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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与国有制是中共建立的党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会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马克屎主义是中共定义的马克屎主义，本文批判的马克屎主义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认同马克屎的自由观与民主理念的西方马克屎主义，本文批判的射秽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中共定义的射秽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射秽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艰难的中国宪政之路----制宪系列文章之一

宪政是一种要求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规定和行使都应遵从宪法的制度。宪政规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政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和保障。本文通过简单的回顾：从清朝君主立宪流产，到民国宪政民主制度建立，再到中国共产党用暴力建立党国体制，中国宪政从诞生、成长到失败的过程。

百日维新流血

19世纪后期，清朝统治者進行自救的洋务运动妄图在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富国强兵。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摆脱专制制度，走向宪政。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首次提出了，要改造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主张。康有为三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维新变法。颇为可贵的是光绪皇帝，他顺应历史潮流，力推新政。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了。变法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兴民权、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戊戌变法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君主专制派的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至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戊戌变法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三个第一：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主张，光绪是第一个主张变千年之法的皇帝，中国人第一次为实现宪政而流血。更为难得的是变法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没有采取暴力方式。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西逃。1901年，清朝同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清廷被迫向各国赔偿重款、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严酷的事实進一步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必须废除现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拯救中国的方法，分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两大派别，分别推动了君主立宪运动和宪政民主运动。

清朝立宪流产

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指出“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仇。---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梁启超呼吁：“今也内有爱民如子、励精图治之圣君，外有文明先导、可师可法之友国，于以定百世可知之成宪，立万年不拔之远猷，其在斯时乎！其在斯时乎！”

此文真乃中国宪政文章第一篇。笔者每每读此文，每每心潮澎湃。一百二十年过去了，中国至今仍是无限权力的专制政体，天地不容啊！笔者试图借助此文振臂呼吁：“废除专制制度，建立宪政制度，其在斯时乎！其在斯时乎！”

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立宪运动。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立宪派主张，学习欧美和日本宪政，准备立宪。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1906年，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他们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五大臣出洋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慈禧改变了立宪的态度，终于认可宪政改革。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清政府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选举议员组成资政院。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为了维护清朝的永恒统治，“君上大权”中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并且有解散议会的权力。《钦定宪法大纲》同时也把臣民的权利义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宪法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迫于压力， 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为了挽回局面，匆匆令资政院迅速拟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此信条限定了皇帝的权力，“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扩大了议会权力，“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并且“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虽公布了十九信条取代宪法大纲，但为时已晚。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末皇帝溥仪逊位，清朝立宪流产，清朝灭亡。

宪政民主制度建立

与立宪派主张君主宪政不同，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制度。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指出中国改革道路是要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8月20日，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十六字纲领。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大主义。

1905年，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提出要建立议会制共和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军政府宣言》提出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相互嬗進的时期，而后这一理论進一步发展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军政府宣言》第一次将革命后新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华民国”。

革命派一面通过发表各类论说，对清朝五大臣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报告進行批判；一面加紧组织起义，力图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等十余次起义，均遭镇压。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诏起复袁世凯，袁世凯提出来六点要求，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袁世凯多次公开表明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他同意给革命党的条件是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责任内阁。由袁世凯本人出任内阁总理。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正式出山，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回电强调必须开会选举，方能就位。11月9日，通过资政院选举，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回国。191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声称“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书。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1日，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通过立法程序，确立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宪法。至此，由秦始皇开创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寿终。1913年3月，中国首次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举行第一届国会竞选，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

如果说梁启超是中国君主立宪第一人，宋教仁则是中国民主宪政第一人。宋教仁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是中国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1904年11月，宋教仁东渡日本，進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留日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西方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因此，宋教仁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宋教仁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敢于坚持己见的人。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抛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坚持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宋教仁之死，使得国民党中失去了一个能够牵制孙中山的领袖人物，使得孙中山在后期制定和执行联俄容共的政策时少了一位重要的反对者。

宋教仁案后，孙中山称袁世凯为“独夫民贼”。1913年7月，孙中山错误地发动了所谓的“二次革命”。他没有采取司法手段，而是采用武力反对袁世凯。这给袁世凯提供了正当的镇压的理由。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因此，“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再次逃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强化总统权力。1915年春，袁世凯计划废除民主宪政，仿照德国、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推行君主立宪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改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袁世凯病死。

袁世凯是对中国宪政具有贡献的人。无论是他主张的保守的君主立宪，还是被迫接受的民主宪政，他并没有退回到君主专制。袁世凯死后，他亲定的继承者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袁克定。袁世凯逼迫清帝和平退位，开创了中华民国。袁世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袁世凯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经过他的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清政府下诏起复袁世凯时，他提出要开放党禁。袁世凯执政时期，众多社团和党派群起纷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全国报纸达数几千种，拥袁的报刊和反袁的报刊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学说，包括射秽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屎的学说，都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用枪杆子强迫中国人信奉马克屎主义，走射秽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与袁世凯相比真乃国贼也！袁世凯督修铁路、办工厂、大力发展实业，废除科举制度，推广免费国民学校，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是谁称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究竟谁是窃国大盗呢？毫无疑问，读者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才是名副其实的窃国大盗。

1912年-1928年，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繁荣时期。

在政治上，中国初步建立了宪政制度。北洋政府开始行使中国主权，开创了近代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天津租界、奥匈帝国在天津租界、青岛和胶州湾、俄国在天津、汉口租界、接管厦门英租界。

在经济上，北洋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宣告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利，极大促進了新文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大量的民办的报刊杂志在发行，人们可以公开自由地讨论各种主义。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使得中国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名家都涌现于这个时期。例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实秋、辜鸿铭、傅斯年、鲁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基的，而且当代中国人至今无法超越其成就。

北洋时期的经济文化充分显示了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自由思想在迅速地传播，民众的力量得以充分地释放，社会得以飞快地发展。

二次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已经失去民心，于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为中华民国埋下了祸根。逃亡至日本后，他曾与日本密约，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孙中山推动了与苏俄的合作。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進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此时的苏俄正是被西方孤立的时期，为了寻找出路，苏俄也正想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1922年8月，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维护苏俄国家的利益，解决中苏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越飞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但是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于是，越飞开始转向与孙中山控制的南方政府。

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试图寻求苏俄的援助。1921年12月，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中山越飞宣言》。孙中山以“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为让步换取苏俄的支持。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容共政策。对于苏俄来说，以“联孙”来换取孙中山“容共”；对于孙中山来说，以“容共”获得苏俄的援助。1924年5月，在苏俄的援助下，孙中山创立了陆军军官学校。除鲍罗廷外，还有俄国军事教官30人，并且接受了苏俄的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孙中山的“容共”，使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亲手造成了中华民国和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大陆的失败。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死之前，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是《致苏俄遗书》。孙中山称苏俄“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孙中山至死没有认清苏俄的真正面目。

1928年2月，蒋介石被国民党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战胜北洋政府進入北京。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统一之后，中华民国進入黄金十年时期。期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和教育稳步发展，進入20世纪中国第二个繁荣期。在政治上，国民党开始推進宪政。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8年全国统一后，“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国民政府承诺一步步从“人治”转向“法治”。从1928年到1936年，国民政府建立起“六法”体系，形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干。1936年，国民党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

1945年，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5年4月筹建联合国时，会议在美、英、苏、中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進行。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是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有的租界都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并且收回了被日本侵占达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

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结束，开始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到1947年中华民国颁行中华民国宪法，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中国大陆宪政失败

1921年，在苏俄的扶持、援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提携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避免正面作战，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大约5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00多万人。领导艰苦抗战的国民党的军队对日军大规模会战22次，损失惨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在抗战中伤亡约300多万人，其中阵亡约100多万人。

正在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关键时刻，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在苏共的支持下，经过四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战胜了国民党。国民党战败，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中共用枪杆子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党国专制统治，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专制时代。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宪政奋斗成果付诸东流。

笔者将在下文“从《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通过对比《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三种宪法，讲述中国现代社会進步与倒退的变化，揭露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党国专制体制的。



2020年8月20日完稿 2021年1月31日 修改

从《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宪系列文章之二

从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民国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在至今一百多年历史中，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钦定宪法社会、民主宪政社会和党国专制社会。对比《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用暴力推行党国专制体制，致使中国社会前所未有地大倒退，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其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

“君上大权”共14条，首先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然后赋予皇帝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宣告戒严之权，爵赏及恩赦之权，总揽司法权等。

“臣民权利义务”共9条。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臣民有纳税、当兵之义务等。（笔者：没有选举权利）

“君上大权”首先明示，“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然后规定了，皇帝掌控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军事等所有的国家大权，暴露了《钦定宪法大纲》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永恒统治和皇帝独裁，没有英国君主宪政制度中限制君权的相关条款，充分说明了满清政府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没有進步。此外，中国人没有选举权利。

《钦定宪法大纲》的進步意义表现在，“臣民权利义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臣民的权利义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臣民具有了人身、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具有了私有财产权利。

在思想上，《钦定宪法大纲》无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条款，这保证了臣民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笔者认为，这是《钦定宪法大纲》的重要進步意义之处，使得其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形见绌。

中华民国宪法

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笔者主要介绍1912年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47年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于1912年3月11日开始施行。由于篇幅较长，笔者仅选择重要内容予以摘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 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七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有书信秘密、有居住迁徙、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第十二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有应任官考试、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笔者：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

第四十九条 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

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 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小结

政治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写入法规。至此，自秦始皇开创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寿终。

政治上的進步意义在于，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并且司法是独立的（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中华民国人民不再是臣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结社、信仰、选举和被选举自由。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经济上，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肯定了财产私有制和经济自由。

思想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制条款，保障了人民享有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北洋政府时期，大量的民办的报刊杂志得以发行，人们可以公开自由地讨论各种主义，被国人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2004年8月23日立法院第五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5年6月10日总统公布。由于篇幅较长，笔者仅选择重要内容予以摘录。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笔者：把孙中山的名字写入宪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笔者：把国民党的主义写入宪法）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七条　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财产、择业、言论、出版、结社、信仰、选举和被选举自由

第二十五条　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具有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等职权。

第三十五条　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第三十六条　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

第五十三条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第六十二条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第七十五条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第七十七条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
　　第七十八条　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第八十条　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第八十三条　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锥叙、考绩、级律、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

第九十条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劫、纠举及审计权。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第一百四十条　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

第一百四十二条　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墓。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公营为原则，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国民经营之。
　　 小结

《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序言部分只用一句话，准确说明了制宪机构（国民大会），制宪权源（全体国民托付），制宪依据（孙中山遗教），制宪目的（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增進国民福祉），制宪尊严（永矢咸尊）法律要素。

《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主权在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其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進步之处表现在明确规定：

政治上，政治现任官吏不得于其任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军队国有，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经济上，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公营为原则，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国民经营之。人民有保有、土地、财产及择业之自由，肯定了土地私有制、财产私有制和经济自由。

思想上，《中华民国宪法》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退步之处在于：

1、序言中，强调该宪法的“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这一做法开创了中国宪法序言中列入“某某人名”的先例，造成个人崇拜之恶果。

2、总纲第一条首先说明，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一做法开创了中国宪法中列入“某种意识形态”的先例，势必侵害人民享有的信仰、言论、出版和结社等自由。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时期内，大部时间施行多党制，老百姓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方面比较自由。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49年5月19日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开始施行一党专政。1988年1月1日，蒋经国解除实施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限制，中华民国恢复民主宪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介绍1954、1975年和1982年宪法。

五四宪法摘录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颁布。

五四宪法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笔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写入宪法序言）

五四宪法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笔者：中共第一次将工人阶级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致使中国国民并非一律平等。规定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笔者：“人民”是拥护中共的民众，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实际上属于中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笔者：五四宪法尚保留私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射秽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射秽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笔者：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射秽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导致经济不平等。）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射秽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射秽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笔者：遏制个体私有经济）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笔者：农民尚有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笔者：公然要消灭一个阶层。）

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笔者：五四宪法尚保留资本私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笔者：逐步消灭私有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第十五条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笔者：政府以计划经济的控制经济发展）。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笔者：五四宪法名义上规定军队属于人民，实际上属于中国共产党)，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五四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九）决定国民经济计划；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五四宪法国务院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独立進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笔者：法院尚独立)。

第八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笔者：检察院尚独立）。

五四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笔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是领导阶级。见后文“五星红旗告诉世人什么？”）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笔者：没有提择业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小结 五四宪法的倒退

对照中华民国宪法，可以看出中共《五四宪法》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倒退。

政治上，宪法序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将中国共产党凌驾于中国人之上，并且将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的“人民民主专政”写入宪法序言。

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这意味着，人民的权力是有差别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中国人是被领导的，不是国家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权力是不平等的。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从来就不是领导阶级，详见后文“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领导阶级”。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拥护中共的民众，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实际上属于中共。详见后文 “我的文章中极少使用‘人民‘这个词“。

没有中华民国宪法中的以下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于其任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军队国有，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其结果，全国人大中大多是中共官吏的代表，法官没有超出党派以外，为中共掌控，不能实现依据法律独立审判。军队党有，效忠中共。

经济上，五四宪法还承认土地私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但是要用生产合作来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并将逐步以全民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施行公有制。

1954年，中国共产党国家就计划消灭农村的一个富裕的阶层。果然在合作化中，富农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农民中的一个阶层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犯下了反人类罪。

中共优先发展国营经济，歧视和排斥私有经济。

中共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中国人将被剥夺创业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控制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将国民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臣民。

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于1975年颁布。

七五宪法序言摘录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射秽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笔者：强制中国人接受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五四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写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笔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写進宪法正文）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笔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進宪法正文）

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笔者：把中共的意识形态写進宪法正文）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射秽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笔者：消灭私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射秽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笔者：军队党有）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射秽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笔者：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射秽主义制度写入公民义务）

小结 七五宪法的反动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党国专制体制。七五宪法序言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第一次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加给中国人。总纲第一条第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写進宪法正文。总纲第二条，首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進宪法正文。

五四宪法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七五宪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公开宣称军队党有。

七五宪法不再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其目的在于保证毛泽东是中国唯一的统治者。

七五宪法不仅公然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并且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射秽主义制度。

经济上中共已经消灭了农业个体所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国营经济基本上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

思想上，把 “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写進宪法正文，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中国人的思想。

七五宪法确立了毛泽东的独裁地位。

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于1982年颁布2018年修正版。

八二宪法序言摘录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笔者：中国共产党在八二宪法中第一次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写入宪法序言。在1999年、2004、2018 宪法修正案宪法序言中，先后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中共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共的党国统治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射秽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射秽主义制度。（笔者：2018 宪法修正案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射秽主义制度写入宪法正文，强化中共的统治意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笔者：将民主集中制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写入宪法正文，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制度来统治中国。）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射秽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射秽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笔者：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正文是个進步，但是在习近平统治下，这是谎言。）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射秽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射秽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笔者：字面上宣称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实际上试图强化公有制。）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笔者:国有企业大都是僵尸企业，是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笔者：表面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中国人丧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权。）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为了坚持公有制，中共至今不承认私人产品领域中，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笔者：这是谎言。中国民众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笔者：这是谎言。中国民众没有享有这些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这是谎言。中国民众没有信仰自由）。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笔者：八二宪法删除了，七五宪法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似乎中国共产党不再管军队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中国军队仍然被控制在中共手中。）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笔者：这是谎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均归中国共产党党内机构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

小结 强化中共党国体制

政治上，八二宪法序言中又写上了国贼毛泽东的名字。在八二宪法序言中，中共写入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2018 宪法修正案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射秽主义制度写入宪法正文，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共的党国统治意志。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这个中共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写入宪法正文，用中共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来统治中国。

中国共产党宣称，中国人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纯属谎言。中国共产党拒绝普选制，参选人是中共指派的，竞选是被禁止的。中共迫害独立参选人姚立法、刘惠珍就是明证。

中国共产党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民众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自由。中国人不会忘记，几十多万的知识分子被打成所谓的“右派”，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因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而被杀头。

中国共产党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纯属谎言。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大肆强拆教堂，疯狂抓捕迫害基督徒；在新疆，任意拘禁，大规模监控和政治思想灌输少数民族穆斯林，数百万人被关進“政治教育营”；在藏族地区持续严格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对藏民采取威胁恐吓和安保镇压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宣称，依法治国，纯属谎言，实际上法律仍然受制于中国共产党。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公安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明证。

中国共产党宣称，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纯属谎言。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均归中国共产党党内机构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

2018年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允许习近平无限期连任，使他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个独裁者。

经济上，字面上宣称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实际上试图强化公有制。中共依然控制国有经济，中共至今不承认私人产品领域中，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2018年，中共隆重召开了纪念马克屎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大肆赞扬主张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屎，就是明证。

表面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中国人丧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权。

在思想上，不仅要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来控制国民的思想，使得中国人丧失了信仰、言论和新闻等自由。

宪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国政府手中变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

总结

通过对比《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進步与倒退。

《钦定宪法大纲》致使中国社会开始改变

《钦定宪法大纲》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永恒统治和皇帝独裁，没有限制君权的相关条款，说明满清政府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没有進步。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的“臣民权利义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得臣民具有了人身、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权利和私有财产权利。

《钦定宪法大纲》无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条款，这保证了臣民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导致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進步

政治上的進步意义在于，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写入法规。中华民国国民，不再是臣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结社、信仰、选举和被选举自由。国家权力制度实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

经济上，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保障财产私有制和经济自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制条款，保障人民享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

《中华民国宪法》進一步完善了宪政民主制度，但是在思想上是倒退的。

声称该宪法“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开创了中国宪法中列入“某某人名”的先例，造成个人崇拜之恶果。宣称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开创了中国宪法中列入“某种意识形态”的先例，侵害了人民享有的信仰、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反动倒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枪杆子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维护其党国专制统治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利用四项基本原则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共的党国统治意志。坚持中共领导，主权在党。正如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国国民丧失了平等权利，丧失了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中共施行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国民的反抗，强制国民按照中共的意志走射秽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强迫中国国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中共的中高层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国民又沦为被统治的臣民。

中共依然控制着中国军队，用于威吓和镇压中国民众。

中国共产党强制施行公有制抢夺国民的资产，推行计划经济控制中国经济发展，利用国企大肆捞取国民创造的财富。中国国民丧失了经济自由。《钦定宪法大纲》尚然保障臣民的私有财产权利，中共统治阶级竟然比中国清朝专制统治阶级还要暴敛。

《钦定宪法大纲》无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条款，保证了臣民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先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运动，残酷迫害知识分子。习近平加强对言论和新闻的控制，强制大陆高校七不讲、全面监控网络言论，强制 “媒体姓党” 等等。中共统治阶级竟然比中国清朝专制统治阶级的对言论、出版的控制还要凶恶。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是独裁专制的工具。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共手中。中共权力集中在中共头子手中。1975年，毛泽东用中共政治取代宪法。七五宪法确立了毛泽东的独裁地位。2018年，习近平效法毛泽东同样用中共政治取代宪法。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连任，使他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个独裁者。

中共是一党专政的政党，其建立的党国体制是政治、经济和思想全面腐败的体制：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和军队党有化的政治腐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腐败以及控制言论、新闻、出版、信仰的思想腐败。中共官僚集团像满清皇帝一样，拥有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使得中国退回到专制时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国共产党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通过对比《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代表着阻碍中国宪政進步的反动势力，是中国社会公害。

