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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资公司跑路，破产投资户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数千向融资公司借钱的投资户（也有报道称3万人）聚集在安阳火车站，要求政府解决非法融资问题。示威者高唱国歌，并试图冲入火车站、堵截京广铁路干线；火车站全面戒严，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当局调动上千警力到场驱散示威者。据称当时警察持枪要求示威者“十分钟内离开现场”时，有人高喊“向我开枪。”到了下午人群逐渐散去，没有引发暴力冲突。

1月2日安阳官方称将“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损失”，同时将“全力以赴做好稳控工作”。

事实上，早在11月中就已经发生过因非法集资公司超越集团破产，投资民众封堵交通和集资公司的现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数百名民众前往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但都遭到当局的打压和驱散。

相关报道称，事情起因是安阳一些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突然失踪，涉及资金越400亿元；而当地两成家庭牵涉其中，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

其实早在去年7月安阳市思麒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汽车租赁進行变相融资的事情就暴露了出来，当时思麒已无力偿还租车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阳市已有多名借贷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称，安阳当地政府将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贷企业被列入非法集资黑名单，其中超过10家借贷企业遭到刑事立案。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成立于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视作该市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公司仅在安阳就拥有汽车2000多辆，多为奇瑞、QQ、吉利熊猫以及长安奔奔等微型车。”看是一个正常的汽车租赁公司，然而其却喊出“零元租车”的口号。宣称：“租车人只需交纳每年365元的会员费，就可免费使用汽车一年，车辆保险、上牌、保养等费用均由思麒公司负担。”但根据租车协议，租车人必须向思麒公司预交相当于车辆市价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后，方可获得租车资格。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非法集资的手段。

众多融资公司通过诸如此类的虚设项目、房地产公司高息贷款、汽车租赁等方式集资。而且安阳高利贷几乎处于公开的状态，有房产公司在市区设立六七个接待处公开收钱。

而且几乎是全民参与，据安阳银行系统人士称“基本上是全民集资、全民高利贷，就市区居民而言，参与程度达到3-5成是没有问题的。市郊农民参与能达到8成以上。”（《时代周报》）

而由于资金链断裂，到了11月已经有多名借贷老板“跑路”。40多家借贷公司由于涉及非法集资被列入黑名单，10多家借贷公司被刑事立案调查。这40家企业中“房地产企业有12家，煤炭企业仅1家，其余均为投资性质的企业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阳市政府发出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中，就将担保公司、典当行、房地产公司、投资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等作为重点监管对象。’（《时代周报》）

这一情况如同2009年的伯纳德•麦道夫案的重演。当时其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其受害者包括汇丰银行等大公司。而麦道夫公司操作其“庞氏骗局”已经数十年，但由于当时经济危机导致其资金链断裂，骗局最终暴露。

事实上，在2003年时安阳市也曾爆发过一起华通公司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2.8亿余元。其执行董事2005年最终被判死刑，但仍给集资户造成将近6千万的损失。当时部分集资户曾于2003年9月堵截京广铁路，迫使铁路停运17分钟，4辆火车停运。

在2008年末，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以挽救经济，然而却导致了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的疯狂夸张。而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当局为了防止银行危机、抑制通货膨胀开始严格限制新增贷款，由此导致众多项目资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钱庄在内的影子银行系统急剧膨胀。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这些地下银行和所谓的融资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由此出现了众多无法还贷的情况。温州资本家潜逃和现在安阳融资公司跑路都印证了这一情况。

而这只是中国地下融资借贷的冰山一角，随着国内国际经济情况的日益恶化，这些地下融资平台或者影子银行系统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并影响到银行业本身。事实上，大量影子银行的资金也是通过第三方融资（如国有公司）而来自合法的银行系统。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形势的逐步发展，中国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将愈发尖锐，新的斗争浪潮将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农民和底层民众，射秽主义者需要为新到来斗争最好准备。

农村与青年：采访大学生“村官”——青春没有在基层绽放

青年人包括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危机而更加严峻。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资每月一般也就两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额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无几。

从2006开始，全国陆续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村官”工资从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两三千元不等。虽然相比从事IT、翻译等工作工资较低，但是大多数地方“村官”（免费）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资不需要用于房租，食品等生活开销。另一方面比起城里的白领天天“自愿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对轻松很多。更重要的是当上“村官”后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体制内，比如重庆市“村官”两三年后就可以“自动”转成公务员，而其他省虽然不会自动转成公务员，但也有针对“村官”定向的公务员考试（例如今年中央机关招录了大学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竞选当地的村（社区）支书、主任。与此同时现在很多公务员考试要求参考者要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而“村官”工作两年后就满足了这一条件。

相比几千人选一的公务员考试，考“村官”还是容易很多的。因此当“村官”就被很多大学生视为進入仕途的捷径。对于那些来自官商家庭的大学生（比如采访中谈到的有车有房的“村官”）来说，看中的显然不是“村官”的工资而是想通过“村官”工作進入体制内。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会对其今后的升迁产生影响。对于本身来自官僚家庭的“村官”来说，通过父母在政府中的关系，今后的升迁机会就会很多，而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村官”通过家庭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等等也会得到很多机会升迁，而他未来在政府中的位置也会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来频频爆出的“最年轻市长”、“最年轻局长”等等。

另一方面，当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为了向中共官僚体系注入新鲜血液，增加政权的基层统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访中提到的镇政府里大多数原来的公务员都是四五十岁的，其中很多都不会用电脑。

而对于在政府里工作的大学生，官僚制度也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学生时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荡然无存。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靠国家预算生活，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质，必然会在他们和官僚体制和有产阶级之间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就算平时私下言辞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领导的“打字机”、“传话筒”。他们不得不与工人、农民、穷人等处于经常的对抗中，“他们被迫反对工人，捍卫资本家的利益。这些职能最后使他们的观念和观点适应于自己，这是不言自明的。”“他应当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说话的声音中找到与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的爱好和习惯相一致的调子。”“他们被迫出卖的可不是纯粹的劳动力，不是自己紧张的体力劳动，而是自己的整个人”。（引自《知识分子与射秽主义》，托洛茨基）

最终经过一段时间在政府里工作的经历，原来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官僚化了，成为了“合格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国劳工论坛对重庆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访，在采访中这名“村官”谈到了“村官”被截留，党政不分，中共基层党组织涣散，三公消费等问题。

能解释一下大学生“村官”究竟是什么吗？

在重庆就是指选派到建制村担任村支书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是党员就当村支书助理，非党员担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庆的政策选派生服务两年后（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务3年），经过考核后就可以被录用为公务员。据我所知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你当“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么样？

我每月有工资加补贴大概1800元。人身伤害和医疗保险每年200元（这个是商业保险不属于社保，没有五险一金）。我有个朋友原来在四川当“村官”工资就1200元，不过听说今年四川的“村官”涨工资了。我们镇上新来的几个事业单位（编者注：这里指一些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它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一些国家机构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学生，他们的工资只有六七百块。因此相比事业单位的大学生，我们的工资还可以。

除了工资以外，我们有免费宿舍，一人一间卧室。平时在食堂吃饭也不花钱，水电费也不用交。不过据我所知每个镇的待遇都不一样，很多经济发达的乡镇“村官”年终能发很多钱，有的乡镇（街道）还有几百元的伙食补贴，有的离县城很近的镇每天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

能谈一谈你为什么会当上“村官”？

其实主要是家里的压力。当时并不想报考，觉得“村官”和自己所学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自己一点也不想做行政类的工作，但父母觉得这个工作稳定，公务员的待遇不错，不像公司里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试前一天看了一下书，最后还是考过了。当时也找其他工作，不过到了邻近毕业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由于家里的压力和害怕失业最后就去县组织部报到了。

你们学校考“村官”的多吗？

我们学校考的人很少。因为我们学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党员或者班干部可以考选调生，不过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专业近60个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个人考了选调生。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相关信息。我也问过我们专业很多人想不想考这个，但他们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行政部门工作，更愿意从事技术类工作。

你们镇上“村官”的学历怎么样？

我们镇上本科和大专的都有，本科生中还有三个来自211、985工程的学校。我这一届全县还有几个研究生。据说今年这个县还来了一个博士当“村官”的。

其实镇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数在重庆市工作）了一年以后才来考“村官”的。他们觉得“村官”的工资待遇都还可以，虽然工资没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饭的钱也省了，因此实际上能够让自己支配的钱并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镇上的消费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时自己想花钱都没有地方花，能够存上钱。另一方面觉得在外面打工没有什么前途，作为普通打工者没有多少晋升的机会，而且工作也不稳定。而“村官”至少两年后是公务员，之后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往上升，就算永远只是办事员（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也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工作。

你们镇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现在一共来了4届，前两届的“村官”已经转成公务员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个人。

你们镇上“村官”的家庭情况？

据我了解其中有一个有亲属在县里当公务员的，有一个父亲是本镇一个村主任，有两个家里应该很有钱因为他们在县里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几个月都买了小车，还有个来自农村的家里很穷还欠很多钱。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镇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还有一个是外省的。本县的人中有四个家里就是本镇的人，有两个平时都住在镇上自己（父母）家里。

据你了解“村官”中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多吗，对他们当“村官”和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应该占了相当一部分。其实如果你家里有人是公务员，你得到信息就比别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试很多其他大学生连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来的发展等等。而据我了解到有的公务员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考试）了。而且家里有人是公务员，自然也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找人说情，而且考上后也可以（被）分到好的乡镇（街道）工作。

据我所知分到街道办事处和邻近县城的乡镇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县里甚至市里有背景的，而离县城远的乡镇（政府里）家里有人当官的“村官”相对就会少很多。因为“村官”到哪个镇都是直接由（县）组织部决定的，如果家里有人在县里当官，或者认识组织部的人，当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试，比如事业单位招人也都这样。我们县今年就有一个文件说要在“村官”和选调生中招聘几名乡镇领导，我们镇上一些老的公务员说我们去了就是去当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过一个遴选已经转成公务员的前“村官”到县里部门工作的考试，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档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档案处理的工作经验，“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调到档案局工作过。

你们“村官”都做些什么工作？

我们镇上“村官”会被分到不同的办公室，比如信访办（又叫维稳办）、计生办、党政办等等，他们主要负责做具体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务下来，比如人口普查，农房颁证（编者注：给农民的房子颁发房产证，之前农民没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产证），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时间同时花在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办公室的事情暂时不做了，专门搞这些所谓的中心任务。

能谈一谈“村官”被截留的情况吗？

我们镇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镇也一样。“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镇乡（街道）。实际上全国的情况应该都差不多，我有个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里“村官”同样被截留在镇上。

镇里除了前“村官”、选调生外，其他公务员年纪都比较大。其中三十多岁都很少，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

他们对电脑不熟悉，而现在办公基本都要有电子档。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后，原来的公务员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体的事情都让“村官”做了。镇里领导说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没法运行了。

今年的几项大的任务基本都是“村官”具体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颁证等等。他们说没有这么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村官”才会有这么多任务。其实以前政府处理这些任务的时候人手不够的时候会把任务包给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学校的老师等等，现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钱把任务包出去了。不过也听说有的镇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较拖，最后任务完成不了，那个镇也只好把任务包出去。

今年下过一个文件要求乡镇（街道）和县级部门严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学生将不能转正。镇里的领导最开始还想让我们去村上住几天再回来，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听说有个乡镇让“村官”下村住了一个月再回到镇上去的。今年查的严的时候，一些村干部、“村官”还受到过相关短信，上面还有投诉电话。甚至个别村干部还让“村官”打投诉电话（他们希望“村官”能下去帮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实县里、甚至市里都知道这一情况。有一些“村官”就被长期借调到县委县府工作。另外我听说重庆组织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次在党校对一些“村官”讲课的时候就说他知道“村官”平时都住在镇上，说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会故意为难大家。

你们“村官”是想呆在镇上还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镇上，因为镇上吃饭方便，住宿条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网也方便，镇上“村官”平时可以一起玩不会很孤独，住在政府宿舍里也相对安全。

不过我们镇上也有一两个“村官”说住到村上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们主要觉得呆在镇上“村官”做很多镇上的工作而对自己村上的情况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认识他们，怕对自己今后的考核不利。不过“村官”的最后的考核也需要镇里面领导的评价，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领导，对“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说什么。

“村官”会做些什么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镇里工作交接，比如把村里交上来的一些报表输入电脑，有些大的任务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时候也给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经常下村的“村官”会参加村上的会议，也会有群众向“村官”反应困难的。其中一个村的主任就说（比起村支两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给“村官”说。不过就算下村也会当天回到镇上而不会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会在镇里要求“村官”下村的时候（比如参与如换届选举）或者在发生一些特殊情况如村里远程教育的电脑坏了的时候才会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务比如农房颁证、土地复垦等等镇上也会要求让“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会做本村的任务，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继续留在镇上做镇里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为主力下村。不过每个镇的情况不一样，有的镇比如在做农房颁证的时候会把所有“村官”派到村里去完成房屋草图的绘制。

这些任务比如农房颁证、土地复垦能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吗？

农房确权颁证就是给农民的宅基地（编者注：分给农民的那一块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上的房子颁发房产证，因为之前农民只有一个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

土地颁证就是给农民的耕地发一个土地使用权证。开会的时候领导说有了房产证、土地证后，农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给银行了。

土地复垦就是把农民不用的宅基地复垦成耕地，这样就能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另外在我来的这一年镇里还進行了农村养老保险，家电下乡等工作。

你们镇上“村官”都有什么业余活动吗？

很多人去附近的学校打球。去年有段时间很多“村官”躲在一个办公室里打（纸）牌，后来被书记发现了，就没人打（纸）牌了。不过其实很多领导自己晚上还打麻将，而且一般会赌钱。镇上就是这样，没什么玩的地方。

“村官”里党员多吗，平时没有什么党支部会议什么的吗？

我们这一届党员很少，不过前几个月有个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所有没入党的“村官”都主动参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很久了。

镇政府里有个镇机关支部，在我来以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开过会。而且有些“村官”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从学校转到这个支部，而是转到所在村的支部，因为村上的支部交的党费要比在机关支部少很多（不过其实就算在机关支部党费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几十元）。

农村里面党员多吗？

一个村就几十个党员，而且大多数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一个村青年党员也就几个到十几个（而且其中还包括了村委会的成员）。

我觉得除了村委会的人，其他的农村青年入党都不积极。因为我碰到过有几个村有的“村官”和村干部还帮村里的预备党员写入党志愿书，其实应该他们自己写。

去年村上党支部换届选举的时候，村上给那些来参会的党员（每人）发了100块钱，村干部说要不是听说要发钱很多人都不会来。

镇政府是谁做决定的？

党委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包括书记、镇长、人大主席、（全部）五六个副镇长、纪委书记、组织委员、政协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书记统筹党政事务，其他党委成员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资、政法、民政等等。书记、镇长、人大主席是（乡镇一级）主要领导，被称为“三个代表”（编者注：江泽民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委成员会经常开党委会。讨论事情。但我不知道具体他们是怎么开的。平时“三个代表”遇到事情会進行讨论。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书记说了算，镇长有一次开会就说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副职，配合书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上面下来的所有文件（不管是县委、县府还是县里各个部门的）都要书记先看过了，然后书记再决定传给那些人（根据文件的内容，一般会先传给镇长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里面有一些任务）三个代表和相关分管领导会進行讨论。

因此党委和政府其实根本不分的，书记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党委政府一家人”。

你们那里上访的多吗？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来镇信访办来上访的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

这一年多来也遇到过失地农民和退伍军人等到县里和重庆市上访的。到这种时候镇上的领导就会特别紧张，派任何能派的公务员和村社干部到县里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变成次要的了，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有时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庆市上访了，县里也还会派人去“接人” 。

平时一个镇党委成员会“分管”几个被稳控人员，而每个被稳控人员被几个镇干部、村社干部，派出所警察（稳控责任人）同时稳控。书记说稳控不仅是信访办的事情， 每个干部都同时身兼稳控工作。

一到大的节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县里甚至市里上访的就会比平时多很多，甚至会有人到北京去上访。而如果县里得到了有人“串联”到重庆市或者進京上访的消息（情报），镇上就会让稳控责任人联系被稳控的人员，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村上。也会派镇上的公务员，村社干部到各个车站去盯有没有（疑似）上访的人乘车，如果经过劝阻（疑似）上访人员还是乘车离开了，也必须向上报告，因为如果上访人员到了重庆市（或者北京）上访了而镇上都不知道的话，镇领导和相关的稳控责任人就会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次因为听说有人進京上访，镇政府全体人员还在周末加了两天班，专门处理这件事情。

能谈一谈你当“村官”一年多来的感受吗？

刚到镇上的时候感觉条件太差了，环境很艰苦。当时是重庆的夏天，平均温度40多（摄氏）度，寝室里也没有空调，只有到办公室去睡。

感觉在政府里很压抑，年轻人在政府里面就是被“欺负的”。在政府里不管对错都要听领导的安排，没有什么话语权，还怕不小心得罪领导。

比如土地颁证，去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上面说到元旦节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证办好，交到农民手里。结果镇里领导就让“村官”加班加点（晚上要加到九十点钟，有两周周末也不休息）来赶進度，后来还从外面请了几个人。结果最后还是没完成，而且到现在都还没完成。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务了，或者领导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就要下面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义。

现在发现政府里很多工作都是虚假的。比如这次人口普查，说是要每家每户上门调查，结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抄派出所给的公安户口数据，而公安数据上面没有的情况就瞎编（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么地方，职业是什么，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去上门调查，我们光抄数据就抄了几周。后来人口普查数据报上去，县里又说外来人口少了（没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间）、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没有达标要改。其实重庆很多区县本来就是劳动力输出很多的地区，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县上的要求达到的指标反而不符合现实。当时很多“村官”就说“这样调查出来的数据好假呀”。

我镇上一个主任也说他当办事员的时候，最开始往上面报的数据都是真的去调查了的，结果每次都不达标。然后就认识到问题出在那里了，后来报上的数据就靠编，结果每次都能通过。

政府里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个党员信息管理系统，上面要求各个村（社区）里每个党员每个月都要登录一次。一方面村里没有几家人有电脑，另一方面多数党员都是老人，根本不会用。只好让我们“村官”每个月照着一张表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帮”每个党员登录一次。

另外一被领导叫到外面（饭店）吃饭就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一到外面吃饭就要喝酒，领导给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时候只能装作醉了躲到房间外面找地方坐着。下村的时候，村干部每次吃饭都会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们就不会太劝酒了。

经常被叫出去吃吗？能介绍一下包括这种公开吃喝在内的三公消费的情况吗？

我一般很少会被叫出去。这主要看“村官”在那个办公室、做什么。有的“村官”可能一两周就会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几个特别能喝酒的“村官”有时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饭的原因很多，很多时候是为了招待县里下来的人，有时候是庆祝某件事情，有时候是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时候是事情做完了庆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镇里（一两周）开一次比较大的会后，中午镇里机关干部、村干部和其他参会人员也会一起吃饭。有一次县委书记来了而且住了一晚上，虽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甚至连第二天早餐都非常丰盛。

这些费用都是用的镇里的财政。镇长，书记，人大主席以及其他党委成员都有签字权，在一些定点的酒店吃完饭，签字就行了。我碰到过一次一个爱喝酒的副镇长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饭在村上吃饭的时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说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们每次下村中午也会吃得很好。有时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时候在社长或者其他村民家里吃。就算在社长家里吃也会上很多菜，有时候一张桌子都堆不下。村干部一般都很会喝酒，白酒啤酒都会喝很多。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会）的钱。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说镇里钱和村上的钱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饭，一桌就几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钱，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镇里面只有一辆（镇安监办的）安监车和一辆轿车。几辆私家车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镇政府的人带到县里，星期一再带回来，这些私家车（的车主）会有燃油补贴。

据说前年单位集体出去旅游过一次，不过后来由于财政状况不好，就没有类似活动了。不过今年领导出去广东招商引资过。还和去广东经商的老板开了同乡会。

此外去年国庆发过钱，去年年底还多发了一千多元，据说是从计生罚款里面来的。今年发过一张价值几百元的购物劵，一盒包装豪华的月饼。不过很多人都抱怨说比原来发的少，和其他乡镇比也发的少。

镇里领导有钱吗？

很多领导在重庆都买了房子，有个领导的老婆还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

你感觉在这一年来你周围的“村官”思想和行为上都有什么变化？

感觉这一年多来，很多“村官”都变了很多。

很多“村官”刚来的都不是很适应，有的觉得生活条件差；有的因为刚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在办公室里干坐着很烦；有的不知道怎么和领导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会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刚来的时候也不喜欢说话，但现在就很会说话了。

有一个“村官”今年开始下班后就基本呆在办公室里打网络游戏，也不和别人交往，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

也有两三个“村官”挺反感当前的政策的。 比较反感当前的教育制度，觉得是愚民教育；觉得房价太高；物价太贵。希望有一次大的变革，改变当前的制度。说“官方夸耀中国用4%的土地养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满足人民能吃饱饭。这样的水平也能拿出来说。”

有个“村官”说：“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父母那一代不一样。父母年轻的时候还吃不饱饭，所以觉得吃饱饭就很满足了……我们这些经历过高考的人，不会像上一代那样看待高考。现在那些高考没考好，甚至没读大学的人赚得钱比我们还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懒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时候没事就上上网，聊聊QQ。他们说：“在领导心目中没什么地位，干的再多也没有用……每一次领导都说任务完成后，会考虑给大家钱，结果都没给……上次搞土地复垦说最后要给每个搞了土地复垦的人分几百元，结果到现在都没看到钱。”

另外镇上已经转成公务员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气足了”很多，有时候一些不是分管他们的领导都叫不动他们的。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现在很迷茫。还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觉得到外面去从事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什么基础，专业也不好，（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公司更愿意招应届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当“村官”了。现在至少还可以独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来的有些想转正后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区县，有的想转正后考到县里去。

“村官”最后是怎么考核的呢，“村官”转正后的去向？

“村官”几乎都能通过考核成为公务员，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绩。根据以前的经验，有一部分考核成绩比较好的会留在本乡镇（街道办）当公务员。而比较差的就会调到更偏远的乡镇。

如果想到县里工作，就得参加考试了。去年就有一个考到县里面了。当然如果你有关系，即使分到更远的乡镇，也可以被借调到县里某个部门工作。

其他省市据说有的可以续约，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务员考试，有的地方“村官”当选上了村支书、村主任等等。

中国：新年伊始，全国各地罢工连连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川化集团工人罢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资和脱离母公司。该厂工人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每月还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资。工人称控股母公司泸天化工将川化有竞争力的资产转移和出售导致川化连年亏损。董事长陈晓军称母公司不会向川化加大投资，并有可能裁员，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满。由于春节邻近，工人担心厂方无法支付工人工资，数千工人集体罢工。工人游行到公司宾馆，堵住川化控股总经理杨诚及党委书记刘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应。工人拉出横幅，上面写着“要工作 要吃饭 要为社会作贡献”。工人当晚游行到成绵高速（成都到绵阳）進行堵路，当局派出数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费站進行堵截，双方对峙数小时，并发生了零星冲突，多人受伤。当晚国资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场進行处理。最后厂方答应每月加薪400元，发年终奖3000元。川化工人的罢工取得阶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罢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区攀钢集团成都钢钒公司上万名工人于1月4日上午发动罢工，要求涨工资。当天大约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厂游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样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挡。当局派官员和工厂工会主席到现场和工人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双方对峙数小时后，警察强行驱散人群，并使用喷雾。据称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伤，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驱散后，退回到工厂。工人自发筹集斗争经费，并购买食品和帐篷，准备占领工厂，继续罢工。

攀钢集团是西部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现为鞍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罢工的工厂现有职工一万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资才1200左右，工龄长达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资已经冻结数年未涨。管理层与工人收入差别巨大，按照工人说法是，“喝茶不干一月上万，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筹集上万元用来购买食品和帐篷，并堵住所有工厂大门，前往工厂的道路同样被封锁。厂内的铁路被工人拦堵，导致生产瘫痪，几座高炉被关停。工人冒雨在工厂内游行，并在工厂大门拉其横幅：“强烈要求放人”。据称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经调到工厂所在的青白江区。而且攀成钢公司还发布了《攀成钢“1.4聚集事件”答复意见》要求工人复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继续占领工厂。中午厂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谈判。据传厂方同意给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点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动3000名防暴警察开始進行清场，并发射催泪弹，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伤，至少数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罢工事件不断。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厂拖欠工人工资三个月，而工人多次讨薪无果后，1月2日上午数百愤怒工人在船厂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长达数小时。地方政府出动武警驱散工人发生冲突。

而之后1月3日，广东台山市白沙镇主要生产保健按摩器的港资添美电器制品厂拖欠工人三个月的工资，导致全厂约500工人趁工厂年前赶订单时候罢工，并阻拦集装箱卡车出货。

1月4日，江苏无锡小天鹅公司厂方无故降低工人工资和不发年终奖，因此引发约100到1000名工人罢工抗议。下午厂长和工人代表谈判，但尚未达成协议。

1月4日下午，广西梧州港资企业中扩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厂因为工人节假日加班没有加班费而全厂工人罢工。据称大批警察到场阻止工人上街。经过劳动局协调，罢工六小时后结束。

2012年1月5日大连大雪啤酒厂上千工人由于不满工资过低和加班时间长但加班费低等原因发起罢工，工厂3个大门均被工人堵住，阻止运送啤酒的车辆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厂被国际啤酒业巨头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购，工人无法和管理层一样享受相应福利和待遇标准，引发工人不满。

随着经济危机深化，加上邻近年关，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资而维持生活，但现实却是收入减少乃至数月欠薪，而且未来的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无论是所谓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残酷盘剥底层工人转嫁负担，以满足资本家和管理层的利益。面对这种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们将不得不起而反抗，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中国劳工论坛呼吁声援罢工工人，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镇压。同时呼吁各厂工人進行地区性联合抗争，共同争取权利，建立独立民主工会。在经济危机下，亟需工人自我团结和建立自我组织。

中国：经济趋冷、工人日苦、年关将近、工潮不断

根据网络消息，1月16日广西南宁日资丰达(Foster)电机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厂方以效益不好为由，今年只给管理层发年终奖，而一线工人不发年终奖。同时，对厂方安排的春节假期安排也颇有怨言，放假从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众多住在外省和偏远县村的工人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年节将在回家的路途上度过，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层申诉无用的情况下，工人们在1月16日全天发动罢工。当地政府派遣约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厂区监管，封闭大门，严防工人上街游行。目前罢工仍在持续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于深圳市三洋（SANYO）机电（蛇口）有限公司位于宝安区沙井镇沙井分厂约四千员工发动罢工，抗议松下（Matsushita）集团秘密并购三洋机电，却不通知员工，也拒绝给予任何补偿。

为此，星期六上午10点半后工人们发动罢工要求与厂方谈判补偿；并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镇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瘫痪数小时。当地政府出动武警和宝安区地方民兵（预备役军人）到场维持，并与工人发生冲突。据悉多名工人被打伤，4人遭到警方暂时拘留。（据厂方事后表示，被捕的员工和已经在周日释放）下午二时半后，厂方管理层允诺与工人進行谈判，罢工才告结束。据工人反映，工人从未得知松下集团与三洋并购的消息，是在最近厂方要换工人工卡和厂区标志才得知购并事宜。比照工业周边其他企业，在企业并购时，员工都根据工龄得到补偿，而他们没有任何补偿，所以深感不满。

2010年松下集团完成对三洋电机公司的并购成为日本最大的电器商，但三洋集团下属部分产品继续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团在中国有约70家工厂，三洋有约30家工厂。三洋机电（蛇口）公司成立于1983年，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根据不完全统计，本次罢工已经是深圳2012新年以来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罢工。此次罢工的新闻在人民网和腾讯网等国内官方网站也得以报道。

1月10日，深圳罗湖区上千环卫工人发动罢工要求捍卫就业权，反对短期雇佣合同。当地政府出动300多警察到现场维持，并在与工人冲突中扣押数名工人。工人所属公司为罗湖环卫公司，但2011年12月，罗湖环卫服务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清洁卫生协会原会长何建强和其他等人共同贪污50多万元人民币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将就地方环卫工程重新发包竞标，所以罗湖环卫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后，只获得了3个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们担心由于管理层贪污入狱，公司很可能解散，无人管理，所以发动罢工要捍卫就业权。

1月11日，位于东莞横沥镇的港资上市公司创英玩具集团的工厂倒闭，老板欠薪潜逃。该厂上千员工被迫举著横幅集体游行前往当地镇政府申诉。工人们打出的横幅有“无良老板 还我血汗钱，求求政府”和“年关已到 我要回家”等。当地政府软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同时允诺先垫付工人被欠的2到3个月的工资。创英集团1986年成立，后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产金属汽车模型玩具为主，极盛时期有员工超过万人，目前员工约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于江西景德镇的昌河汽车集团发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续3天的大罢工。工人抗议并购昌河汽车的长安公司将汽车整车生产资质转给其他资本家，而这将导致昌河汽车的工厂停工与工人失业。因此，工人发动罢工并与昌河汽车的管理层发生冲突。随后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现场护卫公司管理层离开，并与工人发生冲突，数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过地方政府官员也到场安抚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无法得到满意答复，他们将在春节前前往北京上访，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刚進入2012年， 全国连续爆发多起大规模群体事件，风起云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工人处境日渐艰苦。中国2011年的群体事件已超30万起，而在危机条件下工人的抗争变得更有组织与坚定。这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亟需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底层民众权益 的群众性工人力量。

中国：广西发生可能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污染排放事件

灾难再次降临。数百万城市居民的供水面临另一场发生在广东省龙江污染事件的威胁。1月15日当时数家工厂向江中排放镉和其他工业废水时，灾难发生了。镉是一种致癌物质，能严重危害肾、骨骼和呼吸系统。由于官僚主义的拙劣和可能试图隐瞒真相，尽管尝试進行清污，100公里长的有毒污染带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救灾工人向水中倾倒化学药剂以清理有害金属，然而根据环保部派到该地区的专家组组长许振成说，这只成功中和了大概7吨的镉。在灾难被报道超过两周后，河中仍然还有13吨的重金属未被稀释。（在写此文之时）镉在受影响地区的含量超过官方标准的25倍。

污染带正流向柳州市，350万人的家。尽管政府保证自来水现在是安全的，该市还是出现了购买纯净水的恐慌潮，超市报道饮用水的销量达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为了减少当地人包括渔民的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政府关闭了一些沿河的污染工厂并逮捕了7名公司经理。但这对解决这场危机远远不够。

一些专家说这可能是中国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河流污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环境专家马军，称这次污染事件是严重的，因为镉无法自然溶解导致污染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愤怒在当地居民中日益增长，他们怀疑政府对水供应是安全的保证。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污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责不严格進行环境检查和忽视安全。关于为什么广西当局还没有确定污染的确切来源这样的问题被提出。

“让这样大规模的排污发生是地方当局的重大失败了，且不提令人尴尬的是两周后他们都没有能够确定污染源。”一位来自长沙的金属污染专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断加剧的环境灾难

龙江灾难是对许多在中国的公司不计后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预警。资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谋，利润最大化而无视环境法律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据估计中国13亿人中有9亿8000万人的日常饮用水被部分污染。超过6亿人的饮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污染，2000万人饮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国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症发病率与水污染有关联。

根据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报告，被政府检测的每10条河中超过4条被严重污染以至于不适合人类接触。而且官方数据的准确性被广泛地怀疑。2010年2月中国环境保护总局（现在升成环保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水污染水平是政府承认的水平的两倍。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废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数据里（农田化肥是比工业废水更大的水污染源）。

普通人的担心日益加剧，他们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工业政策忽视环境或社会影响。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75%的中国人称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是一个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比认为美国（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胁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发生了一些针对污染工厂或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例如8月在大连发生的14000人游行和12月在海门发生的持续3天的两万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于担心关于环境问题的抗议及其有可能转变称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诉求，以至于当局不再公布与环境污染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数据。然而中国媒体报告去年这样的抗议增长了30%，而总共的抗议数量显然达到数千。

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呼吁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贫农委员会对工业、土地和自然资源实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这需要结束一党专制，政党和政治团体活动拥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独立工会以争取对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控制，并确保投资方式是安全和环境可持续生产的。只有一场射秽主义群众运动重建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体系，在民主生产计划之下替代成清洁能源才能终结今天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

湖北：葛洲坝万余退休工人抗议侧记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国有上市企业中国葛洲坝集团（以下简称为“葛洲坝集团”）的近二万退休工人持续五天抗议，要求增加退休工资、保障医疗保险、降低水电煤公共事业价格和解决职工家庭子女就业等。2月25日，参与抗议活动的退休工人达成部分诉求，抗议活动基本结束。

中国葛洲坝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1970年因建设长江重要水利枢纽设施葛洲坝而组建“长江葛洲坝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挥部）。1990年代初，原计划经济体系的“管理局”改组为公司企业，参与多项中国国内和海外工程项目。1997年，该公司部分优良资产分离，组建股份公司“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坝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更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坝集团营业收入约200亿元，利润9.17亿元。参与包括三峡大坝等100余座大型水电站和核电、机场、路桥、堤防等工程2000多项建设项目。并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6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建设项目。2009年葛洲坝集团被列入全球国际承包商百强企业。葛洲坝集团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区就是因葛洲坝建设和该集团得名，该区居民现约15万人，其中大多数为葛洲坝集团员工或者员工家属。目前，葛洲坝集团公司现有职工37000余人，离退休职工35000余人。

五天来参与抗议活动的主要是该企业2006年前离退休的职工。在2007年企业整体上市前，为减轻负担和营造健康的账目，葛洲坝集团以病退、提前退休、内部退休和转岗等多种手法将众多老员工安排退休，大多数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属于集体合同的工人（非国有企业编制）只有800元左右。这些老员工在早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服从相关建设任务，长期夫妻两地分居，抛家离子在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连续工作十多年甚至数十年。如今往往年老体弱多病、住房紧张、生活困难。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简易平房和筒子楼（1950-197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集体宿舍式修建的3-6层楼房，缺乏卫生和厨房等设施）。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给员工，只用缴纳低廉的租金。而企业改制和住房私有化后，这些住房也必须由住户贷款买下。由于众多老员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无积蓄可以支持还贷，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面对物价上涨和医疗费用昂贵，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资不得不在买药还是买菜间作出选择。

与此同时，改组为上市企业的公司高层却领取高额薪金，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每年基本工资为40万元，加上各种业绩奖励和奖金，每年收入约为60万元-100万元人民币。企业内部存在严重克扣工人加班工资、贪污腐化和任人唯亲现象。2012年1月春节前葛洲坝集团内部员工在网络上爆料，某基层工程建设单位给葛洲坝集团五公司管理层（包括总经理在内的20人）春节拜年红包金额总计达20万元左右。而这仅仅是一个基层工程建设单位，葛洲坝五集团下属类似级别的建设单位有数十个之多。可以想见，公司高管通过这些贿赂一年春节获取的非法额外收入就达数万到数十万元。并且，员工中多传言原公司董事长杨继学为个人政绩和奖金，克扣员工应发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国。

基层员工和退休职工对企业市场化和公司管理层的不满日积月累。此前数年，不少葛洲坝集团老员工和内退人员多次上访与在网络上披露相关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资，但往往毫无音信。而近日转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杨继学在一次湖南省人大会议上宣称葛洲坝集团人均工资标准己经达到了三千多元。这更激发众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员工们的不满。因此，员工们纷纷开始串联并筹划上访和抗议活动。

从2月20日上午起，万余退休员工开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坝集团宜昌总部的葛洲坝城区立交桥转盘处（330转盘），在短时间即造成堵车长达数公里，以此向公司管理层施压。示威的退休工人们打出横幅：“强烈要求杨继学向全工区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动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议地点疏通道路，并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当天抗议活动持续到下午5、6时，仍然有数千人在现场。葛洲坝集团派出副总经理陈邦峰带队的数名干部前往现场疏散堵路工人。据当时现场目击人士说，在双方争执中，数名愤怒的退休工人殴打了副总经理陈邦峰。

2月21日上午8时左右，又有约万余名退休工人开始陆续堵路抗议。数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试图组织人墙阻止抗议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数千退休工人集体行动，迅速冲垮警方的徒手人墙。此时，宜昌当地电视台反复发布通告，声称“集体上街堵路”是非法行为将遭到“法律制裁”，要求抗议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后，警方又在抗议人群和围观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维稳人员。并密切监视前往现场声援的维权人士和报导新闻的网民。一旦发现有人在现场拍照和录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殴打。不过派遣来的便衣人员被抗议的退休工人发现，也会迅速被老人们围住。虽然老人们并不动手，但会纷纷指责打人和抢夺照相机的政府便衣。

葛洲坝集团则派工作人员沿街散发《致退休老同志的一封信》，声称集团公司重视退休人员养老金统筹外补贴问题，确保该项政策2012年内正式实施，并从7月份开始计算执行。同时，葛洲坝集团还威胁目前在集团工作的员工，要劝说家人和长辈不要上访、堵路和抗议；否则现在职工将面临下岗和除名的处罚。多数葛洲坝集团的普通员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员工和父辈们为争取自己权益而上街抗争，即使因此上下班和办事不得不绕路也多没有怨言，还有年轻人在中午和下班时给参与抗议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饭。

2月22日与23日，抗议活动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紧张。当局调动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边待命，并再三警告要采取强制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坝集团召集了60多名离退休职工代表進行谈判，并且通过内部有线电视台播放了相关新闻和葛洲坝集团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丁焰章的讲话。离退休职工代表要求3月发放养老统筹外补贴，但葛洲坝集团方面仍坚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发放的承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集团管理层为了暂时安抚员工决定每位离退休职工（含集体工）先预付1000元退休金统筹外补贴，另外，水、电、气从一月份开始实行同城同价，标准与宜昌市持平，同时还公布了职工医疗保险和独生子女贴补等新政策。

由于未能与集团管理层达成满意的协议，2月24日仍然有数千退休工人坚持上街抗议，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坝集团明确威胁，将不再容忍抗议行为；派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维稳人员现场恫吓抗议的老人，并对积极组织和演讲的人進行录像和录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闹事，将严惩不贷”。当晚，政府组织街道和小区的工作人员与户籍警一起挨家挨户警告不许居民参与街头活动，并且以子女就业和读书相威胁“不要祸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连续持续5天的抗议活动基本结束。很多退休职工已经开始忙于填写领取补贴的申请表和提供所需照片。虽然，三万多退休职工并没有通过此次大规模的团结抗议完全达成自己的诉求，但是毕竟为自己赢得部分应有的权利。正如一对退休的双职工老夫妻说的，幸亏闹了，他们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补贴给我们，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万元一年。不闹不行啊。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旧的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荡然无存；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则仍未建立起来；当前的福利体系仅覆蓋少数体制内人员，而且即使体制内资源也集中在少数官僚身上。据说有数据显示，中国公费医疗保险中80%的费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体身上，普通基层员工则覆蓋极低。而贫富分化、计划生育和两元户籍制度导致社会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广大基层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的保障。据人力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省养老金严重收不抵支，缺口达700亿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极其有限，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覆蓋的农村户口老人不足20%。

同时，当局又积极推动养老金基金市场化，将养老基金投入风险巨大的金融市场，可能重蹈欧美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当局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逃避需要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使众多老人陷入老无所养和病无所医的地步。

射秽主义者坚决反对任何私有化和市场化大规模国有企业的企图，反对市场化养老金制度。支持葛洲坝数万退休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進行的斗争。而要真正实现捍卫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权益，则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自己民主建立的组织——独立工会，并将所有的大型企业和银行实现全民所有，置于工人民主控制之下，组建工农民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普惠型养老金、免费医疗和教育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并最终建立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射秽主义制度。

中国高层政客们坐拥财富十倍于美国的同行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是中国名义上最高权力机关，昨天全国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开始了其一年一度的会议。

《商业周刊》（2012年2月27日）发布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显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财产总和加起来达5658亿元人民币（约合85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三个权力核心——包含国会、整个美国内阁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层官员的财产总和75亿美元的11倍。

周刊报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财产为14.4亿美元。而（美国）国会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员平均财产为3.23亿美元。”

“两会”，人大和它的孪生兄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会议在中国专制当局進行关键的权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开。今年秋天将召开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将确定（现为国家副主席的）习進平为首的新的领导团队正式继任。有迹象显示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随着中国从斯大林官僚运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执政党成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业宗族组成的控股集团。人大代表拥有惊人财富的一个原因是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上层富有的实业资本家和私人企业家。正如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的，“中国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是全国政协委员。”

访问美国的资本家们

宗庆后是全国最大的饮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和中国第二富有的亿万富翁，家庭财富达680亿元，同样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吴亚军，是龙湖地产董事长。根据上海发布的胡润富豪榜显示，她的家庭财产达420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不仅使得大资本家可以接触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样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正如《商业周刊》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车零部件巨头鲁冠球。2月国家副主席习進平对美国進行官方访问的时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国，并参加了一个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和财政部长蒂莫西•F盖特纳出席的会议。”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视频中显示，中国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据估计拥有11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广泛推测他将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十八大）上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些报道称梁稳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个政府高层的职位以显示当局一种亲商的姿态。

“全国人大中频频出现的亿万富翁显示了富豪和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专业的教授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说，“看起来，在建制内各级官员都和企业家勾结在一起，使自己变得富裕，这也导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一贯主张的，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应当携手并進。

海南：莺歌海镇万余民众抗议修建火力发电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乐东县莺歌镇万余民众集会抗议乐东县地方政府与中国国家电力集团（以下简称“国电集团”）修建燃煤火力发电站。3月10日是国电集团海南岛西部电厂（莺歌海电厂）工程正式动工的日子，而当地民众反对修建发电厂的抗争活动已经持续3个月之久。

乐东县莺歌海镇位于海南岛西南部，地处莺歌海角，西、南面环海，面临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望，当地有中国南方最大的海盐场——莺歌海盐场，也是海南地区久负盛名的渔场和海水养殖场。当地风景秀丽，碧海蓝天，拥有全中国最蓝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称为“中国的夏威夷”。莺歌海镇根据国务院《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纲要》定位为“低碳环保、生态旅游的现代化新农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个特色旅游风情小镇”名单中。全镇面积为24平方公里，辖3个自然村，总人口约一万八千人，当地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海盐开采、海水养殖和旅游业。

2007年，国电集团与海南省政府即计划在莺歌海镇当地建设海南岛西部电厂。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国电集团目前莺歌海电厂计划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审定计划，电厂规划装机容量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二期工程2×350MW超临界或1×600MW级超超临界燃煤火力发电机组，计划2012年上半年开工，2013年实现“双投”计划，2014年投产。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事实上已经是落后技术，在二氧化碳排放、脱硫脱硝等环保处理上都有严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国务院能源总局批复的4年时间内，当地政府从未召开过听证会，也未向当地居民咨询任何意见，更未向当地民众披露发电厂可能导致的潜在环境问题。2011年12月开始，电厂建设的前期筹备人员开始勘察和测量，莺歌海镇居民才得知修建电厂一事。此后，乐东县地方政府特意将火力发电厂的修建与“特色旅游风情小镇”建设联系在一起向当地居民推荐。

今年1月份，当地政府方才发布《国电海南西南部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开》，征集公众对火电厂项目的意见和建议。目前莺歌海镇已经有约近万名居民签名反对在该镇建设火电厂项目。但政府方面与国电集团仍然坚持推行该工程，群众中反对政府恣意妄为，保护本地环境与民生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从年初以来，民众准备大量资料和报告向各家海南和广东的诸多媒体反映，并在国内各大网站论坛和海南当地网站宣传相关情况。但政府官员仍然无动于衷，强行推动建设工程上马。由于莺歌镇当地中学生多数在邻镇乐东县黄流镇黄流中学就读。县政府强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学生签署同意修建发电厂的声明，并以不签署，高三学生取消高考权利，高二学生取消会考权利相威胁。同时，当地镇政府所属公职人员和教师等也必须“自觉”签署支持修建发电厂的同意声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众已经先后组织两次村民集会和抗议，要求地方政府和国电集团倾听民意，停止电厂筹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绝对话，一味用强势压制民众意见，声称谁也不许破坏国家既定项目，对参与抗议的民众以拘留相威胁。

3月10日国电集团的莺歌海电厂项目正式动工日，民众则不甘示弱，聚集上万人，以各村组为单位，带着横幅和标语前往镇政府抗议。将镇中心地带围得水泄不通。而当局调动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场進行戒备。根据当地民众的说法，仅在邻近的黄流镇地区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装备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议活动基本在和平状态下结束，但民众表示会在今后发动進一步抗争行动。但是，海南本地没有媒体报导相关事件，而民众发在网络的消息和报告也往往迅即被网管删除。

中国劳工论坛积极声援莺歌镇民众的抗争行动，反对专制当局肆意妄为，与民为敌。我们认为，对于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和工业建设的规划，应该由工人、小区民众和消费民众等相关利益方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实施民主管理与运作，并由所有民众可以随时公开检查；反对一党专制的官僚体系和以利润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允许所有民众实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充分保证各种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行动自由。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管理和运作相关设施，当地小区民众有权随时進行监督，从而确保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发电站、垃圾场、医院等）符合安全和环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可循环的清洁能源替代带来严重环境灾难的旧能源，从而确保可持续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需求。


中国： 世行2030报告、杜建国抗议世行与反对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独立学者”杜建国（注一）在世界银行（注二：WORLD BANK – 简称“世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记者招待会上举行抗议，并在现场散发《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开信，并高喊“华尔街都是骗子，美国是要用私有化毒药毁掉中国经济，国企不能私有化”等口号，随后被世界银行的安保人员驱离会场。这场单人抗议事件引发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络上的热议。

杜建国所说的“世界银行的毒药”，也就是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记者会上高调发布的关于中国2030年经济前景的报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份报告不能称为“世界银行的报告”，而是由世界银行、中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注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简称为世行2030报告）。

根据相关报道，世行2030报告是由国务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数十位中外专家花费1年多时间精心编写而成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重点就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如何与世界实现共赢，以及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议题而精心准备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长佐利克向中国政府提出联合开展研究报告的建议，得到中方领导人支持，这也是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首次以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仅佐利克本人为此报告就三次来华，在报告编撰过程中，更是组织了包括中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和世界银行四位副行长在内的高规格内部指导委员会。报告其实早于2011年9月就编制完成，但因为需要中国政府的各相关部委审核才能发表。报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卫生部等部委的赞扬，但是却遭到国有企业实际控制方的国资委的批评，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发布。

就在杜建国抗议的世行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天（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会见佐利克一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围绕该份报告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实现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经验”高层研讨会。按照财政部官方网站（注四）的说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并讲话，开幕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主持。中央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约150人参加了研讨会。

3月5日，政协委员前国资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报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世行2030报告选择在今年“两会”之前推出，出台时间较有针对性。但对于报告中的观点，他并不赞同。

同时，政协发言人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回答记者关于报告的提问时声称：对这份400多页报告，我用Word的检索功能做了检索，我没有查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份世行2030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和政策制定将具有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发布，而且未在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目前只能从世行网站上下载到英文的全文报告（英文报告全文达446页）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绍（仅4页）与演示稿。

假如全文检索该报告就会发现，并不同于赵启正所说的“没有查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建议”，该报告中共出现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这一单词。其中除讨论拉脱维亚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处，及1处引用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处（报告中的第132、146（3处）、168和204页）皆是竭力赞扬中国19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推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行业充满竞争力度，避免進一步产业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为关键词搜索，整篇报告共出现230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正在進行和已经发生的私有化密切相关。报告更是明确无误地强调国有金融机构（SFIs）私有化是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时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释“如果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所有权，则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完全上市（金融化）来确保国有持股。”

报告中的第110页更明确“建议”，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报告中提出的六大战略方向“调整政府和民营部门的职能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鼓励各领域各部门的“开放型”创新、走向绿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社会保障、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强有力的财政体系、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更是具体强调了民营部门（私有经济）应该加强发展，为其提供“公平的”空间，包括進入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等。

所以，报告是以比较隐晦比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吁進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与该份报告相呼应的是，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将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全面落实国务院2010年5月发布的“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明确民营资本可以進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等传统垄断行业，并制定相关细则。

虽然媒体一直宣传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国進民退”和国有企业垄断暴利的消息，但根据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供的数据，从1998-201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数从60.5%下降到19.2%，贡献的税收从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说经过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10多年的发展，所谓的“国有经济”成分已经从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这甚至与中共当局现行宪法直接冲突。（宪法第六条“国家在射秽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从深度和广度上進一步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神话”已经全面破产。三年多来，在资本主义发源地与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亿万底层劳动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击当局削减支出和“嫁债于民”的企图，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和总罢工1960、1970年代以来仅见。为摆脱危机，诸多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国，甚至跨国联合，采取凯恩斯主义/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来稳定经济，如欧美政府救援本国金融机构和稳定欧元区中的虚弱债务国希腊等。

在这种局面下，无论世行还是中国国内奉行“继续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精英与官僚们无法无耻地宣称继续推行“卖光一切、全面市场”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国亿万工农胼手胝足辛苦积累的劳动成果。而且，对于新“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当局而言，这一私有化進程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官僚获取经济上的实利，更是通过发展私有制经济基础占据统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稳固和资产阶级作为整体阶级力量的发展。

射秽主义者与反对私有化的路径

继2月28日杜建国抗议世行之后；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计划在当地铁路枢纽進行反对铁路私有化的宣传，并准备“坚决反对铁路私有化”和“强烈抗议瓜分人民财产”的两条横幅和若干宣传资料。但当天抗议活动尚未开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数拘捕，经审讯和搜查后，参与者被迫向警方写下书面保证后，才在半夜得以释放。而网络上关于“反对私有化”和“深化市场改革”更是成为了亿万民众热议的话题。

射秽主义者坚定反对私有化，全力捍卫全民所有财产，声援与支持劳动人民与左翼力量反对私有化的努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对民众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镇压，捍卫民众的基本权利。但很遗憾，我们需要强调，无论是杜建国的单人抗议还是11名毛派的集体抗议，都未能足够强调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抗争，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对于反对私有化和捍卫劳动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现实中上不仅是少数经济精英和资本家，而且相当数量的基层普通民众中对于现有的国有企业有诸多不满，其中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小资中产，也包括广大工人和农民。他们对于目前国企的垄断暴利、内部世袭化和等级化，以及垄断企业与普通民众间收入分配差异表现极端不满。

而且，与相当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射秽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在已经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今日中国，仍然残存的所谓“国有企业”绝不同于昔日的“国营企业”（畸形工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更不可能将之错误地视为什么残留的“射秽主义成分”。其在经济基础、内部利益分配和运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企业。部分官僚与资本家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热衷于将之与旧的国营企业乃至射秽主义企业混为一谈。而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垄断国企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民众对现存国有企业的严重不满。

首先，当前的中国一党专制当局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国家资本主义当局，而不再是什么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国家。那麽，在经济属性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实体拥有的企业，就不可能是什么“具有射秽主义成分的企业”，或者“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而只能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国企。现实中，这些企业运作与导向也是强调利润化和市场化，与其他普通私人企业无多大区别。

其次，这些企业并没有尽到“分利于民”的责任，其通过垄断地位和庞大全民资源所获取的利润，最终只是为少数中外资本家、官僚与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相当数量的企业整体或部分已经在国内外的股票市场上市，外部的资本早已参与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从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红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000亿元；而中国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2000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仅275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六分之一。而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企业内部员工剥削和对国内消费者垄断高额收费服务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诸如业务外包化，业绩利润考核、石油资源涨价、银行金融和通讯行业的高额收费。

再次，在企业的内部权益分配上，这些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业”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过垄断和剥削而压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经过19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岗”，5000-7000万原属国营企业的工人失去昔日就业的“铁饭碗”。而现存的国有企业的基层劳动者与高管间收入差距极为悬殊，且缺乏基本的终身就业保障。根据相关统计报道显示，央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5.4万元，而与此同时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为61万元，两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国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资+奖金）超过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收入达6616万元，在一片民意反对的情况下，2010年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后仍然达到987万元。这绝非是个别现象，招商银行的高管马蔚华年收入也同样达近千万元。即使其他从事非金融行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的实体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惊人，如本网站曾经报道过的葛洲坝退休职工抗议事件中，葛洲坝集团董事长的年收入达100万元左右，而与此同时葛洲坝集团普通员工和退休职工的年收入只有2-3万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这些由官僚专制控制的国企，内部充满管理低下、追逐利润、任人唯亲，贪污腐化和官商勾结之风，并因此导致严重后果。例如近几年铁路行业跨越式发展导致的高铁项目面临的事故频发与债台高筑（注五），铁路行业众多贪腐官员受到调查，而耗费民脂民膏修建的铁路未能根本解决底层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满足少数上层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众多的国有垄断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类似封建等级制度的世袭化和门阀化的特征。譬如，从央企的最高层到中层管理职位（编制内人员）大多为官僚权贵的禁脔或者是官商勾结利益交换的结果，尤其是央企的关键高层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党”/“皇亲国戚”垄断，中国国际电力集团的董事长李小琳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CEO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之子，现任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最近成为了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现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子李慧镝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为了追求利润和转嫁责任，国企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大规模血汗工厂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劳动成本和躲避社会责任，众多在基层从事辛苦而危险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国企本身的正式雇员。譬如中国铁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铁路项目建设中，每年雇佣农民工达180万人到200万人。在垄断严重的电力行业中，员工中流传的顺口溜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十个民工爬电杆，一个学生（新毕业非编制内的大学毕业生）当监工，两个主任在喝茶，一个经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典型由官僚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左手垄断专权，右手贪婪逐利。资本为追逐利润迎合专制权力，垄断为确保特权拥抱无制约的资本。

而且，值得注意到的是，在国有企业進一步私有化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并非如同历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动接受，其所处的博弈立场甚至强于今天处于危机之中受制国际金融机构的希腊等国。今天中共当局早已经成为“富国俱乐部”的世界银行中股权第三位持有者（4.42%），并且中共当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为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所以，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绝不能仅作秀式地将矛头对准世界银行，而是同时需要反对官僚对与国有经济的控制垄断。即使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资本主义复辟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并不仅是外国资本一力强行干预的结果，而是中共一党专制官僚当局（其中部分已经转化成为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和中外资本家共谋的结果。

虽然，射秽主义者明确认识到现存的国有企业有诸多弊病和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属性。但是，射秽主义者仍然坚定捍卫国有企业，反对资本家与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图。我们之所以要捍卫现有的国有企业，不是因为它是旧的所谓的“射秽主义残余成分”，而是因为，它是未来通向射秽主义的工具。

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苯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国家与革命》1918），“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射秽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射秽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射秽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论粮食税》1921）

是的，我们明确地反对私有化，但不是为了维护“官有化”；我们坚定地捍卫国有企业，不是为了捍卫少数官僚与权贵的禁脔；我们反对官僚的垄断暴利，不是为了将之奉献于中外资本家手中，我们反对国有企业的世袭臃肿，不是为了支持将之全面血汗工厂化。国有企业不应成为官僚与资本合谋盘剥企业内外劳动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对和阻止资本主义当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图，决不可能依靠少数人的单打独斗就能实现，更不可能通过向专制当局劝進改良方式实现。要真正反对私有化，捍卫全民所有的企业，反对国有企业成为官僚权贵的禁脔，只有依靠企业内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团结起来有组织的抗争才能实现。事实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与吉林通钢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抗争，就是近年来国有企业工人自我组织集体抗争的典型案例。（这两个案例虽然不能说以竞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败了资本家与官僚私有化国企，瓜分全民资产的企图）

而要赢得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支持，只有使国有企业内的工人阶级（包括在编制内的广大中下层工人和外包的农民工）和社会上广大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到国有企业给他们的益处。为此，需要确保企业内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业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条件，团结周边相关的私营企业工人阶级。由企业内部的工人阶级组建独立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取代官僚来管理和运作企业，并由企业内部工人、消费者和所在社区群众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决定的企业的生产计划和价格设定等以满足多数民众的需求。

总之，今天的国有企业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彻底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业。这才是射秽主义者与左翼所应追求的目标。并且，在这些全民所有企业的基础上至進一步推动工人阶级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射秽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迈進。

中国：薄熙来的下台

在中共十年一届的领导层更替之际，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自从1989年反政府群众运动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局面——中共高层党内的严重分裂曝光于公众面前。作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来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虽然事态发展极具戏剧性，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们去年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释的，“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着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仅仅在薄熙来下台的六个星期前，薄熙来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因丑闻而被捕。王立军2月6日進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可能企图叛逃，因而被当局视为“叛徒”。而且，他被广泛地视为涉及腐败。政治评论人士陈子明表示：“王立军的传说变成了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政治丑闻。” 薄王两人的下台与其说是可能因反贪腐的“清洗”，不如说是党内更为广泛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倾斜

《华盛顿邮报》将薄熙来被免职视为中国新毛派“痛楚的失败”。虽然这将一场极其复杂的权力斗争做了简单化的诠释，但薄熙来的下台无疑标志着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深化经济“改革”（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反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左派”。

学者吴稼祥表示：“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谈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将要召开的中共党代会，新的领导层将接替在任的胡温领导团队。温家宝是中共当局内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为期十天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在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虽然没有直接点薄熙来的名字，但是他对“重庆市委”進行了严厉的指责，这预示了几小时后薄熙来被正式解职。而“改革派”阵营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被公开视为薄熙来的克星（双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進行争论）。汪洋的口号是“小政府，大社会”。

由于薄熙来的突然失败，加之汪洋在和平处置乌坎群体事件中的表现，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迁（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机会明显增加。乌坎村的村民通过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暂时取得政府的让步，却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传。尽管在本月早些时候，得到广为宣传的选举使群众抗议的领导人赢得乌坎村村民委员会的席位。但是，当局针对村民——尤其是青年积极分子——的镇压、监视和威胁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对重庆王立军事件進行抨击的同一讲话中，温家宝警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可能再次发生。”这些意见反映了统治集团深刻的不安感，他们担忧因为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满而导致发生革命性的剧变。与其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混乱，不如说是今天在埃及、俄罗斯和美国发生的“占领”运动更令中国的精英们真正感到恐惧。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环球时报》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全国七个城市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几乎有半数受访者（49.4%）相信中国“处于”或者“也许处于”革命的边缘。

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3月14日）的报道，“[温家宝]在任9年，中国发电量增加三倍，钢产量增加四倍，轿车和卡车的生产每年增加近六倍，”随后该报继续补充说，“但是被广泛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则从温家宝接任时相当于美国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兰的水平。”

温家宝对“重庆模式”的公开攻击，并决定清除薄熙来，反映了这是高层国家领导人内部的共识，不仅得到包括反对薄熙来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来的盟友中国政法安全的最高负责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习近平的同意。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太子党”——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后代，他们在党国体系内享受着继承获得的特权。

派系斗争

此前也发生过以这种方式解除省级高级领导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解除职务，之后由于腐败被判18年监禁。这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团派”内部斗争的一部分。胡锦涛之所以要对付陈良宇，就是为了遏制前国家主席的势力，为他自己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总的来说，这同样适用于薄熙来的案例，这些行动的实施都事先经过了派系间的谈判和交易。陈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为派系盟友习近平所取代。为了防止派系间全面“战争”的爆发，一种微妙的平衡必须被维持。正因为如此，才让与薄熙来同属“江派”的副总理张德江接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置，张德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门徒。如此就维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来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仅在国家层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体制外享有可观的支持基础的官员。他通过对重庆的控制，把重庆作为一个在集权国家的框架下最接近于“竞选活动”的平台。“重庆模式”（后面将做分析）被薄熙来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组成的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寻得一席之地。

根据现在的力量对比，薄熙来的政治美梦几乎已经确定结束了。但是，对薄熙来的免职可能引发严重而不可预见的反响。尤其是对与新毛派而言，当他们反对今天“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家”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中共党国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来。在本文写作之时，毛派在网络上的力量正在呼吁去重庆举行抗议活动。相关报道显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备状态，而武警部队正从湖北向重庆调动——这标志着当局也不排除有可能发生抗议活动。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抗议活动，解除薄熙来的职务也使领导层交接的过程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很多情况现在仍不明朗，而且由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特点，很多事情不会向外透露。但是薄熙来被解职的时机还是值得评论。中共高级人物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华社对此发布了仅仅一句话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来举行了吸引大量记者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保证要继续推進“重庆模式”，之后对他進行清洗的决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会议的最后阶段才做出。薄熙来“我行我素”的风格—進一步显现出他毫不谦顺—无疑激怒了中央领导层。假如对王立军進行進一步调查，不排除会出现包括犯罪指控在内的進一步对付薄熙来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异之处”。但是这会基于权力斗争的逻辑，而不是取决于指控薄熙来的证据是否有力或者缺损。

全国人大会议显示了薄熙来在国家机关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视的支持，包括在军队中。这能阻碍中共中央采取進一步的行动。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来能够保持他政治局委员（不是具有更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并有可能在政府内部被授予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正如一个评论家预测，看起来薄熙来有可能“软着陆”。

对“左派”的打击

与此同时，为了压制对解除薄熙来职务的抗议，四大左倾（新毛派）网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当局关闭。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领导层就对“民族主义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广泛的打击，而不只是针对薄熙来一人。

受到打击的网站包括有影响力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虽然该网站有时会转载来自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文章，但是其网站持有的立场与我们极其不同，且越来越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但是，尽管有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们毫无保留地抗议这种不民主的镇压，同时揭露温家宝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开放”的空谈。

围绕在“乌有之乡”等周围的毛派团体扮演了薄熙来的“啦啦队”的角色，尽管缺乏任何证据显示他代表了对现有资本主义领导层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一些新毛派把重庆称为“资本主义中国的解放区”和“本世纪的延安”（中共在陜西的根据地）。

重庆模式—神话与真相

正如来自重庆的工国委（CWI）支持者张蜀杰指出：“所谓的‘重庆模式’看起来对重庆之外的民众比对居住在重庆的民众更有吸引力，他们寻找并且希望一个不同于中共资本主义政策的替代选择。薄熙来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统治方式惊动了许多中共领导。事实上，在薄熙来统治之下，重庆外资比其他城市增长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项相对最激進的私有化农村土地的政策。”

尽管薄熙来发动了“红色文化”运动，包括组织合唱团演唱毛时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国际歌》，正如在1989年，《国际歌》经常在反政府抗议中出现）以及传播含有毛语录的短信，他的政策更类似于“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毛主义。据他的支持者上海风险资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来推崇“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以及“当代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应”。

《金融时报》（“红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过迫害（他的家人被关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义的主题“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试图利用希望回归毛主义方式的怀旧情绪而不是重新采用与之联系的灾难性政策。”

在不对毛泽东的官僚政策背书的情况下，我们将指出该报观点典型地扭曲了事实；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是基于可以想见与理解的情绪反弹，这是对今天中共当局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随之出现的极端不平等的不满。

重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达到16.5%，是全国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自2007年，薄熙来掌权以来，重庆私营部门生产总值占经济的比重从25%上升到60%。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们目前追寻的正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模式。” 现在看来，黄奇帆至少目前暂时保住了他的职位。因此，很明显，“重庆模式”并不代表着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

薄熙来的支持者所指的社会改良包括2010年开始推出的公共租赁房屋计划，建立80万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给被普通住房市场排挤出来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国的住房市场几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这项计划也远远不是满足贫困家庭的真正计划安置。去年以来，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规模公共租赁住房计划，虽然未公开承认，但显然是从重庆的做法中得到启示。而全国性的计划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复制了重庆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评者说，重庆的公屋项目中单位面积太小，而且离城市太远。根据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报告《重庆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声称：“（这些住房）更像是为单身工人准备的宿舍，而不是为城市家庭准备的永久性住房。” 该报告的结论是，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于吸引投资者到重庆附近建立工厂，而不是（为民众）提供体面的住房。

薄熙来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的“社会”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结合。《经济学家》杂志的评论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将他看作是中国的普京。薄熙来是一个铁腕的民粹主义者”，并曾经预测他可能会成为中央政府内负责政法安全的最高领导人。 （《中国的新领导人们》（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国范围内，也许比薄熙来“唱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引起争议的“打黑”（打击有组织犯罪）。“打黑”行动是由现在灰头土脸的王立军牵头指挥，导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诉，13人被处决，其中包括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由于今天黑社会力量对中国城市的控制程度，使得重庆当局進行的胆大而无情的“打黑”令人骇然。

据估计，仅重庆就有20万人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中国被称为“黑社会”。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异，有组织犯罪已经渗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门，在重庆黑社会得到了文强的保护。薄熙来進行“打黑”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对手，曾在重庆任职现为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感到难堪。以此来暗示汪洋在重庆任职期间放任“黑社会”的存在。毫不奇怪，重庆“打黑”的明显成功激怒了许多中央领导。因此针对重庆当局酷刑、逼供和滥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这也是导致王立军和薄熙来垮台的一个因素。

为什么要清洗薄熙来？

对薄熙来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当局本质决定的，也是对于因资本主义复辟政策带来的反弹的恐惧。由于领导层对薄熙来不可预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谓政治或经济观点不同，而导致他下台的。

正如我们以前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释的：“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时代出现的不稳定与社会动荡孕育出目前的“妥协”制度，统治集团内部通过不同派别、省份和商业集团间進行详尽的谈判与交易而实现“权力制衡”（ （《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来为追求他自己的权力，而企图绕过这种僵化的制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话，这可能为他人树立了先例。根据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的前助理国务卿苏珊-谢客（Susan Shirk）对此评论：“薄熙来为争取权力公开進行宣传和使用媒体动员群众支持的做法打破了党的高层保持统一的门面，不是因为他在重庆做的任何具体的事情，而是应宣传活动本身使得领导层们决定解除他的职务。自从天安门广场镇压（1989抗议运动），他们就一直试图将领导层保留在一个黑匣子中。”

太子党

薄熙来是“太子党”，是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数年内帮助邓小平启动中国的市场化转变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阶级分化严重的中国，“太子党”就像是社会中的新贵族，他们掌握著大量继承得来的权力和财富。正如《时代》杂志评论说：“薄熙来几乎算不上一个革命者：他喜欢豪华轿车和量身订做的西装，送他的儿子到哈罗公学（英国的精英私立学校）和牛津大学就读。年轻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党’，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

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太子党”们获取了巨大的权力。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作为强大的国家垄断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如此，这些国家垄断企业像是“家族”封地一样被瓜分运作。根据维基解密的报告，2009年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一份电报指出，这是“众所周知的”，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庭控制中国的电力行业，而负责政法安全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市控制国家垄断的石油产业。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妻子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行业。

“中共太子党“在党内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诚为基础建立的网络关系，而并非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于“太子党”，但习近平被视为一个“经济自由派”，例如他曾经主政浙江，浙江被视为是私人资本在中国的重要据点。但中共党内的“太子党”和其他官员之间的紧张局势正日趋激烈。同样出自维基解密的报告声称，“太子党”官员嘲弄草根基层出生的官员为“小店主”。

围绕胡锦涛主席的“团派”（它的名字就起源于共青团，因为很多其中成员是来自共青团体系）希望限制“太子党”的权力，因为以他们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被看作是阻碍“改革”的障碍。因此，对薄熙来的行动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锦涛和“团派”企图在秋季的领导人轮替前削弱“太子党”的影响。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将取代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明年成为国家主席。这是2007年上一届党代会所决定的，这也反映了胡锦涛的派系当时受到的挫折，胡锦涛所中意的继承人是其门生李克强，他将接替总理温家宝的职务，成为（相对于习近平）第二号人物。

薄熙来本来有希望获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会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泽民（另一个太子党）的支持者张德江所获得，张德江目前暂时接任了薄熙来在重庆的职位。但是，薄熙来被免职也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间接地限制太子党和阻止他们对新领导层的计划，尤其是针对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就是暗示这场冲突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重庆模式”兴衰本身。正当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而中国经济步履蹒跚之时，党国内部的深刻分歧也变得公开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这可能至多在一个临时阶段内，而非永久性地修复‘党内团结”的形象。

经济“改革”

根据北京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王贵秀的描述，近来召开的人大会议其实是“官商代表大会”。正如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上周所报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财富总计达到5658亿元人民币（约合850亿美元），比美国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总共535名成员的财富总和的十倍还要多。互联网上的评论员们把人大会议称为“炫富聚会”，并发布了人大代表们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的老总徐家印腰缠价值6000元的腰带，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农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币）。前总理李鹏（1989年民主运动的北京屠夫）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国际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时装价值12000元。

在他两个小时的公开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使用“改革”一词达70次。但是，与其说温家宝总理关注的是他十天后攻击薄熙来时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说他更多关注是所谓经济方面的“改革”，这其实是推行更为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的一种说法。

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一份由世界银行和数个中国政府部门联合编写的报告得以发布，该报告呼吁進一步去规则化、私有化和解除国有垄断。这份470页长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不太可能完全实现；更是因为这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与北京当局间协调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当局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报告的全名为《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而使其意图暴露。“和谐”一词是由胡锦涛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于中共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报告里无一处提到“民主”。

这份报告的结论正如左翼评论家们所指责的是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宣言”，并且得到了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期间工作报告的响应。他承诺“打破垄断”和鼓励更多“民营资本進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温家宝再次呼吁给予中小型企业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会议期间，一个反复提及的议题是给企业减税和促進中产阶级的消费。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动经济“重构”和实现“改革”还有待观察。但是，清晰无误的是中共领导人们为隐藏在令人目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背后真实的经济状况而担忧。自从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尤其是地方政府导致的债务问题堆积如山（请见附图 ——虽然这一债务的全面状况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数字更要严重的多）；而这暗示我们，他们必须尝试与现行的经济模式和它其中压倒性的依赖债务金融投资的模式决裂，而这种模式同时也创造了如山般的生产过剩。目前地产市场的危机是更为广泛问题发出的一个信号，目前由房地产发展商和投机商拥有的空置住房的当前市值超过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改革派”阵营希望“解除对居民消费的束缚”从而降低经济退与出口和投资的不平衡的依赖。但是中国现在软弱无力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中国的消费比重远远低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三国的消费比重）是由其现行的经济模式所决定的，这一模式基于低工资、低技术含量和低利润的制造与装配生产。为了转变这一经济模式，他们希望使庞大的国有企业服从与私人资本進行竞争，开放此前完全垄断的行业，但不是彻底放弃控制。政府考虑将地下银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动（允许银行设置“市场”利率）从而使资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润最高的地方）。这些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秘诀是现在的中共领导层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尽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些思想的实践都遭遇了明白无误的失败。

