点進行悼念活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公布这名博士具体是什么原因选择了自杀。然而壹则发布在知乎的评论显示，该女生已是博士第四年，中期考核已过，但在科研上受到了导师的压迫和针对。到本文发布时，该匿名回答已经被删除。
近年来博士生的超高压科研问题已经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有博士生因导师压迫或科研压力等原因而自杀的新闻。
　　这就是这个月初，据网上报道，壹名浙江大学女博士在寝室烧炭自杀，系导师压力所致。
2019年6月3日晚，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8级博士生段付谋疑因受到其导师吴小山的指责和科研進展的压力，当晚离开寝室后失联。直到6月12日，警方在镇江打捞到了他的尸体。
2018年3月26日，武汉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由于长期受到其导师王攀的控制，日常买菜、洗衣、做饭均让陶崇园代做，甚至还逼迫其叫爸爸。最终不堪导师压迫与控制的他，选择从宿舍楼上壹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和大好前途。
每壹跳，都是壹个绝望的人对生活最后的抗争；每壹跳，都是对扭曲的科研世界的又壹次无情揭露；每壹跳，都是壹次对学术制度改革的无声呐喊！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0/socialnews-197187.html

2020年9月20日舆论压力下南师大承认学生宿舍死亡网民热议
综合陆媒报导，9月19日深夜，有网民发文称“南师大20岁学生宿舍死亡”。事后被证实，该网民是死者刘某辰的哥哥刘先生。
刘先生指，其弟弟是2018级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专业学生（今年大三），今年8月31日，弟弟刚回到学校上课。开学不到半个月、9月12日，弟弟就在宿舍内死亡，且死时额头、面部共有三处不明原因的伤口。而事发前不久，弟弟还在和妈妈通过微信聊天，从弟弟進宿舍到舍友发现他出事跑出宿舍之间只相差27分钟。
刘先生还表示，在头七当天，即9月19日，南师大曾催促他在3天内结束后续事宜。
此事引发网民热议，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在舆论压力下，9月20日，南师大发声明证实此事，并表示事发是9月12日傍晚，当晚22时30分左右医生宣布该生死亡。
网民纷纷指责南师大。
“学生死亡至今已经八天，可是学校、警方壹直都没有透露相关信息吗？也没有调查出事情真相？壹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在大学生宿舍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居然壹点动静都没有，直到今天上热搜了，学校才被迫发出声明，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在过去的八天之内为什么没有发出公开声明呢？”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0/2268986.html

2020年9月22日壹周内四人跳楼中国学生怎么了？
有研究显示，在中国每分钟就有2个青少年自杀，8个自杀未遂。为什么孩子会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
9月21号，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通报壹名学生在19号晚上从学院教学楼坠楼。另外当天晚，上壹名南京大学在读女博士在宿舍跳楼自杀。同壹天，浙江宁海县也通报，第壹职业中学有壹名女生坠楼。
9月17号，武汉也发生壹起14岁中学生跳楼事件。监控显示，男孩在教室与同学玩扑克，班主任请家长，家长在走廊当众扇了他两个巴掌，男孩转身就跳楼了。
有推特用户发文哀叹，小学中学硕士博士都有学生自杀，就差幼儿园孩童的自杀了，这个教育体制从小到大在杀人吗？
记者搜索"8岁女孩跳楼"，结果显示，广西、成都、西安、贵州等地都曾有8岁至10岁儿童跳楼的新闻。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壹。
杨女士："这个教育给他们造成的吧，灌输的就是妳只有读书，妳怎么怎么样才可以，所以就出现那麽多孩子很小很小，就是小学就能去，中学就能去自杀，以前小学中学没有自杀的，那麽点儿小孩哪有自杀的，那都是天真无邪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怎么去自杀啊？"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2/2269860.html

2020年5月29日名校博士送8年快递：风里来雨里去，壹个快件5毛钱
“这个是我刚刚领的快递助理工程师证，感觉非常高兴。”湖北的壹名快递小哥张進对着镜头笑道。表面上看，张進跟其他的快递员没什么两样——红灰色的制服，黝黑的面庞。
但当他说出自己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此等211高校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张進感慨道。
去年，《壹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文章刷屏网络。文章的作者名为张根，是北大硕士。给没有电梯的小区扛矿泉水，累得直喘气;握着手机不停地在寒风中导航，还失手打碎了手机屏幕;宝马车闪著远光，晃得张根连人带车摔在了路上。
上身灰色T恤，下身黑色短裤，脚上穿着人字拖鞋，在快递堆里穿梭——妳很难相信镜头里的这个男人竟然是壹名博士生。男子名叫谭超，是延边大学历史系的博士，也是工作时长长达8年的快递员。
－－http://news.chinawutong.com/wlnxs/wlrgs/202005/60244.html

2020年8月25 日硕士送外卖、博士生抢占街道办，他们到底要什么？
很多家长花了几百上千万买了学区房，好不容易熬出头，等到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后，恐怕有壹部分孩子注定要去街道办、当房产中介、做外卖小哥……
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应该是国之栋梁。按老壹辈的话来说，是要胸怀天下、改造世界的。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往往比想象中更加现实。
如果妳住在杭州余杭区，妳们小区的街道办事处大概率就坐着壹个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可能是博士生。在这份来自杭州余杭区的公示名单中，清壹色是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某街道的办事处，公开应聘上岗的是北大地球物理专业的博士。妳挠破头也想不明白，街道办和地球物理专业的博士到底有什么联系？
余杭区官方公号“余杭发布”曾发文表示，该区目前在岗清北人才76名、海外“双十”雇员20名。
余杭区，简直成了“高端人才收割机”。
在魔都上海，妳打开链家线上购房APP，不到2万个经纪人中，就有近600个人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壹流学府，占比达到3.5%；甚至还有不少毕业于北大、复旦等顶尖学府。
美团研究院在2019年1月17日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中显示，700万外卖小哥里，硕士生占比达到1%，即7万人。也就是说，每100个外卖小哥中，就有壹个硕士生！
2015年底，4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通过层层考试，成为了青岛市南区的事业编环卫工。他们每天清晨出门，傍晚收工，和普通环卫工人壹样扫街、巡查路面。经过4个月的轮岗实习，这批平均年龄在25岁的大学生环卫工正式進入市南区下属的30多个片区，开始了自己的“片长”生涯。
清华北大毕业生选择街道办，很重要的壹个原因，也许就是图体制内的稳定。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20应届毕业生春招求职报告》显示，2020应届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最关键的因素中，“收入”和“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位，“考公务员”成了2020届应届毕业生热门的选择之壹，占比达到38.73%。
而就业者求稳、高学历人才被挤压的表象下，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需矛盾。
在壹个科技没有跨越式大发展的环境下，高端岗位永远是有限的。正如智谷趋势黄汉城所说：壹旦高端行业的扩张速度跟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就注定会有人被挤到下壹个层级。
这是人才供给过剩的宿命。
－－http://www.wenshannet.com/company/13089.html

2020年9月5日 100万大学生在送外卖，清华北大毕业生扎堆考公务员！太离谱
对于个人来说，不管以前学什么专业，他们都有权利不按专业选择职业，包括选择当街道公务员。尤其是，这些街道公务员还是高薪。
可是对于纳税人来说呢？纳税人为什么要浪费那麽多钱，去为他们提供地球物理学、材料科学等的高端教育？
有人会说，科学素养高也有利于他们当好公务员。但，当公务员，有良好的科学通识教育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搞得那麽高精尖。
如果这些高精尖的博士、硕士教育，只是为他们当公务员提供壹个“科学素养高”的资格垫，那，这个科学素养可就太昂贵了。
去年，深圳龙华区公办中小学面向海内外2020届应届毕业生招聘教师，最高年薪能达到30万元。入围体检的491名毕业生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423人，占比86.2%；博士23人，其中，北京大学6人、清华大学5人。
我不是说北大清华毕业生去当中小学老师就是屈才。中小学教育也非常重要。但是要看到另外的问题：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都去争抢中小学教师岗位，那麽，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又是个什么情况？
其次，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为什么热衷当公务员、当中小学教师？壹句话，就是千军万马“考编”。
壹个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大学副教授，也去当了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毕业多年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不管刚毕业时怎样，多年下来，仍然是有编制的同学整体上“混得最好”。
今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热衷当官，当然提高了公务员队伍的科学素养，但，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呢？人们需要官员们，继续为人们创造赚钱、发财的良好环境。
实际上，真正懂的人，恰恰是那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家、研发人员。因为，他们的经验教训，是生死存亡中得来的。
但是这种宝贵的东西，却容易被不懂市场的专业官员看成“局限性”。他们在学校没学市场经济理论，也缺乏市场实践，喜欢按图作业。他们要理解这些，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如果人们的观念更倾向于干预市场，那麽，那些本来打算投身科学的高端人才，也会转向考公务员、考事业编。毕竟，利益是摆在那里的。有编制的人，比市场中人收入更高，还稳定。
如果人们的观念是坚定地支持市场的，那麽，高端科研人才就更容易从满足市场需求中获得利益，他们就不会热衷于考编制，这才是对人类智力资源的较好利用方式。
－－http://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00905124158653737250

2020年9月13日女硕士做保姆，211送快递，博士生送外卖？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浙江杭州32岁的双语硕士刘双最近成为了网红，这源于她的简历对于保姆这个行业来说太完美了。擅长双语言英语和法法语，硕士学历，有大型企业外派的工作经历，还有早教的经历，曾经年薪30万。因为要结婚生孩子，所以选择回国了，但是深圳生活成本很高。出于对孩子教育发展考虑，跟丈夫壹起到杭州发展，中间做过积分工作，但是都不合意，后来无意中接触到了家政，让她感兴趣，因而就做了家政，而且谈的几家都是朝九晚五，做五休二的工作。
刘双这样的工作跟白领上班有什么区别吗？就像前段时间有个程序员辞职送外卖壹样，可能不习惯职场，换壹种工作方式也未尝不可。
－－https://www.hotbak.net/key/女硕士做保姆，211送快递，博士生送外卖？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2019年7月11日壹个留学生配三个异性学伴山东大学被骂拉皮条
周四，微博爆出山东大学“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学伴以女生为主”消息后，引发激烈争议。有墑认为学伴制度对学生交流有益无害，有墑则质疑同学联谊何由学校组织？有墑则恶声谴责学校“拉皮条”。争议也延伸到有人批评当局不顾质量大量招收留学生营造虚幻墑“万国来朝”。
根据微博公布墑2018山东大学学伴结果公告，“截至目前，活动共接收共计270份报告信息，在报名墑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中，现已成功选播出141名中国学生与47名留学生组成47个友好学伴小组，其余未入选同学将保留至学伴库”，根据附件‘学伴配对成组结果’，墑确是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从配对结果看出，学伴以女生为主。在山东大学学伴招收报名表中，还特别强调学伴墑性别，将“结交外国异性友人”列为选项之壹。
壹位网民指出，留学生本来很正常，但是近年来留学生数量大增，质量大减，其根源无非是某大型对外战略墑衍生品。这位网民所指墑大型对外战略应该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推出墑“壹带壹路”。
留学生配学伴墑争论又升级为对留学生特权墑质疑。据指出，为尽快提升来华留学生数量，中国教育部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如高额奖学金、强化对留学生数量墑考核、灵活墑录取标准，等等，从而实现教育国际化飞速跃進。但由此了巨大争议，例如：奖学金体系打破了与国内学生墑利益平衡，留学生墑中国政府奖学金1年6-10万，而国内学生奖学金只有几千圜，且覆蓋率很低，除此之外，豪华宿舍、极低墑招生标准、大幅降低墑考核标准等，反差如此之大，引发本国学生和广大民众质疑。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19/07/11/big5/2112210.html

2020年08月26日山东大学艾滋病调查不容乐观五年增长295.2％
据报道，从山东省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来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青年学生所占比例上升较快，2015年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数较2011年增加了295.2%。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自1992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全省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3870例，其中感染者9811例、病人4059例，死亡1937例。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f46489b9316a17d34f9f386
（附）2020年8月28日新生每月只能预约洗澡3次中国大学新规很有味道
8月27日14时许，齐齐哈尔大学后勤管理处发布“关于洗浴中心预约洗浴通知”称，为做好学校洗浴中心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保证正常洗浴，根据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相关要求，对洗浴实行预约、限流、测温管理。
上述通知提到，根据学生返校情况，分期调整洗浴次数。“8月29日至9月4日，住宿生约6500人，此时间段每人每周可预约2次；9月5日后，住宿生约18700人，此时间段每人每周可预约1次；待新生报到后，每人每月可预约3次。”
此外，通知规定每名学生的洗浴时间不超过60分钟。有洗浴需求的师生，需当天提前20分钟在指定app上预约，预约人数达到上限后无法预约。
8月28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就此事询问齐齐哈尔大学后勤管理处，壹名工作人员称，上述通知已于27日下午撤回，“肯定是有不妥的，所以我们撤回、不实施了。”“我们还在沟通，这项工作还没开展。有新的進展会再发通知。”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8/28/706367.html

2020年9月8日海南小学强制学生买保险曝光后校方调查谁泄密
微信公众号“直播海南”9月7日消息，9月7日，海南省中小学校正式开学了，前几天，家长们也都提前带着孩子前往学校办理相关的入学手续，屯昌县枫木镇枫木中心小学的部分家长却向我们反映，学校老师说，学生入学必须在校内购买保险才有效，这是怎么回事？
　　“就9月5号开始报名嘛，之前学校是通知是自个买保险，然后我们买完保险，5号又通知其他的壹律都不算，要求是说壹定要跟学校合作的保险买，就指定的地方嘛。”
而在此则通知的最后，又单独注明了壹段话：校外买的保险无效，壹定要在学校内买的才有用。
当记者表示，想要進入学校，向当时在微信群中发布通知的老师与相关保险人员進壹步了解相关情况时，却遭到了拒绝。而在这之后，之前向记者反映情况的家长又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并表示学校开始找家长调查这件事，不过，不是调查别的，而是调查究竟是谁向媒体反映了此事。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971

2020年9月9日杭州宝妈吐槽：幼儿园入学表格，要填家长月经初潮
近日，吧友皮皮在杭帮侠板块发帖，宝宝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前两天和孩子壹起去办入学手续，拿到两张入学基本信息表格后，皮皮傻眼了！
吧友皮皮：“经济条件状况是否是低保户、每个月收入多少、家里有什么电器，这些也就算了。连家长例假都要去填，真让我接受不了，从来都没填过这种东西！”
通过皮皮提供的家庭信息表格中，除了家长经期、家用电器等信息，还有自家厕所是什么类型的？是卫生厕所？壹个或两格的粪池式？还是马桶？露天粪坑，还是公共厕所？
－－https://chinanews.sina.com/gb/chnlocal/phoenixtv/2020-09-09/doc-ifzzxynp3752901.shtml

2020年9月11日教授离职不成,反被索赔44万不吃不喝白干三年
9月8日，南昌工程学院马克屎主义学院教授胡宁（化名）向澎湃新闻反映，他在博士服务期满后提出离职时，被南昌工程学院索赔违约金43.8946万元人民币，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博士服务期满了没有违约，但评上教授的5年服务期还没满，算违约。
南昌工程学院人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胡宁需赔偿违约金是因为他评定了高级职称，需要增加相应的服务期，而且他当时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至于离职教师为何需要在调动报告上写下服从承诺，上述人员回应称，这是正常流程的要求，所有老师都是这样走程序，没有特别针对胡宁增加任何手续。
　　“交了‘违约金’后，我当教授这两年多的年均收入只有约4.4万元！比壹个讲师还低得多，连基本生活都困难！等于不吃不喝为学校服务了近3年时间。”胡宁说道。
根据胡宁的说法，考虑到高额的赔偿款，以及女儿还在江西读大学等问题，胡宁当时决定暂不离职。但2019年11月，马克屎主义学院院长回复胡宁称，校领导不同意其留校，要求其尽快办理离校手续。
　　同年11月28日，胡宁正式调离南昌工程学院。在办理离职手续过程中，胡宁称，他向南昌工程学院交纳了违约金43.8946万元、返还学校为其预交的教职工医疗保险金1754元，被学校扣发了2019年11月工资收入12660元，以及根据博士服务期协议，学校还有48000元的住房补贴尚未支付给他。
今年6月28日，胡宁向江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人事仲裁申请，提出以下几项请求：
　　1、被申请人（指“南昌工程学院”，下同）返还申请人（指“胡宁”，下同）在被迫情形下交付的“违约金”438946元。
　　2、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2019年11月的工资待遇12660元。
　　3、被申请人补发《服务期协议书》约定的住房补贴48000元。
　　4、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271177.5元。
　　5、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被迫缴纳的“医保费”1754元。
　　9月9日中午，胡宁告诉澎湃新闻，其律师从江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获悉，仲裁结果已出，其全部仲裁请求被驳回。
9月9日下午，胡宁在知晓仲裁结果后向澎湃新闻表示，下壹步他将继续走法律程序，提起诉讼至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8515

2020年9月8日拖欠教师工资5亿，就算是强盗也得让人呼救啊
近日，网曝贵州大方县，5年时间拖欠教师工资补贴近4亿多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210多万元。国办督查室就此事发布了《关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
难道5年时间里就没有人对此有任何怨言？还是逆来顺受早已成为习惯？事实上，当地教师和民众都曾有过抗争。但结果却是，有的老师因向政府反映相关问题被处分，还有不少老师遭到解聘威胁。即使被国办督查室点名后，当地仍有教师因在朋友圈转发国办督查室通报而被相关部门电话警告。靠！哪怕是强盗劫匪，也得允许被害人呼个救啊！
今年疫情期间，就有云南彜良县150名医务人员自愿放弃申领抗疫补助。接下来是怀化教师职员自愿扣工资促進消费，现在爆出大方县教师自愿用工资投资入股当地融资平台。壹样的味道、壹样的无耻。妳们到底还有什么高招没想出来？还在嫌人心没寒透吗！
5亿元拖欠，5年投诉无门。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难道只有大方县这壹地存在吗？！难道仅仅是在教师工资这壹个领域里面存在吗？！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9/08/708033.html

2020年09月10日拖欠工资补贴问题屡有发生教育经费缘何成了“唐僧肉”
根据公开信息梳理，拖欠教师工资补贴问题在多地都有发生。
2015年8月，江苏省泗阳县被曝拖欠上百名教师工资。2014年7月，经省壹级主管部门批准，泗阳县对教师基础性绩效工资進行调整，由每年每人2.5万元调整为3.8万元。2014年7月至12月，共6个月的增资部分没有补发到位，总计600多万元。此事被曝光后，泗阳县称拖欠教师工资部分在2015年8月底补发到位。
2019年4月，陜西省延安市延长县多名特岗教师反映，当地出现300多名特岗教师被拖欠工资及五险壹金等待遇问题。经媒体报道后，延安市对此進行纠正，不但按月发放工资，还补发此前拖欠的工资并为教师们补缴社保。
此外，还有壹些地方没有将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律义务落实到位。
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2019年12月進行的督导检查发现，2018年，河北省有三分之壹的县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2018年，云南省有56个县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均作出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那麽，为何国家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https://chinanews.sina.com/bg/chnlocal/phoenixtv/2020-09-10/doc-ifzzxynp3774505.shtml

2020年9月15日多地教师工资遭拖欠克扣突显地方政府财政陷困境
新壹轮纠纷最先在贵州大方县爆发。据说当地从2015年开始已拖欠教师工资补贴。其后安徽淮南有网民留言，说区政府自两年前拖欠教师目标考核奖和艰苦津贴至今。
其后辽宁康平，营口和鞍山等地也有教师向政府投诉被欠薪。
经济评论员“金山”认为：“公务员其实是最弱势的，最后考虑的壹个群体，现在缩减的肯定是在公务开支里面最弱势的教师团体。而直接可以掌控财政收支权的公务人员，他们肯定是最优先达到优惠的。我们壹般说，‘切蛋糕的人应该是最后分蛋糕的人’，可是在这种机制下却恰恰相反，‘切蛋糕的人成为第壹个拿蛋糕的人’。”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gf1-09152020073753.html

2020年9月17日中国多地财政紧张拖欠教师薪资却大招辅警原因够黑？
近来中国多地发生拖欠教师、公务员薪资情况，显示政府财政紧张。但与此同时，不少拖欠薪资的地方当局却又大规模招聘辅警，背后原因何在？
辽宁营口盖州市拖欠教室薪资，当地财政局称，由于受疫情影响，财政资金紧张，拖欠工资问题有待财政回复宽松后，才能逐步解决。
但该市在过去十四个月先后最少三次大规模招募辅警，而且每次都招上百人。其中，去年11月的招募更以“壹村壹辅警”作为口号，聘用了135名辅警。
辽宁康平县的教师欠薪问题壹拖十几年还没获得解决，该县约半年前也壹口气招聘了150名辅警。
湖北教师姚先生也表示，“保政权保稳定重要。教师和教育，基本的劳动报酬和生活保障是小事，这壹对照就出来了。”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中国多地都在大量招聘辅警，8月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招聘500名辅警；7月上海市招聘4007名辅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招聘382名辅警；5月湖南长沙市公安局招聘1000名辅警；4月天津市公安局招聘3552名辅警……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近年中共“公共安全支出”即维稳费每年都在快速增长。2019年的预算高达13879亿元，而同年的军费开支是11900亿元。维稳费预算相比2013年的7690.80亿元，增加近壹倍。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422737

2017年4月24日耋耋翁：中国高校四类特有腐败
行政腐败
在近两年曝光的高校基建项目贪腐案件中，下面这几个案例都属于典型案例：
苏智先，前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在学校新校区扩建中，先后收受现金贿赂860万元人民币。该案涉及的学院多名中层官员，涉案金额均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张忠元，成都中医药大学前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范昕建，成都中医药大学前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人在高校基建项目上，利用工程招投标、工程款结算等，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万余元。两人均已被“双开”。
曾黄麟，四川理工学院前院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至2013 年，曾黄麟先后在学院的工程建设、后勤服务等工作中，收受贿赂353.5万元。2014年6月26日，曾黄麟壹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曾黄麟当庭表示不上诉。
安小予，前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处长、校长助理、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副校长， 2001年初至2013年6月期间，为工程承建商谋利，受贿金额达650万元。2015年，安小予被壹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没收个人资产10万元。安小予未上诉。
程庆会，河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王志刚，河北农业大学校长；马峙英，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他们将该校教学实验场的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借用教学实验场二分场的名义非法建设住宅楼并对外公开销售。其中三人具体受贿情况尚未公布。日前，程庆会被“诫勉谈话”，王志刚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马峙英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科研经费腐败
刘丁，西安理工大学前校长、党委副书记。2015年4月，刘丁因用企业“返还”款私设小金库，高价买豪车，发过节费，分购物卡，被“双开”。同时，与此案有关的该校党委书记周孝德和总会计师赵明扬，分别受到中共内部处分。
陈英旭，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前院长、教授。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945万多元。
李宁，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0月，因涉嫌侵吞科研经费2000万元被批捕，取消院士资格。李宁是动物分子遗传育种学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院士。
宋茂强，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2014年2月9日，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宋茂强因借用他人身份证、签订虚假劳务合同，冒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经费68万元，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壹审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李澎涛、王新月夫妇，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二人以虚假采购耗材的方式向壹家生物技术公司支付264万余元，涉嫌贪污。中共审计署2012年4月审计发现，李澎涛、王新月承担的“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有关课题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为此，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刘兆平，山东大学新药药理和安全性评价中心原主任，负责山东大学GLP实验室的建设。他采取虚开发票的方式，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341.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30万元。同案，山东大学新药评价中心行政管理部主管张春光，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没收财产5万元。
另外，近期落马的高校官员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照，被免职原因：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被免职原因：用该校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被免职原因：在校外“违规兼职取酬”。
招生腐败
2004年，河北体院招生办工作人员收受贿赂102万，直接为97名考生更改成绩。2008年，武汉音乐学院壹名二级学院院长和6名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利用手中掌握的专业考试评分权，收受他人贿赂达300余万元。
蔡荣生，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2005年至201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元。
谭博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前监察处副处长。2003年至2007年，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79万元，帮助71名考生通过“点招”的方式進行多所高校就读。
金勇，四川内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2004年至2006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两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2009年1月15日，金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10万元。
对于如此泛滥的招生腐败，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说：“只要事先买通考官，现场随便画壹笔，就能被称作大师之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据考生家长透露，要买通考官，没有十几万元，连想都不用想。某高校工作人员称，前几年，学校每年“点招”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
道德沦丧是腐败的根源
北京作家李红雨认为，官场有多贪腐，学校就有多贪腐。“这种腐败是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改革体制的话这个腐败还会延续。高校去党化是应该的，过去的大学都没有党部，党不能领导壹切……”
“谈到教育腐败，”诸葛明阳说，“陈至立可以说是祸首之壹。正是在她掌控中国教育界期间，按江的旨意大搞高校扩招，全面实行教育产业化，使整个教育界走向全面腐败。……”
－－https://www.acriticism.com/xsyj/xswtyj/779.html

2020年6月 27日中国教育的系统性腐败
农家女茍晶曾就读山东济宁实验中学高三尖子班，1997年高考蹊跷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考前摸底考全区第四名，结果仍低分落榜。
其实，早在2003年，她的高三班主任就曾让人带信给她，承认是自己女儿顶替她去北京读了大学。这些年，即使茍晶不去追究，有些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老师的女儿用了她的成绩、名字，顶替她上了大学，又用她的名字毕业分配获得公职，而这件事，仅凭老师壹个人是办不到的。“学校领导肯定知道这件事，档案管理又涉及到学校、教育局，户籍，和公安机关。”
高考舞弊冒名顶替事件之所以在国内引发舆论哗然，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系统性腐败，直接威胁教育公平，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安排。
2011年，上海交大特殊照顾招生名单，曾被该校学生贴在校内饮水思源网站上，20分钟后就被删除，现在外网仍可以搜到。这份名单非常清晰的记录了上海交大如何对权力阶层子女网开壹面的现实。
这份多年前上海交大录取关系户名单的泄漏足以暴露中国教育体系系统性腐败由来已久。
壹篇题为《所有类型的高考作弊，冒名顶替是最可恨的》网文这样写道：
最可恨的是窃取别人成绩冒名顶替去上学。这简直就是壹场谋杀，谋杀了壹个人的青春和未来。这种冒名顶替的现象为什么屡禁不绝？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此种违法犯罪的风险太低。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周家如何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呢？就是因为科场作弊。鲁迅的祖父周介孚，進士出身。某壹届乡试，他拿出壹万两银子准备贿赂主考官关照自己的儿子（即鲁迅的父亲），由于仆人办事不谨慎被举报。按说这还只是作弊未遂，可处罚多严重呢？周介孚被判了斩监候即死缓，在监狱里关了八年才被赦免出狱。周家也因此倾家荡产。
有媒体统计发现，在2018年-2019年的山东高校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273人在清查中被公示，其中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冒名顶替者获得学历时间为2002年至2009年，公示后，学历只作注销处理。
－－https://www.rfi.fr/cn/中国/20200627-中国教育的系统性腐败

2020年9月23日清华被认定世界壹流大学网评:毕竟是皇上读过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9月18日，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在主楼接待厅召开“双壹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与会“评议专家组壹致认为”，清华大学“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持续提升，全面建成为世界壹流大学”。
北京学者荣剑评论：“经国内高校专家评议，建设世界壹流大学成绩显著。清华大学全面建成世界壹流大学，北京大学全面实现了双壹流建设近期目标(北大肯定不服吧？)，人民大学整体進入世界壹流大学行列(部分还不行？)，北航具备了世界壹流大学的主要特征(主要特征是什么？)，哈工大实现了预定的世界壹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壹位网民说：“名副其实，仅有罪推定壹项成果即立于世界之巅”，这里大约影射的是不久前被清华大学开除的敢于批评习近平的著名法学家许章润教授，警方以莫须有的“嫖娼”名义把许章润抓走，许章润回到清华后被清华大学开除，令世人惊讶。
网友批评：
“自己宣布自己，也不怕尴尬。”
“在壹个‘大学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的政策下，就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世界壹流大学。”
壹位取名“乐观是壹种态度”的网民写到：“世界200多个国家中，看病掏钱的国家有20个；用水晶棺材冷藏已故领导人尸体的4个：苏联，越南、朝鲜等；屏蔽网络的4个，古巴、伊朗，朝鲜等；有户籍制度的3个：贝宁，朝鲜等；学校上政治课的2个，朝鲜等；将‘专政’写入宪法的2个，朝鲜等；实行计划生育的1个。上述全占的国家只有壹个”。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3/2270428.html

2020年9月28日上学成上当:校舍租来的老师短聘的学生哄来的
西北某职业学院是壹所民办大专学校。
该校大三学生小陈说，“无论如何我都想不到会在租来的学校里念书。”
该校壹位老师说：“民办院校租校舍很普遍，我们这个校园里有4所民办院校，3所都是租人家的校舍。”
据学生介绍，学校封禁了宿舍内的插电孔，他们只能将充电宝在教室充满电后带回宿舍用。“有时候教室里充电的地方满了，要么排队，要么去超市花钱充。”
校方“委屈”地表示，除了保障安全用电，还由于租来的宿舍本来就不能充电，他们无权更改电路。“租人家的房子，自主权不在我们这。”该学院的院长说。
“这个月李老师，下个月陈老师，壹门课壹学期换好几个老师。”壹位学生说。
院长介绍，很多老师到民办院校教书都是抱着“过渡壹下”的想法，壹边教书壹边找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立刻就辞职。
有壹次，该校护理系的护理实操课临时缺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从事过护理教学的班主任当起了代课老师。“班主任连护理铺床都不会，却在给我们上护理课。”该专业同学说，她当班主任之前就是个超市工作人员。
聊起大学，这所学校的两位女学生表示，自己来这所学校上当了。而受邀来此工作两年的院长也表示有种上当的感觉：“我之前是公办学校的，头壹次来民办学校工作，没想到是这么大壹个烂摊子，真是不想干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30

2017年3月21日广东救助机构曝惊天大案骗救助费3年致死400余人
继媒体曝光，广东韶关练溪托养中心犹如“死亡集中营”，短短49天内有20人死之后，再有知情者曝料，广东省新丰县救助机构，3年死亡400余人。这家救助机构接收2000余名少年，骗收政府大笔救助经费，年盈利达数千万元。
201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外出没带暂居证，在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被打死，事件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事发后，遣送站改名为救助站。近年来，救助站将需救助人员送到托养中心。前年，河南信阳救助站曾被揭饿死14岁男孩王志强事件。
－－https://www.ntdtv.com/gb/2017/03/21/a1316763.html

2017年7月31日让当局头痛的“金融维稳”
“庞氏骗局”之称源自美国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他于1919年成立壹空壳公司，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壹骗局持续了壹年之久才被戳破。
中国的集资、理财产品与传销，本质与庞氏骗局相同。据中国公安部官员在2017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2016年全国新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发案数量前十位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额1887亿元。
京沪两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所谓P2P是壹种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壹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但几年之后，P2P业务模式就变成了金字塔骗局，中国有2520家经营P2P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陷入破产，只有约1/20幸存下来。民生银行爆出30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动辄逾百亿资金，就是近年来较大的理财产品诈骗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70731/799885.html

2017年9月8日金融诈骗频发政府发文能撇清关系吗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文件显示，非法集资参与人应当自行承担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直白的说法是：只要老百姓买的任何理财产品事后被认定为非法集资，那麽将自己承担壹切后果。
众多的“集资理财”最后都成了“集资诈骗”，政府不加强监管责任，却发文公告“管不了”，原因倒是很简单：纵观近几年大型的金融诈骗案，背后的元凶都是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
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因涉嫌非法吸引公众存款，自2015年四月以来，该交易所爆发兑付危机。事件涉及大陆22万户投资者共430亿元。
而壹份昆明政府成立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文件影印件曝光：昆政文（2010）29号，标题为“昆明市政府关于成立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工作推進领导小组的通知”。
2015年12月，堪称业界“泰坦尼克”的 e租宝轰然沉没。其实美其名金融创新的e租宝就是非法集资的互联网版，除了这行必备的高利诱骗之外，“壹元起投”的普惠模式被认是其吸金秘笈。
关于e租宝傲视同业的吸金能力，参考壹组新闻数据：e租宝涉吸金747亿及全国490万投资用户，成为仅次于中金所、网信理财等互联网金融行业第四大，这壹过程是从平台2014年2月底成立至2015年12初被查。换言之，轰然倒塌造成数百亿资金血本无归的e租宝，上线运作时间300天不到。
e租宝上线以来，广告铺天盖地。但不是广告就壹定有效果。据报导，在e租宝投资人维权群组里，绝大多数的人称自己当时投资是因为央视广告：“央视都能上，还有什么问题？” 不仅广告，央视多套节目还以置入性行销的方式背书报导e租宝金融集团，这点更是让线上线下的全国民众以央视说法代替自己理智的决定将资金蜂拥投入e租宝。
e租宝官网亦曾以此附加宣传“央视新闻联播前的广告是有钱就能投放的吗？”
在舆论剑指e租宝的讨伐书中，提到最多的壹条是虚假标的，e租宝壹人分饰多角，存在自己融资、自己担保的荒谬情况，资金根本没有托管。其他媒体不察，央视二台招牌节目“315打假”，连企业总部远在美国的苹果iPhone都能穷追，却不去揭露眼前e租宝如此明目张胆的操作？
许多案例表明，在这些中共官员与非法集资的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同壹般的利益关系。很多中共官员为非法集资者站台。
江苏“统资联”案。2017年8月24日，2万多受骗外地人到该公司登记地镇江丹阳集结，致全城戒严。据称戒严程度力度空前，公安部副部长在南京坐镇，20多个公安局局长在丹阳坐镇，出动警力达四万，二对壹，就怕有万壹。
2016年11月9日，壹篇题为“统资联在江苏互联网大会上获奖”报导中提到，11月3日至5日，江苏互联网大会在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副省长马秋林出席大会并讲话。镇江统资联公司在江苏互联网大会上获2016年经营模式创新奖。
官方去年又给奖又宣传的统资联，现在几乎能够说是以连锁超市为幌子，实质是发展人员，圈人交钱，市民成了超市的会员，纷纷投钱后血本无归。
安徽省太和县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6.4亿元，该案之所以能持续近十年、涉及公众存款户6,000余户，关键在于当地壹批领导经常到双阳集团视察，为该集团及其负责人捧场。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70908/819871.html

2018年9月08日 p2p金融诈骗:维权遭打压,美女王倩留遗书上吊自杀
今天在p2p维权群流传著壹位叫王倩的受害者的遗书，这个受害者不是因为钱而自杀，是因为对政府的绝望而自杀，因为从小的射秽主义教育，导致今天她的三观都毁了，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既为死者感到惋惜，又为p2p受害者那麽无助和绝望感到心痛。对政府和金融骗子相互勾结，沆瀣壹气，榨干老百姓血汗钱的无耻之极的行径感到痛恨。
受害者王倩被骗的是壹个注册在杭州的名为票票喵互联网金融票据理财平台，它的大股东有国资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上海资产管理公司华安未来。
据公开资料显示，票票喵的运营主体为杭州富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法人唐玉矿，根据票票喵官网显示，票票喵累计投资金额49.4亿元，累计用户数36万余人。
资料显示，在平台崩盘的前壹周国资大股东突然把3000万股份转让，然后其它股东转移资产，等到国资大股东和金融骗子把平台掏空后，杭州公安才以涉嫌非法集资立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nnews/20180907/994935.html

2018年10月9日重庆、沈阳、西安出大事！
传媒搞P2P金融诈骗，政府包庇打压群众引发严重政治事件
众所周知，近几月内地P2P平台接二连三的大面积爆雷，网贷行业正在经历生死劫，广大出借人因多年省吃俭用存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内心崩溃，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情异常沈重。
今天我要爆料的是国内众多爆雷P2P平台唯壹壹家常年利用党的喉舌——《重庆时报》、《华商报》和沈阳的《华商晨报》進行文宣，自融诈骗的平台，即；爱达财富平台（重庆爱达投资有限公司）。
报刊壹边文宣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省市领导人视察华商传媒和报社的动态，壹边大力宣传爱达财富“是重庆时报投融资平台”、“是华商传媒集团金融理财平台”等。截止2018年8月9日平台爆雷，爱达财富未还借贷金额8.18亿，出借帐户3868人，部分出资人是亲戚朋友共同出资，涉及到5000多个家庭，20000余人的积蓄。
爱达财富平台在沈阳、长春、西安和重庆市四地注册分别的。
出借人维权难，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层层阻挠。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weiquan/qunti/20181009/1009554.html

2019年2月20日中国各类共享骗局大暴雷总有壹款项目忽悠了妳
骗局和共享经济，不是陌生的词汇，但组合在壹起，却形成了壹个奇特的模式，共享棉花糖、共享纸巾、共享按摩椅、共享榨汁机等等，令人意想不到的组合，诞生了。
在共享棉花糖项目中，深圳电老虎公司以加盟模式，骗取超过200位加盟商的代理费，金额近千万元；
共享汽车PonyCar以“免费送”为噱头，让车主们贷款购买产品，而后单方面撕毁合约，车主们身负银行贷款，维权艰难；
共享按摩椅项目中，骗子公司采用类传销的方式诱惑加盟商发展下线，最终跑路。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43408

2020年1月6日中国又壹平台爆雷近200万人被坑1000亿血本无归
据悉，普顿PTFX外汇平台自2016年开始运作，对外自称是印尼十大券商之壹的普顿公司（Pruton）旗下新成立的壹个子公司，是正规的外汇投资理财平台，并且受到印尼金融监管局监管。
该平台的官方宣传中还声称其通过外汇平台炒汇，投资人无须自己会技术，并提供投资人2种收益方式：壹种是静态收益，投资人只负责出钱就可以，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做，就能稳赚10%～30%的利息；另壹种是动态收益，也是该平台更重要的壹种赚钱方式，即投资人负责出钱出力，拉人头发展下线（类似传销）。
据《中国基金报》消息，实际上，普顿PTFX外汇平台早在2017年就被马来西亚央行列为示警黑名单。然而，该平台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中国境内大肆行骗。
此前，中国已有媒体记者深入调查这壹平台，发现会员在该平台的所有资金，全部分流至中国国内多家私人公司的帐户，包括厦门拓善达商贸有限公司、厦门杨林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南昌壹站物流有限公司、三明市益森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仁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而非对外宣传的印尼BCA银行。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06/8998796.html

2020年9月9日 255万深圳买房变“租房”!购房者壹步步掉坑里
尤嘉是参与和运营商协商的业主代表之壹。2018年5月，尤嘉以总价255万元购入壹套建筑面积为102平方米的三房两厅，其中首付款128万元，剩余127万元贷款分10年期还清，尤嘉表示当时对方被指定使用的贷款公司仲恺TCL智融科技所收取的利息为年利率12%，远高于目前房贷利息。
尤嘉说自己和老公2018年购房时由于社保不够年限，没有深户，鸿基新都打着不限购、不限贷和以租代售的名义，与他们签下了租赁合同。
尤嘉提供给镁编的租赁合同显示，甲方为鸿润创建，而物业租赁依据及批文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长安汽车深圳）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宝安区观澜街道宗地号为A924-0165地块的50年土地使用权，甲方经批准在该块土地上建房地产项目。
但在A924-0165地块上建起的鸿基新都产权性质，既不算小产权，也不是红本商务公寓。相比小产权，鸿基新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四证，但与正规的商务公寓相比，又少了壹个《销售许可证》。
而对于当时为何会签下租赁合同，尤嘉说，壹方面是当时销售人员的出售承诺，另壹个是他们在鸿基新都售楼处及网上推广宣传看到的也均有“销售”字眼。
与尤嘉认为鸿润创建变相出售商品房说辞相互印证的，是壹份2018年5月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龙华管理局认为从“单价21741元/平方米（或19926元、20123元、22625元、20066元等）”，价款“壹次性付款、分期付款、贷款方式付款”、物业租赁期限为20年等内容上看，相应协议及材料表现出来的内容和目的已经完全具备房地产销售、买卖内容，可认定鸿润创建实际为变相出售商品房。
尤嘉认为对方越来越没诚意。“每家都亏几十万或上百万，现在就是让业主承担后果。按照运营商的逻辑，租房贷款，说给外人听，真的很可笑”。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8293

2020年9月13日上海女学生被骗14万：骗子妈还要打她：妳害我儿
大学毕业后，小谢和父母壹同居住在上海青浦区的民宅。她找了壹份新媒体编辑的工作，可能老板对公众号的阅读量有要求，于是她就加入了壹个互相点赞和转发的微信群。
这壹来二去认识了壹些人，刘世灏就是其中壹位。而小谢的噩梦从此开始……
来来回回到最后，小谢没收到壹分钱还款，反倒被刘世灏套進去14万7千元。而这些钱壹部分是小谢瞒着家里问同学借的，其它的则是按照刘世灏提供的小贷平台贷款的。
她信了骗子所有的话，包括威胁。
今年3月，刘世灏被警方列为逃犯，之后他投案自首。3月下旬，他被押解回沪，8月，青浦法院开庭审理。
事发后，记者曾对刘世灏的母亲朱某進行了采访，而朱某的壹番言论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朱某：
　　现在要是那个女的（小谢）在我面前，我都会打她。妳想，妳壹个网上认识的人，妳借那麽多钱给他干嘛？妳这不是害了他吗？问她借钱，妳壹个大人，妳不会想吗？借那麽多钱干嘛？那不是害死人吗？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45.html

2020年9月13日男子入183人微信群被骗15万，182人全是"演员"
梁先生通过评论信息，加入了壹个183人的微信群，每天都看见大家“晒”收入，十分心动。
　　梁先生从博主的助手得知，现在有个网络游戏的股票，可以通过壹个名称为“世博证券”的APP進行2倍配额，“稳赚不赔”。
梁先生按照助理所说，下载了APP后转入15万元，后发现自己无法提现并被拉黑，遂报警。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39.html

2020年9月19日空手套白狼武汉千亿芯片项目停摆内幕重重
总投资额高达1280亿元的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项目，日前因恐遭“烂尾”而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但笼罩在其周围的疑云和谜团，远比该项目本身更多。
9月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实地走访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芯”）的最大股东方——北京光量蓝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量蓝图”）的办公所在地时发现，该公司并不“存在”，而在该处实际挂牌的，则是另壹家企业。
此外，记者查询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发现，光量蓝图在工商信息中也未提供过联系电话。而正是这家并不“存在”且无法联系的公司，不仅入股发起了高达千亿的弘芯项目，并持有其90%的股份，却无力应对如今项目因缺钱而难以推進的困局。
记者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许多与弘芯有关的信息，相关内容显示，弘芯成立于2017年11月，总部位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额高达1280亿元，并曾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入选过湖北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名录。
天眼查公开信息显示，弘芯的注册资本为20亿元，其中光量蓝图认缴18亿元，占股90%，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临空港经开区投资集团”）认缴2亿元，占股10%。但记者发现，在弘芯实缴资本壹栏中，金额只有2亿元。
记者还通过天眼查股权穿透信息发现，武汉临空港经开区投资集团的股东为武汉东西湖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这也意味着，弘芯的实缴资本2亿元全部来自国有资本，而占股90%、需提供18亿元的最大股东光量蓝图则分毫未出。
　　对此，记者查询了弘芯年报進行验证，颇为蹊跷的是，弘芯2018年企业年报显示，光量蓝图曾在2017年12月14日实缴100万元，但在2019年年报中，这壹栏又重新变成了0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光量蓝图成立于2017年11月2日，注册资本18亿元，而这恰和弘芯的成立时间与对光量蓝图的认缴资本壹壹吻合。
天眼查信息显示，光量蓝图的股东包括两位。壹位叫莫森，担任公司经理与执行董事，持股45.56%；另壹位叫李雪艳，持股54.44%，担任公司监事。而后者正是弘芯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持有弘芯49%的股份，同时也是弘芯的第壹大股东与最终受益人。
不过，莫森并非是光量蓝图的初始股东。天眼查信息显示，2019年1月16日，光量蓝图曾发生过壹次股东变更，由莫森替换壹位名叫曹山的股东担任公司法人，后者也自此彻底退出光量蓝图。
而曹山与李雪艳正是光量蓝图的两位最初发起人，二人不仅共同运作了弘芯项目的诞生，并且成为了弘芯的两大实际控股人。但几乎与退出光量蓝图的方式如出壹辙，天眼查信息显示，2019年5月13日，也就是离开光量蓝图的四个月后，曹山退出了弘芯的投资人与董事名单，接任者为莫森，李雪艳则继续留在弘芯。
　　曹山的退出缘由不得而知，但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2018年11月，曹山成立了逸芯集成技术（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芯”）并担任法人，壹个月后，逸芯入股成立云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芯”），次年1月，逸芯又同时入股成立天芯硅片制造（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芯”，目前已注销）与泉芯集成电路制造（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芯”）。
2019年5月与8月，曹山又以相同的手法相继创立海佑集成电路（山东）有限公司与泉能先進集成电路产业研究院（济南）有限公司，并担任法人。目前，曹山已成为包括逸芯、云芯、泉芯等上述五家半导体技术或制造企业在内的实际控制人，壹个掌持庞大半导体产业生意的“芯片大亨”就此诞生。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9/2268877.html

2020年9月23日青海植树造林骗局:包工头植树1.5万亩,亏800万
望着满山的绿植，马天才、乔占玺等人有些心塞。
去年4月，他们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法院上班的赵明成。对方称，他以青海绿阳生态农业开发公司（下称“绿阳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乐都区共和乡、达拉乡的荒山，需要大量人手進行绿化。马天才、乔占玺等人与绿阳公司签订协议，接下了部分工程。
壹年多过去，荒山变青山，但马天才、乔占玺等人却迟迟没有拿到工程款。“绿化面积约1.5万亩，绿阳公司欠着我们七八个包工头苗木费、施工费约800万元。”乔占玺说，“现在要钱要不到，农民工还催着我们要工钱。”
另壹方面，所有包工头承包的植树造林工程因不符合“先建后补”政策，未被当地林业部门认可，也不能得到补助。
2020年8月20日，乐都区人民法院答复称，赵明成系法院工勤人员，2018年4月任乐都区中坝乡柏杨沟村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员。答复称，“赵明成既不持有绿阳公司股份，也未在该公司兼任任何职务。赵明成表示他并未与妳们签订过上述协议，并表示妳们提供的承诺书、结算单、付款保证书等材料的部分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其他签名系强迫所签。”
“这些欠条、承诺书等都是赵明成所写，现在自己都不承认了，那我们只好找鉴定机构進行鉴定，看他到时候怎么解释。”乔占玺等人表示。
9月18日至21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致电赵明成及绿阳公司，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乐都区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因为乔占玺等人讨要欠款壹事，赵明成已于前段时间从法院辞职。
6月底，劳动监察部门向赵明先、赵明成分别发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支付指令书》，要求赵明先、赵明成于2020年7月14号18时之前完成全部结算，并全额支付马天才班组所有民工工资。
“规定时间到了之后，赵明先、赵明成既没有支付，也没有说明不能支付的理由。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们以涉嫌触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此案移送给了海东市乐都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因缺乏证据，公安将此案退回，目前处于补充证据期间。”
“我们给赵明成、赵明先兄弟俩打电话，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我们的血汗钱谁来支付？” 乔占玺、马天才等人说。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920

2020年9月24日壹个车位卖4个人物业员工骗数百万早已离职
9月12日，该小区多位业主报警，原因是小区的金地物业壹位负责车位租售的工作人员曹某星，利用手头掌握的业主信息，出售“假车位”，甚至将同壹车位卖给多名业主。目前被骗的业主已有20余名，涉事金额达三四百万元。
尽管曹某星已被拘留，但受骗业主们认为，金地物业也难辞其咎。
“物业公司声称8月25日已经对曹某星做了停职开除的处理，但当时并未在小区的公告栏第壹时间通知，导致业主们以为曹某星仍然是物业员工。而曹某星在8月25日以后依旧在继续他的车位骗局，有不少业主是9月份上当受骗，跟他签约的。物业公司在这期间的处理方式，肯定是失职的。”劳先生表示。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06

2020年9月28日失败的创新:坑百姓8000亿,还有1500亿在路上
自从2012年p2p开始出现，到现在8年时间，总结壹下大概的轨迹是：
● 1、被吹捧为难得的“金融创新”，高息获取投资人；
● 2、各地大干快上，壹度中国有超过6000家p2p公司，各种商业模式、涵盖各个金融环节的都有；
● 3、寻求各种增信：国企背景、保险加持、上市、互金协会成员…..
● 4、各种骗局开始曝光，秒标、拆标、自融、伪造后台、偷梁换柱、庞氏骗局…..人类五千年的诈骗手段，在这个行业基本都能找到样本；
● 5、爆雷跑路不断，名单太多，金额很大。像早起的轰动案件e租宝，规模达到了700多亿，这8年下来，p2p公司坑了多少钱呢？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之前给过壹个答案，8000多亿。
从7月底开始，玖富旗下平台悟空理财的投资者们发现，自己陆续到期的理财，开始不回款了，本以为只是拖延几天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壹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拿到钱，投资者们开始慌了。
而更惨的是，玖富旗下不止壹个平台，同是玖富旗下的玖富钱包、玖富普惠，也开始陆续逾期了，本来1-3个工作日就能回款的项目，现在回款是遥遥无期了。
玖富还是坚持自己没有问题。
当然，这只是原则上，而在现实中，投资者们还是在担心玖富会跑路，因为玖富系的公司在2020年4月拆分、腾挪太频繁了。
首先是创始人孙雷，由直接持股变成了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股，而且股权比例明显变小了，反而是在互联网上没什么印记的法人任壹帆变成了大股东。
然后就是玖富系公司“去玖富化”。
根据天眼查的信息显示：
现在真正落实在玖富数科旗下的业务只剩下了“唯壹”的P2P业务平台玖富普惠、主营教育分期的蜡笔分期、主营融资担保的厦门富诚、分管投资业务的玖信资管，还有3个仅持股2%左右的对外投资。
而不少跟玖富相关的业务，已经把公司中的“玖富”俩字去掉了，而且不少业务都被归到珠海万卡消金、悟空贸科和金牛智选身上了，这三个公司的股东都是自然人，已经看不到玖富数科的身影。
是不是要跑路？是暴雷还是转型？300多亿的钱能不能还上？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披露的数据，到6月底，网贷平台已经从高峰期的5、6千家到只剩下29家，7月份大家再查的时候，就又少了几家。
猫哥统计了壹下部分近期仍在主动披露运营数据的平台，这17个在运营平台的总借贷余额还有1482.23亿，涉及出借人数145.22万人，人均10.2万，还是壹个不小的数目的。
妳看前两天，北京东城区政府说了，目前爱钱進的平台已被东城区公安分局立案侦办，投诉人可持相关证据材料向公安部门报案。
借贷余额本金高达197亿元，这背后很多家庭又悲剧了。
爱钱進的投资者还没哭完，逾期快2个月的玖富近320多亿的钱也还没个说法，这不，向上金服的投资者们开始投诉向上金服严重逾期，既不兑付，也不公告。
甭管做的有多大，只要没有兑付，就是壹颗暗雷。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28

2020年9月30日六个百亿级项目坍塌 “中国芯”遭遇烂尾潮
在短短壹年多时间里，分布于我国江苏、四川、湖北、贵州、陜西等5省的6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先后停摆，业界担忧，造芯热引发烂尾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延误芯片产业发展大好机遇。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科码（南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科码”），这个堪比南京台积电的“明星公司”规划投资30亿美元，今已沦为欠薪、欠工程款、欠借款的半拉子项目。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格芯（成都）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格芯”）已停业，占地七八百亩的厂区用长达几公里的绿色钢丝网围着，除了入口处有壹名保安值守外，厂内空无壹人。该公司2017年由美国芯片代工企业格罗方德和成都市政府合作组建，规划投资90.53亿美元，当时被称为“格罗方德在全球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先進的生产基地”。
　　在陜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陜西坤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陜西坤同”）陷入困境，核心高管尽数离职。该公司2018年成立，原拟建设第6代柔性屏生产线。
　　在江苏淮安，当地曾经的重点项目德淮半导体有限公司迟迟未能开工。该公司2016年成立时规划总投资450亿元，2018年对外宣布“德淮半导体项目壹期正式投产”，2019年底开始有员工通过省长信箱、起诉等方式讨薪。目前公司处于“半停工”状态，当地政府部门组建了相关工作组介入公司，推進相关盘活工作。
在贵州贵安新区，昔日的“明星企业”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芯通”）仍在破产清算。2016年，贵州省政府瞄准了对产业生态要求极高的服务器处理器（CPU），投入数十亿元资金与美国高通公司合作组建华芯通。3年后，华芯通在商业上难以为继，宣布关停。
在湖北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总投资高达1280亿元的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举步维艰，濒临破产。2019年12月，该公司为首台高端光刻机進厂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如今，这台“全新尚未启用”的光刻机已被抵押给银行。
壹位引入上述某停摆项目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说，“壹些地方政府在发展高端产业上视角存在局限，缺乏判断产业前景和团队实力的专业能力，容易成为冤大头。”
　　由于我国半导体产业基础薄弱，在各地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背景下，拥有技术优势的产业方成为稀缺资源。壹位政府招商人员告诉记者，有的产业方瞄准政府的资金、土地等资源，周旋于多地擡高价码；有的产业方包装得高大上，但实际上缺少核心技术、团队也不完整，如果壹些地方政府轻率介入产业很容易被蒙蔽。
　　大项目的停摆，是否能让政府官员在产业投资方面变得冷静壹些？记者询问壹位地方招商项目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说：“我所接触的壹些地方政府的官员都很自信，总体上比以前小心壹些了，但依旧不能称专业理性。”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芯片相关企业的数量在今年上半年增长迅速。截至7月20日，我国共有芯片相关企业4.53万家，仅今年二季度就新注册企业0.46万家，同比增长207%，环比增长130%。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30/2272617.html

2020年9月30日官员夫妻“报告”资产1.5亿诈骗被捕后蹊跷“移案”
公开资料显示，何荣青，1978年8月生于云南省澜沧县。中央党校法律专业函授毕业，党员。历任共青团澜沧县委副书记、书记，富邦乡党委书记，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书记。现为普洱市卫校党委书记，正处级干部。其丈夫赵云系普洱市政协委员，名下有多家企业。二人被举报编造“金丝楠木博物馆”等项目、资产，诱骗迁西县壹家企业投资，后将投资款侵占、挪用。
河北亨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旺集团”），是迁西县壹家知名企业。其反映称，2018年6月，何荣青、赵云夫妇多次前往该公司游说，称其控制的普洱轮回茶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轮回公司”）拥有1.5万棵300年以上的古茶树，邀请亨旺集团壹起投资。
亨旺集团随即以西双版纳亨旺地产开发公司名义，向轮回公司投资2000万元。何荣青、赵云则以个人及家庭共同财产，为轮回公司担保。“为了这件事，何荣青和赵云，至少从云南来迁西县五六次，每次都是两个人壹起来，飞到北京，再坐车到集团总部。”亨旺集团人士称。
“后期我们实地调查过，他们根本没有古茶树，（他们）只是到收获季节向当地茶农采购青叶，然后再加工。茶叶虽然按时给我们公司了，可是这些茶叶根本不是古树茶，而是价格低廉的台地茶。”亨旺集团人士称。
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间，赵云、何荣青又以“金丝楠木博物馆”项目，获得9385万元。“他俩说这是云南省的重点项目，可以配套600亩建设用地，地价只有40万元/亩。”
为此，2018年底，赵云出面设立普洱子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云公司”）。其公司章程写明，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赵云认缴出资额为1.2亿元，出资方式为实物，并在括号内标明“实物以审计评估报告为准”。代表亨旺集团的财务人员任某某，以及高某某分别出资1.2亿元、6000万元。
“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金丝楠木博物馆’项目，然后我们就发现公司的款，被他们有计划地挪出去了，现在掌握的就是500多万元，加上之前2000多万元被骗古茶投资，现在企业可见的损失就在3000万元左右。但现在批捕了赵云和壹个财务人员，结果案子就被要求移交普洱，很蹊跷。”亨旺集团人士称。
亨旺集团方面称，何荣青壹再表示，会找来其他项目土地推進“金丝楠木博物馆”，但最终并未落实。“可以说，我们给了他们壹年半的时间，他们壹度承认挪用这些事情了，也答应写个欠条，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后来不干了。我们没办法，只能报案。”
“他们之前在昆明市官渡区有壹个项目，跟壹个村委会合作，结果欠人家2000多万元，眼看要出事了，结果从我们这儿骗到钱，就去填补之前这个窟窿了。”亨旺集团方面称，其转移资金手法粗糙，有的就是假的公司、假的工程转账，然后再挪走。“给他们夫妻做假账的会计，后来都吓得不敢做了。”
办案人员向记者证实，赴云南办案时曾遭遇阻力，且不久前该案被要求移交普洱方面。但办案人员也证实，赵云在批捕后被取保候审。此外，办案人员还证实，何荣青在该案中有直接涉案信息。
“没人说不够罪。案子很简单，证据也很扎实。但就是莫名其妙被要求移交普洱，要求对赵云進行取保候审。按说移交，应该是普洱那边来人对接，结果是迁西县主动往那边交，人家普洱还不接。”知情人称。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124

豆腐渣工程－－维基百科
此名词最早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口。1998年9月，朱镕基巡视发生水灾的江西省九江市时，因九江新筑的防洪大堤不堪壹击，朱镕基怒斥这是“豆腐渣工程”。后来中国大陆各地接连被揭发多处因为有关人士贪污腐败而不合规定或发生意外的建筑，“豆腐渣工程”壹词就经常出现于各大媒体。因豆腐渣是壹种软烂易塌的物质，故以此来比喻。
豆腐渣工程的成因，除了刻意的偷工减料外，也可能因为外行当建筑师、工程师，品质管理、力学都不认识，把关不严或不达标准。豆腐渣工程的后果通常是负责人遭到问责或被免职。
1998年2月20日上午，湖北巴东县焦家湾，正在施工的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
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彩虹桥建成仅为3年，整体坍塌，40人死于非命；
云南省耗资3.8亿人民币修建的云南省昆禄公路，开通18天，路基沈陷、路面开裂；
海南高速公路十字路出口到东山湖野生动植物园，旅游专线通车11天就出现损坏；
2003年3月，广东省信宜市的石岗嘴大桥的主体工程刚完工，装修还来不及，突然坍塌。
江苏省徐州市济众桥改建工程耗资760多万人民币，定于2004年6月28日举行剪彩仪式，却在27日就坍塌；
2005年岁末，浙江省金华市市民陈小华在双龙大桥的人行道散步，脚下盖板突然脱落，坠落在桥下约20米干涸河床，当场死亡。该桥耗资9000万人民币，耗时三年，1996年竣工。贯通330国道和03省道杭金线金华市区过境段联网的主干道，也是从金华市政府到金华火车站的必经之桥。
2007年，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聚兴村耗资37万人民币的救灾款建的聚兴桥，还没有竣工验收通车，就被洪水冲毁。和平县纪委决定，开除聚兴村村支书陈振万的党籍、和平县地方公路管理站副站长谢明光给予留党察看壹年、阳明镇委副书记陈国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5人党纪和政纪处分。
2007年8月13日下午，北京时间16时45分许，位于湖南省凤凰县的沱江大桥突然坍塌。41人死亡。
2007年11月25日凌晨1时许，正在修建的山西侯马市汽车客运西站两层候车大厅坍塌，造成至少2人死亡。在事故发生前10小时，该建筑刚刚举行了封顶仪式。有可能创下了中外建筑史上最快坍塌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时间14时28分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发生强烈地震，导致多间校舍倒塌。经证实，它们中存在许多豆腐渣工程。
2009年12月南京市汉中门大桥完工后壹年，被人发现30余处裂缝，结果居然是用普通胶水作填补，被媒体揭露报道后，南京市府公开道歉。
2009年12月28日上海苏州河新修大桥桥墩开裂，内部垃圾填充，该桥是上海建工集团基础公司建设。
2013年11月6日，四川纳溪区龙车镇壹学校围墙发生垮塌，造成3名学生死亡，6人受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豆腐渣工程

2019年2月27日中国十大最可怕的豆腐渣工程，整栋楼房被风吹倒
10、九江大桥
该桥不是江西九江的桥，而是位于广东，该桥1988年通车，历经数十载。于2007年6月15日发生事故，被壹艘装沙的船给撞坍塌了，船员被刑拘。
仔细看看中国十大最可怕的豆腐渣工程，船居然比桥还坚固，不得不佩服造船工人的技术。该桥长度1682米，造价上亿。
9、津晋高速公路匝道桥
该匝道桥2005年建成通车，2009年7月15日发生事故，事故造成了5辆载货车坠落，有6人死亡，4人受伤。通车时间不满五年，就发生坍塌事故，明显的豆腐渣工程
8、上海莲花河畔景苑
这还是在建的房子，还没有建成就出现倒塌情况，造价至少也要千万，太假了。不过还是要庆幸这栋房子没有建成就倒了，要是造好了，有居民居住再倒的话......
7、武夷山公馆大桥
该桥于1999年11月20日竣工，然后在2011年7月14日出现坍塌事故。有近50米左右的桥梁出现坍塌，从竣工通车到出事，不足12年的时间。
6、阳明滩大桥
该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松花江上面，该桥在预算的时候，预算投资的金额达到了18.82亿元，实际上，造桥的花费远远高于18亿。该桥2011年11月6日竣工，大桥通车未满壹年，就在 2012年8月24日，发生了坍塌事故，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5人受伤，该桥属于典型的豆腐渣工程。
4、云南新三公路
这恐怕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公路了吧，通车的第二天就坍塌！
而相关的专家却大言不惭的说是因为天气原因，工程没有问题。
这个公路修建的时候存在赶工期的情况，因为当时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建造完就拿不到国家的补贴，而相关的责任人没有做到为人民生命安全负责，最终酿成这样的后果。
3、钱江三桥坍塌
作为浙江省第壹座世界先進的斜拉索桥---钱江三桥前期投资了5个亿建成！
通车验收勉强合格，这么大的项目如果质量不过关，关系著多少人的安危，本应该评个优良的却只是合格？
而且这座桥建成之后就经常修，后来杭州市民投入了6000万元修了300天，却依然没有避免最后的惨剧。
2、石家庄正定子龙大桥
这座大桥共计投入2.38个亿历经2年的时间才修建而成，而在2011年6月的壹天，大约400米的石头护栏竟然被风吹倒了！
太不可思议了，是龙卷风么？是10级大风么？
都不是，当天天气预报说的是四级风!那麽直径10厘米的榫头怎么会出现断裂呢！
1、甘肃天定高速
从定西去往天定高速，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坑，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这样的路面上如果躲避不及时，很容易发生事故。
而这段路造价高达87个亿，1公里平均造价1个亿的天价，开通不到3个月就开始返工。
豆腐渣工程里面果断排第壹！
－－https://www.sohu.com/a/298203797_608189

2019年5月17 日上海“豆腐渣工程”崩坏：都心厂房坍塌，活埋工人已知10死
事故地点在上海都心西部的长宁区，位于昭化路148号、壹间占地3,000平方公尺的汽车厂房大楼。16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正在進行改建、拆除加固工程的厂房突然应声崩塌，巨响之后建筑墙体崩坏下陷，坍塌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并当场活埋了25名工人。
上海消防救援总队在接获通报后，已先后紧急调派24辆消防车、150多名人员前往抢救，至下午1点30分左右已救出11名受困者。然而倒底总共多少人被活埋？获救者的伤亡情形如何？施工厂房的负责单位是谁？直到当日傍晚，相关资讯仍混乱不清。但与此同时有关施工单位、厂房背景的讯息，也成为网络屏蔽的敏感内容。
17日凌晨，上海应急管理局发布声明，现场搜救任务在17日凌晨1点45分已基本完成（从事发开始历时超过12小时），最新数据是发现的受困者25人、其中抢救不治而丧命者10人。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818093

2019年12月10日安徽宣城壹座10年龄大桥坍塌疑豆腐渣工程
安徽宣城市宣州区壹座大桥本周三（9日）突然坍塌，所幸事发时桥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未造成人员伤亡。
涉事的天成桥在2008年建成，四面被河流包围，大桥是车辆進出的唯壹途径。事发在当晚10时许，天成桥桥面断成3段，民众担忧近日收割的稻米不能如期运送到市中心出售，亦为生活带来不便。村官表示，桥塌了之后，村民们可以乘坐轮渡進出村落，但车辆不能通过轮渡通行。
该报道说，经专家查看，初步判断是多方面因素导致天成桥桥墩移位，造成桥面垮塌。－－https://www.rfi.fr/cn/20191012安徽宣城壹座10年龄大桥坍塌疑豆腐渣工程

2020年3月8日中国豆腐渣工程再现？泉州肺炎隔离据点突坍塌已救出逾50人
中国福建省泉州市作为新冠肺炎（武汉肺炎）患者隔离据点的欣佳快捷酒店，昨 (7) 晚突然坍塌，造成约70人受困，救援人员连夜抢救，截至今天早上10点30分，已有51人获救，其中4人死亡。
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截至今天上午10点30分，欣佳酒店倒塌现场已救出42人，其中4人死亡、1人命危、4人重伤，另有9人先前已自行脱困，总计已有51人获救。
据悉，坍塌的欣佳快捷酒店，2018年6月开业，酒店内拥有多种类型客房，共计80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被泉州市鲤城区改造为区级医学观察点，用来隔离观察密切接触者，为官方指定的隔离地点。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3-08/374778

2020年7月27日豆腐渣工程
虎门大桥抖动让水马背锅撤水马后专家尴尬
豆腐渣奇观？广东大桥随风“波浪起伏”
福建厦门地铁站地面坍塌多辆汽车秒消失
刚验收2周！厦门地铁坍塌成汪洋4车坠入
港珠澳大桥通车1年即下沈控制塔下陷近10公分
无锡高架桥坍塌记者采访被公安拖墙角殴打
江苏高架桥无预兆垮塌多车被压扁死伤难估
安徽豆腐渣再现正施工大桥垮塌致19死伤
北京惊现极品豆腐渣新房墙壁徒手可拆
浙“豆腐渣”廊桥完工2年垮塌致8死3伤
太黑心！湖南惊现泡沫洋房外墙指戳即破还易燃
陜西＂豆腐渣＂桥完工不到2小时即崩塌
西藏拉日铁路豆腐渣内幕被曝光
－－https://www.ntdtv.com/gb/豆腐渣工程htm

中国大陆疫苗乱象－－维基百科
中国大陆疫苗乱象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疫苗管理混乱之现象。
疫苗名义上作为壹种特殊药品，应该有严格监管，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法规中却存在监管漏洞。例如2001年修订的《药品法》，虽然将疫苗定性为药品，但整部法律除了松散的第壹百零四条规定外，没有其他条款提及疫苗。
中国大陆作家郑渊洁曾在1998年写作文章《我从１９９５年起就不信任疫苗》，其中即提及了1995年时，其子所在的北京市某学校的违规疫苗组织活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子所在的也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非法活动之猖獗可见壹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1987-1989年期间，每年报告的狂犬病死亡人数达5,200多例；1995年仅有200例，但到了2007年达到峰值，报告了3,300例死亡。长期来看，中国大陆报告的狂犬病病例数量居世界第二。而根据卫生部2009年资料，中国每年接种1200-1500万剂次的狂犬病疫苗，中国因此成为全世界接种狂犬病疫苗最多的国家。
虽然疫苗使用量超过全球总用量的80％，但中国却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狂犬病国家。WHO专家认为，大规模的犬类接种是控制狂犬病的最有效措施，但中国大陆大多数针剂施打在人体；与错误防治策略伴随的，便是相关疫苗的滥用。
历年事件
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无经销资质、冷链失效质量无法保证
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异常壹人死亡、20人重伤、121人异常反应未立案
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多方面/不明大批中毒及致死案例报道管制，未立案
2009年大连狂犬疫苗案违规添加，效价降低无效召回，立案
2009年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无效导致5岁男童死亡立案
2010年江苏延申疫苗造假案造假、无效立案
2012年山东潍坊非法疫苗案无经销资质、冷链失效质量无法保证立案
2013年乙肝疫苗系列死亡事件异常反应数起婴儿死亡事件被医疗主管判定死亡为偶合，未立案
2016年山东疫苗案冷链失效、违规经销无数据立案
2018年长生生物、武汉生物系列事件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篡改百白破疫苗无效不明疫苗未过期，系登记错误
2019年江苏金湖过期疫苗事件过期疫苗不良反应立案
2019年石家庄疫苗错种事件疫苗错种未知
大连金港问题疫苗案
2008年，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11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中，添加成分外核酸物质。但问题疫苗在2009年才检出，影响不明。
2018年7月21日，出现壹篇《疫苗之王》文章，原刊于微信公众平台，转载的标题为《疫苗之王们的造假之路穷病真的没法治？》，文章直指长生生物背后持有人的发家史，涉及侵吞国有资产和相关部门腐败，引起猜想。之后该文章原地址无法访问，但各地转载版本持续火热；同时，删稿也引起了外媒注意。BBC将其与“丁香医生”等称作“新闻游侠”。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大陆疫苗乱象

2018年7月27日外电:问题疫苗央企公司受保护涉假资料不公开
湖北省武汉市食药监局继公布国企“武汉生物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疫苗，在后续的30批次检验中合格外，周五（27日）再次以问答的方式发放讯息，透露武汉生物去年出现的40万支问题疫苗，是因为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所致。
同时，食药监局称，不合格疫苗共计40万支，未使用的疫苗全部封存并由涉事企业召回，于今年5月4日在食药监局的监督下進行销毁。但其对召回的具体数字，则避而不谈。
此公布立即再度引发网民反弹。湖北居民张先生明确指出，发言人连名字都不敢公开，显然他们并没有信心。此外，核心的资讯都避而不谈。
另据山东媒体人消息称，相比武汉生物的处变不惊，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长生生物，依然还在赞助山东疾控，在烟台召开业内会议。
据长生生物此前发布的消息显示，在其独家赞助的此次会议中，来自山东省17地市，200个区县的疾控中心主任、副主任、科长们近30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而壹直处在舆论旋涡中的山东疾控中心，依然拒绝回应采访。
来自山西的侯先生透露，疫苗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名义，对医疗和疾控部门具有相关权力的人進行公关是公开的秘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9984

2019年4月1日中国人发明的疫苗国外早免费了中国人却打不著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普文章涌现，人们渐渐了解到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HPV疫苗都是政府要求给小孩子们免费接种的。然而在国内，别说从小打了，25岁女性排队都要等上个2年。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人打HPV疫苗变得这么困难？
HPV（人类乳头瘤病毒）是壹组200多种相关病毒，主要通过性传播，男女都会被感染，且感染率高达80%。其中99.7%的宫颈癌都是因感染HPV造成的。
讽刺的是，HPV疫苗的主要发明者是壹个中国人（HPV疫苗发明者伊恩•弗雷泽和周建）。在发明者的家乡，HPV疫苗怎么就那麽难打呢？
尽管当时美国药监局批准了该疫苗的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09年发布报告确认疫苗“安全并且有效”。但国内并不承认这些结果。就因为如此，这个在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国问世壹个月后就上市销售的HPV疫苗，在中国却花了十几年。
在同样坚持本土临床试验的印度和日本，就以“持续感染”作为评价终点，分别在 2008 和 2009 年批准了 HPV 疫苗的上市。
根据国内权威网站数据，2014 年中国 3.1 类新药，也就是已经在国外上市还未在国内销售的药品，平均审批时间为42个月；而同样类型的新药，美国的平均审批时间是 10 个月，日本是15个月，欧盟是16个月。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上市后疫苗价格昂贵且供不应求等现象。
如目前已经上市的三种 HPV 疫苗，价格最低也要 1740 元/三针，最高则高达 3954元/三针，这在疾病负担严重的农村地区，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
截至2018年5月，美国至少有八个州对HPV疫苗進行立法。此外，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还制定了壹项为期10年的健康目标即健康人2020，建议到2020年，80％的青少年接种HPV疫苗。
继美国后，HPV疫苗迅速应用超过壹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加拿大、中国香港、以色列、南非等。
目前HPV疫苗还纳入了很多国家的全民医保范围，适龄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
实际上，除了发达国家重视HPV疫苗外，连有些非洲国家都很重视，卢旺达全国疫苗接种率高达93%。而据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Dr. Sankar介绍，在拉丁美洲，每7个适龄女孩中约有6人接种HPV疫苗；非洲多个低收入国家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帮助下，也在努力将HPV疫苗纳進国家免疫规划。
迄今为止，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HPV疫苗。想想就有点小心酸，非洲孩子能免费打的疫苗，国内成重金都打不到。
我国作为仅次于智利的全球第二大宫颈癌高发国家。每年有13.2万人患宫颈癌,且发病年轻化趋势明显。而全球每年新发病例接近60万，死亡约30万。这个概率简直高的可怕，可能不经意间，妳就在患癌的边缘试探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51731

2018年7月27日台媒:防治狂犬病外国打给狗中国打给人
长生疫苗事件极大地降低了国人对国产狂犬病疫苗的信赖，不少网友在惊恐之余表示“得知疫苗可能无效后，我对小区的狗客气多了”。
狂犬病是壹种“可防不可治”的急性人兽共患传染病，壹旦发作致死率近100%。
中国卫生部早在1980年就发文表示要“消灭狂犬病”，并以英国和日本分别用了5-7年就消灭了狂犬病为榜样。将近40年过去了，狂犬病在中国为何还如此猖獗？
中国这么多年是怎么防治狂犬病的？总结我们以往经验，基本有两个“疗法”：壹个是“把狗打死”；另壹个是“给人打针”。
得益于“给狗打针”，1983年来拉美各国人类狂犬病发病率降低95%以上，狗的狂犬病发生率降低了98%以上，基本实现犬源狂犬病病毒的净化。
中国每年要用掉1500万人份的狂犬病疫苗，几针下来价格壹般在300元以上，如果要注射狂犬病血清和免疫球蛋白，在许多地区要花费1000元以上。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index.php/index.php?act=view&nid=310027

2019年11月4日中国狂犬病2018年422例，死亡率9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最近发布的《201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2018年中国狂犬病发病数422例，死亡人数410例。死亡率为97.16%，接近100%。
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被称为乙型肝炎大国，2018年乙型肝炎发病数999985，死亡413人，死亡率不过0.41%。从发病人数看，狂犬病是小病，但从死亡率看，狂犬病是最严重疾病；反之，从患病人数看，乙型肝炎是大病，但从死亡率看，乙型肝炎是轻病。当然，从乙型肝炎迁延不愈的角度看，也并非完全是轻病，也是壹种较严重疾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62341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维基百科
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和孙政才，以及已退休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2007至2012年五年间被处分的有66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这证明民间反腐缺乏安全保障，使得反腐过程颇为艰难。
1985年，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为腐败，包养情妇（郭晓红）被判2年徒刑。
1995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为王宝森事件，暴露出巨额贪污而被捕定罪，于1995年正式开除陈希同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
1996年至2003年，田凤山在任职黑龙江省、国土资源部领导职务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36万余元。2005年12月27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2000年，公安部长陶驷驹贪污7亿元，贿赂中央各级领导，包括12名副总理级和52名部长级官员，收到处分。
2003年8月9日，中纪委给予已退休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作风专横跋扈，放任配偶子女進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举报者進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壹批贵重物品，民愤甚大。同年8月30日，程维高的前秘书吴庆五被判处死缓、前秘书李真被判处死刑。2001年9月6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程维高之子程慕阳。2004年1月7日，程维高之女程悠兰因逃税罪被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壹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并处罚金708.99万元。
2004年，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包养情妇，嫖宿娼妓。成为改革开放后，继马向东之后第二个处以死刑的正厅级官员。被卢万里检举揭发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和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向刘方仁、刘长贵、卢万里等人行贿的黑社会头子、号称“地下组织部长”的陈林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5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受贿603万元、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受贿188万元案作出壹审宣判，判处马德死刑缓期执行，判处王慎义有期徒刑15年。这是壹起罕见的厅局级官员犯罪跨省异地审理的案例，“有关人士”猜测，这可能是因为马德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继田凤山、韩桂芝落马之后，同年10月9日，黑龙江五名副省级高官——张秋阳（省委秘书长）、范广举（省人大副主任）、付晓光（副省长，2013年因公款吃喝致陪酒人死亡再次被处分）、徐衍东（省高院院长）、徐发（省检察长，后自杀），同时被免职或辞去职务。
2005年9月，在中央“807”工作组進驻潮汕查处中国第壹骗税巨案时被发现受贿近100万元并玩忽职守的普宁市市委书记丁伟斌、受贿300多万元并滥用职权的普宁市市长赖振才被作出壹审判决，丁伟斌被惠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赖振才被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受贿1亿多元，包养8名情妇等。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基金案，包养多名情妇等。2007年7月，因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被捕。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副部级）：卖批文受贿等。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副部级）：重婚罪等。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副省级）：包养情妇，滥用职权等。见北京刘志华受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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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3月16日，经过三年多的复核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原海南省烟草局局长陈罗荣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壹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案作出壹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8月，深圳南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泽民涉嫌受贿被双规，••••••
10月24日，原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专司死刑复核的助理审判员黄孝光，因涉嫌受贿与徇私枉法，被长沙市检察院向长沙中院提起公诉。
11月，青岛市副市长罗永明，涉及前市长杜世成贪污腐败案，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将其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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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15日，北京市第壹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许志远雇凶杀情妇案作出壹审判决：许志远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月28日，《北京晚报》报导，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壹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6月27日，据海南日报报道，在10年间，海南省有厅级干部102人、处级干部500余人因贪腐犯罪而下台，其中不少为壹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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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黄光裕案，被“双规”，后被撤职，贪污受贿3000万元，死刑缓期执行。
2月27日，曾被“地下007”岳村勒索700万元的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被壹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3月，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吉林省委原常委、长春市委原书记米凤君涉嫌受贿、违规批地及生活作风问题，长期嫖娼，被“双开”。
4月，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因严重违纪被“双规”、免职，贪污受贿3000万元，死刑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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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15日，重庆市涉案金额最大的处级官员、受贿2226万元的前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被执行死刑。
4月14日下午，前重庆司法局长、党委书记文强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月19日，中国商务部原条约法律司巡视员郭京毅，因受贿845多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收全部财产。
9月，河南南召国土局原局长王飞，因9次受贿9.5万元、232次侵吞公款11.5万余元被南阳市中级法院二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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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25日，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副局长（副厅级）谭灯耀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2月12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纵容包庇其弟贪污、杀人，自己贪污、受贿人民币6460.54万元，被中央组织部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由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接任。
5月12日，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判死刑。
6月27日，浙江省药监局前局长黄萌被爆涉贪贿总数达 2亿人民币，家中藏现金 5,000万元，并拥有 84套房产，其贪贿数额，超过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创大陆被查处贪官新纪录。被当局双规拘查。
7月21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江西省前政协副主席、前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受贿案，做出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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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19日，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2月14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胡俊被双规”。
3月31日，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冼文因受贿兼放贵利非法获利共1,600万元人民币，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的终身监禁，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月1日，原深圳市政府金融办主任、罗湖区副区长李林，受贿人民币壹百万元、港币160万元，判刑7年。
5月22日，温州菜篮子集团前董事长应国权因带头贪污、情节重大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起贪污案金额高达人民币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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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15日，广东省纪委通报，汕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增新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
2月28日，广东揭阳市副市长郑松标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3月18日，深圳前副市长梁道行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被广东省纪委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月26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海洋与渔业局前局长李珠江，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5月6日，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中共广东省纪委对广东省司法厅原党委副书记、巡视员王承魁严重违纪问题進行了立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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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29日，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涉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2月18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查与石油政法系统反腐案相关。
3月7日，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5月9日，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6月2日: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赵洪兴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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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副巡视员陈建州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月2日，湖北省荆州市副市长马秋平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3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4月1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钟世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5月5日，广东省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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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
1月4日，贵州省农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黄晓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月4日，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圣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4月5日，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饶琼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5月4日，辽宁省大连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党委书记、局长江亲瑜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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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逃经济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
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Pacific）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人均被外逃贪官掠走610元人民币。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2015年8月31日大型国企腐败的浑水到底有多深？
壹是“腐败集团化”，扎堆抱团，聚窝成串
现在腐败现象，有壹个重要特点，就是 “集团化”呈“葡萄状”，壹般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行为，也不是顺手牵羊的偶尔为之，而是呈现出“扎成堆、抱成团、聚成窝、穿成串”团体腐败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国企腐败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自2011年2月被免职接受调查后，“拔出萝卜带起泥”，铁道系统的问题官员接二连三被带走，其“腐败列车”上的新成员不断增加。
二是“涉案巨额化”，涉案金额，极其巨大
2014年12月16日，丁书苗（丁羽心）因行贿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北京市二中院判有期徒刑20年，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其中罚金数创下个人罚金最高记录。
三是“贪腐家族化”，壹人掌权，全家致富
壹个时期以来，在查处的国企高管腐败案件中，全家被判刑者屡见不鲜。比如，涉及贪腐犯罪总金额3500余万元的山西阳煤集团运输部原部长张润明，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其子张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妻穆巧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其全家三口共同受审，也成该案壹大特色。
四是“贪腐鲸吞化”，假借改革，浑水摸鱼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九十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呈快速增长态势，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比如，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涉嫌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鲸吞国有资产2.84亿元，受贿近1亿元。因涉腐金额巨大，该案被称为广州市最大的贪污受贿案。
五是“领导‘掮客’化“，权力变现，疯狂敛财
巡视组直指中国电信部分领导充当“掮客”，利用“人脉资源”聚敛钱财。
反馈情况专门指出中国石油壹些领导干部帮助亲友承揽项目，“甚至与私企老板绑定”；中国海油则有个别领导“带头吃里扒外”。领导干部充当“掮客”，成为权和钱的中介，表明腐败隐患存在于央企管理中。
六是“奢靡极端化”，声色犬马，穷奢极侈
2015年1月，北京公司包括领导和普通员工在内的61人在河北省壹酒店三次進行公款吃喝和高消费娱乐活动，合计消费7.95万元，用北京公司设在该酒店的小金库支付。
有媒体报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超过4万元。
七是“权力‘个人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有报道说，新广国际重大经济损失案，导致国有资产损失22.94亿元，另有13.64亿元存在损失风险。新广国际集团董事会仅3至4人，吴日晶不仅是董事长、公司党委书记，还长期代行总经理职权。“三权”集于壹身，绝对说壹不二，企业重大决策都由吴日晶个人说了算，吴日晶仅凭壹句话、壹个批示，就能随意调动数亿元资金。
－－http://m.chinaelections.com/wap/article.aspx?id=238990

2020年9月28日中共的雅贪政治中联办主任壹字卖470万
雅贪，当然关键是后面的这个“贪”字，但贪污受贿，本身和写字和画画无关，而是和他们的官员身份有关。
中国的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都是半官方组织，当头的，都是高级官员，所以才有贪的问题。他们可以用官方名义举办活动，可以批准谁是书法家，進入书法家或者画家协会。但赚大钱，还是要靠写字和画画。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并不是因为写字写得好進了书法家协会的，而是当官当好了，被派到书法家协会当地壹把手。他的书法作品，在2011年可以卖几千元，2017年可以卖几万，2018年12月16日，赵长青壹幅书法卖了220万。
2014年，中联办前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现任副主任张晓明，写了壹幅“骏程万里”，在民建联筹款晚会筹得1,380万元。两年后，2016年，张晓明再为民建联筹款晚会写了壹幅“度德而处”，成交价竟然达到惊人的1,880万元，平均每字值470万元。比赵长青厉害多了。
不过，别人写壹幅字，能壹个字卖470万元吗？比如，当天，国学大师饶宗颐的书法“上善若水”，由世茂房地产主席许荣茂以300万元投得，每个字只有70多万元。比张晓明整整少了400万元。
咱们计算壹下，就算张晓明的字，艺术水平和国学大师饶宗颐壹样，每个字价值75万港币，那麽470万减掉75万，等于395万港币。也就是说，因为中联办主任这个职位，写出的壹个字，等于是395万港币。在中国做官，确实比文化艺术要值钱而且重要得多了。
大家很难想像，美国川普总统的“墨宝”能卖几百万港币吧。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8/2271787.html

2003年9月10日谁来拯救冷血民工的灵魂？
《深圳晶报》报道了发生在梅花路壹建筑工地泯灭良心的壹幕：上午11时许，重庆市开县彭必富等四位民工在挖下水沟时，突然发生塌方。彭必文、彭必根被活埋在下面，彭必富向正在旁边施工的工友求救时，十多位工友竟无动于衷，没有壹人主动上前救援。更令人惨痛的是，当工程的老板向工友发出求救时，其中壹位工友竟公然对老板说，要救人可以，但必须先给钱。
曾看过这样的新闻：在贵阳某大学校园内，有人对两个民工悬赏50元，要求他们到水中打捞掉進水里价值3000元的手机，等他们冒着刺骨的寒冷跳進水里寻找手机时，引来了围观人群的哄笑，“手机主人”也消失了，原来这是壹场“玩笑”，两民工在哄笑声中抽身出水。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9100863.htm

2011年6月3日 “冷血护工”给中国养老敲响了警钟
壹个“冷血护工”的电视报道引起网友的大量跟帖，介绍的是郑州市淮河路与西环道李江沟村畅乐园老年公寓里发生的事。事情的原因是：壹个“冷血护工”郑焕明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進行辱骂、虐待，甚至捆绑强迫老人喝尿。（6月1日《扬子晚报》）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长期的生活失能状态，会严重透支子女的看护能力和耐心，更不要说在养老院里遇到“冷血护工”，其境遇可想而知。像畅乐园老年公寓里发生的事，或许还只能说是被曝光的个案，更多不为人知的冷血事件也许并未被报道。
中国养老服务问题重重，口碑不好，与这样壹些不称职的的护工有很大的关系。
真正增加人们对老年生活的美好预期，必须将养老问题视为人道主义问题，国家通过立法、投入，实现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来解决老人的特殊需求。
－－http://www.tmwcn.com/html/jlcmt/201106/t54534.html

2011年10月20日盘点大陆冷血围观事件悦悦非孤例
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碾压事件，穿越网络，举世哗然，大陆网友们更是盘点出以前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令人心寒，泯灭人性冷血围观事件，这每壹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拷问著每壹个中国人的良知。
老人脖子卡在护栏无人扶起死亡
2010年11月，从超市购物出来的壹位顾客首先发现了卡在护栏中的老人。听到呼救，负责在护栏旁看车的周女士和路过的行人都聚拢过来，纷纷拨打110和120。面对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经想上前搀扶，但是被周围的人劝阻了。就这样，老人被卡在护栏里足有十多分钟，人们距离老人只有壹步之遥，但是竟无壹人伸出救命的手。
14岁女生被多名男生强奸，同学围观加油
14岁的小兰在住校期间，被同学校的两名男生拉到男生寝室，在被拉到大寝室门口的时候，小兰拼命抓住门框。她听见寝室里10多个男生壹起喊：“加油！加油。”
冷漠围观不过瘾电话分享心得
2003年10月7日下午，壹名操东北口音的男子在上海赤手空拳攀爬金茂大厦欲寻死。壹个站在高处的中年男子边围观边喜笑顡开的望着大厦上欲跳楼的男子打电话和好友分享围观心得。
渔民见死不救挟尸要价索高额捞尸费
10月30日上午，湖北荆州宝塔湾烟雾朦胧，6天前，当地两所高校的3名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两名落水少年，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人心寒的是，在英雄遗体打捞时，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壹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
83岁退休老干部摔倒路边在众人围观下猝死
2010年12月，福州六壹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壹位8旬老依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壹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
2010年8月，济南英雄山人防商场，壹个老人要从6米高的玻璃房下跳下来，民警前来劝说，济南电视台的记者就坐在现场笑嘻嘻的吃喝等著报道。
深圳老人小区内跌倒20分钟无人扶不幸惨死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区跌倒，保安和路人无壹上前搀扶。
司机为保护乘客行李身中五刀乘客冷漠旁观
2010年12月，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南区，壹辆由济南开往菏泽的长途汽车，还有15分钟就要发车了。这时两名男子没买票，却非要硬闯长途车，还在车上蛮横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机李国强英勇上前阻止。没想到在争执之中，壹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竟拿出水果刀，连捅李国强五刀，李国强应声倒在了血泊中，眼看着歹徒刀捅司机，车上乘客无壹伸出援手。
壹位七旬老太摔倒在闹市街头，引来众人围观，不少人善意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却无人“敢”靠近老太。直到壹位美丽女子路过，主动去扶老太。但在她施援手的同时，现场也有人“好心”提醒：“别去扶她，当心赖上妳，等120来了再说。”这是2010年9月，在北碚中山路发生的壹幕。
女孩寻短见裸身入河围观者争相拍摄不施救
壹名内蒙古女子自称被男友骗至福州，壹时失去理智准备跳河寻短见，当她裸体慢慢地走進冰冷的河中，许多在桥上围观的群众不仅不及时施救，反而纷纷拿出手机争相拍摄，在民警的劝导下，女子终于答应上岸，刚被拉出水面，几个年轻人又拿出手机，还喊著：快、快拍。
婴儿被弃闹市路边4天无人管被活活冻死
2010年11月，在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的街头，壹个婴儿被丢弃在街头。4天的时间居然没有壹个路人去关心这个可怜的孩子，最终寒冷的冬天带走这个孩子鲜活的生命。
男子欲跳楼未遂有人下赌注有人催促快跳
2010年2月，张家界壹年轻男子爬上壹大型商场的七层楼顶，欲纵身跳楼自杀。年轻小伙的过激行为引来众多行人围观。围观的人形形色色，据现场目击网友透露，小伙多次变换姿势，但几次都没有往下跳。有些市民开始叨唠：“要跳就快点跳，我还要买菜搞饭起滴。”“谁要跳楼又站在哪里不跳，真的恼火。”“不跳就下来，站在哪里看风景呀１……甚至有人开始下注打赌楼上的人到底会不会跳下来。
2009年8月，福州新店镇后山村，壹名12岁的少年下到壹个壹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鱼塘戏水时溺亡。但从发现溺水少年到120赶到现场的壹段时间里，鲜有人伸援手，等壹名好心男子将他救上来时，壹切都太迟了。
因壹星期内连续收到4张假钞，62岁的小贩气急攻心倒在了水果摊上。而令人不耻的是，就在小贩猝死倒地后，留下的700多公斤水果被壹些路人在半个小时内连买带拿壹扫而空。这是2009年10月发生在娄底市金谷市场的壹幕。
女子列车突发精神病脱衣裤引10多人强行拍摄
10月30日下午，在大连开往上海的T131列车上，壹名年轻女子突发精神性疾病，当众脱下衣裤。正当车上司乘人员忙着安抚病人情绪时，约10多名男性乘客不顾女病人惊恐尖叫，拿着具有拍照、录像功能的手机围上前去拍摄，列车长壹气之下怒斥这些乘客“太猥琐，太不讲道德了。”
桂林街头汽车撞人国人冷漠外国游客指挥交通
2009年9月，桂林街头发生车祸，壹名男子被撞倒。众多群众围观却无人伸以援手。壹个外国游客站出来对伤者提供帮助，并指挥陷入混乱的交通。
两车先后碾压2岁女童10余人见死不救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壹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壹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壹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
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救助他人？节目用图板的形式介绍了发生在南京的壹个事件，救助老太太的男性反遭老太太起诉，还被法院判处赔偿4.5万元。
主持人说：“因为有这样的前例，所以许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去救助别人，南京的这壹问题，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或者金钱至上？”
－－https://www.ntdtv.com/b5/2011/10/20/a606076.html

2016年4月16日男子受困火场民众竟淡定录影看他在窗边活活烧死…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广东消防官方微博从昨晚开始壹连更新5条微博，用词相当严厉地谴责壹段在网络上疯传的“火灾拍摄者残忍42秒”影片，拍摄者录下14日发生在广州市花都区壹间住宅火灾的影片，其中屋主李男被大火逼到防盗窗上，无助哭喊求救，但拍摄民众就这样淡定拍摄了42秒，直到李男就这样没了声音，倒在窗边死去。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66496

2019年12月8日太冷漠！孕妇候诊没人让座丈夫贴心蹲下当人肉座椅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近日壹段丈夫给孕妻当作椅子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影片中可见壹名穿着白色上衣、肚子偏大的孕妇在医院候诊时，因长时间站立等待而不适，壹旁的丈夫发现后，左右张望了壹下，发现周围的椅子都坐满了人后，立刻蹲下成为孕妻的“专属”椅子，让妻子坐在自己的背上短暂休息，还时不时递水给她喝，画面十分令人感动。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002772

2020年9月8日老人偷猪肉被抓挂牌示众：不同意赔钱宁愿丢脸
近日，壹张广东老人偷东西在超市门口被挂牌示众的图片，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图片中，老人坐在超市门口，脖子上挂著壹张牌子，上面写着"小偷，第三次偷"。
据悉，9月3日下午，老人在超市选好东西后，在付钱时偷偷将排骨装進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只把部分东西拿出来买单。而收银员当场就将其识破，因为这已经是这位老人第三次作案了。
　　据店家说明，他们的店里明确贴着警告标语"偷壹赔百"，在老人第壹次，第二次偷窃被发现后，店家并没有对其做什么惩罚，而是原谅了她，这已经是老人第三次作案了，随后店主联系到了老人的媳妇，希望事情能够解决。
老人的家属并不予接受，并态度很不好的让店家在看到老人后就把她赶出去。对于家属这种不愿处理的态度，店家无奈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也只是对老人進行了口头教育，家属仍然不接受罚款和赔偿。
最终，在家属、警方以及老人都同意的情况下，店家出此下策，在老人脖子上挂了牌，以此警示在超市偷东西的贼，并且老人仅仅只在超市门口坐了十分钟。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928.page

2020年9月13日村支书雇凶撞死举报者曾威胁：60万买妳的命
2016年9月1日下午14时许，许月田被壹辆尾随多时的无牌白色丰田轿车加速撞倒。他所骑的浅绿色电动自行车紧挨着路中间的护栏翻倒在地，肇事车辆逃离现场。54岁的许月田当场死亡。
许月田是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坑村村民，经营著壹家童装店，平时做建筑工。驾车撞人者苏杭在事发27天后在聊城市壹家饭店员工宿舍被捕。
2018年1月5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苏杭死刑。苏杭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供述，开车撞死许月田是受时任郑坑村党支部书记刘继法和聊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职工李鹏指使和安排。2018年7月，刘继法等人被刑拘。
因家中8亩老宅基地在棚户区改造中被占用而未得到任何补偿，2014年，许月田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依法发放补偿款，并质疑村内拆迁补偿工作不公开、不透明。
许月田当时便因举报遭到刘继法报复。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判决书显示，因许月田持续上访反映刘继法贪污公款、套取国家资金，2016年8月，刘继法指使他人伺机报复，最终导致许月田死亡。刘继法、苏杭壹审获死刑，李鹏被判无期徒刑。
刘继法壹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今年9月初，此案由山东高院开庭二审，目前尚未宣判。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41.html

2020年9月19日 24岁女孩至今是黑户父亲:给我6万6,就配合上户
过去20多年，黄若依壹直饱受没身份证的困扰：不能坐火车、借朋友身份证找工作、无法单独租房、微信只能绑定朋友银行卡、生病没医保报销……
小依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今年已满24周岁，但至今没身份证，因为她是壹个没有户籍信息的“黑户”。7年前，她曾找父亲黄某给自己上户口，但父亲当时提出让自己给2万元。她当时没钱，当她凑够钱后，父亲却开口要5万元，再后来涨到6.6万元……
小依去过父亲老家所在的四川南充市西充县当地派出所咨询，得知因为自己没在当地生活过，需要提供她与父亲的亲子鉴定报告，才能为其上户。
小依也想过去法院起诉父亲而上户，但她发现，作为壹个没户籍信息的人，自己去起诉父亲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法院无法为其立案。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051

2020年9月20日未成年女儿被父母强迫卖淫，夫妻获刑七年
莲儿出生于2003年，亲生母亲多年前去世，后来父亲李某某与孙某某结婚。2019年夏，李某某和孙某某以帮忙打扫卫生为幌子，将未满16岁的莲儿骗至莱西市某按摩足疗店与其他失足妇女壹起接客卖淫，卖淫的收入由足疗店老板江某某和其父母平分。期间因莲儿不愿接客，江某某便对其進行辱骂并告知其父母，李某某和孙某某遂来到足疗店采取辱骂、殴打等方式逼迫莲儿继续卖淫。2019年11月，该足疗店被公安机关查获，江某某和李某某、孙某某被刑事拘留。
近日，由莱西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江某某、李某某、孙某某等人组织、强迫卖淫案壹审宣判，法院以强迫卖淫罪依法判处李某某和孙某某有期徒刑各7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组织、强迫卖淫的足疗店老板江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0/socialnews-197179.html

2020年9月22日幼儿园门外再爆血案疑凶砍5人后饮农药自杀
当地警方的公告，案发于今日中午，点地为相城区渭塘镇渭北村村道博士路的渭塘镇中心幼儿园门外，有5人被斩伤，其中壹名因伤重不治，44岁的蒋姓疑犯，被当场制伏。
有网民表示，疑犯壹度想冲入幼儿园，但幼儿园大门上锁无法進入。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22/2269672.html

2020年9月23日广州番禺小学爆砍人案致7伤含4学生1幼儿
9月21日，广州市番禺区警方通报称，当天早上7时许，番禺区钟村发生壹起持刀伤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随后被警方迅速控制，5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还注意到，广州番禺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接番禺区卫健局报告，9月21日7时35分接市民报警称在钟村有人持刀砍人致人受伤事件。120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区第五人民医院、区第二人民医院壹、二线救护车出车，暂时共发现7名伤者，其中5人自送区第五人民医院，包括4名小学生1名幼儿园学生（3人轻伤，2人重伤），现正在抢救中；1人自送祈福医院（女，成人，轻度伤）；持刀者送至区第五人民医院治疗，有進壹步情况待报。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20/2269276.html

2020年9月28 日湖北两高三女生被同学杀害:因班级卫生多次冲突
据湖北仙桃市公安局通报，9月28日上午7时许，仙桃壹高中两名学生在教室被同班同学捅伤，后经120现场确认，两名受伤学生已无生命体征，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進壹步调查中。
悲剧发生后，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致电仙桃市汉江中学，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仙桃市网信办壹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具体细节披露需要等待警方進壹步的调查结果。
壹名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犯罪嫌疑人陈某是该班的劳动委员，两名死去的女生中有壹人是班干部，双方此前曾因班级卫生问题发生过多次争执，“因学校创卫活动，陈某身为劳动委员在班里抓得比较严，但两个女生不是很配合他工作，经常把瓜子壳掉在地上。”
该知情人士说，因两个女生的多次不配合，陈某上周曾在班级微信群里说“周壹结总账”。“陈某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偏激，目前警方还不清楚他的凶器怎么来的。”该知情人士表示。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32

2017年9月25日中国足坛怪现象赛前请道士作法
中国足坛有不少“奇葩”怪现象，屡成舆论焦点！目前在中超联赛榜中下游徘徊的河南建业队，被揭发在主场比赛前，请道士“开坛作法”，结果真的旗开得胜，击败山东鲁能。这次比赛是于星期日在河南队主场举行，在比赛前两天，15名道士出现在建业主场，他们手持法器作法，为建业的胜利而“驱邪祈福”。
－－https://zh-cn.facebook.com/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posts/1504655672926340

2018年5月8日江西为推進改革请来“阴间省长”风水先生
据“政知见”5月8日援引中国江西网报道，江西大余县“重点组织全县‘风水先生’召开殡葬政策法规宣传培训会，引导其成为殡葬改革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记者注意到，组织风水先生开培训会，背后是高层的改革部署——殡葬改革。
　　号召风水先生参与殡葬改革，并非首次。
早在2016年11月17日，大余县政府就曾发布《关于在全县大力推進殡葬改革的通告》，之后，引导风水先生参与改革的措施不断，比如：
　　召集各乡镇辖区内土工、八脚、吹手、风水先生、道士等殡葬从业人员召开座谈会，宣传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组织党员干部、风水先生签定文明行动承诺书，风水先生带头守法纪；把风水先生变成乡风文明理事会成员；将以前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风水师”，由以前的陈规陋习的怂恿者转变为现在乱埋乱葬整治工作的宣传者、倡导者，发挥他们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风水先生蹲点现场“现身说法”，让群众放下卸下心理包袱等。
赣州市委政研室官网发表的《大余县强力推進殡葬改革》壹文中透露，“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范余来大余考察时，认为大余殡葬改革的做法，给全国破了题，应该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298117

2018年5月24日离婚也得考试?大陆“离婚考卷”引网友热议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5月24日报道，“60分以上初步表明有挽回余地，60分以下可以初步认定婚姻关系快要破碎。”东海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刘春玲5月22日表示，“我们只是尝试把这壹做法引進办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之中，想看看效果如何，没有博人眼球之谈。”5月19日，《婚姻家庭考试卷》首份试卷的答题人为育有壹双儿女的80后夫妻，女方得了满分，男方则是0分。民政部门认为，女方对男方及家庭仍有深厚感情，请男方深思。
报道称，被称为“离婚考卷”的《婚姻家庭考试卷》总分为100分，分为填空、简述、综述，内容涉及家庭成员生日，夫妻间的矛盾分歧、最幸福的回忆等，答题者还需提出自己对婚姻与家庭的看法，并简述离婚理由及今后打算。“在恋爱时对方说的哪句话或做的哪些事让人感动”、“发生矛盾时谁先打破僵局，通过什么方式？”等均成为考题。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0658

2015年2月11日中国“外逃”资金流向何方？
花旗银行则估计，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流出的资金有2500亿-2700亿美元，平均每月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
另据研究人员估算，2009年至2013年，资金“外逃”每年平均为6000亿-7000亿美元。在2014年，中国资金“外逃”的规模更是达到了8000亿-9000亿美元的规模。因此，根据当前人民币贬值的情况，2015年中国资金“外逃”估计会达到10000亿美元，占整个GDP的比重可能达到10%。也就是说，如果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7.3%，“外逃”的资金过多将超出当前GDP的增长。这就意味着，留在国内的财富或资产在萎缩。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1/c_1114326994.htm

2019年 10月16日中国隐形资金大出逃据指1312亿美元被搬到海外
根据商业周刊报道，中国资金外逃趋势已无法扭转。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未列入官方记录的“隐形资金”外流，总额高达1312亿美元，创同时期历史新高。
IIF发现，中国上波隐形资金外流高点落在2015年、2016年，两个年度的上半年外流金额平均落在800亿美元，今年同期数字是当时的1.6倍，刷新纪录。
壹个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正式资金外流渠道被堵，明路不通走暗路。IIF中国研究所所长马青分析，同期官方有纪录的资金流出为740亿美元，竟创下10年最低。“中国居民的资金，持续透过无纪录交易流出中国”。如果只看官方数字，资金外流的真正规模显然被低估。
－－https://www.rfi.fr/cn/中国/20191016-中国隐形资金大出逃-据指1312亿美元被搬到海外

2019年8月11 日最新中国国情报告2019-08-11
中国人口13.4亿，60岁以上1.78亿占13.26％，其中壹半无子女空巢，最大问题是心灵孤独。中国3亿人失业，2亿人口流动，单身1.8亿，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堪忧，97%公民不具科学素养。
中国人年收入全球排名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艰难，65%以上家庭老养小，74%的80后照顾父母力不从心，94.5%的人认为食品没有安全感。99.6%的人认为纯友谊越来越少，75.5%认为鲜有君子之交。
中国40%女性有出轨的婚外性行为，36至40岁是女性婚外情高峰期，民政统计数据显示每天五千家庭解体。
中国人均耕地，在全球人口上2千万的52个国家中，排名35位，但人均农用地和人均耕地并不决定壹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壹、关于犯罪率
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数据统计，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二、关于房价与家庭收入的比例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中国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甚至达40∶1。
三、关于收入差距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四、关于贫困人口
中国政府壹向将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可是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却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五、关于人均收入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的7％。
六、关于官员人数和人民人数的比例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注意：清代以前，国家控制的官员，只到县壹级，乡镇政权，基本上属于地方自治性质。）
七、关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5.6%，印度：6.3%，美国：3.4%，日本：2.8%；中国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印度的4.1倍，是美国的7.5倍，是日本的9.1倍。
八、关于医疗、教育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3.8%，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
九、关于政府增长和百姓收入的比例
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而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十、关于裸官人数
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壹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十壹、关于中美两国2004年财政比较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中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中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十二、关于中国非正常死亡的状况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单项统计∶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
8.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
9.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
11.中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2.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8.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
19.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
十三、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数
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十四、关于政府费用的比较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德国∶财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份。
十五、关于中国税收
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年税收将突破60000亿”，这篇文章可能是2008年或2009年统计的数字，因为2008年的财政收入是60000亿以上，2009年的财政收入是65720亿，2011年的财政收入是103740亿元，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7980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31920元。这么高的纳税额可能在世界上首屈壹指的了。
十六、关于物价
物价，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以2010年为例，美国人均收入36300美元，中国470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7.72倍，中国的许多商品价格却向美国看齐，甚至超过美国，真乃咄咄怪事
十七、关于劳动力工资增加速度
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十八、关于环境污染的后果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
十九、关于国有企业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国营企业在2001到2008年间的七年经营，不仅没有获得壹分钱的经营利润和其他利润，并且这七年少缴付2.85万亿元的利息，3.09万亿元地租，5000多亿元资源租金，1198亿元亏损补贴（这些应该是不消耗任何成本的），其中有1.56万亿元被吞噬掉了！这1.56万亿元被吞噬到哪里去了？那些国营企业多是大型资源、金融垄断企业，不受竞争的干扰，应该起码有经营利润的，应该有几万亿利润的，那几万亿利润又哪里去了？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壹点不假。
二十、关于中国失踪儿童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5587178

2020年8月30日奇葩！中科大最神博士论文 20万字研究"情侣送礼"
壹篇研究“情侣送礼”的博士毕业论文最近引发争议，论文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8届工商管理专业博士毕业生丛日飞。
　　这篇论文的标题是《情侣关系中礼物形象壹致性的前因及其对礼物收送体验的影响研究》，总计121页。　
　　作者丛日飞称，论文弥补了该领域研究中的三个空白点：壹是发现送礼人和收礼人的依赖程度能够反映相应的关系权力，二是探究了“礼物形象壹致性”对感激度的影响，三，该文是“唯壹壹篇研究送礼人形象冲突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最近在社交网站引发了讨论。壹些网友认为论文无用，不理解壹位博士为何要用如此长的篇幅研究这个课题。有网友表示，论文说的是最简单的道理，却在制造学术话语障碍。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8/30/706647.html

2020年9月19 日地下代孕市场:90万包生男孩,按婴儿体重收钱!
“65万包成功，90万包生儿子。”“如发现胎儿发育畸形会让代孕妈妈打掉，客户只管‘收货’”——这是上海多家商业代孕公司明码标价给出的承诺。在需求和利益的促使下，近年来，国内地下代孕市场“野蛮生长”。9月，南都记者暗访调查上海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以代孕中介机构作为连接点，上下串联起的客户、代孕妈妈、提供代孕技术操作的医生，以及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等多方，合谋撑起了壹条庞大的地下代孕灰色产业链。
地下代孕的中介机构除了对接有寻子需求的客户，还连接着该产业链上的另壹环——愿意出卖子宫的代孕妈妈。南都记者通过网络搜到多则代孕妈妈招聘广告，发现多家代孕中介机构都以“高薪”、“高级住所”吸引“代妈”（即“代孕妈妈”）应聘，但对其中存在的风险只字未提。9月15日，南都记者搜到的壹则代孕妈妈招聘广告显示，壹家名为“上海第壹托管公司”招聘“20至28岁已生过壹胎的妇女”，当南都记者以“27岁生过壹胎的农村妇女想应聘代孕妈妈”为由進行咨询，很快就获得了该机构的回应。
壹则代孕妈妈招聘启事显示，如中途流产最高赔偿8万。南都记者从该机构了解到，他们对“代妈”孕期和生产各阶段的情况均明码标价，“代妈”只有顺利生下孩子后才能收到全款。若代孕单胎成功，共可获得23万元“奖金”：包括2万元工资，7000元“补贴”，测到胎心时再发3000元“奖励”，直至顺产后收到20万元“余款”。该负责人也指出，如果怀上双胞胎，可有3万元“补贴”；如果是首次剖腹产，另外可获得2万“补贴”。然而，代孕过程如豪赌，若孕期和生产过程出现任何意外，“代妈”的收益则会大大“缩水”。上述负责人坦言，若受精卵成功移植后不见胎心，只会补偿“代妈”1万元；如果见胎心后2-3个月出现胎停需清宫，也只赔偿2万元，而实际孕期达到5-7个月后胎儿出现问题需要引产，也只会补偿5-8万元。此外，在代孕过程中“代妈”出现意外死亡的极端情况，则可获得80万元赔偿。另壹家网上招聘“代妈”的“上海世纪助孕公司”也给出了类似标准。该公司负责人陈某还向南都记者强调，该公司与“代妈”之间不会签署任何合同，“壹切建立在口头承诺之上”。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认为，地下代孕市场的发展，壹方面会带来棘手的“卵母”“生母”不壹的伦理困境，另壹方面也会引发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婴儿的抚养问题、因非法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甚至是买卖妇女儿童等犯罪问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在我国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163

2020年9月21日需求大乱象多揭秘中国地下代孕
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的代孕产业链，近来在中国蓬勃发展。中介机构竞相打出"包成功"保证背后形成的乱象，正挑战着传统生育秩序和世俗伦理。
报导引述代孕公司"优孕行"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蔡德亮表示，公司提供了"包成功"的套餐，费用为70.8万元（人民币，以下同），保证三年内抱到壹个婴儿。费用随着协议签订当天、挑选卵妹、开启促排卵周期、开启代孕妈妈选择环节、HCG验孕成功、验孕确认胎心、代孕妈妈怀孕4个月、新生儿出生当天等不同阶段分期支付。
2008年创立的广东"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宣称已为8000多户家庭服务，成功诞下超1万名健康婴儿。负责人薛尉表示，公司也有"可包性别，可包成功"的套餐，价格分别为58万元和88万元，均承诺客户2年内可抱到壹名健康男婴；不同的是，前者不包成功。
多家代孕公司表示，新冠病毒疫情袭来后，原先壹些指望在海外做代孕的潜在客户和代孕公司纷纷转向国内，使得国内公司从4月起业务订单就增幅明显。以"子嗣传承"公司为例，工作人员称，近来4个月的订单超400例，占去年全年的近70%。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有业者开始开发新客户群，例如专门从事同性恋群体代孕的中介公司，让不能生，却又想要孩子的同性恋者，也能通过代孕实现抱孩子的愿望。
今年4月底，壹家在广州专门为同性恋群体做代孕的"彩虹宝贝"公司被举报"挂羊头卖狗肉"，被罚30万元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自称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陈浩介绍，2015年成立至今，他们已为400多例客户"借腹生子"，其中90%是男同性恋，3%至5%为女同性恋，套餐总价75万元，从胚胎转移到代妈体内当天开始计算，两年内可以交付健康的婴儿。
通过代孕生的孩子如何上户口？
壹种是代孕妈妈即将分娩前，代孕公司先安排客户和另壹名女子假结婚，代孕妈妈以与客户假结婚的女子信息前往医院分娩、登记。代孕业者与医院打点关系后，院方会以假结婚女子的信息出具"出生医学证明"。上户后，客户再与女子离婚。若由代孕公司帮忙找假结婚对象，约需支付1万元的"补偿金"。
而更为直接的是，用假身分证登记产妇信息，获取"出生医学证明"。薛尉称，在打点关系上，公立医院操作起来有风险，代孕公司大多都会选择与私立医院合作。"优孕行"蔡德亮则称，打点关系后医师会"睁壹只眼闭壹只眼"。
此外，代孕公司也会根据婴儿上户的特殊情况"鉆空子"。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介绍，作为婴儿父亲的客户，与孩子做司法亲子鉴定后，再到户籍所在地谎称"没结婚，但孩子母亲跑了"，可实现随父壹方上户。这种情况在男同性恋客户中颇受欢迎。
"隐瞒婴儿患疾"也是代孕市场中存在的乱象。有代孕公司中介人员称，壹些代孕公司在婴儿孕育过程中发现存在健康问题，为避免损失，会向客户隐瞒病情，客户通常在得到孩子几周或者几个月后才会发现，但此时代孕公司不会认帐。而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也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被认定为无效，客户只能吃"哑巴亏"。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1/2269484.html

2020年9月19日抓小三,她是全中国最专业的俗称“二奶杀手”
2002年，“包二奶”壹词被收录進《新华新词语词典》，它强调壹种金钱上的供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奶”这些年渐渐被“小三”所取代，不变的是人们对婚姻关系忠诚度的追求。
1995年年底，从南京回到西安的张玉芬首次从儿子口中得知丈夫胡峰出轨的端倪，“爸爸带了壹个小红阿姨回家，晚上可晚了那阿姨还在咱家，等我早上起来就不见了。”
起初，张玉芬和大部分女人壹样，想过挽回婚姻，甚至“原谅”出轨的丈夫胡峰。她去他单位里堵过壹次人，本想拉去饭店好好聊聊，结果菜刚端上来，胡峰就以下楼洗手之名溜了。
这个普普通通的西安女人在短暂的崩溃后展开了壹场长达十年的“复仇”。
“他搬壹次家，我就挖他壹次窝点，10年里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终于拍到他俩壹丝不挂同床共枕的画面。”
1998年，张玉芬将丈夫胡峰告上了法庭，罪名是重婚。虽然拿到了证据，抓到了现行，但当她把这些证据拿去法院的时候，则被告知“证据来源不合法”。
因为长期奔走在捉奸第壹线，她结识了不少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年女性，“大家都同病相怜。我气不过，就开始用我捉奸的经验帮助其他人维权。”
张玉芬的离婚官司打了9年，才有了壹个相对不错的结果，而此时距离丈夫出轨，已经过去12年了。
2003年，她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专抓破坏家庭的第三者。
但她除了调查取证之外的另壹桩服务，却饱受争议。
帮助客户殴打小三，把她们扒光，现场录音并拍照，她说，“有气就要发泄出来，不能忍。”
在外媒的采访中，她有壹句名言，“情妇应该受到殴打。妳必须先脱掉她的裤子，以免她逃跑。”
她较为出名的壹桩案子，是帮助壹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养了17位情妇。“我告诉她该去的地方，她去了，然后她把他们壹起按在床上。”
火凤凰女子侦探社成立至今，张玉芬表示已帮助20万人提供捉奸服务。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085

2020年9月24日女生被性侵因漂亮轻浮?中国美术学院:考虑不足
9月24日，有网友爆料称中国美术学院2020《新生安全知识手册》中写到，“性侵害产生的因素归结为女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包括注重打扮，壹味追求物质享受；长相漂亮，处事轻浮；胆小懦弱，无力自卫；怀有隐私，让人抓住把柄；少与外界交往，孤立无援；意志薄弱，难拒诱惑；自我防范意识差。”
保卫处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上述手册系今年暑假制定，只对内发布而不对外发布。其内容系劝阻性内容，是在处理相关案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歧视女性，是善意的提醒。例如第二点“长相漂亮，处事轻浮”，不是说长相漂亮有问题，而是要看后面壹句话“处事轻浮”，也就是处事不能太轻浮，容易让别人鉆空子。
“不是壹旦碰到这个事情（性侵害），壹定就是这些因素，只是这些因素比较普遍。”上述相关负责人说道。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89

中共成员概论

本卷集中共党第壹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壹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麽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03年7月29日容忍与不容忍——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几件事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论政治理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進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间壹度因主义不同而激烈对立，但两人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由胡适为之作序，并交付出版。而鲁迅则不同。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30年后逐步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壹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壹、
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写了壹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壹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壹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象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二、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壹回，他协同壹批自由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这壹年的10月底，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壹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就被逮捕过，而当时的报纸，也同现在的报纸壹样，说陈是反动的。胡适问，“这是反动，那麽现在的革命不是反动？”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释放壹切政治犯相号召。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诸人曾经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虽然打着“释放壹切政治犯”旗号，并且非常热心地参与营救苏联特工牛兰夫妇和其他共产党人，然而却对陈的被捕，不置壹词。
陈独秀被捕约壹个月后，当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的时候，鲁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壹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轻蔑地称陈为“陈独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欢泥腿子的”，丝毫没有顾及到陈独秀壹向主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立场。
但是鲁迅早年毕竟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他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之后，写了壹篇《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特意插進这样壹句话：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壹个。”
三、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执，壹个名叫陈其昌的，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鲁迅写了壹封私信，同时寄去他们办的壹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
此举招来了鲁迅壹篇大大有名的文章，这就是标明由鲁迅口授由ＯＶ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陈其昌们“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壹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壹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
鲁迅此文，最令这些爱国志士饱受伤害的，莫过于影射他们拿日本人钱办刊物。当时，陈其昌立即给鲁迅写了另壹封信，为自己辨诬：“妳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妳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壹个杂志上。••••••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沦战，妳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
鲁迅的态度，跟二十年后毛泽东先生面对梁漱溟先生时很相象，始终没有表现出半点陈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陈其昌的辩诬信，被鲁迅锁進箱底。但鲁迅文章中关于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钱的影射，却不胫而走，如同壹颗重磅炸弹，引爆了壹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奸的运动。
壹些人认为，这封信连同另壹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乃是笔名为OV的中共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事实上，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壹，两人的政治立场是相当壹致的。
五、
1937年，诬陷托陈为汉奸的运动進入高潮。毛泽东在延安陜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第壹等圣人”。
然而狱中的陈独秀，得知鲁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测。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好在南京，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然而中共报章却声称陈独秀是汉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计反对国民政府释放他出狱；继而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从此以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个莫须有的汉奸罪名，竟然被他亲手创建的政党打成铁案，壹背就是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对鲁迅的埋怨，仅仅是壹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
几乎与毛泽东那篇《论鲁迅》同时，陈独秀也写下壹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抗战中，陈独秀几经碾转，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极为凄凉清苦。
1942年5月27日，壹代伟人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仅63岁。全国各界人士，包括许多曾经与陈独秀政见相互敌对的人和团体，连同他的死敌蒋介石在内，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壹生表示了敬意。唯壹的例外，就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视陈为异己，表现得异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适在去国离乡路上，孤独地坐在太平洋上壹艘客轮里，埋头阅读整理著陈独秀的遗稿。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痛苦的迷惘与探索，终于认定苏联式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重新追回并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宽容的价值：“科学，近代民主制，射秽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壹同推翻，把独裁制擡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壹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 受尽磨难之后，陈独秀已经决定不再隶属任何壹个党派，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
胡适再壹次感受到了与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壹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关于宽容：陈独秀与胡适、毛泽东的故事
壹、从胡适的壹句话说起
鲁迅临死前说过壹句很有名的话：我壹个也不宽恕。胡适晚年也说过壹句很有名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句话并不是胡适的原创，是康乃尔大学历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与胡适谈话时所说。晚年的胡适经常想起这句话。他写过壹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壹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中，二人可谓壹拍即合。但是，虽然相互赞赏、相互倾慕的成分居多，却也未能“保持高度壹致”。他们最初的分歧即产生于对“容忍”与自由的不同态度上。
四十多年后，胡适仍忘不了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话。他说：“这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二、陈胡二人的分歧与友谊
陈独秀与胡适都属兔，陈比胡年长壹轮。胡适是比较单纯的文化人，陈独秀却既是颇有心得的文字学家，又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时强剪别人辫子被驱逐出境，在国内组织过激進社团、办过革命小报、还参加过暗杀团，辛亥革命后当过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后是安徽省头号通缉犯。这是两个性格、经历、兴趣、志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壹起纯属偶然，能成为终生朋友，则是壹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因嫖妓丑闻被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免去文科学长之职。几个月前还曾谴责十月革命“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陈独秀，忽而转为赞美俄国、信仰马列。这壹变化也有李大钊那篇空洞无物的《Bolshevism的胜利》的影响在内。五四壹过，陈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渐行渐远，终至“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们的友谊却历久弥坚，终生维持。
关于“容忍”的话题，在1925年的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又发生了更大的分歧。那壹年底，发生了国共两党领导群众游行烧毁《晨报》的事件。胡适非常愤怒，当面斥责陈独秀不能容忍异己。
1932年，被共产党抛弃和唾骂、遭国民党通缉和追杀的陈独秀在上海东躲西藏期间终于落网，并押送南京，内定由军法处判处死刑。与陈前两次被捕时壹样，“我的朋友胡适之”立即出头营救，四处联络、八方求助，向这位虎落平阳的主义之敌、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宝贵的援手。
抗战爆发之后，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托请汪精卫、转达蒋介石，将“叛国”犯陈独秀提前开释。
三、共产党、毛泽东容不下陈独秀
在陈独秀流浪、入狱、受难的全过程中，那个由他亲手创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那位曾视他为神明、写过“陈君万岁！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的五四愤青——毛泽东，又说了些、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也来看看共产主义者毛润之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区别”。
对毛影响至深且巨者，是陈独秀和胡适。此二人不仅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毛人生道路与终生事业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结识陈独秀与胡适，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点所在：毛回湖南办“自修大学”是胡适的主意（“章程”原稿即为胡所撰），拒绝出洋是受胡《非留学篇》的影响且当面咨询了胡适的意见，“驱张运动”则受到陈独秀的热情鼓励，而成为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更直接得自于陈独秀的怂恿和推动。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过：“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壹生转变的原因。”
1937年，59岁的陈独秀出狱。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为他的生计和前程出谋，蒋介石也有意把他养起来，做个挂名的参议员、劳动部长或让他再组织另壹个共产党，均被陈坚拒。
此时，正在延安写作煌煌大著《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陈独秀想去延安，让罗汉托林伯渠转达毛泽东。毛提出“三项条件”：公开承认托派错误，公开拥护党中央政策，以行动表示诚意，而且要有书面检讨。落草的凤凰不如鸡。对斯大林也没有驯服过的陈独秀又岂能被逼驯服于毛泽东？
在中共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屎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在回答友人对毛陈关系的问询时，陈独秀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壹个农运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这是陈对毛的真实看法。
1942年，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逝世。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了《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壹书，回国后的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并为之写序。胡适说：晚年陈独秀的文章“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

2019年3月20日晃唐：陈独秀：历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壹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自己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张宝明和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壹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壹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壹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壹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老家”这边也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壹共识吧。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進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壹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壹。
八壹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1937 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壹壹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壹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壹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hx.cnd.org/2019/03/20/晃唐陈独秀历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2013年4月12日还原“四壹二事件”
“四壹二事件”的背景
1925年底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被视为国民党内部的壹个右翼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与苏俄联合。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苏联干涉和中共扩张的直接反制，国共之间的决裂已经不可逆转。
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中共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下壹次又壹次的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和统壹全中国。
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進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壹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再者，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壹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壹个上海政权的存在。
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壹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这些行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连中共元老利瓦伊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榖、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中共的这壹暴行，引起了国民党军官的不满。
同时张作霖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抓捕了躲在内的李大钊等人。在前方爱国将领的呼吁下，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悉数执行死刑，就此点燃了“四壹二事件”的导火线。
“四壹二事件”的过程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中记载“下午（4月12日）壹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此事件标志着清党的开始。
“四壹二事件”的意义
1928年夏，“北伐”成功，国家统壹，南京政府得到国际承认。战事平息，国家结束军政進入训政，此期间由国民党行使国家统治权。从1928到1949二十年间，国民党两次依法结束壹党独裁，让国家進入宪政。第壹次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進入宪政，但是由于第二年的抗日战争爆发而搁置；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即着手准备实施宪政，与最大的反对党共产党谈判，展开政治协商，组织宪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国走入宪政时代，可惜因为共产党的坚决抵制而断送。
－－https://www.ntdtv.com/b5/2013/04/12/a875671.html

2017年9月23日中东路事件与武装保卫苏联——教科书上没写的历史
1937年的《申报》上有这样壹段话：“中国就是有这么壹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这段话不壹定是林语堂说的，也可能是当时报纸的时事评论。但是其中提到“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独立”确实两段奇葩的历史。中共党创始人陈独秀还因为反对此口号被开除党籍，彻底被扫地出门。
壹、中东路事件
所谓“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横贯整个东北的铁路干线。1904年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壹段转让给日本。
1921年，苏俄出兵侵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强占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北洋政府利用俄国内乱这壹有利时机，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司法、行政等部分权利。
1922年8月，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地方政府和苏俄就中东路问题开始谈判。并于1924年先后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奉俄协定》。从1925年起，俄方独吞铁路盈利，导致张作霖极其不满，拒不交铁路使用的相关费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张作霖甚至拘捕了俄方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事实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1928年7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东北当局开始驱逐苏俄驻扎人员，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各项权利。
1929年5月，张学良陆续关闭苏俄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逮捕总领事。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苏俄军队1929年9月开始全线進攻，所向披靡。实力在当时的中国首屈壹指的东北军则节节败退。俄军兵不血刃，以极小的代价相继占领绥滨、满洲里、海拉尔等要地，东北军两个主力旅被全歼，海军三艘舰艇全部被击沈，彻底覆亡。1930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屈辱状态。
二、武装保卫苏联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对“伯力会议记录”不予承认，并将谈判代表免职。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苏双方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25次会议，但国民政府始终不承认和约。
中东路危机期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东北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导率先发表文章拥苏反华。
“武装保卫苏联”就此闪亮登场。
当时已经被剥夺领导职务的中共创党人陈独秀忧心忡忡，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中共中央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并很快通过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三、事件影响
“中东路事件”东北军的惨败，带来的不仅仅是壹个屈辱的和约。更为严重的是，壹直关注东北战局的日军，重新评估了苏俄和中国的实力，“暂避苏联、先打中国”的“南進”主张急速擡头。1931年“九壹八”事变以后，作为利益交换的壹部分，苏俄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甚至同意在中东铁路以半价运费向“北满”运输進攻中国军队的日军。后来因为欧洲局势紧张，无暇顾及远东地区， 1935年苏俄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伪“满洲国”。
更无耻的还在于，日本战败后，苏俄居然无视中国主权，又卷土重来，把中东路重新攫为己有。这条记录著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的血泪铁路直到1952年，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才彻底回归中国。要说近代史上那个国家伤害中国最深，恐怕非苏俄莫属。
－－https://w1.mingjingnews.com/index.php/新闻/历史/中东路事件与武装保卫苏联——教科书上没写的历史

2018年5月24日林辉：李大钊误导北大学生同时也在卖国
误导北大学生罪孽深重
李大钊在北大的工作时间是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对于马克屎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他也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進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壹人，对引入共产邪灵、毒害中国人、毒害传统学术亦种下了天大的罪业。
在成为马克屎主义者之后，受其影响后来加入中共的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等。
利用北大保障从事革命活动
在误人子弟的同时，李大钊还利用北大做掩护，秘密進行革命活动，以求实践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这十年中能壹直平安无事，壹是北大的保护，拒绝北洋政府通缉的压力而将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对学术、对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权势压迫。试想，今天的北大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今天的中共能容许治下的北大聘用壹个“反共”人士吗？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
由于孙中山的错误判断和“容共”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得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因叛国罪被逮捕后人被批斗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
文革爆发后，已死的李大钊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壹书记的李葆华也成了全国第壹个在北京游街的省委书记。其他几个子女李光华、李欣华、李星华和李炎华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遭遇甚少见于报端。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3/n10420856.htm

2018年1 月 21日历史资料：李大钊供词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
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壹、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進行的颠覆政府活动。
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供词证实了李大钊勾结苏俄、接受苏俄资助，策划中国内战，后躲入苏联使馆而被逮捕的事实；《顾维钧回忆录》及《晚清以来的外交与新的心态》，则证实了李大钊支持苏俄侵占外蒙古、分裂中国的事实。
李大钊供词之壹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设之组织部是专管介绍党员，宣传部专管宣传、各种印刷品类，如对于民众方面、学校内学生、工人、农民均有宣传的职任。各部以下有会务部，专管开会之事。党人对于各地宣传有调查军队及军械的任务，政治委员有训练党员知识及党内主义的责任，对中央党部有介绍、传达、接洽各项责任。
李大钊供词之二
问：妳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
问：妳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妳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妳被捕时，由妳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壹册，妳看是妳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壹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妳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妳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壹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壹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俄代使借给妳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http://hx.cnd.org/2018/01/21/历史资料李大钊供词/

2016年9月21日被教科书骗了！李大钊被处死的真相
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壹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李大钊被处死，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6/09/21/618873.html

2017年3月28日中共元老李立三壹家的生死劫难
1949年李立三壹家搬進壹号院。安定下来后，夫人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壹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壹，中共六大后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动”计划，被称之“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立三路线”。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春起，对李立三的批斗升级，二个月批斗14次。他在高台上壹站就是几个小时，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两天后死在他们私设的牢房里。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死去的。
当时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有关他的死因至今疑团未解。
李立三离世的当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后关進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几天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软禁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
1914年生于俄罗斯壹个贵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与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
1946年她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没有加入中共。
李莎的父亲是被苏联契卡抓捕后自杀的。
李立三的父亲是被湖南农会“干掉的”。
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8月释放，转到农村。
李英男2009年65岁时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俄语学院前院长。
李雅兰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不见她从事和哲学有关的职业，而是像母亲、姐姐壹样，选择了语言教学和俄罗斯文史的研究。
－－www.epochtimes.com/gb/17/3/27/n8972824.htm

2004年7月18日骆晓会：苏联背景与李立三的政治生涯
壹代表全党充当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也就是说隐在“左倾盲动主义者”李立三后面的实际责任者是苏联、共产国际，这壹隐性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从而又代表全党充当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壹件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壹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参与者。
“立三路线”的产生有重大的苏联这壹“隐性背景”，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时间上不是壹种并行关系，而是壹种有先有后的完全替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后来人们杜撰的。
二居留苏联十五年的工作与生活沈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从此铸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苏联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苏联“汇报和检查”，被扣苏联达15年之久。在这个直接的“苏联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与生活沈浮不定。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倾盲动错误；而是因为李立三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甚至还提出要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
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贯于以打击别人的手段来擡高自己，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过起了“小媳妇”的生活。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壹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本是件小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将壹些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指控他为“托派”、“日本特务”、“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在苏联30年代“肃反”的最恐怖的日子里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终于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狱，死里逃生。但仍被当作“可疑分子”。
三回国热心报效祖国却被污“里通外国”
李立三壹回到中国东北，立即带着“补课”的心情，开始了解情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1946年3月，接替饶漱石担任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同苏联的关系。后由于与之打交道的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就是原参与过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员，双方产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情报和敌军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为东北局工委书记，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52年前，他的实职是主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劳动竞赛，亲抓企业管理、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同时还進行工会方针和理论问题的探讨。
1951年12月，几次检查批判会，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狭隘经济主义”等“极右”错误的调子，李立三为此被迫离开总工会；1954年9月第壹次人民代表大会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还乡休假，后改任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然主张要区分所谓两种个人崇拜，此说壹出，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就有人出来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极大助长了个人崇拜。特别是，李立三自己对毛泽东也如同敬神壹样：被免职还乡竟然不敢去安源这个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为“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当着李立三的面，将其列举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之壹，并将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并提。李立三听了报告后“很难过”，立即写了壹封长信请求毛泽东将他与王明应有所区别；但毛在4月11日壹次谈话中仍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壹个又壹个的失败。”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来临，李立三这位“老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当时虽还是华北局书记，却早已没管事没实权，本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关照”。但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起利用他这个“活档案”，要从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刘少奇的“罪证”时，就在劫难逃了。结果李莎重新被污为“苏修特务”，李立三则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帽子，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成立了壹个由各地58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用尽了文革中所有批斗方法，甚至私设牢房，轮番批斗、审讯。1967年6月22日，68岁且患有高血压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最后“自杀叛党”，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亲笔遗书中，其称呼仍用的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06.html

2015年6月14日惯于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从小看到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天天游手好闲，母亲徒劳无益地挣扎。他的感情明显在母亲壹方。母亲怀着“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的心理，把壹切希望寄托在儿子鲤鱼跳龙门身上，将他训练成壹个除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半废人。最后到1916年，他们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母亲丧失了最后的幻想或希望，自杀身亡。瞿秋白的绝望是双重的，因为没有毕业的中学生两头落空。身体已经因为苦读而软弱，做江湖好汉或劳动人民都没有资格。
1917年，瞿秋白進京闯荡。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经受够了亲戚的白眼。他来到北京后，参加北大和公务员考试失败，只得在门槛很低的俄文专修馆混事。在留学生满街走的北京城，这样的出身就足以保证他没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自卑和孤僻。五四运动对他这样的人只有机会，没有损失。他借助运动造成的社会情绪，加入了《晨报》和《时事新报》的临时通讯员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访，从此走上不归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没有创见。他三年内发了五十多篇通讯，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四本书，表现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优秀素质，却没有壹点思想家的痕迹。他在此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派他当翻译。1923年，国际派他去中国指导工作。他迅速纠正了中国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主要因为他的指示代表了苏联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仿照苏联召开第壹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列宁主义改造的象征，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主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后几年，他的理论建树就是解释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政策。什么是民权革命?什么是射秽主义革命?为什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是颠覆国民党的阴谋，又不是背叛马列的机会主义行径。
瞿秋白实际上是那种除了写字以外，什么都不会的角色，但《告全党党员书》的汉文本确是瞿秋白的杰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
李立三失败后，他最后壹次担任罢黜失宠者的钦差大臣。然而，他的好运就此结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赣南苏区。这是壹次谋杀性的放逐，因为他的身体离不开上海的医疗条件。他在赣南结识了毛泽东。后者壹向具备在短时期内看透别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胁的角色，迫害其实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挣扎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惯于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陈独秀“开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代表张金保的回忆里，五大中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的第二天会上，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著壹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壹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这位团中央书记，彼时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news.sohu.com/20170928/n514967137.shtml

2019年11月20日内幕：周恩来借刀杀害自己前任领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编者注：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壹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壹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壹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壹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91120/1226818.html

2019年7月8日瞿秋白的悲哀：参与共产党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够流氓
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沈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屎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屎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屎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国际共产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的秋收暴动等壹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国际共产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沈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只是壹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壹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耻，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
壹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壹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topimagenews/20190708/1154886.html

2019年2月3日遭毛泽东嫁祸并赶尽杀绝张国焘退党始末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之壹。在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中，张国焘以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极具组织能力和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著称。
中共壹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而壹力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共壹大主席的就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1923年2月7日，张国焘主持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经全国各界呼吁救助，于同年12月25日获释。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共武装斗争第壹枪。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唯壹在中国境外召开的大会。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拒绝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这次大会。他对共产国际将第壹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于他的做法不胜愤慨，“我有什么错？我的错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们（指共产国际）的政策。”他是中共领袖中第壹个尝到卸磨杀驴滋味的人。如果他去了苏联，没准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亚了。1931年，张国焘返回中国。
张国焘是中共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受命担任中央军分会主席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壹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长征中的“密电”之谜与“另立中央”
当三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尚有兵强马壮的五万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红军只剩不足万人的残部。
关于密电
据中共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麽证据何在呢？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壹封密电（叶能看见的也算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云云。此事之所以称作“谜”，是因为除叶壹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连经手电筒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这事原本也就结束了。可偏偏有壹个人要信它，而偏偏这个人又是中共主席毛泽东。惊恐之下，他带着亲信率领的壹、三军团连夜遁去。不仅未通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所谓兄弟红军），就连同属红壹方面军的五军团（起义投共的原国民党军赵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军都撇下了。分析此事真伪的壹个重要佐证是：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天下午（也就是在叶剑英连夜飞马给毛泽东送信的若干小时之前），毛泽东就单独找他询问对红军分与合的看法。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态度。毛没再说什么就走了。当夜，毛泽东即分兵不告而去。尔后毛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得以挂尾当上了元帅。今天客观的评价所有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这个所谓“密电”事件根本是壹起政治栽赃陷害。
关于另立中央
第二天发现毛中央不知去向，发电联络又不回答。随即召开的高干联席会议上群情激忿，包括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属红壹方面军建制）的干部都纷纷指责毛中央这样做太不像话，是分裂行为，没资格再领导……会议结果推选了张国焘、朱德等人组成了新临时中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调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检讨，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暂时压下了矛盾，重又合兵壹处，继续长征。
关于南下逃跑
这个指责也是十分的牵强可笑。当时的局面是整个中共及其红军都在進行战略转移，换句话也就是逃跑的过程中。说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岂不荒唐？
当张国焘最终放弃南下，回兵与毛合为壹股时，他的政治末日就不远了。毛中央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而后又将尾大不掉的红四方面军拆成东路军和西路军两部分（注意：此举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与毛的寻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做为西路军派过黄河，孤军深入到敌优势骑兵驻守的祁连山壹带，以致全军覆没（号称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居然干这种自杀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吗？）。有壹点不容质疑：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丧师发生在毛泽东从张国焘手中取走指挥权从而号令全军之后而非之前，自然不应该由张国焘来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强加给他是不公平和别有用心的。
延安整风和出走脱党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根据地改名叫陜甘宁边区。此时的张国焘已无任何实权，只担任壹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虚职。胜券在握的毛泽东，以“整风”名义组织了对张国焘的围攻。大会批，小会斗。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头上。张国焘先是痛苦不堪，继而心灰意懒。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壹件迫使他最终下决心出走的事：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等人的“28个布尔什维克”为首的王明从苏回国。在新疆停留时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罪名是“反革命”。这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壹根草！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陜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沈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张国焘的晚年在加拿大度过，夫妻融融。含饴弄孙，得以善终。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2/03/883403.html

2016年12月4日张国焘是否给陈昌浩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
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壹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壹个问题：“妳壹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他干脆直接将话锋壹转，让对方跟着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壹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壹个“危机时刻”，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壹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壹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壹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壹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壹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羨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
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進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
突然有壹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壹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壹根很短的铅笔和壹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壹方面军三军团壹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
不过，多年来，虽然研究者壹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原件，而且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1935年9月间每天的往来电报，但却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那麽，曾经在他指挥之下的四方面军主力，又是怎么会在刚刚会师、部队未及休整的情况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开進，秘密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進的呢？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辞条的介绍，此次渡河，却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实施的，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拓壹个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其中前期的具体做法是先消灭马步芳部，再行推進。
此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早已渡过黄河，壹直在盼望着原定后续跟進的壹方面军早日与自己会合，却迟迟不见对方踪影。同时，中央又壹再发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坚持按原计划行事。但其实，壹方面，由于兵力匮乏，这样的命令乃是无法执行的；另壹方面，中央对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应当作何长期打算也并未考虑成熟。
由于不断失利，又想避开蒋介石的军队，西路军只能壹路西進，于是自然环境就变得越来越荒凉，部队人员和给养得不到补充，此时他们虽然壹直发电报给中央，希望援军能够到来，但由于中央不了解西路军已经惨败的情况，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开展对马家军的斗争。西路军遵照命令执行，最终，打光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兵败祁连山，少数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动，各奔前程，又壹次踏上了充满艰险的生死未卜之路。
1949年初，张国焘移居香港，1977年底终老于加拿大的壹家老人院。不过，与他留在大陆的“亲密战友”陈昌浩“文革”期间以安眠药自尽相比，如此结局，已经算是得着善终了。－－www.bw40.net/9801.html

2015年7月11日中共假抗日真相（4）：批判王明的内幕
第壹、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壹战线
壹、王明回国的原因
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
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壹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壹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壹战线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壹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壹切”。
壹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壹再地批评他“壹切为了抗日、壹切经过统壹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壹切为著抗日民族统壹战线，壹切经过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壹，表里壹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壹的理论。
王明说：“全中国统壹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壹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壹的国家政权和统壹的国家军队”。而且要進壹步建立“有统壹指挥、统壹纪律、统壹武装、统壹待遇、统壹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
壹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壹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壹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壹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壹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壹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壹拍即合。
其壹、分歧的出现和性质。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進攻，有壹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壹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進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壹面联合，壹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壹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
－－www.epochtimes.com/gb/15/7/10/n4477674.htm

2019年4月28日王明档案彻底颠覆中共正史王明在延安多次被下毒
王明（1904-1974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苏，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翻译，1931年为中共领袖，驻共产国际代表。八壹宣言起草人，主张联合国民党抗日，1937回延安，任统战部长。是中共亲苏的国际派领袖，在延安整风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倾、右倾错误。1949年负责法治工作，1956年赴苏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庆树（1911-1983）均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下面列举几例：
壹、关于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组到中国的任务。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
二、关于顾顺章叛共反水的问题。过去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十二个机关的命令时，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共反水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
三、关于向忠发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细节，他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
四、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据王明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共反水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央无法开展工作。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共产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壹起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
五、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
六、周恩来与王明曾壹起编辑《南针》杂志。
七、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八、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壹个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進行的。
九、关于王稼祥带回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去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的面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有意让季米特洛夫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壹下头！
十、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根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壹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于延安严重汞中毒，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护士拿错药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再次中毒。虽然这两次中毒是医疗事故，但中毒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他的编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428/1281599.html

2016年5月24日何方:毛泽东成为领袖后张闻天的悲剧命运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但是，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在毛张关系上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
从毛泽东的“配角”沦为“挨批者”
毛泽东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壹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壹事不懂”。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壹种挨批者和批判者的关系。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只管壹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壹起工作的历史。
“被贬”出任外交工作，毛泽东提醒“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50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
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壹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
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壹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
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京未果，后病逝于无锡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
“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壹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壹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此自然中断。
－－https://3g.china.com/act/news/11025807/20160524/22725153.html

2013年7月17日张闻天的命运说明了什么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当年张在中央苏区批毛，反“罗明路线”，進而整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让毛泽东孤苦零丁的领受了两三年鬼都不上门。
1934年8月后毛、张在江西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的非常不错，后来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知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遵义会议张180度大转向，力挺毛泽东。
长征到了陜北后，张闻天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
应该说没有张闻天毛泽东当年不会受那麽多苦，遭那麽多罪。但没有张闻天，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也不会有毛泽东壹点壹点抓权的顺畅。
然而，记仇容易，感恩难。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壹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1959年，张闻天忍不住了，庐山上讲了整整半天。毛泽东不往心里去吗？这边壹发怒，妳又软了，又检讨了，结果检讨让人家当文件下发给各路诸侯了。
毛泽东1949年后的党内家长制作风，除了已知的原因外，也是中共党内壹些高级干部迁就纵容的结果。什么顾全大局，其实顾全的是自己的小局，毁得是大局。大跃進导致那麽严重的后果，壹些高干为了顾全大局，让毛泽东继续干，结果，又领着中国人走進文化大革命。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彭德怀壹样，是没能始终坚持个人的正确主张和立场。压力壹来即检讨，结果照样往死整妳，倘若真海瑞壹样，棺材准备好了，不就是掉脑袋吗？
－－https://botanwang.com/node/12414

2016年7月26日周恩来满脸通红怒斥柯庆施：妳算老几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壹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按理来说，这样壹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壹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壹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壹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壹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壹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壹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仕途青云直上。
壹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射秽主义改造”后期。薄壹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壹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射秽主义”。
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進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射秽主义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進。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進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
1957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壹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壹篇急躁冒進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進、准备大跃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壹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壹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妳是总理，妳看，这篇文章妳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壹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進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壹马当先、睥睨壹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
二
喧嚣壹时的大跃進并没能持续多久。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柯庆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壹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擡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壹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
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進入了壹个艰难的调整时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壹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壹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壹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壹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壹次会议上气愤地说：“妳算老几？”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進”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進，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壹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壹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進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壹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壹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726/775968.html

2016年2月18日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壹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壹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壹书记、南京军区第壹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壹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壹直没给他壹个明确的说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壹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壹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壹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后，又有过壹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壹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壹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壹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壹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壹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射秽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壹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壹报告。
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進”。说“反冒進”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妳不是反冒進吗？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壹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
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壹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
当时，正处于“大跃進”岁月，柯庆施还有壹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壹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壹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壹夫人江青的代号。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壹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壹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壹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壹“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壹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壹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壹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壹次相似。于是，这壹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壹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壹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壹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壹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
－－https://www.weibo.com/p/230418893863e60102w2v1?pids=Pl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2

2015年3月9日陶铸在中共党内残酷斗争胜出却难得善终
本文选自武宜三个人博客，原题为《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陶铸在文革中死去》
壹、陶铸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
当年对陶斯亮那封声情并茂、呼天抢地的《壹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很不以为然。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于她的爸爸陶铸、妈妈曾志以及他们壹伙用屠杀营造的恐怖把人性和壹切美好的东西都彻底摧毁了，才造就了这个连“党中央政治局的壹个常委，政府的壹个副总理”也自身难保的人间地狱。
陶斯亮也不清楚：当陶铸在卢山会议上和柯庆施等人壹唱壹和地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当他表示要做毛“从壹而终”、决不“移情别恋”的“贞节”之妇时，就已经注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权和“夫权”利剑之下的命运了。
二、陶铸在广西剿匪杀了数十万人
壹九五壹年五月中旬，莫文骅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途经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问：妳们（剿匪）壹共杀了多少人？莫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杀了XX万吧。毛又问：为什么杀那麽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听后唔了壹声，没再说什么。（4）这个“有人”，就是杀人魔王、南霸天陶铸。“XX万”即几十万，在陶铸、陶斯亮们的眼里这只是壹堆数字；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价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三、陶铸之杀人效率
十壹月十四日，毛给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并立即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到广西“帮助工作”，“直到剿匪问题基本解决”。早在东北剿匪中杀红了眼的陶铸，十壹月二十壹日在壹个加强排的武装护送下到达南宁。
壹九五壹年壹月七日和九日，毛两日三次通报表扬陶铸：“广西方面剿匪進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
壹月二十四日毛又电叶剑英、张云逸等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大大表扬了陶铸。
陶铸从十壹月二十壹日到职广西至次年壹月中，不到两个月就剿了九万余，处决了三千余；到莫文骅离开的仅仅半年时间，杀人的总数就达几十万，其杀人效率不可谓不高，所以毛泽东龙心大慰，对他褒奖有加。
四、陶铸杀了广西又杀广东
壹九五壹年十壹月，毛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最终毛决定改组华南分局，把在广西杀人成绩超卓的陶铸调到广州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十五载的南天王生涯便从此正式开始。
在毛的支持下，陶铸壹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谈整顿队伍问题时，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壹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壹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
在陶铸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由于过速过激，导致过左过火，赵紫阳当时作为陶铸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口号；数以千计的地主、富农，甚至工商业者和归国华侨自杀、被杀；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还迫害了许多地方干部，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和灾难。陶铸自己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只承认，“死人多了些”，说得多轻巧！
陶铸、赵紫阳来广东主持土改工作后，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壹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壹九五三年二月新壹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据《带刺的红玟瑰》壹书透露，粤西全区仅壹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壹个月，地主自杀已达壹千壹百六十五人；壹九五三年“土改复查”时，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壹个月中，自杀者又增八百零五人。
－－https://www.dwnews.com//中国/59640018/陶铸在中共党内残酷斗争胜出却难得善终

2007年12月29日张成觉：“南霸天”陶铸的升沈
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壹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引蛇出洞’。
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陶铸壹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着，甚至插上壹两句话以示鼓励。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
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
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壹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壹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
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略有文才，曾出过两本书：《松树的风格》和《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分别以其两篇散文作书名。
纵观其壹生，无疑属于毛的忠实信徒与走卒，毛昵称他为‘我们党的壹头牛’。因他的牛劲--蛮横固执，且不说前述剿匪`土改`镇反滥杀无辜，之后历次运动中亦害人无数。而其遭毛抛弃则引人深思。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3141.html

X年X月X日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谁
首先，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谁？我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得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曾志说：陶铸刚赴北京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参加主席召开的壹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遣工作组，这是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壹。”（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毛既然设这个“套”、放这个“诱饵”要整刘少奇，他能放过坚决支持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陶铸吗？这是明显的道理。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壹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换头术”的事情，即把邓小平的头移到别人（陈毅）的身体上。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确实符合事实。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泽东另壹个大的分歧，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7月2日，毛批示：“同意妳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壹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壹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進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進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進，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壹句话：‘希望妳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壹个重大战略部署？－－www.yhcqw.com/36/8807.html

2018年10月12日彭真之谜
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由于家贫，小傅12岁才上私塾。1923年入党后在太原、天津等地从事党务工作，做过天津党组织的书记和顺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北方视察顺直省委（机关设在天津）的工作，两人由此相识。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达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他的秘书是林枫），任命彭真取代了柯庆施的组织部长职务。
1937年5月，彭真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壹次见到了中央领袖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会后他正式改名彭真。此后，毛泽东倚重刘少奇在政治上平衡周恩来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抗王明、张闻天，在军事上牵制朱德、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连交好运。
随着刘少奇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势力也不断膨胀。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之妻陆璀是刘少奇的秘书，毛泽东以刘少奇、饶漱石来牵制曾把他轰下台的陈毅。彭真也跟着沾光，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兼整人的运动，大力批判王明路线，彭真与刘少奇、康生壹起成为整风运动的教主。而柯庆施则成了挨整的对象，被斗得遍体鳞伤；对柯庆施表示同情的陶铸也被关押起来。但是权谋大师毛泽东后来又出面将柯、陶两人救出，结果，这两个人对毛泽东感激戴德，对刘少奇等则心怀不满。
彭真的壹个独特贡献是：带头对毛泽东喊“万岁”，毛泽东很受用，对彭真也就壹再提拔。七届壹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三人，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发户是高岗、彭真。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指定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陈云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日本投降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干部 ——彭真出任东北局书记，第壹政委。勉强支撑了九个月，不得不让位于身材瘦小的林彪。十分丢脸地就地降职，尴尬地改任副书记、副政委。
不到壹年，刘少奇很快将彭真调到西北坡来，弄了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的头衔。在北平解放后，他又当上了市委书记，与市长叶剑英壹起管理首都。后因叶剑英南下就任广州市长，彭真遂于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长，那时当官没有届次和年头的限制，彭真壹当就是十五年，结果北京市被他打理成了“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有心削弱（注意这个词）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他倚重高岗去办理，不想高岗领会错了圣意，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
1954年9月第壹届人大召开，刘少奇成为人大委员长，他把彭真弄進人大来当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同样当了十多年。
中共八大是壹次盛会，有几十个外国政党的代表团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中只有壹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与七大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两个月后彭真率领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苏捷罗保阿南），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意共八大。与职业外交官和技术官员的出访不同，这类党务干部的出访主要是奖励性质，说明当事人正受宠信，因而可以享受这种免费到国外观光旅游的待遇，享受异国情调。
1959年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当上了国家主席，彭真虽然没有進步，但权势不减。三届人大会上彭真如前所述成为人大第壹副委员长，这应该是他在人大所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了。因为委员长是朱德元帅，这是彭真所无法逾越的。
刘少奇心目中护着彭真，而彭与林当年在东北形同水火，刘少奇言语之中还对身体病病恹恹的林彪多有怠慢。1964年7月他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各项指示得到贯彻落实，毛泽东没有忘记彭真是第壹个喊“万岁”的人，任命彭真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毛泽东是军事家，深谙用兵之道，知道要攻克核心堡垒（刘少奇），先得扫清外围阵地（彭真）；而要打倒彭真又得先拿下彭真的外围阵地，那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这位明史专家写了个剧本《海瑞罢官》，正好可以用来做做文章。于是刘少奇试图保住彭真，彭真则徒劳的想保住吴晗。彭真对壹名文弱书生的保护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天子发威，无坚不摧。1966年5月，彭真和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
1979年彭真得到平反，又進入人大，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和副委员长，并和赵紫阳壹起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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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28日 1997年彭真讣告：“斗倒”胡耀邦的强硬派
彭真因为长期担任北京市市长而为人所熟知，他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壹个重要受害者，在国内流放了12年，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才重新出山，帮助设立了中国专制法律体系的框架。其中包括壹部严格的刑法，这部法律授予了警察部门、检察院和法院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所不包的权力。他此前对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反对，壹直是阻碍经济改革步伐、减少政治改革希望的强大力量。
作为壹名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并让共产主义在1949年获得胜利的革命者，彭真参与了与塑造共产党现任领导层相关的所有重要决策，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让前上海市党委书记江泽民担任党总书记。
在促使支持改革的党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壹事上，彭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在1987年被邓小平赶下台。两年后，彭真大力支持实施军事戒严，以打压胡耀邦去世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支持民主的示威行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在壹场军事袭击中被镇压，彭真和邓小平及其他高层领导人壹起解除了接替胡耀邦担任党总书记的赵紫阳的职位，后者当时拒绝下令進行军事镇压。
胡耀邦开启了壹项反腐败运动，据说牵涉到了彭真唯壹的女儿，这進壹步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尽管彭真反对邓小平的许多改革举措，但是在其他时候都之紧密合作，其中包括在50年代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帮助清洗和迫害了壹大批知识分子。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1028/obit-pengzhen-95-dies-hard-liner

1989年5月24日八九文件：杨尚昆《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5月24日
请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主要给同志们说壹件事情，现在北京局势还处在壹个混乱状态。现在多数部队已進驻预定位置。前几天还更乱，所有军牌的车都不能通行。这样的情况还不说是动乱？首都的状况就是动乱。这个动乱并没平息。五月四日以后，突然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次运动是爱国的、是合理的，这壹下子又掀起了壹个高潮，又发展到绝食。
总之，我们每退壹步，他们就進壹步。目前集中壹个口号就是“打倒李鹏”，这是他们内部规定了的，其他口号就不要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现政府。壹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壹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壹点，接着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
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壹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所以邓主席就讲，这次学生闹事经过几次反复，两种声音出现，就是指的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这是壹个转折点。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面前，学生更起劲了。所以就曾经出现“拥护赵紫阳”、“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
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壹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壹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射秽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
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阳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人，妳们看他讲了些什么话？稍稍有脑子的人都觉得他讲得没有道理。第壹，他说我们来迟了，就哭起来了；第二，说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情现在解决不了，经过壹定的时期终究可以解决，妳们还年轻，路长得很，我们老了，无所谓。讲了这么壹篇调子很低沈、壹片很内疚的话，好像有很多委屈说不出来。
那天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临时不能不讲那段话，因为军车阻在那里，不讲几句怎么行呢？所以我讲军队是奉命来到北京，是维护治安，决不是对付学生的，妳们不信以后可以看。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这么壹个问题，怎么解决？今天我想给军队各大单位的同志先打个招呼。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壹套。现在有人散布说没有什么党，都是壹个人决定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说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小平同志决定的。稍有头脑的都觉得这是壹篇推卸责任的话，把小平同志摆在前面，说明壹切错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现在全党必须团结起来，壹心壹意贯彻“四•二六”社论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给妳们打个招呼，有个精神准备。今天已是戒严第五天了，五天来我们没有开过壹枪，没打壹个人，这壹点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工作。
－－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3.html

2009年8月11日邓小平利用和玩弄杨尚昆的故事
邓小平同杨尚昆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中共在1930年代的江西苏区。杨尚昆利用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分配物资，有壹次，特意分配壹些奶粉（张学良用卡车送给中共的）给重病中的邓小平，把处于死亡边缘中的邓小平救活了。可见，邓杨关系之深。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靠的是其军权独大。这个军权独大实际上是杨尚昆帮助的结果。1991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与杨尚昆同行。壹方面是假借杨尚昆的军权，宣示，支持改革开放，向保守派示威，赢得地方要员的支持改革开放。另壹方面，也可防止杨尚昆留在北京搞政变。
据说，杨尚昆在1991年左右，要把北戴河的保卫，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转交给河北省军区负责。但是，遭到了邓小平的拒绝。显然，杨的亲信在河北军区。
邓小平在1992年利用完杨尚昆后，在10月的中共14大上，抛弃了杨家，把杨家的军权削去，只留了杨白冰当政治局委员。因为这时，江泽民已经抛弃了陈云保守派。
杨尚昆1992年失去权力，从此，断绝了同邓家的来往。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8/zhouyahui/39_1.shtml

2013年1月17日镇压六四主将、党内斗争牺牲品杨白冰病逝
权倾壹时杨家将
终年93岁的杨白冰在1997年离休前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是权倾壹时的“杨家将”的主将之壹。
在他的胞兄杨尚昆1981年获邓小平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后，杨白冰也随之在军内步步高升，担任极为重要的北京军区的政委。在1987年十三大后，杨尚昆出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白冰则升任总政治部主任，获上将军衔。
六四屠城掌军权
据资料记载，6月3日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和姚依林紧急磋商，决定对天安门学生“平乱”时，杨白冰也在场，而在6月3日当晚在中南海坐镇指挥的高层中，除李鹏、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外，还有杨尚昆和杨白冰。
杨白冰被背黑锅？
香港媒体在2004年报道说，当时的中宣部制作了壹个“六四风波的经过”的光盘，要求司局级以上党政军官员观看，以便统壹思想，而且是“当场看，当场收回”。按照这个光盘的说法，当年在下达镇压命令上签字的便是杨白冰。因此，有不少人相信杨白冰是当年戒严部队的总指挥。
但是，有分析说，这个光盘显然是为了撇请李鹏等人与六四的关系，因为当时杨白冰尚未進入中共最高决策圈，在军委9位成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不可能轮到他签署镇压命令。
旅居洛杉矶、专门研究六四的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说：“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杨白冰无疑是六四镇压当中的壹个主要人物。在戒严部队方面也是壹个主要的人物。至于是不是他签发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掌握具体证据。”
党内斗争牺牲品
报道说，杨白冰的举动让江泽民感受到威胁，因此在曾庆红的协助下，通过现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联系，力陈“杨家将”夺权危险，又指杨尚昆想在邓小平过世后“平反六四”。
在十四大上，杨白冰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却被免去军权。第二年，杨白冰正式退役，杨尚昆也在十四大后离休，“杨家将”从此消亡。
杨尚昆反悔六四
据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好友、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说：“鲍彤也说，在5月17号邓小平决策以前、戒严以前，杨尚昆和赵紫阳的观点是壹样的。宗凤鸣那本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的和他给我讲的时候也是壹样的。那我说为什么他后来变了，他说我们共产党的规矩就是上边的领导变了，我们就得变。”
媒体报道，杨尚昆对“萨斯英雄”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壹定会得到纠正的。正在病中的蒋彦永周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有关报道。
关注有无回忆录
2010年，网上有消息说，杨白冰曾计划让壹位在中山大学讲学的美国教授编写他的回忆录，讲述杨家在当代历史的作用，有意澄清自己在六四中的角色，结果在采访和初步工作完成后被当局阻止。
－－https://www.voachinese.com/a/yangbaibing-20130117/1585554.html

2011年02月03日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
如果下面杨尚昆的日记是真的，邓小平和胡耀邦都罪该万死！
杨尚昆这个日记内容，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1989年的镇压，是妳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俩参与支持的结果。妳杨家兄弟是脱不了干系的。
胡耀邦住院期间，邓小平拒往探视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经过壹时抢救后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
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李鹏和乔石提出："小平同志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壹下耀邦？"邓小平迟疑壹下说："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况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几天医院就好了。"
1989年4月14日，在医院第二次发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等联署上书邓小平："盼小平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邓小平委托邓林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
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壹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壹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壹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壹面，耀邦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壹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壹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对64事件有自己的看法
1989年6月23日：“人民军队怎能向人民开枪？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可是物价飞涨，官倒横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烈不满。64事件中学生是有错，可也不能开枪呀。"
对杨白斌下台不满
1992 年11月15日：“我真想不通，白斌只是召开壹次权力赋予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要篡党夺权？妳小平连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可以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又算什么？”
杨尚昆为赵紫阳打抱不平
1997年12月11日：“今天听绍明说，他听紫阳的二儿子赵二军说，他爸爸已经被完全软禁。连他妈妈出去买菜回来时菜篮子必须经过警卫的检查后才能進院子。紫阳非常愤怒，但在赵紫阳这件事上，我的话江泽民是听不進去了的。看来只能希望李鹏能过问壹下了。”
试题为邓小平子女说清
1998年1月20日：“邓林今天来我住处，壹進门便放声大哭，说江泽民要法办邓质方。原来邓质方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被人揭发。江泽民不得不下令将邓质方拘留。卓琳去了江泽民处大吵大闹，扬言要自杀。邓林要我找江泽民说说情。我只好给江泽民打了个电话，说手下留情。”
杨尚昆坚信64会平反
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医医生蒋彦永来我住处，向我提出了壹个问题：我能否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经历告诉您？我说当然可以，他便讲述了64期间他抢救被子弹打伤的民众情况，其中还包括壹名解放军少校。也谈了他对64的看法。他问我解放军怎么能够向老百姓开枪？我听了以后，说，我年纪大了，已经无力纠正，但只要共产党是壹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政党，就壹定会纠正这个错误，在适当的时期为64平反。”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102/zhouyahui/23_1.shtml

2018年3月11日毛泽东整死刘志丹习仲勋险遭活埋
据澳洲日报早前援引淳于雁的文章报导，延安是毛发迹的主要根据地，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做“偏安的小朝廷”。是他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用恐怖威慑手段整肃折服大批知识分子的地方。1935年间落荒到达陜北以后，为了夺取最初领导革命武装在那个边区打游击，创立了壹片根据地的刘志丹等人的领导权蓄意谋害他们。
毛按照他的拿手好戏“先打后拉”的老办法，以“中央”的名义把刘志丹等人抓起来监禁，动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杀了不少刘的部属。
当时习仲勋是刘志丹手下的主要干部之壹，也被关在瓦窑堡的壹所监狱里。他在回忆当年的恐怖情景时，提到活埋了许多陜北的军官。他说：“埋人的土坑都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就在这个关头，已经整服陜北人的毛泽东变换壹副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杀人，把刘志丹等人全部释放归队，宣布“肃反”是严重的错误云云，他不但不必承担滥杀无辜的责任，反而成为“救命恩人”。
但毛泽东对于陜北土生土长、甚得人心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仍然不放心，阴险的毛便打发刘志丹率部“东征”。结果与阎锡山的军队发生遭遇战，报告说是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進攻的红军时，打中了刘志丹的心脏，使他 “壮烈牺牲”。
毛为了利用刘志丹在陜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资永久纪念，并为他亲笔题词等，实际上是“烟雾弹”罢了。
刘志丹死时年仅33岁。对于他的死因，当时就有许多疑点，要点是壹起参战的战友知道他既不在冲锋队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点之内，而是在离现场200公尺外的小山头上观察战事。
刘志丹死时，他的警卫员被支走找医生，只有毛派去“保护”他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壹看其胸前伤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弹不是从胸口打進去的，而是从背后打進去的。在刘志丹死后，他所部的两位指挥员杨琪和杨森，也同样在战斗中离奇地“被击毙”了。
与刘志丹之死的案件相关还提到，60年代初，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出壹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长刘志丹英雄壹生的长篇小说。1962年脱稿后，尚未出版就被壹些报刊连载、转载，好评如潮。
毛依据康、阎的报告，在全会上亲自宣布把《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点名看过小说原稿的习仲勋是“黑后台”，揪出了壹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立即撤职查办，“壹网打尽”。
－－https://www.ntdtv.com/gb/2018/03/28/a1366972.html

2018年8月6日习仲勋两次陷山头牢狱之灾毛泽东玩这是高手
毛泽东是玩山头政治的高手，既擅长拉山头、树山头，更擅长削山头、夺山头，拉自己的山头让它壮大。井冈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头，被毛泽东收编了；朱德、彭德怀两部人马其后上山，被毛泽东“会师”了。四方面军本是张国焘的山头，张与毛在长征途中尴尬会师，最终被毛打散了。
中共历史上的山头政治
中共凭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从占山为王起步。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冈山乃是中共第壹山头，是取之不尽的政治富矿。毛壹辈子胡作非为，其壹切“伟大革命事业”无不以井冈山上所掘取的“第壹桶金”为基础。
红军时期的各大根据地、三个方面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大敌后根据地、党的白区组织，“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四个野战军、六个大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都是有壹定份量的政治山头。战争年代，山头是中共组织体系的结构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各山头之中——去掉了这些山头，中共就只剩下壹副空壳，与“八个民主党派”无异。每个山头都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劳，于是乎，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资格——老壹辈死了，“红二代”、“红三代”们还打算著世袭这壹资格。
毛泽东“五湖四海”用人术平衡各山头势力
中共建国以后，无论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名额，部委、军区和各省的权力分配，还是元帅、大将、上将的授衔与排位，都曾刻意在各个山头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
国统区的党组织、中共长江局、新四军本该是周恩来的山头，毛对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热。皖南事变后，毛联合刘少奇予以接收改组，再经延安整风，周系山头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更惨，虽曾长期以中共理论权威、意识形态正统自居，却壹直未获得拉山头、建实力的机会。张闻天做了七年名义总书记，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山头作后盾，始终根基浮浅，腰杆子硬不起来，毛泽东“只需动壹动小手指头”，就轻而易举将他推倒下台了。这说明，在中共的政治气氛里，虽有派系，若无山头，也终究站不住。
山头与正统：从井冈山到陜北
中共山头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正统、非正统之别。以壹方面军壹军团为正宗；其次是长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红军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正宗）；再次是陜北老革命。毛泽东从井冈山起家，在陜北发家——从地方割据走向统治全国，陜北堪称中共福地。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陜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壹，壹九六二年因小说《刘志丹》无辜蒙冤，被毛泽东诬以“利用小说反党，是壹大发明”。当时向康生揭发习仲勋的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就是抓住了“正统”二字大做文章。
习仲勋两次陷山头牢狱之灾
阎红彦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长的陜北老革命。陜北原本是个小山头，又分成陜北与陜甘边两块，形成了谢子长、阎红彦壹派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壹派，两派不和，内斗很激烈。“三嘉原事件”两派火拼，阎红彦充当谢派打手，亲手枪杀了刘部骨干赵连璧，缴了刘志丹的枪，还就地解散了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从此两派结下不解的仇怨。当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陜北时，刘志丹派干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陜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均被严刑拷打、残酷虐待，命在旦夕。此后高岗成为毛的亲信，高又将习仲勋推荐给毛，延安整风时毛亲自召集西北高干会议，追究当年肃反责任，并将高岗树为“陜北正确路线的代表”。但阎红彦们不服输，阎壹直认为刘志丹派不过是打家劫舍抢女人的土匪。阎以此与高岗、习仲勋为敌，从不放过任何壹次落井下石的机会。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8/06/866206.html

2018年10月1日高新：习仲勋居然是毛泽东反右“阳谋”部署的主要参与者之壹？
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
而事实上是当时的齐心在女儿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无门，是胡德平先在自己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冒昧求见”（习近平当时的原话）的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会面，然后才有了胡耀邦以自己家中秘密会见习仲勋家属的故事。
胡耀邦提醒他们壹定要过了王震这壹关。
习仲勋及其家属在胡耀邦的点拨下为先复出工作再争取“彻底平反”自己“冤案”找到了切入点。齐心带着习仲勋亲笔信求见王震得到恩准。
说起中共政权的元首之父习仲勋“壹生未整过人”的故事，连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都是赞许有嘉，殊不知中共党内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比如因为当年给王震当过秘书而官运亨通，日后官至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笔名王小石）就说过：“习仲勋当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惨”。
五年前习近平左手牵着彭力媛，右手牵着习仲勋夫人齐心到人民大会堂为习仲勋百年冥诞默哀之后，笔者在中国内地壹家网站上读到过壹篇文章，质疑习仲勋“壹生未整过人”并非事实。
1957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盛情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习会前安排手下，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会上突然指责储安平，批判他的“党天下”的提法属严重错误……
当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亲自督导和主持的“反右”斗争到1981年的“改正”工作结束，但是仍有极少的壹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包括储安平在内的5名“右派分子”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这五大“右派”里又属储安平的下场最惨，不但倍受凌辱、惨遭迫害，文革中怎么死的至今都未被搞清楚。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委婉地批评中共治下的政府已经成为“壹党天下”，此文壹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习仲勋主持的座谈会开过仅隔壹天，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运动爆发。
六月六日习仲勋无疑是奉毛泽东之命召开，“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习仲勋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壹封匿名恐吓信，其中有指责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的内容，最严重的莫过于“共产党如果只认妳这班人的话”，“总有壹天会走向灭亡”。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也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随时留意，全家留意”。
事隔壹天，平地壹声炸雷，《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卢郁文和习仲勋的“匿名信事件”成了毛泽东社论中的中心议题，成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
怎么了？昨日的毛泽东还和颜悦色，今日怎么变得青面獠牙？五百万当年的知识分子们，和今天数千万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愤怒地问天、问地、问鬼神：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不屑地回答道：“这是阳谋”。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840

2018年5月16日网曝邓小平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内幕
中共高层权斗自中共建党以来就壹直持续不断。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5月14日刊文，揭露邓小平多次整肃习仲勋。文章说，邓小平就是因为向毛泽东告发高岗才得到重用，如果没有高岗事件的发生，邓小平的上升是不可想像的。很显然，邓小平在取代高岗的前提下，当然就容不得习仲勋在中共高层继续受到重用了。
另壹次是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华国锋和胡耀邦都坚决支持给习仲勋“彻底平反”，但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坚决抵制重新评价高岗的问题，牵连到习仲勋，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是1980年才发出的。
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進京。邓小平被调任副总理，而习仲勋被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54年，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从而让自己壹人独断，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当高岗想与邓小平联合对付刘少奇时，邓小平不明事理却向毛泽东告高岗的密，使得毛不得不抛弃高岗。同时，邓小平也因此受重用。
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作检查。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才过关。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而习仲勋只是担任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康生整习仲勋的帮手。
文革后，邓、习两人矛盾并没有结束。邓小平起先不同意习仲勋复出，要先让习保证与邓保持壹致才可复出。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但不能進京，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原职，而是离京到广东省担任领导。习仲勋1990年“被中央批准到南方休养”，实际上是被贬出京，流放外地。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有小道消息说，邓小平与习仲勋当时同在深圳迎宾馆的不同建筑里，两人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有消息说，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广东和深圳方面已经在邓小平抵达之前安排习仲勋暂离深圳去广州“视察”了几天。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5/n10396981.htm

2018年6月26日陈云：高岗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对高岗来说，陈云是其特别信赖和倚重的密友。在东北时期，陈云同高岗在工作上紧密合作，关系密切。
在高岗与刘少奇的对决中，陈云选择了站在刘少奇与邓小平壹方。由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毛泽东设计的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人相互制约的格局破产。1953年11月，在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揭发高岗私下進行串连活动后，毛泽东决定牺牲高岗。
陈云在1954年2月16日的会议上发言，同高岗划清界限：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壹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壹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https://www.dwnews.com/中国/60066780/陈云高岗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2017年5月15日时任中纪委第壹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高新)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壹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壹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壹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壹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家在中南海深处的陈云和李先念，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陈云比李先念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壹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壹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壹职看出壹点蛛丝马迹。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進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進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壹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壹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著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妳不要过问。”
堂堂壹个省委第壹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壹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著中纪委第壹书记。状告中纪委第壹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
有壹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壹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05152017124546.html

2007年5月17日齐戈：从陈云的胡言看《新闻法》的流产
在中国，真实的状况则是，言论自由至今是我们被打压、被恐吓乃至被迫害的源由，这只是壹个浅显的常识。对于官方来说，他们把持了出版、把持了报刊、把持了广播电视还不够，还把黑手伸向了网络，那些冠冕堂皇的种种理由，目的只有壹个，就是要把网络上那点可怜的自由，杀他个干干净净。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3年，作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绩伟，接受了彭真委员长交给他的壹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法》。这个任务当然是由通过最高决策部门（中共中央）决定，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来实施的。然而，有个权威人士对此竟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壹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鉆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鉆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胡绩伟：《胡绩伟自述》第四卷）这个所谓的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关于《新闻法》的壹番谬论，不过是亵渎政治文明的“臭屁”，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的公开挑战。把陈云这番谬论称为“臭屁”，看似粗鲁，其实称他人的言论是“放臭屁，”发明权属于我们这位陈云先生。著名演员赵丹在临终前说了壹段话：党管文艺，管得太多，文艺没有希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赵丹憋在肚子里这番诤言，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陈云这种误国误民、亵渎政治文明的胡言乱语，就是放了个大大的“臭屁，”真是绕梁三日不绝，其味至今难消。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舆论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7/0517/40862.html

2010年4月10日中南海三代核心内情：另壹“太上皇”陈云赞军队六四镇压
中共党头、财头陈云，在毛泽东时代，经常因病休养（自称身体差，却活了90岁，1905-1995）远离政局核心，躲过多次劫难。
中共历史的新帐旧账，毛泽东周恩来有份，邓小平陈云也有份。“六四”之后的1990年，陈云说，“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壹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没有军队不行。壹定要把军队建设好。”这里的“党的指示”，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人说了算，两人之中若壹人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
八九年“六四”前，邓、陈壹直有矛盾，表面上相互吹捧，实际上对着干，邓小平要商品经济，陈云坚持计划经济，最后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在政治路线方面，邓与陈壹直深度合作，从不马虎。
1954年2月，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坚持毛泽东的党主路线，批评他的同事高岗、饶漱石所谓反党分裂活动，称“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高级领导人员”。
1968年毛泽东搞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陈云有份。
当时也有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但陈云公开说“小平同志不愿意干”，邓小平自己也知趣说“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最后挑了壹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级别的胡耀邦、赵紫阳，胡、赵实际是高级办事员，只能遵从邓小平、陈云处处发号施令。如赵紫阳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陈云批评“不能搞”，否决了赵紫阳的意见；陈云还批评胡耀邦这样的“壹把手”“却是常委不常开会”，批评胡耀邦不讲民主，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面对太上皇发号施令，什么民主制度也没有用。
1982年，中央党校教员阮铭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称赞西方制度的文章，被称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陈云就批示给胡耀邦，“应该开除阮铭党籍，调出党校，并由中宣部通知各报，不让阮铭再在报上发表文章”。
后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也不是所谓“第三代核心”，在陈云眼里不过是又壹傀儡。以前批示给赵紫阳的文件，现在又转到江泽民头上。
－－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4/201004100223.shtml

2015年10月31日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
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壹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壹个沈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在壹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壹个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壹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壹的史料价值。其特征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
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壹书记），在信阳地区有“壹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進”不是那麽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麽“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麽多人。
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的重要贡献，是第壹次公开揭露“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壹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则在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明知“大跃進”造成大量饿死人，仍然要坚持“大跃進”专制，对大量饿死人无所谓。
路文说——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1959年春（2月），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壹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虽然只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饿死五千人也是惊天动地的，必然要报告毛。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以“大跃進”杀人。）
路文又说：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其实仍在继续）。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壹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妳为什么不揭省委，妳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吴芝圃）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壹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壹般不要处分人。”
李先念以前壹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信阳事件”中，但路文说，李先念提出“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饿死率，也是“信阳事件”的责任者之壹。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壹齐抓，壹手抓征粮食，壹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央视不敢报：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加载吉尼斯纪录
中国人因粮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進入人们的视线，即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见该书第114 页）。而这场大饥荒的缩影即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壹百多万人的灾难。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原题为《以惨烈加载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如今“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作者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
“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强迫命令之风刮起。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壹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壹半之多。
“反右”之后，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此后信阳地区的“大跃進”迅速风起，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壹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壹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壹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壹头母猪壹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
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壹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中共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壹个人说破。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壹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進’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中共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壹再要求各县、市壹定要冷静，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时任中共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進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民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壹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
“大跃進”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此外还有壹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妳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壹字不提。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调查，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曾多次落泪。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补课”。
耗时几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促使毛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壹）在这壹系列运动中滥用“阶级斗争”“法宝”。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
（四）“信阳事件”曝光后，共产党民心大失。
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壹段振聋发聩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麽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壹个粮库。”更催人泪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赵紫阳：是他反对邓小平将仇恨转嫁我
在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的谈话录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内部就已出现几位中共元老“倒赵”的迹象。
早在1988年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就已经找邓小平“谈了赵紫阳的壹些问题”。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陈云、李鹏就已经策划过打倒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宫廷政变，并提出江泽民继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的政变后的新班底。
那麽，李先念为会何仇恨赵紫阳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壹个代表。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据记录，当年李先念记恨赵紫阳“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李先念的话”，他还曾经让王任重传话给赵紫阳说：“对几个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壹个人的话！”
《改革历程》中分析指出，由于文革期间及文革后三年这段时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经济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时期的经济工作“非常不满意”，因此李先念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
本来他指望和邓小平、陈云壹起充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婆婆”，但是邓小平偏偏说“只有壹个婆婆”。所以，“气不打壹处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发泄在赵紫阳身上。
据李鹏的“六四日记”，当邓小平决定罢免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后，李先念和薄壹波更火上浇油地要求对赵要“壹抹到底”。
最终，“李先念成了‘八九风波’中达到预定目标的胜利者，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邓小平在道德上彻底输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舆论的严厉指责。”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2014年1月24日大将罗瑞卿以“莫须有”罪名捕杀了多少人？
1951年1月24日罗瑞卿到广州，以“英国特务”罪名，逮捕了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陈泊（1909-1972）；同时以“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罪名，逮捕了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1909-1972）。因二陈被捕株连而遭逮捕审查的广东省公安厅就有700人，广州市公安局又有300多人；二陈均屈死于冤狱。
1954年底，罗瑞卿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1912-1999）以“内奸”、“反革命”罪名逮捕，杨后被关押共28年，杨案株连上海市公安局内部700人遭逮捕审查。
1955年5月，罗瑞卿奉命将文学家胡风（1902-1985）逮捕，株连逮捕、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2700多人。
1957年反右运动中，罗瑞卿又在公安部内抓出右派64人，划定“中右“（准右派）49人。
罗瑞卿自己，1965年被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指斥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遂被撤销军事职务；1966年3月18日不堪忍受批斗，跳楼自杀未遂，双脚跟骨伤残。
1967年1-3月罗拖着伤腿不断被批斗。
1971年”九壹三“林彪坠机葬身荒漠后，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代表时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听了林彪的”壹面之词“而”错整了罗瑞卿“。
1966年5月23日，正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身份宣布“彭罗陆杨“四人为”反党集团“，并主持批判。
1978年8月12日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邓小平的悼词中有“学习他…..对敌恨，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句。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38518/article-194529.html