中国国民必须行动起来，抛弃中国共产党的党宪法。



2020年8月23日完稿 2021年2月3日修改

大陆宪政何以失败——制宪系列文章之三

制宪小组成员读了笔者写的《艰难的中国宪政之路》一文后，有人问道：“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在此文中回答这一问题

大陆宪政何以失败？这是自194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在严肃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内战失败。

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

中国的经济虽然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十年黄金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个中国仍然是一个正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国家，处于古老的农村生活方式包围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状态。中国工业仅仅在东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中得以发展，广大的内陆地区依然是农业地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工业经济支撑一个新型社会的成长，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还不够强大到足以支撑一个宪政社会。所以，毛泽东得以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方法战胜蒋介石，也就是用汪洋大海的落后农村淹没少数现代城市。中国从一个刚刚建立的宪政社会，又回到了专制社会。

中国在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一个由君主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相对容易接受宪政制度，而多数的缺少教育的普通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民众，仍然生活在君主统治的意识中。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带有君主专制制度的基因：绵羊基因和暴力基因，缺少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基因。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他们大都是文盲，还没有自我意识，大多数人是一群绵羊，很容易成为军事强权的支持者。一群绵羊需要一个牧羊人，一群臣民需要一个皇帝的统治。而一些继承黄巢、李自成的“打天下，坐天下”暴力基因的知识分子中有人则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君主。中国多数民众的仍然生活在专制文化传统中，没有立宪主义所强调的“限制王权”、“保障民权”、“权力分立”等政治需求。新型的商业文化还没有形成，传统的专制文化依然强大。所以，中国宪政缺乏基本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宪政治国的经验，而且众多军事首领，包括孙文在内依然采用君主时代的武力方式来夺取国家政权。袁世凯死后，直系、皖系和奉系，以及孙文，他们多次发动内战来争夺国家政权。此外，他们没有法律意识，不尊重规则，往往采用君主时代的武力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分歧。就说孙文，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他立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没有采用黄兴等人使用和平手段，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式進行抗争的建议。孙文发动的所谓的“二次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刚刚建立的还十分脆弱的宪政制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宪政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人物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 (护法战争后) ，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 (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 ，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 (专制的另一中说法) ，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杨小凯《中华民国经济史 (1912-1949)》》。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社会依然拥有丰厚的君主专制土壤，建立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

日本侵华战争

社会转型，尤其是中国这种长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转型，转型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

英国从16世纪到17世纪，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英国的区域型商品经济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逐步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宪政改革也在孕育形成之中，此后才有了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到1931年9月18日,仅仅过了33年,正在转型的中国遭遇了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破坏了中国宪政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中国宪政的发展。

“有研究表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進程”，“资料显示，抗战前，在全国民族资本工业中，全部厂数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均集中于上海一地。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这短短的3个月中，上海工厂被毁2270余家，损失总额达法币8亿元。其中闸北区的损失比率达100%，虹口、杨树浦的损失比率亦达到70%以上。除上海外，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工业设备损失约50%，武汉三镇全部工业中彻底被毁者达12%”，“日军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一座座富有活力的工业商埠城市变为废墟，留下的是百业雕零、千里赤地”（2015年08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10年抗战损失调查: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8年全国统一后，“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从1928年到1936年，国民政府建立起“六法”体系，形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干。1936年，国民党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抗日战争延缓了中国宪政的進程。

国民党内战失败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战争给予中国经济的破坏还没有恢复，被推迟的宪政建设刚刚开始，正在这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关键时刻，国内战争爆发。内战使得中国原本就薄弱的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又遭到破坏，并再次夺去了国民党恢复经济和推行宪政的时间，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这是中国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原因，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悲剧。

当然，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上，“党国”制度败坏了国民党的宪政形象。1848年2月21日，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实施了这个政治纲领。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改名为共产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党国”。“党国”就是党在国家前面，党在国上，党控制着国。“党国”就是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的国家。1923年1月，孙文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与苏共合作正式开始了。孙文不仅接受了苏俄的资金、武器和军事顾问人员的援助，还吸收了苏俄的以党治国理念。1923年10月15日，孙文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发表演说时声称: 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孙文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進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确立了以党治国的原则，国民政府要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指挥监督。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3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当然，孙文的党国与苏俄的党国不尽相同。苏俄的党国体制是目的。孙文的“党国”是国民党政治治国的 “以党训政”第二个阶段，在“宪政”阶段将放弃一党专政。尽管如此，“党国”依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污点，受到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抨击。中共也对一党专政進行了攻击。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進；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颁行了《中华民国宪法》，结束训政，开始实行民主宪政。但是，就像清末宪政失败一样，为时已晚，只能重蹈前清宪政失败的覆辙。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49年5月19日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开始施行一党专政。直到1988年1月1日，蒋经国解除实施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限制，中华民国恢复民主宪政。此时，国民党才恢复了宪政形象。

经济上，由于内战来临,国民党无力关注民众的福利工作.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尽管蒋介石意识到了民生问题,同样为时已晚.

1948年8月，国民党实施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一时曾受到民众热忱反应，“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币制改革失败和经济崩溃，造成中国社会极大的恐慌。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蓄军事力量，中国国民党流血抗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避免正面作战，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大约5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得以壮大。

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承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沈重打击”。

领导艰苦抗战的国民党的军队对日军大规模会战22次，损失惨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在抗战中伤亡约300多万人，其中阵亡约100多万人。

军事上，中共是如何战胜国民党的，有兴趣的读者请看高华的《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此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当然，中共军事上的胜利离不开苏俄的援助和北朝鲜的支持。“進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進人北朝鲜避难。”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1949年,国民党内战败北,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往台湾，大陆民主宪政随之失败。

大陆宪政的失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暴力公有制基因。这个原因也属于本文第一段“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的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涉及到 “什么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阐述。



2020年8月25日 完稿 2021年2月6日修改

为什么我的文章中极少使用“人民”这个词（制宪系列文章之四）

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在这部宪法里，中国百姓是臣民，见其附录“臣民权利义务”。

1912年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百姓不再是臣民，而是以“国民”和“人民”相称，并且一直延续到194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宪法。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国民指的是全国民众，取得一国国籍的人，即是该国国民。

1949年中共建国之后，中共极少说“国民”，而是说“人民”。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

“人民”一词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变化，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包括：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可能增加，也就可能不增加。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 在这两篇文章中，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增加，只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兵士和小资产阶级。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共要打到的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同中国国民党争夺天下，毛泽东扩大了“人民”的范围。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此时，“人民”不仅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官僚资产阶级”，当然是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此时，人民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了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当然，他们必须受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共产党领导。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在下一阶段呢？仅仅在几年后的“公私合营”和“反右运动”中就得以见分晓。

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射秽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射秽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射秽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射秽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由于手握军队，毛泽东露出了真面目，“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射秽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射秽主义建设是中共领导的所施行的，就是说，一切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射秽主义的人，是人民；一切不拥护中国共产党、不拥护射秽主义的人则是敌人。

至于“人民”，由于所有的政治决策都是中共代表人民做出的，人民所能做的只能是同意。若敢不同意，当即划入敌人阵营。毛泽东将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统统归于人民的敌人，利用人民民主专政，屠杀地主，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发动反右运动，残酷镇压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共宪法中“人民”概念

1954年宪法序言中提到：“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接受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属于人民。自然，不接受中共领导，就是敌人。

1975年宪法序言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射秽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中，信奉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属于人民。反之，就是敌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邓小平通过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1982年宪法序言：“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進行射秽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射秽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射秽主义民主，健全射秽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射秽主义国家。---射秽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射秽主义劳动者、拥护射秽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包括全体射秽主义劳动者、拥护射秽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由于1982年宪法正式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从此以后，在中国，遵守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属于人民；反之，则是敌人。

1982年宪法共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

1999年宪法修正案宪法序言中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增加了邓小平理论。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序言中，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18年宪法修正案宪法序言中，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增加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

这也就是说，大陆的中国人，除了要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否则就是敌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指的是全国民众。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只是“国民”的一部分。毛泽东时期的“人民”仅仅包括“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射秽主义制度”的人。习近平的“人民”仅仅包括“拥护中国共产党，走射秽主义道路，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接受人民民主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中共将不接受中共四项基本原则的国民排除在“人民”之外，把大批“国民”当作“敌人”。

你听，“共产党”这个邪恶的名字！

共产党是用刀枪抢夺他人钱财的黑帮。为了给自己的杀人谋财冠以正义的理由，中共重新定义了“人民”这个词。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就是人民，否则就是敌人，中国共产党可以夺走敌人的资产，消灭敌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给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杀死近百万人！中国共产党给人带上地主的帽子，杀死一百多万人！笔者将在“人民民主专政是一把屠刀”一文中，揭露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杀人如麻的。中国共产党是犯罪集团，是中国人的耻辱！

笔者鄙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笔者是中国“国民”中的一员，不屑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中的一员。因此，笔者在文章中常用“国民”一词，极少用“人民”这个词，只有在类似此文的文章中，才不得不用“人民”这个词。

笔者不会让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这个词玷污自己的文章！



2020年8月30日完稿 2021年2月10日 修改

谁是中国人的敌人-制宪系列文章之五

笔者在“为什么我的文章中极少使用‘人民’这个词“一文中指出，为了夺取政权，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了“人民”“这个词。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射秽主义道路的人是人民，反党反射秽主义的人就是敌人。“反党反射秽主义”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最沈重的政治帽子，轻则判刑，重则枪毙。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向恶意制造敌人，以“敌人”的名义对中国人实施恐怖统治，采取一系列恐吓、夺财、游街、失踪、拘押、逮捕、酷刑、连坐、直至枪毙等残酷的手段迫害他们的“敌人”。

在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序言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就写入了“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内外敌人”的词语。

在《七五宪法》序言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又恶狠狠地写入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词语。

在《八二宪法》序言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声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進行斗争” 。八二宪法序言使用“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将“敌人”的外延扩大了。

那麽，究竟谁是中国人的外部敌对势力，谁是中国人的内部敌对分子呢？翻开中国现代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前苏联共产党是伤害中国人最深的外部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是残害中国人最重的内部敌对分子。

前苏联共产党是伤害中国人最深的外部敌对势力

1921年6月，苏军侵入当时在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7月，在苏联共产党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与苏俄签订了《苏蒙条约》，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1929年7月，张学良试图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爆发中苏军事冲突，东北军战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当年11月7日，尚不到两个月，苏联共产党支扶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两国以中国领土作为交易筹码，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 。

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对日本宣战，進军东北。据北松写的《俄罗斯—伤害我们最深的国家！》一文揭露：

“1945年，苏联人進入东北，苏军军纪涣散，抢劫、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对中国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相比日寇入侵时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贺龙部下、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在哈尔滨制止苏联士兵抢劫暴行时被打死。

　　苏军進入东北后，仅抗日8天，就将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战利品全面接收，将所有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在沈阳，每天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近半年时间里，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来到这里，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他们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罗纳德•斯佩克特《在帝国的废墟里》)。

　　苏联红军士兵还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女人，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在东北地区疯狂掠夺财物，造成中国损失约14-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强“(罗纳德•斯佩克特《在帝国的废墟里》)。

苏联共产党对中国人的最大伤害是，1921年7月，苏联共产党出资成立中国共产党。此后，在1921年-192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苏联共产党长期向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提供财政援助，帮助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占领了中国大陆。详细情况，读者可以参阅杨奎松的文章《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以及其他相关文章。

在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上，毛泽东脱稿说出：“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 “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2012年12月27日 博讯 《解龙将军：“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

的确如此，没有苏联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正是苏联共产党催生了七十多年来残害中国人的中国共产党。前苏联共产党是伤害中国人最深的外部敌对势力

中国共产党是残害中国人最重的内部敌对分子

中国共产党卖身投靠苏联共产党，甘当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利益。自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就甘心成为苏联汉奸。

外蒙事件

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与苏俄签订了《苏蒙条约》，条约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对此，李大钊竟然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袁南生）。11月，陈独秀在其写就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中，竟然说什么：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到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

这是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第一次悍然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公然支持苏俄分裂中国国土。

中东路事件

1929年，张学良试图以武力收回当时为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爆发中苏军事冲突，东北军战败。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竟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联共产党，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群众示威。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恶劣的表现遭受国人痛斥，从此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当年11月7日，尚不到两个月，在苏联共产党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乘“九一八”之机，公然地進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为傀儡国主席，定都于瑞金。这个依附苏俄的伪政权比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早了近4个多月，比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领先了近九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汉奸政权。

《苏日中立条约》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两国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 。4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在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无视苏俄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这一罪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利益，卑鄙地遵从苏联共产党之命，令国人惊愕，纷纷斥责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卖国行为。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南進作战，朝鲜战争爆发。7月5日，以美国为首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军队赴朝参战。

沈志华在其《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文中，详细地讲述了，金日成如何积极策划朝鲜战争，斯大林怎样参与策划战争的事实。为了表明对斯大林的忠诚，毛泽东对中国人掩盖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阴谋，参与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党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这个大谎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确实付出了较大代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有18.3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直接战费支出62亿元人民币，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搜狐军事 《揭秘：抗美援朝对中国影响 志愿军付出重大代价》)

毛泽东献媚斯大林，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花了这么多的钱，死了这么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鲜这个专制王朝。

效仿前苏联共产党建立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党全面照搬了前苏联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模式。

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在 “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杀掉将近200多万地主，迫害上千万富农,并且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在 公私合营运动中，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不少人被迫自杀。而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乱搞大跃進，仅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导致几千万人饿死。

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垄断了一切公共权力，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最高领导机构,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毛泽东为了巩固个人独裁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社会几乎崩溃。

以毛泽东为首的“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進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2012年3月17日 凤凰网历史 《叶剑英1978年讲话：文革全国受害的有上亿人》）。

国家的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统治集团的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1989年6月4日，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悍然动用野战军、坦克血腥镇压一九八九民主运动。

思想方面，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统制。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例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击右派分子，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习近平上台后，在坚持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又增加了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党国统治意志。习近平加强对言论和新闻的控制。2013年，习近平强制大陆高校七不讲。2016年2月，习近平明确无误要求，“媒体必须姓党，听党的话跟党走” 。

习近平及其爪牙，大肆造谣污蔑進而抓捕自由记者、人权律师，刑事拘留维权和异见人士。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公安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直试图压制新疆维族人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在新疆统治的反抗。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新疆当局已将数十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斯坦族和其他穆斯林关進了拘禁营。被关押的人要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思想灌输和讯问，迫使他们忠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

在西藏，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强迫藏族民众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要求藏族民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竭力淡化他们的宗教信仰。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学者凯特﹒桑德斯近日撰写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当局下令拆迁西藏芒康县偏远乡村一座正在建造的寺院，当局声称建造寺院是不被允许的，其中有三名僧侣因抗议拆迁，而遭到当局的殴打与威胁“。同时，她亦提到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当局在西藏境内以”发展“的名义，强拆西藏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并驱逐数千僧尼学员的状况（2020年4月24日《武汉疫情虽减缓，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对西藏镇压却加剧》）。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撕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实施《国安法》，迫害坚持“一国两制”的香港民众，残酷镇压"和平占中"运动和“返送中”运动，胁迫、逮捕、拘禁与囚禁香港民众。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最为恶劣的是在中国国民中制造政治贱民。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到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和“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再到黑九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这些政治贱民无论走到哪里，档案里背着所谓的“政治污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和“红头文件中”，都把政治贱民列为监视重点。在全国各地，他们被随意抄家、喷气式批斗、挂牌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示众，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许多人被残酷殴打致死、被迫自杀身亡。他们的子女被骂为“狗崽子”，继承了“黑五类”的身世。他们在升学、参军、就业等方面，均遭受到极为不公正、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人是地地道道的人类渣滓，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一个强制推行国外马列主义，唱着国外歌曲国际歌，凭借苏联共产党的钱财和支持霸占中国、残害中国人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恬不知耻地称他人是敌人，真是可笑之极！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在《八二宪法》序言中声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進行斗争”

是的，中国人的确有“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中国人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正是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专制派。

中国共产党对外认贼作父，对内残害百姓。无疑，中国共产党专制派是中国人的敌人。

是的，在中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当今中国，中国人同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统治集团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

中国人同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统治集团的长期的阶级斗争，从1957年第一次進行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右派民主运动，到近几年开展的“天灭中国共产党专制派”运动，已经六十四年了。

笔者相信，中国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统治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2020年9月2日完稿 2021年2月13日修改

中国、朝鲜、美国宪法序言比较-制宪系列文章之六

通过比较中国、朝鲜、美国宪法序言，就可以得知，中国宪法是“党定宪法”，朝鲜宪法是“钦定宪法”，美国宪法是“民定宪法”。这三个国家的性质昭然若揭。

中国宪法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笔者：无耻谎言。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曾经是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此时，中华民国就根本不存在“反对帝国主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笔者：无耻谎言。实际上，“人民”只是听话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中国的新主人。见《为什么我的文章中很少使用“人民”这个词》一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射秽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射秽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笔者：无耻谎言。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是中国新的剥削者），射秽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射秽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射秽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射秽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射秽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射秽主义道路，集中力量進行射秽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笔者：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强制中国民众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信奉一堆乱七八糟的主义思想、走射秽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射秽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射秽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射秽主义民主，健全射秽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射秽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進行斗争。（笔者：中国共产党一向用“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来恐吓中国民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的敌人 见《谁是中国人的敌人》 一文）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射秽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射秽主义劳动者、射秽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射秽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進行射秽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進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射秽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笔者：这是谎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对新疆民众和西藏民众实施残酷镇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進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進人类進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中国宪法序言竟然长达1898个字，又臭又长，谎话连篇。

序言宣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谎言。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已经开始行使中国主权，开创了近代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天津租界、奥匈帝国在天津租界、青岛和胶州湾、俄国在天津、汉口租界、接管厦门英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有的租界都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并且收回了被日本侵占达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5年4月筹建联合国时，会议在美、英、苏、中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進行。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曾经是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宪政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所谓“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谎言，是为了掩盖中国共产党投靠苏联共产党，借助苏联共产党势力，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罪恶。

序言宣称，“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无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谎言。中国共产党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实际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是中国的主人。见后文“中国的一切权力实际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序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射秽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射秽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这同样是谎言，妄图掩盖中国共产党的剥削罪行。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是最大的剥削阶级。他们控制着国家的土地、石油等主要资源，通过国营企业剥削中国人的血汗。国营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金库。

序言宣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進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一向用”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来恐吓中国民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的敌人。见《谁是中国人的敌人》一文。

序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射秽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无疑，这是谎言。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长期地残酷镇压新疆穆斯林民众和西藏民众。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建立自治区是骗局，主要目的是驯化少数民族。有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对新疆穆斯林進行的系统性且日益普遍的监控、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在过去三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斯坦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進了拘禁营和监狱。中国共产党已驳斥了国际社会对拘禁营的批评，中国把拘禁营描述为使用温和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就业培训中心。但这些内部文件通过策划和精心安排这场镇压的官员们使用的语言和命令，证实了这项行动的强制性。---被关押的人要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思想灌输和讯问，目的是将他们转化为世俗的、忠于党的支持者。”。（2019年11月16日 《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By Austin Ramzy and Chris Buckley）