正如众多的人大代表已经公开承认的，这些政策是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方。为了给这危险的药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应世界银行的报告而加速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会保障建设。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理论上都应该能提升居民消费。但这样的许诺此前也提出过，但对广大贫苦的中国人民而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扩展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国医疗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方政府正为史无前例的高额债务所困扰。

政治改革？

当温家宝和其支持者们谈论“政治改革”，并称这“与经济改革不可分割”时；他们不是在讨论选举、结社自由、罢工权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们的观点与薄熙来和中共党内其他“新权威主义派”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党专制制度，同时進行一些“改進”。一个渐進的可控制的路线反映了，中国精英们对于如果允许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出现“混乱”的深刻恐惧。他们所主要关注的，与其说是民主制度，不如说是更独立的司法体系(所谓的“法制”)，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认可的）非政府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过有选择的团体，而非群众对于政府和政府拥有的公司施加压力从而消减腐败和滥权。与其将这描述为民主，不如说这是给予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更大可能性以挑战国有既得利益集团并与之竞争；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后者在实践中变得更为有效率、市场化和减少腐败。这又是一个幻想。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无论是民主的或者是独裁的；都反映了他们（领导层）自己无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会资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确的，那麽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今天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因此，北京当局企图在领导人轮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与清洗薄熙来明确相关的。并可以此来打击“新左派”。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张鸣告诉《华盛顿邮报》，“重庆模式已经终结了，（中国）左转的机遇也结束了。”

群众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左转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否定本声明上面所描述的观点。新毛派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现行资本主义政策的选择，与之相反，马克屎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则强调需要一个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腐败的为商业资本所统治的中共体系和其各种派系的架构之外。我们既不对温家宝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会对“专制左倾的”薄熙来抱有幻想。

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替代力量，这一力量应该基于群众性的基层斗争，而不是仰赖对一个“新毛泽东”的崇拜。它必须从国际工人斗争中有所学习，并与之相互影响；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一个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以实现射秽主义和真正的基层民主。而这正是工国委（CWI）的支持者们所为之奋斗的。

中国：反对剥夺言论自由 要求新闻信息公开

自“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随着中共当局内部日趋分化和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广泛传播与互联网和媒体上。虽然统治集团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并因此得到了海内外众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时却在進一步加大对于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和言论自由的打压。

3月31日新华网的英文报道（发布未久即已从新华网上删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联网相关犯罪嫌疑人，删除208000条有害互联网信息；超过3117个网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联网公司受行政处分。

中国从三月底到八月初，将开展为期半年的“春风”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通过互联网相关犯罪的运动，联合9个政府部门包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虽然，官方消息声称，此次的互联网整顿主要针对网上非法销售武器、药品、有毒化学品、人体器官、伪造文件、发票等，以及交易个人信息。但同时，也要求网民不要散布“有害虚假”信息，即政治类新闻。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发布政治时事新闻，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无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别发布过消息，针对传播“军车進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也即谣传中的“北京发生军事政变”），迄今仅在北京已经逮捕6名网民。 同时，中国最大的两个微博网站新浪和腾讯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广东省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警告，也在全面实行发帖审查后，并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时至4月3日上午8时）内禁止微博发表评论，对微博上已经发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对和整理。

网络上，各种谣言频传和真假消息难辨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当局对新闻和信息的专制控制，不愿公开真实事件，甚至有组织地蓄意制造谣言和“引导”公众舆论，而很多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事后，却往往被证实为真实的。如此前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中的诸多消息就是如此传播开的，从而导致民众对于所谓主流新闻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来，中国多个在海内外注册的左翼网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组织的骚扰和攻击，除较为著名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和“红色中国网”等网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兴网站如“红星网”(hx001.net)和“中国大民主促進会”(daminzhu.org)等网站也遭到黑客连续攻击，域名遭劫持；导致大量损失流量和无法登陆。根据其大规模的操作手法和攻击的频率，明显新一轮针对泛左翼网站的攻击。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自2008年以来，也屡屡遭到中国政府的屏蔽，使数以千计的中国内地读者只能通过代理软件和VPN等方式访问本网站。从去年年底起，也曾连续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击，包括劫持DNS和连续恶意注册从而意图“破解”网站操作后台。

中国政府每年耗费数十亿元用于互联网的信息封锁与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万个海外网站和站点，其中包括诸多具有影响力新闻、政治和宗教类网站；关闭了300万个国内网站。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反对专制当局压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尤其是针对左翼网站公开和秘密地破坏，要求保障民众包括表达、抗议和结社在内的基本权利。我们相信， 媒体与言论乃社会公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需要摆脱少数精英（政府与资本）的控制，应该由大多数人共同民主决定。政府或某一政党无权垄断媒体，国家应资助媒体，同时允许不同派别根据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体。同时，媒体也不应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工人阶级和人民对新闻和媒体進行总体的民主控制，允许和捍卫社会针对不同观点存在充分的自由讨论和决策。

中国：四面楚歌、左右开弓、清明不清明、一体被沉默

4月6日，全国近十家在左右两翼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网站与论坛，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网、四月青年、红星网、大民主促進会、中国选举与管理网、共识网论坛和凯迪社区论坛等，被当局集中查封。宣传主管部门要求它们在一个月内進行自查整顿。一个月后经当局主管部门审查后方可恢复运营。

根据官方新华社消息，从三月底到八月初，当局开展为其半年的打击互联网犯罪的“春风”专项行动，行动集中联合9个政府部门包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联网相关犯罪嫌疑人，删除208000条有害互联网信息；超过3117个网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联网公司受行政处分。

4月1日，在广州天河区十几位青年举牌集会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布其私人财产。其中湖南籍维权人士肖勇、广东惠州人黄文勋、广西桂林人区荣贵、江西九江人杨崇、老罗已确定因“非法集会”而被刑事拘留，网名小刘、老田、李总、四川籍女孩刘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为由”，而拒绝律师与被捕人士会面。

4月4日清明节当日，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与洛阳及广东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组织集会悼念毛泽东，受到当局和警方的告诫与监视。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学生校风纠察队十几名学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园缅怀祭奠100年前四川护路运动中捍卫路权而英勇不屈的先辈先驱。这是一场近年来较少的学生自发的集会。学生敬献花圈、拉横幅、誓颂词、三鞠躬。十米长白底黑色大字的横幅主题是“继承先烈革命传统，发言前辈爱国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网站和论坛集体停止运作。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曾经均在网站上发布告示：“今天上午，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联合约谈，称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关闭一个月。在此期间進行整顿自查。

而由美国前总统卡特创立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建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也在4月6日中午发布公告，称因“本网站在一定时期内進行技术维护，请网友谅解。”而暂时停止运作。自2002年以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一直代表学术界和体制内自由宪政派。

此外，分别代表“民粹民族主义青年”的四月青年网和精英右派群体的共识网的网站虽然没有被关停，但是网站论坛均已关闭。

当局以这些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与信息为由，而集中整顿左右两翼舆论与关闭有影响力网站与论坛的行动为近几年之罕见，足见总理温家宝等“党内政改派”宣传的政改与民主的虚伪，和深陷内部斗争与严重分裂中的中共统治集团的恐慌。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坚决反对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剥夺民众基本权利。我们主张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真正要捍卫民众的基本权利，绝不能指望中外资产阶级或者统治集团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须依赖劳动人民民主的有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团结抗争。

中国：薄熙来的身败名裂

根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晚间报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后续相关的新闻报道还指出，2月6日王立军（前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私自進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对王立军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国公民尼尔•伍德（Neil Heywood）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复查组。据调查薄谷开来（薄熙来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经复查，现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英国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说，“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就事论事的進行调查”。黑格还说，“希望调查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对他们的宣布表示欢迎。”

自2月6日王立军進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薄熙来与王立军的相关新闻就一直是媒体和网络关注的热点。3月14日，温家宝在人大会议闭幕时曾高调宣布要求现任重庆市委（薄熙来担任市委书记）反思，同时高调誓言竭力推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当晚薄熙来被宣布解除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接受调查。

此后，中共高层内部争端、王立军進入美领馆真实原因，以及英国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谜等传言与揣测不断，3月下旬一度还传出北京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中共党内各个派别更是不断通过媒体和网络释放各种信号，这边刚讲“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北京日报》3月31日报道），那厢又表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北京日报》4月3日报道）。而且，坊间民众与新左派们中仍然有相当多薄熙来的民意支持，大量网上争论为薄熙来与王立军辩护，甚至有人在街头散发揭帖、拉横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当局官方针对薄熙来事件发布上述决定，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内部曲折而秘密的较量。这些消息对于薄熙来家庭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不仅仅是结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试图使其整个家庭身败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凌晨发布的《人民日报》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一文，定性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该文明确将薄熙来与王立军一起打倒，这也意味着薄熙来与王立军均将遭到严厉处置。

但是，这并不是大局尘埃落定，而是新的纷争开始；在“十八大”即将召开前夕，如此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更是凸显出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不堪与分裂对立。

薄熙来与王立军所鼓吹的“唱红、打黑、共富”的“重庆模式”风靡一时，曾经一度得到作为最高领导层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开赞许，并且在众多基层民众和泛左翼得到广泛的支持。

即使对照邓小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实践和言论（如《邓小平文集》），自始至终，所谓“重庆模式”没有突破邓小平当初设计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归，是一种统治集团内部的自我纠错。但是，今天中共统治集团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甚至统治集团内部力量也根本无法使上层倒退到“资本主义复辟”早期相对盘剥和内部对立不那麽严重的阶段。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重庆模式”的出现，既不是所谓“毛泽东主义道路的回归”，也不仅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它宣告了披着所谓“射秽主义”外衣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穷途无路，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纠葛已经无法用以往机制進行调解，是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和贫富分化严重的反映。

随着利益集团对于利益控制和争夺越来越激烈，统治上层内部，也日益暴露出冲突与对立。这种内部斗争越黑暗越凶残，也证明统治当局越反动越没有前途。此次“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的爆发就是这种内部分裂与斗争的体现，但这只是统治集团大分裂的开始，而绝不是分裂的终结。

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正是窥得群众中广泛不满情绪，通过煽动民粹情绪得一展个人政治抱负。而且，这种借助民意，以体制外向体制内倒逼的做法，不仅是薄熙来的个人行为。他其实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开放”（私有化与自由化）的条件下，与“继续改革派”斗争失利的中共党内的旧官僚和“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

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义毛派的下怀。毛派们习惯于将自身定义为中共忠实的“谋臣参谋”，习惯于依赖、拉拢与寄望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导师”，每有中共领导层轮换，必谈“健康力量重新上台”；每有重要会议召开，就说“中央政策左转在即”。十多年来，毛派改良派，一边如此“含情脉脉地”期待着早已变成“贪婪地吮吸中国工农热血的吸血鬼”的中共当局的幡然悔悟与改头换面，一边继续愚弄广大支持左翼的基层群众要安于现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转变而接受中共官僚与权贵资本的压榨。

“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与野心也日渐膨胀，更是吹捧，薄熙来是“红二代的接班人”，重庆是“新时代的延安”。

但是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和传言，薄熙来本非什么艰苦朴素的“红二代接班人”。薄熙来及家人生活一贯奢侈，其本人身穿价值数万元人民币的定制西装，妻子薄谷开来与儿子薄瓜瓜长期在海外生活、经商与接受教育。（这一做法其实已经违反中共党内对于干部管理的纪律条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国和美国留学期间生活高调浮华，经济来源不明，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甚至报道过他驾驶红色法拉利跑车约会美国驻北京大使的女儿。

此次官方报道中用少见的“薄谷开来”称呼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显然也是某种暗示。中国内地自1949年革命后，为体现男女平等，很少出现将夫姓冠于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况。联系到薄谷开来和薄瓜瓜曾先后长期在香港、新加坡与英国生活，不排除薄谷开来已加入其他国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华人的习惯。而且，就在薄熙来案件处理消息发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推动反腐倡廉形势继续好转”一文中明确提出，“腐败案件涉外化。有的违纪违法人员把作案地选择在国外、境外，或者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境外，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由此可知，薄熙来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动披露的级别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来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消息发布的前几日，中共当局对国内的泛左翼的网站展开了近年以来最严重的清理与打击。其中既包括长期支持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的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等出传统的毛派改良主义网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并不完全支持重庆模式，甚至与“重庆模式”保持距离的左派网站，诸如东方红社科、红色中国、红石头论坛和大民主促進会等网站。

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相当多数毛派改良派希望通过推出中共体制内一、两个强人作为共主而实现中共当局左转幻想再告破灭。哪怕他们心知肚明这些的强人很多时候并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过挟持民意迫使强人们左转，但结果却往往是白白出卖了工农利益而为他人做嫁衣。越来越多的左翼基层群众将会通过薄熙来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与妥协主义、改良主义等任何不切实际和投机取巧的幻想進行彻底的决裂。

重庆：万盛地区万人抗议持续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除中共党内一切职务的同一天，重庆市万盛地区数千市民和学生打着“还我万盛区”、“我们要吃饭”等横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万盛当地民众抗议原万盛区和原綦江县合并成綦江区，原万盛区成为綦江区下辖的万盛经济开发区，由此导致当地资源受损和社会福利减少。

当天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镇压，导致和示威者爆发冲突。据媒体报道，綦江区区长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伤，也有传闻称有学生被打死。4月10日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深夜，当晚学生通过手机短信、网络发帖和派发传单号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点到万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经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时，据称有数万群众举著“万盛人民团结起来”、“万盛要发展要繁荣”等横幅，陆续来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对峙。武警发射催泪瓦斯和结成方阵试图驱散集会群众，抗议人群用砖头、石块進行还击。据称当天约有十万人卷入和警察的冲突，许多警车被掀翻、焚烧，全区犹如战场，商店全部关门。当局则称有一万人，有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

网友在网络上描述当天的情形：“刚到城边上，城区已经被封了，到处都是烟雾弹，辣椒水，有车被推倒，接着就有很大的烟，说是被烧了，大部分的地方信号被屏蔽。路人有的兴致勃勃看热闹，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议活动持续到黄昏方告结束。据悉，为加强镇压警力，当局不仅动用了重庆当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还从四川成都调动2个防暴警察大队和四川南充武警机动师38师的一部分力量，万盛区進入全面戒严中。

有报道称，这次事件是十分有组织的行动。4月10日的大游行，组织者在群众中心受到保护下，指挥和策划11日的 行动；安排退休人员堵高速、其他人员堵政府大楼，和准备石块砖头。因预计会有激烈冲突，抗议者亦事先通知餐饮行业和商户关门停业一天。

4月12日上午，虽然处于全城戒严中，但是在区中心的如子广场到步行街一带，仍有数千群众聚集抗议。由于当天下雨，大多数群众都撑著伞与在现场的武警对峙，仍有部分群众高呼口号。现场负责清场的武警结成3到4排的阵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当警察的阵列还未靠近，群众就自动散去，但之后就在武警方阵后方或两侧重新集结。有群众向武警和警察投掷矿泉水瓶，被当场逮捕。据悉当天在如子广场的武警并非是重庆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过来的武警机动师。

4月13日，目前当地尚无進一步的抗议活动的消息。

重庆万盛区在行政区划上原是由贵州桐梓县、四川南川县和重庆一部分划分组建的南桐矿区，属三省交际地带的国有大煤矿，当地居民多为矿区员工或家属；1993年，南桐矿区正式划归重庆市成为万盛区。近年来，由于当地矿产资源枯竭，经济发展迟缓。早在2005、2006年，就陆续有人提出万盛区与邻近綦江县合并的举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做出了这一决策，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将万盛区与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万盛区成为其下属的经济开发区。

在并区过程中，出现各种冲突和利益问题纠葛，当地官僚与綦江县官僚之间也权利分配的斗争问题。特别是有传闻，被兼并后的万盛各行业职工（包括在职和退休人员）社保及医保普遍下调20%用于对口扶持綦江的扶贫工作（注：綦江原为农业大县，农村人口比重较大，贫困人口相对较多。）由于，当地民众在行政区变更上毫无自主权利，而又涉及到实际利益受损，面对物价飞涨经济增长乏力，这种福利损失对底层民众而言显然是沈重打击。而当局罔顾民意，出现反弹和抗议又剥夺民众基本权利進行蛮力镇压，引发此次大规模抗议和混乱。

为了平息民愤，中共重庆当局4月12日出台了《关于促進万盛经开区当前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政策意见》。当局称：“一些人员之所以出现聚集，主要是因为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后，部分群众反映的一些担心和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区县合并后经济会萧条，尤其是第三产业滑坡；二是由于原万盛区执行的医保标准较高，现在按照市统一要求，必须纳入全市统筹，执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万盛区群众每月医保费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区县合并后产生失落感，认为区县合并是错误的，希望“复区。” 所以，当局在福利、当地经济发展和拆迁赔偿等方面作出让步。

但文件同时强调，“对打砸抢者要严肃处理，追究法律责任。” 据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数名抗议者被警方拘捕。

万盛的抗议事件对于北京中央政府和重庆地方当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特别是仅在不到1个月前，因违纪而受到处理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刚刚被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所替代，重庆当地官僚正在進行内部新的清理和整顿，这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对希望“和谐稳定”过渡的中共当局来说实在是个糟糕不过的时机。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是否和薄熙来以及党内权力斗争的关系。但重庆发生的抗议反映了当前民生日苦，阶级矛盾激化的现状，也反映出统治当局专制非民主的统治方式难以为继。

从广东的乌坎到重庆的万盛，群众的愤怒如地火般四处燃烧。政治上野蛮的一党专制统治与经济上贪婪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迷信，制造出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矛盾，使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不堪忍受；而这些矛盾带来的反抗将使统治集团无法再按原样肆意统治。暴力的压迫正在为反抗压迫的暴力所颠覆。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反对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立即从万盛地区撤出所有军警力量，释放所有被捕抗议者和治疗受伤人士，严惩暴力镇压和贪腐堕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网络和新闻封锁，允许媒体和民众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当地民众绝不能寄望于中共当局中的任何派别和个人。

我们坚定支持群众言论、游行、示威、结社等基本民主权利。社会事务都应交由本地社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民主选举的委员会管理。当地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年与学生，应该向广东乌坎的民众学习，在工作场所、学校、大学积极组建独立民主的工会、农会、自卫委员会和社会事务管理委员会。

“十八大”前——改革开放的终结与中共集团的分裂

中国共产党原定于2012年春天召开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会议将决定中共新一任领导层和执政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但根据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开。

今年伊始，中国政治局势就出现了戏剧性变化。2月6日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打黑英雄”王立军因出走成都美领馆遭北京政府调查。3月15日，王立军上司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晋升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因违纪被免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接受调查，其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标榜”唱红、打黑、共富”而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由此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明确提出，”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战略转变。”报告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要从当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当局進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化制度）的企图昭然若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在其任期最后一年高调宣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两会过去不过月余，各地金融特区的改制如火如荼，民营化（私有化），外资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购，大连、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温州、厦门、广州、海南，乃至西安、重庆等地，地方省市纷纷推出所谓的金融体制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经闪亮无比的改革开放，终于進入了最后“瓜分盛宴”的疯狂期，也将走到了其历史命运的尽头。

全民共识的改革开放？

历经”大跃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党官僚专制统治下，僵化的计划体系导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政治动荡混乱，内部斗争频频。官僚集团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为乌有，而众多普通民众也仍处于贫困之中，整个社会的政治热情已经耗尽。

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百万群众参与”四五天安门运动”，明确反对毛泽东和”四人帮”为代表的中共党内”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专制统治，遭到严苛镇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保守派”华国锋与官僚集团代言人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密谋政变，”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残酷清洗。

为维持统治，走出”毛泽东时代”和”十年文革”進行变革成为了当时中共党内官僚主流和相当多数底层民众（至少是默许）的”共识”。但这一”共识”并非是如何進行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识，更不是对于三十年后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实”的共识。

当时中共官僚集团内部也对于如何進行”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和陈云（时为中共党内二号人物）会提出”摸著石头过河”而充满实用主义的口号。

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党内资深官僚挫败”保守派”的华国锋等人执掌中共大权。同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理论，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为此后34年中国進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赢得统治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即使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具体路径也颇多争议。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支持了赵紫阳和胡耀邦等党内相对右倾的”开明派”的主张，希望积极推行与西方接触、引進外资和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并同时推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而当时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在官僚计划经济控制下，逐步推行有控制的市场化，之后还提出”鸟笼经济”的构想。”保守派”的这一路线也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回到此前绝对的计划经济状态，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也即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也成为两种”改革开放观”的肇始。

“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危机与1989民主运动

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开放”逐步推行，官僚阶层及其家属利用权力中饱私囊，新兴资本家群体通过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形成，外国资本大规模進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中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日益明显，底层工农深感民生痛苦。民众极为厌恨特权腐败与官僚专制；学生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不断，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屡现学潮和工潮。

知识精英和特权阶层则日益受到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体制外资本家群体也开始主张自身的政治权利。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和公开化，赵紫阳为首的右倾力量也越来越不满于”保守派”对其推行”改革开放”的限制与羁绊。

改革开放進入其第一个瓶颈阶段，中共统治集团趋于分裂；各种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堆积，只待合适时机的爆发。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挤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全国性学潮。在运动初期，仍是知识精英控制的学生运动，并且得到了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的暗中支持。随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组织化介入运动。这场全民性民主运动已逐步脱离中共”开明派”与知识精英阶层的控制，正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权力斗争发展成为真正挑战中共集团统治的政治危机，当局将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

“开明派”中邓小平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两败俱伤；因此重新整合达成共识，不惜调动数十万野战军于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对群众运动進行镇压。数百人到数千人死亡，数万人被捕；其中多数死者和被捕者为赤手空拳阻挡军队戒严的普通工人与群众。

以赵紫阳为首党内右倾”开明派”本企图挟持民意挫败党内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赵紫阳被软禁，大批体制内外的精英或遭监禁、或流亡海外、或离开体制。

“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坚持改革开放”

长安街的枪声中，柏林墙的瓦砾下，百多年共产主义的理想化为乌有。前苏联和东欧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官僚专制的畸形工人国家）纷纷土崩瓦解、改旗易帜，而中国披着”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马甲，走上了”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高高举起”新自由主义的利剑”砍断了”斯大林主义的绳结”，却志得意满地宣告：”射秽主义的死亡”与”历史的终结”。

“六四”镇压后，虽然陷入危机中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国内经济停滞，国际上被孤立。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只有4.1%，1990年为3.1%，两年内有超过100万家无力经营的企业被强迫关闭，为文革结束以来经济增长最慢的两年。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主张”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再提”两种改革开放观”的争论，意图重新将经济模式导向可控的官僚计划经济。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张得到确立，那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将中途而废。1992年春，为摆脱僵局，已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年届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军舰南下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等地，花费月余时间推动”深化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射秽主义也有市场”，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讲话”。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将”有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提出”建立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停止了更为右倾的”开明派”所推动的政治改革。

此后二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庇护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图。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力雄厚、看似国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谐盛世”的口号，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阶级对立严重、官僚腐败不堪、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也正遭遇民众愈来愈激烈的抵抗。特别是在江泽民与朱镕基主政期间，2001年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2年中共修改《党章》后，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马克屎主义最基本的原则。资本主义复辟之路已是覆水难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面积农民反抗强征土地赋税和暴力计划生育事件，数千万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反对国企私有化和下岗运动，以及数亿农民工反抗血汗工厂残酷剥削和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近年来民众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与频繁，各种群体性抗争与罢工已经达到每年20万起左右。

配合经济基础的巨变，上层建筑的“偷梁换柱”也早已悄然开始。自由主义者们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号却专制地垄断了话语权；“非政治化”成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口头禅，而“不争论”更成了中国右派精英们的“尚方宝剑”。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为了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国家的外衣”（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为确保资本主义复辟的长驱直入，必须对曾经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進行颠覆，消解既往历史性的结论（无论其正确与否）——也即是对马克屎主义、阶级斗争与革命思想進行彻底解构。新民国终于在中国大地得以复活。

距离产生美。借古讽今成了所有对现实不满者——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左倾民粹主义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别不过是，一个将上世纪初的民国描绘成自由竞争，民主康乐的“失乐园”，另一个则将上世纪中期的毛时代中国打扮成正义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间天堂”。

“改革开放”第二次危机与”重庆模式”的兴衰

“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屎）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接着席卷全球，迄今危机仍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并日益影响到经济趋冷的中国。这场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严重，正从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变成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党专制统治下，中国民众对于改革的发展路径无丝毫发言权，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成为了”改革诅咒”的牺牲者。改革开放成为官僚集团和权贵精英们单方面垄断的话语权，成为加诸于民众身上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代名词，改革共识已死。

面对内外危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面对危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日益分裂。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往往起源于基层官僚队伍，依靠资历而晋升到目前的位置。在与由”太子党们”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竞争之时，以温家宝为首的派系所依赖的支持基础多来源于体制外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学者；所以，”继续改革派”更希望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如近日温家宝大力抨击国有银行垄断，要推动民营资本進入银行产业，并首先允许温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动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许机构与个人進行外汇对外投资。

而中共党内高层官僚子弟所组成的红色权贵小圈子的”红色太子党”，由于历史背景和关系，其家族在社会和上层中掌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资源。但在”太子党”内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线；一些”太子党”则更倾向于”开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党”代表着中共内部相对”保守”和”维持现状的力量”。

在权力斗争中失利，”十七大”后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与重庆市委书记的”嫡传太子党”出身的薄熙来就是后者的代表，他们其实并不反对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旧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资本继续主导政治与经济发展。

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正是窥得群众中广泛不满情绪，”唱红、打黑、共富”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煽动民粹情绪一展个人政治抱负。如果对照邓小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实践和言论（如《邓小平文集》）；自始至终，薄熙来和”重庆模式”从未突破邓小平设计的理论框架。”唱红”运动式的组织群众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也曾经”红遍全中国”，而”打黑”（打击有组织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会秩序的政府都会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击范围和程度甚至远不能与1980年代初邓小平时代推行的”严打”相比；至于”共富”（共同富裕）的口号更是在邓小平相关理论，甚至胡锦涛与温家宝的言论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重庆模式”的出现，不仅是薄熙来的个人行为。这种借助民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谓”毛泽东主义道路的回归”，也不仅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它宣告了披着”射秽主义”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改革开放”的穷途末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重庆模式”的出现是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归。

“重庆模式”今年年初由于王立军叛逃案发而破产，虽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说明中共集团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远，使得任何最起码的改革原则下的”内部纠错”机制已经无以为继。雌伏在所谓的”射秽主义改革开放茧衣”（官僚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下）中的”资本主义之蛹”已化身为蝶，即将破茧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当立

但遍地燃烧的熊熊地火岂是影帝们的口水所能淹没。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前党内”开明派”赵紫阳继承人的现总理温家宝在危机重重的今时今日，会高调宣布坚持進一步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复燃。中外统治集团对于那即将到来彻底改变秩序的大巨变大爆炸，怀有刻骨的恐惧与仇恨。

对于中国的亿万民众而言，要实现真正的彻底性变变革。“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马克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种对于迷信的破除，既是对往昔已经失败的一党专制官僚工人国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对于日益破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迷信的破除。

中国： 红色光环下的资本重庆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台正成为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戏，而在中国关于薄熙来所推动的“重庆模式”有诸多争论，这是否是对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的一种替代。本文作者张蜀杰是工国委（CWI）来自重庆的支持者，他遭到国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离中国。薄熙来事件起始于其助手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这揭开了中共当局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权力斗争的序幕。但在当局宣称这只是一个“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时，这同样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北京当局为薄熙来不愿遵循北京所制定的政策而恼怒，这对北京当局对各省政府日益不稳定的控制是个重要危险。众多的评论家将薄熙来事件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相提并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成为一件谋杀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国内外秘密聚敛的财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薄熙来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党”——即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他们在政府内部和经济上都拥有重要的力量和影响。薄熙来成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庆模式”被视为通过增加国有经济控制而为穷苦百姓提供社会正义和帮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出现一些所谓毛时代文化”唱红歌”的复苏。在一党专制下，完全没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和为之鼓励的自由和开放的政治辩论的条件下，这毫不奇怪有相当一批人将薄熙来和重庆看作是替代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可行办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来的政策并不能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事实上他不仅赢得了赞誉，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海外资本家那里吸收了大量投资。关于薄熙来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阅读《薄熙来的下台》(点击链接）一文。

王立军2月6日到成都美领馆”休假式治疗”以及之后4月10日薄熙来被”双规”，其妻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首次暴露在公众面前。自从王立军進入美领馆的消息传出后，最高峰时，据称有上亿人”围观”。众多网友称此事件精彩程度胜过”悬疑大片”。

民众对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积极关注，不仅是底层民众对上层权力斗争的一种隔岸观火的消遣心态，而且显示出民众对当前的社会现状极其不满而希望有所改变的愿望。

王立军事件之后，”重庆模式”、薄熙来和王立军一起出现在主流媒体和网络的激烈讨论中。”重庆模式”并不是一些毛派宣传的那样是”射秽主义的复兴”，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称的”文革复辟”。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强政府权力的同时，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公租房

比如以重庆市公租房项目为例。重庆当局称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决100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这被很多改良主义者津津乐道。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称”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很多底层群众和青年也希望通过公租房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然而，在一片赞歌的同时，也存在关于公租房面积太小，离城市中心太远的批评。重庆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为资本家免费修建的职工宿舍。据《重庆晨报》报导，西永保税区的公租房将被建设成为”板式结构的宿舍型”。”西永综合保税区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约有10幢楼，可居住户数3123户，按每户容纳6-12名员工计算，计划居住约18348人。配套有白领公寓、员工食堂、服务设施配套等，生活街、购物街等。”

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曾表示：”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员表示，富士康放弃生活区建设，与重庆公租房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两大创新举措相继推行关系密切，后两者将极大提高重庆的产业竞争力。

户籍改革

（可参见《射秽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地票、土地流转与农民的消亡”）

所谓户籍改革根据重庆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条”就是将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并”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合法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权益置换城镇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确保农民進城落户后同等享有城镇居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因为中国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产阶级民主派越来越呼吁要彻底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建立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官僚专制当局为维持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推行”逐步有计划地”农转非（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换成非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官僚们希望以此实现生产力两大要素—劳动力与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

因此，重庆当局在其”民生10条”中提到”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 万失地农民和 70 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 。

共富 ——私有化的农村政策

（参见《射秽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地票、土地流转与农民的消亡”和”采访大学生村官”）

而重庆的农村政策则完全和”射秽主义”不沾边，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庆当局的”共富12条”中第三条”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 1000 亿元以上。” （”农村三权 抵押融资”中的”三权”分别指的是农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通过抵押融资，使农民获得资金。）

所谓的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并不是一种作为生产组织，共同享有生产数据的农民合作社，而是基于资产阶级产权之上的”农业公司”。入股的农民大多数是村委会或者村支部的成员，或者较为富裕的农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农民自己的土地，还另外租用其他农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佣其他农民。除了专业合作社，农村里还有种粮大户，同样租用其他农民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以农业生产销售并享受政府的补贴。
共富12条中第四条，”建成 2500 个农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办法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管道。”农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联系的。通过修建农民新村使农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来农民的宅基地复垦产生”地票”，可以用于土地交易而转让。

自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并在当日交易中国第一张”地票”以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计组织成交地票价值一百多亿元。
招商引资

与此同时，重庆当局仍然继续推行大力引進外资的”招商引资”措施。据报导，今年1 – 2月，重庆市实际使用外资10.50亿美元，同比增长52.01%；外贸進出口值53.6亿美元，同比增长1.1倍，增幅位列全国第二。

而重庆市官方文件”民生10条”中”新增微型企业 6 万户。市财政每年出资 3 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 30%-50%给予补助，并通过税收返还、融资担保、规费减免等措施扶持创业。”

打黑

重庆的”打黑”运动，客观上确实改善了重庆的治安状况，因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同时左翼活动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镇压。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组织”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重庆市万盛区召开全国党代会时遭到重庆警方突袭，所有与会人员遭到逮捕，其中五人总计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张蜀杰也在2011年遭到重庆国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国流亡。（请见《射秽主义者》杂志第14期”张蜀杰1月26日演讲稿”）

唱红

自由派将重庆模式，特别是”唱红”称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义毛派也因此把重庆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红”并不意味着重庆当局倾向射秽主义，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何兵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而且这些所谓的”红歌”大多数都是诸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类的歌颂中共的歌曲，而决不会演唱”国际歌”。

“新上山下乡运动”

重庆市政府宣传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员”進基层、進村子、進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视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根据中国劳工论坛采访到重庆某村官，”实际上一方面绝大多数官员并不会真正地下村和农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时候就是公务员拍拍脑袋写个报告了事。比如所谓”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其实就是村委会招待干部吃喝。而所谓住到农民家里，实际操作中就是住在乡镇上乡镇政府安排的房间里。大学刚毕业的”村官们”都没有几个住在村上的，更何况是公务员呢。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城市落后了几十年，比如没有厕所或者厕所很简陋。另一方面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基层政府实际上也不敢让公务员特别是女性公务员住到农民家里。而县里的领导就只是到某个村上走访一下，而乡镇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钱款待这些县里来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义的做法。”（参见《射秽主义者》第13期杂志的”采访大学生‘村官’”）

改良主义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义毛派，诸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张宏良等人把重庆模式视为”保党救国”的唯一希望。甚至称”重庆模式生则共和国生，重庆模式亡则共和国亡”。

这些改良主义毛派的领导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干部和大学教授组成。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把工人阶级视为”弱势群体”，因而改良只有依靠党内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认为只有一个新的”毛泽东”才能领导工人、农民走向射秽主义。张宏良甚至说：”…依靠人民群众自发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条。只有依靠党群一体化，才能使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同样成为强者，形成强大的统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和工人阶级的所属阶层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当前官僚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内心渴望秩序，而对任何有可能推翻当前制度的群众运动心存恐惧。甚至恶毒地将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坚持革命推翻现政权的派别）称为”左翼带路党”。张宏良称” 如何解决左派带路党问题,将是对未来中国左翼运动的巨大考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考验。”

而王薄事件导致了部分毛派对”重庆模式”幻想的破灭，一些原来对改良怀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将转向更激進的立场。

需要群众斗争

《射秽主义者》明确认知工人阶级并非如同一些改良主义毛派所想的那样是”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可以让经济停止运行，因为推动经济运行的正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和群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制度。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等这样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资产阶级自由派宣传的，只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了，这一切就会自动得来；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认为的那样需要依靠一个”伟大领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经济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众性运动，尤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抗争，才能赢得。

而真正的射秽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暂时的改良最终会失去，正如在北欧和整个欧洲所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伪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体民众掌握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和民众组成的委员会進行民主的计划、管理和生产，才能确保社会生产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工国委（CWI）主张：立即完全实现民主权利，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革命宪政议会，建立工人贫农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资和实现最高8小时工作制，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将所有大公司和银行收归民主的全民所有。

中国： 革命的幽灵

在中共领导层换届之时发生的这场高层的权力斗争是二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将对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三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戏剧性下台揭开了统治精英的隐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领导层，特别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候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控制权力斗争，以避免派系恶斗扩散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成功，薄熙来事件都是中 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新的领导层将接手一个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权力架构，而其需要在国内和国际暴风骤雨般的政治环境中寻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使该政权寻求“稳定”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列宁解释过高层的分裂能够打开革命的形势：“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之后中共政权努力保持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内部派系斗争的迹象都隐藏在幕后。因为政权公开的分裂会 鼓励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進行斗争。薄熙来事件不仅仅只是终结了一个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击和削弱了整个政权。空降到重庆填补薄熙来市委书记职务的 副总理张德江承认该事件“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总是接踵而来。”（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迪斯（Claudius）如此说道。自从，薄熙来被免职以来，中共政权受到了李旺阳丑闻（所谓 “自杀”）的打击，并被迫和华盛顿紧急达成协议让人权活动分子陈光诚及其家人去国外。这些事件都凸显了安全部门的野蛮，安全部门现在维稳的开支比军费开支 更高——超过7000亿元每年，约相当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些丑闻，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庆的万盛事件等数以十万工人和青年卷入 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使反对政府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薄熙来丑闻

中共中央领导集 体利用重庆丑闻（英国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后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扳倒薄熙来。在中共政权内腐败的指控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惯用手 法（中共集团中有哪个官员没有腐败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薄熙来的“特立独行”和他通过一系列公众运动熟练运用媒体来提升自己形象。虽然其往往缺乏实 质内容，但这些运动利用了公众对毛时代的怀旧情绪和对当今极端的贫富差距的不满。在北京当局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鼓动“左翼思想”的危险。

虽 然“抓住了他们的人”，北京当局现在面临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让事情尽快平息下去而不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举行公开审判，很可 能会激起公众的愤怒，因为会有更多关于统治精英掌握巨额财富和腐败的事实浮出水面，特别是对于太子党，即像薄熙来这样的“红色贵族”。但是，如果对薄熙来 的处理仍然像以前一样在幕后進行，该政权的信誉就更加值得拷问。根据境外媒体报道，薄熙来家族聚敛的房产、股份和公司价值1.36亿美元。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名义上拿着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约16.6万人民币）工资的薄熙来能够花费60万美元（大约383万人民币） 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和美国读书。薄瓜瓜是哈罗公学（英国一所精英私立学校）的第一名中国学生。该学校是为英国资本主义培养未来领导人的摇篮，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另外六名英国首相。

薄熙来家庭的商业活动绝非一个例外。中共高层官员，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党利用他们对国有公司的 影响和控制建立他们私人的商业帝国。“这是一个只会谈论上亿元金额的特权集团”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记者约翰·嘎尔纳特（John Garnaut）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是如此错综复杂，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别和联盟的合纵连横，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在于对中国日趋激烈的爆炸性阶级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贫富差距变化远大于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用于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邓小 平开始“市场改革”时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后政府当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数。许多评论家认为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 0.5大关，这表明了经济的极端不平等。

中共集团上层能感觉到群众愤怒的火山即将喷发，但他们仍然犹豫不决，并在如何应对的问题发生了分 化。现阶段的权力斗争就发生在支持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与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太子党之间，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强大和喧嚣的私营部门的资本家阶层，并且得 到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试图遏制太子党的力量，部分原因是为了進一步推动他们缩减国有经济 成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但同时也是因为担心太子党的腐败不堪会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绝望，担心任何延迟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导致出现社会性爆炸的局面，并将之与1989年中国发生的群众运动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革命相提并论。唐云（音译）警告说，“政改正在与 可能的革命進行赛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来事件对​新政府构成的派系進行调整，从而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激進”的改革，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措施。他们将之看作是他们得以发展，而太子党阵营被迫
退让的天赐良机，温家宝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动“政治改革”的呼吁，但其中并不包括推行选举、普选，或其他真正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

不 过，尽管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计划极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和为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活动空间方面，但是部分中产阶层，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本家 和小商人，对此深具期待，希望酝酿之中的政改能遏制“裙带资本主义”，并使与现政治集团无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能对政府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 共党内的自​​由派最近几个月努力地增强自己的声音，并提出通过所谓的“法治”，即更明确的法律保护和其他保障来限制特权部门的权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为群 众提供真正的民主权利，诸如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建立政党或工会的权利等。正如在薄熙来事件中所表现的，自由派全面封锁和镇压左派网站，只要符合他们的利 益，自由派也会变得“极端不自由”。

中共政权之中并没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众一边或者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即使为了遏制权力斗争而在不同派别 间达成妥协，从而形成一个貌似“团结”的新领导班子，但是毫无疑问在权力交接的过渡期之后，内讧仍将继续发展，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或领导人能够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宁所解释的，由于政府的统治危机，群众会变得更为勇敢，从而可能推动新的群众斗争。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将坚持斗争，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主张推進射秽主义纲领将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民主地交付于工人 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北京暴雨，冲走和谐粉饰

正当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忙于权斗之际，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来最大的强暴雨。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房屋倒塌10,660间。位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区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降雨量达到了460毫米。暴雨引发了山洪和泥石流，80万人受灾。

北京这个拥有鸟巢、水立方等现代化建筑的国际大都市形象被一场暴雨冲的一干二净。正如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中共官员只重视GDP这样看得见的政绩。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仅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灾后过后当局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大唱赞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刘洪伟通过中央电视台介绍当地应对暴雨采取的措施时，讲了“三个非常到位”：预报非常到位、预警非常到位、预案非常到位！被称为“到位哥”。

仅仅大雨后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郭金龙就宣布：“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协同应对，取得了抗洪抢险的初步胜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体“消失”在央视“新闻联播”中。甚至总理温家宝也没有進行“例行”的亲民秀演出。人们纷纷质疑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忙于权斗，无人愿意出来为北京暴雨灾害承担责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龙还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到救灾、善后和维稳上来。”而直到7天后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代市长王安顺才到房山区为暴雨灾害死难者默哀。可见当局灾后不忘维稳；慰问也只是维稳的一种方式。

有网友称：“一场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余人员’，没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维稳，打压民众。”

虽然7月25日市委书记兼市长郭金龙辞去市长职务。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兼副市长吉林也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曾被网友传为因大雨失职而受罚。然而这几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职务变动。因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一次会议上，郭金龙当选北京市委书记。按程序应该辞去原来的市长职务。而且北京市委书记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地位仅次于政治局常委。可见暴雨并没有冲毁其升迁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后，官方22号晚间公布的遇难人数37人一直未见更新，便引发民众强烈质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情况称，截至目前，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之后就没有在更新遇难人数。但是据一些民间调查遇难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号召为灾区捐款也遭到攻击，微博骂声一片。自从“郭美美事件”爆发后，官方慈善机构信誉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报》称“对于捐赠的资金主要用于保证灾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饭吃。”可见当局有钱保证“三公消费”却不愿出钱保证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并非个例，官僚盲目建设诸如高铁这样的形象工程，同时忽视建设质量，许多“豆腐渣”学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灾后，不仅没有实实在在的调查反省，反而高唱赞歌，同时打压异议人士。例如谭作人就由于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進行调查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中国劳工论坛呼吁对遇难人数進行独立调查，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对于城市基础建设，需要社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专家一起進行民主规划，民主管理。而这需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射秽主义。

中国：富士康工厂两千工人暴动

工资只占Iphone售价的2-5%。而苹果公司每销售一台Iphone就能获得售价57%的利润。在读到最近富士康冲突新闻的时候请牢记这些数字。富士康是苹果产品的主要制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责引发了这场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厂的大规模暴动。事件成为了又一例证 – 监狱般的血汗工厂（如富士康）内中国工人受到超额剥削的中国工人，积累了爆炸性紧张局势。

据报道暴动最高峰时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医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冲突持续数小时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早上。新闻报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厂维持秩序。据新华社报道至少三名重伤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国媒体报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认。

丑闻缠身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一些著名电子产品如苹果的Iphone的主要制造商。该公司同样为戴尔、索尼、诺基亚和微软代工。这家台资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剥削者，雇佣了全国110万工人，并由于虐待劳工、违反安全规定和野蛮的军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长期丑闻缠身，特别是自从其巨大的深圳工厂发生数十名工人自杀。这在2010年成为世界新闻。从此之后该公司就将其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内陆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当地政府对此也积极欢迎。但是新的丑闻接连爆发，包括以“实习”的名义强迫学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厂发生的罢工导致所有参与的工人被解雇。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雇佣79000名工人。工人告诉新闻机构暴动首先是由于数名保安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引发。公司的保安和许多管理人员一样是退役军人，由于其对生产线工人严厉和傲慢的态度而臭名招著。愤怒最后于周末爆发，并不出人意料。许多评论者预测在富士康工厂和中国其他许多血汗工厂将会发生更多的暴动。

“这样的暴乱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导劳工权利的刘开明说，“不再仅仅是加薪的问题。”

去年10月由数家大陆和台湾大学发表的报告显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过管理人员和保安的辱骂，16%的工人受过身体上的虐待。报道称：“在长时间的工作期间，不允许工人说话、微笑、坐下、走动和不必要的移动。工人每天要完成2万件产品，”报道称。

太原工人面对这种习以为常的虐待，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在周日晚上发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间在宿舍相对琐碎的争吵掀起了骚乱，并很快蔓延，攻击警车、金属门和工厂内的橱窗。微博的帖子说：“工厂保安殴打工人引发了这场肉搏战。”

针对保安

一名工人告诉《南华早报》称“数千工人寻找和殴打每一名他们看到的保安。”

新华社报道称，来自山东和河南的工人之间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苹果Iphone5的发售让许多来自其他富士康工厂的工人来到太原工厂。特别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工会（在中国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厂中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同样可能是不实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体试图把对富士康及其强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责转移视线。

许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制造业的工人是只有临时合同的农民工。管理人员实施的隔离措施让工人被迫和其他来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倾诉委屈。工会的缺乏，工人自我组织受到打压，意味着没有组织力量在阶级基础上来团结工人。

高压锅社会

富士康的大规模暴动反映了在中国，特别是在制造业的更广泛的紧张局势。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经济急速放缓产生了一个“压力锅社会”。太原暴动仅仅发生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当局更换其领导层的数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发生的一切，未来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各地发生。一党专政当局发生二十年来任何时候最严重的分裂和派系斗争，而暴动事件突显了当中的问题。

由官方中国智库发布的研究经济发展趋势的褐皮书显示，五分之一被调查的公司正在裁员，而之前一个季度的数字是13%。该调查同时显示5%的公司报告发生罢工。今年许多罢工涉及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闭的公司拖欠的工资，或者由于工厂从沿海省份迁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内陆城市而要求赔偿。

iPhone 5

“因为iPhone5的发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骤然增加，”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报告中称。因此，在太原暴动和新iPhone5发售之间很可能存在联系。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报道广泛传播在富士康工厂中普遍发生的虐待，尽管苹果和其他公司客户不断声称这些问题得到了缓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时加班（远远超过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没有加班费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学品中。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个小时的加班。由于科技日新月异和工作的复杂特性，需要不断生产新的产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紧张。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报告称，在深圳富士康工厂接受采访的一些员工称他们工作30天而没有1天休息！

征召劳工的问题也没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最近报道“新学期开始，一个中国东部城市的数千名学生被迫停课到富士康工厂工作。这些学生“被强迫到工厂……之前工厂无法召到足够的工人生产苹果备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厂?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象征。国际品牌公司把产品生产外包给没有工会的血汗工厂，然后对必然会发生的虐待行为推卸责任。这一模式和富士康军事化生产方式使苹果成为股市历史上最值钱的公司，上个月其总市值超过6,200亿美元。已经去世的苹果前CEO乔布斯在富士康发生自杀丑闻之后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不是一家血汗工厂。你走進到这个地方，会发现这确实是一家工厂，但是，我的天呀。他们有餐厅、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对一家工厂来说，这非常好了。”

这一段富有生气的评论被富士康召工者王志前（音译）的否定。“这绝对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他告诉《华盛顿邮报》（2012年9月26日）。“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管理上的问题。[管理上]一团糟。保安经常对工人滥用权力。我们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们宁愿到饭店和其他地方工作。这不是一个缺乏工人的地区——问题在于精神空虚。”

富士康太原工厂的暴动，仅仅发生在iPhone 5推出数周之后，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劳工被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剥削的状态。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长期以来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和民主的工会斗争。

我们反对任何警察行为，或者公司对工人参与太原暴动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国际工会运动组织独立调查。
富士康保安机关必须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选举及轮替执行安保任务。

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呼吁富士康和其所服务的全球科技巨头（其事实上只是一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应该被公有化并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这要求将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国际上结束今天不人道的生产方式、确保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将是更广泛的为工人权利和射秽主义進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后，有着资本家对学生们的剥削与压榨

近日，苹果公司的新产品iPhone5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后，却有着资本家对学生们的剥削与压榨。

据《明报》报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间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级学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团富誉电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实习”2个月。此次实习被纳入了学分考核，不参加将得不到毕业证书，所以学生们不得不去“实习”。

据一位富士康老员工说，这一切的源头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订单，在暑期结束之后，大量的暑期工离开了工厂，公司的人力出现了紧张。于是便用十分廉价的学生工来补充人力空缺。

在这场交易的背后，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军就承认，此次事件中可能夹杂着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只要地方政府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从富士康捞取巨大的钱财。正是由于这种共生关系，地方政府才要求当地高校为富士康提供廉价劳动力。

然而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不是富士康的专利，在三星的工厂中也很普遍。据《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另一家电子巨头三星的工厂也在使用学生工。在三星合作伙伴“海格国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厂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学生工占总人数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间学生工占总人数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还有十多名童工，他们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资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这些不满16岁（中国法定务工年龄）的青少年来说完全是一种摧残——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岁的童工吴小方，在从宿舍去车间上班途中，不慎在楼梯摔伤致使无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绝带其去医院接受治疗，也没批准她的病假，还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资。

许多学生工无法及时得到工资，他们要等到工作期结束以后才能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得到工资，而且工资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工人们没法去申诉，申诉者往往会受到工厂的处罚。

这些决非是个别企业的行为，而是整个电子产业和中国经济的根本。现今中国的经济就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下去的。中国一系列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资本家们对工人阶级无情而残酷的剥削。经过2010年员工14次跳楼之后，血汗工厂的代表——富士康并没有改变对工人们的高压政策，相反，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只能通过加强压榨工人来赢得国际企业的订单。可以预见，血汗工厂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改变，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它会不择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厂发生的暴动就是工人在野蛮剥削之下的爆发。工人和学生都需要自我组织起来進行罢课、罢工等抗争。而学生在罢工抗争中需要联合工人。

最终需要将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并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和控制之下。这样才能结束今天不人道的生产方式，保障体面的工资。这将是更广泛的为工人权利和射秽主义進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王立军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级法院于9月17-18日，开庭审理了王立军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并在9月24日，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虽然官方媒体《环球日报》称：“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显然是司法正义。”然而整个案件更像精心设计的表演，因为其审判牵涉对薄熙来的处理。王立军案件并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说的一个“孤立事件”。

由于打黑而闻名的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于2月6日進入美国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天，成为了薄熙来事件的导火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薄熙来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领导层最严重的分裂。”

薄熙来之前一直被认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权力最高层，即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掀起“唱红打黑运动”，建设廉租房，试图利用人们对毛时代的怀旧情绪和社会改良措施赢得民众支持，同时利用媒体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来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却被中共高层视为一种威胁。他们害怕地方官员挑战中央的权威。

王立军作为薄熙来“打黑”运动的主角，叛逃美领馆为薄熙来的对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其实在此之前王立军原来任职的铁岭市公安局多人由于贪污腐败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希望利用王立军的腐败问题，达到打击其政敌薄熙来的目的。据说王立军進入美领馆之前曾向薄熙来寻求保护但是遭到拒绝，这加速了薄熙来自己的下台。

但是王立军受贿305万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似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成为过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网友称为“清官”。“据说某人只受贿了305万。靠，真是太清廉了。这个位置，收三个亿不算什么的。”

还有网友说他“会被很多乡长县长科长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称为“表哥”的陜西安监局长杨达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块，存款900万元，现金至少700万元。

网友的看法一方面显示中共官员普遍腐败的程度，另一方面显示人们并不相信这场案件前前后后只是司法审判，而不牵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处理已经在3月15日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薄熙来。而如何处理薄熙来已经成为中共目前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筹码之一。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希望利用薄熙来事件打压江泽民为首的太子党的势力 。但是他们同时也担心过多的暴露薄熙来的罪行会严重破坏整个政权的合法性。接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职位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曾说，这件事情已经“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和谷开来案件不同，在王立军案件的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出现了薄熙来的身影。虽然文章没有直接提到薄熙来的名字，但是文中“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一记耳光成为王立军事件的导火索。文中还称 “在建设射秽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显示虽然中共高层仍然在对如何处理薄熙来進行谈判，但是重判薄熙来的一方已经占了上风。

最近在很多场反日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画像，甚至出现了“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 ”的横幅。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来的一派進行的“反扑”。中共领导层可能感到某种压力，因此决定加重对薄熙来的处理。

然而即使薄熙来事件最后盖棺定论，也不意味着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束。在经济低迷，民怨沸腾的形势下，中共内部在选择怎样延续政权的道路上发生分裂。然而我们不应对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过群众斗争和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为建立民主的射秽主义而斗争。劳动人民民主控制和管理社会财富和生产，结束当前的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

薄熙来和中共内部危机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陨落的“太子党”薄熙来开除出执政的“共产”党。这标志着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其至少是这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的分歧推迟了中共五年一届的党代会，直到现在才宣布将在11月8日召开，比之前的预期晚了一个月。

这一推迟显示了在十八大揭晓的新领导层的组成上，中共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前三次党代会（在1997、2002和2007）的召开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这次早一个月。8月份，中共领导们和以前一样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秘密会议，预期将达成关于竞争激烈的领导层人事组成的协议。但是推迟宣布十八大日期显示任何协议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斗争中破裂。

命运突然改变

薄熙来的命运成为了在党的领导层里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对手博弈的筹码。薄熙来的对手——包括现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集体——似乎在这一问题上掌握先机，但是问题是他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胡锦涛的“团派”将被迫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样的让步？

“看起来，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派系冲突和权力斗争在这一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身处北京的评论人陈子明说。他认为这一问题“迫使最高领导集体改变之前的共识”（8月在北戴河达成的）。

一党专政当局严重的分裂反映了社会中爆炸性的紧张气氛——亚洲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滋生，每天数百起“群体性事件”。当前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党”（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来）和他们以“团派”为代表的对手之间。太子党的对手想某种程度上控制太子党的权力，打破他们的“既得利益”（包括强大的国有工业集团），其被视为加快经济的自由化的阻碍。

一些评论者甚至把当前内部斗争的严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图取代毛泽东的失败的政变相提并论。当时企图逃亡苏联的林彪在神秘的坠机中死亡。

薄熙来的开除是开始预先准备好审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实上）“除掉”薄熙来。目前预计他面临很长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虽然这可能会引发中国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议，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对手希望出现这种严厉的审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薄熙来的审判不太可能是公开的，以避免任何公开反对或者公开指控其对手也有犯罪行为。因此，审判过程很可能没有1981年对毛派的“四人帮”的审判那样民主。电视中播放了江青对检方進行长达两个小时的说教。

薄熙来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之前，薄熙来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层受毛主义影响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和中共老干部构成的松散的广泛联盟，他们批评北京的新自由主义和亲全球化的政策。尽管自己家产百万，薄熙来由于他明目张胆的自我吹嘘和（试图利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果而产生的反对情绪）新毛主义的“唱红”运动而赢得全国声望。

现在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前副手和公安局长王立军，具体实施了对重庆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的无情镇压。这一行动受到了人权支持者的批评，而且运动还针对许多不是“黑社会”的人。如此高调的运动和它受到的欢迎并没有让薄熙来自己得到当前胡温领导层的青睐。薄熙来被视为一个威胁，北京希望加强对日益自以为是的省市地方当局的控制。同时薄熙来成为“太子党”的象征，他们傲慢、腐败和滥用权力，这些如果不加以限制，将威胁中共的统治。

冒险的策略

在他被“双开”之后，官方媒体及其严厉地攻击薄熙来，列举其犯有滥用职权、受贿，甚至是“不正当的性关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几乎二十年前他当大连副市长的时候。他在《光明日报》中被抨击为习惯“一言堂”，用“铁腕”统治重庆，是一个“龌龊至极”的人。而《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控制之下的媒体。这个公开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击薄熙来声称的左派立场，并将其称为“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

对薄熙来的攻击是中共领导集体高风险的策略。“他们全力打击薄熙来，”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评论道。很明显，目的不仅在于毁掉薄熙来，而且在于同时打击日益公开的将薄熙来视为旗手的新毛主义左派。但是反薄的宣传活动同样可能助长公众对整个政权的怀疑。

人们不禁会问，如果薄熙来“违反党的纪律”超过20年的时间，为什么当局直到现在才制止他？我们被告知薄熙来是“一言堂”（我们当然不会不同意），但是他的行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员不那麽或者更加专制呢？

正如自由派历史学家袁伟时说：“为什么他能够作恶怎么久，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了这些行为？”薄熙来被指责用人不当，导致他选择的公安局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其最终导致了薄熙来的下台。但是维权律师刘晓原在微薄上评论道：“薄熙来对王立军要承担用人失察责任，那麽，谁来对薄熙来承担用人失察之责？”

当局难以估计这些对薄熙来的攻击将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引发薄熙来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的抗议，因为他们都怀疑政权的清廉和政权处理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能力。有关薄熙来命运的死结以及党代会的推迟显示这一攻击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除了受到其他“太子党”的保护，薄熙来还在中共党外和军队中享有相当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员能够达到。

“薄熙来事件是空前的。他明显拥有比陈良宇[前上海市委书记，因腐败而入狱]和陈希同[前北京市委书记，也因腐败而入狱]大得多的势力，”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伟时提到过去二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两起腐败案件。

谷开来的谋杀案审判

这显示在八月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庭审（她供认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之后被判处死缓）之后事情完全发生了变化。谷开来的庭审演出没有对薄熙来任何提及。而现在我们在新华社的报告中读到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负有“重大责任”——这一点竟然在谷开来案件中没有得到关注！同样，在谷开来审判中淡化腐败问题，虽然众所周知，海伍德为薄熙来家族洗钱，并且由于和谷开来关于数百万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后的纠纷而被杀。

通过不提薄熙来的名字，这一审判预示薄熙来将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过中共内部的纪委渠道软着陆。而这是有关十八大的协议的一部分。但是很明显，事情发生了变化。变化始于9月中旬判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十五年徒行的审判（虽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试图叛逃美国，他仍然得到轻判）。官方对王立军这一及其秘密的审判的报道中提到薄熙来试图掩盖海伍德的谋杀案。虽然没有提到薄熙来的名字，但是报道提到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

我们现在被告知薄熙来“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新华社，9月28日）。然而在两个月前谷开来受审之时，还没有针对谷开来和薄瓜瓜（薄熙来之子，据说现在藏身美国）这样严重的指控。尽管和海伍德谋杀案紧密联系却不提到这样的指控，这显示出中共领导集体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扭曲谷开来案审判的程度，而且现在的说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即将到来的薄熙来审判也不大可能显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给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质疑。9月26日，中国最著名的法医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开质疑谷开来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为这会产生明显的致命性中毒表现，诸如尸体的颜色改变，而这些表现不可能不被到现场的法医注意到。王雪梅推测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杀。为什么检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于需要支持据称精神不稳定的谷开来自己动手杀人的解释。因为更简单的（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在薄熙来控制下的安全部门派出“专业人士”处理掉了海伍德。

类似的事实“修改”同样很可能会发生在薄熙来的审判中。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在打击薄熙来的媒体战中，官方公布的薄熙来腐败的程度被合适地“减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贿了2000万元。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特别是这涵盖了在他整个超过二十年的仕途里的受贿。

“据我所知，远远超过两千万，”被薄熙来监禁过的律师李庄指出，“可以说，远远超过两亿”。

然而真实报道薄熙来家族的贪污所得将给中共政权带来严重的问题。压低财富数额的决定，同时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当性关系”（在中国不构成犯罪），是当局及其宣传机器转移人们视线的做法。尽管如此，许多人也会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个“坏蛋”；薄熙来在往自己口袋里捞钱方面并不比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更好或者更坏。

大多数评论者相信薄熙来及其家族腐败的水平，尽管可能达到数十亿元，但是在今天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他们（中共官员）除了钱什么都不信，”中国政法大学的刘俊生评论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专家。

海外媒体，基于中共内部人士的消息，称薄熙来在2007-2012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仅仅在安排官员升迁上，就收受了十亿元贿赂。如果这样的（更加真实的）数额在他的审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会激起要求進行更广泛调查的呼声。许多向薄熙来贿赂才得以升迁的官员仍然戴着他们昂贵的官帽——只有极少数人在他们“恩人”下台后遭到清算。

权力斗争继续

围绕着薄熙来的事件无法仅仅用腐败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够解释的。“薄熙来倒台和谋杀丑闻的诸多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说，“所有我们看到的都不过是政治密谋和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中国，高层腐败案件的动力往往是党内派系关于影响力和权力進行的斗争。这些派系不是基于任何完备的政治目标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帮派忠诚或者权力政治。尽管由于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别而往往产生混淆，当前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在这些派别之间的显著分歧。温的“改革派”（据说也同时包括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希望加速去经济管制和私有化经济，减少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而像薄熙来这样的官员则倾向更多的政府干预和保卫民族资产阶级抵御外国资本。

薄熙来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原则上受到86岁高龄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派别支持，他们同样被称为“上海帮”和“太子党”。他们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来受到正式审判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团结（大多数太子党反对薄熙来的带有毛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而是感到需要一种集体自我保护。薄熙来罪行的公开揭露将威胁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权阶层的“太子党”的根基，而且同时也将对一党专制的党国体系本身造成更大的体制性的威胁。

诺丁汉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的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最近事情的改变意味着江派“已经同意将他彻底抛弃，以换取领导层换届上的协议。”

江泽民派系似乎通过牺牲薄熙来换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谣传称，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泽民参加了9月28日开除薄熙来的政治局会议。这同样显示即将卸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团派，为了换取薄熙来的人头，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设置上作出了让步。

但是并不像一些评论者宣称的，这并不是胡温的“改革派阵营”的一场胜利。这更可能是一场交易，包括向江泽民妥协，显示出他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力。预计统治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将从9人减少到7人，以便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这同样会加剧权力斗争——这就像一场野蛮的“抢椅子游戏”。

反日游行

同样有可能的是受到习近平支持的胡锦涛派别最近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支持对薄熙来问题“做个了结”，即使这意味着让江泽民的“太子党”在新一轮的领导层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坏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国一百多座城市发生的反日游行。这场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潮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岛，回应高姿态的右翼日本民族主义者。这些游行同样显示出中共内部分裂的更多迹象。

尽管北京试图保持对抗议的有力控制和利用抗议来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谈判的筹码，然而在游行中出现了一些让北京大为震惊的现象。许多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画像，特别是支持薄熙来的口号，让中央政府感到这些抗议被安全部门和地方政府中薄熙来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绑架”了。这“警告了党内的许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学政治学家张明说。

通过把枪口对准薄熙来，中共领导集体不仅想防止薄熙来未来在政治上东山再起，而且也同样打击了薄熙来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们在未来挑战政权及其日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全球许多资产阶级政府纷纷表示决定审判薄熙来意味着北京及其党代会和领导层换届“重回正轨”。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场对中国政府瘫痪和“僵局”异常紧张，不亚于对美国和欧盟。这显示了资产阶级慌张地看着中国经济可能陷入硬着陆，他们渴望北京重新“出台”措施包括更大经济刺激计划。

但是无论薄熙来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都不意味着政权内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权力斗争本身也只是中国社会中根本的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由结合一党专政的腐败丛生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僵局）。斗争将继续，政权新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新的冲突的动力。

“将这些丑事彻底大白于天下对党来说是非常冒险的。他们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为民主权利和射秽主义而斗争的，并完全独立于任何中共派别（不论是右派还是所谓的“左派”）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厂工人跳楼身亡 郑州富士康爆发罢工

太原富士康暴动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于被开除在iPhone5 配件厂跳楼身亡。

这名叫贺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岁，在该工厂工作不足一个月。在9月底向主管请假三天，但工厂正赶工生产，拒绝其请假要求。贺当时称若不让他请假，他就辞职，若厂房不让辞，他就去跳楼。他最终获批准请一天假，但他三天后始返回工厂，厂方决定当他自动离职处理。而按工厂规定，自动离职将不获发当月工资。

9月29日上午11时许，贺城在获悉自己被当作自动离职后，与主管争论，要求取回工资，但被拒绝，他一怒之下从工厂大楼五楼跳下，当场死亡。

10月7日上午7时许，死者20多名家属到富港电子追讨赔偿，他们堵住厂门，并拉起写有：“血汗富港厂逼我儿子跳楼不赔偿”的横额。家属情绪激动，手持扩音器向该厂员工痛斥工厂管理者。

当时工厂门口聚集数千人，很多工人趁机抗议工厂加班、伙食差等问题。警方接报派出警察到场戒备，并试图劝离闹事家属，双方多次发生冲突。两个小时后，家属最终被警方带走。

富港电子工厂是东莞东坑镇龙头产业，由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创办。该厂经常与富士康合作，主要生产各种世界品牌的手机配件，包括苹果iPhone5的手机数据线，当前有1万多名工人。

郑州富士康罢工

10月5日下午1点，富士康郑州工厂发生大规模停工，一直持续到晚上，罢工者来自iPhone 5质量检测部门OQC(现场品检)，停工直接导致“生产线瘫痪”。他们虽然属于检测部门，因而被称为品管，但同样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员。

中国劳工观察报道，在10月5日上午，超过300名品管拒绝刷卡上班。之后三个厂区的品管参与罢工。工人告诉中国劳工通讯，超过70个生产车间卷入罢工事件，而每个车间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罢工高峰时，有大约3000-4000名工人参与罢工。

之后资方承诺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诉求，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继续罢工。第二天，厂方宣布任何旷工者立即开出。大多数工人复工。而一些工人选择离开富士康。

富士康称只有400名工人旷工，而且只持续了2小时。但是中国劳工通讯称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复工的工人。

罢工的直接导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节假日加班外，还向工人提出新的、异常严格的标准，但公司事前却并未给予相应的技能培训，这导致工人几乎无法生产出满足标准的产品。

工人在网上称：“就是现在…，负责生产iphone5的多天产线的OQC(现场品检)集体罢…工，几个厂区的多条Iphone5产线瘫痪。领导及苹果客户在设计存在缺陷的 情况下对iphone5的品质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铝合金边框及后盖的划伤、凹陷标准是0.02mm。按此外观要求，根本就产不出合格的iphone5!员 工每天心理压力巨大，且假日无休！”

而据报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户抱怨黑色版外壳掉漆，虽然苹果声称这是正常情况，但是他们已经有意改進该机的制造工艺了。”

随后几位品管与其他工人产生争执，并最终升级为大规模肢体斗殴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终品管工人罢工，工厂停产。

工人在网上发帖称“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时罢工的原因；前段时间K区产线员工和品管发生冲突，导致斗殴并砸了品管CA室，多名员工受伤和住院，此事未完，K区又有发生类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区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胁。反映到高层领导，领导无视矛盾的严重性。于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课长一致商议停工，产线瘫痪…”

据富士康员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来iphone5的外观问题使每个人压力巨大，不断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诉，每天不挨顿骂就没法下班。

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后后，出现过学生被强迫到iPhone 5工厂工作，保安殴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动，工人因被开除愤然跳楼，而现在又出现苹果公司由于设计缺陷苛刻要求生产质量。这一系列的事件绝不仅仅是由于管理问题造成的，而是国内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剥削中国工人的必然产生的恶果。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不顾工人死活，而苹果公司每销售一台Iphone就能获得售价57%的利润。正如中国劳工论坛此前呼吁，需要将富士康和其所服务的苹果̣等全球科技巨头公有化并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不仅解决工厂管理问题，而且结束今天不人道的生产方式、确保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更广泛的为工人权利和射秽主义進行的斗争。

后记：

就在郑州富士康罢工后不久，另外两家工厂也发生了罢工。

10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佳电器厂，近千工人罢工，抗议薪资低、产量高、法定节假日调休、加班晚等问题。10月9日，罢工继续。
工人在网上抱怨：“深圳福佳电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抠了，加班九点半以后一个钟才八块钱，星期六星期天补回来上正班，现在还搞成这样，劳动法何在啊，还有没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乡市新飞电器总部近千工人罢工，并在总部大门聚集。原因是十几年来工资没涨，而公司管理层腐败，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将月薪从一千元涨到新乡职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顿公司管理层。

中共十八大结束，5名男孩“冻死”街头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气温只有6℃，5个10岁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长约1.5米，宽约1.3米，他们只有蜷曲起来点燃木炭。由于垃圾箱封闭，木炭无法充分燃烧，产生一氧化碳，几个孩子逐渐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捡拾街头垃圾老妇发现有5名男性少年死于街头一个铁质可封闭垃圾箱内。事发路段距离流仓桥街道办事处步行只需1分钟。

事发垃圾箱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绍，出事前若干天，已见到5个孩子在此出现，“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胶鞋，衣服和裤子都很脏”。有目击者称事发前 曾见他们在工地上用弃用木材生火取暖，并在一百米距离外的毕节学院临近菜场找吃的。更有目击者称，在拆迁工地看到孩子们搭起来的简单窝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这5名儿童的父亲分别是三个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亲说5个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另一名父亲说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

留守儿童

七百万人口的毕节市坐落于贵州山区。许多当地农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给祖父母和其他亲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儿童中的四名儿童的两名兄弟父亲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母亲照顾。这名奶奶年老失明，连照顾自己都很困难。

而整个中国农村约有5800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同父母长期分离，很容易被家庭和学校忽视，得不到相应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同时造成很多心理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5万流浪街头的儿童，其中的半数由于家庭纠纷离家出走。

留守儿童的问题看似是由于家长外出工作，被迫和儿童分离。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无法为子女在城市中获得相应的教育和看护服务。

然而当局并没有因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应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在教育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学校中，不同背景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注度也不尽相同。而由于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个班有六七十名学生属于正常现象。即使教师希望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谓的差学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帮助，反而往往被教师忽视。结果是他们不但得不到足够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时建立民主的学生会，由老师、学生和家长组成的委员会民主管理学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学校和幼儿看护机构，免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人。为此需要培养大量教师和专业幼儿看护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会救助的投入，并由民主的委员会管理救助机构，以防止出现虐待和拒绝救助的情况。