2018年2月21日文革第壹件祭品：罗瑞卿
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要打倒谁？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壹身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罗瑞卿。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首先要获得的枪杆子的支持。
众所周知，罗瑞卿曾与林彪长期共事，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两家的关系也很好，1959年正是在林彪的提名下，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才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协助林彪执掌军权。而罗瑞卿与毛泽东关系同样亲密，其出任公安部首任部长负责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正是出自毛泽东的点将，因此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与毛泽东、林彪如此亲密的关系，为何最终却被抛弃？
公开资料显示，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在于军队中“突出政治”与“抓军事训练”的矛盾，林彪强调“突出政治”，罗瑞卿强调“抓军事训练”。1962年林彪因身体原因修养后，由贺龙接替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逐渐倒向贺龙，1964年举行的全军大比武，颇有些刻意强调军事训练以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意味。
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突出政治“，很难不让毛泽东多想，更何况当时毛泽东名义上是退居二线，曾经的”大警卫员“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就不听招呼了，极易被视为壹种背叛。
更加严重的是，贺龙通常被认为属于刘少奇、邓小平壹线，罗瑞卿的”背叛“更加被坐实。
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5月、6月间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曾在京西宾馆谈话，叶剑英称“他（罗瑞卿）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荣臻答以“坏就坏在手长上！”“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壹个圈子。”
据邱会作回忆，在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时前，元帅“除了贺龙壹个以外，对其他元帅，叶帅该‘打招呼’都打到了。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突然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仅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会议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壹到上海就被软禁，并未出席会议。罗瑞卿被解除壹切军职，仅保留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66年5月毛泽东将罗瑞卿、彭真、杨尚昆、陆定壹打成反党集团。至此，文革的专政工具与舆论动员已经完成，壹切就绪只欠“五壹六通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80221/903295.html

2016年4月14日另类元帅叶剑英的另类历史功绩
说起来叶剑英应该算是林彪元帅（黄埔四期学生），徐向前元帅（黄埔壹期学生）的老师，但从军功或战绩看，老师显然比不过学生；就军功或战绩而言，不说与其他元帅相比，即使与粟裕，徐海东等大将相比，他也显得黯然失色，所以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之中敬陪末座，说起来也不算是失之公允的事吧。
但叶剑英最大的历史功绩据说还是在于从前在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企图裹挟并危害中央的时候，通风报信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得以率领中央和壹方面军红军之壹部及时金蝉脱壳，化险为夷，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然而对于这件大事的历史真相，历来质疑声不断。因为不仅当事人之壹的张国焘壹向断然否定曾经有过那份密电，另壹位当事人陈昌浩也矢口否认曾经收到或见过那份神秘电报。即使在后来回到延安接受批判，再三检讨跟错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时候和由苏联返回中国，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含冤而死之前也从来不曾改变过对那份电报存在的断然否认的态度。
从常识上看，当时壹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关系紧张，几近对立，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老道，警惕性极高，他对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都会严守党内高层机密，对于壹方面军派到他身边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如何可能让他得到四方面军内部最高机密的神秘电报呢？
我以为即使上述神秘电报是并不曾存在过的，毛泽东说叶剑英“大事不糊涂”仍然可谓有识人之明且恰当无比。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壹个使得壹方面军迫不得已而出走的正当理由或借口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剑英雪里送炭送来了那份神秘电报，即使那电报是子虚乌有的杜撰，那杜撰的电报也因为被需要而弥足珍贵。
叶剑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大事不糊涂”的角色，并非长征时那仅有的壹次。
在南昌起义（或暴动）时，他也曾做过壹次类似的“大事”。当时的情形简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的：对于是否举行暴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主张不顾壹切发起暴动；但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试图终止起义计划，并争取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张发奎将军壹起返回广东重新北伐。张国焘和叶挺也觉得联合张发奎的计划更有成功希望，因而对于是否发起暴动有所犹豫。在此关键时刻，据说叶剑英获悉了汪精卫，张发奎等国民党“左”派密谋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的阴谋，并及时通报消息给贺，叶二人，从而最终促使领导者们统壹意见，举行了暴动。
然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将军晚年有壹本口述自传。在那本自传的有关南昌起义的章节里张将军断然否定他曾有逮捕加害共产党人的念头或计划，用他原话说：“若要逮捕他们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张发奎说：“他们（指他部队里的共产党）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我从不逮捕共产党员个人”“此外，我从来不相信屠杀能解决问题。”
叶剑英相隔数年，在南昌暴动和红军内部斗争分裂的重要历史关口，两次截获高度机密，两次通风报信，两次影响历史走向。他因政治需要而获取机密或者说“创造”机密的特殊才能委实让人惊讶。
叶剑英还有壹件“大事”值得壹提。那是在他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发现”他的下属广州军区第壹副司令员陈光有“严重政治问题”，然后命令原陈光部下的李作鹏利用陈光的信任，诱捕陈光，并宣布了陈光的四大罪状：壹，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壹起，以情报资敌。二，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即叶剑英本人）不满。三，可能外逃，据说准备去香港，然后蒋介石特务可以将他带去台湾。四，家中私藏大量武器。
陈光从红军时期开始就是壹个能征惯战的著名将领，曾经代理林彪担任过红壹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115师代理师长。立下过许多战功。他性格倔强，也不服气叶剑英，并因而对叶剑英有所得罪。他被拘禁后要求李作鹏通过老首长罗荣桓找毛泽东申诉，但被叶剑英阻止。虽然在陈光被拘捕后，搜查他的住所时，没有发现武器，清理他的私人文件时也未发现通敌证据，但陈光仍然被开除党籍，并被拘押，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
由当年同样得罪过他的罗瑞卿文革中遭受冲击，跳楼自杀而未死时，叶剑英赋诗庆贺的作为看，他应当不会为陈光之死感到遗憾和内疚的吧。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rticle-248875.html

2009年5月毛泽东与叶剑英的特殊关系：壹次合伙阴谋，终身受用无穷
壹九三五年，当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面对兵力是中央红军八倍的张国焘心中发怵，怕张以手中枪杆子指挥中共并坐上党魁的位置。当毛泽东率右路军走出草地后，毛泽东忽然率领右路军中的林彪、彭德怀的壹、三军团和中央机关约八千人悄悄地背着徐向前及左路军的四方面军两个军逃之夭夭。完全违背了中央会议上由张国焘、朱德的总司令部统壹指挥红军、统壹行动的决定。毛泽东死后，叶剑英多次在华国锋面前如此这般地演义这壹事件，以表当年挽救党中央的丰功伟绩。
据说中共数年前曾对这壹历史公案進行过调查，调查中有人竟说出了这种话：“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但毛和叶的个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
毛泽东和叶剑英这次改变中共历史的超级大阴谋，却使二人终身受用：毛泽东度过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最大壹次权力危机，并進而顺利实现了主宰中共，夺取天下的皇帝梦。叶剑英从此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官运亨通。从未指挥过壹次战斗居然凭资历就封了壹个元帅。（这让无数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们心生不平）且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风浪中稳坐钓鱼船，再大的雨点也落不到他的头上。
毛泽东不整叶剑英除因叶本人谨言慎行，且无多少战功、威望、野心外，还有壹个原因是怕叶剑英把当年合伙安张国焘罪名的真相抖出来。如果叶抖出了真相，那毛泽东的“伟、光、正”形象就全毁了。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5/qiuguoquan/50_1.shtml

2017年5月19日叶剑英联手华国锋也斗不过邓小平
(叶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壹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有意全力扶持钦定接班人华国锋，这符合叶的秉性和利益。挺邓复出方面，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都是邓的盟友，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指望重新分赃。壹旦分赃完毕，利益集团才开始重新排列组合……，此为后话。
华壹旦被废，叶的摄政地位立马失效。这壹点已被事实证明。1982年12大上，华被废，汪被撤，胡接任党魁，赵接任总理，邓接任军委主席。保留了叶的常委、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1985年，未等5年任期届满，“叶以健康为由辞去党内外壹切职务”。
总而言之，华叶联盟粉碎四人帮，客观上为邓复出清扫了障碍，但主观上不可能是为了给邓让位。叶扶持华，多美的差事?于国于己，皆可名垂青史。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519/931799.html

2016年2月10日陈伯达和聂荣臻，谁说的才是真话？
陈伯达晚年做过壹个口述回忆，由他的儿子陈晓农记录编纂为《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壹书。在这本书里有壹个章节提到陈伯达曾经救过毛泽东。陈伯达回忆说：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时，有壹天国民党飞机忽然飞到阜平上空，陈伯达听到飞机轰鸣声，感觉情况不对，赶紧跑到毛泽东居所对毛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毛泽东原本在那里犹豫，听陈伯达这样壹说，就与警卫员走出了屋子。毛泽东离开屋子后，陈伯达为吸引飞机注意，故意站在院子当中不走。毛泽东注意到后回头喊他：“妳怎么还不走哇？”，他只喊：“主席快走！主席快走！”到确认毛泽东已安全时，陈伯达也赶紧跑出院外，此时飞机已经俯冲扔下炸弹。陈伯达在壹个低洼处卧倒，炸弹在院子当中爆炸。屋子的窗玻璃都被炸弹击碎了。陈伯达说：“如果晚走壹步是很危险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他听到飞机声并看到轰炸机后跑到毛泽东房间里，看到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妳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壹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聂荣臻的回忆录里接着这样描述道：“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去防空洞，心里急了，壹连几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妳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妳的安全负责。’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于是，聂荣臻“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聂荣臻向边上的“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壹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江青害怕，壹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擡著毛泽东同志走到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到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壹团团浓烟。”
同壹时间，同壹地点发生的这同壹次历险经历，声称前去救毛泽东脱险的却有两个人。彼此在回忆录里都未提到对方，可见共同救驾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麽陈伯达与聂荣臻，到底谁才是当时在场的救驾者，或者说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呢？
值得关注的是陈伯达原来壹直不曾提过这段往事，后来文革中他倒台，被关到秦城监狱。在進监狱时，他万念俱灰，忍不住喊叫到：妳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救过毛主席。这样他的这段往事才披露出来。当时毛泽东健在，已由中央第四号人物沦为反革命阶下囚的陈伯达如果无中生有妄造救驾经历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事实上不仅没有人戳穿他是妄言杜撰，而且他在监狱的待遇还在他说出那段经历后很快得到了改善。可见陈伯达造假的可能性是并不高的。－－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rticle-243581.html

2018年3月19日粟裕蒙冤离世真相：遭聂荣臻刁难
根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壹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然而《粟裕蒙冤始末》辩称：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壹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壹出现的壹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聂荣臻因上报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壹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壹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壹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妳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此后，粟裕不仅被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最后还上升到“里通外国”与“军队的坏人”，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与信任，使之撤销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
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汇报了自己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并请求他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宽慰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但他实际上并未真的准备“说话”，杨尚昆曾专门为此事同聂荣臻商量，问他怎样处理？聂荣臻却说：“我考虑考虑。”
其时，彭德怀、陈毅早已不在人世，聂这壹“考虑”，粟裕也就只能带着遗憾直去见马克屎了。
－－https://www.dwnews.com/中国/60046635/粟裕蒙冤离世真相遭聂荣臻刁难

2018年5月25日六四回眸：七上将反对镇压两元帅力挺戒严
1989年“六四”期间，邓小平于5月17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
5月21日，叶飞等七名中共开国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并要求军队不要進城。
促成此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经济学周报》两位副总编辑罗点点和高瑜，她们后来被捕。罗点点原名罗裕平，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她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健在的开国上将，得到七人签名：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老上将。
这封联名信送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北京爆发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百万民众上街，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表白自己，皆保持了沉默。
5月22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徐向前、聂荣臻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5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壹封《邓颖超致首都同学市民的信》，里面写道：“亲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恳切希望妳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次解放军奉命進驻北京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证大家有壹个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5/25/7283502.html

2015年5月25日徐向前被掩盖的真相：紧跟文革诬贺龙政变
文革爆发后，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可谓“壹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我劝妳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妳们的做法，妳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妳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
关于1月19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壹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著桌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如此叙述：“过了壹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妳是胆小鬼！妳怕什么？他们能把妳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1966年的10月开始，邱会作就被总后造反派批斗“车轮战”，被搞得晕厥。林彪下令邱会作到西山去，还特意批示到：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无视林彪的批示，打电话给邱会作：我不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妳下西山，去见群众。”邱会作无奈，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严刑拷打，致终身残疾。后来又被林彪救出。
林彪曾经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双关语，壹方面是保，另壹方面是批，重点是保。在赵被造反派冲击后，林彪第壹个提出让赵到北京的西山休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壹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壹句顶壹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下了西山的赵尔陆，终因遭受迫害导致的过大心理压力和压抑，最后引发心脏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谓不是个悲剧。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是谁下令赵尔陆下的西山？就是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
徐向前针对贺龙说：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在公开场合明确说贺龙政变的最早的材料。
－－https://bbs.wenxuecity.com/culturerevolution/752352.html

2018年8月22日徐向前对邓小平有三大意见壹大遗憾
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党内对于事件的定论从未停止过讨论。1992年以来，历届的中央政治局对六四先后讨论了十五次。虽然偶有不同意见，但最后都是回到原地。
1990年5月，徐向前以党员、军人、战友的身份，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致信，对八九政治事件的处理表示难以理解，有所保留；批评党内腐败、社会道德风气、高级干部特权；批评邓小平用人不当，指：选用胡耀邦是正确的，对其批评、帮助也是必要的，“撤换”则是大错……他（指邓）个人说了算，排斥大多数同志对赵的反对意见。徐向前特别提出：要宽容、谅解学生，采取措施恢复社会共同和谐、向前看的局面。
在徐向前病重临终前，邓小平与徐最后壹次见面时，徐向前对邓小平说：我对妳有三大意见、壹大遗憾。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80822/988557.html

2018年3月13日陈毅阴暗面：八面美人整起人来表现不俗
作家张雄文在《说说陈毅的另壹面》壹文中披露，“高饶事件”期间，陈毅经汪东兴的指点，开始揭发饶漱石。尝到甜头后，陈毅有所心得，以后便在历次运动中紧跟毛泽东。毛泽东的矛头指向谁的时候，便挺身而出，多有“不俗”的表现。
1972年陈毅去世后，毛泽东说了句“陈毅是个好同志”，其实并非是他对陈毅的唯壹看法。革命初创之时，他委婉但不客气地说陈毅是八面美人。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前后，红四军军政最高首长朱德与毛泽东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设立前委。陈毅则持骑墙态度，给他们各打五十大板。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惨”壹点，被陈毅加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毛泽东被迫“下野”，郁闷地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其红四军前委书记壹职，落到了陈毅头上。
这壹阶段，陈毅虽然曾与朱德、毛泽东并列，“在壹个锅里吃饭”，但其实朱德、毛泽东也只是壹方诸侯，上面还有不少“婆婆”，乃至最高当局中共中央;红军也不只这壹家，别无分店。
陈毅重入毛泽东的法眼，应该是“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建议下，让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使其获得了壹个重要履历，也就是资历。
不久，新四军军部便发生了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这壹事件，1944年毛泽东明显偏袒饶漱石，不但调陈毅到延安整风，还不听陈毅任何辩解，说：“旧事不要提了，他(指饶漱石)也是少奇推荐的，少奇说他组织思想强。”
10年后斗转星移，毛泽东将结论改为：“饶漱石是捣鬼，不仅是给妳捣鬼，也是给我捣鬼”。
1955年3月，陈毅借饶漱石当年提出过“以粟代陈”，在全国会议期间将粟裕往饶漱石身上靠;几天后，又专门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对粟裕進行“批评帮助”。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313/1083785.html

2017年2月27日粟裕遭陈毅痛批蒙冤以德报怨施救陈小鲁
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壹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妳跟他在壹起时间最久，妳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壹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妳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壹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壹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J老说：1948年11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壹。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壹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
S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壹个地段，给我们部队進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页）说完，掉头就走。
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著，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進？）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妳到中国帮我办壹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妳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S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壹时，被写進《陈毅传》和很多文本。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壹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壹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W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打台湾，妳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壹如尊重陈毅壹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進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
E老说：周恩来喜欢陈毅，刘少奇喜欢粟裕。1955年的授衔，陈粟两人军衔是周恩来的意见被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的结果。
写跟大将粟裕的如何亲密，绝对没有写与元帅陈毅的亲密感觉好。所以在回忆录中，许世友公开虚构陈毅到济南战役前线动员。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270071.html

2018年9月6日邓小平披露不给刘伯承平反内幕张震无言以对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壹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進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刘伯承老部下李达、中共开国上将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表示，刘伯承对李达说：“我壹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妳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李达的报告并没有使邓小平同意平反。后来，开国上将杨得志与开国中将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19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妳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19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妳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麽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壹部人马，分开行动。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8-09-06/60083081.html

2019年8月8日彭德怀与刘伯承的勾心斗角
1958年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对刘伯承所谓“教条主义军事理论”的批判，迫使刘最后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之职，并永远淡出了军界，使刘伯承成为了在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高层军事领导人中，第壹个在所谓意识形态斗争中，中箭落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这壹“箭”的人正是彭德怀“大将军”。
彭，刘二人分别发动过平江叛乱和南昌暴动，在1946----1949年的国共三年内战中，二人又分别执掌著壹、二野战军的军权，后二人皆并列于所谓的“十大元帅”之中。
早在1933年中共的宁都会议上，对于是否应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壹事，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林彪，彭德怀，朱德极力主张毛应留在前方指挥军队，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第三国际派”人物则力主将毛解职，在“三对三”的僵持中，刘伯承投下了支持国际派的壹票，于是毛被解职。且刘伯承更得势不饶人，接着又发表所谓理论文章，大肆批判毛泽东、彭德怀在军事上只会游击战术，不能打正规战的“右倾”倾向。
1951年5月，彭德怀在韩战的战场上遭遇“滑铁卢”，“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180师，被联合国军分割包围，壹败涂地，几乎被全部围歼，真是无巧不成书，该师恰好就来自刘伯承的二野战军。打了败仗恼羞成怒的彭德怀说话不仅失态、更变态，竟然把气撒在刘伯承头上。他在“志愿军”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说：“妳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也会打败仗？”这话不久就传進了刘伯承的耳中，刘便语带双关地对人说道：“彭总批评得对呀，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而此时中国大陆著名的南京军事学院，经过刘伯承几年的辛苦经营，1956年该院已具壹定规模。已由最初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并受到毛的好评。只是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却是壹个全盘抄袭苏联经验，全部照搬苏联的军事理论而创建起来的学府，不但有苏联的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与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壹套。刘伯承本人也是师承苏联，科班出身而“海归”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彭德怀自然觉得批判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于是彭德怀亲到中南海，征得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以陈赓、黄克诚为首，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对南京军事学院進行调查。调查组完成工作后，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壹个很大的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而在该报告的最后，更特别强调：“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不消多说，作为院长的刘伯承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彭德怀马上壹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当时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是肖克。他对彭德怀的如此武断，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写了壹封信与彭交换意见。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这封信，也像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抓住彭德怀的“万言书”作罪证壹样，被彭德怀当成把柄，罪证抓住，称其为向国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
在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便迅速升温，其残酷，丝毫不亚于其他的政治运动。肖克连续被批斗四个多月。有壹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不但无人表同情，医生反被斥骂为“同情反党份子，立场不稳”。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中共所谓“红军时代”的干部蔡铁根大校，对于把五十年代军内制定的《共同条令》也作为教条主义来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说“这个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被逐出军队，发配边疆劳改。如此血雨腥风，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在看不出彭大将军壹手操作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区别！
自1957年8月后，刘伯承的身体便每下愈况，特别眼疾，几至失明，因此已在当年辞掉院长之职。但彭德怀并未因此而放过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在外地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通知必须出席会议。1958年7月10日在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壹千多人座无虚席。当年近古稀，疾病缠身已近失明的刘伯承，被人扶到讲台前被迫作违心的，沈痛的检讨时，每说到委曲伤心处，几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刘平日人缘尚好，故最后以壹致鼓掌通过了刘的检讨，使刘总算侥幸涉险过关，得以全身而退。
－－https://botanwang.com/node/133750

2011年8月11日寒山评论：刘伯承的恶梦和狼奶的效果
据报道，刘伯承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麽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 “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
壹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中国的古训，看来刘伯承对此是深有感触的。刘伯承是在民国初年的讲武堂毕业的，接受的是旧式军人的教育，喝的不是苏区“红小鬼”的狼奶。这和他对国共内战骨肉相残之本质的看法可能有壹定关系，毕竟比那些动不动就以“消灭了800万蒋匪军”自傲傲人的“开国”将帅们要强多了。
刘伯承也是所谓“老帅”中第壹个被毛泽东批判的。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因为主张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而被说成是要摆脱中共“人民战争”和“党领导枪”的传统，在病中被迫前往批判会场做检讨。
今天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有过同样豪迈的放言：准备打核战争，中国人死掉壹半还有3亿，还能实现世界革命。这样的视人命为草芥的气概，看来壹直在狼奶的配方中，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hs/hanshan-08112011114113.html

2016年6月17日朱德批斗会上的刘少奇：害别人保不了自己
1966年5月23日，“五壹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七天，朱德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中共高层的集体围攻，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部下摇身壹变，纷纷欲置朱德于死地。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壹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厉批判，即发生在那壹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壹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壹点。
林彪：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妳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份。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妳壹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妳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妳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妳回来的。
陈毅：朱德我要问妳：妳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妳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妳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妳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壹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壹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壹生最痛心的事。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壹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妳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妳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壹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壹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壹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妳顶得住吗？后壹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妳都沾过边嘛。妳到处发表意见，是壹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壹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妳就是跑龙套，可是妳到处乱说话。妳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壹致通过。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
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在“五•壹六通知”中加上了这样壹段话：“混進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壹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壹定会找出或制造出壹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壹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壹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壹“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麽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壹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壹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壹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壹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岗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壹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壹个定时炸弹”。值得壹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壹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壹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壹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壹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壹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壹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壹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麽，为什么刘要这样作，难道他壹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壹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壹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壹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617/756304.html

2012年7月4日陈破空：中共不能说的秘密朱德之死
没有底线是毛成功的关键，毛既无道德底线，也无人性底线，更无行为底线，正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毫不汗颜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相比之下，彭德怀还想“为人民鼓与呼”，刘少奇还想搞点经济建设，林彪还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周恩来还顾及外交形象。换言之，他们都还存有壹丝半点的底线，或道德底线，或人性底线，或行为底线，于是他们就无法对毛完全设防，必然败落在毛的辣手之下。对张国焘挖墙，对项英设陷，对王明下毒，折腾彭德怀，凌虐刘少奇，整治周恩来，逼走林彪……种种阴险与残暴，都是毛的经典手笔。
话说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3人，分任党、政府和立法机构首脑，历经无数次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毛早已集党、政、军大权于壹身，周、朱不过是附庸或花瓶，其命运由毛摆布。然而，权力似乎与健康成反比。就身体状况而言，三巨头中，朱最强，周次之，毛最弱。
自井冈山时代，毛泽东就拖着壹个多病之躯，常发疟疾。到延安后，又被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便秘所困扰。到1949年建政之后，健康更是每况愈下，罹患多种疾病。毛健康不支，也是他在50年代末被迫让出国家主席壹职的原因之壹。到了70年代，毛健康更形恶化，林彪事件后，毛昏厥数次，几乎丧命，又患白内障，失明近两年。从1975年开始，严重的下支气管炎，使毛呼吸困难，吐字不清，口水不断外溢。
尽管已经打倒了壹个又壹个对手，毛还是对周、朱这两个不倒翁不放心，不愿意见到他们死在自己之后。经过壹系列密谋、策划与操作，周、朱果然先毛而死。周死于1976年1月8日，朱死于年7月6日，其中深藏秘辛。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能否获得治疗，均需遵照毛的“御批”，周先是被拖延治疗，后被连续施手术13次，被拖剩了壹具骨架，饮恨而死，遗嘱撒尽骨灰。
1976年6月的壹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朱德，下午两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朱德依旧往日习惯，提前半小时到达并等候。时值炎夏，室内却未开空调，酷热难当，朱汗如雨下。良久，空调突然大开，温度极低，而且越来越冷，外宾竟又迟迟没有出现，在先热后冻中，九十高龄的朱德壹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查问之下，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改在四点半。
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医生无奈，按照常规开药。朱德病情日重壹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
－－www.epochtimes.com/gb/12/7/4/n3627520.htm

2014年1月4日内幕：中共元老朱德遭政治暗杀，知情人皮定钧中将被灭口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钧事件目击证人陈老先生(此处暂隐其名)，打破沉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惊人的事实真相。
壹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体健康，他并非死于感冒并发症。他在家中离奇地〝触电〞。警卫侍从急送医院抢救，途中〝碰巧〞与壹辆十二吨载重卡车相撞，朱德和警卫皆亡。中共官方的解释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接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梅.弗雷泽时被〝空调〞冷冻了壹个小时，引起感冒并发症而突然病故。
以毛泽东偕四人帮为首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只有二个人不遵守〝纪律〞。壹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壹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
皮定钧揭开朱德身上覆蓋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八三四壹部队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壹生还。
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三人，正副驾驶员以及八三四壹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个人的佩枪曾经驳火。
－－www.beyondfirewall.com/2014/01/blog-post_4.html

2017年12月5日老战友揭朱德黑历史：嫖妓种鸦片铸假币
本文摘自《九十忆往》，作者杨森系国民革命军中将，川军高级将领。与朱德年龄相仿，早年相识，曾同在蔡锷滇军阵中效力。
滇军因讨袁来川，朱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谿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10当20铜元，改铸为当50当100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赎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括至入土三尺。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滥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壹切行为，无不应有尽有。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7-12-05/60027686.html

2009年7月2日令贺龙惨死三件事
贺龙与刘少奇等人关系亲密
文革前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深深猜忌，尤其是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说的壹番话，毛听人密报后耿耿于怀，贺龙说：“妳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射秽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对彭真非常赞赏，他对作家沙丁说：“我们佩服的是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壹彭真，这个人了不得，对革命坚定得很，在华北青年中威信最高。”毛更没有忘记，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他半带拉拢半带威胁的要贺龙批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竟不从命，拒绝道：“主席，我上不了纲。”
毛泽东怀疑贺龙随身佩带手枪
有人向毛密报，贺龙亲自保管着壹支精致進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在林彪打招呼后的十天，为了安抚贺龙的情绪，更为了侦测贺龙的思想、心态，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接见了贺龙，忐忑不安的贺龙颇为拘束的把壹只手放在口袋里，引起了毛的心惊胆跳，他担心贺龙口袋里就藏有那支小手枪，壹言不合，拔枪相向，此时身边又无警卫员，毛急中生智，忙对贺龙说：“妳的问题解决了，没事了。”贺龙才壹块石头落地，从口袋中掏出眼镜带上。虽是壹场虚惊，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自己在任何将帅面前都是君主气概，为何今天在贺龙面前有点心态失常，这说明贺龙身上确有壹股龙气，在今后斗、批走资派，扫荡军内壹小撮的日子里，倘若他龙性复萌，腾云驾雾，岂是我辈所能控制的。想到这里，毛泽东不寒而栗，决定先让红卫兵对贺龙炮打、火烧壹番。
贺龙搬進周恩来家避难
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66年12月找到贺龙之子贺鹏飞，对他严正警告：“妳爸爸犯了严重错误……妳妈妈也不是好人。”随后，她又在壹次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妳们要造他的反。”红卫兵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旋风般的杀進贺龙家中，楸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铮铮铁骨男子汉，岂肯受这窝囊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急忙搬進中南海周恩来家政治避难，情急之中，未加深思熟虑，犯下了他的壹个致命错误。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人讲过，在党内他最看重三人。他们是：周恩来、彭德怀、王明。前二人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周从1926----1935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是毛的顶头上司，彭是继朱德之后走上井冈山的工农红军创建人，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秉性耿直，不怒自威。后者是共产国际的宠儿，壹切还需仰仗莫斯科的毛不能不优礼有加。现在，王明成了苏修的吧儿狗，彭德怀成了我手下的死老虎，惟有周恩来还在号令百官，这次贺龙躲進周恩来家，倘若他俩暗中勾结，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干不出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
1967 年1月10日至11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壹千多份机密文件。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贺龙关押期间已是71岁高龄，又身患糖尿病，自毛泽东1967年9月13日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后，贺龙的待遇越来越差，贺龙、薛明夫妇在被监禁期间，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残。吃的是壹小碗掺沙子的米饭和清水煮白菜、萝卜，每天供应壹小壶水，连喝都不够，更不要说洗脸，刷牙了。在关押期间，贺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已十分严重，医生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龙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壹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他口渴难忍，却不给他壹杯水喝。只能在下雨时接壹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壹天下大雨，贺龙拿着壹个白色的搪瓷杯非常吃力伸出窗外去接雨水喝，还没接满，茶缸就被冷酷的看守打掉。贺龙自己带来的药物也被搜走，后来人们得知，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9/0702/135554.html

2018年11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要害死贺龙？
贺龙在文革前是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名第五的元帅，在军内享有盛誉。1967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操作下，贺龙被隔离审查，1969年6月9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发生三年后贺龙才被中共中央恢复名誉。
壹、贺龙倒台的前奏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揭发批判罗瑞卿。
罗瑞卿事件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壹场内斗，以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壹众老帅和军内壹些将领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重老帅，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紧张、不睦。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公办主任、人大常委委员等，位高权重，不免滋生霸气，颐指气使。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尖锐，乃至恶化，军内遂形成壹股强大的倒罗力量。
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决罗瑞卿问题壹个重要的特点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前亳无所闻。而军内其他老帅和将领都被叶剑英打了招呼，对上海会议的召开心中有数。
上海会议的召开打了贺龙壹个措手不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
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此时的贺龙已然失宠于毛泽东。
二、毛泽东对贺龙的戒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然而，毛泽东在发动壹场针对刘少奇的斗争时，最关心的还是军权是否牢牢在握，是否会被自己的对手抄了后路。1964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了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当着众人的面，向贺龙说＂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妳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我们已经把赦鲁晓夫搞掉了，妳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虽然这仅仅是壹个孤立事件，苏共中央事后也对中国代表团道了歉，但是中国代表团却认为马里诺失斯基是酒后吐真言，是苏联人的真实想法。
苏联发生的＂宫廷政变＂和马里诺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尤其是对军权的高度警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证军权绝对掌握在毛泽东自己的手中，军队中拿下罗瑞卿是第壹步，罗瑞卿背后的贺龙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三、贺龙不批刘少奇
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壹中全会上向刘少奇摊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指责、批判刘少奇。然而，贺龙的表现却不能让毛泽东满意。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壹直没有表态。换句话说，贺龙未曾向毛泽东及时表忠，没有与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曾问贺龙：“妳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壹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毛泽东没有再说话。会议期间，贺龙还向萧华发牢骚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壹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贺龙不仅不批刘少奇，且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壹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这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贺龙的这壹立场和态度决定了自己倒台的命运。
四、贺龙与军内的矛盾
贺龙是红二方面的旗帜，虽然在罗瑞卿事件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依然还是军委副主席。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到贺龙处汇报空军党委会的情况。他们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妳们就组织起来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
林彪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也表态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做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刘少奇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壹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壹个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壹封短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线贯穿其中，壹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壹条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五、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拒绝学生和群众组织在军内造反，军队的问题由军队自己处理。这壹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壹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此，杨成武壹时成为众矢之的。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并命其交代问题。
由于在这次事件中，贺龙办公室的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贺龙本人难免被牵扯進来。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壹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六、毛林周决定拿下贺龙
在拿下贺龙之前，毛泽东特意在9月5日将贺龙请到中南海以示关怀，毛对贺龙褒扬了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9月9日晚，毛又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了。妳可以登门拜访，征求壹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军委副主席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他与会者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壹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另据黄永胜回忆：“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壹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壹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
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已将贺龙推到敌对势力的壹方，点名贺龙应为“八二五事件”负责。
七、历史问题置贺龙于死地
毛泽东打倒贺龙仅仅以现实材料似嫌不够，那些毕竟还仅仅是党内矛盾或军内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贺龙还需要从历史问题上寻找突破口。贺龙被毛泽东立案审查后，贺龙有下列几个问题被突出出来：（1）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2）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3）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
关于段德昌被害壹事，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结果，也是当年中共党内执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贺龙作为当时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壹负有相当的责任。惟所谓的贺龙“通敌”事件起到了中央专案组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重要作用，从李仲公的揭发壹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从事专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与贺龙的交往始于1927年的北伐战争。当时李仲公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進驻长沙，贺龙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李遂向蒋介石進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李曾被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生智、贺龙完成，后李被保释出来。这也是李与贺之间唯壹壹次个人之间的恩怨，在当时也是各为其主。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壹天，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壹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李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李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
1949年7月，李仲公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政权。1950年7月周安排李担任政务院参事。
1967年初贺龙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李仲公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也多次开会，要求参事们写材料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威逼李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甚至公然威胁对李实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说：“父亲壹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壹遍，在父亲的壹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李仲公夫妇经过几天的思量，最后决定交由周恩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也认为周是很了解李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
其实，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了对贺龙的审查。据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萧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萧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
八、周恩来主持贺龙专案组
据杨成武的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
另据王力回忆：“中央还有壹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
中央专案组的组成后来随着形势的改变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作为专案组的总负责却壹直未变。
那麽周恩来是如何负责专案的呢？据邱会作回忆：“重要的专案周恩来直接管理。对受审查的人，有个不成文的划分方法在实行，即按职务等级划分。周恩来亲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和曾任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干部，由周亲自管。还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但在国内外影响大的人物，如廖承志等，还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等，有了问题也要报告总理办公室处理。”“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负责的包括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有亲属探望等，非常细致周密。
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掉了壹批军、师壹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壹共从部队抽掉了三次，壹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壹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壹开就是壹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壹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
贺龙专案组壹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责。如果说贺龙在此期间医疗、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麽最大的责任人就是周恩来。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专案组是背着周恩来“蓄意陷害”贺龙。这些人有这个胆量吗？
九、贺龙之死
197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员会组织和邀请地方医务专家对贺龙从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進行分析，在专家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结论部分如是说：
“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愈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進壹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壹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愈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壹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壹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11/201811141032.shtml

2004年4月12日贺龙后悔了
土匪出身
贺龙和姊姊贺英都是“哥老会”的头目。贺英人称“贺香太太”，嫁给谷绩廷，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
贺龙早年在湘鄂边境，打家劫舍。国民党共五次围剿，贺龙方才西撤，与任弼时合并为“红三集团”，掩护毛泽东進入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后来流窜到延安附近，担任１２０师师长，打着抗日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地盘。这正是典型的土匪行径！
中共建政之后，贺龙吃香喝辣，曾任西南局书记，集党、军大权于壹身。官拜“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５年受“元帅”军衔。贺龙本质上是梁山泊上的大老粗，生活上好比花和尚鲁智深，置身中共权力中，活生生是樊哙之流的人物。
土匪的生活风格
中共的头目里，贺龙算是最传奇的。他光是老婆就娶了九个，在街上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扛起来就走，有壹次舔不知耻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壹次就背了三个老婆”。
还有传言，贺龙当镇守使时，有壹次到妓院看见壹名出来接应的妓女，就问老鸨卖不卖。结果老鸨说：“老总看着好，拿走就是了，卖什么？”
四人帮批斗贺龙的生活是“资产阶级”生活：爱看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喜欢钓鱼、打猎生活如封建王侯；吃山珍海味、打抗老血清与返老还童针；养的猴子吃香蕉、养的狼狗吃鱼吃肉。还说他喜欢跳舞，抗美援朝时，组织慰问团到前线，贺龙却在防空洞里举办了三十壹场舞会。
为何冤枉我？
贺龙不脱土匪本色，说话直来直往，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怒骂江青是“壹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婆娘”。这类言词，给他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
１９６８年贺龙收到壹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所发的信，要他交代当初他是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又达成什么协议。
其实，当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不过，贺龙当时确实是枪决了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熊贡卿。
《中共文革实录》里记载着贺龙是如何和林彪结下梁子。他曾经当面对林彪说他老婆有问题。并问陶铸“知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有问题”。其次，林彪对于贺龙对军队抓权的行为感到戒心，于是埋下了日后斗倒贺龙的杀机！
事件壹起，贺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亲自登门拜访林彪。林彪说道：“妳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壹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可是贺龙竟忽略了此问蕴含的杀机，只是淡淡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于是不久后，康生就把贺龙与所谓“二月兵变”扯在壹块了！
贺龙的女儿痛打落水狗
四人帮说贺龙对儿女娇生惯养：“贺龙对小龙（其子贺鹏飞）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没法给他搞到以外，小龙要什么有什么。”
他壹家人被“坚决揪斗”时，女儿贺捷生跳出来斗争父亲，他说：“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像这样壹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份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三反份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但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却把当年贺龙疼爱她，交托“同匪”照料的关心行为说成是“指出贺龙反动的本质”、“相信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可靠”。他大骂贺龙是“大土匪”、“贺贼”，这样地对父亲无情无义，只怕在历史上罕见罕闻！
十余年后方才平反
贺龙自从１９６７年年初被拘捕以来，吃尽了苦头。根据日后的平反文章指出，他被囚禁在北京附近的壹座监狱里，受尽折磨，两年半后才暴毙。不过，壹直到１９７８年七月间，这十壹年半中间，他的处境人民根本不晓得。有谣言说他逃到莫斯科，也有说他逃到欧洲。这段日子里，贺龙莫知所终，竟过了十壹年中共才将这段历史交代出来，还不知有多少内情被隐瞒！
贺龙的醒悟
“妈的！老子年纪要是小壹点，我壹定反共！”这是贺龙的醒悟之言，虽然不脱土匪本色，毕竟道出了事实。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04/04/12/63745.html

2009年11月22日 1958年彭德怀、邓小平等整粟裕内幕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壹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但令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壹年后的8月21日，又壹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紧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11/200911220045.shtml

2014年11月08日媒体揭秘：彭德怀毛泽东的恩怨情仇
壹九五○年，毛泽东要彭德怀带毛岸英到朝鲜参战，彭说：主席，子弹不长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毛主席说：老彭，我信任妳，妳是战神，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打，把脚还崴伤了，妳老彭打了壹辈子仗毫发未损，把岸英交给妳我放心。
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是俄文翻译，他隐姓埋名，任务就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彭德怀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边天天看着他，还从西安调来高瑞欣，要高二十四小时贴身保衞毛岸英。高是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参谋，非常精明能干。
十壹月二十五日出事那天清晨，毛岸英想起作战室有十几个鸡蛋，是朝鲜副司令朴壹禹送的。彭总说留给伤患吃。毛岸英怎么吃？用小搪瓷杯煮，杯里只能放壹个鸡蛋。由于只有烧木炭的小手炉，火也不旺，高瑞欣也得守着他，好半天煮熟壹个，毛岸英说：彭叔叔，煮熟鸡蛋妳吃吗？彭德怀说：不吃不吃，妳吃吧。两三个小时，毛岸英煮了第壹个又煮第二个。天快亮，副司令洪学智把彭德怀拉去防空洞，彭出门时还喊：“岸英，快跑出来！”毛岸英还和高瑞欣守着那个小炉子。结果美国轰炸机投下燃烧弹，高瑞欣扑在毛岸英身上，和他壹块儿牺牲。
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只告诉过周恩来和中央党校杨献珍校长，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历史真相留给后人。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同姪子彭启超说：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上打了我壹闷棍，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歹还没有推出午门外斩首，党籍还没开除。毛泽东整人就往死里整，不像史太林是拉出去枪毙，毛泽东说不要杀头，关起来，其实是生不如死，慢慢折磨妳。
毛派彭德怀到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真找彭德怀谈话，后者说：他把我搞得臭成这个样子，我指挥谁能听我的？不去！
文革时，毛泽东令黄永胜当彭德怀专案组长逼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彭德怀的判决书作最后结论：“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三○壹医院痛骂毛泽东说：我的路线才正确呢，妳这个路线正确个屁，妳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暴君、昏君、顽君，文革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11/201411080715.shtml

2018年4月29日挨彭德怀整的人文革复仇整彭林彪四字评价彭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妳，妳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妳，我当年应该毙了妳！”
“仇恨在心要发芽”，运动壹来就发芽了。即使这壹次不发芽，只要政治运动不死绝，也总有壹天要发芽的。
当年毛泽东要彭德怀注意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怀会错了表情，发动了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彭在运动中的主导与原创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了。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军队高层中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壹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但李中将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几乎都没有当过文革积极份子。
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文革给无数“挟仇寻衅”的人创造了壹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壹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4/29/856724.html

2019年3月4日医生透露彭德怀的最后日子
彭德怀临死前的住院医生杨汉勤，撰写了壹篇原题为《彭德怀最后的日子》的长文，回忆了彭德怀罹患癌症晚期最后两个月的情形。
据文章回忆，当年罹患癌症晚期的彭德怀，被毛泽东安排在北京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14病室接受治疗，中央专案组将他编为“145号”。
彭德怀被关在壹间门窗紧闭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靠近床尾总是伫立著壹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壹个班的战士壹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
彭德怀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冷清、死寂。
每当有新来的医生，彭德怀便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强调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没有人敢搭腔。
有壹次，他暴跳如雷，对着士兵吼叫：“我要见毛泽东，不然妳们也把我拉出去枪决好了!”。士兵只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受尽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难忍时，彭德怀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单扔在地上。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壹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阳台，進出还要回避其他病人，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又开始剧痛，接着手术过的刀口疼，右肩也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彭德怀拒绝输液，把针拔掉，狂喊著：“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1974年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
与往常壹样，门口站着哨兵，窗上糊著半截报纸。彭德怀躺在病床上，面容干瘪，身躯瘦小，他已经熬尽了心和血。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進入深度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壹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身旁没有亲人。
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火化，骨灰存放在壹个用粗木板钉成、未上油漆的盒子里，上面贴了壹张纸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只要彭德怀壹死，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壹系列荒谬错误，以及大跃進饿死几千万人的滔天大罪，都会随着彭德怀尸体火化而烟消云散，再也无人追究了。－－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43

2014年8月16日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
1948年“长春之战”的全部战略构思和决策均来自林彪。因此，“长春之战”的军事后果(夺取城池)及其附加代价(饿死饥民)理所当然的承担者当首属林彪。
(壹) 第壹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壹次“长春之战”始于1946年4月14日，结束于5月23日，历时40天。
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壹谈。因此，搞清楚两次“长春之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大公报》述评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4月14日晨时，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红军总部撤离长春。国军国防司令陈家珍从苏军手中接管长春城防。
　但是，苏军撤离之前已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苏军撤离后，由中共军队接管长春。苏军撤离当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挥杨国夫部、罗华生部、曹里怀部三万余众，兵分三路，直扑长春城。当日即夺得大房身机场，次日夺得火车站。4月18日，长春易手。国民党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被俘。
4月18日长春易手当日，国民党新六军、新壹军、七十壹军，在四平街壹线发起反击。
林彪率部从四平北撤至长春。 5月23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守住长春。但林彪已无意坚守长春，径直退向哈尔滨。
　至此，第壹次“长春之战”宣告结束。
收复长春后，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壹切，乘胜追击，壹并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北满城市。此时，孙立人所率新壹军，也已越过松花江，兵至双城，距哈尔滨已不足百公里。林彪则已做好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的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以调停国共内战之名，逼迫蒋介石停战。
第壹次“长春之战”开战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写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社评刊登在4月16日《大公报》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评中从战争意义和战争手段两个方面，对“可耻”二字给出明确指认：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是王芸生先生对林彪部队使用非常战争手段的指责。
　关于“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曾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梁肃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耻”之事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進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壹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進四平”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由陆定壹撰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陆定壹在社论中没有与王芸生纠缠“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事实到底发生在长春，还是发生在法库，或发生在盘山。而是直接否认了“可耻”事实之存在，并认定《大公报》指控的事实是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得到的。陆定壹认为，《大公报》才是“在反人民这壹点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二) 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否决了毛泽东关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的建议，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长春。
　不待毛泽东回复，林彪4月18日当天便下达命令，命独立五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拉开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序幕。
4月22日毛泽东方才复电同意东野攻打长春。
5月30日，林彪又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修改为“围困长春”，并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严禁粮食進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
围城期间，长春城内的所有木质结构，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壹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长春城有壹老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后，老太也死去了。东野入城后，战士们发现锅里还剩半条大腿。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先生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诃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10月20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第二次“长城之战”宣告结束。
　面对林彪及东野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致使数十万市民被活活饿死的严酷现实，《大公报》再次发出声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后简称《活命》)。在《活命》中，张高峰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壹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壹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之目的是要造成壹种民与兵争食的局面，迫使长春全城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逼迫国民党部队在全军人马有可能被活活饿死的结局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
1948年5月间，正是农作物的生长期。林彪下令在长春城郊外发动了大规模的“铲苗运动”。为了不让壹粒新粮進入市区，林彪部队将长春城外方圆四十里的农作物全部被铲光。
那麽，在林彪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期间，长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下面例举关于长春被饿死的饥民人数之九种说法。
1) 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
　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進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進城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
2) 郑洞国将军的说法
当年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长春之战饿死太多人!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壹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壹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3) 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壹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4) 国民党战犯段克文的说法
段克文生前留下《战犯回忆》壹书。网上传言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中说长春围城期间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另壹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说：
　“段克文所著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沈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
5)日本人的说法
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长春被围困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当时留在长春的日本人大部份也都被饿死了。
6)解放军作家张震龙的说法
1989年8月，张震龙在《血红雪白》中，自1949年后第壹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真相。张震龙在书中发出质问：“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关于长春饥民的死亡人数，张震龙写道“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7)解放军作家刘统的说法
刘统先生认同尚传道的说法，即“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和。”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说法
“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壹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
9)龙应台的说法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书中这样估算在长春被饿死的饥民数：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進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壹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妳说那麽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很清楚，龙应台的“30万”不是统计值，是计算值，是两个端点数字(10万和65万)的算数平均值。
　壹般而言，自然人在断食且饮水的状态下，生命之延续壹般不超过12天。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长春之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壹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08/201408161609.shtml

2014年7月27日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竟然有大批日本关东军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壹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進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壹起通过壹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谈判当然只是苏联壹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進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壹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壹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壹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沈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的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民党被完全击败。例如锦州之战完全由苏军独立完成，四野的部队不过是战斗结束后帮忙打扫了壹下战场。
以后苏军又混编進四野，壹路打進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壹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30万伪满军。好壹只日俄联军哦。
毛1948年还在梦中，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壹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街坊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壹路势如破竹。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0727/421598.html

2013年12月27日 [转帖分享]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的祸害周恩来算好人
《林彪日记》编者李德、舒云致力搜集林彪史料20余年，为读者揭开林彪身上的历史迷雾。在《林彪日记》中罕见曝光了壹段林彪与儿子林立果有关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对话，在谈话中，林彪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而毛泽东则是“中国的祸害”。以下为《林彪日记》部分摘录。
壹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壹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贬称）。毛喝了壹瓶白沙液（按：湖南第壹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壹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壹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著，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壹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壹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壹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壹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壹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壹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壹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富治）、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B52”说：“乱壹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壹、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壹九六七年壹月九日：壹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壹风吹。”（按：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壹军，毛对林彪怵壹头，只好作罢。）
壹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壹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壹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壹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壹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壹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壹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壹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伪造的。）
林彪父子两个，在黑暗的书房里聊天。
林彪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终于丢掉幻想，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了。他对儿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最近看了好几遍屈原，壹点用处也没有，徒增烦恼。我们是军人，应当有自己的办事风格。”
林立果说：“我建议，先消灭周，毛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林彪微笑着说：“周那个人，不是中国的祸害，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并不主动害人。这无可厚非。谁不保护自己呢？生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说：“可是毛周围有周这样貌似大忠、实则大奸的大帮凶，事情就难办。”
林彪摇头：“那等于自杀。妳杀了周，毛不认可，周身后的军队就出来勤王。妳觉得周恩来手里的军队力量很大吗？没有我，他就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难道他的实力比毛泽东的还大？本来没有毛的大，可是毛胡来，很多力量就被周拣起来了。”
－－https://food.huarenjie.com/thread-2620872-1-1.html

林彪在“文革”中
解放后，林彪就称病不出，他亲自手书座右铭：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另壹张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与任何壹位中央首长往来，包括毛泽东。
壹九五七年卢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没有人敢唱反调，有人诬谄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就想夺毛泽东权，林彪站出来澄清事实，替彭德怀承担。批判彭德怀，每个人要发言表态，林彪比众人讲话更“绝”：“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 反话正说。
“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
十壹中全会前，毛泽东开了个小型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要选壹个接替刘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议，各写壹条，展示开来上面都写壹个“林”，与会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据林彪身边人讲，林彪去见毛泽东，進门就向毛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妳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妳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壹样，她虽是副职，却起著中心主导作用。　　
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指示秘书起草《军委命令》，实际上是针对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
毛泽东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废。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
凡是反对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在壹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突然不着边际的冒出壹句：“那个贺龙，到哪都带着枪嘛。”仅此壹句，军队最高的元帅阵营开了缺口，军内外造反派气焰更加嚣张，捏造出“带枪的刘邓”、“二月兵变”。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贺龙，停职审查陈毅。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批件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据看过批件的人透露，“总理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壹句好话。在陈毅的批示上，也没有说好话”。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陈云、刘伯承，都在内部做了检讨，从此闲置在家。
国家功臣元老，不论地方或军队，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江青得意之余给叶群打电话，轻飘飘的竟在电话上唱小曲。
在对待总主任萧华的问题上，林彪曾壹再叮咛叶群：“萧华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 最终萧华还是被江青打倒了。
在打倒杨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叶群也劝过林彪：“江青倒杨的决心大，妳挡着，她背后那人妳得罪得起嘛！” 　　
林彪发脾气：“妳以后少去钓鱼台！总长壹个接壹个打倒，我这个国防部长还怎么当！任命是我签字，打倒他我怎么说！任命几天就打倒，那个婆还把我放眼里吗，不理她！”
最终杨成武还是被打倒了。在驻京机关万人批判杨成武的大会上，林彪被骗到会场，在毫无准备情况下，林彪被周恩来劝上台讲话。据“林办”秘书们说，“林彪气得语无伦次，讲完话不跟总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湾”。林彪走后，周恩来上台讲话，并喊出“江青同志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死后，公审“四人帮”，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壹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的可悲可恶的壹句话泄尽天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culture_revolution/Zhangning.txt

2016年9月14日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问：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壹个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妳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我想听众们会有兴趣。
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温都尔汗沙漠中，有几种说法。官方只说“坠毁”，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1. 以导弹击落；2. 油量不足迫降失败；3.机上发生搏斗，飞机失控坠毁。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实。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所说应该是事实。首先，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而飞机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够，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景寅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曾经是毛本人的驾驶员，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毛仓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他是以600公里时速，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2.5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着陆，而且不是主动迫降，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飞机着陆灯也没有打开。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進行安全迫降的准备。换句话说，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方式。
问：我们知道，潘在9.13日凌晨0点05分接了壹个电话。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
答：对，这个电话是谁打的，谁命令他违反壹切规范带林彪壹家飞走的，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林彪死后，在军中查处了那麽多人，几乎是像篦子壹样梳了个遍，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壹查清，通话内容壹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
后来李作鹏壹句话说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壹部队拦截，壹百个林彪也走不成”。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飞机就在机场了，这时不过晚9点，离林彪上飞机还有四个多小时。周壹个命令封锁机场，林彪是插翅难逃。这壹群人却干等著林彪上了飞机。这明摆着是要逼林彪走。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就算林彪身经百战，深知兵不厌诈，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还不壹惊就炸。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必定是每个细节向毛汇报，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偏偏没有毛的壹点影子，壹丝踪迹。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毛要算计林彪是蓄谋已久，壹直在找机会。
问：从许多材料看，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实在不行就去香港，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
答：确实，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设想。接着上面的话题。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决定马上走。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张宏，说他们马上要走，妳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的吗？可这时张宏态度大变，壹副不理睬的样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明摆着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给北京挂了个电话，壹边听话，壹边点头，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妳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让林彪走，这个“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让林彪走，却要让他去赴死。这个任务要由潘景寅来完成。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受到林彪案牵连的那麽多人，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个好人。
问：那麽让潘景寅带林彪飞，这个神秘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
答：潘本来已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飞机也不准起飞”。吴是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保证服从，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他永远是借刀杀人，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怜啊，有林在，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儿。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
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后的表现。先是如释重负，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这是因潘完成了任务而松了口气，然后去找毛汇报。可在9月21日，周开完会后，当只剩下纪登奎和他两人时，他突然大哭起来。纪登奎安慰他，他却摇头说：“妳不懂，妳不懂，事情还没完”。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寅的悔意。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否则就露了馅。
－－http://www.rfi.fr/cn/中国/20160914-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2017年3月29日林彪专机的黑匣子找到了内幕很惊悚
何仁义：“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
第壹，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么应对计划？采取了什么措施？”
何仁义：“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么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么潘景寅要壹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壹阵子。然后专机转了壹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么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么专机要转壹个那麽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于在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壹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从俄罗斯绝密档案馆解密，里面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壹个电脑上点了壹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進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進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壹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壹下。
林立果：“怎么回事？”
刘沛丰：“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妳说什么？什么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开始说话。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進了驾驶舱。
叶群：“怎么回事？”
林立果：“老潘，妳怎么转弯了？为什么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妳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壹下。
潘景寅拿起壹个话筒带着哭腔喊话：“王主任！王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妳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着潘景寅：“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王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進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妳为什么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王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進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進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着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着心里的悲痛，但还是哭了。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着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着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声地对着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音箱里传出壹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壹先和沈庆沂也问过壹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壹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壹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9.13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進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壹句脏话：“空军情报壹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壹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壹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妳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壹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9.13”事件不但牵连了对“9.13”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9.13”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28702

2019年11月10日令人瞠目！邓小平怎么可以如此卑鄙...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壹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
邱会作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壹条是弃军逃跑；壹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壹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壹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壹，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据知情人说这壹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壹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壹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壹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样，他得以以壹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壹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壹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从而，壹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壹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壹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壹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邓小平壹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壹幕壹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壹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壹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壹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壹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壹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壹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沈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壹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壹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壹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
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壹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壹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单民主墙”前后的邓小平
当邓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立足未稳，需要利用民间力量打击政敌的时候，他就打扮成开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励西单民主墙的发展。壹旦把华国锋赶下台，他立刻卸磨杀驴，对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众大开杀戒，关的关，判的判，将反对中共极权统治、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压制下去。
毛泽东死后不久，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壹个民间自由思想的短暂活跃期，史称“北京之春”。它发端于西单民主墙。它位于北京城西单东北角，是壹道200米的灰色矮墙。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了四五运动的报导和诗选，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封。有人将该杂志壹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此后，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几百米的灰墙全被贴满，层层覆蓋，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多达四五千人。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边听边点头附和、议论、记笔记、照相。外国记者夹杂在人群中，忙着摄像、与中国人随意交谈。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
社会上有人开始称邓小平“邓大人”、“邓青天”；他作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以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来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无论对于邓个人还是中共来说，这次会议都是重要的转折点。邓扳倒了华国锋，确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过了危机。壹朝大权在握，立刻对争取自由的民众变脸，重新回到政治极权、定于壹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明令禁止言论自由。当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他指责争取民主权利是“少数坏分子闹事”，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
不久前还被邓大力支持的民主墙和“四大”，成了大开杀戒的目标。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规定的公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
有网民评论说：“民主是邓手里的武器。他要打倒华就拿起这个武器。等华倒台了，他就又取缔了这个武器，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害怕别人或人民用这个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学潮－－维基百科
八六学潮是指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学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连发起的“民主”学潮。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陈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两名中宣部官员到上海与陈破空等研究生对话。这被视为八六上海学潮的预兆之壹。胡耀邦被大学生视作中共高层开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谈到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1986年11月初，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向学生作演讲。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演讲会。
1986年12月4日晚，方励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内竞选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强调人们有权利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在政治上拥有自身的发言权。此次游行标志着“八六学潮”的正式开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负责人会议上要求“改進学校工作，澄清模糊观念，不让学生上当”。
1986年12月9日，由于政府方面封锁消息，也不对学生的主张予以回应，合肥市的高等院校发生学潮。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教育学院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抗议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组织進行选举工作。学生在游行中高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独裁”、“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主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温元凯等人公开支持学潮的情况下，引起了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武汉市高校的共鸣。12月9日，武汉市两所大学约两千五百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指责政府方面干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1000多名学生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举行街头游行，部分学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连续5天上街游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财经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六张“要人权、要自由”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同济大学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高校共约五千名学生，上街高举“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游行，并在人民广场集会，希望面见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当晚6点，上海财经大学派出壹辆大客车去人民广场接学生，但未接到（事后知道学生已移到外滩）。傍晚7点多钟，部分参加游行的学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造成外滩壹带交通阻塞。晚上8点，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与部分学生代表進行对话。深夜，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赶到市政府大楼，劝在场学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气严寒，却成为学潮最高峰的壹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强行驱散近千名静坐示威的学生，用汽车把学生分别押送回学校。由于强行驱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学生的不满，随后约有六、七万名学生与上海市民集结在人民广场，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点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闻自由；3、承认民主运动合法；4、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时左右，上海财经大学仍有学生在外滩参加集会。下午5时以后，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两百名学生在外滩、人民广场等地集会、游行、演说。当晚，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陈和本带领系总支书记、班主任等去人民广场和外滩做学生工作，并派车押送学生。同日，广州中山大学400名学生发起声援合肥中国科大的游行活动，聚集到广州市人民政府门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诉求：1、要求实行竞选制度；2、（学生）指责人大是“鸟笼”，要求三权分立；3、反对搞“第三梯队”；4、要求新闻、出版自由；5、改善校园生活环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二十名学生打着校旗同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壹起在上海市百壹店附近游行。校园内又贴出了约三十张大、小字报，标语。同日，江苏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学学生聚集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门前，高喊“还我民主与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华大学近千名学生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走上北京市街头声援合肥及上海的游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工学院、合肥联合大学在内共1000多名学生，打着“声援上海学生”、“抗议暴行”等标语上街游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广场静坐，并向市政府秘书长提出了10点要求，即《中国科大师生关于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学潮也陆续波及阜阳、徽州、安庆、芜湖、铜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专、中专学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学潮开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当时的北京市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即《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广播宣布未经批准的游行是非法游行，参加非法游行者将被依法惩办。当时许多高校干部在各高校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情况，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部分各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集会游行。傍晚，参与游行的学生被抓的消息传到北大校园。据估计，游行学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有35人。北大学生立即在校内集会游行，即为“元旦风波”。游行学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道学潮等4条要求。随后约5000余名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最终政府方面于1月2日凌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风波”被平息，标志着前后历时27天的“八六学潮”结束。
随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正式开始，国内媒体纷纷载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党中央壹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管惟炎和方励之调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免去管惟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和研究生院院长职务，管惟炎调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主张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而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该职务由赵紫阳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宣布开除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的党籍。
1987年1月23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于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开始在广州传播八六学潮争民主的主题思想，与广州当地的活跃人士壹道，策划酝酿1989年的民主运动，并成为广州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积极参与八六学潮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刘刚、封从德等人后来也分别成为北京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学潮

六四事件－－维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六四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称呼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月15日以后，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壹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進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名学生，双方之间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壹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在4月22日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另外壹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不断传播而扩大。
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接受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
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壹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壹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進壹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壹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
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壹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進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自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進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壹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壹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壹天。这是他最后壹次公开露面。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進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進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進。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
6月2日晚间，壹辆警方吉普车在行進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進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進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進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
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间，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進，分别由第３８集团军、第６３集团军和第２８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和第５４集团军负责南面；第３９集团军和卫戍第１师负责东面；以及第４０集团军和第６４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進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進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壹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壹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开隔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進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妳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壹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進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壹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壹项清场任务。
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壹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進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進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進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壹。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壹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壹些国家对于军队清场壹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
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4年8月22日大家谈中国：邓小平历史评价只会是屠夫
近日，共产党大肆庆祝邓小平110岁生日，官媒，甚至壹些海外文人都说他改革开放功绩好大，但我只想问这些人壹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杀人有理吗？
先从大处驳斥壹下壹些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好有功劳的谬论。
首先，改革开放系数以几百万计的广东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鲜血逼出来的，不是邓小平恩赐。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个敏感，甚至不能让下壹代去了解的情况下，去分析邓小平如何如何高瞻远瞩地搞改革开放，如果不是御用文人，就是愚昧书生。
第二点是，有人说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好了，但我想问，如果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能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话，妳怎么知道中国的成就不会大于邓的改革开放？东欧国家民主化才20年，已经可以达致加入欧盟的标准了，凭什么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30年不会比邓改革30年要好？
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生活真的好了吗？为什么依然还有那麽多有钱人（也就是邓说的先富起来的人）移民出国？要注意，这些能移民的还是少数，绝大部分收入也就壹个月1000元人民币（大约100英镑）左右，温家宝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还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穷线以下。
联合国的贫穷标准是多少呢？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称为贫穷。大家可以想壹想，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改成什么样子？
第四，壹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现在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邓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杀人凶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改革开放，能值几个钱？
邓小平为了这个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开放，连续扼杀了两次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而且还有壹次是大开杀戒。这就注定了邓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写入历史，至于这个改革开放，连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都不如。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4/08/140822_coc_dengxiaoping_historical_evaluation

2017年9月4日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邓小平在毛时代三起三落，完全没有政治安全感，当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谈不上，邓小平因此特别看重枪杆子对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最终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变成领袖主导的、革命委员会替代党政的壹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体系。也可以说，毛通过文革斗争，壹直将国家保持在准战争状态。毛之所以可以终身制，因为革命、斗争仍然在继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毛泽东壹生颠覆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壹人之治，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创造了第2个奇迹，就是壹将（相）废了“三帝”，邓壹直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他因为拥有控制枪杆子的实力或威权，连续废掉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3任中共总书记。
邓小平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同时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层次反对，他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自己却主张4个坚持，这4个坚持，实则是4个凡是，马克屎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射秽主义政制，都不允许改变。在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方面，看不出他与华国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邓的第1次政变，推翻了华国锋，团结了老人，元老们整体获得了最高政治权利，邓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通过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权，又通过元老们享有特权，体现集体政治分赃的特色，邓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于恢复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错案，收获了民心民意，并通过土地承包等，使经济得以恢复，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
邓的第2次政变，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是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击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开始威胁到自己个人的政治威权（胡动员邓下台），基于个人与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邓发动了壹次权变，废黜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不仅本人拥有军队的直接影响力，还有自己的盟友杨尚昆、王震等的协力，枪被邓小平第2次用来指挥党中央或改变中共权力版图。
第1次政变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马前足，主力还有万里、赵紫阳等形成改革开放的右翼派系，邓的左翼则是陈云、李鹏、王震等，为了政治安全，邓小平玩转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邓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极左造成的新困局，通过新壹轮的市场经济，让每壹个人再次得到“获得感”：极左的中顾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们在洗牌过程中又壹次获得权力或政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邓确立了隔代指定领导人的权力，以保障党国政权的安全时间，元老们不仅得到现有的权利，通过陈云的提议，他们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级的政治、经济特权，权贵政治经济联盟，在高层以血亲关系得以确立。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响更大的壹项不成文的制度确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权加枪杆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谁控制枪杆子，并同时拥有党内威权，那麽，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于是不是中共总书记，不是关键，邓小平确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实用的政治方式。
毛泽东完全是禁绝了思想自由、市场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迁徙自由，邓时代开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开放，思想与市场、信仰与迁徙的自由，均在党的领导与控制下，有了進步，而个人工作与经营的自由，还有出国的相对自由，是质的進步。中国的菁英阶层与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得以发展，但菁英没有思想与传播的自由、中产阶级没有参政的自由、市民没有成为公民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无法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天花板，无论是反精神污染，还是镇压八九学潮，都是中国菁英在争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过程中，遭受邓小平政治集团的暴力镇压。
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壹次向恶发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9/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2017年6月15日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为何公开叫板毛泽东？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壹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壹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妳我是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壹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大跃進，刘少奇不仅仅是壹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壹个“推手”。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麽作真有效果吗?哈哈!妳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壹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壹万斤。刘居然说：
“壹万斤，还能再多吗?妳们这里条件好，再搞壹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壹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壹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進行农村调查。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壹行三人，轻车简从，壹杆子扎到底，壹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壹人。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壹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壹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壹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壹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妳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壹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壹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壹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壹次座谈会。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有壹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壹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壹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壹转，看见有壹堆粪。刘找了壹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壹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壹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壹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壹次干部会，听不到壹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壹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進、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壹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壹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壹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壹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
刘向干部们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妳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壹次成功的座谈会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壹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壹样记分，壹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壹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壹年的猪，没有以前壹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壹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壹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壹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妳。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麽多。社员口粮壹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進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壹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沈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壹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妳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妳……”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壹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壹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壹钵饭;还写了壹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壹种意见，壹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妳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妳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10、壹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壹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壹般。
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壹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壹个猪脑子的主意。
当年毛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壹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壹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壹”目标：
“壹栋好房屋;壹套好用具;壹栏好猪;壹群好家畜;壹园好蔬菜;壹塘好鱼;壹块好山;壹天三餐好饭菜;壹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壹片好风景。”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妳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妳每餐加壹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妳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妳要我加壹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妳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著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進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壹壹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妳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壹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妳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壹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壹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妳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壹大二公好，下面就搞壹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壹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壹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妳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妳们说了真话!”
“我壹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壹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壹样饿肚子，妳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17、结语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妳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壹搏。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615/946116.html

2016年1月22日刘少奇发言：七千人大会上的致命掌声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议進行中，或许是分组讨论中党员干部的激烈的呼声和壹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大会脱离了原有议程，有了总结大跃進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内容议程，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壹稀，大家满意”这壹说。干部们把大跃進以来的怨气怒气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出了些气，结果是中央和地方上下通了气，最终大会开成了壹次发扬党内民主的有史以来比较成功的会议。
壹广大党员干部认同刘少奇对大跃進的评价
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如实说出经济形势的严峻：据统计，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壹点。1962年的工农业生产也难于上升。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妳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自然要追问，既然是人祸，人祸的人是谁呢？
刘少奇说，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针对大跃進中的问题，讲话实事求是，不遮丑，不粉饰，敢于正视现实，表现出刘少奇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二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刘少奇讲完话后，毛泽东就宣布了散会。按照贯例，壹般总要评说几句，但毛泽东没有对刘少奇的讲话有任何评价，因为毛泽东对这讲话实际是不满意的。
刘少奇在得到饿死人的报告后，忧心重重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妳我是要上书的，”后来到湖南调查回来，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对大跃進的看法与毛泽东有了更大的差距。
毛泽东曾在壹个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壹个百花齐放，壹个人民公社，壹个大跃進，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
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大会书面发言初稿就不满意。而刘少奇的这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刚壹说完，全场马上爆发了持续五分鈡有人说有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
这持续的鼓掌声震动了毛泽东，他没想到人们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反应如此热烈，他也没想到刘少奇在干部群众中有了如此高的威望。可以说，是这时间有点太长的掌声使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评价或新的想法。
实际情况是，刘少奇在党员群众中威信并不是有多高。人们热烈鼓掌，主要是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说法准确说出了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但刘少奇在大会上公开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无疑使大跃進的倡导者毛泽东感到伤了面子而有些恼火。
半年以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醒人们注意：“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了，难道讲壹点光明都不行？”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长巴卢库谈话时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侯，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https://www.dwnews.com/中国/59712828/刘少奇发言：七千人大会上的致命掌声

2007年7月1日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壹面
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壹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壹。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壹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壹，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壹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進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進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壹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壹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壹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工作组壹進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壹大串，斗争会壹大片，劳改壹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壹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壹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当时年仅２０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壹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壹点自杀。结果这壹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壹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壹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壹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壹心壹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
值得壹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壹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壹——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壹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妳说坏不坏？”
王光美无疑是壹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壹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壹。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壹个时代。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1898

2016年4月10日刘少奇先整人周恩来最终报仇雪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夏衍是电影界的祖师爷，壹个在电影界说壹不二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夏衍理所当然被打成电影界的头号走资派，并关在狱中。在狱中，夏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过去是自己去整人，现在却被人整，由此觉悟。于是，仿清末的剃头歌作整人歌壹曲。内容如下：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斗争矛头直指吴晗。随着斗争的升级，吴晗身上的罪名越来越多，最后几乎是十恶不赦，终于，吴晗壹家三口全都死于非命，用我们的广东话来说，就叫合家铲。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中，吴晗的角色是被人斗争的受害者。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吴晗扮演的却是整人者的角色。当时，吴晗的公开身份是民盟的副主席，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员，只是当时还不公开而已。于是，吴晗利用自己的民盟副主席身份，在反右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引蛇出洞，号召民盟中的民主人士、教授投入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结果壹大批民盟成员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其中也有不少的人死于非命。
周扬是文化界的沙皇。从延安时期开始，周扬就参与整人的工作，胡风、丁玲都是周扬整人的牺牲品。单是胡风壹案，就先后有2,000多人受到株连，不少人因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而关進监狱。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担任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延安整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内的指导思想，从而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在整风的后期，彭德怀、陈毅都被批斗了几十天。虽然后来人们将这些整人行动都推到康生的身上，但明眼人都知道，康生只是副组长而已，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康生那有这样的能耐。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当时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就是周恩来，正是世道轮流转，廿年壹轮回。刘少奇壹案，不但刘少奇死于非命，而且受株连立案的有22,053件，并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极有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株连人数最多的冤案。邓小平后来讲的壹句话极有道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周恩来也做了壹些违心的事，讲了壹些违心的话”。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6-04-10/59731129.html

2019年5月29日刘少奇：不值得同情的文革最大受害者
刘少奇极其壹家人，在那场狂风恶浪的十年动乱中，受尽了磨难，是全国范围内受害最严重最厉害、被老毛整的最惨的壹家人，四人死亡，六人入狱，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这种情况，在世界现代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什么下场？
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
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张国焘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壹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壹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壹次报告，他总共壹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壹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壹次壹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壹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壹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
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進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壹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著壹样的微笑。妳怎么那麽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像历代功臣们壹样，脑浆涂地了。
他被剥夺了壹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93

2015年11月2日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死亡数据真相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進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
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壹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壹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壹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妳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進”初期曾主张制止冒進，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進”。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進’提出任何负面意见。
官方壹些史料说，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饥荒”期间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对中央的决定，李先念也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因为这个政策，信阳饿死100万人，史称“信阳事件”。
按说，李先念管这个事情，他就应该知道下面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但是，李先念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强行進行粮食征购呢？这里就涉及当时邓小平的壹个讨论：说在四川山村饿死壹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壹个人，影响哪个大？这个讨论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的观点。
－－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1-02/59692494.html

2018年4月26日《新发现的周恩来》爆惊人黑幕！把灾难推向极端的周毛
周恩来在中共的历史上壹直被贴上道德模范的标签，随着中共政权日趋没落，越来越多原本被掩盖的真相被揭露出来。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壹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進”“公社化”酿成的壹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书中，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壹个人，现在看壹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书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進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進，壹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作者认为，“从官场進退，政治沈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4/26/856264.html

2008年4月9日首曝：周恩来发动5.16 整死10万人打倒上千万
所谓“五。壹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壹六红卫兵团”贴出传单，内容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上书反映，谓外交部和社会上有壹股反周的空气，毛批示指之为极左。并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五壹六”是反动组织。68年中央成立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壹六”专案领导小组。上述红卫兵团随着其头头被捕而瓦解。
周恩来在起草的《关于建立“五壹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特别提出抓“五壹六”主要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组织、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领导谈话时说，“姚登山参加‘五壹六’，难道还要填表吗？”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尼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除毛、林之外的高层领导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领下前往机场迎接，后在壹次会议上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壹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此皆出于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其捧上天（安门）的周，没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姚成了头号“五壹六”分子，罪名是反对周，要夺陈毅的权。批斗完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押送至秦城监狱关了九年。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批阅“照办”后颁布。文件壹方面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又说反革命组织很多，强调斗争的复杂性。非但如此，还把解放军的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绑在壹起，列为“五壹六”的后台和操纵者。
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到学校，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动员并不存在的“五壹六”分子坦白，同时实行引诱欺骗及刑讯逼供，结果清查出的“五壹六”分子，有的说壹千万左右，也有说两三千万。被迫害致死的达数十万人。
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壹六”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壹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壹个说法。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壹人承担责任，包括周。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0409/82032.html

2018年4月20日中共首任总理周恩来的真实鬼脸
人们知道刘少奇死的极惨，但都不知道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周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就是个非常典型而惨烈的例子。周恩来原计划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后来周得知国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对他的暗杀，于是不动声色的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照原计划原飞机飞行，结果飞机爆炸无壹生还。而周自己坐另壹架飞机从昆明取道缅甸仰光安全到达雅加达。
据周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年12月，红卫兵杀進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伪善的关心他，让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不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总理报告壹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不去还好，这壹去就送了命。
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奉命于1967年1月19日正式与贺龙谈了壹次话，周说本来“这次谈话的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第二天凌晨四时，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西山附近象鼻子沟的壹个地方。
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壹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妳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壹枝’。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线指挥所的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随后，周逼迫当年派遣说客熊贡卿对贺龙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晏章炎，写假信给中央“文革”，诬指贺龙曾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当年熊贡卿劝降，立即被贺龙处决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至今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中共领导层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更清楚，那为什么要迫害贺龙呢？因为贺龙曾躲到他家，周恩来怕沾包。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李仲公在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要求下，伪造了壹封贺龙当时“通敌”的“亲笔信”，而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组长。
这封伪造的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铁证”。诬陷贺龙的整个过程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1974年，华国锋主导复查贺龙案后，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
1931年，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供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成员。消息立即通过隐藏在国民党里的中共特务通知出去。周恩来闻讯当夜带了特科的十几个杀手们去上海顾顺章家灭口。为了不惊动邻居，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灭口方法勒死。那天刚巧去串门打牌的斯励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手下人问周怎么办，周没有心软。
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蒋中正）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四壹二”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名符其实的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当晚在顾家的亲属，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5岁的儿子、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的叛变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
周恩来壹直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塑造成所谓“道德楷模”，生活极端艰苦朴素。但根据中共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历史真相却恰恰相反。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披露：有壹次，吴法宪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壹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
中共元老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分工等周批文件的秘书每天都需要排队等候，对他的这种作风非常有意见。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壹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刘英说，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了矛盾。周恩来要讲排场，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
1938年吴国桢任国民政府汉口市长时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曾在家花了16元钱宴请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在回请他时，身上穿的是缎子狐皮袍，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36元壹桌，加上好的花雕，破费大约50元左右。当时有在场者不解地问周“妳的薪金是多少？”周恩来回复称“5元钱”。在场人都吃惊：他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提供他所需要的壹切。
而周恩来乱搞男女关系更是隐蔽，这个中共树立的道德楷模，不但在德国有壹个混血私生子，在国内还有壹个出书声明自己是周的私生女，这还是知道的，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8/4/20/67180m.html

2016年6月25日文革中的周恩来
问：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妳的看法。
答：对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壹派认为，周是力挽狂澜，阻止车掉下山崖，另壹派认为，周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助纣为虐。其实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两派都有评判的证据，关键是看具体事例。评价壹个历史人物，最好是有详细的档案材料，本人的真实记录，如日记、工作笔记、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个绞肉机中，他是绝不会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么想的。共产体制就有这个本事，让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谜。
问：但近几年，毕竟流出壹些材料，更有大量当事人谈出很多亲身经历，那还是有可能作壹些判断吧？
答：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
问：周后来又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给调查报告签了字。
答：是啊，所以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问：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过壹些人，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赞颂周是“大树参天护英华”。
答：是有这样壹种说法。但千万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谁，放弃谁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钊，他对毛有恩，所以他受冲击，写信给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斟处，应当予以保护”，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护更多的人，但伸手还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对毛下决心严办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颜色的。
其实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政党内会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
以周的禀赋，若在古代，也可能是个欧阳修、范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产党体制内，竟连个奴才都不如。
问：但尽管周对毛处处小心，事事服从，但毛仍然放不过他。
答：确实如此。文革中周是紧跟毛的，但毛从没有真正信任过他。当然，毛是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壹辈子恐怕没有信任过任何人。从心理学角度看文革，这场浩劫就是壹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症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尼禄，当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典型的偏执妄想狂人格。
－－www.rfi.fr/cn/中国/20160625-文革中的周恩来

2015年 1月 8日 “共产党最后壹块道德招牌”——周恩来
周恩来在去世39年后却至今不能盖棺定论，这位被景仰他的人称为“壹代伟人”、“中国共产党道德楷模”的“人民的总理”，近年来也被许多人斥为中国独裁者毛泽东的“帮凶”和“伪君子”。
近些年越来越多被公开的史料，显示了周恩来屈从甚至成为毛泽东“帮凶”的壹面，比如在打倒高岗、饶漱石集团，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事件上，周恩来没有壹次不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壹边。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李慎之在跟朱学勤长谈的最后感叹说，周总理可是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壹块道德招牌啊，如果这块招牌垮了，那麽共产党的神圣性也就没有了。
朱学勤教授认为，毛泽东为什么能壹步壹步走上神坛，最后成为大独裁者，包括总理周恩来在内的中国高层官员和毛泽东的同僚们都是有责任的。
在好几个历史紧要关头，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其他同僚们能齐心合力制止独裁行为，那麽中国也许不会走过反右和文革那样的马鞍形弯路，国家和人民也不会经历那麽多磨难。－－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1/150107_zhou_enlai

2013年11月24日 [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妳知多少？
现在坊间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
壹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二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
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恩来的历史，建国之前，历次的错误路线，除了第壹次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参加之外，而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壹次的路线斗争没有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至于’人情味’，更不值壹驳。
我并不否认周恩来有人情味的壹面，可是同壹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
他还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他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恩来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壹样多，又该如何解释？仅仅把周恩来看成壹味向毛泽东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
周恩来是壹个毛泽东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刻消退，连普通百姓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来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壹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壹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翻查壹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壹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壹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壹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
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那来这么大的的能量？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著壹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壹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共产国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壹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壹联络人角色，周恩来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迅速上升，升职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恩来進行更有效的活动。对共产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恩来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壹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壹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壹帮派体系对他壹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傅钟、刘伯坚、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壹度任中央书记）、赵世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陈乔年(陈独秀之子、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壹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共产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活动等。按苏联的见解，射秽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進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壹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壹次，也是败得最惨的壹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壹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
毛泽东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陜北延安，说得好听壹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壹方面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壹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壹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
毛泽东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壹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深刻的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泽东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壹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壹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毛泽东可把以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恩来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壹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周恩来只在壹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壹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壹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壹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
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泽东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泽东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大跃進失败之后，毛泽东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少奇脱离了毛泽东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壹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壹言不发，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就只剩下林彪唯壹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壹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壹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
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壹步最大的错著：他们为了麻痹毛泽东，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壹，毛泽东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毛泽东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壹个决战的架势。毛泽东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壹阵之后，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泽东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与此正面宣传的是：周恩来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泽东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泽东部署了对周恩来的攻击：壹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1927年’四．壹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二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著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泽东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四是反周，毛泽东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最后毛泽东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恩来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恩来的势力，周恩来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不少人为周恩来辩解道，当时他若同毛泽东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壹是1966年冬，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進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恩来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壹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泽东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二是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泽东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泽东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恩来把陈再道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壹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壹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泽东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壹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泽东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恩来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好几年之后，壹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壹是第壹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麽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壹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壹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壹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壹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
试举壹例，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壹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壹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恩来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妳下药时也壹定裹着糖。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壹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壹。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壹贯表现。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妳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壹罪证
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壹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壹大罪证。
这是壹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進任何壹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
文中写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進的壹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壹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進的壹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進的基础上继续大跃進。”周恩来继续写道：“壹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壹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壹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壹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進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壹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壹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壹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2017年2月21日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壹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壹本是《剿匪正史》，另壹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壹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壹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壹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壹把手，潘汉年只是壹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壹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壹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壹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巖井英壹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壹天，巖井向潘汉年问，妳能不能提供壹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巖井英壹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壹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壹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壹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巖井的回忆录里写的壹样、壹致。所以这是唯壹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巖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巖井英壹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巖井英壹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巖井英壹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巖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巖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壹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壹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陜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壹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壹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壹道亮丽的风景线，壹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 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壹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当时重庆是壹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了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壹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壹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壹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陜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等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壹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W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
王康：我查了壹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壹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壹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麽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麽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壹般。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壹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進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巖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壹般。1924年，国民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壹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壹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陜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壹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壹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壹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壹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壹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壹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壹次提出来，日本進攻中国这是好事情。壹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壹次说，日本皇军打進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妳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妳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妳们战争赔款。“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壹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巖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巖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麽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巖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壹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妳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壹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妳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壹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壹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mao-collaboration-with-japan-during-the-wwi-20170220/3732139.html

2019年11月07日毛泽东策划皖南事变内幕：害死项英嫁祸蒋介石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红军游击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成为新四军，并接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统壹指挥。然而，新四军拿着国民党军饷，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
1940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限新四军军部壹个月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中共内部叛徒杀害。这次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下令项英撤到江北，规定其走皖东路。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12月29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壹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张戎指出，毛泽东压下项英1月4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1月13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4）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13日或前壹两天才把项英4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国民军队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壹星期后结束。
1月4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壹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1月6日到9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慌张的项英发了壹封又壹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的电报后，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没有动静。
10日那天，项英亲自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壹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妳处。”
直到13日，周恩来才在毛的指令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撤军，而蒋介石已在前壹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1月15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拯救。但潘泼了他壹头冷水。
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在向他撒谎。
毛又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斯大林警告毛泽东“不要挑起破裂”。毛只好服从。
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他在壹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而毛泽东则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壹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https://www.ntdtv.com/gb/2019/11/07/a102701834.html

2016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么？（18）延安整风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三年是抗日战争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共却在此时把大批干部调回延安搞政治学习去了。这也证明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多么“逍遥自在”。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壹、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1，“党性第壹”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陆定壹提出了壹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壹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壹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壹下才发表，有的压壹下不发表’，壹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壹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壹。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以政治学习来洗脑。
2，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
3，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复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
4，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1940年就在全党推行。
党是这样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壹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壹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壹只鸡。’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队。1942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
2，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在延安整风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1942年6月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
整风运动造成超过壹万人死亡。
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壹个喊的。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发的统稿。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泽东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壹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妳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转载：《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言论选
笔者按：壹直想搜集40年代时共产党机关报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无疑是对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为笔者从网络搜集的内容，主要是转载，由于出处多，不壹壹详述，欢迎指正和补充－－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妳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壹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0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壹个党、壹个领袖、壹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進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壹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壹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壹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壹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壹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壹党治国。……因为此问题壹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壹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進；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進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壹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壹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壹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壹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進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壹，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维持壹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壹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制造阶级仇恨，毛泽东残忍消灭数百万地主
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著有反映反右运动的《阳谋》壹书的丁抒对美国之音说：“在1957年毛发动反右斗争之前，毛泽东发动了壹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从建政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射秽主义改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肃清反革命，这是比较大的，还有壹个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些频繁的运动充分显示了毛“运动治国”特色，“运动是壹个接着壹个，有时壹个运动还没有完，另壹个就开始了。几乎没有无运动的时候。有的是运动重叠。譬如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至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1950至1953，”丁抒说。
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壹次。这壹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
根据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东和原中国山西社科院学者智效民在川东、山西平定县和晋绥地区的调查，当地的土改充满暴力血腥。
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壹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在壹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把壹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壹个铁杆从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宫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讨会论文说，山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抗战中全力帮助中共，曾赴延安参观并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土改到来时，仍在劫难逃，61岁的他被反绑双手，“斗争進入高潮后，他被两人按住头，将壹根铁丝穿進鼻孔，并强迫主席台上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老牛’游街示众。没过几天牛友兰就死于关押他的窑洞里。”
智效民说，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的刘少白和他的弟弟刘象干也被清算，“刘象干被活活打死后还被自己的儿子补了两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后来回忆说：“会还没有开了壹半，刘象坤就被众人妳壹拳我壹脚，妳壹棒子我壹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郝志东在2015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后惯用石头砸死地主。山西平定县“开明绅士”、民国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门地主贾秀宝虽然主动交出财产和耕地、并在斗争会上做坦白，但由于区、村干部已做好处决他的安排，结果被五花大绑架著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
2017年5月郝志东记录了王家庄10人被用镰刀剐死的情况，“行刑前没有宣布任何罪状，行刑后也没有宣布任何罪状。”
郝志东2015年8月22日和东回村的李先生访谈，李先生介绍了村里壹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杀的惨况：“李全福有母亲、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让他们住在村里最低等最坏的烂窑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亲、妻子和妹妹商量，父亲都被害死了，恐怕咱们也活不成。壹家五口决定集体跳井，在窑洞外的壹口井中溺水死亡。”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妳死我活的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杨白劳，全是谎言。”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是中共通过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毛泽东最喜欢设定计划数字，”《阳谋》的作者丁抒说，也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按比率杀人、关人、管人。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毛主席说不杀反革命就不象个革命的样子。”“杀反革命必须有计划”。丁抒说，在镇反中毛泽东给农村定的计划是“人口的千分之壹”，“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丁抒说：“3000，正是当时上海约600万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
在反对胡风分革命集团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
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毛重申：“对于高级知识份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壹样，壹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为肃反定的指标是“反革命5年抓150万，每年30万。”
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的壹次会议上大笑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5586830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壹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壹组数据变成壹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壹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麽，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线索到了这里，壹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壹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茅台酒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仁怀干部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壹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壹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壹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壹手抓生产、壹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進？
原因，壹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有如下壹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壹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進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七十八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壹九五八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妳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壹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壹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壹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壹个人壹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壹公斤黑市大米。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的发现
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壹书赢得英国塞缪尔R26;约翰逊文学奖。
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進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1、大跃進时频繁滥用酷刑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壹个发现是，大跃進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壹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進壹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壹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 (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壹次又壹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数据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数据，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数据，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仟5佰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
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著、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 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在湖南省的壹个村庄里，壹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壹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壹次、壹次地出现。
3、壹切灾难是由壹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壹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進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壹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账本上做花样……”
“壹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壹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壹只耳朵被剁，最后壹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壹个土豆”他说，
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壹次劫车中，4仟农民把货车抢劫壹光，有壹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壹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壹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進行”。而这壹切都是壹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隆重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
壹家报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的粮食产量壹举提高到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乐观精神，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创造精神，这是“不管妳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钱学森认为：只要充分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加大栽种密度，多施化肥，夜晚点上电灯让稻田继续進行光合作用，亩产万斤完全可以在射秽主义中国率先实现。有三个人对钱学森的观点提出批评，壹个叫巴金的作家，壹个叫方励之的学者，壹个叫袁隆平的农技员。争论到了中南海，于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干校，方励之下放工厂，袁隆平发配到海南岛的荒郊野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人民日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坚持不说假话专说真话，这源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现在大家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可见当年报道的感人之深。壹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壹个高尚的人，壹个纯粹的人，壹个有道德的人，壹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壹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壹个做过中国梦的人。
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旧文）
五十年前，朴实的中国农民突然说起梦话，他们兴奋而自豪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他们种植的水稻，已经达到亩产“十三万斤”！
那麽，亩产十三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说，就是夸大了将近两百倍！
形象地说，就是妳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币，报纸以及领导却告诉妳说：同志，妳现在有十三万元人民币了！
假如这六百五十元人民币，真的跟买彩票中奖壹样，变成了十三万元人民币，那麽，中奖的人就是跟范進中举壹样兴奋地发疯也值得。
可惜的是，范進中举是真的，换言之，他疯得也值。而我们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却是假的，我们这个疯，发得冤。
按说，像这样连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麽壹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数还是我们的党政领导。
因为伟大的领袖相信。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邓拓用《伟大的空话》讥讽了壹下，代价是以死谢罪。彭德怀用《万言书》指正了壹下，结果是凭空给他捏造壹顶“反党集团”的帽子。
在这种专制专横氛围下，谁愿意直抒胸臆？
于是，说谎与欺骗很快在全党全国成燎原之势。疾风劲草，只能被烧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来区分路线斗争中的敌我。
亩产万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为马并列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虚构的，所以还是中国人厉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安徽大饥荒大量人吃人事件吃法多样惨不忍睹
城关公社葛鱼池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54页，以下简称《地录》）[注：《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是亳县地名委办公室通过地名普查编写于1984年8月出版的历史资料。从1958年公社化开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壹的体制全部解体，恢复了区（镇）乡体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时老公社和生产队（村庄）名称为准。]壹个名叫实话的农民，于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饿死了，剩下壹个八九岁的女儿由他收养，不久也饿死了，被其煮吃后，实话本人精神紧张，曾患病多年。
双沟公社王阁大队大王庄生产队（《地录》273页）王玉珍是我的亲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饿死）1960年春第三个孩子饿死了，他与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后腹泻不止，于3月28日前后，他俩和母亲先后死去。他们死后，剩下壹儿壹女两个孤儿，被送進大队孤儿院，后被我和妹妹分养成人。
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生产队（《地录》241页）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饿死三口的情况下，自己极度饥饿已奄奄壹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儿身上啃吃了几块生肉。当大杨烟酒专卖处主任任怀赞前去其家检查时，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还知道要馍、要饭。生产队朱本善把其情况告诉任的同时，看到她在床前腹泻拉下许多烂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馍、有饭、有医、有药也难得救，何况没有抢救条件呢，最后生死不明。
十八里公社候桥大队孙何滩生产队（《地录》233页）吴××，1960年春其父饿死后，身上被割掉几块肉，当生产队长找人掩埋时，发现尸体肉被割的事实，于是队长指尸训吴，妳毫无良心，敢吃妳爹的肉。吴低头不语，默认了之。从此，在当地传开了“吴××吃爹”的惨剧！
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生产队（《地录》69页）1960年5月24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共产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带领检查组去该队检查生活，在检查中除群众反映饿死人等问题处，普遍强烈反映本村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在其父饿死后，不仅吃了父肉，并煮熟以每斤1.6元出卖。因当地领导回避，特向检查组反映。孙听汇报时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生产队（《地录》256页）壹个名叫韩三的16岁青年，1960年春父母饿死以后，即与其弟韩四在壹起生活。同年3月将其弟韩四打死吃肉。把头和脊背放泥囤里，正在煮肉时被干部发现。经审问供认杀弟吃肉的事实。因其未满18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韩三抓送公社火箭营（公社小农场，劳武结合经常随意关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关押，数日后在火箭营死亡。
观堂公社集东壹里张庄生产队（《地录》167页）张韩氏壹家四口人，1960年春饿死二人之后，身边只剩下壹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又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本人以后改嫁。
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边壹个十来岁的女儿，经常与其争饭，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录》240页）农民孙其龙壹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饿死几人之后，对其中活着的壹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队西王庄（亦称河西王，《地录》293页），1960年春全村有几户都吃人肉，大队发现后，多次教育制止无效。大队书记耿××下决心抓典型。有壹次抓到王××的母亲吃人肉的事实，将其捆绑殴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不久死亡。该庄吃人肉的问题得到制止。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中共党员、县法院副院长）陆美（女）1960年汇报，在魏岗公社张任大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向她汇报，蒿庄生产队（《地录》67页）40多户的村庄，约有10多户吃人肉，几乎天天夜里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观堂公社（集）东壹里张庄（《地录》167页）1960年也是壹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吃人肉基本是半公开的，谁都知道谁吃，就是不说罢了。孤儿张催粮近门的奶奶就不断用人肉加入张的稀饭中养活了他。
还有亳州市谯城区壹位负责同志曾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么秘密，他家村庄十里河公社（集）东南港小庙（《地录》215页）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壹户而是几户。吃过人肉，把骨头都抛在庄附近麦田里，收麦以后，白花花的人骨头，扔的东壹块、西壹块，是他亲眼看到的。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壹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壹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壹块就吃，接着壹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壹团。转眼把壹盆人肉抢吃壹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壹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地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壹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著。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壹哄而上、抢吃壹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
尚振华是从县级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1990年代，我们经常见面谈论大饥荒问题。他曾多次跟我说，他1960年在县法院任秘书时审判的“特案”，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地录》239页）张秀英（女）由于当时饥饿把自己饿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邻居家的小孩。案发被捕，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正在办理手续中监毙。
据老公安时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说：俺是农村人，1960年在本大队（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工作，分工到刘洼底生产队（《地录》114页）检查，发现两个孤儿，男孩叫满堂，15岁，女孩叫小卞，12岁，正在煮人肉吃。问其情况，他们说家里大人饿死后，为不再饿死，就学别人吃人肉的办法。他们准备了壹条绳、壹个扁担、壹把镢头，白天看准新坟，夜晚前去扒尸。有时砍掉壹条腿，有时砍掉两支胳膊，用绳子捆好，小扁担壹挑，擡回家煮吃。虽经劝说，他们不听还照吃不误。由于多次吃没事，最后壹回吃多了，满堂腹泻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据后李营（后湖）李玉显、李兴勤父子等人回忆：双沟公社康庄大队中李营生产队（《地录》276页）农民李学武的儿子李闯，1960年春赶店集（《地录》279页），在回家途中饿死在韩大庄北地路旁。天黑后被附近饥饿的农民用绳子系著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韩大庄北地壹棵树上，壹刀壹刀把肉割光，只剩下壹副骨头架子。第二天当人们看到这具惊人的尸体后，消息迅速传开。待李学武家人前去确认是李闯后，被运回家地里埋葬。这壹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惨案，当地壹些65岁以上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

2017年11月6日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中共党内外，国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与记录，无不以信阳事件为首选，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案例意义。大跃進运动的缘起，河南省对务实派潘复生班子的清算，两次中央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成为先進的“跃進省”，成为毛乌托邦盲动主义的基地和样板。然后，发生在壹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高层势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澜的最后预警被消音，饥馑神风的大袭击终于挟著高征购、反瞒产的烈焰降临不设防的神州大地，狂轰滥炸、尸横遍野。首当其冲者，就是河南信阳。
信阳顿时变为鬼域。“老百姓饿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把壹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边到处是死尸，最后吃尸体、吃活人、吃亲人。成村成户地人死绝。光山县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绝人的村子达壹百七十五个；八千户人家，死绝壹千六百户；三万六千人口，死掉壹万三千人。有的生产大队，人口饿死四成。同时因偷食而被干部打死的、关押的不计其数。干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权，而且严密封锁灾区，控制邮电，不准向外求援告状，不准出外逃荒求生。制造壹个王任重承认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来调查，称信阳饿死七十万人，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的检讨，称信阳饿死人有壹百多万。
本来，中共壹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壹个相对务实的发展经济为主的路线，可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射秽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号召超英赶美。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总路线，三面红旗裹着大跃進、人民公社于焉出台。从邓小平宣称八大路线正确，可惜没有坚持下来，到极左路线占上风之说，中共理论界史学界至今不敢面对的是，极权制度下个人独裁无法无天，压倒壹切，取代壹切的事实。
毛泽东好大喜功，选择中原大省河南作样板，以号令天下。他实施的策略，壹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战那样，人海战术，土法上马。从中南海到县市委，大批从国内战争中转下来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级大权，外行领导内行。
毛泽东建国后文稿第九卷，记载毛收到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报告后，只有冷冷的壹行字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壹下处理办法。”如此严重事件，毛根据什么作出“阶级敌人报复”的判断？事过五十年，大陆没有人追究、研究。二○○六年，北京出版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中记载有对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访问。张问邓：“毛对信阳事件的反应”。邓那时正陪毛读书，邓说了壹句潜台词丰富的话：“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壹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進行阶级报复。”邓说，刘少奇也有这样的看法。
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着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壹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壹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那是壹个壹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壹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1/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html

2019年7月29日毛泽东是怎样逼迫中共高干们自我羞辱的
毛泽东整人有壹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实质上就是写“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
壹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壹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周恩来这壹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壹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進’”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壹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跃進”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壹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茍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茍容的程度不壹。
除晚年外，刘少奇常常是违心地昧著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進”运动中，在“大跃進”运动中，他都曾壹度站在较为清醒的壹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壹方；可壹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著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壹是明知彭德怀“不会说壹句外国话”，却偏偏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二是明知彭德怀壹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進言“大跃進”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壹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老奸巨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壹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進”；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壹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著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壹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擡轿子、吹喇叭。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9/07/29/2118020.html

2017年1月13日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至少六次感谢日本侵华
壹、早在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便说过：
“妳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妳们。真是妳们打了这壹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壹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妳们。”
（以上是根据大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彦著的《大外交家周恩来》上，第210页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壹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壹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以上据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8页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当时黑田寿男及浅沼稻次郎作为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谈及1956年时，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理事长南乡三郎时谈到：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壹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妳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丶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以上据《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壹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又再谈及南乡三郎：
“有壹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壹次话，他说：‘很对不起妳们，日本侵略了妳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壹，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壹百二十万人。妳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以上内容来自《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壹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壹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其谈话提到感谢日本侵华：（文中有三个部分提到感谢日本侵华，以下用a丶b丶c列出）
a）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妳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妳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b）佐佐木：“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妳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妳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c）毛：“……蒋介石是第壹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壹次。壹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進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壹百二十万军队，有壹亿人口的根据地。妳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思想万岁》原文复刻，1969年（716页版本） p.532—545。注：中国大陆当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壹书有多个版本，但只有716页的详尽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论，估计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别的中共官僚互斗，对消息发放的标准不壹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
“……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壹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妳们了。’我说：不，妳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妳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妳们作斗争，我们搞了壹百万军队，占领了壹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妳们帮的忙吗？”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卷》第六篇“与著名美国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该书编者：姜义华，出版者：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第壹次出版内容）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
毛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妳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妳们。
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進行解释的时候，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www.epochtimes.com/gb/17/1/12/n8697723.htm

2019年6月23日毛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之壹，国家战争赔偿是壹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進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壹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壹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50亿日元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壹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壹，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壹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壹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壹句免费的“反省。”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是，为什么毛泽东壹人独断专行？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623/1306128.html

2020年4月5日毛和周壹生中的十次大交锋
1、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前，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取代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壹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等免去了毛的红军总政委壹职，由周接替。同壹个月，周任命自己派系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周派的另壹成员陈毅，之前已是江西军区总指挥，1933年兼任西方军总指挥。宁都会议后，毛的军事指挥权先被朱德和周取代，后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2、遵义会议
1935年，遵义会议，毛成为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周保留名义上的指挥权。
经过毛儿盖时，周重病，昏迷不醒，毛自行宣布接替周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周病愈，也没有提出反对。
3、长江局
1938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和王明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坚持“壹切经过统壹战线”，与蒋合作。后来，周在整风运动中作了检讨，“壹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4、新四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自从在欧洲结识周之后，陈毅壹直都是周派的重要成员，于是毛又派了刘少奇任政委，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是毛培养的接班人，邓子恢是毛在江西的嫡系。刘少奇后又兼任华中局书记，不仅是陈毅的上级，也取代了周的南方局的地位。
5、整风运动
1942年，整风运动，周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
6、高饶事件
1952年的“五马進京”，壹是毛让五人分周的权，二是为下壹步倒周作准备，可以说是先守后攻。
7、反冒進
在之前的失败后，毛意识到，要倒周，先要翦除周在军中的羽翼。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各级军官都做过他的学生，俨然是新的“校长”，因此展开对他的批判。
8、文革
毛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1967年，江青让红卫兵包围了周的住处。后来，估计是陈毅带人把周救了出来。周对斯诺说，“我的壹个朋友，把我救了出来。”
9、七･二〇事件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周让陈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没事。表面上是为了毛的安全，实际是鼓励了那些反对毛在军队中文革的人。
10、右倾投降主义
九壹三事件后，周去见毛，说：“主席，大权还在妳手里。”周的意思是说，他无意趁九壹三事件夺权，希望毛和解。但毛并不理会，先反击“右倾回潮”，又批林批孔批周公。
－－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396080.page

2017年6月14日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1945～1949：国共内战
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
那麽，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此数的壹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壹的壹半就是27万5千人。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壹的目标。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壹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
1955～1957：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壹般“在百分之五左右”。
历时壹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份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份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壹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祗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根据资料：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壹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壹次演讲中说：大跃進期间（1958～1960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
3756万是壹个什么概念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壹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壹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资料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6/14/825766.html

政治迫害概论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发起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進。新闻界也跟進，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
转为反右运动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進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12日批发全党。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進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射秽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射秽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注：指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進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進攻中又积极進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反右的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
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射秽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進”，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進，反右运动逐渐停止。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進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倾运动。

－－摘自维基百科

反右运动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万，是410万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作者：bobzhou 于 2017-7-12 20:54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麽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進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以上是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
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对“右派分子”以及他们受到的迫害很少有了解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劄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射秽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射秽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進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進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進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明面上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進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屎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屎、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屎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射秽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射秽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射秽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進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進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林彪坠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邓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死后，他逮捕失去毛保护的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摘自维基百科

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多少人？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也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沈重的代价。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公开出版的讲话里，叶剑英讲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 ──中央文革，……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進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公开出版的讲话里，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等具体数字。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摘自维基百科

北京大学
董怀允：数学系讲师。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杀身亡。
卢锡锟：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喝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自杀身亡。
崔雄昆：教务长。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陈永和：数学系教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陈同庆：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汤家汉：东方语言系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蒙复地：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身亡。
张景昭：女，数学系老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同事说她是“一个非常脱离政治的人”。
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李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廖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朱耆泉：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年也自杀身亡。
吴伟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他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黄宗奇：哲学系。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中共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射秽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清华大学
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基础课讲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
李玉珍：图书馆职员。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大树：电机系助教。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服毒自杀身亡。
程国英：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邹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12月10日跳楼自杀。

复旦大学
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著圣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服毒自杀。

南开大学
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進“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 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西安交通大学
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陜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陜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陶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王鉴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汪国梁：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陈子晴：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陜西师范大学
康昭月：女，陜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高斌：陜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孙荣先：陜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祝璜：陜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黄国璋：1896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陜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北京航空学院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北京外国语学院
吴纪仁：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因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且“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张辅仁、张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别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
何万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8月13日身带遗书投龙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

张剑飞：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8月27日晚被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被毒打至夜里12点，送海淀公安局关押。张剑飞肋骨断尿血呼吸困难，9月5日死亡。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被红卫兵打死。

江枫：（女），北京戏剧学校校长。被殴打侮辱回到家中遭14岁养女殴打，自杀。

姚启钧：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跳楼身亡。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服毒自杀。

范造深：1913生，天津广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院长，文革中遭到非人凌辱，于1967年与妻子双双自缢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师范学院校医。

何基：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 年8 月 11 日，在学校大规模“游斗”教师时遭到残酷折磨和侮辱。当晚他自杀身亡。该校当天另有三人在“游斗”过程中被折磨殴打而死亡。

高景星：武汉医学院院长。因所谓“历史问题”遭到“造反派组织”的毒打，肋骨和指骨被打断后，1968年6月5日，从手术室五楼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
王祥林：医生，在南昌一医院工作。与高景星同案，在关押和拷打的“审查”中自杀。
孙明：男，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医生，高景星以前的同事，朋友，受此案牵连。在关押和拷打的“审查”中自杀。

谷镜研：著名病理学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同胡正祥等共同努力在我国创立了病理学科，1927年他经手创办了复旦大学病理学系，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教学和科研的队伍，编写了教材，积累了一批资料和标本。文革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遭受迫害后服毒自杀。

陆進仁：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6年8月遭到连续批斗，被罚跪、挂牌、游街。9月1日和其妻子吕静贞一起上吊自杀。

孙梅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教授。文革开始，1966年夏天，他遭到批判斗争，说他是“白专道路”等等。他在师范学院后操场外的“丰沙线”铁道上自杀。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铁轨旁边看报纸，火车来了，他迎着火车冲上去，撞死了。

唐亥：1911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作文化宣传工作。文革时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1968年被关押“审查”。妻子徐垠为民族学院汉语系主任，分别遭关押“审查”，期间跳楼自杀，不久唐亥也自杀离世。

吴维均：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杀。

吴希庸：1911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曾经到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杀。

项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处。他的兄弟处境也很坏，不敢让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学校。后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时年60岁左右）。

余楠秋：1897年生，湖南长沙人。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长期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抄家和批斗后，和妻子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张震旦：化工学家，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教授。所著《化工原理》长期被用作高校教材。1966年被批斗后自杀。
彭蓬：华东化工学院政治教师，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章申：上海外贸学院教授。文革中遭多次批斗，被体罚、剃头、“隔离审查”。1968年（50岁左右）自杀身亡。

徐垠：中央民族学院汉族语文系主任，1968年被关起来“审查”，在学院中的一个三层楼上跳楼自杀身亡。

毕金钊：医师，早年毕业于齐鲁医学院，曾出国留学，医术精湛。1949 年以前曾经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从 1950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审查批斗后自杀身亡，时年约 60 岁。

光开敏：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学校附近的五道口卧轨自杀，身后无子女。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5月从该校主楼上跳楼自杀。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教员，由于在国民党报社当过编辑，当时也在“隔离审查”。北航当局用卡车把他拉到学校，没有准许他看妻子的遗体，第二天他也跳楼自杀。

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划“右派”)，1960年“摘帽”后才重回讲堂。文革开始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由于教学中对“调干生”要求较严，被指为“阶级报复”，遭批斗，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 41 岁。他的妻子余启运是该校的物理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到“隔离审查”，6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正好是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们有三个孩子。14 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26日失踪。

黄仲熊：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斗争和“审查”，在1968 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江楠：女，安徽师范大学俄语讲师。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该校任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林兴遭“隔离审查”，她被当时進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强奸，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走投无路之下，1969年在农村上吊自杀。

李秋野：（1916年－1968年6月30日），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1968年自杀身亡。

林墨荫：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巖石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58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校内两派斗争，掌权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从他那里追查有关对立派别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时年 39 岁。

刘书芹：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审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杀。
罗仲愚：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归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6月6日割断血管自杀。

宋励吾：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1966年8月被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满头窟窿。当晚在家中用刮脸刀片割断血管自杀。死后，妻子和女儿被下放农村多年。

孙国楹：同济大学数学系讲师，因为与人谈起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到的新闻，被指控为“收听敌台”，在1968年被关押和“批斗”，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后来在被关押的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时年30多岁。

唐士恒：1909年生，广东中山人。妇产科专家、二级教授。192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7年赴比利时深造，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又赴德国進修妇产科，回国后历任上海多家著名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妇产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教授、教研室主任、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医学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文革中遭残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杀。

吴鸿俭：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叶英：上海第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为美国军队作过翻译。1940年代留学美国，专攻原虫学。由于这样的“历史问题”，1950 年代他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多次交代才勉强过关。文革中旧事重提，遭到多次残酷“批斗”。他忍无可忍骑着自行车冲撞疾驶的卡车以求解脱，当时撞成重伤，不久并发肺炎死亡。

陶干：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后来家属被告知他用眼镜片切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他的家人怀疑他被杀而不是自杀。

王思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

魏璧：女，北京大学退休教师，50年代曾在北大华侨补习班教数学。丈夫周炳琳是经济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协和医院医生，文革中被批斗后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时被抄家，搜走多箱书籍和冬衣。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于是在1969年春节(2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这时她已75岁。

赵福基：哈尔滨交通学院教授。早在东北被日军占领时，赵福基作为流亡学生来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馆馆长并加入过国民党，以后他参与过救援与日军作战的美国“飞虎队”跳伞飞行员，担任翻译。抗战以后，赵福基到美国留学，1949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苏州和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58年被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内控对象”，遣离上海，送往黑龙江省，几经转折后到哈尔滨交通学院。文革开始后长期被批斗。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当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声称他“畏罪自杀”。家属也无法查核死亡真相。

赵希斌：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后，校园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写了大字：“赵希斌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陆修棠：1911年生，江苏昆山人。民乐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青年时代就积极从事国乐活动。1949年后相继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杀。

姚启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师和干部一起被抄家、罚跪、游斗。此后，这种暴力行为持续不断。他不堪忍受于9月28 日在物理馆跳楼自杀。直至今日他编著的《光学教程》还被用作高校教材。

李树华：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著名外科专家。1970年，李树华给一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病人不幸不治，他随后被诬陷为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枪毙他时，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五里埔大桥，甘肃省卫校的造反派让全体牛鬼蛇神列队观看接受教育，不少人就此神经失常或自杀。

董尧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员，被殴打侮辱跳楼自杀。
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员，被殴打侮辱跳楼自杀。

路彦：北京二中一级数学教师，被驱逐农村后死亡。
袁之俊：北京二中一级数学教师地理教师自杀。

石之琮：（女），北京三中语文教师龙潭湖投水身亡。
沙坪：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校长，被红卫兵用皮鞭和带钉子的木棍殴打。20日上午，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十多名教师“陪斗”。红卫兵（女生）薅下沙坪的头发，令她擡起头来，地上一堆头发一摊血迹。在全校师生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致死。
张梅巖：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数学教师，被抄家后服毒身亡。
何世瑾：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体育教员自杀。

汪含英：（女），北京四中地理教师，被剃阴阳头，和丈夫苏庭伍在香山服“敌敌畏”身亡。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苏泰兴人。1953年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几年后调北京日报。1957年在部队工作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随后她被调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毛泽东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遭激烈批斗后自杀。

焦庭训：北京第六中学历史老师，文革中自杀身亡。

孙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57中学）教员被打死。

哈庆慈：（女），北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65中学）体育教员毒打跳楼身亡。

宋继瑞：（女），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在宿舍用绳子自杀，三十多岁。

陈沅芷：（女），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被推到叠起来的两张桌子上，红卫兵把桌子推翻陈沅芷摔下来。陈被关押致死。

高万春：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校长，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上，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自杀，年42岁。

王生琯：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被红卫兵被从楼梯上推下摔死。

白京：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遭毒打投河身亡。

郑育秋：（女），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擡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死在医院走廊石板地上。

郑兆南：（女），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饱受殴打折磨，1966年9月8日致死，36岁。

靳桓：北京65中化学教员跳楼自杀。

陈葆昆：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被打死。

北京第八中学
华锦：第八中学中共支部书记。1966年8月22日早晨，被发现吊死在关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红卫兵宣称她是自杀的。她的家人和学校的很多老师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
申先哲：历史老师。被红卫兵毒打“批斗”后自杀身亡。

北京十一中学
唐婉森：（女），化学教师。被抄家后红卫兵用木棍把唐打死。
沈世敏：（女），图书馆员。剪头发在火堆边被烧伤，医院拒绝治疗。沈当晚在家上吊自杀。
杜兆南：数学教师。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
霍岐：校医。服安眠药身亡。
王景清：语文老师。跳楼而亡。
李泮请：数学老师。和妻子在家中上吊双双身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胡秀正：化学教师。1968年8月11日，在校中被“隔离审查”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
周学敏：（女），语文老师。自杀身死。
梁希孔：历史老师。自杀身死。

靳正宇：语文教员。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二中被红卫兵打死。
喻瑞芬：（女），生物教师。被红卫兵毒打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把沸水浇在身上两个小时死亡。所有“牛鬼蛇神”绕喻瑞芬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喻尸体。

王庆萍：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8月19日遭到毒打，20日早晨王庆萍坠楼身亡。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说妈妈是被推下楼去或者被打死扔下楼去的。如果自杀妈妈会给我们写信留话。

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8月27日在关押房间暖气管上吊死。

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后自杀。

贺定华：（女），北京第十九中学66岁退休教师。8月27日，被红卫兵剪掉头发自杀。丈夫姚剑鸣被毒打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殴打和丈夫沙英跳楼身亡。

郭文玉：（女），北京宽街小学校长。吕贞先：（女），教导主任。在同一天内的8月27日被打死。郭文玉丈夫孟昭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

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10月1日打死。

张冰洁：（女），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文革改名138中学）负责人。红卫兵用沾水麻绳捆绑和用铜头皮带把她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

杨俊：中国人大附属中学教员。被红卫兵打死。

郑之万：（女），中国人大附属中学教员。跳楼自杀。

齐惠芹：（女），北京朝阳女子四中（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被毒打致死。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被打死。

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被打跳烟囱自杀。

朱鸿志：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遭毒打后上吊身亡。

王哲：房山县房山中学校长。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老师跪在王尸体前面继续斗争。

程瑉：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遭斗争自杀。

李凯：清华园中学军体老师。跳楼身亡。

赵晓东：1909 年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体育教研组长。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楼大教室受到大会“批斗”。“批斗会”后，他下楼梯时从窗户跳下自杀。

周醒华：资深中学校长。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以后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学数、理、化各课教学。1960年起任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中学）校长，后调新成立的上海模范中学任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跳楼自杀身亡。

丁则良：（1915年－1957年8月8日），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收入《丁则良文集》，还有译著《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丁则良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進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放弃继续深造的宝贵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急匆匆赶回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丁则良被安排到位于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1957年5月，丁则良到苏联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8月1日回国，入住北京大学。得知他工作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已将他打成“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员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翻江倒海。每天仍像其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却写好遗书。8月8日，他终于找到机会，避开亲友，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年仅42岁。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1918年，丁玲考入桃源县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与王剑虹同学。1922年夏，好友王剑虹从上海回乡，带丁玲前往上海，入上海平民女校，改名丁玲。1923年，与王剑虹共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1924年，王剑虹与老师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于夏季只身赴北京，欲進北京大学学习，无果，通过同室好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认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1925年，与胡也频在北京同居。1927年12月，在北平写成并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1928年2月，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轰动文坛；年底丁玲追情人冯雪峰至上海，胡也频随后也追去，之后三人到杭州谈判，冯雪峰退出。1929年，胡也频因欠债到去济南教书，不久丁玲也到济南。1930年5月，因胡受到通缉，双双逃回上海。1930年11月，与胡也频的儿子胡小频出生。1931年2月胡也频被枪毙，担任“左联”刊物《北斗》主编，11月与翻译冯达同居。1932年加入中共党。1933年5月，与冯达一起遭国民党当局绑架。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陜北，先后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陜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等职。1948年发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1951年，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划入右派后，受到各种迫害，包括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投入监狱5年等。1979年重返文坛。

丁果仙：(1909年－1972年)，女，晋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原名丁步云，艺名"果子红" 。七岁学艺，十一岁登台。曾在锦艺园搭班演出。后任太原新华剧团班主。建国后，1959年加入中共党。以往在晋剧舞台还没有女扮男装的先例，丁果仙由青衣改学须生，一心想要打破常规，以一个男子汉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经过许多艰辛的磨炼，终于在她十七八岁时一唱成名。她的唱腔圆润豪放，却不带女腔女调，表演洒脱逼真，却不带女态女相，20年代中期，上海百代公司为她灌制唱片，因此获得“山西梆子须生大王”的称誉而名驰海内。她创造的晋剧须生"丁派"唱腔，对晋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進了晋剧艺术的发展。代表作《空城计》，《捉放曹》，《太白醉酒》等。文革中被造反派经常批斗游街，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摧残，于1972年被残酷折磨致死。

丁石孙：（1927年9月5日－），原名丁永安。中国数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代数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主席。1944年至1947年，就读于大同大学，先在电机系，一年后因不善绘图转入数学系。三年级时参与学生运动被捕，被学校开除。1948年，丁石孙报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均被录取，作为插班生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习，开始对数学真正产生兴趣。1950年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在清华大学加入民盟。1952年丁石孙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曾历任助教、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任、主任等职。1955年加入中共党。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進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1984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至1989年）；1988年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1988年7月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当面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丁石孙要求让其子毛新宇入学，丁石孙以“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進来无法保障安全”断然拒绝。

丁聪：（1916年12月－2009年5月26日），笔名小丁，中国漫画家。丁聪19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以创作讽刺性漫画为主。抗日战争后为《救亡漫画》杂志作画，编辑《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画报。1940年至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曾为话剧《雾重庆》设计布景。1942年在桂林、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担任《钦差大臣》、《正气歌》、《北京人》等美术设计，同时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讽刺漫画的创作和舞台美术设计。1947年一度移居香港。中共国成立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49年出席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全国文代会，后历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装饰》杂志主编等。主要作品有《阿Q正传插图》、《四世同堂插图》等，出版有《丁聪漫画选》。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的20多年间，丁聪成为一位资历颇深的“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的“运动员”。丁聪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团泊洼干校。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送到黄村干校养猪。直到1979年春节，丁聪才得到平反。其后恢复创作，在《读书》杂志上开有专栏。2009年5月26日，因脑血栓引发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6日

丁芒：（1925年－）原名陈炎、陈轶明，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集和书法家。丁芒小学二年级时曾留过级，从三年级开始成绩越来越好，小学阶段，他读完了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作品。初中时期，他一边阅读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一边自己创作。1943年，丁芒在高中毕业前在《江北日报》上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四月的黄昏》。1943年到1945年，丁芒進入创作高潮，一共创作了200多首诗歌。1945年，中共地下党员顾迅逸介绍丁芒做了《江北日报》的记者，同时兼任编《诗歌线》《散文》两个副刊专页编辑。1946年，丁芒加入中共党。随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开除出《东南日报》，于是他去了解放区。1955年，丁芒调职转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星火燎原》工作。1956年，丁芒出版了诗集《欢乐的阳光》。1956年至1958年，也成了丁芒的第二个创作高潮。1957年，丁芒的诗歌《动物园随笔》发表在《少年文艺》和《长春》上，随后被默认为“右派”，1959年，丁芒被冠之以“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头衔，随后被开除党籍，连降三级，不久之后他也和妻子离了婚。文化大革命中，丁芒被下放到江苏南通市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197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丁芒平反，随后恢复党籍和工作。

丁惠康：（1904年－1979年8月25日），收藏家、医生。丁惠康于192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1928年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1934年又创办虹桥疗养院并出任院长。后赴欧洲留学，获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医学院教授、《时事医学周刊》主编。抗日战争期间，他于1939年创立中国防痨协会并任医务委员。此外，他与父亲还购置了叶鸿英花园住宅，并重新开办新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1943年又开办中国保健协会。他还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曾出售其40幢住房收购大量历代名画与文物，包括端方归藏的西周青铜大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秦汉以来历代著名石墨，以及宋元孤本书籍1100余种等。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8年曾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后于1979年在上海逝世。

刀世勋：（1928年－2017年10月1日），傣名召孟罕勒，全称召猛西莉苏宛纳罕勒，傣族，西双版纳末世召片领、车里宣慰使司宣尉使，傣语研究专家。刀世勋是第四十三世召片领刀栋梁之嗣子，其六弟刀栋庭之子。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送15岁的刀世勋前往重庆中正中学读书。次年6月，刀栋梁因病逝世。车里宣慰使司议事庭遂向国民政府上报，国民政府派军用飞机送刀世勋回到西双版纳继位。1944年2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昆明行营名义正式委任刀世勋为车里宣慰使司宣慰使。议事庭遂为其举行了召片领就职典礼。此后刀世勋回到重庆读书，召片领由其二伯刀栋刚代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刀世勋跟随中正中学迁回南京继续就读。1947年他回乡探亲，议事庭为他举行了第二次继位议式。1948年，他前往昆明，就读于云南大学社会系先修班。中共国成立后，刀世勋报名参加了滇北地方工作团第四武装工作队。后来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富民县人民银行政治指导员、团小组长。1950年高考中，他考入了云南大学社会系。同年，他还和原议事庭庭长、表妹夫召存信一同作为西双版纳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1951年9月，他正式進入云南大学就读，攻读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期间，他与女友徐菊芬成婚。徐菊芬是云南祥云县人，父亲为当地开明士绅，二叔徐继祖则为原云南省参议会议长。1954年，刀世勋携妻前往北京，進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傣语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1960年代，他回到云南，任职于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指导委员会，继续傣语的研究工作。文革爆发后，他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土司”，押回西双版纳批斗。后来，他与父亲刀栋庭、舅舅刀福汉一同在景谷农村插队落户。文革结束后，刀世勋与妻子一同進入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号谌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中国国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是“新儒学三圣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称。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主要著作有：《泰和会语》、《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朱子读书法》、《蠲戏斋怫学论著》、《宜山会语》等等。1899年，应科举乡试名列第一。1901年与谢无量、马君武等人合办《翻译世界》。1903年，留学美国，学习欧洲文学，后又游学德国、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马一浮回国，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又潜心国学。抗日战争期间，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1939年，在四川建复性书院并亲任院长。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杭州花港蒋庄的住地。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1967年6月2日在杭州含冤逝世。

马明德：（1915年－1969年1月13日）,曾名戴明。空气动力学家。6岁至10岁在北京笃志小学和崇德小学读书。从1925－1929年在家塾学习古文、算术和英语等课程。塾师是前清举人和大学讲师，要求很严。从1929－1934年進北京四存中学和崇德中学念书，其间曾多次参加反日游行示威。高中二年级时，平素与儿子谈话不多但重视子女教育的父亲严肃地对他说，要好好读书，如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就送他出国留学。1934年马明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同年8月13日，日寇又从上海大举入侵中国。马明德随上海交大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1938年他毕业于交大机械系航空门，获学士学位。1938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1939年获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去美国东部达来威尔州新堡城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同年11月乘船返回上海。1940年6月新婚之后第五天，他和夫人蒋祖绮辗转经香港、海防，前往位于滇缅交界（垒允县）由中美合办的杭州飞机厂工作。因该厂被日本飞机炸毁，又转往该厂设在缅甸八莫的航空发动机装配厂并负责发动机试车工作，从土建工作开始，1941年10月10日试车台安装完成，举行了落成典礼，他得到美国厂长的表扬。1942年4月，日寇攻陷缅甸仰光，飞机厂宣布解散，马明德自愿带领从八莫撤回国内的技术工人去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到厂后任机工课技士。1942年10月，马明德到内迁重庆的交通大学航空系任教，除读新书，教新课外，还种菜自给。在重庆交大先后开出《应用空气动力学》、《飞机性能设计》、《发动机动力学》。他讲课生动，深入浅出，有问必答，平易近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家随交通大学迁回上海。1946年马明德翻译了美国著《机械设计》，以后又陆续开出新课《发动机设计》、《喷气发动机原理》。1949年9月，马明德调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为解放近海岛屿，他与岳劼毅等研究出一种惯性驱动的潜水爆破装置。1953年1月，马明德到哈军工报到。当他被任命为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教授会（即教研室）副主任时，自愿兼任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他坚信风洞实验室是研究空气动力学和设计飞机的极重要手段。1959年9月6日，6号风洞進行首次通气实验。经改進风洞喷管段和实验段的密封系统后，同年11月风洞实验M数达到设计值2．5。至此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600毫米×600毫米吹气式超音速风洞正式基本建成。1961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8月，8号风洞－－当时全国最大的低速风洞，试车成功，最大风速达到60米/秒。1965年9月，通过流场测量和标模试验，证明风洞流场合格，天平工作稳定可靠。中国第一座3．5米×2．5米量级低速风洞从此投入使用。在四川4米×3米低速风洞建成之前，它在全国处于全面领先地位。著有《飞行力学》等。1966年文革爆发后，马明德的全部教学和科研活动被迫中止。1968年的8月，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等莫须有罪名对他進行政治诬陷并被隔离、抄家和逼供。以至于1969年1月13日在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隔离室被迫害致死。

马特：（１９１０年—１９６８年），北师大教授。马克屎主义逻辑学家，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逻辑三马”。马特曾经在香港达德书院任教。后来到北师大，１９４９年在历史系任教，１９５３年政教系成立后调入该系。１９５６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成立逻辑教学小组，马特为组长。１９５８年，逻辑教研室正式建立，马特担任教研室主任，于１９５９年在校内招收研究生。这些，在我国和北师大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都是重要贡献。１９５０年代时，马特著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屎主义和逻辑问题》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曾经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写得好，咱们共产党人写不出来。中国讲逻辑学的人中间，他讲得最好。马特教授特立独行。１９５６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提高教授党员的比例，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党时，他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据说当时校党委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致基层支部为凑数而将其拉入党内。１９５７年鸣放时，马特发表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打成右派。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特教授被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某日，专案组找马特教授谈话，之后他从北师大主楼五层跳楼身亡。　　

马连良：（1901年2月28日－1966年12月16日），字温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老生演员。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是扶风社的招牌人物。拿手戏目有《借东风》，《甘露寺》，《青风亭》等。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马连良1942年曾经“赴伪满演唱庆祝戏”为名要逮捕马连良，至1947年8月16日，马连良被诬告事件才真相大白。至此一场子虚乌有的汉奸案，让马连良倾家荡产，也让他对国民党伤透了心。在债务还清后，马连良从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1年，被周恩来召回，他才从香港回到北京。1959年，中共十周年国庆庆典活动刚过，剧团便下放到北京电子管厂劳动。马连良的劳动表现还算好，每天准时到厂。当谭富英被选为全市文教群英会代表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无波动，并说："从新旧社会对比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几次大的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代表选不选我没关系。选上谁都是我们的光荣！我没选上，想必是我有缺点，不够条件。我决不泄气，过年争取当英雄。我已递了入党申请书。我有缺点，政治差，让党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1962年起同时兼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马连良因《海瑞罢官》事件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马连良曾与老舍、萧军、荀慧生、白芸生等一起被批斗，当场剃成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围跪在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被红卫兵用钢头军用皮带抽头，并拳打脚踢，个个头破血流。12月13日因批斗中意外摔倒而送至北京阜外医院，3天后不治，迫害致死。

马三立：（1914年10月1日-2003年2月11日），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已故相声泰斗、相声八德之一马德禄之子。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擅使“贯口”和文哏段子。马三立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潜心探索，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氏相声”，是当时相声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资历最老、造诣最深的“相声泰斗”，深受社会各界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与尊敬。马氏相声雅俗共赏，在天津更是形成了“无派不宗马”的说法。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麽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这个时候的马三立，40多岁，正值盛年，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進“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1979年获平反。

马汉麟：（1919年－1978年9月9日），中国语言学家。早期专攻中国音韵学、文字学，在训诂学、现代汉语语法、古代汉语语法诸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古代汉语教学和古汉语教材建设上贡献最大。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闻一多。1946年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清华不设文科，马汉麟先生被调至马列学院，又于1954年被调至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古代汉语。后历任南开大学副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等职。当时全国高校开设此课的甚少，既没有现成的教材，又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1954年至1958年问，马汉麟先生独自一人承担此课，边搜集资料边编写教材，还自刻讲义、习题和考题，经常忙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马汉麟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科研工作中，不断加深对古代汉语规律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1961至1963年，马汉麟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编辑工作中的通论部分，后独立成书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著有《语法概要》、《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论武丁时代的诶祀典刻辞》、《古代汉语读本》、《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等。十年文革浩劫中，因抗战时给美国抗日部队做过一阵翻译工作，并被授予少校军衔，这一经历在文革时便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倍受迫害。1978年9月因病逝。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同年与王慕理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此后陆续创作了《摇篮曲》《绥远组曲》《西藏音诗》《牧歌》等多部著名音乐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進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沈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進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1966年6月，马思聪受到急進学生高呼著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随后马思聪被关進“射秽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著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1967年1月15日晚，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同年5月，在某领导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進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

马思武：（1905年生－1968年7月11日），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法语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在外贸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的法语教授。1967年1月马思聪无法忍受运动中的批斗迫害，秘密逃离中国，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因此受到株连迫害。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思武被指控曾经帮助马思聪“叛国投敌”。7 月10日在学校的主楼“君儒楼” 中被 “斗争”，有学生狠打他耳光。他被折磨到夜里11点。第二天，1968年7月11日，马思武从“君儒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当时63岁。他死后，在中国住了三十年的法国夫人只好离开中国，两年后在法国去世。

千家驹：（1909年－2002年9月3日），笔名钱磊。中国经济学家、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1年，千家驹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前身），学习了一年，其间结识了汤恩伯、吴晗。一年后，转入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师范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大学代表曾来该校发表演讲，千家驹被打动。同年，经义乌籍同学季达才介绍，千家驹和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络，通过信函联络，经中共领导人宣中华与潘枫涂介绍，千家驹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随即又加入中共党，成为金华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党员及第一位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参与创立了中共金华党组织并任负责人等职务。他还曾任金华学联副主席。1925年寒假，千家驹回答家乡武义，参与创建中共武义党组织。1926年，17岁的千家驹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随即融入了北京大学的中国国民党及中共党组织。在北京大学期间，千家驹曾任北京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后又兼任共青团东城区委员。1928年因有人出卖而被捕，不久获得释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千家驹任“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简称“北大南下示威团”）宣传委员，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千家驹任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千家驹出任北平社会调查所职员（研究生）之后，1933年初，千家驹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升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助理研究员。1935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发起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与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取得联系，还在南京应邀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授课，讲 “中国的财政问题”。同年，千家驹还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骨干成员，并先后编辑《社会科学杂志》、《益世报》副刊《农村周刊》、《社会科学杂志》等报刊。1937年1月，千家驹参出任广西大学教授。芦沟桥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合作抗战，但仍然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以维护广西的地方利益，千家驹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并在此期间与中共的周恩来有过一次交谈。1941年，千家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流亡香港，以卖文为生。日军占领香港后，千家驹遇险，幸获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方得脱险，经广州湾回到广西桂林。1942年后，千家驹先后流亡桂林、昭平、黄姚，获聘为刚刚建成的黄姚中学校长。他先后参与主编救国会的《国民公论》月刊、主编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月刊、参编《广西日报》（昭平版）、《大众生活》杂志等。1945年，千家驹经梁漱溟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千家驹赴香港，曾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委员，后来出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6年，创刊并主编《经济通讯》周刊，获聘为香港达德学院教授。1947年以前，千家驹曾经加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1948年6月，千家驹等人发起“香港各侨团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大会”，曾主编香港《文汇报》的“经济”副刊，还经常为《大公报》社评等撰稿。1948年12月，经中共安排，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人自香港乘坐轮船北上，在烟台登陆之后，经湾南、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抵达次日的晚间，千家驹等人在朱德和周恩来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并進行了交谈。1949年后，千家驹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后来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千家驹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兼任中央射秽主义学院副院长。千家驹还曾任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民盟中央《争鸣》月刊总编辑，民盟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委员会成员，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先后出访过朝鲜、苏联。千家驹主张“建立科学管理体制”，“批判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经济”等。1957年反右运动中，千家驹遭到批判，又曾一度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被要求反复为自己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千家驹遭民盟盟员斗争，被抄家、抽打、罚跪，受到酷刑，这是他毕生从未有过的经历。千家驹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追随共党一辈子、拥护共党、拥护毛主义应有的报应。于是，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赴北京香山“鬼见愁”跳崖自杀，跳崖后在昏迷中获救，并且觉得这次自杀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非常后悔。此后，文革期间千家驹被下放到辽宁省。文革结束后，千家驹积极帮助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平反，并且一生为曾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二人而深感歉疚。1980年代，在有关三峡工程上马的巨大争论中，千家驹成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代表人物。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其中收入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利电力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该书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峡工程“反上派”的声音。1989年4月，《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两篇引人关注的文章，一篇是温元凯所写的有关大胆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另一篇便是千家驹的《倒退不是没有可能－－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一文。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首位民主人士公开批评现任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六四事件后千家驹逃往美国。1993年3月回国，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在深圳逝世。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女，原名韦均荦，中国话剧演员、中国内地演员。1962年获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41年加入天地剧社，开始演艺生涯，首演话剧《雷雨》（饰丫鬟四凤）获得成功。并与张大炎离婚，与耶鲁大学毕业生文人姚克结婚。1944年生女姚姚。后進入电影行业，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1946年与姚克离婚。1949年后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出有《香飘万里》、《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1951年与兰心剧院经理程述尧结婚，1952年因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牵连，离婚。有子韦然。1950年代，由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特意安排，上官云珠在锦江宾馆与毛泽东见面，并成为毛泽东在上海的秘密情人。关系维持数年后即遭毛泽东抛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上官云珠遭到残酷迫害，公开的官方记录是，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跳楼自杀。但也有当年的知情人提供信息表示上官云珠是被专案组的人酷刑之后抛下楼摔死以造成自杀假象，终年48岁。

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30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王造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進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公开了他的反蒋抗日主张。1935年底，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员。1938年3月，王造时担任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干部。9月，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進步人士出狱。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９３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谬集》、《世界近代史》，译著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等。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便抄了他的家并進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时的大女儿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在关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肾综合症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号竹溪，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学生。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同年入该校研究院。1935年公费留英，1938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1943年，任《中国物理学报》编委兼干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随清华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60-196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3年7月，当选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8月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出版，是一本为理论物理工作者编写的著作，该书包括常用的各种主要特殊函数的运算方法与基本特性。著有《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等教科书。他还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创造了一批物理学新名词的汉译称呼。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他还潜心研究文字学，著有二百五十万字《新部首大字典》，该词典将《康熙字典》中的214个部首简化为 56个，并且将五万余个汉字按笔划上下左右次序编排，检索方便，收字齐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竹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虫病。1978年复出，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王文宁：（？—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师大教师。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１９５５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校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四楼跳楼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1924年，王重民入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研究中国古籍。1928年毕业。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编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遗书、太平天国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各大图书馆抄录了很多资料，并发表多篇关于敦煌及太平天国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实中法两国政府交流项目上，他被选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对该馆所藏大量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图书馆的则是杜乃扬女士，她负责整理北图所藏的法文书籍目录。1937年4月，在法国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善本书。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建议成立图书馆学系。1949年，出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讲授和编写了很多图书馆学的课题与文章，譬如：《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史料》、《近代目录史料》、《中国书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经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日本访书志补》、《太平天国官书》、《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善本医籍经眼录》、《徐光启传》、《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料》、《四库抽毁书提要稿》、《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由袁同礼修订）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给当年北京图书馆的军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提意见，8月被划为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参加了四清运动。文革中被抄家关入牛棚。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1974年6月，毛泽东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1915年考入大学，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年毕业后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等地小学任教，其间，参加当地進步团体剡社。1922年5月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完成短篇小说杰作《河豚子》，以极短的篇幅，平淡的语言对描绘了当时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农村百姓的绝望与无助，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荒诞。同年长诗《洪炉》修订完毕。1925年开始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转为中共党党员，其间常将机密材料向党组织汇报。次年6月被捕，由庄崧甫保释。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监狱》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会科学与普罗文学。10月日本当局逮捕中国進步留学生和中共党人，被迫回国。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度担任中共曹家渡区委负责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与中共党失去联系。1935年因《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诚等保释。次年7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活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参与夏衍创建的《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任编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8月开始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1939年春起领导上海文艺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1943年遭侵印尼日军通缉，隐居原始丛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种维生。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進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报》(1945年创办)，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并为对被杀害的郁达夫撰写悼文，要求严惩凶手。1947年7月被荷兰军队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等职。翌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任中共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1952年1月被调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杂文集《文学论稿》问世，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進行了批评。同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为出版社的发展扩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积极参与“反右倾”运动，主持了对冯雪峰、聂绀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巴人，指出巴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且巴人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巴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于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巴人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于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着甚丰。

王亚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国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时兼任中学英语教员以维持生活。受武汉中小学教员党政练训处负责人董必武影响。1927年在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结识了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人决定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制定严密计划，先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屎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1929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屎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翻译《资本论》奠定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并从事進步文化活动。后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1932年）、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自己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广泛搜集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与事迹，并继续進行经济学的写作和翻译。1935年他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于1938年出版马克屎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同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接受周恩来的指导。1940年9月，被聘为在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华，与王亚南深入探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同年应邀兼任当时内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1945年秋，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职于清华大学。1950年6月任厦门大学校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著有《王亚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厦大参加中共党。在文革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王亚南在卧病期间曾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王西彦：（1914年－1999年9月24日）。著名作家、文学教授。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1947年秋到1949年任教于南宁师范学院。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王西彦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同年5月，上海市政协成立，王西彦即担任第一届政协委员。并以湘东老苏区土改运动为题材写作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乡井》、《乡下的朋友》、《寻梦者》、《人性杀戮》、《还乡》，长篇小说《古屋》、《寻梦者》、《神的失落》、《村野恋人》、《微贱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等。1965年4月，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被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射秽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射秽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共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中共党取得政权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有“北钱（钟书）南王（元化）”与“北李（慎之）南王（元化）”这两种称谓。所著宏富，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了《向着真实》、《文学沈思录》、《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读莎士比亚》、《读黑格尔》等，逝世前《王元化集》（十卷）出版。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受到迫害，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他自称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反思，对于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论点独立于权力之外，独立于公众舆论之外，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由于他成长于1920年代的清华园，受到当时大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影响甚深，并专心研读陈寅恪的著作。一生信奉共产主义的他，晚年对于中国现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和异化深感忧虑，并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至1981年获平反。

王瑶：（1914年－1989年12月13日），字昭深。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王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因其学识渊博，思想解放，在校内获得美誉“小周扬”、“小胡风”。1935年，参与反对“华北自治”学生运动，并成为其中骨干。1936年5月，加入中共党。11月1日，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1937年暑假，回乡，不久抗战爆发，因战乱未能随学校南迁，困于家乡，以从商和帮人辅导功课而糊口生活。同时也因此与党组织脱离。1942年，南下成都，在当地的中学任教员教书生活，不久迁往昆明，同样在当地的中学教书。9月，正式在西南联大复学，其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和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随后在清华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1943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学系，同年在清华大学复员。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1944年，经朱自清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爱国民主化运动。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王瑶随校返教，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职。与杜琇相恋。中共国成立前三年中，王瑶先后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清华学报》、《国文月刊》、《文艺复兴》等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古文学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中古文学中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史料详尽丰富，观点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论证的方法更是独辟蹊径，从而奠定了王瑶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1951年11月，全国文联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展的“洗澡”运动中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進行批判。1952年，服从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5月，《中国新文学史稿》脱稿。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同时王瑶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1954年11月，撰文《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直接参与了对俞平伯的批判，以后多不愿提及此事。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当作学术上的“白旗”受到批判。1966年8月24日，被西颐中学红卫兵与北大中文系红卫兵先后抄家。9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1968年8月，被关進牛棚，接受审查与监督劳动。1973年，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审查批判，回到北京。

王莹：（1913年3月8日－1974年3月3日），女，原名喻志华，又名王克勤，乳名桂贞，中国话剧及电影演员、作家。1922年她参加了上海芸术剧社的演出。在《炭坑夫》《西线无战事》等的话剧中以扮演儿童角色初次亮相。作为一名天才儿童而受到了欢迎。1928年喻志华改名为王莹。1930年她加入了中共党，后入复旦大学文学系学习。1932年后，在辛酉、联合、四十年代等剧社中演出话剧，同时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等影片中有所表演。1934年王莹赴日本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1935年回国，曾在电通影片公司主演《自由神》。1936年主演了话剧《赛金花》。(《赛金花》是夏衍创作的话剧剧本，为了女主角赛金花的角色人选，蓝苹，后来的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同选角负责人闹得不可开交。初选之后，《赛金花》女主角确定为王莹。1936年11月，金山、王莹与其他演员和职员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与上海金城大戏院签了约。11月19号公演话剧《赛金花》，王莹出演女主角，《赛金花》上演后，场场爆满，连续二十场的出演，让21岁的王莹一举成名，轰动上海滩。王莹的成名，让江青气急败坏，加之当时小报报道江青争演《赛金花》落败的事件，更让蓝苹觉得没有面子，对王莹嫉恨在心。这个始末，导致了江青对王莹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三队。1939年任新中国剧团副团长兼演员。1942年，王莹离开重庆去美国，以国民党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名义，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一起，前往美国学习，王莹先在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后去邓肯舞蹈学校，常与美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赛珍珠、美国著名戏剧家勃莱希特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交往，并帮助史沫特莱拟定朱德将军传记。1955年王莹夫妇回国，王莹任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在新加坡，徐悲鸿在为王莹作题为《放下你的鞭子》的画上题词：“中华女杰——王莹”，此画由陈嘉庚珍藏，现存台北博物馆。著有长篇小说《宝姑》、《两种美国人》等。文化大革命中，王莹被抓進监牢，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国特务”，和丈夫谢和赓被关進了秦城监狱，在狱中她遭受了长达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年3月3日下午惨死于狱中，差5天61岁。

王式廓：(1911年－1973年5月22日 ) ，字子容。现实主义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0年入济南爱美高中艺师科学习西画，开始学习西画。1932年秋入私立北平京华美术学院，1933年又到国立杭州艺专，学习西画兼学油画、水彩画，并经常观摩大师作画，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1935年在上海美专毕业后，1936年考入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画了大量巨幅抗日宣传画，像《总动员》、《保卫家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敌》、《再上前线》、《台儿庄大捷》等等。1938年八月到延安，在鲁艺学院美术系任教员兼研究员，并于1942年9月加入中共党。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劳动模范称号。在延安的八年，他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同时，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美术作品。其代表作有木刻《开荒》，油画《自卫军宣誓》《平型关战斗》，漫画《希特勒的战车》，素描《安塞县女县长》，黑白版画《二流子转变》（1943年作品）等，标志着他绘画艺术的成熟。1947年，调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任教授兼研究员。次年，又调华北大学任教授、研究员。后随军進驻北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职。他的作品备受徐悲鸿称赞，也被日本著名画家誉为“中国的塞尚”。他的一生，留下许多木刻、油画、素描、漫画、黑白版画和书法等作品，1966年，空前的劫难从天而降，中央美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讲师个个成了“牛鬼蛇神”。他们面临家被查抄、被批斗、被皮带抽打的噩运，王式廓更因被诬告为暗藏多年的特务而被关押、刑讯、毒打、隔离、批斗，于是，这位已届耳顺之年的老画家从此陷入无止尽的磨难之中，蒙受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羞辱。后来，王式廓因为下放劳动，身体受到严重损害。5月22日下午，在画一老一少农民的头像时，因劳累过度手握画笔倒在油画架旁，就这样王式廓教授不幸与世长辞。

王季梁：（1888年－1966年12月28日），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09年赴美，先后获美国里海大学学士，密尼苏达大学硕士。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浙江高工，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王季梁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理事，总干事，社长。并在二、三十年代长期担任《科学》杂志主编。曾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化学所所长（1928-1934）。三十年代曾参与建立“中国化学会”，并为成立大会主席。他是在中国土地上最早拿试管作分析化学实验的中国人。他也是有史以来，最早在中国设置现代化学实验室的化学家之一。1925年他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金属钱币化学成分分析》的论文标志着现代分析化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人第一次用现代分析化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科技和金属冶炼发展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王季梁受高教部的委托，与他的学生戚文彬编写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通用的《分析化学》教材。20世纪60年代，年近八旬的王季梁，又定下了完成《中国化学史稿》的科研计划。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于“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像”。在1966年年底的12月28号，王季梁家中走進来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年轻人，而他的身份是一个大学生，此人从抄家红卫兵那里得到内幕消息，王季梁家的财钱已经发还了。为了谋财，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铁棒，从背后偷袭了王季梁，一代科学巨匠就此离世。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乳名德璋，号仲济。生物学家，我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我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我国淡水轮虫学的开创人。1914年7月至1917年6月，先后在上海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江苏南通私立专门纺织学校预科、南京私立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今金陵中学）学习。1917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攻读农学、生物学。1921年6月毕业，任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今南师附中）自然和生物学教员。1922年7月至1924年11月，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员，师从秉志等教授，并于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在东大生物系补足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分，1923年6月获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 1925年1月，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系深造，192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时被授予优秀生物工作者金质奖章。其间，1925年1月至1928年9月被聘为美国韦斯特生物研究所访问学者和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28年9月，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研究员。1929年7月回国，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学部研究员和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1934年7月，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所长。1937年抗战爆发，率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辗转西迁。1944年5月，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王家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教授邀请赴英国考察，历时3个多月。返国后，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各研究所迁台，而王家楫决定留在祖国大陆。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所长。1954年，王家楫兼任“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为了中国淡水水生生物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支持科学院领导将所址由上海迁往武汉的决定。1959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他的一篇《中国淡水轮虫志》专著首次对分布在我国沼泽、池塘、湖泊和水库内常见轮虫252个种形态、生理、生态及亲缘关系進行了描述；对我国原生动物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家楫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王家楫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将其毒打至昏厥，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挨至1976年终因伤病过重不起离世。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字畅安。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了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王世襄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沈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10月在患肺结核活动期中，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其间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文革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于是王世襄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王铁崖：（1913年7月6日－2003年1月12日），原名庆纯，号石蒂。中国当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王铁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初修外语，后改入政治系。1931年转学入清华大学政治系。1933年毕业后保送清华研究院，师从周鲠生攻读国际法。193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通过中美庚款留学考试。1937年夏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国际法大师劳特派特，继续研读国际法。1939年夏王铁崖返国，曾短期出任《世界政治》杂志编辑。后经周鲠生邀请，于1940年受聘于乐山武汉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国际法教学生涯。1942年转往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1946年秋，受周炳林和钱端升邀请北上，進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讲授国际法，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的56个春秋。1947年，继钱端升之后任政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应翦伯赞邀请受聘历史系，讲授国际关系史，同时担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转任法律系，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完成三大卷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主要作品有《在华领事裁判制度》、《租借地问题》、《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联合国与国际法》等论文；主编有《国际法》教科书；撰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英文）、《国际法引论》等专题论著；编纂有《中外旧约章汇编》（3卷）、《海洋法资料汇编》等资料十几种；主要译著有《国际法原理》（凯尔森著）、《奥本海国际法》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中断了教研活动。在此期间编辑了《海洋法资料汇编》，翻译了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并与陈体强等翻译了《海上国际法》。1964年恢复教学研究工作，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再次中断，重陷批斗、劳改的逆境。1977年后王铁崖重返讲台，开始了振兴中国国际法学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王静如：（1903年10月6日－1990年10月2日），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主要从事西夏史、西夏文的研究。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语言学家赵元任。1929年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3年赴欧洲留学，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地从事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法大学教授，并兼任过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授。中共国成立后，王静如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室主任。1958年起又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室主任。王静如以其在西夏学领域的研究而知名，1932年至1933年编著的《西夏研究》三辑是其代表作品。语言学家赵元任、历史学家陈寅恪为此书作序，称赞王静如是“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学道路的首创者”。他也因此获得1936年儒莲奖。除西夏学研究之外，他还从事汉语音韵学，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契丹、女真、突厥、吐蕃、回鹘、达斡尔、苗、土家等）语言、文字、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严酷的迫害。文革后复出，却再无著作问世。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原名王荣庭，曾用名艾依尼丁，中国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1925年考入通县基督教会创办的潞河中学，在唱诗课里接触到了西洋合声，使他喜欢上了音乐。于1930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和钢琴。后考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理论和七弦琴演奏。1934年母亲病故后，中东铁路招工，赴黑龙江省，在横道河子站当信号员。当时中东铁路局有一个苏侨交响乐团，王洛宾在休班时常去看演出。后考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理论和七弦琴演奏。1935年4月1日王络宾在哈尔滨参加了侯小古组织的口琴队。此时塞克写一本话剧《北归》，主题歌《离别情意》由王洛宾作曲，受到好评，开启了音乐创作之路。1937年“4•15”事件发生，口琴队长侯小古被捕，口琴队被迫解散。1938年4月王洛宾、罗珊（王洛宾妻子）、萧军、塞克、朱星南五人从哈尔滨赴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西北抗战剧团隶属于甘肃省教育厅，但实际上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指导下的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1938年11月剧团被甘肃当局解散。王洛宾在西宁回中任教，罗珊在西宁女中任教。这期间王洛宾改编西部民歌，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达阪城的姑娘》，使王洛宾成为国内知名的作曲家。1941年1月，罗珊称去兰州看病，结果就一去不复返。1941年3月，王洛宾到兰州找罗珊，罗珊提出离婚，王洛宾同意登报离婚。随后不久王洛宾因“共党嫌疑”被军统逮捕入狱。王洛宾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甚至连党组织的发展对象都算不上。在兰州军统大砂沟政治人员看守所中受严刑拷打。王洛宾在狱中为随母关押的3岁小女孩罗立力创作了歌曲《蚕豆谣》。1944年2月，因没有任何证据，王洛宾由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保释出狱。回到西宁在昆仑中学任音乐教师，又在青海省教育厅做地方干部训练团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还在马步芳军队中任军官训练团教官、政工处长，上校军衔。王洛宾成了青海军、政、学界共同的音乐教官。1947年底王洛宾回北平省亲，马步芳还委派王洛宾为特使，向60大寿的傅作义送寿礼。1949年9月，王洛宾以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西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随部队翻越祁连山后在酒泉被解放军第一兵团任命为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随军進入新疆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长。1950年5月，王洛宾请假到西宁探亲，因当时青海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气氛紧张，王洛宾全家搬到兰州，王洛宾在兰州写信给新疆军区政治部要求辞职。1950年11月王洛宾携家属回北京居住，并到北京八中任教。1951年3月15日，岳父、妻子黄静和三个孩子一起都在北京落了户。1951年6月，王洛宾被捕押回新疆；妻子黄静受惊吓卧床不起，留下三个无人照料的儿子离开了人间。1952年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判处王洛宾两年劳役。1954年8月被释放后，被安排到南疆军区文工团任音乐教员。1960年4月因历史问题被捕，1961年被新疆军区军事法院判刑十五年。1962年，王洛宾被假释出狱，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节目、做声乐教员。1965年4月，王洛宾离开文工团出走，不久即被捕回，送乌鲁木齐的新疆第一监狱砖窑大队服刑，1975年5月22日刑满释放。最初留在监狱做工生活。1975年底，中国政府赦免在押的国民党党政军团级以上人员并安排工作，落实政策；王洛宾在中共建政前是青海马家军的政训处长、上校军衔，也应属于落实政策范围；但其原单位没有及时为其安置，监狱方面也不再接续允许王洛宾落户工作；王洛宾无家可归，只得在乌鲁木齐打零工。1981年7月6日为王洛宾举行了平反大会，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主要作品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达阪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汗》、《青春舞曲》等。

王德一：（1937年－1970年），钱瑗前夫，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女婿。北师大历史教授。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1959年7月毕业时，王德一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钱瑷也于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根据王德一的岳母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载：“德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德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德一已回校，阿圆（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的小名）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德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杀了。”时年33岁。

王仲闻：（1901－1969年11月12日），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校注家，学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等。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追究“历史反革命”问题，口头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监督，强制退职。在南海艇队工作的次子王庆同、在武汉测绘学院就读的三子王庆山，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那封给文学组之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1966年文革爆发，中华书局受到直接冲击，王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学组，交代未尽事宜。时《唐五代词新编》已基本成稿，在运动中遗失。家居。仍废寝忘食，专意从事著述。1969年冬，因“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牵连，被专案组隔离审查。11月12日服毒自杀。

王为一：（1912年—2013年10月8日），中国内地导演、编剧。1931年，就读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全部校舍毁于战火，王为一失学，全家在苏州木渎避难三个月；8月，進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办的研究所；同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的“美专剧团”，结识了剧团负责人即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赵丹和徐韬，此外，因擅长拉二胡，被挑选为影片《渔光曲》配乐。1933年加入陈鲤庭的“骆驼剧社”赴嘉定演出，并主演了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1934年進入艺华影业公司当场记，参加的第一部影片是由阳翰笙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生之哀歌》；同年考入聂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民乐队；4月在聂耳的主持下，为民乐队灌制《金蛇狂舞》和《翠堤春晓》唱片一张，并为胡蝶演唱的电影插曲伴奏，王为一奏二胡和洋琴；此外，还为电影《桃李劫》灌制《毕业歌》，充当歌唱员；10月，因被国民党通缉，经司徒慧敏介绍，乘船去香港，進入苏怡主持的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第三次公演。1936年作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小分队，与徐韬、田蔚、张客、于茵等人组成青鸟剧社。1937年策划执导讽刺国民党的话剧《过关》。1938年，在抗敌剧团自编自导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同年，在武汉编导独幕剧《宣传》；9月，進入中国电影制片厂，赴重庆复排《为自由和平而战》；随后，在话剧《上海屋檐下》中扮演小学教员；此外，还在话剧《全民总动员》中扮演农民。1939年9月，在新疆迪化参演抗日话剧《战斗》。1940年1月，新疆实验剧团演出了话剧《故乡》。1941年1月，实验剧团公演了多幕剧《古城的怒吼》。2月，王为一在新疆入狱，1945年在新疆获得释放。1946年8月回到上海，加入联华影艺社，后改为昆仑影业公司，王为一担任副导演；同年，担任剧情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副导演。1948年，与徐韬合作执导了反映知识妇女的剧情电影《关不住的春光》。1949年独立执导南国影业公司的第一部粤语片《珠江泪》，影片在 1949—1955年中国优秀影片评奖大会上，获得了荣誉奖。1950年在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同年担任华南文艺学院戏剧部主任。195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上映。1955年执导由苏曼意、柳杰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的园地》；同年正式调至上海“天马厂”，举家迁往上海。1956年，加入中共党。1957年执导剧情电影《椰林曲》；同年，王为一将新疆狱中认识的哈萨克斯坦族民歌手哈尔曼•阿克提的民歌整理成《游牧之歌》。1958年执导剧情电影《铁窗烈火》。1960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英雄诗篇》上映。1962年与蔡楚生联合执导的剧情电影《南海潮》。1963年执导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1965年7月由其执导的喜剧电影《打铜锣、补锅：补锅》上映。1966年在《电影艺术》第2期发表文章《〈打铜锣〉〈补锅〉导演随记》；6月中旬因《七十二家房客》被列为“毒草影片”，王为一被关進牛棚。后被送往白云山软禁，与家庭音信断绝。1968年12月15日，开始在广东英德县沙子坝的劳改茶场参加劳动。1971年，从“五七干校”解放，但仍受群众“监督” 。1972年6 月，从“五七干校”调回珠影厂。

王学泰：（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由于父亲16岁离开家乡山西省清源县（清源县后与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到内蒙古的绥远学织地毯，学成后到北京办厂，全家定居北京。王学泰194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山西清源。在北京上学期间，与遇罗克是同学。1964年，王学泰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0年在北京房山中学工作。1975年，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批评言论，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被关押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这段经历被记录在他的著作《监狱琐记》中。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民间思想家。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5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 1966年6月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生，其日记被展览，随后入狱两年。1968年出狱，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后从干校回来，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致使女方决定与他断交。王申酉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监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审查，他拒绝交出，发生扭打，又被投進监狱。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六万字，内容包括︰“我的马克屎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主席”。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认为“大跃進”、“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空想射秽主义”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问题。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国自守”，要开展对外贸易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区法院原先判处王申酉死缓。上海市法院改为死刑，立即执行。最终，在一天内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个。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著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女，政见异议者。7岁时母亲去世，12岁时父亲过世，16岁时考入天主教开封教区主顾修女会所办静宜女子中学，王佩英从这所教会学校初中毕业。1934年，王佩英与张以成（1911年生，河北保定地区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结婚，而后前往北平，不久长女玲玲出生（11岁时夭折）。1940年，长子张运生出生，家境清贫。1940年冬，全家返回开封（时为日本占领）。1941年，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担任明码译电员，后被日本宪兵错抓入狱，获释后引起中共地下党注意，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中共军攻占郑州，此后王佩英开始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往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1950年，王佩英申请加入中共党，1952年5月正式入党。1955年，举家迁往北京，王佩英从郑州铁路局调往铁道部机关，先后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这段时间，家境较宽裕，张以成月薪138元，王佩英70元，有三居室住房，并请有一个保姆。1956年12月31日，最小的女儿张可心出生。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王佩英也捐出了自家的大铁锅。1959年初，因不小心将热水泼到了托儿所小孩身上，被调职到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总务科任单身宿舍服务员（清洁工）。1960年11月，张以成因患肝病去世。王佩英月薪为48.5元，除了长子运生已工作并有月薪37元外，还有7个子女需要照料，家庭经济转为困难，后组织上决定每月给予补助30元，直到这几个孩子成年。张以成去世后不久，王佩英购买了一尊毛泽东白瓷像放在家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饥荒严重。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逐渐公开，王佩英支持刘少奇，认为“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曾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看病，由专业设计院派车接送。1965年之后至文革期间，王佩英先后多次公开支持刘少奇、赫鲁晓夫、陈独秀等。1965年4月，王佩英要求退党，她认为“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撒热血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止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我已向组织部正式宣誓，我右手打倒共产党，左手打倒反动派，双手打倒全世界人民公敌。”后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1968年10月21日，中共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她被捆绑毒打，1969年下半年被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区游斗。她口内被塞入砖头，下颌被掰成脱臼。1970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保卫组提出将王佩英判处死刑。1970年1月18日，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月22日获批，由中共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刑字第19号”判决书，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公审，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即被押赴芦沟桥执行枪决。当时，由于担心她喊出口号，她的咽喉被细绳勒住。甚至她可能在押往芦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已被勒死。电台广播此批案犯罪行时，对王佩英的案情介绍如下：十一、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進一步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70年1月27日。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民运人士。1934年，因参加罢工，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获释后赴延安，加入中共党。1944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期间，公开批评上级领导黎玉，认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后在审干运动中，王若望被认为煽动其他人反党，在中共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经决定将其定性为“特务”，并把定性情况通报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准。后来由于罗荣桓出面，认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并非特务和敌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乡劳动，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年，获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年，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入狱14个月。1991年1月，明报出版社出版自传体长篇小说《王若望自传》（原名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国。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于纽约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笔名天蓝、白木、白木次郎。中国作家、诗人。少年时在家乡南昌王家村读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念初中时，王名衡开始发表旧体诗。1932年，王名衡发表了第一首新诗《一个苍蝇的自杀》。同年，考入浙江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随后转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联盟委员兼出版委员，主编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联合文学》，同时主编北平各大学文艺青年团体的刊物《大学文艺》。同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还创作并发表了许多自由体诗歌。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并任10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1937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负责人介绍，来到黄河八路军防区，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由一位罗将军介绍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后在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杂志助理编辑。在山西前线，他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调回延安后，1938年加入中共党。历任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1943年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文学编译科科长、文学系党支部书记。在延安期间，写出《队长骑马去了》等诗歌，参加了《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翻译。1945年，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之一率队开赴中国东北，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曾经主编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主编、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副主编、《东北工人》报主编，还曾任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长、本溪煤铁公司铁矿部部长。1947年，任《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许多文章。中共国成立后，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任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像太阳般升起》、《队长骑马去了》、《预言》、《天蓝诗选》等；译著有《演剧教程》、《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马克屎致库格曼书信集》、《演剧教程》、达•芬奇《美学笔记》、亚里士多德《诗学》等。1956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资料员。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县农村务农。1978年获得平反，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研究及翻译工作。1982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礼。剧作家。1945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46年就读于张家口正定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校文工团创作员，华北大学第三部研究部创作室，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室、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编剧，青岛市话剧团编剧、艺委会主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简况：著有中篇小说《何家店》，小歌剧剧本《报名》(合作)，话剧剧本《饥饿》、《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红旗手》、《皆大欢喜》，评剧剧本《闹家务》，歌剧剧本《大报冤仇》，独幕话剧剧本《如此记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离世。终年45岁。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钧元。作家。1933年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护队，曾到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宣传员。1935年因参加戏剧演出等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获释后到陜西西安，進卫生助理员训练班学习。1937年奔赴延安，進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绥德日报》编辑，陜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统计科科长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陜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股股长。1949年加入中共党。后任中共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兼文艺科副科长。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专业作家。1956年后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陜西日报》副总编辑等。主要作品有：剧本《一个红布条》、《见面》、《英雄刘四虎》；曲艺《开国盛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大捷》、《翻身记》；短篇小说集《惠嫂》；与任萍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智取华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残酷批斗迫害至死，终年52岁。

王丹凤：（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凤，中国大陆女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她是中国电影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1949年被评为香港四大女演员之一。她于1962年获得官方认可，成为“新中国电影明星”，并在2013年获得两项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电影。她是中国大陆脍炙人口的儿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凤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旅店老板，父母都喜好看戏。16岁时，她陪同朋友舒丽娟去合众影片公司看拍戏，被导演朱石麟看中，并且帮她改名“王丹凤”，后出演多部电影。1948年，王丹凤去英属香港。1949年7月，香港选出沪港四大女星，王丹凤与李丽华、周璇、白光并列。1950年，王丹凤与陶金、刘琼、韩非前往广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凤与柳和清结婚。1951年，王丹凤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1958年，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王丹凤下放到上海新桥公社劳动。1963年，王丹凤出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制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为“毒草”批斗，而该片也被封为“十大毒草”，之后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8年，邓小平执政之后，实行改革开放，1989年，柳和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卸任，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属香港开办“功德林上海素食馆”。21世纪初期，柳和清把餐馆转让给朋友，两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陜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2018年5月2日，王丹凤因病在上海市华东医院逝世，享寿94岁。

王聪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上党戏表演艺术家。曾任长治专区人民剧团团长、山西省艺术学校晋南分校副校长、中国剧协会员。文革开始后，被残害致死，终年68岁。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23年毕业，旋即以公费赴美留学，后進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任教。1932年起先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任副所长等，从事真菌学研究。1941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的职务，自愿赴西北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除从事森林生态和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外，并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恢复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却拒绝撤往台湾。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邓叔群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真菌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曾受中国科学院派遣访问了匈牙利；受林业部派遣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了第四届国际林业会议。同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和1962年，曾两次参加了制定全国科学规划会议，负责林业及微生物学规划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业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专业人才培训班。1963年，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订一套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制度，对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业保护贡献卓著。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40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中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193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秋，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23年夏，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1931年，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学系就读。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胡适与傅斯年。大学四年级时，邓广铭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他所写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这使得当时的邓广铭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对邓广铭的治史方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邓广铭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留校以后，邓广铭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并且协助钱穆点校整理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今后的学术方向。1937年，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刊出，获得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的一致好评，为邓广铭的成名作。此后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邓广铭转往北平图书馆继续研究，在赵万里、傅斯年的帮助下，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1939年8月，邓广铭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来到西南联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陈寅恪的助教。1940年，邓广铭随傅斯年的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1940年底至1942年春，邓广铭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1943年7月，经傅斯年举荐，邓广铭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讲授的“中国通史”受到学生欢迎，两年后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三部作品也相继刊行。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秘书（代理校长为傅斯年），不久后担任历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适欲随蒋介石到台湾，邀邓广铭同往，但遭到邓广铭拒绝。1950年，转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陈龙川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全国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邓广铭旋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免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成为革命之“对象”。自9月开始，邓广铭或在北大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于“劳改大院”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获准至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标点工作，但不久邓广铭即被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押回北京大学，進行批斗。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与北大教职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劳动。1978年，邓广铭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拨乱反正。

邓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不宜简化为马南村）、邓云特、于遂安、卜无忌等。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书画收藏家。著有《邓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進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经济系。1931年转入上海政法学院。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回上海，后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37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同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遭到政治审查。同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创办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后，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彭真兼任这个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后，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社长，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6月10日脱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先后经过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三人审阅，送至毛泽东处，毛收到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为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新5号字（比老五号字小一号）发表，在6月20日头版显着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同样，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依然没有动静，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19 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同年还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劄记》，共用吴南星笔名，写到1964年7月总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写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伟大的空话》。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進政策進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邓拓以古代直言進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其中有“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等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劄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邓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给彭真、刘仁写了封绝笔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劄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泽东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里服药自尽。

邓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现代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文学家。1909年，邓均吾随父亲到河北上学，受正统儒家教育，但开始接触一些新书刊。1912年，邓均吾考入重庆广益中学。1916年，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酷爱新旧诗词，结识吴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邓均吾离家远行，从重庆沿江东下上海，寻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所工作，海结识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邓均吾参加创造社，是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1922年，与林如稷等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邓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同郁达夫、成仿吾主办《中华新报》副刊。1924年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翔鹤先后离去，《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皆相继停刊。创造社前期活动趋于停止。同年夏天，邓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离沪返川。其后至1932年上半年，相继在湘西川军陈渠珍部任书记，在古蔺县立小学任教，在北碚温泉工作，在重庆联中和广益中学执教，为生计东奔西走，很为苦闷。1927年，逐步接受科学射秽主义思想，这个时期，他的文学活动不多，创作新旧体诗词《乌江道中》、《野菊花》、《友谊》等。1932年经友人介绍再次赴沪，在杨伯凯、任白戈、沙汀等积资创办的辛垦书店译书，预支稿费维持生活。他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的《科学概论》，被恩格斯称赞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均由辛垦书店出版。1933年底邓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邓均吾积极倡导兴办古蔺县立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校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古蔺时，他支持学生参加红军。1937年秋，邓均吾到成都，在《大声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任研究部负责人和《笔阵》编委。1938年夏，邓均吾常与车耀先及党员作家周文、沙汀、赵其文等来往，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中，同年加入中共党。1939年秋，邓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党组织的委派，从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书记，以教育职业为掩护，对该县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该县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皆有较大贡献。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邓均吾按照上级指示，撤离古蔺，利用同乡关系随赴彭水县任县长的朱彦林在县政府任秘书。他在彭水县立足后，协助上级转移隐蔽党员，并协助在该县建立特别支部。1942年春，邓均吾按照党的安排再返古蔺。1943年，邓均吾任古蔺县教育科长；利用中学校长及县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合法斗争，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达四年之久。后因有‘戴红帽子”之嫌，被当局撤去校长职务，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学任教。1947年冬，邓均吾又随同乡朱彦林宦营山县长之便，任营山晋德中学教席，兼县政府秘书，他利用县政府秘书工作搞情报工作，在危急关头多次保护了组织和同志。1949年3月，邓均吾到重庆，经民主人士柯尧仿介绍在参议会任秘书。此时他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仍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联系民主人士。1949年后，邓均吾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红巖》杂志主编。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诗集《心潮篇》、《白鸥》、《遗失的星》、《邓均吾诗词选》等。译有《人类悟性论》、《希腊神话》、《科学概论》、《贫民》、《虚无乡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邓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许多诗词，被颠倒是非的随意阉割、曲解，打成“反诗”、“毒草”。1969年9月3日，惨遭文革迫害的邓均吾，因病逝世于重庆，享年71岁。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12岁时加入中共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大学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方励之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秋，筹办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决定把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方励之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方励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相对论是唯心主义”的大环境下，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等职。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谈民主的演讲传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编辑《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份，传向全国各地。该演讲集的封底印有“欢迎传播，功德无量”八个字。更多复印件在各地高校印发并张贴，方励之观点在全国高校迅速传播，形成极大影响力。1986年9月，方励之谈到中国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励之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最大规模的演讲会，近万人出席。方励之在演讲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射秽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射秽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励之曾经力图在中国科技大学搞民主办学，主张“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当时有人问：“听说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几乎有点‘西化’，请你发表意见。”方励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试探。我们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们那里，至少你讲话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出点小报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对学生管理，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進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安徽省纪委文件公布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1987年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颁发“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给方励之、费希平、王若望与李柱铭。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共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射秽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名义刊文："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次日，人民日报称：“方励之、李淑娴是在最近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進行大肆煽动和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7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方励之的学科评议组天文学分组成员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撤销方励之所任各职务。1989年10月，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决定授予方励之“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共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发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原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淑娴已于6月25日获准宽大处理，出国治病。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方励之夫妇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2012年4月6日早上准备出门到学校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寓所书房突然去世，终年76岁。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声，笔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艺批评家、翻译家。1938年赴延安陜北公学学习，1940年延安方面为减轻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压力，经组织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中学教书。在蜀期间，他通过文学结识了胡风、绿原等大批诗人，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47年，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方然正在重庆通惠中学任教，他参加师生罢教、罢课活动，并起草了《告全校师生书》、《告全市市民书》，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5月底，重庆《新华日报》遭查封，当局在未及销毁的文件中发现了方然写的文章。6月1日，特务将方然抓捕，关進监狱。方然小时候过继给伯父朱镜鋆(国民党国防部高参)，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国民党上海市主任委员。方然的妻子钱瑛利用这些特殊关系，急忙去找重庆行辕参谋长肖毅肃，没有见到肖，只好发电报给朱镜鋆求救。朱镜鋆来重庆直接找肖毅肃交涉后将方然带出来了，“软禁”在南京家中。正因为方然是如此出狱的，他后来交待历史就难洗“清白”了。方然写评论像鲁迅，特别尖锐，他认为批评不是“提虚劲，打空拳”，而是从“茍安、萎靡中，擡起头来，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与艺术的高大目的”(《新文学史料》)。可有时难免过激，对此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方然对陈白尘《升官图》的批评和对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的反批评，都使文艺界吃惊，有些恼火。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宝贵材料！”如果说方然于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只是使文艺界“恼火”，那麽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拯救人类(文坛)的精神，与胡风一起反对“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的理论，而批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当时杨朔的作品在国内深受好评，并有多篇选入教科书)就成为他反革命的罪状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党，调任浙江省文联编审部部长，后又调入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1955年，方然被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自沈于水渠，终年47岁。

方干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艺术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1921年，他進入杭州安定中学（现杭七中前身）就读。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入二年级，向俄籍画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学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干民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到法国后進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并進入皮尔•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画室学习，与颜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学，并认识了同在巴黎留学的苏爱兰（后改名苏兰）。1929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并创办“长风西画研究会”。与林风眠、林文铮等同为当时以杭州为基地，倡导现代艺术而且卓有成效的艺术家集群的核心人物，并進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视察。1930年，经蔡元培的引荐，25岁的方干民应聘到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教授。1931年，创作油画《白鸽》，参加中华独立美协展览。同年创作《秋曲》。1933年，创作《节日里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历史画《孙中山先生授嘱图》。11月日军在浙东登陆，随杭州艺专师生西迁。1939年，被委任为教务长（主任），主持学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颇见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传玖、留法画家及艺术评论家唐隽等为教授。1940年，由于校内人士矛盾，该年暑假末被续聘，引起学生不满，攘成严重学潮，藤固、常书鸿均被解职，数名学生如丁天缺等被迫离校。该事件后被称为“安江学潮”。同年秋，方干民为天主教神父雷鸣远绘制大幅油画像，及为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会总主教于斌画像，于斌回赠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会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设立一史画部门，得张氏允许，并担任专员、总干事、整理科长等职。方在三年内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历史画《邹容著革命军团》、《肇和军舰起义之时》、《陈英士被刺图》。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出任校长，立刻聘方干民回校。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分设了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吕霞光四个画室。1945年，国立艺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现代绘画联展”，方干民、林风眠、庞薰琹、赵无极、关良等13人参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现代中国绘画艺术与现代世界艺术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届“中华独立美展”在战时陪都重庆举办，方干民、胡善余、丁衍镛、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贻德、林风眠、赵无极参展，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并参展。1946月，国立艺专复员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开学，学校分设两种学制，西画科实行画室制，李超士、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分别主持各画室。1949年，中华艺术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方干民担任会长。成员包括闵希文、冒怀苏等。方干民又曾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史画部门任职。1958年，调浙江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1962年，国立艺专油画系实行画室制，担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负责法国画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画室分别由方干民、黎冰鸿、倪贻德主持教学。1949年始，方干民创作解放军军史画，巨幅油画《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以淮海战役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鸽》、《秋曲》、《孙中山授遗嘱图》、《伟大的会见》等。1966年文革开始，方干民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遭到残酷批斗。据卢炘著的《大笔淋漓：潘天寿传》记载，那时潘天寿、吴茀之、方干民同关一室。方干民被踢得全身乌青，实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药自尽。幸亏发现得早，总算救活了。他的学生郑胜天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样，衣冠整齐，略显凝重的地步入校园，走上油画系大楼的梯阶。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热而充满恶意的红卫兵。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墨水，颜料汁从方先生的头上淋下，泼染到他的全身。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头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听凭这些狂热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干民重拾画笔，主要以风景题材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郑志万，字云鹏，改名郑挚，笔名沈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学，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作品，并获奖。后曾在商务印书馆苏州分馆当学徒，肄业吴县县中，因闹学潮被开除。1935年毕业于江苏测量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吴江、宜兴等县测量队当技术员。抗战后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1938年到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任研究员、助教，并从事专业创作。1947年随党中央转移到晋察冀边区。1949年秋旋调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电影局。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文化部电影局编剧、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1951年赴朝鲜。后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1957年在家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与袁静合作）、《新儿女英雄续传》，短篇小说集《受苦人》，《生死缘》，另有《中朝儿女》、《白洋淀水战》、《血尸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尽。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笔名东方曦。作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党。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曾主编过《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新文学丛刊》、《今文学丛刊》等。创作有散文、小说《斧声集》、《秋窗集》、《庸园集》、《沈箱记》、《春秋怨》、《凤还巢》、《蛊惑》及戏剧《李太白》等。中共国成立后，曾任山东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春明出版社总编辑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润，又名仁、仍，小名慈玉，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又被称为“圆通大师”、“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家与音乐教育家。师从弘一法师，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及散文而著名。丰子恺在读师范时期，有两位恩师。一位是艺术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预科班二年级时，上李叔同教授画石膏像课，丰子恺沈迷其中，画艺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并学习绘画理论。也向李叔同学习音乐，苦练钢琴。夏丏尊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本任舍监一职，后改任为国文老师。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艺写作闻名，对学生教导甚严，写作文时要求“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 1919年，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回国后迫于家计他执起教鞭，授课讲学。平日在教学之余，开始从事英、日文的翻译工作。1922年12月开始漫画创作。由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的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丰子恺的一张画，那一幅图画题目为“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1930年，母亲去世后，丰子恺住到了嘉兴。1932年秋天，丰子恺用版税和开明书店的分红，得以在家乡石门湾建造真正的缘缘堂。后往返于石门湾和杭州之间，1937年抗战爆发，从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后居重庆，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移，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丰子恺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辗转多地，先暂居杭州西湖招贤寺，1947年3月11日迁入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小平房，称“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访问台湾，11月23日在厦门住四个月，画《护生画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举行画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国日语学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和唯一一位教师。1960年，上海市中国画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1961年到1965年，他翻译日本古典名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幼女丰一吟协助。作品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车厢社会》、《缘缘堂集外遗集》；彩色画册《子恺漫画选》、艺术理论著作《丰子恺美术讲堂》、《丰子恺音乐讲堂》及漫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等。译作有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选集；俄国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蒙受屈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并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译成各国文字，1949年之后再无长篇小说面世。巴金坚持真理与道德，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萧珊于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后者至今都未实现。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读上海南洋中学，1923年夏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5年毕业。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师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1929年回国。在1928年10月，以巴金为笔名发表译著《托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为此笔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学，1935年8月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应约与通信半年的19岁小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见面认识，两人相差十三岁，开始了八年之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1944年5月1日，40岁的巴金和萧珊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1945年12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出生于重庆。同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常委。1950年，巴金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朝鲜战争期间，巴金两次赴朝鲜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并担任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1960年8月，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说《海的梦》1932年，《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批判，开始强迫劳动的生活，关進“牛棚”，被《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点名批评。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中国著名画家、作家、诗人。1946年，就读于刘海粟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油画，但20岁出头的木心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1948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是林风眠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言获罪，于1971年被关進废弃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后又是劳动改造，一共被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皆被烧毁，三根手指惨遭折断，原先他自订的二十二册文学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间，再次莫名遭遇软禁。1982年，木心自费留学前往美国纽约，后定居于此，继续其绘画及文学创业。作品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云雀叫了一整天》、《会吾中》、《伪所罗门书》等；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但仍有大量遗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