1959年3月，西藏藏民群众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演变为拉萨起义。拉萨起义被镇压后，1959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進行西藏土地改革运动，收缴民间武器，摧毁寺院，基层建政等等，牧民普遍不接受“改革”，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被中国共产党定性成“叛乱”。至今，六十二年过去了，西藏藏民群众依然抵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镇压加剧。“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学者凯特﹒桑德斯近日撰写文章指出，西藏境内早在武汉疫情影响前就遭到中国共产党当局全面封锁。同时，她指出虽然疫情在西藏有所减缓，但严厉的宣传和封锁却持续增强，中国共产党当局并假借武汉新冠疫情更進一步侵犯藏人的生活，藏人被要求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名义为共产党牺牲一切，实则是方便中国共产党全面压制异议和执行政策“。（西藏之声2020年4月24日报道《武汉疫情虽减缓，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镇压却加剧》

以上这两个简单的示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射秽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是谎言。

序言宣称，“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射秽主义道路，集中力量進行射秽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射秽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利用四项基本原则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国统治意志，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国民丧失了平等权利，丧失了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强迫中国国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中国共产党施行人民民主专政，用暴力镇压国民的反抗，强制国民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走射秽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强制中国人遵从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枪杆子，敢于使用暴力镇压国民反抗的黑帮。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维护其党国专制统治的宪法，是一部暴力的“党定宪法“。习近平毫不忌讳地说过：“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2020年07月16日 求是网《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



1948年，朝鲜建国时通过的第一版宪法的正式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1998年至2012年间，称为《金日成宪法》，2012年修宪后称为《金日成金正日宪法》。

朝鲜宪法序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体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国家建设思想和业绩的主体的射秽主义国家。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是射秽主义朝鲜的始祖。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在此旗帜下组织和领导了抗日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完成了光复祖国的历史大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奠定了建设自主独立国家的牢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了主体的革命路线，英明地领导了各阶段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把共和国加强和发展成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射秽主义国家，自主、自立、自卫的射秽主义国家。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阐明了国家建设和国家活动的根本原则，确立了最优越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方式、社会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打下了保证射秽主义祖国繁荣昌盛，继承并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牢固基础。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继承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把我们共和国加强和发展成为金日成同志的国家，把民族的尊严和国力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卓越的爱国者、射秽主义朝鲜的维护者。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全面深入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的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高举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旗帜，在射秽主义建设的所有领域开创了奇迹和变革的新历史，历史上首次开拓了领袖永生事业，纯洁地继承和发展主体的革命传统，牢固地传续了朝鲜革命的命脉。

针对世界射秽主义体系崩溃和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疯狂的反朝扼杀活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用先军政治出色地维护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宝贵的遗产——射秽主义胜利果实，把我们祖国转变成战无不胜的政治思想强国、核保有国、无敌的军事强国，开辟了建设射秽主义强国的康庄大道。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以民为天”作为座右铭，一向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献出了一生，以崇高的仁德政治关爱和领导人民，把全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团结一心的大家庭。

由于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我们共和国作为出色地解决富强自主国家建设的根本重心课题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实体光芒四射。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为祖国统一事业建树不朽业绩的民族万代恩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统一祖国作为民族至高无上的任务提了出来，并为其实现而呕心沥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共和国建成了统一祖国的强大堡垒，同时，提出了统一祖国的根本原则和途径，把统一祖国的运动发展成为全民族运动，开辟了用全民族团结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阐明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和发展了国家的对外关系，大大提高了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作为世界政治的元老，开创了自主的新时代，为加强和发展射秽主义运动和不结盟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進行了积极活动，为人类的自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思想理论和领导艺术的天才，是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伟人。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伟大思想和领导业绩，是朝鲜革命的万年财宝，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安放著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遗体保持生前容貌的锦绣山太阳宫是领袖永生的大纪念碑，是全体朝鲜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永恒的圣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将竭诚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主体朝鲜永恒的领袖，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维护、继承并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把主体革命事业進行到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射秽主义宪法，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金正日宪法。



朝鲜宪法序言长达1616个字，24次提到金日成的名字，17次提到金正日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金日成金正日宪法”。

宪法序言吹捧，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是射秽主义朝鲜的始祖。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

宪法序言吹捧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继承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把我们共和国加强和发展成为金日成同志的国家，把民族的尊严和国力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卓越的爱国者、射秽主义朝鲜的维护者。

朝鲜是一个由金日成家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朝鲜从金日成传位金正日，金正日再传位至金成恩，证实了朝鲜一个地地道道的君主专制王朝。“金日成金正日宪法”是名副其实的“钦定宪法 “。

美国宪法序言

美国宪法序言只有一句话: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進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这句话表明了制定美国宪法主体，即权力的源泉：我们合众国人民。美国宪法是民定宪法。这句话说明了制订宪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進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中华民国宪法序言效仿美国宪法，也只有一句话：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

这句话，说明了制宪机构（国民大会），制宪权源（全体国民托付），制宪依据（孙中山遗教），制宪目的（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進国民福利），制宪尊严（永矢咸尊）法律要素。

中华民国宪法序言美中不足的是，多了“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这一败笔。



美国宪法序言中没有提到诸如华盛顿等任何一个美国先贤的名字。

中国宪法序言中，提到了毛泽东、邓小平，甚至这个还活着的习近平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可以把这几个名字写進中国共产党党章，但绝不可以写進宪法。因为，宪法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宪法。这几个人对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但对那些鄙视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就是罪犯。把他们写進宪法，是对中国国民的亵渎。

中国宪法序言中提到了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甚至还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可以把这几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進中国共产党党章，但绝不可以写進宪法。因为，宪法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宪法，这几种指导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但对那些鄙视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就是反人类的邪教。把它们写進宪法，是对中国国民信仰的亵渎。



通过比较中国、朝鲜、美国宪法序言，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宪法是“党定宪法”，朝鲜宪法是“钦定宪法”，美国宪法是“民定宪法”。这三个国家的性质已经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朝鲜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宪法应由全体国民参与制定。宪法是全体国民的宪法，不是某个人的宪法，不是某个政党的宪法。不允许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写入宪法，不允许把任何政党的名称写入宪法，不允许把任何政党的指导思想写進宪法，不允许任何政党以它的政治私货治理国家。不允许把任何谎言写進宪法，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政党自吹自擂。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要遵守宪法。

美国宪法序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案例。只要一句话，一句说明制定中国宪法的主体，制订宪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的话即可。



2020年9月7日完稿 2021年2月16日修改

《共产党宣言》批判-制宪系列文章之七

2013年4月15日，《共识网》刊登了作者春风写的《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一文。记得是4月17日，笔者第一次阅读此文，惊讶地发现一篇政论文竟然点击量已达16000次了。此文深刻地批判了马克屎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文中，春风说：“马克屎的核心观点是‘剩余价值和暴力’，用剩余价值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给人类带来了血腥灾难。马克屎是人类進步的破坏者，是嗜血者。今日，有人依然坚持‘剩余价值’观点，那是无知；依然坚持暴力手段，那就是无耻。---我希望人类历史能够尽快地翻过马克屎带来的这血腥的一页---”。

《共产党宣言》被共产党人誉为：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阐述科学射秽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是马克屎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被共产党人誉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创造性地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声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屎列宁主义”。《八二宪法》迫使中国人在中共领导下，接受马克屎主义的指引。要揭露中国共产党的罪恶，中国人必须批判《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笔者结合春风的观点，在本文中批判《共产党宣言》，在下一篇文章中批判《资本论》。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在宣言中，马克屎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共产党宣言》正如春风先生所说：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 “（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充分显示了马克屎的无知和暴力。

马克屎的无知

由于无知，马克屎不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交易私有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两种私有制

“人类历史存在两大类私有制形式，一种是暴力私有制，另一种是交易私有制。

先谈暴力私有制。

在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学习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军事暴力集团都在疯狂地掠夺土地。他们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国家，其特点是：以君主为首的军事集团利用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占领国家的土地，使得土地及其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矿产等等都成为君主和贵族的私有财产。暴力是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称之为暴力私有制。

暴力私有制在托马斯·莫尔所创作的《乌托邦》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 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 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 老百姓一旦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 。

君主专制国家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都属于国王和贵族所有，百姓的所有只是国王的施舍。暴力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深为托马斯·莫尔所憎恨。所以，莫尔主张废除暴力私有制。

再谈交易私有制。

“人类是交易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们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个人的能力特长也是相异的。凭借不同的自然资源和能力特长，人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易。早期人类社会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交易活动。古代地中海贸易以及中国商朝的商业繁荣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有商品交易必定会产生交易市场。关于市场的产生年代，据中国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周易·系辞下》记载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交易活动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必须承认彼此是商品的所有者。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是私有制产生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交易私有制。

交换活动的前提之二是必须遵守自愿、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严禁强买强卖，否则就会出现白居易所描写的《卖炭翁》悲剧。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理解交易私有制的一把钥匙。交易成交的必要条件是买方必须‘满意’卖方所提供的产品，包括质量、价格和交期等方面。交易成交的充分条件是卖方必须‘满意’买方购买产品的价格。‘交易双方满意’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来旁注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阐述：尽管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笔者：前提是，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能否做到质量好、价格便宜，并满足交期），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笔者：‘交易双方满意’）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笔者：让顾客买我的产品），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笔者：他追求的是对顾客购买产品价格的满意）。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進了社会利益（笔者：满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建立在交易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它不仅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進社会整体利益，同时，它也强化了生产者满足了他人需求的‘利他’的道德观念。因此，交易私有制有利于社会繁荣发展，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万善之源。“（《钝角网》蒋志青《公私有制再认识:万恶之源究竟是什么？》）

无知的马克屎不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他没有具体地分析私有制的不同的形态，就主张消灭私有制。其结果是，跟随他的共产党人不仅消灭了暴力私有制，并且将交易私有制也一起消灭了，造成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败落，国民贫穷。

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过：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是用来提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网则是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福利国家建立安全网是对的，福利国家砍断了梯子则是错误的。交易私有制是一个知识能力等级梯子。这个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具有知识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知识能力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交易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和支持具备才能并努力進取的人，進而提高人类的知识能力水准。

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至于交易私有制的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等手段来适度调节“。（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或许我们可以用暴力消灭暴力私有制，但我们绝不可以用暴力来消灭交易私有制。历史事实也已经证实，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173年前，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讲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20世纪，射秽主义国家消灭了交易私有制，其后果是，马克屎猜想的“生产力的总量”落后于实行交易私有制的民主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无法比较。年龄大一些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那曾经一无所有、百十种票证限制供应的贫穷短缺的生活吧。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仅仅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也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沈痛的教训，使得中国人意识到，公有制不是万能的，交易私有制还是必须的。仅仅改变所有制形态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又回来的根本原因。

从企业经营角度，人的经营能力比生产资料更为重要。

　　从产品的生产资料视角出发，看到的是交易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差距;从人的能力出发，看到的则是资源效率的提高和产品价值的创造。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至于交易私有制的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等手段来适度调节。如果仅仅看到了企业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能力，就要剥夺企业家的生产资料，消灭交易私有制，是极其武断的，且有害于社会繁荣進步。经济要发展就离不开交易私有制，当今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進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的知识能力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只要人的物质资源不是无限的，人的知识能力不是一样的，交易活动就永远存在。因此，交易私有制必将永远存在，是消灭不了的。消灭了交易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企业家，也就毁灭了社会财富。为什么?因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共产党多么凶残，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从交易私有制到民主社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孕育于农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主要活动，工业生产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人类由农业社会進入工业社会。基于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制，成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每个国民都可以進入市场。市场经济赋予所有進入市场的人配置资源和发挥自身能力的权力，给他们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根据产品的贡献，分享财富。交易私有制逐步将更多的财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保障了国民的生活。交易私有制使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顾客选择过程，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企业将被逐出市场，顾客选择权将社会经济权力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而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平等原则逐步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力的商人阶层及劳动阶层的独立和壮大，迫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步一步地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催生了民主制度。

以英国近代史为例。16世纪之前，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国家。土地拥有者君主和贵族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英国的区域型商品经济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正在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民主宪政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

经济方面，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国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自斯密批判重商主义，提出自由贸易和新经济政策之后，重商主义开始没落，英国政府逐步退出了经济领域，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当然英国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的时间，一直延续到20世纪，笔者在后文中讲述。

政治方面，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为政治体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国家权力由君主转移到议会。议会把政府官员排除在议会之外，以保持议会的独立性。1690年，英国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提出了人民主权、法治与分权原则。从此，主张以宪法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后，美国 1787 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791 年生效 的《权利法案》以及 1789 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宪政主义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三权分立、 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创新，完善了民主共和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交易活动、交易私有制、平等交易、国民主权、法治和分权，这条社会自发的道路，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逐步将财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基于国民主权的民主制度逐步将政治权力转交到国民手中，最终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催生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暴力私有制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基础，人类必须反对；交易私有制是民主共和社会的基石，人类必须维护之。

从暴力公有制到党国专制社会

马克屎《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人类的交易活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我们把马克屎主张的用暴力建立的公有制称之为暴力公有制。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交易私有制催生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将人类带進现代民主社会。那麽，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将人类带向何处？

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暴力公有制又将人类带回到君主专制社会的变种——党国专制社会。

《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列宁和斯大林将这个共产主义幽灵变成了魔鬼。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改名为共产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信奉马克屎主义，消灭了私有制的射秽主义国家，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射秽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

苏联政权建立后，苏共逐步建立起党国体制，具体表现为：

经济方面，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苏共将银行、铁路、企业等等收归国有，在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1925年，苏联制定工业化方针。1927年，用武力和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1928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苏共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将国民变成了党国的臣民。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牺牲农民的利益。集体农庄化运动导致大灾荒，仅在1932-1934年的饥荒中就大约有几百万人饿死，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

政治方面，苏共对权力极端贪婪，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苏共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党政不分。国家的军队成为苏共统治集团的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个人独裁。1917年12月，列宁提议组建射秽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契卡），赋予了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开始实行“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红色恐怖统治。苏共力图将国民变成顺民，進而巩固其专制统治。

思想方面，苏共自我标榜为先锋队组织，代表着真理，自我歌颂，吹捧领袖，以此来保持苏共对国民的政治控制。苏共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苏联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以及科学等一切领域，都必须贯彻这种意识形态，以此来保证对国民的思想控制。苏共成立检查和监督机构，对出版物和剧目实施检查，在文艺界建立谍报网，以此来清除异己。从1930年到1950年期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被驱逐和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暴力公有制、消灭贸易活动、垄断一切权力，这条强加于社会的暴力路径，暴力公有制逐步将国家资产集中于苏联共产党手中，集权制度逐步将公共权力集中于苏联共产党手中，一个苏联共产党凌驾于国民、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党国一体的党国专制社会出现了。

中国共产党沿袭了苏共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是列宁所创始、斯大林所建立的，而后为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屎列宁主义”。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全面照搬了前苏联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模式。

经济方面同苏共一样，中国共产党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仅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导致几千万人饿死。

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公共权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为了巩固个人独裁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社会几乎崩溃。

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统制。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就范。毛泽东长期地進行各类“造神愚民”运动，迫使人们只能有一种思维，根本没有思想自由。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提出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屎是一个无知暴力之徒。马克屎鼓吹用暴力消灭私有制，被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些同样无知的暴徒接受并实施之后，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笔者将在后文中讲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屠杀，一笔笔血债罄竹难书。

最后，笔者用春风先生写在《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美国动物学家康罗·洛仑兹认为”所有强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够信赖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残杀“。“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自己的同类。”“这是动物行为机能在功能上类似道德的功能。”（洛仑兹《攻击与人性》）

族内杀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则。

人类以往的攻击行为多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族内攻击多发生在民众与官府之间。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主张引发了世界各民族内部的全面的暴力攻击行为，挑起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族内残杀。

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



2020年9月10日完稿 2021年2月19日修改

《资本论》批判-制宪系列文章之八

《资本论》被共产党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实际上，《资本论》仅仅是“共产党”这种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圣经。

共产党人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全面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屎用剩余价值理论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为共产党人所接受。

马克屎自己认为他的目的是：“用辩证的方法，经过批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笔者认为，马克屎并没有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由于他的无知，得出的是一个荒谬的结论。本文从经济管理视角分析马克屎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

马克屎的无知

《资本论》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实践性学科。马克屎大学毕业后，做过《莱茵报》主编，参与主办《德法年鉴》杂志，而后长期为报刊撰稿为生，他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个书生写出的《资本论》自然与企业经营实践不符。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曾经批评马克屎的理论工作是“书斋里的分析”。对此，马克屎非常愤怒。笔者认为，《资本论》一书存在定义域和逻辑起点错误，充分显示了马克屎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

马克屎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阐述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第一篇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第二篇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马克屎在第三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第三篇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是马克屎阐述其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章节。通过分析“劳动力的买与卖”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得知，由于马克屎的无知，他的”剩余价值“论证是荒谬的，存在严重错误。

马克屎的无知在于：

其一，《资本论》第一卷对直接生产过程進行分析。也就是说，马克屎仅仅分析了生产过程，没有分析整个经营过程。这是他的第一个严重的定义域错误

其二，马克屎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没有从“能力分析”开始研究，这是他的第二个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

定义域错误

在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屎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了吗？稍微具有企业经营管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绝对还有其他的时间。

商品生产是怎样开始的？

在决定某种产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该产品的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产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产品、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企业经营活动才進入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企业经营活动進入出售时间。由以上事实可知，企业经营不仅仅包括产品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还包括产品信息收集与分析时间、立项决策时间、产品和组织设计及筹备时间。

无知的马克屎只看见了生产和销售，没有看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商品生产的起点是信息收集和决策，因此，在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马克屎就直接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马克屎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期，资本和经营还没有分离。马克屎根本看不见，在商品生产之前，资本家要参与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决定是否投资生产该商品；如果决定投资生产该产品，必须要聘请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合作進行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工作。正是资本家的信息收集和决策等劳动启动了整个经营生产过程。经营决策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资本家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创造了价值；反之，若果决策是错误的，他就可能破产。资本家也参与了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管理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管理失误，必将发生亏损。资本家参与了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工人仅仅参加了生产过程，怎么能够说商品价值完全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呢？实际上，商品价值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

马克屎仅仅凭借生产过程,就推断出是工人创造了价值。他根本无视资本家参与的信息收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因此，他极其可笑地否认了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劳动要有报酬，投资也是要回报的。仅仅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马克屎犯了及其低级的定义域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然是荒谬的。

逻辑起点错误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屎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就变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个单个商品就是这种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的研究要从商品分析开始。”

马克屎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是无知浅薄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个人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能力特长是个体生活差异的主要原因，群体能力特色是群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群体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农业时代，作物种植和家畜圈养活动的流程简单，生产周期间隔时间又长，一个农民就能够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农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低下，生产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基本生活也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农业时代交易活动少，行业种类少，产品品种少，农业社会的能力结构简单。

工业时代，产品经营活动的流程复杂，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供货时间短，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工业时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转向交易方式，导致分工。表面上是行业分工，产品分工，实际上是能力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类的交易能力。能力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工业时代交易活动频繁，行业种类多，产品品种多，工业社会的能力结构复杂。

　　工业时代，对于企业来说，進入那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才能够盈利，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有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资源有限和能力差别这两条公设，企业前景设计的原则之一是：

　　必须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所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的存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進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地区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业时代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

前文已经讲过，在商品生产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才决定是否投资该商品；然后是是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这就需要资本家有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正是资本家的经营能力启动了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马克屎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看到资本家的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生产要素了。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