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首先争取全面的民主权利。还需要在学校和工厂中進行罢课和罢工的斗争争取教育权利。

然而教育权利不平等和儿童贫穷的状况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即使统治阶级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進行改善，也会不断重新产生这方面新的问题。只有最终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真正的射秽主义，在新的物质和道德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中国学术机构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一份在12月9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中国新一届独裁领导人的压力。他们焦虑地希望化解不断增长的群众不满。上个月在北京关键的十八大会议上，他们曾誓言缩小贫富差距，尽管他们已经年复一年的许下类似承诺。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联合制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被广泛作为测量贫富悬殊的指标）在2010年达到0.61。基尼系数被世界银行等机构使用，数字越大，说明该国收入差距越大。报告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数高达0.61为世所少见。”

调查结果验证了已知的事实：中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现了急剧上升的贫富分化，“大量的”穷人被抛弃在所谓的经济奇迹后面。十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十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而他们即将退休的现在，中国有251名拥有十亿美元的亿万富翁，只有美国能比之更高。

该报告基于对8,​​438户家庭的调查，估计今年7月的城市失业率为8.05％，几乎是官方数据的两倍。发表这份报告的甘犁呼吁中国政府重组开支架构，将焦点放在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释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产党”专制当局超过10年没有公布基尼系数，反映其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和尴尬。最后一次的官方数据是在2000年发布，显示基尼系数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估计基尼系数为0.47。任何超过0.4的数据都表示社会不稳定已经达到危险水平。中国现在是世行第三大股东，世界银行多年来没有发布中国的基尼系数，无疑是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环球日报》评论这一报告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拉响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学教授郑新业对《环球日报》说真正的基尼系数甚至可能高于0.61，因为调查很难接触到超级富豪。

很少国家能够在短短十年里让贫富差距增加几乎50%. 0.61的基尼系数让中国位列世界极端不平等的国家之列，这些国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广泛的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社会，在2009年其基尼系数达到创纪录的0.63。下面2007年《经济学人》的图显示中国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组合上看来，中国新的领导人可能不但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扩大。最近在中国资本主义摇篮的广东，新的领导人习近平无耻地重复了邓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习近平承诺加快资本主义“改革”，以重新构建经济并给于私人投资者更大的份额。然而甚至极端自由主义的《财新》杂志也指出：“报告称，地区上来看，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基尼系数越高。东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于中西部。”

该报告惊人的数据進一步显示了一党专政的亲资本主义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必须建立独立工人组织来领导抗争，反对不断加剧的贫富不均，以及全国的资源被一极少数的超级富豪窃取。即将到来的时期，群众会对在中国用射秽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越来越感兴趣。

震惊世界的乌坎抗争一年之后

一年前，中国广东乌坎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群众抗争。村民卷入长达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他们赶走基层“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建立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管理社区。面对镇压、逮捕、被数千名武警包围和抗议领袖死在看守所，最终12月21日达成的一个戏剧性的协议在当时看来似乎满足了村民的大多数诉求。

当时，中国劳工论坛曾经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广东省委工作组达成的协议；需要维持群众压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组织，并和其他群众运动相联系。

我们的警告不幸被验证了。乌坎村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现上百村民对此不满，在（新的）村委办公室外示威抗议的事件。理事会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争领袖只是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得到释放，而没有取消对他们的指控。抗争领袖薛锦波的遗体是在家属陈诺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条件下才被归还的，而没有進行独立的尸检。

即使这样，乌坎抗争也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超出其村子传播到全国，而且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评论者称，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共对（中国）一个行政区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几周内，乌坎的抗争就粉碎了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中国人需要一党专制政府，而没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们自己。

之后的2012年，群众抗争变得更加频繁，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断发生。今年初海南乐东县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之后7月份什邡和启东也发生了抗议环境污染的示威，数万人参加，其中90后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乌坎事件发生一年后，正处于中共召开十八大的前后，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宁波爆发了反PX化工项目的群众抗议运动，当地居民连续数天上街抗议，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進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之前2011在大连，2007年在厦门发生反PX项目的群众示威之后（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当时也進行了相关报道），当局都做出了部分让步。宁波反PX游行显然也受到了这些之前类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写作几天前，12月7日17时贵州遵义仁怀市城建局强拆民房造成两死三伤，23时许死者家属擡尸游行到市政府，万人“围观”。政府出动武警镇压，发生暴力冲突，多人被打伤和被捕。

群众抗争的发展

今年“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数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示威在各地持续发生，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常态。群众对此也越来越熟悉。甚至连中国官方《环球日报》都承认：群众抗议已经成为“公众已经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项目上街头裁决非长久之计”，2012年10月29日《环球时报》）

由于微博、手机的普及，群众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这也迫使当局无法再掩耳盗铃，而不得不报道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使得群众，特别是无法看到被当局屏蔽信息的民众，获得更多这方面的信息。群众抗争变得公开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规模的抗议，发生示威数天前有公开的通知。在什邡和启东事件中，90后中学生自发地派发传单和進行宣传。

青年在群众抗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進化。

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法也出现了变化，手法上更加灵活，很多时候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莺歌海镇爆发数万人反对燃煤电厂示威（中国劳工论坛当时也進行了相关报道），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将电厂修建地址改到邻近的其他乡镇，然而这也使得抗争也扩展到新确定的电厂修建地区，使得当局数次变更电厂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却得知燃煤电厂即将在莺歌海镇动工修建，于10月18日再次爆发示威，发生万人警民冲突。之后数百人被逮捕，数十人被通缉，而燃煤电厂已悄然动工。而在12月，对此问题在网络及出书发表意见的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乌坎抗争的教训

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当前的群众抗争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多数抗争没有一个民主的架构组织抗争。使得很多群众抗争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不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伤亡发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争无法根据形势随机应变和发展。当然中共对任何的暴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讨论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乌坎村的理事会也是以宗族形式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和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后不久就被新的村委会取代。新的村委会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组织。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且无法被选民召回。中共当局首先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通过威胁、经济压力和媒体控制進行幕后操纵和打压激進的抗争领袖。如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就由于遭到当局打压而被迫放弃参与村委会选举。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当局能够很容易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威胁和财政激励——让这个弱小的村委会屈服于当局的意志，这样就能在这三年里控制新的村委会。这造成乌坎目前的抗争没有真正的民主的领导层，自然也就无法推动抗争的继续发展。

而且乌坎的大多数抗争领袖之前在外经商。其中林祖恋也是中共党员，曾经是中共基层官员。他说“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谈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无意义。”（《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这些抗争领导者大多来自中小资产阶级，真正希望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不希望中共政权垮台，虽然希望获得更自由的经商环境。因此他们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当局作出让步后，一些抗争领袖不希望通过继续推动抗争来实现全部要求。而希望请尽快的回到适合投资的环境。“我们需要拿回我们的土地，然后吸引外资”林祖恋说，“如果乌坎持续政治动荡的话，我们怎么会实现这一点？”（《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现阶段大多数群众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往往集中于单一的诉求。如什邡、宁波的抗争是单一的环境诉求。即使乌坎抗争中最主要诉求也是要回被腐败官员卖掉的土地，而没有提出其他更广泛的涉及民生的诉求。这使得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发动群众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而且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联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林祖恋说乌坎的事只是一个小乡村的事，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然而正如像其他群众抗争一样，乌坎村民反对官员剥夺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于建嵘称，“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新京报》2010年11月05日）而乌坎抗争中突显出来的民主权利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个村子的范围里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乌坎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乌坎抗争高峰时，附近的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有密切的关系。

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数万群众前往镇政府集会抗议，并封堵汕头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对政府在当地修建第二座高污染的燃煤发电厂。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议贪官卖地。乌坎村附近的乡村如龙头村等村庄也由于土地问题发生了大规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冲突。

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的警察進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

这显示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基于当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临阵磨枪”的组织。在目前阶段，这只能通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组织得以实现。

罢工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大多数群众运动没有联系到工人的罢工，没有争取工人支持進行声援罢工。然而和工厂之外的群众运动一样，今年中国爆发的了不计其数的罢工。

在中国最大的工厂富士康，其在太原、郑州、深圳等地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暴动等事件。（对此前几期的《射秽主义者》作了大量的报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厂发生十多名工人连环跳楼，他们由于血汗工厂环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厂中虽然仍然出现了工人跳楼，但是更多的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暴动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剥削。

2012年10月苹果公司由于iPhone 5设计缺陷提出苛刻的生产质量要求，造成郑州富士康数千工人罢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发生由于保安殴打一名女工，而导致两千工人暴动。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厂已经于2012年上半年发生过数次工人罢工和工人以“集体跳楼”方式抗议。

这显示了工人意识的改变。从选择消极的跳楼到选择進行罢工抗争，以实际行动争取自身的权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苏泰州靖江市东方重工船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被拖欠5、6个月工资。上千工人冲上京沪高速，把江阴长江大桥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瘫痪。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港资华彩印刷厂，三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对员工太过严苛，请假太难。

面临很多群众抗争的中共当局，对于罢工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一味的镇压。很多时候政府以劝说和威胁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罢工和组织工人上街，很多时候资本家不得不作出让步。

同时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也在尝试通过收买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会等方式防止工人抗争激進化。

在罢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厂外的群众抗争类似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工人们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厂中進行罢工，而不是走出工厂進行抗议。这当然有当局镇压的原因，但是这使得工人罢工处于孤立的状态，无法联系到其他群众。另外不同工厂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声援和联合行动。

总结

即将到来的2013年中国群众运动也将发生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射秽主义者需要对此作出提前准备，总结教训和经验，因为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需要正确的斗争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工人代表只领取普通人的工资，并受到其他成员的民主监督，最终推翻现有的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习近平能带来改变吗？

中共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毫不迟疑地建立起一个热心于所谓的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形象。经济改革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代名词。这受到了海内外商界领袖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这新上任的独裁者享受暂时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吴敬琏赞扬新的领导人，“重启改革议程，启动我们改革的再出发”。尽管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经济改革的言论，但是没有任何即将放松政治管制的迹象来印证这些言论。相反，尽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态的广泛宣传，新政权同样采取了新措施控制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奥威尔的风格评论“‘管一管网络乱象’是许多老百姓的愿望”。
习在12月对广东省進行了五天访问，作为中共总书记第一次离京视察，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讯息。习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当时，邓小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不会回到计划经济，全中国应该向’南方学习’”。2012年习的“南巡”赋予了邓小平式的象征意义，其中包括和在当年“南巡”中陪同邓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员见面，向深圳的邓小平雕像敬献花圈的仪式。作为对之前胡温领导层言论的回响，习呼吁“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改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法制”新华社引用习的讲话，“ 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要進行认真研究，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加强法治等措施来解决。”

陪同习南巡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被晋升，而由被称为“小胡”的胡春华接任其广东省委书记职务）。由于总理温家宝将于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视为中共党内主要的自由主义旗手。虽然汪洋没有進入政治局常委——党国的权力核心，但毫无疑问，南巡额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确认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的自由派评论员林和立指：“ [习近平] 向外界表达的讯息是‘我是邓小平的继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习强调他自己和广东——中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摇篮——的联系。习的父亲习仲勋在1978-1981期间任广东省长和省委书记，而习的母亲现仍居住在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是邓小平的关键盟友，帮助邓对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义的一派。习仲勋参与创建了深圳“经济特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之后复制到中国其他地方，后来还“输出”到亚洲等地区的低工资经济体。经济特区被用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逐步削弱工人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厂替代“低效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在出口领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晋升，新领导层组成揭晓。在此之前的数月，就常委人员组成（从9人减少到7人以“提高决策效率”）上，发生了数十年来最激烈的内部派系斗争。高层的分裂预示了未来革命的激变。美国评论家裴敏欣对十八大新产生的领导集体充满疑问，“这一整场精心编排的演出是否类似于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华早报》（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称：“但是那些相信中国可以无视专制体制内部退化和历史上一党政权垮台的记录的人，可能从阅读（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获益。独裁者在他们倒台前看起来坚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们，一旦他们被推翻他们的倒台将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是唯一一个警告中国革命的声音。在中共统治圈内部，由越来越多的危机感。据报道，党内领导人对《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这1856年的本书是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根据《金融时报》的加米尔·安德尔里尼（Jamil Anderlini）称，候任总理李克强将这本书视为一个警告：“ 德·托克维尔指责引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部分事实是，资本阶级在群众中激起嫉妒，而贵族受到蔑视”。

胡温时代

2012年对中共政权来说是“可怕的一年”。经济急剧减速，债务危机恶化和反政府情绪上升，在中共“团结”的外表上出现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裂缝。乍一看来，在刻意宣传的中国经济“奇迹”下，这一转折是不相称的。表面看来，即将离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领导层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经济增长。以美元计算，中国GDP在胡温时期（2003-2012年）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长为10.6%.

十年前，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的经济产值都大于中国。而中国今天远远超越了这些经济体。在2012年，据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中国将超越十七国组成的欧元区，拥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额，并有望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在胡温时期，中国电力消耗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网超过之前的三倍，私家车拥有量为之前的八倍。财富500强（以收入为标准的世界领先的公司的名单）中的中国公司从11家上升到79家，仅次于位于第一位的美国。

然而经济增长的蛋糕，并没有被广泛的民众分享。群体抗议增加，估计在2010年有18万起，这是群众不满达到沸点的迹象之一。胡温政府的亲资本主义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以成为亚洲最严重的贫富差距。当胡锦涛上台时，中国还没有十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而今年有251人，仅次于美国，其中7人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十八大。同时，几乎5亿的中国人靠每天不高于两美元的收入生活；据世界银行报告，半数中国人口很难获得基本的安全饮用水。

太子党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主导。和习一样，他们是毛时代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在今天的中国，他们的家族关系赋予了他们难以想象的权力和财富。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党委中有四人是太子党：习近平、张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这代表了中共高层一次显著的变化，这将对政权未来走向发挥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届9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党只占据三分之一的席位。

“许多国家都有权势家族，但是在中国，这些大家族正在变成政商两界的主导力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吕晓波说。

国家主席胡锦涛（2013年3月将国家主席的职位移交习近平）的派别，看起来是政府权利斗争主要的失败者。胡的“团派”是非太子党官员的主要派别，他们在官僚机器中爬升到现在的位置。团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强一人，他是领导层中的二号人物。

习近平不仅仅被确认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胡锦涛同样向他移交了控制军队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军委主席一职提供了关于2012年内部权力斗争更多的线索。胡的前任江泽民在2002年卸下总书记的职务时，拒绝放弃其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以平衡胡锦涛和团派的影响，直到两年后才卸任。江是“上海帮”的老大，“上海帮”有时也被称为“太子党”派别。

中共党内主要有两大派别，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别界定。甚至“专家”也对一些关键人物的派别归属有不同的意见。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党是江派的成员，但是张德江和俞正生属于江派，而张高丽虽然不是太子党也属于江派。中共内部派别并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线（关于理念和政策）划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阴暗的密谋，相互保护，划分对不同领域的控制。十八大后展现出的对习和他团队的团结，并不意味着中共派别斗争的终结，而不过是不同势力之间评估状况而暂时休战，以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和等待新领导层的第一个动作。

习近平曾经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条独立的道路，特别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为胡的继任者之后。习是竞逐候选人中唯一同时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选，如果一派试图强行任命自己的人选，将有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内战”。习显然利用这一形势，在新任班子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大概解释了，关于胡锦涛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协议，以及将常委人数从九人减为七人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很可能将更多权力集中在习近平的手中，但习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观察。

现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权谋的幕后交易。特别是关于经济政策（将强“改革”）的轮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职务的派系分布。尽管胡的团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别。团派成员总体更加年轻，因此被预计将在2017年的领导层换届中被提升。

权力斗争

由于中共内部危机不断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讨价还价几乎一直持续到十八大前夕。这是残酷的高层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且还将继续。派系之间的角力甚至進入公众视线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丑闻。而在之前这是各方试图避免的，以避免触发群众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锦涛的关键亲信令计划的晋升，“平安保险事件”——《纽约时报》发布了一项极具破坏力的调查（有可能是基于中共内部人士的泄密），估计总理温家宝的近亲积累了27亿美元的财富。

最轰动的事件是高层太子党薄熙来的倒台，他被开除中共党籍，并面临严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将在2013年处進行的审判。薄熙来的派别对手花了很长的时间挖掘犯罪证据以打击他，然而却是他自己动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决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务，由此揭露了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谋杀丑闻。尽管薄熙来事件打击了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太子党，激起对于他们的财富、腐败和傲慢的大量愤怒，但是仍然是他们在今年的中共换届中提升了地位。这一事实突显了中共领导人与社会是多么遥远和脱节。太子党现时的强大是得益于政治上“死而复生”的前领导人86岁的江泽民和84岁的李鹏，他们强行介入幕后谈判。尤其是江泽民作为其派别的党鞭，动员对太子党和他的“上海帮”的支持。

胡派没有能成功利用薄熙来事件，在十八大的势力划分中提升他们的地位。他们处理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们害怕升级内部斗争——例如通过打击薄熙来的亲密盟友——可能引发全面的派系战争，而可能会毁掉整个一党政权的“房子”。通过抛弃薄熙来，太子党家族在十八大时巩固其队伍，加强他们对中共的掌控。尽管这是复杂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实际上这结果反映了中国精英恐惧不断加深的潜在革命危机。用本杰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话说：“太子党总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对国家的操控，将这么多太子党提升到最高职务类似于提供一种政治保险。”（“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评论家章立凡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太子党主张维持一党专政……这是他们的底线。”

太子党，在中国其作为一个特殊的拥有财富的新兴精英阶层，其社会地位的前提是一党专政。因此他们被视为一块城墙，抵御将有可能威胁其统治的民主“实验”。太子党占据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独裁者家族类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后，他们除了打击群众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会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结果，即之前权力斗争的结果，显示中国继续拒绝所谓的政改。同时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似乎达成了共识。自从1989年中共击败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和专制统治的混合体成为中共政权的特色。其在湖锦涛的十八大演讲（据报道被习近平审核过）中被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射秽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 ，也不走改旗易帜 [结束一党专政] 的邪路……”

腐败“蛀虫”

另一个广泛引用的，来自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演讲中的一句话是，他警告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在中国，腐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府官员的巨额贪污，到给医生和教师要求送“红包”，使病人和学生得到优先权，中国的腐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称，据估计在过去十年里，23.2万亿元的资金，以各种形势的腐败、犯罪和逃税，流失海外。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佩戴奢侈手表和带有价码的昂贵时装的中共官员的照片，暴出大量丑闻，以这些官员的工资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些东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锦涛，当局发言人也公开承认，不断增长的腐败丑闻和公众愤怒可能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习在上任后也有类似的表示，将腐败比作”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但是现实是，最高领导层将能对这一问题做些什么呢？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评论，“据说有三种选择。枪毙腐败，放任腐败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只能选择第三种。”

习近平和新领导层希望在他们统治早期显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们的现任一样，他们受制于整个体制都是腐败的这一现实。实际上，反腐运动将局限在一些被广泛宣传的姿态或者检出一些“臭鸡蛋”用来以儆效尤。这已经发生在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晋升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在，李春城涉及卖官和非法房地产交易而被调查。将常委王岐山任命为中国新的“反腐沙皇”同样是为了释放出强硬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王岐山没有子女，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潜在“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禁止官方宴会和豪华红地毯接待到访中共官员和军官的决定。尽管这一措施无疑将会为新的领导层赢得短期的支持，但是这主要是作为一种粉饰，因为从商业交易中获得的回扣远远大于公开的排场的开销。事实上，这一新的禁令是为了加强官员自我监督，避免在公众面前大摆排场。换句话说，这不过是一个烟雾弹。

为了保卫他们的制度，中共领导人会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缓和公众对于腐败的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制反腐斗争的范围，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引发群众抗议而且同时可能触发党国体制的“内战”。真正揭开中共领导人及其家族幕后的商业联系的神秘面纱，将对政权的存在构成威胁。借用习近平的隐喻，这将打开历史上最大的“蠕虫窝”！

要求“阳光法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一部分官方媒体呼吁高级官员公布他们的商业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官员向中央政府报告他们的金融交易。这是另一项毫无意义的措施，因为结果当然不会接受公共监督，而且中共官员也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隐藏他们的资产，例如将资产处于他们的亲属或者商业伙伴名下，甚至使用空壳公司或者其他明目。尽管公众呼声增加，就公开官员商业交易立法对当局来说无异于自杀。“如果他们宣布他们的资产，他们统统都会進监狱——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退休官员姚建福评论。现在有一项试点项目被提出，广州省中三个相对较小的区域，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和韶关始兴从明年起开始官员财产公示。这这些试点地区，地方官员被要求对其投资和个人资产進行公示。甚至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怀疑。“有了制度不执行，危害会更大，会让人民群众失去对制度的信任，”广东党校唐晓阳教授称。

自由派的有限纲领

呼吁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称“没有独立机构，就没有可能解决体制内的腐败”。和我们射秽主义者不同，中国自由派不提出基于群众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彻底改变，因为他们明白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变，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立即构成威胁。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渐近和受到控制的方式，建立独立的“制衡”机构，即于中共控制下的机构平行的精英机构，如独立法院、更自由的媒体、不受约束的非政府组织（NGO）等等。

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议这些结构由选举产生，或者受到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这是由于（根据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们的角色在于代表没有政党的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受到他们政治影响的社会团体。这也许包括当前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给这些阶层影响国家事务的渠道。自由派将之视为一种途径，通过限制和中共有联系的企业的角色，来减少政府中的腐败和让经济“更具竞争力”。另一个似乎被习近平采纳的概念是“协商民主”——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更多的候选人竞争同一职位；举办地方论坛对政府的政策听取意见和進行讨论，但是不做实际的决定。

这是总理温家宝和前广东书记汪洋的支持者主张的政改纲领的一部分。这些派别并不寻求结束一党专政；他们希望小修小补，给这一制度设立“安全阀”以延长其寿命和阻止革命的爆发。和中共内部强硬的反改革派一样，他们同样害怕群众，不希望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建立独立组织参与政治，以及挑战政府权力的出版物。

射秽主义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支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结束一党专政。汪洋一类的自由派青睐的、在当前制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广东乌坎村今天的现实中展现出来——在其发生史诗般的群众抗争一年后。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广东省政府达成谈判协议之后，抗争运动中最激進的成员面临打压和威胁，而（在之后的村委会选举中获得主导地位的）抗争运动中的亲中共的温和派，没有实现运动的任何主要诉求。

尽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习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马和政改阵营弄到一起，而更愿意试图达成一种平衡。中共等级制度下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对手害怕者这会打开要求改变的群众压力的阀门，最后导致中共倒台和现政权（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类似于中共的附属）的解体。政权高层希望不计代价，将派系权力斗争、日益激化的地区、经济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维持在党内。他们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独立司法，都可能将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使得政权试图将其掩盖在幕后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诉《南华早报》（2012年10月31日），“他们害怕如果他们开始行动，可能会如同搬走一块能够引起雪崩的石头。”

“商业帝国的密谋集团”

今天中共的政权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保留了许多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时结合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政治局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密谋集团”，这是在2007年“维基泄密”发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国政府电报中的用词。在中共首脑会议中，我们发现联合了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党”。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后代的电力集团。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由于她掌控宝石行业而被成为中国的“鉆石女王”。正如《纽约时报》（2012年10月25日）报道，“《纽约时报》发现，通过经营国有鉆石公司（后来被私有化），她帮助她的亲属将他们持有的少数股权运作为一个十亿美元的庞大股权，涉及保险、技术和房地产投机。”

新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刘乐飞在2011年《财富》杂志的亚洲前25名商业领袖名单中排名第22位。根据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项调查，习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产、科技和稀土矿业中累积了3.76亿美元的财富。“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参与推進其亲属的商业交易，习及其家族也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该报告紧急补充道。这只是凸显了一个事实，在当今一党专政条件下，中共高层家庭能够利用他们的权势非常“合法地”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

资产阶级们非常兴奋地期待习和他的团队会启动亲商改革议程。彭博社在11月末对投资者進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现实，53%的被调查者对习的政策保持“乐观”，而两个月之前只有42%对胡锦涛的政策保持“乐观”。“这是非常积极的。神秘难懂的胡锦涛离开了，这[习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业和人民建立关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发言人说。

资产阶级媒体称赞习的自信作风和“随和的”无套话的演讲，而不是像胡锦涛那样僵硬的表现。但是习的自信源于他的太子党身份和成长经历——这是一个相信他们的出生决定了他们的统治的集团。资产阶级评论家赞许地提到，在习的仕途中，他曾经管理厦门经济特区。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因促進私人企业发展而知名。据报道从那时起，习和许多中国顶级私人部门的亿万富豪建立紧密关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李书福和中国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宗庆后谈到习近平：“因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时间，他相信私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难以逾越的障碍

对重启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在新领导层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强，将在不久后接替制订经济方针的温家宝，是新领导层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党，对这些问题一直最直言不讳。李克强和新自由主义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该报告是由世界银行和（李克强控制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在这460多页的报告中，“民主”一词没有出现过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结论是需要“体制改革以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组合——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打破国家垄断。

在十八大后，李抱怨，“当前改革進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在资产阶级耳中，这犹如美妙的音乐。

尽管新领导层的政治组成和预期的方向是明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言论会自动变为行动。类似的言论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为习李和新的领导人所青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会在某一阶段遭遇群众性的抵抗，因为这一政策会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而遏制腐败和让政府更加“开放”的陈诺无法兑现。这也是为什么习会使用更加民族主义的言论，例如关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别是如同日本新领导人，习近平会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迷惑群众和减弱对其亲资本主义方针的抵抗。

太子党会同意在保证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触动的条件下的经济改革。来自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能够阻碍即使相对较小的措施和导致派系冲突加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产能过剩和债务堆积（见方框）意味着计划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银行，可能加剧现有对金融系统的威胁。

为两亿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言论，现在被吹捧为刺激国内消费的一个途径。但这很可能将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财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负担这一额外开支）。同样，现在北京正在推动的，增加对农民的征地补偿也会面临同样的障碍。由于近年来的过度投资，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他们会试图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于穷人的支出。这些事实意味着习近平未来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射秽主义者对中共内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们都不代表群众的利益。我们警告不要对现政权将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许基本的民主权利（如结社自由，建立独立工会和政党的权利，等等）有幻想。这些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赢得，这些群众斗争必须独立于中共政权和亲资本主义的自由派团体，这些团体害怕普通工人获得民主权利，将之视为对他们支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威胁。我们射秽主义者强调需要工人政党，在目前阶段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纲领是用全面的民主权利、民主公有制和民主计划经济取代一党专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数中国国内的评论家将胡温时代描述为“失去的十年”。这一短语的含义根据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对于中共党内和党外的所谓的“政改派”来说，指出的是胡温时期镇压和审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实。特别是自从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之后，温家宝总理发表的很多政改论调的演讲和这一事实相违背。用于国内安全的预算的大量增长显示了这一事实，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亿元，超过了过去两年中每年用在军事上的费用。胡锦涛的口头禅“和谐”现在已经成了镇压的代名词：抗议者时常被防暴员警“和谐”。

对于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群体来说，“失去的十年”用来表达他们对停滞的经济“改革”（自由化，去规则化和国企改制以便为私人资本创造更多获取利润的机会）的不满。中国媒体中的经济自由派往往将胡温时期的两位数增长归功于之前的领导集体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他的“经济沙皇”朱镕基。他们由于“大胆改革”而受到赞扬。其中包括在国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岗潮，以及加入世贸组织（WTO）。这些改革极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来直接投资（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为回报）。这些措施产生了爆炸性的社会紧张局势，在1997-2002年摧毁了6000万个国企工作岗位。这迫使江的继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为本”的论调，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简而言之就是“不折腾”。 当前正在進行的讨论，无论是在十八大之前还是之后，反映了来自中共党内外和境外资产阶级要求当局進行“改革”压力不断增加，他们希望回到江朱时期的改革步伐，这意味着更大的阶级分化和工人阶级和穷人经济负担的增加。

事实上如果实施习近平团队追捧的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会使经济问题恶化，正如当前欧洲灾难所显现的。但是新领导层对这样的经济政策明显的共识，突显了当局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僵局。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到当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这一模式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2011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2亿吨，比12年前中国总的钢产量（1.28亿吨）还要多。即使钢铁需求和价格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而继续下滑，新的炼钢厂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报导，“去年底，中国钢铁行业总负债4000亿美元——相当于南非的经济总量。”

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尝试，不断与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平台的角色相抵触。在胡温时期家庭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为37%，比江泽民任期的46%还要低。

其后果是中国面临潜在的灾难性的债务危机，公司债务从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这远远超过了经合组织（OECD）认为“危险”的90%。瑞士信贷银行认为，在疯狂的基础建设中积累了巨额债务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中最脆弱的一环”。这些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在银行系统中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惠誉国际评级机构（Fitch Ratings）估计估计中国国有银行在过去五年的新增贷款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在短短五年里复制了美国整个商业银行业”。惠誉的中国银行评级主管的朱夏莲 (Charlene Chu) 评论称。

即爆发的债务危机（我们马克屎主义者预测的）让中共领导集体不敢采取“割肉补疮”的做法——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画（尽管他们可能会由于革命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改变态度）和为了经济“转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国有经济部门。由于严重的危机，改革“不能再延后”和“必须冒必要的风险”，有意地纳入官方讨论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气氛正如同华盛顿对财政悬崖的害怕”，《亚洲时报》网络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欧威尔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评论。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领导层镇压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随着习近平及其新领导班子掌舵，中国革命的警号来得更迅速、更强烈。在2012年步入尾声之际， 70多名中国学者和律师签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在互联网上流传。公开信的主要策划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费和平改变的机会，那麽国家即将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胁，陷入动荡和混乱中。”签署人包括1981年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辩方律师 – 张思之。

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权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发出的公开突袭。他们主张，资本主义政策应该伴随着局部和受管制的政治开放；而主导中共的其他派系则乐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拒绝真正放宽专制的箝制。

签署行动发起人坦白承认，倡议书是“相当温和”。倡议书没有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渐進式的“改革”，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对私营企业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详的要求。正如较早前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页上解释过，这类倡议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国独裁体制上建设一些政治“安全阀”，与真正的民主议程有大大的距离。同时它鼓励经济更多的自由竞争，希望能预防社会动荡的爆发。自由派明白到，社会爆发的前景将至来临。

签署人章立凡表明：“我们宁愿要改革也不要一场革命，因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最低”。及后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价”论点自相矛盾，向美联社表示：“我们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马当活马医”。

联署发起人明确表示他们对于革命存有恐惧，要避免中国爆发一场革命。尽管联署的立场“温和”，政府的监控系统很快就将倡议书从网络删去。

严厉打击媒体

知名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传部关闭，敲响政治改革的丧钟。在《炎黄春秋》刊登一篇社论对章立凡的联署行动作出呼应，并要求“保护”中国的宪法。数天后，中国就对杂志发出封杀令。

广东的《南方周末》最近发表一篇新年献辞，因为原稿要求实现“中国宪政梦”，被省级宣传部部长庹震撤换及删改。广东媒体向来被视为没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闻从业员在广东省对官方审查抗议。

官方新闻署控制南方周末的微博，并偏袒官方版本的的声明张贴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记者正在進行罢工。这次南周媒体员工的罢工行动，是自从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激发起全国很多网民发起团结声援，所有支持民主权利的人理应全力支持。

“无国界记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间，中国新闻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个国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长驻北京的《金融时报》记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态发展是中共新领导层“预料之外强硬的政治态度”。不过事实上，这却是与党领导习近平提出的“稳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负责舆论审查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表明，媒体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

虽然目前官方审查的对象是自由派的媒体，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击多个左翼及毛泽东主义网站，这些媒体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党薄熙来的。此外，主张真正射秽主义，反对中共独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国劳工论坛”，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年被封杀。我们的网页只可以透过虚拟专用网（VPNs）去浏览，而VPNs最近成为网管的对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项收紧网络管制的法例通过，限制网络用户必须使用真姓名登记。新一届领导层承诺“深化经济改革”，但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会落实政治改革，即使是联署人士所倡议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没有。

“暴力革命”

70名联署人士以“改革共识倡议书”为标题，警告不改革将造成危险：“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发起人的恐惧是有根有据的，即使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错误。上月中国学术机构发表一份报告，指中国2010用以量度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达至0.61，可以与南非相提并论。在中共的资本主义政策之下，中国亿万富豪（身家达十亿美元）的数量在全球只仅次美国，但同时却仍有5亿人过著每天收入少过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个调查指出，中国最高收入的10%人口拥有全国85%家庭财富，而美国的数字是75%。

我们12月28日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发表的文章“习近平能带来改变吗？”，解释了在中共党内的严重分裂预兆中国未来会发生革命动乱。在新领导层上任两个月后，似乎意识到体制的危机逐步迫近，但同时采取措施去支撑一党专政的体制，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会议期间，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刊登一项调查，显示81%受访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时70%的受访查支持加大反贪腐的力度。

《环球时报》最近再发表一篇文章，总结中共政权拒绝所谓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来20-30年，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没有改革，中国将不能发展。而我们需要这么多时间進行改革，是因为社会转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循序渐進的过程。”

“循序渐進”只是借口，越来越少人相信这谎言。这论点没有任何历史例证去支持为何一段“长时间” 是必需的。最近几年，中共的镇压的手段变本加厉。中共上层，特别是主导的太子党家族，累积了巨大的金融王国，并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隐藏着、受着保护，这解释了为何他们抵制任何改变。同时，中共政权也惧怕，尽管是将少部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归还给大众，也会令 “潘多拉之盒”打开，最终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真正的民主变革。

中共的强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惧群众的“暴力革命”和“混乱”，又同时支持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因而在这两个条件下团结起来。他们明白到，当受超额剥削的工人阶级获得政治自由，并能够建立强大的独立组织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受威胁。中共强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于如何避免革命发生的方法之上。

反贪腐的“过场戏”

这种恐惧亦解释了，中共政权大肆宣传反贪腐行实，实际效果却是很有限的。新的领导人就如十年前他们的前任一样，只是选择性打击小部分的贪污官员，希望借此平息群众的愤怒。但中共的领导层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尽，纵使这样做能带来巨大的政经利益。全面揭露中国的贪污丑闻会对中共政权的存在构成威胁，并可能会触发中共各个同样腐败的派系之间的内战。

1月3日金融时报的头条为“中国的反贪腐运动只是一场过场戏”，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篇文章还指出，国际金融投机者跟中国的反腐作对赌：“喜欢奢侈品的投机基金经理作为中国贪污增长的代理人，将会继续持有历峯集团（Richemont）和普拉达（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国大陆，本地的钟表和珠宝的销售额可能会减少，但是海外的销售额会持续，因为那些谨慎的中国人会在海外继续奢侈消费。”

学者的联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都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这是一个极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为中国的自由派所持有。他们亦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争取民主是要透过群众抗争，对旧制度施加政治压力，并以工人阶级的组织作为关键力量。例如，在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和投票权的抗争，也有南非群众的革命性斗争，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而妇女的投票权是在女权运动者、射秽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巨大压力下，在一战后赢得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没有民选政府，直至1917俄国革命令各地工人阶级勇敢起来，迫使各地的资本家妥协，并使欧洲各国的政府以选举产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们可以见到工会和罢工在推翻独裁政权拥有决定性的力量。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试过通过向旧统治者请愿，期望他们良心发现，而能以基本民主权利取代独裁制度。

对“民主”的虚伪

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由于在亚洲与中国争夺霸权，可能会发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论，但它们害怕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并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潜能。美国官方对中国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声援，又要求释放个别的异见分子（虽然近年已经见少）。但对美国资本家来说，相对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都是他们次要考虑的事情。比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卖出更多汽车，而苹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于中国的血汗工厂的。此外，可口可乐的主席穆塔尔．肯特近来指出，中国准备超越美国和墨西哥，成为其公司的最大市场。

在北京与华盛顿政府之间的地区角力中，美国政客向中国的独裁政权发动苛刻的攻击，并提出他们“金钱民主”的反建议。即是向将其所谓软实力伸延至亚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细看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巩固凶残的独裁政权，并时至今日仍在实行侵犯人权的暴行，例如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轰炸。美国政府选择盟友的条件，并不在于该国是否拥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建基于该国能否有利于华盛顿政府的战略和经济目的。在过去的30年，这种取态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亦解释了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后，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事件仅仅作象征式的谴责，却很快就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一切以资本家的生意为先！

1989年的教训

我们射秽主义者开宗明义赞同 – 在中共的独裁政权的灾难性政策下，中国现时正迈向革命。但是我们并不同意自由派历史定律式的的假设，认为都是“混乱”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乱和暴力，很视乎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组织，即独立工会和射秽主义政党，作为受压迫的群众清晰的领导。

在1989年，青年群众对中共独裁進行抗议，及后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这正是自我纪律和组织的典范。而暴力是来自反动的势力，由“改革开放建筑师”邓小平和政权的命令下，以武力镇压运动。

很多时事评论员均否认这一事实 –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性的抗争，但可惜的是这次抗争没有明确的领导和纲领，以至无法推翻独裁政权。在中国劳工论坛在2009年出版的一书《震撼世界的七周》，我们分析了这些事件，并解释了若果有一个革命工人政党，如何可以推翻旧有政权，赢得军队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射秽主义变革的一边。

在近期，我们可以看见类似的斗争出现在阿拉伯世界，当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众起义，推翻独裁政权。同时在巴林，独裁政权仍然以国家恐怖行动和外国军队，打击反抗的民众，对政权紧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试图镇压反独裁者穆巴拉克的群众运动，杀害了超过800百名民众，但镇压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旧有的特权菁英保留其控制权。这些错综复杂的障碍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现阶段没有一个射秽主义的革命政党在埃及存在，而群众要为此付出代价。为了要结束在中国内地的一党专政，我们必须要从这些国际性的斗争汲取重要教训并应用出来，关于怎样组织斗争，什么政治纲领是必要的问题上。

射秽主义者的立场

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主张中国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权利，这是我们与自由派改革者的关键分歧。我们明白赢得民主权利，必须由工人阶级去领导，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并独立于中共和国内外资本家的组织，因为这些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延续现存的独裁制度下有着共同利益。

射秽主义者支持结束一党专政，并且支持政治结社的自由、组党权利和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要求立即有自由选举，产生革命性的立宪会议，以代替现时由百万富翁主导的花瓶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十六岁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选权，选举的举行要比现时西方的“民主制”更频密，至少每两年一次。被选出的代表可以被选民召回，并只能领取相当于技术工人的薪金。这个革命议会应该引進每星期40小时工作制，不扣减现时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币3,500元的全国性最低工资，大幅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并提供低租金的优质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户籍制度必须被撤销。

我们要求撤销对传媒的审查制度，要求新闻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国式那种，由私营财团垄断的伪新闻自由。我们支持国家根据出版社在社会上的支持度，相应地并大量地资助所有团体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们要求停止国家机器镇压，实时解散现时的人民解放军，并以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对警察组织進行民主控制。

我们支持建立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利，以及在全国和跨业界组织的权利。这些独立工人组织必须连系至工人民主委员会，而工人民主委员会将成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们支持主要行业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计划制度，以人民需要为依归，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谓“射秽主义”时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为了延长独裁统治。

我们认为，只要资本家党派拥有和控制经济，就会用其自身的经济权力，去指导政府的政策并中饱私囊，这情况下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现今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中，实际上大企业和银行正实施独裁统治，将不民主的削减开支政策强加在欧洲南部的群众上，这是清楚明确的教训。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选出的工人和贫农政府，以真正的射秽主义去重组经济和社会，去满足多数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记者罢工！捍卫新闻自由！

社民连约十名成员发起抗议，声援《南方周末》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早上十一时，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与其成员在西区警署外集合，游行至中联办抗议并要求接信。射秽主义行动成员亦有到场支持，游行其间高呼“声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卫新闻自由”等口号，到达中联办后宣读声明，指出众多内地记者因报导新闻而被监禁甚至丧命；去年中国在囚记者人数全球第三，因为采访新闻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及“泄露国家机密”，河南电视台记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沟油事件于去年九月被乱刀砍死。

《南方周末》记者的抗争引起内地广大群众的关注及声援，昨天约百人到广州的《南方周末》总部大楼外声援《南方周末》记者，抗议当局审查和删改《南方周末》文章，群众手持标语及菊花，标语包括“取消新闻审查制度　中国人要自由！”“新闻解禁　声援南周”等。内地群众也于网上表示声援记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于1月3日发表的新年特刊献词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删改，引起员工不满，并联署公开信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辞职。1月6日，该报高层领导层利用编辑部的官方微博公开声称，献词由该报一名编辑撰写，否认宣传部官员修改，将错误归咎于该员工，并向读者致歉。《南方周末》全体编辑记者及员工因此决定发起罢工抗议。这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有主要报章的编辑人员公开罢工，抗议政府的审查制度。

中国：《南方周末》罢工之后——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斗争现在应走向何方？

广 州《南方周末》记者上周的罢工是一场反对媒体审查制度的勇敢抗争。这一抗争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广大同情。周三在广东新省委书记胡春华介入之后，双方达成了 协议，保证周四新一期的报纸会出现在报摊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独裁当局极力避免该报纸的印刷周程中断，否则反审查抗争将会升级。

声援《南方周末》罢工职员的的抗议

中 国最受欢迎之一的报纸停刊，将把审查机关的手段曝露在公众面前，无疑将是严重政治冲突的信号。审查机关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阴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极 度害怕暴露在公众的目光面前。当一名外交部官员被问及事件时，向BBC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却随即加强，诸如“南方” 和“周末”等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锁。这突显中共统治者是如何脱离群众，与现实隔绝。

自1989年群众民主运动后，中国首次有媒体雇员 罢工。虽然中共“改革派”发表无数次讲话呼吁让媒体有更大自由，现实是近几年媒体控制反而加强了。去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排名 中，将中国的列为倒数第五名，只比朝鲜和叙利亚好一点。但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数字在本月达到5.64亿人。一方面，很多媒体大量发 动僵化的官方宣传，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现热烈的争论，所有有良知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鸿沟。

南方周末冲突的导火索是，强 硬的庹震封杀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评。庹震一年前被委任为广东省宣传部长，就是为了在11月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后，监管广东媒体。 《南方周末》的记者抱怨庹震到任后，宣传部修改和砍掉了超过一千篇文章，并于1月6日开始罢工，获得了广大的支持。报刊办公室外发生抗议，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体上发帖表示支持，引发极多人跟帖。数千人网上联署要求庹震下台。当下一期报纸将近截稿之时，记者的反抗演变成全国危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面 临其首个重大的挑战。

许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场，甚至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由于这种公开的政治色彩，是次纠纷标志着中国不 断深化的政治危机進入了新阶段。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指：“中国每年发生成千上万的类似示威，但是他们的口号很少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广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语言异常大胆，这一点无疑会令一些中共领导人担忧，即使是一点点的政治开放，也会打开要求深远变革的洪水闸门。”

虽然众所周知 中共政权在处理腐败、残暴和无能的地方官员时，擅于革除或者惩罚“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处理审查部门时就不那麽简单了。虽然在政府、罢工记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层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来被调职，但如果在危机期间他下台，将会付出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对于这一党独裁政府来说，这成为牵涉政 府有否“正当权利”控制媒体的根本性问题。香港《南华早报》社论称：“挑战审查制度无异于挑战党本身。”

重要的教训

从 这次记者罢工中，射秽主义者和民运分子能得到许多重要教训，对未来反对中共独裁极有价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领头的自由派报纸，以其调查性新闻报道而著名，但也由于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出名。这导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亲 西方和“资产阶级”为由反对这场罢工。在预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广州办公室外举行抗议，嘲笑聚集起来支持罢工的民运分子，并拿着写有 “支持中国共产党，关闭叛徒报纸”的标语牌。这些当局的走狗作为工贼和当局镇压的啦啦队，不用说，这样的立场和射秽主义毫无关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发生冲突，并不是就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而是为了维护其镇压机器（这次事件中是省宣传部），反对极其有限的民主诉求。中共试图 兜售冲突幕后存在“境外势力”的陈腔滥调，《环球时报》以此为社论的中心主题，而其他媒体被要求转载这一社论。这進而引发了更多的分歧，有国营媒体发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环球时报》记者史无前例地在网上抗议自己报纸所提出的“外国势力入侵”论调，受此论调愚弄的人越来越少。博客写手李承鹏讥讽地评论： “这些境外势力太可恶，他们住在美国富人区，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他们偷走中国人很多钱，却存在瑞士银行里。他们子女开着法拉利却从不关心中国校车的 惨剧。”

真正的射秽主义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斗争，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们理解斗争中每一部分的胜利都能丰富群众的经验，加强争取全面民 主权利的斗争，反对现行的体制。这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進行的斗争，特别是当他们诉诸罢工这无产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法时，这一武器可以提高 斗争的意识和自信。但是，这并不等同我们支持《南方周末》报社及其编辑持有的政治立场。正如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网站的政治观点，我们都抗议中共对 其镇压。许多左翼网站在去年被关闭，但这很少在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媒体中被提到，与《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广泛报道截然不同。

我们反对被囚的 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也不影响我们反对中共残酷迫害刘晓波和其他异议分子（包括许多社会 主义者）。中共政权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翼发现自己夹在两者之间- 不断高涨的群众愤怒（这代表未来反独裁群众运动的略图），以及统治菁英旨在抢先制服运动的诡计。 《南方周末》的编辑一直小心避免公开挑战中共独裁，甚至避免挑战其進行审查的权利，而只是要求当局采取更加“现代的”方法。在该报罢工后的社论中写道： “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進。”这篇社论亦提出，为了让中共進行改革（即维持其统治），需要“温和、理性、建设性媒体”。

和 资产阶级自由派（即《南周》献辞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支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射秽主义者不会试图改良独裁统治，而是要结束它。我们亦理解，在中国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密不可分，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和由射秽主义取而代之。虽然在工人斗争和马克屎主义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关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义的左翼团体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的事实。他们是在愚弄自己，误以为可以在忽视和排除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条件下打败资本主义。这不是列宁和托洛茨 基的立场，列宁和托洛茨基结合了民主诉求的斗争（推翻沙皇统治）和需要工人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以射秽主义纲领和革命政党来武装工人。

“乌坎式”的协议结束抗议

许 多评论员将解决《南方周末》争端和2011年乌坎抗争的方式作比较。乌坎是一个规模大得多和时间持续得多的群众运动，但这两次抗争都在省级中共领导人介入 下，达成交易而结束。许多评论员，特别是“政改派”阵营的，将之视为当局更采取改革路线和“寻求共识”的信号。但是我们射秽主义者不敢茍同。

这两次事件中，协议的内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数都是“口头承诺”。在乌坎的案例中，大多数承诺没有实现。在两个案例中，当局都受到巨大的压力，要避免抗议蔓延，但同时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协，惟恐会激发效仿性的抗争和增加群众的自信。

广东省委书记“小胡”刚刚上​​任，就要竭力结束这场吸引全国乃至国际关注的罢工，而且还最好避免诉诸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中共显示有考虑过裁员和镇压的手段，特别是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1月9日）报导，北京的一名宣传部高层官员曾威胁“解散报社和关闭报纸”。

无 疑胡春华曾经和中央领导层進行协调，他害怕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会事与愿违，激起更大规模的、至少是网上的声援（在中国威力相当大），并就习近平政权的政治方 向传达灾难性的信号。对习近平及其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习并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试图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为了准备 推行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要缓和反对声音。如果中共专制当局镇压《南方周末》罢工，会发出“政改”无门的信号，阻碍习平衡不同势力的技俩。

结 束南周事件的协议似乎结合了惯常的（镇压的）威胁和些许让步，当中可能包括承诺不進行任何纪律处罚为条件，立即结束罢工。媒体报道称，《南周》及其员工得 到胡春华的保证，未来审查员不会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责任将落在编辑工作人员身上，要负责進行自我审查，反正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审查方式。

而 同时，《南方周末》职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尤其是外国和香港媒体，称自己被要求封口（在乌坎事件中，当时与广东省委书记及其代表达成协议后，我们也看过 这一现象）。尽管有传闻中的保证，香港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记者害怕遭受报复，有些已经开始另觅工作。正如在乌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处理危 机，并不意味着没有镇压，而是推迟镇压，然后选择性地打击“麻烦制造者”。

正如斯里拉姆．乔利亚（Screeram Chaulia）《亚洲时报在线》指出：“2011年9月，当一个叫乌坎的村庄的贫​​苦农民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反对中共纵容的土地掠夺和腐败。当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错误的中共官员、政府恐吓和招安，使危机在地方层面上被扼杀于萌牙之中。中国国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思想领域 中，运用胡萝卜和大棒控制动荡。”

在当前中国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之下，不论国家的反应如何巧妙，群众抗争不可能永远地被“控制起来”。乌坎 抗争运动被叫停，以换取村委会重新选举，并罢免与发展商共谋窃地的腐败中共领导。在那之前几个月的抗争显示出了村民极大的勇气、决心和组织能力，其中许多 人可能认为，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这是在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们当时警告斗争还没有获得胜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会履行任何交易。 这并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官员的“个人诚信”，而是专制制度的特征- 特有的贪污，依赖以牺牲大多数人而富裕极少数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的警告在乌坎得到了验证。村委会选举中的主要获胜者是亲中共候选人（在压力下，相 对激進的抗争领袖被迫退出选举）。警察的监视和骚扰，特别是针对青年活动分子，明显增加。抗议原先的触发点- 强征土地的问题- 大部分未被解决，但新的村领袖呼吁，为了“吸引投资者”，村民“冷静”并结束抗议。

尽管这样，乌坎抗争在中国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可以 说《南方周末》罢工也会如此。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是可以挑战的，并可以被迫让步的，并显示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能够带来成果，强迫专制当局進行让步。随着 新的战斗临近，所有为真正改变而抗争的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抗争。

在本文撰稿之时，广州的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党国当局逮捕和威胁那些支持记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当时在《南方周末》办公室外抗议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发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传唤去“喝茶”——这是标准的恐吓方式。

法新社（AFP）在罢工后称“中国领导人对罕见的反审查抗议的掩盖方式，显示出对于迅速变革没有共识”。但是这只是以中共高层的视角看问题，以及现时中共政权内部的力量对比。基层民众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华和中共广东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记者的罢工还是造成了改变。这是目前为止少数公开的政治抗争之一，其引发的支持震动了政权。审 查官员面临更大压力，害怕引发新的冲突。这一抗争证明，声援抗议能够在中国当今的形势下迅速蔓延。宣传部官僚这条“疯狗”被狠狠提了一脚，下次它想咬人的 时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们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主张结束出版审查，解散宣传部，作为反对专制政权的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我们支持一个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体。我们反对媒体的私有制，这在各地导致印刷品和广播媒体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在香港、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 “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反而往往被少数媒体大亨垄断控制。射秽主义者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中国的空气污染“打破所有纪录”

“我爱我们的城市，但我拒绝当人体吸尘机！”这是当中国北部的空气污染打破所有从前的纪录，数以千计的北京人透过社交网络发表的意见之一。不只是首都，还有其他30个中国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烟雾。空气污染大幅超越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有害的水平。浓烟厚雾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关闭，并令有关当局被迫暂停大量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当局表示PM2.5（细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从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尘粒和碎片）数字录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环境专家指出，美国曾经于森林大火时达到这水平，而在北京录得的水平甚至超越这水平。

中国政府自己录得的数字显示，中国北部和东部33个城市的污染为“严重污染级别”，影响着超过100万人。但这数字被环保团体批评不够全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赵章元表示：“空气污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么差。”

新华社报导，空气质素差劣的情况下，在1月14日位于浙江省的家俱厂发生的一场火灾，燃烧了三个小时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门。居民很难从污染空气的毒雾中辨认出火灾的浓烟。

煤的燃烧

这年冬季是28年来最寒冷的。据称因为驱动中央暖气系统而使煤的燃烧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灾难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认主要因素是汽车数字上升，以及工厂和建造业的污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环球时报》则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很多官方媒体進行了批判性的报导，以显示他们的“独立性”。《环球时报》呼吁政府“向公众公布可信的环境数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污染的问题并不是一两天造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包括改变工业生产和消费模式。”这是典型的官方评论，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动。

为 了产生电力，中国的煤燃烧量比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国的总和更多。现在有急切需要发展对环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现时，中国太阳能电 池和风力涡轮机的生产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大约三分之一的风车的发电量被浪费，这是因为电力网没有足够的技术吸取这些能源。而太阳能发电的行业主要是用 于出口的，并因为资本市场的波动，面临价格急跌和生产过量的危机。

而从本星期专做口罩的公司的股价暴涨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投机性 质。领头的口罩制造商“上海纽伦”的股价连续两日激增10%。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一间专做污染控制仪器的公司“褔建龙净”中，其股价亦在一星期内上升 9.64%。可见在金融市场只会利用危机尝试去获取盈利，而不是输送资源去解决危机。

汽车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车使用量已成为另一个的空气污染源头。例如在北京，汽车的数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万辆，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万辆。在全中国，汽车的数量由2001年的500万辆上升至2011年的1亿辆，而预计在2020年中国将会有2亿辆汽车。

中 国政权有意识地促進汽车的销售和增加制造量，使之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行业”，以吸引外国的汽车公司来投资。以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是一个灾难。工 业的投资和城市的规划应该要专注于公共交通运输、城市铁路、地下铁网络和其他更环保的方案。虽然市政府现正扩展地下铁的建设（在北京，近期有4条铁路开始 投入服务），这仍远落后于汽车使用量的急升和拥挤的道路交通。

甚至连官方控制的《中国日报》也指出：“如果我们更留神的话，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气质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种植更多的树，和对车辆的数量实施严格控制。”

空气污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头

空气污染首次成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亚洲有超过21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早死，而当中一半的个案是在中国和东亚地区。根据2012年12月在《刺络针》发表的研究指出，空气污染的源头主要是柴油煤烟，以及汽车和货车所排放气体中的微粒。

中 国的高速城市化的计划很少考虑到人类和环境的成本，但房地产发展商和贪污的各级官员却能得到庞大的利润。我们需要民主的控制和计划去解决污染的恶梦，而这 必须连系到建造业、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拥有权，并急速将经济的能源依赖由石化燃料转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污染事件的震荡证明，真正的射秽主义和 民主控制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广东村民抗争重燃乌坎精神

广 东村庄再次发生反对非法卖地的起义。对官员腐败失去耐心的抗议者和地方中共领导派来的大量安保人员之间再次发生对峙。上浦村的抗议（令人回想起2011年 乌坎村的反抗）在对中国独裁当局来说最坏的时候爆发。星期二，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将权力移交给习近平和太子党主导的新领导层。上浦村抗争强烈 地显示出大众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现实状况，与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华光鲜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别。

中国每年经历超过18万起“群众性事件”- 街头抗议、罢工以至暴力骚乱，当中三分之二的事件与为经济开发而征收农地有关。2011年一份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学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万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乌坎村这个15,000人的社区爆发反抗运动，反对非民选的村官与地产发展商互相勾结，多年来非法卖地。群众动员起来、踢走受人憎恶的乌坎村村委 会、镇压以及抗争领袖在拘留所死亡，将省政府逼到墙角，结果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及其代表向乌坎村民承诺重大的妥协。

中国内外都 对当前上浦事件深感兴趣。乌坎抗争是否将重演？胡春华领导的新省领导层会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样，促成协议达成？上浦村的抗争是否能在一党政权下赢得让步？像 上浦这样的抗争要赢得胜利并确保其主要的诉求，有必要对2011年政府表面让步后乌坎村所发生的一切作出总结。

今天，很多乌坎村村民感到沮丧和被欺骗，纵然他们赢得权利在去年这个时间的选举中，以民选的村委会取代了腐败的旧村委，但他们大部分的抗争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显然，事件当中有着重要的教训需要学习。

“占领上浦村”

在 距离乌坎约100公里并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从2月22日（星期五）开始占领村广场，尽管暴徒（据报道是中共地方官员雇来的）恶意攻击，但村民拒 绝离开。这类型的对公共区域、十字路口等引人注目的地点的占领，成为中国最近抗议运动中熟悉的策略，无疑是借鉴了美国“占领”运动等国际例子和国内近年来 的抗议活动，包括罢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败的地方官员停止买地，并要求民主权利。在村广场的一张横幅上写着“强烈要求合法民主选举”。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想有权利投票决定村领导人以及将稻田转成工业区的计划（让官员及其商业伙伴捞钱的事情）。

现 任村长李宝玉（同时亦为中共村书记），是由更高级别的政府直接任命的，连法律要求的村级“选举”都没有。村民指控李宝玉虚假收集签名，以授权将500亩农 地转让给吴桂存的万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修建电气配线工厂。村民同样感到愤怒的是，从任何这种交易所得的赔偿水平没有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

抗争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级，数十名用铁铲等武器武装起来的暴徒试图驱赶示威者，并破坏村广场的占 领行动。上浦居民用建筑工地的竹杆和砖头向戴着橙色安全帽和红色臂章的袭击者反击，这是他们合理的集体自卫权利。在激烈的打斗中，最少八名村民受伤，一些 伤势严重，六人被逮捕。约30架暴徒用来施行袭击的车辆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烂。横跨大路上的汽车残骇应该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谁是袭击者，以及谁派他们来。

管辖上浦村的揭西县地方政府发表声明，称被砸烂的车辆的车主目前正受调查，亦同时命令示威者离开广场。但占领行动继续。政府的声明是典型的，希望给予公正无私的表象，但事实上是维持中共独裁政权所说的“稳定”，其基于镇压合理的对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议的权利。

根 据法新社报导，警察现在封锁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时居民拒绝让官员進入。这一对峙发生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仅仅数天前，而这可以为抗议运动争取一定的时 间。很多人恐惧一但人大会议结束，当局会动用暴力。“为了维持维稳，[当局]不想在会议前动用强力手段。”一名当地居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我们害怕他们 会回来。”

乌坎的教训

据报道，上浦的抗争代表与地方当局正進行谈判。在任 何这类型的衡突中，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赢得到主要诉求，抗议运动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对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组织的力量和斗争的准备。占 领行动需要以定期的动员、群众大会和民主架构持续下去。任何谈判应该公开，而不能在运动背后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应该接触和联系在其他地区同样正在進 行斗争反对腐败体制的团体，防止被包围和孤立。

根据当局控制的《南方日报》报道，约300名官员和政府雇员从揭西县和周围的村委会 动员过来，到上浦村入户走访。这种“進村入户”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抗议。但是，南方的报导很有值得怀疑。一些更可信的报导（包括外国传 媒），例如法新社记者指出，示威者正将政府的团队阻挡在村外。这是这一抗争仿效乌坎抗争的一些方法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而同时，据报道至少有另一个农村抗争在广东省進行。广东汕尾市东涌镇，数千村民抗议反对中共村官私卖土地。根据村民所指，过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顷土地被非法卖出。

东涌示威者已经数次面对当局警察的暴力镇压，数百名准军事警察派到这一地区，很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这抗争从去年开始，村民八次上街游行示威。由于受到乌坎抗争表面成功的鼓舞，他们向县政府要求惩治当地官员，并交还被窃取的土地，但政府无动于衷。

“会跳的支票”

在 2011年乌坎反抗事件后，中共政权在媒体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试图利用该事件。其谈论汪洋及广东省政府的新“乌坎办法”，通过讨论来和平解决不满。现实 上，这却是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们必须记住，乌坎村民面对过残酷的镇压，而一名抗争领袖，薜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伤害后死去。正如在广东 及其他省份发生的新的村庄抗争中表现的事实，现实政权并没有在乌坎事件结束后改变方向。

省领导层作出妥协，是因为他们害怕乌坎运动会 升级，蔓延并启发其他群众挑战地方中共当局。同时，汪洋及其团队所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议题都被推迟到乌坎村举行选举之后。随后发生的就 是警察的继续选择性的镇压和骚扰，一方面打击乌坎抗争运动中最激進的阶层，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政府不支付乌坎费用，阻挠新选举领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运动的 主要诉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没有什何改变”。因为征地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抗争运动中反对進一步抗议并强调与中共妥协的一派，与合理 地愤怒并寻求重启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选举产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銮公开说他后悔参与2011年的抗争运动。一名乌坎的活动者总结他们被骗的感觉，对路透 社表示：“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对于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网站来说，乌坎抗争在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上给予很多重要的教训。我们认为是斗争，而非2011年12月的协议或者中共 伪装改变的“办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乌坎运动欠缺一个清楚了解中共政权所扮演的角色的领导层。该运动也没有意识到要实现运动的 诉求（交还被窃取的土地、调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需要继续抗争，建立独立于政权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组织，挑战中共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大规模征收土地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 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我们去年评价乌坎运动时写道：“事实上，官方地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讨论。这场斗争所缺乏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新的、活动的、民主的抗争政党。这一政党必须基于工人阶级和青年，以一个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和 反对专制统治的射秽主义纲领赢得贫农的支持。这样的党目前只能在地下发展，但它会在即将到来的更多甚至更大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文森特·科洛与张蜀杰, 2012年2月26日]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主张：
团结上浦及东涌的群众抗争！支持重启乌坎群众抗争！
停止镇压，释放示威者。要求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
踢走腐败官员
选举官员和村委会－通过以抗议运动为基础的当地人民委员会组织选举而不是通过中共進行组织，确保政党和团体進行竞选活动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国实现立面民主权利，而且不只限于村层面。结束一党专政！
自由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打倒资本主义富豪，支持射秽主义政策！
公共民主控制及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城市发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于利润！

中国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在北京召开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云集的政治会议（两会）将在北京举行。华尔街日报最近一份调查宣称：“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富豪代表数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类似机构都要多。”《中国富豪走上从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亿万富翁，平均财富超过10亿美元（62亿元人民币）。全国人大所有代表的总财富超过7,020亿港元。该报导又称： “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国会535位议员的财富总和在18亿美元（112亿元人民币）至65亿美元（400亿元人民币）之间。”

中 国政商精英的巨额财富成为全球媒体焦点。《金融时报》将2012年命名为“太子党之年”，并和其他商业杂志都广泛报导了中国太子党（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的子 孙）。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连领头的资本主义评论员都要拼命追赶才能与时并進。对中国新寡头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许多报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惊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历史上第一次由太子党主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独裁的权力核心）的七名成员当中，有四名太子党，以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为首。习的父亲习仲勋曾官拜副总理，后来在文革中曾被毛泽东清洗和监禁。

太 子党之能如此露骨地巩固权力，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虽然习近平似乎比胡锦涛更为掌握大权，但习的政权尚未巩固，并面临来自内外的挑战。虽然身为太子 党，但习近平尝试在中共内部派系之间取得平衡。他愈来愈疏远扶植自己的江泽民，转而依赖江的对手共青团派的支持。太子党不是一个凝聚性的政治派别，而是中 国富豪精英内一个独有有社会群体。彭博通讯将其形容为“新资本主义贵族”。中国金权崛起，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国，精英们 通过家族关系，从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贫富差距

中国亲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 换血和改造表现在太子党的兴起。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危机的水平。经过12年的沈寂，中国当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数数字，系数从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这个数据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怀疑。但即使从这数字去看，中国比美国（0.378）更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家机构公布的另一项研究中，2010年中国的系数为0.61，属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个国家之一。有感于这座社会火山的震颤，中共新领 导人已经承诺会缩小贫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温也曾有类似承诺。十年前，他们还在“以人为本”的迷人旗号下承诺改变政治方向，但在现实中，却变成了“以一些人 为本”！

胡温上任时，在中国没有一个亿万富翁（超过10亿美元），而今天有251个，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另外还有270万名百万富 翁（以美元计），根据上海的《胡润百富》指，他们当中有85%会送子女到海外留学。所以，尽管在本国为了“维稳”和牟利而维护专制制度，中国富豪都将自己 的个人生活国际化，让自己获得国外“民主”制度带来的好处。

作为中共独裁主要的（而非独有的）副产物，一个资产阶级已经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报告显示，131万名县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官员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国80%的财富。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为了避免俄罗斯式寡头的崛起，中国选择了一个党领导的寡头政治”。十八大的结果表明，与其说是党领导太子党，还不如说它愈来愈像太子党领导著共产党。

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

正如以上所指，中国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独裁机关（包括中共党内）的组成。麦格雷戈说：“中国全国人大的成员如此富有，他们的会议最好在银行金库里進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个调查指，“中国的立法机构，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有更多的超级富翁成员。”报导指中国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为中共党大会的代表、全国人大或政协成员。

“全国政协越来越像是英国的上院（House of Lords），实权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钱。”报导指，全国政协在其2,200名成员中，有74名亿万富翁，平均资产净值为113亿港元。

在 英国，有媒体去年报导，英政府（或内阁）的29名成员中有18名都是百万富翁，引起了社会轰动，并激发对政府野蛮的紧缩政策的愤怒。《每日镜报》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联合内阁的财富超过7000万镑（8亿港元）。然而，与他们的中国同行相比，这些财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彭博社的分 析，习近平的家庭财产合计共价值30亿港元，比整个英国政府全体阁员的财产多3倍以上！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评论道：“在中国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际，私营企业钜头也在進入政界，虽然外界对推动他们進入政界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该报告继续说（回答了其自己的问题）：

“但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那些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个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要比胡润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润百富榜的人士当中，有75人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立法机构任职。胡润报告显示，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根据胡润公司为《华尔街日报》所做的分 析，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

这形象地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利用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作为中 共党员和非党员顾问－令公司获得好处，攫取国家合同和廉价资源，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合适人选”勾结。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告提到纺织业商贾张海景，他 拥有不少于10个政府的职位！张价值101亿港元的业务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获得银行金融助理业务的批准，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将其血汗工厂扩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顾问公司推销“五年计划”，以帮助商人获得晋升为政府机构人员，如全国人大会和政协。

反革命的过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先進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和实际的社会進程”。正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专政及其附属物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把资本家融入到其结构，同时通过中共的后代和家庭，将自己植入至新兴的资产阶级。

我 们应该记得，即使在毛泽东的政权，建基一个与目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以普遍的意义来说，与其说是一个政党（更遑论是工人政 党），还不如说是独裁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党的组织起到传送带和控制室的作用，维护当时寄讬于一个官僚国有经济体系下毛派－斯大林主义独裁的统治利益。国 家没有工人民主控制的元素，与真正的射秽主义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和国有制为基础的初步生产计划下，尽管有着官僚主义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权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建立了一个复盖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网（其中大部分现已被摧毁）。

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领导，没有民主的权力机 构和国际射秽主义的纲领，中国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达到了它的极限并回落，前毛主义的国家领导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纠结。邓小平及其盟友在没有一个完整 的计划下，根据经验设定了这个任务。他们羨慕“国家资本主义”的邻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明显的活力，但也是由于害怕官僚强化破坏计划经济将引发社会爆 炸。今天的太子党显然就是邓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继承人。

“八大元老”

外国报章的报导，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内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够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红色贵族”世界。

一 位资深外交官向《金融时报》指：“你留在中国的时间越长，你越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由数百个家庭控制。”近廿年涌向中国的资本企业没有忽略此现实，反而 将令其业务战略适应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会意识到，大多数主要的外国公司都试图雇用中国官员的儿女，使他们能够获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同志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的广泛报导中，提到所谓“八老”的103名儿孙的财富。这是指邓小平和支持邓小平的走资政 策的其他七名顶级领导人（彭真、杨尚昆、李先念、陈云、薄一波、王稹、宋任穷），并随后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还与他一道实施反革命的镇压。这八大太子党氏族在 新中国是主导政治和金权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内，有26个后代正在运行国有企业，而43人则经营自己的商业或成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制的国有公司，管理总资产价值约12.5万亿港元，相当于该行业2011年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兴业告诉彭博：“证据是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后代和直系亲属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权。”

彭博社的报告继续说：“至少有18个元老后代拥有或运行的实体与境外注册公司有关，包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辖区。”

彭 博追踪的103名后裔几乎有一半“曾在国外工作、生活或留学”，包括23人在美国，其中3人在哈佛大学，4人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报告提到花旗集团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华尔街银行有聘请中国太子党。“至少[103人中的]6名为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们的人际网络在商场制 胜。”

薄熙来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浮躁的太子党薄熙来下台，成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国际新闻。薄的案件，与对薄妻谷开来精心设计的谋杀案审判，令镁光灯聚焦在太子党的权力和财富上。对薄熙来本人的审判可能将至，其现时被指控的腐 败行为跨越二十年，从东北的辽宁省到西部的重庆的生涯。

薄的倒台令他家庭的国外财富受严格审查，其价值估计至少有10.6亿港元。同样， 纽约时报、彭博及其他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了薄氏在中国境内外隐蔽的股份、房地产投资及公司董事职务，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在美 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担任一职。薄熙来家族的财产虽然如此惊人，但是比起习近平等著名领导人则相形见绌，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根据《纽约时 报》的研究，他亲属建立了一个211亿港元的金融帝国。

温家宝是中共党内一个突出的非太子党代表，他强调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亲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师事务所威胁向《纽约时报》采取法律行动，反击这些极具破坏力的真相披露，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只是虚张声势，因为法院诉讼将涉及更严格的财产 审查。许多人认为消息是由温家宝的敌对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内部权斗的一部分。

与 其说是因为腐败（无论是否太子党的中共官员都一样），还不如说薄熙来下台是因为他被视为一个雄心勃勃而又轻蔑中央领导的“神经刀”，并希望宣传自己夹杂怀 旧毛时代之情的独裁民粹主义。尽管在他的“左派”措辞中缺乏实质内容，中共领导看到了当中的威胁而决心清洗它。这是中共权斗的一面，植根于中国走资数十年 后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炸开了中共顶层“团结”的外壳。