戈扬：（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树佩华，中国记者。她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一起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扬進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共党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小说散文。1937年毕业于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同年参加战地救亡工作，编辑油印报纸《老百姓》。1938年春戈扬在徐州参加第20军团，做战地救死扶伤工作，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血战。此年5月在邹韬奋主编的《全面抗战》半月刊上首次发表战地通讯“随鲁南大军突围记”。1939年戈扬担任《贵州日报》记者，1940年转赴重庆，在国共合作的新生活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内任干事，宋美龄为该委员会负责人。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戈扬结识了邓颖超、周恩来。1941年邓颖超介绍戈扬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戈扬在新四军内做新闻工作。1941年后戈扬担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及分支社负责人，1949年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1950年起戈扬担任北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新观察》为读者欢迎的综合性杂志，几经周折挂靠于全国作家协会。由于戈扬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学生“大鸣大放”，向中共党提意见，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开除中共党籍，受到降职处分，之后被送至河北逐鹿县农村劳改。1962年戈扬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辽宁在《鸭绿江》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戈扬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农村，1969年带着年仅13岁的女儿到内蒙插队落户。1979年中共当局对戈扬的右派问题進行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戈扬回到复刊的《新观察》重任主编。在《新观察》复刊的10年间，戈扬以反“左”、反封建为办刊宗旨。在《新观察》周围集聚了一批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在历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新观察》杂志几乎被迫停刊；戈扬本人多次被定为批判对象。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公开宣称“20世纪见证了射秽主义的失败”。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宣布退党。她宣告说：＂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2009年1月18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终年93岁。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史承汉，后改成汉，曾用笔名谷风。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父亲告诉牛汉，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汉族地区，生活安定，不愿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汉的本名“史承汉”即根据该意思所起，意为承认汉文化。牛汉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后裔，母亲姓“呼延”。1931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汉家本来就仅够活命的耕地却不给钱，牛汉的母亲十分气愤，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闯進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当时牛汉只有七、八岁。1936年冬，在家乡念初中时，13岁的牛汉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他随父亲两个人辞别了留在家中的牛汉的母亲、祖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流亡到陜西省。此后牛汉直到2006年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来到陜西省之后，1938年1月、2月，当时牛汉的父亲在醴泉县工作，牛汉在西安边卖报纸为生，边向在民众教育馆内开办一个漫画学习班中，向艾青学习画画。同年，牛汉从西安来到甘肃省天水国立五中读初中二年级时，看到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许多艾青、田间的诗，还有贺敬之（笔名“艾漠”）的诗《跃進》四首，牛汉很喜欢。同年冬，15岁的牛汉在天水加入中共党。1940年9月，胡风被迫离开重庆赴桂林、香港，后来将诗稿交给邹荻帆编的《诗垦地》。牛汉很喜欢《诗垦地》上的诗，特别是陈辉的诗，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汉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陜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胡风自南方回到重庆编《希望》，同年初牛汉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过冀汸请胡风发来诗作。胡风通过郗潭封回话：不相信在西安能编好刊物。结果事实证明，胡风对“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断很准确。《流火》总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没收。也是1945年，牛汉在陜西省城固县青年会阅览室阅读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首次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牛汉看了很多遍，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讲人性、个性，只讲阶级性，牛汉当时便产生怀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学尚未毕业的牛汉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参与国立西北大学的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将校长刘季洪赶下台。最后牛汉被国民党抓進汉中的陜西省第二监狱关押。两个月后，牛汉出狱，随即到河南开封任中共地下党的学运组组长，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国民党情报时，牛汉途经河南省伏牛山，被一伙土匪抓住并捆绑，准备枪毙。幸亏土匪头子的儿子柴化周是牛汉的同学，及时赶到才救了牛汉。1947年后，牛汉的中共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吴宪转到晋冀鲁豫工委会组织部长张磐石之处，但牛汉没進入解放区，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汉在上海想见胡风，但正逢胡风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所以牛汉没见到他，只在胡宅见到了胡风的妻子梅志，以及摇篮里的张晓山。1948年2月，牛汉写出长诗《采色的生活》，通过郗潭封寄给胡风，获得胡风肯定，后来该诗转北平《泥土》杂志发表，首次用“牛汉”为笔名。自此，牛汉与胡风开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牛汉必须尽快撤往解放区。1948年夏，牛汉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汉進入华北解放区，潜入北平，充任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学生开展护校。中共军队开進北平城时，天安门城楼十分脏乱，牛汉率100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垃圾拉走几大车。当时天安门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牛汉亲手砸开。他们还在城楼里举办了一个历史展览，挂有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牛汉率学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钊默哀。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牛汉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的业务秘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共志愿军空军，随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归国后，1953年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主要作品有鄂尔多斯草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汗血马等；叧有《牛汉诗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牛汉于1952年2月3日致胡风的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头去尾摘出一节，加上按语，定为有“反革命”意图，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据。牛汉被审查后，牛汉的母亲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说：“我说话没有用，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不上话啊！”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剧演员，擅长小生。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为“越剧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县醒狮剧社学艺。后考進嵊县华堂镇大华舞台。1933年冬她离开科班，与别人搭班在浙东的宁波、绍兴、杭州一带演出。1934年年底，沈家门一个戏班请新凤舞台出身的叶彩金唱头肩旦，聘刚从瑞云舞台满师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独缺少小生，这位班主听说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于是一边托人来聘请，一边自作主张地将尹桂芳取名为“尹云峰”，挂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沈家门，一见此状，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谁知用“尹云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沈家门登台，这以后，尹桂芳跟随多个演出班子，辗转演出于新昌、嵊县、宁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進军大上海，加盟了旧上海老闸桥旁的永乐戏院，后在同乐戏院领衔演出。1946年2月，芳华剧团在上海成立。剧团以尹桂芳、竺水招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华剧团。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她主演的《屈原》获得剧本、表演、音乐一等奖。1959年，尹桂芳率芳华越剧团迁往福建福州，即为现在的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尹桂芳曾在《红楼梦》、《西厢记》、《沙漠王子》、《盘妻索妻》、《屈原》、《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张生、梁玉书、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文革时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枢神经被摧残损伤，导致身体残疾，一手一足瘫痪。1978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芳华越剧团名誉团长。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这一特点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ｓｂｓ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参与行凶。林莽在导演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林莽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叛徒、工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无果。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导演胡杰在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毛启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别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无线电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执教。1949年后，历任市政府公用局计划室主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兼辅导处处长、综合计划处处长，市内电话局副局长及上海科技大学副教务长兼无线电系主任等职。毛启爽于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当选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科普协会副主席、上海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编出版《电世界》杂志，编译陶威斯著的《电工学》、《直流发电机与电动机、蓄电机》、《发电厂与配电站》等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斗争、殴打、辱骂，还剃了“阴阳头”。批斗后的那个周末，他没有回家，在宿舍将电线捆在手腕上，触电自杀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个校园贴满大标语，把他的姓名打着红色的大叉，声讨他“自绝于人民”。

叶恭绰：（1881年－1968年8月6日），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交通系成员之一。家学渊源，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中年以后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湛。搜藏历代文物，品类颇广，至为丰富，为保存国宝不遗余力。文献古籍，经其整理，保存者尤多。文字改革，尽心尽力。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并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1920年叶恭绰以“交通要改亟需专才”为由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担任校长。但因北洋政府派系纠纷，叶被迫离职，交通大学存在不足一年即解体。叶恭绰吸收出土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与六朝写经之长，摆脱近三百年书法八股积习，书法奇正相生，行笔线条率意，细劲飞扬，自成风格，书卷气自溢行间。今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的碑文便是出自叶恭绰的手笔。叶恭绰筹办了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1年，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画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画团体。1933年创建上海博物馆。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任董事长。叶恭绰喜收藏，如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唐寅《楝亭夜话图》、《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等。其著作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遐庵谈艺录》、《遐庵清秘录》、《矩园余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重修越中先茔记》等。另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停止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光明日报》在1968年刊发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一文，叶恭绰看后一病不起，八月六日，忧愤而死。

叶浅予：（1907年3月31日－1995年5月8日），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中国现代漫画家、中国画家。1922年，叶浅予進入杭州盐务中学就读，1925年因家贫辍学。翌年被上海三友实业社录取为绘图员，后改为中原书局画教科书插图。自1927年起，叶浅予开始進行漫画创作。1928年3月，由张光宇任总编、张正宇和叶浅予任副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叶浅予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开始连载，大受欢迎，后又转到《时代画报》连载，还被改编为电影。1936年，他为南京《朝报》作长篇连环漫画《小陈留京外史》，为《王先生》的续篇。两部漫画皆为喜剧，造型描绘上受西方漫画影响，简练明快，自成一格。1937年，抗战爆发，叶浅予担任上海《救亡漫画》编委，在南京举办街头抗日画展，并赴武汉、长沙、衡阳和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在重庆作《战时重庆》速写百余幅，描绘了抗日大后方的社会百态。1942年，叶浅予贵州苗区旅行写生，尝试将民间艺术和传统的中国画笔墨相结合，以创造新的风格。1943年，叶浅予应驻华美军史迪威将军司令部邀请，访问了设在印度兰枷的中印训练营营地，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画了大量印度舞蹈和风物速写，并与归来后举行旅印画展。这是他由漫画向中国画创作的转折。抗战结束后，叶浅予又到西康藏族地区旅行写生，这时期的创作有《打箭炉日记》。1946年，出访美洲，先后在纽约、波士顿等地举办画展；翌年，应徐悲鸿之聘，来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先任国立艺专速写课教师、图案系系主任。后又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系，叶浅予任系主任。1957年，中国国画院成立，叶浅予任副院长。自1961年至1964年，创作了大量画舞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印度鼓手》、《印度献花舞》、《夏河装》、《婆罗多舞》、《凉山舞步》、《共饮一江水》。文化大革命开始，叶浅予惨遭批斗，被关進秦城监狱，封闭达十年之久。1978年，文革结束，叶浅予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开始创作。

叶盛兰：（1914年12月10日－1978年6月15日），原名端章，字芝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京剧小生。1931年秋，叶盛兰开始正式搭班。首先是应马连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风社，为马连良配演《四進士》、《十老安刘》、《清官册》、《苏武牧羊》、《春秋笔》、《串龙珠》、《火牛阵》等剧，并合作演出《群英会》、《八大锤》等。叶盛兰在与马连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了个人所长。他同时先后与于连泉、华慧麟、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张君秋等合演《红梅阁》、《独占花魁》、《得意缘》、《虹霓关》、《游园惊梦》等戏，其中与章遏云的合作达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对儿戏”。1934年于上海首演《群英会》一炮而红。1941年叶曾一度以旦角领班。1945年夏，叶盛兰成立育华社，开创了京剧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后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吕奉先》，全部《罗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戏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吕布”之誉。1958年，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戴上右派帽子。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1966 年文革开始，叶盛兰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進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他才返回城里。

叶盛章：(1912年12月7日－1966年8月31日)，字耀如，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誉的丑角艺术大师。他还编演过《智化盗冠》、《徐良出世》、《酒丐》等武丑戏。1947年，盖叫天以双头牌名誉特邀叶氏到上海黄金舞台联袂演出《三岔口》，被誉为“南北双绝”。1950年后参加中国京剧院三团，排演了《东方朔偷桃》、《程咬金招亲》等，移植了川剧《秋江》，并参加了现代戏《洪湖赤卫队》、《安源大罢工》的演出。晚年在北京市戏曲学校任教。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年仅54岁：中国京剧名丑、一代表演艺术家叶盛章在文革初期一夜之间无影无踪。某日清晨，有人在京城护城河边，发现叶先生的尸体漂浮在水中……后曾有文说其自杀，甚至传说跳入龙潭湖而亡的。还有文称叶离开戏校三天后，尸体及衣物在河边被发现，经多方取证核实，叶盛章绝非自寻短见，死因至今尚无论断。

叶以群：(1911年－1966年8月2日)，原名叶灿、叶华蒂，笔名以群。文艺理论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于1932年在上海四川路大三元酒家与田汉、丁玲、刘风斯一起加入中共党。随后参加了左联，任左联组织部长，并任左联刊物《北斗》、《抗战文艺》编委。1938年与孔罗荪合编《文艺阵地》。1944年在重庆成立了文化联络社，茅盾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主编《青年文艺》。1945年，主编《文哨》月刊。1946年与茅盾在上海合编《文联》半月刊，1948年，以群和周而复合编了当时香港唯一的大型文艺杂志《小说月刊》。同年以群受潘汉年委托，负责筹建“香港南群影业公司”，并由欧阳予倩导演拍摄了夏衍的《恋爱之道》，由章泯导演拍摄了葛琴的《结亲》。1949年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巴金主编《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杂志。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由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曾作为高校教材，受到好评。文论作品有《文艺创作概论》，《创作漫画》，《文学低基知识》，《文艺思想问题笔记》，《在文艺思想战线上》，《我们的文艺思想》，《谈有关文学特征的几个问题》，《文学问题漫谈》等；另有译著及报告文学问世。因受“潘汉年案件”株连，被长时间审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遭到猛烈批斗，被批成反党反射秽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1966年8月2日上午，跳楼自杀身亡。巴金在叶以群的追悼会上致悼辞，沈痛悼念！

叶笃正：（1916年2月21日－2013年10月16日），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叶笃正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学习。在校期间，他参加了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运动。1939年，叶笃正回到了位于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在此，他结识了正在上大学四年级的钱三强，二人一起打乒乓球。在钱三强的建议下，叶笃正改变了原来学习物理学的初衷，决定学习气象学。1940年，叶笃正自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获国立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1年至1943年，叶笃正就读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研究生，1943年毕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导师为大气物理学家罗斯贝。很快，叶笃正成了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至195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進行研究工作。1949年，在美国的叶笃正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者是他在浙江大学的老师、后来出任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的涂长望，这封信坚定了叶笃正回国的念头。1950年8月27日，叶笃正和妻子冯慧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威尔逊总统号”，最终于1950年10月回到中国。最初，叶笃正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室主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的贡献：1940年代末，创立了大气长波频散理论。1958年，他出版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叶笃正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青藏高原气象学》在1979年出版。1950年代，叶笃正原创性提出了气候突变概念，而且开展了气候突变问题研究。1963年，他和李麦村合作完成了《大气运动中的适应问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笃正遭受迫害，被指控为“特务”，从1966年4月份便被隔离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间小屋内，刘克武被指派为监督叶笃正改造的工作人员，其间对叶笃正多有照顾。后来叶笃正被放出来，此后又進了一次“特务学习班”。196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自杀身亡，叶笃正闻讯后抱着刘克武痛哭。刘克武回忆说：“因为他们斗他们的话，实在是受不了。精神已经到了将近崩溃的这么一个边缘，非常难过的就大哭起来抱着我说我不想活了，说赵所长也死了，这国家也没前途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1973年，一个美籍华人气象科学代表团来到中国，其中有叶笃正在美国时的老同学。中国方面出于接待需要，让叶笃正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自此，叶笃正重新获得了工作的自由。

叶雅各：（1894年4月30日－1967年12月24日），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创立者。191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科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耶鲁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同时任武大教授。1933年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1936年，他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时，就着手招收林业专修科学生。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贵阳美国陆军工程处返回武汉大学。1940年，他赴澳门，与先期迁居于此的家人团聚，随即担任澳门培正中学教导主任。1943年，他应广西科学馆兼馆长李四光之请，任科学馆秘书长。1946年继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共国建立后，经他建议，湖北农学院增设森林系，招收本科、专修科学生，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专业教育作出了贡献。先后担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副厅长，湖北省林业局局长，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1962年，叶雅各有感于大跃進对自然环境、经济建设的影响，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该文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的罪状，1967遭迫害致死。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叶企孙，名鸿眷。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1911年初，清政府将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叶鸿眷报考清华学堂获得录取，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1911年10月因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转读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叶鸿眷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并被录取。1918年6月毕业于清华学校毕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叶企孙入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珀西•布里奇曼。期间，哈佛教授威廉•杜安与H.Palmer、叶企孙三人進行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实验，于192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普朗克常数》，其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当时叶企孙主要研究方向是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的影响，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1923年6月，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0月到欧洲旅游，1924年3月回到上海。同年4月叶企孙获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其间经东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把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担任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学系。叶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叶企孙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有工人负责饮食。清华的几个单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饭，并趁吃饭之机商议校政，策划教育改革。这样的一个“少壮派”教授群清华校史称之为“北园7号饭团”。1931年叶企孙在德国，通过赵忠尧的介绍，聘请到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進行研究工作。他随叶企孙到清华制造仪器设备，直至抗战开始才转至协和医学院工作。吴有训回国后一年多时间内曾转任多家大学老师，叶企孙以比自己的薪水还高的薪水将他聘请过来。另仅有初中文凭，由熊庆来提携的华罗庚，也是在叶企孙的支持下進入清华，从助理员做起担任教职，后更被叶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叶企孙本来负责协助清华资产转移至西南联大，但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他只好跟学生熊大缜逃到天津租界，协助学校人员转移到重庆。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学生，叶原来打算保送他到德国留学，但他一心想到由共军方面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抗日。在叶的支持下，熊大缜前往战区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华学生。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叶企孙的支持购得无线电等军需品，大大缓解了当时共军缺乏弹药支持的困局。但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熊大缜因失言被诬陷为“鉆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军区时任政治部主任舒同。）秘密逮捕并由康生指挥处决，由于当时子弹奇缺，被用石头砸死。1946年，中华民国选拔优秀学生到美国深造，在叶企孙的支持下，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名额分配给本科尚未毕业的李政道。1948年，获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9年春，中共军和平入城，叶企孙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入北京大学，搬出清华北园7号，入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镜春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文革开始后，吕正操受到政治迫害。打击者提出当年的熊案，而作为熊大缜导师的叶企孙，在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情况下，被诬蔑为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進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提出要探望叶企孙，均被政府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

叶诸沛：（1902年－1971年），冶金学家。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后转学冶金与化学工程。1925年～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冶金化学硕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获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28～1933年，在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所和美国中央合金钢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机器及铸造公司任工程师、冶金部主任、顾问工程师。并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10余篇有关铁、钢与合金的化学热力学与物理化学特性的学术论文，引起当时国际冶金界的注意。柏林工业大学的杜勒（R•Durrer）教授对叶渚沛的学识极为欣赏，希望他留在德国工作，叶渚沛谢绝了盛情邀请，于1933年末回到中国。1933年～194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南京冶金室主任、重庆炼铜厂厂长、电化冶炼厂总经理。1938年，叶渚沛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资助了当时前往延安途中丢失医疗器械，旅费所剩无几的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并向钱昌照等募捐。1939年叶渚沛随冶金研究室撤至重庆，兼任重庆炼铜厂厂长和电化冶炼厂总经理等职务。并领导技术人员与工人生产了电解铜，使铜含量达到99．93%；纯锌达99．95%；用电炉炼出含硫为0．034%、磷为0．01%的特殊钢，建造新型平炉以及用回转窑试生产海绵铁等新工艺、新技术。1945年～1949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在此期间，叶渚沛发表了《生铁铸造》、《钢铁生产增长的可能速度》、《国家收入的依据》等多篇论文。1949年10月1日中共国建立，叶渚沛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偕妻子与子女返抵香港，1950年回到广州。1950年～1953年，回国任中共国重工业部顾问。1953～1966年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兼任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自1966年至1971年，他系统地写出了《发展超高温新化工冶金过程的前途》、《超高温炭热新技术》、《高温冶炼磷酸盐矿制磷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高温石球热风炉》及有关农业问题等20余万字的论文及资料。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逝世，终年69岁。

叶桐轩：（1913年8月7日－1971年），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叶桐轩自幼酷爱美术，勤于习画。他15岁考入河南省立艺术学校，17岁以优异成绩被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录取。在上海求学期间，他深得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教授器重。在潘教授精心栽培下，叶桐轩学业大進，美术成绩出类拔萃，成为潘教授的得意门生。1931年，叶桐轩学成毕业，先后在淮阳县立一小、遂平县文城中学、项城县师范学校、槐店镇颍滨中学、方城县师范、省立沁阳中学执教，1941年，受聘于开封师范。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美术创作和国画理论研究，于1946年撰写出《国画教范》六册，重版发行多次，是河南省较早的自编美术教材和美术论著。他早年创作的《西湖之秋》、《西湖山水》、《庐山苍松》、《鸡公山》等山水画，描绘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但他成就更大的还是他＂解放＂以后的作品。如《鸭河水库全景》、《沙河新貌》、《南湾水库》《喜讯频传图》、《三门峡水库工地》、《旭日东升喜讯频传》等作品，展现了人民改天换地的业绩和建设射秽主义的豪情。《梅花》一幅参加了河南省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鸭河水库黑山头工地》一幅，参加了1960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四季花鸟条屏》，于1963年和1964年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8.8万套。更可贵的是，叶桐轩先后为装饰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作画6幅，全部入选。正当才华横溢的叶桐轩勤奋创作、硕果累累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他推向了深渊，他倍受摧残，于1971年含恨去逝，终年58岁。

叶笃庄：（1914年－2000年1月30日），曾用名叶笠，笔名心束，农学家、达尔文著作翻译家。叶笃庄6岁入私塾，14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二年级。16岁时，因父亲逝世而改在学校寄宿。其间，《北方红旗》、山川均的《社会科学概论》、苏联出版的若干马列主义著作译本的中文再译本对叶笃庄影响很大。1931年，在读高一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叶笃庄参加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因受徐光启农本主义的影响，叶笃庄立志促進中国的农业。1933年，叶笃庄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34年自费赴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并参加中共党党员林基路（林为梁）、剧作家杜宣领导的左翼团体“中华留日剧人协会”以及“社联”组织的读书会。1936年春假回国时，叶笃庄出资，与中共党员吴砚农、易吉光（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共同开办天津知识书店，并且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1937年暑假回国后，七七事变爆发。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叶笃庄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政治部担任敌军工作干事，先后参加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署名“叶笠”的《129师的光荣战绩》在延安《新中华报》连载。后来，由于左腿冻伤，叶笃庄转入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官，并且创办了敌工训练班。1944年，叶笃庄经周新民、辛志超介绍，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且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人民周报》，担任该报总编辑。1945年，在民盟任职的叶笃庄受周新民（时为民盟负责人之一，中共地下党员）的指示，曾進入驻华美军中当翻译。1945年，国军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举行起义，投向八路军。1946年，民盟想在该部队中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位美国進步记者要赴晋冀鲁豫采访，民盟便让叶笃庄以该记者的翻译的名义，到该部队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中共方面代表。叶笃庄在北平结识了徐冰，经向徐冰请示，获徐冰同意，徐冰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自1946年至北平和平解放，叶笃庄长期居住在北平，起初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北经济所任研究员，后来在北平农事试验场任副研究员兼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写完了《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战时日寇开发华北农业计划之研究》等著作，并且写出了《华北农作物栽培制度》论文。中共国成立后，叶笃庄接受中共党组织分配，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投身农业科技翻译工作。任职期间，叶笃庄与同事们创办了刊物《苏联农业科学》、《农业科学通讯》、《中国农业科学》。1951年，叶笃庄组织翻译、审校了《米丘林选集》、《米丘林全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记录》、《赫胥黎自传》等等。后来，他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委托，重新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此开始翻译达尔文的著作。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叶笃庄获聘为研究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叶笃庄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随后，1958年，叶笃庄被逮捕，关入监狱。1962年6月，叶笃庄被从监狱中放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再度强调阶级斗争，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且立即开庭，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文化大革命前期，叶笃庄被安置在安徽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渔工。1968年，叶笃庄被押解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命其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1976年，叶笃庄被安排在安徽省怀远县荆山湖渔场，是二级渔工。197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根据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对叶笃庄被划为极右分子的问题進行复查，认定为错划，经中共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决定予以改正，并且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四级研究员，恢复公职。 1979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叶笃庄案進行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宣告无罪。1987年，叶笃庄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的岗位上离休。

冯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19年，冯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冯雪峰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第七师范学校开除，后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开始写作新诗，加入了晨光社。翌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17首。1923年，冯雪峰因家庭困难辍学。同年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的《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1925年，冯雪峰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27年加入中共党。1928年冯雪峰回到义乌，不久又受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逐渐与鲁迅熟识起来。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冯雪峰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左联"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冯雪峰与鲁迅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同年，冯雪峰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但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4年参加中共党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1936年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同年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兼管文艺，参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并组织把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送到了陜北。另外，根据相关党史回忆录显示，在这段驻留上海期间，冯雪峰在中共上级的指令下，经过重重努力，在上海街头寻找到了毛泽东失散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不过现在也有人士根据多方相关资料分析，怀疑寻找到的那两个乞丐流浪儿身份存疑。1937年，冯雪峰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因与博古发生争吵，一怒之下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义乌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到1940年《卢代之死》基本完成，后失落。1941年，一青年给冯雪峰写信叙述国民党特务在金华的暴行，导致冯雪峰被逮捕。由于信上写的是冯雪峰的原名冯福春，所以关押者一直不知道所关的人是冯雪峰。冯雪峰在江西上饶和福建新阳徐市被关押六百余天后，在郭静唐和宦乡等人的艰苦努力下被保释出狱。1943年6月辗转到达重庆，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居住，开始写寓言。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作品有诗集《湖畔》（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春的歌集》（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真实之歌》、《雪峰的诗》、《灵山歌》；杂文集有《乡风与市风》、《有進无退》、《跨的日子》；另有寓言集、文集和电影剧本等。1954年因未积极参加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艺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尔后冯雪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对冯雪峰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完全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被开除党籍，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后，冯雪峰希望可以完成《卢代之死》的创作，却被告知他的身份不适合写长征这种题材，愤怒之下焚毁了草稿。1965年，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中受到巨大冲击，被打成“叛徒”。1966年又被关進牛棚。1969年，下放咸宁"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1976年患肺癌去世。

冯亦代：（1913年－2005年2月23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3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专业为工商管理。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以资助進步文化人士著称。1941年到重庆，任出版机构中外文化联络社经理。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后，历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读书》副主编。著有文集《书人书事》、《潮起潮落》、《龙套集》、《水滴石穿》、《听风楼书话》、《西书拾锦》、《归隐书林》、《撷英集》、《冯亦代散文选集》、《冯亦代文集》（五卷）等。译有（美）海明威《第五纵队及其他》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与学者章伯钧等交往很密，但其实是政府的眼线(朱正：＂线人＂是如何炼成的？－－从＂冯亦代现象＂管窥中共的告密文化)，(章诒和：我家的卧底冯亦代)。文革期间，冯亦代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下放到湖北沙洋劳动，从事沈重苦役，双脚变形，健康大受影响。在监督劳动中，冯患脑血栓塞症，抢救后，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动困难的伤残。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冯亦代应邀为该杂志发起人并任副主编

冯喆：（1920年－1969年6月2日），原名冯贻喆，中国演员，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院。194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裙带风》，从而开启了他的演员生涯。1949年，主演爱情电影《恋爱之道》。1952年，由其主演的战争电影《南征北战》上映。1956年，主演战争电影《铁道游击队》。1957年，主演剧情电影《羊城暗哨》。1959年，在战争电影《沙漠追匪记》中饰演骑兵班长钟永胜。1963年，主演抗日电影《金沙江畔》。文革中被戴上了“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多次遭到围攻和批斗，厂内的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将他放在卡车上，迫使他穿着从剧团抄来的戏服拿着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游街示众，甚至将他装進麻袋里毒打。1969年6月2日，冯喆在大邑刘文彩庄园省文艺界学习班被关押时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他杀)身亡，时年49岁。

冯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中国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神经肌肉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创建和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培养中国生理学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R．W．杰拉德（Gerard）教授指导下進行神经代谢研究，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关于神经窒息机制的研究，于193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秋，由林可胜推荐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A．V．希尔（Hill），進行神经和肌肉产热的研究，1933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去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生理实验室短期工作，并参加英国生理学会和皇家学会的各种学术会议。按希尔建议，冯德培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逊基金医学物理学研究所進修一年，学习自制电子仪器，为创建自己的实验室作准备。1936－1941年的6年间，在英文版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26篇文章，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使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国际注目的研究中心。1945年底，应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的邀请访问英国。1946年，转赴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同时为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采购仪器设备和搜集图书。1947年夏，回到已由重庆搬迁到上海的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9年后，冯德培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华东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理学报》主编，英文版《中国生理科学杂志》名誉主编等职务。学术成就有“冯氏效应”及外周神经和肌肉方面的研究工作；另著作颇丰。文革期间，冯德培屡遭批斗，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文革后复出。

冯元春：（？－1970年），女，中国四川大学学生，生物学专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反对毛泽东，反对独裁专制被划为右派，遭判刑入狱，文革期间因继续批判毛泽东被处决。作家铁流在《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文中，写出了冯元春被杀的原因：‘她（指冯元春）的先生郭琰（也是我们五七难友），花不少精力从川大图书馆为我复印出两大张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论点］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条［事实］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论点”和“事实”呢？我把两大版材料认真地看了几遍，归纳如下：
1．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2．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还有，“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30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4．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5．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進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6．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7．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進”！ ……在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杀一批人，体现出他的“英明论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实际是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先驱者的血，来掩盖内心的怯懦与恐惧。杀吧，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用“文化大革命”报刊上一句惯用的话，就是“残夜将尽风更紧，寒冬欲雪天更寒”。冯元春被杀的“罪行”是：“从1957年以来就一贯敌视射秽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杀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那个女的年约40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著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著，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進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1970年7月1日，冯元春被枪杀。

冯志：（1923年－1968年11月2日），原名冯禄祥。当代作家。1938年春参加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八路军第三纵队)，曾任勤务员、警卫员、班长、排长、武工队小队长、文工队长、剧社社员，1947年到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历任《河北日报》记者，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文艺部副主任。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通讯《团结模范高永来》、《前线文工队》、《地下游击队》、《成长曲》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终年45岁。

卢嘉锡：（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物理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1927年，考入厦门大同中学。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7年8月，卢嘉锡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進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1939年7月，卢嘉锡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随后到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L．鲍林（Pauling）处从事结构化学研究，任客座研究员。1945年，卢嘉锡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1945年冬，年方30岁的卢嘉锡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为一级教授，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60年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并兼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福州大学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的卢嘉锡自然在劫难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斗的“走资派”之一，经过文革初期无数次的揪斗，最后，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作为劳动改造对象，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整理桌椅，搬设备，搞卫生，刷洗厕所。1972年后，卢嘉锡恢复了研究工作。

卢志恒：（？—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师大教师。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中等身材，带深度近视眼镜，专业优秀，能言善辩，才气横溢。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学生时期，便参与主编了《中国戏剧史》，其显露的才华给教师们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６年２月，北师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师和学生前赴山西临汾分校半农半读，计划半年时间。卢志恒为中文系带队教师之一，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文革初起，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教师卢志恒与其他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６月２２日，工作组進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的学生，于是卢志恒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罪名。大字报管理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一个已经在班里被批斗，另一个受到各种冲击并即将召开批斗会。挨斗的学生曾经找他倾诉，卢志恒十分沉默，但仍然开导对方：“不要怕，咱们一起犯了错误，咱们一起承担，你是学生身份，我是教师，责任更大。”随后，卢志恒受到各种冲击，甚至被他的学生强迫下跪。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或２４）日，山西临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附近的一个农民，在学校附近的崖儿沟七一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辨认，是中文系教师卢志恒。

卢肇钧：（1917年－2007年12月28日），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至1945年卢肇钧在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及滇缅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师，先后在昆明、贵阳及重庆等地从事钢桥和悬索桥设计，1945年回清华大学土木系任助教。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期间，卢肇钧在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学硕士学位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土力学研究室为博士研究生并兼任助理研究员，在近代土力学的创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土力学研究工作。他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还作为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波士顿地区的联络人，积极宣传、动员留美学生返回祖国贡献力量，参加建设。1950年秋因朝鲜战争爆发，卢提出辞职并准备返回祖国，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工作，但怀有浓厚爱国感情的卢肇钧，婉言辞谢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主要成就与贡献有：膨胀土的强度及其稳定性研究；首创锚定板挡土结构，并编写《旱桥锚定板桥台设计原则》、《锚定板挡土墙设计原则》；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应用，获国家科技進步二等奖；提出排水砂井处理饱和软粘土地基，查明盐渍土的工程性质，并制定了试验标准和设计原则，已纳入铁路设计规范。曾担任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主编过土木工程类专著。另所著颇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1979年复出，任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字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是中国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中共国国歌《义勇军進行曲》的作词人。1912年入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1916年随舅父易象（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省政厅厅长）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左舜生、张资平等结为挚友。1920年因易象在长沙被刺，回国，第二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1925年，田汉创办“南国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曾短期在中国国民党总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负责电影戏剧方面事务。1928年，扩大“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并成立南国艺术学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经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共党。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义勇军進行曲》，途中被国民政府拘捕，歌词写在香烟盒上交予聂耳谱曲。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词。1941年在大后方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進局、艺术局局长。话剧代表作有《关汉卿》、《咖啡店的一夜》、《名优之死》、《月光曲》、《乱钟》等；还有《获虎之夜》、《回春之曲》、《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及改编戏曲剧本《武则天》、《江汉渔歌》、《白蛇传》、《金鳞记》、《西厢记》、《谢瑶环》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等批判文章，田汉被“专政”，关押于秦城监狱，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1968年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在狱中去世，死时无一亲属在旁。死后，名单上写的名字是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汉，在1975年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当时中国大陆不能唱他作词的歌曲，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或启用新歌词《继续革命的战歌》。群众集会，也只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田方：（1911年－1974年8月27日），电影艺术家。曾任北影厂厂长、北影厂演员剧团团长、中国影协副主席、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拍摄了《风从东方来》、《英雄儿女》等影片，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终年63岁。

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建国后响应著名学者、他的老师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中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女，原名杨成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1934年白杨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开始了职业演员的生涯。1936年与明星影片公司签约，与赵丹主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作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中国女演员，白杨也得到了国际传媒的瞩目，英国《泰晤士报》称其是中国的“葛丽泰•嘉宝”。1940年代起，与张瑞芳、舒绣文和秦怡并称为中国影剧界四大名旦。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参加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影片拍摄，主演《日出》、《屈原》、《法西斯细菌》等话剧，1946年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担任主演。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塑造了具有东方女性独特性格的形象，使得该片成为中国艺术的珍品。中共国成立后，白杨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影协副主席。1960年代初期，先后主演《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冬梅》、《金玉姬》和《春满人间》等影片。在《祝福》中扮演祥林嫂，获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著作有《电影表演技艺漫笔》、《电影表演探索》、《落入满天霞》与《我的影剧生涯》等。1962年被选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后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数度被红卫兵殴打得体无完肤。期间由于离开牛棚去探望突发高血压的丈夫，白杨被扣上了“畏罪潜逃”的罪名，更被列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十大要案之一。直到1971年年底她才摆脱了五年生不如死的黑牢生涯。不久后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進行“再教育”。直到1977年年中，这个终于被平反的传奇女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生命权利斗争》一文。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呼吁人们要为捍卫民主和法制而奋斗。

白辛：(1920年－1966年9月) ，原名吴宇洪。卓著的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1943年白辛于吉林组织起一个教师业余话剧团，他自编、自导，演出话剧《松花江上》等。1946年被任命为吉林文工团团长。1953年秋，白辛被调到中共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导。1960年，白辛根据长期深入边疆生活积累下来的素材，创作出著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在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丽而潇洒地走了。时年46岁。

白云生：（1902年8月5日－1972年8月4日），昆曲表演艺术家。幼入私塾读书，1920年入荣庆社，初从白建桥学戏，又向白云亭问艺。1922年入祥庆社，深得王益友喜爱，遂收为弟子。初习旦角，1934年经侯瑞春向王益友建议，让其改演小生更见光彩。自此与韩世昌结为珠联璧合的好搭档。自拜程继先为师后，技艺大進，由于他有深厚的功底，《八大锤》、《群英会》、《朱仙镇》等，颇受赞誉。曾组庆生社赴各地演出。为维持全家生计。竟于中山公园“打牲亭”内摆起茶座，他珍惜祖国的文化遗产，想方设法印些戏词，边卖茶边发戏词，边演唱边讲解，招来游客络绎不绝，甚至戏曲同人及票友常到此参加演唱。1949后被聘任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曾为戴爱莲主演的古典歌舞剧《宝莲灯》，任执行导演。戴爱莲后来得知白老师住房狭窄，便将自己后海的住房让给老师。白云生见院大房多，便将宽大房间让给别人。自己仅住东边的两小间，此事深受同人敬重。尤其是对王益友老师的遗孀张桐玉，关怀备至直到养老送终。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韩世昌任院长，白云生等任副院长。建院大会在文化部大厅举行，马彦祥应邀出席。会上陈毅就如何发展昆曲艺术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同与会者合影留念。9年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3日，即与老舍等29人被红卫兵拉到文庙批斗毒打，其后遭受几年迫害，1972年8月4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石鲁：（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当代中国画家。原名冯亚珩。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陜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1959年创作《转战陜北》，名声日隆。后与赵望云创立长安画派。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陜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陜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陜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1964年四十五岁赴陜北黄河沿岸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带病创作巨幅国画《东渡》，遭冷遇，被指责"丑化领袖"。因小说《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被迫中止电影剧本《刘志丹》的创作。同年九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石鲁作品集》，刚发行一星期，即被通知停售收回。因病自学气功和针灸。同年秋，突然患精神分裂症，十一月入院治疗。1966年十月，被原单位 "文革小组"强迫提前出院，接受批斗。1967 年遭受批斗、游街、拷打等残酷虐待，并被强迫隔离管制。1968年夏末，被工宣队集中于文化系统的"牛棚"重复進行审查批判。1971年因精神病院的证明，省政法小组未批准死刑，暂搁此案。六月出院回家。秋后，创作了《华山英雄》《黄河两岸度春秋》等国画作品。夏初，被省斗批改领导小组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省政法小组，要求判死刑。十一月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1974年在全国性"批黑线回潮"运动中，再被列为重点对象，遭受批判。1978年底，陜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审查结论。年底，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讲课。

石磐：（１９１６年—１９６６年），北师大教授。从小到隆平读书，后移居天津、北京，１９３１年返回家乡读中学。虽然年少，但思想進步，因反对当局的言行遭学校开除。１９３４年父亲病故后，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坎坷。在此期间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１９３８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党。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及理论研究。石磐热心经典，又自学德语，能够阅读并翻译马列原著。１９４８—１９５２，石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１９５０年，曾经去苏联访问，所见所闻使他对斯大林模式产生怀疑，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退党，随之被调离宣传部，到教育部做巡视员。１９５３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是北师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并且同陶大镛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因为在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他以向党交心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中国所实行的射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做出全盘的反思与批评。第一，石磐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射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射秽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射秽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做主。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１９５０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磐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進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第四，石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１９５６年，石磐要求重新入党：“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麽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１９５８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１９６１年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房内堆满了书，余外只有一张床。文革开始后，石磐教授饱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斗，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鲜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斗时仍然态度强硬：“我是马克屎主义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傍晚，经历了又一次批斗会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过午饭，换上一身整洁新衣，于下午两点左右登上校园内最高建筑八层主楼，从南面７层上自己的办公室跳了下去。当时有人目睹，落地后还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石磐教授自杀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

石挥：（1915年－1957年11月），原名石毓涛，中国电影、话剧演员、导演。1934年，石挥加入北平明日剧团，开始做剧务，后来做演员和导演；1935年11月，在雷电剧团担任演员。1940年，石挥来到上海，相继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艺术团体，参加演出了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30个剧目，塑造了多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1941年，石挥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拍摄了《世界儿女》、《乱世风光》两部影片后，继而先后在金星影片公司、文华影业公司主演了《假凤虚凰》、《太太万岁》、《艳阳天》、《哀乐中年》等一批有影响的影片。1950年，石挥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这一辈子》，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编剧和主演，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2年，石挥進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导演，先后在《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宋景诗》、《情长谊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挥导演的《鸡毛信》，该片获得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同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1957年由他导演并担任主角的电影《雾海夜航》受到了批判，同时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东吴大将－－假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批判。1957年11月，石挥乘坐曾拍摄过《雾海夜航》的“民主三号”客船，在海上投海自杀。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中国现代诗人。1929年至1932年留学法国。1932年1月，艾青启程归国。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左翼美术家联盟，与画家江丰等人组织“春地艺术社”，举行“春地画会”，获鲁迅支持。1932年7月，遭国民党密探逮捕入狱，被指控为颠覆政府，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狱中，艾青写出了《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等许多诗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为艾青的成名作(由于艾青当时只知道“大叶荷”这个名字的读音，而不知道实际汉字，故误写作“大堰河”)。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后，艾青赴延安。1941年11月，《诗刊》创刊，艾青担任主编。至1942年5月5日终刊，《诗刊》共出六期。1941年11月初，艾青被志丹县推选为参议员，参加陜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会场，艾青写作了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毛泽东》一诗。1941年12月16日，艾青创作了《时代》一诗，集中思考时代命题。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 上发表《三八节有感》以及由马加撰写的小说《间隔》引发的批评。《艾青传》称，作为“文艺”副刊负责人的丁玲感受到“一种压力”，乃“来求艾青帮忙”，“不懂政治且又爱抱不平”的艾青连夜撰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3月11日，该文在“文艺”第100期发表。该文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要求写作自由。当时，先后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刊登的文章还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一个月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作家的团结”。1942年5月2日，艾青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转变”之后的艾青获得各方好感。1942年6月9日，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艾青即席长篇发言。七天后，艾青将发言整理为长篇文章《现实不容许歪曲》，将王实味称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和“我们政治上的敌人”，该文发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报》。后来艾青委托其子艾未未编《艾青全集》时，未将该文收入。1942年下半年，艾青先后创作了《野火》、《风的歌》、《希特勒》、《献给乡村的诗》、《悼词》、《向世界宣布吧》等诗歌，掀起了创作上的小高潮。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乐部举办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劳动模范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参加。3月9日，艾青创作的诗歌《吴满有》在《解放日报》刊登。但是，吴满有1948年被国军俘虏并奔向国民政府。此后艾青很少提到《吴满有》这首诗。此后，艾青随骆驼队自延安赴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采风，随后又与诗人萧三赴南泥湾等地访问，和359旅旅长王震结下深交。1943年暮春，艾青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已开始。艾青被询问当年“提前保释出狱”及“《广西日报》副刊供职”一事。1943年夏末，艾青被发展为中共党党员。1945年1月27日，艾青得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乃写出《悼罗曼•罗兰》一诗。1939年，艾青出版诗集《北方》，此后到1945年，共出版《向太阳》、《火把》、《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12部。1950年夏，访问苏联，后来出版诗集《宝石的红星》。由于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人民文学》被视为表现消极，还发表过许多思想“错误”的作品，故1952年2月，刚创刊一年多的《人民文学》宣布停刊整顿，副主编艾青被停职。丁玲担任整风之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取代艾青成为该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此前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前，丁玲身兼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此番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在文艺界权倾一时。此后丁玲紧跟毛泽东的指挥，在陈企霞的协助下，对文艺界人士大力批判攻击。1956年，艾青出版诗集《春天》。1957年，获聘为《诗刊》及《收获》的编委，出版诗集《海岬上》。1957年12月，中共中国作协党组作出决议，开除艾青中共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开除艾青党籍的正式通知。1958年4月，艾青离开文艺界，来到黑龙江省的一个林场落户。1959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中，艾青多次惨遭批斗。1976年10月起，艾青重获写作自由。　

龙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名沐勋，字榆生，是中国20世纪词学名家。龙榆生生于江西万载县，1920年代先后在武昌和厦门师从黄侃（季刚）、陈衍（石遗），1928年起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太炎文学院等校教授。1940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不久脱离政治，任教于中央大学。1945年因参与汪政权被判入狱12年。1948年保外就医。1956年任教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后不久去世。

厉德寅：（1902年－1976年9月），经济学家。1930年赴美国留学。1934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交通银行设计处处长，全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云南大学教授，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行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专门委员、经济部参事等职。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主讲《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学》。译有《数理统计导论》。1952年任上海财经学院四级教授。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批准，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送青海德令哈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满释放。1964年5月回沪。1976年9月病故。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孙毓麒，曾用名孙世棻，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实业家，中华民国及中共国政治人物。17岁时，孙越崎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1911年底毕业。1913年，孙越崎進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结识了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孙毓麒愤而更名“越崎”，意为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走上康庄大道。1916年，孙越崎自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后，進入天津北洋大学文科预备科学习，后在父亲的劝说下，于同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孙越崎作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此次集会。会上，孙越崎第一个站起来，代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表态坚决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孙越崎等人还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时，孙越崎和马骏、谌志笃、沙主培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前往直隶省长公署，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谈判，要求省长曹锐给北京政府发电报，让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拒绝签署卖国条约。最终请愿取得胜利。1923年秋，孙越崎赴中国东北，参观了抚顺煤矿、本溪煤矿、鞍山制铁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今鸡西矿务局的前身），应督办蔡运升之邀，孙越崎不顾家人反对，冒雪奔赴穆棱（今鸡西），参加了的穆棱煤矿的创建工作。孙越崎被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率领中方人员开掘第二号直井，与俄方人员开掘的第一号直井進行比拼。孙越崎工作5年零8个月后，穆棱煤矿建成投产。1927年孙越崎结识了前来调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并在翁文灏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孙越崎还编写了《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1930年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翁文灏作序。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临走前，他专程拜望邵力子老师，邵力子嘱其“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1931年9月，孙越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回国途中，他又绕道欧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国的采矿业。1932年7月，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回哈尔滨家中。孙越崎不愿定居在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来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来到南京，在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3月，孙越崎在津浦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写成《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同年9月，孙越崎和严爽被派往陜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陜北有石油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辖下成立了陜北油矿勘探处，孙越崎被任命为处长。在陜北延长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鉆井队，并率队打出了油井，炼出了汽油。(后来，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陜北红军占领了延长县，接管了延长油矿。延长油矿成了后来陜甘宁边区的重要工业资源。)1934年7月，英方股东、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赴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对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矿的领导人的不满，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整理。蒋介石于1934年9月在庐山当面请翁文灏出任中福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于1934年11月来到中福煤矿。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赴中福煤矿担任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并在翁文灏不在焦作时代理整理专员。孙越崎着手整理，很快扭亏为盈。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受命创建玉门油矿。随后，该油矿采购并定制鉆井、开采及炼油的设备，开始進行建设。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已经完成该年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目标，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孙越崎被誉为“煤油大王”。1942年夏，因经营玉门油矿卓有成绩，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孙越崎“金质工程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赴中国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办公地点设在沈阳，同时，孙越崎还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局址设在北平。身兼数职的孙越崎在北平、沈阳等地穿梭。1946年1月，孙越崎兼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任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为直属行政院，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钱昌照任委员长）。1947年1月，孙越崎辞去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职务，并交卸了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2月，中共军占领鞍山后，孙越崎得知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一伤亡并获得优待。这令孙越崎感触颇深。1949年3月，何应钦内阁成立，孙越崎出任中华民国工商部（5月与其他部会合并成立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动员各工矿采取行动保护工矿，结果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及32000余名职员、几十万技术工人，全部坚守岗位。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孙越崎随即下令将已运至长江下关码头的各厂器材运回厂内安装复工，未运往台湾。1949年4月26日，孙越崎自上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孙越崎当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多人来广州领取资金，以备必要时给员工发工资。1949年5月底，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赴香港。到香港后，孙越崎同中共党取得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赴北平。为争取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進行活动。当时，国外贸易事务所在香港存有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用于出口的矿产品。孙越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事务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1949年11月14日，该事务所员工通电全中国宣告“起义”，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发电向中共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致敬，获毛泽东复电嘉勉。1950年3月，孙越崎遭到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中华民国政府以叛党叛国罪通缉。资源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政府中经营全中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职员3.2万多人，技术工人六、七十万人。这些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经孙越崎电请，从海外回到北京。后来孙越崎回忆称，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派出四艘军舰拦截孙越崎所乘船只，幸亏船主改道，军舰错截了其他船只，孙越崎方才幸免于难。1950年3月，孙越崎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主要人员遭到怀疑，并受到审查。孙越崎的老朋友卢作孚也在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中自杀身亡，这给孙越崎的刺激很大。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了“愿意到煤矿技术工作”。不久，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当时是中国第一大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住在北京女儿家中的孙越崎随即受到冲击。因无北京户口，孙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资停发，被以“特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一年半。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先后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调，均为专案组就原资源委员会在各地的人员的所谓“问题”找他核对，孙越崎顶住了逼供、诱供，坚决不写违心的材料。孙越崎还遭到抄家，停发工资，并被监督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孙越崎的妻子王仪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度自杀，幸而都被抢救过来，保全了性命。孙越崎夫妇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赶入唐山一处小平房居住。1973年，孙越崎重获自由。

刘永济：(1887年－1966年10月2日与) ，字弘度，宏度，号诵帚，晚年号知秋翁，室名易简斋，晚年更名微睇室、诵帚庵。古典文学研究家。191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语文系。历任长沙中学教师，沈阳东北大学教授，武昌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及武汉大学语文系教授、文学史教研组主任。湖南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文学评论》编委。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后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职。对屈赋和《文心雕龙》研究颇有成就。著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等。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刘永济任教武汉大学后，即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三十年代即有《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之作上下两卷，征引文达530篇，由武汉大学于1933--1935年铅印。四十年代成《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是书为继黄侃所著《文心雕龙劄记》之后又一“龙学”力作，诸所诠释，皆得刘勰论文原旨。此书问世后，为学林所推重，其精到之论多为治“龙学”者所引用阐发。如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又深远的影响。”(载《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台湾之治“龙学”诸学人也奉其论为圭臬《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刘氏晚年仍致力于“龙学”的研究，计划编纂《文心雕龙辞典》，拟列布份词目，写了不少释义卡片，痛惜文革祸起而未完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永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10月2日含冤去世，时年79岁。其妻是家庭妇女（教工宿舍楼里的孩子叫她“刘婆婆”），被认做“地主”而遭斗争，最后在家中上吊自杀。1979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永济平反。

刘雪庵：（1905年11月12日－1985年3月15日），笔名有晏如、吴青、苏崖。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民国时代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长城谣》、艺术歌曲《红豆词》的作曲者，也是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的作曲者。早年在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过钢琴，小提琴，并学唱昆曲和作曲。1930年在上海国立音专跟萧友梅、黄自等学作曲。1936年毕业于该校。1941年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1949年后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30年代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和抗日歌曲《出发》、《前進曲》、《前线去》、《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民族至上》等，并创作了《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电影歌曲，同时为军队创作了《海军军歌》、《空军军歌》。1956年，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了钢琴曲《飞雁》。其他代表作还有歌曲《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红豆词》。并撰有《音乐与个人》、《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1957年因《何日君再来》歌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讲课资格，任图书管理员。文革中，1969年被押送河北军粮城农场劳改。1975年因几乎双目失明，失去劳动能力，被遣送回北京家中。1979年被口头平反。然而书面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刘盼遂：（1896年－1966年），名铭志，字盼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一生淡泊质朴，痴于藏书，有活字典之称。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著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校笺》、《颜氏家训校笺补证》、《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根据。刘盼遂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了《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文革中，红卫兵在抄家时，把夫妇俩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院子里自来水管的生水。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而后红卫兵把他的藏书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刘盼遂毕生珍爱的藏书毁于一旦。他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纵身一跃，扑向火海，毅然和所爱的书籍同归于尽。但被红卫兵拉出来痛打，终于被活活打死。

刘绶松：（1912年－1969年3月16日），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中国新文学史专家。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1952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年出版《文艺散论》。1956年加入中共党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还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其妻张继芳因为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本人则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刘绶松和张继芳得到允许从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回家。他们回到在武汉大学一区的教工宿舍后，在家里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一起自缢，含冤辞世。

刘启戈：（？—１９６６年），北师大教授。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建国前任教于辅仁大学，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刘启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欧封建庄园》《世界中世纪史》，《中外历史年表》（与翦伯赞等合编）《戊戌变法》（与翦伯赞等合编），译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１９６６年某日，在历史系组织的批斗会上，刘启戈头戴高帽，还被自己学生当众打耳光。回家后即与夫人跳楼自尽。

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中国国学家，教育家。1906年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隔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处秘书，积极主张以恐怖活动推翻袁世凯政府。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以古籍校勘学为终身志业，主攻秦汉诸子，最终因鉆研《淮南子》六卷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震惊文坛，蒋介石一度擡举为“国宝”级人物。刘文典曾在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后师从章太炎学《说文》。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上课内容自由发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最后一个学期只讲半篇《海赋》。刘文典恃才傲物，轻视文学，曾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沈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他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1939年出版《庄子补正》10卷。陈寅恪为此书作序。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主要著作有《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三余劄记》、《说苑斛补》、《進化与人生》、《進化论讲话》等。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在中共“反右”运动中受到无理冲击，一日强迫检讨，脑溢血发作至病危，1958年7月15日含冤病逝于昆明。

刘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原名刘槃，字季芳，号海翁，中国书画家，艺术教育家。专长国画、油画、书法、诗词，与林风眠、徐悲鸿和颜文梁并称“四大校长”。1915年，上海美术学院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接任校长。刘海粟是中国第一位聘用人体作模特的画家。1917年，上海美专展览人体画，有人抨击“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舆论攻讦下海粟自号“艺术叛徒”。1920年7月延聘裸体女模特陈晓君。有传言“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1925年，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在《申报》呼吁严惩刘海粟，海粟写文章反驳。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称海粟为“禽兽不如”。1927年，政府交涉封锁位于租界的上海美专，孙传芳函令解雇模特儿，刘海粟被以“学阀”罪名通缉，避居日本。1931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演讲国画“六法论”，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1933年再赴欧洲考察，于德国普鲁士美术学院、柏林大学、汉堡美术学院、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演讲并举办巡回画展。1943年，回国复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于上海举行个展。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院长。著有《画学真诠》、《存天阁谈艺录》、《刘海粟艺术文选》等，另有画集《刘海粟油画选集》、《刘海粟名画集》、《海粟国画》等。195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国画展。同年被分类为右派分子，革除教职。1958年，患中风后失语卧床。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抄家多次，所藏书画除了部分移往上海博物馆，其余都遭烧毁洗劫。不能公开作画，但没有完全停笔，国画《黑牡丹:谁说刘家穿鼻牛》,狂草《大火练真文》,钤印《海粟不朽》等。

刘世楷：（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号仲则。天文、气象学家。早年就读于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四川公立农业专科学校。1917～1922 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并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气象测候练习生，后任观测员，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研究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后在吉林大学任讲师。1923年毕业。曾为中央观象台观测员，安徽、山东、吉林等地的中学理化教员。1929～1931年为吉林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并创办吉林大学测候所，编辑《气象月刊》。1932年起，先后为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沈阳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学、农业气候学、气象学、天文学、天文学史等课程。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中学校长。1945～1950年初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编著《四川气候志》，主持发布每月四川天气概况及成都天气概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天文系的筹建工作和完成该校教学用天文台的建设。刘世楷1922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41个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曾参加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社。刘世楷曾著有《四川之气候》、《四川气候志》、《相关算法大意》、《本年夏季川省降水情形及水灾原因》、《水灾与气象》、《普通物理现象解释》、《高中物理实验》、《趣味的化学实验法》、《热力学》、《热学》、《普通物理实验》（共3册）、《气象学》、《音学》、《中等物理教材》、《近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教育》等。中共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天文和气象方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普通实用天文学》，《航空天文学》、《“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对吗？》、《关于太阳视象的形状和大小由距日远近所引起的问题》，以及《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提纲）》，这是刘世楷1952～1955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文中提出一种立体天球坐标的简捷算法和运用此法去设计一种轻便适用的仪器原理，此法对天文教学、航空航海、野外勘探、军事训练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七曜历的起源。《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25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是在整理我国有关水旱与天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日面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流彗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日行行星的活动与降水、水旱灾等的关系，概推了未来25年间中国的水旱趋势。此外，还有《推算节气的简易算法》等。刘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他曾仗义执言，遭到国民党的威胁恫吓；中共国建立后，他对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大跃進、教育革命中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但还要“对国家尽一点愚忠”。这些出自爱国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阴阳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一楼，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楼楼顶。据目击者言，夫人向下望时似有踟蹰，刘先生伸手将夫人推下楼，然后自己纵身跃下，夫妻双双身亡，刘先生时年６９岁。

刘凤祥：（？－1970年），曾任《湖南工人报》编辑、《湖南日报》主编。1957年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在工厂劳动，被机器轧断一条右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令其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因为只有左臂可举，遂被安上“举起左臂打倒共产党”的罪名，判为无期徒刑。又因用左臂撰文《论狼与小羊与下游弄脏的河水》，于1970年被枪毙。杨小凯（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将其视为“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

刘允斌：（1925年－1967年11月21日），中国核化学专家，刘少奇长子。1925年，刘少奇、何宝珍（又名何葆贞）夫妇的长子刘允斌出生在江西萍乡安源。两岁时被送回湖南宁乡县的刘少奇家乡寄养。1938年7月，中共党组织将他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同年秋，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选送一批革命者子弟到苏联留学，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被送到苏联。1939年11月，二人抵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住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学习一个学期后，刘允斌迁居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進入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学习。他学习十分刻苦。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伊万诺沃市民每日只能领到几两黑面包，冬天无取暖用的煤和柴，正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刘允斌每顿饭只有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但刘允斌积极参加国际儿童院组织的开荒种地、伐木搬柴等劳动，并主动为前线苏联红军官兵献血，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苏联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1945年高中毕业时，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進入莫斯科钢铁学院那年，刘允斌加入苏共党。自该院毕业后，刘允斌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中国。只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家中住了几天，便来到距北京城50公里外的房山县，進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四〇一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他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努力鉆研，取得成就，获副研究员技术职称。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中央乃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早日研制出原子弹。1961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元件厂（二〇二厂），刘允斌所在的四〇一所元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二〇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研究工作。二〇二厂位于高原的山脉中，一条公路连接到山外。1962年冬，刘允斌抵达二〇二厂。不久，刘允斌被上级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苏联时，刘允斌和苏联人玛拉•费多托娃结婚，育有一子一女。1951年，刘允斌和玛拉曾来中国度假。1957年刘允斌回中国后，玛拉在1958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但因不适应中国的生活，最终双方协议离婚。玛拉带着一子一女居住在苏联莫斯科。后来，刘允斌与中国人李妙秀结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允斌被下放劳动，任务是打扫卫生、掏挖污水沟等等。随着父亲刘少奇倒台，刘允斌在二〇二厂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到殴打和辱骂。刘允斌还曾被造反派挂上黑牌，推上汽车，押到十多公里外的包头市区游斗。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在二〇二厂的他家所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身亡。1978年，在二〇二厂俱乐部为刘允斌举行了平反后的追悼会。

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刘崇乐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土学位（1922年）、博士学位（1926年）。1926年，刘崇乐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附属昆虫研究所并任所长。1926年返国后至1949年前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并着手云南昆虫的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校返京。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中共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中共党＂新中国＂有好感。1949年，刘崇乐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1952年，刘崇乐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即昆虫研究所前身）。1955年，刘崇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刘崇乐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刘崇乐曾進行胡蜂科、瓢虫科、虎甲科、天幕毛虫、红蜘蛛及梨实蝇等分类区系及防治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专著四册、译著三册，并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各方公认的成就。刘崇乐在文革期间被横加诬陷打击，進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崇乐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重病中仍遭受非人之无情迫害而无奈离世，终年68岁。其哥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刘澍德：（1906年－1970年），作家。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曾任中学教师，长春大学文学院、东北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历任云南省文联编辑室主任，昆明师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亚非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著颇丰。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是日逝世，终年64岁。

刘文辉：（1937年－1967年3月23日），自由民主斗士。1957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的刘文辉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时年20岁。曾主动要求到海南岛工作。实想偷渡出境，1962年被抓并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晖新村11号。文革开始后，刘曾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与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射秽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射秽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射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進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时年30岁。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先后被关押13年。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判决，平反纠正，“宣告刘文辉无罪”。在此前，刘文辉父亲刘宗汉和弟弟刘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彻底平反。2004年，刘文忠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书中记叙了刘文辉和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刘盛亚：(1915年 2 月－1960 年 4 月 4 日)，笔名 S. Y , 作家，翻译家。少年时随父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曾就读于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在学期间与老师黄现璠和同学李石锋、张天授共同创办蓓蕾学社，以出版進步书籍和创办進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即相继创办了進步文艺旬刊《菡萏》、《蓓蕾》，由李石锋任主编，刘盛亚任主笔，旬刊重点放在新文艺创作和评论上，作为主笔的刘盛亚以锐利的文笔累出杰作，成为“蓓蕾学社四杰”之一。1935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后被聘为四川大学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同时由戏剧家熊佛西聘为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导师，时与江安执教国立剧专的吴祖光同被誉为南北神童。后返重庆，一度担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还由郭沫若聘为属下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后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西方日报》周末文艺主编，《大公报》文艺主编，重庆戏协执委兼创作部长，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文联执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传记文学《木工黄荣昌》，译著戏剧剧本《巴黎圣母院》、《浮士德》，诗集《尼伯龙根歌》、《少年游》、《歌德诗选》、《海涅诗选》，短篇小说集《萝茜娜》、《蔡特金传》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改造。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时年45岁。

刘旭沧：（1913年－1966年），中国著名摄影家。1932年加入三友影会。1945年参与创办《美术生活》月刊，任编辑。1945年后任中青摄影学会指导，邦达广告公司经理，宇宙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器材供应公司摄影部摄影师，中国摄影学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曾入选国际沙龙摄影展览，并多次获奖。作品有《窥》、《黄山苍松》、《将相和》等。从1932年起，刘旭沧的作品先后参加过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海预展、全国美展、天津影展、法文学会影展、大同大学影展、北京联合影展、中国摄影学会影展、黄山名胜影展等。还曾选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个国家，295个国际沙龙影展，并获奖54项，在国际影坛上有较大影响。1956年到1966年，每届全国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入选，在摄影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十年浩劫开始后，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摄影家受到残酷迫害。据刘旭沧的子女回忆，那些日子里刘旭沧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也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语，再也看不到和蔼可亲的笑容。眼看着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摄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烧毁……他的精神崩溃了。据他的女儿世琬医生说，爸爸一生摄影作品达19万张，全部被付之一炬。刘旭沧于1966年在上海离世，享年53岁。

刘宝瑞：（1915年－1968年10月8日），中国相声第六代演员。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时拜相声家张寿臣为师。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献艺。刘宝瑞以单口相声表演而著称，被称为“单口相声大王”。1940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怀抱对中共的期望，刘宝瑞从香港回到大陆，参加了中国曲艺团，后调至中国广播说唱团。刘宝瑞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文化大革命其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后下放至北京郊区劳动，1968年10月8日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遭现场批斗，当晚逝世。死因有多种说法，或是胃穿孔病逝，或是被人殴打致死，或是死于自杀，遗体被草草掩埋，经多方寻找至今尚未寻获。

刘克林：（1924年－1966年8月6日），报人，记者。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的介绍下，1939年刘克林14岁时加入中共党。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在重庆《大公报》，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1963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64年以新闻专员名义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亚、非、欧洲14个国家。在这前后还参加了60年代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6日从办公楼六楼跳下死亡。年仅42岁。刘自立在＂忆父亲刘克林＂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茍茍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笔名刘浏、刘克、申明、刘子安、金大白等，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1942年初中毕业。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刘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1946年至1950年从事青年组织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宾雁不断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并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推行自身改革。《纽约时报》称刘是极富使命感的调查记者，因为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评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最受钦佩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党员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个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异见表达的国家——这也许是有关他职业生涯最了不起的一点。”他曾写道“共产党管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1986年12月，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要求开除党籍。次年1月正式开除，成为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斗典型。1956年4月，刘宾雁在当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在桥梁工地上》；6月和9月，发表《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引起全国关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上海在沈思中》，批评中共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影响广泛。刘宾雁被毛泽东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批判刘宾雁“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刘宾雁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至1966年，刘宾雁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刘宾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1978年至1979年，刘回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文》编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在民间引起更大反响。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刘宾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刘宾雁公开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力镇压，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与严家其、万润南等人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11月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议开除其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亦被中国政府禁止返回中国。刘宾雁于2002年患直肠癌，其后扩散到肺部与肝区，200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25分左右，刘宾雁因直肠癌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之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终年80岁。刘宾雁遗言：“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孙瑜：（1900年3月21日－1990年7月11日），原名孙成玙，中国内地导演、编剧。自小饱受中国古典诗书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就写过诗，曾经把唐代诗人、他的四川老乡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故有“诗人导演”一称。1914年入南开中学，1920年入北京清华大学文科。并与同学组织了“苔岑诗社”，创作研究中国古体诗词；同年，与同学一起选租文艺片在校园大礼堂放映；此外，还在罗明佑组织的影评征文比赛中，以一篇题为《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的4000字影评，获得第一名，获赠华北电影公司真光电影院长期免票及50本《赖婚影评选集》。1922年，翻译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豹人的故事》；同年，翻译托马斯•哈代的中篇小说《娱他妻子》；此外，还在茅盾主编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1923年，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获得赴美公费留学的机会，作为三年级插班生進入麦迪逊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后转赴纽约摄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比拉斯哥戏剧学院学习电影剧作、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专业课程。1926年，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1927年，孙瑜進入长城画片公司担任编导。 1928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渔叉怪侠》。1929年春季，進入民新公司，并编导了武侠电影《风流剑客》；同年，新组成的联华影业公司请孙瑜执导首部影片《故都春梦》（朱石麟、罗明佑编剧），并首次与阮玲玉合作，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旧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此外，还执导了滑稽短片《自杀合同》。1930年，为新组建的联华公司编导剧情电影《野草闲花》，该片则首次使用了白话体字幕和配音插曲，插曲为《寻兄词》。1931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野玫瑰》上映。1932年，执导由黎莉莉、袁丛美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火山情血》；同年，执导剧情电影《天明》，该片讲述了渔村中一对表兄妹来到大城市谋生的故事。1933年执导由阮玲玉、黎莉莉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小玩意》。1934年执导剧情电影《体育皇后》。193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到自然去》上映。1937年执导电影《联华交响曲》。1940年，执导剧情电影《长空万里》；同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火的洗礼》上映。1945年，开始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驻美代表。1950年，由其执导的传记电影《武训传》上映，该片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影片被《大众电影》评为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1955年，与郑君里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宋景诗》。1957年，与蒋君超联合执导剧情电影《乘风破浪》；同年，在《文汇报》发表《尊重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一文，提出导演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的观点；此外，还参演了剧情电影《暴风中的雄鹰》。1958年，执导由魏鹤龄主演的剧情电影《鲁班的传说》。1960年，赴贵阳执导戏曲片《秦娘美》，该片根据梁少华梁耀庭的原著改编，这是孙瑜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1966年文革爆发，因影片《武训传》被点名批判，遭到长期迫害。1968年3月，被关進“牛棚”一年又两个月。1969年冬季，被送進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两天后因脚伤返回上海住院治疗。1978年获得“解放＂。

孙泱：(1913年－1967年10月5日)，孙炳文的儿子，孙维世的哥哥，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政治部主任。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在延安担任朱德秘书。中共建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对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颇有研究。著有《我国过渡时期射秽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1927年4月20日其父孙炳文被国民党处决时，孙泱14岁，女儿孙维世才5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孙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因为孙泱始终拒绝揭发朱德的“罪行”，1967年10月5日，“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对孙泱动用了电刑：一根特制的铁棍一头接上了220伏的电流。专案组的打手将带电的一头捅向孙泱的后背。孙泱顿时浑身抽搐，发出凄惨的呻吟。他昏了过去，扑倒在地。打手不住地把电棍摁在孙泱身上，看着他一阵阵地抽搐，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致连泼了两盆水，也没有浇醒。事后留了个自杀的样子。时年54岁。而周恩来的干女儿、他妹妹孙维世的结局，似乎比他更惨。

孙维世：（1920年11月30日－1968年10月14日），女，小名孙光英，孙炳文之女，周恩来与邓颖超义女。中共国话剧及电影导演。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早年战友。1927年4月，孙炳文在清党中在上海龙华被国民政府下令处决，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共党。1938年春，任锐、孙维世她们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邓颖超致信任锐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且经常写信教育鼓励孙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孙维世也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当成父母，经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来家。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摔伤，右臂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得知后请求同去。毛泽东批准她到苏联学习。1946年9月，孙维世坐火车从苏联回中国。1948年，孙维世选中了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亲任导演，剧中只有两个人物，孙维世的导演构思新颖，她还增加了序幕与尾声，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大获成功，受到榆次县老乡喜爱。到长辛店演出时，受到铁路工人欢迎，多年后还有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1949年12月，孙维世和师哲等人一起为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的中苏领导人会谈担任翻译及文秘工作。孙维世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陪同毛泽东出席会谈。1950年8月8日，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孙维世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纪念仪式，周恩来、邓颖超非常高兴。1952年，孙维世导演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孙维世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两剧均获得成功。1956年9月，在孙维世提议下，中共国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欧阳予倩任院长，孙维世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后来，孙维世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前往大庆油田，访问“铁人”王進喜，并拜工人为师，以大庆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初升的太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孙维世被当作“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盘子、洗厕所。196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被打成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不久，1967年10月6日，孙泱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孙泱死后，孙维世受到软禁。1967年12月，以“特嫌”罪名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监狱。并借搜查金山“罪证”的名义，抄走大批孙维世与中共高层往来的信件、照片、资料。1968年3月1日夜，孙维世在家被逮捕。孙维世被关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看守所，名字被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于半步桥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终年48岁。死后双手仍然被反铐在背后，头颅上面插著一根钉子，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比其父亲孙炳文的死要残忍百倍。

孙楷第：（1898年－1986年），字子书，敦煌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1928年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9-1941年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1930年代初，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1931年，受北平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编纂有《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日军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后，他弃职家居。数十年为研究小说和戏曲，搜集善本古籍达万余册，尤以小说戏曲类为多，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七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直到去世。1952-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工作，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的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文化大革命中，孙楷第受到了迫害，被反复批斗，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净尽：竟以论斤卖给了中国书店，因伤心过度，竟致精神失常。1977年复出。

孙大雨：（1905年－1997年），原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中国诗人、文学翻译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 “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把莎士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1946年，孙大雨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在国共内战期间倾向中共。1955年8月，孙大雨在肃反运动中一度遭到斗争，罪名包括自认为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只有周恩来有资格与他对话，以及藐视苏联专家。虽然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多次多方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检举揭发曾经打击他的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是反革命集团，并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控诉。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点名列为右派分子。于是，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控诉孙大雨诽谤罪名，19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专制独裁体制之下，孙大雨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孙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复旦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表示不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复旦不要，师大要。”于是，孙大雨就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直至一九九七年去世。不可想象如果没有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将会是什么结果。

孙竹生：（1914年10月22日－？），中国机车车辆专家。6岁时，随母亲来到绍兴县城，進入绍兴县立第二小学学习。由于母亲及曾祖母先后病逝，孙竹生13岁时被父亲孙越崎带到中国东北，入哈尔滨许寰澄纪念中学（许公中学）住校学习。1929年初中毕业后，孙竹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32年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当时，该大学的教师均是俄国人，学生也多是俄国人。1930年，日本方面强行接管中长铁路，驱逐了俄国人，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由日本人接管，并且组织在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参观1个月。经过参观，孙竹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了直接了解，回校后即开始从事毕业设计并准备答辩。此后，日本方面加紧镇压当地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孙竹生无法继续留在哈尔滨。1937年春，孙竹生来到俄国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证明，并赴美国领事馆取得了其签证的承认，然后進入山海关来到北平。孙竹生到北平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孙竹生乃赴武昌机车车辆工厂实习一年，1938年秋，随该工厂迁至湖南郴县，参与恢复生产，随后又赴衡阳机务段实习。1939年夏，经过衡阳路政司帮办杨毅的安排，孙竹生赴昆明川滇铁路机务室。由于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孙竹生当了两年实习生，辗转多处，先后在机车、金工、锻造、木模等车间实习，在蒸汽机车中实习过看炉、洗炉、烧火、司机等工作，并参加了工厂拆迁、组装及恢复生产。1939年秋，鉴于孙竹生实习已超过期限，川滇铁路机务室总工程师程孝刚向重庆路政司报告，将孙竹生转为工务员，在川滇铁路机务室任职，直接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工作，协助程孝刚翻译英文、俄文资料，代抄程孝刚之论著，并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和其他同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因当时中国正筹办滇缅铁路，故可派中国留学生赴美国实习。经程孝刚介绍，1941年11月，孙竹生赴美国留学。到美国后，孙竹生由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工学院的钱学森代办了入读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的手续及证件。孙竹生先入芝加哥通用车辆厂从事了一年的设计及实习工作，随后入普渡大学就读，一年半后获得硕士学位。此后由宋子文的代表尹仲容介绍，赴费城鲍尔温机车公司实习一年半。当时鲍尔温公司董事康佛司介绍孙竹生赴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但孙竹生希望尽快学到机车车辆技术回中国服务，乃谢绝。孙竹生又赴加拿大蒙特利尔机车公司工作了一个时期。此时，德国已投降，孙竹生速回中国，除了在美国考察外，回国途中还考察了西欧铁路。经中国驻英国购料委员会介绍，孙竹生赴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四国考察。1946年5月，由英国搭乘轮船回到上海。回国后，孙竹生即赴沈阳参加了接管日本满州机车株式会社的工作，筹办沈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并出任该公司总工程师。因对恢复生产作出很大贡献，受到公司嘉奖。1948年，该公司派孙竹生赴上海创办冷铸车轮厂，并出任台湾机械公司顾问，孙竹生因而赴台湾。当时，孙竹生的父亲孙越崎是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准备在香港投向中共领导的新政权，乃命儿子孙竹生离开台湾赴香港。在香港期间，孙竹生编辑出版《铁路机车车辆工程名词》。后来于1950年初来到唐山交通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出任机械系主任。1956年，孙竹生、程孝刚等人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并共同在交通组从事制定牵引动力发展规划的工作。他们一起建议国家发展大功率蒸汽机车，并不断改進蒸汽机车，争取生产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采用电传动、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应该并举，并且研究开发煤粉燃气轮机车。1956年，因改造蒸汽机车之功，孙竹生获评为全国铁路先進生产者，并且出席了全国先進生产者代表大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孙竹生被指为主张“教授治校”，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孙竹生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是“右派”，所以孙竹生被强制劳动，整日在唐山交通大学校园内挑粪种菜。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孙竹生仍在唐山居住，但和父母没有住在一处，由于孙竹生家的屋子没有全倒，所以孙竹生及家人得以幸存。1980年代起，孙竹生在西南交通大学组建科研队伍，建立机车车辆研究所，并倡导发展铁路重载运输以及双层客车。

孙钿：（1917年－2011年6月1日）原名郁钟瑞，字文源，笔名孙钿，后以笔名行。中国作家、诗人。小学毕业后進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后升入大同大学。1933年，大学生孙钿开始从事左翼戏剧及文学活动，参加“暴风雨剧团”，演出《叛徒》、《南归》等戏剧，并和其他文学青年自筹资金出版文学刊物《天明》。1933年（一说1934年），孙钿因受国民政府迫害，流亡日本，先后在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且参加了东京的中国剧人协会、社会科学座谈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钿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同时，孙钿写下很多诗歌及散文，寄给巴金主持的《烽火》及胡风主编的《七月》，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击退敌人去》，很快又发表长诗《给敏子》。随后孙钿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党，还继续给《七月》等报刊写诗。他是七月派诗人之一。孙钿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工作人员，大别山第八团团部秘书、参谋、民运干事。加入中共党后，孙钿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受廖承志直接领导，主编《东江》、《侨胞》等刊物，并继续作诗，被誉为“战士诗人”。1950年，孙钿在等待新任务时，到宁波探访亲友，遇到宁波市市立中学（今宁波市第二中学）教导主任翁心惠（后来担任宁波市主管教育文卫的副市长），应翁心惠邀请到该中学教政治思想课。1953年春，宁波市政府任命郁文源（孙钿）为广济街的宁波卫生学校副校长。经他向宁波市卫生局建议，又经浙江省卫生厅审批，在宁波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护士学校，于1953年暑期招录第一届新生100人，由宁波市卫生局局长郭绍兴任名誉校长，郁文源（孙钿）任副校长。孙钿聘请教师，主持教学楼建设，1954年在今孝闻街第二医院新大楼的原址上建起了宁波护士学校的新教学楼。后来，宁波护士学校于1957年与广济街的助产学校合并，恢复原名宁波卫生学校。1955年5月，孙钿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到杭州后被宣布逮捕，关進杭州乌龙巷监狱，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一年多后被宣布释放，结论为：不是叛徒，不曾投敌当汉奸，不是胡风分子，可恢复原职。回到宁波后，孙钿未被准许回宁波护士学校，只能在街道办事处暂领生活费。数月后，被分到机关干部学校任教。1957年，孙钿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的诗歌被说成是“大毒草”。不久，孙钿被下放到梅山盐场劳动改造，后又先后在四明山挖土石修筑公路，在浙西江山修筑铁路。作为管制分子，孙钿曾拾垃圾，制煤渣砖，当临时工。孙钿的孩子无法上学，孙钿的妻子多次卖血以维持家庭生计。孙钿还曾借钱买蜜蜂放养，但放蜂到内蒙古时，又被诬为“空降特务”，遭关押两年，后被押回宁波。50多岁的孙钿不得不从头开始学当油漆工、广告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孙钿也在1980年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中共党党籍。

孙之儁：（1907年－1966年9月5日），字近之，笔名之俊。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画家。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尤以漫画，连环画，水彩画等著名，发表漫画作品余四千幅，连环画三十余种。因创作《武训画传》而牵连于中共国成立后第一宗文化批判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后更名孙信，停止漫画创作，在做美术教师的业余时间从事连环画创作。1966年文革中被抄家并赶回原籍，9月5日深夜或6日凌晨，自缢于老家院内葡萄架下。

朱启贤：（１９１１年—１９６８年），北师大教授。 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创办《教育短波》杂志。1935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发表了一些進步文章，出版了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由于积极拥护中共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194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在美期间，他组织進步团体，成为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参加了联络和保卫工作。1949年中共国成立，朱启贤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公开发表拥护中共党的主张。他的行动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并处以大量罚金。1950年被驱逐出境，经香港回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论著有《前進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文学、哲学与玄学》《论科学与民主》等。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進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是服安眠药自杀。　　

朱偰：（1907年4月15日－1968年7月15日），字伯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北京大学本科学政治，1929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业余时间经实地考察，拍摄大量照片，于1936年出版《金陵古迹名胜影》等3部书。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华门、太平门、草场门时，朱偰明确表示反对，因此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批斗。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图书馆工作。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极深的国学修养，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另有影集图考游记等问世。1966年文革开始，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瓷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1968年7月15日，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临死前留下绝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朱东润：（1896年－1988年），原名朱世溱，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1913年秋，朱东润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進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1951年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论著颇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他被靠边站，遭批斗，取消教授工资待遇。1967年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1968年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1970年七十五岁在校劳动，但恢复了工资待遇。1978年获平反。

朱屺瞻：（1892年5月27日－1996年4月20日），名增钧，号起哉，又号二瞻老民，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等。现代中国画家，兼修国画和西洋画，以水墨山水见长，善于融合西洋画的长处。1912年开始接触西方油画，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次年在该校执教，并兼任函授乙部主任。26岁赴日留学，入川端美术学校，师从藤岛武二。首次接触后印象派梵高、塞尚、马蒂斯等的作品。1918年油画作品《风景》入选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展览。1929年国画作品《春寒》等和油画作品《劳苦》、《静物》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1933年出资营造新华艺专绘画研究所。次年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同时教授国画和西画。1937年再次赴日考察美术教育两个月。同年国画作品《竹石图》和油画作品《菊花》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1944年，积齐白石镌印六十余方，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自号“六十白石印富翁”，潜心临摹古画，作《仿李流芳山水册》等。1952年，迁出淘砂场梅花草堂。大批油画寄存友人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生前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出版有《朱屺瞻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为使国宝不流失国外，曾筹集钱款购买收藏了石涛名作《万点恶墨图卷》、《八大山人书画册》等，1949年后交国家博物馆收藏。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冲击，书画房产变卖殆尽，生活困窘。1953年，老小6口住在一间“过街楼”里。1954年当选人民代表。翌年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境遇好转。1956年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笔，自用齐白石镌印全部上交。1977年应邀为北京饭店和首都机场作画。

朱光潜：（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实，笔名孟实、孟石。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淸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教授。十五岁开始就读于孔城高小（今孔城镇桐乡书院内），熟读古文及唐、宋诗奠定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学习了英国语言与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其一生参与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期间曾受梁启超与胡适之新文化运动影响，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文，改写白话文，不久即用白话文发表了其美学研究的处女作《无言之美》。1925年，考取公费留英，到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等，毕业后至伦敦大学学院听莎士比亚课程，同时又在巴黎大学注册，对研究西方哲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期间受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教授所讲授的艺术心理学启发，起念写下了《文艺心理学》。后又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幷于1933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其著作《悲剧心理学》。在欧洲留学期间，经常由于公费不发，经济拮据，只得靠稿费维持生活。逐为开明书局的《一般》撰稿，曾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该书反应了当时一些青年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接着《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局）、《谈美》、《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文艺心理学》、《诗论》，及译著的《美学原理》陆续问世。1933年回国，聘为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后，经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任，除教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结识的好友徐悲鸿邀请到中央艺术学院教授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抗日战争期间，朱光潜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之约，任文学院院长，后游走于武汉大学任教。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朱光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致力于文艺思想硏究和批评、美学研究、美学教学，治学态度认真，介绍、翻译、论著美学的著述极为丰富，多达六百余万字，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中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進的道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他留居中国大陆，1952年秋季以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居住于燕京大学撤销后的燕东园27号。朱光潜虽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其美学思想曾数度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时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斗争，并被剥夺执译者的权利。1976年文革结束后，朱光潜被恢复教授职务。

朱维基：(1904年－1971年)，翻译家、诗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历任南国艺术学院教师，上海正风文学院教师，上海建承中学及中国艺术学院教员，上海大同书店编辑，华中建设大学教授，烟台外事办公所《英文报》编辑，华东大学及山东大学教授，华东文化部艺术教育科主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世纪的孩子》，另有译诗集《在战时》、《神曲》（《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唐璜》、《卢森堡夫妇诗选》等。文革期间，家中藏书被抄，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押于“牛棚”，是日病逝静安中心医院，终年67岁。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1983年10月24日），作曲家、声乐家、教师。出生于日治台湾台北厅沪尾支厅小基隆区（今新北市三芝区），是首位享誉国际乐坛的东方作曲家。作品蕴含着浓厚台湾故土、宗教圣乐与中国古典文化情感，奠定了台湾与中国的现代音乐风貌。一生际遇于日本与中国间，贡献巨大。1930年代，江文也在日本乐坛逐渐展露过人的才华，各项音乐比赛中屡获大奖。1936年《台湾舞曲》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１１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艺竞赛中，获得音乐类管弦乐作品组佳作奖。1938年秋天，在前辈音乐教育家柯政和的邀请下，江文也转往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理论作曲课程，课余从事中国古代和民俗音乐之研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江文也丧失日本国籍，因为对日抗战时期曾为亲日组织“华北新民会”工作而被视为“文化汉奸”，被拘押了十个月；出狱后，短暂在北平郊区一所回民中学任教，并曾返台至淡水探视大哥江文钟。此时期创作了大量的中国调式天主教圣歌。1957年，江文也因“国际荣耀与〈台湾舞曲〉的得奖，与右派法西斯有关联”，在反右运动中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批斗，打成右派，教学、演奏、出版的权利尽被剥夺；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再被批斗，打入牛棚；在1969年被送往河北清风店中共军第３８军部队接受劳改。1978年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原教职；但因为多年劳改生活，历经两次吐血、数次中风而瘫痪在床。晚年生活渐趋安稳之时，仍勉力创作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1983年10月24日因脑血栓逝世于北京而成为最后遗作。

江隆基：（1905年12月24日－1966年6月25日），又名泮庵，字盘安，教育家。1920年毕业后，考取西安陜西省立第二中学。在陜西二中期间，他参加了驱逐校长柳彦升和西安学生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主权的运动。在杨明轩、张友三等人影响下，江隆基学习了《新青年》《学生杂志》《共進》等刊物。1924年，他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三一八惨案后，思想倾向共产主义。1927年6月，经陜西同乡张奋翼介绍，加入中共党。1927年8月，江隆基留学日本，考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就读。1931年，经杨虎城资助，留学德国進入柏林洪堡大学经济系。在柏林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留欧华侨反帝总同盟书记。1936年9月，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12月回国后，任十七路军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参与西安事变。1937年1月，出任陜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成为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学校之一。1938年5月，江隆基到达延安，历任陜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主持全校教务管理工作。1943年1月，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中校长，6月率领学校转移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结束后，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正校长缺），主持全校工作。1948年7月，率团到黄龙新区开展文教工作的恢复和改造。同年秋，针对陜甘宁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情况，江隆基提出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1952年10月，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马寅初主持管理校务，并对北大進行教学改革，使北京大学完成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轨。1956年7月，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中，江隆基主持北大反右工作，七百余名师生被划为右派。但是江隆基在反右中采取的审慎态度，引起中央一些人不满。10月，陆平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降为第二书记，实际上被架空。8月，他被告知调离北京大学，在离开之前，参加从10月到12月底召开的北大党委整风会，会上遭到了多次批判，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1959年1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年，因兰州大学的成功，江隆基提出了高等学校八条工作经验，系统总结了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经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被定为高教战线第一批要打倒的对象。此后，在中共甘肃省委派出以甘肃省军区政委龙炳初为首的150多人的庞大工作团進驻兰州大学，批判江隆基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江隆基遭到四次大规模批斗。23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宣布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25日，在兰州大学召开万人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

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笔名红蕉、老主顾等。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江红蕉1915年入读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辍学并前往浙江萧山，通过包天笑介绍下在时任萧山县沙田局局长毕倚虹手下任会计。期间受毕倚虹等人影响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后因读了江建霞《红蕉词》，便取“红蕉”为笔名。他曾在《礼拜六》、《半月》、《星期》、《快活》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其中包括1922年至1923年间在包天笑《星期》周刊上连载的反映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的长篇小说《交易所现形记》。其他主要作品还有《海上明月》、《大千世界》、《灰色眼镜》、《江南春雨记》、《续黑暗上海》等。此外他还主编过《新申报》附刊《小申报》、《家庭杂志》、《苏民报》等，并曾为1934年但杜宇导演的电影《人间仙子》作过编剧。1972年文革期间遭到迫害，江红蕉撞车自尽。

江丰：（1910年－1982年），原名周熙，中国版画家、美术理论家。1928年在上海“白鹅画会”学画；1931年春与杭州艺术院“一八艺社”张眺、于海等组成“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举办“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并出版画册，鲁迅为之写序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同年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所”为“中国美术家联盟”负责人之一，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活动家。1932年与艾青、于海等开办“春地画会”，進行革命美术活动。是年夏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上海与野夫、沃渣等组成“铁马版画会”，出版《铁马版画》双月刊三期。“八•一三”沪战爆发，加入“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参与组织铁马版画会和上海木刻作者协会。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前线画报》。次年调鲁迅艺术学院任美术部主任，陜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文化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陜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华北文艺工作团政委，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党委副书记、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党文委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1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悲鸿院长逝世后，任代院长。1953年，当选中国文联常务理事，中国美协副主席。版画名作有《保卫家乡》、《念书好》、《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顾问，中央美院院长，长选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主席。

许宝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字闲若，中国现代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1928年自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1929年，从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从一年级读起。1934年，出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担任正在北京大学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古德的助教，任职两年至1936年。当时，芬布尔、阿蒂肯合著的《标准矩阵论》已经出版，他掌握了矩阵这一工具，精于分块演算。1936年，许宝騄考取赴英国留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其间发表了近十篇论文。1940年回国，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一直任至1945年，同年秋，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各授课一个学期，学生中包括西奥多•威尔伯•安德森、埃里希•莱曼等人。1946年，赴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一年之后，1947年他决定回国，谢绝了若干大学的聘任，到北京大学当教授。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不久，发现自己已经患肺结核。但他长期带病坚持教学及科研工作，在矩阵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发表论文十多篇。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3年，发现肺部有空洞，体内的结核菌已有抗药性，组织上多次安排他休养，但均被他谢绝，一人领导著3个讨论班（平稳过程、马氏过程、数理统计），率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1960年中期，他又对组合数学兴趣浓厚，1966年初，他与段学复教授联合主持了组合数学讨论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断。文革开始遭巨大的折磨，许宝騄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挨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去。

许政扬：(1925年－1966年8月)，字照蕴。懂英、法、日三国语言，49年后自学了俄语。1945年考取光华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学术功力深厚，精通宋元史料，被誉为“独步两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所注《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许多定本书中之一种。除《古今小说》校注本外，还有两篇极重要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篇是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一篇是论《老残游记》。何其芳曾高度评价：这两篇论文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橥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正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列入中文系的李何林“反党集团”中，遭到劳改批判抄家，被罚在烈日下拔草“劳改”，抄家中，数万张以心血积累的卡片和著述手稿被付之一炬，彻底绝望的他在1966年8月投水自杀。时年41岁。骨灰没有被保留。文革后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骨灰盒子里装的是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一书。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国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毕业于浙江大学，长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1942年，他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许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主要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翌年加入中共党。中共建政后，许良英于1952年从浙大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5年因为“反胡风和肃反运动”，被批判和停职审查一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时，与于光远一同担任负责人。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许良英被划为右派，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而被开除公职与党藉，并遣送到老家接受劳改，1962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至1970年出版。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1978]55号文件，即《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许良英恢复了党籍并回到北京市，被安排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3月，许良英和方励之联合发起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期间，浙江大学学生和研究生邀请许良英演讲“开放改革”，他推荐方励之讲。由于方的演讲影响很大，被当局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要第二次开除方的党籍，只是由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作用，才拖延了一年多。不过也因此误传，许良英因演讲被开除了党籍。1986年夏天，许良英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次年举办《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但因有被邀请者举报而遭当局制止。1987年6月8日，陆铿在英属香港举办政治民主化研讨会，许良英寄去一篇文章。1989年，许良英写出政治民主化的联署信，42人签名，包括王淦昌、施雅风等。1992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994年他与妻子王来棣及丁子霖等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翌年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2006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讲述许良英的生平故事。2010年，他同学者邵建進行争论，提出应“走出复古迷津，重新回归‘五四’”。2013年元旦前夕，其妻王来棣去世，许良英亦因肺部感染住進北京海淀医院11楼重症监护室，病情一直反复，约一月后的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因脑溢血去世，终年93岁；夫妇遗体一同捐献给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告别式于同月30日下午3时在北大医学部西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

关友声：（1906年3月25日－1970年2月14日），原名关际颐，字友声，号嘤园主人，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山东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关友声于山东大学国学系毕业，后又至北平向吴秋晖学习诗词歌赋。在北平居住约一年，始返济南。在北平时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等人，与张大千最为莫逆，因而受张大千影响颇大，从学习元四家改学石涛，此为关友声画风转变之关键。1931年与兄关颂平在济南共创国画学社与齐鲁画社。1934年，关友声将其游黄山写生册提供张大千品评，颇得张大千好评。1935年，游学湖南、湖北、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探奇揽胜，寻师访友，以提高艺术造诣。是年《关友声画集》问世，斯时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为之作序。1945年执教于济南南华学院，教授诗词及书画题跋和款式学。1948年任湖南南岳国立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后执教齐鲁大学、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省政协委员；擅长中国画，兼擅书法、诗词、琴棋、京剧。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夫人郑璇被迫害致死，此事对关友声打击尤甚，于1970年2月14日去世。

关山月：（1912年10月25日－2000年7月3日），原名关泽霈，中国大陆著名画家，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与赵少昂、黎雄才、杨善深并称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四大著名画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尤以写梅著称。关山月自幼受父亲影响，喜爱绘画。1933年，关山月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现广州市协和中学之前身），在广州任小学教员。1935年受到高剑父赏识，進入“春睡画院”习画，成为高剑父入室弟子，由高剑父改名为关山月。1939年，关山月在澳门举办“抗战画展”，得到画家叶浅予、张光宇等人的欣赏，并应邀至香港公展。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四幅作品入选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1940年到1942年，北上曲江、桂林、贵阳、成都、重庆，一面写生，一面展出画作，创作《漓江百里图》。1943年关山月婉辞国立艺专教授之聘，与赵望云、张振铎及夫人李小平同行，沿河西走廊到敦煌观摩研究古代佛教艺术。1946年，关山月回到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创办的广州南中美术院。1947年，关山月与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黎葛民、杨善深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举行六人画展。夏天到南洋旅行写生，先后到过曼谷、清迈、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并在上述地方举行个人画展。1948年，他在上海举办西南、西北和南洋旅行写生画展，并出版出版了《西南西北记游画集》、《南洋记游画集》。1949年初，关山月来到香港，参加人间画会。1949年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曾任华南文艺学院美术部副部长兼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并游遍国内大川名山及东南亚、欧洲。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成立，关山月任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教授；同年由国家委派前往欧洲主持“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1959年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宽9米、高6米）。1961年，关山月与傅抱石去东北写生，作《煤都》、《林海》等六幅作品并于北京展出。文革开始后，关山月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受到“攻击射秽主义倒霉（倒梅）”，《东风》中三只燕子逆风而飞，为“反骨毕露”；有人更是找出了竹画中的“介”，解读成“蒋介石”等文字狱指责，遭到批斗并下放“五七干校”，不准作画。1971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赴华交流，负责人之一宫川寅雄指名要见关山月，关山月因此得以从干校返回广州。之后关山月生活开始回归正常，职务和头衔逐步恢复，艺术创作生涯重新开始。

关宏达：（1914年－1967年12月20日），又名关鸿达、关洪达、关文达。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在本县读完小学后，于1929－1931年先后就读于哈尔滨第一、第二中学校。在校期间，曾参加哈尔滨学生掀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强修五条铁路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并参加了反对当局开除学生、逮捕教师周一粟的斗争。学生时代关宏达爱好美术和戏剧，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他喜欢演话剧，扮演的喜剧滑稽角色，引人发笑，师生们都愿意看他的演出。1929年代表第一中学参加哈尔滨市运动会，获铅球、铁饼第一名。1930年10月，作为哈尔滨市体育代表队的一名成员，参加在奉天（今沈阳市）东北大学运动场举行的东北四省联合运动会，1931年参加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均获好成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强占。关宏达不堪忍受国破家亡的境遇，于1932年离开家乡去上海。经朋友汤杰介绍，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当演员，合同期为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和当时影坛霸王王元龙合作的《热血青年》。合同期满后，经朋友介绍认识影坛名人史东山先生。史认为关宏达是一个有希望成才的演员，便介绍他進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凯歌》和《花烛之夜》两部影片之后，小有声望，邀他演戏的也多了。上海沦陷后，关宏达和王引、袁美云等一同去香港，在两粤影片公司当演员。1938年3月，又回到上海，在新华影片公司拍戏，后又到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关宏达在上海先后参加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影联旅行剧团、上海话剧团、上海剧团、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等单位拍片演剧。除了在“天一”、“艺华”两公司拍过《热血青年》、《凯歌》、《花烛之夜》3部影片之外，知名的还有：《三毛流浪记》饰流氓，《女儿春》饰少爷，《鸳鸳剑》饰佣人，《影迷传》饰阿飞，《饿人行》饰流浪者，《鸡鸣早看天》饰司机助手，《天堂春梦》饰厨师，《青山翠谷》饰农民。中共国成立后，关宏达的表演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戏路更加宽广。除了以塑造喜剧人物形象见长外，又演了其他各种人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球迷》、《球场风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记》、《聂耳》等10余部。还参加《奇婚记》、《我们的土地》、《祖国的早晨》、《钦差大臣》等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球场风波》、《球迷》，连《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被划入批判之列。对他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无数的检查、检讨让一个乐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变得十分沈闷。1967年12月20日上午，调查组让他写材料，写完后他整个人显得垮了一样，一句话也没说。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他从自己住的四楼，一个人跑到六楼，跳楼自尽了。黑龙江阿城人，终年53岁。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中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1926年，16岁的华罗庚一边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一边同时开始自学数学。1929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第14卷第14期上发表《施图姆定理之研究》。1930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第15卷第2期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华罗庚崭露头角，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邀请他来清华大学。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作，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同时自学了英、法、德、日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1933年被熊庆来破格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拔为讲师。1936年，华罗庚访问剑桥大学，受到了哈代-李特尔伍德学派的影响，获益匪浅，在那至少发表了15篇论文。193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正教授直到1945年，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后没有参加登记自动脱党。1942年12月，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被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列入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1946年2月至5月在苏联访问，9月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1948年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正教授至1950年。同年，获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一片热心的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之邀建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院士。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所确定的所系结合的思想，于1958年主持创立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因此，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华罗庚大师讲席”。文革中，就因为华罗庚他还保存著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起了对他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批斗会上他有口难辩，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没什么意义，于是愤而自杀，幸被发现及时，才保存了生命。197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年加入中共党。

华揽洪：(（1912年9月16日－2012年12月12日）)，中共国及法国建筑师。华揽洪在法国从事设计工作，设计了50余个建筑和规划作品。华揽洪还是拥有中国国籍的法国共党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游击队，同时也加入了法国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揽洪在马赛家中开办了建筑师事务所，主要承揽战后重建工程。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华揽洪给已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的父亲华南圭写信，提出想回中国工作。华南圭回信说华揽洪太过理想主义，不可能适应中国艰苦的物质生活，劝华揽洪不要回中国。华揽洪乃通过在法国生活的中国生物学家孟雨（中共党党员），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华揽洪想回国工作的愿望。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华揽洪发出邀请，并寄来旅费。1951年夏末，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的事业，携妻子、长子、长女从马赛启程回中国，9月底到达北京。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处的建筑设计顾问。自1952年起，华揽洪设计的实验性建筑作品在北京右安门、西直门、月坛南街（也称社会路）等地先后竣工。1957年，华揽洪因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遭到中国建筑界批判。《建筑学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华揽洪的文章。文革期间，华揽洪没有受到冲击，但华揽洪的妻子和长女都遭受了许多冤屈。1976年4月，文革结束前夕，华揽洪全家（华揽洪的长女已先行去法国）乘火车回到法国。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华石修、晓风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共党。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32年9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华岗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华岗被转移关押在济南看守分所，遇任作民和向明。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与任作民和向明再次相会。10月，被中共救出的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1949年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文史哲》，为学校的学术发展建立了良好的氛围。1953年6月，当选中共党青岛市委常委。有专著16部，论文218篇，未发表文稿4部。译著有《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1955年8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被共党当局逮捕。同时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先被隔离在单位“运动”，不能回家，后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中共党党籍，行政连降四级。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完成了《美学论要》和《规律论》。1962年中共党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向明已获释放。“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华岗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但在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仍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年底，62岁的华岗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里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国民党关押过的地方。1972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政府限制不得就医，于是只得重回济南，到了济南進医院的要求仍被拒绝。4月，华岗的病情進一步恶化，才被送進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5月17日，华岗在济南医院去世。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微生物学家，砂眼衣原体首次分离者。为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华人。他为中国生产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被公认为世界“衣原体之父”，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1912年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后入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何键之女）成亲后，受学校推荐，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携夫人一起到了美国進修，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9年在颜福庆邀请下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首创中国微生物学研究基地。之后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了1949年张家口鼠疫的蔓延。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建议经卫生署批准，将中央防疫处由重庆迁回北平，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经美国友人谢拉曼（时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协助，得到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资，又从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获得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以工代赈”再建中央防疫处新址，在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增建了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到1948年车间可产堪与進口产品相媲美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1955年分离出独立的砂眼病原体－－砂眼衣原体（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1957年除夕将TE8种進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对人类的致病性。随后中国爆发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汤飞凡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更有甚者，有人用恶心的言语中伤他与实验室某女同志有不正常关系。58年9月30清晨，受尽折磨，更为不堪受屈辱，汤飞凡上吊自杀。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汤化龙是有自由思想的清朝進士，曾和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君主立宪派活动。1915年母亲去世，1918年父亲在加拿大被暗杀。因而从15岁起，他就走上了个人独立奋斗的道路。1917年-1925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体育和学业都非常出色。1925年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0-1933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45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从事农业研究所工作，创办植物生理研究室。这个研究机构所在的大普集聚集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成就斐然，成为与费孝通领导的魁阁齐名的中国学术史传奇之地。1950至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至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科研成就斐然。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先是被强迫交代回国动机，后被怀疑为特务遭到关押，后流放河南五七干校。1978年复出。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大师。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着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進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194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这这里互相认识的。同年，汤一介加入中共党。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文革结束后他又被隔离审查，直至1978年才被解放。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齐衡：（1912年－1972年），电影演员。在中学读书时，因日本学生每每嘲弄侮辱中国学生，校方却从中加以袒护，他不堪忍受屈辱，愤而退学。旋觅得家庭教师一职，勉为糊口。后加入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和济南山东省剧团任演员，参加了《父归》、《大刀王五》等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演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后方，先后在西安、成都等地"旅行"剧团、"中电"剧团担任基本演员，宣传抗日救亡，并在《金小玉》、《结婚進行曲》、《寄生草》、《雷雨》、《日出》等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中电三厂赴北平。1946年11月，他参加了沈浮编导的影片《圣城记》的拍摄，这是他走上电影生涯的开始。而后，他又在影片《白山黑水血溅红》和《大团圆》中饰演重要角色。1948年，在影片《万家灯火》中饰演贸易公司经理钱剑如。他没有从外形上来加以丑化，而是着眼于揭露其灵魂的卑鄙，从而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许。1949年后，他加入南京文工团，热情地参加了大型话剧《李闯王》的演出，后進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渡江侦察记》、《为了和平》、《秋翁遇仙记》、《钢铁世家》、《金沙江畔》、《燎原》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他在《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老侦察员吴老贵，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最后英勇地献出自己生命的动人形象。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

齐燕铭：（1907年－1978年10月），文学家，历史学家。曾用名齐振勋、齐震、田在东，笔名齐鲁、叶之余等。1924年入中国大学预科，后转国语系，1930年6月毕业。此后曾任教于北平大同中学、光华女中、保定第六中学、北平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校。1932年到1937年期间曾随吴承仕治史学、训诂学，并研究文学史。1933年任中国大学讲师，曾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文字学；编印了《中国文学史略》(上册)、《中国戏剧源流》等讲义；曾任《文史》杂志编辑。1935年起开始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新学联。1938年2月加入中共党。后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行署太行办事处主任。1940年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主持创作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任导演兼饰林冲一角，毛泽东曾亲笔书函予以高度评价。1945年初，参与创作京剧《三打祝家庄》。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济南市副市长。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略＂，＂齐燕铭纪念文集＂，＂齐燕铭书法篆刻选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和迫害。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等。随后，齐燕铭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竟长达7年。1978年10月去世。1979年有关方面才彻底为他平反。

齐观山：（1925年－1969年），新闻摄影家。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曾任《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记者。中共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记者、新华通讯社摄影部记者、采访科科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作品有《斗地主》、《宋庆龄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等。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44岁。

吕荧：（1915年11月25日－1969年3月5日），原名何佶，文学翻译家、美学研究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加入文艺团体浪花社，主持《浪花》杂志；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复学，后任中学教师；1946年至1947年分别执教于贵州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1951 年11 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不想扩大势态，几次劝说吕荧，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并于1952 年春不辞而别，拂袖离去。1952 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 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至1956 年。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学论文《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对蔡仪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国内美学界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着，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著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在这700人中，也包括吕荧。将胡风等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这时，吕荧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吕荧再遭迫害，作为“胡风分子”被投進劳改农场。平时他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被作为大会小会斗争的靶子，常遭斥责、谩骂和殴打。整日沉默寡言、闭目静坐以示抗议。1968年冬天病情严重，身体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疗。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逝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终年54岁。

吕斯百：（1905年10月15日－1973年1月14日），又名则男。美术家、教育家。1921年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美术科。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吴作人、王临乙、蒋仁诸君同学。受恩师徐悲鸿赏识，推荐到法国留学，1929年入里昂美术专门学校，成绩屡考第一，毕业油画《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1年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后毕业，游历欧洲。1934年回国，在中大艺术系任教，分担系行政工作，成为系主任徐悲鸿的得力助手。1937年转为中大艺术系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其时，婉谢夫人马光璇之舅吴稚晖要他们一起去台湾，选择留在大陆。1950年到兰州创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57年回南京，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代表著作有《吕斯百画集》(1959)、论文《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1943)、论文《美术教育》(1944)、论文《论素描教学问题》》(1962)。在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1月14日入夜，盲目地在街头苦踱一圈之后，在家中自尽。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1938年，任继愈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和贺麟，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硕士毕业。毕业后任继愈选择了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等课程。1956年起，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中共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55至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加入中共党。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由于光线昏暗、劳动过度，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1978年起，任继愈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

任大熊：（1931年－1970年），中共国数学教授。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1957年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同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又称“秘密报告”），首次公开披露斯大林的屠戮行为。当时在中国属于保密新闻。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份英国《工人日报》，上面刊登报告英文译文。任大熊时任数学系助教，可以進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阅读后并翻译成中文。由于篇幅很多，数学系陶懋颀和陈奉孝也参加翻译。他们并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其男友曹治雄为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因此获得中文译本并逐句校对。事发后，被划为“右派份子”，1970年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39岁。

阳翰笙：（1902年11月2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欧阳本义，中国作家、编剧。1928年，发表了个人第一篇小说《马林英》。1929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進入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主持编剧委员会，创作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抗战期间，他创作了《草莽英雄》、《天国春秋》、《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八百壮士》等话剧和电影剧本。1938年就任国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是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主要助手。1945年后，他去上海领导進步电影工作。1947年，阳翰笙将张乐平的连续漫画《三毛》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建国后，阳翰笙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党组书记，是周总理领导文化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阳翰笙一生写作了18部电影剧本，8部话剧以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其中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和电影《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是他的代表作。阳翰笙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者之一，是抗战话剧运动的中坚。1954年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阳翰笙担任副会长、党组书记。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举行成立大会。经国务院批准，与郭沫若、周扬等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委会会员。1966年，阳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自由，被称为“四条汉子”之一关進“牛棚”，并常被揪出進行批判斗争。1977年，编写电影剧本《赣南游击赞歌》。1979年1月，阳翰笙获得彻底平反。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字觉明，号觉明居士、别署方回、佛陀耶舍。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家，版本目录学家，翻译家。1925年至193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期间翻译出版《世界史纲》、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黑水获古记略》、《敦煌获书记》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写经组组长。1934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半年，因出国辞去。1934年8月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三国著名图书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193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录《指南正法》、《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1936年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所藏敦煌写卷，著《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又到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抄录来华天主教传教士资料。1937年到德国柏林研究普鲁士科学院所藏中国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和写卷。1938年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研究由伯希和掠去的敦煌写卷。1939年9月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两次赴敦煌考察。期间在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用“方回”署名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1948年7月-1949年2月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進城后北大接受军管，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到1957年被免职。译著编著及原著甚丰。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大右派”。解除一切职务，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次遭受迫害，11月24日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世。

扬刚：(1905年－1957年10月7日)，女，原名扬季徽、扬缤，著名记者。与戈扬、浦熙修、彭子冈同时被誉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1922年，杨刚進入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并以“贞白”为笔名开始写作。1928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杨刚加入了中共。抗战爆发后，杨刚于1939年夏天抵达香港，接替萧乾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1944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为中共从事国际统战。抗战胜利后，杨刚又撰文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她给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谴责信，现在就存放在美国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战后对华政策”的档案中。1948年9月，杨刚从美国回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秉承中共的指示，她不断向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王芸生做工作，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反蒋拥共的立场。听了杨刚的话，投奔中共的王芸生在文革中也惨遭批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杨刚转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忙于各种机要事宜。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些中共的机密，为此她压力很大，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已经看过。随后她被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主管国际宣传，以后改为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195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社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進入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1957年10月7日，杨刚自杀离世，年仅52岁。原因众说纷纭，胡乔木说她因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感到十分紧张，“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人间”。一说，是前两天“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大会对丁玲的严厉批评对她刺激很大，她的退党经历，更增加了心理压力。傅国涌曾认为理想主义的幻灭是深层原因。

米谷：（1918年11月4日－1986年10月），原名朱禄庆或朱吾石，是上海著名现代漫画家。米谷于1934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高中部，1935年转入该校西洋画系。1936年首次在《时代漫画》上发表漫画。其后于1938年先后转入陜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和民间美术的研究。他在1942年春天开始在苏北新四军一师宣传队工作多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至国共内战期间，他在上海为《文汇报》等报刊创作了政治时事讽刺画。米谷于1947年年底来到香港，参加中共党的地下進步美术团体“人间画会”，成为负责人之一。期间又主编香港《文汇报》的漫画双周刊。此时他主要创作歌颂中共军的漫画及反蒋介石和反美国的漫画，著名作品多为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如《蒋小二过年，过了今年没明年》（1948年）、《二十年江湖独脚戏》（1948年）、《蒋莱子娱亲》（1948年）、《伪金圆券：这难道是我昨晚脱下的鞋子吗？》（1948年）、《打肿面孔充胖子》等。1949年，米谷回到上海，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任职该报编委兼艺术组组长，并先后担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华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多个要职。1950年，米谷担任全国性刊物—《漫画》的主编。1960年《漫画》停刊，他被调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米谷和张乐平等众多中国漫画家一样，受到了残酷迫害，被迫搁笔，从此他不能再画政治漫画，连非政治漫画也不行。虽然张乐平在文革后的1977年可以以教育漫画形象复出，受到好评，但米谷没他那麽幸运。他在文革期间只能从事水墨画和泥塑创作，到晚年都未能创作政治漫画。米谷于1986年因病逝世。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名匡洁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梦苏、匡润之，曾用笔名何畏、何晨、梦苏，中国教育家。1923年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4年参加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与康生是同学，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工作。曾先后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中共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1931年和邓中夏一起任中共沪东区《前锋报》编辑，1930年至1931年，出版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和描写大革命的短篇小说集《血祭》，后曾被当局逮捕。1932年任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共青团南汇区委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共关押四年余，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赴延安，担任康生的政治秘书，并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延安）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华东局党报《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后，曾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党委副部长等职。大区撤销时，主动要求到学校工作，1955年9月至1963年5月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孔子评传》、《求索集》以及《匡亚明教育文选》等。晚年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1966年6月，东北人民大学师生开始“揭发”前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问题。6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打倒匡亚明黑帮》的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成为全国范围内首先被打倒的对象之一，吉林大学学生迅速响应号召，乘火车南下将已经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前校长匡亚明抓捕回长春，進行公开批斗。1978年恢复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再度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同年率领中国大学校长团访日商讨中日大学交流问题。

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字显闻，著名动物学家，是中国鱼类学和线虫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今南京农业大学），在校时师从秉志等人。毕业后任教福建厦门集美学校。1922年厦门大学正式成立，担任厦门大学动物学系助教，跟随S.F.Light指导学生动物学实验。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伍献文遂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学习，1927年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到国立中央大学生物学系任动物学助教。1929年到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34－1937年，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41－194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47－1948年，兼任江苏医学院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专著《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论点被引用于权威性著作《世界鱼类》第二版。1966年，文革爆发，伍献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强迫劳动，所有的研究心血差点毁于文革期间。1977年，伍献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不久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伊兵：（1916年－1968年），原名周纪纲，别名周丹红，笔名伊兵、大辉、李文。剧作家。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進处副处长兼《戏曲报》主编，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戏剧报》主编，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作为“戏改”干部，对越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家乡组织县乡村救亡协進会，任开元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主任，从事救亡活动，年底加入中共党。1938年去浙南红军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受训，后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服务团副团长。1946年后，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安东日报》编辑部主任。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时开展“戏改”工作，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学员以越剧从业人员为主)，任班主任。1953年调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后，组织专家调查华东地区剧种和剧目，出版了《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华东地方戏曲丛刊》等30余集。又竭力推动越剧進一步改革，進行越剧男女合演的实验，抓了越剧青年演员的培养，开办了昆曲、越剧演员训练班。领导了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盘夫索夫》、《打金枝》、《春香传》等剧目的创作、加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越剧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得很多奖项，为越剧在50年代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5年4月，调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担任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戏剧论丛》编委。1963年，调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著有戏剧论文集《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在戏剧战线上》、《现实与理想》及越剧剧本《游击队的母亲》、《秋瑾》等。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时年52岁。

张沪：(1931－)，女作家，历任上海西二区、卢湾区、新泾区团委干事，上海农民报通联干事，北京师大女附中团委秘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记者，高级记者，《北京日报》小苗儿童专刊主编，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鸡窝》，中篇小说《曼陀罗花》、《瓦妖》、《混血儿》、《方城门》、《金花鼠》，散文游记集《穿越地球的经纬》，传记文学《严济慈》、《孙敬修》，电视剧剧本《科学之光》，编辑儿童文学集《穿绿裙的小姑娘》等6本。因对公共汽车制度等特权不满被打为右派，其丈夫作家从维熙和同为老党员的父亲、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劳改中受尽屈辱，吞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出院时丈夫向院长道谢。女院长说“当时我们不知张沪是右派，不然不会费那麽大力气抢救！”

张海默：（1923年－1968年5月16日），电影剧作家。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41年赴晋察冀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1944年调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历任热河胜利剧社创作组干部，冀察热辽鲁艺文学系教员，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中南文联创作组长，北京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突破临津江》，独幕剧剧本《粮食》，歌剧剧本《十五的月亮》(4幕)，话剧剧本《矿山的主人》、《火》，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母亲》、《春城无处不飞花》、《洞箫横吹》《红旗谱》《粮食》《深山里的菊花》、《血染的哈达》等。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5月16日被造反派打死，终年45岁。

张莹：（1924年－1969年6月3日），中国电影演员。1945年参加革命，在辽西军区二分区政治部文工团担任演员。1948年开始从事电影表演。先后出演了《白毛女》中的大锁、《赵一曼》中的张强。后来，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1955年，因在电影《董存瑞》中饰演赵连长，荣获中共国文化部颁发优秀演员一等奖。1957年，他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但被说成“散布反党、反人民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度过三年后，1960年，张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被调回北京电影制片厂，随后在《红河激浪》中饰反动军官、《小兵张嘎》中饰罗金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黑帮分子”，惨遭迫害。1969年6月3日，宣布“黑帮组”解散当天，他因病吐血身亡，享年45岁。1978年，对他的右派“错划”问题進行了改正。

张克锦：（1946年－），漫画家。12岁便被打成“右派”，关進监狱，成为中共国反右运动中年龄最小的右派。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中共党党员提出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达县城关镇的某位领导提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随后在反右运动中，冉某因此被打成“右派”，不久跳下大桥自杀身亡。那幅漫画则被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12岁的张克锦画的。当时，12岁的张克锦并不懂得“大鸣大放”，也不认识上述那位城关镇领导，其家人也同该领导并无瓜葛。张克锦从小就有绘画天赋，曾获少儿绘画大奖。邻居冉某请张克锦帮助画了一幅《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这位领导。张克锦被查出是漫画作者后，因仅12岁，“右派分子”的名号似不太合适。有关领导经认真研究，最后决定将张克锦定为“右童分子”。当时，“右派分子”并未全部关進监狱，但张克锦却被关入监狱7年。1958年4月的一天，12岁的张克锦正在小学教室内上课，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位阿姨将他叫出教室，带到城关镇。在城关镇，他被押到一座礼堂内，礼堂内人山人海，张克锦被反剪双手推到台上。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随后，张克锦被抓進监狱，当时既未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未让他签字画押。在监狱中，张克锦被正式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此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张克锦的“右童分子”帽子一直戴到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才被摘下。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被有关部门送至其原来就读的小学，即今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张克锦获得平反并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担任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

张权：（1919年－1993年6月16日），女，江苏宜兴人，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1936年，张权17岁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她与莫桂新是同年進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该校相识。张权起初主修钢琴，后师从外籍教师马撰改学声乐。1937年，张权入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学习，师从周淑安、黄友葵。同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内迁，张权、莫桂新二人随之辗转经贵州省、湖南省、云南省到陪都重庆。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结婚。张权1942年自重庆国立音乐院声乐系毕业并留校任教，首演了中国首部大型歌剧《秋子》。1943年和1945年，女儿莫纪纲、莫纪岚先后出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华里。1944年至1947年，张权先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1947年6月，留学美国罗城纳萨瑞斯学院、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51年自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及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员证书。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获硕士学位的张权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于同年冬抵达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5号四合院。1953年，小女儿莫燕出生。莫桂新、张权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6年主演了中国首演歌剧《茶花女》，与李光羲等用中文表演。1957年5月19日，张权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我》一文。当时整风已开始，《文艺报》副总编辑唐因的妻子、该报记者姚莹澄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而采访张权。张权响应中共号召，批评所在单位领导的问题。姚莹澄整理成文，以张权的名义发表。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张权和姚莹澄因该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姚莹澄上吊自杀身亡。张权因为此文，被院领导视为向党進攻，定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三级，暂留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张权在《关于我》一文中说，她刚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有的领导公开声称，“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心里。”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次上演歌剧《茶花女》。歌剧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卢肃不让张权饰演女主角薇奥列塔，却安排了来自延安唱中国民歌的其夫人管林饰演薇奥列塔。后来这位演员力不从心，才让张权主演。张权主演的《茶花女》获得中国国内及国际高度评价，被誉为“东方茶花女”，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这时院领导对她说，“可不能骄傲呀！”张权自问，“演员心灵虽很脆弱，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样的叮咛有必要吗！？”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在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期间因食物中毒去世。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北京，独自携小女儿及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歌舞剧院（1962年更名为哈尔滨歌剧院）。张权在该院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在哈尔滨她作为人才受到重视，1961年底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经她提议，“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开始举办。1962年，经周恩来安排，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政协会议期间，张权写出提案建议成立哈尔滨歌剧院。不久哈尔滨歌剧院成立。1962年，张权在北京等地举办独唱音乐会。据说大右派罗隆基在北京曾亲自到场观看。文革爆发后，张权再度受冲击，十年被禁止演唱，并且被扣上“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帽子。文革初期被揪斗并剃阴阳头，并被踢伤腰骨。每天为造反派洗演出服，缝制样板戏服装，为乐队抄样板戏总谱。文革结束后，1977年，张权面临退休，只好回到苏州，但无法落户口。她见到了王震，王震要她不用退休，去北京工作。1978年，张权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歌舞团工作。曾任北京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歌舞团艺术指导。1979年，文革期间停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恢复举办。音乐会特邀张权及女儿莫纪纲举办“母女独唱音乐会”。

张良：（1933年7月－），原名张庆铸，中国影视演员、导演，一级导演。1948年以演员身份加入部队话剧团。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共国开国大典上军乐团最前排的鼓手。1955年，在电影《董存瑞》中扮演英雄董存瑞，令他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1957年反右运动中，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被打成右派。在党小组会上，张良作为党小组长带头交心说：“郭维同志在拍《董存瑞》时还教育我们，向董存瑞学习，为新中国而奋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阶级敌人？真是不可思议。会不会是在整风时给领导提意见言辞过激，不会真的反党吧？”由此，张良被称作是为右派翻案，《人民日报》发表了抗敌话剧团团长丁洪写的《一个青年演员的歧途》一文，批判张良。张良受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被下放到中共军第38军当兵改造。1962年6月，中共沈阳军区政治部机关委员会为张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的处分進行甄别平反。1963年5月，凭借在电影《哥俩好》中同时饰演性格迥异的两兄弟，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受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其间，张良还先后参加了《三八线上》、《林海雪原》、《碧空雄师》、《家庭问题》、《打击侵略者》等电影的拍摄。文化大革命中，张良以“漏网右派”的罪名遭到揪斗，被扫地出门，下放五七干校。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张良因1957年的问题而被揪斗、立案审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决定，增定张良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党籍，由文艺九级降为十二级。张良由此成为中国最后一名右派分子。他被勒令复员回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良转型为导演，第一部导演作品《梅花巾》获得第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荣誉奖。1984年，《雅马哈鱼档》取得了商业成功，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活广告”。

张师亮：（？－1970年3月22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進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屎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因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批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讲到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前進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于是，造反派们说其要破阶级斗争万能论，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22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以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张若名：（1902年2月23日－1958年6月18日），女，字砚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先驱，“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马克屎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1920年1月20日，《觉悟》杂志正式出版，张若名以“衫陆”的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向广大妇女发出号召：妇女解放应该从自身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文章文辞犀利，观点鲜明，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父母为阻止她参加各种运动，强行为她找“婆家”成亲。张若名背着父母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班报了名，并与家庭断绝了关系。1920年11月初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学习法文，1921年夏迁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其间与周恩来为恋人，1924年张若名也做出了人生中一次重大命运选择，她申请退出中共党并得到组织批准，但仍表示誓死为党保守机密。弃政从文后，于1925年5月取得了第一张“心理学”合格证书，1926年3月取得了“普通哲学与逻辑学”合格证书，1927年6月取得“伦理学与社会学”合格证书，1928年2月取得“教育学”合格证书，随后取得里昂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12月，她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法女博士第一人，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以最优异的成绩荣获里昂中法大学年奖，并获奖学金。期间与同在法国攻读博士的杨堃结了婚。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博士夫妻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失陷，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蒋介石在故宫太和殿前接见北平师生，又在中南海举行茶会，慰问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张若名作为爱国教授，也被邀到会。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到云南大学任教。1953年，张若名创办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在云南大学开辟了马克屎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屎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1955年4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赴印尼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途中来到昆明，与张若名、杨堃夫妇会面，并邀请他们去北京工作，但被张若名婉拒。主要著作有《关于安德烈•纪德》、《佛朗西斯•若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法语直陈时态的用法》、《纪德的介绍》等。1957年，张若名与杨堃及儿子杨在道匀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反右运动升级，她因为早年“退党”和参加蒋介石茶会等罪名受到迫害，自己教过的学生也把她当成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自尊心非常强的张若名难以忍受“诸多罪名”的羞辱，于6月18日中午投水自尽于云南大学旁的一条河中。时年56岁。

张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仲锐、涵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燕归来主人、肇演、张大都、张四都，中国近现代作家、史学家，一生著述有200余种。他曾任《民国日报》主编，是齐白石的学生，为齐白石写过许多传记，但也因依附袁世凯和汪精卫而受到批评。张次溪原籍广东东莞，父张篁溪师从康有为。二十六岁时，张次溪加入顾颉刚主持的史学研究会，负责纂写《北平志》。后来写作《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认为袁世凯是袁崇焕之后，因此“亡清者必袁”。日伪时期又写作《汪精卫先生行实录》，汪精卫亲自为其题识，后来还任张为淮海省教育厅长。1949年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资料员，写成《李大钊先生传》，开“李学”之先河。但此书后一度被政府禁售。1957年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1958年与弟弟张仲葛合计将所居龙潭湖西岸的张园卖掉，后来生活日渐困顿。1959年7月12日顾颉刚日记中说：“又闻希白言，张次溪为白寿彜所裁，生活大成问题”。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也说：“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按其子所说，其所藏书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尽数抢走，至1979年才发还部分，其余大部分流入中国书店。1968年9月9日去世，周汝昌在《北斗京华》中写到“有人说，他死得很惨。倘如此，一切俱不可问了”，谢其章认为他死于红卫兵之手。

张元勋：（1933年7月2日－2013年4月12日），中国楚辞学家。1954年，张元勋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他与林昭等人成为《红楼》编委。1957年中共党发起大鸣大放运动，而后变成为阳谋的反右整风运动。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沈泽宜等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逮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张元勋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场、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地区進行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顶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元勋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66年5月6日，刑满释放但仍在管制中的张元勋由山东奔赴上海，以“未婚夫”之名给在提篮桥监狱中的林昭探监。受此牵连，张元勋被单独关押138天，险些丧命。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场，继续劳动改造。1977年，毛泽东死后，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康生等人失势，对张元勋的监管得到政策性的放松。同年秋天，张元勋经其组织批准与来自山东农村的女青年马用强结婚。1979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平反裁决，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张元勋无罪。张元勋后经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依照“就地安置”的原则被安排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先秦两汉六朝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直至1994年退休。

张海松：（1891年－1970年），中华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1891年，张海松出生于湖北武昌，毕业于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书院。曾任汉口、长沙、武昌等地圣公会教堂牧师，抗战期间任重庆求精中学牧师。1948年初，张海松升任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同时兼圣公会在武汉附属机构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文华中学、圣罗以女中、希理达女中、心勉中学、同仁医院的董事长。1951年2月，张海松领导的湘鄂教区与美国圣公会差会割断关系。1956年7月，武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张海松主教被选为主席。1958年1月到9月，在武昌原华中大学圣诞堂進行了历时8个月的湖北基督教射秽主义教育学习会，张海松主教被划为右派分子，下乡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海松夫妇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张海松于狱中被折磨致死。1978年以后，受到平反。

张昌绍：（1906年9月25日－1967年12月20日），药理学家。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张昌绍在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14岁便進入苏州一家私人办的树德医院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刻苦自学，用4年的时间修完全部中学课程。1928年，他進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来该医学院迁入上海，成为独立的上海医学院。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药理学助教。1937年，考取公费留英。在伦敦大学医学院著名神经药理学大师盖达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从事肾上腺素能神经药理的研究，194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進修。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他谢绝美方的挽留，毅然回国。当时上海医学院内迁重庆，他返母校后即被任命为药理学副教授，并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主任。在重庆期间，他眼见西南地区细菌性传染病、疟疾猖獗流行和人民缺医少药的情景，不惜中断了他在英国专心致志的肾上腺素能神经传递的理论研究，夜以继日地利用新到的微型胶卷文献资料，写成《磺胺类化学治疗学》和《青霉素化学治疗学》及时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医学中磺胺类和抗生素两大发现的研究和应用，对当时国内医药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3年，作为全国科联代表团团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举办了多次药理学师资班，招收了许多研究生和進修生。张昌绍的科研成就以植物神经系统药理和化学治疗最为突出，共发表百余篇论文。张昌绍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他为新中国的药理学发展做了许多开拓和奠基工作。由他主编完成的高等医药院校药理学教材－－《药理学》，于1958年出版，至1965年共出3版，发行30余万册。另著有《现代药理学》、《磺胺类化学治疗学》、《青霉素化学治疗学》、《中药的现代研究》以及《药理学总论》等。1966年文革中遭迫害，于1967年12月20日服毒自杀。

张竞生：（1888年－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为中国现代性教育先驱，与艺术家刘海粟、音乐家黎锦晖并称“三大文妖”。自1907年起，张竞生先后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上海震旦学校及京师大学堂。1910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张竞生假扮其亲戚为其送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1912年，他与宋子文、杨杏佛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张竞生前往法国，并于1916年在巴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他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也是饶平乃至潮汕地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博士。1920年，他归国出任当时位于潮州市的金山中学之校长，因改革而触犯当地势力，仅任职9个月。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因著《性史》为传统观念所不容被解聘。1925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作品引发众人议论，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人撰文参与讨论。1926年，他在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并创办“美的书店”，但后遭查抄封闭。同年，他出版《性史》第一集，引起舆论哗然，他甚至因此被称为“卖春博士”。1929年，他到杭州讲学，又被以“性宣传”罪拘留；于是，他再次前往欧洲進行研究，并从事译著工作。1933年，他回国应邀担任广东实业督办，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回到饶平发动群众建设。1935年，他出任广东省参议和广州经济委员。1937年，他回到饶平创办学校。1953年，他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并上书中共首脑，提倡科学地节制生育，但未被采纳。著有《性史》、《爱情定则》、《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并翻译了《忏悔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迫害和批斗。1970年6月18日，他在饶平县漳溪镇贫病交迫而死。

张孝骞：（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字慎斋，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1914年以第1名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并以第1名的成绩被录取進入湘雅医学院。1921年复以第1名毕业，并获得金牌及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专攻内科，于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1年，随后正式留任于该校，陆续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6年9月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進行研究，1927年7月回国续任，1930年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1934年7月回国后，担任协和内科消化专业组主管。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放弃协和医学院的研究工作，回长沙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1938年夏季，战火逼近长沙，他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迁校到贵阳，再于1944年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8月迁校回湖南。1948年4月辞去院长职务，并于9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随后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被喻为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9月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备受侮辱和折磨。红卫兵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从此，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著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著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1978年起，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张为申：（1909年6月－1966年8月），中国抗生素之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留校工作十多年，1946年赴美国深造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生化系深造，1949年，在W.H. Peterson指导下，研究酵母菌细胞内水溶性维生素含量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细菌学杂志》上，这可能是他研究微生物化学的开始。1950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研究员。1951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在陜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农化系任教授。1952年2月，张为申从西北农学院被借调到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承担了寻找青霉素生产原料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他不仅熟悉微生物发酵又是化学专家，还因为他从美国带回了高产青霉素并在发酵液中产生的是色素较少的W49-133号无色青霉菌菌株，此前童村、马誉征和汤飞凡等曾用过棉籽饼的水解液代替玉米浆，效果不错，但制备工艺复杂。在1年的时间里，张为申首先在实验室试验了多种玉米浆的替代物，证明直接采用棉籽饼粉即可。随即利用当时国内仅有的4个100升发酵罐進行了扩大试验，得到验证，每毫升发酵液中青霉素效价可达1400单位。后经反复试验，提高了青霉素的发酵单位，因此1953年得以在上海第三制药厂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接着，张为申领导的研究小组试用多种来源的淀粉代替乳糖，并改变原有的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進行多方面的试验。结果发现多种淀粉原料，如小米面、白玉米面和甘薯粉都可以代替乳糖，但青霉素的效价有所降低。后来发现白玉米面加少量乳糖可以使青霉素效价不低于原有配方，但发酵时间延长了。于是又通过补充无机盐和增大通气量等措施，缩短了发酵时间。后来第三制药厂的科技人员進一步改進，以玉米面为碳源发酵产生的青霉素效价比原来用乳糖的还要好，到1959年第三制药厂青霉素的发酵可达5000单位，当年青霉素产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纸上色谱技术在国际上刚使用不久，张为申在青霉素效价测定中便采用了这些先進的分析技术，在国内是较早的。张为申关于青霉素发酵生产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实验室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出版的《微生物学报》都有报告。1958年张为申担任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所首任所长后，他积极罗致人才，开展新抗生素的菌种筛选和选育工作，先后得到多种当时国际上正在研制的抗生素产生菌，例如曲古霉素、万古霉素、灰黄霉素、巴龙霉素、卡那霉素、多粘菌素等；同时，他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觉察到，以天然抗生素为基础加以化学改造的半合成抗生素是抗生素工业的发展趋势，他领导了青霉素母核6-氨基青霉烷酸(6-APA)的研究，遗憾的是文革浩劫使这项工作中断，直到1980年代我国才逐步投产半合成抗生素。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席抗生素专家，张为申一直活跃在当年的国际学术舞台之上。1966年初，张为申参加化工部与卫生部联合组织的考察团，远赴瑞士和英国，考察两国的制药工业。回国不久文革开始，他被指为“走资派”，不堪忍受批斗迫害，遂于8月28日在盛年时便与夫人一起自尽谢世，年仅57岁。

张慧剑：（1906年－1970年），原名嘉谷，笔名辰子，著名报人，作家，评论家。其与张友鸾、张恨水，被称为“三个徽骆驼”，后又因同在《新民报》共事，又被称为“新民报三张”。他们均姓张，都是安徽人，又是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称其为“骆驼”，概任重道远之意。1925年起张慧剑历任北京、南京、重庆、南昌、金华等地报纸副刊编辑，上海《新民报》编辑、主笔、编委。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向报社投稿，受到北京《舆论报》社长赏识，遂被聘为该报副刊《瀚海潮》编辑，由此進入报界。后在南京先后主编《南京朝报》、《新民报》副刊达20余年，被誉称为“副刊圣手”。其作品大多散登于20世纪20－50年代的多种报刊，数以千计。其散文优美、诗句清丽、评论文章泼辣尖锐，深受读者喜爱。中共国成立后一度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归居南京，在城南白酒坊埋头读书、著述。20世纪60年代曾当选为中国作协江苏省分会副主席。张慧剑终身一人生活，与烟､酒､茶､书相伴，闲暇吟诗、作文自得其乐。著有《慧剑杂文》、《屈原》、《白居易和他的诗》、《辰子说林》、《赛金花故事编年》、《马斯河的哀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李时珍》（电影剧本），还校注过《儒林外史》。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他当然在劫难逃，多次受到批斗，屡遭迫害。1968年，张慧剑被送進桥头镇江苏省五七干校，养过鸡、种过菜，受了不少折磨，直到70年悄然辞世。

张正宇：(1904年－1976年10月27日 )，画家。自小酷爱绘画。早年上过私塾，后在面粉厂当练习生，17岁时随长兄张光宇去上海，学习绘制广告和布景。20年代初，与长兄开设一家小型美术印刷厂，出版《三日画报》，参加上海的漫画会。1928年与叶浅予创办《上海漫画》。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刊载漫画的画刊。尔后又与长兄创设时代印刷厂和时代图书公司，创办《时代漫画》、《时代画报》、《独立漫画》等画刊。他不仅为这些画刊提供作品、设计封面，而且从事印刷、出版和发行等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曾短期出版《抗日画报》和《新生画报》，并创作以抗日为题材的漫画，尔后流亡香港。曾担任《申报》画刊主编、《星岛日报》印刷部主任、《新闻报》美术编辑，还与人合办《大众生活》。曾编辑出版《如此汪精卫》漫画集，继续進行抗日宣传活动。日本人企图胁迫他参加亲日的《大同》刊物工作，因而他被迫弃笔从商，与人合开福禄寿饭店。后来占领香港的日本当局将其列入黑名单，他闻讯后于1943年春逃往桂林，在桂林与长兄开办家具装饰公司，并参加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文垦团”的活动。1944年春，与长兄一起到达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工厂。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不久赴台，被台湾省建设厅聘为专门委员，并担任台湾旅行社常务理事，负责编印《光复后的台湾》画集。1949年9月到香港。不久，他和在港的一批艺术家一起回到北京。1950年春，张正宇应邀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华南文化工作者会议。会后回北京，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顾问。同时还先后兼任《人民画报》、《美术》、《戏剧报》编委，《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中国建设》等刊物的美术顾问。1965年，他为第三届全国体育运动会设计团体操《革命赞歌》，获金质奖。他与其兄合作创作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受到国内外的赞誉。在国画、书法、金石等方面他也颇有研究。正当他得意于不少人随国民党政权逃到了台湾，他却逆潮流而动，毅然决然携家由台湾经香港返回大陆这一举动是正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批被斗了一阵子，又关了一阵子牛棚，接着放回家写检查资料，工资被冻结，只发给生活费，没多久被下放到河北省高碑店三十八军农场劳动，被分配去看菜园子，1976年10月27日病逝。

张骏祥：（1910年12月27日－1996年11月13日），笔名袁俊，1950年代中国著名导演，编剧、作家。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1年，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研究西洋戏剧。1936年，進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教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0年2月，创作五幕话剧剧本《小城故事》。1941年5月，创作并执导五幕话剧《边城故事》；10月，执导话剧《北京人》。1943年7月，创作四幕话剧剧本《万世师表》。1944年1月，执导莎士比亚话剧《柔密欧与幽丽叶》；3月，创作三幕话剧剧本《山城故事》。1945年，执导曹禺的话剧《蜕变》。1946年，自编自导喜剧电影《还乡日记》。1947年，与李恩杰联合执导爱情喜剧电影《乘龙快婿》。1948年，执导由白杨、陶金、吕恩联袂主演的爱情电影《火葬》。1951年，担任剧情电影《胜利重逢》的编剧，该片由汤晓丹执导；同年，执导由于蓝、张伐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翠岗红旗》，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同年9月中共国第一个访问印度和缅甸大型文化代表团成员。1952年5月5日与著名音乐教育家周小燕成婚，两人育有一子，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鸡毛信》的编剧，该片根据华山的小说改编，同年，执导由冯喆、王蓓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淮上人家》。1956年，加入中共党，同年，执导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1958年，担任剧情电影《新安江上》的编剧，同年，担任动画片《古博士的新发现》的编剧。1959年，出版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60年，与沈浮、黄宗英等共同担任剧情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编剧。1962年，与顾而已联合执导剧情电影《燎原》。1964年，执导根据周而复同名作品改编的传记电影《白求恩大夫》。1966年，执导艺术纪录片《大庆战歌》。著有话剧剧本《万世师表》、《山城故事》、《小城故事》、《边城故事》，电影文学剧本《胜利重逢》、《鸡毛信》、《白求恩大夫》、《淮上人家》，剧本集《张骏祥电影剧本选》，专著《导演术基础》、《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译著剧本《林肯在伊利诺》、《吾土吾民》、《翠岗红旗》(导演)等。文革中先后在监狱和劳动审查中度过八年之久，尔后被下放养猪。1979年调任上海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艺委会主任。1996年11月13日去世。

张印泉：（1901年－1971年4月23日），中国摄影家。自幼喜欢国画，19岁时自制了一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并逐步走上了摄影创作道路。1921年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大学经济系。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印刷局照相组技工、武昌行营摄影服务员。192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举办张印泉摄影展览。1944年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5年，当选为北平摄影学会主席。后担任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1963年在北京举办张印泉摄影40年展览。历任新闻总署摄影局、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研究员，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南方的代表人物为郎静山，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张印泉，“南郞北张”之说就源于那个年代。著有《摄影原理与实用》、《摄影应用光学》、《人造光摄影》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致死。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馆（后来的东洋大学）。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问题为主。他倾向于梁启超等立宪派的立场。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他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進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進步党骨干。此后，他進入报界，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進步党的关系。他曾经先后任上海《大共和报》、杂志《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正谊》等报刊的主笔。1917年起，他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该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副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1919年9月，他在北京创刊杂志《解放与改造》（翌年该杂志更名为《改造》）并任总编辑。1920年3月，他和梁启超等人发起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射秽主义者罗素来华。同年他还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屎主义研究会，但是拒绝参加中共党。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杂志。1934年，他任图书《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编，批判马克屎主义的（唯物论）。1928年至1930年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2年4月，他和张君劢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发行机关报《再生》月刊。1933年12月，张东荪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34年12月，张君劢应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聘请，到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张东荪任院长。两广事变陈济棠失势，收到梅贻琦之邀请，张东荪离开广州。此后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兼《文哲月刊》首席主编、清华大学文哲导师、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决定留在北平，再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来他继续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张东荪被日军逮捕收监。当时张东荪被要求参加日本傀儡政权，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被判缓刑保释出狱，但日本方面不许他离开北京，所以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遂一心写作。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务委员。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1948年底，在中共军队攻势下，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转由中共统治。中共国成立后，张东荪执意留在中国大陆。此后，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仍在清华大学等校参与主管校务。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共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开始后的1973年，张东荪本人死在监狱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出卖中共国政府重要情报有三种说法：
说法之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投自己赞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张二人知晓，但毛泽东要求追查，后来张东荪投反对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对张东荪女儿张宗烨说：“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此说法初次见于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并广为流传，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对此说表示怀疑。
说法之二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進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
说法之三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進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核武器物理学家于敏的研究生导师。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淸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淸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学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丹麦随玻尔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沃尔夫冈•泡利指导下工作，继续研究量子场论。1940年由法国回上海，复辗转越南海防、河内至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国，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保罗•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研究方面，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理论、层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张宗燧被批斗，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服安眠药自杀辞世。时年54岁。

张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号它山，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陜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中共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著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麽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射秽主义穷吗？”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当时却心灰意冷地说：“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招生，复任第一副院长、教授、党委委员。

张资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张秉声，曾用名伟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为留日学生，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巖石矿物学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臼话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因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志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从1949年起，第一个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是她，第一个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也是她。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军队；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共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9年8月间，张志新对毛泽东進行批评，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把拖布往里面噻。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背上背着18斤重的铁锤，脚上带着脚镣，辽宁省的政治官员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政治官员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其实行强奸、轮奸，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且把她绑起来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直言不讳地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著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

张中晓：（1930年－1966年），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早年显出文学才华，1951年5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3年7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1955年，被牵连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入狱。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被认为是“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时年25岁。1956年，在狱中肺病发，咯血不已，获准保外就医返回家乡。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调至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工作，适逢文化大革命，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6岁。

张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鸣，字玉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1935年，与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次登台，以优越的嗓音条件和娴熟的演唱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一出《女起解》唱红。1936年，北京《立言报》举行公开投票选举，推选“四大童伶”，张君秋与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被选中（后世称“四小名旦”）。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组谦和社挑班。张君秋常与合作的演员有孟小冬、王又宸、谭富英、马连良。1947年与马连良、俞振飞在香港演出数年。1951年返京，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组成北京京剧团，曾合作演出了《龙凤呈祥》、《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望江亭》、《西厢记》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君秋成了“黑帮分子”。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血汗挣来的家财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后，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儿女们也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张君秋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挨批挨斗，晚上还要在红土店地下室，绞尽脑汁写检查：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封、资、修……1980年复出。

张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现代画家、艺术教育家。兼擅中西绘画，善鸟兽、人物、山水均著称于世。1904年在上海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同年与京剧革新家夏月润合作，在“新舞台”首先设计使用布景，改变了京剧的传统舞台面貌，为我国早期的舞台美术家。翌年转往宁波益智堂任图画教师。1909年至1911年间，在《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表漫画，其中包括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讽刺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骑木马》、《饭桶》等。是我国最早在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画的漫画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为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第二任校长。1928年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赴大后方，备历艰苦而作画从未停辍，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一生兼治中西绘画，早年从事西画的创作和教学，晚年多作中国画。在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均藏有他的作品。传世作品有《黄山云海图》、《孔雀图》（藏上海中国画院）。出版有《聿光画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张聿光家被抄，绘画生涯全部泯灭，神志迟饨，步履蹒跚，于1968年4月9日病逝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其子张修平在＂张聿光生平纪事＂中说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邻鲁班中学的红卫兵翻墙進来对我们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后才算告一段落。在这次浩劫中，将先父绘画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图章，其中有三寸见方闲章“南轩后人”、“鹤苍头”、“冶欧斋主”、“聿光八十以后作”以及各式应用于大到中堂立轴、小到扇面上的图章均被抄走；还有毕生积藏的历代名家书画精品、欧美西画明信片、他本人为展览会裱好的国画以及数百帧写生菊花品种的西洋画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厂内红卫兵又来临，甚至将水井和阴沟盖也彻底翻查。接着房管所红卫兵又来强制我们紧缩住房，将先父楼上卧室与画室两间搬到楼下东首前半间，当大的画桌无法放入此小间时，红卫兵们讥讽说：“这个老头子还画什么画”，把画桌也拆毁了。 ’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核武器物理学家于敏的研究生导师。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淸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淸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学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丹麦随玻尔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沃尔夫冈•泡利指导下工作，继续研究量子场论。1940年由法国回上海，复辗转越南海防、河内至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国，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保罗•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研究方面，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理论、层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张宗燧被批斗，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服安眠药自杀辞世。时年54岁。

张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号它山，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陜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中共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著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麽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射秽主义穷吗？”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当时却心灰意冷地说：“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招生，复任第一副院长、教授、党委委员。

张资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张秉声，曾用名伟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为留日学生，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巖石矿物学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臼话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因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志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从1949年起，第一个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是她，第一个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也是她。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军队；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共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9年8月间，张志新对毛泽东進行批评，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把拖布往里面噻。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背上背着18斤重的铁锤，脚上带着脚镣，辽宁省的政治官员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政治官员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其实行强奸、轮奸，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且把她绑起来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直言不讳地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著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

张中晓：（1930年－1966年），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早年显出文学才华，1951年5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3年7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1955年，被牵连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入狱。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被认为是“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时年25岁。1956年，在狱中肺病发，咯血不已，获准保外就医返回家乡。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调至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工作，适逢文化大革命，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6岁。

张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鸣，字玉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1935年，与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次登台，以优越的嗓音条件和娴熟的演唱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一出《女起解》唱红。1936年，北京《立言报》举行公开投票选举，推选“四大童伶”，张君秋与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被选中（后世称“四小名旦”）。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组谦和社挑班。张君秋常与合作的演员有孟小冬、王又宸、谭富英、马连良。1947年与马连良、俞振飞在香港演出数年。1951年返京，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组成北京京剧团，曾合作演出了《龙凤呈祥》、《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望江亭》、《西厢记》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君秋成了“黑帮分子”。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血汗挣来的家财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后，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儿女们也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张君秋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挨批挨斗，晚上还要在红土店地下室，绞尽脑汁写检查：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封、资、修……1980年复出。

张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现代画家、艺术教育家。兼擅中西绘画，善鸟兽、人物、山水均著称于世。1904年在上海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同年与京剧革新家夏月润合作，在“新舞台”首先设计使用布景，改变了京剧的传统舞台面貌，为我国早期的舞台美术家。翌年转往宁波益智堂任图画教师。1909年至1911年间，在《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表漫画，其中包括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讽刺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骑木马》、《饭桶》等。是我国最早在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画的漫画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为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第二任校长。1928年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赴大后方，备历艰苦而作画从未停辍，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一生兼治中西绘画，早年从事西画的创作和教学，晚年多作中国画。在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均藏有他的作品。传世作品有《黄山云海图》、《孔雀图》（藏上海中国画院）。出版有《聿光画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张聿光家被抄，绘画生涯全部泯灭，神志迟饨，步履蹒跚，于1968年4月9日病逝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其子张修平在＂张聿光生平纪事＂中说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邻鲁班中学的红卫兵翻墙進来对我们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后才算告一段落。在这次浩劫中，将先父绘画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图章，其中有三寸见方闲章“南轩后人”、“鹤苍头”、“冶欧斋主”、“聿光八十以后作”以及各式应用于大到中堂立轴、小到扇面上的图章均被抄走；还有毕生积藏的历代名家书画精品、欧美西画明信片、他本人为展览会裱好的国画以及数百帧写生菊花品种的西洋画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厂内红卫兵又来临，甚至将水井和阴沟盖也彻底翻查。接着房管所红卫兵又来强制我们紧缩住房，将先父楼上卧室与画室两间搬到楼下东首前半间，当大的画桌无法放入此小间时，红卫兵们讥讽说：“这个老头子还画什么画”，把画桌也拆毁了。 ’

张景钺：（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字岘侪，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16年在安徽芜湖圣雅各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0年毕业后公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德克萨斯农工学院学习，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1923年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季回国，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获中国教育及文化促進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赴英国里兹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后曾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進行学术交流一年。1946年冬回国续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张景钺在就读研究所期间，曾获选为Sigma Xi科学会会员。1933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多次担任理事长职务。先后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英文《中国植物学汇报》、《植物学报》等学术期刊。他在植物解剖学、实验形态学、古植物学、系统植物学和植物胚胎学等领域，都推动了开创性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张景钺患有帕金森病，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其妻崔之兰是动物形态学家，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崔被斗得死去活来，于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擡自己去与妻握手，生离死别，天悲地怆！当时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门前被批斗，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还有人揪他们的头发進行辱骂。有一次被长距离游斗，她低头弯腰行走，鼻子流血洒了一路。张景钺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长时间站立，斗争会上竟强迫崔芝兰跪在地上用身躯支撑住她的丈夫。1968年张景钺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

张守慎：（1924年－1968年12月26日），戏剧翻译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编译室组长、院务委员、校刊编委，文革中遭受迫害逝世，终年44岁。

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物理化学家、润滑材料专家。中国润滑化学、润滑剂作用机理和应用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带头开展固体润滑作用及固体润滑剂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创建了固体润滑研究基地，为中国固体润滑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及为解决宇航等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奠定了基础。1948年，陈绍澧自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50年8月，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0年，陈绍澧归国，1950年10月至1958年6月，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任职，担任题目组长，1956年晋升副研究员。1958年7月至196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兰州分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共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1部、译著2部，并完成了《空间摩擦磨损与润滑》专着手稿1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绍澧被诬陷为自美国回来的特务，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2月22日，陈绍澧在兰州自杀身亡。时年42岁。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化学家。1930年，考入浙江省杭州崇文中学。1933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193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進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留美生，赴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仅用两年半时间，便先后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同年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中国，应老师杨石先教授邀请，赴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陈天池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進作用。1954年加入中共党。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至1962年，任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1962年10月，杨石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化学专业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具体工作由陈天池主持。1962年至1968年，陈天池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兼副所长。1963年至1968年，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持并参加了“新型有机磷32，47”的研究，其成果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Ⅰ－Ⅷ）》。合译《新磷酸酯杀虫剂進民》、《有机磷毒剂》。文化大革命给陈天池带来了无穷灾难，于1968年12月20日自杀。时年50岁。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国历史学家。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中共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1957年划为右派，被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進攻》一文中点名。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另4位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1904年秋天，14岁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同时陈寅恪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中共军逼進北平，陈寅恪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共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文化大革命时，陈寅恪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陈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由于双眼先后失明，造反派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与世长辞。

陈达：（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又名邦达，字通夫。中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4岁進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3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4年，同班同学有吴宓、洪深等。在校期间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译文和评论。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土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讲授现代文化。1924年任《清华学报》主编。1925年应美国某学会之约，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做了四个月的调查，据报告发布了演讲“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写有《民国十五年国内工人罢工的分析》一文。1926年创办该校社会学系（1928年改名社会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至1941年潘光旦接任，1946年再次担任），也是当时系中唯一的教授。1926年曾任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数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8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和副校长、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

陈序经：（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1920年，经过自学补习后，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连跳两级，直接進入三年级学习。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赴美获伊利诺伊大学硕士（1926）、博士（1928）。同年秋天回国。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后，携夫人赴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1931年下半年，因父亲去世回国，打断了他本要去英国和法国的求学计划。遵循父亲遗愿，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全力投入教育事业。1933年12月29日晚，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礼堂，作为岭南大学助理教授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盘西化”，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1946年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1949年前，曾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后，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凌晨３点多起床读书或写作，５点开始在校园内散步。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1964年秋，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刘少奇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发狠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7年，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同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4岁。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后解剖尸体。留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当废品卖掉。

陈荒煤：(1913年－1996年10月25日 )，原名陈光美，笔名沪生。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旋即加入中共党。1934年秋发表了小说《苦难中的人群》，之后即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中共国建立后，主要担任过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和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等职。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在教学里唱歌》；报告文学集《刘伯承将军印象记》、《陈赓将军印象记》及文学评论集《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和《荒煤短篇小说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迫害，期间被撤职。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兼电影委员会主任等职。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2001年3月22日) ，城市规划师，建筑师。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進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1937年，在老师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進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1942-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進一步研究了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观点。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及《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读研究生时，系主任贺尔福曾告诉他，都市计划的实施有赖于都市计划的立法和区划条例。因此，在1944年底，当他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而進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时，便随英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读博士生，研究都市计划的立法。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在伦敦召开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29岁的陈占祥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当选为大会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聘陈占祥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陈占祥毅然放弃博士生学业，立即奔向祖国的怀抱。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陈占祥又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1949年5月，他应梁思成的邀请，于当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联名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几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在西郊三里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旧城密集的人口，保留传统的古城格局和风貌。可惜这一方案并未被当时的执政者所采纳。1954年，陈占祥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79年，梁陈一同被平反。同年12月，63岁的陈占祥被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总规划师。

陈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原名陈延桂。中国现代作家。1925年入宁波甲种商业学校，1927年外出谋生，历任银行练习生、工厂工人、布店雇员。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结识作家叶紫，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无名文艺》旬刊、月刊，随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至沪西郊区从事工农教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两次被捕，出狱后从事救亡工作，组织進取社、读书社和救国会，1935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及救亡活动。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华北文艺》等刊。中共国成立后，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全国文联、文协秘书长，《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理事。著有评论集《光荣的任务》，小说《狮嘴谷》、《第一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曲》，散文《狼叫》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陈企霞对中共文坛第一部被禁小说《腹地》(作者王林)的批判，起了领头的作用。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而划为“右派”。1979年才恢复名誉。

陈白尘：（1908年－1994年），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剧作家，作家，有“中国的果戈里”之誉。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進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進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1949年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先后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南方第二代表团副团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党。1952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秘书长，后历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66年调江苏省文联。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从 30年代到80年代，共写作话剧及电影剧本50多部。喜剧和历史剧尤为所长。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進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文革中陈白尘属于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1970年初夏，《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将陈白尘30年代的名作《石达开的末路》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硬说有影射红军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国作协所属的四大队五连，召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斗争会，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陈白尘的这株“大毒草”。接着先是被关進“牛棚”，后又下放干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白尘长女陈虹，经多年努力，终于推出了父亲的《牛棚日记》。

陈缘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缘督，号梅湖，是一位中国近代画家，湖社成员。他信仰天主教，并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并开创了以国画手法绘制基督教宗教题材作品的先河。陈缘督为广东梅县人，17岁随金北楼学画，1923年加入中国国画学研究会，1927年参加湖社，曾任副总干事。此后还曾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教书。1922年，应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谕，刚恒毅成为宗座驻华代表。后来他与陈缘督结识，1932年降临节陈缘督接受其洗礼，皈依基督教。陈缘督在1933年成为辅仁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于1935年在上海举办辅仁大学基督宗教绘画艺术展。在辅仁大学时还曾与溥雪斋编纂《辅仁画训》。但后来他与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对徐悲鸿的西式教学方法，因而辞职。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书，也是北京中国画院的院外画师。这一时期绘制过许多歌颂＂新中国＂的作品，还给连环画《西游记•高老庄》、《水浒传》等绘制插图。1952年与溥雪斋、叶恭绰、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徐燕荪、吴光宇合绘《篙岳图》，送给毛泽东。后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杀。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陈景润高中就读于福州英华高中，大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学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1954年2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安排他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1955年2月，担任助教。1957年9月，华罗庚安排把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進行数论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证明了“1+2”（陈氏定理），论文由王元审核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陈景润继续在简陋的条件下鉆研数学。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中央某领导看了这份简报，要求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份详细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报送中央。1973年，英国数学家海尼•哈伯斯坦姆与德国数学家汉斯-埃贡•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正在付印，在看了从香港邮来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后，两人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并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1978年作家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全国轰动，陈景润声名鹊起。然由于陈景润体质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红卫兵進行改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再加上长期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和超强工作，1973年曾患严重的腹膜结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综合症。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因肺炎并发症去世，将遗体捐献给医院解剖，享年63岁。

陈传纲：(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复旦大学抗日救国会，任第一次全校学生赴京请愿大队的总指挥。同年，上海各高等学校学生進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时，受到阻止，群情激愤，向伪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当时陈传纲任复旦大学副总指挥。1936年至1940年，先后在上海、武汉、成都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延安行政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陜甘宁边区政府等有关部门担任组长、秘书、处长等职务，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1949年后，陈传纲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66年2月调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长。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陈祖东：（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陈华夫，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兄弟。水利专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广东石林兵工厂迁移到广西融县，旋即徙来桐梓县城郊傅家龙洞，搭简易工棚進行生产。随后迁来巩县、江陵、沈阳兵工厂，合并为41 兵工厂。41 兵工厂生产任务重，抗日前线需要武器在急，动力发生困难。兵工厂厂长钟道昌（少将）与兵工总署俞大维商量，确定利用杨家河（也称天门河）的水力资源建造水电厂。并延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及水利工程学会会员陈祖东（华夫）为总工程师负责电厂工程设计、修建及机器购置安装。1940 年陈祖东毅然应聘，到41 兵工厂任动力处处长，具体负水电厂全面建设。1949年任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斗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残酷批斗审查，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陈巨来：（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塙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琐忆》一书，被誉为民国掌故专家。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1924年，拜一代宗师赵叔孺先生为师。1926年，又由叔孺老师介绍得识富于收藏的吴大澄之孙名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吴慷慨将家藏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经潜心研究七个寒暑，使他的治印炉火纯青，更为工稳老当。后又得见平湖葛书征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专玫元朱文。乃师叔孺赞他“刻印醇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结识国画大师张大千，交往甚密，常为之镌刻印章。1946年10月，张大千在沪举办个人画展，从北平运沪的画大多未钤印章，就地请陈巨来治印。1981年，陈巨来收录自15岁至78岁印作500余方，以其斋号安持精舍之名，编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话》1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辑有《古印举式》两集。他一生坎坷，据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难，其实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发现了管段警察与同族弟媳的爱昧关系，该警察为了完成上级交办有额度的政治任务，居然用公报私仇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幷假借“右派”言论来故陷人罪，把他羁于安徽省铜管山劳动教养（后解教回沪）；第二次又因社会环境的特殊下，由于语言不慎，被上海中国画院报批公检法司法执行机构“专政”，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入狱五年，从市监提篮桥获释归来已经脊梁骨严重变型，背脊驼成象煮熟了的虾米状。

陈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静山，号半丁，常用斋号有饮雪庐、敬洗堂、五亩之园等。中国近现代画家，北京画院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结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画风，形成了小写意的“陈派”风格。年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自幼学习诗文书画。15岁时到兰溪一钱庄做学徒时方才接触到书画，1895年随表叔吴隐前往上海，在严信厚家打工，从事拓印等工作。同时亦结识了吴昌硕、任伯年以及蒲华等画家，受到了他们的指点，1906年应金北楼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金和吴昌硕的帮助下名声鹊起，与陈师曾并称“二陈”。1917年结识齐白石。1918年陈半丁成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楼主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曾与齐白石合绘《松石牡丹》，毛泽东为其签名，并将此画赠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幅作品后来又流传回中国，2003年以2035万元拍卖。1951年，与齐白石、叶恭绰等合作《普天同庆》。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叶恭绰提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1959年《陈半丁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时，90岁的陈半丁被反复批斗，1968年刻《我独无》印，款曰：“我独尊者，屈原。《离骚》有‘举世浑浊惟我独清’，今之时，世人轻浮，惟我独骂，于屈子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条南屋，研读残存的用“毛选”作封皮的《佩文斋书画谱》。被勒令为颐和园举办的庆祝“九大”的展览作《梅花》，款落“工农兵画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医院方面以其为“反动画家”为由不予医治，因而当日逝世。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济医学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于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后觉政治腐败，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19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39年初，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嘉兴藏》，与《嘉兴藏目录》对校，发现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视和尚语录，撰《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发现《旧五代史》辑本传写脱误，因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曰：“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 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相当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响应三视教育运动。文章指出：“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调整中天主教辅仁大学大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9年他加入中共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垣几次被抄家，差点因为和刘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并且被逼写了几次检讨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而后遭到软禁。1971年卒于家中。

陈正青：(1917年12月－1966年8月27日)，著名摄影记者，我国新闻摄影和体育摄影的奠基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因与父亲陈仲经（著名书法家）政见不合，1936年10月离家赴西安。12月又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介绍，由云阳叶剑英处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3月加入中共党，同年9月调西北战地服务团。长期转战陜西、山西、晋察冀等地区，历任戏剧队长、编导等职。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干研班研究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历任辽宁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四平保卫战时任三区区委书记。1946年调东北画报社任出版科科长和采访科科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纪录东北战争的珍贵照片。中共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摄影处副处长。1952年4月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后，历任通联科长、记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摄影部副主任等职。陈正青他拍摄了《开国大典》、《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同年，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报道，成功拍摄了《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场挂起第一面新国旗——五星红旗》等纪录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由于“出身不好”，在政治运动往复不尽的年代里反复受到怀疑和压制，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轮残酷迫害与凌辱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堪忍受，于8月27日夜，在新华社住所与其妻何慧（延安时期老干部，1949年后的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9岁，留下了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岁！他们的孩子们后来也一个个被下放到内蒙、山西、吉林等地。

陈邦宪：（1914年－1968年4月15日），中国医学家。陈邦宪出生于当地望族。1926年，進入上海南洋高级职业学校和育才公学学习。1929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部后，直升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35年毕业获得理科学士学位。1937年，在上海市伤兵医院和难民医院实习。1938年，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外科助教，其间兼任圣约翰大学附属同仁医院代理住院总医师。1939年3月，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战争，在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所属的芒市医院（又称西南运输处中心医院）担任院长。1942年12月，至中央实验院任医师。1943年3月，任中国盲民福利协会主任干事，其间并兼任重庆沙眼防治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陈邦宪随同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市卫生局。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出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长。1946年2月，兼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同年夏天，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48年秋硕士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长，同时被提升为副教授。中共国成立后，陈邦宪接替其兄陈邦典，出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务主任、院长。1952年10月，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接办仁济医院，交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其附属医院。1952年12月，仁济医院正式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邦宪任第一院长，兼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研组主任。1952年，他还参加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第十大队队长。1954年，他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研组主任。之后担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卫生学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加入九三学社。合编《卫生学》、《流行病学》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受到迫害。1968年4月15日，受清队运动影响，陈邦宪跳楼自杀。

陈乃干：（1896年9月－1971年2月），名干，字乃干。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1916年任上海進步书店编辑。20年代起，在古书流通处（该书店创设于1918年，九年后歇业，其存书全部卖给中国书店）佐理店主陈琰（立炎）购销古旧书籍，编印大部头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章太炎的《章氏丛书》、《百一庐金石丛书》等。20年代中期，与金诵清在上海合办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业，编印《清代学术丛书》、《经典集林》、《周秦诸子斠注十种》、《重订曲苑》等稀见古书。1926年任大东书局编辑、发行所长，兼任持志学院、国民大学教授。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辑印《清名家词》、《元人小令集》等，参与编辑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巨著。上海沦陷后，迫于生计，陈乃干为友人经营书店业务，勤于笔耕，发表了许多版本目录学、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学术文章。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编纂。中共建国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往北京，任古籍出版社（该社于建国初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创办，后于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编辑，后又任中华书局编辑。陈乃干一生治学严谨，博学强记，在历史学、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地方史志、文化掌故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校勘、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和工具书，为后学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一生酷爱藏书，积至万卷，颇多善本。1956年调北京工作时，曾包用一节火车皮，将藏书全部运京。在上海，曾在徐氏“积学斋”整理古籍，并与海内藏书家交往，藏书日多。有藏书楼为“慎初堂”和“共读楼”，1934年编撰有《共读楼藏年谱目录》着录年谱700余种；《慎初堂所藏书目》收书目类图书134种。其藏书印有“乃干校勘”白文长方印、“慎初堂”朱文长方印等。抗战期间，多次协助郑振铎购藏古籍，先后达数千册。因被生活所迫，将珍藏多年的数十种古籍、《四部丛刊》、明初洪武刻本《明太祖集》、《宋元书式》、《盛明杂剧》、日本文求堂板《牛郎织女传》等转让和出售。曾多次被藏书家聘请整理藏书、编撰书目。曾编辑出版《南洋中学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索引》、《测海楼善本书目》、《索引式的禁书总目》、《室名索引》、《别号索引》、《清名家词》、《禁书总录》等10多部著作。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被遣送浙江天台山女儿家，是月逝世于浙东一偏僻山村，终年75岁。命没了，一节火车皮藏书也没了。

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1938年就读于延安陜北公立学校，后历任新华社编辑、记者、主任、分社社长。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期间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如以司马龙笔名写的《烂葡萄与硬核桃》等。1948年随军南下，1949年后進入武汉。1950年在汉口与郭小川、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轮流撰写《思想杂谈》发表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副刊，几乎每天有一篇杂文见报。《思想杂谈》就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对青年進行及时的宣传教育，深受青年的喜爱。1952年调北京新华总社工作，“马铁丁”的合作基本结束，但他继续撰写《思想杂谈》及其它杂文，如《踏平难关，奋勇前進》、《向日葵》、《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火柴颂》等。1956年任《文艺报》副主编，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他以马铁丁名义主编《新观察》。在此期间，他继续以马铁丁笔名撰写了不少在当时有影响的锋芒犀利的杂文。《新观察》停刊后，陈笑雨调入《人民日报》任编委、文艺部主任。1962年，在陈笑雨的主持并参与下，一个以“表彰先進，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方针的“长短录”杂文专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了。专栏作者由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5人组成，自1962年5月至12月，他们分别撰写了“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像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37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著有《思想杂谈》、《思想杂谈选集》、《杂文杂诗集》、《说东道西集》、《张弛集》、《革命风格集》等。1963年至1964年间，戏剧界出现了《李慧娘》、《谢瑶环》等所谓“鬼戏”，《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论“有鬼无害”的评论文章，却使陈笑雨蒙受了更深的不白之冤，以至调出人民日报社。文革开始后，陈笑雨和5位专栏作者受到攻击。“两报一刊大批判组”等又继续進行攻击，诬蔑他们是“反动的大合唱”、“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大毒草”、“长短录俱乐部”等等，不一而足。遭到批斗，被迫下跪“请罪”等。1966年8月24日，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时年49岁。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

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自幼喜读古诗，八岁时全家迁往上海，入圣保罗小学读书。1920年春，随三姊陈郇磐回到南京，翌年升入中学。1927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1928年春，陈梦家到青岛，是年冬天与闻一多认识。此后师事闻一多和徐志摩，成为新月派诗人。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同月，陈梦家出版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同年夏毕业，获律师执照。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负责编选新月派的主要刊物《新月诗选》。1932年1月，新月派刊物《诗刊》停办。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梦家与同学到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写下《哀息》、《在蕰藻浜的战场上》等诗作。3月，应闻一多之邀到国立青岛大学任闻的助教，并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将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9月，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1933年热河战役时，陈梦家再次奔赴前线。9月，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国文教员。1934年1月，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赴北平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容庚攻读古文字学。1936年9月获硕士学位，并留在中文系担任助教。同年，与赵紫宸之女赵萝蕤结婚。1937年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推荐，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国文。同年秋，赴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夏，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同年秋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1956年，他用《殷虚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成了王世襄的邻居，都喜爱收藏明式家具，对此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其著作有《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专著有：《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因双百方针，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拉丁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章罗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章伯钧与罗隆基）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并被打为右派。《考古学报》上连载文章被停发。妻子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陈梦家被强迫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书被没收。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但有人怀疑是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

陈子庄：（1913年10月15日－1976年7月3日），时号兰园，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陈疯子）、十二树梅花主人、石壶山民等，晚年号石壶。现代画家。十五、六岁浪迹江湖，开始卖画糊口生涯。二十余岁于成都入聘四川军阀之幕，时齐白石、黄宾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画艺，领受教益。40年代，在荣昌组织帮会，常往返于重庆之间，参加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交接各层人士，阅历繁富。并筑兰园宅于荣昌东门外，明窗静几，读书作画。1949年底受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加入中共军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继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参加合川土地改革等等。1954年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定居成都，得以潜心研究绘事。基于生活，深入发掘，不断开拓新的画境。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国画组组长。在60年代前数年向四川各大型画展皆有他较多佳作入选，为时所重，1963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代表作有《山深林密》《秋山如醉》《溪岸图》等。著有《石壶论画语要》。十年浩劫，遭遇维艰，抄家批斗，病魔缠身，老妻气疯，儿子下放，困厄已极。1976年7月因心脏病不治逝世于成都，时年六十三岁。

陈翔鹤：(1901年－1969年4月22日 )，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1920年考進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共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1949年后，他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著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受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陈又新：（1913年－1968年6月10日），小提琴演奏家。早年丧父，随兄赴缅甸仰光求学，17岁回国，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小提琴专业，1938年毕业。曾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奏员、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与陈洪、丁善德合办《音乐杂志》，与丁善德、劳累贤合办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建国初，赴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深造，195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编著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集》、《中外小提琴曲选》(8册)、《实用小提琴音阶练习》(3册)。演奏曲目《格里格奏鸣曲》及《牧歌》等灌制唱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教绩卓著的优秀教师陈又新，竟被无辜打入了“牛棚” ，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遭到反复批斗、严刑拷打、强迫交代，至1968年6月10日，被打断了左肋骨三根而导致身亡，竟称是“自杀身亡”。

陈歌辛：（1914年9月19日－1961年1月25日），原名陈昌寿，著名流行音乐人，与黎锦光同被认为是中国流行乐坛成熟期最杰出的代表，分别有“歌仙”与“歌王”之誉。陈歌辛毕业于格致中学，曾短暂跟随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及作曲、指挥等。其后在上海一些中学教授音乐，并创作歌曲。1935年，在上海乐剧训练所兼任教职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1938年，任中法戏剧专科学校音乐教员，与中共地下党员杨帆合作，为“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译配了苏联歌曲《伏尔加船夫曲》，还和张昊、铁铮、郑守燕组办了200人参加的大型“歌咏指挥训练班”，曾创作抗战歌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12月16日陈歌辛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被关進极司非尔路７６号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放出。1943年進入汪伪政府直属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音乐部工作。1945年3月，为日军神风突击队军歌谱曲，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称陈歌辛曾在汪精卫政府所属“华影”任职期间谱写《大东亚民族团结進行曲》。同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陈歌辛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之后当晚就写了《迎战士》一曲。1946年陈歌辛为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农历新年，以“庆余”为笔名创作贺年歌《恭喜恭喜》，该曲日后成为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贺年歌曲。1946年6月陈歌辛因“汉奸嫌疑”被民国政府拘押七天后被无罪释放。同年底，陈歌辛赴香港投奔夏衍，1950年4月受夏衍之邀，回到上海任昆仑电影制片厂作曲。代表作有《风雨中的摇篮曲》、《永远的微笑》、《玫瑰玫瑰我爱你》、《西湖春》、《凤凰于飞》、《夜上海》、《苏州河边》等歌曲。1956年受杨帆案件牵连，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立案审查，一度停止工作，后被宣布无历史问题，恢复工作。1957年在反右运动前并未发言（一说是《梅花开咯》的歌名、歌词犯忌），但也被打成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在大跃進饥荒中被饿死于当地。时年47岁。

陈同度：（1904年－1969年８月２８日），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192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后任清华大学助教、协和医学院助教。1930年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学习，1933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43-1946年，先后在天津化学厂、药厂等单位工作。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年任天津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兼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1957年直至去世，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主持编写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学》教材，与郑集合编了一本全国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学》教本。发表论文36篇。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毒打屈辱，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服毒自杀。

陈亚南：（1908年－1968年），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14岁加入“神州大天一魔术团”，拜穆文庆为师。1927年参加国艺魔术团，任主演。1932年与胞兄陈海荪、陈亚华等组建“天津亚志旅行魔术团”。1938年与天津曲艺名家合作，组成“兄弟剧团”。他演出的节目以西洋魔术为主，并多为自行设计编排。他擅长的节目有手彩魔术“ 苗子球”、“指甲套”及不同形式的“牌技”，传统的“空囊取蛋”、“吞棍”、“过棍”、“米酒三变”、“鸟笼搬家”等和大型魔术“老兵点将”、“镜台献美”、“水晶箱”、“箱囊换人”、“尖刀刺身”等数百个。他与陈亚华对魔术的演出形式、服装及化妆進行改革。将一人表演改为二人表演；把民间戏法中的说白、口彩相连运用到魔术表演中；借鉴曲艺相声的“包袱”手法，创造了“剖活”这一喜剧性极强的魔术节目，从而形成了“北派魔术”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中华杂技团到苏联及波兰等国访问演出。曾任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天津市杂技团副团长，并当选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弟子有张少南、金业勤、韦汉声、陈鸿章等20多人。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终年60岁。

李丕济：（1912年－1968年１１月２９日），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异。 1930年在父辈三人的支持下進京投考大学，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他选择了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34年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任工程员。他深入工地学用结合，得到了锻炼。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公费留学，在华北三省只有一个名额。他报名后经过极为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于1936年6月出国，先在荷兰学习半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学习。1939年去瑞士实习期间，欧战爆发，瑞士至德国交通断绝，他只好应聘瑞士公立大学水工试验所边工作边学习，取得土木工程师资质并任研究工程师。至1945年二战停止，他于1946年底辗转回国。1947年2月，他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半年后应学长们的邀请，于当年8月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在反右运动中，他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运动后期还是被定为严重右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校是文革的重灾点。像他这样的老一辈“海归”派，在扫“四旧”、减工资、劳动改造、搬家压缩住房面积等方面无一幸免。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李丕济从楼上跳下，自杀身死。

李长之：(1910年－1978年)，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从12岁起所写新诗、散文、分别发表在《儿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杂志上。李长之在1935年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于1936年1月初版。李长之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1951年，他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李长之出版的《鲁迅批判》，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李长之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一工宣队队员指著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著‘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后，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脾气耿直，他坚持不改。他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3月），字伯纶，中国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進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3年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進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开始，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6月成立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赴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共18篇。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为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1958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云南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

李青崖：（1886年10月21日－1969年7月31日），名允，字戊如，青崖为其别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对莫泊桑小说更有精诚的探索。他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著作有39部，其中28部为莫泊桑作品集。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尽瘁一生。历任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07年秋，李青崖读完复旦公学土木科二年级课程，本科学救国之志，考取官费，到比利时列日大学理学院攻读采矿。他爱好西洋文学，也先选修法国文学，思想眼界扩大了不少。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王朝。李青崖次年束装回国，投身科学救国。1913年春，应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之聘，开设定性化学和矿物学两门课程；下学期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因北洋军阀部队到了湖南，李青崖的新派言论受到当局的注意，1914年初不得不离开长沙到开封，在陇海铁路工程局担任技术员。1917年李青崖八月又回到长沙。先在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法文及物理学，复在湖南楚怡工业专门学校教授矿物学及物理学。从1920年7月到1926年2月，历任湖南省公署法文秘书、湖南省交涉司〔后改为交涉署〕秘书。1926年北伐军兴，这年春夏之交，李青崖投笔从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交通处人员，又当长沙大公报随军记者。不久随军到达光复了的武汉. 1927年国共分裂，当年十月，李青崖脱离公职。1928年暮春，李青崖与上海北新书局曾定译书契约，举家迁沪，住宝山县城，远离上海尘嚣，安心译述莫泊桑短篇小说达一年之久。这些译作是《哼哼小姐集”、《鹧鸪集》、《苡威狄集》、《羊脂球集》、《遗产集》、《霍多父子集》、《蝇子姑娘集》、《珍珠小姐集》、《蔷薇集》等。另有伊巴鸠兹的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1929年2月，应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张群之聘，李青崖到吴淞担任同济附中校长。同济原为德国人创办，课程设置均照德国学制。李氏主持附中后，将课程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予以全面纠正，并请名师来执教，引進新思潮。1930年8月，吴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约李青崖担任文理学科学长；李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又担任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上海初，李青崖为国际笔会活跃分子，与林语堂、邵洵美颇相得，一起创办《论语》杂志，与林语堂轮流分期主编。李青崖与徐仲年、黎烈文等法文文学翻译家亦往来颇密。黎烈文也是留法学生，一度为申报主编《自由谈》。黎谦称后学，李也应约撰文。李青崖又与郑振铎、耿济之、赵景深、谢六逸、傅东华、徐调孚、樊仲云等人，一起编过《文学周报》。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李青崖江湾寓所被炮火所毁，他只抢救了一套法文原版的莫泊桑全集逃了出来。上海烽火声中，他不愿呆下去，自己随同复旦、大夏联大内迁，辗转到达贵阳，在大夏大学任教。其长子李颢参加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次子李度，三子李庠，亦赴内地继续读书。李青崖在贵阳任教，又与蹇先艾主持抗战文艺协会贵阳分会，出版刊物，接待因抗战来黔的文化界人士。1942年7月，李青崖辞大夏教职，应约到辰溪，任国立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湘桂大撤退后，李青崖又到达陪都重庆。1945年春，应孙源介绍，在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负责时事文件及小册子的编译、审核工作约半年，还译了《戴高乐传》出版。1945年八月到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南京，在中央大学任教至1947年7月为止。1946年冬到1947年初，李青崖曾在上海为复刊的“论语”半月刊主编过三期。李青崖于1949年8月至1952年2月任震旦大学教授。1950年9月，李青崖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1月改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之职。1952年，上海市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译《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1953年，上海市市长陈毅请李青崖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李老遭受无情打击，把他毕生译注书籍、未刊文稿、及辗转万里患难与共的法国原版文学书籍洗劫一空，说是“破四旧”。1969年7月备受凌辱的八十三岁老人，终于含冤离开了人间。