正如蒋志青先生在《重新认识马克屎，本质问题在于轻视人的知识能力》一文中所说：马克屎的本质问题是片面地重视生产资料，轻视人的知识能力。

马克屎从“商品”而不是从“能力”开始的研究，犯了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必然是荒谬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克屎就是这样的无知愚蠢。

恩格斯认为：“马克屎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射秽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马克屎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如此高估马克屎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自吹自擂。

被春风先生讽刺为“又臭又长”的《资本论》，在俄罗斯被一些人所接受，并启动了暴力活动。我们看一看，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信奉了马克屎。

马克屎的俄罗斯信徒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位马克屎主义者，生于1856年12月11日。1868年進入了沃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在该校毕业后于1873年進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诺夫炮兵学校。1874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普列汉诺夫从1875年起就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动。此后，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我们可以看出，同马克屎一样，普列汉诺夫没有经济管理知识。19岁的他就成为职业革命家。

列宁生于1870年4月22日。1887年8月，他在喀山国立大学学习法律。当年，列宁被开除。1887年，列宁首次接触《资本论》，没有任何经济管理经验的列宁被这部臆造的“巨著”所吸引。1888年，18岁的列宁开始研究马克屎的《资本论》。1892年，列宁开始筹建马克屎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一个职业暴徒出现了。

斯大林生于1879年，仅仅受过中学教育。1898年，19岁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季诺维也夫生于1883，从小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01年，18岁的季诺维也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1年，18岁的加米涅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布哈林生于1888年。在中学阶段，布哈林参加了一个激進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屎主义。1906年，年仅18岁的布哈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早期的马克屎信奉者都不具备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列宁于22岁成为职业暴徒。从斯大林到布哈林，是一批无知无畏未满二十岁的青年人。他们极其自然地被马克屎的暴力学说所征服，成为职业暴徒。

马克屎的核心观点是“剩余价值和暴力”，用剩余价值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然后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亦即用暴力消灭资本家。历史事实已经证实，马克屎的基于剩余价值的剥削论是有害的。列宁、斯大林创建和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全世界推行马克屎的“剩余价值和暴力”思想，其所建立的共产党射秽主义阵营在整个20世纪对人类進行了疯狂的屠杀。共产党对反对派实施政治灭绝，对地主、资本家实施阶级灭绝，涂写了人类历史血腥的一页。

结束语

马克屎的《资本论》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笑话。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依然将《资本论》捧为圣经。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屎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愚昧地声称：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屎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蔡霞说过：“习是整个一个人就跟时代隔绝了一样”。就是这个跟时代隔绝了的习近平狂言：“有些人认为，马克屎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2020年8月15日《求是》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屎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民主人士必须驳斥马克屎《资本论》所宣扬的剩余价值理论，坚决清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苏联共产党已经自我清算。现在，中国人清算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时刻到了！



2020年10月7日完稿 2021年2月22日修改

什么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屎主义-制宪系列文章之九

在《<共产党宣言>批判》一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屎的无知和暴力。在《<资本论>批判》一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屎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一群无知无畏的俄国人被马克屎的无知和暴力所吸引，成为马克屎的信徒。那麽，在中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接受了马克屎主义呢？什么原因呢？

在《大陆宪政何以失败》一文中，笔者认为，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在于：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内战失败。此文的最后，笔者提到，大陆宪政的失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暴力公有制基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屎主义。

马克屎主义的核心是“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只有那些肯定公有制的优越性和暴力的正当性的人才能够接受马克屎主义。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

何叔衡生于1876年。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1921年，45岁的何叔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生于1879年。1897年，他進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01年，他進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7年，他進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他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6年，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42岁的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生于1886年。1903年，他考取秀才。1905年，他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后，他曾在黄州任教员。1914年，他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他回国从事反对袁世凯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他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他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1年，35岁的董必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大钊生于1889年。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他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1921年，32岁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李汉俊生于1890年。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回国后，他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他创办了《劳动界》，并参加编辑《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1921年，31岁的李汉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生于1890年。1909年，他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养病，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1921年，31岁的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公博生于1892年。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陈公博毕业后，创办了《广东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29岁的陈公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生于1893年。1914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兵，做过教师。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包惠僧生于1894年。1917年，他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他又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1921年，27岁的包惠僧受陈独秀个人委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潭秋生于1896年。1916年。他考入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1919年秋毕业后，他曾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在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1921年，25岁的陈潭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佛海生于1897年。1917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他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1921年，24岁的周佛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张国焘生于1897年。1916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他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没有读完本科，他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1年，24岁的张国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王尽美生于1898年。191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被省立一师以“危险分子”嫌疑开除学籍，从此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1921年，23岁的王尽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恩铭出生1901年。1918年，他進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1921年，20岁的邓恩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刘仁静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他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受过好的教育，并且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刘仁静的年龄低于二十岁，其他人都大于20岁。除了李达做过3年药商，陈独秀经营过杂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负责人都没有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周佛海、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和刘仁静都是直接从学生参加了共产党。

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学说所征服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基因。

其一，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天下为公”、“均贫富”的公有制基因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献身精神。

其二，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身上被植入了“暴力基因”。

其三，自商周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直到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中国才产生了近代工业。19世纪晚期，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方有了初步的发展。生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没有“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精神。他们不理解“看不见的手”，不理解交易私有制具有催化人类社会文明進步的作用，相信只有公有制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他们大多是一些书本知识分子，仅仅凭著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名词来理解社会。

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刘仁静就是一个仅凭著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名词来理解社会的书本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用暴力追求公有制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進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仁静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刘仁静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射秽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屎学说研究会。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能够大段地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屎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屎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屎”。在朋友的引荐下，刘仁静认识了胡适。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一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授，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但两人多话不投机。此后，刘仍登门欲与胡适辩论，都被拒绝，胡适还扔下一句“密斯特刘，你有野心”。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刘仁静确实有了“野心”，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屎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屎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张国焘回忆说。1921年7月，刘仁静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与被誉为“马克屎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刘仁静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他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2011年5月10日《新京报》：《刘仁静：“小马克屎”的热血岁月》）

刘仁静是一个好学的，但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热血青年。17岁时，刘仁静参加“五四”运动欲剖腹唤起民众觉醒，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鲁莽行动。同列宁一样，刘仁静不满二十岁开始研究马克屎的《资本论》，没有任何企业经济管理知识的刘仁静就自然地就被马克屎征服了，盲目地信仰了暴力公有制意识形态。能够背诵几句马克屎的话，就被称为理论家的刘仁静自视过高，野心勃勃，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刘仁静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比刘仁静晚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大都信仰公有制。比如，林希翎。在1957年，她仍然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是她认为中国的射秽主义不是真正的射秽主义，因为真正的射秽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而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她把中国射秽主义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射秽主义，是非典型的射秽主义，她呼吁要为一个真正的射秽主义而斗争！笔者仔细看过一些参加右派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资料，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公有制问题。在笔者所看到的资料中，只有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提出：“事实上即使射秽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于这种要求不应该诬蔑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射秽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麽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

我们这一代人直至文革期间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文革期间，目睹了太多的社会丑陋和罪恶之后，笔者对中国社会制度极度厌恶，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官方宣传产生了怀疑。笔者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试图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阅读之后，由于没有起码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我们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他们的个人的利益时，同时促進了社会利益。不理解“看不见的手”就不能理解交易私有制，也就不能够理解公有制。笔者和朋友们同我们的上一代人林希翎一样还是认为公有制是优越的，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破坏了公有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笔者進入信息经济学领域，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企业管理知识，并有了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这才逐步理解了“看不见的手”，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八十年代，据笔者观察、沟通和了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基本的工业管理知识和经验，仍然抱着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观念，并不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真正内涵。这是中国历史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人总是要犯错的。知识分子是人，也会犯错误的。但是，知识分子要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切忌使用暴力。任何非暴力运动都不会导致大的社会灾难。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的公有制试验失败了，英国的公有制实践失败了，都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暴力公有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血淋淋的灾难。这是暴力革命的血的教训。



2020年10月11日完稿 2021年2月25日修改

野蛮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制宪系列文章之十

公有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古代《礼运大同篇》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有过模糊的描述。

1516年，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写成了《乌托邦》一书。莫尔认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麽，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 ，“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沈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 。

因此，莫尔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平分配的制度。

1613年，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出版了《太阳城》。此书大约写于1602年。从狱中传出后，在社会上流传著大量的手抄本。直至今天在罗马，梵蒂冈，卢加、伦敦等地还珍藏着17世纪初的11份手抄本。《太阳城》描述了托马索·康帕内拉所追求的理想国生活。“太阳城的居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進行分配；而且，因为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己有”，“太阳城的人民都是富人，但同时又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公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但又不为自己的财富所奴役” 。

托马索·康帕内拉反对私有制，主张公有制。

射秽主义派别

《乌托邦》和《太阳城》启动了人类对“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大胆的猜想和积极的实践，从18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二十几个射秽主义派别，如，法律射秽主义、实业射秽主义、暴力射秽主义、实践射秽主义、“法朗吉”射秽主义、基督教射秽主义、王朝射秽主义、真正的射秽主义、讲坛射秽主义、费边射秽主义、伦理射秽主义、民主射秽主义、职能射秽主义、行会射秽主义、国家射秽主义、自治射秽主义、基金射秽主义、生态射秽主义、市场射秽主义等等。

马克屎生于1818年5月5日，死于1883年3月14日。 为了重点比较早于马克屎的及同时期的射秽主义派别，笔者把马克屎之后的射秽主义派别，费边射秽主义、伦理射秽主义、民主射秽主义、职能射秽主义、行会射秽主义、国家射秽主义、自治射秽主义、基金射秽主义、生态射秽主义、市场射秽主义等射秽主义派别，排除在本文之外。

射秽主义者大都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建立社会平等。“平等和公有制”是射秽主义者的两大诉求。

摩莱里、马布利、克劳德·昂列·圣西门、格拉克斯·巴贝夫、罗伯特·欧文、夏尔·傅立叶、菲力浦·毕舍、费里西德·拉梅耐、艾蒂安·卡贝、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威廉·魏特林、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赫尔曼·克利盖和施莫勒等许多人都主张实行公有制。但是，他们的射秽主义学说是不尽相同的。就是说，对于如何解决已经存在的私有制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公有制，他们的认识、主张和选择的道路是不同的。

法律射秽主义

摩莱里（大约生活在1700～1780年间）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人类社会开始是公有制，后来出现了私有制，最终还会回到公有制。摩莱里希望以合乎“自然”、“理性”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 “分配法或经济法”、“土地法”、“市政法”、“治理法”等，希望依据这些法律废除私有制，建立以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马布利（1709-1785年）在其著作《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中提出，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处在美好的自然状态中，它不向人类提供任何财产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他抨击私有制改变人类的自然本质，导致人的贪婪，产生贫富差别。他主张建立公有制社会。

摩莱里和马布利认为拟定法律，限制人们的邪恶欲念是改造私有制的主要方法。他们选择的是法律射秽主义道路。

实业射秽主义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1760年- 1825）虽然出身贵族，却同情劳动群众。他看到“劳动力的价格十分低廉”，“穷人没有工作”，为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采取了否定态度。他设计了一种新制度叫做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

圣西门选择的是实业射秽主义道路。

暴力射秽主义

格拉克斯·贝巴夫（1760年－1797年）学说核心是“平等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本是平等的，私有制是造成人间不平等的总根源。他主张通过密谋暴力方式推翻督政府，建立革命专政并消灭私有制，最终形成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国”。1796年，巴贝夫進行秘密活动，策划发动武装起义，密谋失败被捕。1797年，巴贝夫被处死。

巴贝夫，以及其后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1881）和威廉·魏特林（1808年－1871年）都主张利用暴力消灭私有制。

巴贝夫选择的是暴力射秽主义道路。

实践射秽主义

罗伯特·欧文（1771年- 1858年）是最伟大的射秽主义者。他认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因此，欧文积极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工厂里，他通过改善工厂设备的摆设和搞好清洁卫生等方法，为工人创造出一个尽可能舒适的工作场所。在新拉纳克厂区，欧文建立工人宿舍，在住宅的周围，种植树木花草。他主动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3～14小时缩短到10.5小时。欧文提高工人工资，工厂暂时停止，工资照付。他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为了使工人的闲暇时间有正当向上的娱乐和学习，欧文还专门为工人建造了晚间文娱中心。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工人生活得到改善。

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试验，不幸失败。

艾蒂安·卡贝(1788—1856)同罗伯特·欧文一样，也是一位企业家。托马斯·莫尔的《 乌托邦》一书对卡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这本书的基本 思想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在他的小说《 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卡贝指出，人们都是“大自然的儿女“，自然给人以善良的天性，但愿世间幸福、平等地享用自然的创造物，满足彼此共同的需要。但是，现存的社会制度却充满战争、罪恶、苦难和追求金钱、损人利己等一条列的不幸和弊病，这一切“都是不平等、私有财产和货币这三个根本祸害的必然后果“。要根除这一切不合理现象，就要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一切平等和财产公有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唯一关心的是人民的福利。他提出了合作社制度，规定公平合理的工资，普及社会教育等通往理想制度的过渡步骤，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改良建立理想社会。1847年，艾蒂安·卡贝与一些追随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公社”，不幸失败。

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选择的是实践射秽主义道路。

“法朗吉”射秽主义

夏尔·傅立叶虽然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但是坚决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傅立叶设计了一种叫做“法朗吉”的社会基层组织。 “法朗吉”是招股建设的。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傅立叶希望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他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

傅立叶选择的是“法朗吉”射秽主义道路。

基督教射秽主义

基督教射秽主义的创始人是菲力浦·毕舍和费里西德·拉梅耐（1782—1854）。

毕舍在其创办的《作坊》杂志上，宣扬国家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反对法国工人進行阶级斗争。1834年，拉梅耐所写的《信徒的话》一书，抨击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用“劳动获得了选举权，就能主宰世界，反对革命斗争。基督教射秽主义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工会、举办劳动大学等，改善工人的处境。

他们选择的是基督教射秽主义道路。

王朝射秽主义

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1898年）怀有“国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强力推出保护劳工的法令，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会保险系统，既保护了劳工利益，也保护了王朝利益。俾斯麦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被称为王朝射秽主义，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

真正的射秽主义

代表人物是莫泽斯·赫斯（1812-1875年）、卡尔·格律恩（1817——1887）和赫尔曼·克利盖。莫泽斯·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介绍马克屎進入了社会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赫斯同意将一切历史问题归结为经济基础以及阶级斗争。卡尔·格律恩从人道和人性出发，主张以此实现人的解放，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否认在德国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赫尔曼·克利盖主张土地改革，把土地作为公共财产，无偿地分给每个劳动者，建立没有剥削、人人和睦相处的“爱的村镇”。马克屎、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对克利盖的观点進行批判。

真正的射秽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流行于德国知识分子中的射秽主义思潮，其主张用平均分配土地办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摆脱贫困和剥削，宣扬用人类之爱来实现射秽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倾向”。

讲坛射秽主义

代表人物是施莫勒（1838～1917）。他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1873年，施莫勒在主持成立“社会政策学会”的大会上，公开反对马克屎主义和“科学”射秽主义，提倡社会改良和阶级调和。他反对工会，反对工人罢工，主张采取一种家长式的社会政策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水准，把他作为防止革命的惟一手段。他宣扬一种“合法的强权君主制”，赞同俾斯麦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吹捧俾斯麦，颂扬普鲁士国家及其统治者。

民主射秽主义

民主射秽主义是一种把现代民主宪政和射秽主义经济合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于何为“民主”、何为“射秽主义”存在很大争议，民主射秽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民主”通常意味着普选、多党制、司法独立、政治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党专政。而射秽主义经济则需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模式可以为计划经济、参与型经济或者市场射秽主义。在实际执政过程中，许多民主射秽主义者允许了多样型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取缔市场经济，并着重于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和财富的再分配。民主射秽主义属于射秽主义的范畴，它比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左倾；大部分民主射秽主义者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左翼，少部分则属于极左翼。部分民主射秽主义者也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者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民主党。

马克屎的暴力射秽主义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屎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从《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话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屎选择的是暴力射秽主义道路。

射秽主义派别对比

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某些射秽主义派别定性为反动射秽主义，包括封建的射秽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射秽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射秽主义。

笔者在“射秽主义派别”一节中列举了早期射秽主义派别，我们来对比这些派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究竟哪个派别是反动的射秽主义派别。

将私有制社会，改造成公有制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根本改变性的社会变革。

摩莱里和马布利主张通过拟定法律来改造私有制，这是一种合法合理的方法。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选择的是实业射秽主义道路，现代发达国家历史已经证明，圣西门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大力发展实业才能够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当然要与摩莱里和马布利的主张相结合，制定相关的法律，以保障劳动者生活在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安全网”上。

作为企业家的罗伯特·欧文首先积极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而后在美国進行射秽主义试验。

作为企业家的艾蒂安·卡贝提出了合作社制度，规定公平合理的工资，普及社会教育等改良的方式，反对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理想社会。像欧文一样，他也在美国進行了射秽主义试验。

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选择的实践射秽主义道路，是一种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射秽主义道路。

夏尔·傅立叶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他设计了“法朗吉”的社会基层组织，“法朗吉”是招股建设的。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夏尔·傅立叶是杰出的。他最先提出了用股份制来改造私有制的方法。

基督教射秽主义的创始人菲力浦·毕舍和费里西德·拉梅耐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工会、举办劳动大学等，改善工人的处境。基督教射秽主义既宣传了平等，又改善了工人的处境。

真正的射秽主义主张用平均分配土地办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摆脱贫困和剥削，宣扬用人类之爱来实现射秽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倾向”。

讲坛射秽主义公开反对马克屎的暴力革命，提倡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

真正的射秽主义和讲坛射秽主义反对暴力，不会给社会带来暴力破坏。

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强力推出保护劳工的法令，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会保险系统。俾斯麦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被称为王朝射秽主义，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

由于时代的局限，笔者认为，除了夏尔·傅立叶，以上早期的射秽主义者们都没有认识到交易私有制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也是不可能被废除的。但是，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实践都是对人类的发展是有益的。采用改良的方式的射秽主义者，没有采取暴力方式，因此，他们没有造成格拉克斯·贝巴夫暴力射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巴贝夫是马克屎主义的直接的先驱者。19世纪40年代，马克屎通过对巴贝夫学说的研讨，终于选择暴力作为实现他的射秽主义道路的手段。卡尔·马克屎选择了暴力射秽主义道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共产党宣言》正如春风先生所说：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 “。

“马克屎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便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在射秽主义派别中，只有马克屎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带来了血腥的灾难。

暴力公有制使得社会资产掌握在新兴的苏联共产党军事官僚集团手中。苏联共产党暴力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化运动导致大灾荒，仅在1932-1934年的饥荒中，就大约有几百万人饿死，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大灾荒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受制约的共产党权力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导致几千万人饿死。“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進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关于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情况透露，周恩来在清楚知道全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继续征粮而不是打开粮仓救人，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2017年2月20日谢天奇《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证 继续征粮出口换黄金》）。

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罪不可赦的历史罪人。

阿玛蒂亚·森专门研究过大灾荒，结论是：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没有过大饥荒。几乎所有的射秽主义国家都有过大饥荒。