寄生资本主义

尽管中国国家干预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对金融业的控制，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多地模仿西方国家的寄生式金融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3年影子银行部门以异常的速度在增长。根据中银董事长肖钢所指，资产负债表外贷款的激增（因为需要刺激国内生产总值）类似于“庞氏骗局”。

中 国富豪资本家和中共官员在掠夺经济，将现金存放在境外。根据华盛顿特区的全球金融诚信的一份报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总值3.97万亿美元 （31万亿港元）非法资金离开中国，相当于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约6,000亿美元（46.8万亿港元）進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 堂。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声称：“中国出现新的寡头政治－或更糟的盗贼统治，应该足以消除美国向中国政治模式学习的念头。”

易 明的说法显示，由于对华盛顿的运作不顺感到沮丧，欣赏中国的专制模式的美国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国或者西方资本主义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洁和更少被寡头利益所 驱使。但是这传说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已被打破。同样，彭博新闻社在社论评论自己的调查宣称：“中国太子党在建立一个模式错误的资本主义。”

他 们希望我们相信有一种“正确的”资本主义，事实却愈益证明相反。彭博新闻社的拥有者为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个具争议性的 人物，不仅仅是由于在他任职市长期间，个人财富从约234亿港元增长到1,950亿港元。我们能够寄望美国的“自由媒体”，能对富豪老板的财富聚积与官商 之间的勾结关系，進行同样深入的解构吗？

同样，本文大幅引用的《华尔街日报》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拥有，他及其“太子党”儿子们领导媒体钜头新闻集团（News Corp）。英国的“默多克门”丑闻暴露了默多克公司为犯法、贪污、裙带关系和政府任人唯亲的温床，连薄熙来可能都对此汗颜。

中 国的太子党和新资本精英并无发明裙带政治的概念，他们仅仅是快速的学习者。国际工人阶级没有兴趣在这种或那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進行选择，整个全球的制度 都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的野蛮剥削。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群众运动和革命党，为射秽主义和全面民主权利战斗，永远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女性抗争与射秽主义

新的女性抗争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在过去几年中国女性活动家非常活跃，例如街头活动“占领男厕”，以及抗议地铁中的性骚扰和招聘中的性别歧视。他们同样为在大学中的平等权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时女性的抗争也面临中国“共产主义”当局的镇压。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奖颁给两名中国女权活动家：律师郭建梅和教授艾晓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现场领奖，而艾晓明教授没有被当局允许出境。

在中国女性在很多方面处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斗争改变当前的体制。根据国际卫生组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万妇女试图结束生命，其中 15 万因此死亡。特别是面临赤贫，高失学率和照顾家里老人的农村妇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临生活中大量的歧视。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的认证微博“上海地铁二运”将一名女乘客照片发上微博，图片显示：雪纺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内衣和袜子。该微博发出这样的“忠告”：“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

虽然女性占中国劳动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视。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视，或者根据其相貌选择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试时，女性往往被问到是 否结婚，是否有孩子之类的问题，将女性生育权利及所需的保障视为负担，作为选择是否招聘该求职者的标准。 在工作场所，女性也经常受到歧视和性骚扰。《城市信报》报导富士康经常出现女员工被性骚扰的现象，而面对这样的言语性骚扰，而很多女员工只能默默地流泪， 而不敢离开，因为一旦离开会被记过，影响微薄的工资。

由于大规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资从2000年相当于男性的 64.8% 还下降到 63.5%。而同时女性的产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证，甚至不允许生孩子否则将被辞退。这使得很多女性倾向于选择工资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国有部门， 如教师、护士等。但是即使国有部门，女性工资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大多数管理职业主要是男性。

这造成中国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赖于男性。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关系，而“剩女”一词的衍生就表现了性别歧视的问题。

前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70% 的大陆女性只会和拥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结婚。甚至上海一家开发商把这一点放到广告中“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 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对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访男性希望理想伴侣 的职业为教师，以下依次是公务员、医务工作者、金融财会人员等。

经济“改革”对女性权利和地位的影响

毛时代初期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很多曾经家庭内的任务同样被集体化，并建立進行这些任务的服务中心。诸如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如雨后春笋般被建立，并 主要由妇女参与。据估计，在 1959 年农村地区共建立了 498 万个托儿所和幼儿园，和超过 360 万个食堂。而 80 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让大量妇女重新回到她们的家庭劳动，而重新加强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于私有化，女性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资问题，对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赖性更强。《 2010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0后”在择偶中更遵从父母的意见，更多因父母反对而与恋人分手。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教授蒋永萍分析说，这说明一方面由于 “80后”独生子女居多，经济上尚未独立，对父母的依赖性更强，直接导致他们在择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见。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年青女性到制造业工厂打工。电子、服装、玩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偏向招女工，认为女工更细心，听话吃苦而且便于管理。

根据广州统计局，2000年人口调查估计，在广州有超过1,000 万移民劳工，其中 60% 为女性。另一项调查显示 2003 年深圳经济特区，5,500 万移民工人中 70% 为女性。而有 40 万工人的深圳南山工业区中80% 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23 岁。

虽然女工在工厂受着极端剥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劳动市场，脱离了家庭，在经济上独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女工罢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储设备工厂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厂的罢工。 女性运动和射秽主义

当前中国女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共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维护父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推翻当前的体制，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历史上，虽然1949年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射秽主义，但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制度，这场革命的胜利曾经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广大妇 女的的基本权利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進步。而在毛时代官僚计划经济愈走到尽头之际，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贬低。

实际上为民主射秽主义進行的斗争亦包括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通过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银行并置于民主计划之下，改变父权制度的经济基础，保障妇女的平 等就业的权利。公有化并大量建设公共服务，如托儿所、养老院、公共洗衣机房和物美价廉的公共餐厅等等，减少主要有妇女承担的家庭劳动同时提供大量就业。提 供廉价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脱离不幸的恋爱关系，或者逃离家庭暴力而不用担心无家可归。在工厂委员会和社区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贫农政府，代 表民主选举产生，并可以通过民主程序随时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权利。

上浦：要求民主选举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镇压

上浦村民赶走原村官派来的暴徒，并占领村广场18天之后，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压。不同的是这次村民面对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辆警车及强力吊车。

3月10日凌晨2点当局切断全村照明，干扰手机讯号，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袭，企图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烂的二十几辆车，清理现场。

据报道“武警发射闪光弹，令现场恍如白昼，继而不断地施放催泪弹、爆震弹和烟雾弹。村民拿起木棒、铁锹、石头，与挥舞电棍的武警拚命搏斗”

“他们二话不说就开始施放催泪弹和用警棍殴打村民，”一位年轻的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说：“他们带着像矿工一样的有头灯的头盔，用警棍殴打一些在帐篷中熟睡的老人。他们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告。”

冲突持续三小时，约凌晨五时，警方开始撤退。事件造成约十辆车被烧毁，数十名村民受伤住院，其中多人重伤。

一名当地妇女在微博上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吗？ ”正如中国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妇女。

第 二天当局为了平息民愤和掩盖暴力镇压的事实，发表声明称“原村委签订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销；棉湖镇委书记和镇长被免职。已刑拘原村委 负责人李宝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恶势力头目吴桂存(外号“阿包”)等21人。”声明否认暴力打压的事实，反而称“一些人在网络上发布不实消息”。同时 “上浦村”和“揭西县”已成网络敏感词不得搜索，所有讨论都被封杀。

这是典型的胡箩卜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声明惩罚当地官员、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镇压村民抗争。正如广东当局在乌坎事件中作出让步后，当局打压激進抗争者而大部分的抗争诉求都没有实现。

对于上浦村民来说，之前当务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选举出抗争委员会，组织抗争和管理村子。抗争必须通过民主架构和定期群众大会進行。联系附近村庄和邻近地区的民众就官员强征土地進行联合抗争。

绝不能信任中共官员和当局的谈判代表，即使当局作出承诺也必须维持民主的抗争组织進行日常的抗争，这样才有可能确抗争保诉求得以实现。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主张：

停止镇压，释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队撤出上浦。要求集会和组织的自由！
选举官员和村委会－通过以抗议运动为基础的当地人民委员会组织选举而不是通过中共進行组织，确保政党和团体進行竞选活动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权利，而且不只限于村层面。结束一党专政！
公共民主控制及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城市发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于利润！

中国新领导层拒绝民主化

3 月初中国的两个“红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协，为一党专政当局十年一度的领导层移交加冕。总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的中国立法机构）和更加没有实权的“顾问”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些会议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宣布已经被中共顶层已经决定好了的 政策。幕后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所带来的利益被有权势的家庭、地区和“既得利益集团”所瓜分。

两会被称为“亿万富翁 俱乐部”，今年达到破纪录的83名亿万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协。根据上海胡润富豪榜，这83名代表的平均净资产为33.5亿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资低于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庆后，是中国最大饮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长和CEO，拥有130亿美元家产。而最富有的美国国会议 员，加利弗里亚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拥有7亿美元财富，其财富在中国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会议正式任命（只有一张神秘的“否 决”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国家主席。李克强作为总理取代温家宝掌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政府头衔的作用低于在中共政治体制中他们所对应的党内职 务。十一月18日中共党代会通过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习李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成为独裁政权中权力的顶点。

有史以来首次中共被太子党（毛 时代领导人的子孙）所领导。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党，包括党首习近平（其他三人分别是纪委书记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张德江和政协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报道习近平家族的家产（从房产到矿产投资）价值3.76亿美元（约24亿人民币），是整个英国内阁18名百万富翁总财富的三倍。

太子党 对中国党国机器的控制力的巩固，反映了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称为“红色贵族”）对政府、经济和金融部门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该政权感到越来越不安全，希望通过在领导班子中增加太子党来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制的压力。太子党的财富及权势和持续的专制统治紧密 相连，因此即使他们不代表一个一致或者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们被视为现政府最坚定的捍卫者。

“中国梦”

中国媒体和宣传机器充斥着习近平在其人大讲话中突出的标志性的口号“中国梦”。这替代了胡 锦涛老套和滑稽的“和谐发展”的口号。习近平刻意选择一个模糊的口号，玩弄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们经济安全的期望——特别是对于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拥有房产、汽车和消费习惯）。城市中产阶级，据估计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亿人），成为了中共政权当前主要的社 会基础。

媒体营造的环绕在新领导人周围的“政治蜜月”氛围，等于承认离任的胡温团队令人失望。和他们在2003年接手的时候相比，他们移 交一个大大削弱了的政权，其支持基础被严重侵蚀。温家宝作为总理的最后讲话只赢得了不冷不热的掌声。许多评论家将他描述为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连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闻报道显示其家属积累了27亿美元的财富。尽管过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长（去年出现了标志性的减速），习立领导层继承了几个 潜在的重大危机，包括史上最大的房产泡沫、地下银行危机的爆发、社会不满的激增、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冲突的加剧，以及喜马拉雅般规模的政府腐败。

最 后一点是习近平新政策的一个要点：严厉打击腐败——“老虎[高级官员]、苍蝇 一起打”——这个新国家主席承认腐败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许多其他问题，政策变化很大程度上只是涂脂抹粉——新的法律规定政府官员炫耀财富， 禁止国营电视台播出奢侈品广告（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然而中共改革倡导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谓的阳光法案——强制官员公示他们的财产和投资，目前这还没有列入日程。执行这一法律的决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现实的打击——中共政权如此腐败以至于系统性地执行这样的法律很可能会让整个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确是提高党的权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样的法律可能会损害执政党的权力，”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告诉《南华早报》（2013年3月10日）。“官员必须确保反腐法律在执行后不会损害执政党的威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

随着中国财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独裁当局越来越老练地运用媒体。习的“中国梦”远景明显山寨了来自美国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这是一个权威主义的版本——忠实地跟随中共。

由于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于中共宣传部命令记者不得在两会上提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显示高层领导人并不愿意真正打击腐败，而只是像往常一样用言辞和零星的行动糊弄我们，”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评论。

但 是除了改变风格，习李领导层在政治方向上没有重大改变。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隐秘性和不断讨价还价以“达成共识”，这限制了政府改变方向的能力。所谓的“稳 定”主宰了官员的思想。对于“政治改革”（放松权威控制）这一议题，尽管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倡导非常谨慎和渐進的方法，从人大政协会议放出的消息是这完全 没有可能。

维持“稳定”

俞正生，在中共权力等级中排名第六，说政权会推动“协商民主”（即今天的制度）但是完全拒绝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极端主张”。

“这 些 [俞正生的] 言辞有对内部或外部不切实际幻想再三告诫的意味。……欧债危机的持续，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让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国模式’[政治制度] 的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张红称。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评论家的赞扬，他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实施危机“解决方案”的优势

不仅仅只有被 视为强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层领导人都没有在北京的会议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总理温家宝，他之前这一问题上作出过一些承诺（尽管他的言 论从来没有转变为政策）。温家宝在人大上的100分钟的谢幕讲话中，“政改”明显地缺失了。这反映了新的习李领导层达成的共识：推進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 经济改制）但维持“稳定”（坚持一党专政）。

习近平12月在广东重历邓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讲话显露了新领导层的基本面貌。在这份 被泄露到海内外大量媒体的讲话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习近平告诉他的听众说这是由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在这一讲话中，习近 平拒绝“西方普世价值”，将将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其统治集团中“精神上的缺钙”。

习近平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显是非常主观和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残疾的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独裁当局面临要求民主变革的群众运动。但是悲剧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反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缺席，这一运动被旧政权官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领导人试图加强一党专政注定失败。对于房价、腐败和极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不满不断累积，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高涨。中共心神不安，而极端温 和的自由派正确的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放松审查和镇压的方式来给现政权设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阀，中国将面临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反改革派紧紧把握 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放松专制控制，有可能会像苏联最后几年那样打开起义的闸门。无论如何，中国都面临革命的冲击。

上浦镇压

行动总是比语言更响亮。连续第三年人大批准的国内安全预算（用于警察、特务、法院和监狱，达 7691亿元）大于军事预算（7406亿元）。比较来看，中国约124亿美元的国内安全预算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30多个国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尽管和日本冲突的加剧、以及和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共似乎将发生在家门口的社会动荡视为主要敌人。“一个不害怕其民众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个比 国防预算更大的军事预算，”美国组织“人权观察”的尼古拉斯·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评论。

一个重要的发展出现在 距人大会议数千公里之外的起义的广东上浦村。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上报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关于土地被非法卖给富商而引发的纠纷导致当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对峙当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开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泪和震爆弹的2000名准军事警察冲击，抗争运动被野蛮打压。超过40民当地居民包括许多老人和妇女受伤住院，引发不信任和震 惊。一个警察将他在上浦進行镇压的照片上到网上，炫耀说“凯旋而归，真他妈的刺激。打震爆弹，催泪弹。”

野蛮的攻击在这个时候发生是为了 发出一个信号。不仅针对上浦，也同样针对其他农村抗争包括乌坎，在那里一年前发生的一场类似的斗争让政府承诺了一些让步（大部分没有落实）。在乌坎，抗争 运动的领袖中发生了分裂，一派呼吁发起新一轮的抗议而另一派对此反对并警告会遭到镇压。《金融时报》（2013年3月13日）正确地总结，“在上浦野蛮镇 压后，乌坎事件看起来只是一个特例”

这些事件引发了大量的网络讨论。现在许多人将基层选举的“乌坎模式”看作一次失败，而另一些人认为， 正如我们射秽主义在当时警告，任何政府级别的中共官员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乌坎抗争不应该解散其独立的民众组织，而应该将其加强和全面民主化，参与 有局限的村级选举并将之作为一个平台继续斗争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权利、归还被盗土地和结束中共亲资本主义政策。这应当是这场斗争以及其他必将发生的斗争的前 進方向。

打击香港的“颠覆活动”

而同时在北京，两名香港记者被国保特务殴打。当时他们试图拍摄一些人权活动家尝试和刘霞（被囚诺贝尔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见面的过程。刘霞被囚禁在家中，尽管她从来没有被起诉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记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伤，激起了香港记者和泛民团体的抗议。

俞 正生在和政协代表的闭门会议中说香港绝不能“成为颠覆中国的桥头堡”，進一步地严厉警告这个名义上自治的城市的民众。这些被中共领导人放大的言论，表明了 该政权将重新推动反民主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他们同样警告，还没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长期陈诺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选）的选举规则可能远远 低于群众的预期。中共官员坚持排除“不爱国的”候选人或者团体赢得政府职务的机制。“在 [中共] 高层看来，西藏、香港和台湾没有区别，高层中没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说。

对中共新领导层的正确描述并不排除其会推出装饰性的改变来赢得公众认可。很明显新政府希望通过一些吸引眼球的举措来获得支持，或许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

另 一个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劳改”（劳动改造）制度，这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罚制度。尽管没有具体建议提交人大，尽管媒体在这方面的矛盾和误导 性的报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终结该制度。可能在今年末就会发生。射秽主义者当然欢迎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们警告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镇压行动。今 天中国各地使用庞大的法外黑监狱网络来处理各类“麻烦制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试图限制这种方式。因此尽管“劳改”改革可能帮助习李领导集体铸造其尊重“法 制”的形象，但这不会导致在基层发生重大改变。

“限制政府权力”

尽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领导层清楚地发出新一轮经济自由化的信号。这是 一个刻意讨好资产阶级的举动，特别是在海外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为私人资本打开之前“禁止入内”的利润丰厚的行业的大门。《纽约时报》 （2013年3月17日）称李克强的讲话提供了一个“诱人的调色板”，这反映了国际资本对其的积极反馈。

新的迫切的讲话也同样反映出中共政权高层元老达成一个尽管不稳定的共识：现有的债务驱动、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到达了其极限。经济改革（即新自由主义亲市场政策的官方说法）是新领导人所能考虑的唯一的选择。

仅 仅就职几天，李克强就已经被中国媒体赋予了“有改革头脑的总理”的头衔，被广泛比喻为其前辈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减一半的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去年 李克强的部门参与撰写了世界银行的一份重要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国有部门去管制和裁员。李克强的新经济团队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马凯（副总理），楼继伟（财政部长）和周小川（央行行长）。尽管已经达到退休的年龄 ，周小川被留用，来监督已经开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场和货币国际化——让中国减少对昂贵的美元依赖。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 论坛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释的，所有这些“改革”都错的不能再错。

人大最后一天的记者发布会上，李克强对1000名中外记者阐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议程：“改革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

“深水区”

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至于你刚才说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

李 克强总理趟水的比喻，构建于邓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头过河”，并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李克强没有给多少细节，但是很明显新领导人 正在准备一轮对工人阶级和部分国有部门的攻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拯救他们制度的方法，防止持续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中国拖入危机的洪流中。为了 让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强参杂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风格——口头承诺的反腐战争和“廉洁”政府。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除了一些“关键服 务”），削减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措施包括打压公费旅游和公共汽车，五年内停止修建政府建筑。

解散铁道部，将其分隔成一个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和在运输部下的一个新的监管机构，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数具体措施之一。前铁道部已经成为了腐败和债务的代名词，近年来十几名高层官员被捕。前部长刘志军面临可能因腐败而判处死缓。

习 李领导层将解散前铁道部作为其新改革计划的象征。然而在实际中，这一改变并不是很大而且已经酝酿了几年。在中国，许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担心面临火车票涨价和 裁员，因为会引入更加市场化的实践。总理李克强宣布鼓励私人资本進入之前国有垄断的铁路 、能源和金融行业。需要中央政府批准的申请项目将会至少削减三分之一。

中国“再平衡”？

中共政权面临的困境是它不能继续在旧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选择的新的道路并不比原来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两条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记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报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国新领导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习近平：

“2010 年，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当时经济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闭门会议中。这个意大利人或许是出于好客，赞扬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角色，称其阻止了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到中国。然而习近平并没有保持沈 默，事实上似乎并不欣赏这一赞扬。他指出一旦危机结束，政府将从市场中撤出，而让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自由运行。”

中共党内的共识是，必须减 少对（進入房地产、工厂、道路和基础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严重依赖——现在前所未有地达到GDP的50%. 过度投资导致危险的债务水平、过度建设和产能过剩。增加消费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须的，正如前一届政府（其在这一任务上完全失败）的看法。

影子银行业的爆炸性增长（惊人地类似于金融崩溃之前的美国）显示政府正在和时间赛跑。中国经济试图通过将越来越多的信贷放到政府监管的金融系统之外（去年达到整个借贷的45%）的方式“解决”其自身的问题，这包括高风险产品、不受控制而且经常是欺诈性的投资产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论在根本上和中国目前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不相称。正如马克屎教导我们，血汗工厂的工资不能支持大规模消费支出。这帮助 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家庭消费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消费的巨龙”还仅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够实践消费主义的被定义为中 产阶级的人。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接受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如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社会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国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而其他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总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好心，而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基本的福利网（特别是针对在今天没有任何保障的两亿农民工）能够刺激消费支出。

但 是试图增加社会保障不断和中国体制内的另外的结构性障碍相抵触。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他们的财政困难由于土地销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这等于夺走了他们关键的收入之一。财政困难甚至发生在房产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许很快就会发生。

户籍改革

人大会议上一次事件凸显了实施促進消费的 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人大关于对长达半个世纪的陈旧的户籍制度的报告没有撰写完成，延迟的原因是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对这一 问题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许多问题”。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完全取消这个把公民分为有更多特权的少数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视的大多数农村居民（超过八亿人口）的制度。 他们更愿意部分改革，加快让一部分农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们提供福利保障伞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权。例如农民工的子女必须付钱上学，往往教学质量很差。因 为很多情况下，他们被排除在公共的学校系统之外。

户籍改革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和省级政府的阻力而延迟，他们不愿意负担额外的财政支出——据 一项估计，约8万人民币每人。然而如果没有这项改革，中共领导人将城市化比作“经济发展的脊梁”将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些显示让政府的顾问告诫两会说“城市 化并不想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南华早报》报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现为政协常委成员，谨慎地警告“过度城市化”会 让数百万人陷入失业和贫穷的陷阱。

美梦变噩梦

户籍改革的另一动力是取得更大的劳动力 市场和工资竞争。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的数据，资本家抱怨劳动生产率从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时，由于人口变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适龄的工厂工人（20-24岁）的劳动力短缺不断加剧。这推高了制造业工资，而同时其他低工资经济体——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为外国和中国投资的目的地。

新领导人的解决方案是对工人阶级薪酬、退休年龄和工作条件以及一些国有部门雇员的“既 得利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而同时鼓励私人资本。正如我们所解释的，中共内部对发起经济“改革”的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会自动发生。由于当前经济结构内部矛盾 以及党国关系的派系化 ，胡温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这一方案。

十一月的党代会产生了当前太子党主导的领导层，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并没 有就此停歇。被遗弃而且目前“失踪”的太子党薄熙来仍然是一个让习近平政府头痛的问题。对于薄熙来审判的延迟，传言说他進行了绝食斗争并拒绝保持沉默，显 示了政府的极度紧张。也有传言说对薄熙来的主要指控有可能从之前报道宣称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变成“图谋政变”。

习近平被誉为“超级平衡 师”，通过许多有利于和不利于两大主要派别的协议（分别为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派别）以巩固他对新政府的控制力。尽管李克强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锦涛的“团派”的代表，习近平试图通过提升团派到其他重要职位来抑制江泽民的太子党主导的“上海帮”的影响力。例如被江派挤出常委的李源潮现在成为习近 平的国家副主席。这一任命“代表团派势力卷土重来，显示权力斗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朝日新闻》评论（2013年3月15日）。

习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还远远没有在未来爆炸性的挑战中得到验证。通过再次拒绝政治开放以及甚至是极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领导层面临更大的压力确保经济增长 以响应习近平的“中国梦”口号。但是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和产能过剩窒息，而总理李克强的新自由主义的痛苦、牺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众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梦将变成一场噩梦——问题只是在于这会多快发生。

中国发生重大矿难——矿工需要射秽主义的斗争

3 月29日中国境内连发两起重大矿难。29日晚10时36分左右，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八宝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确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获救。29日6时左右，位于中国西藏的一座矿山附近发生山体自然塌方，塌方长3公里，塌方量约200余万方。据初步统计，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还 几率几乎为零。

据中国官方称，发生于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于自然原因导致。中国官方已习惯于用所谓“自然原因”来掩盖许多重大事故的人为原因,如安全设施不到位、过度开发导致自然环境被破坏等。

实 际情况是在中国的许多煤矿中，资本家往往为追求利益，而尽可能地减少矿井中的安全设施。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一些地方领导甚至为了稳税源、求政绩，包 庇一些连安全运营资质都没有的小煤窑运营。一些监管机构对这种行为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事实上，监管机构、经营煤矿的资本家、地方领导已经形 成了一个牢固的链条。

在2011年，中国黑龙江省连发了3起矿难的瞒报事故。由于煤矿生产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矿主不得不举债开煤矿，甚至 借用“高利贷”，因此资金非常紧张。而一些煤矿主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屡次违规生产。在这三次煤矿事故中，为了不让自己利益受损，矿主与地方官员互相勾 结，隐瞒了事故的真相，并用50万或100万元和矿工家属私了。这正是这一链条的体现。

更糟的是，不仅矿工们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胁，在地 上，他们健康同样也受着疾病的威胁。 2010年一份官方的报告显示，中国煤矿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000余人，死于肺病的 人几乎是死于矿难的人数的两倍。一名矿工说：“如果在井下断胳膊断腿，矿上还会管，如果患上尘肺病，像我们这种流动着当矿工的人，根本没处去维权，就只能 认命。 ”
随 著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矿工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代名词之一。他们没有任何保障，而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在煤产量占世界35%的中国，每开采 100万吨煤，就有0.49个人死亡。一个工作30年的矿工，其死于矿难的机率为7%！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進一步发展，他们的地位并不会提高， 也无法摆脱贫穷。

近日，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大谈其所谓的“中国梦”。实质上，“中国梦”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美梦，对于矿工等受资本家剥削的无产者来说，则会是不折不扣的噩梦。

为了摆脱雇佣劳动的桎梏以及资本家的剥削，为了改变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国矿工需要组织起来進行斗争。射秽主义者主张国有化煤矿，但不是交给腐败的官僚，而应该有矿工民主控制和管理。

中国债务危机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报告称中国经济成了一个“债务废货商”。影子银行业的发展标志着急剧深化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总债务，包括影子银行正在增长的所占份额，从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这无论比美国次按危机前，还是1990日本房产泡沫破裂前的信贷扩张还要更快和更大规模。很多新 增债务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门，其承担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负担。但是极端过度建设和高度负债的房地产业是另一个高风险地带。中国房 产泡沫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房价大跌早晚要发生，并将引发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和贷款违约的海啸。

由于国有制占的比重高，中国的银行制度颇为 独特。但是其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银行业务通过進入众多影子金融机构、信贷公司等等，進行“资产负债表以外融资”。传统银行业贷款从2002年占整个融资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过所有信贷的40%是通过复杂和不被管制的影子金融系统的非银行贷款。

一些高层人物，如前中国银 行董事长，不久前被提拔为（主要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肖钢警告这些形势变化中潜在的“庞氏骗局”。他特别特到所谓财富管理产品（WMPs）的增长， 自从刺激方案之后在过去三四年里泛滥成灾。未偿还的财富管理产品的价值达到13万亿人民币（2.1万亿美元），占2012年银行存款总额的16%，比 2011年上涨50%。这是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因此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间，银行业崩溃 前横行美国的金融把戏。

为什么财富管理产品如此倾巢推出？

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国一样，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银行本身 推动，当然在中国我们谈论的是国有银行。这不仅仅限于财富管理产品，同时也包括企业债券、委讬贷款和各种泛滥的新发明金融工具，各产品都正在激增。近几年 银行希望维持高利润率，同时也想掩盖坏帐，特别是向地方政府的贷款。财富管理产品是避开政府贷款限制的一种手段，并向摇摇欲坠的地方政府机构扩大新信贷， 以防他们无法还贷。通过这种方式将2009-2010年的债务再投资，以防止引爆银行业危机的违约潮。

我们很多次听过影子银行业，这究竟指什么？

影 子银行这一术语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机构，包括对冲基金，债券保险公司、信讬及财富管理公司。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处于主流银行体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这是少数；在中国是大型国有银行，甚至是非金融国有企业掌控著影子银行业。这样，它们能够進行政府和监管机构所禁止的活动，从而隐藏高风险贷款，并增加 利润。在其他国家银行大危机发生前，都见过到这种把戏。影子银行的增长，如中国其他事物一样，极为迅速。根据央行指出，这一行业的总资产（换句话说是贷 款）已经达到30万亿人民币（4.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8%。

很多情况下，国有银行通过信讬公司作交易，信讬公司实际上只是银 行的帘幕。同样，这让银行逃避帐本上的贷款。国有企**业设立未经批准的银行分支，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然后以更高的利率贷款给其他公司。因为它们不 是银行，所以这种活动不受管制。国有企业以此补偿利润，因为工业庞大的产能过剩，令其在核心业务上亏损。

所以，份额庞大的贷款通过这种不受管制的影子银行，将金融风险扩散到整个经济体。银行左手卸下高风险贷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银行是企业债务的最大买家，现在许多这些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紧缩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资格获得新信贷。

另外，影子银行业的利率当然比普通银行更高，有时达到100%。所以，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后门。央行设立官方利率来约束银行，然而银行却通过“表外融资”绕过管制获得更高的利率。

你说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于害怕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推出庞大的刺激方案，给银行放贷大开绿灯。法律上不允许借贷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自己的融资 平台（中国有数千个），实现信贷扩张，建设基建设施。银行监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陷入财政混乱、大量投资被浪费，被盗窃，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产投机。当然，对地方政府的民主问责并不存在，甚至连在资本主义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监察也没有。

政府审计人员计 算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总和为10.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25%。北京银行监管机构声称问题已经“受到控制”，没有深化。但是，这是因为大 量债务没有被审查到，即進入影子银行体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统计。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刘煜辉的数据是，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是13万亿到14万亿人民 币。我见过更高的估计。地方政府债务每年的利息还款是7000亿元到8000亿人民币。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贷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许多基础建设项目不是还未完成，就是还没有足够的收益来偿还贷款。土地销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样急剧下降。去 年，由于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土地销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现已极度负债。例如河北省，债务对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181%。而吉林是171%.

银 行将大多数地方政府债务再翻新，其中40%本应于去年到期。旧债通过发新债得以偿还，但是不会来自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信讬公司帮助地方政府机构将旧债 以财富管理产品打包成“投资”。其中许多“投资”是短期的，因此这大抵是换取时间的做法。这就是肖刚说的“庞氏骗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钱来支付旧投 资者的把戏。它必须持续膨胀，吸引新投资者，否则不避早晚崩溃。

中央政府就此发出警告，并努力進行控制局面。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将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资产打包成这些金融“产品”，以更加吸引投资者。因为投资者会问“我究竟投资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希望看到资产的实物。这是一种偷梁换柱式的私有化。

有 几个因素可以触发金融危机。在十二月，陜西省华夏银行（德国银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银行）在其售卖的一项财富管理产品违约，令存款人损失2,200万美元，因 而遭到街头抗议。一些金融业钜头，如中国国际资本公司，说政府应该坐视不理，以显示政府不会介入拯救财富管理产品，因为这些主要是私人业务，不由银行担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后介入了，为的是防止华夏事件触发整个财富管理产品业的逃亡潮。因为正如我们所提到，此行业现在约占银行存款的16%。

不仅仅是财富管理产品可以触发更大范围的银行业危机，即使只是新财富产品的销售不振，投资者变得忧虑，都可以令需要翻新旧债的地方政府和房产公司造成“流动性紧缩”。政府处于两难选择。影子银行和正规银行不再互相独立，他们互相渗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制。

中国经济成功避免硬着陆了吗？

这 是政府和全球“市场”的主要部门——即银行和投机家——所告诉我们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因素。去年，为了防止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硬着陆，威胁 极为复杂的权力交接，中国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贷驱动增长的政策，特别是在基础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的确给经济注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长在连续 七个季度下跌之后，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数据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争 论。有一个“幽灵省”的故事——因为所有地方政府GDP数据总和比中央政府的数据大了整整一个“广东省”。去年电力消耗仅仅增长了5.5%，这可能是更准 确的经济表现指数。使用类似的方法，渣打银行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挑战近两年官方GDP数据。王志浩估计，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长率比官方的少两个百分点。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显然只会在短期内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经达成的如高铁新路线、地铁和社会住房计划等基建项目，成本约为9,400亿人民币 （1,500亿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这些新的支出，由于其使用方式，会加剧经济的长期问题。

2011年 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50%，去年亦继续增长，比起危机前已经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见的高水平。正如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这是“不可持续 的”。尽管这样，中共面临危机，与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样，还是决定割肉补疮。然而，每一次它这样做，都不免限制未来更大的刺激措施，因为债务和产能过剩 达到极端的水平。

什么是产能过剩？

据估计，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国工业处于闲置状态，而 有些行业则接近一半。2012年产能利用率甚至比发生危机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击的工业有钢铁、电信、造船、铝业和施工机械，这些行业在过去十年 获得难以置信的扩张。电信业正准备大规模投资4G技术，然而仅仅三分之一的3G网络被使用。

在中国，省市地区之间存在竞争，而脱离任何国 家计划，这加剧了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的问题。省经常违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炼铝厂或炼钢厂的命令。当要求工业整合的时候，最小的工厂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为准则下，地方政府鼓励大型项目而无视实际需求。这解释为什么连续九个月工业品价格通缩 – 出厂价下跌。产能远远高出需求，使得企业被迫降价清货。而同时，矛盾的是，消费物价再次通胀，特别是食品和燃料价格。

但是基础建设出不应是正面的吗？我们射秽主义者不该支持吗？

如果在一个生产资料被工人阶级民主拥有和控制的社会，通过一个平衡和协调的经济计划，就会投资有利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的基础建设：低碳交通系统、新学校、医院和可负担的公共住房等等。这当然是正面的。但是这并不是现在中国的情况。

相当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机，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同时也流入原材料投机。根据法国兴业银行指出，超过80万吨铜囤积在保税仓库，因为铜和其他原材料被用来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品。

房 产业过度投资和建设相当明显。房地产投资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国在2006年房产泡沫高峰期时也只有6%。中国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销售水 平的4.2倍。这当然不是因为对住房没有需求，而是因为普通人无法承担当今极高的房价。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价格达到25,075人民币/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国年均收入仅为24,564人民币。房价是被投机者推高的，即银行、地方政府和各类私人投机者，他们都从房价增长中获益。这情况将持续，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们都会读到涉及地方官员，甚至公安局长的丑闻，利用假户口购买数十套房产用来投机。最近的案例是广东省官员赵海 滨被发现拥有192套房产。被揭发的官员被免职，但是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房产的状态是一个政治定时炸弹，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试图在2010年打压房价。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变化，为了避免硬着陆，政府再次倾注信贷，向房产泡沫注入更多空气。

新领导团队掌权。他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些经济问题？

我 认为他们被绑住手脚。有很多言论指要通过消费增长令经济得以平衡。同样也有很多人讨论自由化，即亲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不是他们不愿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支持去年世界银行文件《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的措施。该文件李克强的部门有份撰 写，其中要求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我们需要记住，世银和其姐妹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金融危机都负有严重的罪行。

他们感受到巨大压 力，因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银行业危机将会爆发，他们会被迫设计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镕基政府就曾遇过这问题，当时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银行方案，其代价至今尚未偿还。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又从头开始，但今次救市的代价将会更大。银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价的方法不是削减政府开始 和设立新税项(即紧缩政策)，就是印钞票、将债券涌進市场，后者将造成通涨。为了避免这局面发生，他们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们根本不能全球危机汲 取半点教训！
愈来愈多报导指新领导人想展开经济改革，可能性有多大？

不管新领导人想走什么路，中国政权结构内部机制和当前低工资经济模式阻碍变革。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会被拖延，不断反反复复。独裁政权在顶层出现分裂，未来会在这些问题上爆发新的派别内斗。

他们计划“自由化”金融业、利率等等，表面上是为了“优化”资产配置，减少投资浪费。这意味着正规化影子银行业，让主流银行“自由”合法進行这些活动。

中 共政权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实施了重大措施，通过与外国银行（最近包括英国银行）進行“货币互换”去增加人民币离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对美元的依赖。由于依 赖美元，奥巴马和美联储的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国补贴美国。这从几个方面打击中国经济，包括令中国吸收了“美国制造”的通胀， 以及增加人民币的上升压力。央行被迫加大干预防止汇率進一步上升，否则将打击本已很紧张的出口行业。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在这些干预上花费了超过2700亿 美元。这就是正在展开的全球“货币战争”的战线，各列强都试图牺牲对方利益，让自己逃避危机。

但是，让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通货，意味着取 消外汇管制，在目前情况下极有可能触发金融崩溃。因此，除了政权内的分裂，实施领导层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风险。但同时，当 前过度投资和债务上升的形势，正如温家宝所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他们无法作出行动，但是同时他们也没有时间一动不动。

幸好，我们并非向 中共独裁献计的参谋，而是争取射秽主义的群众革命斗争使其下台。这是解决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从制造全球灾难的现存制度手中，夺取庞大的经济资 源，通过民主的射秽主义计划，由工人阶级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这些资源用来结束失业、不平等和压迫，而不是向少数人输血。

乌坎抗议再次爆发，下一步该如何走？

在中国广东陆丰的乌坎村抗争曾经扬名国际。这个一万五千人口的渔村在2011年9月 发起了历时四个月的群众抗争，反抗中共基层官员与地产发展商勾结，偷取村民的土地赚取利润。一年多过去，乌坎村今天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围堵公路，抗议港商陈文清违反合约，其投资的农场在合约期满后交回乌坎村委会，但土地上的建筑物等设施全部被破坏。400 多名村民与约500 名 到场戒备的警察对峙，未有发生冲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会介入。他们扬言，将持续抗争。村民代表张建兴说，村民现在对村委会极度不满，答应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诺没有实现，“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维稳，没有开村民大会咨询”。村委会主任林祖銮曾在警民对峙期间到场，但“去了一下，可 是没人听，他就离开了”

2011 年 乌坎村事件中的群众组织及动员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社区，使这次抗争极具象征意义，成为中国抗争的里程碑。这场运动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员，并令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妥协，将中共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的薜昌和陈顺义解除职务，并举行了新的村委选举。

村委会陷入分歧保守与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现在这场抗争好像达到了瓶颈位，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会还一度传出可能面临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会委员庄烈宏辞职，他向记者表示，提出的建议“受到太多阻挠”，得不到村委会主任林祖銮的支持。1月29日，乌坎村委会负责土地资产、资源和治安等事务的村委会委员张建城也曾提出辞职。虽然张期后复职，但显示出新村委领导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无力。



有 村民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沮丧。村民林先生表示，抗争过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对村委会不再信任。村内有一种鼓噪的声音，村民对新的村委会逐渐变得怀 疑，认为他们与当局关系过于密切，过于集中于维持稳定，而不是为各村民的权利而斗争，亦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拿回被窃取的土地。



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表示，被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无法讨回，剩下的五千亩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亩，还有一千多亩，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认为收回来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办理手续進度缓慢，他们认为可以有第二次抗争。



不 止村民与新的村委会之间出现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年轻干部与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銮为首）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强调与中共 妥协的保守派，与寻求再次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一名村干部接受访问时表示，一年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是规定的，但新村委会已经成立一年，村民大会一直没有 召开。“我认为有需要开，可是林祖銮认为有人会借机闹事，不利于乌坎的稳定，一个人就决定不开了。这个太武断了，也伤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会内部对这事是 有看法的。尽管村委会里的年轻人承认，林祖銮更善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但他过分讲究大局的一些做法，还是令年轻人充满沮丧。比如，他不希望年轻人把村里的 事情拿到网络上去说。”



在 被问到村民对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满时，林祖銮说道：“这一年是来具体解决问题的，就是双方都得妥协。这一年我学会了妥协，可村民们的思维仍然 是斗争哲学，受害者思维。”反映他不认同抗争能带来改变，认为需要透过妥协才能逐步拿到目标。但直到目前为止，与中共上级政府妥协的道路并没有得到任何实 质的成果。2011年的乌坎群众抗争反映，不是抗议没有作用，而运动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教训。



运动中不同的阶级利益



乌 坎抗争一年过去，这场运动在十二月的时候被冻结了。政府当时尝试停止运动，以协议的名义要求反抗领导们承诺停止進一步行动，并允许進行新的村委选举。为了 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区选举村委会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群众仍能透过参与选举作为一种战术，利用这个平台去深化斗争，以及建立围绕着运动的主要诉求。当时得到广大支持的独立委员 会为了这种选举而决定解散，是一个重大错误。



新 的村委会虽然是由选举产生，却是一个受控于独裁当局底下、没有真正权力的平台。在村委会中争取代表性，是抗争运动的正确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众性的组织，这是实现真正改变的关键。现时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无法被选民召回。我们曾经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协定，应该透过建立由下 而上的组织，去监督新的村委会，并以定期的大会保持运动的民主及公开性。



如 众多其他的群众抗争一样，乌坎的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集中于单一的诉求，这使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动员群众和推進运动的发展。乌村抗争的运动没有一个统 一的立场，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别。因为这个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运动中所代表着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领导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 利益，希望有稳定及适合商业经营的环境，所以不希望挑战中共政权。其中土地私有化是乌坎运动中广泛存在的概念。尽管当前（每个村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被中共官员滥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会更加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富悬殊。



射秽主义者主张土地的公有制，由民选的草根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纲领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国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农机和技术支持。这无法在当前亲商的一党专政下所实现。

乌坎对中国群众抗争的影响



在中国，非法征收农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发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运动，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议、罢工等的“群众性事件”超过十八万，其中65%便与为经济发展而非法征收农地有关，每天有四百万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乌坎村的抗争令许多其他地区的群众仿效。从2012年开始，成都钢铁工人的罢工、广州的反征地抗议，声言要“向乌坎学习”。海南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持续数月，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启东也有数万人参加反对环境污染的示威，90后的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联系到青年在群众抗争中所发挥的角色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進化。而且由于互联网及手机的普及，使当局更难控制消息的传播，让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



可是，近一年众多群众运动的缺点，是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相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而 事实上，在乌坎运动发展之际，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在广东汕头海门镇，及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 的警察進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这反映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而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 这目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抗争需要建立连系，以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基于一个地区和临时组成的组织。在目前阶段，只能透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组织作为第一步的行动。



占领上浦



在距离乌坎约一百公里，拥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领村广场，抗议政府卖掉500亩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选举，民主地计划把稻田转成工业区的问题。



2 月24日，抗议群众受到由当地官员雇佣的暴徒暴力驱逐，但遭到抗议村民的反抗，有大约30辆车被砸，至少八个村民受伤。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领导不想有任何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想利用暴力，于是警察先封锁了村子。



3 月10日，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当局向广东揭西县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发与村 ​​民的暴力冲突。广东揭西县当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负责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冲突中受伤。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名村民说，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围上浦，并阻止附近6、7个村庄的居民進入上浦声援，警方动用了催泪弹。

中共策略－“胡萝卜加大棒”



中 共当局面对群众运动有着不同策略的应对，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让步，如在乌坎事件中承诺新的村委选举，实际上是为了解散运动而欺 骗群众的圈套，待抗争运动冷却，再针对个别“搞事分子”進行打压。当局在新村委的选举中打压较激進的派别便是一个例子。中共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通过威 胁、经济压力和媒体控制，進行幕后操纵和打压激進的抗争领袖。如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就由于遭到当局打压而被迫放弃参与村委会选举。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产 生之后，当局能够很容易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胁和财政手段，让村委会屈服于当局，在这三年控制新的村委会。这也造成目前在新领袖之间产生的分 歧，演变成更复杂和两极化的局面，一派认为需要新一轮的群众抗争，而另一派恐惧这会带来像上浦那样的镇压。当下之急是一个强调重建群众运动架构的清晰纲 领，恢复抗争。



2012 年海南省莺歌海镇爆发数万人反对燃煤电厂的示威，曾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将电厂修建地点改到邻近的其他乡镇，这使抗争也扩展到新确定的修建地区，使当局数次变更电厂地点。然而10月份，村民却得知燃煤电厂即将在莺歌海镇动工修建，于10月18日再次爆发示威，发生万人警民冲突。之后数百人被逮捕，数十人被通缉，而燃煤电厂已悄然动工。在12月，对此问题在网络及出书发表意见的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是中共在作出假让步之后再实行打压的例子之一。



省领导层作出妥协，因为他们害怕运动会蔓延，并启发其他群众挑战地方中共当局。以乌坎为例子，作出“让步”随后发​​生的就是警察选择性的镇压和骚扰，一方面打击乌坎抗争运动中最激進的阶层，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政府不支付乌坎费用，阻挠新选举领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运动的主要诉求。



乌坎的教训



乌 坎抗争在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上给予很多重要的教训。在任何谈判中，不能对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赢得主要诉求，只能信任自己组织的力量和准备斗争。现时中国 内地的群众抗争大多数是自发性的，亦因为镇压的关系令抗争的持续时间较短。但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组织能力，也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要在这 些运动中取得胜利，需要群众的大会和民主架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谈判应该公开，而不能在运动背后有秘密交易。群众应该联系在其他地区同样正在進行的 斗争。



不幸的是，部分乌坎运动的领导对于中共政权的角色抱有幻想。这间接导致 ​​乌坎运动没有实现村民的诉求（包括交还被窃取的土地、调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等）。



乌坎抗争还没有结束，它的命运不但和其他地区的抗争相连，而且和全中国的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乌坎的群众已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协作为圈套，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改变或争取权利。中国劳工论坛主张：

• 重新建立乌坎群众抗争！重建2011年群众抗争委员会，并独立于官方，由村民民主控制！
• 地方政府公开帐簿，由将全数土地归还村民，由村民自行组织的委员会，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制及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城市发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于利润！
• 立即在中国实现立面民主权利，而且不只限于村层面。结束一党专政！自由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打倒资本主义富豪，支持射秽主义政策！

四川雅安地震受灾人数230万 二百人丧生 灾民痛失家园

4月21日上午8时，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七级大地震，在没有预先警报的情况下，雅安及附近的灾区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至26日，共录得4700次余震，一共造成196多人丧生，逾万人受伤，21失踪，受灾人数达230万。

四 川雅安市是中国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地方，这场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灾民失去家园，现时只能留在临时帐篷，以即食面和樽装水充饥。重灾区之一的太平镇医 疗物资及水源短缺，人口一万人的小镇有1,500名民众出现腹泻症状。芦山县房屋及道路受损状况严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宾市，于25日早上又发生地 震，接连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级，超过 4000间房屋损毁倒塌，47人受伤。

灾民抗议当局救灾不力

根据新京报报导，灾区物资严重缺乏，但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宣称救灾物资充足，拒绝外国和民间的救援队、医疗队和救灾物资，但不拒绝捐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资充足，可是一度有民众抗议得不到物资救助，有灾民集体在路边竖纸牌请愿，呼吁当局救命。

23日上午8时，宝兴县灵关镇2000受灾民众，举著“我冷饿”的横额抗议，将横幅围住宝兴县委书记韩冰，抗议当局扣押救灾物资，不发放给灾民。灾民高喊口号，并让传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关注。民众也不满有媒体报道该镇“大鱼大肉、非重灾区”而愤怒。

22日昨天下午2时，龙门乡隆兴村小坎卡村组，有20多名村民在纸板写上“缺粮、缺水、缺帐篷”的字样，站在路中央举起纸板抗议。另一边厢，芦山县清仁乡有民众抗议副乡长杨成毅救灾工作不力，这导致杨成毅立即被免职。有村民表示，对中共当局和官媒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荥 经县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灾区之一，一些餐馆在地震后趁机涨价。4月23日，一间“杨胖子”面店将原价每碗5元（人民币・下同）的“挞挞面”加价4倍至20元 卖给救援人员。另一间食店亦将原价8角的包子，加价6倍至5元出售。这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有人将消息发至网上微博，期后大批民众涌至店铺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当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后有吊臂车把招牌拆除。抗议迫使当局暂扣这些店铺的营业执照。荥经县政府表示，工商等相关部门已经对不法商家進行停 业调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产品的价格暴涨及投机炒卖，便需要在所有灾区建立灾民的民主委员会对此進行监督，并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润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资。救援物资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于整个救灾工作没有在民主的架构底下進行。地震后，不同灾区需要的物资和人手程度会有所出入，而当 指挥的工作被当局的官僚架构控制的话，救援队伍、军队和武警部队、自发组织或志愿团体并不能有效及有系统地协调，按各灾区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当局真正的担心其实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发，于是竭力阻止自发义工或外国的救援队進入灾区。这也阻碍了救援工作。救灾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构下進行的话，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当局官僚更能从中私吞救灾捐款。只有建基于灾民、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救灾委员会监督底下，才能确保救灾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中共政治灾难　人民极度不信任当局

雅 安地震发生地点距离08年汶川大地震约80公里。这次地震无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灾难的回忆，以及当时被揭发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报》指出，雅安地 震发生仅几个小时后，北京当局就表示没有学校倒塌。雅安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陈勇于4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我们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坚固的 建筑物。”四川省住建厅总规划师邱建指出，汶川灾后重建项目没有一个全部塌下来。08年汶川地震让很多豆腐渣建筑倒塌导致严重伤亡，中共希望首先证实学校 没倒塌从而避免指责。

但事实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后兴建的楼宇，声称可以抵御八级地震，经历今次雅安地震后，内部损毁严重，包括由澳门政 府援建的芦江中学出现裂纹、墙壁剥落、露出空心砖。一名中学生指，回校收拾东西时，发现校舍摇摇欲坠，担心有倒塌危险。同样是澳门政府援建的芦山县人民医 院五层高的住院大楼和旧门诊楼在震后也都成了危楼。楼宇外层，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缝，有的有手指般阔。更有劳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后房屋倒塌，一生积 蓄就没有了。

对于中共当局，最关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尽办法防止被指责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被揭发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发生时，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当地的政府大楼及办公室却安然无恙，人民对其生命不受重视感到极之不满，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在这次灾难发生时，人民 对当局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雅安强震发生后，大批灾民怕被楼房瓦砾砸到，纷纷涌至雅安市政府大楼门外搭帐篷过夜，称“比较安心”。

时事评 论员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称，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见学校、民房倒塌，从未听 说过政府大楼或局方大楼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学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吗？”（太阳报，22-4-2013）

芦山县委书记被揭戴二十万名表

地 震发生当日，中共派遣李克强到灾情最严重的双石镇和龙门乡，显示政府对灾情的关心，当时由芦山县委书记范继跃陪同，却被记者拍到照片，显示范的手腕没有戴 表，手腕却有一个白白的手表印。随后网民在新闻网页翻出范戴表的图片，发现他平时戴的表非常名贵，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诗丹顿（Constantin），价值 高达21万多元。中共当局拙劣的亲民演技又一次演变为政治危机。

民众拒绝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红十字会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有报导指中共当局对当地的捐款项目曾出现问题，去向不明，赈灾物资也被严重克扣。在2008年地震发生后不久，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收到数以百亿计的捐款。清华大学的调查显示，其中八、九成最终進入了政府财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钱的最终去向！

这 次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在网上发布赈灾信息，收到民众14万个“滚”的留言回复。香港政府向大陆拨款一亿港币，遭到7成港民强烈反对。在汶川 地震后的重建过程，更传出了不少贪污的丑闻，包括北川县使用救灾专款购买价格达百万元的豪华越野汽车。受汶川大地震影响的贫困重灾区甘肃宕昌县，便发生县 委书记王先民等官员贪污达数千万元的事件，令群众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帮助灾民，只会让贪官中饱私囊。

中国红十字会丑闻众多，其会长郭长江 戴价值百多万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拥价值千多万的名车。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网上炫耀自己的财富也引起公愤。上海红十字会就曾被揭发，下 属官员与工作人员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华餐厅的一顿晚餐便耗费近万元，人均消费700元以上。当新闻引起哗然的时候，这些非政府的官员们称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国红十字会丑闻频发导致信任危机，大量捐款转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筹到只有14万元的捐款，而由李连杰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时间已经筹得善款超过千万元。

在中港两地，舆论也集中在讨论应否捐款，两地都有网民宣传“一分钱不捐”，呼吁香港市民拒绝 捐钱来帮助雅安地震的灾民，担心捐款落入贪官手中。多名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表示不会捐款。前电视台中国组记者吕秉权说：“真系唔会捐畀内地官方红十字会， 入面嘅领导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门官员”；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诚写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钱；所有涉及大陆政府部门的，绝不会！”香港拒绝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内地民众在网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将向立法会申请拨款1亿港元赈灾。但香港市民与立法会 议员对港府动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吁抵制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后，捐款被滥用，没有受到监督。群众对捐款反感的情绪，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权的贪污腐 败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对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满。这是由于整个政权没有任何民主基础，捐款去向从不透明，人民无法由下而上進行监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90亿港元（合12亿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资助兴建的学校被拆除而改建为豪宅，消息一传出即引发了强烈不满。

群 众对贪污政权的不信任而拒绝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众更需要的是自我组织的救灾委员会，民主监察救灾工作，要求言论及新闻自由确保讯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运动”的右翼民粹之流借此煽动对内地人的仇恨，指“中国人很多钱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灾乐祸指愈多中国人死伤愈好。事实上，中共贪官 仍然可以通过重建投机和炒卖救灾物资发灾难财，纯粹消极地“不捐钱”并不能对抗贪污的中共政权。

民间自发组织被打压　维权人士被禁止進入灾区

汶 川地震中有近9万人遇难或失踪。当局至今仍没有公开一份完整的遇难者名单。受到群众一直的压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后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难公民的部 分数据，公布的学生遇难人数却与民间调查统计的遇难人数差距很大，除真实性令人怀疑外，报告又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

一 些志愿者在震后自发地通过网络搜索及新闻报道，整理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后发起调查行动，找到了5196个遇难学生名字，并制 作《念念不忘》音频公开名字，期后遭到一连串的政治打压。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灾民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时，被国安拦截，强行遣 返。

汶川地震后，异见人士黄琦帮助四川大地震死难者家长调查，于2009年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师范大学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评四川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谭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后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 程，并搜集川震遇难学生名单。之后谭被控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并于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中共当局禁绝一 切民间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活动与结社，即使这些社团与政治无关。在中国，所有社会组织都要纳入到政府的范围内。所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必须有最少 1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金，并且注册在一个官方政府机构下面，诸如民政局、红十字会、妇女联合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等，从而杜绝所有民众自发性的组织。

需要民主架构進行救灾工作　反对资本主义

我 们支持四川人民组织自己的救灾重建委员会，负责救灾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员应该由受灾地区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绝对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们要求言论及新闻 自由，除了确保救灾的讯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员封锁消息或发假消息以逃避责任。中共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民主基础，要确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现，必须实现真 正的民主权利和结束一党专政，如组织及结社的自由，以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大众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自下而上的全民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控制与运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项目及房地产投机，宁可花钱在无意义的投资，也不愿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费大量资金兴建高 尔夫球场及七星级酒店）。事实上，豆腐渣工程和贪腐问题的背后，是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政策。地产建筑商为了赚取最大利润，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兴建房屋时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导致的悲剧。

只有通过在所有灾区建立民众民主委员会，才能阻止贪腐官员将捐款中饱私囊，并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润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资，而且同时需要建立类似的民主控制机制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这需要一个射秽主义的纲领才能实现。

我们离流感大爆发还有多远？

2013年下旬，一种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国上海被发现。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该病毒被称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亚型。据专家称，这一新病毒来源于感染不同物种的病毒之间的基因交换。

此 前研究显示，H7N9病毒会在禽类中传播，但不会使禽类出现症状，因此追踪 H7N9在禽类中的传播要更加困难。国家卫计委有关专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传人”的能力。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科学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访时提到，现在有近四成患者没有明确的禽类接触史，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感染的仍然不清楚。虽然病毒尚未发生大规模的“人传人”，但由于死亡率极 高，如果突破“人传人”的限制，后果不堪设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经造成全世界约 10 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 4 千万人死亡 ( 当时世界人口约 17 亿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发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称为猪流感）全球大流行，仅确诊病例就达到1,632,258人，然而幸运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这样也导致接近2万人死亡。而据研究估计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间。

而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变异，能够人际传播，爆发新的流感大流行，将有潜力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即使这次能够病毒没有发生变异。新的流感大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农场工业中，所谓的现代养鸡场将成千上万之鸡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据美国的标准，鸡只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间生存。即使在中国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民自己养殖，而很多是集中养殖。极端的家禽饲养环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

家禽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长增长速度，以及滥用抗生素。此外，它们长期挤满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传播整个养鸡场，并有助于创造更耐药的病毒和细菌。

而一但疫情爆发，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扑杀。大量农户面临破产威胁。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经扑杀11万多只家禽。新近出现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扑杀家禽，停止市场内现场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据农业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国家禽业每天直接损失不少于10亿元。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波及企业和农户4,400余万户。

面对流感疫情，中共当局首先考虑的是稳定。据人民网报导，对于流感疫情，李克强说：“要瞄准一条：坚决降低死亡率。这不仅是拯救群众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谓“安定民心”其实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委婉说法。

据中国媒体报导，全国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数十人由于利用网络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谣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谣者的报告让很多人担心实际疫情被隐瞒。十年前SARS就是由于最初被瞒报，导致疫情扩散的。中国当局这次为了稳定，同样有可能隐瞒真实的疫情。

如果发生流感大流行，贫穷国家将受到对沈重的打击。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在墨西哥死亡率达 2%。即使流感疫苗及时生产出来，由于大制药公司的垄断，贫穷国家民众无法获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

《射秽主义者》杂志和工国委的中国支持者对对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费医疗，将医疗系统至于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取代现有的以追逐利润、轻视生命的市场化医疗系统。

2. 取消医疗和制药业的专利限制，大规模研发和生产有效的抗流感药物，并免费分发。工会和病人组织民主控制下的全球医疗发展计划。

3. 补偿中小农户的损失，对农业大公司和大农场实现民主公营化。为小农户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体生产，用有利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农业取代现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方式。

4. 需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开。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动分子组成的民主委员会监督疫情，确保病人权利。结束一党专政！

南海本田再次罢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经在2010年发生罢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罢工。今年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工人对公司提出的工资涨幅不满。公司提出的调薪方案，一到五级员工工资涨幅分别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线工人 ( 一级员工和二级员工 ) 占比 80% 以上，资方的方案无疑让大多数工人不满。工人认为此方案只对级别高的员工有利，但对于低级员工就十分不公平。于是，组装科的员工就开始停止工作，结果全厂都开始停产了，

在停工的压力下，第二天工会与资方的谈判重启，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场旁听。最后结果是一级员工涨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级员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级加50元房屋补贴，其他级别不变。涨薪后，一级工人的到手工资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罢工被视为“中国新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工人提出重组工会的口号。工人罢工坚持了长达半个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间面临镇压的威胁，甚至是来自官方工会的被称为“小黄帽”的暴徒。作后资方作出让步，本田正式工的实质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约 33.1% 。

本田工会之后被重组，之后每年工会都和资方协商工资涨幅。这被一些劳工维权人士视为推行集体协商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是官方工会良心发现，而是由于统治阶级面临越来越多的罢工，害怕工人斗争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试图通过一些改良措施来压制工人斗争。

资 产阶级媒体《金融时报》对富士康宣称建立“真正工会”的计划毫无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议与其说揭示了中国劳工权利的发展，不如说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在面 对城市化、劳动力短缺和经济放缓等社会压力时的务实态度。当局意识到，要使工人们不走上街头，就要让他们对工厂事务拥有更有效力的话语权。没有党的批准， 富士康不可能考虑自由选举的想法——中国没有自由选举，即便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事实上，仍会有一些重要的约束因素来限制工会代表的自由。选举产生出的富 士康工会领导人仍需得到官方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批准方可任职。”

而据全球化监察报导，在南海本田工厂，工会选举受到多重操控，前线 工人的提名权被剥削。本田工会除了最下层的工会分会小组长不指定候选人外，其余两级都是上一级工会指定候选人才让工人投票。这样由上一级控制下一级，实际 上就是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资方利益的）官方工会不喜欢的人進入工会委员会。

对于工会在这次工资协商的态度，受访的南海本田工人认为工会的态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阵线的。当有工人罢工，工会向基层工会小组长下的命令是“维持稳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这样工会当然不会对工资涨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显示，南海本田工资协商达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这无疑让工人极度不满，而要绕过官方工会自己起来罢工。

2010年6月罢工后，本田正式工的实质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约33.1%
2011年3月，工会协商工资提升611元，增加约30.4%
2012年4月，工会协商工资提升430元，增加16.4%
2013年3月18日，工会协商工资提升220元，增加10.6%
2013年3月18日罢工后，工人的涨薪方案，I级工人提升360元(包括50元住房津贴)，增加14.4%。
另一方面，正如中国劳工论坛之前所说（富士康工会选举背后隐藏了什么？），当前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资产阶级并不希望也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改良，相反希望加大对工人、穷人和妇女的生活水平和权利的打压。中共当局将感受到很难通过工会改良来限制工人的斗争。

比如同样位于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厂，数千工人因为不满公司搬迁“分流资遣”方案不透明，于2013年3月28日下午发起罢工。由于经济危机，该工厂订单持续减少，规模逐年萎缩，而将逐步搬迁至烟台，首批搬迁约 5000 工人将被分流遣散。

而 据媒体报导，4月10日，天津摩托罗拉天津厂7,000工人大罢工。去年年底摩托罗拉天津工厂出售给伟创力后，工厂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和工人达成协议，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开始堵塞工厂大门，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赔偿方案，迫使第二天资方与工人代表会面谈判，但未有达成任何方案。

中国工人逐渐意识到官方工会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组织起来（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

六四：对今天民主斗争的重要教训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将会有十多万人参加。在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来说，每次的悼念晚会成为抗议行动，反对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独裁，为了政权续命而残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容许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镇压力度，将维稳机器。过去三年维稳费增加2,000亿人民币，超越军费开支。

新中国领导层承诺“经济改革”去讨好银行家、资本家和右翼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但断然拒绝民主化，并将之定性为“西方制度”。

香 港烛光晚会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运”的口号。但口号的意思是什么呢？显然，要求独裁政权道歉并招认屠杀，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劳无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运动！即为未来中港的新群众斗争，在组织和政治上作出准备，并汲取八九年的教训 – 中共如何镇压运动。

“占领中环”有从历史学习吗？

“占 领中环”的讨论展开，运动旨在未来香港的普选议题上，向中共独裁施压，吸引不少有志引领斗争向前的人的兴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运动特别切题。可是，“占 中”的主要发言人显然没有从1989年的斗争汲取教训，甚至也无视最近的“占领华尔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独裁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强调要限制未来的运动， 拒绝“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强硬的反弹。这听起来更像是废弃八九斗争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华早报》指（2013年 5月21日），占领中环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公民抗命”。限制斗争规模，可见完全低估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打击中共独裁。连能量巨大的八九运动都未能赢得中 共的退让，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达至这目标？泛民主派领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两个：一、要在未来运动挽回自己日渐消失的影响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会推动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众抗争。

六四烛光晚会的主办单位首次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并以“爱国爱民，香港 精神”的口号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领袖趋向以逢迎中共独裁，误以为可以在普选上取得有意义的退让。事与愿违的是，泛民开始软化自己的立场，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补蒙混过关。（更深入分析个中原因，请阅读《射秽主义者》杂志21期的社论《激辩“占领中环”》）

戴耀庭坦然主张“中产阶级运 动”，并要限制年青人的参与，彻底违背1989年的经验。同样，这些想法反映“温和泛民”恐惧未来斗争会演化成激進的运动。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无 寸铁，因此占中发言人就“非暴力”的说法，是非常误导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条的斗争，会因为“有限制”而胜利吗？1万人的集会会比50万人更有力 吗？我们应该紧记，2003年时温和泛民自封运动领袖，想与政府妥协，避免摊牌，在2010年时又投票支持中共认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学生领袖没有清楚呼吁挑战和替代独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选择的纲领。学生反专制、反官倒的诉求得到群众响应，鼓动了人民起来行动。这些诉求的确燃起了斗争， 但要令运动持续并带向胜利，是需要更多的。须要一个清晰的纲领，包括立法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全国各市组织群众委员会、由工人和贫农政府结束一党专政、 保证全面民主权利，同时实现紧急措施去提升工资、退休金和群众普遍生活水平。这包括团结底层士兵，呼吁他们加入斗争，拒绝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违反法律？

虽 然北京的学生领袖有着政治上的弱点，但也准备违反中共邓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报恶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据闻是邓小平亲笔撰写）命令示威者结束占领天安 门，并回校上课。政府禁制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并禁制学生与工人连系一起，并全面禁制学生和工人的独立组织。八九的示威者拒绝服从邓小平的命令，他们知 道如果受制于中共的“法律”限制，运动必败无疑。

同样，在中国的法律下，天安门广场学生当时要求反专制、争民主，是“煽动叛乱”的政治诉求。这与香港“温和”泛民政党近年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诉求，形成对比。这种自我阉割的逻辑在今天已经体现，在斗争开始之前，泛民已经降低对2017普选诉求的叫价。

在普选提名委员会上的议题最为清楚，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会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员会，不管是如何构成，都是设计用来削弱群众的影响力，造成“妥协”的结果而有利统治菁英。因为比起控制群众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统治阶级更容易控制封闭的提名委员会，即使是“选举”产生的。

占 中发言人将“守法”奉为至高无上，与八九天安门学生形成强烈对比。再者，他们刻意将“守法”与“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与其他群众斗争可见，两者并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随后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认可的。相反，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命令解散天安门集会后，数以十万计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门，这 是公开违法的行为。同样，警察在过去两年动用胡椒喷雾上升两倍，是合符法律的，却与“非暴力”相违。

八九屠城并不是因为群众“违法”，而是因为运动有潜力推倒中共独裁。任何严肃有力、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皆会面对独裁政权的镇压。这不是指斗争是无希望的，或者应该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领导，将斗争升级并确保胜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于捍卫统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权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共产”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谓“民主制度下”，司法独裁不过是一个迷思 – 统治阶级的政治决定和压力在各层面都反映出来。香港连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们近月见到的审判 – 禁制码头罢工、推翻外佣居港权、打击激進示威者 – 反映统治阶级加强镇压，以抵制工人阶级和挑战现存制度的人。

工人阶级是胜利的关键

占中的领袖们决定在未来的民主抗争中扮演中产阶级的角色，这不但没有跟随 1989年的强大传统，更重复当年一些最严重的错误。89时的学生领袖认为不应该鼓励工人参与运动，甚至认为不应让工人進入广场。不过这主要是在抗争的早 期阶段的错误。期后因为基于群众运动的经验，以及学生中最醒觉的一群了解到与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重要性，于是改变了立场。占中的领袖们实在没有任何借口忽 视当年六四的教训。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学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偏见，很多反对工人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认为工人没有纪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参与会让政府有借口使用武力．．．”（《毛泽东时代和之后的中国》，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门示威中，学生纠察队被指示要围成人链，阻止工人加入。这个错误的立场被随后的事件所颠复。特别是在五月份，在数百名学生开始发起了绝食后，成 千上万的工人从工厂、办公室、包括政府部门、甚至警察也参与了示威。正如《射秽主义者》杂志解释，因为工人阶级掌握著决定性的经济力量，所以其参与对任何 要求社会变革的群众运动都是关键的。这发生在1989年，同时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经历革命性动荡的国家中发生。

无论是不是自 觉的，那些尝试限制或分化运动的领袖或政治组织，实际上也是在为独裁政权服务。学者陈云也是一样，提出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内地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其拥护的 香港沙文主义，装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并主张香港民斗争与内地无关。陈云收割了群众对泛民妥协的不满，但他自己的逻辑是一样的 – 中共在内地的罪行与“我们”无关，陈云甚至号召杯葛六四晚会，指这议题与香港无关，可谓误人子弟。任何真正反专政的斗争都是跨越边境的，正如我们见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国。再者，中港两地我们面对共同的压迫者中共独裁，试图以地域、某种地方语言或者族众来限制或分裂群众斗争，都是注定失败的。

号召总罢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阶级在群众斗争的影响力激增。中共政权意识到，工人正在激增化，会令政权在工厂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总，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竖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争议性的，有被视为亲美表现），中共官员想派北京最大工厂的炼纲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时分集会人士数目下降时，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后中共高官和公安间谍放弃这样做，恐惧“这样会激起反弹，令更多工人支持运动。”（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当时寻求带领斗争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纯粹抗议去“引起政府关注”是不够的。运动已经超越这个水平。中共政 权支离破碎，正在挣扎求存，而邓小平已经准备血腥镇压。不幸的是，因为没有有意识的工人革命组织，可以集中和加速认清政治任务，让工人阶级夺取运动的领导 权。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工人阶级最战斗的部分，开始提出总罢工的诉求，以支持学生的民主纲领。悲剧的是，学生领袖反对，认为罢工 过于激進。这是与今天中港两地状况最切题的教训。但我们射秽主义者提出罢课行动，例如在2012年反洗脑斗争要求全港大罢课，我们认为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领导）可以达到反专制政权所需的斗争水平。这与提倡暴力，或与民粹政客（例如陈云）所提出的勇武社运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亲政府阵营 和资本权贵，无论如何都会这样攻击我们。2003年他们用这样的理由攻击七一游行，今天他们用同样的理由攻击占领中环，指社会会堕入无政府状态，经济被破 坏。资本家和中共政权一样抵制民主变革。对香港的资本权贵来说，邓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节”。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通过射秽主义的政策打破资本家对香港经济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码头罢工期间，李嘉诚的法律代表诬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牵涉安全问题，以赢得禁制令打击罢工。统治阶级动用残酷的手段，但媒体和宣传机器却将争取民主、捍卫工人权益的人为“搞事”和“暴 力”。有组织和民主运行的群众行动可以削弱这些舆论攻击，并同时赢得群众对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罢课、总罢工、堵路、组织民主群众委员会。运动要赢得胜利，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斗争在去到这个水平前，已经被镇压。虽然群众 果敢站出来，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独裁政权为任务的革命党，而中共邓小平一翼较坚决和有组织。桑塔亚那讲过：“那些未能汲取历史教训 的人，就注定重复它。”不幸的是，占中领袖无视1989年的教训，但是我们射秽主义者以这些血腥教训为依归。因此，我们主张通过激進的群众斗争，立即全面 实现民主权利，而非小修小补，或者为独裁政权续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场大火 – 工会事关生死