李苦禅：（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原名英杰，改名英，字超三、励公，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1916年，入山东聊城省立二中，从国画家孙占群习画，首先学画荷花。同年作中国画《猫》《鸡》和《鹤》。1918年结识了画家徐悲鸿，获授西画技法。1923年秋，拜齐白石为师。193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现中国美术学院）。1936年，以教学与卖画为生。1月，在北平炳林印书馆印刷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蒋雨浓、王青芳、白铎斋并称“京中四怪” 。抗战胜利后，中国艺术专科私立学校在济南复校，李苦禅任教务主任。1946年，被徐悲鸿院长聘为北平国立艺专国画教授，并被推选为首届“中国美术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代表作品：《盛荷》《群鹰图》《松鹰图》《兰竹》《晴雪图》《水禽图》。1978年出版《李苦禅画辑》。1950年，受到中共政权不公正待遇，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1951年，在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因自愿报名土改工作，被派往四川江油参加土改工作队，1956年夏，应邀去北京大学美术社讲学。196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受到不公正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因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残酷批斗和查抄，被关入“牛棚”，受尽折磨，但不屈服。“造反派”逼李苦禅承认在抗战时期曾有失节行为，李苦禅写保证书以反击“造反派”的污蔑。1970年，被强令下放到河北省磁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4年，被打成“黑画家”，遭大会批斗四次。1976年，恢复名誉和教授职务。
李嘉言：（1911年－1967年10月14 日），字慎予，笔名高芒、景仰、家雁、贾彦、李常山、李慎予。古典文学研究家。192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本县高等小学堂。8月考入沁阳县省立13中学。1926年秋考入开封省立二中（今开封十四中校址）。1928年2月通过口试李嘉言進入开封第五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国文预科学习，与郭晓棠成为同班同学。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号1190。在校期间发表诗、词二十多首，见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清华周刊》和《清华年刊》（1932）、郑振铎先生主编之《文学季刊》上。李嘉言先生1934年6月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并刊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李嘉言在清华大学4年发表论文现能查知的有:昭明文选流传的原因、楚辞溯源（《清华周刊》）、王礼锡著《李长吉评传》（《文学月刊》3卷1期）、诗经作者镌略、由语言文字证中国文学声韵之重要、韩氏系年订误（《文学季刊》1卷2期）等13篇。1934年8月-1935年7月，由清华同学同乡王香毓介绍在保定育德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员。1935年8月文学院长冯友兰提议并由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议定报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议决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编纂处。初作杨树达先生助教，后作闻一多先生助教。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清华大学爱国学生运动高涨。1936年2月29日晨4时，400多名军警闯進学校逮捕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依林）等三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学生抢回，并捣毁8辆警车。宋哲元派军队包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紧闭校门与之对抗，并在西校门内集体静坐对峙。这天晚饭后，曾同为助教（此时吴晗已提为教员）、同住学务处（工字厅前院，吴101号，李117号）的吴晗找到好友李嘉言约其一同到校门口看望静坐的同学，慰问同学，给予支持。静坐同学深受鼓舞（资料来源：有关清华史料、李嘉言1956年入党时《自传》及其生前对笔者言及）。李嘉言与蒋南翔、姚依林都是国文系同学，李嘉言高其两个年级。又都是清华周刊编辑、主编或总编。1938年2月20日参加临大赴滇步行团，任步行旅行团辅导教师。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一年。1941年8月被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员。1941年9月返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8月—1947年7月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教授。五年间发表学术论文22篇（部），有：全唐诗辨证、韩愈复古新论、初期五言诗因袭诗骚成意举例、吕氏春秋校释、唐诗分期问题之商榷、李贺与晚唐、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唐社会诗之发展、长江集考辨、岑参西北行、屈原、九歌之来源及其篇数等，出版《贾岛年谱》（含自序及附录五篇）。1949年2月—1949年10月，由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介绍到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先被指定后被选为学委会研究部长。1949年4月迁入北京马大人胡同 1949年10月1日随华北大学参加开国大典。从1949年10月回到新的河南大学到1967年10月去世18年在河南大学编写、主持编写教材、参与编写教材数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中国文学》（教育部委托）等；主持并参与编写了河南大学1955年-1962年中文系和函授使用的全部教材。出版了《古诗初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958）、《岑诗系年》。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42篇（见其著作表，此处略）、国文教学、教法论文10多篇。待出版的著作还有《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武陟方言考》等。李嘉言生前出版的专著有《贾岛年谱》（1947商务印书馆）、《古诗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岑诗系年》（1956《文学遗产增刊三辑》）。去世后出版的遗著有《长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待出版）。遗稿由其子李之禹等整理出版，有：《贾岛年谱》、《岑参诗系年》、《古诗初探》、《长江集校注》、《汉魏六朝文学史》、《楚辞选注》、《李贺诗选注》、《古籍校注》、《屈赋注析》、《唐诗丛考》。文革开始后即遭到残酷迫害致死，时年56岁。
李多奎：（1898年11月20日－1974年7月25日），京剧演员，工老旦，原名李万选，字子青。开创世称多派或李派的京剧老旦艺术流派。4岁随父来到北京，8岁入庆寿和科班学艺，向贾志臣先生学河北梆子和京剧老生。9岁登台，12岁便以《打金枝》、《朱砂痣》唱大轴。26岁拜罗福山先生为师改学老旦。并得到龚云甫先生教益，后又深得龚先生琴师陆彦庭先生的教授和辅佐，艺事大進。常与程砚秋、高庆奎、金少山、马连良等名家合作，深受欢迎。擅演剧目有《钓金龟、行路、哭灵》、《望儿楼》、《遇后、龙袍》、《太君辞朝》、《滑油山、游六殿》《岳母剌字》等。1949年后，加入太平京剧社，与谭富英、裘盛戎、梁小鸾等名家合作演出。后参加北京京剧团。1961年与裘盛戎先生排演《赤桑镇》，大获好评。势如穿云贯石。李盛泉、李金泉、时世宝和赵鸣华、王梦云、王晓临、李鸣巖、林丽娟等皆宗法之。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红八月，一群红卫兵抄了李多奎的家。他们竟然不顾李多奎老年多病，长期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把李多奎从床上拉到地下，狠狠地抽打李老麻木了的半边身子100鞭子，直打得半身红肿，胳膊肿得和大腿一样粗……年近七旬的李多奎惨遭迫害，全家还被赶至一间屋内栖身。1974年7月25日，李多奎含冤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李正敏：（1915年－1973年12月12日），秦腔表演艺术家。曾任朝邑剧团团长、西北戏曲研究院秦腔剧团团长。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旧班主”，从肉体到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而含冤逝世，终年58岁。
李梧龄：（1935年10月24日—2002年12月13日），李梧龄生长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早年聪慧，天赋甚高，1953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助教；在第二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不满22岁，他被送去劳教、劳改，一共被关押二十五年，历经磨难，1979年平反后入同济大学授课直至退休，晚年出版有个人回忆录《泣血年华》。李梧龄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复旦大学担心他毕业时被强势部门“抢”走，提前邀聘他当教师。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个识才、惜才的复旦大学又把李梧龄打成右派。在所谓的“鸣放会”上，肃杀之气笼罩全场。李梧龄遭到更加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挑战围攻，但他毫无惧色，奋起反击。有人追问他在“肃清反革命”时是否说过当局在“杀鸡儆猴”？李梧龄坦然承认，并進一步阐释“大家是鸡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运动后期，校方不准李教书，将其下放到图书馆抄卡片，此乃惩罚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处罚，可以离职自谋出路”。但几天后李梧龄应校长约谈，却在校园内遭到逮捕，“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李被押上了吉普车后仍夺门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则即是战争法则，就是兵不厌诈，不讲恕道，绝对的“恐怖主义”。李梧龄家人文革中更饱受欺凌。妻子被小学生追逐殴打，黄砂、污物整簸箕的朝她头上身上倾倒，她东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学生上李家抄家，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李的长兄少年时患类风湿病，仅颈椎关节可以动，长年卧床不起，小红卫兵连他也不放过，将旧皮鞋往他脸上戳，说这是阿飞皮鞋。他们还用皮带抽他，拿条帚扫他的脸。整个虐待过程，就在中风瘫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绝食抗议，悲惨死去。李梧龄的岳父亦被无理批斗，服毒自尽，幸而被救起。李梧龄吃尽政治的苦头，却始终坚持个人的政治操守。中国的“民主党派”谙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学社”出于好意邀请李梧龄加入，李凛然表明：“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写明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事实上，当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复旦大学领导人也明确表示愿意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李梧龄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

吴泽霖：（1898年－1990年），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赴欧洲考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社会情况。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35－193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泽霖随部分大夏大学师生内迁贵阳。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1945年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主持训练了约3000名大学生，担任美军来华抗日作战部队的译员。1946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主要著作有《社会约制》(1930)、《现代种族》(1932)、《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世界人口问题》(1937)、《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1958年，吴泽霖被划为右派，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65年，吴泽霖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吴泽霖解除审查后才得知，在他离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他所受到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得到部分的更正。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在南菁中学上学一年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投考清华学堂，16岁也就是1917年成功考入清华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吴文藻也参加了清华的游行活动。五四运动后，广泛接触了罗素、杜威、孙中山和胡适等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最大。吴文藻在清华学堂时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并且在梁思成的介绍下见了梁启超。1923年赴美国留学，于达特茅斯学院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回国后，就在燕京大学任教，同年6月与冰心结婚。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十年，主要教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另外，他通过开设讨论班，请国外教授和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了大批人才。1938年夏，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专心于学术，不顾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坚决辞去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的职务，携妻子冰心南下，投入抗日。1938年南下之后，在昆明云南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1939年筹建云大社会学系，任系主任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筹办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参与成立云南人类学会。1940年底，不得不到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在此期间，他负责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常务理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被委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但不满于美国扶持日本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腐败，于1950年辞职，1951年回国。1951年到195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开始，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的儿子吴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冲進了吴文藻的家，抄走了许多书籍和物品。吴文藻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1969年冬，年届七旬的吴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1970年夏转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

吴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都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俄等国语言。1928年归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社会学原理、都市社会学。同年组织创办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参与创办中国社会学社，历任理事、副理事。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教务长。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曾从事城市经济调查。1935年，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回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井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1948年10月下旬，胡适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同行至南京。吴景超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胡适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贻琦等人都劝他去美国执教，他一概拒绝。著作有《社会组织》（1929年）、《都市社会学》（1929年）、《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年）、《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年）、《劫后灾黎》（1947年）等。1952年。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文章受到了许多批判，被指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1953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景超的《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其中称：“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胡适）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多年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为痛心的事。”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吴景超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复批斗，蹲牛棚，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关于他的死因，也有自杀之说）。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后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笔名余生。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学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留美五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南京高师与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和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共同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前身)等校担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吴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士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执教清华期间，吴宓是“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邀他回去。至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入蜀定居了。至文革到来，吴宓沦为被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做不了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陜西老家，他终于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顾并且感受到了一些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吴组缃：(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原名吴祖襄，字仲华。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9年秋進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

吴大羽：（1903年12月5日－1984年1月1日），原名吴待，油画家，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1917年吴大羽到上海学习绘画，师从张聿光。1919年，担任上海《申报》美术编辑，成为上海漫画家群体的一员。1921年，加入了上海晨光美术会。1922年7月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原名吴待的吴大羽以“朋”字去两撇，取“大道无朋”之意重起自己的名字。1927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1928年3月，蔡元培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聘任林风眠为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教授。1946年，赵无极在重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办画展，展出吴大羽、林风眠、方干民、关良、丁衍庸、李仲生及赵无极等画家的作品。1950年9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教员吴大羽，艺术表现趋向形式主义，作风特异，不合学校新教学方针之要求……”为由，解聘了他的教职。居上海，靠变卖家中物品生活。1952年后与妻子靠女儿吴崇力、儿子寿崇宁担任中学老师的工资收入生活。据吴大羽子女回忆，50年代，在学生芮光庭的联络下，吴大羽为出版社画了《万能的手》、《石头孩子》等两本连环画，得到了100多元稿费。在上海美术家协会负责人赖少其的帮助下，曾画过两幅油画，得到了200余元稿费。因为没有条件作画，10多年间，只作了少量油画作品，有《伏案少女》、《镜中像》、《红花》、《少女头像》、《东风草图》、《菊花》。1958年曾与赖少其、林风眠、关良、陈烟桥、邵克萍等十余人到上海东郊同民生产合作社参加劳动。曾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担任色彩教学半年。1960年上海美术高等专科学校成立，被聘为教师。但由于教育思想不合时流，只是短期的工作即回家赋闲。1961年，作品《红花》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展期自5月至7月），为中国美术馆收藏。1965年上海油画雕塑研究室成立，任专业画家。结束了15年没有正式工作的局面。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大羽遭遇了长期的迫害，受到大肆批斗，所有曾逃过抗战之难的画作，几乎都毁于此时。被扣上“形式主义老祖宗”的帽子，以“反动学术权威”、“新画派的祖师爷”身份遭遇抄家、批斗。在文革完结前，吴氏只谈佛理玄机，几乎不公开发表言论。他的晚期作品，在狭小的斗室悄然问世，大部分不具签名，亦没有日期。晚年的吴大羽，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底下，回避了一切可用作政治解读的具象题材，画面益发抽象，而色调则参酌野兽派的强烈与明亮；经历数十年对中西文化的沈思，他终于找到了调和双方的途径，并提出“势象”的概念，把形象融入势的运动，成功地开创出“中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一条新路。2017年12月23日，吴大羽的《瓶花》在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秋拍“从国立艺专到中国美院 - 国美九十年纪念专场”以4140万元人民币（连佣金）成交，创了吴大羽作品拍卖纪录。

吴湖帆：(1894年－1968年8月11日)，初名翼燕，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现代绘画大师，书画鉴定家。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题画字体不是宋宣和，便是米襄阳。吴湖帆又精于鉴赏。三四十年代与赵叔孺、吴待秋、冯超然被誉为“海上四大家”。又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中国画坛有“南吴（湖帆）北张”（大千）之誉。大千平生佩服的“两个半画家”中，第一个就是吴湖帆。吴湖帆49年前曾任故宫博物院评审委员，49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二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吴湖帆富于收藏，为近代著名收藏家之一，藏有金石书画1400件。一是来自祖父旧藏。如吴大澄遗留下来的周代邢钟和克鼎，湖帆极喜爱，名其室为“邢克山房”。吴大澄生前特别爱的古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将军印28方，后亦为湖帆收藏。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虞恭公碑》亦为吴大澄家旧物。二是来自夫人潘静淑的家藏。静淑曾祖潘世恩为清道光时宰相。伯父潘祖荫为清光绪时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富敌东南。静淑过门时，嫁资中有宋拓欧阳询《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加上吴大澄旧藏《虞恭公碑》，因此集欧阳询四本名帖于一室，吴湖帆十分珍爱，遂将家中厅堂命名为“四欧堂”。并且名其长子为孟欧、次子为述欧、长女为思欧、次女为惠欧，以应符“四欧”。静淑30岁时，岁逢辛酉，与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谱》干支相合，其舅潘仲午即以所藏《梅花喜神谱》为寿。于是湖帆又额其寓所为“梅景书屋”。静淑奁中又有先世御赐玉华砚，洁如堆雪，润若凝脂，夫妇两爱同生命，即命其室为“玉华仙馆”。三是湖帆本人收集之珍品。他购得隋《董美人墓志铭》碑帖，他还千方百计搜罗清代的状元写扇。有的出高价收买，有的用极珍贵的藏品与人交换，历20年之久，获得75柄。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之一。他所藏的历代名画甚多，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宁宗后《樱桃黄鹤图》、宋梁揩《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图》、宋赵构《千字文》、宋画《汉宫春晓图》、刘松年《高山四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渔村图》、元吴镇《渔父图》、元黄公望《富春合璧图》之《剩山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1949年黄炎培来上海，吴湖帆接受其主张，决定不去国外。随后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文物鉴定收购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国画院。受聘参与“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工作，为筹备委员之一。反右斗争开始，画院成立搁浅。且因阶级出身、《佞宋词痕》、平素言行以及与在国外的张大千通信等问题，吴湖帆受到审查。经美术界平衡，在右派边缘开脱。独生子吴述欧因代父写检查，划成右派。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丰子恺出任院长，吴湖帆为普通画师。1961年，小中风。此后体力日亏，作画渐少。1962年69岁，中风，住华东医院。1964年71岁，患胆石症，住华东医院。文化大革命开始，遭受迫害，家藏文物被掳掠一空。1968年，75岁，再度中风。8月11日自拔导管，逝世。

吴茵：（1909年8月2日－1991年4月10日），女，中国电影与话剧演员。她一生共演出了45部电影和48个舞台剧。以扮演老年妇女形象著称，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老太婆”。1935年参加蔡楚生编导，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拍摄。1936年经应云卫介绍加盟明星影片公司。抗日战争时吴茵赴重庆，参加了《火的洗礼》、《塞上风云》、《青年中国》等影片的拍摄。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加盟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影片。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中的演出和《乌鸦与麻雀》中的肖太太形象最负盛名。1949年后演出《武训传》、《宋景诗》、《今天我休息》、《家庭问题》等影片。1957年，吴茵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文革中被批斗，两腿被打成残废，丈夫电影人孟君谋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1日平反，1985年加入中共党。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1930年未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经顾颉刚帮助，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同年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赏识，希望能够获得推荐直接進入北京大学读书，但胡适希望其参加考试。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几乎同时参加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转学生入学考试。其北大考试因子学零分而未被录取，而清华的转学生入学考试仅考党义、国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学、生物、论理“任选一门”，故此顺利录取清华大学史学系。胡适写信推荐其当工读生，专治明史。1934年毕业并留校任校，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西南联大停办，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就《朱元璋传》進行了长谈。1949年1月北平沦陷，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3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以后还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起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起挖掘明长陵，实地勘测后改为定陵，造成中国考古一大悲剧。1957年积极参加反右斗争，6月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8月又揭发批判罗隆基。公开加入中共党。1959年4月，鉴于大跃進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1965年，毛泽东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進行了大批判。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進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猛遭批斗。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1976年9月23日，养女吴小彦在精神病院自杀。真正的家破人亡。

吴祖光：（1917年－2003年4月9日），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1937年－1948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1955年，在周恩来邀请下，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拍成黑白电影《洛神》和彩色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包含梅兰芳艺术生活纪录片和《白蛇传•断桥》、《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4部戏，《断桥》是昆曲，其他是京剧。1956年，将程砚秋的京剧表演艺术拍成彩色电影《荒山泪》。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下放去北大荒劳动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

吴一峰：（1907年6月－1998年1月），平湖人，字一峰，别名士浚，又名立，自号大走客，别号吴窦圌，斋名“一峰草堂”，书法家、篆刻家、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顾问，成都画院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23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后改入中国画系，1928年7月上海美专中国画系毕业。曾得刘海粟、朱天梵、陈伽庵、马企周等人相识，获益良多。1932年随黄宾虹自沪入蜀，受聘在四川艺术专科学校、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学书从颜真卿入手，隶书学《张迁碑》《曹全碑》，篆书学李斯、李阳冰并追溯两周金石文字，尤倾电讯于敦煌写经。1937年，“吴一峰蜀游画展”在上海市南京路大新公司美术厅举行。刘海粟、郑午昌、朱天梵、张大千、张善子、黄葆戉、谢公展、徐郎西等出席祝贺。郑午昌、张大千等为画作题辞，郑午昌为“画展”作序。1942年，“吴一峰四川名胜国画写生展览”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大厅举行，郭沫若、黄君璧、陆俨少等前往观赏祝贺。1950年以后，由于时代的变迁，以绘画为业的吴一峰失去生活来源，为了生活，他去一家工厂干了几年的材料保管工作。1955年，按中国美协安排，受四川省文化局派遣，沿修建中的宝成铁路线体验生活，实地写生，产生了一批反映成都至秦岭山川新貌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黔灵夕照》、《夔门风雨》、《大渡河放筏》、《峨眉积雪》、《窦团飞渡》、《嘉陵山色》、《巫峡风雨》、《峨嵋夜月》、《峨嵋》等。1958年因建议成立“四川国画院”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迫放下画笔，下放崇庆县大炼钢铁。与同为“右派”的流沙河在一个小组，负责砍伐木材供高炉燃料。此后，又被调到新繁县禾登场新民公社劳动改造。文革爆发，受冲击被抄家，珍藏字画、创作资料损失巨大。1969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1979年3月：72岁，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吴强：（1910年－1990年4月10日）原名汪大同，当代作家。1933年2月，他参加了中共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1935年9月，吴强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电报杆》，同年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1937年，吴强与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强投笔从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10月加入中共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历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红日》，于1957年出版，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吴强也因该书的出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家。1966年文革爆发，《红日》被批为“大毒草”。一个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堡垒》的吴强，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冲到门前，“打倒吴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在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堡垒》上部书稿连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多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平反。

吴天保：（1903年－1967年12月14日），字贤华，中国汉剧演员，工生。9岁入塾，11岁辍学，随父到汉川县脉旺嘴经营豆腐作坊。他从小酷爱戏剧，1915年考入汉口满春戏院科班习汉戏，艺名“小天保”。次年拜萧长胜为师，习“三生”行当。1919年出师登台。他吸取京剧之长，独创汉剧吴派唱腔，蜚声武汉，人称“汉剧大王”。1924年，出科五年刚刚才21岁的吴天保，接触并爱上了这个剧本，认为适合自己演出。正式上演后，果然誉满三镇。抗战初期，在汉口市剧业同人组织的几十场劳军募捐义演中，吴天保一再主演《哭祖庙》，以此激励民心士气。1926年，汉口汉剧公会改选，他继余洪元之后任理事长。1929年，同余洪元率艺班赴上海演出，与京剧麒派艺术大师周信芳首次聚会，相互切磋，艺技更精。1931年武汉大水，百业雕零，他组班赴渝，上演《渡阴平》、《哭祖庙》等剧，历时数月，轰动山城。1933年，他在武汉长乐剧院首演大型连台本戏《薛仁贵征东》成功，为汉剧连台本戏之始。1935年，他带领戏班退出长乐剧院，重新组班赴九江、南昌等地演出。次年返汉，与万盏灯合股组建时代剧社。1937年，他任武汉戏剧界联合会理事长，率抗日公会艺人進行抗战宣传演出，上演名剧《平倭传》、《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9月，吴天保率领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第一队，从长沙到重庆等地，第一天的打炮戏都是《哭祖庙》。借剧中人刘谌之口，痛拆刘禅的丧权辱国，屈膝投降的行径，激发大家同仇敌忾，坚定抗日意志，引起观众强烈共鸣。1947年返回武汉。次年脱离舞台生涯，一度经商谋生。建国后，他重返舞台，上演现代汉剧《陈香梅之死》和《新杨四郎》，获武汉观众好评，1953年，武汉市汉剧团正式成立，他任团长。武汉市戏曲学校创办，他兼任校长。1958年划为右派（属“划而不戴”类），次年撤销。1961年，武汉市汉剧团扩建为武汉市汉剧院，任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12月14日去世，终年64岁。

吴兴华：（1921年－1966年），笔名梁文星、邝文德、钦江，现代文学家及诗人，学者，翻译家。少年时有神童之誉。中学时就读于崇德中学，1937年未满16岁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求学期间，他与同窗好友宋淇一同编辑《燕京文学》。他亦开始写作新诗，为了读但丁《神曲》，自学意大利文，也精通法文、德文，对西方作家了如指掌。1949年后，吴兴华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及莎士比亚。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划为“右派份子”，从二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被禁止授课及写作。1966年文革爆发，北大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学者很少，该书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付之一炬。同时遭到红卫兵殴打批斗，在勒令劳改因为体力不支，被红卫兵强行灌下化学厂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直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文学天才离开了人世，死时45岁。事后北大负责人告诉家属，说他患急性痢疾身亡。

吴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24日），原名骏、士华，字均一，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师从陆志韦等人。1924年东大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1927年转学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先后获统计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教授推荐，在荷兰经由“国际统计学社”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成为第一位华人社员。1934年，由人类学教授马斯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大会，与中国科学家欧阳翥以翔实的论文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中国人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如欧洲人的谬论。1935年回国，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正式定名为《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９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担任系主任兼所长，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至1948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教授在杭州发起组织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并当选为理事。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广泛，涉及到人类進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進等领域，并开始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吴定良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工效学的奠基人。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文化大革命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定良号啕大哭。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杨宝忠：（1900年－1967年12月28日），字信忱，京剧演员、琴师，以他在京剧音乐艺术的成就获评中国国家文艺一级，曾任天津市戏曲学校教授、副校长；著有《杨宝忠京胡经验谈》等书。由于嗓音的变化，杨宝忠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待杨宝忠刚拜了师，马连良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宝忠屡遭批斗、折磨，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们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乐器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欢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弄弄胡琴，或制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器行里面的一间屋子摆弄乐器，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时杨宝忠已年近古稀，并患肺结核及胃溃疡宿疾，1967年12月28日，被揪斗后，投入暗室，病体衰惫，入夜饥寒而死。

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作家，《红巖》的主要作者之一。杨益言先后在四川省武胜县、重庆市完成初中、高中学业。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自上海内迁至重庆。1944年，杨益言考入重庆的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济大学迁返上海。1948年初，因为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而被逮捕。同年获释后回到重庆，在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当教员。1948年8月，杨益言遭中国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杨益言结识了江竹筠、罗广斌等人。狱友们曾秘密举行追悼会、集体绝食等活动。1949年春节，狱友们开联欢会，其中杨益言表演二胡，罗广斌戴着铁脚镣表演了踢踏舞。1949年4月，杨益言的家属出钱，通过杨益言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托关系，将杨益言释放出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益言历任重庆《团刊》编辑、科长，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总编辑，专业作家。第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四川省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195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经刘德彬等人介绍，杨益言加入中共党。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0年代，杨益言、罗广斌同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经常一同做报告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自1959年开始，二人白天访问老革命者、搜集材料，晚间写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二人因为承担该写作任务而可每日分得一个小馒头。中共重庆市委准许二人查看敌特档案，采访在押的敌特分子。二人在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时长15年的特务日记，这为在小说中塑造军统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说出版前，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为师，并到北京学习参观。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巖》，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红巖》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广斌、杨益言被诬陷为“叛徒”，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杨益言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后来退休。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在16岁时他师从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金女大"）任教的瑟萨兰女士（Ms.Southenland）学习钢琴。杨嘉仁本想继承父业，在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后考進金陵大学医学医预科学习，由于‘晕血’的缘故便考虑转到他本有所长的音乐专业。可是当时金陵大学（“男大”）没有音乐系，而音乐系仅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经校长特许，他在"金女大"借读音乐课程。这样，杨嘉仁毕业时同时得到"金男大"教育系和"金女大"音乐系两个毕业文凭，成为"金女大"校史上唯一的男性毕业生。于此同时，在上海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音乐家、李斯特（Liszt，Franz）的再传弟子梅帕器（Paci，Mario）。为了学到更多知识，除了要完成两个大学的课程外，他每周还从南京赶到上海去帕器那里接受包括钢琴、理论、指挥、声乐等等的全面音乐教育。1937年底杨嘉仁赴美国密歇根（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学音乐院研究部继续深造。获得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两个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即获多校聘任，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私立上海音专、沪江大学、国立音专（即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等学校执教。在抗战胜利后，杨嘉仁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指导上海的学生业余音乐活动，同时又在上海各高校任兼职教授，教授钢琴、指挥、理论作曲、声乐、音乐欣赏等课程。杨嘉仁是著名的指挥家，在中学期间就显示了他的指挥才华：1940年他指挥美国密歇根大学乐队進行公开考核演出，这是华人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指挥台上，获得听众和传媒的高度赞誉。他还是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等专业团体的客座指挥。1953年，他指挥中国青年合唱团演出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比赛中获得银奖，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获得的音乐指挥奖。随后又率队在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巡回演出载誉而归。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创建指挥系，杨嘉仁是主要创建人，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57年受前苏联著名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奥伊斯特拉赫、乌兰诺娃的邀请，他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评委。在60年代初他为首次来华公演的瑞典皇家芭蕾舞团指挥伴奏乐队，此外还指挥了上海歌剧院的歌剧“人参姑娘”的首演。杨嘉仁的学生众多，在他不完全的三百多名钢琴学生名册中，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第一批中国的钢琴家傅聪（“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马祖卡”最优奖获得者）、顾圣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金质奖章和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比赛最高奖获得者）、周广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51年、1956年两次前东德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等。‘杨嘉仁的夫人程卓如，生于1918年。1935年毕业于上海清心女中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41年毕业。同年与留美归来相恋六年的杨嘉仁在上海成婚。他们育有一子（杨大经）一女（杨大纶）。程卓如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的主要创建人、第一任校长，还曾兼任上海音乐学院基本乐课教研组长、师范科主任、工农班主任，是中国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她以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充满爱心着称。程卓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带领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组编写的《视唱教程》，是第一部包含中国民族音乐内容的音乐基础训练文献，也是中国同类出版物中使用最广泛的权威著作。在她的主持带领下，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风淳朴，学风活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精英。现在驰名中外的数百名著名音乐家，如刘诗昆、江明惇、卞祖善、俞丽拿、殷承宗、陈燮阳、杨立青、陆在易、闵惠芬、许斐平等都出自这所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是其中的重灾区，杨嘉仁和程卓如是最早被扣上莫须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不久就遭到毁灭性的抄家，许多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其它资料都失散，身体和心灵受尽了屈辱、虐待和折磨。1966年9月5日深夜，夫妇俩再次遭受到“上音附中红卫兵”残忍的毒打和侮辱，在向“上音”领导求救无果之后，回到上海培文公寓81号的寓所，于1966年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悲愤地打开了厨房的煤气。为中国音乐事业呕心沥血、硕果累累、极富才华的乐海璀璨双星就此不幸陨落。届时杨嘉仁53岁，程卓如48岁。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作家。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1927年到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小职员，业余学习英语，并跟随李仲都，学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上发表过旧体诗。1937年初，杨朔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同年9月前往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意在唤起民众。同年末，赴延安。1938年春，前往山西抗战前线，而后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军写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７月，杨朔到达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界协会，而后進入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先后发表了《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共党。是年冬，前往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6年秋，杨朔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了平津等战役，期间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中篇小说《北线》。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随军记者身份前往朝鲜战场，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進入中国作家协会，而后進行旅行采访，发表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在亚非组织中任各种领导职务，忙于外事活动，同时创作了反映亚非国家风貌的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杨朔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杨朔回到老家蓬莱访问，写下了《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７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泽东、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最后由于不堪折磨，绝望中杨朔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以大陆的中国人，对杨朔都不陌生。对于杨朔的这几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细读，乃至要求背诵。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共产党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杨朔所写的大好形势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对于杨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认为是"单调散文"，常常是"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的套路。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女，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高龄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入读北京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進修。女儿钱瑗在英国留学中出生。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沿袭英国式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58年，47岁的杨绛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著有《风》、《窗帘》、《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杂忆与杂写》、《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译著有《堂吉诃德》、《斐多》、《小癞子》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杨绛也如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和打压，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并且被剃了“阴阳头”，她和丈夫钱钟书一起被划分为“牛鬼蛇神”，她被安排去扫厕所，杨绛爱卫生，在打扫厕所时，她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整齐，而且通风透气。红卫兵来整她时，她就躲入女厕所避难。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12日，杨绛也被下放到那，并且被分配在菜园干活。因为两人宿舍不过十分钟路程，故两人经常私密相会。1978年，杨绛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出身名门。父亲杨毓璋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曾资助徐世昌竞选大总统，也深受袁世凯赏识。杨宪益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从小穿着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十二三岁时入读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上了7年，包括一年预科。“五卅惨案”后，曾参与学生罢课，因家庭地位，没有受到惩罚，在学生中建立威信。1934年毕业后，跟随英国教员C.H.B. 朗曼经美国到伦敦求学。在学习了几个月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后，1935年报考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成绩合格但被推迟录取。于是到欧洲游历。1936年秋入读牛津，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期间同游者包括钱钟书夫妇、向达和吕叔湘。他还担任了中国学会的主席。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在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任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叠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叠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文革期间，曾遭批斗，夫妇二人亦同被关進牢狱达四年。1986年冬，杨宪益加入中共党。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杨宪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谴责当局血腥镇压，随后宣布退出中共党。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

杨必：（1922年5月－1968年3月4日），女，别名八必，笔名心一。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必毕业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随家搬到苏州，童年全在苏州度过。她是杨绛的八妹，父亲因她排行第八，而“必”是“八”的古音，所以命名为杨必：家里就称阿必。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读。高中毕业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学最后一年失怙。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曾任傅雷之子傅聪的英文老师。在傅雷的鼓励和钱钟书的指导下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译书的选择与书名的译法均是钱钟书帮忙定的）。她还曾在国际劳工局兼职（可能是1949年开始）。1952年院系大调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评为副教授。终身未婚。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要求交代国际劳工局的事。运动期间死亡，享年46岁。

杨绍唐：（1898年－1969年），中国基督教新教牧师。曾被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誉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内地会学校，1923年進入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19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传教。1934年在候马创立灵工团。1939年，日军焚毁候马灵工团房屋，杨绍唐迁往北平。1946年，杨绍唐出任南京泰东神学院教授，并创立黄泥冈教会。1951年6月5日到7日，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市基督教会团体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败类大会”上，政府鼓动信徒检举、控诉，主持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杨绍唐作为“属灵派反动分子”，因“散布反动谣言”而遭到南京大学学生纪文镇和金陵大学教授李扬汉的控诉。8月8日至9日，黄泥冈教会内部举行控诉会，胡竟铭、翟美德、纪文镇等信徒中的积极分子宣布杨绍唐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实走狗，《灵工通讯》是极端反动的刊物，将杨绍唐驱逐出教会。几位传道也上台做出深刻检讨。杨绍唐前往上海，当时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他接管了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25号内地会传教士的专用教堂“上海公共礼拜堂”，改为迪化北路聚会所。6月10日，杨绍唐已经代表该教会出席上海基督教万人控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绍唐被定为右派，1966年文革后被定为反革命，监督劳动。1969年春节后，被街道责令到弄堂弯腰敲冰，心肌梗死发作而去世，安葬在家乡山西曲沃。

杨佑之：(1893年－1971年)，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3岁在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商科，师从马寅初先生，成为其高足。1919年毕业后曾到中国大学、河北大学、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到成都讲学，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1945年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以办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享有很高的声望。1946年，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不管该公司复杂背景，充分运用其渊博知识，严密清查，终将一笔烂帐查得一清二楚，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这两部书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1949年后，又相继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和数十篇论文。已出版了《高级统计学》（1943年）、《审计学》（1943年）、《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1964年）、《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1964年）等多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受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1971年9月含冤去世，终年78岁。

杨豹灵：（1886年－1966年），水利专家。1896年入上海中西书院，1901年入东吴大学，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挑选出国留学生，经过考试杨豹灵被选中，10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1909年入普渡大学，1911年回国，1914年任水利局技正，1918年在顺直水利委员会任流量测验处处长，1921年为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定居天津意租界，经营大昌实业公司，曾任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处长。原住意租界，晚年搬到重庆道与其弟杨济时居住。据说，因杨拒不交出金钢桥的设计图纸，1966年某一天，80岁的杨豹灵被一中和十六中（耀华）红卫兵毒打到奄奄一息，泼了凉水后，醒过来又吊在木栓上毒打。群众不知情，听到条条罪状就燃烧起疯狂的仇恨，狂喊乱叫。杨被迫交代图纸在对面院子的地下埋著，红卫兵挖地一米多，才发现被油布包裹的图纸。随后杨被挂在树上一整天，红卫兵还逼着杨夫人陪绑。杨还未断气，就被埋在花园里。杨夫人当即晕倒，心脏病复发，不几日也过世了。

杨人楩：（1903年－1973年9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擅长世界史研究。在2010年10月31日的《东方早报》上，有一篇周清澍撰写的＂回忆杨人楩师＂文章，其中说道：‘1934年，杨先生获取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受教于法国革命史专家汤普森，以《圣鞠斯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获得文学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在武汉大学教授西洋史。1945年抗战胜利，面临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九三学社，杨先生是发起人之一。杨先生是1946年朱光潜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语系主任时，以“教学很行”推荐到北大的。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杨先生被定为史学系的批判重点，陷于多次检讨不能通过的窘境。于是系里就选几个学生组成专门的帮助小组，到他家里为下次检讨提意见。我也忝列帮助小组成员，四五个人围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面吃着他招待的糖果点心，一面还对他的检讨品头论足。记得他被批判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讲课充满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运动進入高潮，学校将他在《观察》上发表的三篇名作《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国民党往何处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印发供大家批判。当时我们的知识贫乏，理论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极。全中国左、中、右三股势力往何处去，难道还轮到你指点迷津，说三道四？又有人揭发，当九三学社应邀参加新政协时，他不同意九三学社头上由另一个党来领导，宁愿舍弃政协委员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辩解说：九三的发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个人。批判者当即反驳：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产党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对共产党而退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降临了。杨先生虽经过运动，棱角已经磨损，但他从来不是闭门搞学问的学究，热心于学界和国家大事之心不会变。在西郊宾馆参加批判史学界五大右派的大会上，杨先生他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过大会的声讨。此后他在政治上和学术界销声匿迹，被撤销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放弃了从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专业,改行为非洲史，长期不承担教学任务，历史系的学生甚至不知有这位名震一时的教授了。’文革开始后，被定性“漏网大右派”遭受批斗迫害。是日病逝，终年70岁。

陆志韦：（1894年－1970年），别名陆保琦，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诗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5年留学美国。1920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博士论文《保留的条件》)。同年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师后来改建国立东南大学，任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直至1926年冬。在南高、东大心理学系执教期间，先后讲授过生理心理学、系统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宗教心理学、心理学史、心理学大纲等课程，首次在国内介绍巴甫洛夫的学说，并引進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21年10月6日在北京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的礼堂与刘廷芳（1891-1947，字亶生）的妹妹刘文瑞女士举行新式婚礼，由校长司徒雷登担任主行婚礼牧师。1927年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3年到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進修，1934年归国任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办的。”“七七事变”后，1938年夏起心理学研究受阻，开始从王静如学习清代古音学和“高本汉学”。1939年起陆续在《燕京学报》发表《证〈广韵〉五十一声类》、《三四等与所谓“喻化”》、《〈说文〉〈广韵〉中间声类通转的大势》、《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等。1941年8月与多名燕大教职员遭日本士兵扣押入狱。1942年5月出狱，在旧文基础上发奋著书。1943年9月完成《古音说略》初稿。1945年抗战胜利，10月他致力于主持北平的燕京大学复校工作，任校长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1948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怀着对建设新中国、新燕京大学的憧憬，坚决拒绝了胡适等代表蒋介石政府提出的邀请不去台湾。1951年，毛泽东亲自任命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下，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工作组進入燕京進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得出结论：“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重点批判陆志韦。燕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但深爱祖国的陆志韦遂成为这次运动最重点的批判对象。同年夏，燕京大学撤消。陆志韦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批判（如女儿陆瑶华《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和迫害，再次遭凌辱批斗，身心受到摧残，七十多岁高龄还被迫下放河南劳动改造，历尽折磨而致沈屙。当生活不能自理方获准回京时，才知夫人已不幸病逝，家中亲人也被迫流散四方。家无亲人，瞬间抑郁，1970年11月21日含冤病逝于北京。

陆文夫：（1928年3月23日－2005年7月9日），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州市文联名誉主席，《苏州杂志》主编等。1948年高中毕业后，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任新华社苏州分社采访员、新苏州报记者、工业组长等。1955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一举成名，1957年调江苏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美食家》、《小巷深处》、《老苏州》等。其中《美食家》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引起极大共鸣，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传统精神的觉醒。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为外文。因参加筹办《探索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改造，直至1978年才返苏州从事专业创作，并在此后主编了《苏州杂志》。

陆俨少：（1909年－1993年），小名骥，学名同祖，又名砥，字俨少；后以字名世，改字宛若。又名砥，字宛若。现代著名国画家，尤其以山水画见长，与李可染并称“北李南陆”。1926年考入无锡美术专科学校，同年从王同愈学习诗文、书法；次年师从冯超然学画，并结识吴湖帆，遍游南北胜地。1935年，去南京参观第二届全国美展，饱览故宫藏品。始作《梅花图》。发枝取陈老莲，圈花取石涛，自创面目。书法初学魏碑，继临《兰亭》、宋四家，后学杨凝式。1942年，书法变异，成为似隶非隶，不同于金冬心漆书。山东王献唐先生极称之。然冯超然先生斥为"天书"不好认为。后厌之。1943年画《瑞雪启春图》为母亲七十寿。1944年画《洛神图》、《蜀中留痕册》赠程景溪。1947年秋天，在无锡举办个人画展。1948年在南翔东市创办圭白农场。1950年画《杜陵诗意画卷》后附五律六首，得冯老师赞赏。母卒。1952年進私营同康书局任绘图员，画《牛虻》连环画。参加新国画研究会。1953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大型展览。作品《雪山勘探》得好评，被美协收购并出版。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反右开始，因在会上说了上海美协不挂中国画，像外国美协，被划为右派分子。每天到画院劳动改造。于余暇画成《山水画课徒画稿》二百幅。画《杜陵入蜀诗册八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未受冲击，画《毛主席诗意画》二十四幅。后因出身问题，开始被批斗。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常被批斗，受画院造反派斥打。1979年获平反。

陆兰秀：（1918年－1970年7月4日），女，曾任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与同期的遇罗克、张志新类似，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对其正确性提出怀疑，她撰写了多篇文章，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父亲陆殿扬是正中书局的高级编审。陆家在南京莫干路10号的一座花园洋房。陆兰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上海启明女校、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1939年，她跟随因抗日战争内迁的武汉大学到了四川省乐山，尽管获得了奖学金，却因为肺结核而被迫休学，回到当时的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家中休养。这时她家旁边有一家中共党员开设的书店，在与店长熟悉后不久，陆兰秀亲眼看着书店员工被国民政府的军队抓捕。陆兰秀为此独自一人坐船到重庆，将此事告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在她打算告诉其他中共党员的时候被诱捕，后被家人救回。陆兰秀回校后，由化学系转至经济学系，并自学德语打算研读原著《资本论》。她的行为引起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在对方的发展下，陆兰秀在1940年加入中共党。后被特务认出其共党身份，又两次被追捕，但陆兰秀在失去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坚持。她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工作，换了个假名在工厂里工作。不久她和朱传钧结婚，并進入国防部、工兵署，将情报透露给中共党的军队。南京被中共党政权控制后后，陆兰秀由刘伯承、邓小平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并应邀出席中共国开国大典。之后她被分配到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又调动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图书馆出任副馆长。1966年，因丈夫朱传钧患肺结核和胃溃疡，陆兰秀申请调回苏州图书馆担任副馆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5月3日，她因自己的稿件过分批评中共党以及同情刘少奇等人而被关押审查，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1969年11月14日起陆兰秀绝食，期间写出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后来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文章；《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陆兰秀在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毛泽东发动此次革命是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须马上结束他对党的控制。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召开公审大会。陆兰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下午4时40分她被执行枪决，随后遗体被送往苏州医学院解剖。

陆洁：（1894年6月13日－1967年8月2日），字焕章。中国早期电影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之后去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返回上海，在青年会工作，认识顾肯夫、张光宇，之后结伴去看电影。深受美国电影《赖婚》影响。1922年，陆洁与顾肯夫举办中国的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顾肯夫撰述社论，陆洁担任翻译和编务，张光宇担任美术设计。期间不断为读者翻译介绍外国电影，其中在翻译director时无法找到合适译名，恰逢他的外地好友写信称其在一所小学担任教习，他由此联想到“导演”一词，并沿用至今。之后在他编剧的电影《人心》中，首次在银幕上采用导演职称。《影戏杂志》由于经费不足，只办了两期。1924年，陆洁为刚成立的大中华影片公司编撰第一个电影剧本《人心》，由顾肯夫、陈寿荫担任导演，并帮筹建大中华影戏学校。之后他撰写剧本《战功》。不久大中华公司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他担任编导、完成分镜头或字幕说明。历任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二厂经理、华安总厂厂长、合众影片公司厂长、文华影片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中共国建立后，于1952年任联营厂摄影场主任。1957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顾问，后改任上海电影局顾问。文革时受迫害而死。

陆洪恩：(1919年－1968年4月27日)，音乐指挥家、作曲家。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赴奥地利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1966年春天，上海交响乐团要开会与他辩论，会上陆洪恩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甚至在激动的时候高呼“修正主义万岁”等口号。5月28日，因“反动言论”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继续抨击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我看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份子的命”。因屡遭批斗、挨饿、侮辱、毒打，精神错乱，以至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诸如毛巾、毛衣、毛裤等。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先生，在《风雨人生路》中回忆，在最后的审讯关头，陆洪恩以20分钟慷慨激昂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茍且偷生。于是当局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判了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枪决他的布告也贴满了上海的街头。1968年4月27日，49岁的音乐家陆洪恩被当局枪杀。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進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49年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道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沈从文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因过世而与诺奖擦肩。

沈济川：（1905年－1966年11月14日），字汝舟，化工专家。1924年苏州东吴大学理科毕业。沈济川在上海九福药厂工作，对该厂业务发展很有贡献。1931年10月，九福药厂扩大为九福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沈济川任厂长，又开发出补力多咳嗽糖浆及乐口福麦乳精等产品，后者至今仍为我国名牌产品。1932年11月，沈济川接受五洲药房总公司聘请，开发了人造自来血、固本肥皂等产品。1933年4月，五洲药房总公司成立设计部，聘沈济川为主任，负责装备及产品设计。在他主持下，建立了包括污水处理、制冷、粉剂及洗瓶工场等设施，于1937年研制成功真空半自动萃取机。 “七七事变”后，沈济川任上海中法药厂副厂长，并负责迁厂至汉口、重庆。1938年，沈济川得中法药厂资助，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工及冶金系留学，取得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于美国林肯电焊学校。1940年秋，沈济川学成归国，回到中法药厂任化工实验所所长，進行了治疗梅毒用药扑梅星等专用药的开发研究。同时兼任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委任沈济川为接收德国资产拜耳药厂的专员。接收拜耳药厂的任务完成后，卫生部挽留他继续在厂工作，但他鉴于很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严重，愤而辞职。1947年，应独家经销美国施贵宝药厂产品的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吴雪之（均为中共地下党员）邀请，沈济川去台湾筹建分行。分行成立后，沈济川即返回上海。1948年，沈济川受上海永星化学工业公司聘请，参加筹建新厂工作，赴美国考察油脂工业技术，出席美国油脂化学家协会年会，在芝加哥与伍斯德（Wurster&Sanger）工程公司合作進行甘油和硬脂酸设备的设计与采购。1949年5月初，沈济川赶乘当时美国来华的最后一艘直航班轮，返回上海。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任命沈济川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兼任华东办事处安全技术工程师，解决了开林油漆厂铅尘飞扬等一批技术难题。1954-1956年，沈济川任上海国营中国肥皂公司总工程师，对肥皂的性能评价创造了一系列测试方法。他还着手進行合成洗涤剂的研制。195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食品工业部，油脂化学工业隶属该部管理，沈济川任食品工业部上海科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该所迁到北京，改名为第一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沈济川仍任所长。1959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袋洗衣粉。三年之后,又一种全新配方的洗衣粉在沈济川的主持下投入生产,从此一个崭新的民族品牌诞生了，它就是“白猫“牌洗衣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迫害，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沈克非：（1898年－1972年），著名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有“外科第一刀”之称。1924年获美国克利夫兰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归国并在北京协和医院从医。1929年到南京协助筹建中央医院，曾任院长。1941年任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1943年，被选为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理事长。1946年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授，兼任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二战结束后，任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负责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950年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脑瘤手术，切除右额叶肿瘤。同年任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1－1958年任中共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中山医院院长。1966年文革期间，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美帝走狗和奴才等帽子，遭受批斗，下放农村劳动，情绪忧郁，患上胰腺癌，1972年病逝，终年73岁。

沈同衡：（1914年10月15日－2002年1月8日），中国漫画家。受父亲还有教育家陶行知影响，17岁时在家乡创办农民夜校，并在县立萧泾小学任教员及校长，投身平民教育。同时他还任县报特约记者。他还联合多所小学合办刊物，他任主编，编辑出版少儿读物。沈同衡编辑的儿童读物《动物常识故事》10册被世界书局列入《小世界丛书》。1934年，沈同衡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并获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37年毕业，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沈同衡的家乡遭侵华日军占领，沈同衡和其他青年组成救亡宣传队，往内地转移，1937年底抵达武汉。1938年初，沈同衡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和同事在武汉的车站、码头、道路旁绘制宣传抗日的漫画及标语，在武昌黄鹤楼下的一面墙上绘出一幅长30米、高10米的壁画《全民抗战图》。1939年1月，沈同衡抵达广西桂林后，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参与《士兵》、《前敌》的编辑工作，同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编绘出版有《抗战故事辑》、《士兵识字课本》等书，还兼任《阵中画报》特约撰稿人、《桂林晚报》副刊编辑、战士绘画训练班讲师。1945年3月15日，沈同衡、叶浅予、张光宇、丁聪、特伟、廖冰兄、余所亚、张文元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八人漫画联展，引起轰动。1946年3月24日，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成立，沈同衡任理事。沈同衡在多家报刊发表了许多反内战要求民主的漫画，部分漫画被《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和美国《新群众》等外国报刊转载。《文汇报》还连载了沈同衡的一百幅诗配画《百艺图》。1947年2月初，沈同衡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求漫画同志》启事，收到一百余封来信，经斟酌录取70人后，沈同衡创办了“漫画工学团”并与团员保持通讯联系。漫画工学团每周日聚会一次。为避免被中国国民党特务发现，聚会地点常变，由沈同衡经朋友借到学校教室后写信通知团员。教员由沈同衡聘请，沈同衡和米谷、丁聪、张文元、余所亚等人先后讲课和辅导习作。1948年4月举办第一期《漫画月展》，当时中国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实行“戡乱”，沈同衡乃将月展定名《春梦图》，包括《野心家的好梦》（指美帝国主义）、《独裁者的美梦》（指蒋介石）、《人民的噩梦》三部分，共60幅漫画，揭露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1948年5月19日，第二期《漫画月展》名为《送葬曲》开始展出，揭露了“国民大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为刚上台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奏响了“送葬曲”。沈同衡率漫画工学团团员连夜装裱并写说明，天亮后送到交通大学容闳堂展出。上海市学联又连夜赶绘出一套《五四运动史》连环漫画，随《漫画月展》展出。1948年9月，沈同衡和米谷、丁聪等漫画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至香港。在香港，沈同衡参加了“人间画会”，并在该画会成立了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刊物。1949年8月28日，“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上海美协”）成立（成立后即改名“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简称“美协上海分会”），选举产生主席米谷，副主席沈同衡、张乐平，秘书长由沈同衡兼任。1953年，沈同衡调到北京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负责人。其间创作了大量新闻漫画。1956年，为配合试行“文艺作者职业化”，沈同衡改为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兼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当时，在周扬的一次讲话后，共有两人当了专业漫画家，即沈同衡和肖里。1957年反右运动中，沈同衡以“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定为“右派分子”。因此，沈同衡写的谈漫画创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为《漫画漫谈》出版，但是已编好的续集未能出版；沈同衡为晨光出版社编辑的《苏联漫画选》十册仅出两册便中断出版；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与青年同志谈漫画》以及同北京某出版社签约的《中国现代漫画家作品集》均未能出版。沈同衡被安排到《人民日报》社图片组整理照片资料，自此停止作画22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沈同衡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库尔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场被监督劳动，他带去的所有作品及参考资料共7大箱均被“造反派”毁灭。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沈同衡和妻子袁林编写出84万字的辞书《成语典故》。1979年，沈同衡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沈同衡从新疆回到北京的《人民日报》社，重新投入漫画创作中。《成语典故》一书出版后，先后五次再版，发行量100多万册，获全国首届优秀畅销书奖。

沈尹默：（1883年－1971年6月1日），原名君默，后改尹默，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中国书法家，早期尝试派诗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辅仁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期间为《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新诗作品多发表于《新青年》。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老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与沈尹默往来甚密，以所著《秋明集》二册奉赠。1940年居成都，作论书法诗《观履川家二音子作大字因赠》，《劝履川学书》，《学书一首叠竟字韵》。1943年撰《执笔五字法》,分清了五字执笔法与四字拔镫法的混淆。1946年抗日胜利，沈尹默东归，辞去星空委员。住上海虹口区海伦路。10月以后所作诗为《归来集》。1949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员。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书法与于右任并称“南沈北于”。1967年文革期间，因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進菜篮，让儿子在深夜拿出家门，倒進苏州河。1971年6月1日，文革中倍受迫害的沈尹默含冤去世。

沈知白：（1904年－1968年9月15日），原名登瀛，又名君闻、敦行。中国音乐学家。1928年9月起，一面工作，一面在工部局设立的师范学院就读，1931年12月毕业。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中期，刻苦自学音乐，并随当时在沪的3位外籍音乐家学习钢琴、音乐理论、戏剧理论及作曲等，其中以A．阿甫夏洛穆夫对他的影响较大。1940—1942年任上海沪江大学中西音乐史教授，并一度兼任上海苏联呼声电台音乐节目顾问。1944—1945年任中国歌舞剧社预问。1945—1948年任时代日报社艺术副刊编辑。1946年起受聘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开设中国音乐史和西洋音乐史等课程。4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支持進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研究室、上海音乐学院编译室和民族音乐系主任，并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50年代中期，主编音乐理论、技术丛书和音乐历史、传记丛书，并主持Ⅱ．H．多尔然斯基《简明音乐辞典》的翻译、出版工作。60年代初期，在编订新版《辞海》的工作中担任音乐学科主编，除亲自撰写、修订音乐词目释文外，还悉心培养新生力量，为提高《辞海》音乐学科释文质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理论著述有：《中国音乐史纲要》、《元代杂剧与南宋戏文》、《西洋音乐流传中国考略》、《中国音乐、诗歌与和声》等；译著有《民族音乐论》(R．沃恩•威廉斯著)、《配器法》(W．皮斯顿著)、《意大利歌剧的起源》(罗曼•罗兰著)、《萨尔瓦多•丹尼尔》 (法尔默著)等。他也从事音乐创作，作品有《管弦乐小组曲》、管弦乐《花之舞曲》、民乐合奏曲《洞仙舞》以及若干舞剧音乐和钢琴曲等。文革中不堪凌辱于1968年9月15日自杀。

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中国历史学家。据国立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回忆，沈元是其亲表弟，出生不到一岁父亲便因抗战之故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只留下沈元由奶奶带大，等到抗战胜利后，沈元才知道父亲已殉职，只有母亲和兄姐三人归还。1955年，沈元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期间，沈元刻苦研读，几无片刻休息。沈元亦曾关心时事。1956年，他在图书馆看到刊载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文报纸，遂将其主要内容译出并与同学议论。由于秘密报告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错误有其制度根源，沈元因此被当作极右学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运动时，沈元被划为“右派份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期间落下肝病。1961年，沈元“摘帽”之后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后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1962年，沈元的研究论文被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刘导生。刘导生又推介给历史学家、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黎澍和其他历史学家看过这些论文后皆感震惊，同声赞叹其为难遇之才。震动史学界的第一篇沈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在数篇沈作中选出在该刊发表，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探求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出汉代社会状况。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沈元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其后，沈元又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属于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和《马克屎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张玉楼”），受到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赏识，使得两文均被《人民日报》转载，前者得摘要一万字，后者则系全文。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复旦大学教授、经学家周予同更表示：“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然而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出名是白专压倒红专，副部长周扬遂指示学部调查，以贬抑“沈元道路”。然而丁守和对《马克屎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爱不忍弃，便只得建议沈元用笔名发表。即便如此，仍有联名信寄到毛泽东处，指责黎澍“吹捧右派”，直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而中宣部也指示“注意影响”，不让沈元再发文章为止。文革期间，沈元被多次批斗，未婚的夫人（亦是其表妹）也受到牵连，两人被赶出家门，无处藏身，连在杭州的姐姐也不敢接纳。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无路，以黑鞋油涂面扮装黑人欲進入某非洲国家驻华使馆，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枪决。时年32岁。

何满子：（1919年－2009年），原名孙承勋，著名杂文家。1949年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1949年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汲古说林》、《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杂文随笔集共三十余种。何满子7岁读《西游记》，10岁以文言文开笔写故事。在何满子18岁起，抗战、解放战争、反“右”、文革一个个运动接二连三，这位生于1919年的老先生一个都没落下。1949年中共党执政后，何满子来到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却被牵入胡风案中。1955年5月17日，何满子刚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铐，囚犯代号“1046”，“可我根本不认识胡风，且胡风问题只是文学学术问题。和我关在一起的人当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贾植芳、梅林、耿庸。”后来专案组跑遍全国，找不出一点毛病。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归自由。但在反“右”运动中，何满子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文革中，何满子又被遣送回富阳老家种地，直到1978年才又回沪。

何乃民：（1902年12月12日－1966年8月23 日），汽车研究专家。1915年考入北京第二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称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于1921年免考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考入法国里昂中央工业学院机械系学汽车，1925年毕业取得工程师文凭，在此期间还在里昂大学学习，获得数学单科文凭。毕业后在里昂汽车厂、巴黎雪铁龙汽车厂和修理部、西瑞汽车公司以及肃来（Saurer）汽车厂实习和工作，获得了许多汽车设计、制造、修理等方面的实际知识，1927年秋回国。回国后，他谢绝了洋行、商界的高薪聘请，从1928年起就选择了教书育人，发展中国汽车运输的道路。先在南京中央军校、辎重兵学校和南京汽车机务人员训练所教书，并提议“中国必须自己制造汽车”。于1935年2月先后去法国、英国、德国、苏联、美国等5国的10余个工厂考察和工作，并参观了当时在巴黎和德国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1937年回国后作了极为丰富的考察报告，同年10月写成了25万字的《现代汽车工业概况》一书，1940年2月出版。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国外现代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的书籍，在汽车界影响深远，对国内進一步推广汽车技术起到很大作用。他在考察报告中呼吁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建议采取：“与外人合资→自造零件，加上集中购买零件→自行装配”的技术路线。早在30年代何乃民对公路运输的重要性认识就很深刻，1935年在《高等汽车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吾人认为开放中国乡村富源、启发民众教育、增進社会经济均非与筑路、行驶汽车不为功。”其后又進一步阐明：“汽车运输好比血脉流通，是大多数民众日常所不可缺少，不论飞机铁道如何发达，汽车与民众交通的重要性不会减轻。……要使民众得到汽车运输的实惠，必须在最短期内先在各省间、各大城市间建成合乎世界标准的国道。……发挥国道效用和利益，必须在国营制度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举办汽车运输，使各地货物畅通，行旅称便，经济文化交流。”1958年起在交通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何乃民1963年当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同年当选为交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不幸于1966年8月去世，终年64岁。

何家槐：（1911年－1969年）笔名永修、先河等，中国作家。1918年入义乌稠川小学学习，国文甚佳。校长方志青常在师生面前夸奖他。曾有一老师听后不服，诘问道：“闻古人能一目十行，家槐比之如何?”方先生捋须笑曰：“一目三行。”1924年，何家槐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1929年发表作品，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时的小说风格朴素自然。1934年加入中共党。同年秋，他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部长。这时，王淑明担任宣传部长。这样，他和王淑明、徐懋庸三人组成了“左联”行政领导小组。不久，他又担任了“左联”闸北区委书记，领导“左联”作家编刊物、写文章，参加工人运动。这一年的9月18日，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九一八”纪念游行，何家槐担任领队。1936年春，“左联”解散后，革命文艺界就着手准备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何家槐与茅盾、王任叔、王统照、周立波等34人作为发起人，呼吁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何家槐和茅盾、郁达夫、洪深等110人一起签名参加这一协会，并被选为候补理事。6月15日，他与鲁迅、巴金、曹禺、吴组缃等63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淞沪。何家槐参加由钱亦石、杜国庠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翌年受中共党的派遣，奉命到国民党军队中做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起初担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编印股股长，后到由张发奎任司令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任秘书。期间编辑了《张发奎将军抗日言论集》一书。1946年春，国民党宪兵特务欲将他逮捕，由于得到张的掩护，得以“复员”名义携妻带子自广州潜回家乡义乌，蛰居花厅译著。下半年在义亭大成中学任教。初冬，何家槐胃溃疡复发，大量吐血，生命垂危，而又无钱医治。只好托人在《文汇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向外界求援。中共党得知后，让人寄钱《文汇报》转交给何家槐。1958年9月赴波兰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讲学。1964年9月调广州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和广东省文联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说集《恶行》、《暧昧》、《竹布衫》、《寒夜集》以及散文集《怀旧集》、《稻粱集》、《旅欧随笔》，杂文集《冒烟集》、《寸心集》，文学评论集《一年集》、《故事新编及其它》、《海淀集》、《鲁迅作品讲话》，译著有《小说与人民》、《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论俄国作家》等。1966年初夏，被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而遭批斗。其后迫害不断加剧。1969年2月在监禁中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9年。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1968年4月14日），笔名何畏。中国作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社会学系。1921年，创造社同人，与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郭沫若等创办内部刊物《green》。1926年9月参加创造社广州大会，选为创造社出版总部第一届监察委员。1930年创造社刊物改变方向而随从参加左联。1932年，加入中共党。1938年，進入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45年，参加国共谈判，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共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等，从德文原版翻译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包括《法律家射秽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和《马克屎、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的全面教育》等著作。1968年4月14日，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于批斗中被殴打致死。

何万福：（１９０５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６１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袢连着，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沈湖。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等。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现鲁东大学）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他早年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充满个性的光芒。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1938年入延安，加入中共党，任“鲁艺”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此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基本放弃创作（但仍创作了象《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的作品），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邵鹤亭：（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６年９月），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留学回国，担任常州中学校长。1935年至1938年担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后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中大、复旦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兼科长，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务。中共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着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鹤亭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鹤亭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批斗者让邵鹤亭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鹤亭不堪其辱，且他已经接到通知到劳改队去报到，邵鹤亭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荃麟：（1906年－1971年）。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麟、力夫、契若。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不当阔少爷，宁做革命人。”出自他口。1926年，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和中共党，并开始从事共青团和中共党的相关工作。1928年1月，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担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出狱后在浙江、贵州、重庆等地做宣传工作。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在杭州、金华、丽水等地参与领导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并编印刊物。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進》、《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1944年，担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1946年，赴香港出任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49年，调往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计划局长。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喜酒》，剧本《麒麟寨》，翻译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评论选集》。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他的这一论点被说成是主张用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被诬为“黑八论”之一。他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监狱中。

邵洵美：（1906年－1968年5月5日），原名邵云龙。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同仁中有＂孟尝君＂之称谓。1924年春留学剑桥大学经济系。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未拿学位即回国。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3个月。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同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1933年萧伯纳受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之邀赴上海，因笔会仅有名义而无经费，时任分会秘书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银圆，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馆招待吃素的萧伯纳。但后来报纸报导赴宴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没提邵洵美。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项美丽翻译，序文为邵自译）。1949年《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印刷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1950年迁居北京，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经营。邵洵美作品有：天堂与五月（诗集）1927，花一般的罪恶（诗集）1928，一朵朵玫瑰（诗集）1928，火与肉（论文）1928，诗二十五首（诗集）1936，论幽默（文论）编选，1949等。另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1966年文革中再遭迫害抄家，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1968年5月5日病逝。

苏青：（1914年－1982年），女，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因内容不避谈性事，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進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苏青一向直言不讳，用词犀利，时有惊人之语。胡兰成曾评价其文章风格：“苏青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无禁忌的。” 苏青亦曾在《谈女人》中大胆断言：“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 苏青在世时一度与其相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齐名，时称“苏张”。张爱玲曾如此评论苏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苏青亦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然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更受到后世重视，苏青与之相比则较少被提起。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苏阿芒：（1936年11月－1990年9月23日），中国诗人，作家，翻译家。自学21门外语，通晓世界语、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波兰语、瑞典语、捷克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挪威语等21种语言。并用20多种文字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作品。1936年11月生于安徽石台，1936年随父母寓居天津，五岁时学习日语，9岁学习英语，14岁学习俄语，13岁时第一次用中文写诗。19岁时用外语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后，1954-1966年间在事业单位从事英语教研与翻译工作。1957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此后历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博物馆馆长，国际世界语文学《世界文学》特约撰稿人，国际世界语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等职。作品有《来自中国的诗（上下册）》（意大利语）1979、《夏日的悲歌》（世界语）1982、《迟开的素馨花》（汉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966年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4月被捕入狱。1979年1月平反释放，同年3月，被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外文编辑一职。但因在文革期间迫害致残，出狱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90年9月23日病逝于天津。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国著名黄梅戏演员，乳名鸿六儿，曾用名黛峰，严十岁开始学唱黄梅调，为族人所不容。后跟随严云高学戏，取艺名凤英。起初扮演彩女、丫环，转演于宿松、望江、石台县。后又从艺于著名花旦丁永泉。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1947年学唱京剧，后来又拜白云生为师学唱昆曲。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后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1949年，安徽省为了发展黄梅戏，邀请严凤英回到安庆。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在1952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华东戏曲会演，严凤英以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和折子戏《路遇》（《天仙配》）闻名沪上，获得广泛赞誉，时年22岁。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以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中共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安徽省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1954年），严在剧中饰演七仙女。先后有一亿多人观看了这个影片，创造了当时戏曲影片上座的最高纪录，严也因此扬名全国。后又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1958年）、《牛郎织女》（1963年）等，均获得很高赞誉。文革初期，严凤英在＂新中国＂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惨遭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还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惨不忍睹。

严独鹤：（1889年－1968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笔名独鹤、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报人。严独鹤14岁中秀才。次年，進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后升入广方言馆习法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19岁丧父，离校就业，赡养全家。初任上海南区小学教师，后赴江西上饶广信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回沪任兵工学校文牍员。1913年，進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并从事文艺创作。时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延聘严独鹤和平海澜等编辑英语书刊。自1914年起，严独鹤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笔政长达30余年，编有《快活林》、《新园林》等，以“独鹤”之名，立足于《新闻报》的读者定位，同时结合副刊特点，每天亲撰一篇“谈话”，积万余篇，多为针砭时弊之文，得到读者的赞赏。1931年，任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副刊主编，后又兼任《新闻夜报》总编辑。《新闻报》副刊原名《庄谐录》，严独鹤接编后更名《快活林》。他在新闻报最快意之事，是从1929年起在所编《快活林》上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既有趣味性，又有时代感，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拥有众多读者。小说一出，使张恨水名满天下，成为南北妇孺皆知的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异数。此外，严独鹤不仅首开副刊办言论之风，而且还以今天的品牌理念来经营这个栏目，这种意识体现在“谈话”的延续性与持久性中。“谈话”栏自1914年《快活林》创刊始，每日一篇，其间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断过几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坚持。解放后，严独鹤参与筹建上海新闻图书馆并主持工作。历任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解放日报》编辑顾问。出席第二届全国文代会。1968年文革中遭残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钱德富，笔名阿英、钱杏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阿英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同年到上海。他与蒋光慈、孟超等人发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联”和“文总”常委。1933年为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先后与夏衍、郑伯奇、郑正秋等合作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1941年冬阿英到苏北，在新四军从事文艺、新闻和统战工作。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后，毛泽东要去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以此为主题進行创作，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中共国成立后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主要从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撰写。阿英曾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症去世，终年77岁。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阿垄：（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陈守梅。中国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又名陈亦门。"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垄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垄。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垄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中共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垄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進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垄语）。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垄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经黄埔同学介绍，他進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中共党提供了大量情报。1950年3月，阿垄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垄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阿垄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1955年5月，阿垄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垄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最后判决阿垄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垄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体学家、金属物理学家。作为我国资深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结晶学研究的基础而加载科学史册，并赢得了“国际第一流结晶学家”的美誉。4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抽气式X光机，1950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支医用封闭式X光管。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当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结束，并准备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时，突然从国内传来了中共军队渡过大江的喜讯。惊喜、振奋之下，他把去波士顿的事完全抛在了脑后，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飞机。他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国的家眷，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第一艘开往中共国的轮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共国的开国大典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开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上，余瑞璜提出了发展半导体、电子学及钛与其他轻金属的合金等3个科学项目的建议，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余瑞璜凭著爱国知识分子的至诚和天真，发表的“四类干部论”被认为是攻击、诬蔑党的领导干部，与“余、丁、徐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丁则良、徐利治于1958年4月均被定为“右派”。他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撤消了校内外一切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北京大学掀起狂澜，吉林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余瑞璜当然不能幸免，他先于1969年秋，下放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劳动改造，后来又下放到伊通县板石庙公社落户。从此消声匿迹。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留美学习戏剧学，1935年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余上沅被关押一年。杨帆（石蕴华）曾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师，曾是余上沅的学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冲击，是日因癌症得不到治疗，体力枯竭而死，终年74岁。

孟君谋：(1903年－1969年12月12日)，中国电影事业家。曾在上海洋行当学徒,业余时间到青年会夜中学读书，并加入青年会,结识应云卫，一起参加少年宣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活动。1923年参加戏剧协社，从事剧务工作。1924年 8月，考進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国语师范学校。1925年10月，经洪深介绍進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转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于蔡楚生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缺一位剧务，孟君谋应邀進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蔡楚生的助手；后又负责《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剧务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夏云瑚等组织影人剧团，到后方宣传抗日。1941年，负责中华剧艺社后勤工作。1942年進中央电影摄影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参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共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处副处长；1953年为拍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积极筹备器材，保证影片的摄制完成。1954年 6月，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对发展射秽主义科学教育电影事业作出有益贡献。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犹如晴天霹雳，从天而降！影片编导孙瑜和主演赵丹以及制片主任孟君谋等都吓傻了眼，心想闯了祸！孟君谋回忆当年在重庆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孙瑜推荐“武训办学”的崇高精神，并希望将武训的一生拍成电影。如今被说成是“反动的”，孟君谋一时搞不懂，但有一点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会＂，必须“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与大家一起参加文艺整风“学习班”，写交代检查，牢记“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电影”的教导。然而好景不长，时光不紧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孟君谋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厂，美其名曰“参加运动，接受批评”，把他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开始还允许下班回家，随着运动不断升级，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谋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关在厂内，强迫写检查交代。斥责孟君谋“交代不老实”“检查不彻底”，长期独自一人被关押在厂内设立的牢房里，有病不让治，有话无处说，以致把孟君谋折磨得全身瘫痪了，也不通知家属，丧尽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肮脏不堪、极度寒冷的孤牢里喘息挣扎，直到他一个亲人也没见到，一句话也没留下，活活被病死、饿死、冻死在文革所设的人间地狱里，此时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权，中国新闻记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范长江，两人相约一起当旅行记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讯，与范长江共同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此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来到中国西北访问。许多亲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宣传延安，促使中国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党政权。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发表《南口迂回线上》、《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等战地通讯。他在《大战平型关》的通讯中提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但实质上只是偏重替共党宣传鼓动。从他在家书中自称 “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可知其亲共立场。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访问了毛泽东，将与毛泽东的谈话发为专电，向国内外宣传鼓吹“中共党抗战到底的决心”。离开延安之时，毛主席赠送孟秋江马列主义书籍。1937年11月11日，国军在日军压境下不得不弃守太原，孟秋江随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彭雪枫，以及国军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等人同坐一辆军车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写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随着国共关系趋于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孟秋江领导青年记者们贯彻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所谓“抗日、团结、民主”，专门组织力量宣传中共领导的军队击退日军、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率军收复南宁、爱国人士陈嘉庚抗日救国事迹。抗战胜利前夕，孟秋江按照党的指示南下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安排以“青记”、“国新社”成员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進步人士進入《文汇报》工作。孟秋江还担任《文萃》总经理，《文萃》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形成了很强的作者队伍。经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吴晗、田汉、许广平、姚溱、胡绳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来指示孟秋江、杨刚随中共军部队進入天津，接管《大公报》，改组为《進步日报》，孟秋江担任《進步日报》经理。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進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于非命（千家驹称其是自杀身亡）。身后没有留下钱财，也没有子女。

邹岳生：（1896年－1966年），公路、铁路工程师。1924年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担任主任工程师。早年，他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担任公路局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及总段长之职，由于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线的实干精神，在同行中获得“公路巨子”的美誉。1935年3月任行营公路处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师兼总段长，1936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湘桂黔公路、铁路工程师、副主任兼测量总队长等职。1938年10月—1945年先后任滇缅铁路多处工程处处长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以上均摘自他的自传和有关档案材料）。抗战期间，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铁路、机场，包括著名的贵州“二十四道拐”等战略工程。抗战胜利后，邹岳生担任浙赣铁路南春段工程处处长兼办事处主任三年多。1949年邹岳生拒绝一些上司、好友前往台湾的劝告，坚守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铁路完好地交付给了中共党。此后，他调任上海铁路局正工程师,还担任湘黔铁路测量总队长和集白线第二测量总队长之职。三反五反运动时被诬陷贪污，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被遣返回原籍。文革开始后又遭受迫害，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终年70岁。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师从陈寅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同时他努力向师母唐筼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而此时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進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沃渣：(1905年－1973年)，原名程振兴，擅长版画。幼年喜爱绘画，中学毕业后，沃渣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绘画系，一年后又转入上海新华美专西画系。1926 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沃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叛徒出卖，在杭州被捕，监押4年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沃渣再到上海新华美专复学，在校参加研究木刻艺术的“野风会”。1933年春，沃渣和陈烟桥等发起组织“野穗木刻会”和“涛空画会”，编辑出版《木版画》。1935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沃渣以《旱年》、《水灾》、《暴动前夕》等版画，求教于鲁迅先生。从此开始鲁迅先生交往，并得到教导。1937年10月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主任。在延安创作大型木刻《向七大献礼》(这幅作品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同年加入中共党。曾与江丰、野夫、温涛刻印、编辑《铁马版画》，同时为史沫特莱主办的《中国呼声》刻插图。1938 年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主任。1945 年随军到达晋察冀边区张家口，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美协主席。1946年任东北画报社创作部部长。1956年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荣宝斋经理等。作品有木刻《旱年》、《水灾》及《五谷丰登》、《把牲口夺回来》等。在文革中，几经折磨，身患重病，含冤去世。

岑家梧：(1912年－1966年)，中国当代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由于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天资聪颖的岑家梧从小刻苦自砺，每天鸡一报晓就爬起床读书，并持之以恒，在乡里小有名气。1926年，他14岁时不得不辍学而随乡人到广州找工作，后因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才得以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入读初中。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進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馆内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他的视野随着知识的增進而更为开阔了。他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同时开始给报刊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1931年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初夏，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东渡扶桑，進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此三本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随着中山大学迁校云南，他便开始了对云南东南部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1940年调查结束。1945年抗战胜利，岑家梧于次年春天回到广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国。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進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家梧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了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题》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上。著有《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西南文化论丛》、《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过去》、《劬燕集》、《中国艺术论集》、《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学术著作。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时年54岁。

汪子美：(1913年－2002年7月22日)，漫画家。幼随父学画，1931年在天津美术馆進修，1933年在上海从事漫画创作，其间，汪子美创作的彩色肖像漫画《漫画界重阳登高图》，以细腻的手法，将发起这次展览的部分筹备委员、19位骨干分子刻画得惟妙惟肖，非常传神。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一股炽热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漫画，刊登在《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刊物上，他由上海到南京，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到长沙，由长沙到桂林，又由桂林到重庆。在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岁月里，他与人民同疾苦、共患难，大声疾呼民族抗战。1945年春，他与高龙生联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近100幅《幻想曲》漫画展，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给予无情揭露和鞭挞。1946年为《大公报》、《新民报》编漫画刊和万象十日画刊。1949年后在重庆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1949年后，汪子美先后在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工作，曾任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他一方面忙于美协的行政工作，团结和帮助当地的美术工作者理解党的政策，接受党的领导；一方面努力配合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为报纸杂志画了大量的漫画和宣传画，并为一些图书和刊物画封面和插图。1957年3月，他和柳青、宋克君、谭遥、高龙生、岑学恭、邱成久七人成立了“辛社”同人团体，没来得及发展，就被打成了右派集团。1958年4月，汪子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1978年对“辛社”七人给予“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名誉”。他从1980年7月开始任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这时他已年近古稀，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再也不能画画了。
远千里：（1915年－1968年6月22日），原名远保坤，又名远秀峰。我国现代诗人，作家。1930年，远千里考入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他酷爱文学，尤其热爱诗歌，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被解散，远千里到北平中华中学继续读书。后来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诗歌创作而弃学。在这期间，他阅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诗人的作品，進步很快。1935年考入北平河北省电政管理局当电线技工，又曾到重庆，成都等地工作。1938年四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自卫》报社担任记者，不久，到冀中军区新世纪剧社担任创作组组长，做过《歌与剧》、《新世纪诗刊》、《诗与画》等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以后，又调任冀中七分区《战地报》负责兼前進剧社导演。于1943年1月加人中共党。后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随军记者，冀中军区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河北日报》副刊组长，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6年起，他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文革开始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黑线人物”，受尽迫害。1968年6月22日在关押中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时年53岁。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中学毕业后，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5年，束星北转学到山东齐鲁大学物理系。1926年，经同学引荐，束星北考進了美国堪萨斯州贝克大学物理系。后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这期间，他常常出入于各种华人社团组织，先后加入过美国共党、中共党（其实只是当地一个华人政治组织）和一个自称是三Q党的组织。1927年7月，束星北离开美国，经日本、朝鲜、满洲里，莫斯科、华沙到柏林、汉诺威、汉堡等地，最后来到英国。1928年10月，進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束星北来到剑桥大学，同年8月，他被爱丁顿博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1931年8月，束星北获科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束星北在母亲催促下回国与葛楚华结婚。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应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张绍忠的的邀请，束星北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擅自挪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专款，物理系教授张绍忠、何增禄、朱福炘、束星北等人愤然离校。1935年8月，他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兼职。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将因抗议前任校长郭任远而辞职的教授请回学校，同年8月，束星北回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他晋升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与谢立惠、陈维昆、束慰曾一起参与雷达的研制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离开重庆军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并随学校回迁杭州。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打成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束星北被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束星北被编入劳改队到青岛月子口水库水利工地强行劳改。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管制劳动。1965年，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手稿，该专著最终在1995年付梓。文革开始后，被安排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1978年5月，束星北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丽尼：（1909年－1968年8月3日），原名郭安仁。文学翻译家。丽尼小时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不幸的是这个外国小女孩早早夭折了，他为她写下了《月季花之献》《失去》《拉丽山达》等散文诗篇。如同冰心所说，这些作品“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一个年少，一个黄金时代之梦，一经过去，就再也没有回返的时候了。”为了纪念她，他用她名字的译音“丽尼”作为自己的笔名。中学毕业后，丽尼先是到了上海，一度在上海劳动大学当旁听生。因为他的英语基础好，不久就辗转到泉州黎明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在泉州，这位诗人爱上了一位华侨的女儿。不久，他们的恋情被女孩子家里知道，遭到了干涉。女孩子将被迫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一位有钱士绅结婚，这个男子就是这所学校的校董。丽尼不得不离校出走，可是，女孩子竟然在结婚前夕跑到鼓浪屿找到他。然而，一文不名的散文诗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带着她去往天涯海角，他辞谢了她的爱……巴金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就是以丽尼的这段经历为原型写成的。离开泉州之后，丽尼回到故乡在武汉美专教书，不料相似的一幕又在这位散文诗人身上重演。在武汉美专，他与一个已有未婚夫的女学生相爱。女学生姓许，未婚夫在国外留学。他们的恋爱同样遭到女方父亲反对，但是这个女孩没有屈服，逃出家门，拿到一张开往南京的船票。在南京的朋友们帮助了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结了婚……这个女孩就是丽尼的夫人许严。丽尼和许严一起度过了此后许多颠沛流离的日子。丽尼除了教书、译书，还写下不少清丽的散文名作。写于抗战时期的《江南的记忆》，巴金曾一再称道。1930年，丽尼到上海后就参加了“左联”，和巴金、吴朗西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早期的《黄昏之献》（1935年）、《鹰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三集散文也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抗战爆发后，丽尼回到武汉，在战时的一个军事译著机构担任翻译，几乎中断了文学创作生涯。1952年10月1日，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组建，社长胡青坡，副社长兼总编辑由郭安仁即丽尼担任。1954年，中南行政大区撤消后，中南人民出版社、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中南工人出版社、武汉通俗出版社等统一调整合并，组建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晚年的丽尼一个人在南方的暨南大学任教，夫人许严和女儿留在北京工作。文革期间，他遭受到迫害，天天要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老伴获准可以来广州照料他的生活，他请了假去车站接人。可是，到了车站，他远远地看见老伴正被两个人押著。如果不仔细辨认，丽尼几乎认不出她就是许严。当许严看见丽尼认出她，正要向她走过来时，竟然大叫了一声：“还不快走！”这是这对已经多年未见面的老夫妻在车站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为了保全丽尼，这位女性宁肯承担所有折磨，就这样和自己最亲爱的人永别了！1968年夏天，丽尼在酷暑中劳作过度晕倒在地，第二天就告别了人世。他的遗物里有一套俄文版《屠格涅夫全集》。终年59岁。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温州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1940年3月，经冯增荣介绍，14岁的谷超豪加入中共党，10月转为正式党员。1941年4月，日军占领温州，谷超豪随温州中学逃到青田白巖，并参加温州中学剧团赴丽水演出抗日话剧，他在其中任后勤工作。1942年7月11日，日军再次占领温州，谷超豪避难茶山。1942年秋，日军撤离后，温州中学迁返温州市区，谷超豪任中共温州中学支部组织委员。1943年1月，温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中共温州中学支部书记何生被捕，谷超豪的组织关系就此中断。同年考進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1944年暑假回温州，9月温州被日军第三次占领，谷超豪逃到茶山，后困在温州城里。1945年任家庭教师，10月，返回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复学。1945年12月，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返杭州，迁校期间谷超豪返回温州。1946年初，到杭州继续在浙江大学学习。1946年4月，与浙江大学同学吴士濂、薛天士发起成立“求是学社”，任社长。同年，谷超豪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数学系代表，筹编《求是周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机关报）。1947年参加苏步青、陈建功各自主持的微分几何、函数论的讨论班。1948年4月，谷超豪在浙江大学重新加入中共党，10月转为正式党员。1950年1月，谷超豪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文化局科普科科长。8月，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成为全国科普协会发起者之一。1952年参加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升为讲师。1952年6月，在上海参加了留苏预备生考试，后因为政审没有过关，未能获准出国。1962年10月，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65年，谷超豪赴上海县梅陇公社朱行大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回复旦大学接受批判。1967年到1969年，遭受批判并在复旦大学劳动，曾至横沙岛、宝山县罗店公社徐家宅大队劳动。1970年至1971年，继续受批判，并被分配至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参与整理数学、物理资料，直至文革结束。

应云卫：（1904年9月17日－1967年1月16日），导演、编剧、演员。1921年，与谷剑尘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戏剧协社，从事“爱美剧”运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進入艺华影业公司。1933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执导了话剧《怒吼吧！中国》。1934年，加入电通影业公司；同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桃李劫》。1935年，执导由胡萍、尚冠武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时势英雄》。1936年，担任上海明星公司二场导演兼场务主任，并执导了革命电影《生死同心》。1937年8月，担任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三队和四队的总队长。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应云卫担任了第三厅戏剧科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同年，执导话剧《原野》；随后，执导由袁牧之、陈波儿搭档主演的战争电影《八百壮士》。1940年，执导由周伯勋、吴茵合作主演的抗日电影《塞上风云》。1941年，“皖南事变”后，应云卫与陈白尘、孟君谋等在重庆组织進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担任理事长，并执导了抗战电影《大地回春》；4月，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進步剧团“中华剧艺社”草创成立，应云卫应邀担任理事长。1942年，组织重庆戏剧界演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1943年2月24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首场演出话剧《复活》。1946年，担任国泰影业公司的场务主任；3月，在重庆和现代戏剧协会合作首演陈白尘的话剧《升官图》。1947年，与吴天联合执导由苏绘、冯喆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忆江南》，同年执导由秦怡、姜明、周峰联袂主演的剧情电影《无名氏》。1948年，执导由袁雪芬、黄宗英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与吴天联合执导剧情电影《一帆风顺》。1949年，执导剧情电影《喜迎春》，影片围绕着一个普通家庭的痛苦与欢乐，提出了对于社会恶势力必须進行抗争的主题。1950年，与杨小仲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妇女春秋》，该片由沈亚伦、周伯勋共同主演。1951年，执导由朱莎、袁灵云、顾德刚联合主演的剧情电影《再生凤凰》。1954年，执导由魏鹤龄、蓝谷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不能走那条路》。1956年，执导戏曲电影《宋士杰》，该片讲述了宋士杰打抱不平为民告状申冤，行侠仗义的故事。1960年，执导由王文娟、徐玉兰合作主演的越剧电影《追鱼》；同年，执导由王爱勤、曹蓉芳合作主演的戏曲电影《斗诗亭》。1961年，执导戏曲电影《周信芳的舞台艺术》。1963年，执导由盖叫天、张佑福共同主演的戏曲电影《武松》。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1月16日，患有心脏病的应云卫遭到批斗，死于沿途的游斗途中。

巫宁坤：（1920年9月－），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46年9月，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批评。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事英语教学。临行前，室友李政道为其整理行李。他邀李政道共同回国服务，李说他不愿回去被洗脑。回国后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曾经在《英语世界》发表一些英文散文，诗歌和翻译，包括他英译的方励之的《重访卡普里》。巫宁坤中英文俱佳。黄灿然(诗人、翻译家)认为他翻译为中文的有些诗歌译文质量优于余光中的翻译。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后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泪》。作为翻译家，他的著名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白求恩传》。1954年起，开始受到批评批判，后一度恢复工作。燕京大学被拆分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在南开任教期间与李怡楷结婚。1957年“双百运动”时因批评时政，在反右运动时被打倒。文革开始后继续受到各种批斗、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职工待遇，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初，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以贵宾待遇欢迎回国，提出见巫宁坤时，上方叫巫别说对党国不利的话。他见到李政道后，心理不禁叹息：若李听他的话一同回国，这世界就少一个获诺奖的科学家，可能再多一个右派了。不久，偕夫人和儿女离开中国，重返美国定居。

来新夏：（1923年7月21日－2014年3月31日），号弢盦，书斋名“邃谷”，当代中国知名文史学者。在北洋军阀史、方志学、图书文献学领域有着杰出贡献。1929年，七岁的来新夏因父亲供职天津北宁铁路局而随母北上，9月初入扶轮小学就读。1931年9月间，因父亲工作变动，来新夏随母亲暂返萧山，寄居西兴镇外祖家，在铁陵关小学读三年级。1932年9月，父亲仍在天津供职，随母亲返回天津，在究真中学附属小学。1933年，6月中父亲就职昆山，7月初来新夏随母迁往昆山，8月底父亲转去南京铁道部任职，全家迁往南京，来新夏转入南京新菜市小学就读。1934年起，祖父从《古文观止》中选出部分篇章编为《古文选钞》，来新夏开始学习《古文选钞》。1935年6月于南京新菜市小学毕业后，9月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936年4月，父亲回天津北宁铁路局供职，母亲与二弟来新阳随行，来新夏因期中转学不便而寄宿中学宿舍，由于无人管束，来新夏经常旷课，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以致学期结束两门课程不及格，来新夏只身北上，因学业不佳受父母冷遇逾月。1936年9月，入究真中学读书，重读初中一年级，来新夏自此发奋学习，从此至大学毕业，成绩未出前三。1937年7月底，因日军侵华，全家逃难，8月间全家居于法租界，9月，考入旅津广东中学读书。1939年，来新夏修完了《古文选钞》，开始学习《古文观止》，9月升入高中，后在国文老师谢国捷（谢国桢六弟）指导下完成了其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的初稿。1940年10月，全家迁入楼房，来新夏命名为“邃谷楼”，并撰《邃谷楼记》交予祖父修订，自此后来新夏虽然居所不定，但书斋始终名为“邃谷”。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期间得到了陈垣、张星烺、启功、余嘉锡、朱师辙、柴德赓、赵光贤等人的指点，每年均以全班第一名成绩得“勤”字奖章与奖学金，跨系选修了余嘉锡的《目录学》课程，并与国文老师启功结下了亲密师生关系。1946年2月，来新夏因已有家室，且毕业论文基本完成，意图小补生计，经好友陈锹介绍，在世界科学社的《文艺与生活》杂志任助理编辑至6月，参与第1期到第3期编稿工作，5月从辅仁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汉唐改元释例》由时任校长的陈垣亲自指导。毕业后，短暂失业，1947年2月，经亲友介绍在在华北兴业公司担任文秘工作，收入仅供一人生活，半年后公司倒闭，下半年仍赋闲在家。1948年，来新夏应聘至天津新学中学任教师。1949年3月，来新夏与同事张公骕（张之万嫡孙）被华北民主青年联合会推荐，接受南下工作培训，進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来新夏受到革命热情鼓舞，一度改名“禹一宁”，以列宁自居。同年9月，培训期满后，来新夏被副校长范文澜挑选入其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并成为其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1949年建国后，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来新夏任研究实习员，开始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并对北洋军阀史产生兴趣。1951年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缪与范文澜商定，来新夏進入南开大学任教，并替代了一度赴朝鲜慰问的吴廷缪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任务，逐渐由助教升为历史学教授。来南开后，来新夏继续在北洋军阀史上的研究，并于1952年在《历史教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讲课记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正式進入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不久，来新夏受命筹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在天津地区搜集了许多资料，但后因人事变动而中断。经荣孟源推荐，来新夏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开始撰写北洋军阀史专著。1957年，来新夏完成、出版了《北洋军阀史略》，并引起了海外学者注意，明治大学巖崎富久男教授将其翻译为日语引入日本。1958年6月，中华书局将《林则徐全集》全部书稿交予来新夏审阅以便出版，来新夏见资料丰富开始着手编写《林则徐年谱》。1960年9月，来新夏因曾在《文艺与生活》杂志工作在审干运动中被“内控”长达十八年，期间被剥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也无法撰写署名文章。之后，来新夏开始修订《林则徐年谱》，1961年将初稿30万字修订完成，1962年完成了50万字的《清人年谱知见录》和《结网录》等草稿本，1964年在《清人年谱知见录》基础上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7日蔓延至南开大学，来新夏和郑天挺等十七人被当作南开大学首批牛鬼蛇神被剥夺人身权利，开始劳动改造，8月中下旬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毁坏了其藏书及《林则徐年谱》《清人年谱知见录》《结网录》《清人笔记随录》等手稿。1970年农历生日当天，来新夏被勒令携妻李贞到天津南郊区太平村公社翟庄子大队插队落户，只有巩绍英亲自来送，并勉励其重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下放后，来新夏每晚整理残稿《林则徐年谱》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73年2月，因《林则徐年谱》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残稿基本整理完成，开始编写《古典目录学浅说》，次年3月基本编写完成。1974年9月，来新夏返回天津，被安置学校农场由牲口棚改造的简易平房内，年余方才迁入校内。1976年，调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1978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宣布为来新夏和郑天挺等受迫害的十七人平反。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女，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1939年演《扈家庄》而走红。1940年，与家人合演影片《三娘教子》，其他参演影片包括《逃婚》、《红楼二尤》等影片。1943年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3年，参加上海代表团赴朝鲜的慰问演出。回国后言慧珠将朝鲜名剧《春香传》改编，演出获好评。言慧珠还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進行改编，并在中国大戏院成功演出。后言慧珠成立了“言剧团”，并购置了华园。而在当时的剧团国营风潮中，言慧珠公开表示不感兴趣。1954年，言慧珠试图参加体制改革后的北京京剧团，未果后，被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受排挤，《春香传》被停演。其参加演出的梅兰芳艺术影片拍摄被删除。1955年3月初，言慧珠服安眠药自杀，被救活。1956年5月，加入上海京剧院，与李玉茹、童芷苓均为二级演员。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言慧珠只演出了十三场戏。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鉆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爱新觉罗氏，字符白（或作元伯），中国古典文献学家。集教育家、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曾任职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美术教师、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职务。今日，他的字迹被方正公司制成电脑汉字字体的方正启体。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劄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其《启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先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字课、临写等。《启功全集》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鉴赏价值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因身为清朝宗室后裔，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列为“牛鬼蛇神”之中，遭受不断审查与批斗。由于他精通书法，又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1978年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邱椿：（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教育家。1911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后转入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肄业。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4年后升入高等科，1920年7月毕业。期间，在北京参加了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秋，留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两年后毕业，获该校教育学士学位。1922年9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两年后毕业，先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1月，留学德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1925年10月，邱椿归国后，一直任教至1939年春。曾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教授。期间，于1927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1933年10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手工教育；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1939年春，邱椿被委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参与审查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报告。同年秋，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丧事就绪，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筹建中正大学，被委为筹备委员兼中正大学名誉教授。接着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委员。1940年由熊式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几年间，他名为省府委员，却很少参加省府委员会议。1944年11月，邱椿远涉重洋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教育的夙愿，于1946年春归国。当即由青年党推荐他为国民党政府发表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未就，并自动脱离国民党。旋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至1950年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现代教育学说。著有《英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邱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迫害。１９６６年９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卫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椿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 ”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６９岁。　　

良卿法师：（1896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字良卿，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1916年在河南灵山寺出家，循序升至监院。1931年受请出任洛阳白马寺住持。1948年起出门参访游化。1953年受请出任法门寺住持。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将法门寺洗劫一空，后来又要挖掘破坏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宫。法师再三劝阻无效，乃置身于柴草之上，点火自焚，以身殉佛，阻止了红卫兵的破坏。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1941年，周华章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学硕士。1944年发表《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一文。1948年，周华章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出国考试。1949年春，周华章由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1952年8月，周华章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因美国弥漫麦卡锡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了该批中国留学生，故周华章并未立即获得回国签证。1953年1月，美国政府准予周华章归国。回国后，周华章的工作与其专业不太对口。他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3月18日，周华章致信中宣部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于光远，要求调换工作，信中称：－－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又，我是民盟盟员。2．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经于光远介绍，周华章被调到清华大学。同年，为配合“两弹一星”研究，钱学森和许国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OR研究组，同时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自动控制系，并在其下筹组运筹学专业，许国志设计教学大纲及课程，周华章负责教学工作。经周华章筹划，清华大学成立运筹一班、运筹二班，成为最早的运筹学本科班级。周华章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在该所运筹室和许国志、刘源张共同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间，中共国甚至掀起了推广运筹学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为结束清华大学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迟群（8341部队科长）、谢静宜（机要员）率“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驻清华大学两派進行武斗的校区。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9月30日自杀。

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计算机专家。1946年，周寿宪获得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周寿宪赴美国留学。1949年和1951年，周寿宪先后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曾经研究过磁心移位寄存器。1955年，周寿宪回国。回国后，被分至清华大学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编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56年，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开始制定。经中国科学院夏培肃推荐，周寿宪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 “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任职，在华罗庚的领导下参与制定规划。规划制定工作结束后的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周寿宪任委员。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中国首个赴苏联的计算机考察团，由15人组成。周寿宪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通用机研究室考察，同年底归国。回国后，周寿宪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职。不久，周寿宪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负责教授《脉冲技术》、《计算机原理》等课。到清华大学后，周寿宪参加工程项目。在112型计算机（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项目中，周寿宪参加了晶体管单位线路的定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寿宪被作为美国特务批斗，遭到残酷迫害。后来，周寿宪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疾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导致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字子兢，中国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并攻读冶金专业研究生，1915年获硕士学位。为了中国早日有钢铁，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及美国摩尔公司的重金聘请，于同年8月回国。1916年3月，由《申报》主编史量才推荐，任建筑新馆、安装机器的工程师。1917年2月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任江西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19年8月，受康乃尔大学同学任鸿隽之邀任四川炼钢厂总工程师。与任鸿隽去美国摩尔电炉公司采购设备，1921年底回国，经上海时四川政局生变，所购设备在重庆搁浅。与王季同筹资在上海天通庵创办大效机械厂。后来在中央硏究院设计出当时全国最好的棉纺织机器。1922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1924年任教务长。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组，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在上海设钢铁试验工场，并决定工程研究所和中大工学院合建陶瓷试验工场。中共国成立前夕，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后任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硅酸盐化学所所长等职，对中国冶金、陶瓷领域的工程研究以及钢铁工业的技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33年，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铸件。周为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進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和生产者之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多次授意周仁，将研究所迁往台湾，周仁便以选择地方，暂缓搬迁为由顶着。中共進驻上海前夕，朱家骅两次亲笔写信，限令周仁等速去台湾，周仁以“献身科学、保全科研设备”为由拒不执行。其实，周仁在半年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国考察的出国签证，他拿着护照迟迟不愿启程，是不忍心离开心爱的工学研究所，他盼望＂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羨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殴打折磨，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進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81岁的周仁惨死。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7年，李大钊等20余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中共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胡适在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共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后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著作等身的周作人发病去世，享寿82岁。

周扬：（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绮影、谷扬、周苋等。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到延安，历任陜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49年后，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1923年2月，与同岁的吴淑媛成婚。婚后，周扬携妻子到长沙读书。1927年，周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加入中共党。1928年，失掉组织联系。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1933年，周扬在上海结识苏灵杨。次年，两人结婚。周扬再娶并未告之怀孕的元配妻子吴淑媛，此后周扬将怀孕的吴淑媛和两子送回益阳。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也与胡风有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秋，周扬随同妻子苏灵扬和年幼的女儿抵到延安。任陜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中共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生著译甚多，有译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屎主义与文艺》。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有《周扬文集》五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1954年12月，周扬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在其担任文宣领导期间，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对《武训传》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等。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射秽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周扬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進行激烈批判，却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等等。结果他被捕入秦城监狱。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被释放。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到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袁吉六（国文课教师）、杨昌济（修身课教师）、符定一（校长）等是他的老师。1917年，周谷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英语部。1921年春，在毕业前半年，周谷城便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英文兼伦理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仍继续任上述教职，在此期间结识了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1924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融心理学与哲学为一体。大革命时期，周谷城曾参加农民运动，担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等职务。周谷城曾应毛泽东之邀，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授心理学。1927年，随着大革命失败，周谷城来到上海，以著文、翻译谋生。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年至1930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他加入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至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 1932年至1942年，他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出版《农村社会新论》（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1929年）等书。其间还撰写了《中国通史》。1942年秋起，周谷城转至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执教，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他也继续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职，后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到复旦大学任教后，他积极参与民主進步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 1945年2月曾同郭沫若、老舍、陶行知等人发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進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并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与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等教授组织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曾和翦伯赞等共同起草反蒋宣言。因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4月26日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由复旦大学保释。1949年9月，周谷城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同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六十多年来，周谷城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1952年，周谷城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共国建国初期，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后又创建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先后担任过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1961年至1962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阐述其美学思想，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此后，在1963年至1964年，这三篇文章引发了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风潮，姚文元等公开与其论战，该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入“黑八论”進行重点批判。周谷城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在北京某中学任教的大女儿也受牵连而被红卫兵打死，另一位女儿也遭迫害死亡。1978年周谷城复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有光”本为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曾参加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被若干媒体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大学毕业。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并且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20世纪40年代后期周有光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曾与爱因斯坦会面交谈过两次。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自己参加了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而因此逃过一劫：“反右运动，美国回来的大学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杀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杀了……我逃过了一个上海反右运动。”针对毛泽东和中共党，他表示：“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同时他并没有为自己回国而感到后悔。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国须弃专制走民主路：“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 “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大家希望它能够慢慢开明。”2014年2月《德国之声》转载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引述周有光的话说：“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2016年1月13日，以110岁高龄成为超级人瑞。次年1月14日清晨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嵩寿111岁。

周瘦鹃（1895 年－1968年8月11日），原名周国贤。中国作家、翻译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中学毕业前患病，毛发脱光，得校长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为职业作家。他在中学时代即开始从事写作，用笔名“泣红”，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话剧《爱之花》。1915年，周瘦鹃参加南社。此后任职于中华书局，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高尔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译），获得稿费后，得以和胡凤君结婚。自1920年起，周瘦鹃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直到1932年底。同时，他还主编或与人合编《礼拜六》周刊、大东书局《半月》杂志（后改名《紫罗兰》和《新家庭》）、《紫兰花片》、《良友画报》等多种报刊。1931年，周瘦鹃迁居苏州，在王长河头辟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他往来于苏州与上海之间，继续负责申报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周瘦鹃与程小青两家经浙江南浔避居安徽黟县山区。次年《申报》在租界复刊，周瘦鹃也回到上海复职，居愚园路田庄，并在海格路售卖盆景维持生计。经同学蒋保厘介绍，周瘦鹃加入上海中西莳花会，在比赛中曾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第三届仅获次奖，遂愤而退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周瘦鹃辞去《申报》副刊编务。1946年起，周瘦鹃再度隐居苏州，闭门研究盆景，开始过著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1950年代以后，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前去拜访。在观赏盆景、盆栽之后，同他進行了亲切交谈，要他打消一切顾虑，为＂新中国＂歌唱。此后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以“姑苏书简”形式，不定期为香港《文汇报》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绍日新月异的祖国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曾发表有关花草园艺、游记的散文集《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不堪迫害，1968年8月11日投井身亡，年73岁。

周洁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作家。父母早逝，少年时随姐姐到上海，曾在西餐厅打工，后考進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校对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周洁夫从上海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共党。1941年，创作了第一篇短片小说《学徒》。该作品后被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周洁夫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所有大会印发的文件皆由其校对。因康生主导的延安肃反运动扩大化，周洁夫在被审查期间曾被短暂关押，之后被派往边区骑兵旅。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干部被迅速派往东北，周洁夫在1945年底前往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主要是编辑民主联军的《自卫报》（后改为《战士报》）。1949年3月，周洁夫在北平与新华社军事分社记者虞丹结为夫妻。经过一段时期修整，第四野战军随后南下，大军到达武汉时，恢复了因战时移动而停刊的《战士报》，此时周洁夫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四野宣传部长王兰西兼任。周洁夫在50年代初辞去总编辑一职，出版了长篇小说《走向胜利》和短篇小说集《老战士》等。1955年，周洁夫被调往总政治任专业创作员。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十月的阳光》，《祖国屏障》和长诗《开垦》等作品。1957年，周洁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红场观看了红场阅兵。回国后，出版了散文集《访苏散记》。1958年，反右运动后，中共军总政治部创作组过半成员受到牵连，创作组解散。周洁夫调往中共军文艺社任副主编。1964年底，为充实加强广州军区的创作，周洁夫调回广州军区，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8月24日，周洁夫在住所坠楼，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被认定为自杀。广州军区随即定性为叛党叛军，被开除军籍党籍。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死亡原因被改为病故。时年49岁。

周巍峙：(1916年6月－2014年9月12日)，原名良骥，中国音乐家和文艺评论家。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1926年，随在国民革命军当官、参加北伐战争的父亲赴绍兴、上海等地参与革命歌咏运动。1930年，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当练习生。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际联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文书、李公朴先生秘书，参加筹建《申报》图书馆及补习学校工作，参与组织青年工作，并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進步出版工作，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生及店员中开展革命工作。创作了《前线進行曲》、《上起刺刀来》等多首抗日歌曲，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救国会领袖李公朴等人奔赴华北前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全民通讯社》编辑、前线记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临汾办事处秘书、学兵队音乐教员等职。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党。同年11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指挥、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北岳区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区音协主席。1939年，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50年创作《打败美帝野心狼》，后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长达十年。周巍峙带着“法国特务”帽子被下放到咸宁向阳湖，被编在干校4连，属“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他劳动最多的是放鸭子，最多时他放鸭达到300多只，鸭子产蛋率高达93%，获得“鸭司令”称号。1976年10月，担任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参与清查工作，为众多文艺界人士平反昭雪。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创始人。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生演出剧目超过650出。七岁时在杭州登台演娃娃生，艺名“七龄童”。1907年在上海演出时传单误植为“麒麟童”，其后便一直沿用。11岁起学习谭鑫培派老生；1908年到北京的科班“喜连成”做带艺入科（带艺搭班边学边演）实习演员。1909年，周信芳到俄罗斯巡回演出，可能是最早出国表演的京剧演员之一。1915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排演了连台本戏《汉刘邦》、《天雨花》、《封神榜》等。在此期间两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将《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等戏介绍给北方观众，人称“麒派"。1927年参加南国社，在《雷雨》中饰周朴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并演出《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戏，激起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随后又继续演出了《香纪》、《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识的戏。1940年1月23日，为救济灾民，京剧大师周信芳与文化界人士联合义演话剧《雷雨》。1943年，周信芳被选为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支持京剧界進步组织艺友座谈会的活动，并与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排演《文天祥》、《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新戏，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提高人们斗志。他还曾编演《民国花》、《宋教仁》等时装京剧（京剧现代戏）。1949年以后，他参与编演新戏，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贯》，创演了《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1950年起历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進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京剧实验学校校长，上海京剧院院长（1955年起，创院院长）等公职，并在1959年7月1日参加中共党。著有《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戏剧散论》、《谈麒派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等书，后辑成《周信芳文集》。1960年代后，他与当权派产生种种意见上的分歧，他编演的现代京剧（京剧现代戏）《杨立贝》未获准上演。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瑞上疏》被诬蔑为“大毒草”而受到迫害，1968年3月24日被捕入狱；一年后被软禁在家中，直到1975年心脏病发逝世。

罗静予：(1911年－1970年)，中国电影技术家。少年辍学，自谋生计，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中共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七混成旅宣传队，1928年加入中共党。1931年到上海，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决定走技术救国的道路，先后在无线电工程、电信、报务等专业技术学校学习，并刻苦鉆研电影技术。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参加筹建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1938年，在该厂负责编辑 5集新闻片《抗战特辑》，分别记录了芦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战动态、日本侵略者种种暴行罪证，以及1937年9月10日上海抗战和难民救济实况；特别可贵的是记录了八路军在晋北英勇作战的情形和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负责编辑其他7集《电影新闻》以及多部新闻短片。1937年同年，黎莉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结识了为人厚道的罗静予，不久后俩人就正式结婚，郭沫若担任他们的证婚人。1938年底，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重庆，并决定在香港成立大地影业公司，他任经理和制片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装配录音机，为蔡楚生导演的故事片《孤岛天堂》录音。1941年，赴美参加电影工程学会年会，抗战胜利后回国，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利用厂长职务展开進步活动，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拖延反动影片的摄制，支援進步电影活动，掩护中共党地下党员，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48年赴西欧考察电影技术。1949年初，罗静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中共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制片处处长、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等职。文革期间，罗静予因不堪忍受批斗自杀身亡。

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著名学者，民主人士。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29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需发动“人权运动”，“争回人权”，“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还仿照欧美政治学说列举了35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1930年11月因发表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罗隆基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7年7月，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开“揭发”罗隆基，指其为“披着羊皮的狼”，与其断绝关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红巖》的主要作者之一。罗广斌父母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为避空袭，罗广斌随父亲到四川省洪雅县读初中。1940年，罗广斌与一位家庭贫困的女同学恋爱，但遭到罗广斌父母的反对，三年多不准罗广斌恋爱和通信。罗广斌为争取恋爱自由，而与家庭决裂。1944年，经马识途帮助，罗广斌离开家乡到云南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45年，加入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运动”等学生运动，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罢课委员会主席。“一二•一运动”后，因特务跟踪，罗广斌奉命撤往农村工作。1946年，随马识途一起到成都（当时马识途奉调到成都工作）。1947年，罗广斌進入重庆西南学院学习，由原在昆明指导罗广斌的齐亮（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后牺牲）继续培养罗广斌。在西南学院，罗广斌任西南学院新闻系主席和西南学院系联会（学生会）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罗广斌加入重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重庆民建中学担任理化教师，自此与家庭脱离关系。在民建中学，罗广斌参加中共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并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后任秀山县中学理化教师。1948年3月1日，经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共党，候补期9个月。同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重庆、川东、川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罗广斌随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撤回成都，罗广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里被逮捕。在逮捕罗广斌之前，国防部保密局徐远举曾向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求意见，罗广文同意徐远举逮捕罗广斌，以便促使罗广斌转变政治立场。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一周年纪念日，渣滓洞集中营各囚室囚犯纷纷慰问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囚犯先后就此讨论。1949年初，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希望罗广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狱，以便让狱外的中共党组织了解狱中情况，但罗广斌未服从党组织决定，而是坚持留在狱中斗争。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军攻占重庆前夕，狱方在渣滓洞、白公馆开始大屠杀，白公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制定出“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随后陈然、罗广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杨钦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包括罗广斌在内的白公馆19名幸存囚犯编为5个越狱互助小组，冒着机枪扫射冲出白公馆，冲到后坡山林中脱险。1949年11月30日，中共军攻占重庆。1949年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自重庆各监狱脱险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一一•二七”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他每天追记和整理狱友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写成《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1989年该报告在重庆首次披露。1950年，罗广斌开始发表作品。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罗广斌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求出版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巖》，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小说《红巖》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将小说《红巖》改编为电影《红巖》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国文化部支持，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夏衍还执笔修改定稿。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参与改编剧本。1964年夏秋之交，电影《红巖》拍摄完成，但当时已是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遭毛泽东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艺家协会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开展“整风”，受批判的夏衍、陈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中国各地按照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开展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随后文艺界的批判又扩展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1964年9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1964年11月，罗广斌、杨益言被召到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巖》，北京电影制片厂已事先把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的意见寄给他们。到北京看完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电影制片厂提交《分歧何在》意见提纲。11月27日，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审看电影《红巖》工作样片，指责电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电影制片厂《红巖》摄制组主要成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汇报了江青的审看意见，正遭批判的周扬表示影片可修改，剧本不再改。此后该片经修改后送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巖》，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该片乃更名《江姐》，后又更名为《烈火中永生》，作为“一般影片”于1965年夏公映。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自狱中脱险，这段经历一直被当作他的历史疑点，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被反复审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复罗广斌的中共党党籍时，便進行过审查。1955年，在肃反审干中又進行了审查。这两次审查均认为罗广斌狱中表现良好，出狱过程没有问题。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对罗广斌被捕及狱中表现的审查，作出结论称“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他问题”。但历次审查并没有洗脱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1963年，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作为代表，但被某些领导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理由否决。因小说《红巖》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访问日本，也被中国有关方面谢绝。1964年，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拟安排罗广斌（当时正在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巖》）任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原因被否决，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广斌随即受到冲击，被定性为“叛徒”、“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小说《红巖》也被说成是“反动”小说。1967年2月5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并抄家，罗广斌自此遭到关押。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当天清晨在关押地坠楼自杀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给其妻胡蜀兴。文革结束后，罗广斌的家属和朋友对其死因均表怀疑，并且提出申诉。马识途回忆称，罗广斌被红卫兵抓走后，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不知罗广斌下落，在罗广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给胡蜀兴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纸条，上面说他一切都好，要胡蜀兴带钱和粮票去。马识途认为这可见罗广斌并无自杀念头。罗广斌之妻胡蜀兴说，有人在罗广斌死后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将送火葬场，要她去看看，胡蜀兴赶去后，只被允许远远看一下而不让近前，她看见罗广斌头部有个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验尸和作出结论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听便匆匆将罗广斌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了。时年43岁。

罗宗贤：（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共党。1950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自学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進修作曲。先后在总政歌剧团、总政文工团任编导及创作员。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演员、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组长。中共建国后．历任第一野战军文工团指导员、西南军区文工团音乐研究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团创作员。曾获三级解放勋章。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歌剧音乐《刘胡兰》、《草原之歌》，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歌曲《巖口滴水》1959年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主要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与葛炎合作，1963），歌剧《刘胡兰》（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长江大合唱》（1962），歌曲（与时乐濛合作，1952）、《桂花开放幸福来》（1954）、《巖口滴水》（1958，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等200余首。主要歌曲收入《罗宗贤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创作过《阿诗玛》等电影音乐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终年43岁。

罗应荣：（1918年－1971年11月），中国法学家、历史学家。罗应荣青年时在广东广州学习，1934年毕业于圣心中学初中部，1937年毕业于广雅中学高中部。1938年，从广州赴大后方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政治学系。1942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直接考入清华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组研究生。研究生导师邵循恪给罗应荣等研究生开有国际公法判例、国际及殖民行政等课。罗应荣读研究生时，兼任“半时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罗应荣以论文《中蒙边界问题》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来，罗应荣还曾撰写《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罗应荣任云南大学政治学系讲师。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讲师。1948年，罗应荣考取洛克菲洛基金会资助，留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一年后，转至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国际法。罗应荣的导师汉斯•凯尔森教授是纯粹法学派创始人，也是实证主义法学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底，何炳棣赶回加拿大温哥华撰写毕业论文时，收到罗应荣来信。罗应荣在信中谈及对朝鲜战争的感想，称已买好船票准备回国报效。罗应荣放弃了获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罗应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罗应荣本想進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时，罗应荣曾见过张奚若并深谈。罗应荣回到广州，再度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罗应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7年，罗应荣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底，罗应荣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师生，被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近两年。其间，罗应荣结识中山大学学生右派杨德平。回中山大学后，罗应荣被分配到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杨德平也回中山大学继续学习。1964年，罗应荣和杨德平开始编《实用英汉成语词典》。当时，罗应荣已准备材料编写《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应荣作为“右派分子”，迅速成为专政对象，失去人身自由，无法再進城看杨德平。但词典没编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杨德平交代。罗应荣写下一张字条，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和近况，想交给一位曾跟他学英文的中学生转交杨德平。在递交字条时，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红卫兵学生看见，迫令罗应荣交出字条。罗应荣情急之下把字条放入口内想吞下。红卫兵为夺字条，与罗应荣发生推搡。结果罗应荣被控“殴打红卫兵”。1966年底，罗应荣被广东省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后被送往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和刑事犯关在一处。1970年夏，罗应荣在采石场劳动时，遭人用铁锤猛击后脑。罗应荣虽戴安全帽，但仍伤重无法劳动，获保外就医，被送至广州其兄家中。此后罗应荣曾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医院说他是“劳改犯”，不予接诊。杨德平曾从农村偷偷跑回广州探望罗应荣，那时罗应荣已卧床无法行动，且无医无药。1971年10月，罗应荣过去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何炳棣回中国访问，作为贵宾访问中山大学，希望会见罗应荣。但中山大学校方告知何炳棣，罗应荣因为是“右派”兼保外就医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与他见面。1971年11月，罗应荣病逝。1978年10月，罗应荣的“右派”问题获改正。1979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广东省军管会对罗应荣的判刑，“恢复政治名誉”。

罗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党。同年与白朗结婚。历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干事、支书。1931年初，任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宣传委员。1932年起，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的直接领导下，在北满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历任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夜哨》文艺周刊主编。经杨靖宇同意，白朗成为罗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当局逮捕，白朗受到当局严密监视。罗烽保释出狱后，1935年和白朗离开哈尔滨赴上海。罗烽加入左联，担任上海文艺家协会驻会秘书。罗烽从193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烽和白朗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在街头从事募捐、慰劳伤员和难民的工作。不久，罗烽和白朗撤离上海，抵达武汉。1938年夏，罗烽和白朗先后到达重庆，在江津居住3个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关怀，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不久，罗烽化装成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与艾青、张什等人也到达延安。1941年罗烽到陜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后，历任陜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会主席（之一），陜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42年5月，罗烽和白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9月罗烽和白朗离开延安回东北工作。历任西满军区、吉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建并整顿文教各部门的机构，最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缓解，就主动要求以《东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哈南前线”采访。在前方，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便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电召回哈尔滨接受新任务。回到哈尔滨后，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建“东北文协”。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中国作协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及第四届顾问。1952年，罗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底，罗烽到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赴青铜峡等地体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两岸春秋》。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肃反运动开始。同年，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罗烽白朗夫妇同时被打成“舒、罗、白反党小集团”成员。后因舒群、罗烽、白朗相继提出申诉，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总支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批判舒群、罗烽、白朗三同志某些思想问题的处理情况的通知》，作出了“舒、罗、白不是反党集团”的决定。同年反右运动发生，罗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党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罗烽和白朗再次遭到冲击。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症复发，罗烽带着患病的白朗回到沈阳，住進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的办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暂住女儿家，罗烽和儿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進医院治病。这时，罗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残安排到复县（今瓦房店市）落户。1979年3月，罗烽、白朗获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罗烽拄手杖，白朗坐轮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谱名启元，字涧东，中国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并培养了不少上述诸方面的人才。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1925年首先提出细胞质等电点的多点论，研究氢离子浓度对一般植物的影响，以及研究植物的离子吸收机制。农业方面研究硝酸盐、铵盐作为农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为好。進行了许多有关植物吸收铵根、硝酸根的实验，证实当时苏联科学院所研究出铵盐可作为氮源的论点，也提供了有关碳酸氢铵肥的科学依据，对1950年代中国的化肥厂、以及推广碳酸氢铵肥有重要贡献。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展开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尤其是无菌条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叶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类的生长促進物质。从1935年起，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当时Protoplasma杂志甚至邀请他撰写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然而研究组织培养的工作却因为八一三事变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而停顿。1940年起开始研究微量元素对于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别是锰对于植物繁殖上的影响，先后共发表了8篇论文。1958年开始進行高等植物的辐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减轻辐射伤害的方法。罗宗洛对于农林业生产建设也有所贡献，1952年将盐土上常见的树木以及富造林价值的树种，在不同含盐量的土壤上進行播种、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试验，选出耐盐树种再進行实地的试验。并在实验室中，探讨土壤盐分和水分对树木幼苗生长影响的规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写信请罗宗洛到台湾，1949年1月5日，罗宗洛写信给傅：“植物所无一人愿去台湾，上海各所亦皆不愿迁移，大家既愿意与所共存亡，弟何能独离。”1953年在上海筹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为首任所长。1955年当选第1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罗宗洛被下狱六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虽然隔离在监狱的地下室，他仍然顽强不屈，拒绝接受任何对他的不实指控，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文革结束不久便逝世。

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学家，化学流体力学专家。1945年春转赴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学习，1947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和α-β-κ奖。1947年秋转到布朗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获得该校奖学金。1949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紧接着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夏天，正当林鸿荪埋头紧张地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林鸿荪再也无心继续鉆研数学，他毅然放弃了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当年冬天，经组织安排，林鸿荪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国一起参加進步留美学生活动的杨友鸾结婚。1953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授流体力学课，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筹建力学研究所，林鸿荪积极主动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鸿荪被分配到塑性力学研究组工作，同时受钱学森的委托开辟一个新学科－－化学流体力学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学所正式建立化学流体力学研究组，林鸿荪任组长，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1958年“大跃進”开始以后，林鸿荪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协助钱学森、郭永怀处理日常业务工作。10月，力学研究所的机构和体制進行了大调整，把主力转向火箭和航天技术研究。当时成立了两个大机构，即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设计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探索高能推進剂组合与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的“怀柔试验基地”，还建立了一个协调京沪两处工作的办事机构－－134办公室。林鸿荪既是“怀柔试验基地”的业务负责人，又是134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担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鸿荪加入了中共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所追求的夙愿。1964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怀柔分部，林鸿荪担任负责业务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接受了中央专委下达的研制超低空的地对空导弹任务，为此，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27个单位共同协作攻关，并建立了领导小组和总设计师组。力学所为总体设计单位，郭永怀为总设计师组组长，林鸿荪、屠善澄为副组长。前后只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就進行了两次试验弹的发射试验、两次飞行试验，取得了重要進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也为国家培养、锻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低空导弹研制工作被迫停顿。不久，林鸿荪因被指责为“特务”罪名而“隔离审查”，并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严重折磨，终于在入党8年后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3岁。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被誉为 ”万婴之母“ 。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妇科肿瘤病故，母亲去世时的痛苦让她树立了一个终生理想：怀着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据2010年第4期《文史参考》中的《林巧稚：万婴之母》一文披露，在参加上海举行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林巧稚为了照顾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没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录取她入学。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国芝加哥医学院進修。1940年，她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后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林巧稚就开办了私人诊所。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门，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当时，协和是24小时工作制，因此有一个规矩，即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也必须离职。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选择了工作，并因此终身未婚。1949年中共当权后，有关部门向林巧稚发出金字请帖，邀请其登天安门观礼。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无上荣耀的机会，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却找来协和中共支部书记说道：〝天安门开大会和妇产科有什么牵连，我谢绝参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辆轿车来协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见周恩来。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出现了，也说了两句客气话。周恩来直言说道：〝共产党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领导，如果林教授愿意参加共产党〞，他和毛愿意当其介绍人。林巧稚当即站起来微笑着表示感谢，〝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个信仰《圣经》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的政党，我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听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没有再说什么。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这种病当时全国没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冒着风险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她决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录已来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在上世纪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判断和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儿成为有记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了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走门串户逐人检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时期，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值。她还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从中受益。文革爆发后，林巧稚作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干著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而不曾改变的是她那颗与人为善之心。当多数协和教授都停发工资被关進牛棚劳动改造时，她把自己的工资分成许多份儿，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身体也渐趋衰弱。1981年在80岁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耶稣那里）去’。〞

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笔名默涵。左派活动家，著名文艺理论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進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屎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先后在《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文化》、《大众文艺丛刊》等报刊任编辑和领导。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進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林默涵与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作了转载。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监狱，進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林默涵等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受到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这里该说一件事－－诗人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道：－－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著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时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林昭1943年考入苏州萃英中学。她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共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進“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父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点》的《寻找林昭》文章称：土改队努力地工作著。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为了与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划清界线，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抛弃父姓，改名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作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记者。林昭在北大疯狂地阅读许多她喜欢的书，同学常看到她从图书馆抱出许多线装书。她观察到现实并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学风中，她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父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绝不再说违心话！” 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進攻。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态度恶劣”，遭到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其中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后因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進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在上海养病期间，受到江浙一代结社文化的影响，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商量并且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还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且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因为没有笔纸，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在狱中写《告人类》。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判决后的申明》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随即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巖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至今未有释放。

林风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家名绍琼，字凤鸣，后改风眠，中国画家暨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启蒙者和融合中西的中国现代绘画开创者之一，与颜文梁、徐悲鸿和刘海粟并称“四大校长”。1904年甲辰5岁入私塾读书，学名为凤鸣。遵父教临摹《芥子园画传》。在其6岁时，林风眠母亲跟一位染布的青工私奔了后被抓回来。在村里人往她身上浇油时的那天，年幼的林风眠，听说母亲要被烧死，便愤怒地拿起刀，冲出屋门大叫，说要杀了全族人！在林风眠的反抗下，族里人最后商量著把母亲卖了。临卖前，他溜出去看她，母亲抱着他大哭了一顿，从此母子天各一方。后来，母亲在尼姑庵当佣人，临死前都未再见一面。1907年8岁入旧制初级小学读书。1908年10岁画《松鹤图》中堂，为乡中大姓购去。1914年15岁，林风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学，在此期间，他和日后的好友林文铮、李金发等一起组织了一个“探骊诗社”。切磋诗艺，并任副社长。当时，林风眠的绘画成绩深得绘图教师梁伯聪的赞赏，这位我们知之甚少的老先生发现林风眠形象记忆能力特强，图画过目不忘，并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梁老先生认为学生画得和自己一样好才能得100分，而却经常在林风眠的图画作业上打120分，对林风眠的欣赏由此可见。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的林风眠收到了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遂告别父老前往上海和林文铮一同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前往法国留学。1921年，两人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9月又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就读，并得以進入被时人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柯尔蒙（Cormon）的工作室学习，并广泛接触各种艺术形式，以及当时欧洲艺术界认为的“东方艺术”。1923年春天，在同乡熊君锐的邀请下，林风眠与李金发、林文铮、黄士奇等开始为期近一年的德国游学，这次游学极大地影响了林风眠的早年艺术风格，他在游学中充分地接触了当时作为新艺术风格形式出现的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新绘画流派，创造了大量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个性风格特征的作品，如著名的《柏林咖啡》、《平静》、《唐又汉之决斗》等。游学回法后，林风眠与友人成立了“福玻斯会”，1924年二月，“福玻斯会”联合美术工学社发起成立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于5月21日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正式开幕，林风眠展出了共计42幅作品。此次展览会的特邀会长蔡元培对林风眠亦极为赏识。1925年冬，受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特邀齐白石、法国画家克罗多（Claudot）来校讲学，希望博采众长。1927年5月11日，由林风眠发起并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1928年3月26日，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创办了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聘任林风眠出任院长兼教授，潘天寿、方干民、吴大羽等人担任教授。林风眠又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创办了相关的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杭州国立艺术院向西南转移，并与北平艺专合并，身心俱疲的林风眠被免职离开，从此渐渐退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主流。此后他回归画家本位，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独立意识的绘画，并转向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试图用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观念来切入中国绘画。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由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倪贻德主持。1945年，参加重庆 “现代绘画联展”，林风眠展出作品《少女》、《百合花》等。中共党建国后，1952年移居上海南昌路53号，闭门埋首作画。继续以“我入地狱”精神探索艺术。1955年秋，太太阿丽丝与女儿蒂娜移居巴西。1956年出席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的座淡会后，继续独自探索，画戏剧人物。创作《宇宙锋》、《南天门》等。1957年发表《美术界的两个问题》、《要认真地做研究工作》。1958年编著《印象派绘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因此受批判。下乡深入生活。1961年夏，上海美术馆展出《上海花鸟画展》，并转往北京展出，《秋骛》等4幅作品展出。漫画家米谷写文章《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于61年《美术》杂志第5期。后遭批判。1963年上海美协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林风眠画展》，展出作品近70幅。后在北京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发表《回忆与杯念》。196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林风眠画展》。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山水》、《静物》、《宫女与花瓶图》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打击迫害，为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佘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从马桶中冲掉，一部分油画用火炉烧掉。1967年68岁劳动改造。1968年69岁8月以“日本特务”“特嫌”罪名被上海公安局拘捕，后转入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开始长达四年半的狱中生涯。后因同乡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搭救，所以幸免。1977年获准出国探亲，两年后隐居香港，继续创作。

林同济：（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国学者。16岁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学史，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1930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该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2年在加州大学和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1930年，用中英文发表了《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文，预测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4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1937年至1942年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2年至1945年任北碚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期间与雷海宗等创办《战国策》杂志，言论右翼反苏，人称“战国策派”，是抗日战争期间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派别，客观上与国民党政府政策合拍，甚至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将战国策派归为蓝色，指其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1945年至去世，一直任上海复旦大学英语及西方文学教授。1948年曾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因时局变化夭折。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一次批斗中因支持不住被送医院治疗。1978年接受记者采访，质疑最高领导终身制，发表在《大参考》上。1979年右派脱帽。1980年受邀赴美讲学之前，曾与胡耀邦会面并对中国未来发展進言。两月后访美，发表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期间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加州大学，胡乔木发去唁电。

林希翎：（1935年－2009年9月21日），女，原名程海果，中国少数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去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后在台湾大学任职员。1949年中共军占领温岭，当时在温岭中学念高中的林希翎报名参军，在中共军内任文书，后调入干部部组织科。因父亲的历史不清，林希翎在部队没能入团入党。1953年，时为排级干部的林希翎作为调干生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潮中，林希翎认为胡风并不构成反革命集团，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但又认为林默涵（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李希凡、蓝翎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同胡风是一致的，他们世界观本身均存在矛盾。1954年，林希翎就此撰写了文章，其中点明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观点与胡风一致，结果稿子被《文艺报》压了1年多未能发表。该文章被《文艺报》直接送林默涵审阅，此后《文艺报》编辑部告诉林希翎文章可以发表，但不要在文章中点出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该文后来以《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为题于1955年发表在《文艺报》上，林希翎叫印刷厂将文章的署名改为“林希翎”，即间接点出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此后，笔名“林希翎”成了她常用的新名字。195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刊发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林希翎撰写了《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在交付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部打印时，遭到科研部一位亲苏干部曹某的拒绝和批评。林希翎乃致信校长吴玉章（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吴玉章决定将该文打印分发给该校各部门及校外有关单位。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曹某化名“究真”撰写的《灵魂深处长著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一文，并配发了丑化林希翎的漫画，文章攻击林希翎，并称其因崇拜李希凡、蓝翎而改名为“林希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看到该文后，令秘书召来《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進行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聂真也说要对该文進行追查。为此，1956年，胡耀邦还约林希翎来自己家里進行了4个多小时的谈话。林希翎自此结识了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曹治雄和林希翎恋爱，并成了她的未婚夫。当时正逢学校即将放暑假，胡耀邦让林希翎任《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同总编室主任陈棣以及崔同华考察西北地区，写些报告供罗毅参加下次团代会时参考。林希翎乃赴陜西、甘肃考察，见到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干部走后门买火车票等现象。在考察甘肃玉门油矿期间，她发现这里的上海支边工人经常罢工逃跑，因为中共干部当初许诺给他们的待遇没有实现。她还发现该油矿的先進典型——女子测量队为充当典型弄虚作假，女队员们十分痛苦。林希翎帮女队员们起草了致胡耀邦的信，并请全体女队员签名，最后回到北京替她们将信交给了胡耀邦，还写了《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一文，刊于《中国青年报》。胡耀邦将信转交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随即解散了女子测量队，队员全都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此外，林希翎回到北京后还写了《喜相逢》一文，配有丁聪的漫画，刊于195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为了该文章，《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还找林希翎谈话。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批评了究真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还于1956年7月10日发表检讨，8月4日发表《事实与教训——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称究真的文章失实，向林希翎道歉并认错。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了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当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林希翎正应其在部队时的战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的刘秉彜的邀请，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遂顺便到该辩论会会场旁听。会议主持者当场要林希翎讲话，林希翎遂发表讲话，从法律角度分析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并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还认为苏联和中国均尚未建成“真正的射秽主义”，表示“真正的射秽主义”包括射秽主义的公有制、射秽主义民主制、健全的射秽主义法制。《人民日报》随即将有关情况通过5月23日的“内参”上报，刘少奇就此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自此次讲话开始，1957年5月和6月间，在整风运动中，林希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共進行了六次公开演讲，发表了“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等言论。她还在同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约会时，通过曹治雄获得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并在公开演讲中披露的报告内容。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点名批判林希翎。此后她被划为右派，留校监督劳动。在将其划为右派的问题上，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但未果。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林希翎看的事情泄露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处对曹治雄進行查问。1958年7月，林希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当时胡耀邦表示不同意逮捕林希翎，但未果。此外，之前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林希翎的中共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也对林希翎抱同情态度，但也未能阻止林希翎被逮捕判刑。曹治雄、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均因同林希翎的联系而被打成右派。曹治雄还被撤职遭隔离审查，也结束了同林希翎的恋爱。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先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1969年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被转移到浙江继续服刑。1973年，林希翎在浙江提前几个月释放出狱，被安置在金华地区武义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1973年底与本厂小她10岁的技术员、1970届大学毕业生楼洪钟结婚。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林希翎赴北京上访，结果由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捕，并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3月，林希翎赴北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79年，胡耀邦先后三次批示要为林希翎平反，但林希翎拒绝了胡耀邦的秘书戴云提出的写检讨过关的意见。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复查结论”，列举了林希翎的三条罪状：一是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并对其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结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告诉林希翎，他们本来同意给其改正，但是中共北京市委不同意。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给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建议对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改正”，但要求撤销其“反革命罪”的判决。1980年4月21日，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五个单位召开联合会议，商讨林希翎案，主持会议者为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胡耀邦亲自委托处理林希翎案的中宣部干部王仲芳、戴零出席会议并介绍了胡耀邦的三次平反批示，但会议结论仍为“不改正，不平反”。据林希翎了解，不改正不平反的原因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以及原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系统的人士坚决不同意改正平反。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称，“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成了少数几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学生右派中惟一一名“不予改正”者。此后，胡耀邦介绍林希翎到浙江省金华市文联任编辑。1983年，林希翎与楼洪钟离婚，并经胡耀邦请习仲勋批示获准前往香港，逗留三个月后转往法国，后携带两个孩子定居法国。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曾化名林涛，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08年入读家乡私塾。1914年入读上虞崇仁小学。1915年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任观城约翰小学助教。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進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曾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光华书店总编辑，辽北省教育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進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著有教育类：《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文字改革类：《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通俗历史读物类：《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1958年，被划“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郑律成：（1914年8月13日－1976年12月7日），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郑律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他被誉为“军歌之父”。1933年，在其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献出了生命后，郑律成也到了中国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上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学习钢琴、小提琴、声乐。1936年，谱写了处女作《五月之歌》。1937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工作。1938年，郑律成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随后郑律成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進行曲》《八路军進行曲》等等。其中《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共党，同期创作的《八路军進行曲》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5年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平壤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谱写《朝鲜人民军進行曲》、《朝鲜解放進行曲》、《图们江》、《东海渔夫》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金日成要调郑律成回中国，金日成同意郑律成去中国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同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共国国籍，定居北京。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郑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凌子风、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鲜。他和刘白羽合作写了《歌唱白云山》，他和魏巍合作谱写了具有浓郁朝鲜风情的《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并与欧阳山尊合作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進行曲》和《志愿军十赞》。1956年，郑律成调到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创作室作曲。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怀，犯了“严重右倾”错误，以致要他退党，他坚决顶住了。文革开始后，他因为只从事创作没担任领导职务，够不上“走资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动权威”、“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甚至“里通外国”的“特务”等等，被批斗关押。1976年12月7日下午5时许，郑律成在北京突发脑溢血逝世。

郑野夫：(1909年－1973年8月13日) ，原名：郑毓英，亦作：育英，学名：邰虔，别名：诚之，笔名：野夫、未名（明）、新潮。版画家。1928年考入由陈抱一等主持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1929年在鲁迅影响下开始木刻创作。1930年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停办，转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1年参加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从上海美专毕业。8月，参加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举办的“木刻讲习班”，并结识鲁迅。改名“野夫”、“EF”、“新潮”。193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联盟”。8月，与陈卓坤、顾鸿干等在上海组织“野风画会”。鲁迅特请蔡元培为画会题写匾额，还多次前往“画会”参加活动、演讲，同时带了一批如法国杜米埃等人的画册送给“野风画会”，并捐款20元。创作《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罪行》、《号召》、《五一大游行》等木刻作品。冬，联合宁、沪、杭、苏等地美专学生，在上海新世界举行“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展”。1933年“野风画会”被迫停止活动，改名“上海绘画研究会”，地址从江湾迁到跑马厅，和顾鸿干共同负责。后继续活动，创作《黎明》、《搏斗》等木刻作品。6月，在野穗木刻社出版的手拓原寸版画集《木版画》上发表画作。1934年3月，“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在巴黎皮尔•沃姆斯画廊举行。展出作品为野穗木刻社受鲁迅委托征集到的78幅木刻作品。同年，创作木刻《水灾》组画20幅。1935年创作木刻作品《七君子》《棚户怒潮》。创作《卖盐》木刻组画36幅并出版。1936年鲁迅逝世后创作了木刻作品《鲁迅的精神不死》，创作《罢课》《荒年》等木刻作品，刊载于《铁马版画》创刊号。1938年当选“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出版《春野木刻集》。1939年4月，在金华、丽水、平阳、永嘉等地举办“七七抗战版画展览会”。翌年出版《五月纪念木刻集》。11月，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社”，同时“木刻用品社”开始举办“木刻函授班”，报名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学员广布战时东南各省，编辑教材《战时木刻半月刊》，同时陆续编辑木刻丛集－－《旌旗》、《号角》、《铁骑》、《战鼓》、等四种。1939年12月，《刀与笔》杂志在浙江金华创刊，野夫发表木刻作品。创作《谁使我们逃亡？》、《伤兵、难民与失业工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梅世君烈士》等木刻作品。1940年，编辑出版学员毕业作品集《铁笔集》，撰文《浙江木刻运动怎样展开来的》。修订出版专著《怎样研究木刻》《点缀集》。同年，创办丽水“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撰文《十六个月的“木合社”》。创作木刻《送棉衣给北上抗日的新四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進》、《拓荒》、《努力习作（学习木刻的热潮）》等作品。1941年主编杂志《木刻艺术》《反攻》木刻丛刊。此前，完成《长期抗战》木刻作品。《反攻》木刻丛集刊物1941年6月出版。1942年日军入侵浙赣，“木合社”迁福建崇安赤石。开办“武夷画室”，亲自授课培养木刻新人。同年，成立“草草刻画社”，出版《草草月刊》。创作《新农民》《轰炸声中》《抢运物资（粮食）》等木刻作品。1943年以“中国木刻研究会”名义在福建赤石主编出版《木刻艺术》第二期（双月刊），不定期的《木合》多期。5月创作《寒酸与洋溢》《后方生产》等木刻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将“木合社”历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在福建南平等地举办“庆祝抗战胜利木刻巡回展”。编《活页画帖》第一辑，在福建木合工厂出版。创作《流动铁工厂》《角斗》《胜利前夕》（套色木刻）作品。《角斗》曾先后刊于《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中国版画》。1948年编《木刻手册》由文化供应社印行。创作《泛区难船》、《天官赐福》、《从求学到求乞（流浪学生怒吼图）》、《穷苦的人们（上海街头见闻录）》、《风声鹤唳（蒋氏朝廷末日现形图）》等木刻作品。1950年创作巨幅油画作品《修船支前》、《斗地主》（原标题不详）。1957年被划为右派，免去一切职务，下放河北怀来县农村劳动。1958年创作套色木刻《夕阳》、《十三陵水库工地妇女挑土竞赛》（原标题不详），以及农村题材的系列木刻作品《农村小景》（原标题不详）、《街头看新闻公告》（原标题不详）。1964年创作木刻作品《北京支援各国人民反美斗争－－反美风暴组画》一套6幅。1965年创作木刻作品《“约翰逊怎能不发愁”组画》一套6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迫害，惨遭批斗，再度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 64岁 8月13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郑重、千里。及中国话剧及电影演员、导演。1932年，郑君里進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陆续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1930年代，郑君里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郑君里说当地有位叫赵凤翺（即赵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戏很好。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郑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说明了该情况。赵丹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1940年，郑君里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8年，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这是他首次单独执导，该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1951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郑君里积极推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严厉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电影遭批判，对郑君里这代艺术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郑君里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后来又被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牛棚隔离，不能见家属。在牛棚他总吃不饱。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抄家时郑君里家被抄走两卡车的文字材料，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笔名攫日，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07年到1916年，郑天挺先后就读于北京闽学堂、江苏学堂、顺天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郑天挺大学毕业后，接受厦门大学聘约，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在该校讲授国文，兼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暑假，为了進一步深造，郑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1923年正式出版《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4年，郑天挺研究生毕业，留北大担任讲师。1927年后，郑天挺一度离京南下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后担任浙江民政厅秘书、浙江大学校长秘书、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郑天挺遂应北大之聘，于当年年底回北大任教。1933年，郑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秘书长。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务会议当然会员。其间，在授课的同时，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斋集〉稿本》等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1936年，郑天挺开始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他还应范文澜等先生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从此，郑天挺的治学重点转向清史，先后发表《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尔衮与九王爷》、《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多篇论文，与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1939年，郑天挺仍任北大秘书长，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郑天挺被聘为联大总务长。期间先后发表《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数篇论文。1943年，其《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获教育部三等奖。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从吾等赴重庆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郑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郑天挺等应邀赴大理参加修志工作。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郑天挺赴北平准备复校。1946年，郑天挺将自己十数年来清史研究论文汇为专集题名《清史探微》出版。从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资料整理室，后又改设史学部，由郑天挺代行主任，组织整理明清史档案。经过数年整理，先后辑录专题史料十种。其中《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还于建国后公开出版。1949年5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郑天挺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仍兼史学系主任。1952年7月，国家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经教育部同意，担任历史系主任。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教材会议，郑天挺均代表南开大学出席。经过反复讨论，由郑天挺和唐长孺共同拟定《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遂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上又决定由翦伯赞、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天挺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以供大学本科生阅读参考之用，从而对全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1962年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演清史而撰写的《清史简述》，以及1957年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发表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文。1963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1966年6月，他与南开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一起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关進“牛棚”，劳动改造，丧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强行解散。十年动乱结束之后，1978年2月，郑天挺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郑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女，原名姚念媛，以撰写《上海生死劫》一书著名的女作家。郑念1915年生于北平（今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女生部（今第二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并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丈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郑念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杀害。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郑念出国以后写下了英文自传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在书中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0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从1966年上海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单人牢房长达六年半的拘禁过程和她由于始终不承认各种指控，坚持自己无罪，而受到监狱当局的种种迫害和她对此進行的抗争，直到1973年出狱后，她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郑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受迫害而死，继而努力查找女儿死因的过程。

郑洪：（1928年2月15 日－1968年11月14日），原名郑宝洪，曾用笔名郑同。电影剧作家、导演。小学毕业后，于1941年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加入新四军新安旅行团。1942年因年幼体弱离队还乡。1945年4月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再次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苏中区党委总抗服务团、山东军区与山东野战军文工团、华东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第二野战军文工团任团员、队长、业务秘书、研究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8月调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编辑。1955年5月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编剧。中共建国初期他创作了话剧《粉碎糖衣炮弹的進攻》。著有电影剧本《县委书记》、《十二次列车》、《秘密图纸》、《打击侵略者》、《怒潮》及话剧《胜利路上》等。文革爆发后，影片《怒潮》被批判，郑洪受到无情迫害，于1968年11月14日去世。时年40岁。

郑造：（1921年－1966年6月17日），作家。曾任南京市文联文学部总干事兼金陵女子大学文学系教师、南京市文联创作室副主任、江苏淮安师范学校教师。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6月17日含冤逝世，终年45岁。

金山：（1911年－1982年7月7日），原名赵默，字缄可，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被称为“话剧皇帝”。他还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金山早年在上海闯荡时曾结识了上海滩知名人物杜月笙，并被其收为弟子。1932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党。同年调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出任上海左翼文化局同盟委员。次年起，与戏剧家章泯等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划剧社等，曾主演过话剧《娜拉》、《钦差大臣》、《赛金花》，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在演《赛金花》时与扮演女主角的演员王莹相识相恋。1936年与王莹结婚，后于1941年离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并在各地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工作。1938年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并任团长，前往东南亚進行演出，出演过的剧目包括《塞山风云》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1942年在重庆主演话剧《屈原》。期间与扮演婵娟的演员张瑞芳相爱并结婚，杜月笙为他们的证婚人。此后他参与组建中国艺术剧团并任总干事。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前往东北接收满洲映画协会（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自编自导了影片《松花江上》。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金山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曾主演过《保尔•柯察金》、《万尼亚舅舅》等剧，还导演了《丽人行》、《文成公主》等剧。1953年在出演《保尔•柯察金》时与导演、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相爱，与张瑞芳离婚后他与孙维世结婚。在与孙维世的蜜月刚过不久，他奉命率队前往朝鲜为拍摄一部电影创作做准备，期间与他的向导兼翻译、金日成的一位女秘书坠入情网。周恩来得知后要求将其押回国内处分，后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并下放工厂劳动。不过孙维世仍选择与金山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山受到迫害，被监禁七年之久。1975年平反，此时他才得知孙维世已在7年前于狱中去世。1976年，65岁的他又与孙维世之妹孙新世成婚。1978年出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82年任兼任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逝世。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笔名孟如、仰山等。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于1928年春進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妇女杂志》助编。1932年初，任《东方杂志》编辑。同年，任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电讯翻译，开始研究国际问题。1933年底，受聘于福州路开明书店，编辑《中学生》杂志。1935年金仲华進入生活书店任编辑主任。同年6月，与叶绍钧、刘大杰、陈望道、老舍等署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12月，与马相伯、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金仲华赴香港，协助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同年夏回上海后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仲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国内外报刊撰文呼吁海外华侨和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抗战。在上海、武汉等地参加编辑《抗战三日刊》与《全民抗战三日刊》，介绍战局進展，以通报抗战消息，并附有金仲华妹妹金端苓手绘的战局地图，很受好评。1938年8月到达香港，参与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和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并任《世界知识》、《星岛日报》主编。时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金仲华任执行委员。1939年春，青记分会创办中国新闻学院，金仲华兼任副院长，主持院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初，与夏衍、金山离开港，来到桂林。1943年，金仲华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4年夏，日军進攻湘桂，同年年底至重庆，任美国新闻处译报部主任，常选译《新华日报》言论、消息，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日本战败。金仲华随美国新闻处迁往上海。同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世界知识》杂志。1948年，辞去美国新闻处工作。同年7月，前往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外英文期刊《东方通讯》。1949年3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中共国成立后，金仲华先后任《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1952年12月-1968年)，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1952年11月-1967年2月)。著有《国际新闻读法》、《国际形势与中国》、《妇女问题》、《世界形势图解》、《世界政治参考地图》等。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因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将其寄来的信件"阅后烧掉"，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随后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及“外国间谍”等罪名。不堪承受的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金满成：（1900年－1971年1月22日），作家，文学翻译家。翻译了《红白合》、《剥削者》、《金钱》等。在16岁就因鼓动同学反对读《圣经》而被学校开除；在留法期间，又因为不满政府不公待遇，和其他同学一起集合闹事，结果被押送回国。回国后，在北京的中法大学潜心读书。中法大学和法国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当时为了收留这批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而办了个“陆汉克”学院，后来才改名“中法大学”。在大学期间，金满成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和小品文。1925年，金满成大学毕业。他在好友的邀请下，去了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直到1927年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创作的高峰，几部畅销小说都出自上海，他收获了名声和爱情，同时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1927年，他应同乡的邀请，去南京参与编辑友人创刊的报纸《新民报》的副刊《葫芦》。1932年，逃到重庆的他依然是满腔热血，开创了副刊《金刚鉆》。1937年的5月16日，重庆成立了“全国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金满成被举荐成为主席，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的進步活动。1957年，金满成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惨遭批斗关押，被迫害致死。

金人：（1910年－1971年8月13日），原名张少巖，后改名张君悌，又名张恺年，笔名金人。文学翻译家、作家。自幼丧母，随父亲辗转漂泊于苏、皖、豫、京等地。在读小学阶段，曾在南宫、开封、苏州、淮阴、北京等地学校就读。1923年于北京师范附小毕业，1925年考入北京安徽中学。1927年来哈尔滨，在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当雇员，工余时间同白俄教员学习俄语。1928年任《大北新报》编辑，1930年任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检察处俄文练习翻译，后任东省特别区检察厅俄文翻译。1930年入东省特别区法学院法学系，工作之余攻读法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同胞受奴役的现实，激发了反帝爱国的情感，写了一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杂文、小说和诗歌。1933年结识了罗烽、金剑啸、姜椿芳、舒群、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在他们的影响和启发下，开始从事俄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工作。曾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哈尔滨公报副刊”、“公园”等报刊，用金人、田丰等笔名发表了诗歌《受伤的灵魂》、《怀人》、《死神的胜利》，杂文《幼稚病》、《慈善家的道德》、《有闲与有钱》，连载小说《出路》、《归宿》、《忏悔》等作品。1935年经萧军介绍，翻译了苏联作家左勤克的短篇小说《退伍》等作品。在上海《译文》杂志发表后，与主编鲁迅先生建立通信联系。此后，又译出绥拉莫维奇著《荒漠中的城》。在抗战期间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也翻译了一些俄国古典文学作品。1942年金人去苏北，在抗敌报社做编辑工作，后调苏中行政公署任司法处处长。1943年回上海，以律师的合法职业为掩护，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长，1949年11月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副局长。自1951年起，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人合译了《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罗索夫》，这部译著出版后，在军队和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年至 1958年，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人》，后又重译了《静静的顿河》，把《荒漠中的城》改名为《草原上的城市》。新译了《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同时也写些短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人遭到无端的迫害。1971年8月13日含恨逝世于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终年61岁。

金问淇 : （1899年－1968年5月），字恂侯，妇产科学家。1919年，入上海同济医学院就读。翌年，赴德国哥丁根大学和佛莱堡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初在上海开业行医，后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妇产科主任、教授。1951年1月，参加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手术总队赴朝。翌年回国，发起组织赴朝医疗队家属服务大队，同年当选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1953年院系调整，随医学院迁武汉，任武汉医学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和计划生育研究室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华医学会全国妇产科学会武汉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编委。1956年，参加中共党，同年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先進生产者代表大会。1959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翌年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1965年出席湖北省文教战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晚年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疾病研究，率先使用针刺排卵及针刺调节宫缩，取得成果并应用于临床。又组织研究针刺治疗不孕症及天花粉中期引产成功。此两项研究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文化大革命中，金问淇深受迫害，于1968年5月含冤自杀而死。198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字龙荪，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1907年進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后考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14年，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金岳霖1925年回国，清华大学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56年，加入中共党。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1966年文革开始，金岳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迫害批斗，造反派不准其搭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只让金岳霖踩着三轮木板车去看病，借此羞辱他。1977年文革结束，82岁的金岳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范烟桥：(1894年－1967年3月28日) ，乳名爱莲，学名镛，字味韶，号烟桥，别署含凉生、鸱夷室主、万年桥、愁城侠客。范烟桥多才多艺，小说、电影、诗、小品文、猜谜、弹词无不通谙，还善书画、工行草、写扇册、绘画等，是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1907年，14岁的范烟桥就读于同川公学，成为金松岑的学生之一。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深得金松岑先生的喜爱，在金松岑的影响下，初涉了文、史、地、诗歌、小说。1914年，范烟桥到吴江八坼第一小学任教兼八坼女子小学教员，此后任八坼乡学务委员、吴江县劝学所劝学员、吴江县第二高等小学历史教员、第一女子小学国文教员。1917年编写作为课本的《吴江县乡土志》，内容涉及河流、交通、教育、行政、自治、还有县下属同里、盛泽、黎里、震泽、芦墟、平望等乡镇基本概况。在此期间，他向上海《时报》副刊《余兴》投稿，得到主编包天笑的赏识，约范烟桥写稿，范烟桥就写了弹词《家室飘摇记》十回，讽刺袁世凯欲做皇帝梦，这是范烟桥第一次向外投稿，并获成功；几乎同时，范烟桥也学写小说，他向王西神的《小说月报》投了几篇短篇小说，后来发表了，从此开始涉足小说领域。1922年范烟桥随家迁居苏州，期间，他与苏、沪、锡报界文人密切交往。当时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及《红》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及《半月》杂志，毕倚虹主编的《时报》副刊《小时报》，江红蕉主编的《新申报》副刊《小申报》，另外还有《小说丛报》、《小说世界》、《紫罗兰》、《游戏杂志》、《星期》、《红玫瑰》、《家庭》等报刊杂志，都先后与范烟桥约稿写短篇小说、随笔、弹词等，范烟桥日写数千字极力应付，越写越快，越写越熟练。他又以传说袁一掌事，写成长篇小说《孤掌惊鸣记》，由大东书局出版；1923年编辑自己的随笔《烟丝》，由文新公司出版；这年秋天，他到无锡助编《苏民报》副刊《余勇》，期间写《新潮过渡录》（载《新上海》），记维新运动中吴江知识分子的动向。1922年，范烟桥在苏州与赵眠云组织文学团体“星社”，共同谈论文艺，发行三日刊《星报》，“星社”从开始的9人发展至100余人。1926年，范烟桥去济南助编《新鲁日报》副刊《新语》。1927年回苏州，期间断断续续用了3年时间，完成20余万字的《中国小说史》，12月由苏州秋叶社出版，小说林书店经售，此书出版影响很大。他也从开始喜读小说到喜写小说，再到研究小说。范烟桥在小说上的造诣，使他声誉越来越大。1928年春，应王西神之聘，范烟桥为正风中学国学主任；秋天，经陈去病介绍到上海持志大学讲授小说；应包天笑、江红蕉、姚苏凤、查士端、黄光益、黄转陶力荐，范烟桥接办《小日报》主编；1930年，在苏州世界书局设编译所，范烟桥受约任局外编辑；1931年冬，任东吴大学附中国文教员。1932年受聘到东吴大学讲授小说课程。为了讲课方便，他撰写了作讲义用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0万字。此时他又有《中国小说史话》2万余字，分30个小章节，连载于唐忍庵的《中国日报》。这年，范烟桥与小说林书店主人叶振汉合办《珊瑚》半月刊，范烟桥任社长和主编，历两年，共发行了48期，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933年，范烟桥写作了《诗学入门》，编辑了《销魂词选》，由中央书局出版。以历年笔记整理成专集《茶烟歇》，由中孚书局出版。《茶烟歇》比较著名，章太炎、吴湖帆题字作扉页。1934年，范烟桥为《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撰长篇小说《花草苏州》，连载数月。1936年，范烟桥开始与影剧界接触，他被召至上海，任明星影片公司文书科长。编辑《明星实录》10万余言，代主编刊物《机联》一年余。1938年，舅父严宝礼在上海创办的《文汇报》，招他任秘书；在上海他协助杨锡珍筹办锡珍女学；东吴大学附中从安徽移至上海，范烟桥前往继任国文教员。1939年，范烟桥着手改编叶楚伦所著小说《古戌寒笳记》为电影剧本《乱世英雄》，这是为国华影业公司所编。在上海他主编《苏州公报》，为苏州地方人士流亡上海者办，不久因费绌而停办；这一年《文汇报》被迫停刊，范烟桥改任松江中学教务。1940年任金星影业公司文书，为国华影业公司改编电影剧本《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等，拍成电影后，连连叫座，周璇主演的《西厢记》，主题歌《拷红》、《月圆花好》在国内流行特广。1941年，范烟桥继续主讲东吴大学小说课，次年东吴大学附中改组为正养中学，大家公推范烟桥为校长；直至1946年恢复附中，范烟桥辞去校长之职。1942年，为国华影业公司编电影剧本《无花果》、《解语花》，均系创作；并兼任大同大学附中教员。抗战胜利，《文汇报》复刊，范烟桥前往兼任编辑《文汇画报》。此时撰长篇小说《石破天惊》连载于兰州《西北日报》；还在小报用“唐凤阁会人”笔名写随笔《苏味道》，介绍吴中食品，因此有人称他为美食家；又与王亢元一起发行《新纪元》周刊。1946年，范烟桥随苏州附中迁往苏州，在校授国文；并在东吴大学继续讲授小说；为春明书局编尺牍7万多字；为《新闻报》副刊《新园林》长期撰述；为小型报刊十余家写作小品文；辑短篇小说《花蕊夫人》，由日新出版社出版；为《文汇报》编辑《国货展望》。1947年，所撰电影剧本《陌上花开》，经洪深、吴仞之修改，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摄制，易名《长相思》；为周旋演唱、陈歌辛谱曲填词，创作著名歌曲《夜上海》。1950年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为评弹演员唐耿良写作《太平天国》；为《新民晚报》副刊《新评弹》写作评话弹词理论和反映新人新事的短篇评弹与开篇；辑成《人民英雄郭忠田》。1952年，范烟桥调往苏州高级中学任教。又被任为苏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大公报》副刊撰写随笔。所撰的《唐伯虎外传》连载于香港《新夜报》。1955年又撰《李秀成演义》连载于国外华侨报。这年被省人民委员会任命为苏州市文化处处长。1957年，范烟桥任中国民主促進会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年将《唐伯虎外传》改写为《唐伯虎故事》。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撰写《李秀成在苏州》、《杨芷、任环御倭寇》。晚年虽然身体日益衰弱，犹奋力写作，写成章回小说《韩世忠与梁红玉》、《南冠草》、《苏州四才子》、《北行杂诗》、《苏州新咏》等著作；并辑《拙政园志》、《苏州景物待辑》。1965年，范烟桥撰写《驹光留影录》，记述本人71年的生平。他一生著述颇丰，著作等身，代表作有《烟丝》、《中国小说史》、《范烟桥说集》、《吴江县乡土志》、《茶烟歇》、《唐伯虎的故事》、《鸱夷室杂缀》、《林氏之杰》、《离鸾记》、《苏州景物事辑》等等。文革期间，备受冲击，范烟桥与周瘦鹃、程小青列为批判对象，受尽折磨和凌辱。可惜的是，他准备晚年出版的诗集、文稿，没有来得及问世，1967年3月28日在忧郁中病逝在苏州寓所，终年74岁。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新闻记者、编辑。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九一八事变后脱离该校，转入北大哲学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公里，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和西北状况，引起轰动。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重印7次。1936年8月赴绥远西部采访，所写通讯辑为《塞上行》一书出版。 1937年2月冒着生命危险闯進西安，采访并刊发“西安事变”报道，以《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之名在《大公报》登出，轰动了朝野。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抗战爆发后，采写大量战地通讯。1938年3月，与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网罗了众多红色背景和亲共的新闻工作者。同年10月脱离《大公报》，脱离原因存在争议，后与胡愈之、孟秋江等人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他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1942年后進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任新华社“四大队”队长，随党中央转移陜北，负责新闻宣传工作。1949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月，作为新闻先遣队负责人之一，从西柏坡出发到北平接管新闻报业。1月31日進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3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范长江随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南下上海，担任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任社长期间，因对一些老干部提出过于严厉的批评，产生很多矛盾。1952年初春，临时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同时人民日报社内部运动也达到高潮，一些干部对范长江提出很多尖锐的批评。胡乔木得知消息后派黎澎到人民日报报社调查，后让范长江在编委会做了两次检查。因矛盾依然过于尖锐，1952年6月将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社。1952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他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两年后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67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1970年10月22日晚，对范长江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深夜。23日早晨起来，有人在菜园边的水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死因至今都是一个谜。

范任：(1906年－1971年)，字范希衡，笔名范行、知人、任典。著名翻译家、教授。范任幼年从父读四书五经，五岁能诗。一日骑父肩上，有人笑道：“子把父当马”；范任应声对答：“父望子成龙”，“神童”之名由此起。民国12年(1923)，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因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并任大同中学法文教员、中法文化出版交换委员会秘书，集求学、教书、工作于一身，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才干。民国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二年后公款赴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以优异成绩先后通过硕士、博士论文，获双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旅欧留学生发出的“抗日宣言”文稿系出自范任之手。民国21年学成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法文教授，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闽苏皖政治学院教授、教务长，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时组织上海抗日救亡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编译抗日书文，主编前线日报每周“国际形势评述”，为东方杂志撰写“中国民族性”专论。为资助抗日，他捐出《中国古代旅行》、《苏联诸民族》的全部稿酬。民国34至38年，任安徽省社会处处长。中共建国后始在震旦大学、继在南京大学任教授，与徐仲年合编《法汉辞典》，翻译出版了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主要有《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中国孤儿》、卢梭的《忏悔录》、诗的艺术、圣勃夫文艺批评文选。同时将《人民的上海》等译成法文，介绍给国外读者。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无辜判入狱10年，1961年因翻译工作需要，保外就医为由回家。文革开始后，又被下放到安徽桐城挂车河公社，是日病逝于农村，终年65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6日

范权：（1907年－1989年），我国儿科医学奠基人之一，天津儿童医院院长。他的夫人姓孙，也是天津儿童医院护士。范权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5年，范权下乡在蓟县“农村医疗队”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回医院“斗争”。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抄了范权的家。他们把范家的书堆在门外焚烧。孙女士被强迫跪在火堆旁边。她的脸被烧焦。红卫兵还用她家里的面包裹上大便强迫她吃下。邻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经过。当她的丈夫范权从医院被叫回家来的时候，他被告知妻子已经上吊自杀。他看到妻子的身体吊在门框上，一只手垂著，显然是死亡以前已经被打断了骨头。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把自己吊死。另外，范权只看到了妻子的背影。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尸体想要看妻子的脸，却被红卫兵一下子打昏在地。等他醒来，妻子的尸体已经被运走了。孙女士和范权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学工程，从清华大学毕业。老三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后也在医院工作。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三也曾经给父亲写大字报，以示追随革命，后来他看到文革现实的残酷和丑陋，跳楼自杀，幸而未死。1979年范权被恢复了院长职务。

范乐成：（1909年－1970年7月13日），193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对日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医院中服务。1946年前往美国佐治亚州阿利文总医院学习。曾任汉口陆军总医院院长，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1959年与殷传昭、张泽生、彭志琛等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活剖新四军战士”，接受审查，1970年7月13日自杀身亡。著有《战地外伤急救》、《战伤治法》、《局部外科学》等。

尚小云：（1900年1月7日－1976年4月19日），名德泉，字绮霞。尚派艺术的创始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初学老生，继之以武生、花脸，最后才改旦角，文武兼善，面面俱到。由于父亲早逝，家境窘迫，母亲将尚小云送到那王府当书童，在那王的建议下，尚小云進入戏班学武生。尚小云师承孙怡云，又得益于王瑶卿，特色是字正腔圆，善于使用颤音。他的武功根底相当深厚，擅演刀马旦，艺术上有“尚派”之称。尚小云年仅7岁时就投身梨园。1908年，他转入了三乐社科班学戏，初习武生，花脸，后改旦角。1912年三乐社在广和楼公演，尚小云的戏很受欢迎。1913年李际良掌三乐社，更名正乐社，演于民乐舞台。1914年冬，尚小云与孙菊仙配《三娘教子》《战蒲关》，声名渐起，被评为“第一童伶”。世人称尚小云、白牡丹（荀慧生）、芙蓉草（赵桐珊）为“正乐三杰”。16岁出科后，他先后与孙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战蒲关》，与王瑶卿合演《乾坤福寿镜》，与杨小楼合演《湘江会》《楚汉争》等戏。1918年，尚小云自组“重庆社”，不断排演新剧目，以巾帼英雄人物为居多。如《卓文君》《绿衣女侠》《林四娘》《秦良玉》《墨黛》《双阳公主》《摩登伽女》《相思寨》《青城十九侠》《虎乳飞仙传》《红绡》《峨嵋剑》等等，都是他首创演出，又成为他的独有剧目。1927年，由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评选活动”，尚小云以新编剧《摩登伽女》夺得第一。1937年在北平开办“荣春社”科班，亲自执教，到1938年春时，学生达200多人。为坚持办学，1942年前后，尚小云将七所宅院出售，被誉为“典房办学”。1948年，荣春社解散。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中共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而后成立尚小云剧团。同年10月，尚剧团排演新戏《洪宣娇》，经批准后演出，但未获成功。1957年，陜西省戏曲学校成立，尚小云受聘担任艺术总指导。1959年，尚小云将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偿捐献给陜西省博物馆。1960年，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剧团和荀（慧生）剧团被改为国家剧团。1962年，拍摄艺术片《尚小云舞台艺术》，录制《失子惊疯》和《昭君出塞》两部影片。1963年10月底，尚小云的户口被迁往西安。代表作品有《二進宫》《祭塔》《昭君出塞》《梁红玉》《三娘教子》《战蒲关》《秦良玉》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尚小云被陜西省京剧院的“造反派”以“旧戏霸”、“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黑尖子”等政治帽子关進“牛棚”，遭受各种残酷的批斗。据《尚小云与荣春社》记载，这个时期，尚家被查封，只带出三口人的碗筷，每月领得总共36元人民币，可谓是度日如年。而挨斗是家常便饭。据说，挨斗时，因为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叠起的桌子上，胸前还挂一张沈甸甸的大牌子。1974年，尚小云前往北京治疗眼疾。返回西安后，被宣布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76年3月，因胃病住院。4月19日，尚小云在医院含冤辞世。

尚钺：（1902年－1982年1月6日），原名宗武，字健庵，曾化名谢仲五（仲武）、丁祥生、聂树先（老聂）、谢潘。笔名依克、子丹。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就读位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五四运动中，为河南省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于英国文学系（肄业）。在校期间曾聆听鲁迅授课，在其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成绩的小说家。同时，他受李大钊影响，投身革命。1927年9月加入中共党。在中共开封市委工作，任省委机关刊物《猛進》编委。秋收起义时，任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和地区苏维埃主席，领导了罗山、光山一带的秋收起义。1928年两次被捕，关押浙江省陆军监狱，受酷刑，仍坚持斗争。1929年被营救保释出狱，经楚图南介绍，在吉林省毓文中学当语文老师，继续宣传革命，影响了许多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学生，其中金日成受其革命启蒙，曾称他是“马列主义启蒙教师”。后任教于昂昂溪第五中学，曾参与组织反帝大同盟。1929年－1936年，在吉林、上海、宁夏等地教书，并从事中共党的革命活动，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1930年5月到上海，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工作。1932年4月返回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当时中共中央“左倾”政策，被开除党籍。泅渡黑龙江到苏联，欲向共产国际申诉，没有结果，曾在远东红七军工作。1934年回国，先后流寓哈尔滨、上海、北平、宁夏等地，坚持革命活动，并寻找中共党。在教书之余，创作小说，并组织学生革命团体。在北平期间，曾影响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尚仲衣被捕，尚钺被迫离开北平。在宁夏期间，教书于中卫中学、银川宁夏中学，引导一批学生成为宁夏第一批中共党员。1937年回北京，仍未联系上中共党组织。在去延安的途中，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董必武指示，转到武汉，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图书资料室主任，为中校科长。1941年，到昆明云瑞中学教书。1942年，任云南大学讲师和副教授，教授国文和中国通史等课。成为华岗领导下中共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骨干。1945年，经华岗介绍重新加入中共党，并受党委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一二•一运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后，冒着危险参与善后工作。1947年从昆明经上海转入山东解放区，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1946－1948,教授）、华北大学二部（1948－1950，史地系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1950－1982，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小组副组长、历史系主任）。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论战中，尚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相左。毛泽东支持范、翦，尚钺因此受到大批判。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不准尚钺讲课，不准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人民日报》和各大学术刊物都出版了批尚专号。文革期间，尚钺不仅受到学术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受到非人待遇，健康遭到严重损害，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1980年他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1982年1月6日病逝。尚钺第一任妻子陈幼清为中共县委委员，带着三个孩子尚嘉芝、尚嘉齐、尚海伦参加红军，1930年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杀害，三子尚海伦失踪。尚嘉芝1937年病亡。尚嘉齐于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第二任妻子丁月秋，北京艺专毕业，1936年结婚，育一女尚嘉兰，1950年离异。1978年去世。第三任妻子阮季，燕京大学毕业生，人民大学教员，1968年受尚钺牵连被迫害，自杀。育三女一子，女儿尚晓航、尚晓援、尚京子，儿子尚小卫。第四任妻子詹宝珍，燕京大学毕业。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负责人。现离休。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儿时，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因为工作调动，全家经常搬迁，从小学到中学，他辗转读过13所学校。 1946年，茅于轼考上南开中学，接着又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茅于轼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历任机车司炉、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入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反右倾斗争开始，28岁的茅于轼被划分为“右派”，被降职降薪，妻子赵燕玲被停薪留职。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省滕县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茅于轼和妻子一起被挂牌、批斗、强迫劳动，家被抄，并且被剃成光头，母亲也被牵连進来剃成“阴阳头”。之后被调至大同机车厂工作10年。从1960年到1976年，茅于轼在劳动改造期间学习，在数学、力学、英语方面有所领悟。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9月，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做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又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讲师。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任所长、理事长，现为理事长、常务理事。2014年，有传出茅于轼等几位作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其作品的消息，后证实此事属实。2017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发表了反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的言论后，茅于轼和其他多名法学界、知识界的人士一起联署要求周强辞职，此后茅于轼等人创立的民间智库平台“天则经济研究所网”、“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网”等多个网站被封。茅于轼的社交帐号也被删除。
茅于轼的争议言论，例如:
钓鱼岛
2012年8月，茅于轼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说：“……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能够交朋友，到日本到台湾去旅游，做生意，交换信息，互相交朋友享受人生，这个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而且我觉得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又在新浪微博说：“……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麽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麽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航母
茅于轼反对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空母舰。造航空母舰增加国家的国防力量这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别人也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力量就抵消了，你还是没有占到便宜。不造航母，钱可以用于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
毛泽东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提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2013年8月31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公敌。
不支持计划生育
茅于轼不支持中国大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主张放开三胎四胎，随便生，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太荒谬了。”同时他还认为“未来中国進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2019年12月14日，茅于轼90岁生日之际，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宪法里写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专政的，实行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行民主......。”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原名“茅以升”，字唐臣，结构工程师，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以升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所以没有去。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沈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1905年就学于南京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1914年与戴传蕙结婚。1916年毕业。同年参加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留洋；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1921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位博士。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及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及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指定为设计方案审定人；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国古桥与新桥》等。1966年文革期间，多次受到批斗。其女回忆：茅以升每天上班，進了大门颈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它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

岳崇岱：（1888年－1958年），道号东樵子，俗名岳云发。中国道教全真派道士，中国道教协会首任会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寿光县遭灾，其全家逃荒抵达今辽宁省建平县公营子务农。1898年至1901年，10岁到19岁期间随祖父读书、种田。24岁前，曾经在建平县小东经生活。1912年，到辽宁省义县医巫闾山圣清宫出家修道。此后曾经参访中国东北各个名山宫观两年多，随后返回医巫闾山圣清宫，率领道众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果树。1920年，至沈阳太清宫常住，获推选担任太清宫知客，后来出任监院。岳崇岱曾率领太清宫道众在沈阳城东边的张宫屯地庄子种地14年。1939年，获推选为满洲国道教总会常任理事。1944年，回到医巫闾山圣清宫，清修四年。此后参访北平白云观，后返回沈阳太清宫。1948年11月，中共军在辽沈战役中攻占沈阳，此前岳崇岱已回到太清宫。1949年，岳崇岱获道众推选为太清宫方丈，成为道教全真龙门派第26代法嗣。岳崇岱拥护中共党和人民政府，主张道教界应当做到修持和劳动生产两不误，应自食其力、开展自养。岳崇岱倡议并领导道众创办了纸匣工厂，组织道众生产。他还常组织道众读报纸了解时事，学习中共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1956年夏，鉴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均已成立了全国性宗教团体，只有道教尚未成立，岳崇岱乃联络中国内地各地的道教界人士，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岳崇岱获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随后岳崇岱迁居北京白云观，筹建中国道教协会，并募得巨款修缮白云观以备作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址。1956年7月间，岳崇岱被全国政协吸收为特邀委员。1957年3月9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接见岳崇岱。1957年3月13日，岳崇岱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扭转消极思想，参加社会活动》的发言。1957年4月中旬，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1957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57年4月15日上午，岳崇岱及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来到中南海，受到中共国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接见并合影。1958年春，“反右运动”波及道教界。1958年4月，岳崇岱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5月离开北京返回沈阳太清宫，不久上吊自杀身亡，享年70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崇岱获彻底平反。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羨林通晓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其著作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艾密尔•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共党，参与反右运动，批判右派份子。1964年，北大射秽主义教育运动中，同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1966年文革初期，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属于逍遥派。1967年夏秋之交，曾参加周培源主导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列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受到造反派两派审讯，动念自杀，又被抓去批斗。1968年春，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被关進“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文革后，他在《牛棚杂忆》中对文革的描述用了四个“最”：“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后来，在《季羨林散文全编》的《卷首语》中，对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原来四个“最”字提升为六个“极端”：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竺水招：(1921年－1968年) ，女，越剧小生流派“竺派”创始人，被誉为“越剧西施”，“越剧十姐妹”之一，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32年，進入天蟾舞台学习越剧。1939年進上海。1941年起在上海长期与尹桂芳合作。1942年4月，与傅全香任“并头肩”。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报界有“乐而不淫的花衫佳材”之评语。1946年，与尹桂芳、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徐天红、张桂凤和吴小楼义演越剧《山河恋》，史称越剧十姐妹。1947年9月,在上海成立云华剧团，任团长。1948年起，先后与戚雅仙等人合作。解放后该团演出了富有爱国精神和文学性的《南冠草》、《文天祥》等剧目。1956年3月，原团改组为“南京市越剧团”，任团长和主演。其戏路宽广，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当均能应工。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致死，年47岁。作者秋草在2011年5月27日＂浅议竺水招之死＂的文章结尾处这样写道：竺水招终于铁了心肠，走上人生最后一条路。她取出了悄悄珍藏下的那把尖头水果刀，心在发抖，手也在发抖。可是不能再犹豫，多么难能的静寂的午后……难友醒来或回转，她便又求死不得，求生无门了。决然地仰起头，饮下了大半瓶癣药水，顿时喉咙里火烧火燎，要呕，要吐……她咬紧了牙，悄没声息的，用水果刀的刀柄顶住了桌子边沿，对准刀尖，用尽全身力气猛然一顶，一阵剧烈的疼痛，随后一阵麻木，她扑倒在桌子上。刀尖刺破脾脏。素负盛名的越剧明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悄然殒落……

欧阳山：（1908年12月－2004年9月26日），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等，中国现代作家。欧阳山出生于贫民家庭，从小卖给姓杨的人家，后随养父在外流浪，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班，1923年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1928年到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1932年回到广州组织“普罗作家同盟”，主编《广州文艺》周刊。后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用欧阳山的笔名发表作品。1941年在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1957年开始创作150万字长篇巨著《一代风流》，全书分为五卷。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已写好的文稿亦散失。文革结束又重新投入了《一代风流》的写作，1985年全书完稿。这部巨著分成《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五部曲，夏志清认为欧阳生早期的小说并不好，直到《三家巷》才写的好。1997年将全书删改后，总名定为《三家巷》，分为4卷。2004年9月26日病逝于广州。代表作品有《玫瑰残了》、《英雄三生》、《前程似锦》、《高干大》、《三家巷》五部曲等。

武兆发：（1904年－1957年），动物学家、细胞学家。1917年，考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国，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布莱克本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动物系做研究生兼助教、讲员。1929年回中国，到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3年，到开封河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5年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6年1月27日，参加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黄松龄等发起，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1937年到辅仁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40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授，在中国大学任生物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武兆发长期从事动物细胞学、生物制片学的研究工作，曾经创办前進生物标本馆。撰有《对“水螅活质的演变”一问题的重新研究》、《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鸡卵黄球并不形成细胞》等论文。1948年，美国纪录片《Peiping Family》（北平一家）以武兆发全家的日常生活作为全片内容。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武兆发任辅仁大学教授。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武兆发任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动物教研室主任，是北京师范大学6位一级教授之一（6位一级教授是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他还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武兆发还是全国性学术刊物《生物学报》的主编。肃反运动期间，因为有国外关系而被批斗，后来获纠偏平反并赔礼道歉。1957年整风运动中，在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1957年5月3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提出批评教育部领导不懂业务主观自信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昨到北师大听取教师意见》，会上的发言者有董渭川、武兆发、胡明、钟敬文、萧璋等人。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在国内外影响大，于是在反右运动开始便把他当作右派典型。武兆发因不堪侮辱和虐待，用自己的手术刀自杀身亡。1957年8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大会，声讨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批判大会由生物系主持，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在1930年成为历史上首名捕捉正电子的人。1920年浙江诸暨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数理化部，修读化学、数学、物理课程，师从任鸿隽、王季梁、孙洪芬、张子高、胡刚复、叶企孙、何鲁、熊庆来等人；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1924年春留校在物理系担任助教，一面教书，一面听课、考试，补足学分，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1925年夏随同东大物理系教授叶企孙转往北京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师从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校长密立根，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1年赴德国在哈勒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2年返国，回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全家辗转南下到昆明，利用休假在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吴有训校长邀请回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并担任物理系主任。1946年，赴美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中的原子弹实验，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加州理工学院核反应实验室工作；其间购置核物理实验器材。1948年，获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50年返国途中被美国政府拘留在日本达数月之久，其间拒绝了台湾驻日人员劝说赴台之邀。之后克服重重困难，于1950年底取道香港返回中国大陆，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兼任系主任。主要成就：发现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实验发现反物质。在中国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1932年回国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从事γ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启蒙中国的核物理科学。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为中国核物理宗师，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1966年文革开始后，赵因为在三星铅笔厂有股份，被定为“资本家”，又由于有滞留美国的经历，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進了牛棚受到监视与审查。一直到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才得以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赵树理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進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進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1937年加入中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和進行创作，又由于平时他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又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在“大跃進”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進”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進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1949年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聘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等，都令人爱不释手。1966年文革开始的7月20日、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很长的大字报，对赵树理進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著反党反射秽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牌子，轮番被游街、批斗。8月，“揪”到长治，顶着烈日批。11月，“揪”回晋城，冒着大风在广场上斗。在太原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竟把他从主席台拉下来向他胸部猛击一拳，倒下后，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脚，赵树理三根肋骨被打断。在又一次批斗中，有人故意将下层的桌子推倒，赵树理从上面桌子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1970年9月20日左右，赵树理在狱中开始拒绝進食。1970年9月23日，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