笔者在《这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说过，暴力是一种野蛮的力量。

从马克屎主张暴力消灭私有制，到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消灭了平等，建立暴力公有制，这条野蛮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道路。

马克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完成从动物到人的進化。他们通过暴力把射秽主义国家的民众带回到野蛮的动物世界。

暴力是一种野蛮的力量。人类必须放弃暴力，才能完成从动物到人的進化。为此，人类必须清算共产党，铲除暴力射秽主义道路！



2020年10月15日完稿 2021年2月28日 修改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把屠刀-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一

暴力发家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了不受法律制约的以暴力为基础的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的名字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意为独揽政权，实行专制统治。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借用的名词。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屠刀残杀一切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国民，罪大恶极。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来自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

苏联共产党首创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屎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1850年，马克屎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里提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1875年，马克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真正给射秽主义国家带来灾难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夺取俄罗斯政权之前，列宁遵从马克屎暴力革命的理论，在1906年发表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不承认任何其它的政权，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的任阿法律和任何规章。不受限制、不顾法律、凭借实力的政权，就是专政” 。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后，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所以，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再次强调“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

斯大林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很显然，斯大林不过是借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用枪杆子强加给俄国民众的专政制度，对俄罗斯民众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实施了血淋淋的践踏和剥夺。

1917年12月，列宁提议组建射秽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契卡），赋予了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开始实行“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红色恐怖统治。

1918年2月，在《射秽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中，列宁以德国進攻为理由，对“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这一命令导致大量民众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执行死刑，面对滥杀无辜所引起的社会公愤，“契卡”头子捷尔任夫斯基竟然对无辜民众的死说什么，“契卡必须捍卫革命并战胜敌人，纵使它的利剑偶尔会落在无辜者的头上”。

斯大林当权后，利用持公、检、法机关，進行排除异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里将所有居民都分了类，每人的档案卡上都标明该人的危险程度。大清洗时，政府要内务部在各地按一定比例捕人，完不成任务的下属一律撤职。

“苏联解体后，从苏联档案查询成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统治下出于政治或刑事犯罪处决大约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记录、古拉格中约170万人的死亡及富农强制迁移过程中390,000人的死亡——总计有约300万官方记录的牺牲者“。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对苏联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开来做估计，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牺牲者的估计从800万到6100万不等”（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首创人民民主专政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曾向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指：“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此时的毛泽东自认为胜券在握，不再讲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换了一副面孔恶狠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独裁。对于“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给与自由权；对于“乱说乱动“不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人“，也就是反动派，就要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五四宪法序言”写入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暴力起家的。在五四宪法序言中写上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我手中有刀枪，如果你们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敌人，就要对你们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成了悬在民众头上的一把屠刀，毛泽东利用民众的恐惧，实现中国共产党维护独裁统治的目的。

七五宪法将“人民民主专政”改写“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宪法正文，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八二宪法将“无产阶级专政”又改写“人民民主专政”，写入宪法正文，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把屠杀中国国民的屠刀。中国共产党用这把屠刀，强制中国民众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信奉一堆乱七八糟的主义思想、走射秽主义道路。

血淋淋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对所有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人实施暴政，多次发动运动残杀中国人。

“镇压反革命”大屠杀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国。1950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以及无辜百姓。

纪彭在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写到：“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如此令人发指！

“土地改革”大屠杀

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竟然定义了一个评价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否大规模杀地主。

“解说：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2013年02月25日凤凰卫视《1951年中国共产党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2013年7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中国共产党土改的种种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

“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杀掉近200万地主，他们用地主的鲜血，造就了血色政权。毛泽东是嗜血一代的首恶分子。

不仅是地主本人并且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军，不准上大学，工作、结婚都受歧视。当然不止是地主后代，毛泽东控制中国时期，被中国污蔑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歧视。

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成为党的领袖的个人专政。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谈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极为愤怒。他抨击吴芝圃反右起家，大跃進时，谎报高产“卫星”，三年“毛灾”时，河南是全国各省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这是笔者第一次从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毛灾”这个词。我以为听错了，就反问一句：“毛灾？”他回答说，歌里唱，毛泽东是个大救星，我看是个大灾星。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進，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肃民主党派的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
从5月2日至5月12日，仅仅十天之内，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多条意见、建议。他们提出体制性问题，反对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反对特权，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扩大社会民主，加强法制等等。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斗争。

8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将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右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镇压开始了！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

中国共产党 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中国共产党极权集团残酷处死那些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两个武装人员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林昭母亲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林昭母亲终于迷失了记忆，她挎著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终于有一天，她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

右派们被下放進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述说右派们悲惨命运的文章很多，建议读者可以阅读《惨死在甘肃省夹皮沟的右派烈士们》一文。

人间地狱文化大革命

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再一次陷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中。

红卫兵

毛泽东8月1日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们高呼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疯狂地打砸抢，文革第一拨灾难开始了。这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着中国共产党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残暴,迅速血染中国大地。 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羞辱、殴打、活活打死老师。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泽东的红卫兵的暴行，请阅读网《文革受难者》一书，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

疯狂杀人

196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开始肆无忌惮地杀人。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借红卫兵之手第一次杀人之后的第二次杀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中国共产党蟊贼杀人凶残狠毒，“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国共产党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天女散花”: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作者：晏乐斌，原题：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文革中，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均被中国共产党极权集团处死。中国人都知道的张志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中国共产党极权集团认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功中杀人还不够。197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屠杀中国人。中国大陆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文革开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轻人觉醒起来，他们发表言论和文章批判中国共产党，各地也出现了读书小组和反抗组织，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共产党将矛头对准了这批在五七年反右后成长起来了的青年人，对他们進行了残酷地杀戮。丁抒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 ‘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国贼毛泽东犯下了对一个国家全面破坏的罪恶。文革的灾难究竟有多大呢？凌志军、马立诚在他们的专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披露，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沈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书中，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民主专政”做出以下批评：为推销其自以为良好的“制度”或“主义”而实行独裁或极权---此法一行“制度”与“主义”未见实行，而独裁与极权之祸先临。---兹以共产党人为例。彼等倡言共产主义，若干人误以为真，起而盲从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从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统治，立即实行所谓“民主专政”，于是，亿万人众于“共产主义之利益”未见，而极权之苦味先尝。

结束语

2020年10月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国共产党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進行起诉和惩罚。

他说：“中国共产党做出这些事却被允许逍遥法外：强制拘押、改变文化、弱化或根除语言、强摘器官、集中营等等所有这些事。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合法的执政者，中国的执政机构，但他们确实是一个统治中国和压迫中国的犯罪集团，我们需要这样来认定他们，并对他们施以相应的惩罚。他们和美国的暴徒集团或犯罪集团，甚至是跨国犯罪组织没有不同。不能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必须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认定谴责，惩罚，然后开始对这些行为進行起诉” 。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利用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屠刀，杀害和残害了近一亿中国人！血淋淋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犯罪集团。

中国民众要与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一起，审判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杀害中国民众的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



2020年10月19日完稿 2021年3月3日修改

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领导阶级-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二

在《中国、朝鲜、美国宪法序言比较》一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宪法序言中的谎言。暴力夺取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竟敢在宪法正文中继续撒谎。笔者将在以下多篇文章中逐一揭露批驳中国宪法正文中的谎言。此篇是第一篇。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中国宪法将“工人阶级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谎言。中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言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的是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既然，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那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领导中国的政党。也就是中国宪法第一条所明言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在最先出现工人阶级的欧洲、美国，还是之后在中国，工人阶级从来不是领导阶级。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工人阶级定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其原因在于对工人阶级的这一总体的政治判断。马克屎主义政党认为，工人阶级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

　　在此文中，笔者将首先证明工人阶级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然后再查看中国历史和现实，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沦为中国社会的第八层，从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由此证实，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证明是荒谬的。名义上“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

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進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1卷，8页) 。

　　历史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看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他们的社会作用。

　　简单讲，科技型企业家启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催生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中仅仅发挥着“生产”的作用，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

　　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工业革命

　　自18世纪60年代始，英国的棉纺织行业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发明，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机器生产逐步取代了手工劳动。机器的发明从棉纺织行业扩展到其他行业，美国人富尔顿制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一场工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卡尔·本茨研制成功了单缸汽油发动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了电话。从此，人类進入了“电气时代”。

　　启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些科技型企业家，人类应当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英国发明家詹姆斯·哈格里夫斯

　　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制成以他女儿珍妮名字命名的纺纱机。1770年，他的专利被批准了。随后，他开始大批量地制作和出售珍妮纺纱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从一名普通的织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械师、发明家和企业家。

　　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

　　1776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1794年，詹姆斯·瓦特与马修·博尔顿合伙组建了专门制造蒸汽机的公司，到1824年就生产了1165台蒸汽机。詹姆斯·瓦特曾是伯明翰工业家与科学家组织的“月亮社”的重要成员。他是一名优秀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

　　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设计制造的“克莱蒙特”号汽船在纽约港下水，沿赫德森河航行至奥尔巴尼，系美国第一艘经营成功的商业轮船。罗伯特·富尔顿是一个工程师、发明家和企业家。

　　英国发明家乔治·史蒂芬逊

　　1814年，乔治·史蒂芬逊制造出了一台能够使用的蒸汽机车。1823年，他与别人合作在纽卡斯尔成立铁路机车制造公司。乔治·史蒂芬逊不仅是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发明家，也是一个企业家。

　　德国发明家维尔纳·冯·西门子

　　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可实际使用的发电机。

　　维尔纳·冯·西门子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发明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铺设、改進海底、地底电缆，修建电气化铁路，提出平炉炼钢法，革新炼钢工艺，创办了西门子公司。

　　德国发明家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

　　1886年，本茨研制成功了单缸汽油发动机。1906年，本茨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拉登堡成立了本茨父子公司，本茨汽车至今依然是世界著名品牌(在中国，该品牌注册为“奔驰”)。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不仅是一个设计师、发明家，也是一个企业家。

　　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7年，贝尔与朋友一起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AT&T公司的前身)。格拉汉姆·贝尔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

从以上启动工业革命的人物简介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仅是发明家，也是企业家。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批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时代，从而催生了工人阶级。

　 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

　　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产生了机器制造业(蒸汽机)、铁路(蒸汽火车)、轮船业(蒸汽轮船)等新产业。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工场已经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利用机器進行生产，提高效率，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业企业家出现了，工人阶级随之出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又产生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电气制造业、航空业、化学工业等新的产业。企业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了。英、美、法、德、日本等国家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科技人员和企业家阶级成为国家工业经济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工人阶级则成为国家工业经济的生产者。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到今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科技革命)，人类已经進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成为信息时代的主力军，而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在大量地减少，其社会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预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屎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没有科技型企业家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工业时代，没有工业时代就不会出现工人阶级。一批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涌现出来的科学家、科技人员，不断地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新设备，创造新产品，企业家不断地应用新技术、新设备组织生产新产品，推动着工业时代的发展和促進人类社会的繁荣。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发明者，不是组织者，而是生产者。工人阶级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正在逐步减小。

　　名义上的领导阶级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主要是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在中国，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通过共产党来实现，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尽管中国宪法的第一条将工人阶级定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实际上，中国工人阶级只是宪法上的领导阶级，不是实际的领导阶级。

　　自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全体国民分为两大阶级：干部和群众。凡是军队、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公职人员被称之为干部，而其他人员一律是群众。

　　这些掌握著国家权力的干部对中国国民实施政治、经济和思想统治。他们按级别享受着特殊待遇。即便在1960年灾荒年代，广大群众饿著肚子，几千万人被饿死，而干部们依然可以根据级别享受着鲜肉、鸡蛋、白糖和香烟的待遇。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终身制待遇。

　　中国工人阶级仅仅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在政治上，他们甚至没有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在经济上，毛泽东执政期间，工人阶级也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实际上是圈在工厂里听话的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20世纪90年代，政府为了“减员增效”，开始迫使工人下岗，工人毫无选择的权利，只得被迫下岗。从1978年至今，工人阶级依然毫无任何实质性政治权利。

已故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划分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具有实际行政职权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阶层。产业工人则是中国社会的第八层。身为第八层的工人阶级怎么可能是领导阶级呢?中国共产党干部阶层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中国百姓习惯地称呼他们“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利用四项基本原则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国统治意志。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军权，施行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国民的反抗，强制国民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走射秽主义道路，强迫中国国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了平等权利，丧失了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丧失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一个進步的、民主的社会是不存在领导阶级的。

　　民主社会不存在领导阶级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等国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主专制国家，专制君主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是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以君主为首的贵族及其官僚阶层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亦可称谓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其他阶层则为被统治阶级，或称谓被领导阶级。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1776年7月4日，美国民众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1787年，通过美国宪法，美国成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限权政府、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和州的分权等原则。1 791年12月15日，美国权利法案生效。美国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民具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和携带武器的等权利。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生效，标志着保障国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

　　自此， 在世界上第一个彻底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美国，主权在民，亦即国民享有政治权利;施行私有制，国民直接掌握著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亦即享有经济权利;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亦即国民享有思想权利。在国民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思想权利的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领导阶级。

　　现代民主社会，从社会服务角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公共产品服务、私人产品服务的社会服务网络。提供社会服务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服务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是一个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不是领导机构。政府成员不是领导者，是公共产品提供者。

　　现代民主工业社会，从价值角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知识能力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科研人员发现、开发新的价值(产品)，企业家组织经营新的价值(产品)。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位于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上端;工人的职能是在企业家的组织下生产出科研人员研发的新产品，位于整个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下端。在现代民主工业社会中，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主导阶层，工人阶级则是辅助阶层。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

　　终上所述，从诞生到现在，工人阶级从来不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处于中国社会的第八层，除了在宪法这张纸上，他们从来没有实际领导过中国。

　　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掩盖其政权非法性的谎言。



2020年10月24日完稿2021年 3月6 日修改

中国的一切权力实际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三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中包含两个谎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中国共产党。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事实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橡皮图章，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

我们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头子毛泽东过去是如何说的，邓小平是如何说的，习近平现在是如何说的，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宪法是如何表述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又是如何做的，就可以证实，中国共产党像专制君主一样地贪婪地霸占著国家权力。

中国共产党头子、党章、宪法的相关表述

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通过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说：“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進“。（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党章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利用四项基本原则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国统治意志。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军队，施行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国民的反抗，强制国民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走射秽主义道路，强迫中国国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了平等权利，丧失了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丧失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2018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这几个头子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宪法序言的表述，以及宪法总纲第一条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完全否定了在中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的自相矛盾，厚颜无耻，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干得出来！

中国共产党党委和党组统治著中国的角角落落

毛泽东说：“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经济、领导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委员会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地区、盟和自治州的共党委员会（简称“省委”、“区委”、“市委”、地委、盟委、州委等）。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共党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包括：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要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党组包括：国家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局、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团体等单位，一般设立党组，由行政正职领导兼任党组书记。各级公安机关均设立党委，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设立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正职领导负责制”。

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治著全中国，按照中国特色射秽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地方委员会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地方政府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协调推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行全面领导，对本地区党的建设全面负责。（2015年12月25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2015年6月16日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其职责是，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请示报告；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实现普选的承诺，人大代表不是中国民众选举产生的。中国人大代表存在：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的问题。退休金双轨制和官员财产难以公开，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大中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官员。因此，中国人大代表没有代表性，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由此可以证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力机关，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不仅牢牢掌握了各级政府，也控制了所有“群众”组织，工、青、妇组织及合作社、学校、报纸。是以，全体国民(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无一例外地必须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

1957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储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

6月1日，储安平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

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他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泽东，称之为“老和尚”。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终于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专政屠刀的杀害。文革中，储安平失踪了，究竟是自杀、被打死，至今仍无定论。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从国家机关到社会团体，层层设立党组织，建立了党天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控制着中国的角角落落，中国民众被全民监控，无处遁形。关于“人民“，笔者在《为什么我的文章中极少使用“人民“这个词》一文中，已经阐述过，在当今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人是”人民“。否则，就是敌人。”人民“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实际上是中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中高层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国民沦为被统治的臣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党政府，军队是党军队，经济是党经济，文化是党文化。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著中国的一切权力。

像专制君主一样的贪婪

笔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道路是暴力射秽主义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变种。像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权力一样，前苏共和中国共产党都是通过暴力占有了国家的一切资产，并且垄断了国家所有的权力。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公元前1045年，周朝开始实施分封制度。周武王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如封其弟周公姬旦于鲁国，封功臣姜太公于齐国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灭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取代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其表现为：1、专制君主是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2、专制君主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3、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4、君主世袭制，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统关系世代传承；5、君主职位的终身制，即君主没有任期的限制。除非该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台。6、军队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暴力支柱,君主凭借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统治其臣民。

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变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是君主家族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的制度，其表现为：1、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土地和国有财产的实际最高所有者；2、中国共产党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3、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是法律，对百姓拥有生杀予夺之权；4、中国共产党政党世袭制，亦即政党头子之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传承。5、政党头子的终身制，不死不下台。6、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暴力支柱。中国共产党凭借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统治其臣民。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主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中国共产党大权独揽统治中国的真相。



2020年11月1日完稿 2021年3月9日修改

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本质特征-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五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射秽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射秽主义制度。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射秽主义阵营对其国民的残害，使得暴力射秽主义臭名远扬。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妄图重新定义射秽主义，挽救其臭名昭著的名声。

邓小平的“特色”射秽主义与毛泽东的射秽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什么不同呢？

下文，笔者将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证实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政治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党天下”，与毛泽东射秽主义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体制改革，证实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党管经济“，与毛泽东射秽主义的经济特征基本相同。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老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胡平《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

从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对中国人犯罪。1949年前，甘心当苏联共产党的走狗。1949年后，毛泽东照搬了前苏联共产党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使得中国人活不下去了。

1954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地主活不下去了，被没收土地财产，被杀死近2百万人。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活不下去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成长起来的近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劳改劳教。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進，使得中国百姓活不下去了，仅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就饿死了三千多万。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得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官员们也活不下去了，他们被挂牌子、批斗、赶到农村，关進监狱。刘少奇死了，彭德怀死了------

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改革，怎样挽回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中，毛泽东犯下的罪恶，使得中国青年人开始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笔者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应运而生。人们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罪错的大字报，以及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大字报，还出现了《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几十种非官方刊物。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发表讲话。他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自此，邓小平提出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進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是真的认为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是真的会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吗？

别忘了，就是这个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了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就是仍然要坚持对中国人继续犯罪，哪里会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那麽，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的目的究竟何在？

“当时华（国锋）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 。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吴伟《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邓小平“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

“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吴伟《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以上事实证实，邓小平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集中问题，是行政改革的性质，而不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国专制制度问题的政治改革性质，更不是解决中国人应有的权利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改革仅仅局限于其内部权力分配上。《八二宪法》取消了中国共产党大头子终身制，制定了任期制。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八二宪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制。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怜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始终惧怕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邓小平代替了毛泽东的脚色。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射秽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善于搞运动整人的中国共产党紧跟邓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迫害知识分子，其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

1986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又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他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并且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压制那些觉悟了的对射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疑问的知识分子。1987年， 中国学者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下令野战军屠杀中国学生和民众。这个残酷的事实证明，悍然野蛮屠杀中国人的罪犯邓小平是绝不会進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放下手中的独裁权力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本来就是撒谎嘛！

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直接道出了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天下”。”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强盗们，绝不可能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权力的。正如习近平自己所说的：” 我们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宣称，是它领导的改革开放促進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是情况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中国共产党定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被誉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起点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是冒着被中国共产党逮捕枪毙的生命危险开始“大包干”的。