“屠宰场”一词在6月3日一场吞噬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的大火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可怕涵义。大火在短短数分钟内就吞噬了工厂，造成骇人听闻的伤亡 （即使以中国惊人的工业安全事故记录为标准）。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伤。悲痛欲绝的亲属完全有理由向工厂老板、政府官员和后来抵达现场的防暴警 察发泄愤怒。

“我们看到一天内动员数百名警察来对付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他们之前能够把请警察的钱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厂安全上面，结果会如何呢？”一名当地居民告诉《南华早报》。

距离吉林省会长春100公里远的德惠的这家工厂的安全生产管理，被政府监察员称为“极其混乱”。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判断总是来的太迟——在生命已经被夺走之后？两名公司高管已经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也无助于避免此类灾难再次发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译）说这是一场“人祸”。火灾的原因似乎是用于工厂制冷系统的氨罐发生一个或多个爆炸。幸存者称火焰迅速蔓延而电灯熄灭。遇难人数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关在燃烧的大楼内，大多数出口被管理人员从外面锁上。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工人从里面撞击铁门和呼救，后来撞击声逐渐消失，”一名生还者说。

灾难的起因不难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劳工实践，完全缺乏安全设备和训练，政府官员在合适的价码下会闭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会来争取基本安全生产管理和保护工人权利是使许多中国工厂成为潜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犯罪目录

德惠工厂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离了火灾。下面的事实说明了原因：

加工车间的六个门中的五个被从外面锁上，这明显违反安全规定。这却是宝源丰工厂防止工人“在未经同意下休息”的惯例。
宝源丰工厂没有消防通道。
工人从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导，根据在工厂工作三年的一名冯姓工人说。
当地消防安全官员在火灾三天前刚刚监察过这家屠宰场——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理明显的安全隐患。
中国工人面临超额剥削、低工资和长工时，而老板们却受到只重视GDP的独裁政权的保护。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们来自附近村庄，在这家屠宰场作兼职工作。当地人说“工资差劲”。

德惠火灾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当地党国机关镇压任何遇难者亲属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烧焦的工厂外面拉起了警戒线，警察阻止亲属在该地区聚集。当局担心未经许可的集会会威胁“稳定”。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愤怒的当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并和警察发生短暂冲突。该报称一千人在6月3日包围政府车队。一些家属抗议警察暴力。一名到现场寻找其妻子下落的36岁的人说，他被防暴警察殴打并被监禁数小时。

一场愤怒的网上讨论在悲剧发生后進行。网民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取消对美国和拉美的访问，返回国内。

广泛问题的信号

吉 林火灾凸显了中国令人震惊的工作安全事故记录。每年有7万人在这个“世界血汗工厂”工作时丧生。官方数据显示工业事故率在过去5年下降了33%，然而这仍 然是高得让人无法接受。而同时农产品工厂中火灾事故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亲商媒体《南华早报》也承认，“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为了抢夺合同和利润，规则普遍被蔑视。”

这里工作条件类似于其他低工资经济体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厂。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拉纳广场的工厂大楼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过1100名纺织工人丧生。

在工作场所普遍违反安全法规和中国一连串食品安全丑闻（从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镉大米）之间存在联系。这些都是一个只为了赚钱而不顾其他问题的疯狂制度的症状。

这样的贪婪和鲁莽并非如一些人说称的来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种合理的经济运行方式。在宝源丰火灾当天，省会长春的医院报告有10倍于通常鲜血人数的当地人自愿为灾难鲜血。这样的自发团结行为显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别于资本家和他们集权保护者的贪婪天性。

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

为 了让中国工厂和工作场所更加安全，独立和民主控制的工会是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工会有别于独裁当局的伪工会，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饮用水有别于中国大量的有毒 假冒产品。在其中工人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推出独立的安全监察，加强工厂规章和反抗管理人员虐待，这将改变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平衡。

相 比禁止独立工会的中国矿业，在更贫穷的南非，矿业工人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数据显示出工会组织是事关生死的问题。在南非矿业中的死亡人数从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国每两周遇难矿工的人数（大约每周50人遇难）就几乎相当于南非全年的矿难人数。

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向德惠灾难的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表达我们的哀悼和慰问。我们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对灾难真正起因的调查，因为其根植于官商勾结的关系网下资本家贪婪和对工人生命的枉顾。只有争取民主权利和独立工人组织的群众斗争能够带来真正改变。这 场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和富豪精英。

中国：刘志军的高速审判

启动中国庞大高铁项目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因贪污于6月9日在北京受审。超过477份法庭文件详细列举了他二十多年来的贪污罪行，其中11人涉及贿赂刘志军而获得职务升迁或者商业合同。用贪污来形容刘志军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庭审竟然连半天都不到就结束了，证明这场庭审完全是作秀。“高速审判”在这类案件中司空见惯，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机关达成的决定上盖上橡皮图章，然后在被告有机会答辩前，将之迅速带走。

根据官方媒体《京华时报》，刘志军被没收的资产包括374套房产（价值8亿人民币）、16辆汽车，612件艺术品以及大量股票。该报亦报道，在涉及刘志军滥用职权的案件上，扣押冻结人民币79,553万元、8,525万港元、23.5万美元、2,232万欧元。以当前利率兑换，涉案的金额总值8.82亿人民币。在刘志军被捕的时候，央视曾报道他收受的贿款高达10亿元人民币。

法院轻判

然而，检察官没有就全数款项起诉刘志军，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间，接受贿赂6,460万元人民币，刘自己亦含泪承认。这不过是刘志军非法所得的零头，案件的关键事实是被法庭掩盖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这在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调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开来、王立军的审判，以及薄熙来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接受的审判，检察机关刻意减小被告的罪行。官员劫掠的严重程度被淡化，来减轻对中共党国（中国贪污滋生的源头）的打击。

铁道部长期以来一直是贪污的巢穴。2010年以来超过15名高级官员由于贪污被免职。刘志军的手下张曙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在同一时间被捕，并被指控将28亿美元钜额资金转移到海外银行账户上。如此钜额的资金被盗，可见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铁道部等政府部门预算臌胀，贪官从中发财。根据国家审计局在2011年的调查，通过假发票、非法招标和马虎的财务管理，京沪高铁这个旗舰项目的预算被盗50亿人民币。

刘志军出了名从铁道部授予的每份商业合同上收取个人回扣，养成“裙带资本主义”的风气，和私人承包商建立关系，例如帮助陜西商人丁书苗获得30亿元人民币的铁路合同。据报道，丁书苗安排年轻女性与刘志军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资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多名演员。香港《明报》报道，刘志军有18名情妇。

“假审判”

“这如常是一场假审判 ”维权律师浦志强说，他预计法庭判决会“遵照领导人的意愿而不是法律”。对高级官员的审判是按照剧本写好的表演，尽可能避免为执政的中共带来政治风险。在中国拜占庭式的政制下，调查贪污往往是中共内部权斗的计谋。有报道称，刘志军企图通过贿赂進入中共领导层，甚至政治局。根据新加坡媒体，他曾打算花20亿元人民币“买”副总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刘志军被前领导人胡温拉下马。这是胡锦涛派别（团派）对其前任江泽民派别（上海帮，刘志军所属的派别）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一部分。由于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发最高领导人人选争夺战，中国政府内部斗争（有时被称作“一党两派”）升级。前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职和被捕，可见斗争导致两派出现罕见的公开分裂。

胡温不仅将刘志军抢夺权力的企图消灭在萌芽中，以此来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铁道部。由于铁道部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胡温解散旧铁道部的政治议程已经其继任者习李完成。中共领导层利用铁道部的贪污丑闻和危机污名，通过媒体来消除对新自由主义改造的抵抗。无论是来自政府内部还是公众，对票价上涨和低利润服务的削减，都感到担忧。

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

因此刘志军仅仅是众多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平衡两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巩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时限制党内派别斗争，防止其升级成公开的“内战”。刘志军案件还没有被宣判，不过看起来刘会获得法庭“宽容处理”，连检察官都在法庭上为其求请。这种“违规”干涉，甚至连中国演出式的审判标准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网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个嘲笑检察官请求宽大处理的帖子，在一天内被转载12万次。

“宽大处理”意味着刘志军将逃过死刑，类似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审判模式。这结果可以是习近平向江派摆出和解的姿态，而江派将要对此作出某种交易。一些人揣测这联系到薄熙来的命运。薄熙来的下落已经是国家机密，他似乎已经消失在“双规”的黑洞当中。

有传言称，尚未被正式起诉的薄熙来拒绝与检察机关合作。薄熙来作为高级别的太子党，在中共党国内部仍然有权势的保护人，亲薄的太子党势力正在幕后向习近平施压，要求减轻刑罚，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目前阶段还不清楚习近平及其新领导层，仅仅是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触发派系战争，或者对薄熙来的策略是有可能对江派中另一高层人物发起新的攻击。

这有可能联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运。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据信他和薄熙来的阴谋有干系，如窃听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电话，包括胡锦涛。最近宣布的对前四川副省长郭永祥的调查，可能是开始对周永康动手的信号。郭永祥，周永康的亲密盟友，被怀疑未指明的“严重违纪” —— 对腐败较委婉的说法。“这很有可能与报复周永康有关，”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说。对周永康的攻击很可能和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议程有关，类似于解散铁道部的步骤。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党，对石油部门拥有实际控制权。

由于薄熙来完全不服从，而不像刘志军、谷开来和王立军那样按照剧本认罪，当局无法将薄带到法院开庭。长期批评薄熙来的法学教授贺卫方说：“即使只有一丝一毫的不配合，他们都不敢开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审判，会被公众质疑掩盖真相，而损失公开诋毁薄熙来声誉的宣传价值。因此，刘志军可能被用来作为“诱饵”，“哄”薄熙来或至少是其背后的强大势力的，让他们接受一项协议，为继续处理薄熙来案铺平道路。

前铁道部作为第二大的政府机构，仅次于军队，坐拥钜额预算，是旧经济模式的象征。谈到解散铁道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国家计划机构）下的智库任职的王一鸣称，这“表示国家将产业领域由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后一个‘堡垒’。”

铁道部的庞大资源使得中国能够在5年内创建世界最长的高铁网络。但是和自由派经济学家言论相反，这并不是“计划经济”，甚至连毛泽东下的官僚计划经济都算不上。相反，这是规模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例，铁路的扩张偏向资本主义发展，推高房价和让有裙带关系的人发财，而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仅如此，民主监督和控制完全缺乏。最初有报导指，对刘志军指控包括他请风水师制定新铁路项目开动的日子，虽然这一指控在最终的法院起诉书中没有提到。

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的是大规模升级常规铁道线路，并将电力网络现代化，减少对大量运煤车队的需求（现时占全部铁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对当局大张旗鼓地片面强调服务极少数人的“白领线路”，这要合理得多。自然，当前数十亿元的项目被贪污的承包商、滥收物资费用、严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铁的总费用超出预算67%。

疯狂的扩张步伐同样提出了安全的问题，“豆腐渣”工程和“设计缺陷”，特别是后者在2011温州事故中被提到。这场事故中，两辆子弹头列车相撞，40人遇难，200人受伤。报告称刘志军“对事件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但是这一事实也在法庭的起诉书被忽略了。调查高速铁路项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记者受到威胁，而官方审查机关下令媒体封杀相关报导。

安全问题進一步推高了高铁网络的成本，在温州事故后其运行最高时速降低50公里/小时。《财新》杂志报道：“[京沪]线路在每晚列车停止服务后需要花4小时進行维护。每天清晨两辆列车（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出发）在线路上進行空车试行。每10天，子弹头火车和铁轨会接受安全大检修。”

*更难掩盖的问题是铁道路累积的债务，在2008年到2012年间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铁道部负债2.7万亿人民币（4,340亿美元），这接近希腊的国债（4,900亿美元）。

自由派用债台高筑作为主要论点，推动解散铁道部。尽管就百分比来看，铁道部债务低于中国国企平均负债率，可见中国经济中债务危机的严重性。

习近平的反贪运动

将铁道部解散，分拆为行政和商业两个机构，并将刘志军投進监狱，代表了习近平宣传自己为“经济改革者”和“腐败克星”的小胜利。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发动民粹的反贪运动，承诺“老虎、苍蝇一起打”，即高级官员也不会幸免。习近平并不愿意将民主问责引入政体中，而说“把权力关進制度的笼子” – 一个更加高水准的、相对少贪污的独裁统治蓝图。

自由派往往过于沈醉表面而非实质，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认为习近平会启动“政改”（局部民主化）。随着现实水落石出后，用列宁的话来说，对政府“不切实际的信任”则石沈大海。事实上，习近平最近向毛泽东取经“整风”，模仿薄熙来的伪毛派民粹主义（但避免任何反资经济议程），令自由派愈来愈恐慌。习近平的“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形左实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泽东遏止呼吁政改的声音，一方面推行右翼亲资经济议程。

如同他的前任，习近平打算小心和选择性地动用反贪的双面刃，不同的是动用更精细和民粹的媒体宣传，来提升自己的反贪形象，即使反贪措施多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员公开挥霍，并更严格审计政府部门和军队的支出。与庞大的政权腐败比起来，这些措施不过是涂脂抹粉。“我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这应该被看成节俭或打击腐败”奢侈品爱好者 –丹尼尔．吴说。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在2012年10月份的报道，中国经济从2000到2011年的非法资本外流总金额达到3.79万亿美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仅仅在过去五年里，超过60万 [中共] 官员由于涉及贪污活动而被调查。”她补充说：“其实应该被调查人数可能接近600万，甚至6000万。”（对外关系委员会，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调查的贪官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诉的更是寥寥无几。正如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贪官被判监禁的机率不过3%，使官员贪污成为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近五年来对经济疯狂刺激后，今天中共党国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干净的。这和疾病缠身的前国民党政权荒诞地相似，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对国民党惊呼：“他们都是强盗，每一个人都是。”而当前领导人如此渴求限制贪污的方法，竟然深入鉆研中国历史。正如《新华社》报道，政治局甚至邀请两名历史学家参加“第五次集体学习”，概述封建王朝如何处理贪污和促進廉洁从政。这一新闻遭到网民的嘲笑。自由派评论者张力帆说，由此可见习近平当局旨在建立“党的君主制”

因此，尽管习近平能够从之前的反贪“战利品”（如刘志军和可能受审的薄熙来，尽管他们都是被习近平的前任拉下马的）中获取政治资本，他同时避免更大范围的打击，因为这可能引发派系冲突，过度揭露中共政权的混帐。

而同时，当局转而压制呼吁更严格、更具体的反贪措施的活动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动分子由于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横额抗议，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逮捕。习近平当局也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防止贪污在网络上过度曝光。许多中共官员对“微博反腐”的现象不安，寻求保护。对于习近平打压奢侈品，《新华社》报道官场内流行的新口号：“悄悄地吃、轻轻地拿、偷偷地玩。”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讥讽说，刘志军是第一个“公示财产”的中共高官。

中国环境污染前所未有

中国的环境污染前所未有地严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满烟雾的环境下。中国从2001年开始监测空气质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一个月份。一月中，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监测的北京空气污染指数“爆灯”，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水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标准的40倍。北京当时的医院住院人数激增了20%。

雾霾天气（即空气因充斥烟雾、尘埃及直径少于2.5微米的微粒，而变得混浊不堪）使能见度减低，在连接北京、香港和澳门的高速公路便曾试过在9小时内发生40宗车祸。中国空气质素恶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烧煤）、汽车，以及工业迅速扩张。中国的媒炭使用量有爆发性增长，去年是40亿吨。中国现时烧煤的数量大概是其余全球的总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无疾而终后，中国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为了城市人的出门必需品。空气净化器的产品热卖，但只有买得起的人才能负担。瑞士企业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在这里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该公司中国区CEO迈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头三个月，产品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变小孩的生活模式。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郊游，父母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关在家中。中产或以上的家庭会选择有空气过滤系统的学校，一些国际学校更在运动场上建起了体积巨大的穹顶。研究也指出，孕妇吸入污浊空气会导致她们下一代患上自闭症、抑郁症和出现注意力集中问题的风险上升。

过去几年，空气问题极度严重且不断恶化，令人民越来越忧虑。政府曾作出承诺，但从没具体实行过。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世界上污染pansfly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一份有关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国有12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总数的40%。

家长担心子女的健康。企业高管称，一些有小孩的中产和上层阶级，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农民、民工、贫穷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继续留在这个环境日益恶化的地方。

六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10项措施改善空气污染，尝试减低大众对烟雾的焦虑。包括强制公开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类似的承诺实际上已在过去食言，而李克强的新措施与政府努力维系的力保7-8%经济增长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这些议题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为了达到自身利益，往往无视中央的命令。它们操控统计数据，尝试压制不利的数据，包括反对污染工业的环境抗议数量。

今年三月, 超过一万只死猪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黄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饮用水。死猪来自上游浙江嘉兴的一个大型养猪场集中区，它们的尸体被养猪场老板丢入河道。中央政府于2011年开始要求各乡镇政府，对每头病死猪的猪农给80元无害化处理补助，但结果各乡镇村政府不但无给猪农补助金，反以排污费等名义强行征收猪农每头死猪约80元。死猪事件后，嘉兴市猪农才得知补助金事宜，猪农向《苹果日报》记者表示“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死猪补助”。嘉兴市政府为平息事件，采取上缴一头死猪可获5至10元“奖金”措施，猪农均指这是贪官搪塞上级的对策。在孔家堰村登记收缴死猪的许伯向记者称，曹桥乡街道办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该村口登记，每天上缴约70多头死猪，但“从登记到现在，上级没有发过一分钱。”（《苹果日报》，28-04-2013）

几星期后，同一地区爆发新型禽流感H7N9，导致37人死亡。世卫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猪和流感事件反映资本主义下，农业唯利是图的危险性，过度拥挤的饲养环境、滥用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等。研究人员曾揭发大型猪场里大量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更将几种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剂量使用，其结果是导致猪极易患病。为了让猪卖得高价钱，猪农还会喂猪食用砒霜（有机砷）使其长得皮红毛亮，即使砷是公认的人类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认“癌症村”的存在

中国政府环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认中国存在“癌症村”。从1998年开始就有媒体报导了“癌症村”现象，但当局一直极力否认。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学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

但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被环保部高层指控为“不适当的”，内地的媒体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症村”一词。

工业污染排放造成的水污染是癌症村的形成主因。位于上游工厂排出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游的村民饮用后造成村庄大规模的癌症病发。目前中国有459座癌症村，而全国癌症致死率在过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万人死于癌症。

大陆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并且还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其中铅中毒在中国农村爆发，这是因为化工厂和冶炼厂的工业废料没有经过任何排污处理，直接排到河流和弃置堆填区。铅破坏脑和神经系统、肝、肾等身体器官，儿童尤其易受到影响。过去两年半，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至少9个发生成千上万名工人、村民及儿童因暴露在铅环境中中毒，主要是因为电池工厂及金属精炼厂的污染。2011年一份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共当局为了隐瞒病情，并没有积极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带孩小检测血铅，而且继续让铅中毒的孩子们住在高污染的工厂附近，当部分家长去上访时，却被中共地方当局打压。该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铅偏高，就是说中国上亿的孩子将可能面对终生的身体残废和智力障碍。

中国环境灾难有多严重？

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使中国环境灾难严重恶化。人民因为严重的空气、水、土地、食物的污染而忧心忡忡。2013年由海内外环保专家的报告指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七个，包括首都北京。连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也报导，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地质素在近年显著恶化。

中国大陆毒食品泛滥。毒米、毒奶粉、毒蔬菜、毒水果、地沟油、瘦肉精等，令住在中国的人无一幸免。最近五月新闻报道，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约有一半卖出的大米含有致癌物－镉。广东政府检查大批超镉含量的大米来自湖南等地。这令许多消费者和商铺抵制在湖南省购入大米。重金属镉来自土地水源污染，会积累人体，伤害肾脏及骨骼。

政府有数以百计的特别农庄，为菁英供应安全的农作物。这令情况更陷入恶性循环，政府对污染行为无动于衷，并压制受害者。中国的父母因为恐惧毒奶粉会残害自己的孩子，于是纷纷抢购国外奶粉。2008年，一场毒奶粉丑闻导致了六名婴儿死亡，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受害儿童的父母组织起来尝试寻找事件真相，却被政府极力打压。其中一位受害儿童的父亲赵连海，就因此被监禁两年半。

近日大陆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全国发生的环境抗议，水污染抗议占达9成之多。报告指出198个城市有近6成（57.3%）的地下水水质被评为“差”或“极差”，超过三成的主要河流为“污染”或“严重污染”。

环境抗议

过去两年，中国的环境抗议有上升趋势，包括城市如大连，天津，厦门，昆明，数以千计群众上街示威反对兴建化工厂。关于环境的抗议和暴动自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上升29%。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结合了新自由主义与一党专政最坏的特质。这代表着混乱不堪及缺乏任何民主控制。中国现在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风力涡轮机的产量世界第一，但其风电场产量的约三分之二被白白浪费，因为其电网缺乏需要的投术来对此進行充分吸收。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主要用于出口，已经制造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也造成庞大的煤电使用量。要拯救数以百万人的生命，改变混乱无序浪费资源的制度，只有射秽主义能够解决，推倒资本主义，将经济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

中国：债务困局加剧危机

最近，世界金融市场再次发生动荡。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今年年底会收缩廉价信贷的“量化宽松”政策。翌日，由于中国国有银行体制陷入流动性危机，造成各大金融市场的恐慌，各大银行拒绝互相借贷。这个信贷短缺的局面，反映对中国债台高筑、不可持续的经济局面产生恐惧，以及愈来愈依赖既不透明、又无监管的影子银行。

由于中国货币市场冻结，一夜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利率飙升至突破纪录，《华盛顿邮报》看到“与最初美国金融市场崩溃时可怕地相似”。《金融时报》上海记者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评论（2013年6月21日）：“直至几天前，中国面临即时的经济危机只是一个大胆预测，只有最大胆的淡友才敢下此判断。但在星期四当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升至28%时，预测有危机存在似乎不再稀奇了。”

虽然在央行介入后，银行之间的借贷成本从高峰处滑落，但在6月24日（星期一）仍处于苛刻的水平，令全球股市再度滑落。上海股市在6月24日下滑5.3%，令过去四星期里市场衰落20%。全球的交易所亦急剧下滑。中国经济过去五年是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器，支撑著全球能源和商品的高价格，并弥补旧工业化国家的衰退。

降低GDP增长预测

五年前全球危机开始后，全球资本主义变得依赖前所未有的低廉信贷去支撑生命。各国央行将会收紧货币刺激政策，造成金融市场的镇痛。几星期来经济数字显得暗淡无光，然后中国金融市场最近发生动荡，证实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正在加速。各大预测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降低本年中国GDP增长的预测。去年，GDP增长为7.8%，是13年来最低，但数据显示本周将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的GDP增长很可能進一步降低。很多分析师都怀疑，中国今年能否达到政府目标的7.5%GDP增长。银行业不稳定令局面增加不肯定性，可能会重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多个因素造成流动性危机，令各银行之间的利率上升。中国各银行争相在季度决算前造好资产负债表。再者，价值约1.5万亿人民币的理财产品将会在六月底到期。这些复杂且很多是“次按”的金融产品近年激增，是由于银行开发新手段去避开政府限制信贷。今次央行拒绝增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去挽救银行。

虽然今次情况似乎是政府和央行（PBOC）驱使的，正如BBC称之为“国家赞助的信贷短缺”，但问题是为何要实施如此严厉的措施？“中国领导人似乎要避面泡沫爆破造成的灾难，通过一定控制下的小崩渍来避免大崩溃。”《华盛顿邮报》的马科斯．菲舍尔（Max Fischer）2013年6月20日指出。特别政府最近采取各项手段控制理财产品的增长。理财产品是影子金融业的主要范畴，现时估计总值13万亿人民币。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高危的对策。虽然这不能完全与2008年雷曼兄弟崩溃的情况比拟，后者触发了全球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但今次情况也是政客和央行银行家为了将纪律加诸金融市场上而拒绝挽救市场。《华尔街日报》记者格力．史提芬就北京立场作出评论：“至少，这似乎是以不顾后果的手段向市场加诸纪律：有风险造成一次违约，或者无意中制造谣言，造成更大的体制问题。”《经济学人》将之形容为“非常笨拙的手段去控制信贷增长”。

中共统治者是“掌握著局面”的，这想法受到严竣挑战。《金融时报》的欧阳德亦表示：“过去一星期的吵吵闹闹中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北京根本不能全权管理中国经济的。”

过去十天，中国国家媒体充斥各种流言，有指中型银行破产，也有指在山东和内蒙古等省牵涉“鬼城”投资项目的地方政府机关连串违约。流言满天飞，令中国银行被迫发布声明否认有贷款违约。更不祥的是，6月20日彭博新闻报导，央行动用82亿美元介入，以助全球最大银行 – 工商银行舒困。

中国银行体系阴云密布、流言纷飞，明确的画面永远不会浮现。中央当局与名义上受其控制的银行卷入边缘政策的游戏。中央当局上星期关闭流动性的阀门，作出警告以力求节制失控的信贷膨胀，约束银行对影子银行领域的依赖。

债务危机

无论即时后果是什么，近日的戏剧性事件是对中国不可持续又大规模的金融体系不平衡响起了清晰警号。

“我想人们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机）程度已经不止于流动性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因此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经济学者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们的现况是，他们整个经济体是以债务运行的。”

即使中国银行体系及经济很大部分是国有的，而且国家由独裁者运作，令其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但这不会容许中国违反经济的地心吸力原则。正如《射秽主义者》杂志曾经警告，在目前累积的债务规模下，特别是自从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方案后，中国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惠誉国际评级公司最近的报告指，相比起随着刺激方案而来的“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贷臌胀，4万亿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誉的报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国各银行及影子金融机构的未偿还债务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国证券报》发布了更高的数字，指金融体系的总信贷高达GDP的221%。从2008-12年，整体信贷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他们用五年复制了整个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惠誉的北京高级董事朱夏莲（Charlene Chu）指。

从政府较早前试图猛烈煞车而起不到作用，可见中央当局失去对信贷膨胀的控制。单单2013年的第一季，中国放发了7.5万亿人民币的新贷款。正如汤姆．荷兰（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华早报》指出：“这比起中国奥运投资暴涨的2007年整年创造的信贷更多。”

注入庞大信贷变得必须，是为了避免旧债变坏，触发公司破产浪潮及负责累累的地方政府违约。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的研究所指，中国公司今年的总利息偿还将会达至1万亿美元，多过任何其他国家。

工业领域由于大规模产能过剩而减低了利润，导致很多新信贷都被用来投机在房产、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产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国的房屋市场有着历史上最大的房产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坏风景。

影子银行扩大

根据摩根大通集团所指，2010-12年期间，影子银行业的规模上升了一倍，贷款总值36万亿人民币（GDP的69%）。影子金融体主要由“不上资产负债表”的贷款和投资产品组成，由国有银行制造出来，逃避政府的控制并隐藏不良贷款。惠誉的朱夏莲估许，影子银行大约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间接与主流银行有关。

引用《博彭通讯》的一份报告，从影子银行的扩大，可见中国经济体成为了“信贷废品旧贷商”，每当政府政策限制从正规银行获得信贷时，银行就“走后门”。最近几个月，影子金融体的扩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贷造成的。

2013年首五个月，社会融资总值（经济体总信贷的量度指标）从2012年增长52%，当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影子金融业。这肯定是危机将至的信号，亦解释了过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动。

经济的阵痛将至

信贷收缩发生在一连串暗淡的经济数据公布后。上周有统计指，6月中国制造业活动跌至9个月新低。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预览指数从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于50即负增长）。不只制造业進入萧条，本周发怖的《中国褐皮书》报告指：“早前强劲的零售及服务业现在收入开始下降，经济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为了带起经济增长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总值约$1,600亿美元），效果明显已逐渐消逝。这预告了一个未来的严重问题 － 新信贷产生的经济回报是递减的。“过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币所产生的额外GDP增长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讯。”安布罗．伊万斯普里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电讯报》指出。

《金融时报》将央行的强硬措施诠释为“是好新闻也是坏新闻”，寄望这会阻止未来阶段更严重的信贷崩溃。但这报章又说：“制止信贷暴涨往往是危险，特别在中国，很多信贷都潜伏在资产负债表外，常常在庞氏骗局式的交易，并受不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影响。在这些市场同时進行调控和限制流动性，增加误算的危机或意外，可以激发当局想避免的不稳定。”

即使中国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赢”了各银行，并成成灌输更严格的信贷纪律，这仍会推高借贷成本，让整个经济体吃了痛楚的药剂，并進一步令GDP增长减缓。公司债券市场已经受到打击，增加了公司的借贷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银行警告：“我们期望未来几个月一个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制造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会发生一些违约。”

虽然现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机，目前空前的债务水平对整个经济体仍然将会负担沈重。正如惠誉的朱夏莲警告：“如过去一样，他们没有办法丢弃资产问题。我们想这个银行危机会与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国大部分的经济体都是国有的，当银行崩溃时，政权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与1990年代一样介入从而挽救危机中的机构。但即使政府拯救银行，今天要付出的代价比15年前更沈重，而且严重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同时，透过通涨、征重税以及公共领域重组架构，巨大的成本将会落在中国人民身上（特别是工农和穷人）。BBC的财经编辑佩斯顿（Robert Peston）警告，中国“愈来愈危险地与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规模投资泡沫紧缩，妨碍了一整代的增长。”

央行现时的赌博适切于习李的公关形象，两人都想在执政早期表现自己是“当真的”。正如媒体报导，他们计划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推出重点的亲资经济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对银行的有意破坏是“市场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稳、群众上街，即类似“金砖四国”其他国家例如巴西大规模反抗的前景，中国领导人无疑在紧盯着巴西局面。从目前金融业的不稳定可以论证到，中国的“奇迹”年代已经过去，中共独裁者面临动荡无常的未来。

中国：李克强准备经济“休克疗法”

高盛的中国发言人哈继铭最近宣称：“中国基本上告别了8%的GDP增长”。该银行在6月的研究报告進一步预测，“从现在至2020年的7年间，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接近6%”。尽管，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疲弱的表现比起来，（如果官方数据可靠的话）这一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但中国经济已经离开了快车道。就算未来几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许多人现在都很质疑），中国经济也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债务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银行”信贷急增，让中央政府掌控经济政策的努力失效。工业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前所未有，表明了未来会面对痛苦的经济“改正”和可能的“硬着陆”，形成总理李克强展望的“痛苦的经济转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权本身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由于习近平拼命解决激烈的内部矛盾，并想化解日趋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的转变因此发生，当中一点是告别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尝试强加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个人独裁。

“怪物经济”

许多评论者说，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称：“这是非正统实验产生出来的一只强大的怪物，并越来越脱离其制造者的控制。”当然人们也可以对欧美经济作出相同的评价，而且新领导人的亲资政策无法解决问题。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国的债务爆炸性的扩张，是任何大经济体没有发生过的。整体信贷在2008-12年间，从9万亿美元跃升到23万亿美元。惠誉的北京高级主管朱夏莲说：“他们在5年间复制了整个美国商业银行系统。”

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将当前中国紧张的金融局势和美国在银行崩溃之前的形势比较起来。浑水研究公司曾经揭露过数宗中国公司帐目丑闻，该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们认为中国国内银行系统是一个烂摊子，巨额的不良贷款，或者贷款等著走坏。中国放贷人的问题比金融危机前夜的西方银行业问题更大。”

中国影子银行业占去年新增信贷的50%，其增长尤其令人关注。不仅是信贷的庞大规模展现了（仅仅上任7个月的）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层目前的严峻问题，而且大多数影子银行实际上是主流银行的分身，显示中共独裁失去了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力。这反映该经济体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贷注入到投机或者回收旧贷款，而不是進入生产性的投资。

一间国有钢厂的副总经理解释这现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对《路透社》说：“我们能把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吗？绝对不行。如果我们生产更多，只会损失更多。我们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释，钢厂每卖出一吨钢，就会损失一两百元人民币，因此转而通过“委讬信贷”（影子银行业的类型之一）放贷。这只是许多非金融国企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一个例子。

23年来最慢的增长

去年7.7%的GDP增长是13年来最低的。如今许多人估计，政府不会达到GDP增长7.5%的目标，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长将会是23年来最慢的。在最近省级官员参加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显示，他的团队强调遏制失控的信贷，约束大量愈来愈浪费性的投资。然而，改变经济道路决不是简单的任务，存在着各种风险，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银行危机或者信贷挤压而引发硬着陆。
6月份的信贷短缺震惊全球金融市场，是一个警告。央行和总理李克强试图加以控制国有银行系统和影子银行金融新工具 － 类似于拖垮美国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产品。然而，原本这是为了拆除债务炸弹，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由于主流银行纷纷筹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银行的新放贷在6月份同比上涨67%。这迫使李克强和央行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退让，向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中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房产泡沫，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设的60%都在中国，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时就有十套豪华房屋建成（如上图）。不用说，这显然不反映该国的经济人口分怖。根据官方数据，2011年的房价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现在世界上10个最难负担的房屋市场中有7个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建房热潮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背负上沈重的债务。官方《新华社》在7月5日报道，内蒙古煤城鄂尔多斯的区政府被迫借贷来支付职员工资，而当地地方政府积累了2,400亿元人民币债务，但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75亿元。鄂尔多斯并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征兆。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承认，中央政府并不了解地方政府积累了多少债务，警告说之前公布的估计值过低。2010年的一项政府报告称，地方政府债务为10.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GDP的25%。然而，根据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说法，这一债务现在很可能超过20万亿元。但是，2010年之后就没有完整的数据公布，政府显然害怕真实的画面会毁掉中国银行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华丽外表 － 似乎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极低的不良贷款率。

从“渐進式改革”到“休克疗法”？

总理李克强的经济议程，绰号为“李氏经济学”，即通过“痛苦的”重组银行和国有行业，以实现可持续（即更慢的）GDP增长，让经济远离史无前例的债务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费和私人投资。他在三月底首次以总理身份露面时，告诉世界媒体：“这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国家媒体反复提及这一主题。在6月份信贷紧缩时，《新华社》评论：“为了建设更可持续的经济，银行业第一个承受这种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李克强的经济团队被国际资产阶级誉为最具“改革头脑”，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导，包括副总理马凯、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其中马凯和周小川都是太子党。朱镕基班子的“业绩”包括毁掉六千万个国企工作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实施，相当于用通缩的“休克疗法”震动（以资本主义“市场”实践运行的）经济，因为除此之外几乎已经无路可走。“休克疗法”并不来源于意识形态（新的中共领导人们是“现实主义者”，其目标在于关键的国家主导的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而不是在整个经济实施。其目的在于打破当前国有部门对信贷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闲置产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私人投资将这些部门置于更大的“市场力量”之下。但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做法，而且已经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李氏经济学”的一个即时效果是，实际贷款成本（高于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导致進一步的信贷荒，而这可能让政府希望的“受控制的”减速变成全面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面临会否拒绝注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场提早试验。

资产阶级评论家（从全球危机中什么也没学到） 赞扬中共新领导层的“强势”开端，将之视为把中国转向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唯一途径。但是俗话说，事与愿违。李克强计划的改革给全球GDP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中国是过去十年创纪录的燃料和矿物价格（尤其推动了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国也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把美国挤到世界第二位（76个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变得缓慢的步伐，将波及曾个全球经济，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扩大到世界范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做好准备了吗？”“李氏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斯蒂芬·罗奇（Roach）提出了这个问题。

太子党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党专政顶层進行所谓的“权力交接”。中共有时被称作“一党两派”——指的是精英太子党派别和平民出身的团派。来自“红色权贵”家庭的太子党，首次占据独裁制度中大多数顶层席位。这显示了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和拒绝政治改革。通过新式的王朝继承，统治精英希望确保一党专政的延续，来保护他们纸醉金迷的财富（通过掠夺大量国家资源得来的）。习近平家族财富估计为3.76亿美元；是（包括17名百万富翁的）英国内阁成员总财富的三倍。其他顶层太子党积累的财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东独裁者的腐败集团，太子党明白如果一党专政垮台，他们就完了。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一制度。

习近平是太子党的头目，然而他不想只作为太子党派别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在两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这一平衡手法同样是为了控制激烈的派系竞争，防止出现公开的分裂。表现出的是，习近平的阴谋活动加强了该政权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间互相冲突。当局越来越民族主义，强行干预有争议的海域，而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但还不包括日本）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和解姿态。一方面快速升级其军队，扩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响力（派遣战斗部队到马里，而这已经是其第四次参与联合国干预非洲的行动），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这显示在其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立场上。

习近平的“毛转”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讲话中引用毛语录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来的风格。但是这丝毫没有任何激進和反资本主义的东西。毛的幽灵被用来打压异议声音（包括在该政权机构内部），尤其压制呼吁民主化（所谓的政改）的声音。像邓小平一样，习近平明白“打左灯向右转”。他和总理李克强计划在今年秋天的中全会上提出大规模的亲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计划，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业去管制，开放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以及私有化。当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欢迎的民粹主义的措施，如改革类似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即使如此，也会是有限和渐進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拒绝“民主化”

习李领导层寻求巩固专制统治的同时，通过一些经过选择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来赢得回公共支持。如打击腐败和“享乐主义”以及越来越民族主义的论调。但是其拒绝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风险引发政治危机，加剧群众反抗和瓦解中共党国维持内部冲突派别的“自我纪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强了习近平反对政改的决心。莫尔西在埃及被赶下台后，国营媒体出现一系列的文章回应，例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都强调社会稳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

“中国领导层从埃及得来的教训是他们必须得紧紧把握权力，”政治评论人章立凡说。“经济现在面临走低，身处北京的领导人需要更迫切地维持稳定。任何权力的损失都有可能让他们崩溃。”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评论，而不过是再次加强了习李领导层的这一面貌。中国观察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习近平“痴迷于戈尔巴乔夫现象，他不想成为历史中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群众斗争：一个学习曲线

当前有持续大量的群众斗争，然而仍然相当分散。2012年发生了18万起和土地有关的抗议，以及不计其数的罢工。在2011年爆发重大抗争的乌坎村，前抗争领袖之间发生分裂，并被指责没有实现要求取回被盗土地的诉求。乌坎无疑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因为村民在他们的斗争中民主地自我组织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们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这一民主组织作为条件和中共省级领导人达成协议。认为独裁制度中冲突的一派会放出“改革”立场信号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在乌坎村，空头许诺往往“像会跳票的假支票”伴随着更多的打压。这些悲惨的经验无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动分子和其它人对中共的任何层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药用品工厂的一百名工人由于未被支付遣散费把美国资本家劫持为人质，成为了世界新闻。这一策略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五名中国经理（上海中技桩业）由于工资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于经济转坏，引发一波外包，企业倒闭和搬迁潮（包括般到工资更低的经济体，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数罢工是抵抗性质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资、奖金或者企业倒闭或企业搬迁的赔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2年有6.20万工人由于工资拖欠向当局投诉，总共涉及200亿元的工资。而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经济减速，工人面临重大的新挑战。新政府毫不避讳其推动“痛苦的”政策的计划。尽管习近平和李克强希望在这一药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义承诺，如扩大福利复盖（我们早已听过了）和改革户籍制度（我们也听腻了）。该政权从其阶级立场出发毫无选择，只能发起对工人阶级和穷人新一轮的攻击，让他们来支付中共独裁者们和他们的资产家同伙的投机盛宴。高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债务超过全部政府支出的80%）难以提供资金用于扩大福利网络或者（通过户籍改革）吸纳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许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将竭尽全力来规避和忽视中央政府施加的社会支出新承诺。

这些矛盾为即将到来的时期的群众抵抗的爆发准备燃料。新的内部危机和经济冲击可能让政权内部瘫痪，并打开可以让工人阶级用来赢得让步和自我组织的开口。建立工人组织（最初是地下的）和一个真正的射秽主义政党，对于组织反抗资本主义危机和独裁统治的斗争十分重要。

深圳：和黄旗下盐田港码头工人再起工潮

综合网络与社交媒体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盐田港数百名吊机和作业工人因不满工资过低和公司不履行发放子女奖学金的要求而发动持续2日的罢工。

深圳盐田国际码头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和记黄埔集团与深圳国资委等

合资经营的国际集装箱码头，分成一、二、三和东港区码头。和记黄埔间接控制股份约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间香港持续四十天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也是发生在和黄集团下属的香港国际货运码头。当时和黄集团为破坏香港码头工人的罢工，和黄集团曾将大量作业货物与船舶转至一河之隔的深圳盐田港。（可参见中国劳工论坛5月14日发布的《码头工人罢工四十日后结束》一文。

与香港国际货运码头的工人一样，目前在盐田国际码头一线作业的工人多为外包的承包商雇佣，隶属于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为主。工人平时工作需要日夜24小时三班轮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节不能回家。事实上早在2007年时盐田港近千码头工人就因为十年间没有涨过工资，而進行为期4天的大罢工。当时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劳资纠纷，迫使工人复工。此后工资虽然得到部分调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会等诉求并未得到实现。

但即使在2007年罢工后進行的工资调整仍是杯水车薪，根本没有解决工人的生计问题。2009年盐田港还曾发生过小规模的工人罢工。根据网络披露的2011年盐田港外包码头工人收入标准，一线理货工人时薪水为每小时10.5元，吊机司机的时薪为每小时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调整，远低于2013年深圳当地规定的14.5元的最低时薪。（详情请见《深圳盐田港码头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为安抚员工曾经承诺的给予子女就学提供奖学金的许诺也从未兑现。加之最近，由于经济不景气，据说码头计划将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从原本每周至少五个工作日调整为每周四个工作日，这就意味着工人的收入将進一步减少。

因此从8月起，不少工人就开始向直接雇佣的承包商和盐田港码头公司申诉要求调整工资，但是未获得任何积极回音。故从9月1日（周日）起发动正式罢工，要求管理层对经济诉求尽快答复。据参与罢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罢工几乎是多个部门多个组别的全员参与，而非少数人的局部罢工。

根据目击者和部分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网络描述，由于罢工，待装货和装箱船只无法离港，而送货的船舶停在外港迟迟无法靠港。并有大量待作业的集装箱滞留港口或无法進入堆场停留在路面，造成盐田路明珠道路段往盐田港码头的道路严重堵塞。

罢工发生后，保安已经封锁码头与港区，深圳当地媒体试图進入现场采访也被阻拦。而网络上除了在微博、个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对罢工的零星披露外，没有任何主流网站進行报道。事实上2007年盐田港码头工人罢工曾经得到包括网易和新浪等主流网站的报道。

根据盐田区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盐田发布），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约250名岸吊及龙门吊司机集体停工聚集在盐田国际大厦食堂内，反映加薪等系列诉求，导致国际码头内船舶靠岸后部分生产操作受到影响。我区人力局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進行调解，经过协商，目前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现员工已陆续离开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岗位。

但是，据一些货运从业人员晚上九、十点在微博上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盐田港码头仍然处于半停工状态，无人進行装箱、吊运和查验等作业，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罢工是否如官方所说的已告结束，还是劳资双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观察。

中国劳工论坛和射秽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深圳盐田港码头工人的罢工抗争，正如当初支持香港国际货运码头工人的罢工一样。无论是2007年盐田港罢工和今年香港码头工人罢工的结果都说明，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由工人自己民主选举产生的具有斗争意志的独立工会，需要不同工人间的阶级团结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对资本家和当局的分化瓦解与残酷剥削，团结工人的阶级力量并实现自身的经济与政治诉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盐田港码头工人和香港国际货运码头工人的发生的两场罢工更是说明团结抗争的现实意义。

中国：一党专政的十字路口

中国已進入了一个尖锐危机的时代。领导人显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现在的危机可以在十年内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而新任总理李克强则不断警告著改革的必要与“痛苦”。

既然新的领导们都认识到改变的必要，那他们会進行哪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又会走到多远呢？

过去的几年我们不断警告著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现时的经济已经对信贷上了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信贷危机比2008年美国的金融爆破前还要严重。房屋投资现占中国GDP的14%，而2008年时只占美国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银行已经达到3.6兆美金，相当于德国的GDP的总和。

地方政府的欠债亦是危机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报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是1.6兆美金，占当时GDP的25%。但一名前财政部部长指现在的地方政府欠债已达到3.3兆美金。

产能过剩是这一危机的表现，新的信贷成为了不顾社会经济需求和实际需要的盲目投资。估计中国40%的工业产能是在长期待机，而在部分行业这数字更达到一半。中国在风力发动机及太阳能电板领先世界，但大约三分二的风力产能被浪费掉。而太阳能产业同样拥有大量的过剩产能，中国的太阳能电板的生产是全球需求的两倍！江苏荣升制船厂是中国第三大制船厂，​​而今年还没收到一张订单！制船业的老板们警告中国一千六百间制船厂将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会倒闭。这最终可能不会发生，毕竟地方政府或银行会不理北京的意愿插手拯救倒闭企业，而这只会加大产能过剩的问题。

恶化的经济数据更证明了这一点。各大预测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都降低了对中国今年GDP增​​长的预测。 2013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来最低的。而这仍然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因为官方的数据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经济学者们都相信真正的增长只有6%左右。

其中一个经济恶化的原因是所谓“计划经济”背后，实际上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官方的计划往往只是纸上谈兵，而中央政府对银行和地方政府实质上已经失控。地方政府互相为了政治上的权威而盲目竞争GDP表现，同时亦是为了利用官方资金养肥各自的资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经常违反中央的意愿進行过度的投资生产。

“李氏经济”

在现今的经济背景下，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改革“李氏经济”，强调着要“痛苦”地重整国有银行及企业。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来主导企业，并让失败的企业倒闭。其希望可以减低现时巨大的债务，并转向一个私人投资及消费型的经济。

但这是个具庞大风险的举动。 “李氏经济”的其中一个即时效果将会导致信贷紧缩（借贷的成本上升），并可能导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长也会降低，而中国经济的進一步放缓可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同时，国民也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打击，尤其是工人、农民和贫民会受到更大的通涨、税务和私有化的压力。

中央政府将难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个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可能会有“隐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经济放缓时提供紧急的贷款，李克强坚称其不会放弃“痛苦”的转型。但是新的信贷对经济的影响已经不断降低。每一元人民币所能增加的GDP增长从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现时的0.15。

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控制经济的发展了，银行和地方政府不断违反中央所订下的信贷限额。影子银行的占今年新借贷的75%，而影子银行的金额比去年增长了60%。影子银行的增长来自于国有银行为了绕过中央的限制和掩盖坏帐而另立的帐目。这个部分作为突破官方障碍而获得新信贷的“后门”。这个情况其实跟欧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危机爆发前夕并没有什么分别。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被迫要拯救银行业。这表示银行的债务就会变成国家的债务。大量的资本需要用来投入拯救银行，并将会为中低产民众带来通涨与福利紧缩。中国的经济也可能会变成日本式的长期放缓，并导致数以十年计的衰退。

中共权斗

但李克强的改革在自己的党高层内都不会一帆风顺，这连系到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恶化的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共有时会被称为“一党两派”，这是指中共党内所谓的“太子党”和“共青团派（团派）”两个主要派别。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党夺得领导权。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党成员。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己就是太子党，家族的财产估计有3.76 亿美金。

中共各派别间的权斗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麽清晰（各派都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太子党是指过去毛泽东时期党领导的家族后代，他们作为高干子弟利用权位和关系在各个国有企业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国，并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主要希望保护自己的庞大财富，并巩固自身在国有企业和经济的垄断地位。他们就好像裙带资本主义里的保守派。

团派则大多来自于“基层党员”出身，并寻求挑战和打破太子党的垄断，因为他们认为太子党的独大与自大会为政权带来不稳。李克强总理就是属于团派的。实际上，双方都在保护自己的利益“领地”的基础上支持经济自由主义。

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其希望能够在两个派别间取得平衡，并将中共权斗的规模限制，使其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机器。最近的中石油贪案、薄熙来案、刘志军案（详参考其他相关文章）实际上是各派为了瓦解对方的权力基础的手段，这都显示中共权力斗争已变得越来越失控。

没有民主

一条经常会被提问的问题是：经济改革会导致政治改革吗？

习李的新领导层希望透过反贪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民意，并声称官无大小都会被打下来。所谓高官贪腐的审判实际上不过是场戏，实质是用来進行党内权力斗争的手段。习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制官员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习近平跟本不可能实行更广泛的反贪腐运动，因为这会揭露出中共更多的丑闻，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崩溃。

因此，反贪运动本身就是个高风险的政策。事实上，此运动已经向政权反弹，让民众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贪官的斗争。七月，陜西省神木县上万人包围政府大楼，抗议该地贪官的升迁，指控官员挪用公款，并废除了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福利。

这是为什么习李政权不会進行政治改革。他们惧怕连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会导致政权的崩溃。习李政权可能会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户籍制度，但是政权的真正民主化几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权正在加大镇压。

中央政府甚至向学校老师发出了一份“七不讲”，其中包括了新闻自由、民主以及贵族资产阶级。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众运动更坚定了中共反民主的决心。埃及穆尔西的下台引发了中共喉舌的口诛笔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并强调社会的和谐稳定。

就连香港作为北京承诺能够于2017年落实普选的地区，亲北京的政客与发言人最近都不断强调特首需要“爱国爱港”，并坚持要对参选人進行筛选，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够参选。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会失控，这会导致中国大陆境内会发生连锁反应。

在此状况下，中共会在中国各地实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过是革命的副产品”，当中共面对强大的民主革命运动时，才有可能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让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国的社会矛盾发展已经比埃及和突尼斯等国都更严重。国家基本上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中国很可能会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继欧美下一个的爆发地。面对不断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对策只会是更多的打压，最终必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一个政治清晰的马克屎主义组织，就算现阶段规模较小并且需要地下進行组织，都可以在未来的危机与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状况一样。

薄熙来审判结束　揭示中共危机加剧

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在八月份经历五天审判，结果却出乎中共领导的意料之外。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独裁本质与其警察镇压机器。这审判被广泛视为中国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场，并让人一睹国家与独裁者内部如何深陷危机。

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领导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并被起诉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领导层旨在透过这场审判来加强其“反贪”运动，巩固自己的威信。

他们一方面想抹黑和消灭这棘手的政敌，但同时容许审判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希望营造中国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种协议似乎达成，去容许薄熙来挑战其中一些指控，并容许他对证人進行反复盘问。但是从北京的立场来看，效果却适得其反，薄熙来与他的法律团队否认所有指控，并主导了整场审讯。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强迫作出虚假的供词，说“我违心的承认过这个事情”。中国刑审大量使用迫供已是众所周知，薄仅仅是证实了这点，但尽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层口中道出这个事实，带来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经使用类似手段，如在重庆打击犯罪集团的“打黑”中，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并面对即决裁判。

政权失去控制

毫无疑问，薄将被判有罪，并被判长期的监禁（判决将于之后公布），但薄的这场审判并没有像之前高官贪腐案件一样，跟随相同严密的剧本。他否认所有对于他的指控（几乎肯定这超越了审判前达成的协议），他的自辩被媒体描述为“霸气犹在”和“非凡”。他的抗辩成功打击了数名控方证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谋杀罪的妻子谷开来，薄熙来形容谷开来“已经疯了、经常说假话”。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2008）和陈希同（1998），其两人的审判在一天之内结束，薄的五天审判则长得多。可见，这场法院案件明显走出了当局的控制。

庭审结束后，公众普遍地认为，薄熙来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数人看到整个中共国家的腐败，在这方面薄熙来与其他高官没有两样。新左毛派一向视薄为现时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领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对薄熙来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倡议者，也纷纷抗议这场审讯距离公平还差一大截。

微博一项调查指出，在那些过往不支持薄熙来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审后对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显得非常薄弱，除了证人的证词和薄自己的供词外，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词后乱了阵脚。

由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统严重地依赖口供，而往往是用强迫的口供来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况。随着审判的发展，国家媒体加大了对薄的攻击，去掩盖检察官的糟糕表现。

控方的任务也由于当局减少对薄的指控而变得更为复杂，指控只复盖他涉嫌的轻罪中的一小部分。这已是了高官贪腐案件中的常规。当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贪程度，因为这将牵连到其他官员下马，破坏整个政权。

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只涉及贪污和受贿约2,500万人民币，而且只牵涉他在掌管大连市的时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庆时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庞大的金额，并且牵连其他高层人物。

如时事评论家们所指，2500万人民币对于今天的贪污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贪的还少！在九月份，当薄被中共开除出党时，中纪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碍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参与在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杀一案等（此案是谷开来被判死缓的原因）。作为协议的其中一部份，对薄的指控由六宗罪减至三宗。

薄在国家层面中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后盾和人脉（江泽民派系），很有可能是这些势力对中共的领导层施加压力，要求谨慎处理（限制指控），并给予薄在庭上抗辩的空间。这正是薄在庭审利用的一点。也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后盾目睹中共权斗似乎正在扩散，如针对薄的盟友，例如有“国安沙皇”之称的前国安部部长周永康以及其同僚，于是怂恿薄去進行违抗性的自辩。

然而，尽管薄熙来否认所有指控，他的抗辩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没有揭发其他高官的贪腐，也无直接攻击政府或司法制度。他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针对控方证人如商人唐肖林。明显地，若果这场审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纵者必然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自我审查很大可能是审讯前协定好的一部份；但这也同时反映薄熙来作为一个顶级太子党，不论现在的领导是谁，都有意识保护整个独裁政权。

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见薄并没有偏离官方剧本：案中没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庆时期的政治纪录。但重庆管治却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数中共的顶层反对他的伪毛派民粹主义－所谓的“重庆模式”，恐惧这会演变为反抗政权的运动。薄间中拒绝跟随北京的路线，并为争夺国家地位而沈迷于自我宣传；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饶恕的。

审判为“透明”、“公开”？

庭审结束后，官方媒体描述薄熙来的审判为“公开、透明，被舆论认为史无前例”。然而，若对比1981年的“四人帮”（毛泽东遗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审判，薄熙来的审判实际上反映司法制度的公开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审，包括330名记者。但《新华社》报导，薄熙来的审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选过的记者，一切国外记者不容许進场。今天的领导政权非常不稳，对比邓小平的政权和其亲资本主义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强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帮”的审判为现场直播，但在薄熙来的案件中，只有网上微博的“现场”文字报导，当局操控一切发布的消息。随着审判的发展和起诉案的破裂，对“即时发布”的操控变得严密。法庭内传出数个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删掉，例如薄熙来声称他开除王立军的决定是得到上级官员的批准，被估计为国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

当局恐怕情况会失去控制（已发生），因而想去限制讯息发布的内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现是对当局的一场痛苦的教训，在将来对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开放也会更加警惕。

判决将会在稍后公布，这也将为政权带来问题。如果薄的判刑过于严厉（例如死刑，这不太可能发生），可能会激发抗议，因为案件太过薄弱。与此同时，若果薄违背协议，或挑战案件针对他的某项控诉，当局将会希望惩罚他的反抗，至少对其他人能有威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致闭幕词时，检察官要求对薄作出“严厉的惩罚”，对比六月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审判，检察官要求“仁慈”的判决，因为刘有“合作”和承认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监禁或死缓，像刘志军和谷开来的例子（尽管这些涉及更严重的罪行）。官方媒体也提出了对谷开来贪污而可能進行新审判，明显地这在去年审判其谋杀案时从未被提到。这可能是国家对于薄熙来缺乏“合作”所作出的报复。

习近平反贪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尝试平衡党内的不同派别，为求推动一个自由经济的“改革”方案，同时严厉打击要求放松政治管制的诉求。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并代表着倾向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则主张更多的市场自由化。

传统上反贪腐的运动从来是项庄舞剑，志在权力斗争。习近平想削弱阻碍其经济政策一派的利益，并从强硬的反贪表现来赢取公众的支持。但一旦反贪运动发展过火，将是危险的；可以触发无法控制的权力斗争，并吞噬整个政权。群众也将更勇敢地对抗腐败的官员，如7月份发生在陜西省的抗争，10,000人包围政府，抗议涉嫌贪污的县委书记 。

权斗继续

薄的审判结束，但中共权斗尚未完结，甚至有迹象会蔓延。与薄有连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调查，就是被拉下台。比薄更高级的前政法委书记及前国安部部长周永康可能是下一个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制国家垄断的石油业，似乎是习要打击他的另一原因，作为松绑国家垄断的一步，并带来更多私人投资。

在周永康管治下，国安机器以庞大的比例增长，令维稳费用比军费更高。习可以利用打击周永康达到民粹目的，予人打击“滥权”的印象。作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调查，将会打破中共“入常无罪，入局免死”的潜规则 ，即作为政治局常委有不会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员则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来，与周永康有关系的数名商人在四川（周曾为当地的省委书记）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长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调查，此外中石油（中国最大原油生产国企）四名高层最近亦被罢免，正在接受调查。这些高层被称为“石油帮”，以周永康为头目，控制着国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亦在9月1日被罢免，涉嫌“严重违反纪律”－这通常是指贪污。庄洁敏是中石油集团公司前董事长，与周永康关系密切。

内部权斗连系至习李想推行的经济政策，以打击坐拥各业界的“既得利益”。习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资和解除管制，希望从而刺激经济，避免债务危机爆发。他们似乎针对石油业这个拒绝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阵，以推行经济重组，就如现时被废除的铁路部的一样。

重要行业被中共某些领导和帮派控制（如2010年“维基解密”的报告所描述）。李鹏家族控制电力行业，温家宝家族控制宝石贸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则控制石油垄断。

显然，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并发动新一轮的政治镇压。他与李克强竭力推進经济改革，但若这威胁到其他派别的既得利益时，将会挑起更多党内冲突。习李的经济改革旨在开放国有垄断部门，让更多“市场力量”和私人资本進入。习将在11月的三中全会公布“架构调整”的新措施，越来越庞大的反贪行动也是用来巩固习对政权的控制，用来限制不同派别对新措施的抵抗。

连有蒋洁敏在内下台，过去10个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员被拉下马。官方媒体将之描述为习反贪行动的重大成果，但实际上不过是权斗日趋尖锐，而且这可能会在未来爆发。高层的权斗反映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紧张，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

射秽主义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亲资政策和专制统治。现时急切需要建立独立工人阶级的真正射秽主义替代，迎接未来重大的政治战役。

中国：习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内地政治打压不断加大，以消除来自左、右两派的反对之声。习李领导层打破了自由派团体希冀新政府会发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采取严格的措施進一步限制异议和打压社交媒体，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为靶子，来警告其他人要低调。

2013年9月9日，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出台新的法律解释，当局继续加大对网络言论的打压。新的法律解释中，诽谤资讯被转发达500次或被流览5,000次，可判刑三年。网络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公诉，而网上散布谣言起哄闹事可追究寻衅滋事罪。

这一轮针对互联网言论的打压，已经進行了几个月。8月份开始秦火火案，薛蛮子案发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谣传谣3000余件、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及非法攫取经济利益。8月23日美籍华裔微博名人薛蛮子以嫖娼名义被捕。

这些之前被大量粉丝关注的“大V”纷纷落马。当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发表危害当局利益的言论。新华社称这是“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线民被以“传播谣言”或者制造“不爱国言论”的名义被抓，据网络报导最近数周有上千人被捕。虽然没有完整准确的数据，但是根据《财新网》引述的一名官员称，仅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来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几个月当局还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闻网站，甚至一些举报官员贪腐的国营媒体记者也被逮捕。《新快报》记者刘虎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嫌渎职犯罪，于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六四当时其十九岁的儿子被士兵杀害。她发表了一封123人连署的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谴责他拒绝民主化。这封信主题为“希望已渐消失，绝望正渐逼近”，指责习近平上台后“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统”，变得更为独裁。然而，“毛式正统”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压，习近平绝不希望回到毛时期的计划经济。相反，习李当局致力于新一轮的经济自由化，他们希望通过去管制、私有化等政策，来减轻危险的债务负担。

然而这使即将处于经济危机之下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触发更多失业和物价上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同时人们也通过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传播资讯。在罢工和群众抗争中，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号召游行，传播抗议和警方打压的资讯，使运动得以传播、争取外界声援。如最近在江门的抗议中网民起初透过网络号召在当地东湖广场聚集，促成大规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苏启东近万名中学生，最初就通过QQ和社交网站发起集会，号召上街抗议启东市政府核准铺设污水管，促成至少5万人示威。而中共政权也看到2012年在中东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众运动中，facebook等互联网社交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当局感到必须進一步限制网络言论空间，防止不利于当局的资讯扩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反而由于习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触发新的斗争。在中共权力斗争中，社交媒体和境外网站成为斗争双方放消息的管道，而这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薄熙来事件的发展中，网络媒体发挥了重要影响。如王立军逃到美领馆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网上被曝光，几天之后才被官方媒体确认。政府为了令对薄的审判表现得“公开公正”，以微博发布庭审消息，同时控制话语权，以免公众舆论失控。因为习近平当局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试图在党国内部“收紧纪律”和“把权力置于牢笼中”，防止权力斗争失控，激发反政府的群众斗争。

今年5月份当局推出“七不讲”（包括禁止在课堂上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首先由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随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对本科生的授课资格。

为了赢得支持，习李新领导层出台许多民粹主义的措施，如打击腐败。习近平称“苍蝇”、“老虎”一起打。而由于“网络反腐”，许多贪腐官员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曝光，导致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广东房叔等贪腐案件不断爆出，甚至一些较高级别的官员也由于“网络反腐”下马。

据网络报导仅在中共十八大后到2013年初期间，广州官员抛售豪华住宅4880套，杭州官员紧急卖出412栋别墅，上海官员抛售豪华住宅4755套。然而习李领导层并不希望这种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而希望将“反腐”完全处于中央的掌控下作为民粹主义和打击党内对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败案件曝光会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

而这些都让面对大量群众不满的中共当局感到必须加大控制言论，害怕一丝一毫的放松都会危及党国的存亡，因此拒绝任何民主化。政权响起新舆论战的讯号，以主导网络和消除异议声音。《北京日报》首页的评论警告“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9月3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能不能保持党的思想宣传优势，能不能守住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能不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确实是亟须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而与此同时，这一轮的打压不仅仅局限于社交媒体和“网络谣言”。政府正加紧对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治对手。这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在会上，习李希望表现“团结”提出一篮子“激進的”经济改革。但这轮打压持续的时间爱长和深度广超出了很多人的预计。近来的抓捕显示当局最高领导层希望给予社会各个阶层一个明确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许志永，他是“宪政派”新公民运动的一名领导成员。他在8月份被当局正式起诉前已经被警方软禁了数个月，因为此前他组织了数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集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发展是，亿万富翁和投资人王功权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权是许志永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级富翁，针对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

同时“左派”同样受到打击，记者宋阳标由于鼓动挺薄熙来的抗议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业家杨秀琼由于在“天网”上发布薄熙来审判时法庭外抗议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

这次受到打压的也包括《射秽主义者》杂志，杂志在内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为敌对组织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这一指控可能导致被监禁数年的风险。最终，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离中国。这是笔者两年前被捕之后，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类事件。

《射秽主义者》杂志的目标不仅仅是批判中共政权、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且从群众斗争中吸取教训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围绕这本刊物组织起来，通过民主讨论制订政治路线，打造一个射秽主义的力量。因此，工国委的香港支持者组成的“射秽主义行动”，建基于本刊的立场介入诸多群众斗争，例如香港码头罢工、反国教运动、占领中环等。中共政权感到由此带来的威胁，因此长期打压本刊的内地撰稿人。

中国大陆的群众示威具有强大的潜力，但由于工人群众没有组织权利，目前大部分抗争仍然是分散和短暂的。但通过网络的帮助，群众示威有進一步组织化、持续化、激進化的趋势。网络亦成为地下政治组织重要的沟通平台，下一步就是将网络转化成群众组织，挑战中共一党专政。

夏俊峰案：一个小贩与两个城管之死

试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夏俊峰案与左翼对维权斗争的态度

来自读者的观点

“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被刺的城管执法者申凯的一名同事这样说。《新京报》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凌晨，沈阳中院发表声明，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夏俊峰违规经营炸串，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即持刀行凶，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二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根据夏俊峰遗孀张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凌晨法院工作人员通知夏俊峰家属在早晨6点见最后一面，见面时间限定在半小时内，并且拒绝家属和夏俊峰最后拍一次照的要求。当天上午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下午火化遗体，晚上通知家属第二天上午9点去领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网络热潮

夏俊峰案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终于以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而告终。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与妻子在街头贩卖烤串，被城管没收经营工具，并遭殴打。夏 俊峰在城管办公室内愤而用制作烤串的水果刀杀死两名城管，重伤一名。其后，夏俊峰分别于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审与二审判处死刑。

当局早已知道夏俊峰执行死刑会引发轩然大波。根据媒体人泄露的消息，宣传部门事先发布禁令：“辽宁夏俊峰故意杀人案死刑复核已审结，将于9月25日执行，各媒体如作报道一律依据法院发布的权威消息刊播，不评论不链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难敌民意涛涛，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的最热门消息之一，新浪微博总计有412万条相关信息，还不包括众多 已被删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相关新闻下，网易网有超过10万网民回复，新浪网有5万回复，腾讯新闻网也有3万多回复，多数网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于夏俊峰死刑。

事实上多数网友也认同夏俊峰暴力杀人，理应受到惩罚。但对于当局为其统治需要利用国家机器冷血杀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满。更有 不少网友愤怒于“司法不公”与“刑不上大夫”，质问道，刘志军可以不死，谷开来可以不死，为什么夏俊峰就要死？贪几亿、几十亿的不死，而贩夫走卒，升斗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来，夏俊峰案已经成为民主自由派知识精英群体挑战当局司法和管治体系的一个标 志性事件，其妻张晶也成为公众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万粉丝，甚至其他众多访民和民众为引起外界注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帮助。著名网络维权者“屠夫”首先 介入该案宣传，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担任二审辩护律师，知名大律师陈有西担任司法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微博上一年来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吁“刀下留人”，童话作家郑渊洁和台湾艺人伊能静等也纷纷声援。国内上百家亲自由派纸媒和网站数年来一直介入跟踪。《南方都市报》记者在网络上发布 的辨访手记也承认说，该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极致，公众、精英、名人与法律专业人士广泛关注，就差直接申诉总理了。事实上，执行死刑前也确实有网友在网上 发起联名呼吁，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夏俊峰特赦。死刑执行当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陈有西等为首的25名自由派维权律师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复核，要求高院公开复核意见书。

当局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发布高院复核决定，并立即对夏俊峰执行死刑，自有出于其统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审终结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网上某个律师的说法，要杀早就可以批复杀，要不杀怎么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这不仅是高院无 视自己公开作出的“可杀可不杀的，慎杀”的司法承诺，而且是悍然置舆论与民意不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刻意与网络民意相逆。如有网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对人民 大学教授张鸣说，“夏俊峰就是让你们给喊死的。”

城管与小贩间的矛盾

城管与小贩间的暴力冲突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 且往往引起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讨论。既有“民粹派”为饱受官府爪牙欺压和蹂躏的街头小贩打抱不平，并对流氓和黑社会般的城管群体深恶痛觉，也有“秩序派”宣 称城管是维持城市和市场正常手续的必须手段，并对贪利狡诈弄虚作假的刁民小贩恨之入骨。由于网络活跃群体的本身构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识工人和青年学生群体，而支持城管维持秩序的多数是社会中保守的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场争论本身成为了“小资及其无产阶级后备军”与“中 产阶级”间的口水战。

这种对城管与小贩的关系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资本主义实质经济秩序与虚伪政治民主间自相矛盾 的体现。事实上无论“城管”还是“小贩”都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产物，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维持失业大军，同时推动 “无规则无计划”私有的小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为维护大资本和统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压制无序的边缘竞争。而这种现象绝不是什么加强管理或者“人性化关 注”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镇出现的职业街头小贩多数来自于城市底层贫民、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迁移進城市或求职的农村人口、暂时失业或 失学的农民工与青年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街头小贩而暴富成为资产阶级， 这不同于80年代初资本主义市场尚未成熟之时 的个体户。假如有其他相对稳定和丰裕的收入，其中多数人是不会从事街头小贩的。他们本质上就是无法得到充分就业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

如沈阳小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国企破产潮中被迫下岗的技校工，母亲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亲是农村户口，做环卫临时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与作为進城农民工的妻子两人起早贪黑以烤串为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崔英杰杀城管案中的崔英杰是来自河北农村的农民工，父母都是身体患病的农民。崔本身曾是“优秀士兵”的退伍军人，当时担任 娱乐场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从事街头烧烤的兼职补贴收入。崔英杰因在与收缴的城管们争夺自己摆摊用的三轮车而刺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

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发展，城市失业、无业民众大幅增加，特别是 1990年代后，下岗工人、农村失地、失业人员大量進城，而社会保障机制缺失。资本主义统治当局要维持城市统治秩序，又无法高成本和大规模地动用与扩充警 察，也不利于宣传，应运而生创造了城管——这种低烈度的维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来强制解决矛盾。其主要管理对象就包括街头小贩和强制拆迁等。简单 地说就是将其他正式执法部门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势群体和相关事务统一交给临时委托执法的机构，无论是在编制序列和执法权上都缺乏法理依据。