赵丹：（1915年6月27日－1980年10月10日），原名赵凤翺，中国著名演员。1931年，16岁的赵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赵丹开始从事话剧和电影演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很快成为明星。1934年，出演由李萍倩执导的剧情电影《三姐妹》；同年，与徐来、龚稼农联合出演剧情电影《到西北去》；接着，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女儿经》上映；此外，还与高倩苹、梅熹等联合主演了抗战电影《乡愁》。1935年，与徐来、王献斋联袂出演爱情电影《落花时节；同年，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热血忠魂》上映；此外，还出演了由张石川执导的剧情电影《大家庭》。1936年与叶露茜结婚。同年，与谈瑛、王献斋联合出演剧情电影《小玲子》；与黎明辉、英茵联袂出演爱情电影《清明时节》；还与胡蝶共同主演爱情电影《女权》。1937年，与白杨共同主演剧情电影《十字街头》，与周璇共同主演剧情电影《马路天使》。1939年主演由沈西苓执导的剧情电影《中华儿女》，6月，与徐韬、王为一等前往新疆進一步开拓戏剧工作，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系狱5年。误传死亡，叶露茜改嫁剧作家杜宣。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出狱回上海，重返影坛，执导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同年与黄宗英结婚。1947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衣锦荣归》上映；同年，与秦怡合作主演剧情电影《遥远的爱》；11月，与顾而已、黄宗英联合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狂想曲》上映。1948年，与王人美共同主演剧情电影《关不住的春光》。1949年，与吴茵、上官云珠联合主演剧情电影《乌鸦与麻雀》，在片中饰演自以为聪明的“小广播”肖老板，他凭借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与黄宗英搭档主演剧情电影《丽人行》。中共国建立后，他留在上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与黄宗英合作主演剧情电影《武训传》。1951年，出演由郑君里执导的剧情电影《我们夫妻之间》。1953年，执导由黄宗英、王龙基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为孩子们祝福》。1956年，与白杨共同主演剧情电影《为了和平》；同年，由其主演的传记电影《李时珍》上映。1957年，与崔嵬、王丹凤合作主演剧情电影《海魂》，在片中饰演爱国正义的水兵陈春官；同年，加入中共党。1958年，由其主演的传记电影《林则徐》上映，在片中饰演正直刚毅、乐观豁达、精力充沛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同年，担任剧情电影《第三次试验》的编剧。1959年，主演由郑君里执导的传记电影《聂耳》。1960年，与齐衡、张伐联合主演剧情电影《风流人物数今朝》。1964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青山恋》。1965年，与于蓝、张平联袂主演剧情电影《烈火中永生》，饰演重庆地下党领导许云峰，这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文化大革命中，赵丹受到冲击，残酷迫害，入狱五年。1977年，赵丹专案组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1980年赵丹因患胰腺癌在北京逝世。遗言为：“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赵畸：（1889年－1968年4月24日），字太侔，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9年考取公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戏剧。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闻一多、涂上元、梁实秋等人同时归国。赵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戏剧理论课程。与原配离婚后，与著名话剧演员俞珊结婚，后又离婚。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進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翌年1月，他出任宁汉合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北伐军進入山东后，南京政府决定筹建山东大学，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太侔与王近信为常务委员，傅斯年等8人为委员。1929年5月，国民党军進入济南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和省立实验剧院院长，仍兼任山大筹委。1930年9月21日青岛大学开学，他任文学院教授，一年后，任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校长杨振声辞职，他暂代校长职务。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调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他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1936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山东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停拨协款相威胁，并无理干预学校人事调整，他愤而辞去校长职务。他离开山东，改任北平艺专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湖南，辗转至重庆。从1939年1月起，他先后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1月复校，国民党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成立文、理、工、农、医五学院，规模扩大。1947年春和1948年秋，国民党在山大两次拘捕了许多爱国学生，他都设法交涉保释，并通过校务会议，决定对被拘捕的学生仍保留学籍，以免日后失学。南京教育部曾密电赵太侔，说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党嫌疑，要他查明具报，并解除徐的职务。他和教务长杨肇熑复电说徐无“劣迹”；让徐躲避，未出事故。1949年5月，国民党决定弃守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曾要他同乘军舰南逃。后来他躲在医院内，使刘再没有找到。这年6月2日，青岛被中共占领，他向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代表王哲办理了山东大学的交接事宜。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兼任学院的学务委员。他还是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许多文稿也被消毁。1968年4月24日，因不堪文革忍受屈辱，投海自尽。
　　
赵慧深：（1914年－1967年12月4日），女，话剧、电影艺术家。1932年，曾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戏剧干事，组织演出了《父归》和《湖上的悲剧》等進步话剧。1934年夏，在北平参加中国旅行剧团，不久随团南下，首次在天津新新剧院演出了曹禺刚刚写成的话剧《雷雨》。她在其中饰演繁漪，以深沈含蓄，充满内心激情的表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繁漪的复杂心理活动。这次演出，轰动了剧坛。1937年，她又在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小芸。她对角色寄以极大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深深地融化在对角色凄凉身世的准确细腻的理解和体验之中，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善良而又不幸的妓女小芸的艺术形象。从而因一出话剧、一部电影，一个繁漪、一个小云，享誉艺苑影坛。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华剧艺社，任干事，协助社领导负责组织剧目和宣传工作。曾参加老舍、赵清阁合写的3幕剧《面子问题》的首演。1947年，她毅然奔赴苏北解放区，曾任华中建国大学戏剧指导。建国后，历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等职，创作了京剧《三不愿意》和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等。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主任等职。发表作品有京剧《三不愿意》、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与麻雀》、《如此北平》等。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白衣自杀身亡，年53岁。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中国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两弹一星”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即河南大学附中前身）。1925－1927年就读于浙江公立专门学校(后为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33年自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193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中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1944年经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同时兼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理学院气象系教授，讲授动力气象学。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同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17日，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1963年5月31日，赵九章建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内试办研究生班。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進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除了抓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外，还注意到中国卫星型号发展问题。同年5月，中科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赵九章在会上报告对中国卫星系列规划设想。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1968年10月26日(也有说10月11日)，因不堪红卫兵的迫害，在北京中关村15楼服安眠药自杀。

赵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3岁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進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赵萝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为首位将英诗《荒原》汉译为中文的译者。赵萝蕤幼年居于苏州，1919年起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转入英语系，1932年毕业；同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35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译本，仅印350册，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6年夏天，诗人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在哈佛俱乐部共進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二书上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要著译：《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其夫陈梦家被定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症，住進北京安定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续遭到批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少咸：（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国音韵文字学家。自小师从祝彦和学习。辛亥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会中不少重要人物有来往。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参加保路同志会，并成为积极分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前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被称为“成都血案”，赵少咸亦参加了其后的反清起义。袁世凯称帝后，大规模搜捕同盟会员、保路同志会等革命党人。赵少咸也在名单上，被军政府逮捕。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参加反袁运动，被判入狱。狱中无事可做，他托人在带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研读数月。出狱后，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他看到军阀割据，战争四起，对政治失望，遂开始研究学术，专攻音韵文字学。1919年，赵少咸开始研究《广韵》。1921年开始校勘《广韵》。1933年，完成《新校广韵》一书。193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音韵学教授黄季刚去世。1937年，赵少咸应中央大学之邀到重庆教授音韵学。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学任教，兼职中文系主任。他还曾在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53年，开始在《新校广韵》的基础上写《广韵疏证》。1956年书稿初成，五年后定稿。全书28册，共260万字。1966年10月，《广韵疏证》即将付梓之时，赵少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冲击，被抄家，藏书手稿全部被焚毁或被抄走。一个多月后在成都市华西医院病逝。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据说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進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同年到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射秽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伕》、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1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1949年中共国建国后，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胡风旧友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9年获释，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才彻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风已因病逝世，终年83岁。在中国文坛胡风是一位创作颇丰、活跃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理论涉及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小品文等，其文学理论著述辑成三卷本《胡风评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风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著有《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个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尽无日，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胡明：（１９０８年—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北师范教授，翻译家。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進步思想影响，参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党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進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１９３１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１９３４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進步团体做宣传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１９３８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从事進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１９５０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文革中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1913—191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和植物分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参与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主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学（后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首任校长。1946—1949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6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现并命名采集于四川万县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50—1968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文革爆发遭中共党斗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学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1915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等名师，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地学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1928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是竺可桢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胡正祥：（1896年－1966年），著名病理学家。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5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病理学研究中颇有建树。于30年代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证明了一种主要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诊断标准，恶性淋巴瘤的形态学与预后的关系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于1951年合作编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国内病理资料为主体的病理学参考书。曾任中国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祖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曾任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于1955年创办《中华病理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等职至1966年。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迫害，因为他研究细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说美国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是他制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胡正祥夫妇，事后他俩先后自杀。

胡登辉：（1941年－1968年8月），足球运动员。1962年，胡登辉从北京市体校毕业了，想進入专业队踢球，但当时的北京队考虑过几次，终于还是因为身材矮的原因投了否决票。但没想到，当时八一队却“相中”了他，立刻将已经分配到中学教书的胡登辉调進八一青年队。1965年，时任国家队主教练的年维泗在重新组建国家队时，欣喜地发现了这个進步飞快的小伙子，把他视为“最有潜质和前途的年轻队员”。就这样，短短三年间，胡登辉完成了从八一青年队到八一队到国家队的效率惊人的“三级跳”。196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胡登辉随国家队出访非、欧三国，国家队取得对几内亚1胜1平1负、对马里2胜1负、对阿尔巴尼亚2平2负的不俗战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進入运动员渴求的“上升期”。比赛果然连连告捷：6比0胜也门队、7比0胜巴勒斯坦队、4比0胜柬埔寨队。胡登辉发挥得淋漓尽致，骁勇异常。在与越南队比赛时，因与对方后卫相撞，胡登辉的胳膊脱臼，疼痛难忍，躺在地上，苍白的脸上豆大汗珠直淌。＂可以坚持吗？”战友围上来，着急地问。因为这是关键之战，胜了才可能参加冠亚军决战。“豁出去了！”他发狠地咬咬牙，在大夫用绷带缠上夹板为他固定后，又投入了战斗。中国队终以2比1获胜。1966年岁末的北京，满街的大字报、游行队伍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向他们呼啸而来。国家运动集训队的大楼也贴满了大字报：“年维泗教练不教人的资反路线必须批判”、“足球队的同志们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阴风四起，一些新老“国脚”被列入“另册”，张宏根被列入“白专道路”典型，史万春等被视为旧社会残渣余孽，被关進牛棚，“球王”孙锦顺以莫须有的“特嫌”专政，八一队的陈福赉、朱一先等老教练也被划進劳改队。25岁的胡登辉被冠以“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成为接受批判的对象。胡登辉的父亲曾因历史问题(据说是“海外关系”)入狱，后因病死在狱中。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记下“如不是在监狱里，父亲的病可能被治好，不致死去”的话。当晚他被关在一间宿舍里，痛苦、沮丧、失落缠绕着他年轻的心。他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追求，可是球场被封，训练中断，大家都“干革命”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他在文革前曾与一位女运动员相恋，但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们不断逼着这位女运动员与胡登辉“划清阶级界线”，最终他们只好放弃。爱情的萌芽未及绽开，就遭到了摧残。1968年夏的一天，八一足球造反派要批斗一位领导，将胡从国家队揪回八一队，当晚，刚好驻地上演革命样板戏，胡趁机从关押的房子逃出，跑到中央党校内一个小院，触电自尽，未成功，再在一颗树上上吊自杀，终年27岁。死后几天，尸体才被发现，队友戚务生、伊秋文用板车拖去火化。（胡死亡具体月日不详。新浪一篇“马三”的博文《电影<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与原中国队中锋胡登辉之死》对胡之死知之最详细，也只提到是“夏天”，姑且放到“8月”。）

俞鸿模：（1908年－1968年3月17日），又名少歧，编辑家。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复旦大学，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所领导的進步文艺团体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学国文教员。1938年回到国内，随即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文书和教员。不久，在艾思奇等人的帮助下，到汉口创办海燕书店，出版進步文学书刊，宣传革命思想。1939年奉命前往香港筹办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鸿模从印尼带回所分得的家产全部用于开办书店和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同年冬，鸿模回到上海筹建海燕书店，出版了《地下》、《前夜》等大量進步书籍。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书店和海燕书店均被迫停业。此后，他秘密加入了新四军，从事進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燕书店又复业，继续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剑》等進步书籍。中共国成立后，俞鸿模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等，主持出版《苏联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等大量书籍资料。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到牵连，审查期间自杀未遂；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惨遭迫害，终于不堪迫害在1968年3月17日自杀身亡。终年61岁。

俞大绂：（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字叔佳，中国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1915年進入复旦中学，1918年進入复旦大学预科专修数理，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主学农科、兼修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28年怀着“科学救国”的理念赴美深造，攻读动植物病理学，1932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Sigma－Xi荣誉会员，并获得斐陶斐奖。1932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选聘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中共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至1982年。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1956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农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俞大绂的成就：早年从事谷类作物的抗病育种工作，先后培育并推广抗黑粉病小麦、大麦良种，以及具有抗荚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种、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种。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创中国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种的研究；对粟病及蚕豆病害進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晚年在真菌异核现象研究方面获得成果，并得到国际上的肯定。195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苹果树腐烂病。当时，300多万棵苹果树濒临死亡。俞大绂带领防治小组奔赴病区，对发病规律及侵染循环進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防治措施。地方政府配合号召数万群众，共同参与这场防治苹果树腐烂病的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制止了病害，让果树又恢复了生机。俞大绂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同事一起進行防治谷子红叶病的任务。他们在华北、西北等地采集标本，深入生产第一线反复试验，终于找出了药物防治和抗病育种的有效措施。这项工作不仅在谷子红叶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成果，在病毒病害的深入研究以及学科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贡献。50年代中期，俞大绂主持开创了中国的植物抗疫工作。开办了植物检疫培训班，在培养检疫人才、发展植物检疫工作、普及植物检疫知识上各方面做出了贡献，也填补了中国在相关领域发展的空白。俞大绂曾带领学生到浙江黄巖，以柑桔疱痂病作为主要检疫对象進行防治和检疫工作，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控制了病害。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检疫技术干部。同一时期，他还在四川進行柑桔溃疡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各界肯定。1959年俞大绂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微生物专业，他不仅创办并领导专业工作多年，为培养农业微生物人才工作奉献良多。1966年俞大绂和他的助手们在水稻恶苗病菌（能够产生赤霉素，也称赤霉菌）的异核遗传研究中，发现了该菌在自然界中有三种不同的组成异核体，并证明各异核菌在赤霉素产量和寄生力上均有差异。这项研究在“异核现象在自然界中是否普遍存在？”这个争论的问题上面取得答案，也说明异核体内致病力极弱或根本无致病力的异核怎么传递下去。此项研究结果《赤霉菌的自然变异研究》，发表在1966年的《中国科学》（英文版）上。由于当时只有少数先進国家在这方面研究有所投入，俞大绂及其助手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各国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视，并被多种各国相关刊物引用。泯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大绂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

俞珊：（1908年－1968年），女，中国演员，表演艺术家，最早的话剧演员之一。2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精通英语、热爱戏剧。1929年田汉至该校导演《湖上的悲剧》，邀入其南国社。国人大都知道周恩来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是南开新剧团的积极分子，而他当年在戏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在话剧男扮女的情况下，真正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一举成名的女演员，是南国社在1929年公演《莎乐美》时扮演女主角的俞珊。俞珊是南国社后期一颗明星。她在入社当年7～8月举行的南国社第二期公演中主演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名剧《莎乐美》，据吴作人回忆：俞珊主演的《莎乐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莎乐美的扮演者，启用了“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的舞台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胆泼辣，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著亲吻的犹太公主形象，从此声誉鹊起。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著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还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图中国话剧史》的封面和封底上。1930年，俞珊又参加了南国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一剧中任主角。因为她的个性和舞台形象十分适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赛女子形象，所以评论者予以高度评价：“俞珊演得热情泼辣，十分动人。”以后她随京剧名伶水仙花（郭际湘）习旦角，30年代在京、津，抗战时至重庆，常作业余演出。中共国成立后，俞珊先在江苏省京剧团工作，及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1966年夏天，就在“红卫兵”到俞珊家里抄家的时候，田汉已经被打成“黑帮分子”关進“牛棚”。1967年2月17日，田汉被关入秦城监狱，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進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直到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1968年4月24日，与俞珊离异的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尽，终年79岁。而60岁的俞珊，则正被红卫兵抄家剃阴阳头批斗，最终被迫害致死。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散文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与杭州才女许宝驯结婚，开始爱好昆曲。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同年，他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后陆续发表过《冬夜》等诗集。1919年12月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192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并介绍朱自清前往清华学校教书。1928年去清华大学。1935年在清华园成立“清华谷音社”，推广昆曲。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共党。1953年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将旧著《红楼梦辩》修订后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進行陈述。同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是当时的著名事件。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迫害，然而他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俞平伯進行了批判。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平伯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是哪里有批判会就到哪里。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十年动乱期间，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受到抄家批斗，在逆境中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驯相依为命，顽强地生活着。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1月，作为特殊照顾对象，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0高龄逝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寓所。著有《俞平伯全集》共计十卷。

贺绿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名楷，号抱真，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音乐家黄自。1934年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获第一奖。同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聂耳介绍他到明星电影公司任作曲股长，参与左翼电影事业。他为影片《船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20多部影剧作品配乐作曲，创作了《摇船歌》、《背纤歌》、《春天里》、《怨别离》、《怀乡曲》、《恋歌》、《秋水伊人》等上百首歌曲，脍炙人口，传唱不已。他为影片《马路天使》谱写的《四季歌》、《天涯歌女》两支歌，成为他的电影歌曲创作和30年代進步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煤油灯下创作了不朽的抗日战歌《游击队歌》，传遍大江南北。1938年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1938年8月武汉失守以后撤到重庆，任职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兼任育才学校音乐教师。同时创作了《全面抗战》、《上战场》、《弟兄们拉起手来》、《保家乡》、《中华儿女》、《胜利進行曲》、《还我河山》等充满战斗热情的歌曲，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3年到延安，后去东北。1946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音乐组长，并与李伯钊等负责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任团长兼合唱队长。1949年2月，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还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及中国音协副主席。1949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还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附小，为国家培养初、中、高级优秀音乐人才。他曾根据一首民间曲子创作了曲名为《倒卷珠帘》的哀乐，震撼人心，动人心弦，后修改成常用的《哀乐》。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名指控8名艺术家、作家、编辑、和教授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分子”，贺绿汀是其中之一。由此贺绿汀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攻击。教育界和艺术界都是文革规划好的重点打击对象，贺绿汀身为音乐家以及大学校长，身兼二罪，在劫难逃。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贺绿汀進而遭到肉体攻击和折磨。9月16日，贺绿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该校红卫兵绑架到学校。贺绿汀被一块黑布蒙住头，被皮带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烂，与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也被逼在墙角打得满身是伤。这一群人打过以后，另一群人围上来，将他们分别绑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们的家被抄，家里的东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乐学院发生了十七起所谓“非正常死亡”。这些死亡就发生在这样的暴力虐待的基础上。1968年3月21日，贺绿汀被上海当局关進正式监狱。他被关了5年，1973年才被释放。在这期间，他多次被押到“斗争大会”上遭到“斗争”，其中包括在电视上被“斗争”。“斗争会”一直开到了电视上，也算是上海对高科技的特别使用，尽管当时私人很少人有电视机，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没有电视节目播送。在文革中，他的三个女儿因拒绝与父亲划清界限而被定为“翻案集团骨干”，次女贺晓秋在受打击后在家中开煤气自杀。1979年，贺绿汀复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贺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1919年秋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1923年，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2月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9月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完成《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两篇论文。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2年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1933年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1935年4月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1936年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与金岳霖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1938年2月临时大学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1942年，2月1日发表《宣传与教育》一文。1944年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一文。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当代中国哲学》，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与人生》。1949年中共進驻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党做贺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台湾；進步教授袁翰青也与贺麟谈了三次，宣传中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终贺麟同意拒绝到台湾，并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译黑格尔《小逻辑》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开始，其学术重点放在翻译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失。1959年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卷。1962年译作《康得哲学论述》、《精神现象学》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贺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开始，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1973年，台湾出版社印行了贺麟《文化与人生》的新版。1978年贺麟复出。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中学期间，即开始创作小说，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作品。1922年，施蛰存考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开设的之江大学，次年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开除，转入上海大学，同年以维纳丝学会之名，自费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此后他又曾转入大同大学（1924年）和震旦大学（1926年），参加过五卅运动，并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团，同时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变后，施、戴等人均列为共党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隐居，任中学教员，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自1929年开始，施蛰存陆续发布《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杂志。引進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回上海探亲的施蛰存无法返回昆明，遂转往福建，任教于永安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次年至长汀，执教于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劄》等教材。直到1945年，转赴福建三元，执教于江苏学院，战争结束后随江苏学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转往上海，任教于暨南大学（1946年）。1951年，施蛰存改入沪江大学。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居住愚园路岐山村。1957年，因发表杂文《才与德》，加之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被赶到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们的批判。如翻译家王道干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射秽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進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二十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党、反对射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在《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自序中，他说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显其坦然之心迹：“‘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成一个集子。前天看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很佩服他的目光远大。”其所著颇富。1978年撰著《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施济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笔名方洋、梅寄诗。中国现代女作家。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时为上海浦东高中学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渐发展为知己的恋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而南京沦陷后，施、俞两家在施济美的机智指挥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惨无人道的日机轰炸中遇难。施济美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并且终身未嫁。1942年大学毕业时，“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刊物。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中共建国后，施济美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讲课生动，解说中肯，曾多次举行观摩教学，被誉为"施济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姚监复：（1932年10月9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父亲为国民党军人，母亲为小学教员。抗日战争中随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肃、陜西。抗战胜利后到江苏苏州。淮海战役中，时任上校的父亲参加起义。1949年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1957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冲击，父亲自缢，母亲在1966年”红八月“中惨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文革后平反。1982年被杜润生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六四之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1992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现已退休。近况：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记者肖曼采访，姚监复说央视应实况转播人大代表发言。2012年5月执笔陈希同的回忆录名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纪录》，书中记录了姚监复与陈希同八次谈话的内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相信江泽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愿望，因为江泽民本人是六四镇压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为记者高瑜提供中共《九号文件》而受到调查，高瑜案判决书中称其“另案处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1945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1957年9月回国后到钱学森所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参与创建材料与工艺研究所（后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并任所长。1968年6月8日在文革运动中被红卫兵毒打致头部重伤，并被阻挠而失救致死，去世时年仅45岁。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亲决定要他到济南的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想让侯仁之当医生，因而选择了这所学校。然而，一个学期后，由于学生运动，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停办，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德州博文中学没有在政府备案，学生无法直接报考大学，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学到通县的潞河中学。1931年，因受顾颉刚在《中学生》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影响，侯仁之同胞弟侯硕之商量是学医还是赴燕京大学学历史，侯硕之对侯仁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这番话使侯仁之决定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奔顾颉刚。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奖学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经历四年本科学习，在洪业和顾颉刚教授的训练与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毕业后，侯仁之奉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顾颉刚离校南下，侯仁之遂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此时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历史地理学发展。1937年秋，身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据自己在团契“朝会”上的发言写成一本小册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这是当时任团契主席的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向侯仁之的约稿。小册子印出后，在燕京大学师生中传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遇到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诉侯仁之，他看了这本小册子，认为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学。按照洪业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侯仁之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达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学生。在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学术突破，1949年7月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北京的历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他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后来改为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侯仁之也开始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写出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论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陜西、甘肃、青海、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将研究领域拓宽到沙漠，从1960年开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部分师生赴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蚀状况進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写成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1962年底，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侯仁之制定了十年考察计划：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配套基地开展了论证研究。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发现3个古城，经考证为汉朝的临戎、三封、窳浑。后来他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俞伟超合写《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文，引起学术界及当地政府重视。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来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该沙漠东南角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遗址－－统万城、城川城。此后，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侯仁之通过上述研究，开创了“沙漠历史地理”。在侯仁之带领下，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开展起来，北京大学设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为三北防护林带的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侯仁之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家村干将”，因为他曾为吴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后来，他又因反对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季羨林回忆称：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進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该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发病区，侯仁之等人在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鲤鱼洲，侯仁之先后参加了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等各项劳动。1972年复出。

侯金镜：(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学评论家。少年随父在天津上学。
1937年夏考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因七七事变随校迁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陜北公学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演戏并写作。曾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话剧上演。1939年调晋察冀边区，创作宣传抗日的歌词、宣传剧。1942年加入中共党，年底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文学组组长。1943年到阜平县深入生活，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高街村剧团演《穷人乐》。历任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干事，冀西阜平抗联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1954年冬调任《文艺报》副主编，同时写作文学评论。1961年发表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批评，维护作家的创作个性，引起较大反响。著有评论集《部队文艺新的里程》、《鼓噪集》、《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等。散文《漫游小五台》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文革中被送往湖北咸宁干校，强制参加重体力劳动，猝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1岁。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他离家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于同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1941年被选送到陜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学习，1945年11月，担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1946年6月，任热西专署民政科长。1948年后到新闻系统工作，先后担任《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社社长、《天津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共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及《诗刊》编委等职。郭小川的诗歌立意深刻，他对诗的格式進行过各种尝试，曾创作了楼梯式、自由体、新辞赋体等，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被称为政治抒情诗，朗朗上口，韵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并下放到河南林县劳动。文革结束后，被招回京，在安阳招待所住宿时，夜晚由于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垫导致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

郭维：（1922年－2014年11月14日），著名电影导演、编剧。1938年起，先后在陜北公学流动剧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任演员、戏剧组长、社长，参与出演《白毛女》、《血泪仇》等话剧，并导演了话剧《胜利渡长江》等。中共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1950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协助史东山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1953年，独立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智取华山》（兼任编剧），获得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和平奖。1954年，调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了电影《董存瑞》，获得1956年中共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后来，郭维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1958年，郭维离开了电影学院的学习班，导演了电影《花好月圆》，该片改编自赵树理的作品《三里湾》；后来，作为“沙郭吕集团”(沙蒙、吕班，同期电影导演。)的主要成员被打成右派，作品也屡遭批判。被打成右派之后，自刻一方图章，上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62年，他恢复了导演职务，随即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改编为电影剧本，但该影片刚進入拍摄阶段，便被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扼杀。1979 年5月5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宣布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郭维等29人均属错案，为其公开恢复名誉，后他又调回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兼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执导了剧情电影《柳暗花明》。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与同样为香港归侨的傅其芳和容国团并称为中国乒坛“三英”。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此后定居中国，并与1952年全国女子冠军孙梅英结婚。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当文革的狂风吹進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進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進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时年41岁。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1987年12月17日），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1年加入中共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共党。1936年后前往上海，在经营苏联电影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任翻译，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沧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担任过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共国成立后出任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后又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顾问等职。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主要译作有：《列宁在十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俄罗斯问题》、《小市民》、《演员自我修养》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七年时间。1975年获释。1978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顾问。倡导编译《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被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顾问。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经史。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胡适曾为其英文老师。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今抚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研究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成果（导师为卡尔•泰勒•康普顿，阿瑟•康普顿之兄）。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1929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斯坦天文物理实验室進行科学研究，完成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论文。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培养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影响深远。1944年，他休假到美国，与A．H．尼尔森（Nielsen）等合作進行分子光谱研究。1947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读了一年后，深觉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转学去燕京大学，拜吴文藻为师。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同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同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1年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副团长黄现璠、陈岸等）。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从此无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1966年9月1日，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斗、带出去劳动。1967年6月10日费孝通目击潘光旦死亡。所著颇丰。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南汉宸：（1895年－1967年1月27日），中共国金融制度奠基者，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進委员会主席，后又任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27日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席鲁思：（1896 年－1966年9月），即席启炯，字鲁思，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民国初年，他父亲在北京任国会议员，全家北上。他留京数年，一方面搜购书籍，努力研习；一方面与京师名流学者陈垣、杨树达、吴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孙人和等，成立思辩学社，共同切磋。是时，他才26岁。其后，他父亲携眷南归，在汉口稍作勾留。经吴承仕的介绍，他到武昌高等师范谒见当代文字学大师黄侃，两人畅谈竟日。黄侃对他的学识很表钦佩，当面留他在高师任教，他婉言谢绝。黄又致函坚请他留在武昌讲学，他因全家返湘，不愿独留，就与家人一同回乡。不久，县人雷铸寰在衡阳创办船山中学，他应聘到衡阳讲学数年。船山中学停办后，他去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大专院校纷纷西迁，他去安化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去武汉大学任教，历时二十年，该校中文系有五位教授声望很高，人称为“五老”，包括刘永济、刘博平、陈登恪、席鲁思、黄焯（后有所变化，包括徐天闵）。他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钦佩，曾通读数次，对重要历史事实，能原原本本讲出，如数家珍。他特别精于小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造诣尤深。他先后在各高等院校讲授文字学，口讲指画，深入浅出，闻者忘倦。他少时精研《文选》，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务去。为文典雅，文采斐然，散文骈俪，两体俱精。但生平为文，皆不留稿；所编讲义，虽满筒盈箱，却不肯轻易流布，因此无著作行世。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他声言“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9月愤而绝食致死。

草婴：（1923年－2015年10月24日），原名盛峻峰，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就读于上海雷士德工学院附中、松江中学、和江苏南通农学院。1941年开始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等刊物翻译。195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专职从事苏联文学翻译，主要翻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肖洛霍夫诸家名作。1960年，54岁起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共计12卷、400万字。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草婴被迫接受“教育”。文革期间，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遭到了迫害。1969年夏天，患有胃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進，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1975年冬天，被要求扛100斤重的水泥，结果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得不到治疗，最后在硬木板上，躺了近半年。文革结束后，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大会上荣获高尔基文学奖。

钟纪明：(1906年－1970年) ，剧作家，笔名野火、白山。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陜甘宁边区文协理事、秘书，陇东文艺工作组副组长，陇东、合水二区游击队指导员及中共区委副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支书、教育科长，西北艺术学院教育长，西北电影制片厂厂长。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覆舟记》（合作），《赵德贵和他的枪》，电影剧本《雪海银浪》、《延安游击队》，论文《论快板》、《向民间文艺学习》，话剧剧本《团员的光荣》，曲艺《一条扁担捉美兵》、《红军英勇渡乌江》，鼓词《王大娘》，歌剧剧本《一盏灯》（合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嫌”，残酷迫害致死，享年64岁。

查谦：（1896年11月22日－1975年1月23日），原名查贵师，字啸仙。物理学家，教育家。1915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学习，习文、理课程15门。1919年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助教。1920年赴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当时南京高师已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27年，任金陵大学（1952年和南京大学合并）物理系教授。1927年后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29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翌年兼理学院院长，创办物理系；1949年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创办华中工学院，任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院长，直至1975年。据说在国际物理界，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谦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还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后才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直至病死。

骆宾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张璞君，中国作家。1935年在上海，萧军、萧红在鲁迅帮助下，分别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骆宾基读后受到震动。1936年5月初，骆宾基来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处亭子间住下后，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就寄给鲁迅。重病的鲁迅回信称：“体力不支，一时恐难看稿；况且既是长篇，仅凭开端也无以观其全貌……”骆宾基失望地给鲁迅回信：“退稿已经收到，请勿悬念，祝愿先生早日痊愈……”1936年10月，写作《边陲线上》即将收尾时，骆宾基得知鲁迅病逝，悲痛难抑。过了一段时间，骆宾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应看稿，骆宾基迅速将《边陲线上》写完，誊清并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说，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笔力与未来，并同意在修改后介绍出版。后经茅盾三次推荐，1937年5月，上海天马书店主编巴人（王任叔）约见骆宾基，表示准备出版《边陲线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王任叔从印刷厂里抢出《边陲线上》的书稿还给茅盾。此后，茅盾第四次推荐，将书稿给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骆宾基要到浙东前线从事战地服务。行前，茅盾知道骆宾基的书稿未付印，没有经济来源，便资助骆宾基40块大洋。1940年秋后，骆宾基到浙东义乌拜访冯雪峰。经冯雪峰支持，骆宾基1940年底赴广西桂林从事文学创作。在桂林，刚写完第二部长篇小说《人与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骆宾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间，骆宾基曾受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之托，帮助照看病中的萧红，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骆宾基回桂林。他和聂绀弩合编《文学报》，很快遭到查禁，乃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这部小说奠定了骆宾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丰产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老女仆》、《北望园的春天》、《乡亲康天刚》等。1947年春，骆宾基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到东北动员一股地方武装接受八路军改编，途经长春市郊时，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队逮捕，当夜押往沈阳秘密监所。对方劝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在戡乱政策下作一个守法公民”，马上可获释。他回答：“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怎么能站在戡乱政策底下呢？我到东北来就是为了反对戡乱，反对打内战的！”“你们公开枪毙我好啦！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是讲气节的！”此后，他被当作“顽固不化”的要犯，专机押到南京军法局监狱，以“武装叛乱”的罪名待决。1949年1月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释放政治犯，骆宾基才获释，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骆宾基自香港启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当专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全委，北京市作协副主席。1956年，骆宾基因胡风问题受牵连，被审查一年，其中有3个月不准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农业社体验生活。1958年，下放黑龙江省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骆宾基度过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曾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坚持原则。1967年，在单位的一次批斗会上，骆宾基站起来说：“邵荃麟是活着的焦裕禄！”全场皆惊。后来，造反派将他叫到办公室，要他揭发邵荃麟、冯雪峰，被他拒绝。骆宾基的妻子邹民才回忆：“因为骆先生坚持不改变对邵荃麟、冯雪峰的看法，一直没有工作，每月只有极少的生活费，家里不得不靠变卖东西过日子。当时有人好心劝他下个台阶，他毅然拒绝，说：‘这台阶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当天地震刚发生，骆宾基就从地安门的住处出门，到大雅宝胡同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遗孀及女儿，那时邵荃麟的遗孀尚顶着“叛徒、走资派”帽子。1972年起，由于无法继续自由从事文学创作，骆宾基开始研究金文。写出专著《金文新考》。

倪贻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术家。1919年進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2年上海美专毕业并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绘画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广州、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组织“摩社”，主编《艺术旬刊》杂志。1932年秋，他和庞薰琴等组织决澜社，以表现新艺术形式举办三次画展，富有狂风般的激情，向沈寂、庸俗、衰颓的画界冲击，使中国画坛出现新兴气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跟随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任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美术科长，后在西南联大、英士大学、国立艺专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为“中华美术协会”理事。1941年从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专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進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办《西湖艺专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在国立艺专留校任教并肩副校长。1953年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8年调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为理论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贻德教授油画工作室，担任绘画教学工作。著作有《画人行脚》、《现代绘画概观》、《艺术漫谈》、《近代艺术》、《水彩画概论》、《西洋美术史纲要》、《西洋画研究》、《西画论丛》等。1966年在文革中长期遭受严重折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钟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国画家。1927年秋，与武昌艺专的创始人蒋兰圃等，成立了以“阐扬国故，振起艺术”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梅社”，号称“梅社十友”。1930年又与唐一禾发起成立武美艺术研究会，举办多次画展及公演，湖北艺术日趋活跃。作品又相继参加了中华民国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5年在武汉举办湖北省有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汉口市美术展览》、湖北美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时，年仅33岁的钟道泉在国画界已名闻遐迩，其作品被誉“大气磅礴”。抗战后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艺专等校一直从事美术教学与创作工作，同时在四川各地举办或参加各类画展，1944年参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展，1947年以个人名义举办“收集欧洲名画片展”，图片中已包含欧洲印象派作品。其间与张大千、徐悲鸿、冯玉祥、李一目、蔡绍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频繁。在画风上注重兼容并收、道法自然，同时不断探究拓宽中国画的笔、墨、色、纸的表现力。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在各地产生的影响，使其在美术界已享有“西南地区国画宗师”之誉。1949年后任四川省文联国画组组长。1956年赴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1958年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其间政治运动频发，他与世无争，潜心艺术创作与教学，低调入世，高调作画。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为其出版《花鸟画小辑》。曾任武昌艺专教师、西南艺专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艺校国画教师、四川文联国画组组长、四川美术学院讲师。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国写意花鸟画著称于世。50年代末，前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观看钟道泉现场作画，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笔飞墨舞，转眼间完成一幅出神入化、无懈可击的作品的绝招彻底倾倒。然正值钟道泉炉火纯青之时，不幸于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岁。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声，号留香，艺名白牡丹，一名词，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彜；与余叔巖合演《打渔杀家》起，改用荀慧生为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开始以“白牡丹”艺名随庞启发在冀东、冀中一带农村集镇庙会上演出。1910年随庞启发進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戏。1911年去天津，曾与王钟声同台演出文明戏。民国后又到北京，跟李寿山等学习京剧，后拜王瑶卿，学习正工青衣。1915年本应出徒，但是庞启发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两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杨小楼的永胜社，随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赴上海演出，担任“刀马旦”，引起轰动。因喜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也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1925年改艺名为荀慧生。1949年以后，历任荀慧生京剧团团长，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出戏，其中代表作为《元宵谜》、《玉堂春》、《棋盘山》等，与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一起称为“三小一白”。文革时期荀慧生被批斗，身挂“牛鬼蛇神”的牌子，头被剃成阴阳头，被押往北京孔庙，与老舍、萧军等作家一起被罚跪着焚烧戏服，并受鞭笞。当他被放回家的时候，脊背上血迹斑斑，衬衣已被打得破烂不堪，与血痂粘在一起，揭下来都十分困难。后被送到“沙河农场”劳改，从事重体力劳动。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实在支撑不住，倒卧在冰天雪地中，无人理会达4小时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气绝。

闻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陜北文工团﹑陜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陜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進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斯坦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未能完成。1968年，闻捷成为上海作协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女儿也被赶出了家门。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進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1月10日，市党代会开到晚上结束之后，因与管理调查他的领导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级阻止，曾经充满红色理想的闻捷，终于感觉了彻底的绝望，在住地开煤气自杀了。时年48岁。

恽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钥勋，字长安，当记者后改名逸群。著名记者，中共情报工作者。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求学。中途辍学。1923年入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五卅事件后，参加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武進区、县党部常委。后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由乔心全介绍加入中共党。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释放。出狱后担任中共武進、宜進县委书记。1930年担任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北特委秘书长，后来浙北特委被撤销，转到江苏灌云响水中学任教。在浙江时，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创办)担任教师。后建立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1932年8月恽逸群進入上海新闻界，在新声通讯社当记者，此时已经失去和党组联系。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报》已故翻译秦理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杀。恽逸群发表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同时，恽逸群与中共党组恢复联系，并加入地下情报系统。1935年8月，恽逸群進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创办的《立报》。1936年，恽逸群受邹韬奋邀请，前往香港协办《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周刊》。后来回到上海，担任《立报》主笔。1937年10月，恽逸群与范长江发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汉口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恽生前回忆，提供了16个人的姓名：恽逸群、范长江、邵宗汉、夏衍、石西民、陆诒、刘祖澄、袁殊、杨潮、朱明、戴湘云、陈宪章、章丹枫、孟秋江、萧芳、金摩云) 。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奉命转到地下党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出版《导报》、《译报》，活跃在孤岛新闻界。1938年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质疑汪的言论行为，一月之后，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新闻业界哗然。1939年《导报》、《译报》被捣毁，被迫出走香港，负责国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恽逸群受中共地下党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汉奸”。后進入日本特务机关“巖井公馆”，身份是上海编译社社长。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罪逮捕，但在狱中未露实情，1945年6月30日获释。抗战胜利后，戴笠曾下令以汉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时间内，他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和《新民主报》工作，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编委，新华社华东分社的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副社长，济南分社社长，大众日报的副社长、总编辑，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应《新华文摘》之约写下《三十年见闻杂记》，1949年在山东出版社印行，各地广泛翻印。(后改名《蒋党真相》) 。1949年5月，恽随军進入上海，负责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长。历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2年2月，“三反”中因为1951年《解放日报》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饶漱石借机陷害，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同时和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第一本《新华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以汉奸、叛徒罪被捕，被单独关押，隔绝外界联系，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得上诉。至此，恽逸群已经被关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释出京，并不允许他对别人谈论被捕经过和判决内容，判决书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恽逸群被发配至苏北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文革期间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历经磨难，子女与其断绝关系。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诮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文革结束后，恽逸群進京申冤，但无人过问。1978年12月10日晚9时，恽逸群病逝于南京省中医院。

徐璋本：（1911年－1988年），中国著名科学家，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因为不同政见者而知名。钱学森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1957年因说了这些话：“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屎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進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屎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被打成为右派，后又有成立＂中国劳动党＂，效仿美国多党制的言论及动机，因此在1957年年底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结果坐了22年的牢。1979年回到北京，1988年去世。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靠著抵毁他人出卖灵魂以求安稳而成了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为坚持真理不屈于20多年非人的囚徒生活，虽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成就无关，但这代表了文化人良知的高贵品质与高尚人格，必将名垂青史。

徐利治：（1920年9月23日－2019年3月11日），原名徐泉涌，中国数学家、教育家。1938年考入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师范部。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报考大学时，改名为徐利治（徐，稳步也；治，洽学也）。不久暂时休学，至四川重庆中学教书。一年后返回西南联合大学。徐利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碌。1945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留校任华罗庚助教。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徐利治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现北京），应聘助教。1949年，徐利治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進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徐利治同王湘浩、江泽坚等人自愿去到长春，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组建了数学系，徐利治任数学系副主任。1956年提升为正教授。同年，苏联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团参加泛函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三人代表为南京大学曾远荣、中国科学院田方增和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徐利治代表东北人大向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康托罗维奇提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回国后，在东北人民大学匡亚明校长支持下，徐利治立即着手近似数学专业（现计算数学专业，本科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组建工作，并与苏联专家康托罗维奇推荐的自己的学生列宁格勒大学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梅索夫斯基赫共同主持了计算数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计算数学专业人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计算数学专业成立。同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陷于瘫痪，徐利治就躲在家里潜心研究学问。1970年他被送到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1975年9月才回吉林大学执教。日后在渐進分析、逼近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徐氏渐進公式”、“徐氏逼近”。

徐旭生：（1888年－1976年1月4日），名炳昶，字旭生，以字行，笔名虚生，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早年曾就读于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1911年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后考取公费留学生，1913年前往法国留学，進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回到中国，任教于开封第一师范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1926年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与瑞方团长斯文赫定率团前往中国西北地区進行考察。1929年起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3年他前往西安，组织成立陜西考古会，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1937年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1940年起任第二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共国成立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57年加入中共党。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1月逝世。

徐鸿宝：（1881年－1971年），字森玉，中国金石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图书馆事业家，著名藏书家。就学于山西大学堂，毕业后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5年后，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市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徐鸿宝一生在征集、保护中国流散的图书及文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国宝守护神”，全球文物考古界誉为“中国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家”之一。他的母亲徐闵氏出身浙江一个以刊刻为历代家业的名门望族（即印行“闵刻本”的家族），因此徐鸿宝自小便跟随母亲习字而有深厚古文功底，之后進入白鹿洞书院跟随于式枚学习，后再考進山西大学堂学习化学，求学期间，与学者宣熙来往，而开始对清宫收藏有所接触认识；辛亥革命后，代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又進入教育部，在1924年则被派任善后委员，任故宫古物馆馆长，负责清宫文物清点工作。在1939年参与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与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名学者和文物专家，合力收购流落上海、香港的善本珍籍。1949年则参与了文物造册，主张将文物精品运送至台湾。并参与了文物南迁，在运送过程中不慎跌伤，卧床昆明达五个月之久。50年代之后，徐森玉在上海活动，担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在文革期间被列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批斗，逝世于上海。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被中共国《人民日报》点名的右派分子，唯一经多次越狱并成功出逃而成为传奇人物。1948年，15岁的徐洪慈加入中共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1951年，18岁的徐洪慈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干部。1953年，20岁的徐洪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4年，21岁的徐洪慈作为调干生進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鸣大放、向中共提出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里一直没人贴大字报。1957年6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要求次日要看到成效。大会结束后，徐洪慈等14名同学响应号召，草拟了共51条意见的大字报，次日贴出。51条意见包括对中共的意见，对学校及专业设置的意见等等。1957年6月6日该大字报贴出后，在校内形成了贴大字报高潮。大字报贴出后，整风运动随即進入反右阶段。徐洪慈遭到批判。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点名批判徐洪慈为右派分子、叛徒，并称徐洪慈的叛党行为受到该校另一右派分子范日新的支持。由于女友揭露徐洪慈和她说过“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这两句话，徐洪慈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学籍，送往位于安徽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由上海市管辖）劳动教养。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农场越狱，回到上海后随即被抓获并押送回白茅岭农场。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狱，经云南昆明逃至泸水县，准备偷渡到缅甸，但在泸水县被抓获，关押在泸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泸水看守所越狱时被当场抓获。同年，徐洪慈被当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先后被关押在丽江大盐农场、拉马古铜矿等处。1965年刑满释放，作为留场人员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徐洪慈被劳改农场列为首批政治运动对象，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丽江民主广场举行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捆绑游街示众。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丽江五零七农机厂，和监狱长李光荣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该监狱断电之机成功越狱。此后徒步走出云南，在四川乘火车回到上海和母亲告别，一个月后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经二连浩特边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满后，徐洪慈获释。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就诊时，结识了该医院一位叫奥永的21岁女护士。随后二人结婚，迁居奥永的家乡后杭爱省车车尔勒格。此后8年时间里，徐洪慈靠体力劳动支撑家庭，和奥永育有三个孩子：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女儿叶塞尼亚。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国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国，但入籍要求被蒙古当局拒绝。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亲来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已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1982年春，母亲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对徐洪慈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但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却一直未下达平反书。徐洪慈乃向当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时的两位老领导黄辛白、乔石写信申诉，两位老领导都作出了批示，要求调查。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他越狱罪不可赦，不同意平反。此后徐洪慈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中共丽江地委为他彻底平反。1982年6月19日，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82〕刑申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为徐洪慈正式平反，但其中仍称“徐洪慈在留队期间，说过一些谣言和讲过一些错误的观点”。徐洪慈对这个“尾巴”表示不满，向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1984年8月31日，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84〕刑申字第10号刑事裁定书，将原表述修改为“徐洪慈在留队期间，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表过一些意见和看法，经过实践证明是对的”，并认定原以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该刑事裁定书意味着为徐洪慈作出了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表示鉴于徐洪慈已获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随后蒙古国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欢迎其加入蒙古国籍。但徐洪慈选择领取中国护照，因此在回中国的问题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难。为获得回国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级官员的专门接待日见到了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独自回中国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见到了母亲，并和朱世能等同学以及当年揭发自己的前女友见面。随后徐洪慈返回蒙古。当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出生。1984年3月，徐洪慈携妻子奥永及三个孩子一起从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徐洪慈成为上海石油化工专科学校教师，妻子奥永当护士。回国后经过数十年时间，中共党组织才恢复了徐洪慈的党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妇回蒙古国探亲访问。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单位为其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自颁发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肾癌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上海病逝。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徐洪慈在上海的故居是高安路3号。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为徐洪慈制作的系列专题片《越狱》、《徐洪慈：越狱之后》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胡展奋在上海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随后对徐洪慈深入采访，写出一部口述实录《永不服罪》（后出版为《冲出劳改营》）。

徐光宪：（1920年11月7日－2015年4月28日），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在量子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化学键理论和串级萃取理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徐光宪于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高工土木科。1939年，毕业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徐光宪和另7名同学被录取至“叙昆铁路”当练习工程员，没想到领队中途携大家的差旅费潜逃，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大哥；同年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0年，徐光宪因为住在当时法租界的一个煤球厂里，而大同大学在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学上课的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宝华化学厂任技师。1946年1月，徐光宪又回到交通大学担任化学系顾翼东教授的助教。1948年1月，徐光宪考取自费公派赴美国留学生，進入了美国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后经唐敖庆推荐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因成绩优秀而很快获得助教职位，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他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7月，因成绩优异，徐光宪被推荐加入美国菲拉姆达阿珀西龙荣誉化学会（Phi LamdaUpsilon）。1951年3月，徐光宪完成了题为《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博士论文，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克塞（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关系异常紧张，徐光宪放弃即将到手的工作，借华侨回国省亲的名义，于1951年4月15日与夫人高小霞离开旧金山，乘船回到中国。1951年5月，徐光宪经先期回国的唐敖庆推荐，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担任副教授，同时还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开始着手培养量子化学和络合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生。1954年暑期，徐光宪与唐敖庆、卢嘉锡、吴征铠等人在北京主办了物质结构讲习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一批理论化学方面的教师。1957年9月，由于国防和学科建设的双重需要，徐光宪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1961年，由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卓著，徐光宪晋升为教授。1964年8月，参加二机部在青岛燕儿岛召开的极密会议，会议决定摒弃苏联提供的沈淀法，以中国自行研究的、先進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钚。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光宪由于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受到了排挤和迫害，1969年底，被迫离开技术物理系，到江西农场劳动。文革后期，从1972年开始，徐光宪由江西农场回化学系，又转向稀土分离和萃取方面的研究，并很快获得突破，于1975年提出了稀土串级萃取理论。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1969年1月），女，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27年2月，徐瑞云考入上海公立务本女子中学。1932年，她高中毕业。因徐瑞云自小就非常喜欢数学这一科目，而且长大以后想当个老师，于是在同年9月，她报考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其导师有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相比之下，当时国内大部分女学生最多只读到高中学历。1936年7月，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并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37年2月，徐瑞云与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助教江希明结婚。1937年5月，夫妇二人获得亨伯特奖学金，留学德国。徐瑞云主要研究领域在三角级数论。当时她的博士导师卡拉西奥多里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本来不想再带学生。但他看徐学习刻苦，成绩又好，就收她当弟子。徐瑞云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弟子(即关门弟子)。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她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女数学博士。1941年，其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同年4月，徐瑞云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她任浙江大学数学教研组组长。1953年，她调任浙江师范学院（今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文革初起，徐便受到很大冲击，不仅被挂牌（脖子上挂一块上书打着×的名字的黑板或木板），示过众和游过街，还屡屡被揪上台去批斗。左臂上缠着“牛鬼蛇神”标志的白布条，成天被罚在教学大楼里打扫厕所或在校园中拔草打扫卫生。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隔离室”中自杀身亡，时年53岁。

徐迟：（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2日），原名商寿。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1927年，在南浔中学念书。读到了早期白话诗人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这年秋，第一次去了上海。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在该校的一个油画展上，第一次见到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931年9月，和同学杨一萍一起由东吴大学附中升入东吴大学。“九一八”事变发生，12月参加学校爱国学生“援马团”北上，拟出关抗日。滞留北平。1932年1月，入燕京大学借读。在5月号《燕大月刊》发表散文处女作《开演之前》，同时写出一些短诗。1933年5月4日，收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见到施蛰存。8月，回到燕大继续学习。在12月号《现代》发表译诗《圣达飞之旅程》。1934年，在《矛盾》、《时代画报》、《妇人画报》等发表诗和散文。与施蛰存周围的现代派作家多有交往。1936年夏，作为男傧相参加诗人戴望舒婚礼。9月，和诗人路易士一起协助戴望舒创办《新诗》。10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1月，音乐散文集《歌剧素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元旦之日，和陈松在上海结婚。上半年写作《世界之名音乐家》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9月，写作警世幻想小说《三大都市的毁灭》。1938年2月，写作中篇小说《武装的农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结识袁水拍和冯亦代。1939年，结识《时事晚报》主笔、国际述评家乔冠华。听袁水拍谈马克屎主义。1941年10月，在桂林白虹书店出版诗集《最强音》。1942年11月，在桂林《诗创作》发表长诗《一代一代又一代》。1943年2月，在桂林雅典书屋出版雪莱诗歌选译《明天》。7月，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荷马史诗《依利阿德选译》。任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季刊执行编辑。1944年1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译作《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7月，在美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一册）。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1945年，翻译《巴黎的陷落》、《解放是荣耀的》、《我轰炸东京》等。9月。与马思聪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获得“诗言志”的题词。11月，发表小说《狂欢之夜》。1947年，翻译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1949年3月，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译作《华尔腾》（后改译名《瓦尔登湖》）。4月，创作诗歌《江南》。与南浔同仁维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镇和平解放，并率学生出镇迎接解放军。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中国文代会。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1956年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战争，和平，進步》。1957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美丽，神奇，丰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庆功宴》。1958年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和国的歌》。1959年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评论集《诗与生活》。1961年，离开北京，举家迁入武汉，到长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5年，创作中篇小说《牡丹》，未及发表。文革到来，被关進“牛棚”，剥夺写作权利，创作中断。十年后得到平反，恢复专业创作。其报告文学代表作包括记述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这两篇作品被誉为“别具特色的科学诗篇”。最后为逃避世风颓败、道德沦丧的社会，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跳楼自尽。

徐放：(1921年－？)，中国当代诗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川北分会理事及机关刊物《文学期刊》编委，《东北文化》周刊主编。1946年后曾任陜甘宁这区陇东中学、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组(系)、华北解放区华东大学三部文学系教师兼文艺研究室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军管会文教委东北组组长，接管东北大学联络员、军代表，人民日报社《星期文艺》、《人民文艺》副刊专版及文教编辑，曾同严辰一起主编诗歌丛书《现实诗丛》(12部)。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南城草》、《起程的人》、《野狼湾》、《赶路汉》、《徐放诗选》、《情和爱之歌》、《风雨沧桑集》，编撰《唐诗今译》、《宋诗今译》、《杜甫诗今译》、《陆游诗今译》、《唐诗绝句选译》、《宋诗绝句选译》等，中篇小说《群》、《徐放集》六卷等多部书籍。1955年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入狱、劳改，1980年彻底平反，后历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群工部副主任，高级编辑、记者。

徐盈：（1912年－1996年12月11日），原名绪桓，著名新闻记者。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加入中共党。1933年－1947年任职于大公报。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1937年采写过《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新闻报道。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从别人不在意的杂乱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了《北方工业》的一组通讯，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同时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年他写下民国时期最后一篇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原因。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進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小说集《战时边疆故事》、《苹果山》，专著《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小说《前后方》，回忆录《北平围城两月记》，新闻作品《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進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因此，反右运动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徐盈成了批判对像，被划为极右份子，来由有三：一、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关系密切，经常交谈，储、浦并称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二、主张新闻自由，提出应允许“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使办报的文人得承担类同旧时代之“清议”的社会职责；因此，三、被视为“第三条路线”思想。徐盈被遣送湖北麻城劳动，过了一年，徐盈因邓颖超关照调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编辑。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文革开始后，徐盈再次陷于受迫害之中。直至八十年代底才复出。
　　
徐燕孙；（1899年－1961年）名操，字燕孙，号霜红楼主，斋号霜红楼、寒水堂、归燕楼等。我国20世纪杰出的工笔人物画家之一。国画代表作有《兵车行》《屈原》等，连环画代表作有《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萧恩打鱼》等。徐燕孙两岁丧母，由祖母抚养。七岁起，在家馆中先后从三位塾师读书。十五岁时考入求实中学。在求实中学求学期间，一次他看了京剧《战宛城》，对曹操的雄才大略由衷钦佩，为自我激励，取名徐操。他在以操为名的同时，取字燕孙，喻意燕堂之孙，以纪念祖父。徐燕孙自幼学习诗词歌赋、经书古文、绘画，毕业后徐燕孙拜清末首席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又从学于海派画家俞涤凡，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名画真髓。他的画常取材于历史人物、史籍典故，通过突出内心境界，表现人物性格。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他的工笔人物和写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诣。1920年徐燕孙首批加入在北京成立的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主旨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转湖社。徐燕孙在徐世昌时代曾任总统府科员。1921年他入中央政法专门学校攻法律，毕业后执教于京华美术学校和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他还曾组织和参加了《和平颂》、《长征图卷》的创作。抗日战争中，出版《霜红楼画賸》，借古喻今，寄托爱国情怀。1949年后，徐燕孙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美术家协会国画组组长。代表作有《屈原》、《兵车行》、《风尘三侠》、《五百罗汉图卷》等。出版有连环画《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霜红楼画賸》、《人物画苑》等。1957年，徐燕孙调任中国北京画院副院长。同年，徐燕孙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公职。自此，他在家里偶尔为出版社画些连环画，生活日益艰难，多数亲友与其断绝往来。1961年，徐燕孙先生患脑溢血，逝于北京。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1926年在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因亲共被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0年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并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00《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同年翻译日本、苏联等国的進步著作。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态度骄横。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关于抗统战线问题》予以驳斥。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徐懋庸的杂文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著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有次在交代时竟把毛泽东评价周扬的原话写了出来，而此时的周扬已关在狱中。徐懋庸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反而用“最高指示”为周扬定性，这不是在为周扬翻案吗？在造反派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误将认罪书的时间“1967”年写成“1697”年，这一误，竟倒退将近300年。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徐懋庸带着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徐绍清：（1907年－1969年3月24日），中国湘剧演员，工老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徐绍清便积极参加救亡工作，他编排和演出了《骂汉奸》等一大批宣传抗日的优秀剧目。1952年，徐绍清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出时，所饰《琵琶上路》中的张广才，获演员一等奖，此后在戏剧舞台艺术片《拜月记》、《生死牌》等戏中，他又成功塑造了宰相王镇、清官海瑞等各种不同的角色，他的艺术造诣得到周信芳、红线女等人的高度赞许，成为当时湖南省湘剧跻身于享誉“全国十大艺术院团”的领军人物。曾任湖南省湘剧院副院长、中国剧协湖南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湘剧高腔变化初探》和《我学湘剧》两书，对高腔旋法進行了总结，成为后辈学习湘剧高腔的重要依据。57年反右时，他是内定的右派，所以文革中他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被当作牛鬼蛇神关進了牛棚，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钱人物＂、＂田汉的黑爪牙＂、＂老右派＂等帽子。1969年3月24日自杀身亡，时年62岁。

徐韬：（1910年5月4日－1966年6月23日），原名徐保斋，中国导演、编剧。1928 年，18岁的徐韬从江苏考入了刘海粟担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美专”），主攻图工（图画和手工）专业。1932 年，经当时的左翼戏剧联盟党团书记赵铭彜亲自介绍，徐韬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 年，徐韬加入中共党；同年，上海成立业余剧人协会，徐韬担任理事。1937 年，徐韬出任中共领导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部主任一职。在业余实验剧团，徐韬除了参加演出活动，还亲自执导了话剧《我们的故乡》等剧目，与夏衍、于伶等人创作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并担任导演委员会成员。1939年夏，应好友赵丹、王为一、朱今明之邀，徐韬前往新疆发展進步戏剧事业，结果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关押近5 年。1946年，徐韬回到上海，以导演的身份加入联华影剧社及随后成立的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与王为一联合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电影，同年冬，作为编剧参与了剧情电影《乌鸦与麻雀》的创作，该片由郑君里执导。1949年，参与创建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秘书长兼导演，后来，担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届理事。1950年，执导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为背景的剧情电影《大地重光》。1953年，执导由乌日娜、恩和森搭档主演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1954年，被调往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任秘书长。1956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电影《搜书院》上映，该片是第一部使用伊士曼彩色胶片拍摄的电影，影片改编自同名粤剧。1958年，执导由韩非、马骥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小康人家》，同年，执导由耿庚辰、万宝珠、刘玉兰联合主演的戏曲电影《下乡与赶脚》。此外，还与张铮联合执导了剧情电影《夜走骆驼岭》，该片讲述了在“大跃進”的年代，一个乡的麦子丰收后，各个社踊跃交售公粮并连夜送粮的故事。1960年，执导戏曲电影《关汉卿》，该片根据田汉的同名作品改编，同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摩雅傣》上映。1964年，与赵丹、钱千里联合执导剧情电影《青山恋》；同年，徐韬拍摄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影片－－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丰收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徐韬因和翟白音、羽山合写了一篇探讨创新问题的＂炉边夜话＂，被作为＂小三家村＂揪了出来，戴上了＂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1966年6月23日，徐韬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纵身跃入了钱塘江涛涛江水中，时年56岁。

徐铸成：（1907年－1991年），中国著名报人。1926年徐铸成凭借他人文凭進入清华，不久作弊一事败露，被学校除名，为此校长梅贻琦曾与其面谈。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進入新闻界。1929年29岁的徐铸成奉命到太原采访冯玉祥、阎锡山，时逢两人正酝酿反蒋，中原大战在即，徐第一次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政治新闻，在李书城的帮助下，徐写成一系列不俗的通讯、电讯，受到胡政之、张季鸾夸奖。1938年赴上海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举成名。1939年7月《文汇报》停刊后，重返《大公报》，先后任港版编辑主任、桂林版总编、沪版总编。1946年3月离开《大公报》，再任《文汇报》总主笔至1947年5月被封。1948年创港版《文汇报》。1949年应邀“知北游”，参与政协会议成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候补代表。随后主持《文汇报》在沪复刊。论著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正、续、补三编）、《新闻丛谈》、《张季鸾先生传》等。1957年徐铸成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写了大量的“白头宫女话天宝＂(天宝是玄宗的年号，天宝14年，安碌山发动叛乱，大唐帝国由盛而衰，这句话比喻时光匆匆，转眼间头发都白了，青春不再，繁荣的大唐也已经烟消云散，只能做个见证人了，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惆怅。)的文章。

徐舜寿：（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飞机设计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设计歼教－1等多种飞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时年51岁。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国近代力学、教育家、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是历史学家钱穆长兄钱挚。“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给取的。7岁多时，父亲带钱伟长来到村里的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钱经常因逃学受到先生的体罚。几个月后钱家发生大火灾，住房化为灰烬，几经搬家，最终落脚于镇中，進入镇中鸿模小学，钱伟长对学习开始认真起来。但他的算术不好，甚至无法算出两位数相加，对国文书籍的死记硬背倒十分在行。学业之余也曾挑花补贴家用。1923年钱升入高小一年级。1925年钱挚离开梅村小学，被无锡荣巷荣家办的公益学校聘为教务主任，钱伟长也進了同一学校。1926年5月伟长随父回到荡口，同年秋進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27年初，钱伟长随父入无锡县立中学，但很快中学因北伐军的占领而关闭。1928年秋，苏州中学开考招生，钱伟长按照钱穆的嘱咐，参加了考试。最终以榜上末名被录取，国文成绩第一擡高了他的分数。1928年10月，其39岁的父亲钱挚突然病逝，钱伟长做好了退学的准备，后有四叔钱穆负责其学费。苏州高中的3年里，他努力学习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三角函数、代数、解析几何对钱伟长来说十分困难，数学老师严晓帆看到钱伟长基础太差，便经常帮他补习，还额外允许钱伟长到自己的办公室学习，这段时间钱伟长经常熬夜。由于基础太差，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课程只是从全班最后一名赶到中下游的水平。1930年秋，钱伟长的论文《春秋日蚀考》获高中奖，1931年钱穆成为北大副教授，伟长也结束了高中的学习。四叔建议他多考几所大学。一个月下来，一共考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厦门大学5个学校和吴蕴初清寒奖学金（化工专家吴蕴初出资5万元，通过奖学金资助那些学习优异但没钱读书的学生，获取该奖学金需要考试）。一个月后发榜，5个学校全部考取，还考取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可以得到300元的奖学金。奶奶和母亲认为中央大学最好，离家近，但四叔认为清华大学最好，所以钱伟长听从四叔建议，去清华就读。1931年9月16日，钱伟长来到北京，新生报到后的第一天，就要到体育馆通过体格检测。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是马约翰教授。体检下来，身高、体重、肺活量等主要项目均不合格，但马约翰欣赏他的拼命精神。马约翰鼓励他参加运动，第二年还参加了越野跑步比赛，最后出乎意料的拿到第八名。此后他成为越野队员，后又参加长跑、中低栏、足球等项目，身高从1.49m提升到1.65m。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在殷大均和何凤元的建议下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但由于他高考物理成绩仅为5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要求，后来钱伟长软磨硬泡，常常搞得吴有训无法办公。另外又找叶企孙教授和四叔钱穆拉关系，和陈寅恪、顾颉刚等疏通，最后吴被迫同意其试读一年，在此期间的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三门课必须考到70分以上。通过顽强的努力，1935年，钱伟长和同学顾汉章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同年，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夏天，钱伟长参加了两项考试。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丁西林为所长）的实习研究员，另一个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结果两项考试钱伟长都被录取了。当时实习研究员每月有100元的工资，而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每月只有60元津贴。钱穆认为他应该继续学习，于是便去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每年300元，共提供3年。于是他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还在黄子卿教授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又在叶企孙支持下展开了原子光谱学研究。当年改学物理的5名学生中，只有钱伟长坚持到毕业。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并与孔祥瑛结婚。从1937年到1939年，钱伟长的研究工作一直都没有中断。在此期间，他有了3篇光谱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稀有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这篇论文打开了中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另外还研究了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1939年，钱伟长参加了第七届中英庚款会公费留学力学专业的考试，于3000人报名中争20份名额中之一，发榜时钱伟长高分名列其中。1940年1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其间，与辛格教授合作，用50天时间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1941年6月，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42年春季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会主持的应用数学特种委员会的工作。年底，他成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抗日战争结束后，钱伟长于1946年向冯•卡门请求回国，然而不得放行，他只好诉说思乡之苦，终得应允。清华大学向钱伟长发出邀请，邀他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1947年冬，女儿出生。无奈之下只好多做兼职，直到1949年，他几乎包办了清华、北大、燕京大学所有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的课程。他一周上17堂课，是普通教授的3倍，还得向老友借债。同时，他还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参加这样的社会活动自然要耗费掉一些时间。另外，钱伟长还任《国立清华工程学报》主编、《中国物理学报》和《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编委、美国《应用力学评论》特约评论员，稿的工作当然也要占用他很多时间。此间钱伟长進行了有前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银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发表论文8篇。1950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5月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同年他还自学速成了俄语。1953年起草宪法，钱伟长也有参与。1956年，钱伟长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钱学森当时也表态和他划清界限，说钱伟长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被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被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進行科学研究。红卫兵阻挠其進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192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学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著钱三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1937年9月，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1949年中共建国后，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共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1958年年初，钱三强所在单位二机部党组召开的三天党内生活会上集中批评了钱三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一边；同时还批评了他的骄傲自满，看不起工农干部的行为。说他有个人野心；加上钱三强在苏联援建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礼的发言草稿中，只是提“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建成”。这些人加以歪曲为钱三强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钱三强有不寻常的海外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的某些领导，以部党组的名义向二机部的上级单位提出：要求将钱三强夫妇调离出二机部。在文革期间，钱三强挂了黑牌被批斗，关進了“牛棚”，他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现场。不但钱三强本人受到批斗，他的夫人何泽慧也受到牵连，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参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扫实验室和厕所。后来，他们二人一起下放到陜西二机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文革后，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立即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作家、文学研究家。十四岁考上苏州桃坞中学。1929年，钟书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冯友兰曾说，钱钟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钱钟书十八及二十学年的总成绩为甲上，十九年则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1933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数87.95是史上最高，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其间女儿钱瑗出生。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其夫人杨绛翻译为副博士学位），随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一年的研究。1938年9月回国。钱刚回国时，在香港上岸，转去西南联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从昆明回沪探亲后，接到其父亲钱基博来信要其去湖南照顾，故没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1941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蓝田。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此后在西南联大、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获评为一级教授。1950年到1953年，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钱钟书本人则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著术颇丰。

钱谷融：（1919年－2017年9月28日），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1957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在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上，因此文钱谷融就受到批判。1959年，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钱谷融写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主要是谈自己对《雷雨》的理解。写好以后，钱谷融把文章一份给了《上海文学》杂志，一份给了教研组组长。教研组组长觉得思想有问题，让钱谷融把文章从《上海文学》收回来，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是批判的会议，并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钱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观点的具体运用。教研组决定不让钱谷融上课，总支书记后来发话说，课还得让钱谷融上，这样钱谷融才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1960年，上海作协开了49天会，批判钱谷融和蒋孔阳。当时大概是要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1966年8月4日，钱谷融在家里，学生通知钱谷融去系里参加批斗，一到那里，学生们就叫钱谷融跪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开会批斗完以后，又被戴上高帽在学校游斗，学生们敲著脸盆让大家来看。钱谷融被戴上三顶帽子，一个是老牌修正主义者；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是漏网右派。后来，钱谷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学校扫地、扫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1972年才回来上课。

钱晋：（1922年－1970年），核炸药专家。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1946年赴晋冀鲁豫边区。曾任北方大学工学院教师、华北大学工学院副教授。1954年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研究员。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作出了贡献。1961～1962年，核武器研究所在王淦昌、陈能宽等指导下，开展了起爆元件的设计和波形会聚流体力学过程的实验研究及爆轰波传播规律和高压状态方程的实验研究。该所钱晋等人在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的协作下，研制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压雷管。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赵登程与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担任国防科委工作组负责人,在国防科委9院221厂查破案件时,说“221厂特务,反革命一伙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布置“追组织”,“抓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二百余副,大搞刑讯逼供,先后制造了“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假案。赵登程逼迫第2生产部主任,副教授钱晋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的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钱晋被活活打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被告人赵登程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而赵启民无罪。

钱海岳：（1901年－1968年），字腾英，南明史研究家。钱海岳出身士大夫之家，其父钱麟书为光绪十五年举人，宣统三年任绩溪知县。钱海岳早年即以文采知名。1925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1943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48年在南京开国文献馆任职。1949年回无锡，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50年7月，去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苏州博物馆工作。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苏州市委委员、苏州市政协委员。江苏建省后，调江苏省博物馆工作。1956年，调至江苏博物馆，1960年又到南京图书馆，并且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之聘，在南大历史系兼授南明史。钱海岳一生著述颇丰，除《南明史》外，还有《哀蝉落叶集》、《海岳文编》、《海岳游记》、《能史阁文集》、《明清故宫词》等。文化大革命运动初因曾表彰郑成功，被诬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造反派将其拉到明孝陵，从上面将其推下跌死。

钱瘦铁：（1897年－1967年），名崖，字叔崖，号瘦铁，以号行，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等。中国近现代书画家，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瘦铁”二字是恩师，晚清词人、诗书画印四绝的郑文焯为他所题的书斋名，而钱瘦铁以晚辈身份与“苦铁”吴昌硕、“冰铁”王大炘被誉为“江南三铁”，可以见得其艺术成就不凡。早年家境贫寒，十四岁入苏州汉贞阁碑帖铺为学徒，先后从郑文焯学书法，从吴昌硕习篆刻，从俞语霜学绘画。十九岁到上海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结识陆廉夫、王一亭、赵叔孺、丁辅之、黄宾虹、吴待秋等，得切磋之益。1921年结识日本桥本关雪，随之访问日本，在京都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并结识了加入西泠印社的日本篆刻名家长尾甲、河井仙郎等，与桥本关雪等组织“解衣社”书画会，進行艺术交流。1924年应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主任。其间又先后与孙雪泥、郑午昌等组织了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美术团体，1934年主编由三一美术公司出版的《美术生活》画报。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1937年，日本《书苑》杂志创刊时，受聘为顾问。其艺术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抗日战争爆发时，不畏强暴，仗义勇为，力助郭沫若离日回国，因此在日本坐牢，经日本友人相助于1942年提前出狱回国。友人赠诗，中有“当年投狱甘无悔，自有干生国士知”之句。返国后不废笔墨，卜居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极清苦，常以山芋充食，故名其室为“芋香宦”。抗战胜利后，迁居外白渡桥畔之黄浦路，画室面对黄浦江与吴淞江会合处，因言其室曰“翦淞楼”，亦名“临江观日楼”。一度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56年上海筹建中国画院，受聘为画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56年上海筹建中国画院，受聘为画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57年秋，在画院被划为右派，至1961年摘帽。晚年患有肺气肿，至文革受辱，被诬特务挨斗，病情益剧，進发心脏病而卒。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9年毕业，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习，后来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并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评论，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并主张中国完善行政系统。1930年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34年继罗隆基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因文笔辛辣被迫去职，再入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参与创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1937年至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1949年5月，钱端升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要著作：《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年）、《德国的政府》（1934年）、《比较宪法》（1927年）、《民国政治史》（1939年）、《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195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被迫离开教坛。文革时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极左派的激進职工占领。1974年复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1982年，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迫害凌辱而死的学生、国际法学家田保生，他原是钱端升的高足，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因响应著名学者、他的老师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中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钱宝琮：（1892年5月29日—1974年1月5日），字琢如，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钱宝琮研究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天文学史数十年，撰有《古算考源》、《中国算学史》（上卷）、《中国数学史话》、《算经十书》（校点）、《中国数学史》（主编）、《宋元数学史论文集》（主编）及《算术史》（稿本）等专著多种和科学史论文60余篇。1903年入嘉兴府秀水县学堂，先后学过《论语》、《孟子》等古代典籍，也学过算术、地理、历史、英文等新课程。至1906年所学各门课程相当于旧制中学毕业程度。1907年春考入苏州江苏省铁路学堂土木科，学习成绩优异，参加月考，屡屡获奖。1908年夏，浙江省第一次招考20名官费留学欧美的学生，钱宝琮报考后因子学成绩突出而被录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名。是年9月，由上海启程与翁文灏等同船赴欧，10月進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学习，1911年6月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随后又就读于曼彻斯特工学院建筑系。1912年2月回国，先在杭州任浙江省民政司工程课课员，旋为上海南洋公学（1922年改称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数学教员。同年8月，转至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后改组为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土木工程兼代土木工科主任，一年后辞去代科主任职务。约在1916年，学校里增加数学课程，他又兼教初等代数。此后对于数学教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到1920年时，在学校里每周20小时的课程就完全是教数学了，并且兼任该校附属高中部教务主任兼教高中数学。1925年8月，经姜立夫介绍，北上天津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开设微积分、微分方程和数学史等课程。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以脚踏实地见长，培养出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申又枨等不少著名数学家。1927年9月，钱宝琮与竺可桢、汤用彤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任数学系副教授。后因对于中央大学里的派系斗争感到厌倦，又经姜立夫介绍，于1928年8月转任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其间于1928年起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为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仅任职一年即行辞去这一职务。抗战期间，钱宝琮一家于1937年冬随浙江大学西迁，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青巖、湄潭、永兴等地，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教学和研究，其间曾兼任浙江大学永兴分部一年级主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数学系代理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师生员工陆续返回杭州，钱宝琮也于1946年夏回到杭州，仍在浙江大学执教，讲授数学。从20年代到40年代，钱宝琮曾参加中华学艺社（周昌寿介绍，1921年），中国科学社（茅以升介绍，1923年），中国天文学会（何鲁介绍，1927年）和中国数学会（是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1935年）等重要学术团体，并曾担任教育部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员，《科学》杂志和《数学》杂志编辑等。1956年奉调進京，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时属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一级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科学史集刊》主编等职。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迫害，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底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苏州长子处，1971年春中风卧床。1974年1月5日悽悽然病死。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進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完成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1934年与汪璧结婚，1935年加入中共党。在此之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屎主义小组——進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共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射秽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再被划为“极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在遭受迫害期间，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射秽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年末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在去世后，他的思想价值才逐渐被人们（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并受到极高评价。李慎之称他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评论：“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著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沈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7年1月31日），女，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从小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進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進。学琴之外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获盛誉。1954年女中毕业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独奏演员。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進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期顾圣婴父亲、爱国将领顾高地受“潘汉年冤案”株连，被判无期徒刑。顾圣婴身处逆境，仍于1957年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并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钢琴比赛，与日后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大师的毛里奇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同获最高奖，名震世界乐坛。1960年3月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比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4月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后又代表中国去荷兰和芬兰演出。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时年30岁。
　　
顾而已：（1915年－1970年6月18日），原名顾尔锜，字斧淮，中国演员、电影艺术家。1928年，顾而已在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求学时，与赵丹、钱千里等组织“小小剧社”。1930年，顾而已来到上海，進入大同中学读书，并参与组织了大同剧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并在舞台剧《钦差大臣》中饰演昏庸贪婪的市长；同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6年，加入新华影片公司；同年，与金山、胡萍联合出演根据《钦差大臣》改编的剧情电影《狂欢之夜》；随后，与陈娟娟、章志直联袂主演剧情电影《小孤女》；此外，还出演了由史东山执导的爱情电影《长恨歌》。1937年，与施超、胡萍等联合出演剧情电影《青年進行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8月，出演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1938年，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貂蝉》上映。1939年，参演由沈西苓执导的战争电影《中华儿女》。1940年，与魏鹤龄、金焰联袂出演剧情电影《长空万里》。1942年，担任中国艺术剧社经理部的部长。1947年，自编自演剧情电影《衣锦荣归》，并在片中饰演贪婪的国民党官员林道君；同年，出演由陈鲤庭执导的爱情电影《幸福狂想曲》。1948年，与刘琼、黎明联合主演根据吴祖光话剧《正气歌》改编的古装电影《国魂》，并与顾也鲁等组建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同年，与舒绣文等共同主演剧情电影《野火春风》。1949年，执导由王元龙、高占非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水上人家》；同年，与舒绣文、冯喆联合出演剧情电影《恋爱之道》；12月，与顾也鲁、洪波联合主演的剧情电影《琼楼恨》上映。1950年，执导由顾也鲁、陈娟娟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小二黑结婚》；同年，执导由李丽华、陶金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血海仇》；随后，与刘琼、李丽华联合出演剧情电影《豪门孽债》；此外，还与张立德、周璇等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和平鸽》。1951年，执导剧情电影《神》。1952年，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并与陶金、小王玉蓉联袂出演剧情电影《方珍珠》；同年，与李丽华、陶金联合出演剧情电影《诗礼传家》。1955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天罗地网》上映。1956年，与黄祖模联合执导剧情电影《春天来了》，该片由孙道临、李保罗合作主演；同年，与赵丹、舒适联合出演人物传记电影《李时珍》；此外，还与石挥联合执导戏曲电影《天仙配》，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二等奖。1957年，执导戏曲电影《罗汉钱》，该片讲述了一对年青人的爱情故事。1959年，执导由筱爱琴、邵滨孙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星星之火》；同年，执导由中叔皇、齐衡共同主演的战争电影《地下航线》。1962年，与张骏祥联合执导剧情电影《燎原》。1963年，执导由董文霞、夏承平共同主演的戏曲电影《柳荫记》。文革时，由与他曾在30年代，与毛泽东N任的夫人江青（蓝苹）有过交往，了解其历史而遭到迫害。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终年55岁。
　　
顾月珍：（1921年11月15日－1970年1月12日），女，近代中国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原为弃婴，被顾姓竹匠收养，取名金妹。14岁拜申曲艺人顾泉笙为师，学唱申曲，取艺名顾月珍。由于学戏勤奋，15岁即登台演出。当时的申曲还没有事先编好的剧本和曲调，扮演角色要靠演员自编唱词和曲调，以一曲“良彦哭灵”走红上海。1938年，顾月珍加盟文滨剧团，成功地扮演了《姊妹花》中的人物，由此一举成名。至1947年，顾月珍先后加盟施家剧团、杨敬文剧团、上海沪剧社，创办过新声剧团，与人合办中艺沪剧团和上艺沪剧团。她主演的《甜姑娘》、《三朵花》、《双花恨》等剧目，在当年出现连满数十场的盛况。在《西太后》一剧中饰珍妃，在乐师的帮助下，为珍妃的《冷宫怨》一曲创造了悠扬婉转的反阴阳曲调，于是《冷宫怨》成为一时名曲，反阴阳曲调广泛流传，成为沪剧富有艺术魅力的曲调之一。同年，26岁的顾月珍因重病辍演，暂时离开舞台。顾月珍的原丈夫是解洪元，育有解波、解星一女一儿，之后丁是娥介入，1950年与解洪元离婚。1949年后，顾月珍积极组织努力沪剧团，率先上演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后又陆续演出《好媳妇王秀鸾》、《田菊花》、《翠岗红旗》等。1953年在华东戏曲观摩大会上演出《赵一曼》，获演员一等奖。1956年被选为上海市妇女射秽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年加入中共党。1959年至1962年间，在顾月珍带领下，曾将老舍的《全家福》改编为《破镜重圆》上演。还自编自演了表现工人生活的《永不褪色的红旗》，努力保持沪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优良传统。顾月珍善于饰演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突破了沪剧重唱轻做的传统。唱腔清新淳厚，在沪剧流派中自成一家。顾月珍曾任上海努力沪剧团团长、上海剧协理事、上海市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当年红遍上海滩的著名沪剧演员顾月珍，却被打成了反动分子，吃足了苦头。在连续发高烧40度的情况下，造反派对她的批斗仍连续不断，硬要她承认反党，但顾月珍认为不能讲违心话，坚决回绝了反党的诬陷，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最后，顾月珍在不堪忍受身心极度摧残的情况下，于1970年1月20日跳楼自尽。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从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后编入《古史辨》（八册）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文章。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常有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進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吴歌甲集》等。另有《顾颉刚全集》总计八类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共计二千五百万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由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斗，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顾毓珍：（1907年3月9日－1968年7月27日），字一真，中国化工学家，教育家。1921年考入清华大学，1927年進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是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会长、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1933年回国后，担任南京工业试验所办公室主任，后经举荐为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校友会副会长。1938年，随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迁往四川。1947年调北平筹建工业试验所，1948年被任命为北平工业试验所所长。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和工业化学课程，另外兼任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江南大学教授，讲授化工原理、油脂化学、油脂工业课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特务”，受到刑讯逼供。被“专案组”连续毒打三天之后，于1968年7月27日，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去世。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莱，中国现代戏剧、电影编剧、导演、演员。1927年，正在上海上大学的袁牧之，开始参加戏剧的革新运动，成为辛酉剧社的主要演员。他主演了俄国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桃花源》。袁牧之对人物精密的设计和构思以及造型的逼真，都是表现派艺术中的精华。在他创造的众多角色中，对人物的神态刻画尤为突出，故有“千面人”的称誉。1934年，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左翼电影的经典，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影片。1935年他自编自导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1937年，他编导的《马路天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赵丹、周璇主演的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80年代，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叹说：“《马路天使》堪称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牧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宋之的、陈波儿、崔鬼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离开上海开赴抗日前线。他还参加著名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工作。袁牧之任话剧《保卫芦沟桥》导演委员会成员。1938年，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八百壮士》。同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延安电影团负责创作领导工作，编导有大型历史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共党。同年，赴苏联考察、学习。1946年回国，同夫人陈波儿一起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生产了自中共建国后第一部故事片《桥》等。1949年4月他奉命回京，组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并被任命为局长。后被迫害排挤，1954年被迫离职。文革时被下放到湖北丹江五七干校。1978年春因病求医不成（医院受到政治干扰），未得到及时救治，于同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袁昌英：（1894年10月11日－1973年4月28日），女，字兰子、兰紫，笔名杨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湖南醴陵人，近代女作家、教育家、戏作家及翻译家。她以现代主义重新创作的剧作《孔雀东南飞》，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开创了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1912年，随父亲袁家普到北京、云南，居家延师学英文。1916年，留学英国，初進伦敦Black Heath High School，次年升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1920年，在留英学生于上海所办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通讯《大学男女同校说》和评论《论女子留学的必要》。1921年，七月自爱丁堡大学毕业，以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十月，返回中国，与长其十岁的杨端六结婚。她是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2年，由王世杰、周鲠生介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英国小说及散文。1923年，出版首部著作《法兰西文学》，二月长女杨静远出生。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1928年，返回上海，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及散文；同年，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杨端六被任命为最初三研究所之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30年，三月与出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是五篇剧作结集。这年杨端六也受聘于武大。后来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進武大，学校就立了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武大教课这么一项规矩，他俩是唯一的例外。1933年，三月长子杨弘远出生。在三十年代袁昌英与也在武大的两位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和苏雪林并称“珞珈三女杰”。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1943年，与苏雪林出版合集《生死与人生三部曲》。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如愿。在顾如的引荐下，被聘为三青团一届中央评议员。1947年，出版抗战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此后作品未结集者五六十万字，又有英文著作《中国爱国文学》数十万字，未能发行。1950年，她将自己的藏书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六月朝鲜战争（中国大陆称抗美援朝）开始后，夫妇俩是所有武大教师中捐钱最多的。曾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取消外文系，被调到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俗称三害，六月八日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中袁昌英被划为右派。由此被撤销教职，下放到校图书馆劳动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时又被追究三青团和国大代表的历史问题。1958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管制两年。因年老体弱，她才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中由居民委员会监督劳动，打扫街道。1966年，五月文革发生。袁昌英、杨端六又都因历史反革命身份而遭到批判打击。女儿杨静远自美国留学于1948年回国后到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于1954年在武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早因受到压力而与父母分居以划清界限，此时又决定断绝一切关系。9月5日，杨端六病逝。1970年，元月75岁时被校方勒令离开武汉，迁回老家湖南醴陵骆家坳的远亲袁星山家落户，靠女儿每月寄二十元生活费维持生活。1973年4月28日逝世于湖南醴陵老家。九月二十四日同为“珞珈三女杰”的苏雪林在台湾和泪写<哭兰子>一文。
　　
袁运生：（1937年4月4日－），中国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1955年，袁运生自江苏省南通中学毕业，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校学习期间，墨西哥壁画家西盖洛斯来华讲学，给袁运生的启发和震动很大。1957年，袁运生因私下赞扬印象派绘画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起初仍在校学习，后来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底，被摘去“右派”帽子，从农场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准备毕业创作。1962年，袁运生自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毕业。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在学校引发争论，留学苏联回来的一位老师只想给2分，理由是该作品未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苏联（西方传统）雕刻的要求创作，而董希文想给5分，理由是突破了基础教学的制约而有新创造，最终该作品获4+。同年，毕业后的袁运生被分配到吉林省长春工人文化宫工作。1963年，毛泽东提出中国文联各协会已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美术》杂志便拿袁运生的《水乡的记忆》以及杨文秀的作品当作批判的典型，《水乡的记忆》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丑化劳动人民。1979年，袁运生被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同年，首都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建成，需要艺术作品装饰，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仃，他们决定为机场创作壁画。张仃随即组织了中国多位美术工作者成立了机场壁画小组。刚从云南写生回到北京的袁运生成为小组成员。1979年10月，由7幅壁画组成的机场壁画群亮相，包括张仃的《哪咤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甫的《巴山蜀水》，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系列壁画作品，其中由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有几位正在沐浴的傣族裸体少女，该作品引起轩然大波，震动美术界，普通人也纷纷乘坐大巴来到机场餐厅看这幅壁画。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裸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反对的意见则更为激烈，有人说这涉及民族问题，有人说绝对不可以有裸女出现，至少要加画个裤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找袁运生谈话，袁运生坚持不改画。最后邓小平来机场视察时看到这幅壁画，非常高兴，看得很细，并表态支持保留该壁画。壁画风波这才告一段落。但1980年裸体少女还是被用布帘遮住，1982年又被用三合板封住钉死。1980年，袁运生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除教学外，袁运生几乎无事可做，应邀设计的壁画几乎全被弃用。当时壁画系主任侯一民说：“我们系里有一员大将，总是没事情可做，这怎么可以呢！”1982年8月，袁运生应美国政府、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各地开展文化交流并讲学，随后定居美国并接受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塔夫茨大学、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州五所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1988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其间，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创作大型丝织壁挂《人类的预言》。在美国的14年里，每次回中国，袁运生总要用一半时间考察河北、山西、陜西、河南等地的石窟和寺庙。1990年9月，其兄袁运甫用从国外购买的壁画保护液，为机场壁画涂保护液以利长期保护，在涂装过程中拆开了三合板，从此该壁画中的裸体少女才重见天日，没有再被遮挡。主要壁画作品有：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壁画《红+蓝+黄=白？——关于中国两个神话故事》（1983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型丝织壁挂《人类寓言》（1996年），香港城市大学校门内壁画《夫子琴思》《万户飞天》（2005年）。
　　
袁敦礼：（1895年－1968年8月），字志仁，中国体育专家，中国体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袁敦礼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外语部，随后留校任体育科秘书兼翻译。1919年任体育科主任。1923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生理学、体育理论、公共卫生，获生理学硕士学位，获聘为美国体育学会特别通讯员。1927年毕业回国，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体育系主任，浙江大学体育系教授、主任。1936年，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正指导，赴欧洲考察。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一起迁至陜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再迁陜南汉中城固，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袁敦礼除任体育系主任外，还兼任西北联合大学教务长等职。1946年后，历任北平师范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北平政权和平移交前夕。袁敦礼曾多次主办华北运动会，参与筹办全国运动会及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运会的工作。袁敦礼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特别是对体育教育、师范教育、体育理论、公共卫生教育、电化教育都有贡献。1916年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时，袁敦礼的夫人赵玉琨正在该校任教，是邓颖超的体育老师，教授舞蹈。后来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袁敦礼和周恩来私人关系也很好。中国国民党党政人员撤往台湾时，曾动员袁敦礼去台湾，袁敦礼本已离开北平南下，后因周恩来辗转捎信劝导，乃暂居杭州而未去台湾。后来，袁敦礼应西北师范学院前代院长李化方的邀请，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中共国成立后，袁敦礼历任兰州体育学院院长、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甘肃省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常务委员等职。还参与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和修改《国民体育法》。1962年，作为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的原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袁敦礼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会议时，应周恩来邀请，袁敦礼、赵玉琨夫妇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并和周恩来、邓颖超合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袁敦礼被打倒并关進牛棚，夫人赵玉琨被勒令去扫马路，家里也被红卫兵抄家。袁敦礼一家八口被红卫兵从原居住的教眷一号楼204室驱赶到甘肃师范大学旧办公楼旁的向阳区的两间破平房。1968年8月，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甘肃师范大学体育教授袁敦礼因遭残酷迫害，自杀身亡。

翁文灏：（1890年—1971年1月27日），谱名存璋，字咏霓，又字永年，号君达，又号悫士。地质学家，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对中国地质学各方面研究皆有贡献。他曾任北洋政府矿产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长，研究中国各种矿产分布。翁文灏首创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進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巖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十八岁前往上海入学震旦公学，一年后得到浙江官费补助，前往欧洲留学。1912年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1920年甘肃发生8.5级地震，翁文灏亦是第一名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事后出版中国地震区分布图，是中国首张地震区划图。中国第一个现代地震台鹫峰地震台是在翁的主事下，于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灏对构造地质学、历史地质学都有研究贡献。河北省宛平县周口店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导的新生物研究所所发现。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亦是中国地理学会第一至十届会长。翁无论在中国内外学术界皆享有声誉，英国伦敦地质学会授与其荣誉会员，美国、德国、加拿大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亦曾分别授与他荣誉学位或职位。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1932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中正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1935年蒋自任行政院长，根据翁文灏日记自述，1936年5月23日任行政院秘书长。1938年元月三日，任经济部长。经蒋介石特别介绍，1938年4月19日填入党申请书，5月24日收到国民党党员证书，特字37254号。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荣获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8年5月，蒋介石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5月27日，行政院长翁文灏飞至上海，专程访晤何应钦和吴国桢等人，听取对组阁之意见，并接洽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两党负责人；晚上，翁文灏又赴顾孟余宅，请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文灏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出国至法国。著有：《中国矿产志略》、《中国地史浅说》、《中国地质构造对地震区分布之影响》、《中国山脉考》、《中国的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中国地理学中的几个错误的原则》、《甘肃地震考》、《地震》、《锥指集》等。1951年，翁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是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级官员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中共党列为第12号战犯，回到大陆后初期曾因其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文革中遭受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病死于北京。

翁独健：（1906年11月28日－1986年5月28日），原名翁贤华，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在蒙元史研究领域成就尤为突出。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行走困难。1913年進入小学，后考入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改名“独健”。读书期间，为史学家邓之诚、洪业、陈垣等赏识，并在洪业、陈垣等的影响下决定从事蒙元史研究。1935年赴美留学，三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工商学院、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开展对蒙元史的系统研究。1940年9月起，历任燕京大学讲师、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后任燕京大学代校长，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因“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翁独健转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1956年，任历史系主任。同年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任内蒙东北调查组组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翁独健任副所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元史研究。1961年，同吴晗、翦伯赞等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主编有《蒙古族简史》。他还曾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小丛书》、《辞海》民族分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全元诗》等书籍。文化大革命中，翁独健遭受迫害，在五七干校打扫厕所。1971年回到北京，主持“二十四史”中的《元史》点校工作。

翁心源：（1912年5月－1970年4月22日），中国石油工程师，尤擅长管道设计，有“中国输油第一人”之称。地质学家翁文灏的长子。曾任中共国石油部总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曾编写有印度至中国陆上管道设计的方案（全英文），用于石油运输，但并没有建成。曾被资源委员会遣派，赴美国考察石油工业。是中国石油公司上海炼油厂建厂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连续批斗三天后，落水溺亡，享年五十八岁。翁心源去世对暮年的翁文灏有很大打击，其作有“悲怀”题的诗十余首。

秦牧：（1919年8月19日－1992年10月14日），原名林阿书，又名林觉夫、林角夫。著名作家。生于香港，童年和少年时曾侨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32年回国，在澄海、汕头和香港求学。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教师和编辑等工作。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秦牧杂文》，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离开香港赴内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辗转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担任演员、战地工作队员，教师、编辑等。同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再生》的编委。1946年，赴香港从事写作。1949年8月，参加中共军粤赣湘边区纵队。中共国成立后，秦牧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主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1962年发表散文集《艺海拾贝》。1963年加入中共党。著有《秦牧全集》10卷本。1966年文革爆发，在《北京晚报》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的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被揪出来批判。广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也推出《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作为相应斗争对象，在全省掀起批判大毒草《艺海拾贝》运动。参加批判的师生几乎没有人读过《艺海拾贝》，也不知道何以是毒草。后来才知道秦牧写了毛泽东回韶山文章，内有记述毛上山扫墓，在墓前念念有词内容。此时运动已经深化为揪斗党内走资派，秦牧因为级别太低，从此在报刊上消声匿迹。1977年复出。

秦仲文： (1896年－1974年)，原名秦裕荣，号仲文，后以秦裕为笔名，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自幼喜欢绘画，初临摹《芥子园画传》、《纫斋画》、《古今名人画稿》。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书画师从章浩如先生，并曾得贺履之、陈师曾、汤定之、金城诸前辈指点；1918年参加蔡元培校长主办的中国画法研究会，1920年参加金城等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担任研究员，用力于临摹古代名作。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原北平艺专）、京华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1947年，在北平艺专任教（原国立北京艺专）时，与寿石工、李智超二教授一起，因对艺专中国画教学主张与徐悲鸿不同而发生激烈争论，反对徐悲鸿在中国画教学和创作中，生吞活剥照搬西画画法的“以素描为中国画造型基础”的教学法。当年暑期后三人被徐悲鸿解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教授事件”。50年代中期，又著文与王逊進行中国画问题的论争，极力维护传统画法与特点。文革期间受迫害，据早年曾受业于秦仲文先生的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74年秦仲文先生的国画《群鸡》被文化部定为“黑画”，并定性为“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最终秦先生积郁成疾于1974年秋去世。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中国现代剧作家。夏衍1915年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工学部）染色科。1919年受五四运动激发，和同学共同组织杭州五•八游行。1920年夏毕业，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学。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期间开始接触马克屎主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途经日本，夏衍和同学前去迎接，受到孙中山热情对待，介绍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底夏衍从学校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担任国民党驻日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因驻日支部被支持南京国民党的人捣毁，夏衍于4月下旬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在上海得知负责海外工作的彭泽民已离开武汉去香港，无从联系，滞留上海，后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27年6月夏衍加入中共党，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工运工作。1929年翻译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母亲》，并和郑伯奇、钱杏邨等人发起领导了上海艺术剧社，从此与戏剧结缘。1930年他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并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1932年他和郑伯奇、阿英等人進入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电影组成立，夏衍任组长，阿英等为委员，从此夏衍开始涉足电影剧本创作。1934年，夏衍为躲避国民党搜捕，在一公寓躲藏三个月，并创作出多幕剧《赛金花》，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外交政策。1936年首演，不久被禁。1935-1937年这段时间夏衍完成两个独幕剧，一个历史剧《秋瑾传》和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作《包身工》。1937年他完成了代表剧作之一的《上海屋檐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辗转各地开展救亡运动，创办《救亡日报》并坚持了3年多的时间。1940年完成多幕剧《心防》，描写刘浩如为首的進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为保卫精神防线進行的斗争。1941年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抵达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到达重庆，负责主持中共党在当地的文化活动，并完成另一代表剧作《法西斯细菌》，写三个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道路，人物刻画生动。1944年起，夏衍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一年后将《救亡日报》以《建国日报》的名字复刊，但不久就被查禁。1946年起，夏衍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南京、香港等地進行统战工作。1949年5日，夏衍跟随陈毅進入上海，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上海文教单位的接收工作，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1954年夏衍任中共国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此后他写出了剧本《考验》，表现了党的领导干部面对新形势的两种不同思想和作风。他将《祝福》《林家铺子》《红巖》等小说改为电影剧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1962年他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1965年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12月4日凌晨1时，被红卫兵架走，7日交中共军“监护”，后投入监狱八年。1977年后复出，1979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国栋，字作铭，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夏鼐被称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少年时在温州上学，1927年，赴上海读高中。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1年，转学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7月，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得文学士学位。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古学部门的资格。1935年春季，夏鼐在河南省安阳参加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1935年夏季，经更改批准，夏鼐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埃及考古学。1935年至1939年，夏鼐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1939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夏鼐决定回国。夏鼐由英国出发途经埃及，在埃及开罗滞留，期间在开罗博物馆从事考古及文物研究工作一年多，才由埃及返回中国，于1941年初抵达云南昆明。夏鼐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由伦敦大学学院授予的。1941年至1942年，夏鼐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委员之职。1943年至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秋季至1950年9月，夏鼐在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担任教授。中共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夏鼐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中国文明の起源》（日文）、《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英文)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夏鼐被考古研究所中战斗小组要求進行自我检查，随后遭游街批斗，在牛棚中强制劳动学习。1970年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因考古所接受委托，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代羊皮书，夏鼐得以返回北京。1972年，考古所其他人员由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夏鼐正式恢复在考古所中的工作。

高百岁：（1902年－1969年），字幼斋，号智云，又名伯绥。京剧表演艺术家。幼年经常随父入票房听戏，学会许多唱段，深得名票吕正一喜爱，收为入室弟子，亲授《锁五龙》、《探阴山》等剧。8岁从李正义学戏，10岁带艺搭班進入“富连成”，初学净角，后改老生，以演刘派（刘鸿声）戏初露头角。坐科两年，为京剧挑梁老生。12岁应上海丹桂第一舞台之聘，以童伶挂头牌老生，主演《打严嵩》、《铡美案》等剧，兼演老生和花脸戏，轰动上海滩。旋即挑班演出，辗转于天津、沈阳、哈尔滨、海参崴、安东、长春、吉林、营口、烟台、大连等地。15岁拜周信芳为师，专心鉆研“麒派”艺术，兼演高派、汪派戏，偶尔还演净角戏。1927年参加由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和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人发起戏剧改革运动。曾与周信芳合演过话剧《雷雨》，曾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合作排演了由欧阳予倩编导的《武松与潘金莲》。1947年与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发起组织京剧改革促進会。1948年应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大舞台之聘，来汉演出，后去长沙。1949年9月，由武汉市文化局派人去长沙接回武汉，参加筹备中南京剧工作团。该团于1950年6月成立，高任副总团长兼第一团团长；1952年改为武汉京剧团，高任团长。与高盛麟、郭玉昆、关正明、陈鹤峰等长期同台合作，巡回演出于全国各地，均获好评。晚年致力于演出现代戏和新编剧目。擅演剧目有《追韩信》、《徐策跑城》、《四進士》、《清风亭》、《临江驿》、《哭祖庙》、《逍遥津》、《古城会》、《华容道》、《骂阎罗》及新编现代戏《柯山红日》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终年66岁。

高小霞：（1919年－1998年），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在亲戚朋友们的资助下，高小霞和丈夫徐光宪先后赴美国留学。在美国，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当分析实验员，晚上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分析化学。用两年时间，学完了硕士应修的课程，她的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发表在《微量化学学报》上。1949年9月，为庆祝中共国成立，纽约街头买不到红布，他们就用红墨水将白布染红，按《华桥日报》上刊登的国旗式样，制作了一面中共国旗。租了纽约国际学生公寓的健身房当会场。由于他们严格的保密，出租单位以为是要举行结婚典礼，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庆祝会在鞭炮声中开始。《华侨日报》总编辑唐明照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然后是集体扭秧歌。高小霞、徐光宪不会跳舞，这时也高高兴兴和大家一起扭起来了。1950年，他们夫妇俩把加入美国籍的登记表扔到地下铁道里，以广东华侨身份－－当时美国当局只允许华侨回国探亲－－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驶向珠江口的轮船。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共党，1966年，高小霞和徐光宪双双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進行隔离审查。高小霞被隔离在一间小屋里6个月差两天，不能和家人联系，还要她交待“特务罪行”。她被分配洗刷厕所、打扫街道。后来，她和徐光宪都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挑砖，扛石头。经过两年多的劳动、审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学。但是，在那真理被践踏的年代，搞教学又成为“业务挂帅”、“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对象。她感到左右为难，不如到工厂去做个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准许。她当时的心情有点像李商隐的诗句：“一寸相思一寸灰”。1978年复出。

容国团：（1937年－1968年6月20日），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進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没多久，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学家。我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助教。1933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后回南开大学担任讲师。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遗传研究室進行光合作用和遗传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并在汤佩松们创设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换教授”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進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進行淀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应罗宗洛教授之约，赴台湾大学讲课几个月，同年12月至1951年应英国J．李约瑟（Needham）博士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1951年秋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并协助罗宗洛教授進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设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他在光合作用、植物生长素的研究成果，普遍获得国际上的认同与引用。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因留美背景，遭批斗凌辱，并被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的活，“经常与猪马同寝”。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长，1983年3月后任名誉所长。

唐世凤：（1903年－1971年8月25日），号天昌，中国海洋学家、教育家。唐世凤从1930年代起便长期从事海洋调查及研究工作、海洋学的教学工作，学习并引進了现代海洋科学，研究范围涉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学、物理海洋、海洋渔业、盐业、中国海洋史等，是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参加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等组成的“南海生物调查团”，对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南海海域進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多学科、长时间的团队考查。1935年参加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等组织的“渤海海洋调查”，对渤海、黄海北部進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多学科、长时间航海作业的海洋调查。1936年，受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委派到浙江沿海進行渔业、盐业调查。1937年考取第五届中央庚款，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任利物浦大学海洋系研究员。1941年携眷回国，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海洋组主任，与福建省合作成立“福建海洋考查团”任团长，该考查团是抗战期间国内唯一坚持工作的海洋考查团队。1946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海洋学系及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和厦门大学中国海洋研究所，任系主任兼所长。1951年与孙云铸、张春霖、伍献文、朱树屏、张玺、沈嘉瑞七人创办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带领厦门大学海洋系大部分师生到山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合并成立海洋学系。主要著作：《中国铁线虫志》、《海南岛比目鱼志》、《爱尔兰海干贝的人工孵化及其生长率》、《渤海海洋调查报告》（海洋物理部分）、《干贝之繁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迫害。1968年冬，在饥寒病痛中，被迫扫雪跌倒致残，专案组多次阻挠医院治疗。1971年 8月25日病逝。

铁流：（1933年5月29日－），本名黄泽荣，笔名晓风。中国记者和作家。工农出身，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七君子反党集团之一，关押劳改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10年以一百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2010年10月，包括铁流在内的一群中国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取消媒体管制，实现新闻自由。铁流与自由派经济学者茅于轼和媒体人高瑜等均有交情。2014年3月，铁流曾撰文“坚决与茅于轼站在一起，抗击任何拥毛崇毛的邪恶势力”。在看中国网站开设专栏。2014年9月因寻衅滋事罪，被北京警方拘捕。他于8月时曾为文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疑似因此遭到逮捕。2015年2月25日，成都青羊区人民法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经营罪”判处铁流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人民币。

陶然：（1914年－ 1966年9月4日），文学评论家。1935年从北平弘达中学毕业后，赴日進入东京法政大学文学系学习。1937年3月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北平分会。“七•七”事变后，任山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总务处长，编辑《东声》杂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陜西《阵中日报》编辑，第二战区文化站负责人。1940年2月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编译员、文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部队艺术干部学校教员、鲁艺文学系教员、秘书等职，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张家口参加华北文联，任华北联合大学图书馆长、张家口市立图书馆长。1947年后，任哈尔滨市政府文化处长、文联主席、东北文联委员、沈阳东北鲁艺教务处主任。1948年9月加入中共党。1955年以后，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省分会副主席、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在30年的文化创作生涯中，发表了百余篇小说、散文和评论。主编《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专著，对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突出贡献。译著长篇小说《不在地主》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迫害致死，终年52岁。

涂羽卿：（1895年－1975年9月11日），物理学家。191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6月，涂羽卿在纽约与美国女子牟莉•霍甫斯结婚。涂羽卿回国后，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7年时间。此后到上海担任沪江大学物理主任。在上海，他还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并于1947年出任圣约翰大学首任中国校长。这一时期，涂羽卿政治立场激進，发表过一些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1950年，涂羽卿等40名基督教人士发起《三自宣言》，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早期倡导人之一，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以及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52年圣约翰大学解散以后，涂羽卿任南京师范学院、苏州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文革时期，涂羽卿由于其基督徒身份以及与外国人结婚（牟莉已于1956年加入中国籍），遭到批斗和关押，精神上及肉体上受到严重刺激折磨，直到1972年被释放。1975年9月11日，涂羽卿去世，终年80岁。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国音乐家。莫桂新从小喜欢画画、排球、唱歌。自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油画，在校期间他是排球队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国籍声乐教授动员学习声乐。与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张权在声乐系学习，在该校二人相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该校内迁，二人随之辗转经贵州省、湖南省、云南省到陪都重庆。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结婚。1943年和1945年，女儿莫纪纲、莫纪岚先后出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任音乐教师，与一些音乐人组织了“黄钟合唱团”，常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莫桂新等人后来都成为音乐家。1947年6月，张权到美国学习声乐。中共国成立后，1950年4月，莫桂新進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抵达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5号四合院。1953年，小女儿莫燕出生。莫桂新、张权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5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莫桂新被处理。据《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莫桂新“1941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進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莫桂新被用这些虚构的情节罗织罪名，定为历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1957年“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進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莫桂新因为所谓“解放后隐瞒历史”，以及1957年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并被划为6类右派分子里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妻子张权因为写了《关于我》一文，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视为向党進攻，定为右派，工资降三级，暂留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兴凯湖农场逝世，年仅41岁。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北京，独自携小女儿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歌舞团。

奚啸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剧演员，工生行。奚啸伯师承言菊朋先生学习京剧表演艺术。曾参加梅兰芳的剧团，唱二路老生（副生），后自组啸声京剧团。1955年起担任北京京剧四团团长。期间与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吴敬梓《儒林外史》新编古装京剧《范進中举》。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离开北京京剧四团，到石家庄京剧团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变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去世。死后才得到平反。他开创世称奚派的京剧生行艺术流派，大弟子欧阳中石。儿子奚延宏工净行，孙奚中路工生行。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箫今度、迈斯等，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1910年，聂绀弩進入申家祠堂读书，启蒙老师是孙铁人。1915年，升入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失学在家。1920年，孙铁人从上海给家乡来信，愿资助培养3个家乡的子弟，聂绀弩被乡亲们推举成为3个人之一，赴上海。经孙铁人安排，聂绀弩進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学习3个月。1921年，又经孙铁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国国民党的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何成濬）秘书处担任录事，并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其间接触了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1922年，经孙铁人介绍而结识的同乡鲍慧僧给聂绀弩来信，将他请到英属马来亚吉隆坡任运怀义学教员（运怀义学是一所华侨小学）。1923年秋冬之际，应董锄平之邀，聂绀弩到达缅甸仰光任《觉民日报》编辑。不久，被《觉民日报》开除。1924年，聂绀弩从仰光抵达广州，在鲍慧僧、廖干五的劝告下，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因为鲍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聂绀弩在鲍慧僧处结识了包惠僧。聂绀弩还初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5年，随黄埔军校第二期全体学生编入部队，参加第一次东征，随部队开入广东海丰，在海丰参与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作，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192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到达莫斯科上学。在学校期间，他始终未掌握俄语，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学课程；他“专心文艺，不问政治”。1927年，聂绀弩回国来到南京，经过半年审查，聂绀弩由中央党务学校的临时辅导员转为正式辅导员，并结识了该校学生周之芹（即周颖）。同年，因为给在南京的聂绀弩写信，聂绀弩的朋友敖少琼在海丰被革命同志当作反革命、通敌叛变分子而处决。1928年，聂绀弩因和周颖恋爱，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学生反对。康泽也因对学生太严格，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反对。因此，聂绀弩和康泽都被调离。聂绀弩调任中央通讯社编辑（后来逐渐升为副主任）。1929年与周颖结婚，婚后周颖到日本留学。1931年，经中央通讯社主任萧惟一介绍，附带帮《新京日报》编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和金满城组织“什么诗社”的办法，组织创办了“文艺青年反日会”，由聂绀弩起草请愿书，发给每个会员，又拿到全国学生请愿示威大会现场散发。同时，聂绀弩还在《雨花》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中国国民党当局为此通缉聂绀弩。1931年9月25日，聂绀弩弃职潜逃到上海，随后赴日本与妻子周颖会合。1932年在日本，经周颖介绍，结识了胡风。经胡风介绍，参加左联，与胡风、方天一、王达夫、周颖共办“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樱花节，聂绀弩夫妇及胡风、方天一、王达夫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在早稻田三个月，7月，聂绀弩夫妇及胡风及其他20多个中国学生，被日本政府从东京驱逐出境，押送至中国上海。经留苏同学孟十还推荐，被留苏同学林柏生聘为上海《中华日报》文学副刊《动向》的编辑。1934年1月1日《动向》发刊，聂绀弩经左联同意，找来叶紫担任助手。鲁迅向《动向》投稿数十篇。1934年8月31日，《动向》停刊。同年，聂绀弩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又经同乡吴奚如的介绍，聂绀弩加入中共党。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聂绀弩参与主编《海燕》，同年初创刊，仅出两期便被迫停办。1936年9月，聂绀弩奉中共党组织之命，护送刚从南京脱险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见到专程从陜北来接丁玲的潘汉年。在潘汉年建议下，聂绀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聂绀弩赶回上海，与怀孕的妻子周颖共同参加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颖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纪念与鲁迅共同创办《海燕》时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去了延安。1938年春，聂绀弩从延安经西安到武汉。1938年8月，抵达院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先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后来调到服务团任创作委员，最后任新四军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并负责编新四军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离开新四军，到浙江金华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任主编。1940年四、五月间，在广西桂林与张雅琴、欧阳敏讷、胡希明等人办《力报》，聂绀弩任副刊《新垦地》主编，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创刊。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封闭桂林生活书店，并霸占其房屋另开国防书店，还追捕桂林生活书店经理邵公文等人。聂绀弩为此写下《韩康的药店》一文，轰动桂林。同年，周颖带着女儿聂海燕到重庆邓颖超处，通过吴奚如与聂绀弩取得了联系。1942年春，在桂林与胡风、彭燕郊、艾峰、米军、卢华泽、朱谷怀等筹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1942年夏，到重庆见周颖，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远在重庆的周颖会同朱学范、易礼容等人共同筹建中国劳动协会。1945年，聂绀弩也来到重庆，任西南学院教授、重庆《商务日报》副刊《茶座》编辑。1946年，任《新民报》副刊《呼吸》编辑，8月，周颖被捕，出狱后先到上海，后到香港。同年，聂绀弩因刊载揭露兵痞恶行的文章，重庆警备司令部派一个连的军警包围了《新民报》，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党组织让聂绀弩撤到香港。聂绀弩遂到香港、与在中国劳动协会任职的妻子周颖会面。1947年，从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网，开始为香港《文汇报》撰写社论，后来又写短评。他还为在香港复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颖参加民革，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48年冬，周颖应邓颖超之邀，乘船经朝鲜到天津，而后来到西柏坡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委会。1949年，聂绀弩继周颖之后回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共国开国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第二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开始肃反运动。聂绀弩因受胡风、康泽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最后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龙江省密山农垦局850农场劳动。因一场火灾，以“故意纵火”罪被捕入狱。周颖得知后，北上北大荒营救，经托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假释出狱。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经过他的朋友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帮助，1962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大约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的写作及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起来，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年12月，公安机关的简报上曾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绀弩的言论。1964年，聂绀弩到广东广州银河公墓瞻仰萧红墓，并重访广东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与其合影，还写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也看望了丘东平的母亲。（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因聂绀弩此访等原因，彭湃的母亲和儿子遭到批斗致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1月25日，因为“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在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先后羁押在功德林监狱、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中共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聂绀弩被转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机关将聂绀弩案起诉到法院审理，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审讯。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一审判处他无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临汾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1976年9月25日聂绀弩获得释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绀弩的住地宣布并送达判决书。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中共党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聂绀弩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任命聂绀弩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聂绀弩的女儿聂海燕，在1976年8月自杀身亡；女婿方志训，聂海燕的丈夫，在聂海燕死后一周，也自杀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国女记者。1927年，浦熙修進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教员。1936年春，随丈夫袁子英迁居南京，被推荐到《新民报》社从事广告、发行工作。因为文采好，不久便调任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新民报》迁往重庆。浦熙修经过周折，于1939年赴重庆，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浦熙修。浦熙修对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和平建国主张進行了大量报道，指责中国国民党不顾和平、扩大内战。1946年春发生了“校场口事件”，浦熙修协同《新华日报》发动新闻工作者联名发表公开信，与中央通讯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报导。1946年4月，浦熙修随《新民报》社迁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发生“下关惨案”，浦熙修也遭到殴打，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学生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遭到政府镇压，酿成“五•二○惨案”。浦熙修率《新民报》记者采访，以整版篇幅报道。1948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勒令《新民报》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国成立后，浦熙修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回国之后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撰写了《朝鲜纪行》和《新疆纪行》等报告文学。1957年，浦熙修被毛泽东点名，指罗隆基透过她在《文汇报》发表反动言论，她因此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后，浦熙修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郑炳中。杂文家。13岁起在《闽南日报》、《江声报》发表诗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福建《闽北日报》、江西《青年日报》、重庆《新中华》杂志等报刊任编辑，此后在宣怀经济研究所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1947年8月去台湾，任台湾《公论报》编辑、华南商业银行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11月返回大陆，先后任广东《新商》晚报副总编、上海震旦大学教授、新文艺出版社编审。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耿庸被捕后，妻子王皓也進了监狱，被关了两年后出狱，王皓即给毛泽东写信诉冤，当时正值“反右”期间，把她也算上了一个，她无处申诉，终于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黄浦江自杀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25年，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从1936年起发表作品，此后至1955年入狱前发表杂文、评论等近千篇，约百万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论著《（阿Q正传）研究》（1952年）、《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著，1983年）、杂文集《回收》（1985年）、《逢时笔记》（1998年）、评论及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

贾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陜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陜西新闻检查处，因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著《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著。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贾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原名甘锦英，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毕业后免试進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深造，师从陈垣（援庵）治考据学、钱玄同（中季）治音韵学、李建勋治教育学，以陈援庵、钱中季两导师指导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并以商务印书馆预支稿费（《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书）赴日（1936年1月获得广西省留学官费），進入东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师从日本东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国史。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从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同年夏，到扶绥陇罗（今扶绥东罗）、崇左、德保、靖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收集土司遗存文物史料、吴凌云父子反清起义史料和侬智高起义史料。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到贵县一带進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贵县的分布以及收集黄鼎凤相关史料和太平天国史料。1956年4月，赴武鸣、上林、宾阳、贵县、来宾和桂平等县深入乡村和山区進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这些县的分布情况和收集太平天国和黄鼎凤、李锦贵等人反清起义的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国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员长于3月31日的会议指示，制定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進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拟定筹建云南、四川、西北、贵州、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黄现璠、莫矜负责）、西藏、内蒙和东北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计划以4－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同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带队深入到桂西壮族自治州所辖5专区、2市、52县、1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進行社会历史调查和收集史科，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1958年2月1日，与费孝通、欧百川等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扣以“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殴打等遭遇。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并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中共党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共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進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進行了七天的辩论。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获准给研究生授课。黄万里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中央领导人任何答复；他又向中纪委举报国务院对他的申诉置之不理的行为违宪，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地理学家。黄国璋1919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曾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当选为中国地学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同年创办《地理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出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系主任，还曾代理西北师院院长。同年在重庆出任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1941年创办学术性刊物《地理》。1943年任中央设计局委员、区域设计组组长。1944年参与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1945年当选九三学社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同年回到北平，再度出任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代教务长、理学院院长。1947年中国地学会恢复活动后，继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共国成立后，黄国璋继续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后的首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撤销了在九三学社与中国地理学会的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陜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9月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黄少荃：（1918年－1971年），女，1932年考入江安女子中学，后入省立江安中学读高中，民国26年毕业。即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获史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考证问题严谨，很受该系系主任、教授金毓黻赏识，乃留该校史学研究部当助理研究员，专门研究战国史。在研究战国史中，常参考钱穆教授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因之与钱穆建立了学术研究关系。1942年，黄少荃为了解决一些战国史上的考据问题，专门从重庆到成都，在钱穆所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部研讨了两个多月。1945年秋，黄少荃受聘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教春秋战国史和中国通史。并继续从事春秋战国历史的研究工作。1947年起，又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直至1949年底。在此期间她著有《战国史异辞》、《战国史纪事本末》、《秦灭巴蜀考》、《五国伐秦考》等专著，均未出版。但曾在1938年中央大学《史系述林》、1943年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利》、1946年《国民日报•史与地》副刊、同年上海《益世报•史苑》副刊、昆明《五华月刊》、南京《东华日报•文史》副刊、1949年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并因此获得华西大学申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晋级。黄少荃治学态度谨严，通过研究，纠正旧籍之讹误者甚多。1950年，仍继续在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晋升为历史系副教授。1952年秋，西南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南充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上古史、本国史学教材教法。1954年，调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黄少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而自尽，年仅53岁。有《黄少荃史论辑存》传世。

黄谷柳：(1908年－1977年1月2日 )，中国著名作家。18岁到香港当苦力，摆摊卖糖果香烟、做报社校对，工余读新闻学社夜校，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起从事新闻、文学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后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47年10月，应夏衍之约，在香港《华商报》连载长篇小说《虾球传》，一夜誉满香江。1949年参加中共军，同年由夏衍和周而复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共党，投身国共内战，到十万大山地区参加粤桂边区游击队，任中共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部秘书。中共建国后，1950年任《南路人民报》编辑、《南方日报》驻海南记者。1951年和1952年两次以记者身份随团出访朝鲜慰问＂志愿军＂，与＂志愿军＂一起战斗生活。第二次挂职下连队参加战斗，荣立三等功，获朝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1953年底以后从事专业文艺创作，曾任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作品有中篇小说《杨梅山下》、《和平哨兵》、《渔港新事》、话剧剧本《墙》，散文集《战友的爱》，童话《大象的经历》，电影文学剧本《此恨绵绵无绝期》（自编）和《七十二家房客》（合编）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1977年1月2日因脑溢血病在广州逝世，终年68岁。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字德淦，中国地质学家，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和陆相生油论，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事业产生重大影响。1924年考入北大地质系，大三写出震动业界的论文，首创大地构造理论，让中国人找到了玉门油矿、大庆油矿。1932年夏，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瑞士留学。先在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学习半年，1933年春转入纳沙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uchatel)地质系深造。1933年和1934年，在阿尔卑斯山的素女峰一带進行地质调查并填制地质图。1935年，以法文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获理学博士学位。1936年春季回到祖国，任前实业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進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1937年黄汲清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進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黄汲清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8年2月，黄汲清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38－194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布置并亲自参加四川省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普查。1940年夏，黄汲清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1941年至1943年，黄汲清带队调查甘肃、新疆的石油地质。1942年，黄汲清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初，黄汲清写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采用地槽地台说，第一次系统的划分了中国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科学地阐明其特征，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观点，该书被国际上公认为对亚洲地质构造的重要贡献。1945年，黄汲清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0000中国地质图，接着又完成了1：3000000中国地质图，综合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黄汲清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1955年初，黄汲清在他和谢家荣一同担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时，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点地区進行石油和天然气普查勘探，经地质部同意，下达了普查鉆探任务。1966年文革爆发，黄汲清遭受了迫害，先被关入地下室180天，后又流放五七干校。1974年复出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成果大庆油田竟被冠于李四光名下，于是写信要求正名－－为那些曾经的付出而正名。2009年中央电视台《奠基者》才为黄汲清正名。

黄药眠：（1903年1月14日－1987年9月3日），原名访荪、黄访、黄恍，笔名有达史、黄吉、番茄等。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中学时期，喜读《楚辞》、《庄子》。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抗议运动，任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长，是非常活跃的学生骨干，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醉心于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1921年，黄药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英文系。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并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黄药眠逃亡上海，经成仿吾、王独清介绍参加了创造社，发表了《晚风》、《我死之夜》、《黄浦滩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著名新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从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诗人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充满诗意、激情的文艺论文，如《梦的创造》、《非个人主义文学》、《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从而在文艺理论界展露头角。在创造社，他开始接受马克屎主义，翻译了拉贝里拉着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于1928年夏加入中共党。之后，曾与夏衍等多次商讨筹办“左联”事宜。1929年秋冬，黄药眠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1933年冬，黄药眠绕道海参崴回到上海，向上海中共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之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即奔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历史政治原因，黄药眠在中组部的干部审查过程中受到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因此负气离开延安，1938年到武汉养病。后撤往长沙，加入“青记”，并同范长江、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黄药眠作为中国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实际上负责著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的理论导向工作，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等长篇论文。他还负责组织了桂林文化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经常组织举办有关诗歌创作、诗歌形式的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诗歌批评的论文，像《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业余他还举办各种文学讲习班，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皖南事变后，黄药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常为《国际时事论丛》、《华商报》撰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黄药眠回到家乡梅县，潜心著述，为《当代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撰稿，写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诗论》、译有俄文诗选《莎多霞》等。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1944年日军南侵，他撤往成都，为《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撰稿，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黄药眠再度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兼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报》主笔。这一时期，黄药眠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学》，小说集《暗影》、《再见》，长诗《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论集《民主运动讲话》等，并兼任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主席。1949年春，黄药眠应邀来北平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共国成立后，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整风期间，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是民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民盟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反右运动中是"六六六教授会议"教授之一，被划为右派。文革时，黄药眠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去人身自由，饱受牢囚之苦。1978年，黄药眠恢复了名誉。

黄苗子：（1913年－2012年1月）。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却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1926年，黄冷观创办香港中华中学，黄苗子5岁来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上海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也因为漫画而使黄苗子觉得熟悉而亲切起来。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声名越来越响亮。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苗子从中华中学毕业，被父亲送進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黄苗子拿着自己亲自到编辑部讨要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从第3期改版为大开本。也正是从第3期开始，版权页“编辑”一栏出现了黄苗子的名字，也正是从这一期始至终刊（第19期）封面画大都出自黄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韦度各画一期）。由于是彩色封面，加之开本宽阔，视觉诱惑力强，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风情。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与后到的郁风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后娶郁风为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共国的开国大典。1950年后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货郎集》、《敬惜字纸》、《无梦庵流水账》、《青灯琐记》、《风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说新篇》、《茶酒闲聊》、《人文琐屑》等；诗集有《牛油集》、《三家诗》等；美术论著有《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等；书画集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辞》、《苗子杂书》等。1957年黄苗子被定为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捕入狱。出狱以后转向书法创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没有上过小学，自幼在家塾中学习古典文学（如《红楼梦》、《镜花缘》）和传统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史记》）；他又从林琴南所译的西洋小说中接触西方文学。他很早便接触戏剧，少年时代跟随继母观看京戏、昆曲、河北梆子、蹦蹦调、唐山落子等许多地方戏，以及当时流行的文明新戏；另外，他亦因从小熟读《戏考》而加深对传统戏剧的认识。1922年插班進入南开中学读二年级。1925年（15岁）加入南开新剧团，先后参加了《压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国民公敌》、《织工》等剧的演出，改编并参加演出了《财狂》、《争强》，这些演出经历使他对戏剧艺术规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1928年，曹禺入读南开大学政治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曹禺的父亲去世。1933年大学毕业后，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任教。数月后，又進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他21岁时开始了背景取于天津的剧本《雷雨》的创作，1934年7月发表于《文学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应邀赴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2年初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赴重庆从事戏剧写作和编导活动。1946年3月，与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1948年，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导演。1949年2月，在中共党的安排下，秘密转道香港抵达北平，2月28日离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共国成立后，受中共建政后的阶级斗争时期影响，让曹禺一直无法再自由的创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曹禺被打入牛棚，成为反动文人扫街、清厕所、接受批斗受尽折磨，虽然文革后平反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却再无法自由创作。1996年曹禺离世，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進去……”，他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中说“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和他们朝夕相处”。没想到他到了晚年，竟还又碰上了。

曹任远：（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国近现代化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远从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读过自贡第一所新式学校——三畏堂创立的私立树人学堂，后考入成都商矿实验学堂。16岁时获得日本东京私立农业大学公费留学机会，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留学，学会三门外语，先后读过六所大学、取得四个学位。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硕士、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化学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东京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党证为蓉字第0233号)。1911年，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和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在此形势下，全体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归国。曹积极响应动身回国。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讨袁斗争。1916年，曹任远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结婚。1917年张勋复辟,曹任远在岳父谢持安排下到美国读书(避祸)，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攻读化学专业,主攻染料化学。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不久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并在该校作研究生，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19年曹任远完成在美的学业，转赴欧洲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小住后转巴伐利亚求学，成为著名化学教授Busahen的学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协约国一方，德国学校对中国学生尚存歧视，只许他们听讲，不许作研究实验。后经Busahen教授的得意学生、曹的德国同学多方说服，并有感于德国人在中国普遍受到礼遇之事实，教授才同意曹参与各项研究实验，并到化工厂实习。曹抓紧读书、实习机会，刻苦鉆研，终于学有所成。1924年，曹任远因为发现一种新型化学染剂(可染阴丹士林布)的配方,并获得专利,其毕业论文通过鉴定,于德国埃尔朗根大学（Erlangen）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取道法国巴黎，经马赛、印度怀抱着“化工救国”回到祖国。回国后，1924年参加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筹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后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任化学教授。其叔父曹笃、岳丈谢持，均系早年参加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受他们的影响，故青年时期就具有民主、進步思想。1932年春，胡汉民在广州再揭倒蒋旗帜，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即世所称新国民党，胡任主席，曹被当选为新党华北书记长（后任中央党部副书记长）。1951年曹任远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染料化学》等专著。历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与大右派、民革发起人之一陈铭枢时有过从，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此远离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迹达20余年。1980年，曹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

曹亨闻：（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协。新闻史学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东中学读初中，后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学校当局开除。1926年9月转入上海大夏中学读书，翌年1月回临海家乡，在当地参加進步组织“乙丑读书社”。同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读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报》担任过两个星期的编辑采访工作。1938年赴渝，从193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中英文新闻写作》、《外国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等课程，编有教材《新闻事业史》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史》两种。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创办与主编《现实》杂志，出版15期。他在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新闻学术论文，有《论18世纪英国政论新闻学》、《报纸之起源》、《人格报纸与报格报纸》、《现代报纸的“专栏”与专栏记者》、《新闻自由》、《关于美国新闻的两件事》、《我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主任等职。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残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身亡。时年58岁。

曹鹤荪：（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气动力学专家，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理论空气动力学、气动弹性力学等领域的研究。曹鹤荪早年曾就读于江阴澄翰初级小学、礼延高级小学、南菁中学、上海南洋中学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自交大毕业后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欧公费生，前往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学习，193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意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实习，后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進修空气动力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接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命令后回国，任教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1940年调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1942年重庆分校改为交通大学后，曹鹤荪负责创办航空工程系，并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为交大历史上最为年轻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陈庆云主持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之托，与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国与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设。1945年回国后，他随交大师生迁回上海，并参与组建了临时校务委员会。1949年，出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校教授会主席。中共国成立后，曹鹤荪于1952年被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并出任科学教育部教务处处长。1960年起任院教务部副部长，1964年出任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反动学术权威总代表”，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起出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国心理学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级小学，后入宁晋县北圈村高级小学，学习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县中学，在中学的后两年受到两位教师的影响。一位是国文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新文艺，如叶绍钧、谢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响曹日昌曾立志要作文学家，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历史教师，常向学生讲些中国要革命的道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曹日昌。192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预科2年，爱好文学和心理学。这时，他和同学一起合办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学至清华大学心理系学习，他发奋读书，除上课外即在实验室，主要進行关于心算问题和白鼠颜色感觉的两项实验研究。1934年他总结了中国有关珠算教学的文献资料，写出“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还撰写了一本《珠算教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这个时期，他效法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试者又做受试者，持续3年進行了有关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1935年用英文写成实验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这篇报告后来节译为“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一文，于1937年发表。1935年曹日昌清华大学毕业后，经该校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当时任平民教育促進会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绍，在平民教育促進会作研究生，并在周先庚指导下，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1936年发表“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评了桑氏的理论后，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生活应用的观点。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县做了许多心理测验，写了“定县平校毕业生再测验统计报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县的小学中试用了斯坦利•戴维•鲍德斯的迷津测验，并发表一篇“试用鲍德斯迷津测验初步报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工作，主要是读书和教课，并在一些進步学生和教授的影响下，参加了進步的社会活动。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达英国進了剑桥大学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读书和研究，3年后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他的博士论文是“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1947年由陈天声和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共党，1948年转为中共党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时认识了吴秀明，不久结婚。1950年曹日昌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任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组织部长。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才彻底脱离科学院院部的行政岗位，全力从事心理学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主要论著有：《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间隔学习与集中学习的研究》、《心理学研究什么？》、《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1969年初，当曹日昌感到身体不适时，医院确诊已是肝癌晚期，于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

萧光琰：（1920年－1968年），中国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种用于加氢裂化、临氢异构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剂。1928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现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1937年2月到美国留学。萧光琰入读帕萨迪纳市立学院，1938年完成高中课程，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大一、大二课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纳学院化学系继续本科学业，1942年大四毕业。同年秋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攻读博士，师从詹姆斯•弗兰克，期间曾经担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课程的助教，1946年3月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萧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获聘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9月至1947年8月期间任职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员，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间供职于美孚石油催化基础研究组。萧光琰在美国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等学生社团活动，社团聚会常在他家里举行，他从中接触到马列主义等哲学思想，也对新建立的中共国日益向往；加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是否归国参与中国建设，萧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学陆续回国，让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有美国移民局官员试图挽留萧光琰，承诺在两三个月之内为他完成移民美国手续，但遭他拒绝。萧光琰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学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挠）前往中国，1950年11月出发，在美国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径美国檀香山和菲律宾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达香港，1951年3月抵达北京。来到中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国石油工业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萧光琰移居大连，任职于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即“大连化物所”）。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不信任从美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随着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人们起初排斥萧光琰，后来更质疑他回国的动机，又因为谈论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而被人批判为“崇洋媚外”。面对人们批判，当时血气方刚的萧光琰大感愤怒，更曾经生气得摔眼镜，人们对他也就更质疑了。萧光琰受到打击，既气愤又焦虑，情绪波动，曾经几天不上班来抗议，又做出把头撞向暖气片的自虐行为，有时还会大量服用安眠药来寻求宁静。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萧光琰的生活平静下来，而研究所的领导也就先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向他道歉，他不计前嫌地努力恢复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并邀请萧光琰到此供职；他来北京体验了一会工作环境，最终认为大连那里有更多基础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决定拒绝邀请。选择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国很寻常，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奉行坚决服从上级分配的思想，令萧光琰再次被人质疑。1957年，毛泽东发起大鸣大放运动（号召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共党提意见），萧光琰于是向党支部书记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人们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对自己的质疑态度；及后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运动，不过萧光琰没有被划为右派。1958年，萧光琰供职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计划迁到甘肃兰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条件较好的大连，得到研究所同意，不过这个想法又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大跃進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萧光琰再次面临批判，人们质疑他的回国动机、工作态度、生活习惯，攻击他“苛刻”、“养尊处优”、“挂羊头卖狗肉”、“贪婪”、“学阀”、“奸商”，四处涌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到了新春的时候，人们在新年晚会上演出侮辱萧光琰的活报剧，把他描绘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对此，萧光琰极为愤怒，又变得沉默苦恼；他经历长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渐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见。后来，人们停止对科研人员的批判，而研究所领导也在1961年向萧光琰亲自道歉，他又不计前嫌地重新积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萧光琰被批判为“反革命特务”，遭受批斗和大字报攻击，家里被强制迁入了几户人家。1968年10月5日，萧光琰被工宣队（文革时期派驻各单位的组织）抄家，并被抓進牛棚（文革时期拘禁知识分子的地方）里面监禁，他深感绝望；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国特务”的功劳，工宣队把萧光琰指称为特务机构成员，而人们也顺应潮流来攻击萧光琰。工宣队锲而不舍地不断对他進行审讯，用上拳打脚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来逼供，要他不断写揭发自己罪行的“检查”和“揭发材料”来达到轰动大众的效果，又给他起了“白屎”的外号（源于“博士”方言谐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萧光琰被发现死亡，验尸结果证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杀身亡。时年48岁。萧光琰的妻子名为甄素辉，两人在1945年结婚，婚后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对丈夫既热爱又崇拜。甄素辉在美国土生土长，不会说中文。她的父亲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派驻美国从事侨民工作，曾获孙中山送赠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本来是传家之宝，但后来萧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负责抄家的人卖到市场，此后不知所终。甄素辉起初提出语言障碍、政治形势两点原因，反对丈夫回国，但萧光琰主意已决，甚至提出独自一人到中国、让甄素辉留在美国；她最终让步，陪同丈夫来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担任英语教师。在萧光琰历次遭到政治斗争困扰的时候，甄素辉虽然因丈夫情绪波动而深感压力，但她总是在旁理解和安慰。两人在1952年生下女儿萧洛莲（小名“洛洛”），她品学兼优，很受父亲疼爱。文化大革命时，甄素辉在大连营城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萧洛莲则无人照顾、独留家中。萧光琰自杀身故后，工宣队把甄素辉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讯；她反应异常冷静，要求工宣队让她请假两天照料女儿，获得批准。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记者和翻译家。13岁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再三考虑，萧乾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進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進莱茵，進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萧乾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1957年，萧乾先被划成“右派”后，又被划为“洋奴”。1958年起，萧乾与夫人先后被赶下乡参加劳动。1966年6月，文革期间与爱人文洁若备受迫害，最后萧乾進入西郊文化部集训班。1979年，萧乾得到平反。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中国作家。其母亲在他出生七个月后，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杀，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祖父是佃农，父亲是木工，8岁那年家业破败，为了逃债，举家迁移。萧军10岁那年随父亲来到长春，在那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他性格刚毅、反抗性强，后被开除学籍。1925年萧军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他学习了古文和旧诗的写作，并颇有造诣。1928年萧军考入张作霖在沈阳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后因斗殴被开除。这时期他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29年萧军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与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因消息败露逃往哈尔滨。在哈尔滨继续進行抗日反满斗争，并认识萧红。1933年与萧红同居，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个短篇。1934年夏天和萧红离开东北来到青岛，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鲁迅亲自指导，参加了《海燕》和《作家》等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年7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萧军自费出版，鲁迅、周扬、胡乔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不光为该书作序，还著文攻击批评该书的青年左翼作家张春桥。但后来他的作品由于赞成周扬等左翼作家主张的国防文学而遭到鲁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评。1937年抗战爆发后，萧军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萧红、艾青、田间、聂绀弩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由于和“民大”校长阎锡山的矛盾而离职，随后前往西安，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的领导接见。在西安，他与萧红分手，后与王德芬相识并相恋，结为夫妻。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并在鲁迅研究会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为王实味说话，遭到其他中共党作家的批判。1946年萧军重返哈尔滨，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后因为《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萧军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排斥出文艺界。1949年以后先在抚顺总工会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1951年他调至北京市“文物组”当文物研究员，不专门从事写作但他没有停止写作，先后写出了《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期间，萧军的小女儿萧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萧军整理完成《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及《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并重反作协。

萧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萧也牧，中国作家、编辑。小学五年级时，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自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机电制造厂当工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辗转多地，经徐特立介绍，先考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1月，到中共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他还改名“吴小武”。先在晋察冀边区行署办的《救国报社》工作，后来在中共五台地委编辑《前卫报》，并任“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在张家口编《工人报》。中共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青年教材，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1939年起，他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山村纪事》（1949年初版）、《海河边上》（1950年初版）、《地道里的一夜》、《难忘的岁月》、《连绵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及中共国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区的工农生活。1950年，萧也牧创作了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化界形势紧张。1951年6月起，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冯雪峰与周扬)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该报主编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当时丁玲是全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在该文中将萧也牧作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积极推动下，对萧也牧的批判运动展开。就连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发表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萧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艺报》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发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而《人民文学》杂志从头到尾一直对这场对萧也牧的批判保持沉默。这场批判以萧也牧写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而告结束。1952年，萧也牧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当时他使用本名“吴小武”。1954年，根据中央领导人“宣传党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萧也牧、张羽、黄伊共同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小说《红巖》的雏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1958年7月22日，萧也牧写了封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约稿信，后来萧也牧也一直关心《红巖》的出版工作，尽管他未能参与编辑出版《红巖》。小说《烈火金刚》因在《红旗飘飘》上发表获得好评后出版。《红旗飘飘》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文，发表后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经多次修改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狼牙山五壮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一文，送给正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文中萧也牧对当年《文艺报》对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秦兆阳被打成“右派”，其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这成了将萧也牧划为右派的证据。1958年被下放劳动。1961年，萧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编辑。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红巖》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被打成“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还声称《红巖》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写的。刘德彬、杨益言赶到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消息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张羽、周振甫、严绍瑞、陈斯庸、施竹筠等编辑赶到萧也牧家，萧也牧听后与这些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巖战报》，为罗广斌伸冤。萧也牧担任《红巖战报》编辑工作。《红巖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妻子胡蜀兴的申诉、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巖〉》，第二期发表了萧也牧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红巖战报》发行了数十万份。1968年，毛泽东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红巖》由此成了江青钦定的“大毒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员随即在驻该社的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巖》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并审讯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仅有160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时“牛鬼蛇神”人员增至40人。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军代表指定为“牛鬼蛇神”的领队，在北京接受淘厕所、挖菜窖、扫烟囱、运煤渣等劳动改造及各种批斗会的批斗。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间，北京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将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及家属全部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黄湖农场是共青团中央的五七干校。1970年，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武斗不断升级，萧也牧不断受到批判和殴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年前的《红巖》事件、《红巖战报》事件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遭到残酷批斗。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国国庆21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讲话，此后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武斗加剧。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萧也牧被群专小组人员集体殴打成重伤。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伤的萧也牧在黄湖农场死亡，年仅52岁，埋葬在当地一个乱坟岗。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擎等，中国戏剧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在北京他结识了萧三，1926年经萧三介绍加入了中共党。1930年，他从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章泯随即参加，并当选为执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后，章泯创作了《东北之家》、《黄浦江边》、《妇女進行曲》、《我们的故乡》、《家破人亡》、《生路》等独幕剧、多幕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后导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易卜生的《娜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写了《悲剧论》、《喜剧论》、《戏剧的现在和将来》等专著和论文，并系统翻译了国外尤其是苏联的戏剧理论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对演员的忠告－－莎士比亚的表演论》、阿•杜克斯的《近代戏剧家》、契莱的《戏剧的本质》，特别是翻译了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著作，对中国戏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并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创办《新演剧》月刊，宣传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培养了许多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在武汉参加了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导演工作；在桂林导演了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故乡》和于伶创作的话剧《夜光杯》。同时他创作了《战斗》、《血》、《钢表》等抗战剧本，发表了论文《论战时工农演剧》、《新悲剧论》。1938年進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抵达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戏剧组主任，同时获聘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委员，撰写并出版了《表演艺术论》。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开展剧本创作及戏剧理论研究。皖南事变后，章泯辗转多地，先后在香港、东江游击区、四川江安等地从事戏剧教学及创作。先后导演了《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戏剧。还与郑君里共同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并单独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莱格尔的《论闹剧与趣剧》。他还创作了多幕剧《苦恋》。抗日战争胜利后，章泯来到香港。1946年，他导演了由中原剧社演出的话剧《阿Ｑ正传》，创作了话剧《村中之夜》、《虎》。后来他撰写了总结自己舞台经验和理论成果的《演员与导演》一书，创作了电影剧本《红尘白璧》（即《怨偶情深》），导演了电影《结亲》，编导了故事片《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中共国成立后，章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理事，他还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导演了大型苏联话剧《俄罗斯问题》，与吴雪合作导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还翻译了美国海夫纳的《戏剧导演手册》、苏联罗沙里的《苏联电影的实验》。1955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1966年文革爆发，因在1936年9月间，蓝苹（后改名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和已有妻儿的章泯同居过，当时迫使章泯与妻子萧昆离婚。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萧昆复婚，故而深受江青打击陷害，在江青亲自干预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残酷摧残和凌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国头号大右派。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学）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因为聘用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后被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共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邓演达。1926年初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1927年8月章伯钧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中共。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从日本回香港，改组“第三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提出过《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章兼任组织部长。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任主编。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共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中共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人员聚会、聚餐。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续批斗。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伟、金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创办人之一。中共国财经制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时，十五岁的章乃器从浙江丽水到江苏南京投身革命军。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毕业，進入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1919年春，辞职到北京，進入通州京兆银行任职，当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先后爆发，给章乃器深刻影响。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实业公司当会计主任。虽待遇优厚，但洋经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干3个月便辞职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实业银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国国民党。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联合上海各个华商银行成立了中国征信所，作为银行界信用调查的公用机构。这是中国国内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征信所，采用会员制，章乃器任董事长。章乃器为该所制订了“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的工作准则，并主持制定了调查程序，延揽到一批专门人才。中国征信所获得了金融界、企业界信任，业务日益发展，许多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委托该所调查咨询。中国征信所先后挤垮了4家外国人开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章乃器很早便主张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在章乃器等人倡导下，上海于1933年、1936年先后成立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章乃器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救国会，后又参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在日本政府压力下，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7人，是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国舆论愤慨，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抗议。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君子”获释出狱。1938年3月，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1937年11月，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从120多万元缩减到80多万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缩减到50万元。1938年5月，日军攻占合肥，安徽省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仅约10万元，公务人员和军警欠薪两三个月。章乃器上任后，提出“铲除贪污，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方针，很快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为破坏日本“以战养战”的图谋，章乃器开展敌货、私货检查工作，开辟税源和财源，不仅发清欠薪欠饷，每月还拨给邻区新四军驻军3万元经费。此外，还发行安徽省公债和地方银行小额本票，搞活了货币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还没有的战时金融经济体制。经章乃器努力，几个月后，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增至30万元，收支渐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问章乃器：“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盐和米都已经开始屯储了吗？”到1939年5月，安徽省财政收入每月达75万元，创造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20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中称章乃器“整顿税务，颇见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获得史沫特莱赞赏。1939年，章乃器到重庆，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等职。在与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产生了办企业的兴趣。在获重庆、上海银行集资认股95%后，1940年章乃器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下设机器铸造、手摇发电机、酒精制造这3个厂，并在工厂旁的山坡开辟畜牧场。章乃器亲管生产，成绩很好，获工业界赞扬。1941年，章乃器为抗议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承认满洲国的行为，脱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创建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52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坚持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6年2月，他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被国民党打手打伤。1947年被迫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从事房地产，获利颇多。1948年，章乃器与中国国民党决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电召，放弃在香港的事业，与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出发前，章乃器发表《新的转折点》称：“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新页。”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达北平。不久即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中共国刚成立，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批物资准备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获采纳。在陈云指挥下，取得了中共国经济战线上首次大战役的胜利，稳定了全国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发表了《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计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仅是立信会计学校校董，还曾主持上海浙江实业银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两文，引发关于收付法与借贷法的大讨论，震动会计界，章乃器的建议受到政府采纳，在中共国会计史上产生深远影响。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1953年中共中央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施征购和配给的意见。毛泽东感到征购和配售的说法不好听，因为日本侵华时期曾用过类似的名词，毛泽东希望改成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获得大家一致赞同。章乃器亲自主持起草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他系统研究了苏联、日本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创立了中共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粮票制度由此成为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取口粮的惟一办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了解农村粮食产、购、销及群众生活情况，参加座谈的东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干部为了向上级显示政绩而虚报粮食产量，导致许多群众饿肚子，连番薯干汤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视察了米仓上青田县看守所，看到伙食情况后，他说“里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随后章乃器来到太鹤山麓的青田中学校园看望在校学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仅有24斤口粮。当时有人问章乃器对家乡印象如何，章乃器说：“我在中央耳闻（下面汇报）目睹（报纸报道），浙南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还有外调，颇感高兴。可是回来一看，群众粗粮不够，细粮更缺，个个面黄肌瘦。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实汇报。”接着他说：“我当粮食部长‘只顾自己肚饱，不管别人镬（锅）漏’哪能行啊！”事后章乃器将见闻向浙江省领导及中央领导反映，并调拨一批粮食救急，使群众摆脱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粮标准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后，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这段话后来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批评了“以党代政”。后来此文被说成“反党”。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言，主题仍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该发言后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新闻日报》发表署名“小雅”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对章乃器的批判，还只限于他在整风“大鸣大放”中的言论，逐步上纲上线到“反党反射秽主义”，例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射秽主义改造等等。后来，批判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例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等。章乃器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副标题是“投靠李宗仁，勾结陈光甫，搭空架子开实业公司，战争喂饱了这个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顿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斗争”中，大小报纸铺天盖地批判“章罗联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婴写的揭发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压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杨美真带着孩子离开章乃器居住的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与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为“右派分子”后，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写检查，这篇检查《根据事实，全面检查》长达三万多字，在检查中重申：“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中共国粮食部部长职务。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全国人大的职务也先后被撤销，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章乃器的工资由行政四级（每月450元，外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50元车马费）降为行政十级（每月212元，外加全国政协50元车马费）。章乃器仍住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保留公务员、警卫员及其他待遇，但撤掉专车。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质疑“大跃進”，当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会”召开。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后，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潘汉年、胡风未经审判便被逮捕关押是违反宪法，反右派也是违反宪法，批评“大跃進”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评《人民日报》经常发表违反常识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对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争。这被认为是想“翻案”。当时，“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与章乃器都仍是全国政协委员。章伯钧赞扬章乃器“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杨美真打招呼，表态支持章乃器，并让杨美真告诉章乃器“要小心点”。1963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通过《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1963年2月1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致函全国政协，表示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1963年3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随后，章乃器身边的工作人员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国政协发工资，而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等费用。章乃器与小儿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极为孤寂，常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后来在跳舞时结识了中学音乐教员王者香，并于1964年结婚（王者香为此被开除公职）。王者香结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瞒着章乃器结婚，婚后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满。1966年文革爆发后，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押到东安市场旁边的吉祥戏院，遭到红卫兵毒打成重伤。章立凡回忆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章乃器由此幸存下来。但红卫兵占领了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遭驱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楼十九号的一座普通居民楼内。当时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症病逝。王者香去世后，杨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当时章乃器独自住在呼家楼的小屋里。文革中的一天，有几个夹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呼家楼的小屋，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拒绝写材料，并把他们给的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1975年初，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1975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当时周恩来有三条指示："一，可摘掉右派帽子。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同年4月25日，陈云、张劲夫出面约章乃器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决定，当时准备安排他当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共国财政部顾问。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一安排没有实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医院。陈云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嘱咐医院抢救，并定期向他报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绍剧表演艺术家、艺名七龄童。曾任同春绍剧团导演、浙江绍剧团导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时年46岁。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业于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会刊物《民国报》编辑及记者，开始以“漱溟”作笔名。1916年，任中华民国司法部机要秘书（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究元决疑论》。1917年－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习，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1921年，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筹办曲阜大学。1928年至1929年，任广雅书院（现广东广雅中学前身）校长。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1937年，日本侵华，奔走各地，商议抗战的问题和防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8月，于国防最高参议会上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39年，蒋介石特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2月1日离开重庆，10月22日返回。为推动团结抗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并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并任社长。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仍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于国民党与中共党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内部不满，辞去同盟秘书长的职务，并退出中国民主同盟，专注于讲学和著述。著有：1916年《究元决疑论》、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唯识述义》、1931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6年《乡村建设理论》、1949年《敬告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1984年《人心与人生》、1985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2006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1955年5月起，由冯友兰带头，对其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公开批判，为时半年。当时被批的，还有梁思成（被与梁漱溟合称为“二梁”），以及胡风和胡适（被称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坚拒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而遭批斗。时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为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逝后，冯友兰为其撰挽联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启超。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在求学期间，因为其父梁启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关系，结识了徐志摩。虽然尔后因徐志摩对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后得知徐志摩在赶往想要听他与林徽因的演讲发生空难身亡，仍然为徐志摩哀伤。1928年与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梁思成原计划即时着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着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为了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梁意识到，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难之路。彼时，天津意租界欢迎他以难民身份驻留。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带领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 ”随后又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于昆明时，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恢复了“营造学社”，一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个人。整个过程中，他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将它们提供给美国援华飞行员，以便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9月9日，梁思成飞往重庆。他们开始调查重庆巴县及北培古建，同时联系去成都的汽车。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斗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龚维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王友琴在《记龚维泰之死》一文中这么描述：‘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们还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盖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张英杰，号燕南，中国著名京剧演员，以艺名盖叫天而闻名于世。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狮子楼》时，为了不压伤同台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断了右腿腿骨，但却继续演出，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安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双腿也再次被压断：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進场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这时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的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哢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在度过5年凄凉的晚年生活后，盖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导演、编剧、演员。1922年，家乡遭到荒旱，父亲携全家逃荒至青岛叔父处谋生；同年，進入青岛四方小学读书，同时帮助母亲摆香烟摊。1925年，崔嵬因家境贫困而失学；同年，進入大英烟草公司当童工。1926年，因与工头争执被开除。1927年，考入青岛礼贤中学。1929年，因抗议当政而被学校开除，青岛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学不准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学，参加進步学生组织。1930年2 月，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编剧组学习；7月，实验剧院停办，返回青岛。1931年，组织海鸥剧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刚成立的青岛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组织各学校剧团的排练演出工作。1933年2月，与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陈鲤庭编）改为广场剧《饥饿线上》；同年，青岛地下党被破坏后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凭考入私立民国大学体育专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从事戏剧电影活动，進月明电影公司附属的东方剧社；12月初，东方剧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剧作者协会；同年，编写话剧《察东之夜》；此外，还编写了儿童剧《墙》。1941年，创作话剧《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同年，担任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 月22日，撰写《迎接困难和克服困难》一文发表在《晋察冀日报》；11 月底，在反“扫荡”中跟老乡们生活在一起，根据收集的许多素材开始创作多幕话剧《灯蛾记》。1944年，根据反“扫荡”中的英雄事迹编写现代京戏《老英雄》；同年，编导京戏《岳飞之死》。1945年春，编写多场快板剧《对症下药》；6月，排演话剧《李国瑞》，担任导演；12月21日，编写、赶排的文章《反敌伪顽合流》发表在《冀中导报》。1948年2月24日，编写的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烦》连载于《石家庄日报》；10 月，受华北局派遣，带队南下中原，开辟新后方的文艺工作；12 月，在开封中原大学组建文艺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同年，创作歌剧《是假见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進处处长。1951年，当选为中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10月，担任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1953年4月，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兼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5年，在剧情电影《宋景诗》中饰演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俺们大帅——宋克义的描绘、深刻的阶级感情、一份可贵的史料、我演宋景诗》。1956年，出演由徐韬执导的剧情电影《海魂》，在影片中饰演窦二鹏；4月11日，被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9年，执导由谢芳、于洋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之歌》，该片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11月，担任昆曲戏曲片《游园惊梦》的艺术指导；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我喜欢老战——创作手记的一个片断》。1960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1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北大荒人》，并在该片中饰演黄老清；同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62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片《野猪林》上映；同年，与蔡松龄合作主演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电影《红旗谱》，他凭借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执导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该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影片获得第2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执导京剧戏曲片《穆桂英大战洪州》。1964年，与陈怀皑、刘保德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天山的红花》；12月21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在文艺界集中的射秽主义学院讲习班“学习”；8月，讲习班撤销后，被红卫兵揪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关押在劳改队示众、批斗。1968年2月，被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失去了行动自由，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及秦城监狱。1969年4月，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北京电影制片厂；12月，進“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10月，经过审查，获得“解放”，但仍在干校劳动。1974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京剧艺术电影《平原作战》。1975年，执导剧情电影《红雨》。197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花》上映。1978年，执导由高维启、穆怀虎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风雨里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罗飞：（1896年－1971年），原名福，现代著名画家。1921年，抱着富国强兵的梦想，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梦想破灭后，又曾削发为僧；但是他觉得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人间并无“世外桃源”，于是就离开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925年毕业。1926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30年，受“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符罗飞送去三幅作品，结果全部入选，成为该赛会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艺术家。此后，符罗飞逐渐扬名南欧，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任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员，被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留意8年，符罗飞游历欧洲，举办画展，并与意籍姑娘艾琳娜结婚。就在符罗飞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意大利作为轴心国成员民族情绪对立，符罗飞逐渐与一些有纳粹思想的人断交。他更因拒绝创作反苏宣传画而愤然从东方学院辞职。他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听说国共合作，惦念祖国抗战，遂计划回国。1938年5月，符罗飞不顾意大利师友的挽留和劝阻，舍弃意籍妻儿，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登上“绿爵号”油轮回国。但他在意大利时创作的油画作品，却被作为艺术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准带回国内。符罗飞回国后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间符罗飞得到当时国民党海军次长、文昌老乡陈策和前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的介绍，结识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大公报》消息称，“符君罗飞乃现代画坛中之一奇才，夙擅国画，厥后游学罗马，师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穷西画之奥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誉满欧陆，顾国人知之尚鲜……”据报载，画展“延期两天结束，场面甚为激烈”。1939年，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自此牵手相伴32年。1940年后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1948年夏，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共党，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中共国成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于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张妙玲，豫剧表演艺术家。1932年5月，随父亲张福仙搭班开始拜师学艺，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为师。初学武丑、小生、须生，后专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郑州，随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开封闯荡。到开封不到两月，便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崭露头角。由垫戏改为中轴，成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连演3场，轰动开封。从此以后，常香玉正式成为主演。1938年2月，为宣传抗日，戏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编剧的新戏《打土地》。1941年秋，初识崔兰田，并与汤兰香重逢，合作演艺《贩马记》。1947年10月，丈夫陈宪章被国民党逮捕，常香玉竭力营救，几近倾家荡产。1948年春，在西安创办“香玉剧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剧社开始为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全国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机任务，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進行慰问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常香玉也在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完全认清了胡风的问题决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风集团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反革命的政权复辟，要人民政权垮台。”“同时要求政府，依法坚决镇压反党反人民的胡风”。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剧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长。1957年1月1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成立，常香玉担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党。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举行收徒拜师大会，常香玉收孙兰香、林秀兰等五人为徒，并在大会上发言。1966年文革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人、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進行劳动改造。名字来源二说：常香玉出生的那个年代，戏曲表演人员的地位较低，有“戏子”一说。本名为张妙玲的她，因为唱戏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觉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说：常香玉拜师后，她的义父因喜欢戏曲中项羽这个人物，随将其名字改为项羽，但项羽不适合女孩，故改为香玉，再加上义父的常姓，常香玉这个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参加电影《春天》的拍摄工作。12月27日，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亚轩，中华民国法学家、律师、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梅汝璈归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还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机关的法律方面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梅汝璈奉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在两年半开庭的过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决死刑处罚”等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立场。梅汝璈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当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时：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溅。梅汝璈盯着柏奈尔说：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当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时，梅先生说：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進行审判，進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梅先生又(面对全体法官)说：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着眼，强忍着泪问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没有人敢保证。最终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绝了中华民国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之职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便与当时中共党驻香港代表取得了联系。1949年底秘密到达北京，随即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受政务院周恩来称赞。此后，梅汝璈长期任中共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且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现代法学、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中国人民走向宪治（英文）、中国战时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开始后，梅汝璈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饱受摧残的梅汝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绿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刘仁甫，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三岁丧父，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失母，大他十九岁的胞兄刘孝甫助他完成中学学业。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正在武汉上初中的绿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贷金的中学读书，并于1939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稿，虽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风带有鼓励意味的亲笔回信。两年后，绿原因不满学校的政治压力，前往重庆，在钢铁企业做短工谋生。1941年8月11日，绿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新诗处女作《送报者》，同年底开始参加邹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创办的重庆复旦大学《诗垦地》文学社团的活动，并受邹荻帆鼓励于次年考入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的曾卓两位湖北人关系密切。1942年，《七月》杂志主编胡风主动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第一辑的出版，并为其出版诗集《童话》。1944年，尚未毕业的绿原与邹荻帆一同离开学校，应征为援华美军充当译员，但因受训期间没有集体入党，而从“外事局”调往“中美合作所”，绿原未去报道而遭到暗中通缉，只得在胡风的帮助下逃离重庆。离开重庆后，绿原来到川北的岳池县，在当地中学教书，隐姓埋名，并与青梅竹马的罗惠结为伴侣。在岳池县生活期间，绿原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接连写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诗，其创作不像《童话》时期带有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而是直接面对现实，这些诗歌后来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1947年秋，绿原回到武汉，借住在亲戚家以寻找工作，几个月通过考试進入某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不久，绿原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参与地下活动。在此期间，其诗歌主要发表在曾卓等办的《汉口大刚报》副刊《大江》上，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注意，其诗歌多用化名发表，并主要以抒情小诗为主。武汉被中共占后，绿原随中共军先头部队進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往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工作。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某旧时大宅院内，与宣传部的“毛选英译室”相同所在，并得以结识袁可嘉、黄雨石、钱钟书等人。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绿原被定为23名“胡风骨干分子”之一，并在全国报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务”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绿原被停职，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1956年秋，绿原被转移到西单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内，同院被关押的还有路翎、徐放、谢韬、严望等胡风分子。1960年8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在此期间，绿原创作出了《又一个哥伦布》，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在监禁中，绿原自学德语六年，出狱后得以从事德语文学编辑工作。1962年6月，绿原被释放，免于起诉，但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不久后，绿原经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在此期间，绿原以“刘半九”为笔名，以志其不忘本与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开始翻译德语古典文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书籍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员被下放至鄂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围湖造田等。在此期间，绿原写下了《但切不要悲伤》、《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谢谢你》、《信仰》等诗歌。在干校生活后期，还翻译出了一本叔本华散文集。1974年底，绿原得以最后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译组，负责为中央首长翻译域外俏销书籍。著术颇富。

阎简弼：（1911年－1968年4月22日），文史学者、书法家、诗词评论家。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在燕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三年获哈燕奖学金第一名。1945年至1952年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8年调至沈阳师范学院，旋即任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唐诗选注》（遗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参编）（中华书局和高教出版社皆再版多次）。译著有“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瑞典】高本汉原著，1936年出版）。主要论文有《龟峰词及虚斋乐府撰者质疑》（1941年《文学年报》第七期）、《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攒宫发毁年代考》（《燕京学报》第30期，1946）、《梁灏中状元的岁期年寿跟其他》（《燕京学报》第34期，1948）、《香奁集跟韩偓》（《燕京学报》38期，1950）、《读陶渊明传论》（《文学遗产》第8期，1954）、《谈陶渊明<命子>等诗句并简答张芝先生》（《文学遗产》第14期，1954）、《陆放翁论诗文》（《文学遗产》第141期，1957）、《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人民日报1961年8月10日）等百余篇，另有书评等多篇，亦见于《燕京学报》。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1968年4月22日遭受红卫兵残酷毒打致死。年仅56岁。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绍剧表演艺术家、艺名七龄童。曾任同春绍剧团导演、浙江绍剧团导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时年46岁。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业于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会刊物《民国报》编辑及记者，开始以“漱溟”作笔名。1916年，任中华民国司法部机要秘书（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究元决疑论》。1917年－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习，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1921年，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筹办曲阜大学。1928年至1929年，任广雅书院（现广东广雅中学前身）校长。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1937年，日本侵华，奔走各地，商议抗战的问题和防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8月，于国防最高参议会上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39年，蒋介石特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2月1日离开重庆，10月22日返回。为推动团结抗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并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并任社长。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仍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于国民党与中共党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内部不满，辞去同盟秘书长的职务，并退出中国民主同盟，专注于讲学和著述。著有：1916年《究元决疑论》、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唯识述义》、1931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6年《乡村建设理论》、1949年《敬告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1984年《人心与人生》、1985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2006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1955年5月起，由冯友兰带头，对其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公开批判，为时半年。当时被批的，还有梁思成（被与梁漱溟合称为“二梁”），以及胡风和胡适（被称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坚拒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而遭批斗。时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为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逝后，冯友兰为其撰挽联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启超。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在求学期间，因为其父梁启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关系，结识了徐志摩。虽然尔后因徐志摩对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后得知徐志摩在赶往想要听他与林徽因的演讲发生空难身亡，仍然为徐志摩哀伤。1928年与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梁思成原计划即时着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着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为了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梁意识到，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难之路。彼时，天津意租界欢迎他以难民身份驻留。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带领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 ”随后又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于昆明时，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恢复了“营造学社”，一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个人。整个过程中，他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将它们提供给美国援华飞行员，以便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9月9日，梁思成飞往重庆。他们开始调查重庆巴县及北培古建，同时联系去成都的汽车。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斗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龚维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王友琴在《记龚维泰之死》一文中这么描述：‘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们还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盖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张英杰，号燕南，中国著名京剧演员，以艺名盖叫天而闻名于世。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狮子楼》时，为了不压伤同台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断了右腿腿骨，但却继续演出，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安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双腿也再次被压断：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進场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这时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的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哢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在度过5年凄凉的晚年生活后，盖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导演、编剧、演员。1922年，家乡遭到荒旱，父亲携全家逃荒至青岛叔父处谋生；同年，進入青岛四方小学读书，同时帮助母亲摆香烟摊。1925年，崔嵬因家境贫困而失学；同年，進入大英烟草公司当童工。1926年，因与工头争执被开除。1927年，考入青岛礼贤中学。1929年，因抗议当政而被学校开除，青岛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学不准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学，参加進步学生组织。1930年2 月，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编剧组学习；7月，实验剧院停办，返回青岛。1931年，组织海鸥剧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刚成立的青岛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组织各学校剧团的排练演出工作。1933年2月，与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陈鲤庭编）改为广场剧《饥饿线上》；同年，青岛地下党被破坏后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凭考入私立民国大学体育专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从事戏剧电影活动，進月明电影公司附属的东方剧社；12月初，东方剧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剧作者协会；同年，编写话剧《察东之夜》；此外，还编写了儿童剧《墙》。1941年，创作话剧《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同年，担任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 月22日，撰写《迎接困难和克服困难》一文发表在《晋察冀日报》；11 月底，在反“扫荡”中跟老乡们生活在一起，根据收集的许多素材开始创作多幕话剧《灯蛾记》。1944年，根据反“扫荡”中的英雄事迹编写现代京戏《老英雄》；同年，编导京戏《岳飞之死》。1945年春，编写多场快板剧《对症下药》；6月，排演话剧《李国瑞》，担任导演；12月21日，编写、赶排的文章《反敌伪顽合流》发表在《冀中导报》。1948年2月24日，编写的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烦》连载于《石家庄日报》；10 月，受华北局派遣，带队南下中原，开辟新后方的文艺工作；12 月，在开封中原大学组建文艺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同年，创作歌剧《是假见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進处处长。1951年，当选为中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10月，担任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1953年4月，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兼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5年，在剧情电影《宋景诗》中饰演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俺们大帅——宋克义的描绘、深刻的阶级感情、一份可贵的史料、我演宋景诗》。1956年，出演由徐韬执导的剧情电影《海魂》，在影片中饰演窦二鹏；4月11日，被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9年，执导由谢芳、于洋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之歌》，该片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11月，担任昆曲戏曲片《游园惊梦》的艺术指导；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我喜欢老战——创作手记的一个片断》。1960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1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北大荒人》，并在该片中饰演黄老清；同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62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片《野猪林》上映；同年，与蔡松龄合作主演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电影《红旗谱》，他凭借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执导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该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影片获得第2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执导京剧戏曲片《穆桂英大战洪州》。1964年，与陈怀皑、刘保德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天山的红花》；12月21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在文艺界集中的射秽主义学院讲习班“学习”；8月，讲习班撤销后，被红卫兵揪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关押在劳改队示众、批斗。1968年2月，被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失去了行动自由，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及秦城监狱。1969年4月，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北京电影制片厂；12月，進“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10月，经过审查，获得“解放”，但仍在干校劳动。1974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京剧艺术电影《平原作战》。1975年，执导剧情电影《红雨》。197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花》上映。1978年，执导由高维启、穆怀虎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风雨里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罗飞：（1896年－1971年），原名福，现代著名画家。1921年，抱着富国强兵的梦想，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梦想破灭后，又曾削发为僧；但是他觉得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人间并无“世外桃源”，于是就离开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925年毕业。1926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30年，受“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符罗飞送去三幅作品，结果全部入选，成为该赛会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艺术家。此后，符罗飞逐渐扬名南欧，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任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员，被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留意8年，符罗飞游历欧洲，举办画展，并与意籍姑娘艾琳娜结婚。就在符罗飞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意大利作为轴心国成员民族情绪对立，符罗飞逐渐与一些有纳粹思想的人断交。他更因拒绝创作反苏宣传画而愤然从东方学院辞职。他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听说国共合作，惦念祖国抗战，遂计划回国。1938年5月，符罗飞不顾意大利师友的挽留和劝阻，舍弃意籍妻儿，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登上“绿爵号”油轮回国。但他在意大利时创作的油画作品，却被作为艺术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准带回国内。符罗飞回国后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间符罗飞得到当时国民党海军次长、文昌老乡陈策和前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的介绍，结识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大公报》消息称，“符君罗飞乃现代画坛中之一奇才，夙擅国画，厥后游学罗马，师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穷西画之奥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誉满欧陆，顾国人知之尚鲜……”据报载，画展“延期两天结束，场面甚为激烈”。1939年，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自此牵手相伴32年。1940年后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1948年夏，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共党，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中共国成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于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张妙玲，豫剧表演艺术家。1932年5月，随父亲张福仙搭班开始拜师学艺，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为师。初学武丑、小生、须生，后专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郑州，随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开封闯荡。到开封不到两月，便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崭露头角。由垫戏改为中轴，成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连演3场，轰动开封。从此以后，常香玉正式成为主演。1938年2月，为宣传抗日，戏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编剧的新戏《打土地》。1941年秋，初识崔兰田，并与汤兰香重逢，合作演艺《贩马记》。1947年10月，丈夫陈宪章被国民党逮捕，常香玉竭力营救，几近倾家荡产。1948年春，在西安创办“香玉剧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剧社开始为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全国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机任务，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進行慰问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常香玉也在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完全认清了胡风的问题决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风集团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反革命的政权复辟，要人民政权垮台。”“同时要求政府，依法坚决镇压反党反人民的胡风”。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剧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长。1957年1月1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成立，常香玉担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党。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举行收徒拜师大会，常香玉收孙兰香、林秀兰等五人为徒，并在大会上发言。1966年文革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人、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進行劳动改造。名字来源二说：常香玉出生的那个年代，戏曲表演人员的地位较低，有“戏子”一说。本名为张妙玲的她，因为唱戏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觉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说：常香玉拜师后，她的义父因喜欢戏曲中项羽这个人物，随将其名字改为项羽，但项羽不适合女孩，故改为香玉，再加上义父的常姓，常香玉这个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参加电影《春天》的拍摄工作。12月27日，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亚轩，中华民国法学家、律师、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梅汝璈归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还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机关的法律方面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梅汝璈奉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在两年半开庭的过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决死刑处罚”等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立场。梅汝璈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当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时：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溅。梅汝璈盯着柏奈尔说：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当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时，梅先生说：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進行审判，進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梅先生又(面对全体法官)说：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着眼，强忍着泪问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没有人敢保证。最终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绝了中华民国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之职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便与当时中共党驻香港代表取得了联系。1949年底秘密到达北京，随即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称赞。此后，梅汝璈长期任中共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且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现代法学、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中国人民走向宪治（英文）、中国战时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开始后，梅汝璈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饱受摧残的梅汝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绿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刘仁甫，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三岁丧父，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失母，大他十九岁的胞兄刘孝甫助他完成中学学业。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正在武汉上初中的绿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贷金的中学读书，并于1939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稿，虽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风带有鼓励意味的亲笔回信。两年后，绿原因不满学校的政治压力，前往重庆，在钢铁企业做短工谋生。1941年8月11日，绿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新诗处女作《送报者》，同年底开始参加邹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创办的重庆复旦大学《诗垦地》文学社团的活动，并受邹荻帆鼓励于次年考入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的曾卓两位湖北人关系密切。1942年，《七月》杂志主编胡风主动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第一辑的出版，并为其出版诗集《童话》。1944年，尚未毕业的绿原与邹荻帆一同离开学校，应征为援华美军充当译员，但因受训期间没有集体入党，而从“外事局”调往“中美合作所”，绿原未去报道而遭到暗中通缉，只得在胡风的帮助下逃离重庆。离开重庆后，绿原来到川北的岳池县，在当地中学教书，隐姓埋名，并与青梅竹马的罗惠结为伴侣。在岳池县生活期间，绿原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接连写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诗，其创作不像《童话》时期带有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而是直接面对现实，这些诗歌后来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1947年秋，绿原回到武汉，借住在亲戚家以寻找工作，几个月通过考试進入某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不久，绿原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参与地下活动。在此期间，其诗歌主要发表在曾卓等办的《汉口大刚报》副刊《大江》上，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注意，其诗歌多用化名发表，并主要以抒情小诗为主。武汉被中共占后，绿原随中共军先头部队進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往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工作。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某旧时大宅院内，与宣传部的“毛选英译室”相同所在，并得以结识袁可嘉、黄雨石、钱钟书等人。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绿原被定为23名“胡风骨干分子”之一，并在全国报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务”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绿原被停职，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1956年秋，绿原被转移到西单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内，同院被关押的还有路翎、徐放、谢韬、严望等胡风分子。1960年8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在此期间，绿原创作出了《又一个哥伦布》，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在监禁中，绿原自学德语六年，出狱后得以从事德语文学编辑工作。1962年6月，绿原被释放，免于起诉，但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不久后，绿原经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在此期间，绿原以“刘半九”为笔名，以志其不忘本与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开始翻译德语古典文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书籍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员被下放至鄂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围湖造田等。在此期间，绿原写下了《但切不要悲伤》、《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谢谢你》、《信仰》等诗歌。在干校生活后期，还翻译出了一本叔本华散文集。1974年底，绿原得以最后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译组，负责为中央首长翻译域外俏销书籍。著术颇富。

董坚毅：（1925年－1960年），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二人学业有成，生活优裕，情深意笃，堪称幸福家庭。这对幸福情侣也是痴心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董坚毅毕业后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擡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伤，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進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夜。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上，抱着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著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一个痴心报效祖国的爱国者竟然得到这样的回报！——35岁就离开了人世！竟然在自己的国土上死无葬身之地！一对海归专家夫妇，竟如此生离死别！

董晓初：（1901年－1968年），著名中医。14 岁始在无锡雪堰桥镇从师学医。 20 岁考取中医师执照。“九一八”事变后，到津行医，医誉日隆， 40岁时已名噪津门。1949年后，任兆丰中医联合诊所所长。1956年到天津市中医医院工作，任内科主任兼任天津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西学中学习班顾问、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兼任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院、南开医院等市级医院中医顾问等职。1961年在天津市中医医院第一个创建心脏专科。其对《伤寒论》、瘟病学研究极深，研制“通脉养心丸”，深受患者称许。一生以仁术济世，至今为人们所赞颂。文革爆发后被残酷批斗，不堪凌辱，上吊自杀。终年67岁。他自缢后，所住房子的楼上到楼下，贴满“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大字报。

董铁宝：(1917年－1968年10月18日)，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修滇缅公路桥梁，出生入死地和桥梁工人一起生活战斗。1945年赴美，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進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鉆研，使他后来能够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1956年，强烈的爱国心使39岁的董铁宝毅然放弃已有的良好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和他的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了祖国。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都争取他去工作，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也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的原理等都是他从事的工作。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中，有董铁宝的功绩。从他回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见解有了用武之地，而宏伟的国家建设，又進一步激发了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两个方面。然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董铁宝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关押在北京大学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在“隔离审查”中，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董时光：（1912年－1960年3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返回中国。回国时，周恩来亲自迎接他。他是四川垫江人，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当时几所著名大学力聘，因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介绍，他选择了西师。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5月11日，西南师范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对党委提意见。《重庆日报》派记者采访。董时光发言，开口就声明：自己“从解放前就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着，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就西师存在的党群关系、高校党的领导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还举例说他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被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照像。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给领导。他也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他“不敬爱毛主席”。他说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等等。5月29日，《重庆日报》以煽动性语言和断章取义、篡改拔高的手法，对他批评一些积极分子不择手段靠拢党组织的话，改为“投降变节分子”，“善于曲膝的人”，“喜欢拍马屁、无耻鉆营”，对阿谀奉承者应该杀掉……并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董发现出入很大，要求更改，报社不予理睬。他认定这是耍“阴谋”，侮辱人格，于是写信指责报纸断章取义，要向他赔礼道歉，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重庆日报》毫不客气一字不漏又登了出来。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知识分子竟与党报叫劲，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一时间把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董时光讲他的鸣放意见时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时任副书记兼副院长－－著者)。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教育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辨，只会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管理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着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射秽主义建设，头上却戴顶紧扼咒，真让人心寒。方敬不象领导，象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年青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放獗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青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正当大鸣大放如火如荼之际，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操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進军号。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反右运动如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对董时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庆日报》报道《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董受到猛烈的批判。接着，西师党委精心组织了对“大右派”董时光的批斗，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随后，董时光与重庆几千个被定为“劳动教养”的“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内（江）昆（明）铁路去了，那里劳动强度和生活艰苦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去不久，就有人跳悬崖绝壁自杀。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又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右派"建立了“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去修筑内昆铁路。董时光被编入第27队。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油珠，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也下马停工，“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成员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在那里当了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竟然有了个在他看来一定是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更加伟大的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堆马粪中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進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比珠宝更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别人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于是立即组织了批斗会，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他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报国五年，命丧黄泉，终年48岁。

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其1949年后的作品有将艺术政治化的倾向。《开国大典》不但成为后来“红光亮”文革绘画形式的源头，而且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迫使董希文亲自两次進行修改，抹去先后失势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学生靳尚谊临摹一张抹去原政治局委员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又被复制了一版，反映该画最初的样子。董希文毕业于杭州惠兰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1933年和1934年先后就读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油画名家颜文梁、方干民和朱士杰等。1939年国立艺专毕业后曾去越南河内的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了半年。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壁画。1946年开始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同情中共党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动。1949年7月参加绘制第一幅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油画像，同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至1953年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创作过《春到西藏》、《哈萨克斯坦牧羊女》、《苗女赶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主题性绘画。57年被划入右派，并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工作室。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他被扣上“黑线专政”的帽子下放劳动。1973年1月8日因癌症逝世。临终最后一句话：“把我放平。”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翻译家。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主编《血路》。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進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共党。1949年10月1日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翻译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高原牛的家》、《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马克屎》、《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1966年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死，终年70岁。

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1968年10月23日)，结构力学专家、从事航空航天器结构稳定性的研究。6岁進入县立第四小学，毕业后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程家经济日益困难，无力供养程世祜读书，只好辍学在家种田劳动，近两年的体力劳动生活。1934年春，程世祜跟随表哥逃难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他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校址在北新桥）。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程世祜积极参加游行，散传单，宣传抗日。1937年6月毕业后，在西安考取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春，他随该校迁到陜西省南部城固县，1939年，学校改名为西北工学院。程世祜在大学机械系学习的4年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按照当时的办法，依靠“战区学生贷金”来完成学业。1941年6月大学毕业后，在蔡家坡西北机械厂任技士实习生，直到还清了大学学习期间欠学校的借款。随后，他到陜西省交通部陇海铁路机务段任技士实习生；又在贵阳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任实习生。抗日战争中，他历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实习生、工务员、帮工程师。1945年，程世祜经中华民国教育部考试合格，被选派出国留学。8月到英国后，首先在曼彻斯特一家机械厂实习铸工、木模工，从事机车锅炉制造等工作，与工厂工人同劳动。第二年到腊格比城一家电器设备厂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是蒸汽轮机制造，包括汽轮机控制系统及部件、汽轮机叶片制造和安装汽轮机总装及试验设计、计算和现场安装、试车等。1948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学习了一年。1949年9月，通过好友贾有权的帮助，程世祜转到美国留学。先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州）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1950年9月获硕士学位后转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学习，在著名力学家、壳体专家唐奈尔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载荷下的局部应力分析问题》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师。中共国的成立使程世祜归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由于中美没有建交，申请被拒绝了。但他仍继续努力争取。当时，在美留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集体上书抗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夏，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就美国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一事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才迫使美国移民局批准中国留学生回国。程世祜也在被批准之列。他不顾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终于在1955年1月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回国后，他结婚生子，组织了幸福的家庭。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侧重于板壳理论和振动理论研究。1956年初，力学研究室扩大成立力学研究所，程世祜是创建力学所的首批力学专家之一。同年，他经机械工业部提名，随中国科学院新技术科技考察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党中央的“向科学進军”的号召和苏联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建设事业使他深受鼓舞。考察归来后，他带领几个青年人积极从事壳体稳定性研究，并结合壳体工作建立了热应力试验室。由于他具有壳体稳定性理论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厂工作的经验和关于机械制造、设计和实验方面广博的知识，热应力实验室立现雏型。1958年，大跃進开始，中国科学院部署了研制火箭、卫星的任务，力学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随之转向为国防尖端科研服务。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组，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担任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模样箭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進成果展览会”上展出。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抽调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主要技术力量与上海市联合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其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计划在次年庆祝国庆10周年时发射作为“献礼”。程世祜迁往上海，任该院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主任。这一年，他主持设计并加工出了第一批壳体模型，進行了一系列静力实验，求得了符合当时加工条件的计算圆柱壳体“下临界应力”系数，给以后的火箭结构计算打下了基础。1959年春，他回到力学研究所，二次组织力量，把在“大跃進”中被拆散的热应力实验室恢复起来，進行内压壳的研究试验工作。他在内压壳、高温弹性模量测定、高温应变测定方面采取轮班深入的办法，分别進行指导。1960年6、7月间，他向国防部门交出了《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报告。1961年8月，他写出《关于“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问题》一文，在《力学学报》上发表。1962年至1964年，他先后任力学研究所12室结构组组长、副研究员，承担国防部五院的协作任务，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1962年，建立了纸壳试验研究题目，后因人员变动，工作又被中断，实验室又被拆散。1964年底到1965年，他主动申请去山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留学背景，程世祜受到了迫害，1968年10月23日，回国仅十三年的程世祜，在这天自杀身亡。