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血印开始“大包干”时，当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在坚持“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政策，没有丝毫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怎么有脸自吹，是他们推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密约”，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席卷了中国农村。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仍然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并将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纳入射秽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直到小岗村农民按血印的五年之后，1983年1月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颁布，中国共产党才正式承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的民营经济同样是顶着中国共产党的阻力自发地发展起来的。

70年代末，“傻子”年广九已经雇工12人。1983年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此时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政策，并没有承认民营经济雇工人数可以超过8人。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才将“三不”政策改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正是年广九的敢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对个体经营人数的限制，而后才有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温州是中国个体、民营经济发源地。民营经济的代表“八大王”曾经遭受中国共产党地残酷打击。

1982年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投机倒把罪”進行查处。“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狱。22岁的程步青在乐清专门召开公审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于提前闻到风声，开始了长达两年，如惊弓之鸟般的潜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温州，当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高声播报“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无罪释放。此后，“八大王”们陆续获得平反。这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七年之后了。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政府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八大王事件”告诉‘世界，直到1985年，中国民营企业家还被当作了投机倒把分子。

“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是在不断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厉有为《路在何方》）。

中国共产党怎么有脸自吹，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那麽中国共产党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没有完全树立起商品经济的应有地位。

　 1984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射秽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这是把发展市场体系仅仅理解为发展商品经济，根本没有提市场经济。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计划经济不等于射秽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射秽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这是在撒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正是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为主是射秽主义，市场为主是资本主义。

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才提了出来，有限地给民营经济让出了一点市场空间。但是，在市场经济前面又加了一个“射秽主义”的帽子，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是射秽主义性质的，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也就是“党管经济“。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射秽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毫不动摇的。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关键词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发展”，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力经济。邓小平施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射秽主义市场经济是“党管经济“，这就是说，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力经济。

事实证实，中国共产党是不能放弃控制中国经济的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随时收缩民营企业家有限的市场空间，没收民营企业家的资产。

200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搞“国進民退”。中国共产党干预经济力度加强，国有经济在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扩大了，而民营企业在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被缩小了，甚至于退出。中国共产党宣称，“国進民退”是与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射秽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相一致的，符合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200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动“唱红打黑”，迫害民营企业家，没收的资产成百上千亿。

2013年，上台伊始，习近平就强调：“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露出了共产党的本来面目，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领导，党管企业，高调称颂马克屎，为《资本论》正名，鼓吹马克屎的暴力消灭私有制思想。其走卒高叫，民营企业应逐渐离场。中国曾经的有限市场经济改革大踏步地倒退。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习近平恢复公有制的中国梦很可能实现。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下滑，习近平不得不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中美贸易战救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挽救了众多挺身而出突破中国共产党计划经济体制的民营企业家所促成的中国有限的市场经济制度。

小结

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表现为：“党天下”和“党管经济“。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证实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政治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党天下”，与毛泽东射秽主义的政治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体制改革，证实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党管经济“，与毛泽东的射秽主义经济特征基本相同，仅仅留给民营经济一点有限的市场空间而已。这点有限的市场空间随时面临着被中国共产党收回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人犯了大罪的军事集团。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为了中国人的共同富裕，那就要放弃独裁专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犯罪集团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欺骗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改革开放，不再搞过去的毛式射秽主义，要搞一个特色射秽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换汤不换药，挂羊头卖狗肉。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依然在用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屠刀，强迫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必须废除中国暴力的射秽主义制度，废除中国共产党党国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制度。

国家主权属于国民，不属于任何个人和政党。政府是宪法赋予的行使公共权力的唯一组织。任何政党都不是公共权力组织。

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中赶出去。国民享有组织、选举的政治自由，具有通过选举赋予某一政党通过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权力。 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建立基于多党制的自由民主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国企赶出去。国民享有择业、创业的经济自由。私人产品交给市场，由企业提供，建立以交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2020年10月28日完稿 2021年3月15日修改

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制宪系列文章之十六

中国宪法总纲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射秽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射秽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本文通过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职能边界，指出“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

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废除中共掌管中国经济的权力，将中共组织从国企赶出去。国民享有择业、创业的经济自由。私人产品领域交给市场，由企业提供，建立以交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政府是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政府的经济职能限于公共产品领域。

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谈起

工业时代诞生后，人类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易种类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以交易活动为主线的产品网络。众多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类本文暂不讨论）。

私人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受益上的排他性和消费上的竞争性产品。例如，食品、服装、住房、电视机、手机等产品。私人产品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是指产品可以分割成许多能够买卖的单位，例如食品、服装、电视机等。私人产品的排他性，是指顾客可以购买消费，也可以不买。如果要购买，就必须付费，排出了那些不想付费或少付费的人。私人产品的竞争性，是指如果某个人购买了某个产品，其他人就不能再购买该产品。私人产品是用来满足私人消费的产品，由购买者付款，它的效用只对购买者提供。私人产品生产者可以有利润。

公共产品是指那些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产品。例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义务教育等。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例如所有制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公共产品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的效用为全体国民所共享，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比如国防、公安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些人在消费或使用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不能将另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一些人从公共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受益。公共产品是纳税人必须购买的产品。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以税支付。税是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包括支付给政府维持其运转的行政管理费用等)。没有收入的人、月工资低于3500元人的工资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没有交税的人对它的利用。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一些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公共消费的产品，由政府公共财政支付，它的效用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者没有利润。

企业和政府的职能

工业时代以来，企业的职能是什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前文讲过，私人产品是用来满足私人消费的产品，生产者可以有利润。由于私人产品有利润，就会有愿意生产的企业主动出资组织生产。

私人产品的排他性，意味着顾客要购买私人产品，就必须付费，排出了那些不想付费或少付费的人。私人产品的竞争性意味着市场应该提供这种产品，因为只要允许市场以某种价格提供竞争性产品，就可以确保人们在做出生产和使用产品的决策时，适当地考虑成本和收益。将竞争性私人产品留给市场，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生产者可以有利润。

前文讲过，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公共消费的产品，生产者没有利润。由于公共产品没有利润，所以不会有企业愿意主动出资生产，一般由政府出资提供。

政府不能提供私人产品的原因在于，私人产品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私人产品的效用只对为其付款的购买者提供，并且是非强制购买的私人消费产品。因此，企业难以把握私人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其二，由于私人产品对所有愿意提供产品的企业开放，致使相同或相近似的产品众多，产品竞争性强。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交期短的产品的企业才能获得竞争的胜利，赢得利润，而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产品的企业必将竞争失败，导致经营亏损，甚至血本无归，企业要承担自己的经营亏损。

由于以上两点，私人产品不应交由政府提供。如果政府经营私人产品，政府投资的资本出于政府财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一旦发生资本亏损，亏损将由纳税人负担。“中国僵尸企业”就是沈重的案例。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法起死回生、应该破产又没有破产的，以吸食银行贷款和政府资金而茍活的企业。中国的僵尸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僵尸企业”不断地吸食银行和政府财政的资金血液，无效地占用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霸占著市场又不退出，严重地浪费社会资源，并扰乱市场秩序。

现代民主工业国家，私人产品一般由企业出资生产，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出资提供。私人产品定义了私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私有制，企业一般是私有制企业。公共产品定义了公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公有制，政府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代理人。

私人产品领域定义了企业的职能，公共产品领域定义了政府的职能。

企业的职能是提供私人产品。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企业应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简化企业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企业运作效率，降低产品成本，進而降低产品价格，同时要提高私人产品的质量，快捷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当然，如果某些私人产品，企业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例如投资过大，成本过高，利润过薄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可以由政府提供。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由于财政收入是有限的，政府应有效地利用财政收入，简化政府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减少税收，同时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快捷地满足国民的公共需求。

市场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随着私人企业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产品已经不再只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方式，而出现了政府提供（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不收费）、企业提供（按盈利原则定价，并向使用人收费）和混合提供（由政府组织生产，以收费方式向国民提供。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仅对成本進行补偿）等多种基本方式，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国民对企业与政府博弈和协作对社会繁荣的影响的认识逐步提高，工业国家对于企业和政府职能也逐步清晰。

私有制和公有制

国家由国土、国民和政府构成。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国土、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资料都属于国民所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包括三种形式：生产资料属于国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属于部分国民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国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国民所有就是国家所有。

从生产资料所有角度，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不属于全民所有，同属于私有制，不过是国民个人所拥有和部分国民所拥有之别而已。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而是集体私有制。从产品生产角度，私人产品定义了私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私有制，企业一般是私有制企业。

从生产资料所有角度，全民所有制为公有制。政府是经过国民授权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关，其本身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政府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代理人，也就是名义持有者。从产品生产角度，公共产品定义了公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公有制，国有企业为公有制企业。

中华民国宪法，经济上，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公营为原则，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国民经营之。人民有保有、土地、财产及择业之自由，肯定了土地私有制、财产私有制和经济自由。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

人类历史存在两大类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一种是暴力公有制，另一种是民主公有制。

在《<共产党宣言>批判》一文中，笔者讲过，沿着施行暴力公有制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建立起的党国专制制度，共产党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手中，将国家的一切资产集中于手中。共产党消灭了平等，暴力建立的公有制变成了共产党私有制。在射秽主义派别中，只有马克屎的基于暴力公有制的暴力射秽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血腥的灾难。

那麽非暴力的公有制，例如英国人曾经建立的民主公有制的社会效果如何呢？

从１９世纪至今，部分英国人進行了长期的公有制社会的探讨和实践，其中最著名发起人有乔治·肖伯纳和悉尼·韦伯。

萧伯纳（1856—1950）是英国著名的民主射秽主义活动家、政论家和爱尔兰剧作家。1884年，费边社成立，萧伯纳参加了该社，并成为费边社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萧伯纳阅读过马克屎的著作，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他认为要实现射秽主义，必须实现土地和资本的社会所有制。但是，萧伯纳反对暴力革命。他赞成渐進的和平革命，其行途径是通过实现普选、规定竞选费用由公众负担等手段来扩大公民的参政权。在政治体制上，萧伯纳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有效能的地方自治。

悉尼·韦伯(1859—1947)和比阿特丽丝·波特·韦伯(1858—1943年)夫妇，是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射秽主义理论家。1885年，经肖伯纳的介绍，韦伯加入了费边社，他的《射秽主义的历史基础》的公开演讲成为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编。

肖伯纳和韦伯等费边社领导人系统地阐明了费边射秽主义理论。费边射秽主义主张废止土地私有制、工业国有化，以及实现各种社会福利。鉴于英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选举权，因此，他们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要通过选举，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将资本主义進化为射秽主义。韦伯具体提出了社会改造的四大原则：（一）民主主义的变革。（二）渐進的变革。（三）合乎道德的变革。（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肖伯纳反对暴力的一句名言是：“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而混乱却又是戒严的产婆。”他们认为采用暴力的手段去改造社会，则肯定会使社会本身受到损害，大伤元气。这已经为前苏联和其他射秽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暴力革命所证明。费边射秽主义理论宣传极大地阻止了马列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费边射秽主义逐渐成为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基础。英国工党是左翼政党。1900年2月27日建立于伦敦，称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称工党。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射秽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执政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开始实施公有制，我们把民主国家的公有制称之为民主公有制。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是交易私有制企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让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暴力公有制的社会破坏作用和低效率，可以证明，中国宪法总纲第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错误的。

進一步发挥交易私有制的作用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坚持“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又在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哪些产品领域应该坚持公有制？那些产品领域应当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如果不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角度来厘清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边界，怎会清晰哪些产品应该坚持公有制，哪些产品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

读者从前文中已经得知，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公有制，而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私有制，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之后，中国政府，逐步允许个人、企业提供某些私人产品，私有制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但是，当下中国政府的职能边界依然不清，没有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以提供那些企业无力提供的私人产品为辅，所以，中国政府依然插手某些私人产品行业。这说明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厘清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界，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边界认识有误，这是中国政府依然插手私人产品领域的根本原因。

怎么解决？

政府退出私人产品领域，专心于公共产品，及某些企业无力提供的私人产品。执政党的职能是提出有关公共产品结构的合理政策，通过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不能直接插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私人产品领域，让利于民。一个现实的案例是，美国计划将国际空间站“私有化”。据新华社电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航天局文件报道，美国政府虽然计划自2025年起停止对国际空间站的直接注资，但并不是要抛弃这个空间实验室，而是打算将其转手，卖给私营企业。

结语

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没有国民就没有国家，没有国民更不会有政府。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边界。私人产品定义私有制的边界，公共产品定义了公有制的边界。源于国民纳税的公有制和源于国民个人资产的私有制都是民有制度。

民有，即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就是国有。民富，即个人富有、集体富有和全民富有，就是国富。

我们必须修改宪法，取消“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国民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国民所有制；建立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样，中国的经济制度才是合理合法的。



2020年11月5日完稿 2021年3月18日修改

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七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射秽主义市场经济。

笔者在《野蛮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一文中讲解过，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是暴力射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暴力射秽主义市场经济。暴力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从经济权力角度来讲，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党管经济”体制；从所有制来讲，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暴力公有制。中国共产党掌控著中国经济，为其生产财富，维护独裁专制统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

“党管经济”体制

笔者在《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的本质特征》揭露过“中国共产党经济体制改革”的真相。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计划经济不等于射秽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射秽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

邓小平这是在说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计划经济是典型的“党管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几千万中国人饿死。邓小平撒谎的目的就是，掩盖射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

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限地给民营经济让出了一点市场空间。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前面又加了一个“射秽主义”的帽子，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是射秽主义性质的，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这就是“党管经济“。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企中建立党组织，还在外企和民企中建立党组织。笔者曾经与一批政府官员参观过一家著名的温州民营企业集团。对于中国共产党强制企业建立党组织，该集团的董事长十分愤怒，面对我们大声地说：“中国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个组织的中国”! 笔者十分高兴，大声地说：“说得好，说得好” ！ 那些政府官员，竟然也没有恼怒，有的还轻轻地鼓掌！

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引导。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力经济。从邓小平开始施行的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力经济。

2013年，上台伊始，习近平就强调：“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直言不讳地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真相，使用专制权力来保障“党管经济“，这就是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

竭尽全力保住公有制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暴力建立的基于公有制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人活不下去了。为了保住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邓小平不得不進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到1992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進行长达13年的国企经营改革，就是要力保国企。因为，国企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础。

放权让利改革

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其主要改革内容为国营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1984年，国务院在通过的《关于進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企业可以留用一部分利润用于职工奖励、职工福利和生产发展，利改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员工和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在不改变国企垄断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对国有企业采取放权让利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物质刺激，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并没有改变旧的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还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政府在国有企业亏损时依旧追加投资，一些赋予企业的权利也没有落实。

企业承包制改革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進行股份制试点。

1986-1991年启动的企业承包制改革，主要目的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希望通过重建微观利益机制和权利主体，使经营者对国有财产效率负起责任来。承包制虽然赋予了企业经营者更多自主权，并没有触及公有制改革。

这就是说，从1978年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保护国有企业，保护公有制。

国有企业的本质问题是公有制问题，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企业承包“都没有涉及公有制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国企改革根本不可能解决国企问题。笔者将在“国有企业是僵尸企业”一文中给予分析。

向松祚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国有企业能够搞好，我们还需要改革吗”？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真相

从1978 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的改革失败，又打起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旗号，妄图利用民资和外资来挽救国企。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民营企业普遍对中国共产党股份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存疑，认为这是又要像毛泽东那样搞“公私合营”。笔者所认识的民企老板，对混合所有制嗤之以鼻。

习近平上台后，再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在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又强调：“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中国共产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不但要在宏观领域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要在企业层面坚持公有资本的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

中国共产党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原则是：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这就是说，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依然要在政府主导之下。

　　中国共产党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本不同：私有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交易私有制为基础的私人产品市场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以私有化为手段，用以为国企注入活力、盘活国有资产、增强国企控制力、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最终目的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射秽主义市场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以何种身份地位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参股者、控股者？参与经营还是主导经营?笔者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询问主讲人，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是否可以控股，控股方是否可以出任董事长？这个主讲人有些慌乱地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可以讨论。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路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民营与国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自愿组合，共同发展。另一条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指标，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吃掉。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厉有为《路在何方》）。

无疑，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后一条路径。在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检法、政府经常发生某些违约行为，侵害民营企业产权。

因此，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将资源配置让位于市场，而是新一轮的国企圈钱游戏，新一轮的公私合营。

顽固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射秽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从1978年，到1982年，所谓的改革过去了4年，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依然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经济只是是射秽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谓的改革过去了10年，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依然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经济是射秽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中国共产党也把私营经济看作是射秽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谓的改革过去了15年，中国共产党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变，依然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射秽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所谓的改革过去了21年，宪法第六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射秽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射秽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毫不动摇的。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关键词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发展”，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不得不承认私有财产

民营企业顶着中国共产党的压制甚至迫害艰难地发展起来。从1978 到1999年，21年后，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国共产党这才不得不正式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78 到2004年，26年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但是，在“私有财产”前面加上了一个“合法的”帽子，合法不合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定义的，私有财产的权力还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为以后薄熙来以打黑名义掠夺私有财产留下了伏笔。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打着“党领导”的旗号，刻意推动国企通过“做强、做优、做大”挤压民企的生存空间，让民企感到恐慌，也使得“国進民退”不断成为热门话题。

中国共产党深知私营经济发达不利于独裁，因此，政治上在民企中建党组织以控制民企，经济上采用各种歧视政策，压制民企。

近几年，消灭私有制的叫嚣极为嚣张，尤其是2018年。

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屎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2月24日，周文撰写了《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

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隆重召开了纪念马克屎诞辰200周年大会。

9月11日，吴小平声扬：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和行动使得民企心惊胆战。

向松祚曾经在演讲中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

中美贸易战致使中国经济下滑。为了保住统治权力，中国共产党高层接连发声继续欺骗民营企业家。

9月27日，习近平在辽宁忠旺集团考察时强调指出，“民营企业要進一步增强信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益于、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 。同时，习近平仍然宣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关键问题在于，哪些是公有制经济，哪些是私有制经济？国企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民企则分布在中下游产业。有些市场只对国企开放，对外企开放，对民企并没有开放。笔者在 “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文中讲过，公有制经济是公共产品领域，私有制经济是私人产品领域。国企继续垄断石油、电信等私人产品行业，不对民企开放，怎样可能支持、保护、扶持民企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控制着中国大量资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着中国的主要资源，为中国共产党生产财富。中国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以国家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为中国共产党生产财富。

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管国企，表明他们要继续对霸占国有资产，依然把中国人的资产当作中国共产党私产。

只要存在着国企，中国市场就一定存在着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上讲到：从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资源配置来看（见下文），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工具、平台、载体，扭曲了资源配置在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调节模式。

中国政府将掌握的对企业经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七个方面资源的绝大多数无偿地配置给国企。

具有网络性质的垄断资源

资源类别：水网、电网、管网、信息网、频谱。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无偿用行政手段分配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处于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从而形成国有企业巨大的垄断利润。国有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将上下游的关联产业、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纵向、横向高度一体化的垄断大企业集团。

与土地开发利用为主体的自然资源

资源类别：土地、石油、天然气、水资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对部分与房地产开发和产业发展有关的土地资源，利用市场机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外，对绝大多数的国有土地资源都以行政划拨或协议转让方式配置给了国有企业。