原本当局是为降低与民众暴力冲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执法，在很多时候反而发展成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队来弹压民众与城管的冲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云南昆明当地的城管与民众在两月中连 续发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参与的暴力冲突，最后都必须依靠特警進行强力镇压。而各地在与城管冲突中被打死的小贩和围观群众的案例就有十数起。今天随着资本主义 内在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这种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开始装备装甲车和武装到牙齿的防暴械具。

当我们认识到城管机构是国家暴力机关的同 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城管队伍的构成本身也是各类底层民众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规模下岗的国企工人、无业的街头流氓无产者，求学完成后就业有困难的 青年学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杀死的城管都是来自并不宽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队长申凯是退伍军人，一家四代单传，与妻子离异，无后代。另一个城管张旭东，与 老婆孩子、年迈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个人挤在一间单元房里，他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事实上也只有这些无其他更好经济出路的社会底层才会成为城管。城 管机构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公安、工商和卫生部门借调来的不得意中下层官僚（仕途顺利的很少会借调去城管这个劳力又不讨好的部门）。即使作为编制内的领导合法 收入不过数千元，而下层多是临时雇佣的合同工，更只有千余元的收入。罚没小贩货物和接受贿赂是他们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官民冲突从未停止过。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贩抗议政府官员自焚而引发的。即使美国和香港也有类似城管的街头管理工具，而在美国街头少数族群遭到警察枪杀而引发骚乱也并非个案。

因此，一个真正的射秽主义左派应该积极参与与关注这些现实的维权斗争，身体力行地站在捍卫最广大劳动人民基本利益与民主权利的第一线，并同时揭破自由维权派期盼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与司法独立神圣的幻影。

中国矿工受肺病困扰

今年，中国西藏、吉林先后发生了重大的矿难，共有近百名的矿工死于非命。矿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可是在工作之余，还有另一个问题威胁著矿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大量农民被迫到矿山工作。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相当数量的矿工患上了职业疾病——尘肺病。

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国就有新增的尘肺病病例23812 例，整个中国有将近53万尘肺病人。甚至有专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矿的病患，中国全国估计有 100 多万矿工患有尘肺病。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尘肺病已经成了中国第一大职业病。

在《中国劳工通讯》的报道中指出，超过半数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业里。这些企业由于高额利润的驱使，往往缺少安全运营的机制，甚至没有保护矿工生命安全的设施。所以这些没有安全保护的矿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对中国矿工来说可怕的并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矿工白学堂说：“如果在井下断胳膊断腿，矿上还会管，如果患上尘肺病，像我们这种流动着当矿工的人，根本没处去维权，就只能认命。 ”

白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大多数中矿工的现状。许多患尘肺病的矿工根本无力支付治疗的费用（甚至有的矿工为此倾家荡产），也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2010 年 12 月广东佛山，一群患有尘肺病的矿工上街向政府请愿，结果遭到警察的拦截与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尘肺病的矿工集体到深圳上访，冒雨向政府请愿，直到后来一名矿工因病情突然恶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在正常情况下，能得到政府补贴的只是极少部分的矿工。由于尘肺病根本无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矿工一些在维权过程中发病死去，另一些无法得到治疗、无法维权的患病矿工只能在家里等死。

社会保障的缺失，对矿工造成的威胁远大于肺病本身。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缩减了矿场中的安全保护设施，让矿工在高危环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极大，矿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尘。无论是在小型私有的矿场，还是大型的矿场，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这样，矿主的利润就达到了最大化。

“向钱看”的资本家们，将中国的矿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血汗矿场”：每个在井下工作30年的矿工，死于矿难的几率为7 %；每开采百万吨矿，就有0.49个人死去（还没有算上瞒报的以及死于尘肺病的）；每年患尘肺病的人数增长近2万人。

在中国，矿工已经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代名词。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進一步发展，矿工的社会地位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他们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被剥削阶层。

只有矿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团结起来進行抗争，并联系上更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中共一党专政的群众斗争，才能改变矿工被奴役的命运。

中国：恐怖主义侵袭天安门广场

在中国媒体最初低调和隐晦的报道之后，周一在中国最具象征意义和警备森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经被确定为“恐怖袭击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时左右，一辆白色的多用途旅游汽车冲上庞大广场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压与冲撞游客人群达400米。

包括驾车的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内造成5人死亡与40名路人受伤。当局已确定袭击者为维吾尔族。这是一个来自与中亚接壤的广袤的新疆地区的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可以想见，这一悲剧性的事件将触发对维吾尔族镇压升级的担忧和加剧维族与多数人口的汉族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

射秽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一贯明确地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这不能增强对中国专制当局的群众反抗，而只会分化被压迫者，并使群众斗争变得更为困难。虽然事件其中仍有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们的反应也因此只是暂时的，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周一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游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宾女医生和来自广东省的普通平民游客。他们都是在车辆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从更长远的来看，在这个事件中受害最严重的将是维吾尔族群众，因为这一事件可以成为中共专制当局加紧其在新疆执行铁腕政策的借口，并也可将其用于针对其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群众，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见该事件将起到相反的结果。当局用来镇压少数民族实现地区“稳定”的措施也可以成为当局用来打压汉族工农争取自身权益利斗争的类似镇压措施的试验场。

打压

北京警方已证实针对周一的袭击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来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可以理解维吾尔族一些维权组织与团体为这事件深深震撼，并可以预期当局可能会進行一场新的“严打”。新疆地区的的人口中维吾尔族占46%，并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占绝对多数。自2009年以来，当地暴力事件频发，种族间暴力冲突已导致近200人死亡。基于该地区并不可靠的新闻报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标准，过去数月发生的事件尤为血腥。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0月份内七名维吾尔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杀。当局解释射杀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库鲁格村（莎车县）的一个家庭，包括父亲和分别只有18岁、15岁和12岁的三个儿子， 根据官方安全部队的解释射杀该家庭是由于“拒捕”造成的。在6月间，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袭击”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车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自于上述“恐怖袭击案”的同一地区。在8月，20多名维吾尔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袭中被打死。

在面临经济歧视、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语言自由限制的同时，在过去几年里，安全部队大规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为進一步刺激维吾尔族中绝望和愤怒的情绪。近来新疆有139人因为在网上传播“圣战”思想被查处，有256人因为传播涉稳谣言而被查处，这成为中国全国性取缔网上“谣言”打击活动的一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专制当局显然因为这一发生在其“后院”的攻击而感到尴尬。恐怖事件的爆发动摇了政府关于中国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说法。而且当前也是一个敏感时期，距离中共领导层召开关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据说这次会议将推出“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媒体关于周一袭击事件的宣传和警方的调查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反映统治精英宣传的需要（这同样也发生在所谓的“民主政体”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义行动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而且并不如同某些媒体宣称的，这也不是全国首例“自杀式袭击”。同样，这会误导我们联想这样的袭击只与宗教因素或少数民族相关。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不断收紧的政治控制的相互作用可以预见会驱动一些绝望的个人采取盲目和适得其反的个人恐怖主义。诸如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成为国际新闻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引爆炸弹，抗议保安毒打导致他被迫终身坐在轮椅上。他虽然活了下来，但被判处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东伤残的建筑工人曲华强在当地镇政府引爆炸药自杀身亡。他抗议工伤赔偿不足，而地方官员拒绝接受他的上访。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为抗议拆迁而开着他装有煤气罐的汽车冲向当地的政府大楼引发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还导致12人受伤。同一年， 28岁的北京男子杨佳为报复被警方殴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当杨佳被执行死刑时，他的遭遇曾经引起广泛的同情。这些都只是近年来发生的少数几个案例，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很遗憾这正成为一种趋势。

这些行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为当前中国政治局势的一个特点，既非是“有组织的阴谋”，也不是简约的政治纲领推动这些绝望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这来源于当下局势的两个特点：当局越来越多地依靠各种警察措施進行统治，但同时工人阶级仍然处于束缚和无组织的情况下导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众措施。

被压迫者進行团结斗争

射秽主义者强调，只有群众斗争才能挫败专制统治和和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正如马克屎主义解释的需要非常明确地反对个人恐怖主义，伟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经写道：“恐怖主义肇始于革命阶级的缺席，随后又因革命群众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义仅能利用群众的脆弱与无组织来维持自己，于是就有必要贬低群众的斗争成果，又夸大群众的失败。 [《个人恐怖主义的破产》，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国的迫切任务是，通过反对种族主义和其他一切无论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争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权利，包括承认少数民族实现真正自治乃至最终自决的权利，如果这是他们的民主选择，从而为团结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奠定基础。这需要与反对中共专制当局促使少数亿万富翁暴富的资本主义纲领齐头并進，这一资本主义纲领碾压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们面临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剥削。团结奋斗争取射秽主义的未来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维吾尔族人民遭受压迫和争取自由平等斗争的情况，请点击链接阅读文章《新疆的民族问题》。

浙江：医务工作者罢工呼吁变革

10月28日数百名浙江省的医务工作者身穿白大褂游行离开医院举行罢工。这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哀悼他们的同事主治医师王云杰。三天前王云杰被该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据一些报道，参加罢工集会的人数可能达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凶导致王云杰死亡，另有两名医生受伤。这是近来医生和医务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环球时报》的说法，中国的医院已成为“战区”。

许多参与罢工的医务工作者都戴着口罩以掩盖自己的脸，他们举著横幅呼吁政府和医院管理层“保证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周边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举行了表示团结声援的抗议，甚至一些江苏省的医务工作者也赶来参加了温岭市的游行。根据网上的照片显示，温岭的罢工催生了众多类似的‘山寨’行动，身着制服的医务工作者呼吁结束暴力和恢复对医务专业人员的尊重。

温岭的罢工和集会是通过微博和短信组织起来的，看起来对中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的意识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一名广州的医生告诉《环球时报》 ，“全国各地的医生从来没有像温岭事件发生以来表现出那种团结。”然而，地方当局和公安官员则以习惯的方式做出反应，派遣数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维稳”。

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都明显感知到这些不满。当前正是敏感时机，中共18届3中全会将于11月9日召开，本次会议对于领导层习近平与李克强而言意义非凡。为了证明当局的忧虑，北京市卫生局特地发布通知指示北京各医院管理层不允许医务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议和罢工。该通知指出当局知道温岭抗议之后网络上传播“动员游行和罢工的信息”，并说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不仅应该报告给卫生当局，而且也应报告给维稳办。

王云杰遭杀害是这一日益恶化趋势的一部分。新华社上周报道，在10天内至少有6起严重攻击医务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辽宁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伤医生然后从楼顶跳下。在温岭罢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医院一名护士被一持刀男子劫为人质。更早几天，在广州一名医生遭患者的亲属殴打，导致脾脏破裂及眼部受伤。地方政府为王云杰医生申报“烈士”，但并没有提议任何实际措施以改善局面。攻击医生的连恩青患有妄想症精神障碍，并可能面临死刑。但对当局而言，所做的无非是暂时平息医务工作者的怒气，并不能真正根治问题。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遭袭案件从2008年每所医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医院27.3起。医院正在变成高度安全戒备的场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监控摄像方面的开支。就在温岭案件发生前，政府颁布新的规定，医院应该根据每20张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备保安人数。但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和更大范围的社会认识到，加强安全措施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广东省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报》称，新的安全措施“简单粗暴” ，并警告说可能由于对立情绪日益紧张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这份报纸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议设立调解制度，以化解患者和医院之间的冲突。这也不过是避免解决冲突根源的技术手段，而真正的问题根源是目前商业化的医疗模式。正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刘继同解释的， “一旦医疗制度决定其目的是为了‘赚钱’，那麽患者就不会再信任医生了。”

正如一名医生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也许不应该说这一点，但整个制度已经是烂到无可救药。这是难以治愈的顽疾。”

医学界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由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医疗改革导致的，政府削减了原本资助医疗体系的大部分资金，迫使医院通过提高药品价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贵的治疗，从患者身上榨取金钱。今天医疗制度出现的天价医疗费用、不达标的医疗服务及猖獗的腐败现象，正是因中共政权从一个官僚化的但国家资助和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残酷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旗手《经济学人》杂志也承认这一基本事实： “当中国于1978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医疗费用开始飙升。卫生总费用由患者承担的份额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经承担了大多数负担的国有企业崩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0年对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的财政贡献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国排名倒数第四。[《经济学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告，中国医院收入的40%来自药品销售，只有不到10%来自政府资助。医生腐败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们仅仅是“整个链条的末端”。大多数的回扣发生在制药公司高层、医院管理层和更高级的官员之间。作为总理李克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计划進一步向奸商们开放医疗保健部门，允许私人公司竞标政府医院和老人护理合同。这将为腐败滋生提供新途径。

中央政府由于担心社会动乱，在2006年推出一个涵盖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6亿5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险计划。但根据北京当局的方案，这个医疗保健计划是作为提高“内需消费”的一部分。不过根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个研究发现，该计划仍然是远远不够的，门诊病人仍然需要个人承担60-70%的费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担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柳叶刀》杂志发现，尽管政府推行了该计划，但2003年和2011年之间家庭承担“灾难性的”医疗费用的百分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当医疗费用成为导致数百万民众苦难和贫穷的原因的时候，医学界人士的士气则一落千丈。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6000名医生调查显示， 9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收入低于劳动付出，78%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

赶走奸商！

温岭的这次罢工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医务工作者已经找到了他们集体的声音，这是改变今天不可忍受的情况的必要的第一步。为了推动这一发展，医务工作者必须成立自己的独立和民主的工会组织。

他们必须要求大幅增加医院的公共资金，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的组织协同工作。将奸商们赶出医疗保健系统，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应实现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资助。如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体系是可以实现的，那麽今天当中国已经富裕得多的情况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实现的。必须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将这些暴利的医药企业和医院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工人和患者/消费者的民主控制之下。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和给予官员的贿赂。

8岁女孩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苏8岁女孩被诊断患有肺癌，成为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年轻的肺癌患者。负责治疗她疾病的医院医生认为是生活在空气污染中导致女孩的病情。

这一新闻引发了对全国范围内日益恶化的污染危机的大辩论。在前往华沙参与周末开始的气候变化大会的路上，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解振华承认，浓雾“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据中国国家气象中心（CMA）的说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来雾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症现在是中国导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于癌症，其中肺癌是最常见的。北京肺癌病例在过去十年中上升了60%。这与世卫组织最近发布的第一次研究时间相近，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可以比被动吸烟更危害身体。“我们认为（空气）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致癌物质，而不是被动的吸烟。”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库尔特•斯塔里夫热（Kurt Straif)解释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研究发现全球有22万起肺癌导致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联系。

10月份，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1100万居民长期被困在浓雾中。哈尔滨的PM2.5水平经测量达到了惊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卫组织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气颗粒物尺寸小于2.5微米，以致于这些微粒可以渗透到肺部深处甚至血液中，导致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由于当地雾霾如此严重，哈尔滨市几乎实际停止运作，全市关闭了机场、主要道路、工厂、学校和幼儿园。

据美国-中国-以色列進行的一项联合研究，由于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相较南方人口缩短5年半。北方空气中PM2.5颗粒的浓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数字显示在2012年，113个重点城市中只有27个达到了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而这一中国标准还明显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严重的污染危机甚至给中国的专制统治带来压力。官员们也意识到有毒空气带来的另一个新的负面效应-“威胁国家安全”。当局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昂贵的电子监控系统，使警方可以监控约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严重的雾霾使得该设备失去效用。虽然表面上该监控系统用于防范恐怖主义，但监视网络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识别和防止“群体性事件”与抗议事件。日益严重的雾霾导致

安全专家讨论采用雷达等替代方案，但雷达带来的辐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风险。

今天中国公众对中国环境危机的严重性有了一个全新认识。由中国以及海外众多研究机构進行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47%受访者认为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去年同期持该观点的受访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学進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希望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前，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更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在他们家附近建设污染工厂，他们将参与抗议活动。根据生活在美国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罗（Judith Shapiro）的说法，污染本身可能成为“共产党在未来几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身处中国的人们的认识。

尽管当局在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规模投资（很不幸地许多被浪费了），但中国当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导致社会走向环境崩溃。煤炭仍然占中国总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过300座新的燃煤发电厂已被批准建设。尽管获取了高额补贴，但风能和太阳能仍然仅占国家能源结构中的2%。而由于泡沫经济混乱的扩张和全国电网协调不力，这些行业目前身处危机之中。

温家宝家族再陷经济丑闻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再一次成为经济丑闻的焦点——此次涉及到一家华尔街银行支付巨额贿款以换取在中国的生意。

《纽约时报》（11月14日）揭露，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的金融监督机构）和司法部的调查——向一家咨询公司支付了180万美元。经营这家公司的正是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行贿发生在2006年至2008年间，当时温家宝还是国家总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纽约时报》报道，Fullmark consultants这家鲜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张莉莉”（温家宝女儿的化名）。除她之外，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员，多年以来一直是温家宝家族的友人。

“张”是温家宝妻子的姓，她叫张培莉。凭借着对宝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这一肥差，张培莉获得了了“鉆石女王”这个绰号。记者理查德•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这本书中对张培莉有所描述，他说：“但是在宣传部的严密监控之下，张女士的生意隐藏了起来。温家宝自己小心翼翼，从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场合露面。中国的媒体也不准报道她的生意。”

美国对摩根大通的调查一部分集中在这一点上：Fullmark利用温如春和中国政府的私人关系，帮助这家华尔街银行成为国有铁路建设巨头“中国中铁”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销商。

过度审查

中国审查机构迅速采取行动，平息任何关于此事的讨论。这一事件对习近平政权的正在开展的反腐行动而言高度敏感。习近平说既要瞄准重量级的政治“老虎”，又要打击众多的苍蝇。作为此次新闻管制的一部分，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都被中国封锁。《纽约时报》网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为其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尤其是张培莉——通过一系列的合伙关系和在保险业、宝石贸易和房地产的投资，已经积累了价值27亿美元的资产。温氏家族的律师威胁要起诉《纽约时报》，但这当然没有发生。

去年彭博社发布报告称习近平家族从投资矿业和房地产中积累了3.76亿美元的财富，随后其网站就被屏蔽。上个星期，彭博社决定不发表另一篇详细叙述中国首富、地产和媒体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级官员间的关系的报告。为纽约亿万富翁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责進行自我审查以修复同中国独裁者的关系。这个例子反映了西方媒体的发展趋势。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彭博社主编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对同事说，如果他们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会“把彭博社踢出中国”。

外国媒体公司在揭露中国领导人和太子党——共产党官员的子女——的官商勾结联系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此类调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银行的幕后交易时。长期以来这些公司和银行一直都在培养与太子党的关系，以求在中国签订利益丰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为例，这家公司甚至把雇佣中国太子党的计划称作“儿女计划”。但是这一行动并不只限于中国，因为美国联邦当局已将他们对摩根大通的调查扩展至印度、韩国和新加坡。

温如春是中国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国接受教育（哈佛），然后在几家华尔街银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现已倒闭的雷曼兄弟。习近平的女儿现在哈佛读书，而身处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在离开英国牛津后也去了哈佛。温如春的丈夫名叫刘春航，他是中国银监会（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统计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长。之前，她的兄弟温如松也引起过争议，那时他正主管“新天域资本”（中国第三大对冲基金）。最近温如松進入了中国迅速扩张的科技行业，出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主席和电讯设备制造商“优创全球网络（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温如春的故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争论。“‘张莉莉拥有中国最贪婪的家族’，”一条帖子这么说。许多批评温家宝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网络监察员删除了。这很讽刺。因为温家宝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时地呼吁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尽管在他结束于今年3月的10年总理任期中，这两者的前景都更加恶化了。他也因“无力控制他的家族”而广受批评。

摩根大通贿赂温如春的公司的时间正好和“中国中铁”2007年发行IPO （价值50亿美元）的时间相吻合，这笔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内部文件说，它“向摩根大通介绍国有公司的生意并保证其运作”。

老虎，苍蝇，太子党

摩根大通也雇佣了现已因贪污而被逮捕的中国铁路官员张曙光的女儿。张曙光是铁道部前副总设计师，于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国和瑞士的银行账户中存入28亿美元。曾号称“中国高铁第一人”的张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却在洛杉矶郊外为正在斯坦佛上学的女儿购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让张西西为其担当与中国严重腐败的铁路部门签订合约的“牵线人”，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会对此進行调查。

华尔街和中国太子党有着广泛的联系。“每个人都参与到类似的事情里。无孔不入。”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说道。为众人所知的例子：曾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和在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的女儿受雇于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纽约时报》报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吴邦国的女婿帮助美银美林签订了价值22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最大的银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佣了唐小宁，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光大集团”主席唐双宁的儿子。据《纽约时报》所说，“在唐小宁加入摩根大通之后，这家银行从光大集团那里取得了几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议其设立一家用来发行股票子公司。”

越来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对冲基金，从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国资本家進行利润丰厚的交易。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副总理汪洋的女婿张栋梁，他今年在香港开了一家对冲基金。他过去曾为全球投机商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工作。另一个例子是江志成，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他是“博宇资本”的联合创立者。这是一家与大亨李嘉诚有联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虚假的反腐运动

围绕着温家宝女儿的骚动引起了几个重要问题。它突显了太子党在中国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们与世界金融资本的广泛联系。它也突出了华尔街银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国铁路行业和充满腐败的经济部门中的角色。同时也表明备受关注的习近平反腐运动只触及了中共家庭腐败网络的表层。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释的，这场反腐运动并不真是要打击腐败，而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为了这个目的，它宁愿牺牲一些过于贪婪的——或者不听话的——官员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并威慑其它贪官。同时，官方运动希望把这一过程控制在“安全线”内，为此则需要将流入公众领域的信息量减到最小并打击独立的反腐举报人。处于“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铁路部门腐败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老铁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贪污而被免职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缓的前部长刘志军。

西方资本家伪善地谴责中国经济中的贪腐现状，而事实上他们正是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的经济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政府间的经济纽带也越来越紧密。尽管世界资本家假装“不喜欢”独裁政府，实际上他们却希望让中共独裁者继续掌权，他们知道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这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表明当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更自由的市场”是解决中国贪腐现状和裙带关系的办法时，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事实上，唯一的答案是结束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要为大众民主控制和射秽主义而斗争。

三中全会：推進市场，加强独裁

“更多市场、更少自由和习近平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是驻北京记者王瑞来（Ola Wong）对最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的观点。三中全会在中国权威体制下地位特殊，因为1978年的关键会议（11届三中全会）不仅确保邓小平对毛泽东钦点继承人华国锋的胜利，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因此中国和全球资产阶级对今年的会议期待颇高。

自从习近平和现中国领导班就任一年以来，他们将拥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注在承诺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经济改革（中共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的说法）上。他们的目标在于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来重新平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迫使他们作出这一转变的综合原因是当前高投资增长模式已显露出强弩之末的信号——其中最严重的是此增长模式下潜伏著的灾难性的债务危机。（监督银行业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最近透露：中共统治下64年中,中国银行业放贷70万亿元，而过去四年的放贷额占到其中的40万亿元。肖刚还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银行机构放贷20万亿元。换句话说中国信贷机制失控了，同时导致越来越低的回报。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统计，五年前一元人民币的信贷能产生1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而现在花4元钱才能创造1元GDP。

尽管推动市场自由化，新领导班子特别是习近平打消关于他们会放松国家政治管制的任何想法。不仅如此，习近平首任一年中还加强了媒体审查制度，政府对批评政权、直言不讳的博客和诸如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打压也加强了。习近平的目标在于改革和完善中共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务新的超级富豪精英而不是废除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强独裁当局的权力。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习近平在将来可能放松打压，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让步，譬如释放一些异议人士，而在维持一党专政的核心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显然习近平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提到前苏联最后的领导人。正如射秽主义者反复强调，这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改派的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能够带来民主变革，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请求中共改变其本性。

市场雀跃

最初，自由派和资本主义评论者们对会议结果不满意，称其“缺乏具体措施”，不过在当局发布更为具体的改革计划之后他们的心情骤然变好。一些评论者揣测发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闭幕三天后）中大约60项具体建议是刻意为了扭转金融市场的负面反映。这一份两万字的文件被媒体称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关键内容。根据网上射秽主义者、毛派和其他反资本主义人士的大量评论显示，中国左翼圈子对此的反应自然是十分负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对该文件的关键字搜索：“共产主义者”出现0次，“工人/工人阶级”出现0次，“市场”出现80次。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表示，中共语言的改变“象征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的深度转变。”

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对此是满意的。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个亚洲股市的巨幅上涨上。世界银行行长金镛称全会决议“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称会议“超出众人的预期。”《经济学人》杂志称全会文件是“二十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改革计划。”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写手阿瑟·克罗伯认为“改革计划显示出习近平是一个比他前任胡锦涛强大得多和更有远见的领导人。”

在关注会议出台的具体政策提议和讨论是否会具体实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它们并不是全会最重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全会标志的政权内部权力机制的转变，习近平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至少在表面上），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具体来说，两个新机构的设立能标志了这一转变。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任务在于监督国营媒体《中国日报》所称的“改革就是伟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蓝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紧张的局势（日本政府最近才开始讨论建立类似委员会）和恐怖主义袭击威胁增多（针对十月天安门自杀袭击）。尽管这些新机构的架构和领导组成还没有公布，他们最终会在习近平的控制下，让他能够超越现有的政府架构。这些新的委员会集中处理习政府的两个关键议程：针对所谓“反华势力”的威胁上大打民族主义牌，另一方面尽管存在国家各个层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他希望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随着这些发展，习近平开始脱离过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试图重新集中化。具体措施是把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从地方（事实上制定大多数经济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个关键在于让习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权力。“所有迹象显示，习近平现在控制着军队、警察、公安、纪检、外交和经济部门，”《福布斯》杂志奥利弗·巴伦称，“这意味着习近平现在已经巩固了中国所有相关权力基础，使他类似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和毛泽东，以及俄罗斯的掌权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义

这标志着中国政权内部的一个重大权力转移。这一过程开始于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权力斗争，我们中国劳工论坛之前的文章对此也作出了分析（参见习近平能带来怎样的转变？）十八大让更多权力集中到习近平手中，产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时让太子党包括习近平本人占据关键职位。习近平通过平衡中共党内派系利益而巩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内部权力斗争不受限制将导致“相互确保摧毁”和政权的瓦解。

这一权力平衡的移动现在被三中全会進一步确认。习近平打破其前任们的“集体领导模式”而试图加强更个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统治。“习先生试图迅速转变这个充满不正当物质刺激和腐败猖獗的制度。”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评论。这一道路充满政治风险，而显示出中国政权内部危机的严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内部形势：

“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统治极端不稳定，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制，在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制与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这一集体领导模式在胡锦涛在任时期（2002到2012年）发展到顶点，被胡锦涛的谨慎风格所刻画。但是胡锦涛现在被视为一个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而他的任期被轻蔑地称为“失去的十年”。在这期间中共政权处于一个政治“僵局”——类似于华盛顿政府机构瘫痪不过带有“中国特色”。经济改革派，包括习和新领导层都认为在胡锦涛统治时期里亲资本主义“结构调整”计划放慢，甚至出现倒退。习近平希望通过把更多权力集中到中央，教训被视为改革障碍的拒不服从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经济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来打破僵局。这一点是否可以实现还有待观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改革方案会带来“震荡”。但这只是集中在经济风向上（诸如增长放缓、违约上升和工厂倒闭），但是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和紧张也同样增多了。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目标在于打掉几个“老虎”而不只是低级别的“苍蝇”是他对日益不受管制的政府机构加强纪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类似的是他的伪毛主义的要求地方领导层進行“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会议”（被一些机敏的博客写手讽刺为“自我表扬会议”）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的控制。习近平的口号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一些毛时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泽东依靠群众绕过政权机关达到自身目的的癖好。习近平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国对政治的垄断。为此他压制所有可能的挑战，比如逮捕独立反腐人士和“发布谣言者”。

北京与地方诸侯

一位中国顶级银行家宣称“中国主要是由市长们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级、市级和地方上的中共负责人。绝大部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都是由地方当局决定的。这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也因此助长了严重的腐败和债务危机，其可能最终导致银行崩溃并威胁到中共当局的统治。

前所未有的工业产能过剩也与地方当局拒绝服从中央要求关闭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厂的命令直接相关。在各省市和地区都广泛存在经济保护主义，他们优先考虑和保护本地产业，而不是服从国家层面的决策。当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国家权力的所有地方机关，如警察、法院和宣传部门等，都听命于他，甚至被用于窃听国家领导人的电话。正是这种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和他拒不服从中央路线才导致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领导不要挑战中央政府。这与普京统治早期对俄罗斯寡头们的打击如出一辙。

习近平的新政中并无什么独创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对此前领导人政策和方法的袭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来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对毛泽东的悼念，这其中不包含一点“左翼”的因素。这一伪装的毛主义宣传旨在捍卫一党专政制度而反对任何要求转变的呼吁。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习近平宣布，“彻底否定毛泽东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灭亡，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混乱。”不仅仅是毛泽东，习近平也从邓小平那里借用了向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性转变与维护专制统治的“两手抓”的政策。《南华早报》对此的评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邓当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经济转变，也对天安门事件進行了镇压。”

习近平近来甚至被与另一名太子党蒋介石的儿子和继任者蒋经国做比较。但是，小蒋推动解除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而这并非是习近平的计划。蒋经国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也发动了一场打“老虎”的反腐败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因为他父亲的命令而流产了，而结果众所周知，国民党当局因此彻底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江山。

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拉锯战是设置“深化经济改革领导小组”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显然是为了钳制甚至取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NDRC），发改委是中国目前主要的经济规划机构，但它一直被看作过于照顾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来，自由派一直批评发改委是阻碍经济改革的一个障碍。

看起来习近平希望通过领导小组来主导主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并有效地降格了总理李克强的权威，李克强本应该是正式负责经济政策的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构中，李克强是正式的二号人物，据说也是胡锦涛非太子党“团派”的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官方报道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时提到习近平21次，由其担任组长领导起草小组（刘云山和张高丽辅助其工作），但相关报道中根本没有提到总理李克强。这引发了人们对李克强的命运和当局两位高层之间可能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权力斗争的猜测。具体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观察。但过去二十年，中共历届领导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主管经济的总理——胡锦涛时代有温家宝，江泽民时代有朱镕基，甚至邓小平的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经济管理职责都由赵紫阳负责。

未知领域

同样，习近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的计划也实现了前领导人江泽民尝试但失败的目标，当时江泽民特别遭到了军方的抵制。新委员会的目的是统一和更好地协调今天支离破碎的安全体系，将国防、情报、外交和内部维稳等机构功能置于一个架构下。这也显示了中共领导层正准备两线面对战争与革命的态势。该委员会将包括专门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级委员会，在这些地区过去4、5年里，事实上一直维持着戒严的状态，此外也会有专门针对台湾和香港的次级委员会，在港台地区中共正准备应对主要对抗。除此以外，工农抗争正从地区性的局部抗议活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挑战当局统治威胁的斗争，而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恐惧。

许多评论家现在将习近平看作是邓小平以来“最重要的领导者”。香港的英文报纸《虎报》（The Standard）甚至声称，“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领导者之一。” 但习近平的力量还没有经受过中共精英权力结构之外力量的考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个过程表明中国的政经局势已经進入未知的领域。胡锦涛时代谨慎小心的做法将让位给习近平的“大胆措施”，但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风险，并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动政权和其领导层的权威。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治疗方案”可能被证明比“经济病况”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动性危机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当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银行倒闭带来的风险。改革计划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义的拯救措施是正确答案的话，那麽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会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中？而中央集权也增加了社会爆炸（性冲突）的危险——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权统治下的规律——工人阶级、农村贫困人口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运动的新动向与统治精英和当局间的对抗正变得日益紧张。中共专制当局将权力日益集中到个人手中也是出现深刻危机的征兆，这也反映在日益积聚的社会局势的爆炸性冲突中。当局领导层因为政权崩溃的幽灵作祟，并受到步履蹒跚的经济带来的压力，而希望出现一位强人能将他们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就像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其他政策转变，他们的这一决定最后可能会成为自抽耳光。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银行业改革

这是特别让全球资本主义欢心喜悦的一个领域。三中全会同意加快利率市场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来决定利率。而这可能导致银行业风险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地区银行可能会破产，所以当局提出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体现有的新的存款保险计划。新的规定将允许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场压力使资本的定价体系更有效，结束廉价信贷时代和削减当前危险的债务负担。

但是，这意味着更少的投资、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企业利润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并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以一种更严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实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险方案，因为今天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相信国有银行将确保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虽然这尚未影响到广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个预备步骤，以免当局开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银行业清理时，只注资维持那些“大到不能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而放任一些严重负债的小规模银行和影子金融实体破产可能导致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开放外资是为了让外国投资者能在这次银行洗牌后从中精选出可投资的对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们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预测的 ，这次三中全会宣布在相对放宽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次政策变化如此有限以致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在争执是否使用“放宽”一词。政策规定如果夫妇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将被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仅适用于城市地区，因为农村户籍的夫妇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话，政策早已允许他们可以有第二个孩子。这一政策变化可能影响到约1500万-2000万中国女性，预计其中约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个孩子。在中国城镇地区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数字，特别是学费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规定将分阶段進行，并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东部富裕地区开始推行。

这一政策变动背后的动力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费和纠正人口趋势，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已经开始下降，从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缩的劳动力人口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改革者“计划推出的更大规模竞争工资体系和加剧剥削程度”变得更为复杂。但政策的变化在许多年内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尽管这样，当消息一经公布，投机者马上开始大规模抢购生产婴儿配方奶粉和纸尿裤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习近平打到“老虎”了吗？

根据《路透社》和《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报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属和家庭勤务人员，涉及贪污等罪行，正面临正式调查。最高级别决定将周永康及其妻软禁。早几个月就有流传，周突然受到反贪调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间是中共的头三号人物，掌管政法委这个令人畏惧的国安机关。在他的管治下，中国国安预算（法院、监狱、检查和警察）从2008年的4,060亿元跃升到2012年的7,020亿元，与越南的GDP相约。

海外媒体报道称，根据“内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习近平领导的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发起正式刑事调查。此前，几名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国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党委的前任领导人，已经被逮捕和受调查了。调查人员的策略被形容为“打虎之前先拔牙”。这批人似乎希望获得轻判，因此坦白从宽，令当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证。当中包括据闻被调查员关押数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滨。

海外媒体报道，对周永康及其家属的指控，不止于庞大贪污，而且还涉及谋杀前妻、涉及有组织犯罪和图谋推翻现任中共领导习近平等罪行。这些报道展现出一幅谋反的画面，轰动性甚至盖过震惊一时的薄熙来案。今年较早，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薄熙来，在一场受到操控的半公开审判骚后被判无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贪污据信可能高达数百亿元，罪行惊人得令中共高层面对两难局面。因为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审判中，可能把整个政权拉入政治丑闻的泥潭。

贪污渗入中国每个角落，但高官贪污案件在中国并非真的针对贪污，而是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习近平通过高调的反贪运动，表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来重塑严重受损的公众支持，而且同时打击统治精英内部的潜在反对力量。政权为了私人资本的利益计划重组国企，反贪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护。许多评论家解读，从习近平打击周永康，可见他已经成功巩固了个人对一党专政政权的控制。周永康被比作为斯大林手下邪恶的秘密警察头子拉乌润提．贝利亚。打压周永康这样丑恶的人物，无疑会在中国广泛阶层的群众中大受欢迎。

“正式逮捕”

尽管没有官方声明，《纽约时报》（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国领导人的消息人士，报道了周永康的软禁。“这不是像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调查，受到的限制较宽松。”该报引述一名和党内精英有亲属关系的律师：“现在是正式的[调查]”。

本事件突显出中共内部危机，加上正在上演的戏剧性换血，会对党国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文革以来还没有一个像这样重要的中共领导人或退休领导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审判，将成为现政权自1949年建立以来，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谋杀和贪污的指控。

尽管无法知道内部斗争的全部画面，习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权力到个人手中的新一步，并给其他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反过来，这反映出中共政权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组计划，从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滞。这一过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会：推進市场，加强独裁》中有详细讨论。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会矛盾一触即发下，中共所面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习近平面临巨大压力时，他要通过抓捕像周这样的“老虎”，表现出他是认真的致力于“改革”的。对习近平来说，无论干还是不干，都是个高风险的策略。

习近平打击周永康，似乎准备挑战“入常无罪，入局免死”的潜规则。这些领导人或前领导人中很多都是中国最有权、最贪腐的商业集团主管。无论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们也会担心自己利益受威胁，因而极度不安。这提出问题，关于权力斗争未来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应。“前常委担心中国现任领导人会瞄上他们…”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告诉BBC。

“石油帮”

周永康通过国有石油行业扶摇直上，成为90年代末中国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被视为“石油帮”的领导人物，掌控国有垄断石油行业这块封地，并利用这控制权来积累巨额个人财富。今年早些时候，清洗石油帮等于在周永康颈上套绳圈。根据《纽约时报》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贪调查人员，“周家族在石油行业的活动可以提供很多潜在的非法财富来源，包括油田经营权、服务合同、设备销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体《苹果日报》报道，周永康之子周滨仅从重庆市的一些公共项目中就捞到了100亿元。一些海外媒体报道，周滨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据报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带回中国，据《每日野兽》称，他同意配合对其父的调查以换取宽恕。

据信与中共反贪沙皇王岐山有关的《财新》杂志，连续报道一系列从石油行业获利的家庭关系。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儿子、儿媳及其亲家。正如在2011年以来对前铁道部的反贪清洗，政权打击中石油领导层有两个目的，不只是针对周永康，更是为了加速市场化改革，可能让私人资本掌握更大份额，甚至将中石油分解为几个更小、更“灵活”的公司，来驯服这个最显著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让其不再继续阻碍领导层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重组议程。

在薄熙来的审判中，当局局部失去控制，但公审周永康比公审薄熙来更具风险。尽管周永康不像薄熙来那样享有相当程度的公众支持，但政治风险仍然很大。周永康作为管治警队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为头号罪犯，哪怕审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会曝露政权核心的腐败程度，有可能增加群众对整个政权的厌恶。

从最近其他一些腐败案件可见（例如薄熙来和刘志军的审判），指控很可能会“缩减”具体的腐败金额，来掩盖官员掠夺的程度，并保护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诉，案件很可能集中关注经济犯罪，而不是指控阴谋暗杀，或者推翻习近平等领导人。这些指控过于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权，曝露其内部混乱的程度。但是控制这个过程极其困难。因此，还有待观察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以及会否尝试把事件隐藏在幕后。不过，很明显周永康事件开启中共内部危机進一步深化的新阶段。

二零一四年

中国：武汉12位访民在北京集体自杀

12月11日，武汉江岸区12位拆迁户10日在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抗议当局暴力拆迁。事后，他们在被紧急转移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進行急救后，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们原是武汉江岸区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来居民。2010年10月，当地政府以所谓城中村改造为由，拆迁江岸区新春村村民住房，他们认为拆迁的补偿标准过低——他们买的房子的市价在每平方米一万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迁赔偿只有每平米450元，他们没有和村委会达成协议，但房屋却遭到了政府的强拆。四年以来，他们不停地去北京上访。在上访的四年中，他们耗光了他们的积蓄。参与这次集体自杀行动的梅翠英说：“把我的房子拆之后，我住的也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只有觉得死掉，心里才舒服一点。”参与这次行动的成员都有同样的遭遇。在政府违法强拆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被迫地选择了自杀。

在事后，中国政府迅速封锁了一切有关此事的报导。南都网在事后刊登了题为《12名访民北京喝农药集体自杀》的报导，但很快，该报导就遭到了删除。其他有关此事的报导，也同样遭到了被封杀的命运。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参与此次自杀行动的人员的控制。他们被送医急救后，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据悉，他们随时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与自杀访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医院看望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但在医院的门口遭到了警察与保安的阻拦。

政府的强拆一直以来为许多中国民众所诟病。这次集体自杀行动，是近几年以来最极端的抗议强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未来的时间中，中国劳工论坛将会進一步关注这次事件的進展。

中国：“社会保障性住房计划”令群众得益吗？

如今房价日益超出底层群众的承受能力。随着市场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场规律”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将会日趋严重。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会在住房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中共可以在社会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让，平息群众的愤怒从而维稳。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计划真正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吗？

腐败官员私吞公产

2013年郑州市首批经适房均价2700元，但还是超出了申请者的购买能力。当地相关规定要求，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四倍（目前为1360元），可以说是“越够格者越买不起”。相比于中产阶层，低收入者也更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结果相当数量的经适房不仅没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私产。同年1月，郑州市某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拥有29套房产，其中至少11套是经济适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内曾帮助亲属的公司先后获得3个经适房项目，借机倒卖数百套经适房，获利数千万。

相比于房子，官员和开发商们有更快捷的发财门路。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说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起因正是，郑州市某村原本划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盖上了别墅和楼中楼。2013年审计署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房专项资金，高达57.99亿元，这些钱被用来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房项目支出。同样是在2009年，国家拨付1,800万元建设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沟棚户区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项目”，其中包括3万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购合同中却缩水为1万平方米200套，最终实际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后开发商临时将24套商品房改为72套廉租房充数）。在这个神奇的“魔术”中，1,600万元廉租房专项资金不翼而飞。

百姓不获公平分配

经适房往往滋生权钱交易，廉价的租赁房较能满足底层群众的需要。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样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户郭春平告诉胡锦涛，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们称为“77嫂”。不久后，她却被告知要退还廉租房。因为在她女儿工作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请标准。官僚们玩弄烦琐的条文拖垮群众，而自己却享受着灰色收入和权力优待，因此才会出现4岁宝宝领取廉租房补贴的闹剧。

保障房分配制度不透明，导致10.84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3.89万套、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依附于官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以中科院为例，中科院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项目工资，工资条上一般只显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资。但中科院大部分员工的实际收入在8.8万元以上。这为他们违规获取保障房创造了便利条件。

住房承诺　一纸空文

“十二五”规划（2011-2015）要求建设3,600万套（户）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蓋面达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动内需，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沈重，确实达到这目标的机会十分少。再者，建造后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长公开表示，2013年保障房资金需求超过2万亿，融资缺口至少1万亿；今年的资金需求更胜于去年。由于地价便宜，许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远的位置。再加上质量和配套设施问题，很少人会去申请这些房子。

去年8月，《财经》杂志报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个别地区空置率一度超过50%。过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困难。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标。官方媒体报道说，已经完成十二五目标近七成，但这只是开工数量，实际建成量不到目标的一半。

如何确保住房保障？

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计划之外，尽管一些地区已经逐渐放宽对农民工的限制。可以预见，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调整保障房制度（包括取消经济适用房），甚至会牺牲一部分不听话的官员和开发商。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官僚与资本家相勾结的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义。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加上愈来愈违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计划的指标里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数字。此外，高官在这些房屋项目中贪污腐败，“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终是劳苦大众。即使真的建设了这些房屋，与中共官僚有裙带关系者必然优先获得质素较高的单位，相反平民百姓则只能拿到“次货”。银行和开发公司要交由群众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权的控制；规划和建设要在群众的有效监督（不只是名义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绝官僚和开发商从中牟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层群众。

昆明大屠杀引起新一轮镇压与暴力的风险

3月1日，昆明火车站外发生了被称为“31事件”的大屠杀，必然是最令人震惊的恐怖行动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长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时的疯狂屠杀。一名16岁的目击者表示：“他们边跑边砍人，见人就砍。”另一名目击表示，空气中都是血腥味。总共29人被杀，另外143人受伤。媒体称之为“中国911”，而显然事件会引起巨大的政治后果。

射秽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对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国劳动者的恐惧和悲伤深表同感。我们反对中共独裁者的政策和镇压手法，这在打压西藏和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民族的国家恐怖行动中尤其显著。我们亦反对宗教和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性手段。这些手段不但无法加速暴虐的政权倒台，反而让政权伺机分化受压迫者，令建立统一而有组织的群众反抗的任务更为复杂，最后巩固了独裁统治。

官方声明指，“新疆分离分子”背后策动屠杀，将矛头指向聚居于新疆西北部“自治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云南省有25个族群和语言群体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则是其首府，与新疆距离万丈。昆明是旅游热点，也是少数民族的大熔炉，不同民族之间整体上关系良好。因此，昆明成为屠杀目标，作为表面上是反对中共政策与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愤怒与不信。一名伤者的妻子赵德秀向《华尔街日报》说：“干嘛袭击老百姓？我们做什么了？”

“政治强人”习近平

昆明屠杀正好发生于本周开幕的人大政协两会。这类似于去年10月北京天安门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当时正值中共三中全会举行的前夕。

这次血腥事件可以对中国意味深远，特别是受压迫的维吾尔少数族裔可能会面对暴力的反弹。习近平在掌权的首年，加大国家镇压，并将权力集中化。面对如此大胆凶残的袭击，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显然比起5个月前的天安门袭击更大。习近平为了支撑其“强人”形象，受到压力要去强硬表态，就如他声言要“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会被利用来将权力集中于习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会时新成立、为战争和革命作准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可预计未来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地区会進一步军事化。昆明邻近的大树营作为大量维吾尔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经见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队，由此可见这一情况。正如“911”袭击后，穆斯林世界的穷人受到美国及西方支持的多次军事入侵、战争和内战，沦为最大的输家；“31”屠杀的最大输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维吾尔族人。从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留言可见，是次屠杀会激起反维吾尔族的种族主义反弹，至少在短期来说，这会令政权更容易在新疆加强其铁腕政策。

“这起事件会对中国民众的心理造成很大冲击。”新加坡政治学家单伟指出：“这会让中国政府有很强理由升高对新疆或维吾尔族议题的强硬政策。”

正如中国劳工论坛在天安门袭击时警告，当局假汝“维稳”之名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镇压，造成反弹的效果。在2009年，汉族人与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冲突，造成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200人身亡。此后，中共政权大力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布防。过去两年，当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户突击搜查，甚至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令维吾尔族的人口進一步异化。自去年4月以来，该省有100人在冲突中被杀。

昆明屠杀响起了不祥的惊号，是持续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规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国的另一地区。瑞典反恐专家Magnus Ranstorp向《卫报》表示：“无疑这是升级了。”

市场经济，更为独裁

中共独裁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制造了火药桶。对于1991年时苏联崩解时，民族冲突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权感忧心。而在俄国和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军事摊牌之际，这种恐惧将会再次复燃。习近平尤其毫不掩饰地表示，前苏联领袖哥尔巴桥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造成苏联倒台。

中共政权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独裁统治，从最近政治审判“新公民运动”的反贪腐领袖，以至实行“GDP主义”的政策去安抚少数民族，都可见一斑。新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3年的GDP增长达到11.1%，超出全国7.7%增长的数字。问题是，所有种族的穷人都不能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模式的GDP增长下获益，少数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维吾尔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职位的13%。在劳动市场、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视，加上丧失语言权利和收紧宗教控制，令不满加剧。

被逮捕并面临审判的北京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场。土赫提是一个温和派，不反对中共统治新疆，但曾就语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评。他被指控“煽动分裂罪”，将面临严厉审判。当所有异见者被标签为“叛国”时，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传递了什么信号？

随着中共政权的立场愈加强硬，当局将会面临社会的抽搐。射秽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种族主义，以至任何形式针对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检控。我们主张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权利，包括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或独立权，如果这是他们民主的选择。这场斗争必须连系至反对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议程 － 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之一，还有重大经济震荡将至的威胁。

广东茂名爆发反PX项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广东茂名民众抗议市政府兴建PX化工厂，爆发大规模示威运动，群众高举“PX项目滚出茂名”、“反对PX　还我健康家园”等口号。警方多次暴力镇压示威者，有报导称造成十多人死亡，约300人受伤。尽在示威爆前的一天，习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侃侃而谈，指中国是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

示威的导火线是，茂名政府与茂名石化合资兴建“二甲苯化工”PX项目，群众不满化工厂会带来食水与泥土污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国劳工论坛表示：“这些化工厂一早就有，在公馆站（火车站）外可闻到异味，有传言之前有5名学生喝了化学毒水身亡。”

PX项目固然是示威的爆发点，但茂名人对于政府腐败的不满积怨多时，才会爆出今次抗争。董先生说：“茂名政府是全国最腐败的，早年已有书记贪腐落马。”

警察暴力镇压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争行动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拦阻，并殴打及逮捕，导致2人死亡。此后，民众开始焚烧并掀翻警车，并向警亭掷石且纵火。政府的唯一回应是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戒备，加强镇压。董先生表示：“现在在茂名市区出街十分危险，好像戒严状态。”当局连日来封锁茂名，曾经勒令广州东站至茂名双向列车停运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广州的巴士车票，严禁民众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长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围殴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观群众哄动。不但是成年人，有学生亦被打至头破血流。此外，网上亦有片段见到警察投掷催激弹、烟雾弹，并且向天开枪驱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长周沛洲说，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处了44名涉及这次抗议活动的人员，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处罚26人，主要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制舆论

有企业迫使员工签署“支持PX项目”的承诺书，否则不能发放工资，甚至会被解除合约。而学生亦被迫签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烃炼化专案，不参与任何反对活动”承诺书，否则不能获发毕业证书。有校方禁止学生离开校园，这激发很多学生不满，有学生焚烧承诺书，也有学生告病假旷课。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茂名高级技工学校在示威爆发后，全体3千多名学生不准离开校园。学生于是校园聚集起来，自制标语反对PX，更重要的是有学生号召罢课行动，将抗争升级。

而当地网络更被封锁，除了手机外其他设备都不能上网，而且民众被当街截查手机，并强行删除相关反PX抗议的资讯。各大网上论坛不断删贴，加强删除有关PX项目的文字、图片、短片等相关资讯，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及《明报》记者分别在茂名采访时与在酒店里被驱逐带走，并被迫签悔过书。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体到来采访。董先生说：“我觉得生活在中国就像在猪圈一样，外界的事什么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权利…”

市政府一方面强硬镇压，另一方面装出软性姿态拖延时间，表示：“绝大部份群众反对建化工厂，会重新论证，决不违背民意做决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却举行新闻发布会，坚称执法中没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众的怨愤。数千市民再包围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项目，又抗议政府发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长落台！”的口号。

广东省声援行动

政府封城并不能阻止抗争蔓延开去，在广东省各地都有声援行动。广东省政府极度害怕声援行动会演变成连锁反应，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时，一批深圳民众响应网上的号召，在罗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议茂名PX项目。此外，有传网民酝酿周末在深圳发起更大规模示威。

4月1日，在广洲工作的茂名民众，不满政府封锁茂名，手持“PX项目滚出茂名”等横额，沿着中山纪念堂，游行到广东省政府门外。大批警察在场驱赶游行民众，抢走他们手中标语，有游行人士被警察以没有带身份证为由强行带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声援行动，在邓小平像前集合，将抗议声音蔓延开去。大批公安戒备，示威者准备拉横额时，即时被公安送上警车带走。

全国反PX运动四起

茂名的PX项目由当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资。芳烃是可以用来生产化学纤维和塑料瓶的产品，在全国已传有很多引发癌症村和毒死的个案。受访的茂名人董先生说：“根本大家宁愿信谣言，也不会听官方的话。”

在2007年厦门反PX运动后，近年全国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连、什邡、南通、宁波及昆明都曾有抗争的往绩，当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七年厦门透过示威踢走PX项目，开了公众“非理性拒绝重化工项目的坏头”，吁要停止这恶性循环。明显的是，今次政府强硬对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会作为示范效应，在全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应停止项目后，又违背承诺暗地里复产，令群众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连市有过万人示威反对福佳大化PX项目，虽然群众一度迫使政府承诺停产，但后来该公司的PX项目又再复产。因此，在广东江门反核抗争时，群众要求市政府签署红头文件，承诺不兴建核电厂后，才愿意停止抗争。可见群众在斗争中学习到重要的经验。

上海石化董事长王治卿在记者会上，反指“群众认可度不高，因认识不足”，而他所关心的是PX“是否有市场占有能力”，即能捞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亿人民币盈利，这就是资本家与政府所关心的。

茂名市这场抗争，不单单是反对PX项目，也是对抗资本主义疯狂发展，以及一党专制独裁政府的抗争。

中国劳工论坛会密切关注事件，并尽量开发一手资料的来源。我们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项目
全茂名市罢课一天，并以全市总罢工一天作为开始，将罢工行动蔓延至广东省
停止限制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锁资讯
停止暴力镇压，严惩茂名公安局高级官员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疯狂发展的资本主义！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去世，事件触发了天安门运动，是为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中共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为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高喊著“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几星期后，这些口号获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响。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学生占领北京天安门，很大程度上是“占领运动”的先行者，与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与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很多共通之处。八九年的血腥屠杀里，重要教训是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与阶级斗争纲领的战略。同时，运动也提出很多关于由学生领导运动的问题。除非学运以有意识的战略武装起来，与工人阶级连结，超越中产阶级，否则学运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无数群众前赴后继，加入北京的示威里，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国110个城市。当局诬陷运动为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但运动由开始至被镇压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国际歌”。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殡当天，20万人违反政府禁令，占据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号召罢课，并成立了“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以协调运动。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为独立工运奠下基础。上述事件的发展就如一场“波兰恐惧”（大规模的独立工运发展起来），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

托洛茨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当时的形势：“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進行这种影响的力量。”邓小平因为将资本主义带回中国，受到西方政府赞赏，但统治集团和军方深陷分裂，正如历史学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邓小平政权“似乎陷入混乱而无能”。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所说：“…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邓小平及其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终于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收复了统治权力。邓小平动用了20万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国际特赦的数据，在北京的风暴点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至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面临最严峻后果的工人，而不是学生。在运动尾声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曾经号召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最后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对抗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资料都被中共当局视为“煽动性的宣传”。25年来，当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关报道。同时，政府不停撒谎，指“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与中共领导所宣称的相反，镇压1989年运动并未能防止资本主义重返中国。相反，中共领导人执行愈加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强化专制统治。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 — 而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受跨国资本财团欢迎。资产阶级评论员以专制手段作为解决方案，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里公开表达出来：“一党专制当然有其短处。但当它是由一撮合理开明的人领导时，例如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好处。”

今天， 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胡锦涛与习近平的警察机关无比的扩大，维稳费高于军费。中共习近平被迫高调大搞反腐运动，以平息民愤，同时亦加强镇压，连“新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等“温和派”的独立分子也不放过。许志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跃分子也被投狱。中共政权的警察统治变得更为强硬，又拒绝“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规模增大的关键原因。近年，每年晚会有约20万人参加，当中数千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习近平巩固一党专制、全力打压独立政治活动的战略，反映出深陷的社会及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运动。

综合以上原因，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经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的学运分子计划走上街头抗议，目标是令抗议一直持续到5月15日，即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苏共内（斯大林主义）各国中的“民主改革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忧，认为本应该跟随着“市场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东欧与苏联，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迈進。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令学运分子根据把握“悼念死者，谴责活人”的机会，推進他们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动。

胡耀邦为中共党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台，起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运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政局不稳，更担心群众会挑战执政当局，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受压下，只好牺牲其盟友。胡耀邦与邓小平一样，是自1978年开始推進“改革开放”亲资政策的先锋。但是，他下台后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更为公开亲资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阵营和激進学生更为担忧，害怕胡耀邦的失势会令“政制改革”被搁置。从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采取行动”挑乱反正。

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后者主张“具人道主义面貌的射秽主义”，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屎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同时，政府激進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诸多领域中亮起警号。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示威。这场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无情镇压，其方法与镇压北京民运一样。然而，胡锦涛后来升官至党领导与国家主席作为回报。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实行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的失业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里，政府高层内部就价格改革的辩论而互怀敌意。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推动价格全面自由化。当时有一套“价格双轨制”，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市场的价格。这让一部分官僚将国家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造成了绝佳的致富机会。正如作为北京学者与“新左派”代表汪晖所指：“仅1988年一年里，在价格双轨制下，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2]

赵紫阳提倡价格改革，理由是消灭利用“双轨制”下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進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令价格改革的撤回了。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由于群众示威的威胁被“解除”，价格改革计划就彻底推行。讽刺的是，赵紫阳从当时被软禁至2005年过世，而其继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经济政策。

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危机

澳洲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他的第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当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这场斗争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论断有些夸大，但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等东欧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统治危机。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本已开始猛攻工人，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有经济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在建国初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统治令其窒息，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射秽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地民主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麽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斯大林政权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残酷镇压的本性，加上民众渴望民主，而且官僚体制逐步破坏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由于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在“射秽主义”的名义下统治，因此部分群众对于“射秽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取态尤其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毛派打为“坏分子”，令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毛派“四人帮”被逮捕并打倒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当时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 如给予管理层“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政治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上层的变化造成重大的经济转变。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没有马克屎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资金过去一直依赖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同时，政府还推行“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几个地区建立，并随后扩展至更大范围。习近平父亲习仲Ｘ就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成立了经济特区，因而被认定为经济特区的先驱。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国企工人的职安与福利，同时国家以“刺激经济”的舆论宣传去合理化社会的不平等，并指责国企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企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但无疑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并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写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射秽主义国家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3]

该如何定性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封锁讯息与讨论自由，外界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辩护士仍然将八九六四视作“颜色革命”，并将之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政变。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示威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这一想法也为中国部分新毛派运动者所接纳，矛头直指八九运动中很多领袖今天的亲资立场，但这并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是，重要的是，愈来愈多受毛派影响的青年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并开始将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

与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尤其在一党专政下，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等受压迫层的政治组织，这情况不可避免的。由于长期处于专制的黑暗之下，这场运动的内部的政治光谱，就如彩虹一样百花齐放。最初，八九运动中的一些势力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思潮虽然在整场运动中具一定影响力，但绝非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恢复射秽主义”，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并有捍卫国有资产（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种思潮的共同点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满现政权，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无疑，运动最初发起于知识分子和其学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当时词汇还未被使用）。他们接近党内赵紫阳一派势力，政治面貌不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是，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麽直接表达支持资本主义。不少学运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宁愿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一翼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毫无实际权力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進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势力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碍，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冲击独裁制度。学生的抗议就像是一块巨大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打开了运动的闸门，一些的社会力量虽然与学生领袖的利益与目标并非完全共同，但也涌上街头。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较年长、较享有特权的亲赵紫阳阶层，以及较年轻、较激進的多数派，视赵与其他中央官僚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从群众以“太子党”为称呼就可见这点。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恶名昭彰的“太子党”，遭到无数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运动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著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官僚领导“极为清贫”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都厌恶毛泽东，认为他原比其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里，所采用的口号及运动手段也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个具争议性的场面，就是当时一些学运领袖指“绝食”过于激進。然而，“绝食抗议”却成为运动的转折点，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跨过藩篱”，毅然加入运动。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改变了运动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发展得愈来愈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是整个斯大林政权阵营中一个较奇特的现象。汪晖作为六四最后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提到，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时是几乎可以实现的，即是保留国有经济下无价的社会成果，但同时将新政权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屎主义政党。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不自觉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射秽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东莞裕元鞋厂大规模罢工

过去三日，台资企业裕元在东莞有10间鞋厂中，有6间爆发罢工，事由工人揭发资方没有按法例缴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

“资方欺骗了我们10年。”一名女工告诉《路透社》说：“高埗（地方）政府、劳动部、社保机构和公司都在欺骗我们。”

“我们很多人都发现，资方为我们的社保供款每个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将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华早报》说道。

罢工数字飙升

这场罢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斗争浪潮，尤其在广东以至中国其他已发展地区。最近，三星、联想、诺基亚和沃尔玛等企业都受到波及。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显示，在2014年首季，罢工次数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该组织的报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见“地方当局更强硬回应”。最近，不少工运分子受到法院审讯，也证实了这个趋势。

东莞名为“世界工厂”，拥有约1,000万劳动人口，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传统出口市场放缓，近年经济受到重创。过去该市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罢工，抗议拖欠遣散费、工资或周边保障。当中包括，裕元鞋厂上次于2011年爆发罢工，当时有7,000工人抗议裁员和削减工资。

引用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所指，今次裕元罢工“规模巨大”，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参与。由于官方审查造成资讯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体所报导的参与人数均不同，从1万人到更多不等。罢工在中国当然是非法的。有与罢工工人联络的NGO分子张志如（译音）称，4月14日（星期一）有超过3万人罢工，然后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应掌握国安机关情报的《环球时报》报导，罢工工人高达4万人。

“违法行为”

台资企业宝成国际集团旗下的裕元鞋厂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为电子产品代工一样。裕元网站宣称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制造商”，每年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产三亿对鞋。没错，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制造的！

近年，裕元开始缩小在中国的业务，将生产线转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资更低的地区。由于企业纷纷撤离，搬到工资更低的内陆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议次数急升，以反对拖欠遣散费或削减成本。

根据中国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为工人全数缴交强制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意外保险。最近的法律改革令农民工在迁出城市时，可以连带这些保险转移，令到工人们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责任。设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调查了400所企业，当中竟然没有一所是有全数缴交应付的社保费用。因此，裕元鞋厂工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制造业的问题。

“我有同事估计，裕元几年来拖欠工资高达10亿元。”一名中层管理职员告诉“中国劳工观察”。

4月5日，裕元鞋厂开始罢工，数百工人抗议，堵塞了附近的天桥。公司回应会保证解决事件，但后来没有满足工人要求，引发工人于4月14日再次罢工。数以千计的工人参与抗议游行，带同横额，写上“还我社保，还我住房公积金！东莞宝成（裕元）违法可耻！”

政府从广州和珠海动员了大约2,000名警员，根据目击者透露，有20名罢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横额的工人被殴打。一名工人向“自由电台亚洲”表示，有罢工工人在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被送往医院。重要的是，警察镇压反而强化了工人的意志，令更多人加入罢工，与其他地方的现象相似。未来数天将会是关键，裕元已经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果员工在三天内不肯返回工作，就会将其解职。

工人们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建立罢工的重要工具，这趋势在中国罢工和群众抗争中经常发生。根据一名裕元工人所说，过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议的前几天加入了一个网上QQ群组。这个群组已经被当局查禁，但工人们也建立了新的群组并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镇压加剧

正当裕元罢工在爆发之际，广州法院判决11名保安去年在广州中医大学医院進行长期罢工为“纠众滋事”。《金融时报》正确地将判决描述为“反映出当局对最近冒起的工运的不容忍取态。”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个月的徒刑，因此会在这个星期获释。而另外三人则判处九个月徒刑。“纠众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监禁，广州法院的判决出奇地相对轻微。此罪名也于1月用以判决反贪腐运动份子许志永监禁4年，另外十名许志永带领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也受到同样指控。

另一重要判决，吴贵军的案件，也快将有结果。吴贵军为41岁的工人领袖，因为在深圳的港资企业迪威信家庭用品厂组织了一场罢工，而遭受“聚众扰乱秩序”的类似指控。这次代表政府更强硬判决工运为非法，因而引发了全球的示威行动。去年，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与中国劳工论坛组织了全球同步声援吴贵军的行动，在印度、柏林、圣保罗、悉尼等九个城市的到中国领事馆里抗议。

“如果还有一丝正义尚存的话，吴贵军的罪名将不会成立。”他的律师在4月4日的审讯日中说道。吴贵军已经被关押了超过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带领堵塞马路的行动，但有出庭作证的工人指出，吴贵军本人其实是反对这个行动。要求释放吴贵军的运动将会继续。《中国劳工通讯》报导，吴贵军的儿子和支持者发起网上连署，得到了超过12,000次转载。

建立真正的工会

即使政权试图加剧镇压，罢工浪潮叠起不仅展示出中国工人的斗争意志，也反映出越来越精密的组织与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罢工工人的网上帖子批评了公司的官方工会的角色，并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工人们为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而斗争，以对抗资本剥削和专制警察国家 － 这進程欲罢不能。对于“世界工厂”里面的斗争，全世界的工人和工会分子都应给予最大支持！

中国：运动鞋具厂五万工人大罢工

这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并吸引了国际关注。裕元工业集团在东莞高埗厂房的罢工，已经写入历史。广东省东莞的生产占全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对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及其所引发的涟漪效应都相当忧虑。罢工人数一度高达5万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缴付的钜额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称，罢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6千万美元，这足以证明工人的经济力量。全体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贴合共为3,100万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福利制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国企业可以合法逃避付款，从而欺骗工人。一个月前，工人发现裕元缴付的社保是基于他们的基本工资，而不是总工资，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资在内，违反了法例。工人发现裕元的工作合约并不符合法律，于是要求拨乱反正，同时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且不要追究罢工工人。

裕元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国际品牌制造全球五分之一数量的运动鞋。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下，罢工是违法而往往被镇压的，如此规模的罢工可以维持超过两星期之久，是罕见非凡的。

软硬兼施

根据工人报告，裕元老板运用了强硬的策略，在数百名特警与防暴警察的协助下阻止罢工。过去数十年来，中共政府炼成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众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当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让，同时结合了威吓暴力的战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报导：“在当局下令裕元‘整顿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让后，工人指大量罢工者被警方拘留，而关键诉求仍然未达到，而他们只是在胁迫下复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不会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层，因此我们要等到钱汇到我们帐户后，才会复工。”工人控诉他们的社保帐户不透明，这正是过往让裕元欺诈他们的原因。

虽然面临镇压，目前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仍有数以千计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罢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层宣布厂房正在“全面正常运作”，但是《法新社》报导，据数名工人的报告，指“大约八成”工人已经复工。有报告指，有罢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劳动节前继续罢工。

虽然工人沿用负责任而和平的抗争策略，但从一开始就面临镇压，因此工人极为愤怒。在4月5日罢工开始，在首几日警察已经逮捕了数名工人，而估计有数十名工人在冲突中受伤。因为管理层给予的复工条件远远低于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规模的罢工再度爆发。

在整场斗争里，特警与防暴警察都严阵戒备。

“厂房被警察控制了”

“喊口号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我们甚至不敢制作横额。”在4月15日的游行里，有工人因为持有横额而被警察殴打及逮捕。

在这场游行后，警察在厂房设置了警戒线，防止罢工者将斗争带上街头。上星期，当公司将破坏罢工的手段升级时，工人报导被困在厂房里（在其他国家，雇主通常锁上厂房不让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来威胁解雇罢工工人时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责任。公司发出三日的最后通牒，若果工人不复工就会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厂房内，逮捕继续罢工的工人。一名罢工者向《中国劳工通讯》（4月25日）表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回去工作。一个拿着盾牌警棍、戴着头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样？”

“警察逮捕在厂房内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过60人被拘留。这时工厂是被警察控制的。”一名怕被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国安机关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两名为罢工提供意见的民间组织者，从而增加复工的压力。来自深圳民间劳工组织的张志儒及其同事林东，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几日。张志儒在4月25日被释放后，指警察告诉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厂复工”，他就会重获自由。

两面的回应

独裁中共面对挑战，尤其是群众运动时，总会展现出“两张脸孔”。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裕元“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机关长年与公司勾结，因此对公司的压榨视而不见，从而换取税收及贿款，是中国的常态。裕元执行董事刘鸿志表示，在整场纷争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给予劳方的条件。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在这场纷争里站在哪一方是无佣置疑的。虽然裕元被发现违反法律，但领导层没有一人被逮捕。

在尽快结束罢工以达“维稳”的目的，以及恐惧更多工厂会因工资提升而迁出中国（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资经济国）之间，当局政权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组织独立工会

裕元罢工成为中国近代劳工斗争史的标志。4月5日，罢工以约1,000名工人开始，然后在下一个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线工人及部分管理层人员。在4月18日，罢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厂。

裕元工人与2010年浪潮横扫汽车制造业的罢工有一点共通处，就是拒绝中共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要求组织自己的工会。《经济学人》有相关报道，指在厂房闸口的工人撕毁官方工会的信件，该信件要求工人结束罢工，并理解公司释出的“诚意”。

“工会应该有自己的工会。”一名姓雷的罢工者表示：“因为（官方）工会没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发动罢工，没有计划”

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加上习近平上任后加大镇压，意味着罢工不会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已争取到工会权与民主权利）这样发展。没有真正的工会，没有工会会议，没有投票通过决议，没有有架构地讨论去诉求，就如今次东莞的工人斗争，大体上是自发式的即兴行动。

因为中共政权或公司会派出间谍，很容易会阻挠或粉碎有组织的行动，工人斗争倾向于自发爆发。但是，在开始后，罢工会开始有组织的，但在非法与不停的镇压下，很难维持组织的模式。

“罢工是自发而没有好好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工人没有计划过（罢工），但只是发动了罢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教师兼劳工议题评论员紫晓明解释：“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战斗性的。”他向《TRNN新闻》表示。

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的罢工与群众斗争所见，例如反污染和反征地的抗争里，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网络群祖去讨论罢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动。有些群组的人数高达400名工人。这些网上平台经常被国安势力入侵并关闭，但新一个群众又再展开。在独裁制度下，手机和社交媒体为工人和活动分子的会议讨论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选举代表

工人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在纸面上，在国家控制的工会的框架下，有保障这一权力，但实际上很少被认可。广东常常被“改革”倡议者炫耀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开始实行集体谈判合法化。但在独裁制度下，这一“法例”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今次数十年来最大的罢工里，可清楚见到只有警棍下实行的“集体谈判”。

因此，牵涉在罢工行动的工人对于选举派出代表会见管理层，愈来愈谨慎小心。在“开明”的广东，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厂工人代表吴贵军，他被控在去年一场抗议“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监五年。裕元工人也不愿意公开拣出领袖，害怕公司和国家会对这些人恐惧。

目前，裕元斗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罢工对工人意识与未来的斗争有巨大影响。“不论我们是不是成功，也会纪录在历史里。”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显，即使现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会完全履行他们对工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这场罢工，工人什么也赢不到。在面对镇压下，工人成功组织强大的罢工，瘫痪跨国企业的生产线，为中国工人斗争立下了新一个里程碑，并给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来的日子里，对独立民主工人的诉求会如河水般涌现，势不可挡。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背后是由什么驱动的？