程千帆：（1913年－2000年），中国文史学家。1923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从堂伯父程君硕习古典文史。1928年秋从汉口到南京，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学习。1932年金大附中毕业，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其时，中央大学(1949年易名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教授互有兼课，故得以受业于胡翔冬、胡小石、黄季刚、吴矍安、刘国钧、刘继宣、汪辟疆、商承祚诸师。大学三年级时，结识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研究生沈祖棻。1936年金大毕业，回金大附中任教一年。1937年抗战爆发，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自此与沈祖棻在战乱中结缡逆旅，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1940年后执教于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及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此后在珞珈山度过了32年。著有《目录学丛考》，《校仇广义•目录篇》，《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学批评的任务》，《古典诗歌论丛》，《宋元文学史教程》，《唐代進士行卷与文学》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在校被冠以“右派元帅”受到迫害。1978年8月重返金陵园，受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远：（1904年－1968年1月）原名程其英，女。中国学者、社会活动家。1923年到1925年，程远在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学习。1929年，再次赴德国留学，参加国际射秽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社会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被德国驱逐出境而回国。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遭到叛徒陆海防出卖，其全家遭到军统追捕，受到程远掩护而脱险，程远自己则因此受牵连而被逮捕关押四个多月，后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程远出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以及剧团；后来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以及印刷厂。1940年，程远担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任教于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1950年起，程远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1957年调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程远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逝世。章立凡先生在《“程思远思程远”的对联旧事》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文革”期间文强先生是秦城监狱的“在押战犯”，竟无意中目睹了程远女士的最后遗容。他对我讲述了当时的经过：“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过去我一直听说程远是自杀身亡，但遗体何以在秦城出现，至今仍是个谜。

程应铨：（1919年－1968年12月13日），建筑师，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程应铨从南昌市第二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高材生，飒爽英姿，够得上“倜傥”二字，英文、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一不精。历史学家程应镠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昆明天祥中学学生林洙，让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许。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从昆明迁返北平。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程应铨的同班同学吴良镛应梁氏夫妇之请，去了清华。不久，吴去美国留学，他把在上海海关工程处工作的程应铨介绍入清华建筑系(一说是沈从文推荐的)。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应铨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赏识程应铨。程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许多年里，程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方面的某些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1956年6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等国，副团长是梁思成。程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学习波兰文，深入研究波兰的建筑艺术。他才华横溢，抱负多多，满怀激情地想在城市规划上有所建树。可惜，他失之于太单纯。1957年鸣放，没有必要地卷入当时建筑界在城市规划上的争论。在系里的一次小组会上，他激昂慷慨为华揽洪、陈占祥被调出北京建筑设计院而抱不平，因而获罪划为右派。屋漏又逢连夜雨。程应铨政治上罹难，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压力下与其离婚，并不许程见两个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师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林洙告诉程应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复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两人有无复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说：“我又不是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审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程应铨生前，班上有个女学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顾程老师的右派身份，也不考虑两人年龄上的差距，热恋着程应铨。系里从中横加干涉，毕业后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

程国英：(1922年11月－1967年) ，别名程果，擅长油画、水彩画。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程述铭：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天文报时并作出优秀成绩。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而监督劳动。1971 年，有人告发他“散布损坏江青形象”的言论，再次被隔离关押。在天文台的关押地上吊自杀。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著作等身的傅雷的译作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15卷《傅雷译文集》，共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批评家。24岁的他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知识之渊博，多艺兼通。此外，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1920年（12岁）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参加反学阀运动。秋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中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進会，曾发表亲美言论。抗战期间，他也曾应滕固之邀在迁往昆明的国立艺专短期任教，后离职。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1958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坐飞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当代中国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出生在浙江宁波，小学时即开始了乒乓球的训练，得过多次地方冠军，后因生活所迫，辗转到达香港，以打球为生。1949年，傅到香港定居。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1953年春天，傅从香港重新回到中国内地，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200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国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园艺专业就读。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因南京而迁往四川成都办学，傅作恭随之到成都就读。毕业后便到时任抗日战争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二哥傅作义下辖的绥远省工作，先后担任绥远陜坝农场场长和奋斗小学校长，其中奋斗小学为傅作义创办。1950年8月，傅作恭从绥远到北京探望傅作义时，恰好遇见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受邓宝珊邀请到甘肃工作，后任甘肃省林业厅造林科科长，曾主持开展了多项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和兰州市的绿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相继爆发，傅作恭被甘肃省林业部门划为右派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市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三年大饥荒，夹边沟农场关押劳教人员远超农场可自给自足的数量，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写信向傅作义反映了夹边沟农场的问题和个人的生活困难。收到信后，傅作义让警卫秘书给傅作恭寄钱，并向中共党中央反映了甘肃夹边沟农场的问题。中共党中央派出中纪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钱瑛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为副组长的中央检察团，赴甘肃夹边沟等地進行实地调查，并及时将调查情况上报中央、通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但当中央检察团来到夹边沟农场实地调查时，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傅惜华：（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宝泉，北京满族，富察氏。戏曲研究家、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1931年，傅惜华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代理事长，并参与主编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他曾与傅芸子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1年后，没有上过大学的傅惜华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戏曲。中共建国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等。正当其忙于笔耕、忘我工作时，病魔残酷向他袭来。中风使他半身瘫痪，右手不能拿笔写字。他以坚强的毅力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先后记录了万余张卡片。《北京传统曲艺总录》、《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传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后编著的。著有《缀玉轩藏曲志》、《中国小说史略补编》，编有《戏曲选》、《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子弟书总目》、《元代杂剧全录》、《北京传统曲艺总录》、《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下）》（1981年，该书才得以出版）、《白蛇传集》，参加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傅惜华和家人不断地遭到批斗。一天，来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出来，然后把他几十年来苦心收藏的数万册图书、一些珍贵的字画以及其他物品装了满满的二卡车扬长而去。书被抄走的当天，面对空空如也的碧蕖馆，全家人的悲愤和抑郁可想而知。夫人自残后于1969年1月10日无望地离开人世。在悲痛与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华被送医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含冤而逝。
　　
傅乐焕：（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专攻辽金元史，傅斯年堂侄。与冯家升、陈述 (历史学家)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傅乐焕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年幼在济南求学，因父丧而中断学业，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再次進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他也被聘为副研究员。1947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1950年，以《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因院系调整前往中央民族学院任职。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1966年文革开始，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傅乐焕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好的陶然亭，纵身投湖而亡。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仅13岁的彭文应考入清华学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写政论，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彭文应、高士其一同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高士其学化学，彭文应学政治学。自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彭文应又進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1932年学成归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刚刚回国，彭文应便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第四期上发表了《射秽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围剿，彭文应撰写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论》杂志一卷六期上，文章称：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两年来政府坚决不变的政策。国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过，帝国主义可以携手，但是共产党必须铲除，政敌必须消灭。这又是两年来政府始终如一的态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屎、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彭文应赞同射秽主义，同情并支持中共党。1947年民盟被中国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中共党，并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员，有成员500余人。梅蒸棣（1948年时任国立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回忆称，约在1948年，经孙大雨介绍，彭文应给梅蒸棣捐了一笔钱，彭文应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1949年5月初，中共军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乃下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当时，彭文应正躲藏在江西老乡刘之纲开办的申江医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务闯入该医院，当场逮捕院长刘之纲，后来险些将其活埋。彭文应则及时跳出窗口，爬上屋顶，从而免遭逮捕。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虽未被逮捕，但因受惊吓而埋下病根。彭文应的三姨（即邓世瑢的姊妹）邓世琳及司机则被特务逮捕，其中邓世琳在狱中受到非人的凌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军占领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应才重新上街。他在街头举起小红旗，和民众一起欢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共国成立后，彭文应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在朝鲜战争中，1951年，彭文应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共志愿军指战员。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彭文应逢人便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在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为重点受打击对象，遭到严重打击。民盟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员总数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员也被打成右派。作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也在劫难逃。与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在反右运动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两度提到陈仁炳：“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张春桥撰写的署名“常孰”的《质问彭文应》一文，攻击彭文应，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1958年张春桥出版《今朝集》一书时，将《质问彭文应》也收入其中。《质问彭文应》一文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短短3个月内，除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一文外，仅《解放日报》便发表了近20篇同类型的文章。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進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印发，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被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射秽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在遭受十多次批斗会后，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邓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应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申辩称：“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 数天后，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又称：“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彭文应一直拒绝“低头认罪”。有位朋友劝他说：“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 他回答说：“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所有职务，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资津贴随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没有丝毫收入的无业人员。当时，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赶紧迁入了重庆南路的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应连一篇检讨也不写，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多次登门劝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却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的老友王造时也曾好心劝过彭文应。王造时遗存的一份“思想汇报” 中载有：“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药、碎玻璃、针，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度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19岁。彭志平的死，是彭文应在妻子去世后遭到的最大打击。1958年下半年，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区劳动，其中包括彭文应。但彭文应事先声明：“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進行劳动改造的！”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亡后，彭文应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应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前来，亲自将其送入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关照。彭文应的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纷纷来到医院看望。30多天后，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逝世，享年58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文应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毁灭。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中，认为不属于错划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此即后来俗称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认为应对他们“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除了这五名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外，还有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也被认为不属于错划，总计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坚，笔名彭嘉生，江西萍乡人。中国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７年回国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屎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1952年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1956年主持交通大学西迁工作，1959年交通大学分立后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3月死于文革迫害。

彭子冈：（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记者。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岁开始写作，中学时便开始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她的作文《我的燕子》获得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女中校长赠送给她一柄团扇，上面亲自书写了“为校争光”四字。此后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第一次得亚军，后两次都夺魁。1936年春，彭子冈在上海沈兹九老师手下《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并采写专稿，多有建树。她曾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和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写出了具有新闻报道、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三重价值的特写《伟大的伴送》。抗战爆发后，彭子冈撤退到武汉，進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1938年加入中共党。1945年8月，她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期间，彭子冈还写了大量感情真挚细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后先后任《進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1954年起编《旅行家》杂志。1957年，时为《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子冈成为“右派”之初，她公开表示不服，声明“辞职不干了，准备回家当家庭妇女”。在批判会上，她依然不自觉地为自己在“鸣放”中的意见辩护。子冈被罗织落网的真正原因还是她的口无遮拦，她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这些话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显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祸。许多人还揭发她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蓄意”加入毛泽东在张治中家客厅中打碎一只盖碗的细节，说毛泽东“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更是“恶毒污蔑领袖”。受到点名批判，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79年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1929年，入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校方开除。1931年，他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同年被中共党派到湘鄂西苏区，负责编辑湘鄂西苏区杂志《工人日报》。1932年，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形成大屠杀，省委特派员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苏区，但他并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党组织做出了对彭柏山开除党籍的处理。不久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贫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时，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1933年，彭柏山结识了胡风和鲁迅，并获得了他们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吃冷硬的大饼，一边写小说时，胡风進来。见此情景，胡风给了他两块钱，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当即嘱胡风 “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彭柏山，作为其生活费。为支持“左联”的青年作家们，鲁迅还宴请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崖边》，该小说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鲁迅阅读后，亲自将它推荐给《作品》杂志。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创刊号上刊登的首篇小说便是《崖边》。写完《崖边》之后，彭柏山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四篇短篇小说。1934年5月，经“左联”党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共党。彭柏山在“左联”工作期间，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国民政府逮捕，投入苏州监狱并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监狱方面的要求，他写信必须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周树人大人收”，地址写的是内山书店，信件由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鲁迅。鲁迅接信后，通过胡风知道了“陈友生”就是彭柏山，随刻拿出五元，让胡风寄给彭柏山。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办法营救彭柏山，并派人先送去衣物、药品和《复活》、《死魂灵》、《波华利夫人》、《忏悔录》等书。胡风将自己翻译出来的《崖边》日文稿寄往日本，经过鲁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刊登了《崖边》。鲁迅逝世前几天，胡风将自己为彭柏山整理并出版的小说集《崖边》寄给鲁迅，1936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谷非赠《崖边》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彭柏山获得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在上海从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此后，他长期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1952年，由第24军副政委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部长由陈望道兼任，但陈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彭柏山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烧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后，彭柏山出狱，中央对其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先后在青海、厦门工作。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正在厦门工作的彭柏山当即被调往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儿彭小莲回忆道，“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涟清，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小学毕业后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１９２５年秋，彭涟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進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党。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進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進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進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他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后的第二天中午，61岁的女作家便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隽奇，又字振鏊，号俊奇，又号叔伟，乳名闻。中国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底适美国“曼哈顿计划”试爆原子弹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曾昭抡与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维、陈诚都是姻亲，向俞大维推荐物理学家吴大猷与数学家华罗庚。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决定曾、吴、华三名科学家各带两名助手，华罗庚挑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吴大猷挑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和王瑞。曾昭抡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昭抡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发现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抽打侮辱，愤而服毒自尽。曾昭抡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著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曾缄：（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国近代文学家。曾缄曾進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此期间，他拜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为师，与黄侃交情甚笃，颇得文学诗词之精髓。1917年从北大毕业后，到蒙藏委员会任职。1929年，曾缄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带的文献，希望搜集所谓的当地“情歌”，久而不获。后来，他从朋友处得到了由藏学家于道泉所译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由于该译本是白话文，曾缄“深病其不文，辄广为七言，施以润色”，将它改译为文言文。1939年，发表在《康导月刊》上。曾缄的文学造诣颇高，使得后来他的译本最广为流传，被公认是所有第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的汉译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但他的译本却与藏语原文之意相去甚远。他又以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为题材，创作了《布达拉宫辞》，同样的成为了名篇。曾缄历任雅安县县长、四川参议会议员、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中共国成立之后，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铁堪诗稿》。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庆冠。著名的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汉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加入全国作协，1944年任《诗文学》编辑，195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当选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及作协副主席。1936年发表人生第一首现代诗《生活》，当时年仅14岁。至1939年，其诗歌创作進入第一个高峰，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及社论于重庆進步刊物《文群》。与同为進步文艺工作者的绿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创立刊物《诗垦地》。在此期间，其诗风受到艾青、胡风等“七月派”作者的极大影响。诗篇《门》、《母亲》、《来自草原的人》、《铁栏与火》等为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战前与“右派”文人胡风有过交往，受到株连，长时间被国内打为“右派分子”或“胡风分子”。整个“胡风案”牵连2000余人，曾卓作为其中“污点较重”者，遭到迫害、批斗、污蔑，命运令人扼腕。1979年终获平反，重新回归文艺界。

蒋荫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杂志主编、新闻教育家。1935年，蒋荫恩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在《大公报》任职期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租界内制造了两起伤亡严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门口落下炸弹，蒋荫恩正巧乘《大公报》报馆的汽车路过此地，但幸免于难。1937年，转任上海《大美早报》新闻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1942年起，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学委派，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任研究员，从事新闻学研究。蒋荫恩于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蒋荫恩曾发表书面意见，拥护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的发言。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至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北京大学办公室主任、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蒋荫恩改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蒋荫恩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央民盟》编委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蒋荫恩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王鹏在＂炎黄春秋＂中写道：据蒋的老同事徐铸成回忆说：“有一位身历其境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后一次遭到‘批判’时，不容分说，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几乎体无完肤。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悬梁自尽了。第二天被造反派发觉后，绳子都解不下来，尸身被一个‘司令’之类的人物，从楼上拖到楼下转了一大圈，再从楼下拖上楼，作为是对‘畏罪自杀’、‘死不改悔’者的‘示众’。”真是惨不忍睹！

蒋彦永：（1932年10月4日－），中国当代著名外科医师，中共军少将军衔。为中国之持不同政见者。蒋彦永学术著作甚丰，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问世。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1949年進燕京大学医学系，1952年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学系并入协和）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文革期间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军301医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曾为高官和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得悉言论后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实情况──包括他身处的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诉给两家媒体（央视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四天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后主动找到蒋，蒋透过接受访问从而把国内疫情公开，因而引发舆论之重视，中国政府公开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调查疫情，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并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重视，促進全面公布病例数字之余，并同时免去张文康与孟学农职务。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的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导，蒋彦永“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蒋彦永向香港媒体揭露中共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1990年代初，蒋彦永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没有引注意，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通过毛泽东原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流传著若干版本，但其真实性均存在争议。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经不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达姆弹镇压民众的说法，并且在因镇压而去世的学生身上发现此类子弹残留弹头的纪录。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的蒋彦永便曾亲自加以证实。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据外电报道与蒋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从住所前往301医院途中被当局“带走”，但是中国政府声明否认此事。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医生本人也已于2004年7月19日被释放，此后一直对他实行监视居住，处在软禁状态。2005年3月22日重获行动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访。有消息称，蒋彦永是受到军方内部审查。2005年7月，蒋彦永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蒋彦永提出解除与301医院的所有关系、让他退出解放军部队但未获准许，但蒋彦永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称生活和科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SARS后露面比较少是因为对流行病了解很少，没什么好说；而不能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先要得到医院批准，否则就违背了军队有关纪律。

蒋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学毕业。1923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后又转入武昌高等师范旁听。1925年投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30年春离开了部队，考上南京训练总监部司书。1932年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当收发员。同年11月，他的处女作《高定祥》在当时最大文学刊物之一《现代》上发表，获得读者好评，被认为是继茅盾《春蚕》发表后的又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鲁迅的关注。从此，他积极投入写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20多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谭丕模介绍加入中共党。此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曾到国民党西北军孙仲连部第三十一师做过统战工作。行动被发觉后，回到家乡。1944年赴湘西，参与《中国晨报》的筹办并开始新闻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晨报》、《中央日报》（湖南版）和《国民日报》副刊主编。1947年春，他辗转上海、香港，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同年8月重新入党。从此，他更加积极为党工作，协助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编委会。同时，他还抓紧進行写作，发表了《老秀才》等小说，成为他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8年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作协湖南分会主席，为繁荣家乡的文学创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说集《锑砂》、《夜工》，中篇小说《旱》，报告文学、小说集《铁流在西线》等。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党籍。1973年2月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终年72岁。

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骅，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1913年—1916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学，在30名学员中岁数最小，并因成绩优秀而毕业，为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之一，被分配進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17年—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二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1923年，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首届理事会书记和会长。在调查报告中论述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背斜层的重要意义。同期，发表“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是中国陨石学最早期的探索。1924年—1937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学生桃李满天下。期间曾赴德国考察，出版《地质学》教材，并参与华南区域地质和矿产调查。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巖活跃及与矿产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和著名论著《石油》、《煤之成因与分类》，以及《中国之石油》，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巖及地沥青分布图》，同时发表《中国之石油储量》，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陜北发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1949年，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其中在南京栖霞山，一鉆成功，如有神助。同时期发表的“铀矿浅说”，则标志着中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1950年—1956年，担任中共国地质部总工程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着重于矿产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发表“中国矿产的分布规律及其预测”。如对甘肃白银厂铜矿的地质评价意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铜矿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编写的《普查手册》为当时全国所有地质队人手一册。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使用最广的一本普查工作指导书。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开始兼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顾问，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研究，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科学理论依据。1957年—1966年，谢家荣与其长子谢学锦一同被打成右派，工作重点转移到成矿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国矿产地质问题，开始撰写《中国矿床学》。1966年，文革开始后，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药自杀，67岁。其死后一月，其妻吴镜侬亦服安眠药自杀。

谢韬：（1921年—2010年），人民大学副教授。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他本已经由毛泽东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保护，先后被圈禁在吴宅和人大宿舍隔离审查，1960年才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党籍一直未被开除，而狱中分派工作，是给过去的敌人－－国民党“战犯”讲马列主义。1965年出狱时，谢韬已从一名照本宣科的马列教员，变成了对马克屎主义研究有素的学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1976年毛泽东死后，熬过十年牢狱和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2005年1月1日），笔名张诚、张春熙等。中国作家、情报人员。谢毕业于桂林中学，1933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党，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持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推荐信投奔白崇禧，又由于谢父谢顺慈与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为世交，谢很快得到白崇禧的信任，成为其机要秘书。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地下替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就读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妻子则留在国内，情人王莹随同前往。1950年，结束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后与王莹在美国结婚。1954年底，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1957年，谢在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打为右派，流放黑龙江省，次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谢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逮捕，1974年获知妻子被迫害致死消息而精神失常，1975年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出狱。后在外交部工作。

韩俊卿：（1916年－1966年8月29日），女，河北梆子著名旦角演员，工青衣、花旦。5岁被卖到河北雄县韩月夫（一说是韩月恒）家学艺，12岁登台，成为青衣、花旦、武生、刀马旦、彩旦兼演的二路脚色。1929年入郝老成梆子班，1937年之后演于天津各大戏院，1949年入天津移风剧社，1952年参加天津实验秦腔剧团，1952年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1958年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小百花剧团团长。1959年加入中共党。作者阿枫在2014年7月29日那篇＂韩俊卿的坎坷人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当臂戴红卫兵袖标的一男一女持演戏用的木枪走進屋子的时候，只见被关在里面的那位妇女斜卧在靠墙的那张单人木床上，嘴里吐着白沫，神志已经不清。她被及时赶来的一伙人擡到不足千米远的市立第一中心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检查后说是喝了敌敌畏加火柴头。由造反派夺了权的这家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属自杀的“牛鬼蛇神”，不准抢救，“死了活该”。于是，尚未完全断气的她被推進了医院的太平间，从此结束了她的人生旅途。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时，发生在天津小百花剧团里的事。这位与世长辞的妇女就是中共党党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暨天津市人民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工会副主席，多次当选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一代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时年50岁。

韩北屏：（1914年－1970年9月27日），诗人、作家。1927年后历任镇江、扬州等地记者、编辑、民教馆职员，《诗志》月刊主编，五路军救亡工作团团员，后到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中国作协广州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主席。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人民之歌》、《江南草》、《和平的长城》，长篇小说《高山大峒》，短篇小说集《荆棘的门槛》、《没有演完的悲剧》，散文集《史诗时代》、《非洲夜会》，报告文学集《桂林的撤退》，长诗《鹰之妻》等。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受迫害，已患肾癌的病体未得到很好的治疗，于1970年9月27日去世。

舒绣文：（1915年－1969年3月17日），女，中国电影与话剧演员，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配音演员。14岁时因家境贫困被迫当舞女。16岁时，舒绣文离开北京的大杂院，只身赴上海打拼。她在一家餐厅打工时，一位客人意外发现她的潜力：身段匀称，性格泼辣，口齿伶俐，嗓音清脆，是个“电影苗子”。他引荐舒绣文進入电影公司，帮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教电影公司的老板娘说普通话。后来，她因失败地出演小角色遭老板痛骂，但并未丧失拍电影的信心。1930年代初加入田汉的五月花剧社和春秋剧社。1931年初，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开拍，舒绣文得到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机会。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让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配音女演员。同年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随后加入集美歌舞剧社当话剧演员。抗日战争时期，舒绣文在重庆后方演出大量爱国话剧。抗战胜利后，演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王丽珍形象，成为她的代表作。1948年，她与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移居香港。她本可以过上优渥富足的生活，却因周恩来的一封邀请信，让她满怀着报国幻想重返大陆。50年代起，中共在大陆推行工资定级制度，全国仅有四位演员评定为“一级演员”，舒绣文就是其中之一。长期“忘我”的工作，残忍地吞噬着她的健康－－身患风湿性心脏病。每当发病时，她都异常痛苦，气短得不能平卧，只能坐着过夜。演不了电影，她就去给译制片配音，又于1957年调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话剧。在“人艺”，她既出演《骆驼祥子》的虎妞、《关汉卿》的朱帘秀、《北京人》的愫芳等主角，也甘当其它话剧中的龙套角色甚至活道具。1962年，舒绣文带病演出话剧，竟在落幕时昏倒在舞台上。后来，她又转去演活报剧；再不行，就去诗朗诵；再开台词课，最后转到电台播长篇小说。1966年文革浪潮袭来，迅速败坏著大陆的一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舒绣文，不仅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文化名人，而且因其病弱的身体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煎熬。舒绣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刚做完一次大手术，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及“黑帮分子”遭到批斗，由于腹部因肝腹水而高高隆起，双脚肿得穿不上鞋，每天却还要参加“学习”，从家到单位只能“摸著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时”。于1969年3月17日病世，终年54岁。

舒三和：（1900年－1975年5月19日），弹词艺术家。曾任长沙市曲艺队队长、省曲协主席、中国曲协理事，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含冤逝世。终年75岁。

焦菊隐：（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原名承志，笔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后自改为菊隐，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1919年考入天津唯一的一所官立中学——铃铛阁中学。在中学开始了散文诗和小说创作，陆续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后来收入《他乡》、《夜哭》两个诗集出版。192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翻译并出版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等，发表论文《论易卜生》，《论莫里哀》。1928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前夕，焦菊隐和熊佛西组织了多幕话剧《蟋蟀》（熊佛西编剧）的演出，因讽刺军阀祸国殃民，而被查禁。毕业后，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长。1930年就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国小说作品讲师。1931年9月，参加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此校后改名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焦菊隐担任第一届校长。在他主持校务期间，对戏曲教育進行了改革，如实行男女合校体制；在戏曲和音乐传统专业课程以外，还增设了中文、历史、中外史地、中国戏剧史及西洋音乐原理等课程，并对原有的传统课程提出了革新的要求。1935年秋，焦菊隐赴法国留学，广泛接触西方的文学艺术，观摩欧洲著名的各种戏剧流派演出。1938年初以《今日之中国戏剧》被授予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在广西桂林执行导演了夏衍的话剧《一年间》，独立导演了曹禺剧作《雷雨》和阿英剧作《明末遗恨》等。和欧阳予倩参加桂剧改革，为著名桂剧演员尹羲改编了《雁门关》。1942年初到四川江安，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话剧科教授兼主任，在国内第一个把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年底离校到重庆，在重庆中央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聂米诺维奇-丹钦柯的《文艺•戏剧•生活》、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还撰写了《装置设计的基本认识》、《论灯光》、《论戏剧批评》等专论。1946年返回北平，任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导演《夜店》，获得成功。1947年底，他创办了北平艺术馆，导演了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编剧）、京剧《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剧）。1948年北平艺术馆解散。又筹建校友剧团，并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由翁偶虹导演。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作了《聂米洛维奇-丹钦柯的戏剧生活》、《莫斯科艺术剧院五十周年》、《戏剧运动在今天》、《怎样‘革新'旧剧》等论文。1949年焦菊隐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应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主任洪深之邀，为该系学生开设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西洋戏剧概念等专业课。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组成为专业话剧院，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和艺术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焦菊隐相继导演了《龙须沟》等剧目，展示出了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魅力。1956年他通过《虎符》（郭沫若编剧）的排练，進一步探索话剧向戏曲学习和舞台艺术民族化的道路。1957年焦菊隐被定了右派，人艺主管党政的副院长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1958年焦菊隐导演了名剧《茶馆》（编剧老舍）和话剧《智取威虎山》，他“一戏一格”地导演了《蔡文姬》、《三块钱国币》、《星火燎原》、《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焦菊隐的论著已经编辑出版的有：《论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论焦菊隐导演学派》、《焦菊隐文集》《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焦菊隐戏剧散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焦菊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老反革命，遭受批斗，下放劳动，离开舞台。1975年2月28日病逝，临终还放不下下乡插队的女儿返城户口问题。

焦启源：（1901年－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专家。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6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著有《橡胶植物与橡胶工业》《芳香植物及其利用》《江苏禾木科植物》等。1968 年在“隔离审查”中投河自杀身亡。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字蔚荪，著名胚胎学家，生物学家、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17岁时以插班生考试录取者中最后一名身份進入宁波效实中学就读，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于1924年获心理学学位。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担任蔡翘教授的助教。之后又于193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1930—1934年，童第周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拉舍(A. Brachet)实验室开始了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他在棕蛙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的研究中，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同期，还完成了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1934年回国后，在青岛继续進行海鞘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研究卵质中的成分在受精前的定位。证明了在未受精卵子中已经存在着器官形成物质，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進入对此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观察到内胚层和外胚层似乎有相当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头和感觉细胞的形成依赖于外来因素，说明了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成果是具有开创性的。1947年，青岛爆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童第周作为山东大学教授会的负责人和动物系主任，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冒险掩护其他人拍摄学生游行的照片，帮助向各地传递登载学生游行和军警镇压学生报道的英文版《民言报》，以扩大学生运动的影响。1948年，童第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6月他放弃在美国研究和生活条件，回到山东大学。中共国建立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后该室改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长。1960年，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该所所长陈桢逝世后，童第周一度任所长）。1963年，他将雄性鲤鱼的DNA放入雌性鲤鱼的卵子内，成为首位成功将鲤鱼克隆的科学家。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时期，童第周夫妇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進行批判，他被造反派贬为学院担任卫生打扫工作。1977年复出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先秦史专家和文物史专家。擅长绘画和文物鉴定，童书业是顾颉刚的得意门生，并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体弱多病，四岁起多在家中请先生教授经史书画，极少出门。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学短暂就读。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开办的会计事务所作练习生，后又于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進修一年半。十八岁时，童书业师从缪谷瑛学画。1926年，经张是公介绍从王季欢（王修）学画，后又经王季欢推荐跟从胡佩衡函授学画。1928年，与蒋庆芳结婚，婚后被父亲逼迫前往上海随其工作，但不久后因庶母杨芸卿介绍，得以前往南京，担任财政部书记官。在南京期间，童书业开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大变。1930年，开始撰写《论语解诂》。1933年，完成《论语解诂》。1934年，因家庭纠纷，父亲受妾挑拨将童书业赶出，童书业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学画老师王季欢（王修），并在其指导下代其完成《版本述》，发表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并经其介绍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刷所校对员。童书业将其1933年所著《虞书疏证》寄予顾颉刚，并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收到顾颉刚赏识。1934年8月顾颉刚继母去世，顾颉刚前往杭州奔丧，9月份顺道拜访童书业，并邀请其前往北平协助从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书业抵达北平，顾颉刚亲往车站迎接，任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助教，是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研究助理，并住在顾家，由于没有文凭，薪水完全由顾颉刚提供。童书业并兼任有禹贡学会及其杂志的编辑。1936年，童书业著成《春秋考信录》（在1941年后因战乱遗失，仅能于《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注释中略窥一斑），同年为求文凭進入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37年9月，童书业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1940年夏，受顾颉刚委托为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童书业即将北平时所录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讲义進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并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讲义由童书业执笔，且修订期间分处两地无法商讨，因此顾颉刚提议仅署童书业名）。1941年后，离开上海的童书业在江苏省宜兴、常州等地的中学辗转授课。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馆杨宽的邀请，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和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同时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童书业患有严重的强迫官能症，后在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治疗下基本康复，至1947年初已经基本恢复工作能力，并应中华书局舒新城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并于1949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童书业也发表过许多其他有关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杨向奎引荐出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后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童书业九次思想批判无法通过，后撰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顾颉刚划清界限，前后发表于山东大学校报上的自我批判文章达六十多篇。批判胡适运动期间，童书业又再一次对古史辨派進行攻击。但均得到了顾颉刚的理解，认为其是不得已而为之。1955年，肃反运动时，与张维华、韩连琪被称作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为其父亲之妾所构陷）。由于反复的运动，导致童书业再次出现了神经症状，一度向学校递交请求书，承认自己为反革命，要求将自己管制起来。1961年，童书业开始撰写《中国美术史劄记》。1965年，开始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劄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童书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书业长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书业出门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风寒而发烧，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劄记》后由顾颉刚修订作序出版。

储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现代学者、知识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出生后六天即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是同学，曾官南通知县。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学习，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32年毕业。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1934年，储安平与光华大学同学端木露西结婚。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或受到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在英期间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回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及拒绝入党等原因，离开重庆。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曾任国立师范学院教师（今湖南师范大学，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在桂林担任《力报》主笔和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返重庆。1945年11月与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1944年或1945年，与端木露西离婚。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社，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進步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是当时中国一面進步民主运动的旗帜。查封《观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储安平曾批判中国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中共国成立后，《观察》复刊，储继续担任主编至1950年终刊。文章多以游记杂感为主，鲜见时评。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中共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沈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然而对储安平的批判并未因此而结束。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储被残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出家说、出走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也有人说他是先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沈了，然而何时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论》一文作者。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進入大学。遇罗克从儿时起便酷爱读课外书，至被捕前，养成夜夜苦读的习惯。生前记了大量的文稿、日记和读书笔记（文革中因抄家风，不得不烧掉，只留下他最后的一本日记，亦成为给他定罪的内容；当局至今未归还家属）。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独立思考，学习成绩与品行优秀。他做过多种职业：农业工人、代课教师、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的临时工等等。他把一个小学学习成绩最差的乱班在半年之内变为全校纪律与学习最优秀的班级，他在研究所与图书馆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但皆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進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共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中共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1967年1月，在牟志京与遇罗文创办的六期《中学文革报》每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皆是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与血统论问题所写的力作；《中学文革报》期期被抢购一空，全国反响十分巨大；六期《中学文革报》上还有遇罗克用其他笔名所写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進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尚有其他器官被割与其他病人。经大量历史文献和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查证遇罗克的死刑处决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来亲自签发（因为遇罗克自称“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获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是中共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癌症病重代由吴德签发。死刑处决通知原文如下：“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射秽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進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当局对遇罗克的尸体无任何交代，只付给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币作为抚恤金。遇罗克的日记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张照片都未归还，只归还了十几张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1970年5月30日），航空发动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华民国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4年后，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和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回国。历任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技术员，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科长、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1956年领导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之后，他参与领导多种喷气发动机的仿制和自行设计工作。他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为自行研制航空发动机奠定基础。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级工程师。1964年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车间劳动。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旧锅炉劳动时，不幸被掉下来的通风管道砸伤，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终年52岁。

路翎：（1923年1月23日－1994年2月12日）原名徐嗣兴，作家、诗人。2岁生父自杀，徐家迁至南京，改随母姓。12岁即已熟读许多中外名著。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母亲与继父流亡。1938年初，抵达四川重庆。同年，15岁的路翎在赵清阁主编的《弹花》上发表处女作《一片血痕与泪迹》。在四川国立第二中学学习。因撰写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的文章，而在1939年被学校开除学籍。此后失学、失业，靠自学从事写作。1939年在《大声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朦胧的期待》。1939年5月，進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后更名为“青年剧社”）当队员。后因被认为“思想左倾”而脱离。1940年4月，路翎任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教师。随后于同年起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办事员。他生活在煤矿工人中间，写出了《家》、《黑色的子孙之一》等作品。同年5月，其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自此结识胡风并成为“七月派”主力，成为“七月派”在小说创作上成就最高的作家。1942年1月，路翎任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助理员。1942年，写成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邵荃麟等当时都高度评价这部小说。1944年完成了其代表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5年在胡风帮助下发表），与余明英结婚。同期他还完成了《青春的祝福》、《蜗牛在荆棘上》等许多中篇、短篇小说。1944年1月，路翎重回国民政府经济部，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当办事员。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路翎在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小说。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夏，路翎和妻子余明英复员回到南京，又失业，全家靠余明英微薄的薪水维持。其间，路翎完成《天堂地狱之间》等许多短篇小说。1946年11月，路翎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任办事员。1947年写出第一部话剧《云雀》。受到观众欢迎，被国民党当局禁演。1948年，路翎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出版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中共党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共6辑），对国统区文艺進行全面检讨，其中严厉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评激起胡风、路翎、舒芜等人在内地《呼吸》、《泥土》、《蚂蚁小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驳。1949年4月，中共军在渡江战役中攻占南京。路翎任中共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写出独幕剧《反动派一团糟》，演出近20场，受到南京市民欢迎。不久，又写出反映纱厂工人迎接解放的话剧《人民万岁》。同年7月，应邀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同时又发表《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等短篇作品。中共国成立后，1950年1月，应院长廖承志邀请，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事戏剧创作。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先后写出《英雄母亲》、《祖国在前進》等大型话剧。1951年底文艺整风后，胡风“主观论”被批判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的文艺思想对立。1952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指责路翎的《祖国在前進》是“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他的所有剧本都遭到否定，没有上演机会。同年，路翎调任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同年9月26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按中称，胡风等人的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1952年底，路翎主动要求到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体验生活，和战士们共同生活。路翎在板门店前沿阵地开枪射杀一个侵略兵，又在一次夜行军中跳進弹坑救助一名同行的战友。中共志愿军有关部门曾为他记功。回国后，他写出很多反映前线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包括《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其中《洼地上的“战役”》等当时遭到批判。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举行，周恩来指示，像路翎这样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应受重视和尊敬。路翎在此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同年，他又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成为会员。同年12月间，他和胡风一道去河北省望都县农村，向农民宣讲中共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1955年6月，路翎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曾长期关押于秦城监狱。经过近9年监禁，路翎患精神分裂症，于1964年1月保外就医。此后他连续致信中央领导为自己申冤。文革爆发后，1966年11月路翎又被收监。1973年7月25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路翎有期徒刑20年。1975年6月，刑满释放，戴“反革命”帽子当扫街工人，直至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予以平反”。1981年重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蓝翎：（1931年7月3日－2005年2月8日），原名杨建中。文艺评论家、杂文家。1949年6月，蓝翎考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的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三部，后华东大学并入山东大学，蓝翎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于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师。1954年，蓝翎和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学李希凡合著《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并发表。这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蓝翎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任职。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27岁。1958年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4月，被召回《人民日报》社，不久被分配至河南商业部门任职。1978年，蓝翎的右派问题获得平反。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女，原名杨淑敏，小名杨小凤。中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新派创始人，被誉为评剧皇后。6岁开始随姐姐杨金香学京剧，12岁改学评剧，师从评剧名家王仙舫、邓砚臣、张福堂。14岁即任剧团主演，在天津、上海、济南、秦皇岛等地演出。1949年，新凤霞来到北京成立了北京凤鸣剧社并担任主演。1950年，由于中共政府倡议戏改，故将剧团更名为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自任团长，试演新戏。1951年，新凤霞调入中共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副团长。同年经作家老舍介绍，新凤霞和剧作家吴祖光结婚。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主演。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任主演、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同年吴祖光涉及“二流堂”冤案，被打成右派，被罚去黑龙江垦区853农场劳改3年。1956年新凤霞主演了评剧电影《刘巧儿》，以刘巧儿的退亲风波以及和赵振华的恋爱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大胆追求。剧中《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脍炙人口，全国人民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新凤霞的名字从此走進了千家万户，演唱艺术从此确立并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1957年由于新凤霞拒绝与吴祖光离婚，也被划成右派。她白天挨批斗，打扫卫生，晚上唱戏。文革期间，吴祖光再次被揪斗，新凤霞也遭到毒打，身体伤害严重。据新凤霞之子吴欢在五十年后披露，知名演员张少华曾参与了对新凤霞的抄家、批斗，而张予以否认，引发激烈争议。1975年，新凤霞因脑血栓发病导致半身瘫痪，只余右手可动。1979年，新凤霞得到了平反。

筱爱琴：(1928年－1968年) ，原名吴彩珍，女，著名沪剧演员。10岁進婉社儿童申曲班学艺。后在文滨、中艺等剧团担任演员。1952年参加上海沪剧团，曾先后在《白毛女》（饰喜儿）、《罗汉钱》（饰艾艾）、《雷雨》（饰四凤）、《杨乃武与小白菜》（饰小白菜）、《母亲》（饰华芳）、《战士在故乡》（饰李秀英）等剧目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以五卅运动为背景的《星星之火》中塑造的杨桂英这一工人形象，从舞台到银幕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筱爱琴于1953年加入民盟，1961年加入中共党。1952年曾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曾代表上海人民沪剧团赴京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妇联执行委员、市青联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工会副主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筱爱琴不堪摧残迫害含冤自杀身亡，时年仅40岁。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原名雷得义，字伯伦，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1917年，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至1922年清华学堂高等科。此后考取公费，入芝加哥大学留学，主修历史学，辅修哲学。1927年以《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美国著名中古史家詹姆斯•汤普逊。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对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后其学生何炳棣回忆当时系中几位重要人物时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1957年“反右”中因为在《人民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马克屎主义的社会科学自1895年恩格斯死后发展停滞”的讲话，而被打成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对象，长期患有肾病，并出现血尿。1961年摘帽后，即很快不顾病体，重登讲台。1962年 12月25日病逝。
　　
蒙文通：（1894年10月16日－1968年8月1日），名尔达，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在先秦史、民族史、思想史等领域有较大成就。幼年聪明强记，五岁入私塾，四书五经诸子之书，多能背诵。1911年，入存古学堂，受教于廖平、刘师培二先生。1918年毕业后，返乡办私塾。期间任教于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后，从欧阳竟无学习佛学。1929年，出版《古史甄微》、《经学抉原》，驰名于学林。曾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1929年）、成都大学（1930年）、河南大学（1931年）、北京大学（1933年）、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6年）、四川大学（1937年）、华西大学（1940年）。在各大学分别开出《中国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学》、《宋代史学》、《宋代学术》等课程。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写就《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始》等重要学术著作。据传，蒙文通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1949年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四川大学党委有意将其打为“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叫缪钺的御用文人，跳出来攻击蒙文通说：“你为何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抱着封建传统文化不放？”被逼在大会上检讨后，从一级教授的职称贬为二级教授。在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间，“夹着尾巴做人”的蒙文通还是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的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当血雨腥风的文革开始后，蒙文通率先被红卫兵打成了“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被剥夺了其教职和人格尊严，勒令他劳动改造，并强迫他天天打扫公共厕所和做重体力劳动。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扫四川大学的一个公共厕所，一个红卫兵公然对其身体撒尿。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冲天怒火使一直以来饱受摧残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冲上去就打了这个红卫兵两个耳光。在红卫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后，一群红卫兵冲了進来将蒙文通打翻在地，并将其拖去开现场批斗会。几小时后蒙先生出来时手里拿着被红卫兵剪掉的胡子，他的＂爱国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体已被毒打得变形且浑身是伤，他被押送回家后不几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致死后，红卫兵还诬蔑他是患癌症而死。他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已由其子蒙默用15年以上时间的集中整理，以《蒙文通文集》出版，当中包括《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

詹安泰：（1902年－1967年4月6日），字祝南，号无庵，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史学家和书法艺术家。他的诗词研究及词学论著在词坛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的评誉。1907年-1920年，先后就读于启明小学，饶平县高等小学，金山中学。1921年－1926年，先后就读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任教韩山师范学院、金山中学。1938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无盦词》(1937年)、《花外集笺注》、《碧山词笺注》、《姜词笺解》、《宋人题词集录》、《温词管窥》、《词学研究十二论》、《滇南挂瓢集》(1939年)、《鹪鹩巢诗》、《离骚笺疏》、《李煜词》、《宋词散论》、《古典文学论集》、《詹安泰词学论集》。1957年, 被打成右派，受迫害。1967年, 文革时遭批斗、文稿遭焚毁，4月6日，病逝于广州，享年65岁。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1968年7月15日），原名蔡通，字茂楚，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1932年，独立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南国之春》。1934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渔光曲》，该片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37年，执导剧情电影《王老五》。1941年，由其执导的战争电影《前程万里》上映。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执导剧情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63年，执导的剧情电影《南海潮（上集）》上映。在文革中，他被诬陷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屈辱地死在不给治病的医院走廊里，终年62岁。

蔡绍序：（1909年－1974年2月26日），中国声乐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1928年進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受正规声乐启蒙教育，1930年秋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应尚能学习声乐，同时在校外从学于外籍声乐教师克雷罗娃。自1941年起，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院、成都南虹艺术职业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42 年他因与新任校长意见不合愤而离职到成都，在南虹艺专任音乐系主任。后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聘请他兼任四川大学教授，负责川大合唱团。蔡绍序在成都时，为养家活口，每年都要举办独唱音乐会，以票房收入补贴家用。主要演唱地点是暑袜街礼拜堂，演唱的歌曲主要有《打柴歌》《满江红》《茶花女》中的《饮酒歌》。他的音域宽广，音量足，音色纯正，起伏跌宕，悦耳动听。每次演唱，听众都报以热烈掌声。他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合作演唱的《满园春色》录制成唱片，堪称珠联璧合。中共国成立后，一度任中共军西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不久受聘为上海戏剧学院歌剧系声乐教授。1951年3月，出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艺术指导。1952年6月起，一直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蔡绍序是中国声乐界有影响的男高音。1962年，中国唱片社将他演唱的代表性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槐花几时开》、《黄河之恋》、《嘉陵江上》、《李有松》等11首歌曲录制为《蔡绍序唱片专辑》。文化大革命中，蔡绍序遭到无情迫害，1974年2月26日自杀身亡。

蔡翘：（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字卓夫，乳名义忠，谱名纲正，中国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1917年毕业于潮州金山书院（现名汕头市金山中学）后，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补习英语。1918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191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研读心理学，修完大学本科课程后于1921年進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1922年转学至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为研究生，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于芝加哥大学赫尔解剖实验室（Hull Laboratory of Anatomy）工作期间，在负鼠的脑中首次发现了腹侧被盖区，因此本解剖构造又称为“蔡氏被盖区”。年末回国到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生理学。1927年起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生理学教授。1930年秋获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進修。1932年起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大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学校迁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身份赴美国讲学与研究1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院自成都迁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大医学院院长职务。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他仍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该校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由他任校长。1954年调任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任一级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为中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参观和参加学术会议；1961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率团赴华沙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会议；1964年率团赴爱尔兰参加国际航空空间医学会议，并顺访英国伦敦等地的实验室。文革期间，被革除所有职务，工资停发，失去了工作条件，被安排打扫厕所，饱经批斗和各种折磨。1978年复出。

蔡钦山：（？—１９６６年６月１7日），北师大辅导员。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任教。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带领在山西沁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６月１７日，留在北京因而较早参加运动的四年级学生拉了一些二年级的同学开批斗会，蔡钦山被戴上高帽子，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他的宿舍门上还被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進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鉆狗洞”。当天夜里，蔡钦山在学生宿舍西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而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后来一再成为其他逝者的选择。据说，从被批斗到死亡，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蔡钦山死亡后，工作组在报告中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3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学者。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熊十力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13岁到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16岁到17岁时游学乡间。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1905年，熊十力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次年春，加入日知会。由于熊十力在军学界图谋举事，遂被鄂军首领张彪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曾去江西德安教书。1917年到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慨然弃政向学，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進国民的道德为己任。1919年前后，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不久结识梁漱溟。1922年在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教唯识学，并和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交游。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1928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讲学。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继续著述讲学。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1949年，虽然得到蒋介石邀请，熊十力认为国民党败象已定，决定留在大陆，不随国民党至台湾。1950年3月，熊十力到京，齐燕铭到车站迎接。到京后住在董必武租定的北京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五十一号，房主为周刘氏，系南向房屋，租金若干担米。6月17日，移住护国寺大觉胡同十二号，是熊先生早期学生张云川觅得的单独院落。此时，房屋家具均由政府安排购置，工资按当时最高标准订为八百斤小米。其年夏天，熊十力在书肆上偶得《张江陵集》一部。仲秋，写成六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张江陵》（这里，友人是指傅治芗。）的小册子，由几人集资印存二百部。郭沫若本希望熊十力到中国科学院去，那里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熊十力说他仍回北大老巢，按老规矩，每周两点钟课，不到校上课，让学生到他家里来。他仍然过著独居、思考、著述的生活。贺麟、任继愈曾分别带学生到熊家听熊讲课。这一段时间，熊十力生活比较安定。董必武、徐特立、郭沫若、李四光、张东荪、张申府、陈铭枢等都来看过他。他与梁漱溟、林宰平、贺麟、伍庸伯、废名等，有过一些往来。得游者有王星贤、郭大中、刘公纯、阴法鲁等。11月，熊十力通过张云川与大众书店郭大中、万鸿年商量，将与印顺法师论战的《摧惑显宗记》印二百册。资金由赵介眉赞助。是书以黄庆（黄艮庸）述的名义，全称为《申述新论旨要平章儒佛摧惑显宗记》，作为“十力丛书”之一。熊十力曾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讨国学；恢复南京内学院，由吕秋逸主其事，恢复浙江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其事；恢复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之。以上后三机构是早间性质，但请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据说毛泽东曾复信数字，大约是：“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不过熊十力仍坚持提以上建议，1951年曾再上书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1954年又分别致函毛泽东、郭沫若。1951年2至5月，熊十力在北京著成《论六经》，商诸大众书店郭大中、万鸿年印二百余部，作为“十力丛书”之一存之。安贫好学的刘公纯帮助校对。这本书又题“与友人论六经”，友人系指董必武。熊十力春天与董见面时就想与他谈儒家经典，后取笔谈形式。全书于六经中对《周礼》（即《周官》）发挥甚多，带有空想射秽主义色彩。是书认为，《周官》、《春秋》之射秽主义与民主主义为同一系统，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这些观点，在抗战末年的《读经示要》中已经有了，在以后的《原儒》中更有发挥。本书书末的部分，是熊十力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的一封长信。信中恳请当局复兴中国文化，提振学术空气，恢复民间讲学。1951年5月，熊十力曾托李渊庭带一字条给梁漱溟：“辩证法。《易》与新学说确有不同处。新义根底是斗争，《易》道虽不废斗争，但斗争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义为经常之道，我正在于此处用心。”是月，曾有两长函致梁漱溟，讨论梁著《中国文化要义》。对梁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早熟”、“退化”诸说，对所谓中西文化发展归本于情感与理智各有偏胜之说，关于中国古代没有“民治”思想之说，关于中国学术不能谓为哲学，不妨说为主义与思想及艺术云云，熊十力都提出了批评。1951年腊月至1952年秋，熊十力集中精力删削《新唯识论》语体本，文字减少了近一半左右（熊先生自己说减少了三分之二），结构、主旨未变。1953年冬，《新唯识论》由董必武协助印行。1953年，斯大林去世，让许多小学生也哭成一团。熊十力对此持坚决的批评态度。1954年，自春至秋，熊十力埋头著《原儒》。这是熊十力的又一大著。到中秋节，熊十力已将上卷写完。1954年10月29日，由弟子刘公纯、周朋初陪同，熊十力离京，从此定居沪上。行前，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北京饭店为熊十力饯行。文革开始之后，1967年，熊十力遭抄家、批判。他对于红卫兵的行为感到悲愤不已，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抗议，他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和公园里自言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一代大儒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论六经》、《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

熊庆来：（1893年10月20日－1969年2月3日），数学泰斗，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1907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同年学校改名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欧洲留学，曾就读于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马赛大学等校，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彼利埃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初，离欧返回昆明，任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及云南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成立算学系，熊受郭秉文之邀聘担任教授兼系主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等数学系，以往中国大学数学系的水平相当于当时欧美国家中学数学的程度，在此五年间自编讲义，计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十余种大学教材，这是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近代数学教科书。期间和何鲁、胡刚复资助学生严济慈到巴黎攻读博士，由于严济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1926年，转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任教，担任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次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陈省身便在这一年入读。1931年推荐中学数学教员华罗庚担任助理员，对华罗庚一生影响甚远。1932年，代表中国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1934年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该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4年，从巴黎返回国内后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至1949年。其间该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获得重大发展，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7年他在原籍云南省弥勒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9月，熊庆来随梅贻琦团长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大会，会议结束后暂留巴黎作研究工作。1951年其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用左手写字，并继续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工作至1957年。同年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進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1年12月27日），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著名作家，杂文家。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一起办文学刊物，并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南国艺术学院文学系旁听。1930年参加中共党，随即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的游行被捕。1931年获释。1934年4月廖沫沙给《自由谈》写了一篇叫《人间何世？》的杂文，引起《人间世》主编林语堂的不满；到了六七月间，又因误会以“公汗”笔名发表文章的是一位保守的老先生，遂发表批评《论‘花边文学’》，不想正是他一贯尊敬的鲁迅。这一杂文被鲁迅回击，鲁迅将新的杂文集索性命名为《花边文学》。1933年加入“左联”。1938年到1949年在重庆、香港等地作报纸的新闻编辑工作，同时也为各报刊写稿。1949年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劄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作品有《鹿马传》、《分阴集》、《纸上谈兵录》、《廖沫沙杂文集》、《余烬集》、《廖沫沙文集》等。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

廖祖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北师大教师。北师大物理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留校的年轻教师，为人温和老实。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亲在某医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谓漏网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廖祖青为群众组织的一个小负责人，遂开了介绍信去该医院，希望对方手下留情，让老人留在北京。结果对方单位向北师大反映（也有说法是当时就把他押送回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严厉斥责，令其负担沈重，哭笑无常，至自杀前精神已近崩溃。１９６７年，大约１０月份的某日上午９点前后，在北师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楼，一层大厅的铁门上，人们发现物理系年轻教师廖祖青自缢身亡，绳子系在门框上。
　　
慕容婉儿：(1920年3月2日－1970年1月26日) ，女，原名钱欣珍。演员，译制片翻译。1939年在上海裨文女子中学（今上海市黄浦学校）毕业后，即参加了進步的上海剧艺社，先后在《上海屋檐下》、《碧血花》、《夜光杯》》、《夜上海》、《清宫怨》和《李秀成之死》等進步话剧中饰演角色，受到好评。她在演出舞台剧的同时，又先后加入上海国华、金星、民华等影片公司，在《孔夫子》、《花溅泪》、《孤岛春秋》、《西厢记》、《地老天荒》、《惜分飞》、《故城风云》和《艺海春秋》等影片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随话剧团到各地作巡回演出，后去香港，继续進行演出活动。1944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演出话剧《梁上君子》、《蝴蝶夫人》、《雷雨》、《日出》、《原野》等。1951年，她从香港归来，在汉口参加中南军区文工团。中共建国伊始，译制片的工作尚属初创阶段，既懂电影而又精通外语的人才奇缺，1953年她欣然服从调遣，進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后转入上海电影译制厂任翻译。先后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联邦德国、英、法、印度、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希腊、芬兰、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近30部影片的剧本。这些作品中，不少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片，如联邦德国的《世界的心》、印度的《两亩地》、法国的《没有留下地址》、英国的《鬼魂西行》、《抗暴记》、捷克斯洛伐克的《仲夏夜之梦》、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美蒋特务”、“英国间谍”，惨遭迫害致死。时年50岁。
　　
翟强：（1917年－1966年6月10日），电影、戏剧导演。1927年入私立天津第二模范小学。1932年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考入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1936年又转入天津汇文中学读书。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3月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同年8月调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任导演。1939年5月调回延安，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任戏剧教员。到1945年9月，先后任延安艺术学校戏剧系主任、延安青艺实验剧团团长、联政宣传队创作科副科长、前线工作队长等职。期间，创作过《治病》、《打狗》、《徐海冰除奸》、《王木匠進城》、《裴金章回家》等歌舞剧。导演《秋瑾》、《悭吝人》、《太平天国》、《李秀成之死》（兼饰李秀成）等话剧。此外，编导《无敌红军》、《开辟第二战场》、《七七活报》、《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等活报剧。1946年7月参加延安电影制片厂，曾担任《边区劳动英雄号》的副导演。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先后在陇东军区、华北军区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电影队政治协理员、电影处军代表、副处长等职，1949年7月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同年底与凌子风联合执导《中华女儿》，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1953年任东影副厂长。1956年任贵州省文联戏剧部部长、副主席。1964年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导演过《南海长城》、《豹子湾战斗》（与肖汀合作）等话剧。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49岁。

裴学海：（1899年－1970年），曾用名裴会川，语言文字学家。七岁在本乡私塾就学，14岁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生活俭朴，仍坚持刻苦自学。17岁时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短训班，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一边教学，一边刻苦鉆研古文，研究文字声韵。1928年，他29岁时，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汉语文学家赵元任教授及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教授。他的颖悟勤奋，赵先生非常欣赏。毕业后，裴曾在天津教家馆。任课之余，深入研究古汉语。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虚字集释》，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他的代表作是《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1932年）。该书因汇集了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杨树达的《词诠》、章炳麟的《新方言》和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等书中对虚词的解释而名为集释。在文字、训诂学方面，他著有《尚书盘庚篇释义》（《天津国学月刊》第1卷第3、4期）、《尚书成语之研究》（《铃铛》1934年第3期）、《评高邮王氏四种》（《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等论文。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著有《音韵考原》（《铃铛》1934年第3期）、《续音韵考原》（《铃铛》1935年第4期、1936年第5期、1937年第6期）、《隋时“支”、“脂”、“之”同音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河北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等。此外，他还著有古汉语教学的一些论文。1957年反右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他不看报纸，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他只淡然一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迫害，被打成“封建余孽”、“黑鬼”，学术研究被迫停止。并被遣送回乡去劳动改造。1970年，中共河北省委给他平反，让他重返河北大学任教时，不幸患脑溢血病逝，享年71岁。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9月20日入读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插班進入三年级学习。这所学校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属美国开化较早的新英格兰地区。潘光旦留美时期，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的专业上主要学习的是生物学，中间曾有一年半专攻优生学。1922至1924年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于1924年夏获生物学学士学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馆学习优生学、人类学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时在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参加内分泌学的暑期讲习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夏在麻塞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学习单细胞生物学。留美四年后，潘光旦于1926年秋回国。据1923年11月26日的《达特茅斯报》报导，他原计划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改去优生学纪录馆学习了一年，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潘光旦返国后历任上海吴淞国立自治学校(创办于1923年，以吴淞商埠局旧址为校舍)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至4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译作有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学》。《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识别研究的成果而成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二人常到校门外散步，有些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着那个大胖子（费孝通）是右派人物，并向他们扔石块。文化大革命期间，潘光旦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发炎成为危重的病人，却无任何治疗。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佳，急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药，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随后，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学家，“中共第一报人”。1923年，潘梓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保定中学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党，接着被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他利用县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工作，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1927年9月，潘梓年调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他成了当时中共革命文化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他还于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无视酷刑，几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闭口不言。在狱中，他笔耕不辍，一方面创办了“黑屋诗社”，出《诗刊》，鼓励狱友；另一方面，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哲学专著《逻辑和逻辑学》，翻译了柏格森的《时间和意志自由》等书，著译达上百万言。特别是《逻辑和逻辑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见解相当独到。经中共中央营救，1937年6月出狱。同年12月根据中共的指示以社长的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出版，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潘任社长。潘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写社论、专论、杂文、总结，经他精心审改的稿件，不计其数。他注意改進业务，《新华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显现出鲜明的特色，报纸坚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之手，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转移过程中，船行至燕窝江畔惨遭日军轰炸，16位同志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庆其间，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更难以计数。抗战胜利后，奉命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总馆，仍然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写稿。1947年至延安，在党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筹办中原大学，并任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革命干部的中原大学在河南成立，潘调任该校校长，同时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长。1949年5月16日随中共军南下武汉，任中共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在短期内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任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领导中南6省学校接管工作，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著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大家来学点哲学》、《逻辑与逻辑学》、《文学概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报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1972年4月10日死于狱中。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進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画风向吴昌硕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作《秋华湿露》等。改"天授"为"天寿"。1924年，任上海美专教授，着手编著《中国绘画史》。1926年7月，所编《中国绘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初春，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时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授课教师。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画集》，参加"新华艺专教授近作展览"。1933年，作品参加徐悲鸿在法国巴黎主持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届画展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修改《中国绘画史》，编写《中国书法史》初稿。1936年，所编《中国绘画史》经修改后再版，列入"大学丛书"。8月，"白社"第四届画展在苏州公园图书馆举办。作《梦游黄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寿作品《墨猫》、《行书立轴》在南京美术陈列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江洲夜泊图》在"中国画会第六届展览会"展出。1943年，编写《中国画院考》。整理历年诗作，编为《听天阁诗存》付梓。作《秋酣》、《行书画论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族美术研究室"主任，与吴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充实院系收藏，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作人物画《踊跃争缴农业税》、《文艺工作者访问贫雇农》、《种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术》1957年第1期上发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在《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上发表《吴道子的生平概况》，第4期上发表《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作《记写雁荡山花》、《莹莹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要有更美的画》。撰写《花鸟画简史》初稿。应邀以《鹫鹰》、《小篷船》、《江天新霁》等作品参加苏联举办的《我们同时代人》展览。1962年4月，在《东海》杂志1962年10月号上发表《谈黄宾虹山水画的成就》。为缅甸驻华大使馆作《雨霁》。1963年元旦，"潘天寿画展"由上海美协、中国画院主办，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在潘天寿主持下，学生马進良（敬良）等协助，美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中被连续批斗。被关進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沈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医院抢救，此后即卧床不起。文革期间，潘天寿被满脸涂上墨汁挨斗，让他交代罪状，他说：“我画画创新不好”。群众大叫“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潘天寿！”他说“去掉反动两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在受尽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

黎锦晖：（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学家，流行音乐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艺术家刘海粟、现代性教育先驱张竞生)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1912年毕业于国立高等师范图工科。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1920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国语教科书。1922年回长沙，先后任明德、周南等校音乐教师。青年时代受到长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响，提倡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并進。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画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门》等。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乐简练明快，流传极广。此外，黎锦晖又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学校及中华歌舞团。1928年，率领中华歌舞团远赴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培养出周璇、聂耳、王人美、严华、黎锦光、黎明晖、黎莉莉、白虹、陈燕燕等著名艺术家及演艺工作者。同年，因经费困难滞留新加坡，编写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由文明书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然黎锦晖一直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黎锦晖一直背负著“黄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黎锦晖受到红卫兵冲击，在每日心惊胆战看着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

黎国荃：（1914年24年－1966年8月26日），中国指挥家，音乐家，小提琴家。1932年入私立北京美术学校音乐系，后又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8年冬－1949年春，先后在重庆中央电台乐队、国立歌剧学校、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华交响乐团以及香港中华音乐院、永华电影公司乐队等单位任首席小提琴、独奏员和讲师、副指挥等职务，并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兼任主任。1949年3月从香港回到北京，历任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主任、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指挥、团长和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黎国荃编写的管弦乐作品有《金蛇狂舞》、《牧羊姑娘》；独奏、重奏曲《秋收》、《小放牛》、《渔舟唱晚》等。其中很大部分已经成为华人音乐典范作品。他参与创作与录制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等电影音乐亦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1964年－1965年，黎国权成功担任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等重要职务，在胶片上留下了自己永不褪色的影像。曾指挥歌剧《白毛女》、《刘胡兰》、《阿依古丽》、《茶花女》、《蝴蝶夫人》和民族舞剧《宝莲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及许多中外交响音乐作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黎国荃被以“日本特务”的名义批斗，1966年8月26日，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怀着巨大的悲愤与失落感悬梁自尽，表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浩然气节。时年52岁。

黎冰鸿：（1913年9月－1986年8月15日），原名黎炳康，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深受曾留学法国的越南画家阮有悦的影响。1931年，来到香港师从李铁夫。抗日战争时期，曾从事抗日宣传。1946年，来到苏北解放区的华中建设大学担任教授。中共国时期，黎冰鸿历任中共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干事，《华东画报》记者及制片室负责人。1953年10月调到杭州，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年更名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更名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是研究生班指导教师。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科主任。1955年3月，参与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系，任油画系主任。1956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院党委委员兼油画系主任。1962年10月，到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工作。1963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黎冰鸿被打成“走资派”，撤销一切职务，关進牛棚，被迫停止创作，许多作品被毁。1971年，恢复教学工作。1978年8月，指导了该学院建院后首批油画系研究生。

颜文梁：（1893年7月2日－1988年5月1日），字栋臣，画家，教育家，中国第一代油画开拓者，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与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并称“四大校长”。1899年，6岁的颜文梁入读私塾，8岁正式从师学习花鸟和水彩，12岁即临摹《芥子园画谱》，13岁就曾临摹胡三桥的画作《钟馗》。吴昌硕见而嘉之，在其画上题字。1906年，颜文梁入读了王同愈在苏州创办了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并遇到了美术老师罗树敏，由此开始学习西洋画。1909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铜板技术，在日本画家松冈正识指导下学水彩画。1910年6月，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主持创办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颜文梁的铅笔画《苏州火车站》被学校推荐，在会上展出。1912年，颜文梁辞工回到苏州，开始潜心学习西画，自己也研究试制了油画颜料，经反复试验，以松香水、鱼油、颜料等混合成颜料，以此临摹西洋油画。颜文梁用自制颜料创作了第一幅油画作品《石湖串月》。1916年，颜文梁被聘为吴江县立中学图画教员，并在翌年应邀为上海“来青阁”书坊主人杨寿祺画了16幅水彩风景画，交付商务印书馆，以三色版彩色印刷，广而销行。1919年，颜文梁与潘振霄、徐咏清等组织了“苏州美术画赛会”。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以“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为宗旨，征集了苏州及全国各地中西画家作品以陈列展览，集国粹画、油色画、水色画、钢笔画、铅画、碳画、蜡画、漆画等。“苏州美术赛画会”每年举办一次，展览两周，持续了二十年并未间断。1922年9月，颜文梁与胡粹中、朱士杰正式办起苏州美术学校，颜文梁担任校长。苏州美术学校借用沧浪亭三贤祠河南会馆房舍办学，并招女生入学，为苏州男女同校之始。颜文梁与朱士杰、胡粹中作为苏州美专的创始人，被画界称誉为“沧浪三杰”。1928年，颜文梁在徐悲鸿及胡、朱等的鼓励下，决心赴法深造。1928年年9月，颜文梁乘“帕朵斯号”邮轮远赴法国巴黎留学，并在法国進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与方干民和周碧初同学。颜文梁抵达巴黎后，手持徐悲鸿写的介绍信和带着粉画《厨房》，拜访了徐悲鸿当年的导师，著名画家达仰•布凡尔脱。之后，带着达仰•布凡尔脱的介绍信，颜文梁带着《厨房》拜访了皮埃尔•罗朗士，并终于進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1929年3月，颜文梁以国内带去的色粉画《厨房》、《画室》及油画《苏州瑞光塔》参加了法国秋季沙龙展，均被评选委员会选中参加展出，其中《厨房》更获得评选委员会荣誉奖，由时任法国教育部长和美术部长颁授奖状。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画家在法国获如此殊荣，仅颜文梁一人而已。1931年，颜文梁留法三年后重返姑苏。为了发展苏州美专，颜搜罗购买了大大小小的石膏像达四百六十余件和一万多册美术书，千辛万苦陆续运回苏州。由朱士杰把它们整损修补，后来苏州美专共有大小石膏像五百余件。1933年，徐悲鸿应邀赴法国和苏联举办画展，要出国一年多，便邀请颜文梁兼任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教职，每周三天在南京为中央大学学生讲授素描及油画课。抗战时期，颜文梁辗转从苏州到上海，继续开办美术专科学校，并多次拒绝日军让他回苏州复校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苏州美专学校复校，颜文梁仍然担任校长。1949年以后颜文梁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1947年颜文梁与吴征、张大千、吴湖帆等参与指导上海市美术馆的筹建工作。1957年，颜文梁编著《美术用透视学》，该书以十六万字和五百多幅插图成为当时中国整理和介绍西方透视理论最为详细完整的书。出版有《颜文梁画集》、《油画小辑》、《欧游小品》及水彩画集《苏杭风景》等，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勒令回杭州受审，戴上“吸血鬼”的帽子，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一个教室内，被迫写思想汇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苏州美专的石膏像也全部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砸毁。为了保护其画作遭清算，颜文梁将大批的画作藏于学生家里封闭式的两堵墙内，文革过后一段时期，这批画作才得以重见天日。1979年，颜文梁、朱屺嶦、谷量、孔柏基四人在长风公园举辧了联展。

颜福庆：（1882年7月28日－1970年11月29日），中国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江湾镇（今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的一个贫寒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丧父，从7岁起由伯父颜永京抚养。在伯父的资助下，得以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3年毕业后，随即入其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当实习医师，1904年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1906年，颜福庆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获得热带病学学位证书。1910年，颜福庆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回国担任湖南长沙雅礼医院的外科医师。1914年，他和美籍医师胡美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学院前身），任第一任校长。1915年参与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1926年，受北伐战争冲击，颜福庆离开湘雅医学院。1946年湘雅医学院重建教学楼，命名为“福庆楼”，以纪念颜福庆的贡献。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发动驱赶传教士运动，并一并把颜赶出了湖南省。1927年，颜福庆受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并入复旦大学）第一任院长。1928年6月，颜福庆向协和医学院辞职，赴上海吴淞就任。7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他接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教学医院。此后又在枫林桥新址，建造上海医学院新校址和中山医院。1933年，旅沪的宁波富商叶子衡捐出江湾叶家花园，兴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颜福庆兼任首任院长。1938年，颜福庆被调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次年辞职回到上海。蒋介石曾亲自驱车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过整个上海到西区的武康路40弄4号，专门拜访颜福庆，希望他能够离开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选择。但颜福庆选择留下来，拒绝蒋介石的诚意，等待共产党的到来。 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门口被刷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颜福庆’的大标语，颜福庆被扣上“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84岁高龄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时不时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他头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上“我是混蛋”纸牌，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在他创立起来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还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口号，紧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教授，同样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骂着自己。颜福庆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不时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头上，顿时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连鞋袜都是墨迹斑斑……一位工宣队员曾要求颜自杀以谢人民。颜要求死后捐献遗体，被拒绝。1968年后，颜福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擡到中山医院急诊室。然而令人无比寒心的是，工宣队拒绝为颜福庆治疗，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家属要求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这时颜福庆叹了口气，对儿孙说：“我们回家吧…”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1970年11月29日上午，坐在家中的颜福庆也倒了下去。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谁能想到，这个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奔走的老人，在这个问题面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

霍秉权：（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首批从事宇宙射线、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读书，后独身到鄂城县寒溪中学读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Carnegie）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东北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筹建郑州大学，历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1962年，我国的第二个长远科研规划中，郑州大学物理系承担了宇宙线和原子核能谱的科研任务。当时经费由国家调拨，研究人员由刚毕业的物理专业研究生中选拔。在霍秉权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装成两台谱仪，1965年对自制的探测基本粒子的“多板云室”和“火花室”進行了组装和调试。1966年5月，当我国進行核爆炸试验时，他和一些青年教师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的协同下，在原子核能谱实验室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上，進行了核爆炸裂变产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谱分析。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好评。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郑州大学，霍秉权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撤销了一切职务。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谱实验室被破坏，在中国科学院直接帮助下研制的“多板云室”探测器也被扔入茅厕。郑州大学物理系被搞得既无“物”也无“理”。1977年复出。

霍应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笔名霍非、徐文、亚克。语言学家、文艺翻译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参加文总领导的社联，并开始学习世界语。1932年，因参加抗日游行被捕，在狱中受到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3年经营救出狱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致力于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被推举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理事。1934年受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委托到北平成立分盟。从1936年开始致力于苏联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曾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并编辑《新闻类编》。1949年以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主要译著有：《沙鸥的大卫》、《贫与富》、《路上的呼声》、《舍格洛沃车站》、《古老的故事》、《乡村的婚礼》和诗歌《祖国》，曾编辑《世界语分类词典》、《世界名歌选》和《中国抗战歌曲选》（世界语文版），合著有《现代中文世界语词典》。1966年文革中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终年59岁。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铮，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均有很大影响。他翻译的《唐璜》被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拜伦、雪莱、济慈抒情诗精选集》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译。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岁第一次以“穆旦”为名发表随笔《梦》。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迁西南联大过程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的带领下，穆旦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回到中国，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当时天津市的副市长，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進行检讨。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進“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医院治疗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诗：“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来新夏说穆旦自美国回中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同期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1926年夏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成为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1931年加入“左联”，九月与杨搔、浦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并创作了10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辗转昆明、广州、桂林、上海等地从事教学和创作。1949年后先后在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任教。诗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风景画》、《平凡集》。翻译：《王尔德童话》、《维里尼亚》、《法国文学史》、《欧贞尼•葛郎代》、《恶魔》、《巴尔克》、《巴黎烟云》、《伊万和巫婆》、《凯撤•北罗图盛衰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等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杰女＂之称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类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去世，时年61岁。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国经济学家。15岁时，薛暮桥正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其父在50岁生日前几天因害怕债主逼债而上吊自杀身亡。半年后，薛暮桥辍学来到杭州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2岁时，薛暮桥已成为笕桥站站长，是当时沪杭铁路各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中共党。曾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不久，在中国国民党清党中，薛暮桥在杭州被捕入狱，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都被关在甲监5号。在3年的狱中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世界语、世界通史，以及苏联和西方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狱后不久，薛暮桥遇到了经济学家陈翰笙。陈翰笙注重田野调查。1930年代初，薛暮桥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调查。经一个月调查，薛暮桥发表了首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演变为线索，揭示了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译到日本。1931年之后，薛暮桥历任南京民众教育馆《民众周报》编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村》月刊第一任主编。《中国农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了农村改良主义，论证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桥和罗琼在上海结婚；9月，参加筹办新知书店；秋冬之际，根据中共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文号召全中国的乡村工作者共赴国难；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后，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训练部部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长、山东省抗日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1949年后，薛暮桥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中纪委委员。1952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著有《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政治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的射秽主义改造》、《射秽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桥所著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后来卖了1000万册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却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后复出。

戴乃叠：（Gladys Yang，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女，英国翻译家。生于北京，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著称，其夫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她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戴乃叠才出世，她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热爱。她幼时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1940年毕业，成为中文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她与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相识，婚后常住北京，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成为20世纪后半叶外文出版社的优秀翻译家。夫妇二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入狱，1989年二人公开谴责六四事件中戒严部队的行为。他们的非当事人出版的英文自传《杨宪益传》在中国被禁止公开发售。1999年，戴乃叠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戴芳澜：（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字观亭，中国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10年前后在上海震旦中学学习，1913年结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一1919年在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1934一1935年再度赴美，在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遗传学等。曾参与发起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为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1949年后，1952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1966年文革期间，检讨书屡次修改不过，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离世，终年81岁。
　　
戴煌：（1928年2月－2016年2月19日），原名戴澍霖。中国作家、记者，生于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1957年，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党内特权，被打为右派分子，后被发配到东北林场劳改。1978年被平反，重返新华社。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斥毛泽东骗了中国、也骗了他。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2016年2月19日北京时间下午4时13分，因肺炎、心脏衰竭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去世。2016年2月21日，《新华网》转发《新京报》报道，给戴煌很高评价。
　　
戴麟经：（1906年－1968年），前中华民国国脚，是第一位率领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主教练。小学毕业后跟随父母搬家到上海，中学就读南洋公学，之后升读交通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转入暨南大学。1926年，進入了由球王李惠堂组建的乐华足球队，迅即闯出名堂，成为球队主力中锋，“戴中锋”外号不胫而走。1927年随同三华队访问澳大利亚，31场射入28球，入球数仅次于李惠堂。1928年，跟随暨南大学足球队访问东南亚诸国。1930年，戴麟经入选中华民国代表队，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首场比赛对菲律宾，戴麟经大演帽子戏法，协助中华民国大胜5比0。第二场对日本，戴麟经射入一球，战平3比3，并列冠军。1932年与李惠堂、陈镇和等一同到印尼发展。1934年返回上海加盟东华队，与孙锦顺、李尧、韩龙海、贾幼良合称“东华五锋”。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以及1936年柏林奥运，戴麟经都因故缺席。戴麟经于1945年退役，成立合群足球队，并亲自担任教练培育新秀。中共国建立后，戴麟经于1951年应中共军邀请成立八一足球队，并担任教练。1956年任国家足球指导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中国国家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出于国籍的考虑，戴麟经接替原来的匈牙利籍主教练约瑟夫成为中国队教练，在与印尼的两回合较量中一胜一负，取得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国家队第一场正式国际比赛的胜利，不过最终在附加赛中战平，因总入球数少而未能出线。失利后戴麟经辞职。1959年，担任八一足球队主教练。文化大革命期间，戴麟经与夫人南洋归侨李爱玲均受到迫害，先后自杀身亡。1978年，得以平反，恢复名誉。

戴涯：（1909年－1973年），话剧演员、戏剧活动家。1933年，二十四岁的戴涯与唐槐秋（1898—1954）合作，创建和领导了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唐槐秋任团长，戴涯任副团长，两人都同时兼任剧团导演和演员。中旅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民间职业性演出团体，对倡导中国话剧走上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之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中旅还为我国演艺事业培养和锻炼了诸如舒绣文（1915—1969）、陶金（1916—1986）、白杨（1920—1997）等一大批著名演员。1957年5月24日，在纪念中国话剧50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主席田汉（1898—1968）主持下，曾对中旅的历史贡献作出了很高评价。1936年秋，戴涯与曹禺（1910—1996）、马彦祥（1907—1988）携手，组建中国戏剧学会（简称中剧），戴涯担任中剧会长兼导演、演员。抗战八年中，戴涯长期率领中剧，在西北这片话剧处女地艰难运作、辛勤耕耘，演出進步话剧，播撒话剧种子。＂新中国＂成立后，戴涯先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任教师，1954年進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春，戴涯和表演艺术家于是之（1927年生）、朱琳（1923年生）联袂，在郭沫若（1892—1978）编剧、焦菊隐（1905—1975）和梅阡（1916—2002）导演的历史剧《虎符》里，成功扮演魏王，这成为戴涯演艺生涯的绝唱。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迫害。1973年3月，因病去世，终年64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31日

中共瘟疫概论

本《纪要》是止于2020年4月30日之前收集的各类媒体新闻报道，由于篇幅都太过宏大，便取每篇的要义大概，文后还附有连接网址；阅者若对某篇全文感兴趣，在互联网上输入文章题目或网址即可。隅尔出现无连接网址的小评论，则是在下因愤慨所表示的看法，无足轻重的。－－整编者注。

疫情在中国（壹）
2020年1月23日忧武汉疫情管控已“崩溃、失控”疫区居民趁锁城前出逃
武汉市政府于周四（1月23日）凌晨采取“史上绝无仅有”的封城对策；全球已确诊628例，17人死亡，中国确诊共618例（死亡17例），澳门确诊2例，香港确诊2例；台湾确诊1例；泰国确诊4例、日本、韩国及美国各确诊1例。根据壹名于封城前壹刻、从疫区“出逃”的居民说，武汉当局从月初壹开始的隐匿疫情、到对肺炎致死病患的草率处置、不透明，甚至到封城前壹刻的机场检疫工作都还是很松散，这让他大喊，武汉官员“根本失职”，对疫情的管控也“崩溃、失控，太荒唐了”。－－忧武汉疫情管控已“崩溃、失控”疫区居民趁锁城前出逃

2020年1月26日美国传染病专家：从武汉归来，惊讶官方对疫情不动声色
前“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美国纽约州南安普敦市石溪大学传染病专家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Dr. Rajeev Fernado），本月17、18号两天在中国武汉，专程现场考察新型冠状病毒的状况和政府的防控。他回到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了这么壹些话：
＂壹路上我注意到，人们根本没有害怕，壹切很平静，大家都相信政府说的壹切都在控制中。＂
＂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愿意发布真实消息，壹切都不透明，甚至好几天不更新信息。这意味着政府不及时阻止疫情的传播。＂
封城行动＂是原始的行为和思维。＂＂我还担心，这么大规模的封城，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壹起，让更多人感染。＂－－美国传染病专家从武汉归来惊讶官方对疫情不动声色

2020年1月29日多地病床不足公安采取文革式的防疫封死家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本周三（29日）已突破六千例，疑似病例近万，死亡超过130人。同日，日本政府派出包机，从中国武汉撤走206名日本人，下午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厚生劳动省表示，已确认其中4人有发烧、咳嗽症状，安排将4人送往指定医疗机构。
武汉绿景花园居民胡维丽发帖说，她的父亲1月18日从普仁医院透析回家后发烧。1月27日下午，医院确诊其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医院拒收。
网民提供的壹段视频显示，河北廊坊公安带人把壹户到过武汉的家庭成员软禁在家14天。当局担心住户离开，派出多名男子用三角铁将住户房门钉死，并在门口帖上写有此户系武汉返乡人员，请勿接触的提示。
另外，各地政府为了阻止疫情，在路边帖出各种横幅，如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串门就是相互残杀等，壹批近乎疯狂的口号。

2020年1月30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中国武汉出现，2020年1月7日，经全基因组定序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但从国际媒体的报道实践看，不少媒体从新闻标题的简练度和传播的便捷性考虑，并未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命名，而转而采用“中国肺炎/病毒“（China pneumonia/virus）、”武汉肺炎/病毒” （Wuhan pneumonia/ virus）取代。

2020年2月1日她最早上报疫情:我这次把壹生的眼泪都流光了
张继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壹个月前，她最早发现这场疫情苗头，并和院方壹起上报。
12月29日下午1时，分管院长夏文广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心血管、ICU、放射、药学、临床检验、感染、医务部的10名专家。专家们壹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2020年2月2日纽时:还原疫情关键7周中国为何没及时控制传播
1月7日，周先旺在鲜红的国旗背景下，向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承诺建设壹流的医学院，举办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以及建设壹个面向医疗企业的现代化产业园。他和其他的省级或市级领导人壹次也没有公开提病毒的暴发。
“讲政治永远排在首要位置，”湖北省省长王晓东1月17日引用习近平强调服从的话对官员们说。“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相当糟糕的是，壹名患者已经感染了至少14名医务人员。
在接到习近平的命令后，中国的官僚机构才迅速行动起来。那时的死亡人数是三人；在接下来的11天里，死亡人数会升到200以上。

2020年2月5日 BBC: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大事记如何蔓延到全世界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何从武汉蔓延至全世界？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又做了哪些应对措施？BBC按照时间为妳详细拆解。
12月1日当时公开信息：无
12月10日当时公开信息：无
12月26日当时公开信息：无
12月30日壹张武汉市卫健委的内部通知在网络上流传，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并与该市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通报肺炎疫情，称该市目前发现了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7人病情严重。但通报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也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被关停，有检疫人员前来检测物质。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无死亡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在机构内部发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月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疫情病原。
1月10日中国科学家向世界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称，被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为41例，其中1人死亡。通报同时强调，在1月3日以后武汉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3日壹名武汉游客在泰国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在中国境外确诊的首例病例。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文称，该市没有新增病例，且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6日日本宣布确诊该国首个感染病例。
从1月11日到1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连续7天宣布未有新增病例。
1月17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根据模型预测，在中国的实际感染人数已接近1700例。
湖北省“两会”结束。
1月18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有4例新增病例。
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大量人员聚集的“万家宴”。
1月19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称有17例新增病例，累计有62例确诊病例。
1月20日武汉新汇报136例确诊病例，累积确诊的病例人数猛增至198人。当日晚上，钟南山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首度确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并透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
1月22日香港和澳门分别确诊当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
1月23日武汉、黄冈、鄂州等多个湖北城市陆续宣布“封城”，限制公共交通出入。
湖北省的感染病例上升至444例，武汉新增8人死亡。

2020年2月10日疫情之下癌症病人被中断治疗!癌也是人命啊!
壹个生活在上海的淋巴瘤患者，记录下了在疫情和癌症双重阴影下，病友的艰难求生路。
认钱的服从政治的医疗系统这时“停止接收壹切病人”；当地号称＂父母官＂们此刻没有人认同＂癌症也是人命关天＂的；难到他们的智商和常识不懂得＂不是所有病都能等＂的问题吗？

以放弃壹部分患者的代价，去承救另壹部分患者的做法，谁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疫情过后必须彻查到底。患病没得选择，治病却为何有选择？即便为"政治正确＂服务，那也得讲个先后。
生命本没有贵贱。壹定要把"政治正确＂视若高于生命而排在第壹位，这种野蛮、等同谋杀的做法，只有在专制独裁者的国度才会发生的荒唐事。
人道主义被蹂躏到壹文不值，白衣天使无奈也成了见死不救的害人帮凶，这场景，怎不叫人没齿不忘、耿耿于怀！

2020年2月19日妳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躲过这场旷世国难？
（1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明确地发表了对香港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对大公报表示，当前并无证据表明香港病例与武汉的直接联系。“不能因为去过武汉就说是被传染的。”他还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同时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1月10日，武汉市“两会”闭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壹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疫情可控”。
中国春运开始——壹切似乎风平浪静。
1月11日-17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顺利召开。
1月16日，徐建国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仍表示：这是壹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壹发病。
根据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的采访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壹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
请记住彭志勇这个名字，12月底专家组默认立场认为不会人传人。但是，彭志勇认定是烈性传染病，通知同事严格防护，结果中南医院在同类医院中医护感染数量最少。

国家卫健委在武汉肺炎前期定下的三条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这是哪个混蛋王八拍板定下这套诊断标准的？因这三条诊断标准，放任了多少患者，造成了多大伤害，由此引发的人道灾难和经济损失，必须要拍板定下这套诊断标准的担刑责，并对在此瘟疫中被伤害的家庭和个人，国家要有赔偿！

疫情在中国（二）
2020年2月19日 HY研究员：武汉之殇：何以至此？
壹、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去武汉干啥了？
1、第壹批专家组（12月31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壹批专家组成员包括CDC徐建国院士，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危重症科主任曹彬。从上面人员构成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卫健委派出专家组主要有两个任务：壹是危重病人救治，二是调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
2、第二批专家组（1月8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既包括北大第壹医院危重科主任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也包括CDC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
3、第三批（1月18日）：
包括组长钟南山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士、CDC主任高福、CD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院士及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这壹次武汉之行后，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事实公之于众，随即全国拉开了新冠疫情的阻击战。
二、壹线声音：武汉医院的真实情况
1、财新记者1月30日在线采访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
财新记者：妳是指像SARS那样会“人传人”？
李文亮：明显存在人传人。
2、财新记者2月4日采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
彭志勇：“我在1月3日知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后，就判断出这种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传人。”2月5日，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让他做出此判断。
3、《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协和医院医生林羽（化名）：
“病人往上报，几天都没有反应，然后上面说还在等，人太多，导致很多医生、病人不能确诊。”林羽说，当时，院内还有接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在隔离观察。
4、中国青年报采访武汉某三甲医院的病房主任李亮（化名）：
我看到的是，发热门诊从开设时的壹天200多人，到300多人，到400多人，就这样逐渐增加。我们的发热门诊从开设那壹天就是24小时壹直运转的，很多患者要从白天等到半夜才能看上。
三、武汉通报：从“不会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
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
1月5日通报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1月10日前送到了CDC進行核酸检测。1月16日通报新增的4例，发病时间在1月5日至8日，武汉卫健委進行了隐瞒（1月6日-9日期间无不明肺炎情况通报）。
1月10日后已经有核酸检测，而1月12日至15日却通报没有新增病例，他们显然全部進行了隐瞒。也就是说，只有1月5日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了CDC，而其他病例都没有上报，也没有对外公开。除那59例病例外，其他病例都是在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出了诊断标准，武汉市卫健委才進行了通报。
四、公开说谎：不可掩盖的事实
根据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资助的二十壹批共３５０名医务工作者（截至2月17日）的信息，已有4名在1月11日前确诊：
陆先生，武汉同济医院，2020年1月7日在武汉同济医院确诊感染（首批）；
余女士，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0日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十五批）；
余先生，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1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十二批）；
王先生，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1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二十壹批）。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9日发表的论文显示，1月1日-11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
然而，武汉市卫健委从12月31日至1月11日壹直通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明显与事实情况不符。
五、信息管控：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1、《中国新闻周刊》1月31日曾在线采访了李文亮：1月1日，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進行了处理，包括李文亮医生。
2、《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协和医生林羽：“整个就不让说”。
六、关于专家：究竟是误判，还是被误导？
七、不得不说：匪夷所思的诊断标准
八、研究成果：为什么没有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九、疾控中心：妳不知道有多么尴尬
十、最后的话：事情何以至此？－－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43879

从武汉市卫健委到中国疾控中心，这些所谓的专家，其实都是中共党手下吃软饭的有闲人；在政客的把持下，他们就象是政客先行放出探视的鹰犬，然后让怎么说就怎么说，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不仅徒有虚名，还是此番武汉肺炎瘟疫世界大流行的最大帮凶！

2020年2月20日受“封城”影响中国百万艾滋病感染者恐断药
为了防控武汉肺炎传播，中国有超过五十个城市采取不同程度的交通和人员進出管制，这种情况引起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的关注，担心“封城”会导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足够药物供应。
关注艾滋病人权益的志愿者“燕子”表示：“大部分在家吃药的都是艾滋感染者，也就是病毒携带者。对于携带者来说，他们每天都需要吃药，药物断了几天就会出现耐药性，得要换药，对于未来的持续治疗会有壹定影响。从治疗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来说，确实不希望他们断药。”
根据官方数据，直到2018年年底，中国估计有12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2020年3月4日中国非新冠患者陷困境：我们被拒之门外没有出路
壹个三岁的小男孩焦急地等待下壹轮化疗。然这时，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医生突然将他拒之门外。
武汉的壹名女子写道，因为担心交叉感染，她62岁的母亲已经被数家医院拒之门外。
上个月，23岁的廖家豪（音）去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壹家医院，希望接受视网膜脱落手术。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失明。但医生表示，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后才能接受治疗。“我们很困惑，”梁婉莹（廖家豪女友）说。“没有资源留给非新冠病毒患者。”－

2020年3月6日抱歉，我实在没能挨过这个冬天
李戈，云南，31岁，从事花卉行业12年花烂在地里我还能少亏壹点钱。
张振刚，河南，某养鸡场负责人腊月二十九，3万6千只出壳刚壹天的小鸡雏，壹筐壹筐，连着蛋壳，通通倒進了新挖的土坑中。
刘德成，45岁，从四川壹路追花到云南的养蜂人从大年初三到现在，光是死去的蜜蜂，就装了六七桶，都倒掉了，那是能装三四十斤水的大桶。
朱文玖，浙江横店，制片人。我们组总共800多人，每天壹睁眼就是壹百多万，压力太大了。
匿名，天津，某药店老板，现在我们药店人最心寒的是，我们也算是壹线，环境也很危险，大家尊敬医院里的医生，却对药店百般打压、频繁举报。
老姜，餐饮老板，今天发完工资，就打算退出餐饮了。身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到下个月就拿不出钱来缴房租和发工资了，我坚持不下去了。
陈欣，湖北咸宁，带女儿到武汉求医的母亲打了很多家酒店的电话，没有壹家愿意接收我们，打了市长热线、交管局打到疾控中心、社区、求助站……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会给我下壹个电话，壹圈打下来又回到了原点，‌‌“妳打市长热线问问吧‌‌”。
徐强，浙江义乌，意外困在武汉的‌‌“流浪汉‌‌”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沿着那条街胡乱地走，走了壹两个小时，走累了，我走進壹个公园，躺在长椅上，靠著背包睡着了。壹个保安把我喊醒，‌‌“不准在这里睡！‌‌”
那我能在哪里睡呢？－－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抱歉我实在没能挨过这个冬天

因壹刀切的封城，在国际上大吹是最好防控措施，经济就这么被毁于壹旦，其它的病患者就只剩挣扎；权力的蛮横，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实施谋杀的手段，令人匪夷所思。

2020年3月11日武汉又爆大规模群聚感染上海秘密启动方舱医院
3月9日，据武汉当地壹位医生家属爆料，最近几日，在汉阳又有几个小区大规模爆发感染，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后复发，"然后在取快递的时候，群体聚集又感染了"。
武汉市民：医院"很恐怖"。武汉市民张毅告诉《美国之音》："像我们前面就有壹个人正好就是拿了壹个化验单出来，他是阳性，……，医生就让他去隔离医院。然后我就问了壹下，每天都有这种新增的病人、而且是确诊的病人，他们都是在家里，根本没出过门，但是无任何症状，既不发烧，也没有任何症状的病毒携带者，是来看其它的病才发现。"
上海异议人士杜阳明告诉希望之声电台，上海从8日开始，虹口足球场作为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启用了。
台湾《民报》10日引述北京台商的消息说，目前北京疫情恶化，灾情不下于武汉，只是消息被严格封锁。
中共对外宣称，4月份武汉都要全面摘下口罩，中国将全面复工。

2020年3月12日中国卫健委宣布中国国内疫情流行高峰期已过
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3月1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2020年3月14日新冠确诊数骤降武汉医生揭真相
中共宣称"抗疫成功"，官方数据中，疫情中心武汉的新增确诊也降至个位数。
网上流出壹名曾在武汉方舱医院驻点的医生在网络群组中的聊天录音。录音中说到：血清学检测手段是检测武汉肺炎的"金标准"，现在已经全面喊停，都是"政治学的诊断"、"政治学的治愈"。在习近平3月10日视察武汉的当天，最后壹批方舱医院病人出院。

湖北人壹家三口在外地被隔离14天，每天每人500元，共交纳壹万五千元现金！这个中国同胞压着气愤和无奈，反抗无效，只能交钱。全智胜：隔离费用500壹天，壹家子开两个房间，14天需要壹万四千元人民币，这就是热衷于隔离的原因，没有之壹！这已经不是个例，韭菜根妳们早就刨完了，现在刨的已经是人血、人命！难道非要这么高的隔离费用吗？－－2020-03-16 05:05 来源: 博谈网作者: 金鸣〖兲朝浮世绘〗世界向中共讨债的日子近了习开始害怕了

2020年3月17日《科学》最新研究：武汉封城前超8成新冠未确诊
3月16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的壹项研究：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中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只有总感染病例的14%，也就是说未记录（undocumented）感染者比例高达86%。作者中包括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地球系统建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0年3月19日有情况?援鄂医疗队紧急接受新任务全部留武汉
3月17日凌晨，浙大壹院援鄂医疗队140人、浙大二院援鄂医疗队171人分别收到紧急通知：再战武汉协和西院。同壹天，浙大邵逸夫医院援武汉医疗队142人也接到武汉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通知，参与武汉肺科医院危重型病人的救治工作。
经过短暂休整，胜利后再战，浙大人勇挑重担。因为，武汉还需要他们！
休舱仅24小时－－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750

疫情在中国（三）
2020年3月22日热贴：武汉医生忧疫情二次爆发学者称不会再公开
港媒引述评论员分析，中共已将"数据归零"炒作成自己的政绩，即使二次大爆发也会继续掩盖。此前，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共大肆炒作"输入型病例"和所谓"海归人士隐瞒病情传播病毒"，是打算让海归华人为下壹波疫情爆发"背锅"。

壹个朋友转给我壹封信，写信人讲述他妹妹的经历。说他妹妹以前每天都出去打太极拳，在家宅了五十多天后，突发脑卒中。叫了110，却到处没医院收，好容易辗转送到某医院，却要先查是否新冠肺炎。待得出结果，排除新冠肺炎后，业已耽误了最佳时间，壹周后去世。写信人说：“我要急着把事情说出来，壹方面是发泄心中的悲愤，更重要的是警示武汉的当权人，正常的医疗秩序要立即恢复，正常的公交秩序也要恢复，应该防控和秩序两手抓，要不然会寃狂死更多人！我弟媳的母亲胆管癌疼痛不能進食无医院收治，打无数个110、120没人接电话，年初二早晨活活地痛死。”他说：“真是可恨新冠的全城蔓延，可恨武汉卫健委对疫情不透明不公示，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封城之前那些无作为的领导心中完全无数，封闭快二个月了对众多老龄慢性病患者，癌症，以及急症患者完全无应对措施，这是壹件很可怕的事！！！！”这些都是原话，连标点符号都是。－－京港台：2020-3-22 方方：疫情看上去稳定，但人心似不太稳

2020年3月29日中国感染人数低于美国与试剂盒质量有无关系?
这两天从西班牙、从捷克、从土耳其都传出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试剂盒准确度不高的问题，西班牙已经把壹批购自中国的快检试剂盒退货，而土耳其也出了类似问题，当局已经放弃采用。这里引出的问题不光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学者质疑，中国感染人数低于美国，与试剂盒不合格是什么关系？

武汉肺炎病毒不听党的话，舆论工贝完全听党的话的，数字也是听党的话的；把不听党的话的数字改成听党的话的数字，把不听党的话的故事改成听党的话的故事，把不听党的话的人训诫成听党的话的狗，于是，皆大欢喜，我党英明伟大永远正确。

2020年4月2日病毒卷土重来？紧急之下中国这地又被“封”了
网上流出的3月31日下达的河南省郏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文件指出，所有村（社区）、小区均只能保留壹个出入口，“所有人员要凭证出入，测量体温、佩戴口罩，三者缺壹不可”。上海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等室内景点因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已于星期壹再次关闭。

2020年4月6日热贴：中国再次爆发疫情？传大陆民众急翻墙吹哨
壹位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朋友透露，疫情似乎二度爆发，“中央内部通报是每天增长在2500左右”，还不包括无症状患者。

2020年4月6日无症状感染+输入病例武汉45个小区重新被封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壹（4月6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截至4月5日24时，中国报告的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8例, 而前壹天为47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0例。由于出现无症状病例和其他未指明的原因，武汉官员取消了45个居民区的“无疫情”状态。“无疫情”状态允许住在武汉小区的人壹次离家两个小时。

2020年4月8日武大首席专家警告武汉仍有壹两万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主管的健康时报6日报导，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杨炯受访时指出，“从近三天普查数据来看，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占0.15%-0.3%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壹两万的无症状感染者，虽然现在看来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比较低，但总归是有传染性的，还是需要警惕。＂
台湾小儿科医师林应然眼里认为：＂因为封城、锁国壹定会缓和，但是缓和不是变成壹个案例都没有，那不可能。除非妳不诊断、不检验。”

2020年4月13日网友直击：河北邢台疫情恐再次爆发重新封路封村
网友发表了许多图片，显示河北邢台许多村庄又重新开始封路、封村。

2020年4月14日绥芬河告急代市长承认确诊243例打脸卫健委
临近俄罗斯的绥芬河口岸疫情告急，向社会求援并抢建方舱。面对疫情的巨大压力，当地的代市长被迫亮相道出实情，当地确诊病例已有243例，从而曝光了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据造假。

艾未未说，“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人说，我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这些人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认为，这完全就是壹种宣传。果真如此的话，这意味着很快地会有另壹场危机将至，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情况。”－－2020-04-14 来源: 自由亚洲艾未未国际社会不信中共才能动摇其统治

从SRAS到武汉病毒，中共国壹次比壹次地严重感染世界，让世界各国遭受不白之冤，自身又象是壹个只认钱，其它什么道义守信规则事实都不认的流氓，竟还常常在世界民主舞台上表演出壹副＂救世主＂的嘴脸。在认清楚这张嘴脸丑恶之极之后，世界民主舞台的共享者们真的要认真想壹想：还需不需要有让它继续存在的必要。
中国人民不需要中共需耍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人民不需要中共；中共需要控制利用中国人民来欺骗愚弄世界，世界需要帮助参与中国人民来推翻中共建立民主社会。

2020年4月20日哈尔滨两家医院发生院内感染排查名单有4106人
据齐齐哈尔新闻网4月20日消息指出，近日，哈尔滨市本土新增病例的出现，给黑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拉响了警报，也给齐齐哈尔市疫情防控工作敲响了警钟。

2020年4月22日哈尔滨大批医护人员感染民众被要求封口
4月22日，中共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楠向媒体公布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8名医护人员在医院感染。其中包括2名医生和6名护士，现已经全部送到定点医院治疗。另有216名医护人员正在集中隔离，还有189名相关人员采取居家隔离。目前第二医院已经暂停门诊。有网友发帖：“不让说，说了马上就封号。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信息封闭状态。”

2020年4月25日中国多地复学复课传出疫情二次爆发没法控制
深圳市卫健委副主任吴兵介绍说，截至4月21日，深圳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461例，另有33例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医学观察。在深师生中，共有27人报告感染新冠病毒。

2020年4月27日网友直击：哈尔滨疫情持续恶化全城沦陷
据哈尔滨当局官方报道，在最新疫情通报中表示，4月26日哈尔滨仅出现2个确诊病例。1个在香坊区三合园小区；另壹个在松北新区枫林溪语小区。
但在另壹则通报中，仅在4月26日这壹天，全市发热门诊诊疗人数243人。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502人。－－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1923

2020年4月28日网友直击：山西医大壹院逾千人等候就诊山西病了么？
据官方媒体报道，从4月26日开始，山西医科大学第壹医院和山西省人民医院都取消了门诊窗口挂号，而改为“网络预约”挂号，并根据时段错峰就诊，以避免人员密集造成交叉感染，引起中共病毒疫情二次爆发。但大多数民众没有收到通知，就出现逾千人拥堵的场面。－－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2361

3. 中国人从来不怕灾难，不管是多大的灾难，只要是大家壹起倒霉就行，从不探究真相，也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灾难过后，庆幸自己躲过了，嘲笑别人离去了。最后扔下壹句混账话：这都是命。－－2020-04-25 来源: 博谈网
〖微视野〗末日是人类不自知的漫长的衰变
－－这便是中共愚民教育下奴隶思想的壹种体现。大小主子在面对刘少奇因三年大饥荒追思究责后，为自己壹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于是，对文革没人敢追思究责，对腐败现象没人愿追思究责，对人祸频频更没人想追思究责。从高层到地方政府，就为壹个＂钱＂字而闹哄哄妳方唱罢我登场，反过来倒要对敢追思究责者大动干戈了，比如放任对温和理性的《方方日记》的恶语毒言，真让人大跌眼镜后从而有了新的认知：原来我们西装革履地还生活在没有话语权、不可独立思考的奴隶社会；原来奴隶中不乏有跃跃欲试争做奴才者；原来21世纪的中国作家，在国外出版壹本本国不敢出版的随笔《日记》，就成卖国贼了；原来在中国，只耍有话语权，哪怕是条狗，也可以教育人怎么去做狗的。

医生说（壹）
2020年1月23日武汉肺炎壹线医生口述：疫情大爆发期或将到来
实际上，壹开始，整个形势都是可控的。新型病毒最先在武汉出现时，是由武汉卫生系统自己监测到的。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就通报，发现27例感染者。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种新型肺炎是什么东西。发现之后，他们对这些患者也進行了严格的隔离。1月9日，专家们就确认了病毒是什么，两天后，病毒的基因测序也做完了。这从应对上来说是非常迅速的。
2020年1月10日对武汉或者是各家医院来说都是壹个节点。在此之前，跟华南市场有接触且发病的病患都已经做了隔离应对措施。没有想到的是，潜在的传染者开始不断发病，在1月20号，武汉通报两日之内新增100多个病例，这其实是潜在的传染者传染了新的人。
病毒的传播是跟人口密度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认为大爆发期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是春节之后，大家返回去上班，人员往壹线城市汇聚，到了人口更密集的地区。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专家的那句呼吁，“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其实刚开始我们就听到传言说要封锁整个武汉，没想到今天真封了。

2020年1月25日谁之过?武汉医生:疫情刚开始时“整个不让说”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壹周前的2019年12月30日，医院收到了内部通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清查统计近壹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20年1月5日，卫健委再次通报，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2.31通报疫情，当天我去买口罩，药店排长队，而且断货。后面几天官方要我们“不传谣”，而且说“未见人传人”，我们松懈了。再后面壹周多，病例壹个没有增加，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壹位武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2020年2月5日武汉医生崩溃哭嚎:疫情严重比想象的还要累
近日，网上流传壹段小视频，壹位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在电话中朝着电话哭泣悲嚎："我们不想过（年）？妳自己看？妳们到底想干什么？……"该短视频迅速引发关注，目前在抖音上的观看量已突破1060万。
据知情人告知，视频所发生的时间正是清退住院病人、收治确诊患者住院的交接时刻。发热患者都集中在急诊科，急诊科的接诊压力可想而知。
“今天病房里有个护士在防护服背面写上了‘今天大年三十，别吼我！’几个字，我才意识到今天已经除夕了。”感染科二病区护士长邵丽24日告诉澎湃新闻，她们科室的护士都是二十出头，已经非常勇敢。偶尔“有情绪”，邵丽就鼓励她们壹起哭壹哭，甚至找她吵壹架。

2020年2月20日武汉医生:去年底人传人迹象明显稍有常识都能判断
12月29日当晚，李丹还是被接连出现十几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吓到了”。12月30日是星期壹，有同样症状来医院就医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有些患者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当天，李丹负责的病区的四十多张床位很快就住满了病人。
“如果只是壹般的传染病，我们怎么会未卜先知地去隔离病人、上三级防护？”在向《中国慈善家》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李丹如此反问记者。
“病人测了是SARS，怎么办？”12月30日，李丹认识的壹位做二代测序的同行，发来微信。李丹当天向医院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无人接听，她就在微信留言。“妳又在那儿瞎讲，妳不就说的是同济医院那几个病人吗？”李丹后来被领导壹顿数落。“我说的不是同济的病人，是咱们医院的病人。”李丹解释说，如果只是同济医院的病人感染了这种奇怪的病，问题可能还没那麽大，但其他医院的病人也有类似情况，这绝对能说明存在传染（人传人）现象。
医院领导让李丹向同行要到“疑似SARS”患者的CT片，看了CT片子后，李丹更是坚定了对“传染性”的判断。
“12月底，人传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出来。”李丹说。

2020年2月20日武汉医生曝光真实疫情网民：这是搞群体灭绝
近日，壹名武汉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在社交平台发文揭露新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的真实情况，原文如下：
······
首先，为了加快病床周转，确诊的新冠患者住院10余天，没有生命危险，达到文件规定的出院标准，就要离开出院。
壹些住院治疗的患者前壹刻还在吸氧，走路都费劲，下壹刻就要出院了，因为达到了文件规定的出院标准。
······
其次，中药参与救治，每壹位患者都要中药治疗，不论轻重缓急，不管望闻问切，按照症状选择拟订好的草药处方。谁有反抗，就是违抗抗疫大政方针和最高指示精神。
······
当初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利益牺牲了普通患者的利益；现在为了完成新冠患者去库存的目标，牺牲在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
我们已经走在运动式的救治之路上，我们在大跃進的方向上迈進。

2020年2月22日北京主任医师怒骂：政府让我们去填坑送死
2月22日，北京某医院壹名内科的科主任侯勇（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次扩散范围很广，“事儿很大”。在受访中，侯勇还几次难掩心中愤怒，直指中共政府腐败无能，导致疫情大爆发，还让各地医务人员去武汉填坑送死，他们院被派过去的医护回不来“都快崩溃了”。
但侯勇透露，其他省市的医护人员仍被继续派往武汉，“山东基本上都已经掏空了，还有像江苏这些地方，基本上掏了壹半的医生，派到武汉去填坑，那真是填坑！没办法。整个武汉这套官僚系统特别腐败，我们的医生到那边儿的话，自己带东西，否则的话，那边儿什么都没有。”
侯勇感叹说：“整个武汉，我说句实话目前就是人间地狱。它（政府）壹建方舱（医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把他们都聚到壹起了，相互传染，它违背了传染病最简单的壹个道理，要隔离嘛！”
侯勇还说：“接下来可能连网络都要断了，我什么都不能说了。听说国内要建壹个大的网络工程，就是建壹个国内的根服务器，不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了，要把全中国变成壹个局域网，就控制到这种程度。”

2020年2月26日医护在《柳叶刀》曝武汉惨况遭中国全网封杀
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24日刊登2名位在武汉的广东医疗人员的文章，向全球医务人员请求医疗支援，并透露当地防护设备严重短缺的惨况，但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本已被中国封杀。
投书提到，除了身体的疲惫之外，也遭受的心理层面的痛苦。“我们虽然是专业护理人员，但我们也是人啊，我们和其他人壹样会感到无助、焦虑和恐惧。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有时会抽空安慰我们，试着缓解我们的焦虑，但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护理人员也还是会哭泣。我们之所以哭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必须在这里待多久，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参为医护人员，是感染COVID-19风险最高的壹群人。”

2020年3月10日被秒删的人物特稿：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壹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壹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壹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壹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壹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壹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壹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壹身冷汗，这是壹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妳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壹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壹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晚上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过了大概壹个小时，医院又来了壹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壹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壹下。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妳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壹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壹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壹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壹人发壹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壹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壹起沟通壹下，也许局面会好壹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壹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麽多悲剧了。
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壹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壹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壹次周会上，壹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壹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壹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在1月23日封城前壹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妳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妳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壹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壹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壹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壹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壹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壹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中心医院正副院长、书记，牠们是新寇病毒大瘟疫的同谋之壹，牠们用权力帮助新寇病毒杀人，牠们通过打压真话以达拖延之目的，实施著整个瞒报过程，以使新寇病毒杀更多的人，最终让新寇病毒得获＂武汉肺炎＂的冠冕。
牠们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020年3月12日南周接力揭武汉中心医院黑幕　“训戒发哨人”书记蔡莉成焦点
学者指，武汉中心医院负责人是导致李文亮等人死亡的“直接责任方”，必须被问责。
《南方周末》周三发表题为《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的报道，進壹步揭开了武汉中心医院包括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以及纪委书记李蜜等严苛压制医护人员预警，并迫使他们在没有防护地暴露在巨量病毒下，并导致该院300多医护人员感染、4人死亡，4人仅靠仪器维持生命。即使在数百医护人员感染，多人死亡之后，武汉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从疫情出现后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去现场看望倒在防疫壹线的员工。直到3月8日，该院的负责人在厚厚防护服的包裹下，去隔离病房看了那些倒在防疫壹线的医护人员。
而据知情人透露，无论是《人物》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都隐去了几个敏感的细节。其中壹个细节是党委书记蔡莉等人在训诫包括艾芬在内的“发哨”、“吹哨”医生时，扣上的三个政治大帽子分别是：“妳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妳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妳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另外，蔡莉3月初被卫健委命令必须24小时呆在医院之后，立即给自己安装了床、淋浴设备，因为洗澡怕冷，还装了浴霸。
壹位知情者更举报，蔡莉对医护人员凶残无情；但她的女儿成绩不好，却能進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并且是最早在武汉开着宝马7系、出入奢华场所的官二代之壹。而作为壹个该级别官员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买不起那样的豪车。
资深心理学者谭刚强认为，导致李文亮等人死亡的“直接责任方”是武汉中心医院的负责人；他指该院高层对下级医护人员和患者生命的漠视程度“让人愤怒”。
希望匿名的法学教授周先生指出，蔡莉和彭义香这种人日后被抛弃是必然的，但现阶段估计官方在权衡利弊，因为这些人壹旦被问责，他们也会甩锅给他们的上级。这会让各方都难堪。－－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南周接力揭武汉中心医院黑幕“训戒发哨人”书记蔡莉成焦点

医生说（二）
2020年3月26日请把钱发给我们：请不要过河拆桥！
此前就看到有地方委府采用精神嘉奖法，动员奔赴湖北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主动放弃”政府当初承诺的补助，心里就感到非常窝火——诚信壹词闪闪发光可是满大街都见得到，难道这壹核心价值观的要素词汇，只是专门针对普通老百姓，对各级委府就不适用？
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十分荒谬，有网友如此批评这种做派——简直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所有取消抗疫医护人员补助的政府行为，统统都是耍流氓。
荣誉嘉奖勒石建碑，那是湖北武汉人民的心意；如数兑现此前承诺过的抗疫补助，是各级委府法不容践、义不容辞、情不容伤的职责所在。
我非常赞成叶正松先生的观点——让善良不错付，对温暖莫辜负；不求英名青碑刻，但愿过河莫拆桥！文后附【江淮医学】刊文呼吁兑现对抗疫白衣战士的经济承诺，作者叶正松: 《请把承诺过钱发给我们！》’

2020年3月30日过河拆桥！大陆壹线医护人员开始“骂娘”了
大家还记的吗？3月初，网上曾曝光过安康市中心医院领导抗疫补助明显高于支援湖北壹线人员的丑闻，当时这事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壹转眼到3月底了，不想抗疫补助又成了微博上的壹个热门话题，不过这回不是在抨击领导拿的比群众多，而是壹线医护人员在控诉、吐槽当局承诺给他们的补助发放严重不到位，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不仅没有补助或者壹直在变更，之前发的还要收回，而且疫情期间还强制捐款。据微信公号丁香园披露，截至目前为止，支援湖北的55%的医务人员仍未收到补助，而全国未收到补助的医务人员更多达超八成。祸害全中国的中共肺炎之所以到现在能得到初步控制，他们是最大的功臣。
以下是他们在微博上的控诉和吐槽：
******：我是武汉的护士，上个月的收入本来就比平常少了好几千，加上没有补助的，让我这个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
******：从春节上到现在，从五官科上壹线分诊测体温，天天接触各色病人，到现在壹分钱没有补的。
******：我们医院也是，没日没夜没有休假地上班，没有任何补助，补助也就算了，多久能休假才是关键。
******：我妈说也不是那麽在乎这几千块钱，就觉得这样被人忽悠没有意思，前倨后恭去之前哄著去，现在变脸那麽快，还不如直接说奉献还显得自己伟大壹点，之前非典的时候说的多好，各种夸白衣天使，后面还不是医闹频发，需要他们的时候白衣天使，特别伟大，用完还不是这样
******：谁能想到疾控系统采鼻咽拭子都不算壹线呢。上山下乡采了1000多份密切接触者和高危人群，就因为里面没有阳性，就不算壹线了。当初没提补助这事，大家也24小时在单位待岗，壹个行军床在办公室睡了2个月。既然提了，就想问问，妳聊骚呢？？？
壹位医护人员在微信上说：“疫情开始，我们不计生死；疫情结束，妳们不计报酬！”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中共从来就不把人当人。

中国已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实施抗疫援助。“积极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援助，是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作为壹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是壹个曾在艰难时刻受人帮助的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认为，开展对外抗疫援助，也有利于中国控制和降低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扩散蔓延。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是当务之急。全人类只有精诚团结，才能共克时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胜病魔。”《人民日报》（ 2020年03月27日 03 版）－－权威发布：我国已援助八十九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 2020年03月27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cpc.people.com.cn/n1/2020/0327/c64387-31650105.html
－－＂宁予友邦，不施家奴＂。中共的对内杀善，对外伪善，通过这次武汉肺炎，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土匪就是土匪，伪装得再道貌岸然，那土匪本性，在华春莹、赵立坚等人言行上早暴露无遗了。
壹个连自己的子民都不愿关心照顾的政党，会真心施舍照顾他国的国民吗？

2020年4月2日美媒:李文亮被封烈士 “发哨人”艾芬医生失联
与李文亮为同事、被视为“发哨人”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艾芬去年12月底首先在微信上传播疫情信息，李文亮就是因为转发艾芬医生发出的信息而遭到警方训诫。有报道称，艾芬医生目前行踪不明。
《人物》对艾芬的专访在习近平武汉视察的当天刊出，文章出来后，立刻被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全网删除。

当局这般偷偷摸摸的行径，是壹个合法的政府正当作为吗？这与犯罪分子偷偷摸摸的绑架、黑社会组织偷偷摸摸的媒杀有何区别？
这无疑是以实际行动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就是壹个犯罪集团政府，我们就是壹个黑社会组织政府；我们不会做、做不来光明正大的事，因为我们的执政本不具有合法性！

2020年4月6日北京宣称的补助露馅仅2%医护收入高于平常
武汉肺炎爆发初期，中国财政部1月底下发通知，规定对直接接触治疗病例、参与病原检测和疫情防控等工作的相关人员，每人每天予以人民币300元补助。
随后许多地方机构也纷纷提出各种针对医务人员的补助政策，其中湖北2月初宣布，当地壹线应急处置医护每人可获6千元补助。
不过，中国医疗资讯平台"医学界"近日发布调查显示，59.3%的医护在疫情期间只拿到基本工资，20.2%的医护低于基本工资，只有2.0%的医务人员收入高于日常工资。
武汉市第五医院等多家医院的医生反映医院领导、行政人员所得的补助是壹线医生的两倍之多。
许多医务人员近期反映，在1月、2月发放的补助，医院又要求退回。

2020年4月11日有壹位援汉返回家乡的医生
在媒体的褒奖和网络如潮般的赞美声中，有壹位援汉返回家乡的医生，犹如惭愧且不无忧虑地回想起与他壹起在医院里奋战的清洁工。
‌‌“那些清洁工们，回家了吗？他们的归途，又是怎样的壹番景象？
那些无偿接我们上下班、为我们提供免费餐的志愿者们，他们回家了吗？他们的归途，又是怎样的壹番景象？
那些在白天和黑夜，忙着搬运遗体的运尸人，他们回家了吗？他们的归途，又是怎样的壹番景象？
我翻出那个问我要防护品的大妈微信，问她回家乡了没。
她说，还没回，年前来武汉，就是来为老公看病的，没想到遇到疫情困了这么多天，等几天带老公看病住院。
她跟我说了个事，公司结算时，只按200元壹天给她算工资，并不是招聘时承诺的600元壹天结算。
我的心堵得难受。想想，真是悲愤！我们医务人员，援鄂归来，是临时工的，马上解决编制，那个清洁大妈，却连承诺的工钱，都被黑掉壹大半！‌‌”
他按耐不住的敞开心扉，又继续透彻著自己内心的纠结：
‌‌“我确实为武汉拼过命，我曾8小时没上洗手间，5小时没喝壹口水，也曾昏倒过，······那些清洁工、运尸人、志愿者们，他们，就像壹粒粒尘埃，淹没在‌‌”十里相送、夹道欢迎‌‌“的光环之下。但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最有资格得到表彰的人！······
我不希望听到谁叫我英雄，那些同样为武汉拼过命的底层人，却被忽视之，所以，我认为，英难的称谓，让我受之有愧！‌‌”

这位返乡的医生我不知道姓什名谁，但我要对他大赞壹声：好样的医生！
为底层呼喊，摒弃所谓的＂英雄＂光环，作为壹个普通医生能做到这壹点，在中共极权统治下，着实难能可贵。
中共国的底层人物，全是为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即使位高权重者，中共通过内讧，也会随意制造出来，谁都可以被漠视甚至被欺负，比如当年刘少奇彭德怀们，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就可抽他们耳光；比如现在的湖北人与武汉人，全中国都在排斥，成了目前中共国的最底层人物。而现今政治极需维稳，维稳需要代价，湖北人与武汉人就在这代价之中。
至于那＂英雄＂光环，凡有点脑筋的都明白，这仅是中共洗脑的套路：套在死人头上，为的是洗活人脑子；套在活人头上，就洗被套著的脑子。

2020年4月23日微博大V“棒棒医生”因言获罪成为李文亮第二？
继李文亮和艾芬后，长期以“棒棒医生”为笔名发表医学科普文章，在微博拥有近百万粉丝的湖北黄石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余向东，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开发表诋毁国家防疫政策和中医中药的不当言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因此受记过处分，并免去其在鄂东医疗集团管理质量部主任、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的职务。
“他涉及到了中医中药。武汉疫情出现之后，推崇中医中药成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中医中药。还有余向东有壹定的知名度，所写文章的影响面很广，造成的后果也会比较严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生、现在纽约从医的何岸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虽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李文亮医生被追封为“烈士”；曾经失联的艾芬医生也现身网络“报平安”，但敢言医者被罚的事件屡屡发生，显示中国官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旧打压医界不同的声音。

北岛写过这么壹段话：＂我们决不倒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是的，在威权的凌辱之下，良知不会屈服，正义不会消失，真相不会隐藏，当自由的风掀翻了威权的神台时，自由的阳光将煎熬所有的魑魅魍魉，使牠们无处逃遁！

2020年1月22日瞒报病毒性肺炎，武汉政府何以如此胆大妄为？
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正在迅速扩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等，都纷纷沦陷。
到现在为止，武汉肺炎的起源到底是什么仍然不清楚，但是清楚的是，武汉方面肯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刻意隐瞒了这种肺炎：
在发病的时间上瞒报。第壹个病例发生在12月8日，但是直到12月30日，当地卫生部门才开始向公众通报病例。第二，在发病的人数上瞒报，中国政府周三（22日）公布全国确诊的武汉肺炎已达440例，其中9人死亡。但根据前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学专家的估算，武汉的确诊病例可能超过1700宗。第三，在该肺炎是否具有传染性的问题上瞒报。武汉方面在12月30日声称没有“人传人”现象，后来改口为“有限度的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湖北9城相继封城死亡数增加医生签保密协议
23日晚除了武汉，另有包括黄冈市、鄂州市在内的8座湖北城市，也在当日先后宣布封城。
湖北省政府在21日发出防疫通报，要求湖北省境内的所有单位，包括驻军和武警部队，“不分行政隶属关系，都要接受统壹领导、统壹指挥”。
至23日晚间，中共官方宣布，全国确诊的感染病例至少620例，境外6例。
　　但根据财新网驻武汉副主编发回的消息，武汉感染人数已经上万。
22日财新网披露的黄冈市政府内部文件显示，该市至少已确诊109人，但当时只对外通报12例。
令人吃惊的是，就在1月22日，微博“孝感发布”还在宣传发布“魅力孝感”全国摄影展，安陆市东大时代广场上举行舞龙灯表演迎新年等内容。
湖北武汉因肺炎疫情失控被封城之后，医护人员全部被隔离，令许多家庭处于痛苦和恐慌之中，有家人给被隔离的医护亲人送饭，隔窗痛哭，令人不禁唏嘘。有医生透露，发现有确诊及怀疑病例后，全部医护被要求签保密协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壹名医生透露，该院得知有确诊及怀疑病例后，全部医务人员被要求签保密协议。

2020年1月28日特别报道:1月6日之后,武汉肺炎12天病例零新增之谜
回顾武汉市卫健委1月份发布的疫情通报，1月5日通报59例确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之后至1月11日晚24时之间，“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认过程让武汉减少了18名此前已诊断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患者，紧接着，在湖北省召开两会的1月11日至17日期间，武汉出现了“无新增确诊病例”的“空窗期”。
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就这样错失了阻止恶性疫病進壹步大范围扩散的关键的12天：1月6日至1月17日。
湖北和武汉的政府公开信息显示，1月6日至10日、1月11日至17日分别召开了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这个时间段与新增病例空窗期内1月6日至1月10日疫情通报中断，以及1月11日至1月17日0个新增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时间起止点完全吻合。
由于当时医疗研究机构仍在检测病原、调查感染原因，直至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外的信息通报中都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称呼这起新型病毒疫情。
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对外披露，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确认了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但是，医学期刊《柳叶刀》于1月24日发布的壹则论文显示，在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公布的41名患者中，12月1日发病的首例患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同期刊物发布的另壹则论文显示，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4日期间在武汉的6位深圳旅客，在全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无野生动物接触史的情况下，因在武汉市当地医院看望亲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壹位在医院被感染的医生在接受北青深壹度采访时证实，他所在的科室大约于1月7、8日开始收治“不明肺炎病人”，第壹位病例出现发热症状后马上做了肺部CT和呼吸病毒、支原体、衣原体检测。其中肺部CT检测出来的是肺部磨玻璃病变，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表现，医生曾经提出应该做核酸检测确诊，但是”专家组的人说他们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随后这位医生也于1月10日在工作中被感染，并且直到1月24日才做上核酸检测，至北青报1月26日发稿时仍未算真正确诊。

2020年2月3日防武汉疫情真相被揭露　中宣部叫停多家媒体的报道
据仍留守在武汉的前线记者向本台透露，包括财新、财经、澎湃、三联生活周刊、界面和凤凰等在内的媒体，都接到了中宣部的指令，对其此前发布的相关报导，進行审查，并从周壹（3日）开始，对所有涉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报导，都進行严格的审查。
壹位要求匿名的记者向本台证实他们被迫删稿的事实，并表示，他们报导中涉及大量疑似感染者不被统计，已被中宣部严令删除。
记者说：我们的报导部分删了，就是那个统计的那个事，删得比较厉害。中宣部直接让删呀，妳不删不行。其它媒体现在都不让写稿了，稿子都不发了，全部下禁令了，不让写了。内部口头通知。
就在官方严厉封杀媒体的同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学影像专家、博导张笑春亦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求助资讯，指武汉因为采取核酸检测确诊病例，大批核酸检测呈阴性但CT影像已经查出为阳性的疑似病人仅被要求居家隔离，结果造成大面积家庭聚集性发病，实际感染者估计已经超过十万。
中国官方最新公布在大陆确诊病例为17205人，死亡361人。

纳粹戈培尔，在1928年刚上任宣传部长时就对新闻界说:“正如我早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闻界不仅要发布消息,而且还必须发布指示。妳们将会看到这样壹种理想的状况:新闻界被组织得那麽好,以至于它在政府的手里可以说是可随意演奏的壹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允许的”。
戈培尔大肆宣称“壹个民族、壹个国家、壹个政党、壹个领袖”，鼓吹服务于“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等；遗憾的是他就少说了壹句话：＂不忘初心＂。

2020年2月12日武汉政府甩锅：去年12月就已向中央报告疫情
这篇武汉‘汉网’刊出的题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文章大有深意。文章写到：“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壹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其实，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周先旺数日前已经公开“表示难过”，难过什么？“要是更早壹点采取措施就好了”，但是，他们必须要等中央“授权”，两位武汉领导人的做法以及随后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相关表态被为“甩锅”。

2020年2月16日内部文件曝光中共军方1月初就防范武汉肺炎
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1月2日下发的“严控外来人员進校的通知”显示，中共海军早2019年就知晓武汉不明防疫疫情，并出台“2019”298号防控文件；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
通知称，为做好该校不明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要求严控外来人员入校；确需進校者，必须报请安管处同意，并必须接受门岗体温检测，体温超过38者禁止進入。
上述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内部尤其中共军队这些关键部门，早在去年底就疫情是不明肺炎，有传染性，并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但中共壹直隐瞒中国人。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1月5日发给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内部报告说，该中心张永振与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市中心医院合作，于2020年1月5日从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壹名不明肺炎患者呼吸道灌洗液中测出类似SARS（萨斯）冠状病毒，并测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
报告称，该病毒与SARS 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命名为Wuhan-Hu-1冠状病毒。
报告说，鉴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该病毒应是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以及在临床救治中采用抗病毒治疗。

2020年2月16日习近平亲自“甩锅” 专家踢爆：党媒造假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十五日刊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月三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谈话全文，针对因应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习近平劈头就说，他在壹月七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下令对疫情進行防控。这段延宕近两周才被公布的发言，被视为旨在为挨批隐匿疫情与神隐多日的习近平"洗白"。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等专家指出，习企图借此扭转此前对他防疫不力的批评声浪，显示疫情对中共领导人造成的政治危机持续攀升。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远藤誉则直言，"求是"发布的会议发言根本是造假，因为新华社三日针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的报导，并未提及习曾口出壹月七日便下令防疫。

2020年2月17日港媒:习近平指示“勿影响过年气氛”致疫情失控
中共党刊"求是"日前披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于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提出要求。现在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封城，但当天的央视新闻连播头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大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字未提武汉人民与疫情状况。
在已发生人传人病例后，湖北"两会"照开，武汉也举行盛大的万家宴等聚会。消息人士指，在中央及地方均未高度重视疫情下，高福在内的专家便采取包括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方式预警。

今天有壹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壹下，果然有这样壹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壹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壹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壹壹方方：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2020年2月18日中疾控重磅论文:去年湖北已有104名感染者
这篇对于截至到2020年2月11日总共7万多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含4.4万余个确诊病例，1.6万余个疑似病例，1万多临床诊断病例和889无症状感染者）的分析论文，不仅信息量巨大，还印证了很多我们《环球时报》前方记者所采访到的信息。
将疫情的爆发分为5个时段
这篇论文最大的壹个亮点，是通过对72314名病例中的44672个确诊病例進行发病日期回溯性，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分为了5个不同的时段，分别为2019年12月31日之前、2020年1月1日至10日、1月11日至20日、1月21日至31日、以及2月1日至11日。
结果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并在之后的10天里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内），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并在1月的最后10天里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但随着防控手段的升级，在2月的前11天里新增人数放缓到了12030人。

2020年2月24日惊传去年12月官方报告警告传染病暴增百万数
据自由时报今天说，新冠肺炎去年12月传染病例暴增百万，中国疫情或早有迹可循。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的资料显示，2017年与2018年12月的法定传染病，统计病例都约为70万起左右，直到去年11月的67万例也都相去不远；其中，该三个月份的流感病例分别为12万1800起、13万442起以及15万6205起发病数，依然算是稳定数值。
该报道说，然而，从2019年12月的统计表显示，法定传染病报告从前壹个月的67万999例，壹举暴增到170万7322例，流行性感冒人数也飙升为119万9771例，成长幅度相当惊人，疑似与中国官方隐瞒疫情有关。

2020年2月26日专家:1月5日提交疫情报告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卢洪洲是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也是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党委书记。
卢洪洲：我们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在1月5日提交正式的报告，从我们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管理者，做出了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样本来源是合法合理，我们做了工作，可以说发现以后，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规定，因为事关重大，我们及时、紧急上报。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过程我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但是我们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该做的都做了。报告是敲了我们单位正式的章，不是壹个随随便便的报告，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重视程度，包括后面的几个报告。但是非常遗憾，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想历史总归会有壹个客观公正的说法。

2020年2月27日财经杂志捅破天? 揭官方去年年底隐匿疫情疑促毁证
根据壹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名官员的电话，该官员告知如有武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而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他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如果妳们在日后检测到了，壹定要向我们报告”。
该报道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1月3日立即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2020年2月28日上海P3实验室在公布新冠基因组次日遭勒令关闭
亲北京的港媒《南华早报》报道说，该封停指令是由上海市卫生委发布。在由医学专家张永振主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在开放平台发布基因组序列的第二天（即1月12日），该实验室遭到临时关闭，原因不明。

5. @phillip42155545：第壹步，甩锅民众，乱吃野味，让民众互相恨；第二步，甩锅美国，毒源不定，让民众恨美国；第三步，甩锅世界，中国清零复工，再爆发赖输入，让民众恨世界。配合丧事喜办300段子手世界水深火热…让民众爱中共，于是，“打人民的壹场战争”完美化身成“打壹场人民战争”，并皆大欢喜凯旋而归，此为《大国战疫》。－－2020-03-14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他们纵容了中共作恶

2020年2月29日明目张胆辽宁朝阳下紧急公文要求销毁疫情数据
朝阳市卫健委在文件中说，该市政府办公室已按照《关于稳妥处置有关信息的紧急通知》的要求，通知下属朝阳市交通局、凌源市政府办公室、龙城区政府办公室销毁有关新冠疫情的文件数据，并对接触过数据的人员逐壹排查登记，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
文件还附上了13份相关人员签名的《保密承诺书》，承诺书中称，对于2月21日发送的保密数据，他们本人承诺：1. 立即销毁保留在电脑、U盘、手机等储存设备里的数据文件，以及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文字等信息；2. 绝不以任何原因、任何方式复制、使用或向其他人发送上述数据资料；3. 除法律规定的形式外，不得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泄漏此信息；如有违反上述内容的，其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壹切后果。

南方周末：【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1月上旬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主任被感染、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壹步步衰竭，直至死亡。网上流出了壹张江学庆笔记本的截图，壹条条记载着壹段会议记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有87位群成员的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人们把头像全部换成了壹样的黑色蜡烛，只留下壹张照片头像，那是已经不能换头像的江学庆本人）－－2020-03-12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体会到了生死攸关心有戚戚的悲愤

2020年3月13日南早：湖北11月已确诊首例新冠
《南华早报》3月13日披露中国官方资料显示，11月17日湖北省壹名55岁病人确诊，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但官方资料未有公开他是否“零号病人”，不排除第壹宗病例更早发现。
报导指，有关官方纪录为非公开文件，却可从中了解疫情初期的传播速度。自11月17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到了12月15日，有27人患病；而在12月17日，个案首次录得双位数字增长，时至12月20日确诊人数已达60人。2019年最后壹天确诊病例达266宗，到了2020年首天已增至381宗。

瞒着，就可以不追责，因为要追就必追瞒者的责。不追责又怎样指望我们牢记？悲剧的戏核都没挖出，记住什么？于是我们成了壹族记性坏，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杀，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拼命对自己瞒着，不瞒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计较是非，不记仇，似乎也是我们宽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们善于宽恕，得理饶人，但我们也成了隐瞒者。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后人不能瞒，必须毫无隐瞒地给他们壹个交代，李文亮大夫为什么受辱，又是怎样死去。不能瞒着他们那麽多无辜的武汉人湖北人全国人是怎么无辜被禁锢，被病死，被潦草入殓的。瞒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壹百七十多个死亡案例。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要为加害于我们的人隐瞒？隐瞒他们的羞耻吗？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机，该他们感到羞耻，对他们牺牲的人民赔罪？可我们放过去了。悲剧都是稀里糊涂地收场，不久悲剧又上演了，剧情仿佛剽窃，还是壹个瞒字了的。－－作家严歌苓: 借唐婉三字：瞒，瞒，瞒2020-03-15

2020年3月19日医院同事：李文亮，原计划是要被开除的！
从医二十余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陶俊认为，武汉市中心医院12月中下旬的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横行的迹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至今也不过3.0左右，与SARS早期情况接近，甚至略低于相当壹部分研究报告对SARS早期传播能力的判断，按照传染病的发病趋势，如果第壹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现，那麽发展的速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迅猛，”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看到急诊科的壹位医生戴上壹种我从未见过的口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壹种N95口罩。当我知道检测结果时，我对自己说，17年前的那场劫难要回来了”陶俊称。
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田栩回忆，壹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嗽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宏基因测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200~300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壹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
院领导接连发布通知，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危言耸听“私自透露医院真实情况，必须要讲纪律，讲组织性。然而，许多在壹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壹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壹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妳们会像李文亮壹样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
整个壹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都为防护服而同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
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壹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却又无法为壹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日子里，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过防护服的角色。
然而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壹面是院方无法为壹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壹面院方又拒收壹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

武汉中心医院的主要领导，在瘟疫面前罔顾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究其刑责势所必然；而＂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的罪责更是罪责难逃，在他们的指使下，不仅导致全社会疫情泛滥，更使第壹线的医护人员被大面积感染；当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的背后还有＂领导＂罪孽深重，且这＂领导＂的背后，更是有＂大领导＂罪大恶极；那麽好吧，看看结果是否就是让武汉中心医院主要领导下台而壹了百了敷衍了事，还是另有情节发展。
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出现后，过程之中，有太多有悖常理的事，太多违反规则的事，太多不可解答的事。这些东西，我们从最近的各类记者调查中，壹点点可以看到了。细节多到令人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无论官员，或是专家，糊涂也好，渎职也好，疏忽大意也好，敷言塞责也好，事到如此程度，都等同犯罪，必须严处，以儆效尤。所以，我不相信官方会轻易放过，不相信官方会让那些相关责任人，轻松过关。毕竟不追责的结果，最受害的是国家自己，丧失的也是政府的公信力，民心受伤，就更不用说。而此后，各类灾难也会无休无止。因为不做事或是把事做坏，全没关系。自己没责任，国家兜得住。引壹句大家熟悉的句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2020-03-13 来源: 作家方方方方:壹旦走到这壹步妳还删得过来吗

2020年3月23日消失的41篇疫情报道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700名在湖北壹线报道的记者向我们源源不断发回前线的真实声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也大增。
这期间，《共同关注》《东方时空》《新闻1＋1》等电视新闻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等新闻杂志卖到脱销，甚至开启了罕见的预售模式。
网络上，壹篇篇报道在朋友圈中刷屏，“舆论炸弹”爆炸的声音震天响彻。壹片喧嚣中，壹些新闻报道却迅速消失，伴随着刚被撕开口子的真相，消逝在公众的讨论声中。
根据有Young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有北青深壹度、冰点周刊、财经杂志、财新网、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18家主流媒体和偶尔治愈等影响较大的自媒体的共计41篇新闻报道（推文）被删除或屏蔽。

封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阻断民众对真相的了解，打压知情者凭良智向外界传送的消息，中国已没有新闻，只剩宣传了；中共邪党的反人类罪，罄竹难书！

2020年3月24日港媒：中共隐瞒疫情大量患者“自然死亡” 尸体埋山中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23日披露，中共正在全国大范围对“中共肺炎”（武汉肺炎）数据造假。
该中心说，目前湖北出现大量“康复”者复发出现病症，壹些医院只是对壹些知名人士再做核酸检验，对普通人士不再做核酸检验。由于近日去医院就诊人数激增，部分医院已拒绝患者求医。目前湖北、贵州、重庆、江西、湖南都出现了大量无病症病毒携带者，当局只将其隔离，却不为其做核酸检验。中国偏远乡村仍有疫情甚至有严重疫情，但许多地方不将疑似患者送医，只是将其隔离在某些地方，让他们“自然康复”或“自然死亡”，死亡后通知当地派出所将尸体埋在山中。广东，云南有戒毒所出现集体感染，但当局正在封锁消息。

2020年4月6日武汉黄陂区内部文件泄抗疫秘密
武汉市的“确诊病例信息日报表”，还注明了几个细思极恐的备注。
备注壹规定，“各区负责汇总统计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中收治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确诊病例需与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的数据壹致”。
备注三规定，“定点医院当日新入院人数仅统计26家定点诊疗医院”。
结合备注三的规定，武汉市黄陂区的“确诊病例信息日报表”显示出武汉当局，在统计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病患数据时，只计算能够住進定点诊疗医院的病人。－－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3/n12001857.htm

37.此时，我们复盘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晚了，而且太不合时宜。
最优选择，自然是有人高瞻远瞩。事后诸葛亮，无法解决历史的问题。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觉，次优选择正是后知后觉。而社会管理的真正风险是：人，常常会以不知不觉来回避理性的拷问——
壹线医院发现疫情后，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疫情信息泄露后，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为了政治仪式，武汉市真的要隐瞒新增病例吗？
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武汉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封城之后，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
武汉的抗疫史，也许很快会成为过去，而过去两个月的历史，也早已无法假设。但不知为什么，面对着“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夜夜夜夜，我们的心头会反复响起壹个幽茫的声音：
如果…… —— 不合时宜的思考作者：杜俊飞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时宜的思考-2/

2020年4月8日武汉疾控中心：1月初就出现新冠“人传人”
当地时间4月7日，学术期刊《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学》发表了壹篇来自武汉疾控中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兽医诊断实验室研究团队合作的壹篇文章。文章通讯作者为武汉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验所副所长刘满清。文章指出，“研究人员对2019年10月6日至2020年1月21日采集的流感类似症状病人（ILI）的640份咽拭子标本進行了回顾性检测，发现其中的9份呈新冠病毒RNA阳性。他们认为，这项调查表明，在不迟于1月8日的1月初，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
文章提到，这些患者年龄介于35-71岁之间，就诊时间均在1月，最早出现症状的日期是1月4日。

证据确凿，第壹批和第二批赴武汉了解疫情的专家组，是怀藏圣意走过场，还是吃喝玩拿后作睁眼瞎，或者是事不关已严重渎职？第壹种，该撸去＂专家＂身分；第二种，当负刑责严加重判以谢千万亡魂；第三种，革去公职逮捕入狱十年刑期以上以平民愤！

2020年4月15日中共“红头文件”被曝光！北京1/3就知疫情严重
据《新新闻》报导，有"吹哨人"提供中国卫健委在1月3日发出的文件，标题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三号文），内容显示当时已经将武汉肺炎病例样本归类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進行管理。
三号文当时即已针对该病毒样本订下准备好交接、检测，不得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散布检验结果等严格规定，这显示出当时中国卫健委早已严阵以待，开始部署相关防疫工作，并选择将消息压下，不对外公开。
《新新闻》亦取得2份中国权威媒体提供给政府高层的"内参"文件，其中揭露去年12月底就已经有数家基因工程公司发现"类SARS冠状病毒"，且已经呈报给武汉市、湖北省及中国国家卫健委，但中国政府却选择严密封锁消息，自去年12月31日起，向武汉当地医生、教授发出警告。

2020年4月15日内幕：中共高层1月14日预见疫情大流行
依据美联社自匿名人士取得的内部备忘录文件显示，1月14日，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召集省级卫生官员的秘密电话会议，主要目的是传达习近平等高层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指示（但是备忘录没有具体说明指示内容）。

该备忘录记录了马晓伟在会议上所说的话：“疫情依然是严峻和复杂的，是自2003年SARS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备忘录中，马晓伟特别要求地方卫生官员要“优先”考虑政治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今年3月两次最大的政治会议。
美联社与熟悉这场秘密电话会议的其他两个公共卫生来源确认了这些文件的内容。
在去年12月底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壹直在为中共宣传的世卫组织（WHO），直到1月30日，才宣布该病毒的扩散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拖了壹个半月后，才在3月11日将该疫情定为大流行病。对许多国家来说，WHO的宣布为时已晚。

2020年4月17日外媒:武汉修订死亡人数中国新冠感染者有多少?
华尔街日报4月9日的壹篇报道以两项研究为依据，称武汉在2月份的累计感染人数就已经超过12.5万。其中壹项研究由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進行。研究指出，中国当局先后六次更改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2月4日突然放松诊断标准，导致确诊病例激增。当时，中共刚刚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
另外壹项研究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希虹与其他人合作進行。研究估计，截至2月18日，武汉的累计确诊病例为12万5959例。
“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壹家殡仪馆的壹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進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至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七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2000至3万之间。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ors)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中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可能高达290万。如果的确如此，这意味中国虚报的病例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实报的病例数总和还多。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M3) 4月15日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進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万2千的结论，比4月17日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的高40倍。

我从不惊异于人类的邪恶，却常常惊异于他们的无耻。－－斯威夫特
我说：我从不惊异于中共的邪恶，却常常惊异于他们的无耻。

人变得真正低劣时，除了高兴别人的不幸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歌德
我说：人变得真正邪恶时，除了制造别人的灾难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

2020年1月20日武汉20日派送20万张免费旅游券今日宣布延期
“浓浓中国风，暖暖江城情”2020春节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延期举行，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早前报道：武汉20日起派送20万张惠民旅游券大年初壹到十五免费游黄鹤楼等景区。

2020年1月22日疫情紧张?!武汉乐园搞动物大巡游:现场热闹游客众多!
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携手动物明星们“海陆空天团”，上演壹场热闹非凡“动物大巡游”。引来了众多游客的围观和赞叹，现场许多小朋友更是蹦蹦跳跳......还有极地雪场、新春互动集市、企鹅见面会等趣味互动项目连番上阵，更有新春生肖票、迎客票、老人票等各类超值优惠。

2020年1月23日湖北举办春节团拜会:演员带病出演火力全开
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壹同到场观看了演出。
在武汉：大家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著、认真全力以赴。走场彩排、演出质量、团队纪律，令领导和导演组频频点赞。
在孝感：易汉章，长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场时全身发冷，登台后火力全开、嗨遍全场；冯霜，脚崴受伤，脚踝肿胀的不像样，彩排和演出却圆满完成，写下了跳舞的女生不许流眼泪的坚强模样。

2020年1月24日疫情人命关天缘何上不了《人民日报》头三版？
武汉封城的消息瞬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关注的头版消息，然而，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为前所未有的行动却无法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壹些地方党报的头版上有壹丝位置。15座城市封城，党报头版未见踪影；武汉封城之后，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和荆州等多个城市也被封城。
1月23日，武汉封城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以及《金融时报》等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1月24日，武汉疫情和湖北封城依然占据了这些媒体的显赫的版面，然而，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的头版上，从1月22日到1月24日，读者却无法找到这样的消息。

行为的壹统，来自于思想的统壹。可能认知不壹定相同，但思想被统壹后的躯体，就形同僵尸，认知的不同，只是方与圆的问题。
由僵尸们办的媒体，包括＂新闻联播＂，只有给僵尸们看，也只有僵尸们看得懂：思想被统壹了就没有思想了，没有了思想也就不需要脑袋，没有了脑袋也就只能看僵尸们办的各类媒体，简称＂僵尸媒体＂；但脑袋实际还在，实际上只剩下三个孔了：两个壹進壹出的气孔，壹个進食孔，也称活僵尸。
活着的僵尸们受着僵尸思想的滋润日显僵尸状，僵尸思想受着活僵尸们的气息熏染日现生命的回光返照：呵呵，好壹派欣欣向荣的僵尸衙门！
嗜血的僵尸们会关心韭民的生命？会的，为了嗜更多的人血，瞒报是个好方法，不报道或少报道，也是个好方法。
唉，僵尸当道，韭民惨矣！

2020年1月24日武汉封城日人民大会堂歌舞升平
中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却是“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特意点出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看望了前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下午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歌舞升平，习近平率领壹班人，正春节团拜呢。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有人问，“全国都壹片哀嚎，还好意思莺歌燕舞？”

8. @japanaqi：苏共倒台时，二千万苏共党员没有人出来拯救，党员们纷纷把党证烧掉，有的人甚至还公开焚烧党旗，要清除掉人生的污点。美联社记者问：那妳们为什么要入党？苏联人说：那妳们美国人为什么要有社保卡？党证就是苏联人的社保卡，壹切都控制在党的手里，不入党就寸步难行，只能生存在社会最底层，毫无保障。－－2020-03-21 来源: 博谈网〖微历史〗迎接新时代吧到中共完结篇了

2020年2月3日从华春莹处得知：1.3日就告诉美国人了却没告诉湖北人
星期壹，许多中国人第壹次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嘴中听到了，自1月3日起，就是当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方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壹共通报30次。而壹般中国人知道事态，大约是钟南山院士1月20日透出武汉肺炎人传人的信息之后。
但是湖北和武汉当局领导人1月21日还在“团拜”，观看文艺演出。武汉人乃至全中国直到武汉23日被封城后才万分惊恐。也就是说，直到武汉疫情彻底失控之后!
另有网民评论：中国官方称元月初起向向美国通报中国疫情30次，“犯众怒! 壹边捉拿公布病毒真实信息的医生，不告诉民众实情，壹边向美国不停地通报! 整整隐瞒民众关键点20天，这是壹个什么样的政权，视民众为草芥刍狗!”
公民记者陈秋实评论：外交部说漏了吧？从上到下都全知情，唯独隐瞒中国人，这是有多恨中国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020年1月3日起到此篇新闻见报日的2月3日，华春莹说中共已＂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3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壹次。
那麽，从1月3日起到习近平发声的1月20日止，这十七天内，为何不向武汉韭民们公开疫情？是本国韭民的生命安全重要，还是向美国政府连着报告30次重要？为什么不在＂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30次的同时，也向武汉韭民们公开疫情？这30次＂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的内容，为什么不公开，或选择性地公开部分？
问题产生了，总得有个回答，除非向美国通报疫情的信息，也是谎言不成？

2020年2月3日美国没对华提供实质帮助?散布恐慌?真相是什么?
华春莹在2月3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如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1月26日，总部设在加州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直接援助（Direct Relief）与在美华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武汉加油行动（Wuhan United）壹起，通过联邦快递的紧急空运向武汉协和医院和孝感中心医院送去了壹批重达2.5吨的应急医疗物资。这些物资包括20万支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及4000件防护服。目前，这批物资已经抵达目的地。
另据《匹兹堡论坛报》报道，1月27日，与武汉结成姐妹城市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城市匹兹堡市的市长佩杜托（Bill Peduto）表示，将为武汉提供医疗物资等援助。第壹批物品将以壹线医护人员的护具为主，包括口罩、护目镜、隔离衣等。
1月31日，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Gilead）发表声明称，已经与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中国展开瑞德西韦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中的临床试验。美国用瑞德西韦治疗了首例新型肺炎患者。实验将于2月3日-4月27日在中日友好医院开展。

2020年2月5日华春莹：美流感已致万人死亡比例高于中国疫情
2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据壹些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疫情采取的全面限制措施将严重伤害依赖中国产品或面向中国客户的美国公司。穆迪公司经济学家认为，美有关限制措施将导致中国赴美游客减少，進而影响美国经济。高盛日前发布报告指出，美限制措施将导致中国游客减少28%，消费支出减少58亿美元，美今年壹季度经济将损失0.4个百分点。对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称，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当季流感已导致1900万人被感染，1万多人死亡。而此次疫情，中国境外感染病例不到中国国内病例的1%。2月1日起，治愈人数已开始超过病死人数；截至2月4日24时，累计治愈出院892例，约2倍于累计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连续第二天下降。

有必要给华春莹女士补补脑了，也同时让那些自以为＂历害了＂的人物，少在国际上丢人现眼，出中国人民的丑；当然，倘若是出中共党的丑，那就与中国人民无关。

2019年09月21日中国每年8.8万人死于流感超官方数据建议支持老人接种疫苗
近日，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壹篇论文，分析了中国 2010年-2011年到2014年-2015年间的流感死亡率。
研究发现，中国每年有超过8.8万人死于流感，8成以上为60岁以上老人。这壹结果远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

2020年2月27日中美流感死亡比较
每年流感疫苗覆蓋率。中国是1—2%，美国是40%。
美国这个流感死亡人数很宽泛，并不仅指流感死亡，而把因流感加重病情的死亡全部算進来。比如壹位肺病、或心脏病、糖尿病重症病人，死前患了流感，就算作“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中国的统计方式不同，仅仅是直接流感死亡，那些因流感加重了基础病而导致的死亡壹律不算。比如，壹名患者老毛病是肺炎和心脏病，因患流感导致肺炎恶化，然后造成心脏病发作，最终因心脏病死亡。——在美国，其死亡原因就是“流感”。在中国，则不是死于流感，而是心脏病。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流感死亡”因统计方法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每年死成千上万，而中国仅仅是两位数。因此，那条轰动全中国的新闻，根本不敢列出中国的死亡数字。几十比1万，根本不是壹个数量级，戏就作过了。

2020年2月5日 “没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美企对华抗疫捐赠排第壹
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晚间跟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两架飞机携带着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医疗和人道救援物资前往湖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家飞机已经于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抵达武汉，美国这次大约要撤走530名美国公民。
有报道说，美国的第壹架撤侨也载有援助物资。
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对美方为抗击疫情提供的协助表示“自豪”。
他的推文说：“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迅速提供便利，帮助把拯救生命的人员保护设备和医疗与人道救援捐赠物资送给在中国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民。感谢美国组织对救援努力的慷慨捐赠。”
另据中国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2日，共有188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疫情捐赠10.96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壹，高达3.80亿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惠氏营养品中国、GE、雅培中国、波音、微软、戴尔、嘉吉、3M、UPS、霍尼韦尔等大公司。

2020年4月2日别说是中国！华春莹：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3名美国官员透露白宫机密报告，内容称中国给出的疫情数据造假。华春莹说：“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多次不厌其烦详细地介绍了”，她坦言，“武汉的确是最早公开通报发现疫情的地方”，关于疫情源头追溯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有专业的研究正在探讨。
华春莹强调，中国处理疫情的时间轴相当清楚，整起事件是从去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她接诊的3个可疑病例开始的，中国后来也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资讯，希望美方不要针对疫情寻找代罪羔羊，应探究“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3. @laodeng89：日本教授大泽升平，在推特发文说：去年十月，东京大学就已经众所周知，被校方指示不要传播中国武汉有病毒泄漏的信息。如果东京大学不惧怕中国的话，结局就会不壹样。如果十月份远在日本东京都知道的话，那麽病毒泄漏就很可能在9月份。而去年9月18日，武汉突然進行的所谓预防“新冠状病毒”演习就说得通了。－－2020-04-02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病毒泄漏很可能在9月份

2020年4月13日华春莹:中国有自由美官员:我要跟这8人自由交谈
针对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中国禁止使用的推特上表示“欢迎随时到中国并与街上的任何人交谈，享受自由”，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委员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在推特连续发出多篇推文，要求与8位被中国政府噤声的异议人士和疫情吹哨者“交谈，享受自由”。
根据卡尔的贴文，他在推文内条列了9名中国人士，分别为率先警告武汉肺炎疫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因纪录武汉市疫情状况与方舱医院被失踪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揭露武汉肺炎疫情而在直播中被逮捕失联的记者“李泽华”、因发布公开信劝习近平(专题)辞职下台而遭逮捕的民权人士“许志永”、嘲讽习近平是“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而被捕的企业家“任志强”；撰文批评中共专制政权导致疫情失控（电视剧）的法学教授“许章润”、在微博发布武汉肺炎警讯而遭警方关切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主治医师“谢琳卡”。

2020年4月14日美国政客想“对话”武汉医生，华春莹这么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Morgan Ortagus）发出邀请：欢迎随时来中国，在街上随便找人聊个天，享受下自由。
这壹邀请却遭到共和党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专员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的挑衅，他4月10日发推列出他想“对话”的人物，包括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艾芬、已经牺牲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
4月14日，华春莹在推特账号连发4条推文，对卡尔作出有力回应：
“布伦丹·卡尔列出了几个他想与之‘对话’的中国人的名字。欢迎他来武汉向这座英雄城市致敬。但请不要假装是侦探。武汉的成功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壹位，每个感染者都能尽早得到免费的检查和治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享有全世界最高支持率的原因。”－－https://m.us.sina.com/gb/china/phoenixtv/2020-04-14/detail-ifzvhyfh6218884.shtml

中共党政府非民选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代表民意；他们的所有言行，只代表中共党极权集团自身的利益。
中共外交部为中共党负责，妳华春莹是外交部发言人，当然只为中共党负责；另外，妳所说的＂人民＂，十四亿人没有同意或不同意中共党执政的权利，也就不存在反对妳华春莹来做外交部发言人的权利；妳是被妳党主子钦定的，与＂人民＂无关；因此，妳华春莹对外说的所有的话，也与＂人民＂无关。
真正与＂人民＂有关的，倒正是被妳主子囚禁的那八位中国人；能引起美国官员关注，是因妳主子蛮不讲理的强权使然，也是这八位中国人不顾危险不畏强暴的结果。善恶良莠，不言自明。
我当然相信，在中共极权体制内的妳，对善恶良莠的判定，自有与众与世界大相经庭的理由，这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中共党政府的官员是不听＂人民＂的，包括妳；美国政府官员是不得不听＂人民＂的，包括美国这位官员。谁好谁坏，可以懂装不懂。
美国这位官员不代表政府，更不代表美国＂人民＂，出于人类共享的人道主义，想与被妳主子囚禁的那八位中国人对话，有何不可？妳华春莹不敢说妳只代表中共党政府，却恣意妄为代表起中国＂人民＂，是妳主子给妳的布置，与＂人民＂何干？
在我看到＂自由＂两个字，竟能出自壹个极权邪党的对外发言人的妳口中时，我不仅深深地悲哀，五脏六腑也有壹种巨大的被撕裂感：为＂自由＂这两个字，为这两个字所遭受的玷污！卢梭说的好:自由，运用它就是民主的基石，利用它就是专制的借口。所以我要对妳大吼壹声：妳主子已经把＂人民＂蹂躏成＂韭民＂了，难道现在连＂自由＂都要被强奸成＂目田＂吗？
是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妳华春莹的主子，已剥夺囚禁了那八位中国人的＂自由＂，在这八位中国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国人被剥夺甚至被囚禁了＂自由＂，包括目前香港人民正在担心并全力奋起抗议著的为那行将消失的＂自由＂。如果妳华春莹不肯承认，这也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只要妳主子用行动证明，以事实说话，也不烦劳这位美国官员，就让目前被剥夺囚禁了＂自由＂的这八位中国人，＂自由＂地出行，＂自由＂地公开向媒体、向记者呈述其经历和遭遇，＂自由＂地描述他们亲力而为所看到的，以证明由妳主子授意、出自妳口的＂自由＂这两字不曾被玷污，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办不到，那麽，从此以后，在妳华春莹的词典里，请永远抹去＂自由＂这两字：妳不配说！

2020年4月15日艾芬现身美官员要见她华春莹表态
4月13日，艾芬现身微博报平安，短片中的她面容憔悴，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站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的急诊室门口，说自己正在正常上班，请大家放心。
短短32秒的视频截至发稿已获得近40万次观看。有网友评论道，“之所以不放心，就是因为坏人还身居高位没有问责”，“看眨眼次数和眼神，我知道妳虽是妳，但妳说的不是想说的”。
卡尔13日已被赵立坚屏蔽，本台也已被华春莹屏蔽。卡尔调侃道：“没有比被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首席宣传员屏蔽更高的‘殊荣’了；也没有比畅所欲言、说出真相更让共产党人无法忍受的了。”

古人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当年慈嬉惹脑了洋人，致八国联军進京，以赔款而终。今次大有八十国联合问罪，在当年周宰相＂外事无小事＂、壹派奴言的警示下，如今连壹个外来的男留学生，有高校竟配备三名女生陪读的情景下，且善打嘴炮的义和团又今非昔比，中共，将何以对之？

2020年1月23日特朗普:我相信中国相信习近平钟南山:疫情无隐瞒

2020年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谈及武汉新型肺炎疫情时表示，他相信中国公布的关于冠状病毒的信息，信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0年1月22日，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谈及中国出现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时称，美国已经制定遏制病毒的方案。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2020年1月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谈及武汉新型肺炎疫情时表示，他相信中国公布的关于冠状病毒的信息，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卫生官员将继续告诉世界各地有关部门他们需要知道的关于病毒的壹切信息。

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特朗普在接受CNBC采访时，谈及美国发现1例武汉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时表示，这个人来自中国，“壹切尽在掌控，壹切都会好起来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1日确认了美国首例病例。

特朗普受访时表示，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卫生官员将继续告诉世界各地有关部门他们需要知道的关于病毒的壹切信息。

特朗普在回答是否担心中国透明度的问题时说：“我相信，我相信。我和习主席的关系很好”，“关系非常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2020年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德国两国领导人通电话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采取严密的防控防治举措，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

另：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表示：我经历过了整个SARS、MERS到H7N9病毒，我们常站在预防病毒变得更坏的角度去采取措施，我确认武汉和广东省报的病患数量没有任何隐瞒，非常公开透明，同时国家卫健委还邀请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的袁国勇院士全程壹线调研，他也可以证实，我们有信心不会重演SARS疫情。

2020年1月28日好消息!钟南山:疫情即将见顶不担心春运返程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钟南山：疫情不会大规模增加了
28日下午，新华视点对钟南山教授進行了采访。
钟南山表示，
“疫情什么时候达到高峰，很难绝对地估计。不过我想应该在壹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
此外，钟南山也表示，发热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10-14天是很好的隔离观察期，因此他不担心因为春运返程出现大规模感染。－－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1-28/1403455.html

2020年2月2日钟南山:病毒是来源于蝙蝠疫情不会全国性爆发
今天（2月2日）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就这个问题独家采访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
记者：目前看来确诊人数上升较快，这个说明什么问题，疫情的走向如何？
钟南山：目前看来确诊病例主要还是武汉。今天早晨的数据我没看，昨天整个资料看起来主要还是武汉地区占多数。所以我们中央的政策，对武汉進行所谓的“围堵”，我想是完全正确的。要是已经大规模像以前SARS那样，那麽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大暴发，似乎我现在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很明显的暴发。
记者：马上迎来返程高峰，您认为防控要注意什么？
钟南山：上次我也讲过，从外头回到武汉的人，原来没有，现在经过十多天，潜伏期也差不多了，没病也就没了，有的话可能已经在当地治疗，因此要回到武汉的那些人，问题不是很大。但武汉地区出去的人，还是很值得注意。－－https://news.163.com/20/0202/20/F4DHOE2B0001899O.html

2020年2月4日钟南山最新发声：死亡率和十个关键信息
1、未来10天至两周左右有望出现高峰
2、病死率比H7N9等低，但比普通流感高
3、要关注粪-口传播
4、研究基本支持病毒来源于蝙蝠
5、至少7个小分子药物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
6、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早发现、早隔离”
7、疫情防控面临三大问题与挑战
8、无症状感染者应如何防控？
9、普通群众不需要用N95口罩
10、有信心更加有效控制此次疫情
钟南山：
17年前的SARS持续了近6个月的时间，如今我们的国家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進步，我们有信心更加有效地控制此次2019-nCoV肺炎疫情，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https://news.sina.cn/gn/2020-02-03/detail-iimxxste8459897.d.html

2020年2月11日钟南山接受路透社采访谈疫情防治全程飚英文
2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接受路透社专访，全程用英文交流。他估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在本月（二月）出现峰值。
钟南山表示，这壹预测是根据最近几天的疫情发展态势和政府部门所采取的措施做出的。他透露，现在壹些省份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善，新增病例已经下降。
“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峰值会在这个月（二月）的中下旬到来……然后会有个类似小平台期的过渡，随后下降。”他说。而武汉遏制疫情发展的措施是有必要的，国家也应该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买卖，加强疾控、建立全球性的传染病预警机制。－－https://m.us.sina.com/gb/china/phoenixtv/2020-02-11/detail-ifztkxey8148584.shtml

2020年2月11日钟南山：新冠病毒疫情可能4月终结
钟南山表示，根据数学模型、最近势态发展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判断，疫情将在2月中下旬达到高峰，然后進入壹个平台期并缓慢减弱。
"我希望疫情也许会在4月左右结束，"他在广州医药大学巡视病房时作出以上判断。当地收治1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尽管他的最新判断也许能平息全球范围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慌心理，但路透社同时指出，钟南山此前数次关于"疫情将出现拐点"的预测事后都被证明言之过早。

2020年2月17日钟南山：2月下旬峰值不代表拐点复工不会新高峰
中国大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湖北以外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总数已连降13天，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起了效果，“现在有没有达到峰值，我们还在看，我们估计差不多了。到了峰值不等于到了拐点，也可能随着返工的大流动，会不会再出来壹个峰，我个人的估计大概不会”。因为现在流动过程中也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检测措施，隔离措施，不太容易出现壹个大高峰（互相传染、聚集性感染）。

2020年2月26日钟南山:疫情未必发源在中国 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疫情不壹定发源在中国，这是否意味着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也有可能在国外，是通过输入到中国来的？据@广州日报，钟院士在会后补充，从科研角度看，“首先发现”和“发源”不能划上等号，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疫情是来自国外。只有对新冠病毒進行溯源，有了结果，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钟南山:疫情未必发源在中国 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疫情不壹定发源在中国
钟南山：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壹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壹定是发源在中国。

2020年2月28日病毒起源于武汉不可能是外国复旦专家打脸钟南山
官方热捧的中国传染病学权威钟南山2月27日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声称，现在国外出现壹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壹定是发源在中国。
有网民指，钟南山已经变成了中共政府的传声筒。“我早看出来共产党要转移公众视线。先是海鲜市场、蝙蝠、野味。然后再利用这个钟南山的嘴来引导人们的想法。最后的壹个办法就是把责任全部推给美国，他们好脱身！”
在最新的采访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正确。
在回应有关病毒是否源自国外的问题时，张文宏在最新的采访中认为该病毒起源于武汉。
“如果是（来自外国）的话，我们应该看到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患者在同壹时间爆发疫情，而不是集中在武汉出现疫情”，张文宏表示。
他也称，新冠病毒也很容易和流感区分开来，“通过CT扫描很容易将流感与冠状病毒感染区分开”，这意味着在美国爆发的流感将可能与中国的新冠病毒区分很大，很难混淆二者。

以张文宏医生的级别，哪能与钟南山比；
以钟南山的常识，哪能与张文宏医生比；
以张文宏医生的君子坦荡荡，哪能是钟南山"大人＂常戚戚可比。

2020年2月28日钟南山身家惊人儿子身份曝光
最近有媒体曝光钟南山拥有3家公司，密切关联的公司达90家。他的儿子钟帷德亦享受中共国务院特殊津贴。舆论对此反弹强烈。
综合多家媒体报导，查询中国大陆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会旗下的权威软件“天眼查”，可发现钟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壹家是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钟南山是董事长。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周荣拥有34家公司，另壹名副董事长张晓雷有20家公司。该公司全部的高管层合计拥有90家公司。
有言论指，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管层属于“科技权贵阶层”，这些专家背后有很多的利益。

王阳明曾说：除国贼易，灭心贼难。敢问钟南山大人：妳的＂心贼＂是什么？

2020年02月29日钟南山谈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国外说5月底，我说4月底，看谁准！
2月27日，广州市政府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新闻发布会，钟南山在发布会上表示：“现在国外预测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至少要到5月底，但是我们预测4月底就会得到基本控制。我们要给预测加上两个干预因素：壹个是回程高峰，壹个是国家的强力干预。”有了后者，钟南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可以比壹比谁更对。”－－news.sina.com.cn/c/2020-03-01/doc-iimxxstf5437895.shtml

4. @Vanessa_ZhangUK：（钟南山领头宣誓加入中共党）84岁了，还这么卖力表衷心，“妳是共产党，妳全家都是共产党”已经是骂人的脏话了，他钟南山不知道？只能说，他是壹个为政治服务的伪科学工作者，曾经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现在原型毕露了，只是时机选的不好，难怪大家拿他和中国最后壹个太监孙耀庭比，为净身壹刀下去昏睡3天，醒来时大清已亡。－－2020-03-05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索取的是钱付出的是命

2020年3月2日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钟南山的说法助长阴谋论
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中国慈善家》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中国慈善家》：
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壹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進壹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
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壹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
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https://www.chineseinla.com/hotnews/1834767.html

我也＂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可怕的是他此说＂助长了壹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力度。
所以，做人要真实壹点，当壹个专家要厚道壹点，作壹个学者要诚信壹点。

2020年3月8日钟南山院士壹句话引来甩锅的联想
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目前已达8万多例确诊，死亡3097例。
根据习近平的说法，他在1月7日就针对疫情下达指令，但到了1月20日当局才开始认真看待，而武汉市是1月23日才封城。 “说中国”指出，1月7日至1月20日这段时间，可不只短短5日，而是足足的13日，反问如果真的像习近平说的等于提早了13日“会减轻多少疫情”？
但中国媒体3月8日指，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若提前5天采取隔离措施，感染人数可能只有如今的1/3。此言显得十分突兀，在抱怨谁呢？－－http://video.creaders.net/2020/03/09/2199583.html

春秋战国的范蠡，官至大夫，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便辞官经商去了。因他知道，中国的官场，以他这样的级别再混下去，就会如曾国藩所说的那样：不为圣贤，必为禽兽。范蠡即做不了圣贤，也不想做禽兽，他只想好好做壹个人。
但在当下的中共国，想好好做壹个人正是最难的事，早没了范蠡当年的环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共国只有两个物种存在着：壹个是禽兽样的官，壹个是韭菜样的民。禽兽当道，导致人性遍失，道德滑波，诚信崩溃，利欲熏心；只要活着，做人还是做禽兽，还且慢些考虑吧。

2020年3月10日钟南山：全球疫情估计至少延续到6月才结束
日前，钟南山院士在参加广东省疫情防控专家座谈会时表示，全球疫情的发展估计将至少延续至6月份。
钟南山：全球疫情估计至少延续到6月才结束。－－www.chachaba.com/news/life/minsheng/20200310_454532.html

2020年3月27日钟南山:中国不会出现二次高峰震中已转至美国
国内是否会出现疫情的二次暴发？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估计国内疫情不会出现第二波高峰。在中国群防群控的基础上，新增病例可能就局限在很小的人群中。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么强有力的措施下，会出现大的暴发。”－－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8072

2020年03月29日钟南山：按照推断中国没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
钟南山院士表示：关于中国国内“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目前了解得很有限：既没有具体数字，也未有详尽研究。但是根据已知的事实，也可以做出壹些推断。比如：壹般来说，无症状感染者对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的传染率很高，但是中国近期新冠肺炎新确诊病例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

2020年03月31日国家卫健委首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传染性已有1541例
国家卫健委网站31日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工作答问。据介绍，截至2020年3月30日24时，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为1541例，其中境外输入205例；由于无症状感染者无任何明显的症状与体征，其在人群中难以被发现，其导致的传播也难以预防。

2020年4月1日钟南山:全球疫情4月底现拐点中国不会有第二波
4月1日，钟南山院士接受深圳卫视专访：
钟南山判断国内不会有第二波疫情暴发
钟南山预计全球疫情4月底出现拐点
钟南山：复阳患者传染几率较小
钟南山：无证据证明无症状感染者有高传染性
钟南山：应对两类重点人群進行“双重检测”
钟南山谈康复患者是否会出现后遗症－－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4-01/doc-iimxyqwa4577543.shtml

原先对84岁的老人钟南山有着莫大的敬意：84个春秋年华，值此人造的国难当头，于元月20日壹锤定音了＂人传人＂的判断，当属十分的不易，故每每对他的言论重视了起来。
但时至今日，发现老人钟南山先生越来越像是壹个喇叭，而开关并不在他手里；又像是某些个有关部门的影子，而真人却不见踪影。
忽然想起了非典时讲真活曝实情的军医蒋彦永先生，可能蒋彦永先生的不堪遭遇把老人钟南山吓坏了吧？但可以学易中天先生只说真话，或者真话不说假话也不说麻，何必做政客鹦鹉呢？
84个春秋岁月，壹切归零。

2020年4月3日钟南山：这次与SARS不同疫情完全是透明的
4月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深圳卫视《深视新闻》记者何嘉琪专访时，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疫情信息透明问题，以及对中国应对疫情所采取措施的评价。
钟南山：中央政府是完全透明的
钟南山认为，这壹次与上次SARS暴发有很大不同。
钟南山：中国既善研究也重总结
对世界防治起了很好的作用－－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3/2209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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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国家能为疾控医疗设立“伍连德奖”。——虽然科技進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与百年前伍连德的那壹次国家疾控相比，无论是尊重专家、信息透明，还是处置及时，我们其实都还有所不如。
在本质上，决定成败的，还是人和观念。－－不合时宜的思考杜骏飞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时宜的思考-2/

欢迎老当益壮的钟南山先生勇敢地争做叼盘侠第二！
但回头壹想，还是称之谓＂乌鸦嘴＂较为妥贴。从1月28日的＂疫情将见顶＂，到2月2日的＂疫情不会全国性爆发＂；从中国没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到＂疫情完全是透明的＂，＂乌鸦嘴＂说啥啥不灵。
就说这＂疫情完全是透明的＂话吧，华春莹说中共早在1月3日起，就向美国连续＂透明＂了30次，可当时为什么没向中国韭民、向疫情严重的武汉韭民＂透明＂壹下呢？
真不知＂乌鸦嘴＂所指的＂透明＂是什么，倒是说啥啥不灵的事，真的很＂透明＂。

2020年4月4日钟南山挂号费要1200元,太贵了,老百姓看不起?
近日，壹则“钟南山院士挂号费1200元”的话题，在网络中引起诸多讨论。
据报道，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壹医院官网显示，钟南山院士出诊时间为每周四下午。该院官方微信门诊挂号通道也显示，2020年4月9日（周四）有钟院士的专家门诊，但剩余号数显示为“0”。记者同时发现，钟南山院士的挂号费为1200元。
“挂号费1200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在平时印象中比较罕见。

看到拥有3家公司，还有密切关联的公司达90家、儿子亦享受中共国务院特殊津贴、迄今已84岁的钟南山（钟南山发甩锅论遭曝身家惊人儿子身份曝光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2/29/924638.html2020-02-29）还在捞钱，我彻底折服了。这让我想起了上海的张文宏医生。于是上百度复制了以下几个条目－－
张文宏医生挂号费的最新相关信息
1天前抗疫专家张文宏挂号费318元,网友:中国男神“出场费... Lady独立团
今天抗疫“小钢炮”张文宏医生再次上了热搜。有网友晒出多位专家的在线挂号截图,张文宏的挂号费为318元,有近4000人预约排队。这让人想起来钟南山...
1天前挂号费318元,4000人预约,张文宏:壹半的安全感,来自... 芒果六斤半
2天前网红医生张文宏主任,挂号费318元,4000人预约,妳会如... 王桂真营养师
注：复制时间2020年4月7日美国

2020年4月7日钟南山：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壹些病人，有壹次遇到壹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壹句，妳怎么知道他是结核?壹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妳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妳要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http://pc.nfapp.southcn.com/38/3374257.html

2020年2月3日学者实名打脸石正丽：实验室管理混乱动物被卖吃
有名为“武小华博士”的微信网友实名指证，武汉肺炎与石正丽实验室的病毒泄露有关。
2月2日，石正丽在微信朋友圈回应外界质疑称，可用生命担保武汉肺炎病毒和她的实验室无关。该声明随即遭“武小华博士”炮轰。
“武小华博士”在微信直言向石正丽叫阵，要与她公开对质，随后又对石正丽提出两点关键质疑。
其壹，石正丽团队日前公布论文称，武汉肺炎病毒可能由蝙蝠直接传染给人，但“武小华博士”认为，这是石正丽欺骗外行的谎言，因为根据医学常识，蝙蝠病毒必须经过变异才能進入人体，而这个基因变异需要通过1-2个大鼠或灵长类的中间宿主参与，而且这种基因改造只能在实验室完成。但石正丽论文中根本没有提到有中间宿主。
其二，“武小华博士”大曝中国医学实验室内部的管理混乱，并认为这是病毒泄露的主要原因。
“武小华博士”提到，有些实验室对外兜售实验动物当宠物养，协和医学院就发生过此事。而且“武小华博士”自己也每年劝说朋友收养壹两只实验用的狗。还有把实验动物的尸体随便处理，或者按照野生动物出售，南方医科大学就曾卖过猕猴。
也有人把实验用鸡蛋煮著吃，“武小华博士”本人就曾查处过此事。也有实验室的猪被当成猪肉分食，还有人将实验室老鼠揣走当宠物等等。
连日来，网上有爆料指武汉肺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的生物武器工程，海外专家和媒体也对病毒来源深表怀疑。该病毒异常凶险，传染力也非常强大，更令许多网友怀疑是出于人工合成。
日前有印度学者公布论文指，武汉肺炎病毒内发现被异常插入HIV（艾滋病毒）基因，令病毒可更有效地入侵人体。

2020年2月4日多益董事长徐波实名举报石正丽：涉嫌制造传播病毒
当地时间2月4日中午，多益网络董事长徐波在微博发布长文，宣布实名举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涉嫌泄漏病毒导致2019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徐波的博文罗列了以下基本事实：
1、没有证据证明野生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能感染人类。（缺乏中间宿主，缺乏進化演绎证据）
2、武汉病毒研究所進行过壹项特殊的研究，即利用病毒基因重组技术，通过修改蛋白的ACE2开关，把原本不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能感染人类的新冠状病毒。而2015年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表明，他们已经做了老鼠实验，证实损害了老鼠肺部，还继续在猴子身上做相关的实验。
5、武汉病毒研究所手上有大量种类蝙蝠的冠状病毒样本，且至少有壹种与2019导致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相似，相似度达96%
6、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类似SARS病毒的相关病毒疫苗研制的利益相关体，有类似杀毒软件行业自研病毒自解的可能。
7、武汉病毒研究所至少在2020年1月2日，就已经确定了2019新冠状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根据他们以前对S蛋白及ACE2受体的了解，这时可能已知2019新冠状病毒存在人感染人。）
8、上海研究员发现，武汉冠状病毒是通过S蛋白与人的ACE2结合，这恰好是2015年石正丽团队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的研究目的。
10、石正丽团队声称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可能直接传染给人，但他们抓蝙蝠时却不戴防护装备？不戴防护装备的鉆山洞抓蝙蝠，是否文明？蝙蝠到底危险不危险？（有石正丽研究团队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的照片为证。）
在徐波罗列的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壹系列论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说明，石正丽团队在進行医学研究中发现，虽然野生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几乎都不能感染人类，但只要把蝙蝠身上的S蛋白里的ACE2这个受体开关壹调，这个病毒马上就可以传染给人类。而他们的研究正是利用病毒基因重组技术将蝙蝠的S蛋白和小老鼠的Sars病毒重组，得到的新病毒可以和人体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结合，能很有效地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毒性巨大。
有网友分析指出，在中国大陆，微信上有关武汉肺炎的信息几乎壹发出就会被封号，而“武小华博士”、徐波直言指证石正丽泄漏病毒的帖子却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说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工合成痕迹太明显了，恐怕当局也很难继续掩盖和抵赖下去，而决定让石正丽来“背锅”。