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绝大多数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给国有企业并长期无偿占有使用。

与市场准入有关重要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资源类别：一些特殊行业的经营牌照（银行、保险、证券、电信）、与特殊经营资格、经营范围有关的行业资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包括准入资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数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外，绝大多数都通过各级政府的行政许可，无偿配置给国有企业

政府掌握的投资资源

资源类别：直接全额投资、投资项目代建代管、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额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资本金，直接注入国有企业，形成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代建代管：由国有企业代建代管，形成这些投资和资产名义上是政府的，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使用和经营管理。

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项目，名义上是吸引社会投资经营，但实际上主要由国有企业来投资

政府掌握的庞大的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资源

资源类别：投资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国有企业控股的投资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资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级官员手中，由政府進行最终决定和审批。

这些产业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间接配置给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

政府掌握的价格资源

资源类别：价格制定、价格补贴

政府分配方式：

价格制定：定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政府定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成、政府谈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价水平和标准常常高于企业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润水平。

价格补贴：政府对公用企业除了直接的、公开的价格补贴外，还更多地采取了对国有企业在土地供应、地价减免、财政专项、银行贷款等多方面综合性补贴、支持和补偿。

政府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庞大的国有资产资源

资源类别：国有银行、证券、基金等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

政府分配方式：

给银行制定贷款的各种指标、额度。

给银行直接下达贷款指令。

召开协调会，给银行施加压力，迫使银行落实政府意图。

用财政、土地等资源给银行以市场补贴，引导银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实贷款指标。

以政府信用给银行担保，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原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政府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

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控制着国家的七大类资源，通过国有企业剥削中国人的血汗。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大金库。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是最大的剥削阶级。

我们大家都知道，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是改善广大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过去四十几年来，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四十几年来，谁富了？政府富了，官员富了，中国共产党富了！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实，中国共产党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从经济权力角度来讲，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暴力的“党管经济”体制；从所有制结构来讲，就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暴力的暴力公有制。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管经济“掌控著中国经济，维护着独裁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通过公有制维护国有企业，控制中国大量资源，为中国共产党生产财富。

射秽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端贪婪的政党，权力贪婪，财富贪婪！



2020年11月13日完稿 2021年3月21日修改

国有企业大都是“僵尸企业”-制宪系列文章之十八

中国宪法总纲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本文分析揭露，中国共产党将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在当下中国，国有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是射秽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成分。国有经济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国有资产投资举办的企业，即国有企业。

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市场生产。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公共产品部分，不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提供私人产品，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笔者在“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一文中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私产、大金库。在当下中国，私人产品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僵尸企业，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在《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一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枪杆子霸占著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通过中国共产党私产国企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只要存在着国企，中国市场就一定存在着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上讲到：从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资源配置来看，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工具、平台、载体，扭曲了资源配置在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调节模式。

国企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如此强势的资源优惠配置之下，经营效果如何呢？

国有企业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以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例，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高达25%，非国有企业只有11%；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只有3.9%，而非国有企业为8.4%。国有控股企业的杠杆率（负债/总资产）为60.4%，非国有企业为52.5%（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国有控股企业上述不令人满意的绩效，还是在拥有诸多优惠条件下实现的，包括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且利息通常较低，容易获得廉价土地或其他优惠和补贴，拥有对石油、电力、烟草、金融、电信等垄断性或高盈利领域的控制权等。而普通民营企业通常不具备这些优惠条件”（2018年1月13日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国有企业净资产受益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总利润÷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这是反映企业经营效率的核心数据。通过比较三种性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可以清晰地知道谁的挣钱能力更强。

民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无从扭转。外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2.3%下降到2015年的17.1%之后，就开始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态势，下跌趋势得以缓和，2017年回升至18.2%。国企则极为弱势，基本上没有挣钱能力，从2011年12.9%剧烈下降到2016年的7.2%之后，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呵护，2017年才勉强恢复到9.4%，但是挣钱能力依然很弱。整体来说，民企和外企的挣钱能力，令掌握了最多社会资源的国企望尘莫及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质企业八年经营数据 》）。

国有企业出口创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1-11月，我国進出口总额27.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14.9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進口12.9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4.6%；贸易顺差1.96万亿元。从经营主体看，出口创汇的主力依然是民企和外企，民企出口高达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比高达48.0%，外企出口6.22万亿元， 占比41.7%，两者加起来占了外贸出口的9成份额，堪称中国外贸出口的绝对主力。而拥有资源优势资金优势占据垄断地位的庞大国企出口仅为1.54万亿元，占比不过10%。（2018年12月14日蔡慎坤《出口创汇为什么离不开民企和外企？》）

“净出口数据比较

三类企业的净出口数据，也就是它们各自为国挣外汇的能力。在今时今日，这种能力的强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从事货物進出口业务的国企，由于控制了原油、矿石等关键大宗商品的垄断進口权，国有制造企业事实上相对民企和外企而言，具备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这种成本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能力，国企始终没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并形成最终的出口能力。

从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外企的净出口占比虽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峰值的84.2%下降到2018年1-8月的23.6%，但也始终维持为正值。唯有国企，始终保持大规模的负值，始终是贸易逆差的提供者。

整体而言，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规模合计38978亿美元，外企合计11818亿美元，而国企的数据令人大开眼界，合计-19717亿美元”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质企业八年经营数据 》）。

国有企业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计

“毫不讳言，现在很多的企业，特别钢铁、煤炭、制造行业的国有大企业，就是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计。如果银行一旦抽贷，这些企业很可能马上就要濒临破产。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银行不能随便抽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向松祚：中国经济比L型还糟，可能是持续下跌！》）。

民企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民营企业因产权清晰、激励约束有效，能够真正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过程。因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国有企业有必要存在，并限定在特定领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民营企业集中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集中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当前中国亟需推進民营经济发展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進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市场表现却弱于民营企业，例如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分行业的ROA和ROE均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原因有三：一是产权公有导致所有者缺位；二是体制性因素导致激励约束不足；三是社会公共职责导致负担过重。即弗里德曼提出的：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任泽平谈民营经济：民企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民企虽然生存艰难，但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其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民企不愧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顶梁柱；外企承载的就业人口大致维持在6-7%之间，不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定海神针。唯有国企，即便包含公务员在内，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8.7%下降到2017年的14.6%，只相当于民企的一半。总结起来看，占有了最多资源的国企在净资产收益率、净出口和就业这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极度的弱势” （2018年10月30日搜狐《不同性质企业八年经营数据 》）。

以上事实证实，民企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占有了最多资源的国企在净资产收益率、净出口和就业这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极度的弱势。中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大都是僵尸企业。因此，中国共产党将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国有僵尸企业产生的原因

多年来，“僵尸企业”一直为国民、企业以及经济学界所关注。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法起死回生、应该破产又没有破产的，以吸食银行贷款和政府资金而茍活的企业。 “僵尸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

由于“僵尸企业”不断地吸食银行和政府财政的资金血液，无效地占用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霸占著市场又不退出，从而严重地浪费社会资源，并扰乱市场秩序。

对于僵尸企业，吴敬琏先生曾经强烈呼吁：“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帮助解决企业停产给职工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而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助益”（吴敬琏《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僵尸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是为什么？

在《今天的僵尸国企为什么这么多？》一文中，张维迎列举了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五个问题： 一、重复建设和兼并困难问题；二、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三、恶性竞争问题；四、商业道德问题；五、投资行为问题。张维迎认为这五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产权制度问题。张维迎从产权制度视角表述了他对“僵尸国企为什么这么多”的见解。显而易见，僵尸企业产生的原因不仅仅如此。

身份原因

国企负责人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并没有出资于企业。国有企业亏损由纳税人承担，他们不承担经营风险，没有损失一分钱。只要能够从银行和政府吸血，维持着僵尸企业茍活，他们依然可以做官。产权公有制度导致所有者缺位，造成弗里德曼所指出的，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

能力原因

国企负责人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不具有经营企业的能力。

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既依赖于土地、矿山等资源，又依赖于自身的能力。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且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人类配置资源的力量，并且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

两条公设的第一个推论是，只有让能力高的人来配置资源，资源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第一推论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人的能力差别的信息呢？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差别信息的。市场竞争是人力资源与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市场竞争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進入市场，提供产品。只要市场上某种产品不是垄断的，必然会在经营者之间展开竞争，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交期短的产品的经营者将获得竞争的胜利，继续掌握一定的资源，而失败者将退出市场，丧失对资源的配置权力。

　 成功的企业家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市场竞争证实了他们具有经营企业的能力。

政府官员是政府任命的，没有经过市场的选择。尤其在当下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原因，官员的任用体制，正如中国近几十年流行的一副对联所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之下，无能贪腐之辈担任了国营企业负责人，僵尸企业多就毫不奇怪了。

政府职能原因

在《重新定义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文中，笔者讲过：

企业的职能是提供私人产品，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简化企业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企业运作效率；提高私人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快捷地满足顾客的需求。私人产品领域定义了企业的职能。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在遵行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简化政府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快捷地满足国民的需求。公共产品领域定义了政府的职能。

当下的中国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政府不断地将他的手伸向私人产品领域，不断地扩大国企的行业范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铁矿石、有色金属、房地产等行业，致使那些不具备经营能力并且贪腐的国企官员制造了大量的僵尸企业。

怎么解决？

一句话，国有企业退出私人产品领域，专心于公共产品领域，使得民营企业成为私人产品经济领域的主导力量。

专心于公共产品领域，国企负责人就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不必出资，身份问题就解决了。公共产品领域不是盈利领域，关注的是费用合理，相对于企业，亏损风险小得多。

专心于公共产品领域，国企负责人专注于企业管理，而不是企业经营。企业经营是战略管理问题，要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向，進入那个行业，退出哪个行业，要制定战略规划，制定预算计划，承担经营风险，为此需要高难度的企业经营能力。而企业管理是在企业战略的基础之上所做的流程、组织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只具备管理能力即可。这样，国企负责人的能力不足问题也得以解决。

专心于公共产品领域，政府的职能边界得以确认，政府这只可以“看得见的手”，就能够较好地协助企业哪只“看不见的手”发展经济了。

专心于公共产品领域，国企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就大大减少了，效率也会得以提高。

结语

中国政府不仅将大量资源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同时还给与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尤其是补给一些完全靠输血活着的国有“僵尸企业”，中国百姓和民营企业交税的一部分就填到了国有“僵尸企业”这个填不满的大坑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这些行为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造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此外，国企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像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掠夺老百姓和敛财的中国共产党企业，民愤极大。

国有企业必须从私人产品领域退出！

我们必须修改宪法，取消“国有经济，即射秽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一严重错误的定位，承认民营经济是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中国应该進一步发挥交易私有制的作用，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这样，中国经济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2020年 11月17日完稿 2021年3月24日修改

五星红旗告诉世人什么-制宪系列文章之十九

中国宪法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本文揭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中国共产党的国旗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中国民众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

在《野蛮的暴力射秽主义道路》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平等和公有制”是射秽主义的两大诉求。中国共产党使用暴力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不仅将暴力公有制变成共党私有制，而且也消灭了平等。

平等是射秽主义者的诉求之一

射秽主义派别把不平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同私有制联系起来，要求实行公有制，实现人类权利平等。

马布利从自然权利或自然秩序出发，认为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处在美好的自然状态中，它不向人类提供任何财产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础，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理想社会。但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国家，包括在当时获得长足進步的英国，所实施的法律原则和道德规范，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秩序和理性原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他主张，尽快恢复和保卫自然界赋于人类的平等权利，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格拉克斯·贝巴夫学说核心是“平等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本是平等的，私有制是造成人间不平等的总根源。他主张通过密谋暴力方式推翻督政府，建立革命专政并消灭私有制，最终形成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国”。贝巴夫的问题是，他没有认识到，暴力即消灭不了“交易私有制”，也不能建立“平等共和国”。

艾蒂安·卡贝希望建立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

夏尔·傅立叶主张，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

作为基督教射秽主义创始人的菲力浦·毕舍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本文，笔者再介绍一位著名的射秽主义者皮埃尔·勒鲁（1797—1871）。他是笔者尊重的一位射秽主义者。《论平等》是皮埃尔·勒鲁主编的《新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也是他全面论述平等观点的一部专著，发表1838年。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学说，围绕平等问题，从历史到现实作了系统考察和论述，认为平等是社会的基础。皮埃尔·勒鲁的名著《论平等》影响了很多人。

皮埃尔·勒鲁在书中申明：

　　“从社会的起源和终止这两方面来看，人类精神统治著现实社会，并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

　　“你们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宗教哲学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还能宣告什么呢?除非就是精神平等、智慧平等吧”!(第一部分 第四章 当今社会，从某方面观察，除此原则外，别无其他基础)

　　“每个人都有可能具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第一部分 第三章 这项原则今天已被公认为司法准则)

　　“人类平等一旦被理解和接受，它单独就能给政治权利提供基础。”(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对第二部分的结论或过去的普通规律)

　　“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第一部分 第二章 平等是一种原则，一种信条)

　　皮埃尔·勒鲁呼吁：让平等原则统治世界。(第一部分 第四章 当今社会，从某方面观察，除此原则外，别无其他基础)

　　皮埃尔·勒鲁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笔者赞同皮埃尔·勒鲁的平等观念。平等原则使得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同等的政治权利，同等的经济权利，同等的思想权利，同等的法律权利。平等是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是法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皮埃尔·勒鲁肯定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是人的生存权利，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充满的感情，平等是兄弟般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他特别强调平等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平等，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样，也只有平等，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博爱。

笔者毕生响应皮埃尔·勒鲁的号召：让平等原则统治世界。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平等，就没有射秽主义。那麽，自称为科学射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社会平等了吗？

“五星红旗”是不平等的象征

五星红旗由上海市民曾联松设计。他的“构想主要是表现出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另一方面，也隐喻以汉族为中心，其他满、蒙、回、藏等四族共同统一在中国内的含意。----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旗”（中国文化网《第一面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五星红旗“环绕大星的设计”明确地显示了社会地位之分。大星置于红旗左上角，居高临下，统领小星；四颗小星布列右下方，环绕仰视大星，“表现出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此外，在星星的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圆直径是小星的三倍，凸现了大星和小星之间的主从、隶属关系。五星红旗凸显一种不平等关系，一个政党的地位位于四个社会阶级之上。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是领导集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被领导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国旗的突出的主题是党在民上。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主义旗子就开始在中国上空耀武扬威的飘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正式确立了。

中国宪法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射秽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射秽主义制度。

总纲第一条告诉中国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是有差别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其他阶级的中国人是被领导的，不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说，五星红旗中的“四小星”代表的四个阶级也是不平等的。

在《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领导阶级》一文中，笔者已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是纸上的领导阶级。因为在中国，所谓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必须要通过共产党来实现，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曾经被圈在公社里，小资产阶级是被团结利用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要被斗争改造的。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把把中国民众分为三、六、九等。

自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全体国民分为两大阶级：干部和群众。凡是军队、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公职人员被称之为干部，而其他人员一律是群众。掌握著国家权力的干部对中国国民实施政治、经济和思想统治。他们按级别享受着特殊待遇。已故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划分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具有实际行政职权的干部阶层。产业工人则是中国社会的第八层。中国共产党干部阶层是真正的领导阶级。中国百姓习惯地称呼他们“领导”。

此外，还有一个被专政的阶级，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黑五类，合称地富反坏右，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 “红五类”相对。黑五类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贱民阶层。依据血统论，“黑五类”及家庭成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文革结束，受到近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黑五类子女和红五类子女在等级制中的位置，从他们出生时就已决定了。这样地践踏黑五类，陈云很是担心，有一天会被挖祖坟。陈云说过：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五星红旗”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象征。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政府，虽然签注了《世界人权宣言》，但是从来没有有效地承认和遵行。

中国共产党的“五星红旗”告诉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射秽主义者，因为，它们消灭了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是君主专制主义者的变种，是现代党国专制主义者。中国共产党遵守了陈云、邓小平所定下的规矩，一个中国共产党高官家族家可以出一个孩子从政。这是变种的党国贵族世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射秽主义国家朝鲜，已经成了金家专制王朝。

中国共产党的五星红旗告诉中国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幌子，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

一个政党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中国还有平等吗？



2020年11月21日完稿2021年3月27日修改

中国共产党是自由的敌人-制宪系列文章之二十

中国宪法总纲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本文，笔者将揭露中国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全是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了中国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自由的定义

自由，一个伟大的一个词汇！

自由，一个多歧义的词汇。据英国理论政治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统计，思想家对“自由”的定义有200多种。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斐洛·尤迪厄斯(公元前30 ～40年) 把自由理解为对上帝的追随。，

阿克顿勋爵相信，“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 他认为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政府应当進行干预，但仅仅在推行保证和促進个人自由的限度之内（阿克顿《自由史论》）。

“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惯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進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竞争” （阿克顿《自由史论》）。

阿克顿勋爵认为，自由是一个成熟民族的精美成果。

哈耶克说过：“自由历来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去行动的可能性“，” 自由的行动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选择自己的方法，進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的实现必须基于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条件“（哈耶克《自由宪章》）。

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受政府的限制;自由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说话、做事的合法权利。

自由是个人选择的权利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提出; “本书研究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上，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程度，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 ‘自由’的状态”，“自由是一个人摆脱他人强制的状态”，“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或‘人身的‘自由”。

从消极约束角度，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程度的状态。

从积极主动角度，笔者认为，自由是个人选择的权利，是人的主动性发挥最佳的状态。自由主要由自主、自立和自尊三要素构成。

自主，是指一个人具有独立思考、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权利，即“每一个人能够自己统治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如果一个人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决定自己事情的权利，那麽，这个人，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农奴，或者是没有自主能力的人，只能听任他人摆布。

自立，是指一个人具有自我独立不依赖他人的生存能力。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能力也常常被比喻成一种自由”，“自己去发现一个用武之地和一份适当的职业，这乃是自由社会强加给我们最为严格的戒律 “（哈耶克《自由宪章》）。

自尊，是指一个人具有自我尊重，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自我爱护能力。“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个人所享受的尊重也将取决于他利用自由的方式“ （哈耶克《自由宪章》）。不能自主的人，得不到尊重，不能自立的人同样也得不到尊重。在民主社会里，自主、自立的人都享有自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时，笔者曾经问一个生活在农村的表弟：是自己承包土地，自己养活自己好，还是在原来的生产队吃大锅饭好？表弟毫不犹豫地讲，当然是承包土地好啦！自己种什么，自己说了算；自己多出力就多挣钱，肯定能够养活自己。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看生产队长的脸色了，以前得罪了他，就要被扣工分。现在，多么自由！前几年，村里的人出去要饭，还要大队开证明。从表弟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自由在于，自己说了算，这是自主；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是自立；不用再看他人的脸色生活，这是自尊。

大约十年前，笔者给企业家讲课时，曾经讲过自由的概念。课间休息时，一位当了总经理的“富二代”对笔者谈起了他的烦恼。

他说，老师，不是父亲强迫，我根本不愿意担任这个总经理。

笔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就是你说的自尊的问题。很多工人都很羨慕我们家的富有。他们不知道这个富有的代价。我们要承担的破产风险和没白没黑地思考企业经营问题、生产问题、销售问题等等，最难堪的是，我感到在政府官员面前没有自尊。我的父亲简直就是官员的三陪。我曾经劝说我的父亲，不要再对政府官员低三下四了。可是，父亲说，没有办法，不能得罪他们，否则扣上个罪名就罚款。我如果接班，当了董事长，我肯定忍受不了。