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势头增强，中共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明显進入了危险区。在中国，政权交替时都必然有反腐运动。因为腐败无穷无尽，正在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习近平及中共现任领导受到巨大压力，要表现的像是“来真格的”，但这其实都是政治为先的，以作为权斗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临着一连串威胁，习近平在新成立的国安委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将目前形势描述为中共政权“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共独裁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从大规模经济放缓、痛苦的信贷紧缩（去杠杆化），到罢工等群众抗议兴起。这背景解释了为何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比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且可能会進一步升级。但这会有可能激起政权内部的重大危机。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陈云曾说：“反腐不力会损害国家，反腐太过会损害党”。

外国媒体普遍预计，官方很快会发表声明，宣布如何处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从去年年底以来一直被软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带往审讯，会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级的卸任领导被审。《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国官员说：“在过去4个月中，周永康的亲属、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属总共超过300人，也已经被拘捕和审问。”

这些只是周永康从前建立起的关系网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业和国安机构。自从1990年代中共拥护资本主义以来，这些围绕在高官及其家属周围的关系网，就在中共内部大量扩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业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周永康有超过10名亲属已经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儿子和媳妇。在此次打贪过程中，调查人员追查到了900亿元的骇人巨款。

据《金融时报》所说，周永康“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报章又将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国副总统）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中国混合版，因为周事实上掌控著石油业和国安部队。2012年11月，当周永康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后，紧接着其所谓“石油帮”的党羽就开始被清洗，当时也是习近平刚接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间，国内维稳费用（法院、监狱、调查人员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过了军费开支，等同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情况表明了中共政权内忧甚于外患。今年开始，维稳费用成了敏感话题，中共不再对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党领袖薄熙来的主要支持者，现在薄已因贪污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认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来“看起来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预言，周永康一案将是“涉及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最丑陋的和最耸动的丑闻。”问题在于，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担负得起揭露家丑的风险吗？还是会控制事情以减轻破坏？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所解释过：“罪行惊人得令中共高层面对两难局面。因为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审判中，可能把整个政权拉入政治丑闻的泥潭。”

周永康不仅涉嫌贪污，而且还被怀疑参与其他一连串犯罪活动，包括谋杀和勾结犯罪团伙。据推测，他和薄熙来密谋反对习近平，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习的举动打破了党内“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定。然而，从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见习近平权衡事件的潜在危险，因为上层斗争激化可能引发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

《华尔街日报》（2014年4月22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以清理党内腐败的名义向国家上层宣战，可为政局稳定带来坟墓。”

三分之一官员是腐败的

大规模贪腐遍布中共党国。官员及其后代利用自身职位，聚敛财富，且攫取关键经济资产的所有权。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发现，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入贪腐。

尽管许多中国人会觉得这数字太低，但该报告仍让我们了解到官员腐败的规模。习近平的清洗行动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目标一直是局限的、有针对性的运动。一位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习近平逮捕所有贪腐官员，那政府就会瘫痪。”

习近平在多次场合警告说，腐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到目前为止，“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运动已经调查了20名部长级官员，其中有一半与周永康及“石油帮”相关。

此外，习近平的禁止奢华铺张的仪式，成功抑制了一些浪费，缩窄了名牌与名酒的市场。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贿赂，根据一项国际调查，禁止奢华令中国GDP消失了1.5%（8,450亿元）。在二月，在中国“性都”东莞的扫黄行动中，有数百名人被捕，包括贪腐的警官。黄色事业占当地GDP的10-12%。这次扫黄令公众意见两极化，有很多人反对检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钱的嫖客通常没无脱身。另外一些人将东莞扫黄贬为闹剧，指很多酒店和夜总会在扫黄前预先收到警察警告。

为什么是周永康？

习近平希望反腐运动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标：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透过加强控制愈来愈自把自为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令政权重新集中权力。清洗延续至解放军，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对这个中共统治利器的控制。邓小平曾经利用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解放军在这战争中惨败）去清洗毛泽东的死忠，从而清除抵抗邓小平与走资“改革”的势力。习近平下令逮捕将领徐才厚与谷俊山被逮捕，后者被指受贿而出卖军队中的晋升机会。谷俊山被指控售卖了上百个官位，并从出售军地中获利。“如果一个上校想成为少将，要掏大约3千万元人民币。”一个军队中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调查员从谷家中搜到四车财物，当中包括一尊纯金毛泽东。

周永康从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习近平将他扳倒，可以自己树立成一个“强势领导人”，并向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发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党内的许多关系网。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使中下层政府摆脱今天这种以债务驱动而不能持续的增长模式。这模式不仅是贪污的温床，更重要的是会令中国走向经济崩溃。

有报道称，浙江省作为习近平从前的权力基地，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的据点，他计划从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员，安排到党、政、军内的关键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路透社》说：“反腐行动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员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从而推進改革。

“红色贵族”的财富

周永康家族及党羽被围捕的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中国“红色精英”所聚敛的巨额财富。检察官和反腐人员所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存款370亿元，所查获的债券、股票、珠宝和金条总价值达510亿元。

《纽约客》评论说：“关于这批资产，有很多事我们还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为企业所持有的，又有哪些与周氏家族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一群中国公务员及其助手所积累的财富比阿尔巴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一些。”

《纽约时报》有一份深入报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亲属的财富细节。周永康41岁的儿子通过出售设备予国有油田和全国数千个加油站，赚到了数百万美元。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职盈利的典型。《纽约时报》报告发现，周永康的三个亲属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制股份。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业、房地产和其他领域。周氏家族已记录在案的财富至少有10亿元。《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资产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财富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根据“记录在案的财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币亿万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两个分别是温家宝和习近平自己。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中共领导高层及其家族手中还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财富”。

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有的私人财富令英国的“百万富翁内阁”相形见绌。英国议会中最富有的上院领袖斯特拉斯克莱德勋爵有1,600万美元的财富，但周氏家族超过其10倍。据报导，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是3.7亿美元，是莱德的23倍。

失去控制？

中共精英的惊人财富也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习近平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缓和”反腐运动。在中共上层中，就谁是下一个目标，以及大规模内部冲突的风险，响起了愈来愈大的警号。上个月，87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力劝习近平放慢行动。《金融时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这篇报道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了类似的顾虑。在这两个例子中，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恐惧可见，他们担心反腐行动会使政权发生动荡。在政权里，一个保证互相破坏的体制要抑制各派别与财阀的权斗。

“中国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失控。在习近平感到完全巩固权力之后，就必须唤走他的狗。”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说到。

但是，对习近平来说，讲比做容易得多。反腐运动可以有自己的逻辑发展，第一，面对公众反腐的舆论压力，中共需要缓和愤怒，第二，为了在权斗中取得优势，这两点也会迫使中共领导拉开新的反腐战线。最近，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条战线，而有传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贺国强被怀疑包庇宋林。华润集团控制2,400间公司，雇用50万人，被指控以过高价格收购山西的煤矿业，损失了数十亿人民币。宋林的女友为一名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她被指控为宋洗黑钱，聚敛超过10亿人民币的财富。

由于周永康被审判的话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怀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检控，或者被无限期软禁，就如前党总书记赵紫阳一样。习近平打破了周的权力根基，但会因此而满足而放手吗？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为需要炮制一个纯粹关于经济腐败的案件，并让当局政权掩盖爆炸性的议题，包括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如果周永康现在被免罪的话，会削弱反腐运动及习近平领导层的诚信。

《学习时报》前副总编辑邓聿文提出这一意见：“如果你不能处理周永康，如果说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现在突然停下来？这不是证明你做不到吗？这意味着你没有权力。如果你没有权力，又如何改革？这是徒劳无功的。”

巩固一党专政

在四月，“新公民运动”再有四名成员上庭受审，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当中最高被判监三年半。加上许志永在一月被判监四年，该团体共有十人因为要求公开官员财产而坐监。这些活动分子主张体制内改革，连他们都被检控，可见习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却加强中共的政治垄断。

美国人权监察在2014年的全球报告里指出：“当习近平大谈对付腐败，并且有很多高调的逮捕，政府却苛刻地打压那些揭露政府及党高层腐败的人。”

在习近平统治下，政府加强媒体审查、网络控制，并镇压工人代表、维权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学校要求“七不讲”，禁止教师谈论民主、人权，以及意味深远的“权贵资产阶级”。

中共领导深知道社会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习近平相信，透过加强国家的镇压，重新集中权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权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马克屎主义者对1930年代斯大林独裁的批评里，讲述了习近平想法的错误：

“但历史会破坏对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样。当政权与国家发展面临不可调和的社会或政治矛盾时，镇压肯定可以为延长一定筹命，但长期来说，镇压机器自己会开始崩坏、趋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机关正進入这阶段。雅果达和叶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脑）的命运不仅预言著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但也预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领的命运。”（大清洗的结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对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远。

习近平的访欧之旅－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从索契到欧洲，习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时已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6个年头。欧洲仍在经历著削支政策和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打击，不仅没有走出经济低谷，反而陷入常态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虽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无疑在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掉入资本主义困境。加上来自西方的震荡和冲击，中共统治者被迫在狭小的资本主义圈子里寻找出路：对外“合作”、对内“改革”。

经济之旅

《BBC》报道称，习近平来到欧洲时带着一个200人的商业代表团，出访的核心目的显而易见。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难以维持原来的发展速度。而且在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之下，中国加工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沿海地区工厂老板跑路潮引发了激烈的工人斗争，使人联想起台湾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抗争事件。罢工代表吴贵军被捕就是因资本家跑路赖帐而起。

面对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习近平访欧期间一直没有离开的话题就是“开放市场”。 11天内，中国和欧洲四国签署了120多项合作协议，价值700多亿美元，并且提出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资本和商品将在亚欧大陆上更顺畅地流通，而工人却被套上更沈重的枷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规律，中欧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将会加速寡头垄断的形成。在国内外资本家的联合進攻下，工人群众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剥削。

中欧战略

2012年，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令中美在亚太区局势​​大为紧张，直接间接引发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发生一系列领土冲突。内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须借助欧洲大陆的力量，才能制衡来自东方海上的压力。 《BBC》发表文章称，“利用（欧洲）这张地缘政治的王牌，北京可制衡美国，牵制俄国，还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来，欧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中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习近平说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扬“中华民族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保证“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这一切无不是要打消欧洲统治者的顾虑。

为了拉拢欧洲，习近平需要“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但资本家的友谊也是有价格的。各国资产阶级都想占据资源、扩张市场、牟取利润。联盟只会是暂时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经济冷淡成为常态，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合作”无法扭转这个局面。最终在有限的资源和市场面前，中欧资产阶级将会扯下面纱，抛开虚情假意的承诺。甚至在必要关头时，以赤裸裸的经济乃至军事冲突作为最后手段。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将“中国特色射秽主义”与帝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相并列，希望证明它只不过是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普通的”政治制度，可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这决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在欧洲的每次会谈都要提到“改革”这个词，以此向欧洲资产阶级表示“诚意”。 1978年后，中国由官僚计划经济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去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看作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换句话说，就是新一轮经济自由化的启动。建设亚欧开放市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外部表现。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共统治者加入世界市场，寻求资本“更有效率的”运作和更多的利润。

习近平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進行时”，意味着希望从现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松缚，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化。但在经济与政治上，这都是难以实现的。习近平访欧以及随后的中欧合作，预示著中国阶级斗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激化。

在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框架内里不可能解决中国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压迫与剥削。相反，中共的资本家与西方资产阶级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打击世界工人群众斗争。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罢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样。但同时，中西方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会让中国工人阶级看清民族主义宣传乃至整个中共政府的恶劣本质。工人群众要解放自己，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共同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草根左翼的复苏

是什么使毛泽东主义等左翼思想得到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尽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压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者，但中国还是出现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评论员称，是习近平自己令毛泽东主义复兴了。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访问了一直紧跟最新动态的红马（笔名）。

今天的中国青年越来越认同毛泽东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

大体上说，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广泛的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别，如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新马克屎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

198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复辟，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对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所谓的“射秽主义国家”与残酷现实间的​​出现巨大差距。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热血青年们去质疑当代社会，并寻找一个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来，这一趋势开始加速发展。马克屎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949年革命和及后的毛泽东红色中国，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尽管后来造成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并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但一些激進群体还是选择了毛泽东主义作为武器，以质疑、挑战和反抗现政权及其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可理解的。

同时，为了维护其统治与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泽东的形象和“射秽主义”一词用作“红色遮羞布”，为其资本主义统治地位与合法性护航。

习近平也在其统治之中注入了一些毛派“风格”—这是向左转吗？ 左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习近平的“毛泽东主义”？

尽管习近平在演讲时，用到一些毛派措辞，甚至“马克屎主义”言论，但人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转的具体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实际上，习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实施所谓的“改革”政策，包括国有财产私有化，例如铁路和石油业、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市场，等等。

有人相信，习近平正在复制所谓的重庆模式，只是抛开了身陷囹圄的薄熙来。 这是因为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全国运动，打击腐败高级官员、非法黑帮和色情行业。这些运动可以赢得一些公众支持，在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这和左翼政治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正如许多媒体所观察到，习近平在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以此取代之前“集体寡头”的党内体系。

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时代的联系，也强调了民族主义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的关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种实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来進行统治。

薄熙来被定性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监狱中服无期徒刑。薄有没有社会的支持？ 他和年轻的新毛派有着怎样的关系？

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庆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射秽主义模式”，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再加上一些民粹宣传。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一点。

由于政府在薄熙来贪污案中没有向公众出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薄熙来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丑闻，反倒帮助他赢得了一些左翼群体（毛派），甚至群众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他的支持度实际上相对更大。 所谓的“中国至宪党”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在薄熙来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时，网上出现了一些受欢迎文章和视频，对他表示赞颂。

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关于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讨论，背后是什么？

现在，中共官僚与资本家互相勾结，剥削劳动者，并享受着巨大的财富和特权。 这一局面似乎证实了毛泽东和造反派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来说，中国的左翼青年赞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左派，也会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为一场从下发起的左翼民粹运动。

同时，政府和（中共党内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众运动会造成混乱。 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尤其在其初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在薄​​熙来被捕时，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文革可能重演。 许多自由派和主流媒体认为，一个坏秩序，例如中共独裁，总比没秩序好得多，所以他们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真正公开过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间，局势接近半内战状态。中共官僚的敌对派系明争暗斗，但也有官僚镇压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变之后，数百万平民造反派遭到严厉的清洗、镇压和监禁，结果邓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团夺取政治权力，为复辟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共政权不分左右，打压两派的异见人士。在批评中共政权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场”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点吗？

在大多数问题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一方面，即便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自由派仍对西方资本主义存有极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体强烈反对任何共产主义和射秽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反对“放任资本主义”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国只是少数。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毛派盲目地、无条件地保卫毛泽东及其在1949-1976年间的统治。 他们深深地怀疑着“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而且，温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软毛派（所谓的“救党派”）有着不同的立场，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线，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当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设想的改良是相互对立的。

之前我们曾听说，有一群规模小的青年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毛泽东主义。在今天，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有多大，这兴趣是否在增长？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还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群由数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轻人，通过百度（baidu.com）讨论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径，在网络上下定期讨论和学习托洛茨基主义。

他们大多数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之前，都对毛泽东主义、所谓的“官方射秽主义”或自由主义等政治主张感兴趣。 他们支持施行公有制、工人民主和国际主义的真正的射秽主义社会。其中一些人为各种国际托派网站撰稿、翻译文章和杂志，如工人国际委员会（socialistworld.net）与马克屎主义文库（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参与到工人斗争之中（加入非政府组织、为工人制作小册子/杂志）。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感兴趣并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说，在现阶段的中国，毛派和托派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有“80%的共同点”。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当然同时仍坚持一些关键性的原则。

杭州反焚化炉示威冲击中共政权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大张旗鼓，承诺要“向雾霾宣战”。但看到这周末杭州市余杭区的血腥镇压场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雾霾的示威者宣战”。于5月10日，大批民众发起抗争运动，反对当地政府兴建垃圾焚化炉，但遭受到数百名防暴公安强行镇压，酿成流血冲突。期间民众堵塞高速大道，人数有近5千，有传更达至3万人。

近几星期，在距离省会杭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余杭区，群众每天都有发起和平的示威游行。由于焚化炉释出致癌物质，增加当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个城市的民众对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反对声音不断。根据一个官方来源的数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针对环境问题的“群体性事件”次数，平均每年上升29%。正于一个月前，广东省茂名市亦爆发千人示威，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化工厂，最终迫使政府“重新检视”计划。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发了暴力事件，发展的模式似曾相识。事由于原本当地官员在群众压力下，搁置兴建焚化炉，但浙江省省长李强到访余杭，推翻了这个决定。于是，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并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暂停计划。

一如既往，警方严厉镇压，成为了问题的祸根。警察与防暴公安封锁道路，并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伤，包括29名公安。但网上流传多张相片，发现受伤示威人数更高，很多都头破血流，而相片其后即被网络审查迅速删除。而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大约30辆汽车，包括6部警车，被翻倒或摧毁。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冲突显示了，在中国镇压式的独裁制度下，人民对于中共加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聚积著爆炸性的极大不满。

《每日电讯报》的驻上海记者，汤姆．菲利普斯报导：“在星期六，发生冲突的初期，据报导一名示威者受伤及被送往医院。这引发更多的暴力冲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电视播放的却只有数名男子用拳头袭击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队逃离一群用玻璃瓶掷向他们的暴民。”冲突之后，余杭進入变相戒严状态，警方已封锁示威地区中心中泰乡，并通缉照片被公开的疑犯。官方媒体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镇压与威胁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从没有知会他们关于的兴建焚化炉的计划，亦没有進行环境评估。一群独立的环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项调查，并公布了结果，令当地居民警觉起来。《郑州晚报》报导，今年四月，民众收集了约二万个联署，反对兴建焚烧炉。

由四月底起，数百名群众每天聚集于余杭政府的办公室外示威。于5月10日的骚乱之前，已有中泰乡当地居民投诉被公安威胁、恐吓及殴打。而前中泰乡的村长亦因反对焚化炉工程计划，而被高层官员迫使他辞职。随着抗议行动的开始，所有被发现的参与者都被当地政府恐吓。教师和学生都收到由当局发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签署请愿书。当地居民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果你参加的话，他们会打电话恐吓你。如果你是父母，他们会发短信给你，威吓你和孩子不要参与。”

正如在其他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里，包工人罢工，线上聊天室在协调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线上工具也被网络审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规模镇压群众，一群中学生仍然勇于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继续游行。

环境荒废

近年，反污染抗争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余杭的抗争就是其中一例。由于中共独裁面临环境的崩溃，严重的空气、水质和土壤污染。有“空气末日”之称的巨大烟雾云现象，瘫痪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于中国北方。科学家警告，如此极端的空气污染问题，就像一个核冬天，减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过程，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国耕地被重金属及其他工业废渣污染，证实了人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

若然余杭的焚化炉建成，将会是全亚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炉，每年可处理超过100万吨的废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划“垃圾焚烧大跃進”，未来数年内将会有大约300个焚化炉，兴建于全国各个地方，处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众担心若然没有加置合适的过泸器，以过泸焚化炉释放出有毒物质，如汞和二恶英，会引致癌症。但政府贪腐情况严重，加上安全和环保标准一向疏忽得恶名昭彰，只会令公众更为焦虑。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华早报》表示：“我们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话。他们说会按欧洲环境标准来兴建焚烧炉，但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

由于政府以往只会于示威行动的压力下“假撤回”，其后秘密重新推行，民众对于中共政权已变得不再信任。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余杭抗争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运动依然升温。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没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项目。可是很明显地，一个独裁国家只会强硬打压人民表达反对的意见，因此这句话根本没有意思。

余杭示威运动亦是对于中国社会爆发将至的另一个警示。虽然暂时还没有官方的数据，但相信每年约有十万宗“群体性事件”爆发，包括环保抗议、农村抗争，以及工人罢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发反对兴建化工厂的示威，之前宁波、昆明、大连等地出现类似的抗争行动。几星期前，东莞的大型鞋厂工人亦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大大冲击了中共政权。这次罢工可能正正预示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工人对于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及扣缴社保等不公情况的不满已达到沸点。

射秽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强调，需要将工人斗争以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与正在觉醒的环保运动连系起来。有需要发起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污染示威者，亦需要独立调查余杭的镇压情况。这与要求释放被判监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维权人士的情况一样。这些运动都需要与争取一个民主射秽主义社会，以取代漠视环境破坏的资本主义“市场”。

中国：“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

今年4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国已经成为污染大国》中说，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极限。近三十年来，中国依靠“三高”企业（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其代价是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空气、水源、土壤遭受着空前的破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群众的担忧。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当前中共专制统治和阶级压迫导致国内矛盾愈演愈烈，群众的每次团结行动，都可能成为爆发全面反抗的导火索。为了平息群众的怒火，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突出的环境问题。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将在2013-2017年间投入1.7万亿元治理大气污染。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监督，这些资金具体怎样使用很难为公众所了解。

污染西進

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今年将清除300家高污染企业，其中一部分将前往河北、天津和内蒙古。尽管政府声称不会转嫁污染，但企业的改造缺乏充足资金，政府给出的承诺也没有任何现实保证。首钢集团将钢铁产业搬迁到河北唐山，就是一个转嫁污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国东部地区“治理”环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停止燃煤发电项目后，为保证充足的电力供应，煤电只能向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东部一线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洁”的电力，而将废气和灰尘留在电力输出地。

2012年，被称作“中国蓄电池产业基地”的江西省宜丰县爆发血铅风波。起因是当地多家蓄电池厂排放的铅尘导致大量儿童血铅超标。宜丰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受到整治的污染企业到当地建厂。在国内外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愿彻底清理高污染行业。因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進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企业。如果出重拳治污拖住了经济的脚步，隐藏在光鲜表面下的烂疮就会曝露出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其后果远比环境问题严重的多。

世界工厂的污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担忧中国的环境污染，例如试图向進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却难掩其伪善面目。19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外转移高污染企业，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接收地。据统计，中国引進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污染行业。《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06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来自与产品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如果将中美贸易中相关的污染排放物计算在内，2006年美国对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将要比当前数据高出6-19%。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业在中国進行生产，增加的产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污染非常严重。可以将这些行业放在国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污染也不会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污染企业搬到更落后、更缺乏环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见，与中国国内的污染转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权的欧美资本主义自己享受着清洁的环境，却将落后地区的人民投入废水与废气之中。随着中国国内环保措施的加强，高污染企业为了寻求宽松的环境，很可能将生产搬到东南亚等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地区。

治理环境污染亟需射秽主义方案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无序的、过度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同时排放有害物质。等到当地群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又会将污染转移到落后地区。资产阶级仍旧大肆敛财，受愚弄的却是人民。另外资产阶级政府会将环境治理外包给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为了清除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污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钱。环保行业的资本家借此装满了自己的钱包，而该行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剥削。可见资产阶级并非关心人类的共同家园，而是视之为另一个可以增值其资本的行业。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我们必须提出并坚持一个射秽主义方案：各地组织居民委员会审查当地企业生产状况，关停高污染企业，只有各地居民都组织起来才能阻止污染向其他地区转移。只有将行业和银行国有化，并将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众的需求而非资本家的贪欲進行生产，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并且打破石油业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洁净能源。只有国际上实行民主监督的计划经济，才能避免将落后国家变成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避难所”。

如履薄冰的中国经济

中国内地的经济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房地产价格下跌、大量工业产能过盛，以及银行危机的存在风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色相当重要，因此这状况已令各地政府和资本家感到恐惧和戒备。

经济危机有多远？

零八年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中共推出四万亿救市方案以图刺激经济。这政策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脱逃。但是，这不免只是饮鸩止渴式的“解决方案”，而这为经济所带来的缺陷恶化，特别是刺激方案鼓励金融投机的浪潮，造成了庞大债务。

最为明显的，就是由于这种依靠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今天中国内地的经济严重过热，亦即是产能过盛。比如兴建了过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铁路、机场等，这些基建建成后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基建都变成了“过盛”产能的一部份。不仅如此，在兴建时所需的各种跟進工程和配套设备，钢铁、水泥、机械等亦会随之而过盛。综合各方数据，具体来说，全中国各产业的产能过盛超过50%。而引发日本长时间经济萧条的产能过产程度亦不过30%。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关于这个问题，内地不少经济学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过分析和估算，指中国可能有330个地级市负债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国底特律（已宣告破产）。根据中国自行公布的官方资料，13年6月审计处针对36个地级市進行审查后，指出其总负债3.85万亿，其中16个市(包括9个省会)负债率超过100%，即已处于技术性破产阶段。

根据内地的经济学者计算，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68万亿，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国GDP总额为52万亿，亦即是说中国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例为130%。反观即便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平均负债比例亦不过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发行地方债券和理财产品等，借以筹措资金偿还债务。连前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亦将之称为“庞氏骗局”（简单而言就是指以新债抵旧债，而每一次举债的数额和利息成本都愈来愈大，直至失去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存在巨大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将可能会由两种不同的脸貌所呈现。

滞涨还是崩溃

既然中共选择了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言则意味着其亦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体育的内在逻辑，中国即使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辅以宏观调控的所谓“中国模式”，过去曾被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所称颂，但时至今日最终也摆脱不了马克屎的“诅咒”－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体系，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

零八年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阔绰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乱投医之举，使得热钱在国内市场全面泛滥，淹没了几乎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板块。如太阳能产业就因其利润高，投产所需准备时间短等因素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使得现时全国太阳能产能过盛高达92%。

即使指假如全国太阳产业从此停止增长，而同时市场对太阳能设备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现时过盛的产能，亦即是说整个产业将可能面临2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萧条！而产能过盛绝不仅仅出现在太阳能产业，数据指出，中国造船业现时过盛91%、风能70%、不锈钢60%、煤化工50%、机械和汽车卡车约50%、钢铁水泥超过30 %，几乎函盖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领域。

而在地产市场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现时已出现危机的端倪。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一线省会城市的地产市场已开始走到下坡路。这是由于过去十多年来近乎疯狂的地产建设，造成大量房屋空置，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城。如内蒙乌兰包托的情况甚至达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满空置量的情况。

正如习近平提及增长减速会成为“新常态”，高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会面临两个选择－ 软着陆或硬着陆。

但事实上所谓的软着陆也不见得有多“软”。因为在消化产能的同时意味着全国重工业的大萧条，意味着更多工人失业，同时地产房价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产阶级各下流动，加上严重的通涨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着经济萧条而集中爆发，因此所谓的“软着陆”对中共政权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阵一样。虽然现在习李不想动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临严重的放缓或崩溃，他们不免会使用更多“国家资本主义”的调控手段，特别是要求银行投放更多信贷。这些手段只能换取时间，但未来要付出更大代价。经济危机只会進一步重挫中共独裁政权，令其命悬一线。

中共自其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一直企图以经济的“高增长”缓和和掩盖在其专制下底层人民的巨大不满。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输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著现时如履薄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故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会進一步重挫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让我们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才能从廿一世纪资本主义下的大规模失业与一潭经济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国：庞大监控的维稳工程

中国政府为了维持集权统治，一直牢牢地控制着传统三大媒体 － 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和新兴手机技术在中国极速普及，令当局必须严阵以待，加强监控。中国的监控工程庞大，从每年的“维稳”费上已能反映出来。中共的“维稳”经费已经高得不再公布，但过去4年都超越军费，可见中共最惧怕的不是其他帝国势力的来犯，反而是中国国内每年超过25万宗的群众运动。中共每每动用媒体的监控、网上言论的封杀，将群众运动推到中共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但这只会令社会的积怨矛盾不断累积，为专制独裁政权争取多一天茍延残存的机会而已。

习近平上台后的监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就曾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压言论自由的谈话内容，其中的“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言论，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位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对网络监控的重视，钳制言论、新闻自由、阻截讯息流通正是中共的当前首要任务。最近，多位网络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铭等被以“网络造谣”的罪名被捕，显示习近平上台后对网络言论禁制从未有一刻松绑。

如今的世界局势，除了网络监控外，网络战争也是令国际局势不断升温的一个战线，当中周边国家如印度、北韩、韩国、日本都已在建构网络战部队的同时，美国则在2009年宣布成立网络战司令部，拥有属于自己的 “网军”，但现时为止中国官方仍对中国是否拥有 “网络军队” 矢口否认，声称中国网络空间基本不设防状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网络的监控

在中国，曾经被广泛报导的“金盾工程”，又称为“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为极权暴政下产生出的一个庞大网络监控项目。这项目名义上是打击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实际上用于干扰、监控、审查和封锁中国大陆境内的公民电话、互联网等信息传送活动，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局拘捕维权异见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台，包括上访户、迫迁户、独立作家等。

中国无国界记者形容中国网络监控为“目前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在3月中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就至少有70人因为网络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收押，而且被监禁的30名记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信办）副主任王秀军称现时中共的互联网管理上升到最高层面，当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网络监控时有遇到反对声音，可是当局却又是不断将监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国爆发的反对PX化工厂的斗争里，主流媒体普遍失声之下，厦门巿民就是利用手机短信传播讯息，显示科技的進步为言论窒息的民众打出一丝的缺口，可是中国政府部门也推出 “手机实名制”以加强控制，强迫手机用户以真名登记，配合与中国三大网络营运商的协助，以关键字、限制点对点的流量等作手段控制资讯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发安装了75个监控镜头，因而引起大量民众反对，最后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监控镜头。而据《新唐人电视》报导，上海公共安全产品国际展览会（上海安博展）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花费1,000亿人民币购买2万个监控摄像系统用于所谓维稳。

《华尔街日报》亦指出，在中国的公共场所总共约有近一亿个监控摄像头，而当中只有1千万个为民间所用，其余的都用于监控公共场所，这些摄像镜头不只是安装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装在出租车和餐馆等。中国的监控市场在未来5年内，仍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无国界记者更揭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万 “网络检察员” 和 “网络警察”的国家。中国各省、巿公安系统都建立了网络监控特殊部队。 “网络警察”在过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几百名​​网上作家和网络上的异见者。

哈佛大学政治学的一名教授－ 金加里（Gary King）就尝试研究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他赫然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针对集体性行动而非批评性言论的，这表示中国政府更惧怕人们组织行动起来，就像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时候一样，当人们走上街头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权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联网可以快速动员群众走上街头，所以网络的监控就是维护政权的重要一环。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

资本主义就是代表国与国之间必须维系资本家利益而不断军事化扩张，故此，网络战争、网络监控、加强镇压机器是理所当然地会发生，损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稳、言论自由和被拉扯入无情的战争之内。从斯诺登事件中，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国的网络监控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以反对“煽动颠覆国家势力”甚至是“反恐”为名，不断侵害平民的言论自由及私隐权。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射秽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

射秽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

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监视行动

打倒私营媒体和科技企业的垄断，由公共民主控制，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学费高、质素低、难找工，全国学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达3,325万人，从规模来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毛入学率仅有30%（世界平均水平为36.06%）。 在不断增加的高校学生人数下，隐藏着学费负担加重、高校教育质量下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学生对教育体制的不满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来越难掌控期待变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学费

在走向资本主义后，中国政府将高等教育也交给了市场。 1989年高等学校开始收取学费，原来的“免费上大学”政策逐渐取消。从最初的200元（人民币，下同）到现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间大学学费总共上涨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费和住宿费，一名大学生4年要花掉大约6万元。但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7万元（平均数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说学费已经超过了一个双职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结果就是全国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学。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甘肃省因教返贫的人口高达返贫总数的50%，学费高昂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首要因素。在中国，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层群众改变生活境况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在考上大学不仅没能使贫困学生“跃过龙门”，反而给他们的家庭套上枷锁。富裕学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国留学；而贫困生如果不愿承担高昂的学费，大多就只能像父辈一样从事低薪、劳苦的体力工作。政府虽然设立了贫困生补助体系，但存在极大弊病。许多时候申请补助金实际上是一场“比惨大赛”。只要申请书写得够惨，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装的富裕学生也可以领到助学金，真正的贫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额。目前，多个省份正在酝酿或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学费涨价，涨幅最高的院校可达50%。连普通家庭的学生家长都叫苦不叠，势必将更多的贫困学生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

教育质量堪忧

尽管学费一路上涨，但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却难以与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跃進”更多是为市场提供了高学历的剩余劳动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方面远不如预期。扩招增加了学校和国家的收入，暂时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师资力量的提升却没能跟得上学生人数的增加。在大学里，职称和奖励的评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论文数量，所以不少教师忙于课题、经费、会议、评审，对于教学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干脆让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来代课。同时，科研成果关系到高校的排名、声誉和竞争力，因此单纯通过命令来增加教学投入根本不切实际。在僵化的教育体制之下，教师和学生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一方面是老师照本宣科，讲课内容枯燥乏味，无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另一方面，学生读书更多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因此看重分数甚于知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上课时总是自顾自地玩手机，最后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不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也在流水线上生产着它的大学生。

紧张的就业状况

2013年有699万人从大学毕业，因为庞大的毕业人数和冷淡的经济环境，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但是官方发布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高达91.4%，甚至比2012年还略有上升。这就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4.1%的失业率一样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就业率关系到大学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高校评估、经费核拨、新增学位点审核。为了提高就业率，许多学校不惜造假。 2009年网络上有人发帖称，学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与某公司签署了就业协议（证明学生已经找到了工作）。此后曝光越来越多，人们才知道不少学校为了让学生签署就业协议，甚至以毕业证书相要挟。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不为人知。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毕业生人数却有增无减（今年毕业生人数将增加到727万）。据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20%，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饰太平，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可言，最终只会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开支占中国生产总值约4%，与大部分国家相比都极低。只有将教育重新全面公营化，并以学生及教职员民主决策教育课程及方针，并大大增加教育开支，以今天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是足以让全民免费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

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5%，令全球金融市场集体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一数字（北京经常伪造GDP数据，令其声名狼藉）并不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稳定下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说，这是“纸面上的复苏”（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报道所指出的，“独立的全国企业调查表明，各行业的销售量和信心仍在恶化。”

统计数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轮“微刺激”来实现的。就像去年类似的措施一样，本轮刺激也是由总理李克强及其经济团队暗中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线。李克强的最新举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铁路建设上的额外支出，六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减税和放宽信贷政策（降低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催谷小企业的发展。

债务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积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刺激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2011年底，中国债务总额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达到206.3%。过去五年内，中国债务增加的速度超过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东南亚和2000年代的美国——所有这些都曾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日本，债务占GDP比重从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约45%。而中国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壮举”。

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经济已经進入了危机期，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大爆发。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于加强国家安全、進一步压制任何有组织表达异见的措施，等同于在進入惊涛骇浪前“封上舱门”。中共独裁者面对着一个“三难抉择”：解除债务炸弹（去杠杆化）会带来扼杀投资和增长的危险；任由房地产泡沫爆炸会引发银行危机；约束开支过多的地方政府，但它们又是大部分投资的来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压，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这与它去杠杆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投诉，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同样，他们慨叹承诺过的增加消费支出、降低投资占GDP比率（去年创下54%的新纪录）的“经济再平衡”没有发生。与过去​​一样，对北京来说达到再平衡是说易难行的。即使是最轻微的投资减慢都可以转化为更痛苦的经济放缓，而这会激起与房产相关的经济危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为“自行车经济”，即如果减速太多就会倒下。

楼市低迷

今年7月，《CNN》财经频道進行了一项调查，10位经济学家中有8个说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野村银行（Nomura）的另一篇报道警告说：“这不再是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会有‘多剧烈’的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住房销售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0%。在全国范围内，本季度新住房开供工量下降了25%，销售量下降7.7%。在中国最大的27个城市中，21个城市的住房库存无法在12个月内消化掉。 9个城市的积压住房要两年多才能卖完。

因为价格高昂而无法买房的大多数人乐于看到市场的不景气。以上海为例，房价在过去7年内已经猛涨了273%。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人民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3%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放松2011年实施的冷却措施来“拯救房地产市场”。 《金融时报》（2014年5月12日）报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住宅房产。香港金融集团里昂证券（CLSA）的另一篇报道指，中国53%的住房交易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些房产大多都空置著，等著卖出最高价。

腐败的中共官员在住房市场中非常活跃。在相当多的案例中，他们坐拥百余套住房，以此处理自己的非法财产。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因抑制了官员对房地产的胃口，而对市场低迷起了作用。习近平的行动超过了以往的反腐规模，反映出国内的严重危机与激烈权斗。

在2008年中国政府希望抵挡全球危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中，一场世上前所未见的建筑狂潮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包含着一些令人惊愕的数字。 “从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生产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生产的还要多。”《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如此报道（2014年5月1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说，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楼有一半在中国。据估计，过去5到6年全国共建造了2亿间住房，比美国总住房量（1.3亿间）的1.5倍还多。

此等规模的建设远超过市场“需求”，它并不是由近14亿中国人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伴随着过去30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所决定的。低工资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便是中产阶级也越来越难承担今天的房价。

资产阶级评论员和中国的多头投资者（投资者对股市看好，预计股价将会看涨，于是趁低价时买進股票，待股票上涨至某一价位时再卖出，以获取差额收益）不去理会大规模住房供应过剩的证据，包括不计其数的“鬼城”，声称“这不是泡沫”。他们说因为数千万人正在涌入城市，很快就会填满那些空荡荡的住宅区。这一论调是18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同等低劣的口号的现代版。他们梦想着：“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他的衬衣下摆加长4英吋，那麽兰开夏郡（Lancashire）纺织厂的好生意就会延续几代人。”

事实上，中国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达到顶峰。据野村银行所说，中国每年从农村来的新移民数量已经从2010年的1250万减到630万。野村银行预计，到2016年会出现城市人口的净外流。更重要的一点是，买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国的建设热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刺激时代，是由极端的金融投机驱动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贪腐官员、国有银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谋擡高土地价格、大规模增加信贷，并为GDP数据“涂脂抹粉”。这为少数精英带来巨额财富，同时让大多数人承受着经济困境。 《南华早报》（2014年2月26日）报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产亿万富翁中有7个是中国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胀的房地产价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银行贷款浪潮。但现在这股浪潮却可能令金融体系瘫痪。旅居中国的经济学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房地产本质上是承保所有信贷的资产”。

全球信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30万亿美元，中国占了一半。据摩根大通（JPMorgan）所说，自2010年以来，光是影子银行就从2.4万亿美元激增至7.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4%。这些数字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

日本化？

这些现象与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惊人地相似，它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辉煌崛起，并使之经受了20年的停滞。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国，大约80%的贷款直接或间接地捆绑在房地产行业。 1989年，房地产价格开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海啸席卷而来（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债务集中于这样一种集合体：地方政府及其投资工具、开支过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旨在绕过政府控制的影子银行，甚至是非金融国有企业。

将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在今天的经济讨论中很常见，这并不奇怪。万科集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副总裁毛大庆的一份发言稿泄漏出来，它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发言人想要隐瞒的惨淡现实：

他说：“1990年，东京的土地总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达到66.3%。现在，北京的土地总价值是美国GDP的61.6%，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 ”（《电讯报》，2014年5月2日）

“总的来说，我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建设新住宅项目的容量上限……我没有看到任何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尤其在拥有大量房屋库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几万亿（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经被列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

这位业内高层人士的坦白无疑说明了，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且正在走向极限。尽管不能肯定地预测爆发时间，但很明显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而不长久的东西终将在某一时刻结束。正如在日本和较近期的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引发价格下跌的连锁反应，即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恶化今天的债务问题。

至少在形式上控制着国有银行系统的中国独裁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正被瞒报或少报。在一个几乎完全控制媒体的专制体制内，为避免坏消息引发市场恐慌，被隐瞒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政府正准备，在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最终爆发时，再一次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像15年前那样建立所谓的“坏帐银行”。那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会像有毒废物一样被埋進坏帐银行。于是，这像魔术似的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银行资产负债表又恢复了健康。然后，银行在政府注钱之下重新集资。然而，这一次操作的规模会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坏帐银行”，而不是進行国家援助，这样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纾困工作，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上一轮银行救助（1999-2000年）花费了中国40%的GDP。这些钱被用来“清理”四大银行，准备让它们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转入四家“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坏帐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一花招不会那麽容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政府试图选择性地处理首次的违约，包括企业违约，以及经由影子银行卖出的高度投机性“证券”的违约。这是试图约束更加鲁莽的投机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选择允许救助和避免违约，因为他们多么害怕，即便某些隐蔽的影子金融产品的破产，也会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李克强将中国银行业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市低迷已经开始令投资减少（GDP的主要驱动力），拖累经济增长。它也加剧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困境，因为它们依靠卖地获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楼市泡沫极其严重的省份，形势更为严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让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的70%。天津也不会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带影响

瑞银集团（UBS）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金融时报》说：“中国房地产业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部门”。这说明了高风险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根据官方数据，去年房地产为中国的GDP贡献了16%，而美国在其楼市泡沫顶峰时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认为，2013年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3%。

中国的建设热潮从全世界吸收资源，制造了全球商品价格的“超循环”——从化石燃料到铁矿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GDP增长率。因此这场热潮的终结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个坏消息。

中国：习近平反腐风暴

自十八大后，习近平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动，瓦解多年来阻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利益集团，并获得民众对一党专政和改革的支持。在党政军商各界拥有强大势力的江泽民集团一直是阻挠胡温自由化政策的幕后力量，自然成为反腐行动的打击对象，激烈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会议的悄然结束似乎宣告了双方抗衡已接近定局，习近平将在“太子党”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见在中共独裁下，反​​贪腐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国一部分的劳动者可能暂时对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但中共与资本家的联手镇压将会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蝇

7月29日，官方媒体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审查。此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经被移送军法机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据传也被逮捕。 2013年初，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如今副国级“老虎”的落马标志着反腐行动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员外，企业高管也是被调查的目标。据《金融时报》所说，国有企业受到的反腐冲击最为严重，而跨国企业也受到影响。 《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报道称，当前的反腐行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周期性发生的普通的权力争夺，而是一场清洗”，而且是“数十年来最彻底的一次党内清洗”。仅今年上半年，就有8.4万人受到纪委监察部门的处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内就公布了10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于贪腐官员的总量（根据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及贪腐），8.4万人连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国内某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权力租金（利用公共权力所获得的非法收益）总额占GDP的20%-30%，说明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不可能也不准备打掉所有的贪官。

新自由主义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为习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以及邓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领导人的亲属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借此隐藏巨额财富。自由派批评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从本世纪初开始，改革就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在当前体制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资和行政管理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实际操纵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对债务危机和工业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又抗拒下放审批权等自由化政策，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发财的机会，结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个反对改革的势力就是国有企业。 4月22日，参考消息网引述外媒报道称：“国有企业，这一精英权力基地一直以来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碍。”伴随着一众国企高官的落马，混合所有制改革、规范国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缴红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资本开放市场均得到媒体的大肆宣扬。通过反腐瓦解地方和企业的反抗力量，在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习近平为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展“大督察”行动，以应对广泛的官员怠工。

权力洗牌

20多年来，江泽民在党政军商各界培养起巨大的势力网，构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从周永康等人被抄没的家产中可见一斑。习李新政旨在“放开市场”，必然触及“江派”的垄断利益，并迫使感到威胁的权贵向江泽民靠拢。因此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几年前在“江派”的阻挠下，胡温所推出的众多“改革”政策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层领导与退休“元老”会聚于秦皇岛北戴河畔，就党内重大问题進行“协商”，实际是各派之间的秘密交锋）结束后，习近平迅速确定“7年路线图”，国务院也连续推出多项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领域原来都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这表明习江斗争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个反腐行动中，没有一个“太子党”落马，他们可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党政干部的主体“受西化思想观念的影响比较深，容易迷失射秽主义方向”，并警告“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滥的状况”。这是执掌中宣部的“江派”刘云山在与习近平唱对台戏。此前央视20多人被调查可能就是对他的一次“惩戒”。中共正在经历一次权力大洗牌，党内斗争还并未结束。

中共党内的激烈斗争与党外的社会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执政党的分裂造成统治的不稳定，群众的反抗力度将会更大。

伊春西钢集团工人发起罢工

6月30日凌晨3点开始，三千多名西钢集团（西林钢铁集团）的工人集体罢工，要求公司补发所拖欠的五个月工资，并退还集资款（西钢改制时压住未发的工资）。部分工人顶着35度高温，阻塞了哈尔滨至伊春铁路与钢城大桥交叉口，禁止火车通行。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据悉有数名罢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带走。据一名网友表示，示威的人数超过三千多人，政府出动大批武警、特警到现场戒备，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车等在维持秩序。期间武警试图用盾牌警棍驱逐群众，被工人掷水瓶击退。至晚上8点，仍有大批工人在现场与警方对峙。受事件的影响，伊春市境内的火车全部停运。

据悉，西钢集团是黑龙江省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原为国有企业，2005年后转为民营企业，共有一万多名员工。在过去几年中，西钢集团一直在扩大生产。据报道，“2013年西钢的产量预计达到黑龙江省总产量的60%，2013年的计划产量是517万吨，争取实现530万吨，2013年计划的销售收入是262亿元，争取实现270亿元。”但漂亮数据的背后是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事实。由于销路不畅，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负债总额已达190亿，负债率将近80%（最高时为99.78%）。去年，银行進一步收紧对钢铁企业的信贷政策，部分银行“甚至在贷款未到期的情况下，强制划转西钢资金”。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公司开始停发工资，引起该企业员工严重不满，部分工人甚至因为公司欠缴养老保险而办不了退休手续。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尽积蓄及贷款购买回迁房，现在近半年不给工资，有房贷、有老人、有孩子的员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网友表示：“半年没开工资，不是没钱，钱都被领导拿走了，工人没钱生活……工人索要工资，领导不但不出面，还用武警来威胁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网友讽刺地说道：“这是工人在用罢工来庆祝党的生日。”因为罢工事件造成重大影响，受到政府压力的西钢集团承诺在7月10日前补发一个半月的工资，并分期偿还剩余工资和集资款，罢工行动随之平息。

由于西钢集团实际上已经大部分停产，部分工人打算讨要工资后便离职。在这场“自卫性”的罢工行动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胁西钢资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扩大罢工的动力，是此次罢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罢工结束后，工人受到多重打击：司法部门开始审判所谓的“触犯法律人员”，而公众对审判过程一无所知；公司在各基层单位建立维稳小组，试图压制任何可能的反弹行动；主流媒体也抹黑罢工运动，声称其受到“社会人员的推波助澜”。

这次的工人罢工绝非偶然现象，進来中国类似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这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资本对工人压榨已经使工人难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这次事件中中共参与了对工人的镇压，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为资本家服务。西钢集团是中国经济虚假增长的一个缩影。在世界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竭力维持“良好局面”，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只会使炸药桶越积越高（因为今年6月东北开始启动大型项目，西钢集团计划8月实现满负荷生产）。随着“坏疽”的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罢工会发生在在重工业和国有企业之中，这将意味着整体经济局势的恶化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质性发展。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支持西钢工人以及全国罢工工人工人的经济诉求
反对中共专制政府对罢工行动的镇压，要求释放被捕的西林集团罢工工人
支持工人争取独立民主工会权力、集体交涉权力和集体行动权力的斗争。

访问病人A：腐败医疗制度下的受害人

“我对医院、医学会、法院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愤怒！”病人A（化名）对中国大陆的医疗体制感到愤愤不平。

几年前，病人A 于上海某一国家医院進行了一个微创手术，以治疗痛症。可是自始以后，恶梦便一直缠扰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经瘫痪长达几年，每天躺在床上注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这宗医疗事故，几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和工作能力。手术后身体的痛楚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严重，发现身体更出现严重的细菌感染，病人A说:“我差点连命也保不了！”

后来他找区级医学会進行医学鉴定报告，发现手术出现不同程度的违规操作，如一次性的手术器具被多次使用、手术前的判断不足等。而这份由区级医学会亦只判断他的伤势等同在伤残等级中最低等的第10级。

病人A感到，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体所受的伤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级医学会投诉。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级医学会和医院伙同一起拒绝跟据法律程序以法医陪同鉴定，及后更联同法院一起互推责任。病人A被拖了几个月后，最后终于批准作多一次医学鉴定，可是在这几个月的苦等期间，却原来是让医学会把握充足时间与鉴定专家“打好关系”。

在 鉴定过程中，那些专家们明显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当事人没有回去医院就诊所以引发细菌感染。病人A意气阑珊地说：“我亲身感受到当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后几年里不断写信至不同部门投诉都不得要领。也曾尝试以法律手段反对巿级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可是法庭仍然视受害者的诉求为无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千疮百孔，司法、医院、医学会等互相包庇勾结的腐败。医疗质数参差、守则缺乏监管、滥收费用、意外事故频繁、而医疗官司费用昂贵往往令穷人却步。穷乡僻壤的村落医疗落后，病人为了求医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权益却乏善足陈。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保守估计中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人高达20万人。中国的户藉制更是牢牢地缚绑着农民对医疗的需求。

医疗病例与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满治疗效果和收费，持刀捅死了医生。在中国，医院里出现病人袭击医生的事件时有听闻。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数据，内地医院平均每年发生27宗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医生因医患纠纷被杀，28名医生受伤。协会更指有78%的会员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与病人产生出敌意和不信任，这是制度造成的恶果。即使医生愿意悬壶济世，也逃不过医院管理层的压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钱。去年11月，在浙江省温岭市，因为主治医师王云杰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医务人员罢工，要求改革医疗制度。

公共资源的削减

这一趋势源自公共资源被削减，令医院工作量提升，导致医院医生出现错误变得频繁，城乡的巨大差距令农村病人走向城巿求医，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却无法承受更高的医疗开支。医护人员的工资偏低导致他们向外寻找兼职帮补家计。所以医院的待处理病例堆积如山，服务质素下降。加上医院收费过高及收取药物处方回扣等有违职业操守的腐败行为，令情况雪上加霜。随着中国大陆更多的巿场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药厂走入巿场，令医疗变成谋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医疗的费用，成为有钱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务。

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表明鼓励允许民办（私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并竭力打击医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这是鼓励民间自己兴办医疗机构，免去作为政府应付担起的医疗责任，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公帑，而最后更是优惠医保企业，作为榨取劳 动人民金钱的手法。而打击医院的暴力，造成医院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情景。显然，这并不是针对整个医疗体制的腐败和巿场化造成的严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针对 绝望的医疗受害者作出严厉的打压，只会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国富裕得多，但大众医疗体制却比上世纪60-70年代更为倒退。病人A的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若制度不改变，更多受害人会出现。

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组织协同工作；而医务人员大规模斗争已变成趋势，运动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

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医务者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着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以及给予官员的贿赂。唯有将医院和药剂厂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医务人员与病患者的民主控制之下，才能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

四中全会底下的“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借此巩固反腐与“改革”的成果，并为今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铺平道路。尽管官方声称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但是对“党的领导”的着重强调意味着中共独裁体制不会改变。法治改革可能会限制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法”就会成为压制工人反抗的枷锁。

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贪腐与滥权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内部威胁。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说道：“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该报告所调查的涉及220多万人的871起群体性事件中，44%是针对政府或官员的抗议活动。另外，一篇名为《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的报告指出，在其所调查的谣言中，63.6%的内容涉及仇官。广泛的谣言反映出群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运动，习近平无力再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负责。在去年昆明反对PX项目事件期间，《人民日报》微博曾发文批评“口罩实名制”等高压政策。光明网（5月27日）则指出，用这种方式维稳是黔驴技穷的表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更是几乎对全党進行了清洗。现在习近平需要用法律来巩固成果，通过行政和司法改革来限制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行动。因此政府今后可能会向群众做出让步，从而缓和官民冲突。但这个让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所说，“坚持党的领导，是射秽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共将继续用自己专制地位保护“红色贵族”与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

“为改革护航”

《金融时报》（10月29日）在评论四中全会时引用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哈耶克的话：“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依法治国”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拢资本家，以此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习近平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说，中国经济每年因诈骗、回扣和其他腐败行为而付出的直接代价比他五年前预计的860亿美元高出数倍。不难想像，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抵制以及贪腐行为将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障碍。通过立法约束那些不顺从的官员，其干涉市场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将给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订关于产权的法律法规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铺平道路，这能令资本家更愿意参与到“改革”中来。可见资本家以及想与之合作的“红色贵族”才是这场法治改革的最大赢家，劳动群众则要承担“自由化”带来的沈重剥削与压迫。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反对赋予工人集体协商权时曾说，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驰”（应注意该联合会同样反对香港立法规管工时）。这种“精神”会在“依法治国”中得到保障。

合法压迫

相比于西方国家通过繁杂的司法程序压制工人运动，中国政府利用法律镇压工人的手段可能会更加露骨。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在名义上赋予了工人集体协商权，实际却通过延长协商期、提高协商门槛、禁止协商期罢工等手段来限制劳工权利、将罢工变相刑事化。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提出工资不增长或减少（条例把这叫做“负增长”）的要求。这也许就是未来“合法”镇压罢工的先声。今年10月广州市宣布制定《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尽管官方声称这个工作细则主要是针对内部工作，但仍不免让人怀疑政府是否准备打压活跃在这里的众多维权、劳工组织（广东省是中国群体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新网11月3日则发布报道称，深圳社会组织将面临史上最严监管。“依法镇压”的情况同样可能出现在香港。在此次“雨伞革命”中，中共对占领者大加诽谤，声称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并得到资助。“反占中大联盟”的发起人周融直接将“占中”称作“侵略”。因此在抗争结束后，港府可能会趁民主势力疲惫之时通过廿三条法案，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与民主运动。而这一切都将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進行。

总体上来说，射秽主义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只是中央政府巩固权力的手段，实质上司法及执法机关继续由党控制，腐败情况不绝。这与“射秽主义”毫无关系，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谈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装专制资本主义，从而令政权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实质的法治改革对于工人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抗争空间，其法律意识也会转化为更有力的斗争精神，但绝不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应利用政府的让步進行抗争，争取组织和参加工会权、集体协商权、集体行动权以及更多的民主权利，最终推翻“红色贵族”与资本家的剥削统治。这些只有在工人阶级团结行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就会落入统治阶级所编织的圈套。

中国：2015年年经济硬着陆？

“在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数字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BBC经济版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宣布。连串数据证实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社会愈来愈担忧，中国不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驱动器，反而将会拖累其发展。过去十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增长的火车头，但现在摇摇欲坠，商业投资和工厂产能也是如。中国政府不仅陷入25年来最缓慢的GDP增长，同时努力加快新自由主义重组，从而刺激私人投资和国内消费。这是其战略的一部分，以戒绝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中国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0%，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许多评论家现在预计，今年GDP增长将低于政府7.5%的目标，这在16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即使7.5%也是中国24年来的最低增长数字。十二月中，中共领导人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宣称“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比较大”，现在普遍预计2015年GDP目标将下调至7%。

中共采用了“新常态”一词，在官媒上也大肆宣传，强调GDP增速降低。习近平声称已将“新常态”发展成一门理论，但事实上这一词是从西方媒体抄袭过来的，本来用来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时期。《环球时报》大肆宣扬，习近平申述的“新常态”理论将会是历史上其中一个标记。中共试图蒙蔽群众，让人以为经济放缓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预料之内的政策。的确，有些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主张较慢的“优质”增长（这意味着更少的国家控制，减少借贷投资）。但是，今天有无数的经济因素是北京控制不了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引发对经济动荡。

中国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份备受激烈争论的报告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是正确的，这代表美国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当任总统的142年以来的第一地位结束了。通过衡量购买力平价（利用当地而非全球价格的方法），中国经济体目前价值176,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74,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体还会比美国大20%。各界因不同的计算方法，对此是否已经实际发生未有定论。一些学者推测，这将在未来几年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比单单GDP增长率放缓深远得多，因此愈来愈受到关注。

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生动荡，当中最触目的是原油价格的暴跌，这是全球供大于求的结果。从世界第一市场 － 中国 － 也可明显看到这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页巖革命”大大增加了该国的燃油产量。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由钢铁至太阳能电板皆是如此，最触目的就是房产市场。据房产专家艾经纬所言，2014年全国房屋销售下降了10%，现在未售出的房地产大约有七年的库存。一份北京商业报刊刊登了“鬼城指数”，说明至少在50个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国的建筑业消耗了全世界约一半的钢铁和水泥，雇用3,700万工人，这比英国整个的劳动人口多23%。因此，过去十年的建设热潮中是全球能源价格的驱动力，中国建筑业的活动占了全球超过一半，而建筑业占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场陷入震荡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诱因。上海市场也经历2009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令许多经济评论员再次质疑，中国官方的GDP数字是否能反映实况。正如《彭博》专栏写手William Pesek评论道：“对于任何人认为中国正处于近乎这数字（即7.5%增长），我有两个字要说 － ‘铁矿’。关键的矿石价格下跌了一半，同时油价下跌44%，煤价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将会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场不景气，令许多出口商陷于萧条及收支平衡危机。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已经陷入衰退，其国际债务（主要来自是中国的国家银行）更可能违约。有传言讲，委国的马杜罗政府希望北京会延长信用额度，也就是说紧急财政援助。“中国人是精明的，他们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换取奥里诺科地区的油田作为回报。”一名《中国日报》的评论员说。即使是俄罗斯，在货币危机（2014年卢布的价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溃以及西方制裁情况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国求援。

赞比亚政府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吸血鬼来“拯救”国家财政，意味着赞比亚人民将再面临紧缩措施。它的铜矿大多是归中国人所控制。“幸运国家”澳洲由于得益于蓬勃的中国贸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全球危机。但即使如此，据报道，澳洲的贸易遭遇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着中国的建筑热潮，采矿公司大大获益，但代价是国内制造业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据嘉能可的报告，今天澳洲煤矿产业中，一年里有一季是无利可图的。中国经济放缓令大宗商品市场急跌，意味着这些国家将面临艰难时期。因此，中国将以更公开的帝国主义模式，对依赖其经济力的市场和政府加强控制。

产能过剩

由于地产和基建的投机，中国钢铁产能疯狂膨涨。即产能过剩已达到荒谬的高水平，还是持续膨胀。中国当局已承诺加以控制，但这绝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资本土义危机以来，信贷前所未有的膨涨19万亿美元。因此，同样的过度投资也已经在水泥业、玻璃业、采矿业、铝业和造船业等其他众多行业发生。

两个政府的经济学家在11月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过去五年的投资中多达一半（总值42万亿人民币）是浪费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以及宏观经济研究的王元）。他们指，过去两年习近平上台以来，问题持续恶化。

现时中国钢铁的产量大于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仅闲置的钢铁产能就已经超过美国钢铁业的两倍。过度生产导致一些地区的钢材价格跌至白菜价格。在2012年，中国的水泥产能达29亿吨，但实际需求仅为21亿吨。中国最大的200个机场有三季度都是亏损的，但还在计划建造多100个。

类似现象在其他行业重复，各城市和地区之间彼此竞争，鲜少考虑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市场商品泛滥，利润受到挤压，信贷成本则会飙升，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会极为迅速的积累，有可能会爆发一波波的企业倒闭和银行危机。

影子银行业增长至世界第三大，这突显了北京的困难，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银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让国有银行规避政府监管，从而保持信贷流动到陷入困境的企业借贷人手中。

过去一段时期，很多投资项目都规划差劣，甚至纯粹是投机炒炸，但工人阶级不免此付出代价。其中一个指标是，建筑业工人罢工上升，从7月至9月有55次。这行业有着多层的外判制度，依靠无保障、不受保、低工资的农民工，因而恶名昭著。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项目暂缓和变相违约，个案数字上升，“中国工人是最后拿到钱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里，有一半的罢工是由于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业方面情况更糟，中国煤矿业有70%处于亏损状态，是由于全球煤炭的价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产能过剩，还有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席王显正讲，超过一半以上的煤矿企业难以支付员工工资。因此，山西省等一线产煤区的财政压力最让人担忧，有报道指当地的影子银行即将违约。

通货紧缩

在12月21日，中国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调基准利率。可见，经济基础远差于政府想我们相信的情况。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发生通缩。中国政府来年想進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涨数字是1.4%，为五年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厂的价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连续33个月价格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经济的诸多领域正濒临价格全面下跌的边缘。

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货紧缩，而今天的中国也会因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造成同一恶果。当通缩波及整个经济体时，由于人人都期望市场价格继续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欲减低，企业推迟投资，价格下跌会抑制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通缩会令债务实际成本上升，令企业和政府债务负担恶化。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偿债费已经达到了中国GDP的17%，而2011年时只有7.5%。央行的降息举动，以及之后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资本金（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因为违约将至，所以要舒缓解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偿债成本。违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透过将坏帐从银行系统中的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掩饰了这一事实。由于通涨回落，借贷的实际成本已经从2011年的零飙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时效果，是再次制造股市泡沫。上証综合指数在四星期内急升超过25%。大量资金透过“孖展”涌入（2012年才在中国合法化），这是高风险的手法，因为投机者用借贷而非自己的资本在作股票交易。过去几星期，名副其实的淘金热正在发生，有数千万计的新交易户口开设，银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贷平台去满足“孖展热”。北京面对严峻的两难局面，其反通缩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轮的金融泡沫，恶化债务危机。

现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实行类似的政策，就是不择手段来制造通涨。无论对习近平及其经济团队，以至对全球资产阶级，通缩危机的失控现象是最大的担忧。

在下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被普遍定义为增长5%以下）是尚未有定论。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长期着陆”是最有可能的情况。这与我们的预言相似，中国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货紧宿、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阶级斗争和政治不稳正在到来。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惨剧　报道被严重审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约30万人聚集在上海外滩等待观看元旦灯光秀，其中不少是无力承担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今年灯光秀场地已经转移到了几百米外的“外滩源”。23时35分左右，在连接外滩观景台和陈毅广场的楼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对冲，引发踩踏事件，官方数字指，今次惨剧酿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为灯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游客，但由于地点由“外滩”更改为“外滩源”，许多人因不知道这一字之差而产生误会，结果造成挤拥。尽管如此，公安部门仍然自以为是地削减了警力，先后仅派出1,200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发生后临时调集的），同时取消了外滩以及附近的地铁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与30万游客形成了滑稽的对比。更荒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仅仅为了镇压京东青浦仓库200多名工人的罢工，上海当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协警及治安人员共400多人。据媒体报道，能够支付巨额维稳费的中共政府居然没有为警察配备扩音器，结果他们的声音完全被人群的嘈杂声掩盖。可见在中共官员的眼中，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远比群众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后上海当局对媒体進行了严苛的审查，以遏制公众的不满情绪。上海市委宣传部在翌日向传媒发出紧急通知，禁止报章网站以这事件作头条，禁止任何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性报道，媒体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闻单位的权威稿源。《南华早报》1月4日报导，当局审讯了几十名在网上留言批评当局的市民。

政府为了封锁消息，阻止媒体接触死者家属。有死者家属向媒体表示，他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从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机构驻地，并禁止记者入内。《南华早报》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访问死者家属期间，被几名自称“志愿者”的陪同人员打断。对于中共独裁者来说，维持制度稳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为重要，难怪百姓现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时往往谣言满天。

我们在为遇难者哀悼的同时，也应记住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往往被资本家视为草芥。就在12月31日当天，广东佛山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导致18人死亡、32人受伤。《新京报》报道称，该工厂设施简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给工人進行消防培训。30日，安监总局公布了昆山中荣金属公司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这起发生于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导致146人死亡、95人受伤。爆炸原因是公司长期未按规定清理除尘系统，引发铝粉尘爆炸。而且该公司的厂房设计和生产布局都违反了相关规定，生产管理混乱，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据官方数字，2013年全年中国仅死于煤矿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当于每个月都会发生两起上海惨剧。

为了平息民愤，上海当局会抓出几个官员来承担责任，但这无助于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惨剧。中国劳工论坛反对中共政府的媒体审查，必须由群众由下而上组成独立委员会，捍卫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权利，抵抗警员的审讯和威吓，彻查并公开事件真相。此委员会有权彻查公安高层和政府人员。群众须要自下而上地组织社区委员会，帮助居民学习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组织技能，管理大型群众活动、维持现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工人要通过与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斗争获取工会权、参与企业管理，组织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教育、要求资本家改善工作环境和安全防护设施、進行安全生产监督。

中国经济增长跌至1990年来最低

本周公布的国内生产毛额（GDP）证实，中国经济创下了二十四年来最低的增长。大部分的预测指出，中国的经济在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债台高筑，加上过度投资的经济领域（例如房地产业──过去十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尸经济”正在扩大，将使未来几年成长再创新低。

预料未来几个月内，中国会推行放宽货币政策的措施，透过对正在挣扎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宽信贷流动，从而刺激经济及对抗紧缩的压力（与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手法相似）。但这样的话，政府债务现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如果他们不想令债务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难的平衡手段。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度GDP成长率为7.4%，低于预期的7.5%目标。虽然差距很小，但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首次没有达标。

以上数字表示，“经济奇迹”在过去五年里已经减缓了30%。自2010年最后一次双位数（10.4%）增长，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华尔街日报》对最新数据得到了总结：高速增长的全盛期已经结束。中国的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也同意这个观点，说到“高速奇迹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让我们熬过他吧。”

坏消息是好消息？

中国的GDP成长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没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会对现况感到放心。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被质疑操控了GDP统计数字。甚至连总理李克强几年前就说过一广为人知的话：中国的GPD资料是“人造”的。其它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遭遇比官方数字更剧烈的减缓。中国的总发电量普遍被视为更精确的经济成长指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4年这数字只成长了3.2%，16年来最低。钢铁是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表现指标。虽然钢铁消耗量的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很可能也会是自1995年来首次下跌。

中国政府发出的讯息是，经济放缓是正面讯息，是经过周全考量后的政策走向。在媒体上，“新常态”这一词不断被提起。在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表会议上，“新常态”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时报》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国专制的政治鄅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坏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话，就是其实是好消息。”

在揭露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对中国经济更趋悲观，最新的GDP数字被视为长期放缓的先兆，这对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有着严重的影响。

惠誉国际的一份研究中谈到：“我们预期2015年的成长率会从6%作为起点，2015预期增长6.8%， 2016减缓到 6.5%。”过往看好中国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IMF）也调降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测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奥立佛布兰查坦承：“房地产热潮消退比我们之前预期的严重。”他们预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长率会比中国高。

通货紧缩阴影

中国像世界经济中的许多其他区域一样，现正遭遇到通货紧缩。就中国的状况来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产能过剩。“在很多行业里，生产与产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钢材、平面玻璃、建筑材料、化学品、化学肥料、铝、造船，以及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去年大约70-72%，而看来未来还会進一步探底。”（金融时报，2014/12/24）

建设的急進脚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后，造就了多处的“鬼城”和大量债务。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从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产者物价指数则连续34个月不断下跌，自2011年来已下跌了10%。通货紧缩使得债务还款的实际价值更高昂，现被视为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风险。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宽松”。欧洲中央银行模仿美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将在未来两年，每个月电子印制600亿欧元。这政策的目的是令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这现时困扰著欧元区19个成员国之中的9个。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减息也是依从著类似的逻辑，但却带来了反效果。减息不单未能够为挣扎求存的企业放松信贷条件，更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泡沫，令股价在减息后八个星期内急升了36%。房屋市场过去严重地受着投机炒卖影响，1%的人口就控制了中国的三分之一的市区房屋。如今，随着楼市变得低迷，部分投几资本则转進了股市。

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人大会议所承诺的，政府正试图“拆除债务风险的炸弹”。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尝试勒住影子银行中最高风险的项目，尤其是增长迅速的信托业。纵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调控，影子银行业的资产价值继续飙升了14%，达到了九万亿美元（来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银行过去一般被认为是超去管制化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中，影子银行的增长与最具投机性的项目（如房地产业）紧密相连，而这些项目现正受到产能过剩和破产风险提高的困扰。

根据摩根大通的资料，地方政府的债务自2008年的5.6万亿人民币，飙升到了2004年的21万亿元，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华丽的GDP数字，并且超越毗邻地区，与私人开发商和投资者联手投资了大量以债务驱动的建筑项目。这个基建狂潮也加剧了贪污腐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亦曾公开承认，贪腐问题可以令中共“亡党”。去年楼市放缓，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卖地成绩也下滑了10%，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土地售卖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北京的两难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会激发新的信贷泡沫，增加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减少信贷的流量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放缓，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减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长期以来警告中国的潜在银行危机，并称：“中国通缩风险正在加速累积，很可能会引发衰退，并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顺其自然。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失去信心，当我们将整个房地产市场供给链算進去，就包括铁矿、建筑、相关金融服务和用品销售等，就占了GDP大约20%。假如银行系统贷款破产涌现，并超出政府调控机构控制信贷危机、恢复市场信心的能力的话，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后会变成灾难性的硬着陆。”

拆除债务炸弹

政府至今仍极度小心地尝试拆除债务的计时炸弹。去年经历了几度有关企业破产的“有惊无险”，最后都能仅仅地避免掉。市场恐慌会擦枪走火，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预料北京将会在未来数月内宣布一项银行存款保障计划，与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提供一道“防火墙”，以在个别破产或债务违约的事件发生时，避免出现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时间，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义”自己的债务责任，来解除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企、投资机构的默认担保，与它们相关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认承保也变相解除。一旦落实了这些措施，相信北京会选择性地允许破产事件发生，来“整顿”信贷市场，并保护核心的银行系统，以免受到影子银行业的过分行为影响。政府显然预料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银行危机，但会希望能够控制住它，并不让其扩散。不过，这会冒上巨大的风险，接续的发展随时会脱离政府及其调控机构的控制。

因此，中国的经济在2015年将会進入一个未知领域。中共专制混合了新自由的资本主义改革（市场主导），以及增加国家打压和政治控制。这正在使社会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工人阶级因此需要寻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组织和国际射秽主义取代这个破产政权。

山西建筑女工讨薪被杀

2014年底，建筑女工周秀云因为讨薪在工地门口被警察打死，事后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踪监视。由于30年来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机后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国家机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工人斗争。层层分包的建筑业为中共官僚和资本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建筑工人却遭遇着讨薪和工伤维权的困境。