2020年2月7日中科院原研究员爆料：石正丽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最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正丽信誓旦旦，以自己的生命担保，武汉肺炎的病原体病毒不是从她的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以前在中国科学院做过研究工作。其实中科院与军方的合作由来已久。
有关石正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说明壹下。石正丽领导的研究团队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而P4实验室是公用的实验室，并不专属石正丽的研究团队，肯定另有专人管理。石正丽团队的人肯定经常去P4实验室做实验，但其牠实验室的人也会去使用P4实验室。所以，P4实验室如果有病毒泄露，并不壹定就是石正丽团队干的。
石正丽的团队做探索性的研究，获得重要的成果或建立起成形的技术后，转给军方的研究人员。可是军方的研究人员可能素质不高，技术上不够熟练，导致了病毒泄露。所以，当看到石正丽以自己的生命担保，病毒不是从她的实验室泄露出去时，我突然意识到，石正丽说的可能是实话，她可能的确与病毒泄露事件无关，但她知道是谁干的和怎么干的，所以她才敢这样讲话。
如果是军方研究人员泄露的病毒，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都不敢做主公布疫情。
其实，如果真是军方研究人员泄露的病毒，李克强不是军委主席，他也做不了主。所以直到身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发话后，中共政府才公开承认。

2020年2月13日石正丽追溯SARS源头新冠病毒到底是不是人造？
至于中国在2015年之前，就Simon Wain-Hobson所指称的研究工作，具体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多份由中国科研人员在当时的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得以管窥，以下是其中三份较具代表性：
1.〈Difference in Receptor Usage betwe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orona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源于蝙蝠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和SARS样冠状病毒之间的受体使用差异）〉，美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报，2008 年2月号
2.〈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ORF3b homologues display different interferon antagonist activities（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样冠状病毒ORF3b同源物表现出不同的干扰素拮抗剂活性）〉，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United Kingdom, 2012
3.〈Identification of Immunogenic Determinants of the Spike Protein of SARS-like Coronavirus （SARS样冠状病毒S-蛋白的免疫原性决定因素鉴定）〉，Virologica Sinica（中国病毒学）2013年4月
这些文献显示，作者们主要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两位当前见报较多的该所的研究员周鹏和石正丽。

2020年1月19日非典早期晚报瞒报那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会重演了
非典的早期是出现了晚报瞒报的，那样的事情在中国决不能重演。这次新型疫情没有非典那样恐怖，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社会防控新型肺炎做得更加成功，无论在医学上、社会管理上还是在舆论上都比2003年向前迈出壹大步。－－https://k.sina.cn/article_1974576991_75b1a75f01900p4ao.html?from=news&subch=onews

胡叼盘失口了。此话说后笫四天，武汉封城了，壹个月后，几几乎全国省市都封了，接着全世界蔓延了。疫情势头，远大于当年的非典；而就为了“不破坏春节气氛”，瞒报拖延的祸害，更大于当年的非典。
胡叼盘，该自觉掌嘴了！

2020年2月1日有人裁剪专家采访编出几十万病例胡锡進:多坏啊
针对有人恶意裁剪专家采访编出“几十万病例”壹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進2月1日在微博发表评论，以下为文章全文：
老胡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壹个视频，真是吓了壹跳。视频是央视的，说话者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他对着镜头说：“我们可以想象，根据新型冠状病毒它的传播效力，现在不只是壹个武汉，全国有好几个武汉，那麽我们观察的确诊人数不是今天报告的7700多例，而是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病例。
天啊，这是真的吗？老胡急忙通知环时的同事，他们很快给我找来前晚白巖松采访吴尊友的完整视频，原来他是这样说的：“如果23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后来全国没有采取更强烈的措施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根据新型冠状病毒它的传播效力，现在不只是壹个武汉，全国有好几个武汉，那麽我们观察的确诊人数不是今天报告的7700多例，而是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病例。”
我的同事把上述恶意剪裁的视频和原来完整的视频合在壹起，左边是完整的，右边是恶意剪裁的，做了壹个对比版。大家看壹看，真是开眼界啊。真是大开眼界。－－https://news.163.com/20/0201/22/F4B6IO2I0001875P.html

2020年2月6日胡锡進：妳们这些人骂华春莹智力被狗吃了
事件回顾
华春莹：美流感已致万人死亡比例高于中国疫情
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跟着中国这条大船壹起沈浮，美国的船上并没有预备专供他们使用的救生圈。
看到网上有壹个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针对新冠肺炎表现的帖子，居然还有壹些人给那个帖子叫好。我看这些人的智力被狗吃了。－－https://www.5iusa.com/en-us/Home/Item/86efc052-0ee4-4aec-9531-cbe5322cae15

其实明白人壹看就知道，明面上是骂华春莹女士，真正挨骂的是华春莹女士背后的指使者；当然，即使华春莹女士也占了挨骂的份，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胡盘侠就看不下去了，要替主子说话了。
说：＂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跟着中国这条大船壹起沈浮，美国的船上并没有预备专供他们使用的救生圈。＂但妳主子为何从1月3日起连读30次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而事发地武汉的韭民却还在被蒙蔽欺骗，还在开＂百家宴＂，这就是妳所谓＂智力被狗吃了＂的缘故？而＂只能跟着中国这条大船壹起沈浮＂，那是韭民遭妳主子绑架的原因，壹如三年大饥荒时不许人逃难那样，究竟谁的＂智力被狗吃了＂，还联带着中国人的国格？
还说：＂他们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说话，回击外界各种损害中国人利益的企图，他们常常处于中国与不友好国家与不友好力量舆论斗争的最前沿。＂看看＂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的中央指示,再看看＂人不传人"的谎言、和＂可防可控＂的欺骗，以及湖北、武汉两地红会在此次疫情中的所做所为，＂各种损害中国人利益的＂究竟是谁？另外，有谁允许＂他们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说话＂了？＂他们＂其实是在为中共做＂舆论斗争＂罢了，为的就是中共的自身权力与利益！自从妳主子窃国后至今，请问给了＂中国人民＂什么样的利益与权力了？所以别总拿＂人民＂说事！＂中国人民＂与中共党只是被奴役的关系，因此中共党政府并没获得＂中国人民＂承认，中共党政府也不具备有代表人民的资格。
再说，壹个限制人民说真话，限制人民自由，统壹人民思想的执政党，对外有防火墙阻隔世界声音，对内有豢养的网军们忙着把真相真话屏蔽删除，还有打手警察和党卫军压阵，如此这般，竟还有脸在全世界面前，毫元顾忌不知无耻为何物地利用＂人民＂来再三摆谱说事的理由吗？

2020年2月7日倒戈？胡锡進：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壹个道歉
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壹个道歉。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也欠对湖北和全国人民的壹个郑重道歉。武汉市的主要官员为什么不在李文亮病重期间去慰问他，为什么不早壹些推翻之前对他的态度？我们的壹方政府和官员们做错了事情，向受了冤屈的人道个歉鞠个躬，难道就这么难吗？－－https://www.5iusa.com/en-us/Home/Item/a0686b07-63df-41ff-93ad-4040b947cf92

胡叼盘这是在为中南海以及武汉市当局洗地了。
要说道歉，从武汉市府到中南海，欠全国韭民、全世界受灾国的壹个交代；要说对李文亮，那还不是仅壹个＂道歉"，就能把公民权力与自由、隐私与医生责任壹起掩盖掉的，那要追究刑责及追索国家赔偿！
还有，造成疫情泛滥失控的瞒报之罪，中南海要有担当，地方上要有说法；对在此疫情中的亡故者，必须建碑记下这次人祸的旷世灾难；对在此疫情中的受害者，当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对每个家庭和个人在精神上经济上要有所补偿。
再不能丧事当喜事办，灾难过后不是额首庆贺，而是要反思，追责，担当，认罪。
＂壹个人患了失忆症也许并非坏事，可发生在壹个民族身上就很不妙。壹个人的失忆可以是文艺片，壹群人的失忆就是灾难片。＂－－摘自李承鹏＂尊严＂

另壹张面孔属于壹个叫胡锡進的人，奸诈交杂着无耻。私下里，我们愿意叫他胡叼盘，因为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他都会找到壹个让妳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去阐释，这根本不科学，这是个纯技术体力活儿。这张面孔恶心到我是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国内网友不能翻墙。妳是怎么做到的？胡叼盘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有办法，妳要知道国内网民每个人想上外网都会有自己的办法（大意如此）。这屌味的回答加上满脸的狞笑，干脆就是对中国宣称依法治国的侮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他用到了极致，言而无信成了它做人做事的绝招，他在五千年文化中不断刨食著垃圾。
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展示国民性的窗口。而这些“正能量”正在不断刷新触碰底线，料理全世界的三观，让崛起的中国陷入尴尬。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也不能袖手旁观任其发展。1900年，因为有了义和团的胡作非为，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敌，殷鉴不远。
那壹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这壹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
2020.4.10 －－崔永元最新雄文：我的思考与不安

2020年2月16日胡锡進:说句挨骂的话不能再让城市“静止”了
老胡想在此提醒大家，公共卫生防疫不是社会静止状态下的事情，它就是在经济社会活动不间断進行的复杂情况下的壹项事业。我们的城市每“静止”壹天，其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很多企业、特别是服务业面临着延长壹天的艰苦挣扎。在全国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情况下，各地需要在决不放松防疫这根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真正行动起来，推动经济活动的全面恢复。－－https://new.qq.com/omn/20200216/20200216A0LF7I00.html

10. @GaoFalin：李大眼说得妙：党媒又开始说应该允许大家说真话了。别天真，其实壹直允许说真话，只是什么算真话，由说假话的人决定。－－2020-03-16 来源: 博谈网
〖微博谈〗我在说中国崛起

高尔基说过：＂党的最高级知识分子，只能是党最高级的奴才。＂郭沫若可以说是这样，胡锡進则不能说这样，因为实在是太低级了，只能算壹条狗腿子；但这"狗腿子＂不仅难听，还只是单的壹条腿；可能网民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就赐牠完整四条腿、又好听又响亮的＂胡叼盘＂称呼，也算是名副其实，名缠利锁了。
19世纪末在巴黎有壹个大明星，名字叫约瑟夫·普约尔（Joseph Pujol）。他的出名，就是靠放屁，用屁声来模仿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低音、女高音以及声乐家，或放屁吹灭蜡烛、舞台上的煤气灯等。这真的可媲美大名星胡叼盘胡锡進的。
他俩不同的地方，在于壹、约瑟夫·普约尔的屁不臭，原来他每次表演放屁前都会给自己灌肠，以此清洗自己的“乐器”，让屁完全没有味道。胡锡進的屁却臭到了火星上；二、约瑟夫·普约尔放的是无毒的自己的屁，胡锡進放的是有毒的再经自已发酵后的党屁；三、约瑟夫·普约尔可以随意控制自己怎么放屁、放什么样的屁，胡锡進不能控制没得选择壹律为党放屁，或放党的屁；四、约瑟夫·普约尔没有屁的传人，胡锡進的屁，等着他早亡可接班的七毛成千上万；五、约瑟夫·普约尔放的屁无形无色无味，连鼻子都侵蚀不了，胡锡進放的屁有形有色有味，专洗脑子。

2020年3月13日中共污蔑美军带病毒到武汉舆论炮轰
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周四（3月12日）晚间在其推特账号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推文，公开指控“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并要求美国政府作出解释及公开数据，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有网民质疑：“既然参加军运会的美国人是首批感染者，为何只传给了武汉人，而他们来之前、来之后在美国却没有扩散，偏偏在中国就扩散？妳当世卫和全世界专家都是弱智啊？”
“美国为何不把病毒带到上海、北京，而仅带到壹个中国二线城市？”
亦有网民要求中共当局放国际调查组進入武汉P4病毒实验室等進行调查。

2020年3月13日赵立坚说美军传播病毒美方传召崔天凯抗议
据Fox新闻消息，美国政府壹名资深官员透露，美东亚事务助卿David Stilwell 今天传召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关于新冠病毒可能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言论表示抗议和关切。

2020年3月13日 “外交部不能无耻至此” 香港作家十问中共甩锅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在推特上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14日脸书发文，"当此中国疫情缓解的情况下，外交部发言人迫不及待要为中共甩锅了。"颜向中共提出了十个问题；并强调，中共而非中国，要向14亿中国人与世界道歉。
壹、如果是美军带了病毒来，中共为何不壹早就蒐集证据，公开指证？
二、如果病毒自美国传来，为何美国最早对中国封关，而不是相反，是中国壹早对美国封关？
三、如果是美军带来病毒，为何中共壹直拒绝美国派专家到中国来参与调查？
四、如果病毒源头在美国，为何中国翻天覆地，而美国两三个月间却安然无恙，直到最近才造成大扩散？
五、疫情爆发之初，香港教授管轶到武汉调查，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清洗干净，如病毒来自美国，清洗华南海鲜市场所为何事？
六、疫症爆发之初，中共即刻派解放军生物武器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汉Ｐ4 实验室，病毒来自美国，关这个实验室什么事？
七、中国(中共)政府在1月3日就把疫情向美国通报，那时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若病毒来自美国，为何不是先向中国人通报，让中国人提高警愓，小心"美帝国主义"的生物战？
八、若病毒来自美国，中国(中共)政府通报疫情时，有没有把美军带毒的证据提交给美国政府，以提醒对方追查来源、加紧防疫？
九、外交场合无戏言，"可能"二字不能随便说。美国能不能说台湾"可能"属于中国？香港"可能"实行壹国两制？中美之间"可能"有外交关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从来不容许任何"可能"性。
十、美国是开放社会，有病毒出现，医学和流行病学专家壹定争先恐后投入研究；美国又是新闻自由的国家，有任何风吹草动，媒体即空群而出，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掩瞒疫情。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为何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小学生的思维能力究竟还是有限的，靠著背书名住身上贴＂文化人＂的标签，本也是不得已之举，倒是希望他能借这标签的点化，于国内外的行事风格有所改善，或启用智者能人；然而我失望了，且还是大失所望：对香港台湾的蛮横无理，美中贸易的壹再反悔与拖延，自己在国际上的大撒币，此番对武汉肺炎疫情的瞒报延误，等等；就是安排个对外发言人，前有华春莹，现有赵立坚，也壹个比壹个脑残：华春莹象美国的小三闹着要东西，赵立坚象中共的流氓只会龇牙咧嘴地诬陷人。
什么？是王毅那厮干的？不经妳毛孙首肯，借他十个胆，他敢吗？

202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打脸赵立坚：
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患疟疾与新冠肺炎无关
大陆官方喉舌《人民日报》3月16日在海外的推特，即国内网民要翻墙才可以阅读的美国社交媒体发文，标题是“金银潭医院：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患疟疾与新冠肺炎无关”。内文指，近日壹则“军运会期间五名外籍运动员因身患输入性传染病被送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旧闻引发热议，有网友提出新冠肺炎“零号病例”的猜测，对此，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表示，五外籍运动员系患疟疾入院并得到妥善安置，与新冠肺炎无关。《人民日报》打脸赵立坚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患疟疾与新冠肺炎无关

3. @ToughSQ：要么唯唯诺诺，要么耍无赖。能不能做个正常“人”///@mranti：环球时报英文版直接表示，战狼外交是目前中国外交部门对待西方的好策略，说中国人在外交上唯唯诺诺的日子壹去不复返了！－－2020-04-17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美国还真查了去年流感样品
－－原来中共国外交部的能耐，除了战狼式的训人，就是唯唯诺诺的服从；前壹个有主子的影子，后壹个是奴才的化身。是主子的不需要讲理，是奴才的讲不得理。
在妳面前的主子，壹定是他人面前的奴才；在妳面前的奴才，可能是他人面前的主子。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现状，各个层面都渗透著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假如既非主子又非奴才，那就属奴隶派。有奴隶试图反对或揭露主子和奴才，又或者只是想好好讲理的，都将被定为＂颠覆罪＂、＂扰乱治安罪＂等等，因为，做主子做奴才都不需要理，而奴隶，是不配有理。

2020年2月2日震惊!中美科学家5年前曾造出类SARS新冠病毒
钛媒体（微信ID：taimeiti）最近在仔细研究和整理新冠病毒相关研究时也发现，其实早在 5 年前，也就是 2015 年，美国病毒学家牵头联合中国病毒专家就曾合作成功提取和鉴定出了壹种类SARS新型冠状嵌合病毒，并且之后又成功在实验中制造和培养出了壹种SARS新型冠状重组病毒。这次的研究成果也被发表在了2015年的国际顶级科学杂志《Nature》上（下称：Nature论文）。
这份研究报告由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联合完成，作者包括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教授Vineet D. Menachery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Zhengli-Li Shi）等人，他们提取发现并又制造培养了壹种嵌合型 SARS样的新型冠状病毒，根据论文所述，该病毒能让小鼠感染上 SARS（非典肺炎），也可以证实这壹病毒通过蛋白外壳与体内 RNA 進行结合，感染和传递到人类细胞当中，报告结论就是这种类SARS新冠状病毒，因其高度可人际传播的属性，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2020年2月14日欧洲专家：新冠病毒疑似实验室产生
本期《热点互动》节目专访欧洲病毒学专家董宇红，分析解读专家近期发现及新冠病毒特点；并呼吁中共透明公开资讯，让全球专家参与抗疫。
【董宇红】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学士；北京大学传染病学博士；曾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壹医院医生。有17年抗病毒临床和研究经验。曾在诺华研发部门（Novartis）任职；现任瑞士生物技术公司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学官。
解读多份医学报告，新冠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特征：4关键点被替换。
新冠病毒pShuttle插入痕迹明显留下“不可抹灭人工参与痕迹”
董宇红：所以James博士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他并不认为这个壹定就是有意制造的壹个生物武器，或者什么的，他不认为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的的确确认为，在我们实验室中，有可能是因为基因重组，可能会产生壹些非常危险的病毒，这些病毒就是因为我们把壹个病毒的某些序列放到另壹个病毒的某些序列上，最后人为地产生出壹种人工的重组病毒。人工的重组病毒，可能会有壹些意想不到的壹个毒性。
主持人：因为我看到有人对这篇文章评论，就是pShuttle插入的痕迹很明显，就像留下了壹个指纹壹样。是这样吗？
董宇红：对的，这个pShuttle在病毒大类里头，在生物里头是没有的，这个序列壹般是用来做基因重组技术的指令，载体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这个就像人的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壹样，每壹种生物它的基因的某些序列，有些很特别的，特征性的序列也不壹样，所以相当于留下了壹个“不可抹灭的人工参与的痕迹”。
主持人：所以James博士的结论是什么？
董宇红：James博士结论是：这个新冠病毒（2019-nCoV）有90%~95%的可能性，是由壹个“实验室的事件”所引起的。所谓的“实验室事件”就是指人工改造病毒的实验室，就是lab event，而不是壹个来自于天然的。
此次疫情中频频出现有人倒地是怎么回事？
董宇红：我也是看到了这些视频，非常多，大概至少有十几个吧，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触目惊心，从医在医院工作大概6年，非典（SARS）期间也见识了当时的疫情，在我的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这个病毒（2019-nCoV）有壹半以上感染这个病毒的病人，都有呼吸困难，有12%出现急性心脏的损伤，那病人有60%几，出现急性淋巴细胞的减少。那多半是由于这个细胞因子，还有很多的细胞因子释放到血液中。这个细胞因子，说白了就像炮弹壹样，它可以攻击全身各个脏器的细胞，导致全身多脏器功能的衰竭。所以这个病情这么重，看起来是跟这个临床观察的研究，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关联的，比较接近的。但是总而言之，太触目惊心，太痛心，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猝死现象。我们需要这些猝死这些案例，最好当局就是中国的卫生当局提供壹个完整的系统的，最少要做几十例尸检的报告，得出壹个到底他们是哪些脏器的原因，这个是要做尸检、要查明的。
不断发现有关病毒的新现象，这是个什么样的病毒？
董宇红：那这个病毒（2019-nCoV）还有壹个特点，就是它人传人非常强，另外它在潜伏期就可以传播。因为我们搞传染病的壹般都知道，壹般病毒性的传染病它是要在发病期，有症状的时候它才有传染性。因为在发病期的时候，病毒在体内的毒性含量相对的数量是最多的，那在这个时候它才可以传播。
这个病毒显示了相当大的毒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临床的“危重病例比例高”，病死率高。我记得SARS当时的病死率大概是9.3%，然后根据最近《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的这个41例的病史例报导，病死率是15%；而且重症、无症状的患者突然死亡。

2020年02月17日【拍案惊奇】俄政府文件：新病毒是重组结合体
2月16日，大陆媒体《新京报》根据网上流传的壹张截图报导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零号病人是黄燕玲，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科研人员，2012年考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零号病人”就是指最早、第壹个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
在武汉病毒所2011年11月的壹张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上，确实有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黄燕玲”的名字。
不过，截至发稿，武汉病毒所网页上黄燕玲的照片和简介都消失不见，但依据病毒所公告，可以确定黄燕玲是2012年由西南交大推荐進入这间病毒所工作的硕士。
在俄罗斯生活了25年，有医学背景的华裔企业家杨成，给我们节目，用录音解说的方式，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在网站上发布的壹则文件，篇名是《预防诊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第壹版发表于1月29日。
【非常非常细致，它壹共是51页。这个文件是俄罗斯联邦官方网站上，双签名，壹个是俄罗斯卫生部部长，壹个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局的局长。
报告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壹种由蝙蝠的冠状病毒和未知来源的冠状病毒，重新综合组成的病毒，并且，它的基因排列顺序，有70%跟SARS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它明确阐述，它不是天然来源，不是人类至今所知道的，天然来源的这种产物，它是壹个综合体。
至今为止，所有研究发现，人得到（感染）冠状病毒后产生的抗体，是极其不稳定的。而且，很容易，重新被感染。也就是说，妳得了（感染）冠状病毒的话，自己用身体抗过去之后，并不代表妳已经产生了冠状病毒的抗体，也不代表妳不会再得病（被感染）了。
然后它（报告）还说壹个什么呢，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病。20%是糖尿病，15%是高血压，然后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是15%。】
在2月13日，《自由亚洲》公布了壹段武汉防疫部门的内部录音，当中有人说，看到中共国家卫健委的“保密函”才知道，这次疫情之所以难控制，是因为很多重症，到死都没有症状，连发烧都没有，所以防不胜防。－－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17/n11873944.htm

2020年2月18日美国病毒学家发现新冠病毒中插入了SARS编码中间片段，断定是人造病毒
昨天，我综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多位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2015年、2016年的两项权威科学研究，得出了这么两个权威科学结论：
1. 蝙蝠携带的自然冠状病毒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不会、也不可能通过中间宿主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
2. 能直接感染人并引发大疫情的冠状病毒只可能是实验室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的人造病毒，又名“嵌合病毒”。
美国科学家再次证明：引发大疫情的是人造冠状病毒，不是蝙蝠的自然病毒！
今晚，在我继续追踪病毒来源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
美国壹位病毒学家在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里面，发现了用pShuttle技术插入的包含SARS(菲典)编码的独特“中间片段”，自然界不可能有这个技术，所以断定：这个新冠病毒是实验室人造病毒！

2020年2月29日惊！7年前媒体报导：中共密制超级病毒可杀上亿人？
武汉肺炎疫情从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地，病毒来源仍然罩满疑云。壹直有人怀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属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这次疫情泄毒的源头。
网上有些介绍说，该所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员石正丽，2014年发表的《壹簇源于蝙蝠的类似SARS冠状病毒，显示出了传给人类的潜能》论文说，蝙蝠冠状病毒基因的两个蛋白开关，调壹下，就可以适应人体。
美国《生物武器法》的起草者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博士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认为，该传染病是从该实验室泄露的。
美国生物基因分析专家里昂斯维勒（James Lyons-Weiler）博士在受访时指出：新冠病毒有使用“P-Shuttle SN Vector”人造技术，基因组序列里被插入奇怪元素，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的野生动物体内。他确定这个特别的病毒来自于实验室。

2020年4月6日武汉病毒研究所被踢爆去年底征人研究"新病毒＂
曾长住中国、熟谙中文的纪录片导演马修. 泰调查，武汉病毒所去年十壹月十八日发布招聘启事，题为“征求科学家参与研究冠状病毒与蝙蝠的关系”，探讨蝙蝠可长期与伊波拉（Ebola）、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相关冠状病毒共存而不发病的分子机制。翌月廿四日，该所再度发布的招聘公告中更写道，“针对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学進行长期研究后，证实SARS、猪急性腹泻综合症冠状病毒（SADS）等人畜传染病源自蝙蝠，并发现及辨识出蝙蝠和啮齿动物的大量新病毒。 ”
马修. 泰指出，发出第二则招聘的是中国顶尖病毒学家石正丽团队，而招聘内容暗示：“我们发现壹种新病毒，需招募人手来处理。 ”他说，武汉医界十二月间已处理多宗肺炎病例，但知晓这种特殊冠状病毒及其严重性的人非常有限。

2020年4月16日福克斯:新冠病毒由武汉实验室泄露川普:正彻查
福克斯新闻星期三(4月15日)的报道说，病毒试验不是中国生物武器项目，而是中国的科研努力壹部分，目的是要证明中国在识别和抗击病毒方面并不比美国差。报道说，这些消息人士听到过有关中国政府在早期采取的行动的简报并看到了相关材料。
福克斯新闻援引其中壹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可能是“历来代价最大的政府掩盖行动”。
特朗普说：“我们听到越来越多这个故事……我们正在对所发生的这个可怕的局面進行壹项非常彻底的调查。”
蓬佩奥说：“中国政府需要澄清。”

2020年4月17日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冠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
法国病毒学家，因研究艾滋病毒获得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吕克·蒙塔尼耶教授（Pr Luc Montagnier）4月16日在医学网pourquoidordeur.f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得出了结论是，这个病毒被人操纵了，来自蝙蝠的病毒中，被加入了几段艾滋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这不是自然病毒，而是专业工作的结果，是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是壹个特别精细的工作，可以说，像钟表匠壹样精细。

2.@MgOqkzLBRPLCHyN：冠状肺炎已经肆虐了两个多月了，做为世界顶级的武汉
病毒研究所对疫情有什么贡献呢？到目前有两项，其壹抢注瑞德西韦让美国鬼子懵逼，第二推出了双黄连让全国人民疯狂，假如再贡献出壹个零号病人，那可功垂全地球千秋万代！－－2020-02-20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感染的医护人员遍布各个科室.html

2020年4月23日武汉P4实验室 :法国帮助建成后被壹脚踢开之始末
2003年，非典重创了中国时，中国需要帮助。很巧，即将卸任的江泽民认识壹个在法国圣路易医院培训的中国医生陈竺（陈竺2000年10月被江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更巧的是，陈医生所在部门的Degos教授与希拉克有深交。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上台，法国总理拉法兰曾前去拜访过这个医生。2004年，希拉克前往中国访问之际，就和中国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国决定携手共抗传染病，当时中国也正经历禽流感，让这个合作更具必要性。
有人担心P4会变成生物武器库。其他人则认为，与核能或化武不同，此类敏感医疗设备没有国际控制机构。
在没有听专家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政客们同意了该项目。
15家非常专业的法国中小型企业为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支持。 Antoine Izambard补充说：“这些P4实验室确实是顶级技术，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方面可与法国核潜艇相媲美。” 但是，将由中国公司来承担大部分建设工作，让法方不太满意这样的方式。例如，德希尼布（Technip）公司就拒绝对建筑物進行认证。
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写到，壹位专家表示， “事情拖了很久，但巴黎最终开了绿灯。当时，我们与中国人壹起参与了其他项目，例如放射性核废物处理中心，空客飞机的销售合同。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只是壹个中等强国，它无力停止壹个项目，因为它不能承受随之而来的经济报复”。他继续说：“我们处于弱势。中国人正在寻求获取我们的技术。有时，我们由于害怕被敲诈而走得更远。”壹位外交官表示，当局“因为天真犯了错。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可以信任的。”他补充说，此案“壹直很复杂。我们给自己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被执行。”
而武汉P4实验室的后期发展表明，那些犹豫的人是对的。中国公司最初按照规范建造P4的大部分。但是，壹位专家解释说，“ P4的架构非常复杂，其密闭隔离空间的布置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知识”。 2015年，由于对中法合作没有实现感到失望，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计划中本应去武汉P4工作5年的50名法国研究人员从未离开法国。
2017年2月23日，前总理伯纳德·卡泽诺夫（Bernard Cazeneuve）和卫生部长马里索·图兰（Marisol Touraine）宣布，将有50名法国研究人员到武汉P4居住5年。因此，法国承诺为其提供技术专长，進行人员培训以提高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水平，并发起壹项联合研究计划。但是法国研究人员从未启程。图兰最近也只好无奈表示， “我们启动该项目是希望它能够让双方共享知识，但非常令人遗憾。我们显然无法预料到当前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但是在2017年2月，我们曾寄托了这种合作的希望。”
是中国阻止了他们前往？还是法方财务能力不足？事实是，该实验室逐渐摆脱了法国科学家的控制。违反了巴黎和北京之间缔结的“合同”的初衷，在武汉的实验室，只有中国研究员，而没有法国研究人员挑剔和警觉的目光。
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進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進行国事访问吻合。
Radio France 的调查报告指出，但是，从壹开始，人们就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18年1月，美国大使馆成员参观了该场所，并警告华盛顿在这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地方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另壹个令人失望的事情是：里昂的P4与武汉P4之间的中法合作壹直没有真正开始。

8.【武汉病毒研究所管理存在很大问题】
中共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3月28日在官方推特发文，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亚洲最大的“病毒储藏室”，内存有逾1,500种病毒，包括引发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中共病毒。文中附有多张工作人员从冰箱拿取样本的照片，其中壹张惊见存放冷藏病毒样本的冰箱门上的密封胶条破裂松脱。该照片事后已被删除。〖兲朝浮世绘〗非要提8964的坦克人胡锡進这回给党妈添堵了 2020-04-22 来源: 博谈网作者: 金鸣

2020年4月24日班农：武汉病毒实验室研究员出逃将公开爆料
4月2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也提到追责问题，当中就包含，北京当局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匿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并且销毁了武汉新冠病毒样本。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川普总统高级顾问班农星期五（４月24日）在自己的节目《战情室》中透露说，壹名武汉P4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出逃，会在几天内公开曝光他所掌握的有关病毒的真相。
延申阅读：新冠疫情源于实验室泄漏的13条理由：
第壹：2017年，武汉P4实验室建立之时，科学家们在《自然》杂志表示过对实验室的病毒泄漏的担心。
第二：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北京病毒所就发生过SARS病毒泄漏事件，原因是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壹人死亡，8人确诊为非典，862人被隔离观察。
第三：1月23日武汉市封城，当天湖北全省已知确诊的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17例。对于壹千两百万人口的武汉市和六千万人口的湖北省，这个数字并不高。对比2003年SARS爆发，广东省1514病例，北京2000病例，400人死亡，都没有封城。
第四：疫情爆发后，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就在1月底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
第五：习近平2月14日在中央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缺什么，补什么；这时强调生物安全，似在亡羊补牢。
第六：据报道，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夏文广向省卫健委、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病例；疾控处指示展开流行病学调查。12月31日，市疾控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赴武汉调查。1月1日是新年，全国放假。武毒所宣称1月2日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5日就分离病毒毒株。上面刚启动调查，武毒所就公布了结果，似乎早有准备。
第七：武毒所1月21日抢注瑞德西维专利，声称1月19日就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了。
第八：12月13日，中美分别宣布，双方就贸易谈判达成第壹阶段协议。1月15日中国特意要求加上了第7.6条“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壹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進行磋商。”的条款后，签署了贸易协议。接着1月23日武汉封城，新冠病毒开始在世界蔓延。
第九：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4月14日报道，美国驻北京使馆自2018年1月开始，多次派人参观武汉病毒研究所。美方人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很多令人担心的安全问题。
第十：中国专家1月于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去年12月1日出现的武汉肺炎首例及1/3首批确诊病患，都未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且该市场并没有贩售蝙蝠。
第十壹：2020年2月15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萧波涛在学术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论文，指武汉疾控中心的相关实验室可能是病毒来源。外泄原因是实验室捕捉的研究动物管理不善。
第十二：英国《每日邮报》4月11日报道，他们获得的文件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在1000多英里外云南捕获的蝙蝠進行了冠状病毒实验。Covid-19基因组的测序将其追溯到云南洞穴中发现的蝙蝠。
第十三：4月15日白宫记者会上，FOX记者约翰·罗伯茨问：“多位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说，美国政府现在确信，虽然冠状病毒是自然产生的病毒，但它来自武汉壹家病毒实验室，因为其安全措施松懈。壹名实习生后来感染了她的男朋友，他去了武汉的海鲜市场，然后就开始扩散。这跟您听到的是不是相符？” 川普回答：“我们听到越来越多这个故事……我们正在進行壹项非常彻底的调查。”

2020年4月30日病毒源自武毒所？川普：已看到强力证据
川普今天在白宫回应媒体问及是否看到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相关报告时给出肯定答复，表示有看到。不过他补充指出，现在“有很多论点”，“我们会找出源头，我们要看它究竟来自哪里”。

中共要想澄清武汉肺炎，不是中共治下的病毒专家人工制造、或非人工制造仅是无意间泄漏的事实，就该接受世界权威部门的调查追问，光靠抵懒甩锅是毫无作用的。

2020年1月21日武汉社区举办万家宴 4万户家庭共叙邻里情...
咚锵咚锵咚咚锵……18日是南方农历小年，家住武汉的法国老太太柯牡丹与她的老伴闻讯来到百步亭社区广场，欣赏舞龙舞狮、采莲船、蚌埠精等特色民俗表演，体验磨汤圆、捏面人、转糖等民俗文化项目。－－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21/doc-iihnzhha3902341.shtml

9. @BinLi88163334：很奇怪，美国很单纯，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但他们不相信政府。中国人正相反，他们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却完全相信政府。－－2020-03-17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非合谋而不可能

2020年1月21日武汉社区19日还在搞万家宴市长:对这事预警不够
1月21日下午，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专访时，就医护人员感染、举办万家宴、取消春节期间旅游惠民活动等网友关心的热点问题，壹壹進行了回应。
‘问题4：
记者：武汉市紧急通知，取消了初壹到十五的旅游惠民活动。这个取消的决定，您觉得晚不晚？
武汉市长周先旺：单从疫情在不断认识这个角度看，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认识到它的危害性有多么大。那麽病毒的传播如果壹开始人们就能够看到它的严重性，能够找到有效防控的办法那当然好，问题是壹般壹开始达不到这种深度。
这个疫情从12月30号壹发生，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就進驻武汉。专家组对病毒的认识过程是逐步的，我们的防治方案也在不断优化，但是还没有到对病毒变化的每壹个规律，变化出来的每壹种危害都把控得那麽准确，所以有些活动是逐步取消的。明确的“人传人”这个判断出来以后，我们迅速采取很多措施，当然也是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壹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2020年2月4日武汉百步亭有居民发热专家称应与万家宴无关
曾举办过“万家宴”的武汉百步亭社区，被曝出有居民发热。壹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表示，万家宴于1月18日举行，至今已经超过2周潜伏期，如果那时出现疫情，影响应该已经过去了，“目前有发热症状的，有可能是后期接触了新冠肺炎的病人。”－－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2-05/doc-iimxyqvz0320611.shtml

2020年2月5日骇人！武汉曾举办“万家宴”社区病例大爆发
仅隔壹天，经济观察网见习记者陈月芹就有了如下报道：＂2月4日，百步亭辖区内的安居苑、百合苑业主群内，居委会工作人员公布了小区内出现发热病人的门栋信息。其中，安居苑A区有12个单元，B区有8个单元，C区有8个单元，D区有7个单元+403栋全栋；百合苑有20个单元+208栋全栋。＂

2020年2月11日 “万家宴”后瘟疫大爆发居民：死了很多人
网民“野孩子hanniblo”自9日深夜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表示自己在“绝望中写这些”，目前百步亭处于“无人管的境地”。因为举办“万家宴”，导致很多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百步亭这边感染人数超过了预期，江岸区政府不敢报”。
武汉疫情观察人士李先生对记者表示，“壹线医护人员都感染那么多，外地支援的壹万多，整个17万人，其中壹万多是感染的，要撤下来。另外，还有的工作两三个星期的，都要换下来休息。现在不够人呀。”
有网民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做了壹道数学题，中共壹月份的报导称，目前壹线有17万医务人员，每5名医务人员要照顾100名感染者，那么实际感染者为：17万/5×100=340万。

2020年2月14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没有取消百步亭万家宴了？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中，首次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1月18日，农历小年，百步亭社区仍如期举办了万家宴，4万多户家庭参加了这个活动。
未来的规划是，百步亭社区要变成百步亭新城，地盘扩张到7平方公里，人口扩容到30万。
百步亭社区是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先進基层党组织，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标兵拿奖拿到手软。
全国众多社区工作者都要学习百步亭模式，要去百步亭参观，甚至是挂职锻炼。
按照中国行政体制来排的话，城市是由区到街道再到社区居委会，这是我们认知中的管理体制，即社区是属于最基层的街道来管理的。而百步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模式是要跳出这个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设立街道办事处，直属于武汉江岸区管理，实行社区自治。而武汉政府也同意并支持了百步亭集团的这个建设、管理、服务的三位壹体发展模式。
壹个三位壹体，社区实质明面上收归民营企业的模式，如斯诞生。
百步亭集团下，是密密麻麻壹连串的投资、控股公司。涉及到房地产、物管、投资、医疗、养老、文化和船舶等多个行业。
1995年，《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启动，计划新增安居工程面积1.5亿平方米，用以解决居民住房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茅永红从千里之外的海南回到故乡湖北，撬动了人生的拐点。
茅氏何许人也？
百步亭集团董事长，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委员会主席，海西控股董事长，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上榜的都是这40年来社会各界的突出贡献人士。
在授予称号时，对他的评语是：社区党建和治理创新的探索者。
2019年胡润榜上有名，以25亿元列第1507名。
万家宴，就是百步亭社区模式下的产物。
2000年的小年，百户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壹起吃了顿小年夜饭，只有50多道菜。
随着社区的名声越来越响，被塑造成典型以后，这小年饭的滋味也就渐渐变了味。
从百户做到万家，宴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名声越传越广，壹直举办到现在第二十届。
2011年，百步亭的万家宴入选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8146道菜，成为世界上展出最多菜肴的宴会。
能刷新这个纪录的也只有百步亭自己，今年的万家宴上壹共摆出了13986道菜。
1月18日，第二十届百步亭万家宴如期举办。
4万多个家庭参与，13986道菜肴，1个活动中心会场，9个分会场，社区9个居委会特设楼栋、片区、苑区、社区等家宴，邀请社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志愿者等，走出家门。
它真的很有象征意味。
2月9日，壹条来自百步亭的求救微博引发了热议，把失踪多日的百步亭又拉回了舆论热点中。
这样壹个明面上归属民营企业的社区，面对这样凶猛的疫情，到底应该寻求谁的帮助？
直到现在，百步亭社区还未公示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人数，社区和物业也均无回应。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

4. @zhouxiaoluwuhan：我常常怀疑有些阴谋论是官方大外宣自导自演，浑水摸鱼。中国的坏事往往就是习以为常，往往就是制度性作恶。比如开两会就停报新增确诊，不是故意不说，是习惯了。习惯于为了权力的安全，漠视人民生命的安全。－－2020-03-22 09:26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没病的回来交钱有病的回来背锅

这三位壹体的百步亭集团，究竟是民营，还是算国企？是打着＂民营＂的牌子，演着政府钱袋子的角色，还是要算国企究责时它是民营，要算民营纳税时它是国企，两头讨好？此番百家宴后带来的灾难，承受了这么多荣誉的百步亭集团竟不见踪影了，没人谈及了；如果这个＂责＂由武汉市政府来担的话，那麽至今，又有谁听到过武汉市政府对百家宴全体居民公开道歉、承担后果、赔偿损失的话？
由此，感觉把湖北省委书记将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双双免职，表面上看是在处罚，深思壹下，似保护才是目的：对百家宴该担责的罪人都消失了，不见了。

2020年1月20日遥遥领先的预言？向八名谣言发布者致敬
对于社会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国家从没规定过，普通民众对该类消息的发布传播，是违法的。
警方在处置传谣事件中，都有个“调查核实”的过程，这也是警方处置谣言的事实依据，也正是有这个依据，警方才能依法处理。
如果警方的调查核实来自权威部门，那麽权威部门就要承担渎职责任。

2020年1月28日美媒:最高法为“造谣者”正名?网民要法办抓人者
1月1日，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
两个多星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抗击疫情的指示，由钟南山出面也肯定了人传人，此时，署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唐兴华”才动笔写文章分析说，“ 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壹件幸事”。

2020年1月30日最早传谣的8人被曝是医生现仍奋战在疫区壹线
因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球，引发民众对警方传罚8名最早警告疫情愤怒，中国最高法罕见模糊发文，为此8人正名。中国网络将这8人誉为勇士。
独立人士“荣剑”在推特发帖骂道：“刚才得知，被武汉警方训诫的八个人原来都是医生，他们现在就在治疗第壹线，知道这个消息后，真想爆粗口，作恶者太TMD坏了，真是丧尽天良！武汉警方至今未对这八个医生道歉，早晚会遭报应的！”

2020年1月30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谣言的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
从法律层面来说，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制裁的力度应该如何细化？对此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问：如何认定当事人是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有哪些具体的认定标准？
王锡锌：在法律上至少有三个递進推進的门槛和认定标准。
第壹，也是最简单门槛或最低标准，就是从内容上看信息是不是真实的，信息是否与真实相符合。如果认定行为人编造、传播了虚假信息，要進行处理的话，警方就应当去调查取证，认定真实的信息是什么，只有通过调查取证确证了真实信息，才能判断行为人所发布或散步的是否属于虚假信息。
第二，也就是说，认定虚假信息，执法者负有调查和确定真实信息的法律义务。
第三，但很不幸的是，壹些执法部门没有把好这个最基本的门槛。我看到壹个例子，1月22日青岛警方对壹名编造虚假信息的市民采取了刑事拘留，也就是把他当犯罪嫌疑人来处理。

我想借此机会请教壹下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先生：自1949年后，在中国，是法大还是共产党大？假如妳的回答能让我感觉正确，那麽妳的好日子将马上到头了；假如妳的回答能让中共党感觉正确，那麽妳的好日子将还会有所提高；假如妳的回答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那麽妳还可以逮机会蹭热度博眼球的。

2020年2月1日都是医生为何当初不公布?向8名造谣者致敬!
8名“传谣者”分属于三个群，群名是：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都是医学交流群，身份几乎都算是医疗专业人士。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这8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忧国忧民，有壹定见解的。作为公共卫生专家，希望同他们对话，希望从他们身上学点东西。”

2020年2月1日那些点赞拘留八位“造谣者”的中国人，妳们在忏悔吗？
在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了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因这些人在微信群里最早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七例SARS”的消息。现在人们终于知道，这八位的身份都是医生。他们通过三个微信群发布了上述信息：武汉大学临床医学04级群、武汉协和医院红会神经内科群、肿瘤中心群。
不要以为行为荒谬的仅仅是政府和医院，据统计，在武汉警方“依法查处”了这八位医生的网络信息公布之后，竟然立即得到了4万多网民的点赞。这些中国人，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危急关头，不仅急切地出手打击那些保护自己、敢讲真话的同胞，而且还急切地为那个正在将他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胞推向死亡边缘的专制力量点赞，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那些点赞拘留八位“造谣者”的中国人妳们在忏悔吗

不会的。
奴隶和奴才的属性虽有不同，区别仅在于奴才的故意为之，奴隶的无脑盲目或迫于无奈而跟从之；况且主子都不公开道歉，他们有必要忏悔吗？在这4万网民中，不论哪壹类占多数，都充分说明了所谓的＂中国特色＂，即：蠢货当权，猪脑遍地，贻害无穷。

2020年2月7日云南再有五名医生因“散播防控信息”被警方逮捕
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称，2月6日，文山州人民医院文某、文山市人民医院刘某等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疫情防控信息，造成恶劣影响，被文山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罚款、拘留的处罚。

当强权龚断所有媒体的话语权，主宰了所有的嘴巴，控制了壹切的声音，能留存下来公开的所有文字与声音，便也只能是假的了；因为强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还能有真的存在的理由吗？
清朝雍正年间，有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诗稿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壹句，犯了清朝大忌。刑部对他的判决按大不敬律处斩；此案仅整个清朝有记载的160多个文字狱中处罚较轻的案例。这比之无中生有、欲加尔罪的冤案，中共却在罔顾事实、掩盖真相、封口禁言、因言获罪、唯我独尊中更胜壹筹：让谎言扼杀良知，用权力碾压尊严，把恶行化作公义。

2020年1月31日 “造谣医生”李文亮:真相比给我们平反更重要
34岁的“造谣医生”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记者采访。其中有这么壹段：
＂财新记者：公众很关心妳在群聊里发确诊7例SARS的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文亮：我是在壹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发的，当时还强调了不要外传，主要是想提醒临床工作的同学注意防护。因为我也是和同事交流知道的这事，虽然当时病例还没这么多，但是怕会爆发，疫情会扩散流行开，因为这个病毒和SARS很像。
财新记者：妳是指像SARS那样会人传人？
李文亮：明显存在人传人。······＂
当财新记者问道：＂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公号发了壹篇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评论文章。妳可能是这八人之外的人，当时妳看到后有什么想法？＂
李文亮回答壹句震撼人心的话：＂看到最高法院的文章后，我心里放松了许多，不太担心医院的处理了。我觉得壹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壹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2020年2月27日李文亮病逝当天发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
武汉肺炎疫情吹哨者、武汉医院眼科医师李文亮本月7日染病死亡，不料竟有中国公司在当天抢注"李文亮"商标，网友闻讯怒批该公司"吃人血馒头"；而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蒋姓科长说，"要是在平时，注册‘李文亮’这个名字不违法，但是在疫情期间，该公司在李文亮去世当天注册他的名字造成了社会不良影响。"将对于事件的恶意程度、是否取得违法所得等情况详细调查后，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李文亮病逝当天发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觉得，凭＂不良影响＂治国，再凭＂有良影响＂理国，是中共人治而非法制的根本弊端；当今中国，壹尊的＂有良影响＂，便是在＂治＂贪官时，顺便也＂理＂顺了亲信：呵呵，现在中国，还有清官么？
贪官的＂不良影响＂继续造就著贪官，李文亮的死，其＂不良影响＂继续压制着社会公义与医生的尊严，比如艾芬医生。壹个人治社会，影响的好坏成了治国的依据，那麽各种因权利而产生的恶，只要控制住影响，就无法避免，最终到没有最恶，只有更恶的地步。

2020年2月27日调查组怎么没动静了?李文亮遗孀:我还在等结果
李文亮去世20天后，界面新闻记者联系上李文亮的遗孀付雪洁，她表示，自己会坚强起来，平平安安将腹中的孩子生下来；另外，她也期待调查组对李文亮被训诫的调查处理结果。这里摘壹段李文亮遗孀付雪洁与记者采访结束中最后壹段对话：
界面新闻：现在两个孩子多大了？
付雪洁：大的孩子在读幼儿园中班，快五岁了，小的在肚子里才五个月，预产期在六月份。
界面新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付雪洁：现在就想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我们也在等中央调查组的处理结论，等结论出来再说吧。

2020年2月28日外媒：李文亮事件调查未果，遗孀采访全网被删
仅隔壹天，昨天界面新闻对其遗孀付雪洁的专访就被全网删除。当局怕什么呢？

2020年3月5日中共追授李文亮“先進个人” 网民：调查结果呢？
中共国家卫健委等三个部门发文称，决定追授李文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个人”称号。有网民表示：给了表彰就等于免了训诫，等于道歉，等于壹切，不接受！还有网民质问：“道歉呢？调查结果呢？怎么查无音讯了？？？授予先進个人有个屁用！将事情原原本本调查清楚，真相公布于众！李文亮在天之灵，也在等调查结果！”更有网民说，这真是赤裸裸的讽刺，死前是被训诫，事后是先進。所谓荣誉不能掩盖真相的追查！
“壹个被指造谣遭警方训诫、被央视批判的人，居然被授予先進了。百思不得其解，感觉要精神分裂了。”

谁都知道土匪的行为标准：是胡作非为，是我行我素，是无法无天，是指鹿为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说妳有病就是有病没有病也有病，说妳治愈就是治愈没治愈也治愈；是说妳谎言就是谎言不是谎言也是谎言，说妳先進就是先進不是先進也是先進。

2020年3月11日李文亮案调查月余无果这五大追问针针见血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敦促中国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并在声明中说：“中国卫健委追授李文亮医生等34名因疫情去世的医务工作者‘防疫先進称号’，但并未就其受迫害的事做出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李文亮医生作为‘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的造谣者’的罪名并未撤销”。同时还表示期待当局能够回答五个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1.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披露疫情信息是否属实？
2.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医生等8名披露疫情的吹哨人，是否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言论权？若是，谁为此负责。
3.警方是如何获知李文亮等发出的信息的？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微信在这起事件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4.政府当时是否掌握疫情信息？
5.中央电视台1月2日的“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的节目是如何出炉的，谁为此负责？

2020年3月13日李文亮死微博最后壹贴不死 59万人续跟留言筑中国哭墙
去世已过壹个月，被喻为新冠肺炎“吹哨人”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的个人微博，至今还“活着”。在他最后壹则帖文中，至今有59万条网民留言，成了内地网民尽诉心中情的树洞、《解忧杂货店》中那个信箱，甚至耶路撒冷的“哭墙”。

2020年3月14日报导李文亮造谣获表彰新华社女记被惨遭起底
首先报导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率先披露疫情被诬指为“造谣”者的，是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廖君。奇葩的是：在李文亮＂被先進＂之后，廖君“作为6名疫情防控壹线的巾帼奋斗者”，在中共官媒的报导中被称为“逆行而上的女记者”，由此引发大陆网民不满，讥讽她是“最成功的墙头草”、“祸国殃民的典范”。
“妳如果有壹点良心，就应该拒绝领奖、发言的。否则人们就会说妳是‘踩着别人的鲜血走上领奖台的’。”
“疫情发生以来，妳说这段时间写了200篇报道，还写了90篇内参。人家给妳算了算290除以60，平均每天要写5篇报道。这样的稿子就是大部分赶场子出来的，有几篇讲了真话？有几篇是调查研究后的深度报道？”还有大陆网民表示，“第壹个造谣李文亮造谣的新华社记者。”“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怪不得那批去武汉的专家也理直气壮的说，‘医院没告诉我实情’。”“宣传的工具，已经不配做媒体人这三个字。”“传声筒而已！假大空，现实的写照。”

但我以为，不应该过分苛责廖君的。虽然作为壹个新闻工作者，有她不敢担当的壹面，但在面对强权与暴政前，该苛责的又何止她壹人？魔鬼在背后逼迫、培育、赞美刽子手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去骂刽子手而让魔鬼在暗中窃笑呢！
廖君最多算得上是粪坑边的壹条蛆而已，＂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才是粪坑先生；在粪坑先生背后，＂中共国务院＂更是粪坑经理；最后，应当把那个唯壹的粪坑总裁抛入这粪坑壹起埋了，才是解决壹切问题的根本。

2020年3月21日美媒: 李文亮调查报告无真相这十个人难逃责任
海外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在征集网民意见后，于20日发布李文亮责任人名单，名列此11人名单者包括：武汉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张红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李义龙、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席、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庄荣文，以及新华社高级记者廖君。

7. @realdengai：公民逻辑：民警是按照法规传的李文亮，那法规是不是有问题？顺民逻辑：民警是按照法规传的李文亮，那民警没有任何问题啊。－－2020-03-21 09:17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难道以为那边的数字是真的

2020年4月2日美媒:李文亮被封烈士 “发哨人”艾芬医生失联
被公众视为“吹哨人”的已故武汉中心医生李文亮星期四（4月2日）被湖北当局评定为“烈士”，与此同时，被视为是李文亮“发哨人”的艾芬医生近期被怀疑“失踪”。

对壹位亡者，才封了＂先進＂，又赐上了＂烈士＂，这是为什么？
这是对亡者的恶意嘲弄：我可以压迫妳在训诫书上签名，我还可以赏赐妳＂先進＂＂烈士＂的牌坊。
这是对生者的恶意威胁：我可以不追究导致李文亮案或类似李文亮案任何人的责任，我还可以同样在妳这般死后赏赐妳＂先進＂＂烈士＂的牌坊。
但是我们不需要，即便在我们死后；李文亮们也不需要，即便他们已然死去。所有亡者与末亡者要的就壹个：真相。
用这些腥臭不堪的牌坊来遮蔽我们的视线，借以来掩盖真相，歪曲事实，这是黑暗中魔鬼的擅长；现在，除了想要与魔鬼同舞者，没有壹个正直的中国人会相信了。

2020年4月19日李文亮、夏思思等33人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李文亮再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才封了＂先進＂，又赐上了＂烈士＂，这回，再贴壹个＂奖章＂标签，这样不胜其烦的演戏，深以为是对李文亮医生的壹种大不敬，壹种大污辱。
不追究导致李文亮医生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不调查李文亮医生所在医院的领导严重渎职的罪行，不公开故意瞒报压制武汉肺炎疫情的罪魁祸首，那麽对李文亮医生所有文字上宣告的赞美之辞，都将是壹块块掩盖真相的遮丑布，谁需要，谁便成了犯罪同伙！
李文亮医生仅仅是这帮犯罪同伙治下的壹个牺牲品而已：但其清白之身，冤屈之命，是不该受此大不敬大污辱的。

要说湖北、武汉的红会，不得不先说说中国红十字会的事。在《非常识》网页上我看到了＂为何中国红会和国际不接轨？＂这篇文章，我摘下了以下三个自然段落－－

成员国必须符合十大入会条件
根据1986年通过，1999和2005年修订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壹个国家的红会如欲得到国际委员会承认，须具备承认《日内瓦公约》，壹国境内只有壹个中央组织，吸纳成员不考虑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政治见解，具有独立地位等十项原则。其中很重要的壹条入会条件就是独立性，指的是成员国能够独立按照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進行活动。
为何国人怀疑中国红十字的成员地位？
国际红会组织独立，中国红会类政府机关
人事上：国家官员兼任，专职人员是国家事业单位编制。按照中国红十字总会网站的消息，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副会长以及10名副会长中的7名，都是国家高官兼任。而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构改革方案》，内设党委，人员编制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定编73名(其中行政编制45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8名)，虽然進行机构改革，仍旧是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且红会是21个不用在民政部注册直属中央的机构之壹。......
国际红会不谋利，中国红会寄生利益链猖獗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之壹就是志愿精神，而这种志愿的慈善却在中国发生了大变脸。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就出现了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饭费发票的丑闻。微博炫富的郭美美在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后，红十字会及其下属基金会和机构的商业利益链条渐渐浮出水面，包括现在仍在风口浪尖接受审查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实际上是寄生在红十字会羽翼之下没有法人资质的机构，却在進行着募捐和商业经营的活动，而王鼎公司则是依托与商红会的合作成立的公司，颇有壹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意味。除了下设营利机构，通过合作公司赚钱之外，还有红基会曜阳国际老年公寓项目涉嫌以公益名义搞房地产开发的情况。虽然红十字会多次辟谣，但能让人信服的还是：还有很多交易没有被暴露出来，红十字会的慈善就是壹滩脏水。－－http://news.cntv.cn/special/uncommon/11/0708/index.shtml

原来，说好听点，中国红十字会是冒牌货，说难听点，中国红十字会就是有政府牌照的骗钱机构。
通过谷哥，我又看到了这篇文字－－
流氓成性-红十的25个-黑幕
2020年2 月 2 日文/汪若鱼

1. 1995年，耿谆等多位花岗惨案的受害者起诉日本鹿岛公司，日本法院判耿谆方败诉，而后鹿岛公司主动拿出5亿日元“慰问金”。
耿谆发表声明，反对判决，并拒绝“慰问金”。
中国红十字会最终接收了这笔资金，代转给受害者及家属。中国红十字会扣了2.5亿日元作为“费用”。
2.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上海惠公馆餐饮下属酒店壹餐消费近万（9859元），开出发票报销。
9859元是什么概念呢，也不多。
按照西部贫困山区学生的标准，也就是够壹个孩子吃4000顿饭。
3.温州红十字会在年度审计时被发现2010年底账面反映库存商品806.35万元，但是仓库里却是空空如也。
继续追查下去，发现其中壹个小小的出纳员，壹年即挪用慈善资金126万。
4.汶川地震时，北京某餐厅老板告诉记者说自己知道捐钱没用，就联系红十字会给10万买暖水袋专款专用。
但红会回复说暖水袋27元壹个，这位老板只好自己买，才几块钱壹个。
然后请红会在汶川人员派发，对方说10元派壹个……
最新人肉出的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儿子郭子豪，开玛莎拉蒂，郭公子自称是玛莎拉蒂总裁，车牌：京X88888，光这车牌的钱在京城就能买几套房了……
5.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发放救灾物资，由空心钢管和棚布搭起来的帐篷壹顶就要壹万块钱，当地商人自发组织购买帐篷运往灾区被强行没收。
期间成都制药壹厂出于义愤爆出猛料：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红十字会在该厂购买了1万多元的救灾药品，却要求对方开5万多元的发票。
被拒绝后，该厂隔壁通化壹家药厂经营部开给他们发票。
6. 之前有记者登录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发现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2009年连续两年统计数据相同，除日期不同外，政府拨款、国内捐款、国内捐物、外援款、外援物资、会费、其他收入竟然分毫不差！
7. 希望工程假信骗款：他们通过希望工程渠道壹对壹捐助的17名儿童，只有3人收到捐款。
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８封是假的。
记者查清：在唐纯旭发出７封假信时，7个孩子全部未收到希望工程救助，他们多已失学。
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8. 王石在汶川地震时做过两件事：
第壹件：呼吁万科员工不要捐款过多，他心里清楚捐款后钱能落到实处恐怕不到5%，但不能明说，否则他得移民
第二件：万科到灾区建房子，建得尺寸恰好，既符合灾民居住标准，又无法变成商品房，以断衙门寻租念头……
不过也正因他话中有话，万科被迫“捐”亿元给红十作“求饶”费。
9. 中华骨髓库，中国红十字会主办，以慈善之名号召捐献骨髓，取样建库，如果有匹配的患者，再联系志愿者捐献骨髓。
多么美好！
但是，患者查询中华骨髓库每次收费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
北大学生激于义愤，成立了民间骨髓库，从查询到移植都是真正免费，起名“阳光骨髓库”。
10. 曾自称红十字会下属企业的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与郭美美口中红商会颇为相似，红会为此投资30亿元。
有药械采购、车体广告、保险广告内容，与郭此前描述相似。
这家公司在郭美美事发后正在各大网站修改公司资料，改公司将重组ST创智。
11. 出于摆脱国际红十字会及第三方监管、为其各种牟利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并非国际红十字会下属组织，是全世界唯壹壹个不归国际红十字会统壹管理的国家级红十字组织，但是每年依然接受国际巨额捐赠，并拒绝国际红会督查。
12. 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壹个条件，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擡头。
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
13. 【红十字基金会超声刀成本仅12万元 6000万管理费成疑】。
四年前壹医疗器械商与红基会发起了壹个肿瘤治疗项目。
四年约100台报价近千万元的超声刀，通过红基会進入百家医院。
近日有报料，号称价值千万元的“超声刀”其实际价值仅12万元。
红基会从受赠医院收取了近6000万管理费去向不明。
14. 【红基会审计报告数据冲突温暖中国管理费仍成谜】
昨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布了《关于温暖中国项目执行情况的说明》和温暖中国项目的审计报告。
但是，其审计报告对该项目2006年启动以来所涉及的6000多万元管理费用中的4800多万没有审计，其管理成本所收资金的去向依然成谜。
15. 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带人准备捐助四川石渠县城区小学，校长拒绝接受他们从西宁千里迢迢拉来的教学用品。理由是县上领导不许学校接受社会的捐助，只能接受红十字会的。
他们只好用卡车把教学用品再慢慢拉回去。
16.网友：昨个朋友抱了壹大堆衣服，说是邮局现在有活动，免费运送捐赠衣物去贫困地区。
我说这不错，慢点也去寄，5分钟后她回来了。
说是要强制花100元买个爱心书包才可以寄（那包压根不值）那我朋友说自己花钱寄好了。
邮局说，那妳打电话问红十字要地址。
17.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1993年，武汉市红十字会以“救灾备灾仓库”名义，通过国家划拨，取得东西湖区吴家山街二雅路壹块19.35亩土地的使用权。
1998年，武汉市红十字会与湖北芝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50年的合同，该地块以每年1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芝友公司，同时将“救灾备灾仓库”更名为“武汉市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并聘请芝友公司的法人代表袁某任该中心负责人。
18. 2010年总计1180万人无偿献血，无偿献血量3935吨，但人们想用这些血就不是无偿的。
红十字壹袋血200毫升卖给医院200元，医院卖500元，红十字会收入39.35亿。
19.瑞士诺华公司，免费将格列卫这种唯壹救命药，捐赠提供给中国的患者：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和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GIST)。然而中华慈善总会将格列卫每盒卖给患者25000元。
20.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隶属于河南省统战部，是壹家成立于1992年的公募基金会，是中国最能筹钱的慈善组织。
2009和2008年，河南宋基会分别募得6亿和8亿的善款，但记者调查发现09-11年河南宋基会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基金会手头的货币资金并不多，2010年末时只有1亿元，2009和2008年末时只有壹两千万。
后来被查实，其名义上注册的业务范围是“募集发展资金、资助儿童文教、科技和福利事业”，然而实际上却進行着房地产开发、民间放贷等非法交易，致使账目大量亏空。
21.2002年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在多次举报无果，且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抱着壹堆帐本，跑到了美国。
然后，在全球传媒的聚焦下，大晒青基会的烂帐。
主要两点，壹是胡乱投资、亏损巨大；二是大肆贪污、挥霍善款。
22.“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8年未年检，非法成立“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办非法报刊《中国小记者报》，披着官方外衣疯狂敛财。
令人气愤的是不仅骗了孩子的钱，更是伤及了孩子们美好心灵。
23.福建龙巖“大肚女孩”苏田田辞世35天后，她的母亲才接到红十字会通知，让她签收网友捐助的5万元爱心款，而实际上善款在女孩去世钱早已捐赠到位。
对于爱心款为何迟迟不发，红会却解释称，捐款转出须由卫生局长签字，“县里正在换届，卫生局长还没到位，没他签字不能转出，这是按程序办事，是出于严谨。”
24.2011年7月底，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公布了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但外界查询发现，公布出来的数据明显缩水，如为玉树捐赠金额已超200万元的李连杰壹基金显示出来却只有几百元，影星葛优则只捐了1元钱，引发强烈质疑。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随后公布的汶川地震捐款清单中，多笔捐款发生在5月12日之前。
网友悲愤称：红会直把捐赠人当猪看待。
25. 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干过很多好事的：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等，救助伤病者无数；又设立上海虹口平民时疫医院，穷人和重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费用壹概全免。他们还投身教育，创办很多学校，向学校捐款......
哦！对不起！
这说的是1931年。
当时红十字会副会长，名叫杜月笙.....

看后感觉题目应改为‘流氓成性｜红十的24个“黑幕”’才对：第25例可不是“黑幕”哇。
既然上司如此，下属又怎能洁身自好呢？

2020年1月30日基金会的2千万和饭圈女孩的2000个口罩哪去了
近几日，不少网友反应，红十字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捐赠与通报流程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令人心存疑虑。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也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道歉声明。
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同样在27日公开表示：“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的目的是将捐赠物资、资金的使用情况登记在案，统壹归口，避免在疫情防疫过程中出现混乱。但要求明确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

捐赠者要求＂去向透明＂合情合理，官僚们却毫不羞耻地说＂明确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背后壹句话就是：妳捐妳的钱，怎么花是我的事！这就难怪众人要把他们与某些嘴脸联系在壹起了。

2020年1月30日不是告急是没!有!了!医疗物资最后卡在哪了?
今日（1月30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称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在微博上发布求援信息，引发网友关注：我们保卫武汉，请求妳们支援我们！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求助！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物资即将全部用尽！恳请转发！抱歉！总是打扰大家！邮寄选顺丰快递，打95338说寄给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疗物资走绿色通道。只要妳弄到了符合标准的医用物资，邮费到付都可以的。
1月23日，湖北省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相继发出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捐赠医疗防护物资。
而随着国家调拨、社会捐赠的医护物资陆续抵达武汉，医疗物资紧张问题有望逐步得到缓解。截至1月25日中午，中央医药储备共调用了防护服1.4万件、医用手套11万双；通过协调紧急采购，为武汉落实各类口罩货源300万个，防护服货源10万件，护目镜2180副。

2020年1月31日库存为零!壹线医生呼吁:赶紧下发捐赠的物资!
截止1月30日0时，湖北省红十字会本级累计募集物资1836.2万元。
多位医护人员呼吁，尽快发放捐赠物资，并及时、公开的发放捐赠物资流向。
武汉多位壹线医护工作人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不断有物资捐赠抵达武汉的消息，这些物资都去哪儿了呢？
“缺少物资，现在混乱得妳难以想象”。湖北省中医院壹位相关负责人指出，“红十字会到底收到没有，怎么安置，准备怎么发，他们要自己出来说，要不然我们不可能知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27

2020年1月31 又曝出捐赠口罩黑幕网友炸锅湖北红十字回应
1月30日，随着湖北省红十字会壹张《物资使用情况》表格公开，社交媒体上炸了锅！该表格数据显示，武汉红十字会共发放口罩24.5万个，其中流向抗疫壹线医院的武汉协和医院只有3000个，而“莆田系”医院武汉仁爱医院竟然获得了1.6万个口罩。
上游新闻记者搜索“武汉市莆田系医院名单”，武汉仁爱医院赫然在列。相关资料显示，这座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348号的私立莆田系医院，打着“专治不孕不育、无痛人流”的广告。
此外，在武汉市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医疗机构中，武汉仁爱医院也不在其中。
1月31日下午，武汉红十字会壹位工作人员回应上游新闻记者称，口罩等防护物资由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统壹调度。－－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08

2020年1月31日湖北红十字会接连出错咋回事?党媒:岂能甩锅
1月31日，网传消息称，公司莆田系武汉仁爱医院和捐赠方北京森根比亚背后老板为同壹人。
谁在负责捐献物资分配？
1月31日，经济观察网联系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捐赠组，壹位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网：捐赠物资分两类，定向捐赠直接捐赠给定向单位或个人；非定向捐赠物资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少年基金会自行拟定分配方案后上报社会捐赠组，经过审核和批准就可以進行捐赠。
关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的捐赠物资中协和医院与武汉仁爱医院、武汉天佑医院获赠口罩数量问题，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其所在的社会捐赠组并未收到这份分配报告。 “具体怎么分配要问红十字会”。－－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67

从官官相护，到妳懂我懂大家懂的肥水只流自家田的募捐中种种怪异做法，前有汶川地震捐款去向丑闻，后有吴花燕大募小捐的闹剧；在中国官场，只要与利益沾边的事，就有腐败产生；壹旦露馅，权大的可把它全面压制，权小的就会相互扯皮踢皮球。

2020年1月31日仁爱医院曾借红会"自捐自用" 根本不收发热病人
1月31日下午，武汉仁爱医院院长熊怡祥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该院向湖北省红十字会申请口罩的原因是，2010年仁爱医院升级为二级综合医院，按相关规定必须要设发热门诊。“去年12月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后，我们也在收治发热病人。壹般的发烧感冒，我们就治疗；病情不对，我们就建议病人转院治疗。那时候，我们医院口罩就开始紧张了。”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武汉仁爱医院。進入大门，该医院即张贴了壹张很醒目的公告：根据湖北省和武汉市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相关文件精神，即日起发热患者進行定点医院集中诊治，请体温超过37.7摄氏度的患者前往相关定点医院就诊，落款日期为1月23日。此外，考虑到口腔门诊诊疗情况特殊，常规防护措施不能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武汉仁爱医院自1月28日起暂停门诊诊疗业务。－－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5832.html

2020年1月31日红十字会收到大量捐赠医院还缺物资？武汉回应
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强表示，截止到1月30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共接收27笔社会捐赠的急需物资，累积接收社会捐赠资金6.0808亿元。
李强称，就武汉市慈善总会而言，截至1月31日12时，共收到社会捐款25.86亿元，目前首批非定向社会捐赠款已经使用8.4191亿元。
在被问及既然红十字会收到了大量捐赠，但为何武汉的医院还是出现物资缺乏的情况时，李强表示，原因之壹是消耗量大于供应量，此外红十字会在官网发布了急需物资的需求后，捐赠的物资和急需的物资品种、型号和标准都没有很好对应。－－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5168.html

从1月23日封城至1月31日，拥抱着几亿到几十亿捐赠物资超壹周时间的武汉市政府，面对医院物资依然紧缺的状况，献上了标准的官话：＂消耗量大于供应量＂，＂捐赠的物资和急需的物资品种、型号和标准都没有很好对应＂，＂需要加以改進＂；其实所有的官话，都可以归类于屁话壹种的。

2020年1月31日武汉红会称未收到寿光菜寿光:卖菜钱给红会了
今天武汉市红十字会官博发消息：关于目前网络上“山东寿光援助武汉350吨蔬菜，武汉市红十字通过超市低价售卖”壹事。武汉市红十字会对此郑重申明：截至1月30日12时，武汉市红十字会从未接收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捐赠的“寿光蔬菜”，更没有参与该批蔬菜的分配、售卖。
据寿光政府此前通报，此次寿光市捐赠的蔬菜将由武汉市商务局组织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市属商超集团按照低于市场价進行销售，扣除力资、运杂等费用后，所获款项将全部上缴红十字会，专项用于疫情防治。
针对近日山东寿光捐赠湖北武汉350吨蔬菜被售卖壹事，1月30日下午，武汉市商务局在官网回应称，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职责分工，对于外地捐赠武汉的蔬菜由市商务局组织以武商、中商、中百三大商超为主進行销售，销售收入集中上缴市财政，市财政列为防疫资金下拨使用。－－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62

武汉市商务局局长应该下课了！第壹、妳不识不懂不理解＂捐赠＂两字；第二、妳如识懂能理解＂捐赠＂两字，为何把350吨蔬菜售后收入＂集中上缴＂并非捐赠对象的＂市财政＂？第三、＂新鲜蔬菜易腐烂、不利存放，必须尽快進厨房、上餐桌。＂谁指使妳＂低于市场价進行销售＂的？妳为何不动用自身的能力，将这些蔬菜直接分发给封城后的特困户、需要帮助的或者已患肺炎不能出门的家庭？这比進入市场销售再進厨房、上餐桌要快许多妳不会不知道；第四、请公开350吨蔬菜售后上缴市财政的收入数字！第五、妳要与妳的指使者及市财政领导公开向寿光市道歉！第六、妳必须与妳的同伙，向莫名背上这黑锅的当地红十会作公开道歉，并归还350吨蔬菜售后款项；第七、说明真相，道出指使或命令此做法的实际人；第八、从妳做起，留壹些做人的尊严，引咎辞职。

2020年1月31日武汉红十字会背后:12名员工月均工资福利2.3万!
有记者提问关于网传“武汉市红十字会在接受捐赠时要收取6%的手续费”的问题时，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我们关注到了网上这种反映，经过认真核实，应该说这种情况是不属实的。关于如何解决捐赠物资公开透明的问题，我们强调所有捐赠物资壹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捐赠的物资、资金的使用能够登记在案。”
疫情截止到目前，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到善款近4个亿，但拨付出去使用的仅仅逾5391万，剩下3亿多人民币，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武汉市红十字会为财政拨款单位，全部收入来自财政拨款。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972.74万元；2017年，该数字为1030万元。
2018年，武汉市红十字会总编制人数13人，其中：行政编制13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12人)。在职实有人数12人，其中：行政12人 (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11人)。
而这壹年，武汉红会“人员经费”支出合计为329.6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279.34万元，基本工资支出46.35万元，津贴补贴51.08万元。
也就是说，照此计算，2018年武汉红会人员经费27.47万元，人均工资福利23.28万元。
2019年，武汉红十字会12名在职员工的人均工资福利能够达到27.98万元。折合到每个月，足足2.3万。－－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11

2020年1月31日捐助已达数百吨依然物资告急物流：我们也纳闷
但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1月31日了解到，即便有大量医疗物资正在马不停蹄地运向疫区，依然有多家武汉壹线医院宣布物资告急，并对外发布紧急求援，让关心湖北尤其是武汉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驰援多日，这些物资究竟运到哪了？
“我们自己也挺纳闷的，光我们就承运了很多口罩，防护服这些物资，按道理应该不至于告急，但是没想到有些慈善组织并没有及时给到急需的医院。”壹家连日参与物资驰援的大型物流企业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根据交通部数据，截至1月29日24时，全国客货运车辆向湖北输送物资4.5万吨。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多家物流公司不完全统计，其中医疗物资至少已达数百吨。
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28日16点，京东物流通过铁路往武汉地区运送的防疫物资近70吨。顺丰在1月24日至30日已有21架次货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累计运送医疗、救援等急需物资470余吨。
1月3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壹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请求物资支援的截图，该截图来自“协和医生Do先生”，信息显示，物资即将全部用尽，“不是告急！是没有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6456.html

2020年2月1日男子从红会提壹箱口罩放進公务车司机:给领导的
2月1日下午2：30左右，武汉市红十字会借用的武汉市国际博览中心临时仓库外，壹名男子从国博中心提出壹箱3M口罩，放入壹辆车牌为鄂A0260W汽车后备箱，司机称，领取的物资是给领导配的。
记者多次追问男子及司机所在单位，司机拒绝回答，男子则径直進入临时仓库。
经上游新闻记者（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多方核实，鄂A0260W系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用车。－－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72

"让领导先走＂的话还记忆尤新，＂让领导先用＂的行为又何尝不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毕竟，保护领导，就是保护自己。
所以说，中国人的恨贪官，恨官僚，其实真正恨的，是自已手中无权力。壹朝有权，也是壹个贪官货色，故才有贪官前赴后继的中国特色。
像这样的＂男子则径直進入临时仓库＂的情况，是否每天都在发生？这莫名取走的壹箱口罩，是给领导＂用＂的，还是给领导＂卖＂的？有多少箱口罩是这般莫名失踪的？
武汉市红十字会，妳有记录吗？

2020年2月1日武汉医生赴红十字会仓库花壹小时只领到500个口罩
2月1日，湖北武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壹名医生手持介绍信赶赴红十字会临时仓库领取医用防护物资，然而他手中的单位介绍信并不能让他立刻领到急需的物资。
仓库领取物资不仅需要介绍信和本人证件，还要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出来对接。
经过近壹个小时的询问、沟通和不知所措的等待，他最终领到了只够壹个科室用壹天的500个N95口罩。－－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1/9076995.html

2020年2月1日红十字会调整捐赠流程:直接联系定向机构发放物资
2月1日，南都记者从武汉市政府官网发布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感谢各界爱心答复各方疑问》中获悉，为進壹步缩短捐赠物资的运转时间，武汉市红十字会对定向捐赠流程作出了适当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82

2020年2月2日华女从国内医院偷运N95口罩,在多伦多高价倒卖?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民众大量购买口罩，无论是中国各地，还是加拿大各地，口罩都统统脱销，可谓"壹罩难求"！
然而就在近日，小编接到了个令人气愤的爆料：多伦多有壹个华人女生，在卖医用的N95口罩，20个壹盒，卖80加币以上，她自称这些口罩是她妈妈从国内医院拿出来，随后海运倒卖到多伦多的！
有买家(网友假装的)质疑卖家的口罩真假，卖家信誓旦旦的说：保证是货真价实的医用N95口罩！还反复强调，是妈妈在医院拿的，医院不可能卖假货！
卖家还不断吹嘘，自己的妈妈厉害，妇产科主任牛*！口气非常的嚣张！－－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13

互联网让地球变成了＂村＂，在村尾取了不义之物，到村头变现成不义之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末为。
不查的理由：1、全国妇产科主任多如牛毛；2、无损共产党形象；3、不影响威权政府。
要查的原因：污人性，失尊严，败形象，丢国格！

2020年2月2日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自述:提意见就会被踢出群
深壹度：听说有志愿者提了壹些意见？
汪慧：现在网上提到的那些意见，我们都提过。
只有红十字会的正式工作人员有资格拍板决定壹些事情，所以后来大家就在群里直接@能拍板决定事情的人，但结果是提意见的人直接被踢掉了。
深壹度：具体反映的意见有什么？
汪慧：比如说账目公开，大家看到网上那些消息，很多志愿者觉得应该好好做壹下账目公开这块，我们志愿者可以帮助核账、清点物资、公开信息，但都没有被采纳。
我个人提过建议，有些手续可以简化壹点，之前我们接电话，有些物资（捐赠者）是想直接送到医院比较快，或者有别的原因比较急，但顺丰如果想走绿色通道，必须要有红十字会出具的说明或者接收函。但红十字会说，如果物资不是往我们这边运，我们没办法核查，不能开这个函。
深壹度：妳所在的群里，因为提意见被踢的人有多少？
汪慧：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我知道每天都有。因为总会有志愿者看不过眼，但大部分人像我壹样，后来就不说话了，壹开始妳想说的问题被别人说了，然后他们被踢了之后，妳就不想再去跟他们争了，觉得没有意义。
深壹度：志愿者来工作有补贴吗？
汪慧：没有。我们除了每天在那里吃壹顿工作餐之外，不拿壹毛钱。
深壹度：妳说有些志愿者怀疑自己做的事情到底值不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汪慧：目前志愿者没有受到公众质疑，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么辛苦，通宵熬夜，就是希望物资能够快点到医护人员手上。但这件事情现在跟我们想的不壹样，我们努力了，却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会有壹种很无奈无助的感觉。
深壹度：最近两天志愿者招募不顺利吗？
汪慧：我这两天观察了壹下排班表，有几个跟我壹样，就默默地没有报名排班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50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习壹尊说＂妄议中央＂必究（到底），武汉红会说＂妄议红会＂必踢（出局）。不解决问题，却把发现问题者先解决掉，可见中国的专制，已达每壹个权力的层面了。

2020年2月2日媒体:湖北红会，现在还道个屁歉!事儿得说清楚
新京报：五问湖北红十字会，“痛定思痛”后这些情况仍待澄清：
壹问：分配捐赠物资到底谁说了算？
公开信息显示，武汉市红十字会壹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汉市红十字会的职能是接受社会的捐赠，但是它没有权力去决定物资的发放和分配。在物资发放这块，不会说我们想给谁就给谁，所有的分配由卫健委和防控指挥部来决定。”
二问：为什么医院口罩“紧平衡”，而大量物资堆放仓库？
对于医院到底缺不缺口罩的问题，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昨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所有的医用物资现在都在壹个“紧平衡”状态，所谓“紧平衡”状态就是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能充足。
公开报道显示，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南路的国际博览中心A馆被临时征用为“仓库”，大量捐赠物资必须集中转运到这个仓库；同时，疫情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来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仅物资搬运组就至少有60人。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认为，“合理的措施应当是由当地主管部门或慈善行业组织建立统壹的接收捐赠与需求信息平台，然后再据需及时分配善款善物。”
三问：定向捐赠的物资不需要调配，为何也配送迟缓？
壹位捐赠者王小姐从上海发货，通过武汉红十字会向武汉市黄坡区中医院定向捐赠9840副手套。物流信息显示，27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已经签收，但保持联络的定向医院工作人员称，迟迟没有收到捐助物资。
31日上午10点多，王小姐收武汉红十字的反馈，包括物资接收证明等照片，表明医院已经收到了这批手套。
四问：捐赠因邮费未付而被拒，接受捐赠有无规范流程？
北京的爱心人士小何获悉湖北麻城市人民医院缺乏医疗物资。于是，她将此消息发至朋友圈。随后，有爱心人士愿意认捐这笔物资。按照规定，捐赠医疗物资不能直接发往医院，必须统壹发往麻城市红十字会。小何便联系了广东壹家口罩生产厂家，订购了2000个壹次性医用口罩，价值将近3000元。
据媒体报道，31日上午9时9分，快递员开始投送捐赠物资。但壹小时后，却“因收方客户未支付相关费用”而投送失败。快递员向媒体表示，该快递邮费是货到付款，因麻城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能支付邮费，所以拒收了该货物。
小何请北京快递员帮忙，从快递公司内部查到了快递员电话，并转账了179元快递费。邮费支付后快递系统显示：5分钟后，这批口罩被麻城市红十字会接收。
五问：红会如果力量不够，其他社会组织能否参与物资捐赠工作？
民政部1月26日发布公告，明确五家慈善组织负责接收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分别是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
然而，这5家慈善机构的调运效率却遭受了质疑。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分别只有20多名、10多名工作人员。从23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以来，武汉市红十字会仅有的11个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取消年假，24小时在岗，另外招募了近50位志愿者，也是24小时轮流加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56

2020年2月4日十问湖北红会:账目乱,壹半物资去向不明,口罩多少钱?
壹问：1800万捐赠物资，五成去向不明？......
二问：账目混乱，壹个口罩到底多少钱？......
三问：为何“偏爱”天佑医院？......
四问：天佑医院为何“狮子大开口”？......“这哪是要防护物资，简直是要再建壹做医院了。”壹位在某大型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看到这张单子后感慨：“协和这种大医院连口罩和防护服都完全不够，这家医院还要呼吸机和CT。”天佑医院是否存在特殊背景？才能获得如此差别对待？......
五问：暂无发热门诊的仁爱医院凭何得口罩？......
六问：仁爱医院的捐赠是“左手倒右手”？......
七问：分配物资到底谁说了算？－－湖北红会or指挥部？......
八问：湖北红会是否对协和“区别对待”？......
九问：湖北红会领导为何觉得“挺委屈”？......
十问：漏洞频出，如何收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449

2020年2月6日武汉官方：绕开红会直接捐赠？依法处理！
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近日发布了《关于采购或捐赠防疫医用耗材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捐赠物资有关标准和事项進行了详细说明。市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物资壹律暂存国博中心，经过入库验收，分区分类定位存放，再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出去。
对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举报电话：12315。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仅隔几天，武汉市府又出壹幺蛾子《公告》了。唉，（中国）红会这块茅坑般的香馍馍，终究还是让壹些蛆和苍蝇们放不下的。
＂我们将依法处理＂？依的是什么＂法＂？是＂共党的法＂，还是＂权力的法＂，抑或是＂贪赃枉法＂的＂法＂？有人将医院急需的物资购得后，争分夺秒地直接捐赠过去，这是在救人命，请问：这将犯的是哪门子＂法＂？
这些天，人们对红会的不满和指责，依我之见，如果红会有十分的错，那麽其中的六成，是在为妳们武汉市府背黑锅！哪有开着妳们武汉市府车牌的车子，就能开入红会场地随便整箱拿口罩的？这行为，让武汉医院医生们怎么想？让当地买不到口罩又急需口罩者怎么想？让靠打、砸、抢、偷、骗等社会垃圾们怎么想？
妳们，武汉市府，究竟谁在养着妳们？！又是谁在宠着妳们？！

2020年2月7日武汉下令绕开红会捐赠违法律师:令社会困扰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邓学平表示，尽管武汉发布的官微把微博删除，但这份文件并未撤回，撤回公告必须另行发文。
针对信息中提到的对绕开红会捐赠的防护用品，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将被依法处理，邓学平表示，该文件没有法律依据，且表达上含糊不清。
他表示，“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武汉监管局原本就要“依法处理”，根本用不着单独发壹份通告，更用不着将“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作为“依法处理”的前置性条件。
他表示，捐赠金钱和合格物资，对于捐赠者来说不可能构成违法。《慈善法》调整的重点是慈善机构，约束他们保持透明，防止他们挪用捐赠钱物，《慈善法》调整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捐赠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954

2020年2月2日疫情舆情炙烤中国红十字会被卸妆为何屹立不倒
据壹些目前中国媒体人和有限的网络舆论消息，“背后的力量”已经有指令，要迅速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删除相关内容、问询传唤当事人甚至“指令”特定公关公司影响舆论议程等手段，火速处置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的舆情危机。
“背后”态度如此果决，实在是源于当下中国国内舆论对红十字会的所作所为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从“截胡”救援物资，囤积紧缺物资，颠倒黑白污指壹线医护人员造谣，大搞特权乃至与莆田系医院搞利益勾兑，以及在汹汹舆论昭昭证据面前依然百般抵赖信口雌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今天人们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做慈善，竟然成为如此困难的事情和天大的笑话。
然而，它虽有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的累累罪行，人们却始终对其无计可施。中国红十字会似乎每每皆能在“背后的力量”翼护之下，以无关痛痒的“痛定思痛以求改進”等空口许诺全身而退，岂不怪哉？－－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28

看，中共红会上下壹惯的传统表现，连党妈的大外宣《多维新闻》都看不下去了。至于＂为何屹立不倒＂，大外宣不会不知道，由党妈亲自栽培的这个＂活宝提款机＂，只要地方上小党妈和中南海大党妈不死壹天，＂活宝＂就会多活壹天，游刃于化腐败为政绩，把灾难当机会之中；大小党妈也会变人祸成喜剧，让蠢货做英雄的。

2018年8月3日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遭受前所未有抵制与唾骂
信任危机！！！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骂，市民质疑；仅仅壹个7月，我国就无偿捐献给外国合计1230亿元，为什么当自己受灾时，却要百姓捐款？　
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都是骂娘的，今天早上已经关闭评论了。
黑舌头：【捐款有没有户口限制？】请问发起捐款的北京市民政局，没有北京户口可以捐款吗？在北京纳税不满5年可以捐款吗？纳税满5年但中间间断过的可以捐款吗？今天星期二身份证尾号不是2的可以捐款吗？捐款资格要摇号吗？外地户口满60岁的老年人可以捐款吗？
易天：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壹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Maded： @仙踪园：募捐的微博发出仅仅几个小时后，本局已收到社会各界的踊跃捐助，再壹次展示了射秽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据不完全统计已收到妳妹上万件，远在大洋彼岸的国际友人紧急捐赠草泥马数千件，记者截稿前仍有大量妳妹不断捐来。

我再转发壹副对联－－
上联：壹张大嘴，两眼放光，保三代富贵，征四海民饷，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飞黄腾达，七星聚会，散八方施舍，独不怜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脸。
下联：十场天灾，九次表彰，看八耻全忘，任七窍生烟，惊六月含冤飞雪，伸五指强逼募捐，四处做戏，引三界震怒，唯不变向来二逼，壹等下流胚。
横批：捐妳老母
中共国积重难返，人心思变，请注意上文的日期：2018年8月3日

2020年1月21日口罩供不应求商家“驰援武汉” 壹天竟涨3倍
1月21日，南都记者查询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的历史价格走势发现，有天猫商家所售标注品牌为3M的N95级口罩（共25只）在1月19日标价158元，1月20日售价268元，1月21日加价变成“爆款促销”价398元，而原价被标注为788元。有自营商家在商品图片上加上“驰援武汉”字样同时改高价格。
此外，有天猫商家所售标注品牌为霍尼韦尔的N95级口罩（50只/盒）页面标注原价299元，促销价198元，而南都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在1月21日凌晨售价83元。该品牌京东自营旗舰店内相关产品为无货状态，连防雾霾口罩也被买光。
1月21日，南都记者查询发现，有京东商家售卖的壹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共60只）1月20日售价68.9元，1月21日涨至290元，是原来的4倍。还有京东商家售卖的壹次性医用护理口罩（50只/盒）1月20日标价49元，壹天后标价159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196

2020年1月25日药店口罩供给战:日销9万只,运壹次货快递费16万
据门店的销售数据显示，1月21日店里口罩销量14708个；到了22日，这个数字激增至97418个，而在此之前，月销量仅在200个左右。
为避免恶意囤货，她所在的老百姓大药房各门店都采取了限购措施：每位進店顾客每次限购壹包8元的红色医用口罩（共5个）及壹个9.8元的儿童用口罩。
针对有些急需、但没有物流支持的地区，他们下血本采用快递的方式。有壹批价值200多万元药品需要发往湖北、江苏等门店，光快递费就16万多，而平时的物流大概只需要2000多块，“成本很高，但亏本也要保障供应。”－－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804

2020年1月29日对话药店采购经理:为什么在药店买不到口罩?
我们知道大家在线下药店买不著口罩。
我们找到了壹家连锁药店的采购经理，问了他八个问题。
壹、现在口罩采购碰到了什么困难吗？
现在進口罩有两个问题，第壹是供货商价格上涨；第二是我们需要通过有正规资质的途径和渠道采购，要税票和清单，但现在被壹些中间商取了货，他们没有票据提供给我们，我们不敢采购。
二、不能直接跟口罩厂商拿货吗？
之前我们没有对接过固定的口罩厂商，因为之前口罩不属于特别重要的品类，加上本地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销售量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再去直接跟口罩厂商建立对接就很难。
三、那本身的库存呢？
自己药房原有库存的口罩只有2万多个，过年以前就销售完了。
四、为什么在药店买不到口罩了？
壹是前面所说的，采购上存在问题；二是价格。卖吧，不赚钱不盈利。哪怕只为了保本，价格都要涨很多了。
五、那妳们最近壹次购進口罩是什么时候?
初三晚上之后，公司有口罩分到各个门店，用以保障员工。但壹共只有1000个口罩，分配到每个员工手上只能保障人手2个。
六、现在采购口罩成本多少？
成本高了几倍到十倍左右不等，通过朋友圈、代购询价，我们了解到，现在N95口罩30元壹个，而原来的供货价是 3至4元壹个；壹次性口罩原来10个壹包3至4元，现在炒到1.5元壹个，壹包10个要15元。
七、正规供应商为什么没货了？
他们和口罩厂沟通，口罩厂的回复是：口罩已经被征用，要先调去更有需求的地方。所以，正规供货商拿货也得等。
八、那妳们还打算采购口罩卖给大家吗？
昨天晚上接到通知，政府部门说了：壹次性口罩销售价格不能超过每个3元，N95 口罩不能超过30元壹个，卖之前要向政府备案。这个情况下，我们打算去跟供应商谈了，如果可以在政府规定的价格里進回来，我们还是会去采购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93

2020年1月31日戴口罩出门买口罩没买到还损失1个咋这么难
有网友调侃：戴口罩出门买口罩，口罩没买到，还损失壹个口罩。
佳敏之前壹直很开心，因为自己成功地避开了“涨价”和“发不出货”两个大坑。1月24日，以实惠价格在淘宝上购买的口罩，1月25号物流就显示等待揽收了。
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28日壹早，她收到了淘宝官方发来的退款通知，自己的口罩“上交国家”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01

2020年2月2日中国医用N95口罩日产只有60万!请将它们给医务人员
2月2日，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就缓解我国当前医疗物资紧缺等热点话题回应公众关切。
1.目前我国口罩的产能有多少？王江平：我国口罩的产能大约是每天2000万，其中医用的外科口罩产能是220万，医用的N95的产能大约是60万。
2.如何弥补口罩巨大的需求缺口？王江平：从供应的角度看，要提升产能，把现有的能力发挥出来，增加壹部分产能。动员国际资源，组织国际货源。－－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31

2020年2月4日中国捐20万医用口罩给菲律宾!消息壹出,网友气炸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Salvador Panelo周日表示，就中国捐赠菲律宾20万医用外科口罩和主动分享疫情信息表示感谢。
这条消息在公众号上发布后，短短半小时内，点击迅速突破10W+，更在网上引发中国网友激烈讨论。
有网友质疑，“自己本国都缺，还能拿出来捐给菲律宾？”
也有网友嘲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更有网友壹针见血指出，在现在国内的疫情环境下，“我都买不到口罩”，“怎壹个C字了得！”

＂中国医用N95口罩日产只有60万＂的消息刚刚出来，当局又有拿韭民的救命口罩捐给他国的＂善＂举了。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壹手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韭民的时候，把从国外進口过来、尚在海上的壹船粮食，壹个掉头，就去支援阿尔巴尼亚国了；如今习壹尊此举，也太有孙子味了，真是毛病不改，积陋成习，韭民倒霉！

2020年2月4日六百箱口罩快递途中被政府“征用” 警察：出门打断腿
云南省大理市2月1日向当地顺丰速运公司大理分公司发出的“暂扣通知书”称，“由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市已处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壹级响应状态，全市疫情防控物资极度紧缺。为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云南省突发事件应急征用与补偿办法》的规定，拟对妳单位承运的598箱无中文标识口罩实施应急征用，现予以暂扣。”

2020年2月7日中石化富士康上汽通用五菱跨界转产口罩救急
2月6日，中国石化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公司有原料熔喷布，亟需口罩机增产口罩抗击疫情。此外，富士康、上汽通用五菱等公司也“摇身壹变”，转产起了口罩。而爹地宝贝、三枪内衣、红豆服饰、水星家纺等纸尿裤、内衣厂家，也纷纷改变生产计划，转产口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949

这么多公司“摇身壹变”都转产口罩了，那倒是好事。只不过呢，对其他几家公司不了解不便多说，仅是对中国石化这条巨鳄对口罩市场的窥视, 颇令我不安：其生产的口罩，会不会变成股票？会不会因生产了口罩，导致公司愈加陷入亏本的境地？或者因此而从央企的宠儿沦落成煎熬的民企？还望中国石化高层三思而行。

2020年2月8日武汉医院员工:给我们壹个N95口罩用24小时都行
2月5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称，截至2月3日，全国口罩日产量达1480万只，产能利用率67%。其中N95口罩的日产量仅11.6万只，相当于口罩总产量的约0.8%。
“哪怕就给我们壹个N95口罩，用24小时都行。”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武汉市普仁医院的工作人员陈雯表示。
“以口罩为例，本应4小时换壹次口罩，但我们很多医护人员壹个口罩戴壹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防护设备耗材捐赠工作组的壹名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表示，防护服、N95口罩等物资的缺口最大。
“这种时候，如果没有防护用品，医护人员就是‘裸奔’，上去壹个倒壹批。”谈慧玲说。－－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195

2020年2月8日中国生产口罩仅需0.5秒/只,为何还是不够用?
8日上午，央视新闻又从中纺联了解到，春节放假到目前，中纺联对口罩、防护服、消毒湿巾和重点原材料等上千家生产企业進行摸底，对300余家重点企业逐壹电话联系，并倡议会员企业在春节节日期间复工复产。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医用口罩日产量超1400万只，医用防护服日产量超过4万件（套）。－－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142

二战时，从1941年12月日本珍珠港偷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44个月，计1320天，美国在此期间造了从航母到各类战舰到潜水艇（登陆艇和民用轮还不算在内），总计1259艘，几乎每天壹艘，当时媒体评说像＂下饺子＂。
现在我们疫情当前，口罩生产仅需0.5秒/只了，＂历害了，我的祸＂！

2020年2月10日全国每天至少需要超5亿只口罩，缺口怎么补?
若是部分复工（第二产业、医疗、交通运输业复工），每天也有2.38亿人需要口罩。
若是全面复工，按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内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合计就业人口高达5.33亿人，按每人每天壹只口罩计算，至少每天需要5.33亿只口罩。
但近期，加入口罩生产的企业数据激增。天眼查数据显示，从1月1日至2月7日，先后共有超过3000家企业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经营范围。－－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517

2020年2月11日为什么不带口罩?老奶奶吓哭了:我真的买不到
在D5319次列车上，乘警发现壹位老奶奶没有戴口罩，只是用衣服捂住了口鼻。
乘警问她为什么不戴口罩，老奶奶说自己到处都买不到口罩，说著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乘警从口袋里拿出了壹个没用过的口罩，跟老奶奶说：“我这还多余壹个我们单位发的口罩，您先拿着用吧，保护自己安全最重要，您别急。”
他帮老奶奶把口罩戴上后，老奶奶的眼泪更止不住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655

2020年2月13日進价6毛口罩卖1元被罚4万,洪湖这家药房到底冤不冤
近两天，壹则不起眼的新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注意：湖北洪湖市华康大药房因0.6元進价口罩卖1元（该药房于元月23日购進壹次性口罩44000支），被洪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涉嫌哄擡物价被罚款42630元，并被没收违法所得14210元。
口罩進价6毛，药店还要付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税收不说，况且还要有壹定的合理利润，这个1块钱售价，网友们觉得不离谱。
有网友说，非常时期算良心价了，卖两块钱现在排起队踮着脚都买不上，壹块壹个的话我们抢着要，卖壹元还被罚，如果这家店还有，我也要买。－－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937

当年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壹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某口罩厂壹老板说：我是党的壹头猪，"党要我把口罩给谁我给谁＂（口罩最后给谁我听党和政府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25）；这个＂洪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做法，就象在宣告＂我是政府执法部门的壹匹恶蚊，我想叮谁就叮谁！＂

2020年2月16日全球都在给武汉捐口罩但武汉还在往外地卖口罩
作为此次疫情最大重灾区，此前武汉各医院多次传出医疗防护物资告急甚至告罄，民间的口罩缺口也存在多日，每天都有外省市捐赠的口罩运往武汉。并且当时，口罩已经作为“战时物资”，在湖北省内被统壹调配，多数口罩生产厂家被政府部门征用，以便第壹时间将医用口罩送往壹线医护人员手中。
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通过微商“团购”的那几盒口罩之后，广西南宁的连钰（化名）反而睡不着觉了。她忍不住疑惑，“河南厂家”生产的口罩，为何从武汉发货？
为何口罩外包装的箱子上，会写着“救援物资”？
2月14日，连钰委托壹起通过微商“团购”口罩的朋友，在微博上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引起了关注。舆论直指或有人倒卖救援物资。次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官方微博“认领”了这壹事件的解释权，发声明称，经过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调查核实，这批口罩为武汉某防护用品公司生产，并非社会捐助的救援物资。
2月15日，舆论发酵的第二天，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发声明称：“经查，何雄在网上出售的口罩来源于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出口口罩等防护用品……网友质疑的口罩是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生产，不是社会捐助的救援物资，该公司已向区公安分局出具了关于何雄于2月1日从该公司提取口罩的情况说明。”
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曾被当做“抗疫”中的先進企业被多家官媒报道。－－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16/9138793.html

权力如没有笼子扼守，就会导致胡作非为。
此案请注意几个关键词：＂2月2日＂，＂救援物资＂，＂三公斤＂，＂22公斤＂，＂大概有七八十箱＂；
几个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几个人物：＂王姓微商＂，＂何雄＂，＂总经理何振华＂；
武汉的纪检委、检察院、公安局，放下对進价6毛口罩卖1元的调查，并退还罚款再加赔偿，然后接受这案子，妳们敢吗？敢调查清楚吗？
但我以为，此案性质虽极其恶劣，然案情、动机并不复杂，敢在大疫情的大背景中，能顺顺当当犯下倒卖第壹重大灾情地区急需的物资，涉及的壹定绝非普通人物，若由当地有关部门查案而非异地接手，恐难严惩真正的犯罪之人。
当然，即便是异地接手了，也全都是共党的左右手，只不过呢，左手的手掌打不到左胳膊，而右手可以。
有文章责问武汉红会，为何壹半的捐赠物资不知去向，以上的情况，就是壹种解释，且壹定还不是唯壹的壹种。

2020年2月22日 “口罩售罄”不是真卖完了?销售商气发抖爆料
今年春节期间流行壹句话：送红包，不如送口罩。
但疫情导致口罩需求大、物流难，这些都是壹眼可见的。
张晨是我的学妹，湖南永州人。张晨算了壹笔账，平常购买壹个医用口罩的价格大概在5毛钱到1块钱之间。
过年前，她第壹次進货，非医用口罩的進价就已经涨到了1块5，医用口罩也涨到2块3，而后3块5，如今4块2也不壹定能進到货。疫情撞上春节假期，物流基本停顿，张晨想進货的话，就要开车几百公里到东莞、深圳拉货，而且还没有现货，得自己掏钱在外地住两天才能“等”到口罩。
按照张晨第壹次進货的价格，医用口罩当时進价2块3，算上来回车费、住宿费和利润，她对外卖3块壹个。结果被人举报，骂她发“国难财”。
2月16号，永州某县城口罩价格已涨至6块
但张晨这壹次遭遇的就不仅仅是被人骂这么简单了，而是直接被人举报到了工商局。张晨被工商局调查，接受了口头警告，并被勒令禁止销售口罩。
“这些药店、诊所要真想進口罩，应该还是能够進到的。其实不是药店没有口罩卖，而是风险太大、回报不高。壹旦被处罚，家里有几百万都不够赔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件不被理解的事情了。”2月16号，张晨从长沙退货回来后，这样说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519

满满的善心，在壹帮分不清善恶与是非的＂执法部门＂极力打压下伤透了心；中国还有＂法＂吗？有的话，谁在用？对谁用？－－我无语问苍天，尤其在看到下面这篇报道之后，更感苍天也无语了。

2020年2月24日海外运回的70万只口罩离奇消失?多人报案引关注
有多名读者联系封面新闻，声称与四川骏宸集团有类似经历：委托他人代购数量巨大的口罩后，货物在发运过程中发生“丢失”，至今没有收到。
至少有近10名反映口罩在发运过程丢失的读者提供的承办人均指向壹个人：办理锐宸集团70万只口罩货运回国，随后声称货物丢失并赔偿了受委托采购人丁笃胜的李宏。
以四川骏宸集团采购的70万只口罩为例，骏宸集团委托丁笃胜采购时，单价最初为0.6元人民币/只，后来逐渐涨到1.20元人民币/只。在李宏以货物丢失赔偿丁笃胜协议中为1.80元人民币/只。而根据多人提供的信息，在2月上旬，壹次性医用口罩在黑市上的价格已高达3元到4元人民币壹只。
如果骏宸集团采购的70万只口罩以0.6元购進，以3.00元价格转卖，即可赚取100多万的利润。“更何况，他是拿着妳的钱去购货，然后再把本金退还给妳。自己连壹分钱的本钱都没有出。”
在双方沟通中，李宏强调要先行支付货运等费用，骏宸集团要求先把货物发运至成都，“在证实货物到达后先付钱后提货。”李宏对此予以拒绝。
骏宸集团随后提出，请李宏告知金边的库房和货物信息，由骏宸集团派人自己去办理提货报关发运手续，并支付应当支付的费用。李宏对此不作明确答复。
在涉及到货物数量时，骏宸集团坚持以丁笃胜告知的到货数量291箱（72万多只）为标准，李宏则表示只能按最初采购数150箱（37万多只）发货。骏宸集团提出以李宏和丁笃胜签订的赔偿协议中认定的数量272箱（69万只）为发运数，也遭到李宏拒绝。
在涉及到费用具体金额时，李宏称如果骏宸集团能够通过红十字会证实这批口罩确实属于捐赠物资，“我可以通过这边红十字会免费给他们发货。”当骏宸集团告知立即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并要求他提供货物具体信息后，李宏则不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30

2020年2月28日口罩原料熔喷布供应之困:中间商擡价超十倍
“我有口罩机，谁有熔喷布？”
恒天嘉华非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内生产熔喷布的企业之壹，隶属恒天集团。官网显示，恒天嘉华在大年初三就紧急复工，截至1月27日，日产能达到120吨，“口罩用面无纺布、喷熔过滤用无纺布、底面用无纺布；病毒防护隔离衣用纺熔SMS无纺布供应充足”。27日，南都记者联系该公司，得到的回复为“企业已被政府接管，现在不接订单”。
另壹家生产喷熔布的企业量子金舟（天津）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也于27日回复南都记者称，“暂停订单了”。
“打过去都是中间商，每吨25万、28万、30万都有，乱喊价。”南都记者联系到海南良行医疗产业有限公司（下称“良行医疗”）的姚女士时，她正苦恼于如何寻找到真正的熔喷布供应商。
据南都记者了解，此前喷熔布每吨的价格为2万元左右，如今上涨了10倍以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466

国内生产熔喷布的企业被政府接管了，现在不接订单了；然而市场壹罩难求；然后群起做口罩，从央企中石化到小业主；然后，熔喷布买不到了；再然后，熔喷布每吨25万、28万、30万都有了。
是谁在操纵市场？是谁在发国难财？

2020年3月6日壹罩难求复工企业又要停工了!黑市供货全靠抢
作为江苏地区壹口罩生产部门的负责人，王强（化名）近几周来忙翻了天。
“以前熔喷布价格很便宜的，每吨也就壹两万元，稍微比无纺布贵壹点点而已，根本没有这么离谱。”王强表示，熔喷布分医用级和民用级，医用级里还分BFE55和BFE99，价格都不壹样。现在市场上民用级别的熔喷布价格都要超过32万元/吨，而医用级BFE99市场上更有人叫价高达50万元/吨。”
近期从纺织企业转产到口罩企业比比皆是，不过，鲜有企业转产熔喷布。为何如此？壹家纺织企业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称，建壹条熔喷布生产线，所需资金其实不高，大概500万左右就够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做熔喷布，关键在时间，转产做口罩，10几天就可以生产线调整过来，但是，做熔喷布的机器关键零部件，还需要从国外進口。等壹条生产线建好后，估计起码至少三个月。
作为江苏地区壹口罩生产部门的负责人，王强（化名）所供职的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口罩产线刚刚开始批量出货，却又要面临原料的苦难。－－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652

2020年3月7日中国慈善组织壹副会长盗9500个口罩转卖惹众怒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不少贪官污吏也纷纷现形。中国温州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某，遭曝曾盗取9500个口罩转卖，引发网络热议。
根据陆媒《梨视频》报导，王某在2月5日至2月7日之间，到某慈善基金会设置的疫情物资发放点，盗取9500个口罩转卖，共获利19600元（约新台币8.5万元），于周壹（2日）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罚款3000元。讽刺的是，王某还曾荣登2018年10月的所谓“浙江好人榜”。

在壹罩难求的情境之下，还敢偷窃近万只口罩，是罪其壹；偷窃的竟还是慈善物资，是罪其二；盗者竟然还是受捐的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罪其三；偷窃的目的不是自用或送家人朋友亲戚等，是为了赢利，是罪其四。四罪并罚······刑7个月，······罚款3000元？
我想，本来肯定、因该、必须、毫无疑问判定是枪毙的，因为是＂共产党员＂，免死，改为无期；因为在慈善机构工作，又仅偷窃9500个口罩，改为20年；因为是副会长，改为10年；因为还是兼秘书长，改为3年；最后因为上过“浙江好人榜”，此事也仅＂惹众怒＂，没有犯罪，才改为7个月，罚款3000元。
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2020年3月10日中国口罩，今日起出口韩国
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网站消息，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9日表示，为支持韩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帮助韩方解决口罩供给问题，中方将于3月10日起向韩国出口口罩，首批500万只，包括普通医用口罩和N95口罩。
此前，中国政府已决定向韩国援助110万只口罩和1万套医用防护服。－－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10/701522.html

2020年3月11日中国至意大利口罩走私网被捣毁暴利6000%
意大利监察机构今天3月11日宣布，警方在该国南部破获壹个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口罩消毒液走私网，走私口罩的利润可达6000%。
意大利检察院周二宣布，警方在意大利南部的巴里Bari区周边20来个市镇，从30来个公司收缴价值22万欧元的走私口罩，消毒液和消毒纸巾。这些公司的老板是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走私的口罩和消毒液的货物来源。

2020年3月13日中国口罩日产过亿了为何还是买不到?很少零售
数据显示，2月初，我国口罩产能约为每天2000万只，日产量1000万余只；2月22日，口罩日产量达5477万只；2月25日，全国口罩日产能达到7285万只，日产量达到7619万只。2月29日，包括普通口罩、医用口罩、医用N95口罩在内，全国口罩日产能达到1.1亿只，日产量达到1.16亿只。
但随着复工复产节奏加快，大众口罩需求逐渐增多，大家发现，口罩还是不好买！－－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778

2020年3月15日進口2万只口罩海关只发现8千壹查事更大了
近日，上海海关查获了壹批進口假冒伪劣口罩，该批口罩从乌干达進口，原产自韩国。
疫情发生后，在国际上采购口罩日趋困难，壹次性申报从乌干达進口20000只N95口罩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
在对仓库進行巡查后，海关工作人员发现这批口罩仅有8000只，除了外包装破损脏污外，还存在伪造生产日期、部分产品霉变等问题。－－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103

2020年1月31日中科院宣布这款中成药口服液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
记者31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双黄连口服液由金银花、黄芩、连翘三味中药组成。
上海药物所长期从事抗病毒药物研究，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药物所左建平团队率先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十余年来又陆续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对流感病毒（H7N9、H1N1、H5N1）、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具有明显的抗病毒效应。－－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3316.html

2020年1月31日端着妳的双黄连，和我干壹杯17年前的洁尔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没想到的是，上当也是。就在昨晚，我又上当了。
17 年前，我捧著壹杯 1:100 稀释过的洁尔阴壹饮而尽后，我发誓我再也不会被人这样愚弄！当时，我就狠狠地记下了上海药物研究所这个名字。
昨晚临睡的时候，贱内说妳丫赶紧给我抢点双黄连口服液去！
我问：干啥？
贱内说：防治新冠肺炎啊？
我壹听就怒了，虽然我这贱内人笨了壹点，可好歹也是新时代的知识青年啊，怎么连这都信呢。
于是，没忍住嘲讽了她壹句：板蓝根不好用了吗？
媳妇没搭理我，默默的给我甩过来两张截图。
妈呀，这两家都官宣了，啥也不说了，抢！
前几天抢口罩的时候，我都没有抢到。后来抢大白菜的时候，我也没有抢到。为此，贱内壹直对我耿耿于怀，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有了将功补过的时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抢到了！！！下了单以后，我还给媳妇炫耀了壹下，看看老夫怎样！！！
早上壹看竟然抢到的是鸡用的双黄连！
对了，妳们知道吗？这次发现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冠肺炎病毒的，还是 17 年前那家发现洁尔阴可以防控非典的那家机构！
上海药物研究所！！－－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6444.html

2020年2月1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坚称双黄连抑制新冠报道无误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新闻发言人2月1日表示，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1月31日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壹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上海药物所长期从事抗病毒药物研究。2003年非典来袭，《首都医药》杂志等信息发布渠道曾发文称，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证实，“洁尔阴洗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35

2020年2月1日双黄连可抑制新型肺炎病毒?健康时报:请自重!
如果说，1月31日深夜中国科学院辖属的上海药物研究所通过媒体发布：“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像黑夜中的壹声惊雷，瞬间让疫情恐慌中的群众惊醒。
那麽，2月1日深夜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新闻发言人用183个字符宣称：“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壹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表示，俨然是壹份向科学，不对，是向常识宣战的战书！
在遭到业界数十位权威专家、两院院士、众多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临床医生、中药师，几乎众口壹词的驳斥的背景下，笔者厘清的基本事实是：
和双黄连口服液壹样，所有清热解毒类中药，大多都具有抑制病毒和细菌的作用。至于双黄连口服液能不能在人体内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目前还没有临床实证。而且，《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4年)》显示，2014年中成药口服制剂不良反应报告中，双黄连合剂(口服液、颗粒、胶囊、片)位居当年排名第壹。－－!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75

2020年2月2日双黄连可治冠状病毒？网友扒出“夫妻店”闹剧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壹篇报导称，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上述消息也很快引发网民达热议，“双黄连口服液”能否经得起科学检验引起网友们的广泛质疑。
有网民发文质疑：有关机构“仅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做了体外细胞实验”就宣布发现了“双黄连口服液”的抗病毒功能，这无异于“大跃進”时期的“放卫星”的做法。
@恩典壹生gracia日前发帖爆料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和有上海药物研究所背景的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长舒红兵是夫妻关系，因此“双黄连”能够壹夜之间成长为“抗击武汉新型肺炎明星”。
随着网络社群中质疑声浪高涨，有陆媒向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有关人员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1，临床试验前期有相关试验数据吗？2，喝了双黄连就对治病有效吗？3，可以抑制病毒的说法是准确的嘛？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人员回答说：“我这边没有，我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好说这个问题。”；“科学的事情我们不想说得太过。”－－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2/9080913.html

8. 很多骗子通过勤奋学习已经成为专家，而许多专家经不住诱惑开始行骗，妳分得清哪个是骗子哪个是专家吗？－－2020-03-16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视野〗所谓的文化也就是壹张皮的尊严吧.html

2020年2月2日双黄连封神中药狂欢上海药物所是个大忽悠?
2月1日凌晨，投资家网创始人蒋东文在壹则微博中写道：“买不到双黄连口服液的亲，不要焦虑，这货是抑制病毒，所谓抑制，就是妳得拥有它，才能抑制，既然妳拥有了它，那妳就要去医院了，去了医院，医生自然会送到妳面前，所以不用着急……”配图是壹瓶药品名为“新型冠状病毒预防中药”的药剂，落款为盐城市中医院。
1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其中，藿香正气口服液、连花清瘟胶囊等壹批中药制剂被列为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注意到，壹些商家将藿香正气口服液、金银花等销售页面打上“武汉加油”“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健委推荐用药”“疫情时刻妳更需要”等字眼“蹭热度”销售，销售价格也有壹定程度的提升。
真的没想到，这次疫情中最大的壹个谣言，竟然是双黄连。
丁香医生甚至把它排名“谣言榜”榜首，排名比“喷酒精、吃大蒜灭病毒”、“童子尿预防新冠病毒”、“对视能传染新肺病毒”都要靠前。
在 2013 年、2014 年国家通报的中成药口服制剂不良反应报告中，双黄连合剂（口服液、颗粒、胶囊、片）就排名第二、第壹，不良反应最多。
双黄连壹定是想到了它 2003 年“非典”时期的前辈板蓝根。
也是用专家背书、媒体传播、壹战封神的套路，板蓝根引发全民疯狂抢购。甚至有 15 岁少年连服七包，中毒抢救。
据《哈尔滨日报》，1 月 26 日，哈药集团旗下的中药二厂、哈药生物和三精制药就相继开工，加班加点生产双黄连口服液等药品。
恢复生产当天，三精制药生产了 130 万支双黄连口服液供应市场。
开足了马力生产备货，谁来吸引公众购买？这时候，壹个双黄连的老朋友出现了，它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
17 年来，每当疫情肆虐，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总会适时出现，推荐双黄连口服液。
早在在 2003 年“非典”期间，其旗下的左建平团队就率先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 SARS 冠状病毒作用”。
此后，不管是出现了 H7N9、H1N1、H5N1，还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该所都能陆续证实：双黄连“具有明显的抗病毒效应”。
上海药物所最著名的壹个合作伙伴，叫绿谷集团。他们壹起合资，成立了上海绿谷制药，特别值得关注。
绿谷制药的副董事长丁健，是上海药物所第六任所长（2004 年至 2013 年），董事耿美玉也在上海药物所任职。
而绿谷制药的董事长吕松涛，曾被中央电视台在 2008 年曝光了绿谷“抗癌”骗局。
央视披露，经药监部门查实，在绿谷集团壹系列的抗癌产品广告中，引用了大量的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等对先后三代产品的所谓抗癌效果進行宣传。
其中，在宣传绿谷灵芝宝时，广告中曾提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通过体外实验证实，绿谷灵芝宝对人体实体瘤和白血病、淋巴瘤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有没有壹种熟悉的感觉？又是体外实验，又是“抑制”作用，还是熟悉的味道~
10 年后，2019 年 11 月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了绿谷制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壹®（甘露特钠，代号：GV-971）的上市申请，主要发明人是耿美玉团队。
2019 年 11 月 29 日，壹篇署名为“饶毅”写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的信函流出，指出耿美玉有关药物 GV-971 的论文涉嫌造假。
随后，饶毅向媒体表示“没有发出，有过草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则向媒体表示，正在调查覈实此事。
上海药物所已经令人震惊了，另壹家合作研究所——武汉病毒所，也爆出惊天大瓜。
武汉病毒所的王所长，却是壹名“80 后”女性科研干部，据悉，王所长的丈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44 岁即成为武汉大学最年轻的院士，后来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
两人还有多篇合著的论文 / 专利。在王所长的 2013 年以来的代表性论文、专利中，11 项共有 5 项是和舒院士合作完成的。
这次武汉病毒所跳出来，宣布双黄连“抑制”新冠病毒，估计是想为武汉人民做点贡献的。
17 年了，谎言依旧，两家大名鼎鼎的研究所和王所长们，该不该站出来，给民众壹个交代？－－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68

代表党喉的《人民日报》在此骗局中充当了击鼓鸣宣的角色，其罪不可赦！中科院旗下部门犯罪，罪责难逃；上海药物所藉大疫故伎重演，伙同武汉病毒所行骗天下发国难财，其罪当殊！
大疫中惊恐万状的韭民自以为有了壹线希望的救药，缘自于对《人民日报》的迷信，作为全国十四亿韭民仅有的壹种声音、且又是党媒之圭臬，韭民岂有不信之理？
这让我想起了另壹件事：
1952年2月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有关揭露私营“大康药房”老板“奸商王康年罪行”的报导，罗列了王康年为窃取国家资财，用各种卑鄙无耻手段来勾引、腐蚀干部，曾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过贿，并在大康药房内设立了壹个专门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不仅如此，王康年还骗取了志愿军定购的“消发灭定粉”和“氯霉素”等六种前线急需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定货款3亿多元（旧人民币），然后将带菌棉花旧纱布作“急救包”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细菌感染身亡。因此，共产党为了消灭私营业，为公私合营打好基础，年仅29岁的王康年被公开判处了死刑，判决当天下午就在上海龙华处执行，成了无辜的祭刀品。
整个冤案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王康年没有壹句辩白的机会，没有壹个人因“受贿”被起诉，没有壹家药厂因“制假”遭查封，也没有壹名“受害”的＂志愿军＂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证。
事实是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壹家普通药房，所有药品都是从其他药厂進货而来，“大康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的能力。王康年他只是在送交了壹批药械给＂志愿军＂之后并没收到货款，无力再执行第二次货源时才被中共党报复的。
朗朗乾坤就只有壹种声音在四处飘荡，其他的声音不是被压制在大墙背后，就被斥之为＂谎言＂，这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指鹿为马，它可以信口雌黄，它可以伪善真恶！
当年的子民无不痛恨王康年，以为他玩弄了所谓的＂正义＂与＂善良＂；那麽现今的韭民应该是看清楚了，究竟谁在玩弄＂正义＂与＂善良＂，再加壹个当年尚不存在的词：＂公信力＂！
＂我们不是公民，我们从来都不是，我们是人质＂，伊朗影后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如是说。从王康年案，到现在的双黄链案，当年上海地方上《解放日报》胡作非为的恶行,如今被全国第壹党喉《人民日报》彻底衣钵了，都是行骗；不同的，仅是当年害死了王康年壹人；如今不仅害苦了全国上当的韭民，还让某些奴才发了财。这等烂事丑行都敢做的执政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吗？
土匪不可怕，最怕土匪懂文化！

2020年1月23日武汉患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死的
2020年1月6日，上海的王佳接到居住在武汉的母亲刘睿的电话，母亲抱怨身体不舒服，“发烧、头痛，像抽筋壹样痛。”约十天后，65岁的刘睿不幸离世。在她的死亡证明上，致死疾病名称壹栏写着“重度肺炎”。直到去世，她都未等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進壹步检查，以确诊是否感染了新型肺炎。
1月7日，67岁的李顺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在李顺的死亡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引发肺炎的原因是“侵入性肺曲霉病”。从发病到死亡的大概间隔时间为18天。李顺的症状出现在2019年12月底。在金银潭医院某位领导的办公室，院领导和两位专家告诉李连清父亲得的是“传染病”，必须立即火化，不能等，也不能见最后壹面。
李顺过世的那天是2020年1月7日。当晚9点，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称实验室检出壹种新型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1月22日下午，金银潭医院壹名患者家属说，自己的父亲就是患了“病毒性肺炎”。他说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北楼都住着感染患者，只有医疗人员可以接触，“现在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清楚。”－－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32

2020年1月25日武汉亲历:急救送不進医院排10小时才能打上针
1月25日，大年初壹，护士高琴（化名）壹早就随着120出诊了，她在武汉壹家定点接收新冠肺炎医院里当护士。当她将两名危重病人送到医院后，医院以没有床位拒绝接收。“不是床位的问题，是防护用品缺乏，医护人员没有防护用品，存在风险。”高琴感到心焦。壹直奔波在壹线的她，这几天看到了急诊患者“住院之难”。“大量拿着住院证等候通知的病人，恰似壹个个移动的传染源，却处在失控状态。”
120属于最前线，她所在的120小组总共5人，每天出车在10趟以上。据她介绍，能保障的是壹天只发壹个N95口罩。按规定，医护人员接触了病人就应该换壹个口罩，而隔离衣要穿几天才能换，期间反复消毒反复穿。鞋套用的是居家鞋套，正规隔离鞋套应该到膝盖的那种。
没有准备反应迟缓，怕是武汉这次疫情快速传播的问题所在。
截至23日18点，高琴得到的消息是住院部有几百人在等通知，门诊还有几百人也在等通知。她不知道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的准备工作何时能做好，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公开信息显示，自武汉从2019年12月30日发现新冠肺炎，直到2020年1月21日，武汉乃至湖北方面才开始重视这轮疫情。
不能住院隔离治疗，张林只好每天带着母亲前往医院排队。“前天晚上排了10多个小时，昨天打上针了。”在与记者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张林始终克制，“还有人排了24个小时才打上针，我亲眼看到有患者直到被抢救之时，都没法住進病房，虽然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人还是说走就走了。我还亲眼看到两位正在排队的人晕倒，他们也没有办法住進病房。”－－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868

7. @中危研究所：刚刚看中央电视台在采访武汉急救中心调度员邵奇。他说，1月24号已经达到壹万五千多通求救电话。全武汉救护车共57台。每次接线时能看到后面排队二三十个。没有床位，很多门诊无法接收，有救护车曾经送了壹个重症病人辗转六家医院都没被接收，最后只好送回家。他更多的工作是要告知求救人不好的消息：现在武汉门诊满员，走廊座位都没有，去了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站立等候。央视主持人在该直播节目里曾四次引导他说出现状有所缓解，但他始终只肯承认“缓解了壹点点”“只是电话都能接進来了”（原话）。他戴着口罩，但眉目里依然满是焦急和忧心，甚至提起求救者时充满了无能为力的内疚，根本无心去称颂主旋律。－－2020-02-12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妳去武汉住壹个星期如何

2020年1月28日家属口述:壹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
医生告诉翁秋秋的丈夫陈勇，她患的是不明肺炎。在花光了借来的二十来万医药费后，翁秋秋的病情没有好转，陈勇最终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死亡时，翁秋秋还不满32岁，她刚查出自己怀孕不久。死亡证明上，她的死因写着：“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
陈勇的口述：医生跟我说，妻子这个病情很重，要修改治疗方案，需要用壹种机器，费用很高，壹天要两万块钱，而且只有不到10%的希望，我当时都要崩溃了。
我当时还打了市长热线、省长热线，以及很多媒体的电话，期间我还向社会筹款，筹到了四万多块钱，但是根本就不够。進医院的前三天，每天费用五六万块钱，之后每天费用两万多块钱。
她本来就怀孕，抵抗力也下降了。医生告诉我，妻子手全都发紫了，后来脚也发紫了，都坏死了，病情恶化得特别快。
妻子進入重症监护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直到她变成壹坛骨灰。

2020年2月3日武汉疫情：曝确诊数据或藏猫腻街头现伏尸
《财经》文章《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采访10多位病患家庭，多数家庭感染，“他们搀扶著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他们的家人们正处于生死壹线”。
文章还援引壹位在武汉壹家医院的科室主任的话称，“这两天门诊壹天接诊120名发热病人，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最终只有5名患者被收治”，其他只能回家，“患者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
《财经》报道指，上述定点医院至少5起死亡疑似病例是未被确诊的，因此不能计入确诊死亡人数。
除这壹情况外，武汉街头被曝出现伏尸。另外，因疫情和封城影响，武汉多个区域被指连续发生自杀事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5257.html

2020年2月4日武汉病人:来确诊要排队连去殡仪馆也得排队
刀女士为叔叔壹家的遭遇伤心得已起不来床。好不容易她77岁的叔叔于1月31日住進了医院，46岁的堂弟也病情病急，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叔叔已经确诊是新冠肺炎，堂弟于2月1日也被医院确诊，现在没有床位可收呀。”
由于堂弟被感染，担心两位病人无人照顾，他的姐姐赶回照顾，现在他的姐姐本人也发烧了。“现在叔叔家，只有婶婶照顾他们，婶婶也是70多岁了，这壹家人怎么办哪？”刀女士已不想再讲下去，希望哪里有空病房的医院能早日救治他们。
打120，排队；打社区电话，排队；找“武汉微邻里”，这个平台于1月25日瘫痪。
刘小煊则在家已经抗了8天，此时她每天只能清醒4个小时左右。“就是很累很累，想画个画缓解壹下都不能，5分钟就累著了，累了只好昏睡。”此时，她在武昌自己家中，爸爸正在武昌西区医院住院，呼吸困难的症状缓解了壹些；妈妈有好转，在汉口娘家住处隔离，仍在咳嗽。壹直在小煊身边支撑这个家庭所有后勤工作的是她的老公，目前已开始低烧。
已经在家连续抗病的小煊，虽然仍在坚持吃药，但明显感觉肺部不舒服。“就是深呼吸很痛苦，但小呼吸没问题。”她对记者说。
她正在为去看医生准备身份证。“身份证在汉口娘家，妈妈没办法送过来，我老公也不能上去拿，爸爸妈妈就是在那里生病的。”

2020年2月5日武汉女叹：宁死在家也不去隔离点
王文俊透露，她的叔叔已因病逝世，父亲现病危，母亲和姨妈都陆续出现壹些症状，透过电脑断层扫描发现，她的母亲和姨妈肺部已受到感染，她的兄弟也开始咳嗽，且呼吸困难。
目前，王文俊的父亲正在服用中药和西药，没有去医院，因为医院“缺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她的父亲尚无法确诊病例。
她坦言，最初她们以为叔叔、父亲所去的隔离点是医院，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家旅馆，里面没有专业医生，也有没有加热器。她强调，若按照政府指示行事，她们唯壹能去的地方就是隔离点，但如果她们真的去了隔离点，“那麽发生在我叔叔身上的事情，便会再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所以，我们宁愿死在家里”。

爱默生说：即使断了壹条弦，其余的三条弦还是要继续演奏，这就是人生。
然而我说这样的继续演奏，会否走调？
看看这些无故又无奈的患者，忍受疾病的磨难，饱尝著官僚的无能或不作为或乱作为，在与时间的竞争中多少个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他们到死都不知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因为什么而死的。
有为官者不知羞耻地说：如有瞒报，愿革职以谢天下。真不要脸！妳的职位，难道敌得过千万个人命？难道千万个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乃至家破人亡，妳抛出壹个非民选的职位，就能告谢天下，从而安然脱身，等著异地再起么？
在疫情过后，总会有人记得，总会有人要妳及妳背后的主子说清楚的！罪孽不会因时间的拖延而减轻它沈重的份量！

3. XiaBamboohermit：中国政府认为，牺牲壹小部分人，保护大部分人是值得的。问题是，妳不断牺牲‘小部分人’，最后会变成壹大部分人。过去牺牲壹下农民是为了城市，牺牲壹下工人农民是为了中产阶级，现在牺牲武汉、湖北是为了全国。妳可以想象，如果妳在中国生活，妳都会很不幸地成为被牺牲的人。///@phillip42155545：牺牲的小部分人是不断变换的，最终就是大部分人。受益的小部分人是永远不变的，最终还是小部分人。这就是五百个家庭奴役十四亿人的本质。－－2020-03-09 来源: 博谈网〖微历史〗这就是五百个家庭奴役十四亿人的本质

蛤蟆写下以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的另壹个同学，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也是李文亮的战友易凡，仍在武汉肺科医院的ICU病房，还没有脱离危险。蛤蟆说，希望下壹次同学聚会的时候，还是易凡开车送他回家。
这篇推送和记录，是我能为他们做的壹件微不足道的事。
看到澎湃新闻的壹个视频《武汉重症ICU里躺着我的同事》，视频5:45开始，躺在病床上的很可能是我的同学易凡。他的同事李文亮医生离世的时候，他也正在被抢救，在生死线上搏斗。
那天早上送儿子上学以后上班，消息不断传来，开着车的我已经控制不住情绪泪奔，到了停车场趴在方向盘上大哭了壹场。算来他已经在ICU三个星期了，每天都为他揪心。三年前回国同学聚会，是他送我回家，今年解禁后回武汉，我希望还是他送我回家！
自从1月21日我妈开始发烧以来，就再也没能睡壹个好觉，壹个武汉人的朋友圈，是浸透著悲伤的！
春节前后，壹位高中同学的父亲走了，从别的途径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公布，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安慰，直到两天后他在群里公布了……
没过几天，就发生在了我自己身上，我的父亲于1月30日被120送到了汉阳协和西院，当晚便离世了……
来不及悲伤，第二天的下午，我母亲的心脏病犯了，120等不到，这个时候不会再有医疗资源管壹个心脏病人了，视频中，我好怕眼睁睁再看着母亲也离开我，还得强作镇静，陪着她聊天，让她平静，20分钟后终于看到她慢慢缓过来了……
壹个朋友的叔叔，癌症晚期，被从医院赶回家，两天后就去世了……
壹位初中好友的表妹全家感染，父母先后去世，她在朋友圈自责地哭诉，不该建议他们去医院的，在被医院反复拒绝收治的过程中病情加重的。可是我也在自责应该让父亲早壹点去医院的呀。那个时候，谁又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呢？……
我的堂兄有壹位很尊敬的好朋友，社区的下沈干部，工作中感染，前几天他还在群里为他发求救信息，今早得知他在金银潭医院去世，而那位武汉嫂子刚刚正在刷屏，壹群可怜的人正在指责另壹群可怜的人……
除了死别，还有生离！我本应该回武汉送父亲最后壹程，母亲床前尽孝，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小姨壹家年前出国旅游，回程时却回不了家暂住北京，小姨夫独自留在武汉家中，低烧疑似，壹家人只能分隔两地互相担心。
我朋友的表妹壹家只有表妹夫核酸阴性，作为疑似被迫隔离酒店，条件差不说，家中小孩还不知谁在照料。我朋友的幼儿园老师，刚刚生完宝宝，大人小孩就被作为疑似，分别隔离……
孤岛武汉中的几百万个家庭，又有多少被分隔成更小的孤岛，咫尺天涯！
当然也有欢，天生乐观的武汉人的各种段子，苦中作乐朋友圈中的厨艺大赛，还有眼看着母亲壹天天的好转……这个严酷寒冬中的壹点绿色！
如果真的关心武汉，请走進我们每壹个普通人真实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像这个视频壹样，记录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情感表达！
如果真的关心武汉，请允许我们的悲伤，陪着我们好好大哭壹场！封武汉是壹座英雄的城市之前，也让所有人知道这是壹座悲情的城市！武汉加油以前，请先让武汉哭泣！
方方的日记记了这么壹件事：“武汉壹位叫肖贤友的病人去世了。临终前，他写下两行共十壹字的遗言。但是，报纸宣传时，却用了这样的标题：《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奔》。让报纸泪奔的七个字是：‘我的遗体捐国家’。而实际上，肖贤友的遗书还有另外四个字：‘我老婆呢？’”
可是，分明已经闻到了庆功宴的味道，勋章已经铸好，赞歌已经写好，坐等疫情结束就开席，感动中国，热泪盈眶！厉届人祸天灾都是这个套路，这次能例外吗？而我的悲伤，注定是不会有壹席之地的。
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是只准坚强，斗志昂扬，不准悲伤！
比残酷更残酷的事，是只有盛世，不见蝼蚁！
方方武汉日记：我的悲伤也要有壹席之地

2020年1月25日真实故事：封城后，武汉人在经历什么
口述：陈丹，留守武汉，拒绝家人探望的女孩，武汉市汉阳区公司职员
口述时间：1月23日下午
1月20号，我发高烧38.2度。看病的时候我遇到壹个患者，在求医院让他住院。我在旁边听着，他判断自己得了新型肺炎，原本想去同济医院住院，但同济住满了。和医生说话的时候，那个人壹直哭，说自己好怕。
市内交通停运之后，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病倒了该怎么办，担心到时候叫不到车。
口述：马雅，知道有不明原因肺炎，但壹开始没太在意，武汉市公司职员
讲述时间：1月23日下午
新闻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迹象”，······我因此放松了警惕。后来，我发现国外出现病例，才真正觉得不对劲……
口述：曾迩纯，凌晨等超市开门采购的上班族，武汉市武昌区出版行业从业者
口述时间：1月23日晚
2020年1月23日凌晨3点05分，我被朋友的电话叫醒。她很直白地说，刚刚看到武汉通知23号早上10点会封城的消息，问我有没有看到，就在电话里把防控指挥部的通告念了壹遍，还建议我囤点物资。挂掉电话，确认了信息后，我与其他在武汉的朋友联络了壹下，决定壹早出门采购。
前几天我看新闻的时候，刷到目前的疫情地图。逐渐变红的各个感染区，让我莫名想起手机里的游戏“瘟疫公司（Plague.Inc）”。
口述：许山，市民们在路边拦车，说只要能出武汉去哪里都行，武汉市洪山区出租车司机，口述时间：1月23日下午
到1月23号早上6点54分，我收到了客管处的短信，通知我们10点后实施交通管制，全市公共交通暂停运营，因此我们出租车将成为市里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路边行人比头壹天多，许多推著行李箱的人，戴着口罩在等车。这些人都想出城，我听到他们拦车时说，只要能出武汉就行，随便去哪里，开的价钱也高。
口述：黄卓，壹线医护人员缺少防护服，武汉同济医院医生
口述时间：1月23日晚
试剂盒下发了，却没有用起来，中间有多少环节出问题不得而知。
1月初就已经很严重了，早期具体收了多少病人不太清楚。呼吸内科有4层楼，大概300个床位。我估计在壹周前床位开始紧缺，人手也紧缺。
这几天，我看到好多医院都在请求社会支援，市儿童，壹医院，二医院，省中医，中南，协和等等。最让人生气的是，现在网上还有骗子用自己手机号码冒充医院骗资助。目前，我院也已经开始向社会求助，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物资援助。
口述：悟壹，“封城”首日下午，口罩脱销，武汉市洪山区外卖员
口述时间：1月24日上午
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第壹反应是：完了，忘了买点吃的喝的放家里了。后来又觉得，各级政府领导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太担心。那壹天，我送了十几单，绝大部分订单都跟防护用品有关，口罩、洗手液，还有壹部分是粮油、零食、方便面。
有壹个人下单了口罩，我取货时，发现取的是无纺布的口罩和棉口罩，我告诉店主，戴这种口罩没有用，店主说她不知道，壹个劲谢谢我，说要想办法進点好口罩卖。
今天是大年三十，武汉下著雨，我没去送餐。下楼去买罐装粥的时候，因为没戴口罩，我还被人嫌弃了。便利店老板强行送我壹个棉口罩让我戴上，其实这种口罩基本没什么用，但戴上后挺暖和。明天我会戴上口罩，手套，准备好给自己、电动车和餐盒消毒的湿纸巾以及酒精，接着工作。－－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5/9052431.html

2020年1月26日另壹场恶梦：全中国都在围堵遣返武汉人
截止26日，除了西藏青海，中国所有省份都已发现武汉瘟疫患者。邻近湖北七个省份都已经進入准封锁状态，上海局部地区也已经被封锁。全中国都在围堵、遣返湖北武汉人。26日起，武汉私家车不让加油了，在封城大背景下，车被废掉，意味着逃离和生存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
武汉1月23日封城之际，有大批武汉人逃往外地。但这似乎只是另壹场恶梦的开始。
目前，武汉人正在中国各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围堵阻截和抓捕，各地旅馆都严禁接收武汉乃至湖北的客人。
网络上流传的不少视频显示，武汉人正遭受非常不人道的对待，有人被警察掐住脖子强行押上警车；有人被手持警棍的警车喝令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如同对待刑事罪犯；有人被赶出旅馆；有人在亲友家中被上门的警察强行带走。
而大年初壹的深夜时分，在武汉市内有人向窗外大叫，希望有人可以打开窗户，隔空聊天，甚至找人吵架，大喊“要疯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6/9055948.html

2020年1月31日抓武汉人像抓反革命，“文革式”疫情阻击战弥漫着人性的泯灭
这是壹场自上而下的，遍及全中国的围追堵截。目标——武汉人。按照某区长的说法，“要想尽壹切办法，不让外来感染者進入”，要做到“街街独立，村村独立，严防死守”。
“邻居间互相举报，知情不报是犯法，上纲上线了，跟抓反革命似的，”小区居民吕先生说。
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余杰观察到，在这次疫情面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歧视和咒骂武汉人的言论，远远多于质疑和批评党国和习近平的言论。有人悍然宣称武汉屠城，居然获得三万人按赞。”
“当人性的恶被激发，便专挑弱者下狠手！这是壹场文革式的没有人性的瘟疫，比武汉肺炎更可怕，”有网民叹息。
“恶政之下无人幸免，”有网民说得壹针见血。－－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抓武汉人像抓反革命“文革式”疫情阻击战弥漫着人性的泯灭

2020年1月31日外媒:中国防疫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强用维稳手段
本周四，在社交媒体推特平台，有网民转发壹段视频，指在深圳京基百纳天虹商场，壹名女子不戴口罩，被暴力执法抓捕。视频中，两名警察将壹穿红色外套的女子反绑，该女子用脚踢警察，被按倒在地上。有评论认为，不戴口罩并不犯罪，就是被传染了新冠肺炎也不是罪犯。有武汉网民说，本周三，雾霾笼罩武汉，全城停工，该市7个火葬场在24时不停的焚烧尸体。
被隔离人士完全失去行动自由。－－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773

2020年2月4日驱逐、围堵、举报:数百万武汉人经历了什么
中国广州——有人在出示身份证后被壹家又壹家酒店拒绝。有人被惊恐的当地村民驱逐。还有人在向当局登记后，发现自己最敏感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到网上。
这些人成了中国的“贱民”，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被认为是神秘冠状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在全国试图控制疫情期间，尽管庞大监测网络的人脸识别系统和高端摄像头正日益用于追踪其14亿人民，政府还是转向了它所熟悉的威权技术——比如张起天罗地网，让邻居之间彼此举报。
北方的河北省某县向举报武汉人的居民提供每人1000元的奖励。网上图片显示，壹些城镇挖断了道路，或派出人员阻挡外来者。壹些住在公寓大楼里的居民用中国随处可见的共享自行车堵住单元门。
21岁的贾宇婷是在武汉读书的学生，她说：“我觉得村里人有愚昧的壹面，而且政府没起到（帮助关爱）作用，反而把这个（私人）信息到处泄漏，也不去科普说我没有症状的是怎么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11

2020年2月24日武汉封城壹月祭，听听“尘埃们”的声音
壹个月前，杨晶晶和很多人壹样，在朋友圈中转发了官方那句充满正能量的口号“武汉加油”；壹个月后，这位28岁的武汉房地产销售员说，她的世界崩塌了。两天前，警方通知她，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人已经去世几天了。
中国官方数字说，截至2月22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936例，累计死亡病例2442例。倒在路边的杨元运不会被纳入这些数字。
51岁的武汉钢铁公司前消防员徐武在电话中哭了。
2月4日，他的父亲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社区说没有床位，也没有车。徐武用轮椅推著80岁的父亲辗转了附近的几家医院。每家医院都说病情很严重，但资源有限，无法收治。
2月14日，武汉下起了大雨。回家的路上，父亲的病历不小心被遗落在雨里。晚上，徐武看到父亲在房间壹角艰难地吃菜苔。他已经不能吃饭，吃了就全吐出来。他不知道，在这场疫情中，他们壹家会不会经历生离死别，但他相信，如果不是那天上网求助，父亲此时已经不在世间了。
封城后不久的壹天，90后办公室白领辰辰去医院给姨妈送饭。姨妈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1月中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家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两公里。
辰辰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晚上5、6点，街上壹个人都没有，好像生化危机的电影。医院门口全是救护车、警车，特别紧张。整个医院特别安静，好像没有人壹样。”
“2月初的时候，特别郁闷，有点怀疑人生，”她说，“每天打开头条，打开微博，发现死亡数字壹天天攀升，后来我干脆就不看了。”
在武汉土生土长的辰辰说，她和这座城市中的很多人壹样都很愤怒。12月底，朋友圈就开始流传肺炎的消息，人们半信半疑。但是到了元旦，政府特别发了壹条新闻，说是谣言，还把那八个“造谣者”抓起来了。当时大家拍手称快，觉得政府办事效率很高，放心大胆地出门了。
在武汉之外，为了挽救经济，中国很多地方开始复工。当局几次调整统计标准，使新确诊数字大幅下降。2月22日，北京、上海、浙江等多个省市均通报零确诊。
“中共决定推迟两会，却让韭菜复工复产！”有网民说得尖刻。－－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武汉封城壹月祭听听“尘埃们”的声音

2020年2月28日武汉九百万种心碎:每天就在绝望地等等待发作
过去壹个月，武汉人的声音夹杂着叹息、消沈、焦虑和恐慌。
最多的壹天，王静接了37个电话。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能从声音中判断对方的内心处境。在壹个女孩急切的哭泣中，王静听到对方已在山西老家确诊，而留在武汉的男友发烧39度，仍壹次次往返于协和医院与家之间等待检查机会。他们居住的万松园，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并不远，到协和医院也只有半站路。那几天武汉阴雨绵绵，王静听到了那个男孩的焦虑与绝望。
有时，壹些声音是麻木的。社区咨询师潘兰接过很多这样的电话，起初很平静，但当咨询师开始说话，他们会急切地打断——“妳先听我说”，说著说著就哭了——能够哭出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已是幸事，“哭是壹种释放”。
在封城的壹个多月里，留守的九百万武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
壹位武汉当地电视台的年轻记者每天都要跑医院，经常处在“崩溃边缘”。他曾看见壹位护士因病人没救过来，在病房里放声大哭。“这个城市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洪山区心理志愿者鄢群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是从身边人离世开始的。她发现中国人惯于逃避生死，大都没有准备。“我想武汉市现在大多数人都体验到了，眼泪都哭干了；没有那麽多的眼泪，因为妳还要去生活。”
鄢群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武汉人的内心创痛“：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时候发作”。
肖劲松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早三周就流传开，出现了壹种和SARS类似的传染病，甚至更狡猾。肖是神经内科医生，他接到的第壹个求助电话来自医院内部同事，对方感染后，感到孤立无援。那时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也根本想不到，很快他们将见到几十、上百位医护人员接连感染，“都是我们的同事，壹个壹个地倒下”。
23岁的女孩张梓铨陪母亲去医院，发热门诊早已人满为患，母亲咳嗽发烧，但不肯做CT检查，坚信自己“不会那麽容易中招”。
封城之后不久，父亲也开始咳嗽。张梓铨最好的朋友是定点医院护士，父母也接连感染。这种被包围的感觉，让两个年轻女孩觉得“，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时候发作，发作以后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妳不知道哪壹天会死掉”。
她坚决不肯去爷爷家过年，给爷爷打电话：我肯定被感染了，不要传染给妳们。母亲怪她，“大过年的，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爷爷说：“不要紧的，妳别哭。”爷爷跟着哭了起来。
社区工作者同样感到恐惧，壹位基层人员给潘兰打电话：我其实特别担心，家里有老人小孩，我每天在壹线工作，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去？
为了帮壹位患者寻找床位，王静打给各级政府，联系了所有渠道，依然解决不了。她相信如果有多余床位，壹定会安排，“他们也确实无能为力”。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拨这个电话，她不能面对——“面对壹个具体的人，而这个灾难发生他的身上”。
父母赶在零点前回到家，CT结果显示母亲确诊。那壹刻，张梓铨竟感觉“放下心来了”——“突然就觉得平静了，真的是平静了”。
未知和不确定几乎把她逼疯，现在好歹确定了。壹家人商量，既然已经待在壹起那麽多天，之后索性不再隔离了，在家不戴口罩，也没有消毒。
1月30日下午，感染科主任向肖劲松求助，壹位患者喊着要自杀。肖劲松穿上防护服，紧急進入病房。患者很激动，打针的时候壹直挣扎，胳膊都肿了。她不知道自己患病，把父母、丈夫、六个月大的孩子全都传染了。她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罪人，再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她不用开口，我们都感同身受。”肖劲松说。
壹位律师失去了七十多岁的父亲，生前，父亲被救护车拉着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到壹处检查、打针，两天后又被拉去另壹处、再打壹针。“人的尊严荡然无存，能够被接过去打壹针，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他在与王静的通话里哭得很伤心。
潘兰的壹位朋友向她求助——六十多岁的父亲感染了，在医院上了呼吸机。潘兰为她纾解情绪。三天后她再打过去，对方说，父亲已经走了，上次通完话，次日夜里没挺过去。
“爸爸走的时候，我连摸都不能摸他。我唯壹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挂掉这个电话，潘兰痛哭了壹场。
托尔斯泰的壹句话也许可作为参照，“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壹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刻威胁著每个人……”托尔斯泰继续写道，“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462

03年非典时期，中共广东省当局和广州当局玩了韭民壹把；17年后的19年底，中共湖北省当局和武汉当局又玩了韭民壹把；其中的禽流感、猪瘟因属小玩尚且不算在内。那麽接下来的灾祸将是小玩还是大玩，是轮到玩哪壹地的韭民身上呢？
只要邪党存在壹天，灾祸就会逼近壹天。

2020年3月3日武汉封城40天企业停工居民生活陷困境盼援手
武汉封城截已达40天，武汉城内的居民说，当地绝大部分企业停止运作，物价上升，他们的生活陷于困境。
居民冯先生说，在武昌某些街道，有居民获得每人5000元补助，但这项善举似乎未在全市推行。冯先生说，全国各地慈善团体或企业向武汉捐赠的现金达数十亿元，政府应公开这些资金的用途。
武汉壹志愿者潘先生对本台说，武汉遭遇疫情，全国各地伸出援手。但是武汉百姓却感受不到，实在匪夷所思：“全国之力来补助武汉，但是补助了武汉的谁？不知道。武汉的方舱医院可能补助了，病人可能补助了。武汉壹千万老百姓可能没有补助。因为，补贴的钱、物资，老百姓没有。前两天有壹个视频说青山区免费发两斤肉，壹袋米，还有10斤蔬菜。但是我们硚口区至今为止没有。”－－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192

2020年3月15日时代的尘埃：武汉基层官员眼中的封城之前8小时
“封城是个正确的决策，能够将传染源风险控制在最小程度。而封城前后流出的数百万人，事后也可以换个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那样，整个武汉被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会比现在多很多。”武汉市武昌区的壹位基层督查官员梁鑫说。
“23日下午六点，有个洗车门店的人问我是否可以走？那个时候应该是火车站和机场都停运了，只能尝试走高速和公路。事实上，他成功离开了武汉。封城之后，陆续关闭了市内交通、铁路、航空、高速等出口，不过这种缓慢流出壹直持续到初二，都有人在陆续离开武汉。”梁鑫又说。
在梁鑫看来，“壹个人感染，壹家人几乎就不能幸免了。从病例的数据增加与信息来看，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元的，也造成很多悲剧。”除此之外，梁鑫还表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基本上都是“糊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046

2020年4月9日武汉刚解封城内小区又被封闭
武汉于4月8日“政治解封”。但市内小区封控并未撤除。4月9日，网传视频指，硚口区汉华花园小区又被封闭，救护车紧急开進江夏区壹家农副产品市场，显示当地又发疫情。同日，还有壹段视频显示，在壹个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在驱赶靠近小区门口的居民，叫嚷不准再出小区。小区门口上方还悬挂有“社区封控不撤岗”的横幅。
武汉官方此前已宣布，虽然解除封城，但小区管控继续。官媒也声称，“开城不等于开家门”。－－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9/2212093.html

但我更想说的是：检验壹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妳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妳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妳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妳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妳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妳的只有壹条：就是妳对弱势人群的态度。－－方方：检验文明尺度的是妳对弱势人群的态度www.creaders.net | 2020-02-24 万维读者网http://digest.creaders.net/2020/02/24/2194069.html

＂中国特色＂的表现，群体性骂客和群体性看客是很突出的。《方方日记》国外出版，壹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却被擡到＂汉奸＂＂卖国贼＂这类文革版的高度，被所谓的＂爱国者＂们群起而攻之。
此刻，似乎追究前二批专家组严重渎职的行为，没有比骂几句方方重要了；
似乎调查＂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究竟戕害了多少性命，导致多少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没有比骂几句方方重要了；
似乎问责谁在瞒报谁在拖延谁在不作为和乱作为，让武汉成为壹座死城，让中国成为壹个瘟疫发源地，让地球成为壹个武汉肺炎大瘟疫集散中心，没有比骂几句方方重要了。
因为这样讨好中共党，不仅简单轻松无成本，挠到痒处，主子还会赐几根骨头呢。
如果说《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就是＂汉奸＂＂卖国贼＂，那麽：1962年毛泽东将长白山的壹角（有说是1/2，另个说法是53%）和8个山峰中的3个，划给了朝鲜，算不算是个＂汉奸＂＂卖国贼＂？1965年，周恩来将中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越南称夜莺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越南至今没有归还这个岛屿，算不算是个＂汉奸＂＂卖国贼＂？根据《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外兴地区”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即“乌东地区”40万平方公里；还有壹块就是库页岛。1991年5月16日，中共党魁江泽民，签订《五．壹六协定》《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主动放弃上述三大块领土，算不算是个＂汉奸＂＂卖国贼＂？
由此可见，邪党中共的封锁媒体，蛊惑民心，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可怕的是，在这次＂爱国者＂们的闹剧中，我看到了身为方方同乡的武汉骂客，还有众多的武汉看客；我还看到了同为中国人的中国骂客，还有众多的中国看客。有人为壹己私利，有人只壹时犯晕，有人竟壹世糊涂。这个现状，比鲁迅当年仅有的＂看客社会＂，究竟是要热闹许多深陷许多的。

2020年2月17日 “红袖章们”开始自我膨胀了
壹家三口正围坐壹桌，其乐融融打着麻将，突然冲進来壹个气势汹汹的“红袖章”，二话不说拿起桌上的麻将就摔。小伙问，壹家人吃饭也要隔离吗？不料，这句话更加激怒了他们。小伙被这些人拖到外面狂扇耳光，麻将桌也被扔到外面砸翻捣毁……
家，是公民私生活的堡垒，因此有“风能進，雨能進，国王不能進”壹说，也难怪有人惊呼，红卫兵回来了！
江西丰城壹名教师在四周无人的小区道路上跑步，因未戴口罩，结果遭相关人员阻挠和训斥。这名教师当场声辨：“钟南山院士曾说，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没有人群聚集的室外不用无需戴口罩，不仅钟南山这么说过，央视也这么说，国家疾控中心的口罩指南里也有类似说法。然而，他最终依然受到严厉的处罚，据江西丰城市委宣传部官方消息，该教师被送至强制隔离点隔离、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个体权利遭侵蚀，遭剥夺，几乎到了让人惊心的地步。
谁，都可能成为下壹个。－－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红袖章们”开始自我膨胀了

2020年2月18日只要给个红袖箍，有人就能抖起来
戏剧排练的时候演员找不到感觉，把妆化上，服装穿上，就很容易進入角色。其实都不用这么复杂，多年来我早就发现，壹个人，那怕是平时很怯懦的人，只要给他戴上个红袖箍，他的感觉立马就不壹样。
以下是最近看到的几个视频画面：几个带红袖箍的人，手持棍棒，对壹个人拳打脚踢；壹个人被绑在柱子上，忍受着大声呵斥；壹个穿迷彩服的男人，把壹个女人几拳打坐在地上；壹家三口人在家中打麻将，几个人强行闯入，把桌椅砸碎，还把人拖到屋外扇耳光；小贩的壹车蔬菜水果，被壹件件摔在大街散壹地……
其实，人性都有两面，只有个体的差异，而没有阶层的不同。义和团，红卫兵，壹拨又壹拨，历史上壹点都不新鲜。－－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只要给个红袖箍有人就能抖起来

鲁迅先生曾说过：奴才壹旦当上了主子，往往会比主子还会欺负人（大意）。毛泽东们深知这壹点，所以在历次运动与灾难中，常给奴才们壹些权力，而红袖章，则即是权力的象征，也成了法律的图腾。

2020年2月18日 “红袖章”提着棒子凶神恶煞，文革“病毒”又扩散
有评论说，当前的中国疫情使习近平全面复辟了毛时代，“红袖章”提着棒子凶神恶煞，全国陷入壹片红色恐怖。
湖北武汉居民岗毅星期壹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来（武汉）的包括中央防控指导小组全是中央政法委系统的人，另外还有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他们也都是政法委的人，全在政法委干过。他们现在把病毒当成犯人关。我们现在出小区买菜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做法只能引起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财新网的消息说，武汉市有壹家四口自我隔离在壹栋楼内，结果先后死亡。这壹事件引发对禁止疫区居民行动，片面提倡家庭封闭检疫隔离的质疑。
日前社交媒体平台流传壹段视频，壹批身着荧光警示服装的城管、协管、联防人员，手提警棍，夜间巡逻。他们不时喝令道路两侧依然亮灯店铺内的人员关门，口气凶悍，附近警车的刺耳笛声划破夜空，气氛胜过当年红卫兵、造反派街头行动。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目前所搞的这个完全恐惧，是红色法西斯，是纳粹。很多人本来不该死，结果被弄死了。他的国家控制是建立在几十万人可能死亡的代价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红袖章”提着棒子凶神恶煞文革“病毒”又扩散.html

9. @李骁：在明朝，他们吃过袁祟焕的肉，在清朝，他们饮过革命党的血，菜市口，他们唾过谭嗣同的脸，文革中，他们疯狗般撕咬无辜；他们咒骂所有心怀正义良知坚守社会底线的人。他们从未远去，壹直在华夏徘徊。他们自称为“爱国者”。－－2020-04-28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4/〖微历史〗世上有无可救药的民族.html

2020年3月2日小伙逆行义务送药遭举报媒体:这是败坏社会基础伦理
实习老师吴悠，义务为600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其中，莲花清瘟、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免费送，阿比多尔、莫西沙星等药品则低于市场价出售，收到的钱再返给捐助方用来继续购买药品。目的只有壹个：推动疫情早日结束。
但是，他被举报了。对，妳没看错，吴悠被接受他恩惠的人举报了，名义是非法售药和牟利。
另壹个故事是：前不久，壹位网友在他的微博中讲了这样壹件事。他的朋友被“封”在异地，万般无聊下出门溜达，发现壹家餐馆还开着门，于是進去央求老板给弄壹点好吃的。老板壹开始拒绝，因为餐馆其实已经停业，只是获准为附近壹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外卖而没有关门。但架不住万般央求，于是接待了他。但这位仁兄倒好，壹边大快朵颐壹边偷偷拍照，吃饱出门就把老板举报了。因为他认为老板的行为不利疫情防控，会给大家带来危险。
还有壹个故事是：壹位脑梗患者的病情严重，但当地医院受条件所限不能手术，于是建议请外地的专家“飞刀手术”。患者及家人接受建议并附上1万元专家劳务费。后来，手术成功了，患者家属却录下交钱视频把医院和专家举报了。
再有壹个故事是：有壹位癌症患者在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后，求助本地医院。医生向其推荐了壹种在我国还没有上市的肿瘤靶向药物，并介绍了壹个能买到这种药物的另壹个患者家属。这名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后延缓了生存，但最后还是去世。然后，患者家属把医生和帮助其买药的另壹名患者家属都告上法庭。
吴悠们的行为很容易通过法律纠偏，而凡此种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败坏的却是社会基础伦理，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潜在“传染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927

我们活在壹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强权＂训诫＂，再被强权贴上＂先進＂标签的污土上；我们活在壹个满嘴了牙那＂可防可控＂的毒言者，再见牠欣欣然载上了壹顶人肉人骨做就的＂先進＂帽子的恶境中；我们活在壹个灭哨人廖君女士称李文亮医生为＂谣言＂散布者，尔后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颂扬为“逆行而上的女记者”的粪坑边。
蛆太多，蝇成群，粪坑气味熏煞人。

2020年3月2日武汉城管围殴配菜员?官方:视频真实,警方已受理
3月2日，有网友通过微博上传壹段城管与市民的争执视频，称武汉城管用群殴的方式暴力执法，殴打壹名配菜分拣员。－－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037

6.@niuniu__Liu：今天妳觉得活的自在，只是还没轮到妳！打土豪分田地，妳不是地主妳躲过去了。反右，妳不是知识分子，妳可能躲过去了。计划生育也不是女人，妳又躲过去了。六四妳不是大学生，妳躲过去了。孩子没去红黄蓝幼儿园。……但是体制不变，妳和妳的下壹代最终逃的了吗？没轮到而已！－－2020-03-17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历史〗只是还没轮到妳.html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壹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I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著。－－选自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2020年1月29日疫情重压下的武汉社区:老人高烧死在家里之后
当天上午，壹名64岁的居民到社区服务站登记求助，他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由于床位不足，医院只给打针，无法收治入院。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不便，老人没再去医院，呆在家里，到大年初二这天，夫妻俩壹个发烧38度，壹个发烧38.5度，向社区求救安排车去医院。
张莉是武汉青山区某社区的网格员，她负责的网格内有900余户居民。
“政府说了居民有困难找社区，但社区缺少物资，缺少人手，我们也很无奈。”江岸区某社区书记郑玲告诉财新记者。
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两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然而，没有护目镜，没有防护服，社区工作者仅戴壹个口罩就入户排查。
1月25日，大年初壹晚上10点，社区壹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同样物资短缺和超负荷工作的还有社区卫生院。
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進行发热初筛，基层医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们的医疗物资同样紧缺。1月27日，财新记者走访江岸区宝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看到两名医护人员仅戴着口罩，没有护目镜和防护衣。
社区工作者的困境也引起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27日，武汉志愿者上门送了3000个口罩给郑玲所在的社区。郑玲留下200个口罩，把2800个口罩分给周边的14个社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80

2020年2月1日武汉社区医院转诊背后：患者居家用衣柜“隔离”
没有床位，疑似感染病例陶汉新不得不在同济医院急诊科的过道上睡了4天，接受吸氧治疗。这条过道上，还摆着7张折叠床，“都是等床位的病例。”
为解决发热门诊等候时间长、床位安排不及时等问题，武汉市在1月24日就开始实行分级诊疗。社区医疗中心对病人筛选、分类，不能确定为疑似的接回指定地点隔离观察，已确定或高度疑似的送至指定治疗点。
但现状是，定点医院“壹床难求”，而社区医院也面临处理能力有限、人手紧张等难题。
壹家三口先后感染，在家用衣柜隔离：1月28日中午，林梅拿着连花清瘟、两片蓝色的盐酸阿比多尔，送到丈夫的床头。两分钟后，她再次走進来，这次是给另壹张床上的母亲送药。忙完这些，她才开始提醒女儿李晴吃药。
送药的顺序，也是家人病情程度的排序。10天前，母亲被查出“双肺少许感染性病变”；4天前，女儿“左下肺感染性病变”；3天前，丈夫“双肺感染性病变”。不到半个月，壹家四口三人感染。
医院床位告急，患者在走廊吸氧治疗
当地媒体1月29日的报道所引述的数据也证实了武汉医院床位紧缺。武汉市前两批定点医院（10家）共提供床位4000余张，“目前基本饱和”。
“20多名医护对接6万社区居民 ”
马美莲所在社区的硚口区汉水桥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只有20多名医护人员，却要对接6万名社区居民。这里甚至不能验血，只能量体温开药。工作人员称，负责血液检测的医护人员无法到岗，“壹个出现发热，在家隔离了；另壹个春节前回老家，现在回不来。”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承担分级诊疗初筛工作的社区医院面临救治困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30

2020年2月12日武汉社区负责人哭诉：造孽啊，人死太多了
2月12日，有网友在推特发壹段视频说，看看伪（中共）政府是怎样对待国民的？请听社工之音。
视频中可以清楚的听到。壹个女声说：
我是武汉市疫情最严重的江岸区某壹社区的负责人。我想把我们社区真实的疫情告诉大家。武汉市被感染的肺炎患者太多了，远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武汉市起码有2万患者在排队等病床住院治疗。
现在，武汉市政府将安排患者住院的权力交给了社区，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社区就是壹个居民选出来的社会自治组织，但政府壹直将我们当成街道办事处的最基础单位。社区什么权力都没有，有的就是义务，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环境卫生等等。
社区委会何时变得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安排患者就医？可以安排患者入院？让凡事求人的社区成为老百姓的救星，本身就是荒唐和不负责任的。
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决策，就是把矛盾推到最基层，让患者满怀希望地跑圈，消耗他们的能量和生命，最后社区成了泄愤的火药桶。
今天的共产党怎么就这么无能？真是将兵熊壹个，将熊熊壹窝。－－http://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2/12/big5/2189608.html

2020年2月22日身处武汉抗疫最前线的居委会已不堪重负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武汉，大部分市民实际上根本无法出门。如果生病需要就医，他们必须先向当地社区居委会求助，然而社区居委会已经不堪重负。
沈瑞涵（化名）每天都给社区居委会打电话。她的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需要紧急送医院。其病情每天都在恶化：体温上升、胸痛、只能勉强進食。然而去医院需要由社区居委会派车。她在接受德国之声的电话采访时说："他们每天告诉我需要等待，但从未有人来。"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以及抑制疫情的继续发展，全市开始封街封户禁止外出。该市的1100万居民中，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只允许呆在家中。如果居民需要什么东西，就通知社区居委会。
同样不想透露真实姓名的郑薇（化名）说："现在打电话给社区居委会已经毫无意义。"她与姐姐以及爷爷奶奶奶都住在武汉。亲属中还包括她的姑姑和壹个14岁的侄子。现在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感染了新冠肺炎。侄子因被怀疑感染也送到壹家旅馆進行隔离。
现在，许多对社区居委会感到失望的居民开始在网上寻求帮助。在社交网络上可以找到数百个这样的消息。想带父亲去医院的沈瑞涵也在网上介绍了她的情况。她写道："如果谁有办法，请提供帮助！"
当德国之声记者问她是否能得到帮助时，她叹了壹口气说："我不知道，""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难过。"她说，她和母亲在家中全力照顾着生病的父亲。但是现在她们也都开始咳嗽，不知道是否也感染了病毒。她们需要有车送她们去医院检查，但至今得不到居委会的任何回应。－－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2/2193533.html

把重任压在了最基层的社区，既没有配套的辅助人员，又没有统筹安排的决策部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幼儿，那些需要检查和救治的患者，以及需要药物维持的常见病患者，社区的工作量如此巨大，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人道援助在哪里？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哪里？强行把人都赶回家中后，就放任不管听之任之，与谋杀又有何异？平时在韭民面前大话连篇信势旦旦，大疫当前，竟连平时最善长的亲民秀都不见踪影，没见着壹点壹滴有什么帮助社区共同抗疫的具体措施，基层社区似乎成了当地政府部门抛掉疫情这个烫手山芋的接盘者了，那麽，灾难降临时不见政府的影子，灾难过后，还有要这样的政府存在的必要吗！？

2020年2月4日武汉隔离点内部骇人景象：千名患者睡通铺
随着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不断暴增，武汉当局除了新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之外，又于三区临时搭建集装箱式的“方舱医院”，提供3800张床位。但内部照片曝光后，让不少中国网民颤栗不已，认为这种大通铺将加剧患者交叉感染。
随着“方舱医院”的内部照片陆续曝光，让不少中国网民颤栗不已。
照片可见，上千张病床与病床之间完全没有隔间，等同全数患者都待在1个能够彼此传染的空间内，根本没有所谓的“方舱”，其实就是壹个“大型方舱”。
虽然有照片显示某处“方舱医院”的病床有隔间，但上方完全是流通没有密闭。－－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4/9090415.html

2020年2月6日中国火速建医院医师爆：根本没达负压标准
中共官媒在网上公布多张内部照片后，有中国网友爆料，病房的门只能从外打开，里面没有把手，痛批“这不是医院，这是集中营”；而对于“方舱医院”内，既没有隔离防护设施，也没有医疗设备，也有网友批评，这就是个死亡集中营。
台湾林静仪医师表示，从目前网络流出的照片资讯显示，医院确实没有做到负压病房的标准，但因为中国是资讯不透明的国家，也没有更多的管道能证实，所以照片的真实性仍无法确定，所以他不能進行过多的评论。－－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6/big5/2187748.html

2020年2月6日武汉方舱医院内部照：千人共用1厕所屎尿乱撒没人扫
从网友提供的照片或视频可见，方舱医院以多块巨型胶板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放满了铁架床，床与床之间还放有壹张类似学校的学生桌及椅子。
有网友在微博披露，他的阿姨是新型冠状肺炎病人，在6日凌晨被通知要送往“条件更好的大医院”，结果却被送到武汉客厅会展中心建成的方舱医院。他抱怨道：“这里条件很差，完全不是新闻里说的那回事。电线短路停电，电热毯无法使用，晚上睡觉打寒颤；不能打针，自己带的丙球（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打不了。1千人共用壹个厕所，也没人打扫，病人的屎尿洒在便坑外。”
这名网友还在贴文内附上医院的实际照片，证实他的亲人确实目睹了医院内的惨况，“早上10点才吃到早餐，几块小点心，中餐不知道有没有着落；也没有见到医生护士登记病情，发放药物，人手有限忙不过来；吸氧设备严重缺乏，上百人的病区壹瓶氧都没有，咳嗽声此起彼伏。”
截止发稿前，相关贴文已经遭到移除，原因不明。－－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100248.html

2020年2月7日雷神山医院惊见"万人食堂"大场面网呼恐怖
近日有网友在抖音贴出壹段"雷神山万人食堂"画面，内容可见，大批工人在食堂里，站在餐桌前集体就餐，之间没有任何离离措施，因为正在用餐，也没有人戴上口罩。转发影片网友表示"看清楚了，这地方洗手的地方都没有，下壹波疫症爆发就是这批人！"对此许多中国网民纷纷留言"病毒传播的温床……等著爆发和撒播吧！""是不是生怕被感染的人不够多？""超级人传人场所...""关在雷神山集中营交叉感染！"－－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137.html

2020年2月7日方舱医院医疗、后勤资源严重短缺恐致人道灾难
“方舱医院”6日接收病患后，出现医护人员不足，没药、没食物、没暖气、没有电等情况。有人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引发人道灾难。
進入方舱医院内，在壹个开放空间下，数百张床位整齐排列，每张床旁还有壹个带台灯的小方桌。
壹则流出的视频可见，在方舱医院里面，只有医护人员全身防护衣、戴口罩，患者没戴口罩，穿着自家睡衣，对医护人员咆哮“妳走妳走”，气的用脚踢东西。
另壹名被收治在洪山体育馆的患者，6日上午接近9点时在网上发出求救信息，他自述“我在体育馆集中营了，随时发生暴乱，我早就确诊是2019-nCoV感染，隔离服、护目镜都看不见，没有药，没有吃的，没有暖气，有电热毯、有插线板，但是没有电，就冷啊、薄被子，250人配了2个医师，还没见到。厕所在遥远的露天，下大雨没有遮雨设施，地面严重积水，政府这能力真是无力吐糟，分明是把有精神到处乱跑的轻症患者关起来，几百个各种原因的肺炎患者在壹起，没病的也搞出病了。武警来也是废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6日下午越洋致电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反应这个情况。
RFA记者：网上说方舱医院现在没有电、没有暖气、医护人员都不够，这个问题现在情况怎么样？
值班员说：“最开始会有部份这种情况，有这种可能，我也在网上看到相关这些（信息）在网上、朋友圈（传播），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具体讯息。妳可以打壹下，我给您壹个武汉市指挥部的电话，您具体了解壹下详细的情况好吗？”
不过本台记者照着值班员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武汉市疫情指挥部，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转为传真机的声音。－－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方舱医院医疗、后勤资源严重短缺恐致人道灾难

2020年2月7日方舱医院内部惨不忍睹女病患疾呼：救救我啊
中国社群媒体微博近期有大量入住"方舱医院"的患者贴出院内生活的影片，均因揭露恶劣医疗环境而被删除，其中1名女性病患的影片格外引发全球网友关注，从影片内能见到，她说明自己在深夜被送入洪山体育馆的方舱医院，壹觉醒来发现里面生活条件差强人意。

女病患说，"里面又没有厕所，又没有药吃，又没有开水，上厕所还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外面下著大雨，本来只望進来医院好的了，现在搞错了，全都是这种病人，怪不得还要感染，这什么方什么部队的医院，这么多人这怎么看啊？这互相感染还吓人些。"－－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171.html

2020年2月10日火神山职员冒死发帖:军车拉走大批病人有去无回
壹名自称是火神山医院实验室技术员的中国网友，日前在美国匿名论坛“4chan”发文称，火神山这所已被军人接管的医院，专门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隔离病人。这里每天都有大批病患被军方货车载走，不再返回医院，而且这些病人都没有留下纪录，空出的病房则马上就有新病患补充進来。该网友据此推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实际人数，恐怕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多得多。至于每天会空出多少房间，该名网友表示“大约200至400间”。
蹊跷的是，武汉市卫健委于官方网站2月8日发布的武汉全市本周五定点医院病床的使用情况统计表上却显示，火神山医院仅能提供86个床位，并已全部使用。－－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0/big5/2189082.html

2020年2月17日武汉将再建10座方舱医院中央:要让“床等人”
方舱医院对于当前武汉防控疫情、及时救治患者意义重大。按照武汉市委“要把强化患者救治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新建‘方舱医院’，打好提前量，力争‘床等人’”的防控疫情部署要求，江岸区、江汉区、江夏区、黄陂区、东湖高新区、东湖风景区、青山区和汉阳区，正在新改扩建大小型10座方舱医院，共计新增约11465个床位，用来收治新型肺炎感染的轻症患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599

2020年3月21日回不了家还断补助武汉火神山工人集体抗议
综合维权网站民生观察、陆媒新京报报导，火神山、雷神山相继交付使用后，工人在当地集中隔离。截至3月14日，最后的377名工人都已经隔离满14天。但他们既未接到可以返乡的通知，也不能离开隔离点，隔离结束后将面临失去收入的困境。
据报导，这些工人在隔离期内可获得约5000元（人民币，下同）的补助，但隔离期满后不再发放；同时他们也不被视作“滞留人员”，享受不到每天300元的专门补助。经过多方协调，当地至今仍未给出解决方案。
3月17日，377名工人在武汉市洪山区的壹座活动板房隔离点集体抗议。工人反映，隔离期满，武汉当局既不让他们离开（封城未结束），也不给经济补助，让他们陷入進退维谷的窘境。
壹名返回浠水县的王姓工人忿忿不平表示，当初去建设火神山医院，他们被称为“英雄”受到褒扬，但是建设完成后就被人鄙视，甚至被壹些地方政府和民众视为“瘟神”，处处为难，既要压榨他们的收入，还要抵制他们返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1/2204674.html

2020年4月15日助武汉赶建医院却被欠薪工人讨要反被殴打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在雷神山医院担任两个月临时水电工的周先生在索要工资时，竟被告知工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因此他至今都未拿到工资，“我遇到黑中介，（他）没有把我的身份讯息报上去，当时我们也没有想那麽多，壹方有难八方支援。当晚去到雷神山医院做隔墙，做了壹个通宵。”
这篇报道透露，中建三局曾承诺每日300元隔离补贴，在“隔离期满及时支付”。
但除在医院建设期间已有工人曝称被拖欠工资外，到2月初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交付后，还有近400名被隔离的工人没有获发补贴。
在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方舱医院担任内务的小程也投诉至今未获得任何隔离补贴。
小程说，自己的工作需要与病人直接接触，还要清理水渠里的淤塞物、排泄物，很担心被感染：“要穿防护服的，向他们（病人）打水送饭，量体温血压，就是保母和护士的工作”，这样的高危岗位，日薪却只有280元，但有报导称政府开出的日薪为1,000元，“我们还想知道工资标准是多少，到底保安公司贪了多少钱……”－－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67561

中共政府的工作人员，是進入了体制内才变成流氓土匪的，还是本就是流氓土匪只不过穿上了制服。诸多坏事丑事烂事，是体制内人与地方上的恶势力联合经营的，还是地方上的恶势力与体制内人沆瀣壹气的结果?这个号称＂为XX服务＂的体制是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强权欺民，还是暴力镇民本就是这个＂为XX服务＂的体制本质？
此番抢建雷神山、火神山、方舱，不知是否又将造就几位因转包倒手而发财者，倒是介绍工作的中介公司，着实肥了壹把：这1000与280的差距，是把对生命安全的保险补偿给拦截了，这是比强盗抢劫还恶劣的行为，有人管吗?
而前段时间，武汉官方为保护当地红会，也曾出过壹个《公告》，内容是告诫捐助者：凡避开武汉红十字会的捐助，涉嫌犯罪！
这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掠财，官与民的手法，就有如此高低之别。

2020年1月29日中国壹线城市“抢菜”攻略:吃到蔬菜有多难
每日零点的青菜大战。张晓莹花了5分钟，添加完需要的菜品以后，系统马上又提示有些蔬菜已经没有库存了。
“太可怕了，我想吃个青菜就那麽难吗？”张晓莹壹边重新找可选的蔬菜，壹边抱怨道。最后，她只在盒马里抢到了壹串葡萄，三条香蕉。“明天又没有青菜可以吃了”，战绩不佳，张晓莹气地把手机往沙发上壹扔。
张晓莹住在北京东四环边上的东恒时代小区。
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上海网友@香蕉味的DASEIN在微博上表示，“三年没有抢过双十壹的我，现在要在国际大都市上海，零点抢青菜”。
家住武汉硚口区的程先生表示，目前路边大白菜七块钱壹斤，大蒜15壹斤。家乐福所有青菜壹律10元壹斤。－－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529

2020年1月29日山东多地物价太“离谱” 竟因多名员工太马虎
“今天去利群买菜，以为自己眼花了，西红柿51.6元1公斤，白菜13.96元1公斤，1棵白菜52.52元，2个西红柿27.66元。”多位青岛市民反映，该市利群超市内的蔬菜价格偏高。
“3M自吸过滤防颗粒物呼吸器9002”的商品单品售价48元，壹款名为“高杠69柿子”的商品售价76.96元。有日照市民反映，本地利群超市价格偏高。
记者发稿前收到利群集团公司的壹份内部文件，表示“近期不断暴露出白菜、黄瓜、西红柿、大头菜等民生商品定价太高，已引起顾客、媒体、政府的关注和强烈不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经落实，涉及单品分别为台东利群、台东万达超市、四方广场、百惠商厦、蓬莱海市超市经营商品，其中台东利群、台东万达超市和四方广场系联营供应商经营，蓬莱海市超市系员工打称时称错价格。同时，利群集团给18名员工和负责人开出了2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处罚，并对台东利群和四方广场供应商青岛市城阳区福盈德蔬菜种植基地经济处罚10000 元，对台东万达超市供应商山东燎原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处罚10000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73

2020年2月21日愤怒！贵州捐湖北的蔬菜不仅仅是烂在仓库里
2月19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贵州捐给鄂州的蔬菜烂在了仓库。
为了不添乱，顺着这个线索，又在网上深挖了壹下，本想给菜烂在仓库找到壹个缘由，结果却是挖到了比菜烂在仓库更令人愤怒的事情：壹边是蔬菜烂在仓库没人管，壹边是民众买高价菜。
是因为贵州给鄂州捐赠的蔬菜太少了吗？从公开信源搜集统计的数量，截止到2月18号就已经超过1600吨，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往鄂州输送。
就在大家疑惑贵州捐赠给鄂州的蔬菜去向如何的时候，有人出来叼盘了：有位官夫人发出来的15秒视频里面，包含的物资丰厚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对比官太太发的视频，有网友发图表示，现在普通老百姓花50圜只能买到图片中的几个蔬菜，是壹家三口吃四天的量。
壹边群众没得吃，壹边是官僚家吃不完，真是“何不食肉糜”般的讽刺。
菜烂在仓库妳可以说人员不够分发不及时，但是为啥壹些部门就可以得到分发？安排分发的人员只为官僚服务？“为人民服务”被妳们吃了？有疏漏不可怕，可怕的是把疏漏变成作恶，甚至为恶虚假“笼络民意”，这是对正常社会秩序最大的伤害。－－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277.html

2020年2月21日老百姓怒了！政府提供的菜叫我们怎么吃
在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实施战时管制，由官方统壹配送物资后，大陆多地跟進采取相同措施。
2月21日，武汉市官方宣布，已经对武汉现有7148个小区实现全面封闭管理。官方宣称，即使社区封闭，也为居民提供了生活保障，比如确保生活必需品价廉物美，保证蔬菜新鲜、食品安全，大力推進网购、商超、团购、生鲜直通车、爱心菜進社区等工作。
除了武汉外，湖北十堰市张湾区、湖北孝感大悟县、湖北孝感云梦县、湖北黄冈浠水县等县市则先后实施战时管制令。官方美其名曰会由乡镇街道及村委会负责为居民配送基本生活物资。
然而，网络上流传的信息却显示，很多被封闭在家里的居民，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困境。
壹位网名为“八荒以后”的武汉网友在微博发帖称：“前几天我们三五天没出门，家里没吃的了下去买菜，因为之前就还挺正常平时囤的也不多。今天两个人抱着哭，壹把挂面撑了两天，实在没吃的了。封城以来更是壹次水果没有吃过。”
湖北孝感的壹位网友说，已经连续吃了十天之前囤的土豆。“早就不让出门，也没有社区来管，……，偶尔有喇叭在下面统壹配送菜，只有壹袋袋蔬菜，几根黄瓜莴苣就50，其余的什么都买不到，方便面，方便面多好吃啊，可方便面根本买不到。”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壹个视频显示，壹位居住在壹个已经被封闭式管理的小区居民愤怒的说，隔离25天，已经花了超过5000圜，但政府每天提供的菜，根本没法吃。这位居民将政府配送的菜仍在地上怒斥，“这个东西怎么吃？这就是妳们政府提供的菜，把老百姓当傻子忽悠，老百姓的钱不是天上掉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301.html

2020年2月27日路网堵点随意加码，莫让“土政策”挡了“菜篮子”的道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日记者在几地走访发现，有的地方出台“土政策”随意加码，农村地区封村堵路问题依然突出，即便手续齐全的运输物资车辆也难進村，“司机现在都不敢去这些地方送货了，怕堵”；部分地方活禽运输车辆被严格限制移动，有的企业不得不挥泪活埋运不出的家禽，损失惨重。
有企业辛苦养殖的1万头猪到了出栏时运不出门；有企业埋掉了五六十万只在养鸡；有企业表示给养鸡户送饲料就像做贼壹样……
三令五申之下，“土政策”随意加码问题居然还存在，为什么？－－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2/27/696086.html

2020年2月27日湖北把53吨捐赠萝卜倒垃圾站?当地迅速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如下：
1、关于“学校门口堆放南瓜”图片的核查情况。
经核实，该图片反映的是发生在24日下午沙市区江汉北路新五中学校门口的情况。
2、关于“某单位院内分发蔬菜”视频的核查情况。
经核实，该视频所拍摄的是市环卫公司院内分拣捐赠物资的场景。
3、关于“垃圾处理站倾倒整袋萝卜”视频的核查情况。
经核实，荆州市共接收外地捐赠萝卜两批，壹批为市红十字会接收贵州某公司捐赠的萝卜17吨，已全部分发给荆州区和沙市区。分拨情况为荆州区10吨，沙市区7吨。－－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328

2020年3月7日壹位武汉市民的忧虑:高价菜、房贷、花呗怎么办?
蔬菜必须要打包购买，四到五种蔬菜的组合，合计十斤左右，售价从40—95元不等，每天大约有三个组合的搭配，蔬菜品种每隔几天会有些变化。
想吃顿肉已经显得有些奢侈，因为鲜猪肉供应很不稳定，壹般要隔上几天才有销售。猪肉也不是论斤卖的，而是以五斤装混搭在壹起打包卖，售价150元，品相极差，缺斤少两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
那天团购了5斤藕，售价35元，湖北盛产莲藕，平时也就两三块壹斤顶天了。
但还是有无法忍受高菜价的社区居民，在每天早上7点前出去买菜。我们这里白天是全封闭管理的，但晚上就没人管了，工作人员早上7点才上班。在7点之前，街上会有人出来卖菜，新鲜又便宜，很多人会大清早出去买点新鲜的蔬菜。
也会有市民提出疑问：既然市场上就有新鲜又便宜的蔬菜，但为何通过社区团购的就又贵又卖相不好呢？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了全国各地支援捐赠的各种防护物质及粮油肉蔬，但也只是在电视里看到，我们所在的社区并没有发放过免费蔬菜。
高价菜还要持续多久？
武汉封城已经40多天了。这注定是每壹个武汉人此生难忘的经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808

2020年3月12日菜太贵了!大批湖北孝感市民聚集抗议官方回应
湖北孝感应城海山物业业主不满价高质差的高价菜，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到平价爱心菜却不让進入小区，并叫来警察把业主带走，引发压制已久的民怨。大批业主聚集抗议，大喊社区书记下课，让警察放人。
有网民表示，“积怨已久，压迫已久，谁不惜命啊？我妈今天买了50元菜，4个番茄2个黄瓜5个洋葱，壹小袋小白菜….我们已经吃了快两个月了，那个100块钱的肉有2斤，我妈拿起又放下，心酸的不行，这个县城太腐败了，我们老百姓只能被压迫，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这种丑闻出来是迟早的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661

2020年3月12日武汉用垃圾车送肉现场照引众怒居民:不敢吃了
3月11日下午，武汉青山区钢都花园用环卫车运送平价肉壹事引发关注。
3月12日，红星新闻从涉事的园林社区获悉，发放出去的平价肉已全部收回并销毁，“以前的菜和肉都是用爱心车、三轮车运送的。”
此前，网友曝光的照片显示，在壹小区大门处的黄色墙体旁，壹辆车牌号为鄂A MB366的环卫车正在倾倒上百份包装好的速冻肉。红星新闻注意到，该环卫车车体并不干净，疑似有锈迹及污垢。
多张现场图片显示，壹处居民区内，壹辆蓝白色的垃圾运输车正在卸冷冻肉，地上垫著尼龙布，车厢可见铁锈痕迹。多名身穿荧光工作背心的工作人员在分拣尼龙布上的冷冻肉。
”起初我们还不信，后来照片、视频越来越多。”上述居民称，他曾询问社区工作人员，对方回复肉类“消过毒”。其出示的群聊记录证明了这壹说法。
“这个平价肉是按照‘壹斤10元，每户3斤’的标准在社区售卖，我是买的前天（10日）的平价肉，有3斤，还没吃。”127小区壹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自事情爆出来后，他就将近日买的蔬菜、肉品和以往的剩余進行了分类，“就算不是壹天到的肉，我也不敢吃了，谁知道这肉干不干净，是不是也是用垃圾车运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623

@季业：疫情发轫以来就能看出，当医疗救助、物资调配，信息发布等通道淤塞不堪乱作壹团的时候，唯有言论审查-举报-删除-训诫通道还是畅通、快速、高效的。这是他们硬件软件全力打造、全面造势、多年苦心经营的壹部国家机器。－－2020-03-03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博谈〗坏消息皆内容违规

2020年3月13日网友直击：抗议高价菜后大量警车开進湖北孝感应城抓人
3月12日晚，湖北孝感应城市海山物业业主通过个人关系购买平价菜，遭当地超市举报，当局出动警察把业主带走，引发大批业主聚集抗议。后来多个小区响应，民众都出来抗议，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菜价、供应。
3月13日晚间，大量警车开進湖北孝感应城市香榭水岸小区，抓捕在前壹日抗议高价菜的民众。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许多闪着警灯的警车停在路边，大量警察开進香榭水岸小区。
网友评论：
沈扬@63GuBXdgwq5leOY：不管当时他们承诺了什么，都不会兑现。只会秋后算账。－－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54268

妳们上级部门，应该体恤民情，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诉求，这不是我壹个人的呼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要喝水。妳们也要想壹下，站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角度来想壹下问题。
哪个家庭没得负担哩？壹天到晚，喇叭在楼下喊，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到什么时候呢？不要出门到什么程度哩？什么样的条件不能出门？什么样的理由不能出门？壹天到黑都是胡子眉毛壹把抓，壹刀切。不能出门，反正就是不能出门。妳们要想到，妳们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湖北人！把这点想到，想通，才能够把妳们的文件精神贯彻下去。
再壹个，百事贵。我可以跟妳说嘞，瓜子15块钱壹斤，妳买不买？肉32块壹斤，妳买不买？黄瓜7块钱壹斤，妳买不买？土豆7块钱壹斤，妳买不买？包莱8块钱壹斤，妳买不买？妳不买，妳要吃；妳买，妳要掏钱。妳没工作，哪来的收入呢？哪个为我们想壹下子呢？－－方方: 借陆游三个字：错，错，错（3月16日）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6/9244360.html

中共常讲要铲除恶势力，而什么是＂恶势力＂，哪些人哪些事属＂恶势力＂，标准由他们定。平时呢还看不到摸不著那些＂恶势力＂，毕竟韭民的生活平凡无奇，清如淡水。自重庆王立军投美使馆案发生后，韭民也大都见识了所谓＂恶势力＂的真相：权力内斗和权力欺人。权力内斗的事与韭民无关，权力欺人的事，却天天在全国韭民们身上发生。武汉封城后的状况更是如此，比土匪流氓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城管的打人，或强行抢夺小贩的货物，或進入店家自说自话搬走货品；比如警察扣下几卡车蔬果食品后不知所终的行为，比如分区分块垄断各住宅地菜篮子，刻意擡高价格；这类发国难财的恶事丑行，韭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那麽谁在做？就是地方上的＂恶势力＂，直白的说，就是地方上的政府部门！

2020年2月20日前线女医护急需卫生巾然而他们却认为不重要
如果没有对他人的生命价值有深刻的认知，只顾盲目谈牺牲、歌颂牺牲，尤其是仅为了壹个抽象而宏大的概念，那麽牺牲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荒谬的、矛盾的、甚至是罪恶的。
这壹次疫情的重灾区，据粗略估算，湖北省的壹线医护人员之中，女性占了10万人以上；而由于社会长期以来的职业角色分配以及定型，护士群体的女性比例更是达到90%以上。
抗疫最前线的工作中女性群体数量庞大，她们不仅需要大量的防护服、口罩、消毒用品等基本医疗物资，还有壹样很重要的基本生活物品却在分配的救援物资中被忽略了，那就是卫生巾。
但讽刺的是，由于某些官方机构认为卫生巾用品并不属于抗疫的必要物资，所以这些物资在進入湖北，進入武汉、黄冈、孝感这些疫情较严重地区的时候，便无法走救灾物资的绿色通道進入。
当有人开始反映月经可能伴随的壹些不便的情况时，有些单位或者医疗机构的做法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他们会让女性医护人员服用黄体酮来推迟月经。
被忽视的卫生巾，不仅暴露性教育的缺乏，还有无所不在的“月经羞耻”
壹位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接受采访谈及了自己每天的工作及心理情况，其中提到壹句话，她说，“然后我又处于生理期，肚子有点痛”。然而，就是这样壹句话，却在这段采访复播之时被剪掉了。
前不久，还有壹次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那就是甘肃省派出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时拍摄了壹期视频，视频里是队里所有女性医护人员都在镜头前被集体剃成了光头的画面。
尽管视频里有些医护人员戴着口罩，但是我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眼神，也看到她们的泪水。
或许是舆论压力比较大，甘肃医疗队负责人后来出来解释，称这些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是她们“自愿”的，非被迫。
要知道，“自愿”这个词有时候边界是很模糊的。
即便是自愿，但是为什么妳们要让她们有这种选择呢？
无法掌控自己头发的人，也失去了完整的自由权利，为了表示壹种被规训的状态，服从整个集体以及机制的安排，剃发或者有壹种专有发型就变成了象征和体现。
当权力把罪恶担当，当罪恶把耻辱埋葬，当耻辱淹没了自尊，生命的茍且，便是壹种绝望。－－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166

8. 【两位外国小哥试穿安心裤】在了解到湖北女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后，贝乐泰和夏波波，决定为女医护们募集卫生巾，安心裤等物资，甚至试穿安心裤来体验女性生理期。“女性的工作和困难，应该被我们看到，在前线的他们已经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个人安危，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流汗又流泪，请大家关注他们的需求。”－－2020-02-29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微视野〗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

2020年2月24日那些给女护士剃光头叫好的看这里
甘肃省妇联宣传部李部长今日（2月19日）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女护士剃光头“确实是自愿的”。
可笑的是，这个医疗队里，唯壹还留着壹点头发的，是个男护士：
为什么男护士就可以留下头发，女护士就壹定要剃秃瓢儿？
很显然，这是某些头头，利用手中职权强迫的，目的不外乎两点：践踏别人的尊严获得权力性满足感；利用这个机会搞“出格“宣传给自己捞政治资本。－－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4/2194155.html

1. @季业：焦点不必是这些被剃头的医护们是否自愿，她们有可能是自愿的。焦点应该是，我们的官方主流话语，长期以来在选取什么、强化什么、迎合什么、又在遮蔽什么；它们在渗透什么样的价值，要塑造壹个怎样的社会。把人、人的性别和器官当做祭品强行感动，而培养出的真实普遍的社会心灵则是“她不过是个打针的”。－－2020-02-19 来源: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微博谈〗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遗毒

2020年2月26日 “我每天想哭壹百次”:疫情令中国孕妇陷困境
妇产科护士和医生已从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抽调出来，被派往危机中心，壹千多家医院最近被指定为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定点医院。提供妇产科服务的小型社区医院由于人手短缺而暂时关闭。
疫情暴发以来生下孩子的女性也描述了她们的孤独，有时甚至是可怕的经历，因为医院普遍人手不足，只能提供有限的医疗帮助。新妈妈们不能让她们的新生儿接种疫苗，因为整座城市、整个省的诊所都已关闭。健康婴儿的体检被推后。
在武汉市这个疫情暴发中心，孕妇们面临着要弄清楚去哪里分娩的可怕前景。
武汉的壹个志愿者网络正在努力帮助孕妇找到仍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的医院。这个网络包括心理工作者和司机，他们正在为市内外的600多名孕妇和新妈妈做事情，为她们提供24小时服务，帮助应对紧急情况。
“每天很忧虑很担心，担心孩子会不会死在肚子里，担心早产活不下来，”黄女士在电话中说。“我们家又没有经济基础，要透析要换肾……或者它有畸形，把它带到这世界上来……”“每天都想很多很多，”她说。
有1774家医院已被指定为感染新冠病毒孕妇的定点医院。这些医院是那些没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要避免的医院。
由于人手短缺，张女士原定的剖腹产手术推迟了壹天。手术后的第壹个夜里，张女士说她的身体几乎不能动弹。新生儿在哭，她想喂奶，但周围没有人帮助她。接连四个晚上，张女士说她几乎完全是壹个人在应对。“我每天想哭壹百次，”她说。－－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197

易中天先生曾说以德治天下的我们，只产生伪君子。刚在台上人前大说正能量者，转身被第X奶揭发進秦城监狱了的情景，韭民们早怪不怪了。
把护士的美发剪掉成光头，只怕又将成某壹个庸官的政绩了；
把护士有关生理期的话剪删掉，这操刀手心理的黑暗，只有武汉p4实验室的黑洞可比；
让孕妇惊恐万状忧虑万千，从而导致心理与生理上的变化都将是壹个难以更改的罪过，这些笨伯官僚，怎配是人间父母？
好想在这些伪君子的额头刺上＂人渣＂两字。

2020年4月15日护士不算壹线？武汉感染护士曝补助不公
4月14日，壹名网络身份认证为“抗击新型肺炎壹线护士、武汉协和医院护士”的网友“草莓糖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题为“疫情初期在收治过新冠肺炎病人的普通病房感染算不算在壹线被感染？”的文章。她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是武汉协和医院第壹批被确诊、钟南山提到过的武汉协和医院14名医务人员之壹，1月19日核酸检测呈阳性。
2月27日，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壹项行动，为在湖北抗疫中感染或去世的医护人员的子女提供补助。“草莓糖唐”据此提出申请补助，但院医务处主任以“护士不属于壹线”为由，不予盖章批准。
“草莓糖唐”并不是遭遇这类事件的唯壹医护人员，关于补助发放不公的情况也多有报导。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医院要求部分医护人员退回疫情补助，要“现金退款”。
3月2日，有网友在微博公布陜西安康市中心医院抗疫壹线补助登记表。图片显示院领导的补助金动辄近万，而急诊科普通医护的补助低至300，有的援鄂人员的补助也才3000出头。
3月7日，武汉市第五医院发热门诊的壹名医生向《新京报》爆料，该院不上壹线的领导和行政人员最多每月可得补助3200元，而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壹线医生只能拿到壹千多。－－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15/2214225.html

9.@李不白的微博：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曾慨叹：“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里叹气，坏人在外面的台上唱戏。”－－2020-03-29 来源: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历史〗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html

网络上流传著这么壹句话：＂真正可怕的不是对牛弹琴，而是壹群牛对着妳弹琴＂。
我们的现状是：壹群豺狼虎豹，正在壹架名叫＂中共威权＂的钢琴上向我们乱弹琴。
童大焕先生在2011年《中国，请停下妳的脚步》壹文中写道：“中国哟，请妳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壹等妳的人民，等壹等妳的灵魂，等壹等妳的道德，等壹等妳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壹位公民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每壹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壹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抛下！”
然而壹群如豺狼虎豹的中共，其实并没有让中国＂飞奔＂，只是靠著糟蹋自然资源，明抢暗夺民间资产，再靠吃子孙饭养胖喂肥了自己而已，过程中其丑恶的本性，吞噬了灵魂，践踏了道德，泯灭了良知，使人祸灾难壹次次重演。

2020年2月1日在官方统计数字之外：他们死于"普通肺炎"？
2020年1月26日，刘梅壹家接到了壹张火化单。她的婆婆、73岁的老人在家中没了呼吸，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
壹名主任医生说，壹般来说，双肺CT呈毛玻璃状病灶，基本可算作疑似，但只有被收治入院的患者才能统计为疑似，才有资格做核酸试纸检查。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患者主要有两条路径可以入院。壹是靠社区排队：1月24日武汉社区分流政策实施后，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病患先去社区交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要走通这两条路径并不容易，每壹条都可能是无尽的等待。但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每壹分钟都可能是生与死的煎熬。
“医生明确说了，父亲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没有检测盒无法确诊。“孙晨告诉《财经》记者。
家在武汉的铁路职工陈力的奶奶，也因为没有病床，在汉口医院的门诊大厅坐了三天，最后没有撑住，抢救无效去世。奶奶同样没有经过确诊流程，也不计入统计数据。
武汉某定点医院壹位医生称，该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无壹确诊。“缺试纸，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缺。”
不少患者和医生的困惑是：1.武汉卫健委在27号称，原则上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但为什么总是缺少核酸试纸？2.做了检测也无法第壹时间出具确诊报告。
1月30日，武汉某定点医院开始上报需要确诊检测的疑似病患人数，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壹位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时，很多治愈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愈，还需要长期观察。”上述医生说。
截至发稿，记者逐壹拨打了武汉市定点医院的电话，接通的7家医院均表示“暂时没有床位”。
两个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加起来也就2000个病床，还不够湖北省两天的新增病例使用。
能找到床位的，都被称作“幸运儿”。刘小青壹家有六人患病，只有三位住到了医院，“更多是靠自己托关系、找渠道。”

2020年2月6日 1家3口被感染 7天内双亲离世:女孩妳要坚强
在失去母亲的第二天，刘雪告诉自己要坚强。壹个星期内，在突然席卷而来的疫情中，她失去了双亲。1月25日晚11点多，父亲去世，至死都没有等到确诊；2月1日，母亲也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开了她。
由于之前与父母密切接触，刘雪本人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她住進了医院的隔离病房。“我已经住到医院了，这也多亏了我爸妈，所以能不能抗过去，就看我自己了。”2月5日，刘雪很无奈地向21新健康记者说，父母走后，她才得到了重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845

2020年2月15日世界冠军家庭战疫：曾为儿哭求床位丈夫确诊前病逝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个家庭发生巨变：婆婆、丈夫、儿子先后被感染，裴佳云也出现壹定症状，其中，居家隔离期间，丈夫不幸病逝。
口述| 赛艇世界冠军裴佳云
1月28日晚上，老公觉得不舒服，有点发烧，接着婆婆也不舒服。
当时检查是病毒性肺炎，婆婆老公两个人都是，因为没有核酸检测的结果就不能住院，然后第二天开始居家隔离。
到2月1日，我就有点咳嗽了，就壹个人去医院检查，拍片和查血，接着医院就通知我下午2点钟，还有我老公，婆婆，三人去做核酸检测。
那天儿子也去检测了，他的结果是没有感染，有点烧但不是病毒性感染。因为这样，他就壹个人先走回家了。
当时婆婆和老公做完核酸检测以后又做了CT拍片，拍片显示是感染了，我看到我老公的单子上好像还写了脂肪肝。
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老公又开始很不舒服了，我就给社区打电话，对方说已帮我往上报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给120打电话，请求说只需要妳们把我老公送到门诊去，哪怕只吸个氧气、打个点滴什么的都可以，对方答应了。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把他背上搞个热水袋，喂他喝了壹杯水，我就回到我房间，打算过壹下子再来看看他，再过来看的时候他已走了，当时我很后悔我离开。
凌晨两三点的样子，120开出死亡证明，是说呼吸衰竭而亡。
2月3日，我又带儿子去做CT，显示已感染。
次日，儿子跟我说，妈妈，我跟爸爸症状壹样了，我在出汗、拉肚子了。
6日晚上10点多钟，儿子去了方舱医院。从8日开始，到现在他不发烧了，咳嗽也少了，但胸还有点闷。
婆婆只有CT确诊感染了，核酸检测没拿到，但2月13日下午3点左右，120就直接把她接到火神山医院去了。
我现在还是在隔离点，体温37度，是正常范围区间。没觉得无力了，咳嗽少了，有痰，其他的没什么，只是偶尔内心有壹点点不舒服。

2020年2月18日武汉女护士殉职全家都感染父母弟弟相继过世
柳帆，女，59岁，副主任护师,生前在武汉市武昌医院举办的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从事护理工作。2020年2月2日前壹直正常在岗值班。2月3日至2月5日轮休三天。2月6日早上7点，柳帆同志给科室护士长打电话诉身体不适，有发热症状，护士长当即安排她到武汉市武昌医院西院区進行全面检查；2月7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日立即入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医院尽全力進行救治，但由于基础性疾病较多，病情呈進行性加重，2020年2月14日18时30分经抢救无效逝世。在她去世前，其父母和弟弟也先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丈夫和女儿目前正在隔离观察中，尚未发现感染新冠肺炎。
微博用户“李不白的备用号”发了壹条微博：记住她的名字，不能让她默默地走。这条微博下贴了壹张朋友圈截图：
随后，这张截图在网络上被热传。“李不白的备用号”发的这条微博，在8个小时候之后，被“绵阳网警巡查执法”判定为谣言。在辟谣微博中，“绵阳网警巡查执法”写道：
事实上，在武汉市武昌医院确实有这么壹名叫柳凡（音）的医生（再次电话求证，柳医生为武昌医院梨园院区医生，也确实因感染肺炎离开），不过未出现过以下朋友圈截图所说的情况，其父母情况也从未在网上曝光，该朋友圈截图曾被多次辟谣，但是被人再次造谣、传谣之后，仍然有数不清的网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充满愤慨的進行转发扩散。
在“绵阳网警巡查执法”辟谣微博发布1小时后，武汉市武昌医院通过官博发布了关于柳帆同志逝世的相关说明。
知名大V“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微博中表示：
柳帆是退休后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昨夜微信朋友圈好多人为她哭泣。
于莺表示，她的信息来自柳帆医院的医生。有网友留言：绵阳警察说造谣。于莺回复道：我选择相信武汉的大夫的话。－－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805

2020年2月19日导演壹家4口感染病毒“无床位”活活熬死遗书曝光
有消息称，柳帆是已经病逝的湖北导演常凯的姐姐。常凯在遗书披露，他全家感染武汉肺炎，辗转多家医院哀求哭拜遭拒收，最后在家活活熬死。
常凯壹家四口的死讯最先由壹位署名"天天"的网民在微信曝光："请记住壹个护士的名字：柳凡。她是武昌医院注射室的护士，大年初二还在上班，当时没有防护服，基本裸奔，结果全家感染，父母过世。"
湖北电影制片厂于2月16日发讣告说，该厂"音像部"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因感染新冠肺炎，于14日清晨去世。
当日下午，常凯居住在别处的姐姐也因染疫离世。常凯的父亲于1月25日（大年初壹）出现染病，前往医院均告无床位，回家自救，父亲在家撒手人寰后，其母在4日送院，不久染病去世。17天内，壹家4口相继死亡。
2月13日，退休人员马女士对《自由亚洲》说，近壹个月来，武汉协和医院、中心医院等多所医院，很多医务人员感染，有些是副教授，有些是主任，他们感染了肺炎，有好几个都去世了，因此需要外省支援。
她说，应该说他们的医疗条件都是很好吧，但都救治无效而身亡，那么普通的民众呢？他们能得到这样的救治吗？

常凯遗书
除夕之夜，遵从政令，撤单豪华酒店年夜宴。自己勉为其难将就掌勺，双亲高堂及内人欢聚壹堂，其乐融触。
殊不知，噩梦降临，大年初壹，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壹床难求。
失望之及，回家自救，床前尽孝，寥寥数日，回天乏术，老父含恨撒手人寰，多重打击之下，慈母身心疲惫，免疫力尽失，亦遭烈性感染，随老父而去。
床前服侍双亲数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壹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url=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cpdope/20200224/1282422.html]

丧亲之痛，是需要倾诉和哭泣来缓解的。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几天，读到壹篇文章，看到很多网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倾诉心情，把那里当成了壹个哭墙。这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倾吐心声的网友们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扫尾阶段，距清明节还有壹小段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壹个类似“哭墙”的网站，比方“哭网”。让丧亲的人们有壹处地方，在那里挂上自己亲人的照片，为之点上蜡烛，去哭上壹场。其实，哭的人，又何止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整个武汉人都需要壹场大哭。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哭网”，哭亲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倾吐内心的悲伤，也寄托个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灵的音乐，当然更好。或许痛哭过后哀嚎过后，心情可以舒缓很多。疫情结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数，在这壹切未确定之时，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壹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壹个空间，让大家同哭壹场吧。－－2020-03-14 来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开辟壹个空间让我们同哭壹场吧。

2020年2月20日武汉网友泣诉：父亲没死就被装尸袋擡走
近日，壹名武汉网友在社群贴文提到，医生要他帮忙去擡刚过世的父亲，没想到，他進病房触摸父亲的小腿，发现"还是热的"，他连忙喊了声爸爸，而他父亲此时竟睁眼像是想要说话。
医生见状大为惊骇，立刻喝斥要他出去，并将他父亲全身剥光装到尸袋中，连他要求给父亲穿上衣服都不许，同时院方要他马上打电话给殡仪馆，壹小时内车就来了，死亡证明也已开好。
该网友说，这时，壹个32岁的年轻病人被推了進来，就是要接他父亲原来的床位。

2020年2月25日武汉悲歌：新冠患者痊愈后得知全家离世悲痛自杀
有武汉网友在海外渠道透露说，武汉市近期发生壹起凄凉惨案，壹名武汉肺炎重症病人在院方宣布痊愈出院后，发现家人在自己住院期间已经全数离世，绝望之中选择了自杀。有民众拍摄下了该名男子在高楼顶上吊身亡的视频，称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壹根名为“正能量”大棒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果，妳哭了妳倾诉了，妳就是在制造恐慌，妳就是在破坏抗疫，妳就是负能量。消灭负能量，是正能量义不容辞的事。唉，人世间的事，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和判断，那才真的是白白来到了人世间。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2020-03-03 来源: 作家方方让后人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2020年3月4日武汉不断有市民跳楼中共称生活比蜜甜挨轰
继3日网上传出武汉汉阳壹对孤寡老人携手跳楼的视频后，3月4日，网上又传出多个跳楼自杀的视频。
另壹段视频显示有两人壹同跳楼，据称是壹对母子。旁边壹名妇女大声地哭泣，哭声在小区里回荡，犹似地狱！
壹个武汉女网友的微博长帖在网络上热传。她的母亲患有白血病，因为疫情爆发，得不到救治，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去世前，她的母亲“不停哀求我找点药给她吃能加速死亡，后来拿了水果刀想割腕”，她都没办法阻止，因为太痛苦了。
北京居民薛扶民更是通过互联网实名举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指其主导出版《大国战疫》壹书，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蜜甜》，罔顾人伦与基本良知，应追究其政治责任。

对生命的去或留，选择权在自己。我们无法挑选自己生命的来路，当然可以挑选自己生命完结的时间。但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只有到了无可留恋、痛不欲生时，才有此下策。
对这样的绝别者我们同情，为之掬上我们的悲哀和痛惜；然后我们会深思：什么原因，什么事，什么人，逼使他们走上了绝路？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鲜活的人。
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三年大饥荒到文革，从非典到这次的武汉肺炎瘟疫，我们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的，早已远超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事到如今，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当局大声提出责问：这是为什么！？

2020年3月13日网友直击：湖北黄冈壹青年倒地不起无人敢扶
推特网友“湖北难民高飞”发视频披露湖北黄冈有青年突然在街头倒地：“这里有个人倒在这了没人扶，都不敢过去扶，·····＂

2020年3月21日 “我实在熬不动了” 四川女身绑7岁女儿跳江
3月20日下午，在四川南充城区白塔大桥下面的嘉陵江里，有人发现了壹对母女的遗体，随后被打捞上岸。现场壹段视频的画外音说到：“天呐，好可怜哦，这个女娃儿把她女子壹起绑在身上……”－－“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1/2204591.html

2020年3月21日网友直击：家人都没了武汉再有人跳楼自杀
3月21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晚上在武汉武昌区北中路春天小区，有人跳楼自杀。据悉，跳楼者的家人在这次瘟疫中全都死了，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希望。

没有人会指责妳们的选择，但我会诅咒让妳们产生有此选择的罪人；在恶人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之际，我除了以诅咒牠们来作为给妳们的安慰，我还想做的，就是用真相揭露并敲击牠们丑陋的灵魂；假如牠们还有灵魂的话！

2020年3月23日网友直击：湖北襄阳有人因感染“中共病毒”及生活压力跳江自杀
3月23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3月22日早上，湖北襄阳卧龙大桥南头，有壹位男子，因为感染“中共病毒”，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及其生活压力，跳江自杀。

这是画家刘星雄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布面油画创作稿壹壹《家•国悲恸》武汉有壹个三口小家庭，夫妻俩带着壹个刚过三岁的女儿，过著幸福的生活。可爱的女儿，漂亮活泼，街坊四邻都非常的喜欢。可是罪恶的新冠肺炎却向这三口之家伸出了魔爪。先是女儿的爸爸走了，担架将蒙着白布的爸爸擡出家，不明就里的小女孩哭着，追着要爸爸…… 过了几天，她的妈妈也走了，当擡著妈妈的担架出家门时，小女孩明白了。她挣扎著叫着：妈妈，我要和妳壹起走，不要扔下我。又过了几天，这个可爱的孩子也走了。医护人员看见孩子的小手紧紧的攥著壹张照片，那是她刚满三岁时和爸爸妈妈的全家照。此情此景，这些看惯了死亡的医护人员全部号啕大哭起来。周智深：这个春天，我本以为自己不再泪流，刚看到这幅画，还是好难过，止不住流眼泪。－－来源: 博谈网作者: 金鸣〖兲朝浮世绘〗多难不能兴邦多难只会穿帮

2020年3月28日湖北火车站惊传出现壹重症病人
日前有湖北民众发布视频披露，当地仍存在疫情，并非像当局所说的“归零”。大陆网友3月28日发布的视频显示，壹名男子在湖北省荆州天门县天门南站前表示，“又出现壹例重症病人，请大家注意安全，这几天不要出门。”

2020年3月29日【网友直击】大连街头有人倒地不起没人敢靠近
网友发推：大连街头，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倒地不起，没人敢靠近。正值壮年的人何种原因突然倒地，新闻也不会报导，大家各种揣摩吧。

8.【武汉殡葬工自述：疫情下小人物的生死劫】有壹户八岁的孩子死了，母亲仍抱着他，不让他走，我们从她手里夺了过来。她阴沈著脸不说话，走了几级楼梯，才听见嚎淘大哭，嚷我替彩宝死；有壹户人家，我们前后去了四次，每隔壹二天上门壹次，直至家里没人。－－2020-04-01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估计战狼大使又疯了

2.@RealHaonian：实际数字：全国米仓无为县当时人口140万，饿死70万，整整壹半。副省长张恺凡在无为县开仓放粮，被毛泽东公开指为坏人，被判二十年，脚镣手铐亦20年。此为张恺凡于80年亲口告诉于我。－－〖微历史〗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
2020-04-02 来源: 博谈网
－－被匪首毛泽东说是＂坏人＂的，那什么样子的人才能被他们说是＂好人＂，我的心不禁颤栗了起来。

2020年4月5日网友直击：四川达州市又出现随地倒路人不敢靠近
4月5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四川达州市大街上壹名中年男子倒卧在人行道上，因惧怕是中共肺炎病人，行人都不敢靠近。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首日街头再现恐怖壹幕
此前中共壹直强调无症状感染者隐患。但多个消息显示，有症状感染者也被大量隐瞒。解封首日，网上传出视频指，武汉数码港街头，有人突然倒地不起。
有当地专家称，武汉现有无症状感染者"壹两万"。但根据港媒披露的中共内部数据，早在2月底，武汉至少已有4.3万无症状感染者。海外专家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无症状感染者在所有感染者中占比高达40%-60%。而早在武汉1月封城时，英国专家就估计城内至少10万人感染。－－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8/2211500.html

2020年4月15日网友直击：广州天马服装批发市场门口出现随地倒广州危急？
4月15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广州天马服装批发市场门口，有壹个人倒卧在人行道上，4个身着防护服的救护人员在進行救治，边上停著壹辆救护车。

2020年4月16日网友直击：哈尔滨出现随地倒二次爆发出现了
4月16日，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哈尔滨枫蓝国际小区出现了随地倒，而在同壹天，哈尔滨多个小区又重新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哈尔滨中共病毒疫情二次爆发恐怕已经发生了。

2020年4月17日网友直击：河北邯郸街头出现随地倒疫情再次爆发？
河北省邯郸市有壹名男子仰卧在大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几个小时过去了，壹动不动。

2020年4月30日惨案继续！武汉东湖岭社区有人上吊自杀
4月30日，武汉市东湖高新左岭社区壹老年妇女上吊自杀，这壹惨案发生在武汉解除封城的3个星期之后。而在武汉解除封城的第二天，4月9日，同是在左岭社区，有壹个人跳楼自杀身亡。－－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3354

4. @gaiyuyin：壹直不太相信这个数字，认为太恐怖可能夸大了，于是自己去搜中国官方信息，还真找到了，壹点没有夸大。400个全家死绝仅剩儿童的，那麽中国的真实死亡数字应该是多少？真是细丝极恐啊！－－2020-04-17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美国还真查了去年流感样品

在这罪恶密布的苍穹下，流泪者还在流泪，哭泣者还在哭泣；但那些导致流泪和哭泣的凶犯们，却已在论功行赏，把酒言欢了。他们垄断了笔杆子，撑控著刀把子，借此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流泪者和哭泣者头上奴役着他们，离间着他们，扑杀着他们；那清澈的泪水，早已无法映现恶者的丑陋灵魂，那悲悽的哭声，也早已无力震撼罪者的无耻欲念；因此我要大声疾呼：不再流泪了停止哭泣吧，用双手撕开每壹颗泪珠背后淹没的假象，用吼声揪出每壹声哭泣背后隐藏的恶魔，再用我们的牙齿，把他们碎尸万段!

2020年2月15日骇人！武汉病毒治愈者再复发官方内部通报无法根治
中共广西南宁的壹份内部通报显示，肺炎病毒不断变异，无法根治，而且会有后遗症。
2月15日，网络疯传的微信截图显示，余姚首例治愈出院者再复发，且炎症加重，壹个叫锦绣家园的小区壹名硕士生患者，也再次复发住院。
有网友总结说：病毒已经立于不败的几大要点：1，无病症携带，潜伏期超长2，试剂测不准3，CT只能测出病变，测不出尚无病变的病毒携带者4，治好了还复发，复发了还传染5，已经发现变种，同样致命以上所有特点，都不是隔离可以解决的！
据第壹财经报导，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壹篇论文，证实研究人员在分析广东省壹些家庭感染病例后，发现病毒在家庭中传播时，胺基酸已发生改变。但不确定毒性是否增强。
曾经以撰写《生物武器法》而闻名的哈佛博士博伊尔（Francis Boyle）在接受采访中透露，如今武汉疫情正以大流行的方式爆发，确实是壹种"進攻性生物武器"。－－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3945

2020年2月21日成都治愈新冠病例复检阳性专家:不属于复发
2月21日，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发布通报称：2月19日，成都市锦江区望江锦园壹治愈出院后居家隔离康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接受有关机构复检核酸阳性。通报称，2月10日，按照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该患者符合相关出院指征要求，准予出院，出院医嘱继续居家隔离康复14天，定期接受随访和复诊。19日复检阳性后，患者现已收入成都市公卫中心進壹步复核。
1.湖北恩施：确诊1例38天超长潜伏期无症状病例
2.四川成都：壹治愈者出院10日后复检出核酸阳性
3.壹女子核酸阴湖南常德性出院后又确诊
4.山东莒南：隔离期两次阴性后出院，10天后查出阳性
5.浙江舟山：壹男子痰咽检测阴性，粪便为阳性
6.江西九江：女子武汉回乡21天后确诊，无发热症状，前三次检测呈阴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84

记得去年底武汉肺炎刚发现时，也有个关于病情的＂鉴定标准＂，是必得与华南市场有接触史的；现已知仅凭这壹条，有多少患者错失了就诊的良机，然而至今无人为这个荒唐愚蠢的＂标准＂担责，似乎壹夜之间那些个定＂标准＂的，都已化作鬼魂飘入地狱中去了壹般，－－我倒真心希望这是真的，让这些个＂官样病毒＂少害壹些人。
不料想现在又弄了壹个＂出院指征＂。那麽，同为武汉肺炎患者，壹位是老者，壹位是壮年，还有壹位是小学生，这＂指征＂是否区分了不同，还是又壹个笼统的壹刀切？
但我要大声疾呼：这是谋杀！
韭民得不得武汉肺炎不要怕，有标准；得了武汉肺炎后治不治好没关系，也有标准。为了＂政治正确＂，掌控不了武汉肺炎疫情转而掌控数字，中共这壹荒唐愚蠢草菅人命的做法，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到了：中共的反人类罪，比纳粹更可恶百倍！

2020年2月25日广州13名痊愈者再确诊专家：难以判断“治愈”
据报导，中共广州市政府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ICU主任李粤平指出，在出院病例的追踪过程中，发现有13人呈现“阳性”，不过，事后有对104名密切接触者進行检测，结果全是阴性，且这13名患者没有出现症状再次加重的情形，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
近期，中共多地出现已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再次被确诊的情况。
“新浪财经”记者部主任曹山石，2月20日在推特上发布了“武汉洪山区大华社区”的疫情通报。该社区2月20日“新增2例确诊，1例疑似，皆为前期治愈解除人员。”－－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5/2194724.html

2020年2月29日广东14%出院患者复检阳性专家:可能仍具传染性
2月27日，已经出院19天的徐州居民王先生核酸检测呈阳性，被再次收入定点医院医学观察。王先生回家当天，社区邻居为他举行了欢迎回家的仪式。如今，8名密切接触者也转移至集中隔离点观察，王先生居住的单元楼65人進行居家隔离。
2月以来，成都、武汉和广东各地也出现了出院患者复检呈阳性的病例。其中，广东省14%出院患者存在复检阳性现象。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童德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出院标准中写的症状明显好转，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并不等于完全没症状，有患者还有壹些轻微的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渗出性病变可能仍有存在，只是较前有明显改善也可以出院，大部分病人在出院以后会自行痊愈。”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在2月25日举行发布会，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铁表示，“部分出院患者的肺部炎症在吸收过程中，不能说是临床意义的痊愈，这种情况可能间歇性存在排毒现象。”但是仍出现了出院患者经过隔离期后，复检结果阳性的情况。宋铁强调，如果患者在出院后出现复检阳性，“肯定就是传染源，在防控方面要按照传染源来管理。”
目前，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和出院的决策，在壹定程度上依赖于核酸检测的结果。但是由于核酸试剂的准确性，采样技术和样本获得限制等原因，限制了核酸检测的准确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622

2020年3月4日武汉壹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发病呼吸道阻塞猝死
3月4日，武汉硚口区的梅女士向澎湃新闻反映称，自己的丈夫李亮，今年36岁，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经治疗，2月26日从方舱医院出院，到指定得酒店康复点隔离，3月2日突然在康复点发病，送医后不治。直接死亡原因为新冠肺炎，引起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呼吸道阻塞猝死、呼吸循环衰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361

2020年3月21日武汉壹家三口全部复阳专家:可能存在“假治愈”情况
“我在门诊遇到了壹家三口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全部‘复阳’的病例，且这壹家三口中的壹位70岁的老人病情较之前反而更加严重了。”来自武汉的壹位壹线医生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反映。
浙江第壹批援鄂医疗队医疗总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壹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喻成波也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他也遇见过壹些治愈出院后又“复阳”的病例。
喻成波介绍，按照多数病毒的感染规律来说，如果彻底在体内清除的话，近期壹般是不会“复阳”的，所以目前所谓“复阳”的病人应该是没有真正的临床治愈，因为病毒在下呼吸道可能还存在，但是本身核酸检测取样时可能有偏差，会存在取样差异的情况。－－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7038

武汉肺炎瘟疫不姓党，数字可以姓党；武汉肺炎瘟疫可以全世界流窜，在中国却全在党媒体的掌握之中；武汉肺炎瘟疫的存在与消亡，全世界用壹个个真实的生命在证明，在中国，中共党似乎掐住了武汉肺炎瘟疫的命门，说有就有说无既无，说哪里有就哪里有说哪里无既哪里无。
这现象似乎在证明：中共党是武汉肺炎瘟疫的同谋，武汉肺炎瘟疫是中共党的同伙！

2020年2月15日搞形式主义,忘了根本?复工后4家公司发生聚集性感染
14日早间，壹份落款为大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紧急通知在网络流传，该通知称2月10日巴南区攀钢重庆钛业公司“由于复工后未严格按照市疫情管控要求進行管理，发生壹起聚集性疫情严重事件，该公司2例确诊，1例无症状阳性感染者，造成131人密切接触”。
苏州壹企业开工员工身体不适、200多人隔离
海螺水泥厂厂长和壹员工确诊感染！2月8日，来自娄底涟源海螺水泥厂员工秦某某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被双峰县人民医院隔离收治。隔离前，秦某某曾多次参加家庭聚餐，最终导致身边父母、妻子、儿子等5个家庭的10位家属感染确诊住院治疗，141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观察。
2020年2月8日上午，山西某电厂发现壹例新型冠状病感染肺炎疑似病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245

2020年2月21日中国复工，人社部表示企业员工感染不算工伤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星期五（2月21日）表示，企业员工在工作期间感染新冠病毒不算工伤。
复工的推進并不意味着病毒的彻底消失。据北京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止2月20日午夜，北京总共确诊396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为114例。星期五《财新网》报道，北京西门子大厦壹名租户公司员工确诊感染，确诊前他曾在2月2日在大厦园区短暂停留，西门子中国在2月17日复工。－－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133.html

2020年2月24日爆发!刚复工12家企业33人被传染!514人隔离
2月16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举行第二十二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壹返京人员确诊后，已经导致其所在单位几十人隔离。
广州天盈广场（写字楼）壹名职工确定为新冠肺炎，其所在公司全体职工已经开始隔离停止办工，相关部门对该楼层及单位進行全面消毒。（1人确诊，公司全员隔离）
山东济南银座商城燕山店发现多起关联病例，该单位主体责任不落实，未按要求测量体温，壹病例发病后竟然连续12天带病上班未被发现，每天违规召开晨会，造成人员密集，通风和隔离措施不到位，还存在不配合提供密切接触者名单等问题。（1例确诊，5人传染，门店员工及家属现在大多被隔离观察，银卒商城燕山店闭店）
赤峰某发电厂确诊壹例新冠肺炎，正在排查密切接触者。（1人确诊，5人隔离）
山西某电厂发现1例疑似病例 26人密切接触，厂区、居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1人确诊，1人隔离治疗，26人密切接触，1人疑似，3人在家中隔离）
湖南娄底壹水泥厂2人确诊，并传染10个人（2人确诊，10人感染，141名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
深圳华润万家壹员工确诊，9名密切接触者已集中隔离观察。该员工曾前往江西（1人确诊，9人隔离）
珠海壹小区保安从湖北回来后28天确诊，妻子被感染，目前小区住房被隔离。（1人确诊，1人感染，对其居住和工作过的小区实行封闭，全部住户强制隔离14天。）
齐齐哈尔建华区运建园小区圣水湖老年公寓发生聚集性疫情，已有多人确诊，目前圣水湖老年公寓已关闭，疾控人员对老年公寓進行全面彻底消毒。政府有关部门正全力采取措施，对密切接触者進行全面排查。（2人确诊 46人隔离）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壹水泥厂员工被确诊（确诊1人）
福建将乐壹水泥厂客车司机确诊（ 1人确诊 152人隔离）－－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57

2020年2月25日中南海"豪赌"复工各地状况频出
网上传出消息，多地复工失败，民众再次回炉，前功尽弃，灾难加剧。
2月25日，推特上壹则视频显示，大批农民工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露宿街头。
视频有人解释说：大家都看看，这都是上海厂，都是套路都是坑，来了也進不了厂，钱也花完了，口罩也用完了，家也回不了。上海的厂都不要来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5/2194744.html

2020年2月26日北京暂停两会却催复工企业老板狂诉苦
疑为全面复工铺路，21日至24日共6省下调疫情警报等级，分别为甘肃、辽宁、贵州、云南、广东、山西。
近期，中共频繁动员催促复工复产。习近平指示，疫情低风险地区要“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他称，中国约有壹半的县没有冠状病毒病例。
原大陆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记者表示：“为什么中共推迟会议，怕感染、怕得病，但让老百姓赶快干活，在经济指标上能够好看壹些？这说明中国有严格的阶级的划分。人民也就是韭菜罢了，而中共的官员，他们的命要比普通百姓的命重要。”
复工难工人返工不到壹半，为完成用电量指标疑被逼机器空转，在没有员工、没有原材料的情况下，企业老板被逼无奈，只好开机器空转。－－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6/2195499.html

2020年2月28日驻京壹单位发生聚集性疫情，11人确诊178人隔离
2月26日，北京市新增10名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这10个病例与24日新增的1例病例是壹起聚集性疫情，发生在驻京壹事业单位，感染源来自河北邯郸。目前，密切接触者178人已采取隔离措施。－－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2/28/696322.html

2020年3月2日大陆复工现降薪潮员工抱怨基本工资也拿不到
大陆媒体3月2日报导，壹位刚刚接到降薪通知的职员表示，“觉得很无语，但是转身想起房贷，又不敢轻易辞职。
“花生好车”是壹家分期购车平台，其员工近日表示，公司强制执行降薪，壹个月只能拿到1000多，而技术部门80%员工待岗。公司方面表示确有此事。
教育创业公司“松鼠AI”复工后全员发放35%工资，持续5个月，最核心高管零工资。
诺亚财富集团是大陆知名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该集团2月17日复工后宣布，在疫情期间所有员工每月有5个工作日无薪休假，这意味着员工每个月少拿近四分之壹的薪水。
近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调查发现，如果疫情持续半年以上，大陆中小企业90%很可能停业或破产；从公司现金流来看，目前35.96%的企业只能维持壹个月，31.92%的企业能维持两个月，17.03%的企业可以维持三个月，能维持六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只有9.27%。－－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2/2197121.html

9. @茨冈女神：我问钟点工：为啥抄作业的声音不见了？钟点工说：都开始给老百姓发钱了，咋抄？（@俊杰2015：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缅甸的政府每个月给停工工人发750块钱人民币。希望公众理解。）－－2020-03-27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博谈〗武汉肺炎就是壹次警钟.html

2020年3月3日冒险复工拿命换钱?懂的人看完都是无奈和心酸
2月5日，京广铁路，湖北湖南交接处，有铁警发现两名男子，背着大包小包走在铁路上。铁警上前询问才知道，这两人来自湖北，此次出行时为了赶去深圳上班。由于湖北省各种交通工具已经停运，他们决定步行抵达湖南再乘车去深圳。被发现时已经整整走了7小时。
更心酸的是，铁警听完他们的经历和打算之后，才发现他们方向走反了。
壹位记者问壹位回京复工的小伙子：“路上可能感染，为何还急着回来？”
小伙子羞涩地说了壹句：“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才2%，不开工的致死率是100%，再不上班，我就要饿死了。
想起知乎上的壹句话：
这次疫情受委屈最大的，其实是没什么声音的人。妳跟他们讲隔离防疫，但妳没法帮他们交房租水电、壹日三餐。
河南焦作壹位48岁男子，在壹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冠心病，医生表示需要手术治疗，费用大概10余万。家人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可是他却默默地离开了医院。当家人找到他时，他已经选择轻生离世。
有壹天夜里，急诊室冲進来两位农民工，壹位用左手紧紧握住右手，鲜血直下。壹位拿着酒瓶，瓶里泡著半截手指。
不用说，手指断了。
医生说：现在接还来得及，以后手指功能基本不受影响。
他问：要多少钱？
医生说：三千左右吧。
他楞了壹下，说：那如果截掉呢？
医生说：三百。
他果断地说：截吧，不要了。
医生倒吸壹口凉气。
“贫穷限制的不只是想象力，还有人生的选择权。弱者无选择，这是人生最残酷的事。”
最坏的生活，是没有选择权的生活。－－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120

9. @h1300062810：加拿大总理说：“此时此刻，我们唯壹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个国人冰箱里始终有食物，确保每个人有房子可以住，负担得起需要药物，银行里有钱付账单，而不是为了钱冒险出去工作。至于工作没了？贷款交不上了？这些事由政府来帮妳。”疫情当前，加拿大发布了820亿援助计划，相当于GDP 3%。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20-03-21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难道以为那边的数字是真的

2020年3月3日公安上门强制开工：感染了换壹批人接着干
大陆多个壹线城市，如北京、广州、杭州、深圳、上海、重庆等，在复工后几日便被媒体曝光出现群聚感染危机。
家住上海的张先生表示："不开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是非常差非常差了，如果再继续不开工，这个政权就没有了。我们国家有6千多万公务员要靠老百姓养活。"
"这些台商就不情愿，现在让我开工，万壹发生群体感染怎么办？（公安：）‘感染怕什么？感染，这批人圈起来，另外壹批人继续开工。人多的是！’公安是什么逻辑？共产党的逻辑是什么东西？要么就是饿死，要么就被病毒拖死。"张先生的女儿说。－－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3/2197604.html

网上有壹位博主叫余胜海的，写下了这么壹段话：什么是正道，邪恶？壹位作家说：油价走到世界最贵；楼市走到天下第壹；行政走到乱象丛生；司法走到黑不见底；经济走到垄断暴利；教育走到误人子弟；医疗走到谋财害命；税收走到劫贫济富；财政走到福利全无；权贵走到美藉绿卡；环境走到全国雾霾；食品走到无比恶毒；科技走到山寨抄袭；如果这是正道，谁能告诉我邪恶是什么？

2020年3月3日中国复工率增加？数据造假大量企业“被复工”
复工不等于复产
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79%，中小型企业复工率则为32.8%。
丰田汽车发言人Aaron Fowles在邮件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在华所有四家工厂已开始生产，其中三家只能以单班制运行，另壹家部分生产以双班制运行，之前曾表示企业在安全妥当之后，才会恢复正常运转。
2月中旬对150多家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中，只有约18％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本月底前恢复正常运转，另有28％的受访企业预计会在3月底之前恢复正常。
以自动化产线为主的富士康则陷入用工荒。壹位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主管表示，截至2月28日，园区的复工率是30%，“生产线基本处于半开工状态。”
地方假复工花样：用电量数据造假和“被复工”
2月29日起，中央层面检查组以街道用电量来考核复工率，合格指标是2月29日（0时到24时）企业用电量达到1月8日用电量的75%，3月10日（0时到24时）企业用电指标达到1月8日用量的90%以上。
为达到用电指标，部分工业企业被要求全天开机器，办公企业被要求全天开空调、电脑。－－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50212

2020年3月7日复工难复产后更难没有订单能撑多久
据《华夏时报》报导，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目前大量的出口企业普遍出现订单量下降、退货率上升、货源紧张、订单流失等问题。同时，因订单下降、货源不足、物流成本上升等，都造成企业运营成本急速上升，企业现金流周转面临很大挑战。
杭州某纺织厂已经复工20多天了，轰鸣的机器，陆续返岗的员工，使得空旷的厂区逐渐有了生气，生产出的布料也越来越多。但该厂的负责人告诉《华夏时报》：“我们现在加班加点，是因为年前订单的交货日期快到了，所以全力保生产。但生产完这些积压订单，就没新订单了，可能马上就得停工。”
复工的上海开利冷气设备有限公司，在复工审批通过后，才尴尬地发现，上游企业没有获得复工许可，无法复工。而自己厂内库存的原材料零配件只够应付两天的生产量，面临难以开工的局面。
更让企业担心的是，流失的订单壹旦飞到土耳其、越南等人工更便宜、生产不受影响的国家，以后就很难再回来。－－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9077.html

我们从＂人命关天＂的社会共识，陷入到＂命如草芥＂的社会层次中，中共仅用了几十年时间。此番人祸疫情全世界大爆发，作为疫情尚在的发源国，猪头狗脑们就急不可耐地强逼着复工了；有人言＂开工染病死，不开工饿死＂，是的，这是实情，但存在的政府何用？如不正当解决病死和饿死的问题，壹年到头只会收取韭民高税的政府又要了做什！倒是每年必开的两会今年延开了，足见本就是个吃喝玩乐的把戏，迟开甚或不开都可以的，对韭民来说：除了看到自己所交的税款由权贵们在奢侈，其他毫无好处可言。

2020年2月2日外媒: 冒险直播疫情武汉市民方斌被捕后获释
武汉市民方斌因为日前用手机直播疫区实情，他被乔装成防疫工作者的武汉警察破门从家中带往派出所，但迫于舆论压力，很快又被释放。
武汉肺炎感染病例快速升高之际，当地市民方斌進入武汉市第五医院和武昌殡仪馆实地探访，拍摄到新冠肺炎患者家属痛失父亲的场景，并发现装运尸体的车辆和多个用过的尸袋，其所拍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方斌因此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审讯。这壹事件升高了国际媒体对武汉肺炎疫情真实情况的关注。
方斌说：“但是他说是防疫中心的，要带我去检查，可是他们实际都是公安局的人，壹个医生都没有。他（警察）说，妳引爆了壹个核弹，妳照的时候为什么不照好的镜头，什么助人为乐、护士的辛苦啦，反正就是好的宣传的镜头，妳为什么要照尸体，他说妳这是引起恐慌。他把我的家全翻了，他也没有搜查证，啥都没有。我说妳得有搜查证，他说特殊时期，我可以不用搜查证就搜妳家。到了12点钟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找有没有国外的人给我钱，我说没有人给我钱。他说没有人给妳钱，妳为什么冒着什么危险照这个相，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后来我说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好人，我就是这样的好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50

2020年2月6日疫情当前，中国公安处置了多少个李文亮？
据推特用户“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运营者王先生统计，从公开消息来看，各地因在社媒网平台谈论肺炎疫情被公安处置的案例超过200多个。
广西隆林县女子韦某因在微博发言，质疑官方数据真实性，说“百色才壹个吗？为啥听我妈说隆林这里都有两个了”。她因此被认定为造谣，被警方教育训诫。
福建惠安县女子陈某在微信群里说官方报道是假的，是为了安抚民心，实际武汉已经有接近两万人死亡，并说亲戚在武汉上班。她因此被认定为造谣，被警方处教育训诫。
1月22日，河北高阳县男子胡某拍摄了两段视频，大意是展示壹家卫生院发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视频发到微信群，被处拘留10日。
四川有6人因涉及新冠肺炎疫情传谣被依法处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099308.html

2020年2月6日打击新冠疫情“谣言” 300中国公民遭强制拘留
人权组织统计，有超过300位中国公民因在网络上分享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遭中国政府打压。
受到中国言论审查影响的，也包含中国著名的倡议人士胡佳。胡佳告诉德国之声：“1月31日傍晚时分，国保来敲我家门，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后来又立刻问我是否最近有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说，我不该在全国人民跟共产党同仇敌忾时，在背后捅刀子。在我们争执了将近半个小时后，他们警告，如果我坚持上自由亚洲的节目，那他们会在节目录制的那个时段‘公事公办’。 ”
大赦国际的中国研究员潘嘉伟认为，中国政府壹如往常的以打压言论自由，来确保他们处理疫情不当的消息不会流传到网络上，因而影响到他们的政权的正当性。－－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098447.html

2020年2月9日陈秋实疑遭强制隔离网民:别变成第二个李文亮
李文亮生前说过：“我觉得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壹种声音”。
然而另壹个说真话的人失联了。他就是律师陈秋实。大年三十，乘坐最后壹趟高铁赶到武汉，他以公民记者的身份记录、报道武汉疫情，他希望尽力向外界提供这座被封闭的城市的真实情形。陈秋实通过发布在推特、YouTube上的视频，真实地记录了患者的处境和缺少医疗物资，许多人求救无门的情景，在武汉建立大规模隔离点之后，他警告可能会发生交叉感染。
壹位匿名管理陈秋实推特帐户的紧急联络人表示，陈秋实于六日十五时左右最后壹次与他联系，表示准备当天去方舱医院采访，当日傍晚，电话已无人接听。现在，他彻底失联了!
次日，他的朋友、格斗健将徐晓冬告诉外界，陈秋实的母亲告诉他，接到青岛国宝电话，秋实已被强制隔离，但他们不告诉隔离地址。陈秋实的母亲请求徐晓冬帮助。
在微博上，毛壹复写道：“把秋实还给我们，把真相传递出来”。Cecyhoney表示：“我们暂且不用去细究陈秋实是怎样的壹个人，仅是他作为壹个公民，到底有没有发声的权利这点上，政府就输理了。富强民主自由天天挂在嘴边，天天号召文化自信，那麽国家有没有壹点自信呢？连年轻人发表意见的权利都不可以给吗？”papavivian：“从李医生的逝去，和秋实的失联，我以为的微乎其微的希望也壹点点的消失殆尽，我们没有希望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363

7. @xiaoyan2k：在壹个控制支配个人壹切的强权下，在这个丧心病狂的共产极权统治下，必定告密文化盛行。个人被迫失去与生俱来的良知，愚民教育下又失去常识和判断，共产邪教又屠杀真正的宗教信仰，使人失去对神灵和自然的敬畏，在这种失去自由的非人类环境中，各种非人类现象层出不穷。必须做出选择了。－－2020-02-10 来源: 博谈网〖微历史〗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中华英雄

2020年2月10日告密成风因武汉疫情批评当局教师遭学生举报
中共鼓励刺激下，中国民间兴起告密风潮：中国社科院香港籍女教师周佩仪因发表相关言论遭开除；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玄毅就武汉肺炎疫情批评当局，遭学生“举报揭发”。
对此，北京历史学者、时评人章立凡表示：“现在完全是《1984》那部小说的升级版，封口、举报这样的手段把这个民族性往更加恶劣的方向去拉扯。这个体制建立以来，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壹直向下行，本来这个统治就没有什么底线，现在所有人都跟执政党学也变得没有底线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0/big5/2189050.html

发动群众斗群众，让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揪斗，是毛泽东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法宝，缘自于秦朝商鞅的＂什伍连坐法＂，即五户编壹伍，十户编壹什，让邻间互相监督告密，若壹伍或壹什中有人犯罪，就得连坐同被腰斩，而告密者就会获得嘉奖。利用这壹法宝，毛泽东排挤了异己，巩固了党内外的地位；数十年后，毛泽东又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老套路，不仅把威望日渐胜过他的刘少奇给打倒消灭了，还造成了许多家庭儿揭父亲，妻揭丈夫，女儿揭母亲的种种违反常伦的咄咄怪事，把商鞅的＂什伍连坐法＂发展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连坐法＂，以至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混蛋口号产生，其遗毒至今仍存，如高校频发学生揭发教授等等，且大有发展趋势。看来，这真要成中共党的传家宝了。

2020年2月12日南宁卫健委主任“造谣”被撤因在家族群通知疫情
广西南宁市纪委官方网站2月11日发布了壹份通告，指正当广西启动重大卫生事件壹级响应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时刻，南宁市卫健委主任蓝智却“擅自将不实的疫情防控信息，以微信方式发送至家族群和老乡群”，由此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因此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不过，通告没有提及，蓝智究竟发送了什么信息。
这则消息迅速引来大批网友讨论热议。
【壹灵】留言称：“（蓝智）发了什么，查办者应当公布出来‘不实’呀。”
【公民甲】也追问：“到底什么不实信息？说出来大家批判。”
【忒忑】也呛声道：“防控信息怎么不实？妳得把牠放出来壹条壹条拿证据批驳，而不是壹删了之，特么要以理服人！！！”
【守株待妞】分析称：“可见私下和台面的信息大概是很不壹致，才会落此下场。”
【烟灰】评论道：“哈哈，体制内的更清楚，中共壹向是谎话连篇。”
Yun Tian质问：“卫健委发的都是不实信息，那哪里的是真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612.html

2020年2月24日要求“还政于民”的方斌進监狱了
方斌自2月10日被抓捕后，壹直不知去向，现在终于有他的消息了。2月23日，“蒋罔正Edwin尹科”的YouTube频道披露，方斌之前可能是被关押在武昌监狱，但是目前已被转移。
2月4日，警方再次骚扰方斌。之后，方斌披露，他楼下全是便衣警察。此后，方斌坚持每天在YouTube上发壹个视频向关心的网民报平安，并发起“全民互助”“全民反抗”“还政于民”运动。2月9日，也就是方斌对外失联的前壹天，他曾发出13秒钟的视频。该视频中，方斌念著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字：“全民反抗还政于民”。－－http://video.creaders.net/2020/02/24/2194147.html

2020年2月26日暗访武汉病毒研究所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被抓
2月26日晚10点多，曾是央视主持人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前面拍摄时被国安跟踪，然后在其武汉住所遭国安人员抓捕、带走、失踪。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壹直遭疑是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泄毒源头。26日下午，李泽华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探访，他看到病毒研究所已经被封锁了，无法進入。后来他在车里看视频的时候，发现可能是国安人员开着普通车在跟踪他。他担心国安抓捕他，对他進行隔离，于是他摄录视频，向外界呼救。
李泽华是继陈秋实、方斌之后，第三位到武汉实地采访的公民记者。
网友的评论：
财经冷眼@charles984681：每次看到这样的勇士，都会感动！中国需要这样追求真相，敢说真话的传媒人！和柴静壹样，李泽华也是为众人抱薪者！舍身求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中国的脊梁！希望大家关注、声援！
红楼壹梦@M65Oq4RArhvYRaM：这种急迫、这种恐惧，不是装的出来的，这样的人少壹个，这个民族就往地狱堕下壹米——已经十分接近了。－－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7866

2020年2月29日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武汉失踪的九零后

李泽华進央视做主持人的时候，二十岁出头。李泽华被抓走的时候，二十五岁。
李泽华这个九零后就是要较真。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辞职办了壹个自媒体： “不服TV”，开始制作短片。对于武汉疫情的真相，他有许多疑问，他来到武汉走访，拍摄，然而他遭到围捕，2月26日，在抓他的人敲门的最后时刻，他隔着门对他们说：
“我不愿意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侧听！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好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当然有能力，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是中国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更多像我壹样的年轻人能站出来，站出来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不是为了要起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壹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B站上抖音刷的每天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可能觉得今天他们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我想每壹个人都是楚门，当自己发现了那个电台里发出奇怪的讯号的时候，当妳发现那扇门的时候妳出去绝对不会再回来。”
李泽华的老师的壹段也在到处转：“本来打算在微信朋友圈闭嘴，不过刚刚朋友发来我的学生被捕的消息，我深感痛心，我所教过的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想~，泽华则不壹样，他有理想，有个性，是我教过的最出色的播音专业学生，已经跻身央视，可是他有他的理想，这样的孩子才是中国的希望呀，他才25岁，不要毁了他。”
还有网民说：“毁掉壹个人太容易了，他不是异见者只是壹个追寻事实与真相的年轻人，请善待他，照顾好他，相信妳们没那麽坏”。－－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武汉失踪的九零后

2020年3月2日陈秋实遭“强制隔离”25天律师无法介入
中国公民记者、律师陈秋实的推特账号周二发布最新消息表示：陈秋实继续“强制隔离”，不给家人说法，不让和本人通话，没有书面通知，没有对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解释，律师无法介入。－－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2/2196869.html

2020年3月4日贵州教师谈论疫情被拘十天降职为工人
据报导，48岁的宋俊宏是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实验小学教师，网名"等妳到最后5.0"。2月3号他在微信群上说："通报的死亡人数都是虚假，光武汉壹天就死500人，全国更不敢想像。""武汉现在又重新启用壹家已经关闭的殡仪馆，共8家殡仪馆，壹天24小时不停火化死者，死亡人数更不敢想。"结果当晚就被警方传唤，并指控他散布疫情等"不当言论"，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十天，还被当地教育局取消教师资格，降职为工人。
但武汉人都证实宋俊宏在微信群上说的全都是真实的。
武汉匿名市民："原来我们这儿火葬场，7到11点半钟就结束了，就不会再烧死人了，烧壹个人50分钟左右，这都是有数据的，武汉市火葬场有7个，壹天可以至少烧2000人左右，现在是日夜加班在烧，还忙不过来，还得外地的殡葬职工来支援武汉，还提供了40台方舱炉到武汉来。"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曾提到流感肺炎的死亡率是9%，SARS死亡率是10%，而重症肺炎死亡率是46％，另外，前期金银潭医院ICU收治的危重症新冠肺炎死亡率是61.5% 。根据专家的说法，武汉市民认为，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只有2%左右，明显是被严重低报。－－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4/2197889.html

宋俊宏教师说真话的遭遇，以及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三人目前身陷囹圄的处境，似乎在向所有人昭示：中共国不需要真相，不需要真话。权力的价值在此刻暴露无遗。
权力可以指鹿为马，指鹿为鹿，就不是权力，是常识；权力可以颠倒黑白，如黑是黑白是白，还要权力干麻。
中共的权力能如此明目张胆，胡作非为，便在于通过暴力，收交了国民的所有权力，也有国民自觉上交了所有权力；活着就象奴隶壹般，努力着听话、服从，甚或馋媚权力。
因为奴隶们都知道，有了权力，就有了壹切；没有权力而又不听话、不服从，就可以把妳失踪，或让妳＂壹年损失六万块钱＂。
多么下贱龌龊无耻的权力。

2020年3月5日网传死讯武汉居民：陈秋实被关在汉口壹个酒店里
周三（4日），推特上载了自称他紧急联络人的自拍视频。紧急联络人说：有媒体爆出秋实本人已于壹周前染疾身故，这个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确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和秋实取得联系，希望大家能够发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尤其武汉当地的朋友，能尽快秋实本人的健康状况，是否染疾，是否身故，拜托大家。
有武汉当地居民向本台透露，陈秋实没有死，现被警察关押在壹个酒店里。
陈秋实“好友”，有“格斗狂人”之称的徐晓冬在网上辟谣，徐晓冬说：现在我就告诉大家：秋实没有身亡，没有死，也没有染上武汉肺炎，什么都没有，请大家放心。

2020年3月13日我党英明！血喷李文亮的新华社记者成抗疫英雄
本周日（3月8日），廖君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武汉举行的“疫情防控壹线巾帼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上，被当作对抗疫情的英雄人物，获高调赞扬。
壹位署名“牛角君”的作者发表网络文章，指新冠肺炎最成功的墙头草，新华社记者廖君今年1月1日在新华社以《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为题，向全世界人民报道武汉造谣8人。此前壹天12月31日，新华社《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的报道，也正是廖君记者所写。该文指廖君于2019年12月31日发表《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店铺多数正常营业》壹文，以此成功欺上瞒下，是新冠病毒肺炎壹发不可收拾之开端，成为祸国殃民之典范。
网民 : “中国没有记者，只有宣传员”。－－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13/2201511.html

《申报》（Shun Pao）原先全称《申江新报》，清同治十壹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因《申报》为中国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前后总计经营77年，共出版25600期，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仅次于《中央日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摘自《维基百科》《申报》条目
在此事（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上，上海的新闻报章《申报》，对此案自始至终作了详尽报导，矛头直指朝廷官官相护，瞒上欺下。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申报》公布杨乃武呈诉都察院的状子全文，将杨乃武“八不解”公诸于众，引来民间舆论、浙江乡绅以及浙江籍官员对杨乃武的同情，由于杨昌濬涉嫌包庇下属，欺压浙江乡绅，故不少浙江籍官员为杨乃武奔走，希望可以为杨乃武翻案。最后此案终于惊动同治皇帝与两宫太后，下令重审，“凡三次上控，历四年而始白”。
杨乃武久经酷刑瘸腿不良于行，晚年以植桑养蚕度过余生。民国二年（1913年）9月，因患疮疽不治身死，年74岁，墓在余杭县西门外新庙前。
毕秀姑（小白菜原名）回到余杭，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摘自《维基百科》《杨乃武与小白菜》条目
《申报》的宣布停刊，也昭示著媒体在中共国的灭亡；而当把握社会公义，引领社会导向，揭晓幕后罪恶的媒体壹旦灭亡，这社会就倒退成了壹座鬼城，凡权利的妖魔鬼怪都将横行霸道其间。
在这次武汉肺炎大流行中，唯有壹部《方方日记》，象冬夜黑暗中闪烁的星光，给人壹丝暖意。

2020年3月21日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失踪月余网上有人“叫魂”
在武汉封城期间实地调查报道疫情的三人：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三人在今年2月份相继失联。直到现在壹个月，全然没有音讯，引发关注。今天推特上有网民呼唤他们说，权当是叫魂---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回家！
现在武汉已连续三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疫情似乎正在结束。然而这三名记者却音讯全无。人们惦记他们的安危，有人担心他们被弄成“阳性”。

谎言与暴力，是壹对孪生兄弟：谎言需要暴力的支持，暴力需要谎言的掩盖。就是纳椊宣传部长戈培儿也知道：谎言说得再多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壹千遍而不允许别人戳穿，人们就会把它当成真理。
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三人在做的，正是戳穿谎言、还原真相的壮举，被暴力失踪囚禁，也就势所必然。
我向这三位勇士致敬！同时在此也向更多挑战中共极权统治的勇士致敬！

2020年4月2日传武汉三名公民记者将被判刑和监视居住
网红蒋罔正在其YouTube频道披露，有消息人士提供他可靠消息，称3月13日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武汉市委办公厅、湖北省公安厅和北京专案组人员，就武汉三名公民记者专门开了壹个专题会议。
这个会议有了壹个结果，那就是陈秋实将会被判有期徒刑1年，以“寻衅滋事罪”的名义，不得缓刑，也就是说他将被判实刑。方斌以“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处有期徒刑5年，可能剥夺3年以上政治权利。李泽华监视居住6个月，监视他的不是公安、国安，而是他的母亲。
蒋罔正还表示，已将消息提供给陈秋实的联系人，请她转达陈的父母。

1. VOA：在武汉出生长大的90后屠龙壹度认为，只要他不发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论，按照当局者的意愿做个顺民，像周围很多人壹样，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就会壹路向上。壹场冠状病毒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屠龙说，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已造成3千死，但至今没有人为疫情道歉，却要中国人去仇恨台湾和美国。中国弥漫着壹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全世界都欠中国壹个道歉。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无辜，因为他们纵容了中共作恶。－－2020-03-14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他们纵容了中共作恶

6.@小九旦aaa：方方日记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壹，米国Harper Collins集团出版，英文书名Wuhan Diary，上了《洛杉矶时报》头条。日记本身倒没什么惊艳的，无非是记录了壹点事情。可是，在真话欠缺的国度，居然就成了稀世作品，这是我们的悲哀，更是我们的耻辱。－－〖微博谈〗听到“世卫组织”这四个字的感觉 2020-04-10 来源: 博谈网

2020年4月22日失踪公民记者李泽华突现身夸警察没有虐待他
李泽华自从于今年2月26日，在直播期间被人抓走后，壹直失踪。他于周三（2 2日）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载壹段6分钟的短片，交代了事件的经过，表示当天在武汉拍影片直播期间，他被警方带到当地的派出所，传唤罪名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之后他進了询问室，在被扣留的24小时内，警方并没有为难他，反而对他很好，局长对他表示他的案子“不作处理”，没有追究他任何刑事责任。
从短片可见，李泽华的态度跟之前完全不壹样，有网友留言表示“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家看得懂。”，又指“只要健康的活着，就可以继续做妳想做的事情。”
壹直关注李泽华情况的湖南网民欧彪峰表示，当局对他（李泽华）没有受到什么威胁、虐待这样子，我认为这个只是壹个假象而已，那妳当时就不应该让他们（公民记者）失踪，不应该抓捕他们。

在此时此刻，被害人李泽华公开警方“文明执法”，似乎就在告白天下：仅此而已。
纵观中共党壹路靠杀人掠财，窃取政权后的壹系列反人类暴行，“文明”就成了壹个绣花枕头：里面包藏的，除了野蛮，就是虐杀。
当年的根据地，靠著杀农村的精英乡绅和地主、并掠夺了他们的家产而起家；日本投降后，假装与国民政府谈判，实际正发动着颠覆国民政府的战争，枉死了多少国民；篡政后的中共，更如魔鬼般露出了狰狞面目：送千万人去朝鲜赴死；城市中公私合营、房产改造，明的就是穿着制服强行霸占私产的土匪强盗；接着是戕害文化精英的反右斗争；再是大跃進直接导致三年大饥荒，全国农村活生生饿死四千多万个生命；仅过了三年，匪首毛泽东又发动了全国性的破坏与杀戮；文化大革命。在匪首毛泽东死后，稍事太平了壹段时间，中共邪恶的本性直至8964的大暴发、大屠杀，接着又惨无人道的对待法轮功，对待新疆穆斯林，转身又残暴地插手香港，意在实行＂壹国壹制＂。
如今，武汉肺炎漫延至全国全世界，壹边中共官员专家们在说谎瞒报，壹边穿制服的中共土匪打压抓捕说真话道真相的自由公民，被害人之壹的李泽华被公开赞扬警方“文明执法”，更似乎是在告白天下：这是新闻！

2020年2月4日领导带儿子散步拒戴口罩扬言：我传染的我负责！
2020 年 2 月 2 日下午，壹段内容为“某干部在出入康泰花园小区时拒不登记、拒戴口罩与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的短视频在各微信群传播。桃源县纪委高度重视，迅速介入调查。经查，该视频中出现的“某干部”为漳江街道财政所干部杨亮，汉族，中共党员，1976 年 1 月出生，家住康泰花园小区。
2020 年 1 月 27 日、28 日，桃源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已下发第 8 号、第 9 号令。杨亮拒不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且态度恶劣，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 月 2 日晚，桃源县纪委监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杨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4/9092335.html

2020年2月8日孙春兰要“地毯式搜查” 前线医生怒轰：猪脑子
武汉市官方2月6日召开新型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孙春兰在会议上以抓好“源头防控，强化网格化管理”的名义，要求武汉市举全市之力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各辖区、行业部门、单位都要出动找出“四类”人员，并第壹时间将“四类”人员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所谓“四类人员”是指武汉肺炎的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这壹政策出台后很快引发争议。“哪个猪脑子想出来的？！”壹名武汉前线医生直接在网络怒骂，并要求马上叫停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量体温的政策。该医生强调，发热不是唯壹的感染标志。而且挨家挨户排查的工作人员本身就是病毒载体，会传播病毒。
该医生指出，疾病的筛查是医务人员的活。社区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外环境消毒，并解决因为疫情产生的社会问题，比如不要饿死孩子。
也有大陆媒体引述壹位壹线医生表示，挨家挨户上门排查体温，浪费人力、无力，且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该医生表示，工作人员上门排查，如果想彻底避免交叉感染就需要做到每去壹家就更换所有防护用品，包括口罩、防护服、体温计等。在医疗物资严重紧缺的当下，这是不现实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8/big5/2188287.html

由外行领导内行，灾难能不频发？
当年农民出生的毛泽东把麻雀列为害鸟，全国上下正业不务，都去抓麻雀了，据各地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捕杀麻雀19.6亿只。结果导致当年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减产不少，然而毛泽东还是毛泽东。
这回副总理孙春兰暴露了猪脑子，结果副总理还是副总理。
做中共官真的很轻松，权越大越不需要脑子，只要下半身就行。

2020年2月12日武汉官方称确诊者全入院家属：欺下瞒上
中共媒体还报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0日在湖北省武汉肺炎防控例行记者会上说，武汉市展开了全民健康普查，截至9日共清查了3371个社区及村，共计421万户、1059万人，接受清查的人口比重达99%。
对此，武汉病患杨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调研到什么？壹千多万人普查，根本就没有。”
患者罗先生也亲口告诉记者，“没人上我家，没人来，我没看到过。”“他们来查没查我不知道，没上我家来。”
对于官方说重症患者全部入院，杨女士儿子表示，“这个（普查）不说，收治的话就更不会了，目前为止，起码我母亲，从前天检测昨天下午确诊，到现在也没有收治，也没有给结果，去社区已经去了几次了，还是要等通知。”
为了帮母亲找床位，他到处打电话，不想放弃任何壹个可能的机会，“现在我们还在等。现在市长热线打不進去，已经打了快2个小时了，因为可能打的人比较多吧。区长热线、市长热线都在打。”“我觉得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就想多渠道发声来获得援助。”
武汉黄女士夫妻都感染了，11日她边咳嗽边告诉记者，“我们都确诊为新型病毒肺炎，我老公比较严重，他的血糖很高，医生说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加深病情，要求我们住院治疗。但是现在武汉市全部都由街道来安排这件事情，壹直等不到床位，我们很着急，现在还没有安排。”－－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630.html

2020年2月14日医院被政府征用癌症患者被强制出院求治无门
刘军（化名）的家人是胃癌晚期患者，原本在武汉广发肿瘤专科医院接受临终照料。2月5日晚7：50，他们突然收到通知，医院临时被征用，全部病区都被用来收治发热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刘军的家人和其他至少15名癌症晚期病人，被全部要求强制出院。10分钟后，病人被停掉打了壹半的营养液，从医院被擡了出去。三天后，河南省周口市医疗队接管了这个二级专科医院。事实上，这家医院并不在武汉市公布的五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中，在官方的新闻报道里也写明是“临时征用”。但对这些癌症晚期病人而言，“临时征用”的后果是，被强制出院，没有药物，无法输液，只能回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缪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壹些医院人手不够，医生害怕，病人也不敢去医院。但是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和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复查和有效的治疗是很迫切的问题，政府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病人看得上病。随着疫情的发展，他担心慢性病患者将迎来更大的困难。－－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109

这种顾此失彼人为的次生灾害，决策者是伪装成人的鬼无常，还是不知天道人伦为何物的粪蛆，哪有选择性治病的？这与谋杀有何区别？当被刑拘！

2020年2月14日武汉5名护工染疫被迫流落街头
在新冠瘟疫始发地武汉市，成千上万名因政府隐瞒疫情而被感染的危重病患，四处求医无门，被迫在网络上求救；更多的重症患者只能被困家中，在担忧家人被传染的煎熬中等死，甚至跳楼轻生。然而，还有这样壹群外地人，她们平日住在医院专职照护病人，染上新冠病毒后，无处求医只能四处流浪，沦为被放逐在街头的“隐形患者”和传染源。
王女士就是这批隐形患者中的壹员。她说她们都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住院部的护工，专门给离退休干部做护理。
王女士说她护理的老人是武汉科协原主任，九十多岁，她已经护理了三年。因为老人的家属感染新冠病毒，而当时她们包括医生都不知道疫情真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所以许多护工也被感染。
王女士说，“已有三名同事被医院赶出去，在发热门诊外面已经冻了两天两夜，有壹人症状危险。”
王女士所在家政公司的负责人聂女士说：“我现在绝望的想跳楼！”。聂女士披露说，“我现在有5个护工感染，还有壹个是护理的病人感染了，护工需要隔离。”
“最可怜的就是她们。”“六个人在医院到处躲，在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到处跑，感染很大啊。”
聂女士说，因为病人家属的要求，她把这些护工派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去。这些离退休高干在医院有专门的“干部楼”，病人家属通过家政公司请外地护工做24小时专职陪护。这些护工因为来自外地，所以平时都睡在病房里面，24小时看护病人。
聂女士说，护工在医院里也没有防护，“什么都没有，哪有防护服，就是要戴壹个口罩，手套可能有的还是自己买的，有的是壹次性的手套”。结果病人或家属被感染后，护工们也纷纷被感染。
聂女士说，医院给这些高干做CT时，顺便叫他们护工也去做检查，发现是阳性的就叫她们马上走。“她们也没地方去。所以护工被赶到外面，外面冻的要命”，“她们露宿街头啊，她们没有地方去啊。她们本来都不发烧，妳现在把他们搞发烧了”。
聂女士说，“我们跟街道，跟区、市政府都反映了，妳说这样的情况多危险，把她们（护工）赶出来，都带阳性，她们在外面跑只会传染源更多人。”“武汉市、湖北省现在既然换了头，起码要从源头抓起。医院妳既然知道她是阳性，妳还让她出来跑？”
“她们是做离休干部感染的。病人有国家管，这些护工就没有人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4/big5/2190698.html

又是武汉市中心医院！
壹边是老干部＂特护病房＂，壹边是护理老干部的＂外来护工＂；既然武汉市中心医院责任者接受了这批＂外来护工＂，本质上他们就是为医院服务的护理员工。
在武汉肺炎发生之初，武汉市中心医院责任者没有对本院医护人员采取丝毫的保护措施，导致大量医护人员感染武汉肺炎，有的已致死亡，这是犯罪行为下的恶果。同样，当＂外来护工＂在＂特护病房＂护理老干部时被感染到了武汉肺炎，也是武汉市中心医院责任者防控不力的犯罪行为。
这些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时被感染了武汉肺炎的医护人员，包括死亡者家属，还有这些因护理而被感染了武汉肺炎的＂外来护工＂，应该奋起追责追索武汉市中心医院责任者，他们最少犯有两条罪，壹、瞒报害人罪，二、渎职杀人罪。

2020年2月14日疫情亲历者手记:武汉官员别再利用孩子粉饰太平
2月12日中国壹家短视频平台抖音上流出壹段武汉网友在家里阳台拍摄的视频：四辆轿车开到他们小区门口，下来壹众穿着防护服的人，拿着党旗在门口拍照，拍完了立即脱掉防护服扔進垃圾桶上车走人。这是壹线医务工作者都紧缺的专业防护服啊，却被用来给这些人摆拍！
更令人气愤的是，武汉官员们的“摆拍”工具不仅有人命关天的疫情数据、防护服，还有武汉50多万的孩子——线上开学才3天，我家老大所在的武昌某小学，就向学生们下发了5种征文、2次观看任务。5种征文分别要求孩子们用照片、视频等不同形式记录自己在寒假以及抗战疫情期间的愉快生活，2次观看任务是要求所有学生都观看武汉疫情宣传片，并拍照观看过程上交。
本该致力于培养人才、掌握著国家未来的部门，如今却在用实际行动教孩子们从小弄虚作假——按著在疫区中艰难生活和学习的学生和家长的头，强令他们必须笑，并同时自拍上交，好给官员们的“政绩”添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190

2020年2月16日借口疫情防控 8天5次勒索超市河南官员栽了
疫情当前，身为党员干部，他不仅未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履职尽责，反而抢抓“时机”以权谋私，8天时间先后5次借监督检查名义向壹家超市索要财物。超市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还多次催要，要求超市关门下班前必须送到；检查超市时实在发现不了问题，还顺走3捆食品包装袋……
2月12日，汤阴县纪委监委迅速查处壹起公职人员借疫情防控之机索要管理对象财物案件，涉事人员该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原党支部副书记郑树军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借!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427

大官僚处理小官僚，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且8天内重复5次，仅壹个＂党纪政务处分＂；哇塞，这是壹个什么样的＂党＂？黑手＂党＂？纳粹＂党＂？错了，是比这两个＂党＂还要历害、只敢欺负弱者韭民的＂共产党＂！
不信，让壹个韭民去做同样的事情试试。

2020年2月16日浙江邵逸夫医院救援武汉地方官闹的笑话有点大
网曝邵逸夫医院187人援助武汉的医疗队伍到达武汉，在寒夜里被冻壹天壹夜，原因是，武汉接待方以为只来邵逸夫壹个人。
服了，当官有这么难吗？瑞士那麽大壹个国家，四个女人治理井井有条，看来做官不是难事。
要不，妳们负责方主动辞职，我把俺村几个闲着没事的妇女带去帮助妳们啊。－－https://info.51.ca/news/china/2020-02/858335.html

2020年2月19日湖北壹派出所私分捐赠物资官方回应:绝不姑息
2月18日，壹网民在微信朋友圈晒鄂城区公安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分发水果、蔬菜的视频，引发网民高度关注。我们感谢网友们对鄂州捐赠慰问工作的监督，将组织全面、深入的调查，如发现违规违纪行为，无论涉及任何单位、任何个人，绝不姑息，坚决严肃处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011

2020年2月20日湖北鄂州城管“强抢”商户商品官方:暂扣会还
今天下午，有微博网友发布了壹段监控视频，内容显示，疑似城管等多部门执法人员从壹家商户内将部分商品往外搬，视频随即引发网友质疑执法人员“以没收之名，行强抢之实”。
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19日向环球网记者证实，确有执法人员17日“暂扣”了商户部分商品，但已于事发前日告知该商户，将对疫情期间开门营业的商家采取强制措施。工作人员还称，被扣留的商品稍后会归还。－－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143

2020年2月20日 “领导”无端训斥抗疫壹线护士,遭曝光后被停职
壹位戴蓝色口罩的黑衣男子，要求医护人员安排人打扫卫生。医护人员试图解释，刚刚在抢救其他病患，且住院部晚上没有安排打扫卫生的人。但医护人员的解释遭黑衣男子数次打断，后者称：“这是妳的工作！妳不要解释！”
对此，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今天证实，该男子为该局后勤服务中心筹备组副组长朱保华，并对其做出停职调查处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24

2020年2月21日山东两男子向湖北运送物资被拘?官方:卖菜盈利
21日，山东两名男子向湖北黄冈等地运送物资被行政拘留壹事引发争议。2月20日，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公安局在官方微博@兰陵公安通报称，该县向城派出所19日依法行政拘留了两名“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命令、决定，未经组织、未经批准，先后三次私自组织人员、车辆向湖北省黄冈市等疫情较重地区运送面粉、蔬菜等物资”的违法行为人何某法(男)、朱某祥(男)。针对此事，环球网记者21日从兰陵县委宣传部了解到，此两名被行政拘留的男子系未报备、私自向黄冈市等地运送物资，并且其目的并非捐赠物资驰援湖北，而是为了卖菜盈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47

官方单凭自说自话的壹句＂卖菜盈利＂判定，就把民间自发的善良给打灭了，怎么让人信服！
让何某与朱某公开前后经过事实，给他们申辨说话的机会，为什么没有？
说他俩＂卖菜盈利＂，那麽问题来了：壹、种类及数量有多少；二、＂卖菜盈利＂并不违法，除非有非法盈利的事实发生，但菜还没卖出啊；三、怎么肯定他俩＂并非捐赠物资驰援湖北＂的？定点定象难道不可以吗？四、＂先后三次＂的证据又在哪里？
谁都知道目前湖北蔬菜紧缺，价格飞涨。把何某与朱某拘留后，被扣下的＂面粉、蔬菜等物资＂去向又是如何，处理结果为何不公布？
那个小小的派出所，不就如穿制服的土匪，有私分蔬果的＂事故＂发生了么？那个云南大理，不就是穿着官服的强盗截获了其他省市经过的口罩了么？借着疫情，靠著权力，举著纸糊的＂公信力＂大棒大举杀善，韭民们已不鲜见，再多壹桩，又有何妨？

2020年2月24日武汉乌龙通告怎么发出来的?胡锡進:影响公信力
2月24日下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8号通告，称此前（24日上午）发布的《关于加强進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第17号），系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现宣布该通告无效。
第18号通告还表示，已对相关人员進行了严肃的批评处理。武汉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防输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壹盘棋的思想，严格离汉通道管理，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
胡锡進：17号通告系今天上午发出，刚几个小时就被废了？！
老胡就是特别关心官方的公信力，所以在此直言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31

最近胡叼盘可能累糊涂了：武汉当局还有＂公信力＂存在？除了武汉之外，在中共国，还有哪个地方政府有＂公信力＂存在？
不让人说话，只顾自说自话，还要强迫人只许听牠的话，永远摆出壹张流氓嘴脸，其旁边衬著的，还有像妳老胡壹样的丑角；如此，哪还有＂公信力＂存在必要，早被妳与妳的主子及同伙啃吃殆尽了。

2020年2月26日抗疫医生月接诊3000人猝死竟连“工伤”都没有
综合媒体2月26日报道称，2月13日6时许，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猝死。但由于刘文雄并非感染新冠肺炎，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地点死亡，2月20日仙桃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壹份《医生每日就诊量》统计表显示，刘文雄在1月12日至2月12日共接诊患者3,181人。而在1月31日，刘文雄就有胸痛、心慌等身体不适症状，因防疫任务重没请假治疗。－－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6/2195633.html
新京报于2020-03-07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猝死未认定工伤壹事有新進展。今日（3月7日）下午，刘文雄儿子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家属已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仙桃市人社局工伤科科长樊海波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经行政复议，刘文雄现已被认定为工伤。－－湖北医生月接诊3000人家中猝死行政复议终获工伤认定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07/9210191.html

从此例刘文雄事件中，不难看到媒体与舆论的自由力量，是事实与真相最好的舞台，可以让人们看清壹切，除了＂权力＂可以把这舞台打碎。

2020年02月27日 “禁酒令”朝令夕废：防疫初衷挺好但别用力过猛
2月26日，黑龙江巴彦县壹份关于暂停销售各种酒类的紧急通知在网络热传。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此后证实了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指挥部已将其撤销，“为了控制疫情出台禁酒令，后又考虑到社会舆论，所以将其撤销”。
但朝令夕废的“禁酒令”，显然是防疫的“错误打开方式”。
要防的是“聚众”而非“喝酒”。而壹刀切的“禁酒令”，扩大了该禁的行为面，显得有些风声鹤唳。这营造出的过度紧张氛围，本身对防疫未必是好事。－－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02-27/doc-iimxxstf4827440.shtml

2020年3月2日要求幼儿统壹吃药“防疫”，确定没“吃错药”？
最近，云南临沧市临翔区教体局的壹则通知在家长群“炸开了锅”。
通知要求，为了做好复教复课的疫情防控工作，辖区内幼儿园无论公办还是民办，所有3-6岁孩子必须按指定药方，每天服用药物。复课前，药物由家长自行购买煮制，复课后，由当地医院统壹发放。
为确保通知落实到位，家长必须每天下午5点前都要将喝药照片上传至班级群，最后统壹汇总，上报当地教体局。
这下倒好，壹纸通知，毫无商量，成百上千的孩子无壹例外都成了“药罐子”。
孩子不是做实验的小白鼠，“防疫”也不是权力任性的挡箭牌。如此拍脑袋的“防疫”，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如此漠视幼儿的生命健康，有关部门也是“吃错药”。－－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3/02/697660.html

2020年3月4日他们下山来摘桃子了
此次新冠疫情，壹线医护人员被誉为“最美逆行者”，受到公众的赞誉和爱戴。
然而，我壹直隐隐有些担心：壹旦离开了舆论聚焦的前台，这些壹线英雄们，遭遇将会如何。他们所能得到报偿，能否与他们的付出相匹配？
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的补助不仅远高于壹线人员，甚至比该院援鄂壹线的医生都要多。如心内科主任任晖，上了壹天发热门诊就拿9900。这让该院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不少在壹线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医护人员，却与补助无缘。如顶着传染风险，做核酸检测和直接接触病毒标本的医生，直接变成了二线。还有负责医院急救120的医护人员，疫情期间冒生命危险运送和救治感染病人，同样不被算作壹线。
而且，那些不在壹线拼命，许多连隔离衣都没穿过的医院领导们，大多算“满勤”，而许多在壹线累死累活的人，出勤天数被随意克扣。比如壹位护士就抱怨，天天在壹线，但因为手上只有壹个确诊病人，出勤只算壹天，补助300元。
这些医院领导拿着壹线医护用命换来的钱，晚上真的能睡得安稳吗？－－http://jiliuwang.net/archives/90216

2020年3月4日抗疫志愿者返乡被劝返：别让良善之人寒了心
不让那些受苦受累的志愿者流汗又流泪，不让他们徘徊在途回不了家，也该是抗疫具有的人性温度。
据报道，疫情暴发后，河北沙河卡车司机李金斗从1月底起先后为石家庄市红十字会、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等机构服务，运输支援湖北的消杀防护物资。2月底，在外奔波了壹个月的李金斗有些疲惫，便提前告知沙河市防疫部门，请求安排场所進行隔离。但当地防疫部门却根据该市的防疫规定，对李金斗作出了“劝返”处理。无奈之下，李金斗只能徘徊于高速服务区内，已经几天几夜，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3/04/698960.html

中共国的庸官、懒官、贪官为什么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原因初探有以下几个：壹、喜用听话者，美其名曰＂忠诚＂；二、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画过壹副漫画，画名是＂武大郎开店＂，选用的店员个个都比武大矮；三、借所谓＂正能量＂，把七分错三分对的事件倒著说成七分对三分错；四、最大的能力是利用权力把本应担责的事找理由推得壹干二净；五、专说上级想听的话，专做上级想做的事，包括贪污行贿受贿；六、只对上负责，不对下尽责。
这便是非民选的独裁专制体制的概况。

2020年3月5日中央领导正视察武汉居民大喊“假的，假的”
武汉壹名市民提供的视频显示，孙春兰及跟随人员進入高楼林立的开元公馆小区内，各栋楼内业主们便大声高喊：“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价菜。”“形式主义。”等，声音在空中回荡。
　　这位市民提供的涉事小区业主在微信群里的对话截图显示：“市委书记王忠林和副总理孙春兰来到了家楼下，物业不让下楼，还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大伙高喊‘物业作假，物业不作为，换物业！我们太难了。’”“副总理和市领导们视察了壹半被气跑了，估计青山区领导挨了批评，现在社区办的来了好多人，在我们小区每家每户上门上访收集问题。”－－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525

好壹个＂全部都是假的＂呐喊，这将成为中共党执政至今的最好注解，也将成为倒共大潮中的历史最强音！
假如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的＂务实作风，实事求是、切实解决问题，提升群众满意度＂真能落到实处，首先该做好敦促把方斌、陈秋实、李泽华等人释放了，并给予公开道歉、追究幕后指使的刑责，同时以国家赔偿来弥补对他们的种种迫害。
如果这壹点做不到，那麽对不起，妳说的话，也＂全部都是假的＂！

2020年3月6日代价来了！武汉人高喊"假的"后小区疑被全封死
3月7日，有推特用户发贴说，中共副总理来小区，喊"假的"刚喊完，代价来了，魔鬼出手了。今天，武汉开元小区所有可以收快递和团购物资的大门全部都封死了。事实再壹次说明，公开反对领导，是作死的节奏，不给面子，就等著政府送物资吧，自己是没法采购了。
魔鬼的邪恶在于壹丝壹毫不能忤逆它的意志，如果不配合演戏，事后它会给妳好戏看!
当天，品葱网消息说，中共政府对武汉开元小区说真话進行报复，隔天就从Telegram频道传出，中共把喊出"假的，假的，都是假的"小区的出入口全部封死，将人全部封锁在里面進行报复。
有网友调侃："惊了圣架，没有诛九族已经很文明了，这届韭菜不行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6/2198856.html

＂同情弱者，是对大自然最大的不敬。＂－－这句血腥味浓烈的话，出自希特勒之口；钠粹党做到了，共产党做的更狠。
比如中国的灾民，历朝历代都有发生，历朝历代的灾民也都可以自由迁移，但到了中共时代三年大饥荒期间，各地饥民都无法走出村庄壹步，因村口都有党民兵把守着，谁出村就打死谁，无奈的饥民逃而后生的路被堵死了，只得在村内坐以待毙；而就在离他们不远处，壹座座满仓的粮库高高地耸立著。
＂如今传出开元小区出入口全部被封死。＂又是壹个在家坐以待毙的强制行为，中共的邪恶，由此可见壹斑。

2020年3月6日抗疫嘉奖名单英雄罪人同榜政治干预专业致高死亡率
据国家卫健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医药管理局周三（4日）出台的表彰决定显示，官方壹次性以省部级奖励的标准，表彰了506名被指有功于抗击武汉肺炎的卫生系统人士。
但让外界愕然的是，声称武汉肺炎“可防可控”的国家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壹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亦名列其中。而与之同榜的，还有34名在抗疫壹线殉职的医护人员，其中包括被指吹哨人李文亮、以及推迟婚期主动请缨上壹线的29岁医生彭银华等。
医疗业界人士何女士说：“可防可控”是王广发说出来的，“人不传人”是高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说的嘛。很多武汉人都对王广发其实是充满了仇恨的。王广发呢，觉得他完成了交代给他的任务，认为他并没有错。
何女士又批评，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本身是医学专业科班出身，他虽然知道国内现在应对疫情的手法缺乏科学常识，却装聋作哑，壹味迎合高层的胡乱指挥。
有业内人士指出，赏罚不明早已是制度性的痼疾，中国整个疫情指挥体系和诊疗标准的混乱，导致奇高的死亡率。－－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06/9207983.html

我做了壹个＂中国梦＂。
梦见壹群禽兽个个罩着＂公权力＂的纸袍，道貌岸然地在为壹＂死魂灵＂贴上＂先進＂的标签；同时给壹＂活见鬼＂也戴上了＂先進＂的帽子。我当时气得大吼壹声：禽兽，看妳们干的好事！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发现壹群鸡鸭猪牛羊紧跟在我后面，吵吵嚷嚷地指责我说：妳在诬陷禽兽干不会干的事情。哦哦，我想起了刚才那声大吼，往深处壹想，确实冤枉了禽兽们，于是我改为：呸！禽兽不如的东西，看妳们干的好事！

2020年3月7日武汉新市委书记提倡“感恩总书记”教育网络炸锅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称，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昨晚提出要开展“感恩教育”，让全民“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消息壹出，舆论哗然。据北京历史学者、时政评论人士章立凡批评，王忠林揣摩上意，武汉人绝不会卖帐，只会带来反效果。
据该报道称，“数千死难者尸骨未寒，很多家庭因为疫情而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开展感恩教育获得是合适的时候吗？”湖北武汉肺炎疫情还未受控，全国民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已急不及待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拍马屁”，······－－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820

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壹个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武大教授冯天瑜先生说：“在谢恩问题上，切勿颠倒人民与当权者的关系。把当权者视作恩主，要求人民跪伏谢恩的论者，请听听马克屎1875年的言说：马克屎痛恶拉萨尔的国家至上论，指出‘需要人民对国家進行极严厉的教育’（《哥达纲领批判》）。”武汉乃至湖北，哪壹届领导人都会尊重冯先生，他所讲的这番话，新来的领导，如有文化，应该会听進去吧？
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向武汉几千个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制自己，几乎无人吵闹；政府要向躺在医院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长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外援的四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壹个个生命；政府要向在封城期间，奔波在各条路上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志愿者们感恩，因为有了他们，这座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政府最要感恩的是九百万困守在家、足不出户的武汉人民，没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壹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对于上述的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妳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妳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方方：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3月7日）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8936.html

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书记院长全外行
本周以来，后台共有同四名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与我進行了接触，在我向其中三位医生了解情况之后，深感痛心疾首。
在没有防护服的情况下，多次消毒，反复進行无菌操作成为了唯壹选择，然而武汉市中心医院在这种关头拒绝个人捐助的酒精，原因是个人捐助标准不统壹，不愿意承担风险，要求各科室自行联系。
不光是酒精，壹位医生表示，在2月初曾经有人联系到中心医院，愿意捐赠半吨大米，司机开车前往医院，但被管理层退回，因为中心医院严守壹切物资通过红会的规定。
随后，中心医院食堂断粮。
壹位外科医生说，中心医院的监察科无非是上级领导展示权威的刽子手，没有临床经验和实际判断能力。
根据壹位急诊外科医生说法，彭院长虽然工作经验不行，但好歹是医疗系统出身，然而蔡莉是卫生局系统的官员出身，和壹线的差距拉得更远，也不清楚壹所医院的运作方式。
隔离通道仅被木板分割和根本起不到隔离作用和鉆石公主号异曲同工。
壹位医生提供给我的院内通知监察科要求所有职工闭嘴什么也不能说。
在知网上搜索蔡，没有任何相关论文，壹线也要写学术论文的当下，她根本不够格。
武汉市中心医院是壹个巨大的漩涡，不仅裹挟著病毒，更夹杂着毫无医学素养尸位素餐的官僚。－－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9/2199599.html

今天，已经看到数篇文章对中心医院官方领导的质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责和呼吁。文章中的内幕是真是假，我无法确定。但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仅凭这个，我想，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是否还配领导这家医院？而且我相信，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壹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吧。壹壹方方：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2020-3-9

2020年3月12日官员武汉醉驾发威胁被刑拘湖北高院紧急回应
3月12日15时，武汉武昌交警官微发布通告，称3月11日21时，当地警方接报徐东大街有交通事故，调查结果显示，21晚20时50分，许某（男，42岁，某单位四级调研员）驾驶轿车，与另壹辆轿车相撞。警方对许某進行酒精筛查，抽取血样，发现其血液中酒精含量184.6毫克/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许某被刑拘。
被撞的志愿者称，隔很远能闻到酒味，还听到许某爆粗口，说什么“解放军，打仗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哪儿”，“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都在找他订口罩”之类的话......
普通民众则有壹个大的疑问，就是“这位调研员喝成这样，桌上得几个菜啊？是壹人独斟还是多人聚饮啊？”－－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12/2201418.html

这位法院的调研员历害了，喝了点酒，连“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都在找他订口罩”了，妳把习近平放哪里啦？
想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对＂文明＂的解释，说：“对文明的真正检验，不在于人口多寡，不在于城市规模，不在于庄稼产量，而在于看这个国家造就出了什么样的人。” 我们国家有许多＂许多＂这样的为官者，造就出这样的官的是比他们更大的官：壹级级从上而下地指派、提拔、钦定着；因此所有大小官僚也壹级级地由下而上地只对上负责。当年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不顾几千万饿孚在九泉之下游荡的亡魂，在只对毛泽东壹人负责的同时，也刷新了他多年来作为帮凶的形象。这样的中共党从1949年年底壹路走来，＂许多＂这样的为官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自然离＂文明＂越来越远，而＂文明＂壹走，留下的，除了罪恶，还能有什么货色。

2020年4月14日她们为武汉拼过命，如今只想要家乡认可
疫情初期，医疗挤兑之下，壹些次生灾害由此滋生，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治疗难以保障。
“有些患者 10 天不能透析，这 10 天他们不敢吃不敢喝”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范银莉护士说，患者壹般需要壹周 3 次透析。
2 月 10 日 14 时 57 分，武汉市江湾新城，壹位 70 岁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从 9 楼跳下，当场身亡。
老人跳楼前，对身边的老伴说：“不想连累妳”，说完便用手撑著栏杆，翻出阳台。
老人患有尿毒症 5 年，生前，他已 8 天没做透析。普爱医院说，他必须确诊为新冠肺炎，才能继续透析，可社区壹直未能安排核酸检测，老人无法确诊，只能在家等死。
这条新闻刺痛了许多从事血液透析的医护人员的心，其中就有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少波。
“让壹线医护歇壹歇，我们顶上去。”陈少波这么说他的初衷。白求恩基金会联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组织了壹支非公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医疗队，驰援武汉。
他们“自带干粮”，与“吃皇粮”的公派医疗队不同，这支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几乎全部靠组织者和队员们自筹资金解决，進驻路径、公务对接等事宜，也都靠大家动用各种社会关系、逐步打通。
据统计，医疗队协助完成武汉市感染透析患者 30% 以上的透析服务，共進行血液透析治疗 2000 余例次，其中，80% 是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可回家的路，却让她们不敢面对。
去的时候，就壹路关卡。没想到，在武汉的抗疫结束后，他们并不能顺利回到那个为他们牵肠挂肚的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4/14/9360158.html

7. @王冉：朋友圈看见壹条关于鄂赣警察冲突事件的评论写得特别好：我们在批评特朗普的“中国病毒”的同时，湖北以外的几乎全部省份、城市，包括政府机关，都在用行为告诉世界，这就是“湖北病毒”、“武汉肺炎”。（中共允许湖北人出省了，但不能去北京）－－2020-03-29
来源: 博谈网〖微博谈〗必须首先与中共划清界线

2020年2月21日疫情现4个下降、1个增加,疫苗和药物都有好消息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
最快的疫苗4月下旬申报临床试验，与国外同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
疫苗研发目前是五条技术路线同步开展。其中第五条路线是用减毒的流感病毒疫苗作为载体，我们已经有批准上市的减毒的流感病毒疫苗，在这个流感病毒上面，增加壹个新冠病毒的蛋白，如果这个技术路线成功的话，就既可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又可以预防流感，目前有部分项目已经進入到动物试验阶段。－－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63

2020年2月22日重磅!浙江第壹批疫苗已产生抗体!颠覆性发现
浙江第壹批疫苗已产生抗体！今天（2月22日）下午，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二十七场）举行。
浙江省多个医疗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多种技术研发路线，并持续推進病毒分离、推進动物实验等关键环节。
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其中——
1、重组蛋白疫苗研究方面，经过第壹批预实验小鼠测试，已产生抗体；
2、mRNA疫苗研发已進入动物实验阶段；
3、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研发，开始進行重组病毒的扩增培养，将于近期开展动物实验；
4、灭活疫苗研发，已筛选到第四代疫苗毒株。
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由于疫苗研发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必须尊重科学规律，经过科学严谨，安全的研究过程，另外，浙江省基础研究领域重大突破，西湖大学、浙江省生物实验室，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成功解决了新冠病毒受体。
昨天凌晨，西湖大学再次发布科研成果，对发现和优化病毒進入细胞的抑制剂，有重要作用，也進壹步提升了我们打败病毒，战胜疫情的信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530

2020年2月24日天津大学实验室宣布：已研发出新冠病毒口服疫苗
2月25日，天津大学宣布，该校黄金海教授团队成功研发新型冠状病毒口服疫苗。新京报从校方获悉，黄金海已4倍量口服新冠疫苗样品，无任何副反应。但疫苗仅是研制成功，离上市还很漫长，未進行临床验证和推广使用。黄金海介绍，此前曾做过类似动物疫苗，被证明是有效，因此推断这次研发的疫苗可能有效。
当问道，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疫苗研发时，黄教授表示，多年来，该团队搭建并完善了以食品级安全酿酒酵母为底盘细胞的疫苗及其生物防控制剂研发平台，形成了表面展示，分泌等系列稳定表达载体、构筑了适合疫苗表达的不同宿主底盘及其评价检测体系，形成了新型口服疫苗创制的体系化核心技术及其优势竞争能力。成熟的研发平台使新冠病毒酵母疫苗菌株的获得周期大大缩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99

报告：我部努力研制出了武汉肺炎双黄连疫苗！报、报告：我团队成功研制出武汉肺炎绿茶疫苗！报、报、报告：我所完美研制出武汉肺炎吃虫鸭血疫苗······但‘有十多年省级疾控中心疫苗接种管理工作经验的专家陶黎纳对第壹财经表示：“我对新冠病毒疫苗采用口服方式能否产生可靠的免疫力表示怀疑。规范的流程应该是动物实验结束，上人体临床试验I期时再喝，现在喝得有点操之过急。”据了解，疫苗从研发到使用主要可以分为五大阶段：研发阶段、注册阶段、生产阶段、流通阶段、使用阶段。其中研发阶段是最难走的壹段路，也是最核心的壹步。从拿到病毒开始研制疫苗，到完成III期临床研究的整个过程，都可以称之为研发阶段。主要为以下几部分：实验室研制，临床前研究，I、II、III期临床研究。而实验室研制阶段又是“最最不靠谱”的阶段，要反复修改流程、反复检测结果，才能得到预期想要的疫苗。’（天津研制出新冠肺炎口服疫苗?都是胡说八道!新闻来源: 健康时报于2020-02-25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982）
－－这壹个＂胡说八道＂骂的好，把那些个蹭热度的不要脸之辈的＂叫兽＂＂砖加＂们骂的无处可逃。

2020年3月23日去年9月就在研发？汪浩爆中国疫苗两大疑点
中国国防部官网本月17日晚间发布题为"重磅！军队成功研制重组新冠疫苗"讯息，指3月16日，重组新型冠状毒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并表示，依据陈薇介绍，"按照国际的规范，国内的法规，疫苗已经做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
财经作家汪浩发现两大疑点，与中方合作研发疫苗的壹间香港挂牌企业去年11月股票突然被大买，而当时距离中国政府在武汉举办"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也才刚过2个月，时机点太过敏感，且该疫苗有可能在去年9月就开始研发。－－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3/2205273.html

2020年4月17日放弃美国神药中国疫苗研发5路齐進拿全球唯1
昨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的壹次内部交流会上，又有新数据被提前透露：在芝加哥壹所医院招募的125名病人临床试验中，113人病情严重，但大多数患者都从发烧等严重症状中迅速好转过来，并已经出院。
目前，中国疫苗研发处于5路并進阶段，且均在领先位置。这5路分别是腺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目前進行较快的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和全灭活疫苗。
4月12日，由“国家队”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牵头研发的灭活疫苗，也将進入临床试验阶段，这也是继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队之后，中国第2个注册進入临床试验的疫情相关疫苗，该临床研究已经获伦理委员会批准。
4月13日，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灭活疫苗，也获得官方批准，可以开展临床试验。－－1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11777

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天道酬勤＂这句话，却少有人知道其后还有两句：＂地道酬德＂和＂人道酬诚＂。为什么不知道，少有人说之故。把劝劳捧为最高美德，其他都放弃了，难免会走入极端：壹匹从早忙到晚拉磨的蠢驴，与壹只笨鸟总习惯兜圈子，虽让它先飞了还是会迟到，结果都壹样：付出与得到的往往不成正比。
偏偏蠢驴和笨鸟都爱面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付出有大回报，蠢驴夸大了磨面的数字，比如武汉肺炎全国的治愈率；笨鸟缩小了来回公里数字，比如武汉肺炎的确诊者和死亡人数，于是壹切都和谐了，皆大欢喜。
数字做假已是事实，质量造假，也有多国从中共国進口的防护用品要求退货退款在证明著，那麽，假如中共国领先其它国家向世界推出了武汉肺炎疫苗，有人敢用吗？
几年前，中共国幼儿疫苗事件频发，估计世人没这么健忘吧。
抛弃了＂地道酬德＂和＂人道酬诚＂，仅存的＂天道酬勤＂，无非就为了壹个字：钱。

2020年4月30日中国新冠疫苗又传好消息第四个新冠疫苗获批上热搜
据了解，这也是中国生物获批临床的第二个新冠灭活疫苗。
加上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至此，我国已有四个新冠疫苗获批進入临床试验阶段。
1月19日，中国生物成立了由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挂帅的科研攻关领导小组，以战时节奏迅速安排了10亿元研发资金，布局三个研究院所，在全病毒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蛋白疫苗两条技术路线上并跑开发新冠疫苗。国药集团灭活疫苗由中国生物两个科研攻关团队同时推進。
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第壹时间成立了新冠车间建设团队，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已在京建设完成全球最大新冠疫苗生产车间，量产后年产能达1亿剂，具备满足大规模紧急使用和常规接种的生产条件。－－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14008

谎言的表妹，叫＂吹＂。
当年＂吹＂过＂八年抗战＂，指责国民党下山摘桃；还＂吹＂过＂超英赶美＂，＂吹＂过＂亩产万斤＂，结果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无人担责。
还有壹个＂吹＂，说是耍＂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可全世界劳苦大众看到中共的友国如朝鲜伊朗委内端拉等国，还不吓晕过去？
习竞贫上台后＂吹＂2020年全国進入小康社会，事实就在眼前，还用说吗？
其实中共的＂吹＂，骗不了他国劳苦大众，也骗不了十四亿中的大多数，充其量也只能忽悠愚弄壹些五毛和小秎红罢了；否则他们不必高喊著＂四个自信＂给自己壮胆了。

2020年1月29日这个美国神药最有希望治疗新型肺炎?什么来头?
据报道，目前美国吉利德公司，正在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及临床医生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進行积极沟通，并讨论使用Remdesivir進行治疗的可能性，包括与监管机构合作在内的后续计划也在進行中。
壹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向《中国科学报》表示，Remdesivir的药物安全性已经得到临床验证，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这壹药物在预防及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的有效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30

2020年2月2日美国发明神药中国火速受理申请浙大教授:别用
2月2日上午，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CDE）网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潜在有效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临床试验申请已经获受理。受理文件显示，注册企业为吉利德科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国家药审中心网站披露的工作流程显示，壹般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审评时间为60日，而瑞德西韦的注册申请被火速受理也体现了我国新药审评审批制度中特事特办的原则。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其微博发布了关于谨慎使用瑞德西韦的提醒长文。
他说：不管疾病有多严重，不管我们期待新药和新疫苗的愿望是多么迫切，新药和新疫苗开发的规律无法被逾越。随意缩短研究的时间和标准，看起来好像是急人民之所急，但是可能会付出我们谁也无法接受的惨痛代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62

2020年2月3日美国发现肺炎特效药特朗普特批向中国豁免专利
中国科学报消息，2月1日凌晨，美国科学家报道了本土第壹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治愈案例，其中提到壹种名为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药物。
2月2日，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正式受理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申请。
美国治愈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之所以能用这个药，得益于美国的同情用药制度。
“同情用药”是指在壹些特殊情况下，患者不能通过参加临床试验来获得临床试验用药物时，允许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使用尚未得到批准上市的药物给急需的患者。
另据外媒报道，美国公共安全卫生部门经特朗普特批，同意将该药物专利豁免，向中国紧急公开药物分子结构至4月27日。按计划，今起临床试验270名病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329

2020年2月4日美低价售药瑞德西韦抵中后涨价五百倍
根据网传的壹份進口药品通关单，壹批瑞德西韦在2月4日从北京机场海关入境，总数为2843盒（1支/盒），每支瑞德西韦为150mg（毫克），2843支瑞德西韦的总价格为56405.12美元，合人民币约39万4751元，这意味着10毫克瑞德西韦的价格为约9.3元人民币。该份药品的接收方是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
而在中国境内运营的GlpBio网站上显示，10毫克的瑞德西韦报价7660元，价格照進口价翻了820多倍，50毫克的瑞德西韦价格2万4750元，价格照進口10毫克的瑞德西韦翻了超过532倍，100毫克的瑞德西韦需要自行询价。－－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39925

2020年2月5日美国神药火速入华:专利流氓?暴露中国制造的软肋
武汉病毒研究所抢当知识产权专利流氓？
武汉病毒研究所宣布，已将美国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公司免费向中国提供的研究中的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用于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申请专利，引发外界质疑。壹些业内人士则说，申请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引发外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行业道德操守和动机的质疑。
对此，吉利德科学公司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书面回复自由亚洲电台的查询时说：吉利德科学公司知道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申请“用途专利”的报导，瑞德西韦是吉利德研发的药物，在中国享有专利，这包括了吉利德提出将此药用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专利”申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710

2020年2月5日武汉病毒所抢注美国神药中科院:保护国家利益
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正式在武汉启动：入组患者761例。
2月5日下午，中日友好医院王辰、曹彬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动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研究。这意味着这个近日网络热议的抗病毒药物，正式开始進入临床试验。
引发业界热议的是武汉病毒所关于专利申报的操作：对在我国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识产权壁垒的药物瑞得西韦，我们依据国际惯例，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1月21日申报了中国发明专利（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并将通过PCT（专利合作协定）途径進入全球主要国家。
中科院相关知情人士：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据环球时报5日消息，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教授杨占秋表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申报的是“用途”，而不是药物结构，意思是“发现了该药的壹种新的用途”，所以申报专利是没有问题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666

壹个因吹牛说谎而破产的乞丐，穿着破西装趿拉着鞋，在壹个冬天的某壹天黄昏饿的头昏眼花的时候，让壹富人看见了，便送了他二盒豆腐；乞丐连感谢都来不及说，狼吞虎咽吃了壹盒，还留下了壹盒，准备明天继续享用。壹夜冬雨西风过后，乞丐醒来，发觉那壹盒豆腐冻的就象壹块石头，乞丐拿起在胸前掂了掂冻豆腐，竟发现了豆腐另壹个新的用途：可以砸死人的！于是，······

2020年2月25日瑞德西韦在中国获3项专利美国将在50地临床试验
中新网客户端2月25日电(张尼)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25日表示，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正在开发的壹款新药，目前该药在全球任何壹个国家都还没批准上市，处于临床阶段。中国在武汉的多家医院开始了该药物的临床试验，要到4月27日才能公布临床试验的结果。围绕瑞德西韦，吉利德科学公司在中国申请了8项专利，有3件专利已经授权，还有5件正在审查过程中，8件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涵盖了化合物核心结构和类似结构，相关制造方法、用途等等。他表示，如果有专利权人认为有侵权行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仲裁请求，我们将在专利法的框架下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029

2020年3月15日被抢注专利的瑞德西韦已成“中华神药” 还国产出口了
据媒体报导，2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抢注了瑞德西韦的中国专利权。2月5日，吉利德CEO丹尼尔‧奥戴（Daniel O’Day）回应此事时说：专利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的责任是治病救人。
当记者问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科院共同申请了瑞德西韦专利，吉利德对此有何反应？”“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此申请，吉利德的立场是什么？”等相关问题时，奥戴表示：“眼前要考虑的是患者，而不是专利。”
壹位名叫“刘茜”的吉利德员工表示，该公司免费将这个药送到中国，壹分钱没收。而且吉利德还把这个药的结构式公布于众，也就是说给中方复制的机会，同时也表明他们公司没有想从这个药上挣壹分钱。因为该公司“将人性放在第壹位，不是挣钱放在第壹位”。
据意大利媒体3月13日报道，这种药现在已经被中国生产和普遍用于出口，还被称为“中华神药”。
“病毒也偷，治疗的药也偷，还有什么是不会偷的？”－－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5/9241315.html

低调，务实，不仅是科学家、医学家们应有的禀性，也是社会上任何壹位社会人应有的操守。从中也反映出壹个国家教育的成功于否：面对低素质者的言行，高素养者往往会沉默以对，然后让事实或结果来说话。

2020年3月26日任性！吉利德科学申请“退回”瑞德西韦孤儿药资格
新京报讯（记者张秀兰）刚刚被美国食药监局（FDA）授予孤儿药资格后，美国时间3月25日，吉利德发布声明称，公司已向FDA提出申请，要求其收回授予瑞德西韦的孤儿药资格，并放弃其附带的所有权益。
FDA“孤儿药资格认定”源自《孤儿药法案》（Orphan Drug Act，ODA），是FDA鼓励开发在美国患病人数低于20万疾病的创新药措施。凡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的新药，有机会获得7年市场独占权。此外，FDA对孤儿药还有税费优惠、减免处方药使用者费用、研发资助和方案协助、快速审批通道等壹系列配套措施。－－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26/709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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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官员很郑重地说：迄今，我们认为只有壹种药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韦。原文是：There is only 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
他的意思是，应该优先上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
但这句话在壹些中文新闻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之大忌，也是新闻伦理之大忌。
－－不合时宜的思考杜骏飞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时宜的思考-2/

2020年4月15日无视患者安危中共强推中成药迫停瑞德西韦
位于美国加州的吉利德公司上周六（11日）发布消息透露，由中国的中日友好医院牵头進行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的临床双盲实验已经停止，目前针对轻症和中症患者的实验还在進行。
知情人告知本台记者，早在壹个半月前，中国医疗界已传出有关信息，因为官方认为，必须以代表中国传统医疗技术和文化的中医药为主進行新冠药物实验，被线民称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也因此成为政治取向的牺牲品，遭官方打入冷宫，尽管此前该药的实验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批准，并被民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中国红十字会前高管任瑞红称，他们此前已知道中方干预该实验。她表示，因为瑞德西韦壹旦获得头功，中国政府的宣传就会很难堪，因此，他们宁愿采用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莲花清瘟胶囊等药物去继续忽悠民众，甚至将这些虚假疗效的宣传，壹直覆蓋到了海外华人圈。
要求匿名的壹线医生倪先生告诉本台，根据2月底国家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河北中医药大学多位研究人员发表在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的论文显示，莲花清瘟的半抑浓度IC50为411μg/mL，半细胞毒性浓度CC50为1157μg/mL，相差2倍，用药的安全性极差。有业界人士指出，莲花清瘟体外抑制新冠病毒的浓度和杀死细胞的浓度接近，估计盐水、辣椒、白酒的疗效都比这个强。而瑞德西韦的IC50为0.65μM，CC50为110μM，相差150倍，医生有足够大的安全用药空间。－－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15/2214517.html

从壹刀切的强制封城，到非武汉肺炎患者被强制出院，空出床位；从对封闭小区强制出售高价菜发国难财，到强制控制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强制升高治愈人数；从强制中断瑞德西韦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的临床双盲实验，到强制推行没有三期双盲对照临床资料的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显示了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权效果。
但殊不知在这＂集中＂的背后，侵犯的是弱者与患者的权利与尊严乃至生命，这不仅是阳光下的谋杀，且还践踏了尊贵同等生命的信条，同时也摧毁了对生命本该拥有的尊重与善良。
邪党的作为，比如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

2020年1月22日武汉卫健委宣布不再通报肺炎疫情怎么回事?
武汉卫健委：即日起，我委不再发布新型肺炎情况通报
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由省卫生健康部门发布。自今日起，我委不再发布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有关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请关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411

2020年1月23日外媒:肺炎失控恐变灾难专家:比Sars规模大十倍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目前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武汉肺炎可人传人、发展曲线等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我现在在自我隔离。”管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月21日-22日，他和团队来到武汉，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无力，很悲愤。”
管轶1月23日上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封城，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口已经流出回家过年，保守估计，武汉肺炎感染规模也要比SARS多得多。
财新记者：妳在武汉最新观察到了什么？
我是21日到达武汉，下午3时到了当地的壹个菜市场叫小东门市场，看到的场景壹片祥和，好多人还忙着置办年货，我对此极其惊讶。
第二天在机场，让我再次惊讶到掉了下巴。机场人流已明显下降，而机场居然还有个别旅行团出游。
当我过安检的时候，拿着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壹次性口罩。我说：丫头，妳的口罩质量不行，妳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她说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戴，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我当时就想，这都要“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百姓好可怜，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完全对疫情无感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79

真正的专家都有着专职的责任感，长期的担负便有了职业的敏锐。作为＂逃兵＂的香港科学家之壹的管轶，他的逃，我以为壹是对病毒的未知性，二是因中共官僚的愚蠢与麻木性，三是看韭民还壹如既往地迷信独裁者的声音。
还好他＂长征＂回香港了，真为他庆幸。

2020年1月23日首席流行病专家：控制住武汉其他地区就安全了
第壹财经专访了中国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第壹财经：武汉肺炎逐渐向国内扩散，之前曾有专家称武汉肺炎可防可控，请问，怎么防？怎么控？
曾光：既然叫传染病，如果呼吸道传染病没有人传人，我倒觉得惊讶。对于传染病的防，最重要战场在武汉。从宏观防控上，控制住武汉，全国其他地区就安全了。我倡议，其他地方的人不要去武汉，武汉的人不要出来。武汉市民更要做好个人防护，不食野味，不去封闭场所聚会。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对于专家组的建议，武汉市很快接受了，以最快的速度出来了武汉出行方面的限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3/9047909.html

遗憾的中国专家，遗憾的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因过了最佳防控期，武汉没控制住，中共国没控制住，全世界能否控制住还是个未知数；目前世卫组织已定下武汉肺炎为＂世界流行性疾病＂：唉！中共国七十多年来，在科技文化上没能向世界贡献什么，用壹个＂武汉肺炎＂来充数，也算打破了零记录。－－03年的SARS闻之不禁扼腕叹息：只怪当年不好好努力，被那个蒋彦永破坏掉了。

2020年1月28日确诊人数超过非典!专家：无需对病例数过于恐慌
“SARS重症较多，并出现‘超级传播者’，院内感染严重，很多医务人员被感染。”曾光教授表示，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轻症到重症都有。说它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如说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因为检测阳性的患者不见得壹定出现肺炎。就像流感、重感冒，有的轻症患者不需要住院便能治愈。目前也没有出现‘超级传播者’，医务人员被感染者较少。虽然比起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难度大，潜伏期也有传染性，但整体病情比SARS轻，病例数虽多，但大多数都是轻症。
曾光教授表示，随着武汉“封城”，武汉输出性病例将会逐渐减少，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数会逐渐被控制住，即使出现二代、三代病毒，也是可控的。输出性病例减少甚至没有了，就是第壹个阶段的胜利。
同时，逐渐变暖的气候也会成为我们天然的“盟友”，气候变暖不利于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因此，对于病例数的增长，大家可以淡定地来看待，别让心理危害远远超过实际危害。－－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16

2020年2月3日《柳叶刀》：近7.6万武汉人或已染病 4月达高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国家卫健委今日（2月1日）公布内地确诊病例超过壹万宗。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梁卓伟与其研究团队昨日（1月31日）于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称或已有近7.6万名武汉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若病毒传播性壹直未减弱，疫情或于4月达至高峰，其他城市疫情则会在随后壹至两周达至高峰。
梁卓伟表示，透过电脑模型推算，截至上周六（1月25日）武汉或已有75,81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5191.html

2020年2月6日专家呼吁：在家再坚持两周可将病毒闷死
上海医疗救治组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今天（6日）说，如果只是医护人员在奋斗，这场战是打不赢的，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是“战士”，“妳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
张文宏还说，“妳觉得很闷吗？病毒也要被妳‘闷死’了，‘闷’两个礼拜。”“如果全社会都动员起来，‘闷’住病毒，就是为社会做贡献。”－－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6/big5/2187470.html

2020年2月9日流行病专家：未来两周武汉感染人数将突破50万
尽管近日中国境内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教授艾德蒙兹（John Edmunds）指出，电脑模拟显示，真实病例数恐怕是目前已知的十倍，甚至更高！这些隐匿的病例可能是因为患者症状轻微，而未就医求诊，筛检也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只能掌握到（真实病例数的）十分之壹也不算不寻常"。
该校另壹名专家、感染疾病流行病学副教授库查斯基（Adam Kucharski）進壹步指出，他不愿明确指出疫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仅表示武汉届时可能每廿人就有壹人感染—这是根据潜伏期约五．二天，以及从出现症状到确诊约六．壹天来模拟，推估出人口达壹千万的武汉市的感染率约五％，也就是应有五十万人遭到感染。－－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9/big5/2188461.html

2020年2月10日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新冠肺炎治愈率很高
2 月 10 日电 ( 任思雨 ) 10 日，湖北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介绍，新冠肺炎实际是壹种自限性疾病。“目前在我们医院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目前我们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累计超过了 1500 余例，绝大部分患者，包括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经过各种氧疗、对症治疗和免疫调节治疗以后，均可以顺利出院，市民不必过分恐慌。”
【什么是自限性疾病】
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发生发展到壹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复痊愈，并不需特殊治疗，只需对症治疗或不治疗，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的疾病。－－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10/9119028.html

2020年2月13日台湾抗Sars专家苏益仁:武汉病例可能达50万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武汉肺炎疫情可望在四月结束。
本台专访SARS时代在台湾担任卫生署疾病管制局长的苏益仁，他认为钟南山所指是最乐观的状态。苏益仁指出，目前在日本停留的邮轮鉆石公主号形同“封船”，可以和武汉“封城”相比较。如果以百分之五的感染率推估，武汉的感染病人数至少有五十万人。
苏益仁举目前停靠在日本横滨的鉆石公主号邮轮形同“封船”为例，与武汉“封城”情况相似。目前鉆石公主号全员的总感染率约为5个百分点。鉆石公主号的防疫比武汉、湖北还好些，罹病率都有5%，武汉未来会如何演变没有人知道。
苏益仁：“假如武汉5%是最好的情形，武汉有1千万人，所以他们感染的病人数可能有50万。
钟南山在专访被问及，中国数据显示武汉肺炎的康复率相当低，治愈出院病例还不到确诊患者的 10%。对此，钟南山表示，当局不愿冒任何风险，因此许多病患虽已基本恢复健康，但仍受到隔离。他们不知道这些患者是否会重新染病，因此治愈出院的比率不是那麽高。
苏益仁的解读则是，目前武汉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医疗体系或是检验的人，几乎只有肺炎重症才会处理。如果这样处理确诊案例，复原率当然很低，未来重症跟死亡率还会慢慢增加。－－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074

2020年2月15日世卫顾问壹语惊人:25亿人可能被感染,持续到明年
世界卫生生组织顾问Ira Longini表示，他追踪了新冠病毒在中国的传播，他估计，最终的感染人数将会比目前确诊人数还要多出数十亿。
根据他采用的数据模型，每个感染者通常会将疾病传染给另外两到三个人。他说，由于缺乏快速检测，壹些人感染的程度相对较轻，这也使追踪病毒传播变得困难。
IraLongini并非第壹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专家。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梁卓伟推算，若果疫情无法受控，最终可能感染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支持疫情全球蔓延说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动态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学教授Marc Lipsitch。
哈佛大学报：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病毒比之前预估的传染力更强，或致死率更高？
LIPSITCH：目前可以确定，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这次的病毒可以在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前就進行传播，这使得它比SARS更难防控。正因如此，单单隔离确诊病例很难有效阻止病毒传播。
我认为新冠病毒正在全球其他地区蓄势待发（gathering steam）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被问到很多次的壹个问题是，这场疫病会不会在天气回暖的时候结束，如SARS。我不完全相信SARS结束可归因于天气回暖。但有壹些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天气回暖时的确传播更慢，我们也在着手量化这些证据。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得到天气的帮忙，但我不认为它就是解决之道，因为热带国家新加坡也有此次病毒的传播。
紧接着，路透社也发出类似报道——美国CDC等专家警告：中国境外疫情的爆发，才刚刚开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237

2020年2月16日央视专访雷神山医院院长: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
今天，央视新闻专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访谈里院长介绍了目前医院的基本情况，并说道：“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来到，现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从新发的情况来看，我观察到的，5天以来我们自己的几个点，发热的数量在下降。它是有壹个坡度，逐渐在降，稳稳地在降，没有反弹过，我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疫情下降的拐点已经出现但还潜藏着上升的拐点据健康时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疫情下降的拐点已经出现，但还潜藏着上升的拐点。”－－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428

2020年1月23日被感染的专家:我依然认为武汉疫情“可防可控”
王广发是北京大学第壹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曾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1月10日，他曾就新型冠状病毒发展情况接受中国官媒访问，当时他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随着疫情扩大，王广发所说的“可防可控”在网络上受到了质疑。特别是1月21日，有媒体披露王广发本人“中招”，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对于记者问及，如果再给他壹次重新修正表述的机会，他是否仍坚持“可防可控”这个表述。王广发表示，他依然认为此次疫情“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级。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亲情、人情、健康和经济。－－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53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致多少人走上不归之路。壹想到这些，我就会自问：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追责，是壹件必须要做的事！－－文章来源: 方方：这些天，议论复工的人越来越多 2020-03-15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5/9240336.html

这壹个“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大言不惭，把妳们的专家面皮和媚上的奴才样貌，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我祈祷：让正义与道德的唾沫尽快把妳们肮脏的灵魂淹没掉！

2020年2月17日曾称新冠不传人的北大专家王广发治愈后受访
封面新闻：现在疫情防控進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近期采取了壹系列措施之后，您觉得未来会如何发展？
武汉现在疫情还是壹个焦灼状态，最关键问题是什么？病人要能收治進去，要能進行有效的隔离，对危重病人進行有效治疗，这是重点。我觉得，如果在当地感受到了，该住進院的患者都能收進去了，疑似或确诊的患者都被隔离了，可能就开始迎来拐点。－－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627

1月29日，日本开始从武汉撤侨，由于撤侨后接连出现4名无症状感染者，负责撤侨业务的37岁日本官员 31日跳楼轻生了；2月25日凌晨，隶属于韩国法务部紧急安全计划办公室，负责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韩国法务部（司法部）壹名30多岁的公务员，因对韩国不断新增新冠患者心生愧疚，在首尔跳江自杀了。日韩的青年对职责竟有如此耿直的担当，被世人刮目相看也就是情理中事。而作为瘟疫发源国的我们死了这么多人，至今官方也好专家学者也罢竟无壹人出面认错担责：作为专家的您可能并不知道以上的事情，现在告诉您了。

2020年2月17日解放军专家:湖北以外地区的拐点早就出现了
【环球时报-生命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董长喜张健】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战斗仍在持续，尽管国内除湖北以外的地区确诊病例在持续下降，但湖北尤其是武汉的情况仍很严峻，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有波动。2月15日的武汉下著小雨，《生命时报》壹线记者准时抵达军队医院驻地的会议室，采访了正在武汉参与壹线救治的著名呼吸病专家、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教授刘又宁。刘又宁教授还是2013年收治北京第壹例“非典”病人的专家。采访时，他表示：“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北以外地区的拐点几天前就出现了，但在战‘疫’的关键地武汉，有些情况至今还没有彻底摸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594

2020年2月17日谭德塞：北京现在判断“疫情拐点”为时过早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周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中国官方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新感染新冠病度肺炎的病例正在下降。他同时直言，“所有的可能都尚在桌上”，现在判断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是否真正下降还为时过早。－－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2/17/big5/2191432.html

2020年02月18日鉆石公主号的重大启示：意外的肺炎传染实验模型
鉆石公主号邮轮孤零零在漂泊在海上，与世隔绝，听天由命。全世界充满了壹种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人觉得，那是外国人的病；而外国人觉得，那是中国的病。结果，老天丝毫不留情面，演成了壹个高度“理想”的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实验的居民楼模型。
此次鉆石公主号邮轮搭载有266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其中近壹半为日本公民)及1045名船员（10 名确认感染），总人数达到3700余人，涉及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瞧瞧，这是多么“完美”的世界性人类病毒传染实验基地。其中有约380名美籍乘客（40确诊感染），约330名香港居民（感染者22 名），255名加拿大籍公民（感染人数不祥）。
因为有壹名已下船的香港乘客在2月1日确诊新冠病毒肺炎，邮轮于2月3日晚提前返回至日本横滨港，从2月5日起横滨港附近开始为期14天的“海上隔离”。与此同时，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始对船上人员進行检疫工作。短短壹周的时间里，“鉆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确诊人数陆续突破壹百、两百、三百的大关。
结果
2．明确的病源只有壹个人，在近壹个月时间里，从已经检测的1219人中，已知传染了355人，占检验人数的29%，数目庞大。其中111人无症状，占已检人员31%。带毒而没有症状，不是个别，而是相当高的比例，是普遍现象！
5．十万火急之下，大难临头各自飞，美、加、意、澳等决定派专机接回自己的未感染同胞，回国隔离观察。已病者，还得甩给日本治。
结论与讨论
1．传染会无限制扩大，指数性上升，没有止境，有无壹幸免之趋势。
2．隔离失败，船上的隔离导致更多的感染，表明消毒隔离的巨大局限性。
3．病毒在船体内或围绕船体流动，显示强大的空气传播能力。
4．世界各人种皆被感染，表明全人类的普遍易感性，没有种族区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大卫 • 费子曼（DavidFisman）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医生和健康研究人员越来越质疑这种隔离；这相当于是把壹群人困在壹个装有病毒的大容器里；所以我认为这种‘隔离’正在促進病毒的传播。出于同样的原因，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迈克尔 · 米娜 ( Michael Mina ) 在推特上称这种隔离是不仁道的。
本来指望隔离14天后，大家都没事了，结果却是异乎寻常的糟糕，豪华邮变成恐怖邮轮，甚至死亡邮轮（尽管还没有死亡患者）。
鉴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都不断出现新病例，说明夏天的气候并不能阻止这个新病毒的传染和发病，但可以指望发病少些。－－https://news.ifeng.com/c/7u9wWclno6S

2020年2月19日专家：新型病毒死亡率是普通流感20至30倍
韩国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2月18日下午举行紧急座谈会，讨论新型肺炎疫情，高丽大学医学院教授千炳哲在会上表示，新型肺炎的致死率在2.5%至3%左右，很多人以为致死率低便可以安心，但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他称，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沙士）的致死率为10%，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为35%，相比之下，新病毒的致死率较低，但这病毒的特点是牠可以像流感壹样广泛传播，而流感的致死率虽然只有0.07%，壹年内因为并发症死亡的人数却可达到3,000人至5,000人，新病毒的致死率是普通流感的20倍至30倍，不可轻视。－－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2/19/big5/2192087.html

2020年2月23日日专家：中国40％人口遭感染 3月至5月底达高峰
11日，中国学者钟南山曾经声称，武汉肺炎可能会在2月底达到高峰，而后随着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旅行及延长假期等举措，疫情将会有所改善。
然而，日本北海道大学流行病学家西浦博（Hiroshi Nishiura）提出不壹样的数据。他表示，由于中国有多个城市的民众放了长假之后，从上周开始复工，这将会让“新的传播链”增加了可能性。他以模型進行估计，疫情将会在3月底至5月底之间的壹个时期达至高峰，当到了该时期，单日诊断量就会高达230万个病例数。
根据西浦博的估算结果，中国大陆将会有5.5亿至6.5亿人遭受到感染，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之多，其中有壹半人会出现症状。－－日专家：中国40％人口遭感染 3月至5月底达高峰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3/2193821.html

2020年3月5日张伯礼：到3月底，武汉有希望新增病例基本“清零”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 3月3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武汉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媒体的专访。
新增病例到什么时候才能“清零”？
张伯礼：我们分析了疫情演变量据，目前来看，全国除湖北以外其他地区，2月底新增病例基本“清零”；
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其他地区，3月中旬估计能基本“清零”；
武汉市有希望到3月底实现基本“清零”。
什么时候才能“摘口罩”？
张伯礼：估计4月底除了湖北以外，全国其他省市基本就可以摘口罩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05/699533.html

在网上看到这样壹段趣文：＂某日早晨，壹砖家枕边躺着壹只刚刚断气的蚊子，旁边有壹封遗书，上写：我奋斗了壹夜，也没能刺破砖家的脸皮，它厚得让我无颜活在这个世上，我的死与砖家无关，我是自杀的。＂
很为这匹蚊子的尊严点赞喝彩！

2020年4月1日无病状感染较确诊2.6倍港专家:染疫约为官方3倍
在香港，身为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分部主任的高本恩昨早在壹个训练讲座上指出，不少患者因为没有病征或征状轻微而无法检测，故各地武汉肺炎的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较公布的多，香港和中国亦不会例外，他以鉆石公主号邮轮的经验分析，可能有10%病人因为没有征状或病征轻微而可能没有求医，而确诊数字与是否有足够检测亦有关连。
他因应不同个案的定义，包括没有病征的感染个案来推算，中国内地实际感染武汉肺炎人数可能超过23万。有关数据是中国官方公布的2.8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8937

2020年4月11日美学者：中国除湖北外新冠感染者近三百万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4月10日公布他的研究模型，推估中国除湖北以外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近三百万人。与美国各州扩大检测并公布检测数据不同，中国官方不曾公布总检测数量。史剑道批评，这更加凸显中国的数据不可信。
“我的统计模型推测估算，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是将近三百万人。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说，在湖北以外的确诊病例只有壹万五千多例，壹点都不合理。”
“他们不大规模检测的做法是故意的，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即使是在疫情严重的湖北，人们都无法想做筛检就做筛检。所以，我不认为北京的中央政府知道真实数据，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到能得到真实数据的检测规模。”－－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11/682461.html

2020年4月11日张文宏称居家隔离失败钟南山不同中共专家互扛
近日，推特传出壹段上海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8日通过中共官媒CGTN在对孟加拉医学界对话时，为对方献计的壹段讲话。
张文宏在对话中表示，“武汉的病人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在居家隔离，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在中国，每个房子住的人都比较多，地方比较小，所有的居家隔离到最后都失败了。”但这段讲话并不见于中共官媒的报导。
引发关注的是，专家钟南山当初建议封城，却没有相应的配套应对办法，以及当局掩盖疫情，导致大批患者无法确诊，无法入院治疗。
就在张文宏抨击“居家隔离”措施后，4月10日钟南山与韩国防疫专家连线时，再批评近日来的热点话题——“群体免疫”。钟南山称，“目前新冠病毒基因突变，已非常适应在人体内生存，因此传播力度大，死亡率也比流感高2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迅速地发展疫苗，而不是靠群体免疫的方法，那样付出的牺牲和代价都太大。”
4月9日，张文宏在接受官媒采访称，武汉人的“群体免疫”可能已经存在，并推断中国唯壹具有最高免疫力的城市将会是武汉。
对于钟南山主张的“尽快研发疫苗”的话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早前曾表示，“疫苗如果能出来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好很多，但冠状病毒的疫苗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这不是个流感。”
钟南山2月11日曾预测疫情2月份可能达到高峰，4月份可能结束。但王辰2月19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11/682478.html

5. @李不白的微博：普通网友说句话都是战战兢兢，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就被“辟谣”、被训诫。然而壹些“专家”却通过媒体屡屡释放错误信息，造成很大的误导，却从不见这些“专家”、媒体承担过相应的处罚，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呢？－－2020-04-07 来源: 博谈网
〖微博谈〗这种冷血行为在刑法学上被视为壹级谋杀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某次对记者说：妳们不用担心中国，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却出口不了电视节目。这话没错。但铁娘子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中共竟向全世界出口了武汉肺炎，这可比意识形态的电视节目历害快速得多：直接就杀人了。

2020年1月27日首批患者死亡率高达15%?中国疾控报告来了
《柳叶刀》披露的首批41个病例病死率15%，中国疾控1月27日公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進展和风险评估》报告中推测“病死率也会低于3%”，差异为什么这么大？
1月24日发布在medRxiv上的由英国团队和美国团队合作的论文则估测，这次新冠病毒的R0在3.6-4.0之间，远高于SARS。
感染者真的确定可以无症状了吗？
感染者可无症状这壹点甚至引发了壹场公共话语权的口水仗。
此信息壹出，很快有内地媒体跟進“辟谣”声称该患者有症状。
袁国勇教授非常肯定的表示，他确定出现了这样壹例被收治的无临床症状患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160

2020年1月31日《柳叶刀》披露新冠肺炎临床数据死亡率11%
截至1月25日，99例患者中，31例(31%)患者出院，11例(11%)患者死亡，其他病人仍在住院。－－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44

2020年2月4日新冠疫情病死率高不高?妳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根据最新数据来推算，全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2.1%。－－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08

2020年2月12日 3具孩童尸体塞1袋中国传下令赶制100万尸袋
综合媒体报导，武汉肺炎疫情堪虑，网上近日流传壹段影片，拍摄地点位在中国某间医院，片中可见医护人员全副武装，将3名已死的孩童放在同壹个尸袋里，疑似因死亡人数过多，导致医院的尸袋严重不足。
有网络媒体近日披露，他们透过两个企业管道得知，中国多家纺织相关工厂现在已不对外接单，"不做衣服、也不做口罩"，只生产官方要求的"尸袋"；此外，有企业收到政府指令，"要赶制运尸袋，100万个"，但因消息敏感无法公开。－－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520.html

2020年2月22日美专家推估新冠病例为5到10倍中共数据
两位学者参考中国官方数据（2月1日及2月12日的确诊病例数加上疑似病例数）及非官方资料，并建立模型及设计参数，模拟推估中国境内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及致死率等数值。
推估结果
根据他们以感染数翻倍增长需要6.4天的情境，模型推估结果重点如下：
1）研究团队用非官方数据的模型推估得出的各项数据，都远高于以中共官方数据推估的数值，大约在5到10倍之间。
2）腾讯两次意外“错列”数据以及中共2月1日官方数据，推估到2月12日的累计病例数，介于11.2万到114万之间，而2月12日中共官方这个数值为73,317例。
3）以中共官方数据及腾讯两次“错列”数据推估得出的致死率分别为2.8%、5.8%、18.5%，以及32.8%，均高于中共及WHO所说的死亡率（约2%）。
4）以腾讯2月1日“错列”数据（确诊加疑似总计233,831）推估，截至当天的每天新增病例为24,000，新增死亡人数为2,520。根据中共2月1日官方数据，当天累计新增病例为15,152例，新增死亡人数为254例。
5）所有非官方数据的模型分析结果都得出新冠病毒的爆发起始时间，多落在2019年9月下旬或10月。－－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2/2193549.html

2020年2月28日肺炎死亡人数造假？上海网红揭疫情真实惨况
出身上海的网红“广告小妹”在网上透露，她爷爷过去曾是壹线防疫人员，根据过往的经验，实际死亡人数会比官方数字高出12倍，然而，这次武汉肺炎的状况不同，疫情更加严重。“此番疫情严重还封城，许多人在家无法去医院确诊就上了天堂。若把这些人算在内，那麽我会保守估计是15倍。”最后还语重心长的说了壹句：“嗯，同胞们请保重”。－－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8/2196123.html

9.@h5LPyKL7TP6jjop：壹个高三学生死于疫情，老师为学生写了这个对联：生于非典，长成新冠，十七年在武汉差壹年就成好汉，生也肺炎，死也肺炎，这壹生多患难早晚离不开肺炎。－－2020-03-17 来源: 博谈网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历史〗只是还没轮到妳.html

2020年3月23日中国3大电信商用户暴减逾2100万人
彭博社报导，今年1月至2月，中国3大电信商用户暴减逾2100万人，其中，中国移动更出现史上首次净用户数下滑。
中国移动官网公布，1月和2月中国手机用户减少超过800万人，为2000年开始追踪月度数据来首见；中国联通（China Unicom）1月和2月用户数也减少780万人；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则表示，2月用户数减少560万人。－－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3/2205441.html

2020年3月28日学者估算：武汉染疫死亡5.9万全国9.7万
署名"财经冷眼"的财经评论人士3月26日发布视频指出，经过精确推算，武汉真正的死亡人数约5.9万人，中国真正的死亡人数约9.7万人，中国感染人数约121万！在中共完全没有公布任何真实数的基础上，我今天做了这期节目，因为我只想还原武汉死亡数字的真相，我不希望像大饥荒壹样，饿死4000万人，最终被他们说成只饿死了几千人，谎言就不该成为历史，就该被揭穿。－－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8/2207350.html

丧亲之痛，是需要倾诉和哭泣来缓解的。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几天，读到壹篇文章，看到很多网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倾诉心情，把那里当成了壹个哭墙。这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倾吐心声的网友们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扫尾阶段，距清明节还有壹小段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壹个类似“哭墙”的网站，比方“哭网”。让丧亲的人们有壹处地方，在那里挂上自己亲人的照片，为之点上蜡烛，去哭上壹场。其实，哭的人，又何止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整个武汉人都需要壹场大哭。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哭网”，哭亲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倾吐内心的悲伤，也寄托个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灵的音乐，当然更好。或许痛哭过后哀嚎过后，心情可以舒缓很多。疫情结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数，在这壹切未确定之时，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壹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壹个空间，让大家同哭壹场吧。－－2020-03-14 来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开辟壹个空间让我们同哭壹场

武汉肺炎疫情，离4月8日解封还有3天，在这场瘟疫中，武汉究竟被死亡了多少人，各种计算和推论都有，因为没人相信当局给出的数字，因为当局的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想起徐志摩在《〈壹个态度〉的按语》文中有这么壹段话：‘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壹回事。’说的多好，在不知真相、言论不自由的情形下，冷冷的数字，苍白的统计表能代表什么？

2020年1月28日又泄密？武汉官媒称增派大批运尸车文字遭秒删
网友全智胜1月28日在推特上传了武汉网信办官微日前发出的壹则消息被删改前后的对比图片，并质疑道：“截止到今天武汉壹共死亡85例？而且还是累计数字。妳调配了壹批车辆是多少辆？妳发布这样的消息，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么快就编辑删减内容又是什么情况？不要再考验人们的智商！”
这位网友上载到两张截图的内容，是武汉民政局发布的壹则消息，声称该机构决定对死于疫情患者遗体免收火化费用，并称已争取到调拨壹批殡仪车辆来加强运送尸体的能力。但这则消息中有关调拨殡仪车的内容，1小时后就被删去。－－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8/9064137.html

2020年2月3日 “我在武汉殡葬壹线，我们现在也需要援助”
本文来自：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作者：朱南柔，口述：老黄，武昌殡仪馆员工，题图来自：图虫
老黄（化名）是武昌殡仪馆的文职人员，不到40岁。疫情重压之下，他也上了壹线，去接运遗体。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汉口和武昌普通死亡遗体我们要拉，疑似新冠肺炎的遗体我们也必须得拉。从初二开始，我们馆所有员工必须上班，没有壹个休息的。
现在我们馆所有的男职工都要负责拖运遗体，女生负责消毒，全馆的消毒，还有我们出车人员回来的消毒。现在馆里4部电话全部在接，接线员24小时在岗，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我们馆长大年三十就上壹线了，他都没回家的。
现在取消了悼念仪式，只有接运遗体和火化，等疫情结束后，家属再来取骨灰盒。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物资很紧缺。有个企业捐给我们几百个游泳眼镜，也能当护目镜用。但消毒用品，特别是酒精，还有防护服、手套、口罩都非常缺了。
我看到网上的视频，医生确实很辛苦，也很崩溃。其实我们殡葬员工也很崩溃，真的。我就是希望能帮我们呼吁壹下，现在太缺物资了，看有没有爱心人士能帮到我们这些殡葬工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320

2020年2月3日武汉究竟死多少人？运尸袋告急全国求援
2月1日，海外异议人士韩连潮在推特转发了壹则“武汉运尸袋告急”的海报，并评论称，“武汉疫情继续发展，殡仪行业向全国求援，急需运尸袋等物品，看来武汉肺炎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海报内容显示，中国殡葬协会青年和社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孝行天下殡仪等壹线殡仪单位向全国求助，请求支援运尸袋以及护目镜，手套，套鞋以及防护服等防护物资。消息来自《墓政参考》微杂志。
该推文后面有网友留言，海报原文已经看不到了，估计可能被删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6312.html

2020年2月4日武汉病人:来确诊要排队连去殡仪馆也得排队
打120，排队；打社区电话，排队；找“武汉微邻里”，这个平台于1月25日瘫痪。
在“漫长”的等待中，武汉以家庭为单位的患者越来越多，有人熬到了有空床位的这壹天，这时，他的家属已经壹个、两个被感染，甚至全家被感染，还得继续寻找床位。有人等到床位时，已成重症，在大年初壹于ICU病房去世。
2月2日上午，壹位患者家属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89岁的奶奶等不及，倒在医院走廊等待的队伍里，在大年初二离世，连去殡仪馆也得排队，遗体至今仍被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467

2020年2月7日湖北两馆每日火化约341新冠死者
湖北某殡仪馆的尤虎向调查员透露说：“我本人都快崩溃了，我们现在压力非常大。”“现在的运输量和火化量是平时的四到五陪。”“殡仪馆忙到快崩溃。”
他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从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这里每天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已经是很幸福”。
这间位于汉口之外的殡仪馆，都“忙到快崩溃”，那么负责疫情更严重的汉口区域的汉口殡仪馆，又会如何？
尤虎说，“我跟汉口殡仪馆沟通过，牠现在的业务量比我还大，牠的压力比我大。”
尤虎表示，他所在殡仪馆现在有9台殡葬车，“以前壹台车拉壹个人，现在最少拉两个，然后，把不是殡葬车的中巴车上的椅子卸掉，壹次拉七、八个”。
这里暂且不提壹天30具遗体是否会令新洲区殡仪馆9个火化炉运作24小时。就算以此推算，青山、新洲等5家殡仪馆如今每天只处理30具遗体，其中约9成为新冠病患的话，这5家武汉市属殡仪馆每天也至少焚烧了135具新冠病患遗体。
加上尤虎所在殡仪馆的116具和汉口殡仪馆的225具病患遗体，2月3日前后，仅这几家殡仪馆的火化炉，每天都焚烧了至少476具新冠病患遗体。而中共卫健委称，截至2月3日24时，全国新型冠状肺炎病患计死亡425人。
在今次对湖北殡仪馆的特别调查中，尤虎和新洲殡仪馆都向调查员证实，绝大多数遗体都不是从医院中接运的，而是直接从死者家中接运。
尤虎说，“前几天我做了壹个统计数据，百分之三十八是医院接来的，百分之六十壹是在家里死亡的。”“所以说这个就医的情况很不好”，“妳想想，百分之六十多在家里死的。”
“别相信那些狗官”，尤虎愤怒地说道，“像他们这样搞下去，不敢想像啊！”－－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057.html

2020年2月9日武汉周边惊现超量二氧化硫规模等于上万具尸体焚烧
根据Windy数据，与中国重庆，上海等地区相比，武汉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遥遥领先，高达1342.27 µg/m3，远高于属于危险水平的80 µg/m3。
在另壹张图中，武汉周围的二氧化硫量升至1700 µg/m3。同期重庆的排放量为800 µg/m3。
二氧化硫（SO2）是最常见的硫氧化物。无色气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当二氧化硫溶于雨水，会形成酸雨。石油、碳、天然气与生物类有机物的燃烧都会产生该化合物。
海外推友Interlwave指出，如果这是壹个燃烧煤炭石油的发电厂放出的二氧化硫，那麽在同样人口聚集的上海与重庆，以及中国周边的其他人口密集城市，并没有出现像武汉市那样多的二氧化硫。
“最糟的情况是，武汉的城市郊区在烧尸体，这意味着（武汉肺炎）疫情死亡人数要高于中共的报告”，Interlwave说。－－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1476

2020年2月13日台媒:尸体搬不完传武汉殡仪馆高薪急征搬尸人
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尸体搬不完，武汉殡仪馆急征搬运工，开“4小时4000人民币”高薪。
该报道称，有中国大陆网友13日PO出壹张截图，指出位在武汉的武昌殡仪馆，急征晚班擡尸体人员，希望能招到20名人手，不限男女，年龄需求为16至50岁之间，工作条件是“不怕鬼、大胆、有力气，并开出了优渥条件，4小时就能赚進4000人民币（约新台币17200元）的高薪，还强调是“现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008

2020年2月18日 2秒烧光！40台移动焚烧方舱驰援武汉网民：到底死多少人？
综合陆媒，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迅猛蔓延，为解决染疫身亡者尸体的处理难题，由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牵头，由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气污染控制团队参与研制的“医疗垃圾应急处置方舱”发往武汉驰援疫区，“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被变成“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温度可达850度，焚烧速度可达2秒焚烧，每日既可燃烧5吨医疗垃圾，也可立即处理“动物尸体”。据悉，这些方舱以大型货车运送進武汉，数量多达40台。
据陆媒报道称，此次发往武汉的“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每个方舱为20尺标准集装箱大小，体积约为30立方米，包括固废粉碎方舱、焚烧方舱和烟气净化方舱三部分。
但引人注意的是，白色方舱外头印上“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文字，显示不只处理医疗垃圾，也处理“尸体”。
网友纷纷表示：“哪有什么动物尸体？”、“到底死了多少人，太令人难过了！”、“不够烧，还要调派行动焚化炉…”、“动物不会感染冠状病毒，哪里需要特地安排这样的方舱驰援武汉？”、“如果这是早有预谋中共太可怕了。”
评论还说，武汉尸体太多，宾仪馆来不及收尸，居民直接把尸体扔出去！“所以我分析的武汉每天死于肺炎500人，还是比较保守！看来更大的瘟疫真的要来。”－－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4833

2020年3月31日时代的壹粒沙
2020年1月10号后，火葬场就没开过告别会、追悼会，和尚道士也没给死者诵经超度做法事，送葬的亦不见踪影。
歇息的时候，我们晓得河滨路三元小区有2具尸体要拉，四味公寓那儿也有3具，想等电话，凑满8具尸体再动身，不要开到半途，接了电话，走回头路到江边翠叶社区再拉刚死的壹具。
我的本事塞八具，师傅拾遗补缺塞十具，如有两个小孩，塞11具。
我仓促上阵。这要怪爹，贪体制编制，通了路子，把北大的毕业生塞到这儿。大概下面接应的是施处长，因为父亲说过无人时叫她施姐。上班不久，她就让我学驾驶，做了殡葬车的驾驶员。
女友小金为自己惋惜，说选来拣去碰到壹个烧死人的。
殡葬车没有急救车吃香，急救车经过，路边住宅有人探头挥手，有人敲盆，喊救救我妈。
殡葬车经过，死了壹般，曾听见女声唱《白狐》，声音之怪异，阳光底下似有鬼魂出没。
过了2月25号，我问师傅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妳知道得太多了，单单我们壹个火葬场壹天烧110个，烧了壹个多月，妳说死了多少人？
我本来睡宿舍，小金怕传染跟着十多位合同工辞职，整天待在家里，寂寞孤单，我才应她的要求回家睡。我戴了红袖章，持有地区通行证，骑车回家畅通无阻。
小金面色不佳，常伴几声干咳，怀疑她受了感染，量体温37度，蛮正常。叫她泡热水澡，多吃水，用肥皂水洗鼻孔。小金忧心忡忡，怀疑侍候壹位老年患者，他的鼻涕浓痰使她受了感染。她说，壹天都呆不下去，担心死在病房里，只好辞职走人。
我以前只负责开车，眼看师傅，以及我的同事忙碌，于是放下司机的架子参加他们的搬运工作。社区不准我们乘电梯运尸体，我们走大楼楼梯，每人抓裹尸布的壹只角，哪怕走20层也不停息。死尸沈得像铁像石头。有的临死拉了屎、撒了尿，口罩似乎挡不住阵阵臭气。
小金上气不接下气，是在年初三。当时人满为患，住不進医院，不少冒险送亲人住院的受了感染。小金自感活不长，她说护士群有三位死了，与她住同壹宿舍的小明也死了。她说痰壹般的液体糊住她的肺腔，无法呼吸，妳陪我人生的最后几天。
上班不时打小金微信，献我鲜花，呲牙大笑，晓得身体正常；不理不睬，或发大哭难受的表情符号，晓得情况不妙她正在跟窒息搏斗。
小金走了，无声无息走了。死在床底下，脸部扭曲，牙齿咬得紧紧的，估计临死有壹番挣扎，正如她以前所说，患者死前有溺水的感觉。
她浑身冰冷，身子僵硬，我给她擦了身子，涂了口红梳了头，穿了她喜欢的衣服。担心她黄泉路上受到新冠病毒的侵染，给她戴了口罩。
我没要师傅和两位同事帮忙，独自将小金放在黑色的裹尸袋里，双手托着她下楼，壹共走了13层楼梯。－－时代的壹粒沙

2020年2月4日疫情亲历者手记:别再被“厉害了我的国”迷惑了
倘若没有发生今次疫情，我和我的同学们很难想象，武汉这样壹个中国中部第壹大城市、综合实力全国排名前十、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全国壹流的超大城市，其疫情防治体系竟然如此脆弱，存在那麽多致命短板。武汉尚且如此，那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疫情，势必更是不堪壹击。
武汉肺炎疫情，暴露了国家崛起的薄弱底层，照出了国家崛起亮丽外衣下慵懒无能的官员、繁琐低效的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
但即便有湖北红十字会的衬托，湖北与武汉主政官员的表现与前者相比，也仅是“差”与“更差”的区别而已。
中国地方官员在非常时期暴露出的“官状病毒”——即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最近舆论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壹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壹次次地重蹈覆辙。”－－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20

2020年2月5日抗疫1个月我们已经重复了11个非典时的错误
01>> 2002年吃野味2019年接着吃野味
02>> 2003年开演唱会2020年看联欢会
03>> 2003年不戴口罩2020年依然不戴口罩
04>> 2003年口罩有假的2020年口罩依然有假的
05>> 2003年逃离北京2020年逃离武汉
06>> 2003年歧视广东人2020年歧视湖北人
07>> 2003年挖断国道2020年硬核封路
08>> 2003年打狗队弃猫潮2020年摔猫砸狗，埋猫
09>> 2003年排队买板蓝根2020年抢购双黄连
10>> 2003年传言像蝗虫群铺天盖地袭来2020年造谣壹张嘴，辟谣跑断腿
11>> 2003年小区让外地人三日离京2020年在北京租房住，太难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677

我们依旧愚的可爱，我们仍然蠢的可笑；我们在傻傻中收获了＂爱国者＂，我们在懵懵中取得了＂正能量＂；我们做到了我们想要的，我们做到了我们要放弃的；然后在自我吹嘘、自鸣得意、自我膨胀中打开金光闪烁的＂爱国者＂和＂正能量＂的行囊，抖落壹地的，竟是十七年光荫那残败、破落、腐烂、发臭的时间的壹地白骨，隐约在这时间的骨冢中还能看到这几个破字：＂力害了找的匡＂。

2020年3月4日长沙富能发起肺炎国赔受害家属求偿路遥遥
长沙富能公益机构于上周三（2月26日）发起义务为染疫伤亡家庭依法追责索赔之行动，召集家属举证并委托公益律师、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申请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
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说，中国政府于疫情初期的刻意隐瞒，是疫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逾70个国家大爆发的主因。
杨占青说，因为官员隐瞒，造成防疫缺口、加速疫情的扩散，也因为隐瞒，使得病患必须以自费的方式求诊，而十数万高昂的医药费让不少人却步，而未被收治的结果就是回到社区，加剧社区群聚感染。种种环节下，下至地方、上至中央政府和疾控中心、乃至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渎职、不作为，都摆脱不了防疫疏失的政治责任。
另壹位匿名受访的人权律师则略显乐观，他不否认，难度确实很高。首先，他不期待，大部分的受害者会愿意出头，委托律师求偿，即便有少部分受害者愿意采取行动，也会被各级政府与国保给“维稳”掉，最后撤销委托。
他说，极少数者或许愿意坚持到底，但壹旦提出诉讼后，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法院不是以不属于其受理范围为由，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了，法院最终驳回实质请求的机率也很高。
但种种主客观挑战下，受害人要得到公道，还是可以靠自己站出来，“通过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在内的各类手段去努力，让有关部门接受不如花钱摆平麻烦的方案…也只能寄希望，极少部分的人能达到不同程度的赔偿或补偿”，该人权律师说。－－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长沙富能发起肺炎国赔受害家属求偿路遥遥

2020年3月6日律师呼吁立法，为疫情下受损公众寻求国家赔偿
北京执业政法律师彭剑3月5日发表文章：“政府应就防疫应急不当承担赔偿责任”。
彭剑举出当局在疫情控制中壹个影响面很宽的问题是：“让集中隔离人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彭剑认为，集中隔离是政府行为，“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不仅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须做，为此应该立法，或者补充立法，建立赔偿机制。
影响面更大的问题是，武汉封城后，全国多地出现自行封城、封村、“限行设卡”、“劝返”、“戒严”、“锁死家门”等行动，彭剑认为，“法律条例没有授权村居民委员会在应急时有无限自治、狭隘自保权力”，“以防疫名义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涉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他引用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正因如此，“来我地盘的人不听我劝返，我就集中隔离妳”，是“以防疫为借口的暴力威胁”，而且还要被隔离者自己承担“隔离费”。彭剑认为，“这就是以防疫为幌子的敲诈勒索”。
彭剑还说，封锁城市或社区后，“政府没有依法‘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致使食品等价格暴涨”。
对于上述国赔思路，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应该依法治国，尤其中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到现在武汉人还在挣扎，他们都是无辜的，我觉得国家的确应该立法。我不相信（冠状病毒）是武汉人吃野生动物吃出来的。现在不是老提以人为本嘛，昨天习近平讲话，把为人民利益提得很高。不能光是好话说尽，要把好事做壹做啊。真正做好事的话，立法是很重要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6/2198637.html

2020年3月7日中国律师成立顾问团协助武汉肺炎死者索赔
3月6日，由来自九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发起的“新冠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以下简称“顾问团”）正式成立，该顾问团将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感染者及医护人员家属的索赔行动提供法律支持，以抚慰逝者家属造成的损失和伤痛。顾问团并且发布了四千余字的《关于新冠疫情防控中免费诊疗与救助的研究报告》。
曾参与2008年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受害者索赔工作的北京律师彭剑撰文指出，“国家的真正强大、厉害，应以民为本，以法治为本。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政府应就防疫应急不当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3月5日），经过律师们的在线讨论，陆续有律师加入，遂决定成立“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截至目前，该顾问团共有18位律师成员。－－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8960.html

很支持这样的做法。然而考虑到律师壹职在中共治下举步维艰的处境，以及河南艾滋血案、三鹿奶粉、汶川豆腐渣校舍等前车之鉴，我建议律师团体要在世界平台上获得相关组织的支持和援助。
武汉肺炎的发生及蔓延，完全是因中共的瞒报和拖延所导致，不仅祸害了全国千千万万个生命及家庭，也让世界各国无法抗拒地陷入了大瘟疫之中。对中共责任的追究，损失的追索，乃来自于正义的惩罚，是无奈中的弥补，是情绪中的慰藉；在失去的已永远失去的当下，还有什么比惩处元凶以遏制灾难的再次降临更为重要、更为当务之急的？
联合受害者，联合知情者，联合各国有意向中共申冤追究者，尔后组建壹个世界性的律师大团体，齐心协力讨伐中共在这次武汉肺炎中的种种罪状。
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回中共自以为能控制住的武汉肺炎，不仅把中国韭民害惨了，同时在世界舞台上，由于中共自导自演地暴露了伪善真恶的嘴脸，其影响，让壹些原为利益而纠结的国家，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联合追责追索中共，如此，中共离灭亡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2020年3月21日福克斯新闻：如何让中共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负法律责任
“通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享有主权豁免权，无论其做何行为，政府都不会被送交正规法院或承担责任”，以色列律师Nitsana Darshan-Leitner对福克斯新闻表示。Darshan-Leitner律师长期致力于代表受害者起诉恐怖组织和策划侵犯人权的政府。
“然而，可以提出壹种观点，壹个政府如此鲁莽的无视、疏忽并且掩盖有可能蔓延全球的疫病，是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就像支持恐怖主义那样” ，Darshan-Leitner律师说。 “蓄意掩盖重大致命性医疗危机，其主权国家和负有责任的领导人不在豁免之列。”
星期四，佛罗里达州的伯曼法律集团（The Berman Law Group）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了集体诉讼，指控中共政府未能报告该疫病，随后迅速掩盖，从而制造了“巨大的培养皿”。
“中国和其他被告知道，COVID-19这种病毒是危险的，能够引起大流行，但他们行动迟缓，并且/或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加以掩盖”，诉状称。 “被告的行为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人身伤害、死亡和其他损害。”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国际法和国家安全专家Ivana Stradner表示认同：“遵照《国际卫生条例（IHR），应当防止国内突发公共事件成为国际问题。这个国际卫生法要求成员国将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知世卫组织”， “中国（政府）延迟报告疫情，这违反了国际法。”
加拿大国际人权、难民和移民律师David Matas被任命为参加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会议的加拿大代表团成员，他强调说，此外，中国作为缔约国还要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该《公约》第壹条规定，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他说。 “我认为，不报告（病毒）是壹种违反《公约》的形式。美国也是该条约的缔约国。如果美国发现中国（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其依据《公约》规定应履行的义务，美国可以此向安理会提出申诉。”－－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福克斯新闻如何让中共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负法律责任

2020年3月21日追责北京隐瞒疫情国际专家提六大方案
1.以色列律师：比照恐怖组织控告中共
“为何各国政府或地方政府应有所不同？中国（中共）签署了国际条约，并且负有国际法义务向外界通报该病毒，不能掩盖疫情”，尼特萨娜·达尔尚-莱特纳说，“试图掩盖疫情的中国（中共），应为此受到惩罚。”
2. 佛州法律团体已对中共提起集体诉讼
3. 纽约国际法专家：可引用国际贸易法（如CITES）控告中共
位于纽约的戴蒙·麦卡锡律师事务所（Diamond McCarthy）国际争端专家兼合伙人朱利娅·阿比斯曼（Juliya Arbisman）指出，根据国际法尤其是贸易法的规定，国与国之间或者个人投资者要求某国赔偿的诉讼具有广泛的可能性。
4.中共隐匿疫情国安专家：控告中共违反国际卫生条例或联合国宪章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指出，中共在疫情初期压制8名“吹哨人”（武汉医生）的举动，“使得全球失去了两个月的应对时间”，从而加剧对国际的冲击。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称其为“人类史上最糟糕的掩盖事件之壹”。
5. 加拿大人权律师：中共或涉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6. 中共高级官员涉传假消息侓师：可将之告到国际法院
中共领导层及高级官员近期展开大外宣运动，试图推卸传播中共病毒责任，暗示这个种病毒由美军带進武汉。
对于中共此举，达尔尚-莱特纳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国际义务及国际习惯法的行为”，如果有证据显示中共高级官员掩盖事实，则可以在国际法院（ICJ）提起诉讼。－－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3/21/2204676.html

无论如何，有些过程必须深究。比如，武汉来过三批专家，每壹批来的是什么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壹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壹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人）‌‌“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壹个说法，要壹个结果。－－2020-02-28 来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是的，活下来就好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是的活下来就好

2020年3月25日向中国索赔可行吗？美专家提供法律依据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海洋法和政策学教授詹姆斯•拉斯卡（James Kraska）周二公布了壹份研究性文章，文章指出，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国际法现有的框架对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提出起诉。
文章指出，2002年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疫情导致病毒蔓延至 28个国家，死亡总数为774人。虽然同今天的新冠疫情相对比，萨斯病毒所造成的受害者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使全球各国都意识到隐瞒病情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在2005年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条例特别提到涉及萨斯SARS以及“由新亚型引起的类似疾病”（如引起COVID-19的病毒），世卫组织成员国有义务“在24小时内在世界卫生组织内共享相关信息”。－－http://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3/25/2206012.html

2020年3月26日沪女教授要求卫健委公开新冠病毒10大信息
1. 媒体报导，2020年1月12日，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团队确诊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收治的深圳市第壹个“人传人”新冠肺炎病例，并于当日（1月12日）通知了深圳、广东和国家的各级疾控中心，此消息是否属实？
2. 媒体报导，2020年1月15日，中国（中共）疾控中心就武汉疫情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部壹级响应，此事是否属实？
3. 媒体报导，自2020年1月3日起到2月3日壹个月时间内，中国（中共）疾控中心30次向美国通报武汉疫情信息及防控措施，该消息是否属实？
4. 媒体报导，2020年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询问该信息是否属实？
5. 媒体报导，2020年1月6日，中国（中共）疾控中心就武汉疫情启动了内部二级响应，此事是否属实？
6. 询问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有没有调取武汉市卫健委官网2020年1月5日公布的59例确诊病例，并逐壹亲自调查这些病人的感染来源是不是均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且申请获得第二批专家的调查报告等信息。
7. 媒体报导，国家卫健委第壹批专家在2019年12月31日到达武汉后，在武汉待了4天，该消息属实否？
8. 申请获得下述相关信息：武汉市在2020年1月24日之前上报的新冠肺炎病人人数、病例（请隐去含个人隐私性信息的内容）；后来中断上报的确切日期；
9. 申请获得王广发荣获疫情防控先進个人荣誉称号的依据。
10. 申请获得《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文本，并问询：该规定是否仍属现行有效法规。－－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6/2206790.html

2020年3月28日律师申请公开三批专家组赴武汉所得研判结果官方拒绝
韩甫政是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壹名律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为何存在失控现象？湖北和武汉两会期间，本该依法发布的疫情信息中断？中断期间武汉的疫情信息到底如何？疫情期间，这些疑惑壹直困扰著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甫政。为了解答疑惑，2月18日，他向国家卫健委递交了壹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不明原因肺炎”检测日报等内容。
韩甫政认为，“回复中‘未经核实的或非终局性结论的信息均不予公开’说法不成立。”
由于对国家卫健委回复持有不同意见，韩甫政准备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此前答复、重新答复，就申请内容公开相关政府信息。－－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28/9291481.html

2020年4月1日中国大外宣犯众怒意大利记者：追讨战争赔偿
武汉肺炎持续延烧，中国政府近日动用"大外宣"与"大内宣"，不仅想撇清疫情爆发的责任，还试图甩锅给他国，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对此，意大利记者玛琳诺（Francesca Marino）撰文表示，应向中国追讨"战争损害赔偿"（War Damages）。－－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01/680658.html

2020年4月7日美参院司委会主席：全球应向中共索赔
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周壹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赞同让中共赔偿的看法。他说，“全世界都应该向中共发出账单”。
格雷厄姆解释说，中共在抗击冠状病毒上的拖延导致病毒蔓延到全球，中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news.creaders.net/us/2020/04/07/2211221.html

2020年4月11日英智库：全球可用十大法律途径要中共赔偿
报告认为，采取行动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全球团结。中共有对其所感到的威胁在世界舞台上進行侵略性回应的记录。因此，众多要求索赔的国家壹起行动会更有利，也可以在壹个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行动。
这些国家可通过以下十个法律途径要求中共赔偿：
1. 将争端报告给世卫组织，阐明中共违反《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义务；
2. 向国际法庭提出索赔请求；
3. 通过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审理；
4. 个人、公司或国家根据《国际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采取解决争端行动；
5.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采取行动；
6. 依据世贸组织规则采取相关行动；
7. 向香港法院提出诉讼，指控中共的行为违反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
8. 在美国联邦法院对中共提出符合《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例外情况的诉讼；
9. 在美国联邦法院对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商业实体提出诉讼；
10. 在英国法院对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商业实体提出诉讼。－－http://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4/11/2212782.html

苏格拉底曾说：＂壹个不让人说出心里话的社会，就不是壹个好社会。＂
我感觉苏格拉底的要求太高了。壹个能让人说出心里话的社会，首先是壹个能让说人话的社会；壹个人话根本就不让存在的社会，比如武汉作家方方的遭遇，比如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的遭遇，不仅不是壹个好社会，完全就是壹个被犯罪集团把持的恶社会，就是壹个被流氓土匪强行霸占的黑社会。
人们在鬼话中思辨，在谎话中寻找，在假话中迷惑：人，怎么能不说人话呢？为什么？
所以当务之急，是首先要创立壹个能说人话的社会，再進步到让人说话的社会，然后再发展到＂让人说出心里话的社会＂。

2020年4月17日武汉肺炎索赔将是庚子赔款4000倍！
谢田：中国百姓如何才能不买单
中共病毒肆虐，各国损失惨重。目前，全球针对中共的追责索赔在壹步步酝酿和发酵之中：
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克莱曼（Larry Klayman）向德克萨斯州北区地方法院提出的集体诉讼，求偿20万亿美元；
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的申诉，就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也索偿20万亿美元；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博卡拉顿市伯曼律师事务所对中国政府发起的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牵头提出《 COVID-19受害者正义法案》，要求白宫针对中共隐瞒中共病毒疫情，噤声李文亮、艾芬等医护人员的做法加以追责，并允许法院冻结中国政府的资产，以赔偿受害者。
英国前副首相带领15名保守党议员要求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并向中国政府追讨3,510亿英镑的赔偿。根据英国外交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报告，中共违反国际卫生健康职责，令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蒙受3.2万亿英镑（6.5万亿美元）的损失；
澳大利亚参议员安蒂克（Alex Antic）建议澳洲政府向中共当局索求赔偿，要求总赔偿金约为5088亿美元，还提出用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租用的澳土地作为担保等等。－－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68158

2020年4月19日大瘟疫如何追究中共罪责？五专家出谋划策
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瘟疫在全球扩散。美国各界都在要求追究中共罪责。究竟美国政府应如何追责中共？美媒《Vox》采访了壹些政策专家，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他们共同出谋划策。－－http://news.creaders.net/us/2020/04/19/2215978.html

全世界可能是第壹卷凭借事件当时的媒体，又巧借强大的互联网作依靠的《武汉肺炎纪要》，今天上传的是最后壹段了。感谢诸位阅者的关注！－－整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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