山西惨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龙瑞苑”工地，周秀云的儿子和工友因为讨要劳务公司拖欠的8万元工资，与保安发生冲突。周秀云夫妇闻讯赶到，此时冲突已经平息。警察来到现场后，未做调查就将讨薪工人称作“犯罪分子”，打算强行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周秀云在阻拦时被警察扭断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则在派出所里被打断了六根肋骨。随后警方为封锁消息而对周秀云的家人進行了跟踪监视，试图和他们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事件曝光后，太原当局匆匆发布道歉声明，声称会调查真相。但调查结果却否认此事因讨薪而起，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辩白，结果引起当事人和舆论的谴责。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经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会被判处故意伤害罪，罪名明显过轻。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纠”无法让群众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讨薪工人及其家属和事件目击者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才能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中央电视台》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发指，报道将事件渲染为“警民冲突纠纷”，鼓励民众“奉公守法避免悲剧发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于新闻自由被全面打压，事实真相只能透过网络短片及文章传播。

建筑业的资本霸权

太原当局的表面工作无助于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尽管四年前政府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但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1月，建筑业工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资本霸权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薪行动。2014年《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指出，住房市场化“造就了中国亿万房奴、亿万富翁和亿万欠薪三大奇迹”，令6,000万（亦有报道称4,000万）建筑工人经受着劳务分包制度的压迫。为了逃避用工责任，总包建筑公司向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公司提供资质挂靠，收取挂靠费，并不参与实际的建筑工作；或者通过内部人员成立劳务公司，玩起“左手换右手”的把戏。这些劳务公司也没有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向包工头提供资质挂靠。在资质挂靠和层层分包的霸权体制之下，95%的建筑工人没有劳动合同，很多时候被迫签假合同。再加上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袒护资本家，工人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筑工地危机四伏，工作受伤乃家常便饭，但工人要从合法途径追讨赔偿，起码要等3年9个月。如果资方和政府有心阻挠，甚至要等6年9个月才能有赔偿，而金额往往少得可怜。

值得注意的是，地产开发商往往不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只能由总包公司垫付部分工程款。这种垫付关系经过劳务公司和包工头，将负担最终转嫁到工人头上——工人不仅无法按时拿到工资，甚至要向包工头借取生活费，当然更不可能得到社会保障。实际上，周秀云所在的“龙瑞苑”总投资17.8亿元，但负责该项目的国有开发公司的自有资金仅有2,000万元；国有总包公司也将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体或私企大包工头。可见，要想改善建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必须取消劳务分包制度，禁止资质挂靠，让工人和建筑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建筑公司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工人监督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的日常运作和各项收支，降低房房价格，阻止资本家利用住房谋取暴利。为此工人须要自下而上组建独立民主工会，与建筑业和金融业的资本霸权進行斗争。但是社会改良不可能彻底改变工人作为受剥削者的地位，而且统治者会想尽办法夺回工人的斗争成果。只有将银行资本和地产资本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合理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使住房建设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劳工斗争四起　警察镇压加剧

在山西惨案中，周秀云的儿子曾相信警察会帮助他们讨要工资。但实际上，警察往往勾结资本家和黑恶势力，一同打压工人的维权行动。在山西惨案前不久，深圳庆盛服饰皮具厂的900多名工人发动罢工，阻拦厂方出货，要求企业主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罢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厂進行任何示威游行或堵路行动的情况下，数百名警察包围了工厂，殴打、逮捕罢工工人，强迫复工，乃至進入车间监视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庆盛工人遭到镇压的当天，安徽省铜陵县的300多名教师在市政府广场上静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师待遇，补发被克扣的奖金。随后政府派出特警镇压，3人被捕，另有数人被打伤，引发全县教师罢课。今年2月5日，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与该厂1,000多名工人解除劳动合同。谈判未果后，工人前往当地政府请愿，却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被迫接受厂方的赔偿方案。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剥削制度的暴力工具。劳动者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须要组织自卫委员会抵抗警察镇压，并由工人及居民选举产生的独立委员会民主控制警队，令其不再成为镇压群众的机器。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筑工人的处境，甚至连改良性的让步也值得怀疑。组织起来，集体斗争是改变的唯一出路。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由讨薪工人及相关人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周秀云死因，严惩杀人警察
反对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体控制，公布事实真相
工人有权组织独立民主工会
取消劳务分包制度，禁止资质挂靠，让工人和建筑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由建筑公司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落实八小时工作制
国有化所有银行及地产资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国新年凸显极端阶级分化

中国2.7亿农民工离乡别井到城市打工，当中大部分人于农历新年回乡探亲，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迁徙。恰逢中国庆贺新年，迎接羊年的到来，根据官方数据，春运期间内预估有28亿乘车人次。但在家庭团聚和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却又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问题。

对于富人而言，尽管去年经济动荡，今天却是最好的时候。过去六周，中国排名前25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增长了213亿美元，令人震惊。而据《彭博社》报道，这只是他们1月1日以来储蓄金额增长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联合国预估每年只要额外投入300亿美元就能保证全球饮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约有6千人因饮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国农村地区也广泛受严重水污染之苦。

中国钜富拥有的财富飙升，是源于中共专制者放宽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条例，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土壤，策划了牛市。农历马年期间，上证指数增长了60%。春节期间，证券市场收市一周，然而，由于“热钱”的涌入，证券市场的泡沫必定会進一步膨胀，然后不免出现市场修正。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自2015开年以来，证券市场起飞，加上一连串的首次公开发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亿万富豪，平均每周4名。在这些金融新贵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电子游戏开发商以及连锁药店的持有人。

罢工潮叠起

由于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加剧，中国广大的工人过去几周过得尤为艰难。由于经济放缓，此前的繁荣行业如矿产和建筑如今不景气。据独立机构的估算，相较去年同期，示威和罢工的工人数量增长了三倍。拖欠工资是触发冲突的最常见因素之一。

庞大的建筑部门有4千万劳动力中，大部分为农民工，员工受雇于一层层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资，发薪日刚好在农历新年前。建筑部门尤其成了导火索，占目前中国罢工数字的近三分之一。据社交媒体报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筑工人堵断了主干道，拉起横幅，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支付血汗钱。类似的示威近几周内发生了数十起。据报道，近期在广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全国关注。去年十二月讨薪行动中，一名建筑女工人的母亲周秀云被警方杀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的一则研究发现，8%的农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资。该研究发现，受访的一半工人，或全体农民工的4.3%，称曾为了追讨欠薪而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即罢工和集会的官方统称）。将这些数字放到全中国的话，那就分别涉及到2,160万和1,160万名工人。

建筑股成为市场上的新星，去年最后一个月跃升了63%，但建筑工人却有时被迫采用绝望的手法来讨薪，可见中国穷人与富人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留守儿童”

中国7千万“留守儿童”在农历新年的处境令人揪心。由于贫穷和歧视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被迫与外来工的父母分离。《金融时报》评论道，节日开始了，意味着“无数的民工子女准备与父母相聚一周，然后又要告别一年。中国梦就是一个严厉的包工头。”

户口体系把人口划分为享有特权的“城市”居民和没有特权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儿童无法就读大部分的城区学校。他们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生活，有些则寄宿学校。寄宿学校最近受到广泛媒体的批评。“学生常常被长期锁在教室里自习。”《财新网》报道一所学校的状况。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赞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几乎50%的留守儿童都患有忧郁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龄人有这种问题。“留守儿童通常有着自卑情结，自尊心更容易受伤，自信心更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官方数只揭示了局部状况。因此，在羊年工人阶级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体斗争、创建独立的工人组织才是出路。

中国：资本主义令女权倒退

据报道，2月18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世上最多人观看的电视节目，演出四个半小时，由189个国家电视频道现场直播。观众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过6亿。不过，演出内容带着无耻的性别歧视色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女权活动家等人对今年春晚的评价再创新低。

“春晚无耻地歧视女性，拿她们取乐。导演要把我们带回封建缠足时代吗？”今年春晚结束后，大量网民在微博上表达愤怒，这只是其中一之。女权主义者发起一份倡议书，抨击春晚“有毒”，指出节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称单身女性为“剩女”；描写女性公务员是依靠美色上位，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发生性关系。从此可见，新一代女性活动家正在中国冒起，反对家庭暴力和就业歧视。她们在多个城市占领男厕抗议，令公众关注女厕缺乏，被迫在门前排起长队。要知道，她们是在强硬的独裁统治之下行动，在这里任何抗议都会迅速遭到打压。

春晚引发的怒火揭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倒退。这是中国整个社会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资本主义取代了国家计划，并再次猖獗的制造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工资差距扩大

“自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作家张丽佳说道（中参馆，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反映出这一现象。国际上，工资差别尽管仍不利于女性，但已经缩小，但中国逆国际潮流而走。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67.3%，低于1990年的78%。在农村地区，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领工作者面临着性别主义观念和公开歧视所筑起的高墙。就连《纽约时报》（2015年2月20日）也承认，“在办公室里，射秽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已为公开的性别主义所代替，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法律的支持。”该报援引了中国女权主义者冯媛的话：“女性的地位并未提高，在某方面还倒退了。”

以下事实说明了这种负面趋势：

一份2010年的调查表明，69%的雇主在招聘员工时设定了性别条件，尽管这样做是违法的。招聘广告经常指定“申请者仅限男性”或者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尽管与世界水平相比，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但城市女性就业率已经从20年前的77%强下降到现在的61%。
农村土地使用证书主要在男性手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写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离婚的话，女性只能净身出户。
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人次接受整容手术。现有5万多家整容机构，另外每年还有一百万人前往韩国接受整容手术。在北京，高中和大学女生占全体整容者的80%多，这无疑与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有关，因为招聘广告普遍对应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现在很普遍，并且十分公开，尽管这样是违法的。雇主对发布公然含有性别歧视信息的招聘广告习以为常，因为社会已经接受了这种反动观念。人民大学去年做了一个实验式调查，向求职网站递交两份同样的履历，但一份性别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结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试机会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试的机会高 53% ，在每个社会中，这些“规则”都来自上层的统治阶层，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春晚那样。

《人民网》甚至特别发布了一个名为“十八大上的风景线”的图集，其中出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务员。这无疑发放一种信息：女人提供装饰，男人做出决策。射秽主义博客写手王林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剩女”观念向单身女性的散播恐惧，施加家庭压力，从中榨取利润。在中国有超过一百个婚姻交友网站，根据《彭博通讯社》的资料，交友网站的市场在2014年首季就总值4亿9千万人民币。李先生说：“他们尝试污名化及边缘化所谓‘剩女’去赚钱。”此外，女德学堂在全国涌现，散播封建道德观去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服务。

革命与反革命

在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这种公然的歧视会受到国家的制衡。尽管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其弊端，但国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缩小了男女之间在工作、工资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制和国家管理，当时社会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来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众的，要求废除旧式的男权封建制度。这反映当时中国左翼中重要的女权主义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并让男女双方都能更容易地离婚。这是有史以来在婚姻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这些变革并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称的那么“射秽主义”。但是，尽管毛泽东实施独裁统治——对真正的射秽主义的诅咒——国有计划经济仍然打开了通向妇女解放的大门。随后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直在设法把门关上。

相比于办公室，工厂里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一个涉及一百多万份网络招聘广告的调查发现，尽管从整体上看超过10%的招聘广告表现出性别偏好，但对于不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这数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女性都会迫于无形的压力签署“不怀孕”条款，接受妊娠试验，甚至要保证不结婚。如果一个女工怀孕了，老板就会把她分配到不便、费力的工作岗位，迫使她辞职。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相比于白领员工，工厂女工所受的性骚扰更加严重。向阳花女工中心于2013年发布调查结果称，70%的广州女工说她们曾经遭到性骚扰，32%报告了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25%收到过猥亵电话或短信。

但是过去几年的罢工运动表明，工厂女工绝不是雇主所认为的那么软弱。2014年的罢工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许多斗争中走上前台，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罢工。这是中国30年来最大的罢工，制鞋女工占罢工人数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坚决”的想法。这些事态发展是我们乐观的基础，缺乏经验的中国女性运动能够与正在开展的工人阶级斗争联合起来，并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现有制度，彻底摧毁压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级富豪成为人大会议的焦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周四在北京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会议。在越来越多的负债问题和产业过剩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因此全球媒体都将深度报道今次会议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示。全国人大及政协只是橡皮图章，中共独裁者事先拍板的决策将会一一通过。

尽管如此，如之前几年一样，大量注意力将会投向中国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润百富榜报道，在中国1,271名最有钱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国人大及政协委员。中国首十名亿万富豪中有五名就是两会代表。《日本时报》指出，他们在两会中亮相，突出了“超级富豪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

使美国政府“看起来像是乞丐”

五大传奇财富钜头分别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排名第五的腾讯主席马化腾，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上述人士均为人大代表。太阳能厂商汉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协委员，今年他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彦宏则是互联网公司百度的首席执行官。

将这情况套到美国，就如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沃尔顿家族和迈克尔．彭博都在美国国会中拥有席位。在老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资产阶级倾向躲在被收编和“游说”的民选代表背后，以较谨慎的手法统治，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选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令他们的美国同行 “看起来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协代表总资产约为5,658亿元。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三大权力机构中全体660名高官的总资产额只有75亿美元，实在相形见绌。

财富增长一倍多

今年两会前夕，吉林省《新文化报》报道中国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协委员。这36位人士的总资产约有1.2万亿人民币（下同），超过了越南的生产总值。比较一下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资产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国的亿万富豪是如何从习近平的亲资政策中获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协委员总资产达5,658亿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协委员总资产达1.2万亿元。
“资本家和地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泽民领导下的90年代，企业家才被允许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时报评论道。

今天，中共由亿万富豪统领，其统治下的社会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极端的贫富差距成为了人民不满的主因，在今后将造成政治动荡。

出租车罢运反剥削

今年1月份，中国多个省会城市相继爆发了出租车罢运事件，出租车司机所受的严重剥削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政府和媒体纷纷指责高昂的“份子钱”及其背后的经营权垄断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進而把市场化改革看做解决手段。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只会加重对底层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让出租车司机成为该行业新一轮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1月4日，辽宁沈阳的数千台出租车罢运，游行队伍遭到警察拦截。但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在短短两周内，罢运行动蔓延到南京、南昌、长春、济南、成都等多个省会城市。媒体将之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罢运司机将矛头一致指向了份子钱和“专车”。所谓份子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承包费用。中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国有出租车公司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具有垄断地位（《中国产经新闻报》，2月4日）。公司通过竞标取得营运证（出租车牌照），然后转租给司机并收取份子钱。由于政府管控著出租车的数量，牌照价格一路高涨。最后，高昂的牌照价格通过份子钱被转嫁给了处在行业最底端的出租车司机。目前北京单班车每月的净承包金将近4000元，但司机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这意味着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基本没有休假日，却要将一大部分收入上缴给出租车公司。上涨的物价和油价更是加重了司机们的负担。因此就产生了”上午给公司干，下午给中石油干，到半夜才是给自己干“的说法。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拒载、绕道、拼客等现象的屡禁不绝，引发了乘客的严重不满。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出租车行业矛盾的不断激化，官方媒体甚至开始使用“剥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关系（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时候了”。当然，它们绝不是真心站在受剥削的出租车司机这一边，也未打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篇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说道：“市场的事，应该由市场说了算”。1月27日《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要“约束住基层政府之手，把权利还给市场”。可见，各个资产阶级媒体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减少政府的干预。这将是出租车行业内一场资本扩张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强生控股”发布消息称，要抓住政府对出租车扩容的机会，抢占市场份额，保持车辆的规模的领先优势。因此中共党刊《南方日报》提出让社会参与监督出租车公司成本，只不过是利用群众的怒火来为市场化铺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监督将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将在“自由市场”上参与资本竞争的另一支势力是专车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确表示支持专车公司利用租赁汽车和劳务派遣司机提供叫车服务。在过去两年间，专车公司利用私家车便捷优质的服务以及各种优惠补贴，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车司机的处境更加艰难。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对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已经达到24亿元。但数据显示，两大公司停止现金补贴之后，仅有28.5%的调查对像愿意继续使用。专车公司将不得不降低价格以留住顾客。因此雇佣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务派遣司机更符合它的利益。尽管媒体试图把专车公司描绘成挑战“邪恶垄断”的英雄，让群众相信市场化改革能够使乘客和司机获利，但实际上在这场资本竞争中，逃不过大鱼吃小鱼的逻辑，最后专车公司也会发展成垄断产业。劳动者永远是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一方。

争取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

政府未来可能会取消份子钱，全面推行公共汽车公司化经营（所谓“公共汽车公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个人出租车牌照。这短暂内会得到一部分出租车司机的支持，但无助于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公共汽车公营制度之下，出租车公司雇员的司机要向公司上缴营运承包费，如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受到资本的剥削，更不用说那些可能会大量出现劳务派遣司机。个体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受限于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水平，并承受着高油价以及来自大型出租车公司的竞争。出租车牌照将会成为另一个投机工具，在以个体出租车为主的台湾，司机平均月薪仅有20,048元新台币，而且许多司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只能休息两三天（环球网，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生活水平，必须组织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反抗剥削，提高工资水平，反对劳务派遣制度；出租车公司应该全面国营化，由司机和居民民主管理，确定出租车收费标准和牌照发放数量。保障司机的优良待遇。同时，有规划地大规模建设廉价舒适的公共交通，以服务全体人民为目的，而不是兴建票价高昂的大白象铁路。这只有在民主计划经济下才可彻底实现，也指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虚假数字下的中国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当地的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立案被拒绝。该男子的律师对记者讲每逢年底法院为了当年案件的结案率会停止接受当事人的立案申请。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倾向媒体《南方都市报》在2014年12月29日报道，深圳市两级法院系统为了保证该年案件结案率在当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该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复受理案件后，在法院门前排队申请立案的人群“宛如春运”。

官僚主义管理体制的中国法院

按照中共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国的法院属于司法机关。各级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汇报工作。中国法院的审判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不仅如此，中国的法院具有司法独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共宪法第126条）。

可事实绝非如此。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无处不在的共产党党组织，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甚至大型企业。大陆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绝对控制之下，成为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各级党委产生法院及其审判人员，法院通过上级法院对上级党委负责、汇报工作；与此同时，法院还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就意味着中共的法院系统仅仅在口头上宣称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而实际上沦为中共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新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知道不顾实际情况取悦上级，制造虚假的数据突出政绩是官僚主义的特征之一。不断的制造虚假的政绩成了为中共法院系统的日常工作。案件结案率，正确率，信访平息率成了各级法院主要的业务考核指标。为了追求更高的结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统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为了降低积压案件，提高结案率的主要手段。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网》报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该年度内受理案件92,015件，结案88,569件，结案率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网报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结案超过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统不断制造司法大跃進欺骗上级和人民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断，普通人民很少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纠纷，反而被司法腐败所累。中共法院系统从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身份毫不犹豫转变成社会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这将更加激化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使大陆人民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共政权由商贾钜富统治的独裁本质，促進人民不断反抗中共政权的统治。

无论是中共官僚操控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法治，都将劳苦大众的基本权利排除在外。我们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选举各级法官，由人民直接监督，并确保法官只领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经济特权。结束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独立。

要求释放被捕女权活动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妇女节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年度会议，当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权活动人士。

事件引起国际强烈愤怒。逮捕行动令人见到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镇压愈趋猛烈，也突显了现时中国女权受到高度压制。

中国警方的逮捕行动跨越不同省分，几位女权活动者分别于北京、杭州、广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释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李婷婷及郑楚然分别在北京及广洲的住所被带走，武嵘嵘则于杭州被捕。

这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准备于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在不同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包括在北京一个公园内游行，并在公交车上张贴文宣，表达反对车厢里的性骚扰行为。

近年来，这些女权活动者是妇女平权组织的成员，因其“行为艺术”而闻名，引起了公众关注中国的女权问题。她们曾发起“占领男厕”，要求改变男女公厕比例不公平的状况，又身着染有血色的白婚纱以抗议家庭暴力。

“寻衅滋事”

《时代杂志》于三月十九日报道，这五名女权活动者“并没有发动推翻中共政权，亦非组织政治集会，而是透过行为艺术挑战社会观念。”就如对待揭发贪污及捍卫小数族裔的维权人士般，习近平以极之强硬的手段打击体制内温和的批判声音。

三月十二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控她们。中共经常以此罪名打压和监禁异见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张“政制改革”的活动者，一经裁决，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在当局决定是否正式检控五人之前，当局有权拘留她们三十七天。

内地声援行动被阻　寻求国际声援

自从这五位女权活动者被捕后，在中国各地都有联署活动，要求释放她们。但在中学及大学被制止，校方更威胁会对有关学生秋后算帐。相关的网站及社交网络平台亦被当局封锁。

当务之急是组织国际声援行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过往一直反对性别歧视及政治打压。我们将连系全球超过四十个国家的支部，共同发起声援行动。中国劳工论坛及射秽主义行动在此呼吁各位去信中国当局并组织示威行动，要求释放这五位女权活动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顶吗？

毫无疑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记者柴静最近所发表的《穹顶之下》对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最为深入和客观的一套纪录片。

这套纪录片在发布当日立即受到内地多家大型媒体网站，甚至官方平台热捧而迅速散播开去。一时间内地微博网站放眼望去尽是关于《穹顶之下》的消息与讨论。在不到几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闸”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从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之端倪，一方试图利用群众关注的雾霾问题引导舆论，为打击国企石油帮、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则只求稳定现况，提出的环保方案都符合体制内的框架。亦有评论指这是中共试探群众水温的手法，当发现水温比想像中要热的时间就马上把手缩回。

然而，不论中共官方在背后打什么算盘，都不影响这纪录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柴静在片中她驳斥了环保工作不利于经济发展一说，指出了过去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之一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当中现在不少是依赖政府补贴输血渡日，根本谈不上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是纸老虎，毫无监管权力，甚至连燃油标准都只能根据石油企业而非政府部门来制定。总括而言，她点出了雾霾背后很多不为群众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决方案？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资本主义下，雾霾和污染等环保议题牵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领域，加上近年内地因污染问题而爆发的群众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势，谈论环保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

但柴静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寄望于个人的自发运动外（少驾车，举报污染问题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业的国家垄断，通过“市场化”引入私人资本竞争，从而提升使用天然气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并寄望私人的“环保产业”开发环保技术改善环境之余拉动经济增长。

基本上，这是内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药方。但客观的经验和严谨的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些看似头头是道方案只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中国本身是一个石油输入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只占全世界的1.8%，这意味着即便100%开采，亦远远未能支撑全国的能源需求，甚至连过渡方案都无法胜任。那么要填补剩下的缺口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回头路用煤炭填补，那么雾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要么向前走，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补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导能源系统，非要绕个大圈跑到油气工业上去呢？

此外，柴静在片中以英国煤矿业为例子，轻描淡写地将产业转型的过程一笔带过，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实际上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导下对英国煤矿业的动作触发了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庞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和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资本家当时有意识打煤矿工业，削弱矿工工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才是污染源

正如我们在去年一篇关于中国污染问题的文章《“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中指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進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改革开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规划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环保工作”往往意味着的只不过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掌握著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力的时候，环保法规只会如今天一样不过是件摆设。

中国贫穷的内陆区和少数族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又有严重的缺水问题。但中共现时的环保战略是把污染物排放至这些地区，例如将煤电站迁移到这些地区，而向富裕地区及政治敏感的东部城市承诺减少污染。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体一样，将污染工业移到亚洲及中国，让自己国家可以实行“绿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环境，离不开全盘的民主规划，合理地按照自然条件分配产业分布，善用地理条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这些却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绝对无法提供，只有民主的射秽主义，工人民主管理银行和大型企业，以民众的需求而非利润去制定生产计划，才能彻底地抹清穹顶下的雾霾。从这个角度而言，雾霾的源头，正是资本主义本身。

女权主义不是罪！

五名妇运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分别是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她们向来以“行为艺术”见称，旨在令公众关注女权问题，现在有可能会被控“寻衅滋事罪”。这条罪行定义模糊，向来用于政治打压，最高可判监五年。

习近平最近疯狂打压工运人士、人权律师、反贪污人士，而这五位妇运人士是镇压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国有超过一千名异见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习近平摆出强硬姿态，就算是不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温和异见者也不会容忍。

这五名中国妇运人士被打压，等同全球的女权被打压。在中国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对着受歧视、低薪、接受教育机会较低。

全球贫穷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仅是男性的7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过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个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权禁制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现在似乎连女性运动也不放过。我们不能依赖世上各国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独裁者施压。只有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国际声援行动，为言论自由及女权发声，才能施加真正的压力。这场斗争是属于全世界的，以反对压迫妇女的父权制度和剥削制度。

声援中国女权分子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四月十一日，“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众民间团体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集会行动，声援一个多月前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权分子。集会参与者高呼“女权主义不是罪”、“释放女权五人组”等口号。该五名女权分子以不同的快闪行为艺术来推动公众意识，却遭中国政府严厉打压。

这次的集会是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从美国到澳洲都会在周末期间举行声援行动。而香港的集会亦同样带有浓厚的国际特色，有着不同国籍的妇女来到参与示威行动。

五名女权分子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一个月，有报导称至少两人在羁留期间健康恶化（武嵘嵘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则患有心脏疾病）。事件使人关注中国当局以严刑拷问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来套取认罪口供。郑楚然患有视力障碍，却据报被没收眼镜。中国的法院很依赖口供，因此执法部门正设法打破该几名女生的意志，迫使她们屈服。

经过一个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寻衅滋事”的控罪。两个控罪的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习近平为一展强人本色，指使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去年有超过一千名异见分子被当局抓捕。当局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的监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调的审判中，异见分子被控以寻衅滋事罪并判以长久的监禁刑期。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该批女生的代表律师的报告暗示她们被严刑拷问，而审问的焦点从原本的“罪行”（三八妇女节当天派传单宣传反抗性暴力）转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协助她们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武嵘嵘被审问关于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抗议商场与公共场所男女设施分配不公的运动）。其他的女生则被问及在2013到2014年抗议家暴的“血新娘”运动。

显然，国家的维稳机器正试图以这个案件来杀一儆百，以高调的审判和严重的判刑来展示其对任何示威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现在经济正步向政府认为的“安全底线”，未来更有恶化的风险，专制政府恐惧数以百万计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国发生类似香港的雨伞占领运动。因此，这五名女权分子虽然尝试在体制内進行活动，并未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的口号，她们依然被当局严刑打压。这些女权分子所带出来的讯息──反对性暴力与性骚扰──也挑战着习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发言中充斥着所谓的“家庭价值、家庭教育和家庭传统”。

女性平权的斗争是一个需要耐力与以致的道路，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本周末的行动只是未来更多行动的前奏。

在时代广场的集会中，来自菲律宾、代表难民联会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着的性暴问题。妇女和儿童就占了全球难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亦要求当局释放该五名女权分子，并声援中国的言论自由。射秽主义行动代表邓美晶斥中国政府在将女权斗争非法化，并指出中国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国女权人士被释放　全球声援获得胜利

中国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声援运动，超过一个月后，她们终于在4月13日（一）被释放。这代表了中国当局在全球的抗议声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让。《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令人惊讶的举行”，而很多人的确作出过最坏打算，预计这几位女权人士会受到严厉镇压。习近平上任以来，打压言论及示威自 由已经变成标志。《中国劳工论坛》的编辑Vincent Kolo表示：“习近平发动大规模的国家镇压，这次退让可说是高墙上的第一道裂痕。”

这几名女权人士分别是，武嵘嵘丶郑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韦婷婷，原本计划派发传单反对性骚扰，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她们起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监五年。在4月11日，当局将罪名改为“非法集会”，可见当局在受到压力下要炮制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去打压五名女权人士。

中国各地的学生发起联署行动，声援五名妇权人士，但受到校方严厉的打压。在全球多个国家，女权组织和同志平权组织都有发起运动。在香港也有几场抗议，例如在4月11日当局正式检控五名女权人士前，“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丶射秽主义行动（CWI）以及其他团体举行抗议。

“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权今次明显让步的重要性。国际特赦组织形容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权监察的王松莲说道：“（五名女权人士）被释放是因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五名女权人士的辩护律师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回潮》的作者洪理达对这些抗议行动以及群众的义愤表示赞扬， 说道：“中国市民无论男女所施加的压力，也是极为重要。”

同时，有忧虑指这五名人士的控罪并未被撤回。她们只是取保候审，因此有可能会再被捕，特别是如果声援的情绪消散后。中共政权向来经常运用软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击示威，包括罢工。它会先作出承诺，然后将之撤回，或者承诺根本毫无价值。五名女权人士将会被紧密监视，并被禁止出境。

“这次释放还未是胜利，她们被取保候审，而不是被无罪释放。”武嵘嵘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向英国《卫报》表示：“即使被释放，她们的活动仍受到限制，她们仍未完全重获自由。”

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留，令中国的国家镇压受到全球触目。外国政府向来为了与中国营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镇压恶行。这股义愤的情绪由下而上来，由活动人士丶年轻人及工人运动，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没有发起运动，只是乘势支持。

连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为五名女权人士发声，包括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指她们被拘留是“不可宽恕的”，可见事件触发了巨大愤怒。希拉里于2009 年作为国务卿首次到访中国，但对人权问题采取了低调路线，令一众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活动分子失望。而当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赞扬了希拉里：“这种务实的态度可以让其他西方领导人跟随。”

中共政权每次都表示外国政府不应干预中国事务，但今次批评声音来自草根基层，令这说法更难服众。相对来说，美国政府自己多次打压民主权利（斯诺登事件丶警察射杀美国黑人），其批评是更容易贬低的。

习近平到访美国

很多人在猜测中共释放五名女权人士的背后原因。由于习近平计划九月到访美国，这事件很可能会一触即发。习近平准备到纽约于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发表演讲。如果到时引发了抗议浪潮，对于希望加强全球影响力丶宣传自己是“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将是在政治上有破坏效果。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事件对中国国内正在政治化的年轻女性的影响。几名女权人士只是温和的批评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参与帮助当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们却被严厉对待，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制造了震惊。“这一代人在过去二三十年成长，大部分都不热衷于政治，但却被今次事件政治化。”于美国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网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国劳工论坛》对五位女权人士被释放感到鼓舞，并向全球所有声援者深表谢意。今次的局部胜利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斗争造成重要影响。这些斗争反对独 裁丶反对压迫女性丶反对令女权倒退的资本主义。这不单单是中国事务，也依靠全球声援和国际主义，作为全球斗争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权而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

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2015年是一个危险的一年。经过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加上依靠债务推动的全球最大建筑潮，今天中国经济面对多方面的严重问题。产能过剩、通缩、房价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因素都拖累著经济增长，而有几种算法都显示，增长已经减到龟速。

对任何政府来说，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中共政权尤甚。中国政府依靠恐怖的国家镇压，混合持续而急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统治。从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长达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长率为7.4%，而今年的目标更下调至“7%左右”，李克强甚至说要达到“并不容易”。更大的问题是，这些GDP数据几乎都是假的，而真实的增长率要更低很多。硬着陆的定义一般指“增长由双位数跌至低下的单位数”，而经济学者们也警告，中国正处于或濒临硬着陆。

这就是为何最近有一连串货币松绑政策、减税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紧货币政策来“去杠杆化”，即减轻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似乎逆转了。四月末，从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可见，虽然中共大力宣传经济重组和改革，但现在短期内会180度退却，而会实行刺激措施，即使会令现已严重的债务水平進一步恶化。《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场会议，指政府似乎会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债务出资投资，并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产市场。

自11月以来，政府两度调低息率，并两度减少所谓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即银行必需持有的现金数量），这是为了在银行系统内注入新的资金。未来还预计会有更多的松绑政策，而政府圈子里愈来愈紧张。“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这段时间，中共统治者令经济放缓相对乐观，并告诉我们这是刻意设计而并不可控制的局面，而且这局面可以帮助经济由严重依赖投资的情况，转至依赖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但是，现在经济的“控制内的放缓”和“再平冲”似乎脱轨了。

在2月和4月的两次降低储备金比率，代表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被投入了银行系统，希望能够流進并带动投资和房屋销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这显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因由。建屋量及工业产能已经饱和，利润下滑，即使信贷变得更廉价，主要公司也不愿意投资。早前股市颁布新规则，激起了在美国及海外市场的中国股票期货急速下跌，刚好在及后48小时后，即4月19日（日），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国及深圳在星期一开市前支撑市场。“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这是已知范围内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疯狂

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虽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共手中，却拒绝将新的资金投放到政府属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资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场，令股市市值在过去六个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涌入市场，仅在四月最后一星期就有超过400万个新帐户开启。约40%的股票现在是通过信贷购买的，人们卖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战。根据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过去六个月有超过2.5万亿贷款進入股市。中国政府早年推行大规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兴建起来，造成了今天的债务危机，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带来生产，只在股市制造数字上的财富。

政府利用新的调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宽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请一个股市户口的限制），加上强大的媒体宣传来鼓励炒风。但现在“孖展”交易数字急升，显然令其十分恐惧，但又害怕禁止炒卖会造成市场崩溃，因为这会令现时脆弱的经济走向全面萧条。

对中共来说，股市上涨虽然有其风险，但也是利好消息，因为可以缓冲房地产泡沫爆包的冲击，而且可以将股市发展为渴求信贷的公司提供另一个信贷来源，尤其是私人企业。这些公司现时依赖影子银行业，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银行业，遏止其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但政府政策境况愈来愈糟，由于股民从银行储蓄提款加入股市赌局，因此股市吸纳了银行的流动资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宽政策而催谷信贷，避免流动性危机。

根据《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国拥有超过十亿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从去年10月的242个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个。平均来说，过去半年每个月中国就有25个人加入其行列中，这是由于过不断飙升的股票价格。于此同时，今年的预测工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最低的，而罢工事件亦越加频繁。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本质如同世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保护企业的利益，而将危机的重担强行加诸工人阶级身上。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最公开的自由主义者高官之一，他于4月24日公开发表了一段不寻常的演说，指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有一半机会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呼吁更彻底打破劳工法例，令老板更易解雇工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于世界银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发展至一定水平然后停滞，例如南非及巴西。楼继伟的演说于网上被广泛讨论，因这可见政府打击工农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图。

股市价格的飙升显然脱离经济“实体”的状况，到某个点就一定会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集团的股票在过去六个月就上升了67%。现时中国创业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国dotcom崩溃前纳斯达克的两倍。一些评论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现，对由信贷驱动的经济来说，往往是景气不再的最后阶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国。

法国巴黎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股市上涨与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给自足式、杠杆刺激式、零售购买式的狂热。”该报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调整的规模似乎会愈大。由孖展债务催谷起来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续膨涨，但中国当局愈来愈难以承担让其爆破的后果。”

真的有7%吗？

政府采用“新常态”来形容如今的经济放缓。这个词的关键是“常态”──用来突显一切正常，经济没有脱离北京的控制。当然，这个控制的程度是可以争论，但更准确的说，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冲击面对作出反应，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转的政策。而经济却不断深陷通缩危机，这是由于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水平，使得刺激无效果。

对中共政权来说，每年的GDP目标是其权威来说，因此最重要的数字。但官方GDP数字常被视为造假。“有怀疑缺陷是因为伪造数字而不是数据搜集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个传言愈来愈广泛流传，政府有两本数本，一本是公开的，用来瞒上欺下；另一本是纯粹内部使用的，后者是真实的纪录，让政府可以更准确决策。

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驻港办公室经济学家赖志文向《路透社》评论：“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数据，出口不景、工业生产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大大减缓、零售软弱，那么实际GDP又怎能仍会是7%呢？”

克强指数是李克强依靠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及银行借贷作为经济指标的依据，他认为这比官方GDP数字更准确。如果采用“克强指数”，中国的实际增长远远低于7%。例如首季用电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国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以来最弱的增长。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减低工业污染，但也不能解释用电量停滞，可见经济急速放缓。更夸长的是，铁路货运量在首季减少了9%。

位于伦敦的顾问公司Fathom利用克强指数分析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指中国经济现时较接近3%多于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国卫报》表示：“中国正处于硬着陆。”（2015年4月13日）

房价下滑

过去七至八年，中国房屋市场及物业投资曾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产投资开始急速放缓，不只令钢领、水泥及建筑设备的需求下跌，也令过度杠杆化的房产开发商及与之关连的影子银行“投资产品”面临违约风险。 中国有一半的债务连系至房产业。即使楼价在跌价后稳定下来（这已是政府最近减息及刺激方案下最乐观的结果），但仍会令工业产能过剩恶化，造成金融系统的压力。

中国房价下滑，已经为全球经济制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别是对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国家等矿产输出国。在2000年，中国消耗全球金属产量的12%，过去几年升至50%。房产投资自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国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开市场以来，现时中国房产下滑的程度是最严重的。去年平均房价下跌6%，此前都是双位数增长。房屋销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跌幅更厉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产开发商却步，有些开发商承担的存货量可以是未来几年也卖不完。根据陈志武在《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4月30日）写到：“在2014年末，中国正在建筑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总面积达到约750亿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处于平稳，也要五年才可卖出这些面积的房屋。”

土地销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偿还能力的重要支撑，占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价下滑会带来连串公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现已严重，但这会带来新一输危机。根据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总债务达到17.9万亿人民币。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迟完成，因为北京感到有些报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计算。报告的信誉较高的《财新》杂志指，地方政府现时真正的债务水平达到40万亿人民币。

《金融时报》（2015年1月12日）报道，地方政府通过他们控制的投资工具，从中自己买自己的地，从而拿取更多债务去弥补预算下降。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维持地价的危急手段，因为地价下跌会产生连锁效应，地方政府会更难还债，而且更难再次借贷。

这令北京政策面对两难，因为它一方面去杠杆化，另一方面想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去避免债务违约不可控制的浪潮，防止触发金融危机。国企银行现在愈来愈按自己本子办事，不理政府。根据《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主要银行中没有一间通过北京最近支撑楼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宽购买第二间房屋的限制。各大银行显然没有信心楼市短期内会复苏。“银行寻找高回报的投资，因此宁愿在股市投资。”一名深圳房产开发商向《路透社》表示。

债务陷阱

《射秽主义者》杂志及工国委（CWI）中国支持者长期警告，现时经济危机不只是经济放缓或者周期性调整，而是一连串难以解决的危机，而中国与日本在90年代初房产及金融泡沫崩溃有很多相同的特征。日本的危机令其陷入数十年的低迷、通缩（令债务偿还问题恶化）及“僵尸企业”（因为其债务成本很高，令经济总值减低）。这情况在中国经济的一些地区及一些行业现已存在。

中国最初表面上避开了2008年全球的萧条，通过以债务支付庞大的刺激方案，令经济双位数增长，从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萧条。但是，从2009-12年积累起来的债务，其后果成为中国经济今天的梦魇。

根据麦肯锡公司于2015年2月的报告，中国债务在过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万亿美元。这令中国的债务占GDP比率上升处于282%的高位，比美国及德国更严重。中共政策的辩护者说，中国开发了新城市、新铁路和子弹火车，增长的数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08年后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机。虽然射秽主义者明确支持必须的基建、房屋及城市发展，但中国的实况远远不同于中共所美化的画面。一项由中国政府研究员去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有总值6.8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浪费的，占2009年以来中国所有投资的37%。

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连串好大喜功的建设项目出现赂贿和侵吞公款、擡高价格或计划差劣，令其远远超出预算。长江三峡大坝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铁路超支139%。从2005年-10年，中国的铁路网络的长度扩建了21%，而乘客数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资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揽大多数建筑项目，当中擡高价格的行为猖獗。《财新》网上版报道，高铁从供应商以每张3万人民币购买椅子，向中国子弹火车供应椅子的上海企业“收取其他制造商3倍的价格”。可见为何前铁路部累积了2.2万亿人民币的债务，比希腊的债务总量更多。

产能过剩

今天经济正面对刺激方案遗留下来的债务问题。产能过剩充斥于每个领域。中国制造全球一半的钢铁（2014年为8.22亿吨），但闲置产能超过2亿吨，相当于美国每年产量的两倍。中国的汽车业全球最大，也面对类似状况。今年，中国汽车厂的制造量将超出其销售量1,080万架。闲置产能相当于两个日本（日本于2014年卖出550万架汽车）。

产能过剩导致通缩，出厂价格过去三年不断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国官方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于三月下跌4.6%。通缩及“低通胀”令全球经济饱受折磨，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如果中国决定将人民币贬值，加入货币战争（即将国内的通缩输出至其他国家），全球的通缩压力将会加强。

货币贬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制造国内通胀，但由于中国货品价格在全球市场下跌，这将通缩压力输移至其他国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这做法，因为中国希望将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挑战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维持稳定的货币。但是，危机正在恶化，这可迫使中国无视这些因素而推行贬值。这会令欧美等国走向保护主义。但即使这政策也会充满困难。

如果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会加快中国的资金外流（过去两季已达到纪录新）。根据巴克莱银行显示，中国去年资金外流是俄罗斯的两倍，而俄罗斯受到美国为首的制裁。巴克莱银行估计，过去12个月中国有3千亿美元的资金外流（超过官方数字的三倍），主要是因为美元价格攀升，且预期美元加息。人民币贬值会加大资金外流，这会迫使政府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也就是与现时有计划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这会引起财政恐慌及银行失控，令中国及全球资本家在恐惧中退缩。

历史性的危机

从中国的两难局面可见现时经济制度的疯狂之处，因为生产和投资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求利润。中国市场不能吸收自己的生产及建筑，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能负担高昂的价格。260万的外劳只是迫在临时房屋，而他们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盘或工厂棚屋。同时，中国估计有4,900万间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国家干预、贷款和合约去控制资本主义，为小收党官产生钜额利润，同时避免过度生产所造成的危机。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视为“奇蹟”，但这令经济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领导总结──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了。由于他们拒绝射秽主义，因为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敌，所以中共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推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市场政策，同时对专制统治不会松手。

北京准备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以金融业最为彻底。这也是为何中共鼓励炒风，同时准备计划扩大债券市场，让银行业向私人资本开大门。以腾信及阿里巴巴为首的网上银行兴起，加上李克强最近宣布在近来成立的四大自由贸易区（广东、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过银行从国外借款的限制，也是这过程的另一现象。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同时将人民币帐户自由化，是为了增加国企银行的竞争压力，令资本分配更依循市场并能产生更大利润。这也为很多太子党家族提供机会，他们很多已在高级金融世界中稳固下来，现在可以進一步暴发，并将其不义之财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险计划生效。这会复盖50万人民币，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国，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会拯救违约的金融机构（因为这始终会由国家的某一单位拥有，或与其有连系）。计划生效后，预计北京会更大规模地让一些金融违约发生，只要是处于经济周边范围的违约是可接受的，同时继续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银行和企业。但显然，这涉及巨大风险，尤其是不见得光的影子银行的贷款占整体经济三分之一，未来有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更多出乎意料的坏事可以发生。

同时间，习近平正推行着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区与全球计画，来展现中国的金融力量，并不断挑战着后退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过剩的水泥、铝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提供新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有所谓的“一带一路”计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为了建设贯通亚非欧的大型基建项目。这计画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输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玛峰下兴建隧道，并将主要由中国企业建造，由中国的资金和货款出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解除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元叩头的束缚。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占全球政府储备的65%，美国有独有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将政策强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進入长期停滞，其内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恶梦，以及经济若再衰退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动荡，都迫使中国政府采取｢大跃進”。这必然地会导致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与冲突。过去全球资本主义促進了中国的急速经济增长，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崩溃后的特别的因素，以及亚洲资本主义急速（虽然自身不稳）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大饼不再扩大，反而正逐渐萎缩，而对于不同统治集团之间争夺大饼的战况只会越演越烈。资本主义正准备面临新一轮危机及国际灾难，只有中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提出射秽主义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结束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

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

中共面对经济独裁体制正面对经济放缓，党高层权斗尖锐化，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八九民运里，中共于六月四日横蛮屠杀和平示威者。六四周年是中共心绪不宁的一天，而今年比过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债台高筑，房产泡沫爆破，工人及贫农愈来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运经历了七星期，数百万学生和及后的工人投入政治斗争，示威遍及400个城市，把中共独裁者推向倒台的边缘。六月三日晚上，军事镇压开始，根据官方数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数字估计死亡人数数以千计。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开始，当中工人比学生受到更苛刻的惩罚。大部分的“罪名”是组织罢工和企图成立独立工会──当时这些行动令原本的学生运动提升到另一层次，开始对政府的存亡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的中共领导应该会特别留意到一点：八九民运是在经济急促恶化，通涨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厂关闭，激起全国工人的不满。加上中共最狂热的市场派（特别是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当时他受到邓小平支持）推动强硬的经济改革，令经济动荡進一步恶化。赵紫阳比他自己主张走资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后，新的领导人继续并深化这样政策。

八九会重临吗？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有大规模集会（去年就有18万人参加），愈来愈多人问另一场类似的群众运动会在今天的中国爆发吗？

过去廿六年来，中共独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镇压工具，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示威者。当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立即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施严谨的媒体管制，有效隔离“被感染地区”。过去几星期里，在四川邻水县有群众抗议将铁路改道（5月16-17日），在广东浅水镇，有群众示威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5月20日）。这些运动都聚合了数万人，并受到严厉镇压。最近几月，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些一定规模的抗议。大部分个案里，当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让，但都不是重要的让步，很多时候都是空口承诺令示威者散去，然后再违反承诺。

GDP快速增长（软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实际上受惠）加上愈来愈高科技的镇压手段，是自天安门屠杀后阻止全国或跨地区示威运动爆发的主因。当局政权的维稳手法成功将示威维持在地区性并短暂性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没有领导层，或者没有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软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将不能解散或镇压群众运动？

去年我们看到中国周边地区爆发了群众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比八九天安门运动持续更久，还有本来作为“稳定”模范的澳门，都出现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震荡，当中发生过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共50万人参加。太阳花运动改写了台湾的政治版图，亲中共的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选受到重挫。这些运动都预兆著中国正等著发生的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怨气的潜在爆发性会更大。

危机的讯号

中国最少有三个主要的讯号表示危机正在加深，这危机最终可以招致一党专政倒台。第一是经济表现是三十年来最差，令全球很多评论员指出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矿产业有七成的矿产企业报告亏本，正面对严重的萧条，已经感受到经济正在放缓。制造业也是如此，这行业的就业数字连续19个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造假，真正的数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据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国的省份里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萎缩。他向《金融时报》表示：“经济下滑在贫困省分的感受最严重──出现最大的财政赤字，并最依赖投资推动增长。”政府连番减息，并多次放宽货币措施，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年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长，增加了资本外流去其他国家。

危机的第二讯号是党高层之间的权斗。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讯被延迟，可见事情并不如习近平及统治集团计划般发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证供，而周永康作为党高层，手上一定有很多打击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资料，因此他可能威胁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会如此），就会上庭公布这些资料。

目前并不可能肯定幕后发生的事，但明显的是，周永康被审判和铲除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对习近平巩固独裁体制，令其更集中化和个人化，脱离邓小平时期以来的集体专制模式。如果周永康违背早前的协议（在党高层贪腐案中这种协议很普遍），那么就要问这是他个人的举动，还是背后有其他未背习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领导的阻力。经济危机出现，加上有一种愈来愈普遍的观念认为北京失去以前“点石成金”的决策，令政权内部分裂更尖锐。正如《金融时报》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习先生很完美地控制着政制，令他可以针对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北京一些与高官有来往的人现在估计，有可能有人企图踢走国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发生群众动荡（例如1989年）都刚巧遇到中共党高层的分裂。

第三点很受首两个因素影响，是愈来愈多的群众反抗。邻水县的运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发生在依赖耕种和矿业的贫困区。这是一个警告，如果经济下滑至萧条状态，会有更多同类的抗议。在当局决定高铁由经过邻水县改道至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后，大批群众出来示威，（有些报道指达10万人），喊著“还我城际铁路”的口号。广安已经有一条铁路及机场，邻水县的当地人认为铁路绕道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严重挫败。中共统治者不会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后清朝出现士兵譁变。

根据目击者表示，邻水县的激烈冲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小规模版本。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论男女，也有目击者指被征召到当地的镇暴警察坐车装甲车，并一度使用催泪弹。可见武装齐备的警察不仅用于非汉族区（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现在正处于变相的军事统治）。今年首季的罢工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样也面对愈来愈大的镇压。同时，政府正加强对非政府劳工组织的打压，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帮助工人组织工业行动。

虽然硬的镇压会在短期内帮助政府驱散示威，但代价是大大累积愤怒和不安，将无数镇压的受害人（伤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权人士）推向寻求替代现存制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制造了经济高举债务的计时炸弹，镇压手段会制造一个政治计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当爆炸的时候，中国会出现比八九民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群众斗争浪潮。

周永康会否成为习近平最后的“老虎”？

习近平虽然终于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现年七十二岁，身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一反早前将会公开审讯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闭门审讯，而且审判后三星期官方才公布他的判决和罪名。

周永康最后于五月二十二日于天津受审，裁定受贿、滥用职权及泄露国家机密三罪，判处无期徒刑，并于六月十一日公开报道。从新闻片段可见，曾为最权倾中共且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现在满头白发且显得憔悴。他于片段中承认自己的罪名，并表示不会上诉。

这做法跟对付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的差距甚大：薄熙来在2013年的审讯是半公开的，而且广受传媒关注。尽管周永康是习近平打贪运动中最大的“老虎”，当局却选择低调行事。这些打贪行动实为中共内部权斗及改组的举动，而非真正为抑制猖獗的贪污风气。就成效来看，这个运动并没有成功，亦无法成功。根据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资料显示，中国于去年在国际贪污状况列表的175个国家中，从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内部报告却显示，从2014年起，每三个官员就有一个涉贪，当然这数字也是低估的。换句话说，要真正打击贪污问题，就需要拘捕上万无数官员，而习近平显然没有这种意图。

周永康案被以低调手法处理，甚至没有成为官媒的头条新闻。这处理手法引起许多对习近平下一步的揣测。他打击传统势力集团的行动是否遭到了愈来愈大的阻碍呢？而这样是否代表习近平将减缓甚至暂停“打老虎”行动？伴随着外贸下跌和近月的财政压力，经济衰退的警号是否逼使习近平需要首先将焦点放在维护党国机器的稳定？这些状况都不可排除。

Ｂ计划

英国诺汀罕大学的中国政治学者曾锐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显示许多人高估了习近平的控制能力，“习仍然强势和自信，但并不如我们所认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闭门审讯是习近平的“Ｂ计划”，否则他应倾向于更为公开的制裁，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对党内潜在异己发挥杀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释，是次闭门审讯是因为周永康案因牵涉国家机密，所以不能公开受审，有别于许多评论者原本推则，审讯将分为半公开（只限指定国内媒体）及闭门两部分。有鉴于上次薄熙来审判过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权似乎另作考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虽权力比周永康小，却比较受民众欢迎。在审判期间，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强硬的辩护。此举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当然如其他国内的审判一般，最后裁决早已内定。

根据媒体报导，周永康所犯的是严重贪污，但这不是他下台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与薄熙来等人，例如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谋反对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一职。他们四人被称为“新四人帮”。而且，周永康作为前政治局委员，这头“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个警告：没有人可以越过习近平镇压的范围。

这次反贪腐运动是中共史上牵涉范围最广的，将最少100名副部长级或以上人员，以及超过40万名低级“苍蝇”拉下马。这运动被习近平视之为在党国机关内的利器，藉以消灭现时或潜在的政敌，并宣示自己为“强人”。情况仿如十年前俄罗斯普京总统发动“反寡头财阀的战争”去巩固自己的控制权，并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俄国国家手中。凑巧的是，习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于种种原因，习近平至少在现时似乎后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经过了两年时间，很多评论员都很惊讶为什么他不用接受公开“拷问”，而他只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外间预计的死刑或死缓。明显的是，当局与周永康达成交易，以换取他认罪。在这种高调的反贪案里，这非常普遍。问题是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她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年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为“叛徒”，而中国高级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名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习近平“政治化”其反腐运动，公开承认在这个“团结”的中共内部存在派系权斗。不过以上这些指控（派系主义──薄熙来打击习近平的阴谋）也没有被放到判词之上。这些指控是用来向周永康施压，令他接受交易去换取自己的性命和减轻家人的刑罚（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与之前的案件一样，周永康的经济犯罪在审判中被低估。这是刻意误导公众，令人低估官员贪污的规模。另一方面，轻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运动作为重整党内权力平衡的工具，却又恐惧运动会曝露党内领导的犯罪记录。根据最近《新华社》报导，周永康的党羽前中石油董事蒋洁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纪李春城被裁定贪污，揭露出他们裙带下累积的贪污总额高达21亿4,200万人民币，然而周永康的贪污金额却只有73万1千人民币。

另一方面，一个关键的证人──亿万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这名气功师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讲述周永康曾给予他六份文件，当中的五份是绝密文件。曹永正这电影航的角色显示了更深远的现象──正当腐败激增，富有的菁英与多数的穷人的鸿沟愈来愈大，中共高官愈来愈靠占卜通灵“指点迷津”。正如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所说：“通常职务越高，官员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贪污入狱的前铁路部部长刘志军，曾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咨询风水师，这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台湾的途中被拘捕──似乎这是他始料不及吧！

习近平被迫后退？

围绕着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个问题──习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经济危机加剧和党高层内部紧张的局势下，迫使习近平将减慢清洗的步伐，缩窄清洗的规模。统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可从上星期陈云长女陈伟力的公开讲话中看出。陈云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纪委监察部主任，长女陈伟力最近高调力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她说：“习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习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陈伟力这些太子党人物去反腐运动护航，可见反腐运动正面对强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测，几名前领导将会成为被清洗对象，当中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的总资产令周永康看起来不值一屑）、前总理李鹏（六四屠杀的懀子手）及其后裔，甚至前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嫡系人马，而他们亦是中共内最大派系—上海帮。清洗他们如同在党内发动“内战”一样。只有时间验证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后，反腐运动在短期内会降温。短期内的清洗对象有可能是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虽然现时有报导说令计划在狱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传他癌症病情严重。因此，两人都可能不能受审。这因素增加了习近平的压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这适当时机终结周永康案，然后开始让反腐运动冷却下来。

一名美国教授Andrew Wedeman 专研究中国贪腐。在6月21日，他向《纽约时报》说：“你必须寻找方法去维持平衡。”“当党达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调整它的规模，不可以不断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时不影响整个党的团结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贪腐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党内“老臣子”的势力。这势力一直困扰著前总书纪胡锦涛，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区势力）如同以前的军伐割据一样，令中央施政陷于瘫痪。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例如是在中南海的冲突和其他纠纷），尝试制造个人化的独裁体制。这样做他摒弃了邓小平时代互相制衡的集体独裁模式。邓小平当时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如毛泽东后期执政时纷乱的局面。因此，显然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极端措施去防止政权倒台，避免革命爆发，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造成强烈反弹，伤及他自己。

一名中国的长期观察者，美国人David Shambaugh指出这些危机。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上执笔，激起热烈讨论。他推翻自己一直对于中国独裁制的乐观前景，并表明现时习近平的“专政是严重威胁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并将会走近爆发点。”Shambaugh 曾是一名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为有以下预测而被中国官媒攻击：“中共已开始步向末日，而且这过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远”。

现时中共发现自已站于一个长期不安的领域。经济放缓，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冲突日增，加上社会底层的动荡所引发起的罢工和大型抗议，对政权构成压力。过去两三年中共党内高层“有反腐特色的权斗”是源于自这些压力。资产阶级评论家除了提出中共要从上而下实行“政治改革”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但实际情况是中共领导层惧怕一丝的变革也会如洪水块堤一样，引致革命爆发。Shambaugh 所勾划出的末日预警并非空想出来的。我们现时正在亲历中国严重的危机，但只有工人阶级以民主和射秽主义作为政治纲领行动，才可以带来真正出路。

中国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吗？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四倍，全仓中车〔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集团〕，没有埋怨谁。”六月上旬，湖南长沙一名32岁股民在两天内输掉毕生资产后跳楼身亡，他自杀前在网上发放了以上讯息。他深信政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定能成功，所以从“黑巿”用四倍的融资杠杆去作赌注，并将一切押注在这所中央国家企业铁路公司。

所谓的杠杆融资是在上年开始爆发，中国主要银行推出一大堆“投资产品”去养肥这只巨兽。就是这个原因令股巿在过去12个月内前所未有地暴涨起来，当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对杠杆债务的程度显得非常不安，也担忧有潜在可能会造成更广层面的巿场崩溃。政府最近的打击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场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国的股票巿场在最近几星期都十分波动，动荡程度仅此于希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股巿“蒸发了1.25兆美元的巿场总额，等于整个墨西哥经济体的规模。”

准备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国股巿的上海证劵交易所综合股价指（简称上证综指）曾经冲上7年来最高价位，是自2008年1月以来第一次超越5000点。外间对这历来最大的“牛市”热烈欢迎，上海股巿一年内升了150%，深圳股市则差不多升了两倍。上海与深圳的上市公司总值暴升至超过10兆美元，仅次于华尔街。《华盛顿邮报》报道：“没有任何股巿曾经在12个月内如此巨额增长。”

很多评论者（包括《射秽主义者》杂志）都预计泡沫将面临爆破。股巿与实体经济（如生产、投资和消耗）的情况对比来说是不相乎的，后者正在急速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团）认为第二季的GDP增长将会是6.9%，比政府的目标为低。而更多的独立评论员相信实际增长是更低的。

根据最近几月数据显示，通缩（即价格下跌）持续地束缚著中国的经济，这会对未来愿景带来负面影响，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费下降和加重债务负担。虽然中央银行在七个月内连续三次减息（正当本文刊登时第四度减息），又推动不同纾缓措施去为负债公司减压，但由于通缩借贷成本继续上升。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的还利息成本已经相等于GDP 的15%比率。而国家债务是GDP的280%，这数字是希腊是两倍。

这庞大的债务负担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涨，去为过渡杠杆的公司提供资金，也减少银行承受更庞大债务的压力。过去一年，中国透过学习其他国家政府的经验，大规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刺激股巿，从政府的养老基金调动1兆美元到东京股巿。在1998年，当时数月内下跌了50%的股市，几乎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托市。北京就曾经为了制造股巿暴涨，改变金融规管措施（例如2012让杠杆融资合化法），又动用官方媒体大肆唱好托巿。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规模刺激投机。

绝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涨的股巿提供资金，从而为负债累累的国企融资，可见政府越来越陷入绝望中寻找拯救中国经济的方案。国有银行自身也需要注入资本，不能再承受这些负担。为了这个原因，股巿必须继续吸引新的“投资”来源，尤其是从私人资本上。这也是为何北京加快对外资开放股票和债劵巿场，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个对外国投机者开放泡沫股市的会增加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使用率，藉以帮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币储备上的优势，更可以减低对美元的依赖。

可是，政府打击杠杆贷款，反映它恐惧狂热的股巿投机正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动资产，却不能刺激投资或房屋销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来。国企海通国际证劵集团最近发表报告，指出“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而進入虚假（的金融资产）。”

北京正处于两面的危险，一方面是不可控制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场崩溃（市场崩溃会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因此政府的行动就如一个反复踩油又煞掣的司机。这就是为何人民银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减息0.25%，令利率降至历来最低水平，并将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降低50点子，明显是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沈建光向《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他们不作出行动，星期一股市会出现恐慌。”

影子银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为影子银行业开拓了可图利的领域、北京一直竭力抑制影子银行，避免它促发更广泛的银行体系崩溃。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杀的案例里，影子银行提供的杠杆债务水平超过了政府的限制（不能高于借贷人资本的100%），满足了高风险股市赌博的需求。据官方数字，杠杆债务由今天初的4,030亿人民币，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币。虽然即使这翻了五倍的情况是值得关注，但据《金融时报》指出，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杆赌博是源于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由银行及信托公司以“结构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华尔街“财务巫医”的标准来说，这做法是相当惊险的。过往中国的债务危机是由不可靠的理财产品来驱动，这些产品连系到基建等建筑项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于高估的地价，但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是完全是建基于即将爆破的股市的赌注。

北京股市赌场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反弹。官媒报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国新开设了3,300万个新帐户。在媒体大肆宣传下，无数中国平民投入市场。有些业主售卖自己的房屋，兑现投入股市，甚至农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调查指出，十个大学生中有三个有炒股票。这是传销的典型现象，市场会逐渐虚耗并内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沦为最大输家。大企业玩家已经从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钱，他们有能力玩得更谨慎。他们也能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国股市狂热是经济灾难的先兆。这场灾难是由钜富云集的一党专制政权造成的。只有群众斗争和射秽主义政策才能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来重组经济。

“中国股巿暴跌可引发政治危机”

问：股巿暴跌的情况有多严重，政府如何反应？

Vincent Kolo：积累了多年庞大的（经济）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将降临，但中国政府之前未没有预计过，现在方寸大乱。外国媒体经常使用“恐慌性”这三个字来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这描述是准确的。

在六月份时，股巿价值攀升至10万亿美元（总巿场额），一年内升幅达6.7万亿美元。对于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场来说，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这升幅等同整个日本东京股票巿场总额。东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仅次于纽约和沪深。在今年初数月，在股票暴涨下，每星期产生出4名亿万富翁（以美元计）。但在过去三星期内，股巿下跌了3万亿美元，是自6月15日以来第三大跌幅。这次下跌的总和已经相等于希腊国债的六倍，或希腊11年的经济产量。深圳的《证劵时报》报导760家公司已经在上周停牌，超过上海和深圳总公司量的1/4。这犹如在不知不觉下股票巿场“停业”一样，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坏事。

投资小户数量达到9千万，是首次超越中共党员人数。自今年初开始，大约4千万人涌入股票巿场，而大部分人都是损失惨重。他们投诉不能斩仓，因为很多股票下泻超过每日最大限额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杆交易而债务缠身的人士，大致上都会破产。这批人在社会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城巿的中产阶级，是中共政权赖以稳定生存的基石。这些中产阶级曾经历房地产巿场崩溃，中共为了拯救他们，所以刺激股巿暴涨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维持消费和避免社会不稳。这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但过去三星期却化成了习近平的“梦魇”。

问：你认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吗？

Vincent Kolo：这还需要时间观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显完全失效，他们已经被沽货潮踩在脚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发布底下，我们可估计每日都会有更多措施推出。自从6月27日开始，北京政府已经降低利率、向银行注资、中止招股上巿活动、指令经纪业、社保基金和国企购买股票，更开展“市场平准基金”。北京已经铸造了干预市场的机器，就如他们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样。北京已经动用国有金融系统去作大规模注资，在今个星期（7月5日）达到最高点，更宣布中央银行会“包底”，以防股巿继续下跌。一些金融评论员将之形容为“中国式量化宽松措施”。过去五年，中国银行体系积累庞大的债务，对于现时这境况，已经不是在谈论用银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时拯救这两个体系了。

当政府发现这些政策没有效果时，当然会变得惊惶失措的。如果较早前实施这些政策会有更大效果。不过这正反映出整体的经济不景，包括25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实际GDP增长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国省份处于经济萧条，工厂正在裁减岗位。人们都知道股巿暴涨是脱离常轨的，但亦同时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涨就会上涨。因为过去几星期的救巿彻底失败，这个信念开始被撼动了。这将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冲击了过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随意“指令”经济的迷思。

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震动“强人”政府的形象。《纽约时报》报导，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习近平的 “不可战胜的味道”。曾有一名欧洲分析员警告这将会引致“对国家机器的信心危机”。《经济学人》形容这次事件为“习李团队的第一次重大伤痕”。这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害怕的地方──中国政局的潜在危机，因为即使各国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实际上他们一直支持一当专政的中国，为的是带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连《新华社》都形容为前所未见的，不过无疑它是占满了绝望的恶臭。它的确是有可能阻止跌势的，但就算这样，股巿将会维持相当的不稳。虽然一个独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将大量注资入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传媒报导坏消息。媒体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灾”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报导因股灾而自杀的事件。警察也已经开始拘捕“散布谣言”的人士。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风雨之后见彩虹”。这些保证没有一项能兑现，尤其是当经济已超出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稳住股市，泡沫只会再次膨胀，而且将会是更巨大的，因为在政府承诺支持之下，投机者将会更放肆购买高风险产品，这就会造成自由派评论员所说的“道德灾难”。上涨的股巿完全与中国实质经济情况脱勾，这不免会造成更大的动荡。

问：为何中共会如此着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现阶段，这关乎到政权的面子──假若他们未能救市的话，会被视作一次公开的严重失败。而这也会带来政治后果。愤怒的投资者发起抗议的事件，已经在各媒体上广泛流传，中共当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见效的话，中共的政治权威就会受到质疑，而其来说是致命的。同时，本来受到重创的经济亦再次深陷危机。中共决定人为制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换届的时候，当时习近平的改革策略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担当“决定性的角色”──这在今天听起来非常讽刺。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债务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疲惫不堪，并進入一轮通缩危机，当局希望利用一个强势的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续命丹，来减轻受坏帐困扰的银行体系的压力。这特别是要救援严重负债的企业，让他们招股，利用集得的资金还债。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率是大约280%，几乎是希腊的两倍，而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这个策略却出现反效果──银行与国企们应该在股市的崩溃中亏大本。最近一轮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标：让这些公司在市场再重创前有空间卸下他们的“不健康投资”。这是一个可能性，当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个更真实的景象、比公众所能认知的更丑陋的景象。

《华尔街日报》将北京的紧急措施与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并论。有一点重要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干预股票市场。另一样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進行干预，而且规模更大，正如他们制造了股市的炽热，但最终股市依然失控，并令政府自食其果，无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这个程度的混乱持续下去的话。

根据花旗集团的资料，在过去三个星期中只解决了三分之一的杠杆贷款，也就是说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贷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离。这代表这次的波动还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个“正常”的股票市场就好像一个繁华的赌场，但中国股市中的巨额的杠杆债务（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场“俄罗斯轮盘”游戏，正如杨思安所形容的。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打击，政府面对市场崩溃的威胁下全面投降。当局放弃了此前的收紧政策，并更加放宽了孖展贷款的交易限制。他们更允许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产来获得贷款，这明显不会有好结果。

问：这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

中共沦落推出力挽狂澜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诉我们事情的实际发展比其表象还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还要糟糕）。企业的股份一般会用作银行借贷的抵押，因此企业们面对信用紧缩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各银行都曝露在股市中，这会使金融危机蔓延，尤其是透过影子银行的部分。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实际上是国有银行的附属部分。他们都积极参与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并制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财产品来满足炽热的市场。所以，过去数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察觉到体系性的隐忧，一个对整个体系的隐忧，并因此才会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严重的市场内爆。

许多国际评论员都在说希腊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中国的问题更深，并且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影响。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场正在萎缩──现在一度稳定下来，但最近铜矿、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再一次下滑──这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的恐慌以及需求的减少。中国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国，中国国内的危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因此不单单是我们射秽主义者，许多人都警告著中国的股灾只是危机的一个表象，而一旦危机继续加剧，这会继2008年华尔街危机和现今的欧元区危机后，引发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动荡。

股市崩盘成中国的转折点

“这里的大新闻并非关于中国经济，而是关于中国的领导人。忘记你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智慧与远见的话。从目前的慌乱举措来看，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中国股灾和中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所做的直率评论。自6月中旬以来，沪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4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美元）——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经常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金。

这场股灾惊醒了全球资本主义，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长机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16%——美国为19%（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矿产资源，所以它一打喷嚏，从澳大利亚到巴西的出口商都会感染上经济流感。

动摇对政府的信心

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都认为中共独裁政权是“杰出的”经济管理者。它通过巧妙利用国家干涉和看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总能为经济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过去几周的事件彻底动摇了人们对中共的信心。当股市继续背离“党的命令”时，中共领导人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卡纽特国王（King Canute）——这个北欧国王曾命令潮水后退，结果溅了一身水。

据路透社报道，政府目前已经投入8000亿美元進行股票收购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溃的股市。这就像炸弹一样震撼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万小股民。

“我父亲损失了90%的积蓄”，工国委中国成员于先生如此说道。“他在一家汽车零件厂工作，今年3月决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讨论股市。官方操控的媒体都在鼓励人们投资于股票，并预言股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会升到10000点。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损失惨重，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国家牛市”

沪指从去年7月的2000点飙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点，上涨了150%。但是现在它已经跌到3500点。这场由国家操纵的“牛市”或者说金融繁荣，其动力不仅来自狂热的媒体宣传，还来自借债。它被称作“国家牛市”，或者“习近平的牛市”。

近几年，政府放任“保证金交易”等金融活动——这些活动在纽约和伦敦等“成熟”市场上都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保证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华尔街股灾恶化的因素之一。根据官方数据，10%的中国股票都是赊购的（只交付保证金）。但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水平，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也就是处在受监管的银行系统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间借贷，经济学家相信“保证金借款”的实际规模已达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盘前的美国也才12%。

尽管受到许多警告，中国的统治者却似乎看不到这项政策所隐含的风险。今年上半年，金融业以17%的增长率飞速前進。《金融时报》报道说，在1月至5月间，中国新成立的对冲基金多达4000家。

当制造业、建筑业乃至服务业（除了金融部门）都已经减速或者萎缩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能保持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对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长率有所怀疑。

六月股灾成了转折点，经济现实重新梦醒于金融投机的纸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独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摇摆反复的政策，连国家垄断的媒体也无法完全掩盖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稳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达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强弥补了一些损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沪指又下挫8.5%，创历史第二大单日跌幅。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政府以巨额投入换来的暂时成果都消失殆尽。7月份沪指共下跌14%，是6年来最糟糕的月度结果。许多人都在问政府承诺的“稳定”为什么没有实现——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当初政府为什么做出这么不现实的承诺。于的父亲的例子说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

政府催涨股市泡沫一部分是为了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富余阶层中激发“财富效应”，吸引这些阶层支持独裁政府，并促進受经济急速放缓拖累的消费支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利用股市的繁荣帮助经济减少对借债的依赖——经济增长正因此而受到威胁。然而，股价大跌意味着股市不仅未能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反而加重了债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