另一位已经接班当了董事长的中年学员对这位总经理说，那是你们不硬气。我父亲在位时，也是政府官员的三陪。我上位后变了。我手里握著那些政府官员当年上门勒索的证据，再想要钱，那就乖乖地听话，为我服务。

那位总经理说，这样也不太好吧！实际上，都没有自尊！

这时，又一位董事长学员说，我正在一步一步地从国内撤资，到美国办企业，虽然员工工资高一些，但是，税比国内低得多。最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官员那真是为企业服务啊！我第一次同他们打交道时，真正感觉到了人的尊严！

这些年有很多中青年企业家以及富有的人，到国外去追求自由的生活了。笔者的朋友中，就有好几位。

一个自由社会的根本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严格的规定的个人权利范围，他在其中的活动是不受任何人，特别是不受任何政府强制力干预的。

自由的权利范围，是个人事务、私人产品范围，定义个人权利边界。

政府的权力范围，是公共事务、公共产品范围，定义政府权力边界。

任何人在个人自由范围内，具有自我决策的权利。对于政府的权力，每个人都拥有监督、批评的权利；对于政府的权力范围，每个人都拥有建议、反对的权利。

哈耶克说过：“自由的前提应该是：个人具有自己有保障的私人空间，在这一空间内，有许多事情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哈耶克《自由宪章》）·。自由强调，政府权力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也就是说，个人享有的某些权利不受政府干涉。

从个人权利视角，自由主要分为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三大类。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个人拥有独立于他人之外的思考事实、观点的权利。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也就没有言论自由的公民权”。

思想自由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前提。没有思想自由，亦即不允许个人对客观事实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那就不可能允许个人有信仰自由，更不可能允许个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一个思想自由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个人及组织控制国民的思想。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个人拥有基于资产私有制的创业权利和基于能力的择业的权利。创业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体制，允许个人自由地進入市场开创事业，允许个人自由地進入企业谋取职位。私有制是财产权的制度保证，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拥护自由’意味着反对一切具有特权的垄断组织，尤其反对使用强制阻止他人为更美好的事物進行尝试的组织“（哈耶克《自由宪章》）。一个经济自由的社会不允许存在特权的垄断组织，更不允许它们控制国民经济。

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个人拥有选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无罪推定原则等权利。政治自由的根本在于，主权在民，公民享有选举权。国民的思想不同、利益不同，对于公共产品的范围、制度和政策所持看法也不尽不同，政治自由保证，国民对于公共产品的范围，对于政府的权力范围，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权对国家事务以及政府作为发表不同的意见，包括建议、批评及反对的意见。

政治自由的底线是保障国民的人身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政治自由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个人及组织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

　 一次，一位印度商人对笔者称赞中国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高铁的快速便捷。

笔者问他，你是否愿意成为中国公民？

他回答说，不！

笔者问，为什么，因为你是印度人吗？

他回答说，不是因为我是印度人，而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际上，我正在办理美国移民。我的一些亲属、同学以及朋友都生活在美国。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虽然印度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哈耶克说过：”只有了解了一个自由人组成的社会总体上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自由的价值“（哈耶克《自由宪章》）。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美国和中国。

美国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笔者借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的“导言”来阐述，美国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17世纪初，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开始时是涓涓细流，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生活也不像从前想象的那麽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著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進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進时还更有效果。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麽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领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進。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像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的“导言”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重要性。美国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发生，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伊丽莎白一世在16世纪后期撤销了思想审查法，据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说，她不希望渗透人类的灵魂和秘密思想。她在位期间，哲学家，数学家，占星家和天文学家焦尔达诺·布鲁诺避难至英格兰，在那里他出版了许多关于无限宇宙和天主教会禁止的话题的书。离开安全的英国后，布鲁诺最终因为拒绝放弃信仰他的想法而在罗马被烧死。因此，有人认为他是自由思想的烈士”（《维基百科.》。

斯密和杰斐逊的两套思想在美国付诸了实践，就是因为，16世纪后期，英国撤销了思想审查法，所以在英国以及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人们享有思想自由。

其次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

美国奇迹的造成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领导。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也就是保护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自己所想，说自己所说，可以选川普，也可以选拜登；可以自由创业，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付出努力就可以过著富裕的生活；在美国人人平等，享有自尊。美国人是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人，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

自由就是幸福。这就是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目标，也就是美国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灾难是如何发生的

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它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毛泽东曾经制造了杀害地主、迫害右派、饿死三千多万人以及文革大灾难，邓小平制造了下令野战军屠杀民主学生的灾难，习近平又制造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灾难。

中国灾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无边，为了巩固专制统治，控制国民思想，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自由，没有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

剥夺思想自由

哈耶克说过：“强制“是极其有害的，它能使你不再是一个能够思考问题、判断价值的人，而成为受人控制的工具” （哈耶克《自由宪章》）。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统制，控制教育和媒体，对国民洗脑，剥夺国民的思想自由，不允许个人对客观事实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以此来强制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把中国国民变成中共控制的木偶。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大搞“七不讲“、”反宪政“，迫害宗教徒，都是妄图继续控制中国民众的思想，剥夺国民的思想自由。

剥夺经济自由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剥夺中国国民的资产，通过暴力将银行、铁路、以及被扣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帽子的企业收归国有；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通过公私合营运动，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然后实施基于暴力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全面剥夺了中国国民的创业自由和择业自由。至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企、民企，甚至对外企的领导，迫害民营企业家，最终目的是消灭非公有资本，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

剥夺政治自由

中国共产党垄断公共权力，党组织与政府的一体化，即党政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控制国家，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他们不知羞耻地宣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中国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了中国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使得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生活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恐惧中。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扼杀中国国民自由的凶恶面目。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扼杀中国国民的思想自由，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公有制，扼杀中国国民的经济自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扼杀中国国民的政治自由，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坚持对要求自由的中国国民進行镇压。

一个中国人不可以想自己所想，必须遵循马列主义；不能说自己所说，彭德怀上书的下场使得百姓和官吏都闭上了嘴；不能到国有企业霸占的产业中去创业，只有与政府官员勾结，才有机会；在中国，党员和群众是不平等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自尊。中国百姓不是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人。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自由，使得了中国国民失去了一切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没有自由就是灾难。这就是中国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自由的敌人！

中国人渴望自由，

哈耶克说过：“我们渴望自由，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指望通过自由获得实现我们许多目标的机会”（哈耶克《自由宪章》）。

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自由度如何呢？

2020年3月4日，自由之家公布“2020年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

自由之家的报告调查了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台湾以93分列入“自由国家“，分别在2项评比”政治权利“获得37分，”公民自由“获得56分，在亚洲地区，分数仅次于96分的日本，亚洲其他较高分的有韩国83分、蒙古84分。中国则以10分名列最不自由国家。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公布“2019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国香港蝉联第一。 相比2018年，香港在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及政府诚信的得分都有上升，但司法效率得分下降。报告分析，香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经济增长，但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韩国分别排在“2019经济自由度指数”榜的第29位和30位。 中国大陆则以不及格的58.4分，列名“几乎不自由”国家，排名第100位。

亚当.斯密说过：“不列颠的法律让每个人都享有其劳动果实的安全，仅这种安全感就足以使任何国家繁荣兴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自由、安全的环境下努力改善自身条件，那麽无需任何其他的因素，单是这条强有力的原则就不仅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数以百计的可耻障碍——人类法律的愚蠢连同这些障碍，常常使得社会无法运转”（亚当.斯密《国富论》）。

中国人渴望自由，中国人必须结束自由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过：“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为了幸福，为了自由，中国人勇敢起来！



2020年11月27日完稿 2021年3月30日修改

一个人不应该长久地居于首位-制宪系列文章之二十一

一个人长久地处于首位的制度，大都是独裁专制制度。

从专制君主到黑帮老大

纵观历史，公元前221年，自秦朝始，中国就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其后，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君主职位的终身制，即君主没有任期的限制。除非该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台。当然在中国也有特例，即太上皇。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在世但已禅位的皇帝的头衔。唐高宗、宋高宗和清高宗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上皇。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二是：君主世袭制，亦即国君之位按照王室血统关系世代传承。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三是：君主独揽国家权力。

专制君主对国民的危害，正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所痛斥的那样 ：“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 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 老百姓一旦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虽然，英国君主依然是终身制和世袭制的，但是，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1689年10月，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不得侵犯议会的征税权，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国王不得干涉议会言论自由，未按法律程序，不得拘捕臣民，必须定期召开议会。君主的权力被限制到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而没有实际的权力，称为“虚位元首”。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现在仍为一些国家所采用，如英国、日本、泰国和柬埔寨等国。

1775年，美国民众发动了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美国民众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1787年，通过美国宪法，美国成为联邦制国家。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彻底废除君主专制制度而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总统取代了君主。美国总统是根据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设立的。美国总统不再是世袭的，而是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不能独揽国家权力，只行使宪法赋予的行政权。美国总统不再是终身制的。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第一款为：“无论何人，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无论何人，在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超过两年，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超过一次”。

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以总统任期为研究课题的教授托马斯·克罗宁(Thomas Cronin) 说：“第22修正案算不上很完美，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妥协方案，一来考虑到担任总统一职需要有精力、决断能力和领导才干，二来也顾及了轮换执政的共和原则。”

总统任期制的建立要归功于乔治·华盛顿。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华盛顿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1796年9月17日，他发表告别词：“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列宁通过暴力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建立了党国制度，苏联共产党成为一个黑帮。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完成了独揽党、政、军的三大权力，建立了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成为苏共黑帮老大。直到1953年73岁去世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放弃权力。其后建立的射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仿效斯大林，大搞职务终身制，不死不下台。1960年，前民主德国党第一领导人威廉·皮克于84岁逝世。 1969年，前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于79岁逝世。1976年，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83岁逝世。1980年，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88岁逝世。1985年，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于77岁逝世。这些领导人都是于死后才不得不放弃权力。

这些共产党的黑帮老大与专制君主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在斯大林的旨意下，苏共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尼古拉·布哈林均被判处死刑，被驱逐的托洛茨基也没有逃过暗杀。中国共产党黑帮老大毛泽东也是如此，彭德怀、刘少奇就是死于他的迫害。

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国民带来的灾难，笔者就不必再细说了。作为中国人，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忘不了文革年代全国游行敲锣打鼓宣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毛的“最高指示”，成了君王“圣旨”的变种，替代了法律、制度以及集体领导。

《八二宪法》的一丝亮点被熄灭了

《八二宪法》的污点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相比于《七五宪法》，《八二宪法》还有那麽一丝亮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八二宪法》第二节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2011年7月4日，发布的《中国82年宪法修改：推开宪政之门》一文中记载：“当年近80的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时，他和其他老同志们形成的共识是：一定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以防止个人专断 “ ， “许崇德认为，这次宪法修改，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史无前例地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

记得三十几年前，阅读了《八二宪法》第二节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时，笔者写下了“一个人不应该长久地居于首位”一文。文中指出，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具有社会進步意义。任何个人，不论贡献有多大，威信有多高，都不应该长久地居于首位。正像华盛顿所说的：“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

能力是人类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并且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从能力视角出发，领导人终身制将有碍于新的领导人的产生，有碍于新观念、新的公共产品构想、新的执政方式的产生，从而使得社会缺乏活力，停滞不前。而任期限制则有助于推出具有新思维的新领导人，提出新的执政纲领，从而促使社会充满活力，不断地進步发展。曾经有朋友对我谈起，他认为，韩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当选一届，任期太短，致使选举成本过高。笔者回答，如果从能力视角出发，一个新的领导人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执政理念，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和政策，从而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样就降低了选举成本。

此外，正如托马斯·克罗宁所说的那样：“一来考虑到担任总统一职需要有精力、决断能力和领导才干，二来也顾及了轮换执政的共和原则”。共产党射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背离了轮换执政的共和原则，必将会走向君主专制，使得领导人演变成现代君主。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沈痛的案例。

继中国之后，越南共产党于六大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已首次提出领导人任期限制。当然也有坚持终身制和世袭制不改的，例如朝鲜，金日成去世后，其儿子金正日接班。金正日去世后，其儿子金正恩接班。朝鲜直接回到了君主专制时代。

2018年，中国共产党修宪建议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 该建议取消了条款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正文中，公然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这就将《八二宪法》的领导人任期限制这一丝亮点熄灭了，这就大有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恢复领导人终身制的风险。中国人都知道，习近平正一心要成为习二毛！

针对《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蔡霞说：“我个人的看法……从修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是政治僵尸，明摆着修宪从党内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绑架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前的两天抢著抛出取消任期制的说法，迫使三中全会像咽狗屎一样咽下去，三中全会那麽多中央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这个党本身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

蔡霞揭露："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手里又捏住了体制本身所造成的官员贪腐，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这两条。所以9000万党员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她尖锐地指出，习近平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全党围着一个人转，这还叫政党吗？早就不是政党了，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

2020年3月，任志强在《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一文中指出，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揭露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任志强的揭露，使得习近平恼羞成怒。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

任志强遭受迫害，标志着政治僵尸中国共产党的黑帮老大习近平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不远了。

让一个不是国民选举的人去管理国家，不仅有悖民心，更是莫大的罪恶。

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让政治小丑习近平上台，既是罪恶，也是愚蠢。习近平的政治愚笨和权力贪婪必将拖垮中国共产党！



2020年 12月1日·完稿 2021年4月2日修改

关于制定中国宪法的建议 --制宪系列文章之二十二

2个多月来，中华民主宪政联盟制宪小组成员再次修改了22篇制宪文章。本文，笔者写下对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宪法的建议，切盼关心中国宪政的朋友提出自己的建议，共同参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

一、基本原则

1、国家由国土、国民和政府构成。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宪法应使用“国民”这个词汇，不要使用被中国共产党歪曲的“人民”这个词汇。

2、未来中国的宪法不能是“党定宪法”，更不能是“钦定宪法”，只能是“民定宪法”。

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是制宪主体。宪法应由全体国民参与制定。 一部合理的宪法应该是国民同意并愿意遵守的社会契约。

3、宪法是全体国民的宪法，不是某个人的宪法，不是某个政党的宪法。不允许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写入宪法，不允许把任何政党的名称写入宪法，不允许把任何政党的指导思想写進宪法，更不允许把任何谎言塞進宪法。

4、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依法治国，任何人，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都要遵守宪法。

5、宪法序言必须简洁。美国宪法序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案例。只要一句话，一句说明制定中国宪法的主体，制订宪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的话即可。

6、首先要明确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范围。

公民权利范围，是个人自由的范围，是个人事务、私人产品范围。

政府的权力范围，是公共事务、公共产品范围。

对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范围，例如银行、电信、石油等产品究竟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应由公民、团体、企业和政党共同讨论、博弈和协商定义，随着国民、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和协作逐步演变，随着社会自治能力与政府管理能力的关系演变，而逐步修正。

7、在个人自由范围内，公民具有自我决策的权利。对于政府的权力范围，公民拥有建议、拥护和反对的权利。对于政府的权力，公民拥有监督、批评和反对的权利。

8、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一切权力来源于国民。

国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国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和政府官员行使公共权力。

9、政府是宪法赋予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机构。任何政党都不是国家权力机构。

政府是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政府的职能只限于公共事务、公共产品领域。

政府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约束之下。政府在遵守预先制定的宪法框架下通过法律治理社会。

政府权力不能超过其界限，不得干涉公民的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不得侵犯公民拥有的权利。

10、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国家权力依法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行使的分权制度。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际事务和国防等全国性公共事务，地方政府主要处理地方性公共事务。全国公民选举国家议员和中央政府官员，地方公民直接选举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官员。

二、国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11、中国国民具有个人尊严，拥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公民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国家承认并且有义务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

12、中国人无分男女、宗教、种族、民族、阶层、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因其性别、宗教信仰或社会地位等差异，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一切领域内，受到不同的待遇。中国不允许存在任何领导阶级，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阶层。

13、国家保障国民人身自由。没有违反法律，未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任何机构不得对国民实施监禁、拘留、审讯、处罚。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公民。

国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未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入内搜查。

14、国民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拥有生命权、财产权，知情权、表达权、创制权（公民以个人或联合名义提出法律或宪法议案的权力）、监督权及受教育权。

15、国民拥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

16、国民拥有经济自由、创业自由、择业自由。

国民拥有劳动和取得合法收入的权利，有休息、依法享受休假、医疗、退休、养老制度的权利。

17、国民拥有政治自由、请愿、游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息、通讯和新闻自由。

18、国民拥有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出入境自由，保留或放弃中国国籍的自由。

19、中国国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20、中国国民有依法保卫国家的义务。

三、政府体制与组织结构

21、国家政治体制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应有全体公民、团体、企业和政党共同讨论、博弈和协商确定。

笔者建议废除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实行联邦制，進而提高中国国民的自治能力，并且减少社会管理成本。

22、政权组织形式是对选民负责的总统制还是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制，应有全体公民、团体、企业和政党共同讨论、博弈和协商确定。

内阁制是由民选议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出面执掌行政权。行政首脑（总理或首相）由该党的领袖（或政党联盟共同认可的人物）出任，内阁成员从议员中产生。在典型的总统制下，总统和议员均由直接民选产生。

笔者建议实行内阁制，节省选举成本和减少政府管理经费。

23、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国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义务教育，以及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等。

24、制定新闻法，允许民间自由独立创建媒体。禁止政府违法监控媒体、互联网，以及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禁止封锁互联网，国民拥有信息接收和信息选择权力。

通过立法和其他制度手段，保护记者、编辑，以及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国民不受政府权力的恶意侵害。

媒体是私人产品，政府不得办媒体。

25、政府主要由议会、行政和司法机构构成。

议会由国民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会必须周期性直接选举。现任议员不得同时兼任政府职务。

行政机构首长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或内阁的领导人。

总统制政治体制下的总统由国民按普遍、平等、自由、直接、周期性、秘密方式选举产生。总统实行任期制。现任官员不得同时兼任议员。

议会制政治体制下的总理或首相，由国民按普遍、平等、自由、直接、周期性、秘密方式选举产生的多数党领袖担任。总理或首相实行任期制。

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行政机构拥有法律规定的执行权。司法机构拥有法律规定的司法权,司法独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制衡。

公民自由受法律约束，政府必须依法治国。司法机构根据法律审理案件，解决法律冲突。

26、创设宪法法院 主要职能是宪法解释、立法、行政及司法违宪审查。宪法法院可以对弹劾、政党解散、国家机关权限争议等行使审判权，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力。

27、政府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员，对国民负责。行政、警察、军队等公共部门不允许设立任何政党组织，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

四、政党

28、国家施行多党制。制定政党法，允许国民自由结社、组建政党，竞选参政。

29、政党是私人组织，不是公共权力机构。只有政党的公共产品范围、制度和政策纲领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并竞选成功后，政党才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职权内通过政府行使国家权力。

政党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执政期间，政党通过政府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其本身无权直接插手私人产品领域。

不允许政党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国家之上。

不允许政党在政府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地方自治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及其他组织中建立组织机构并开展活动。

30、政党的经费由政党自己解决，不由国库拨款。

五、军队

31、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个人、组织、政党，只属于全体国民。任何个人、组织、政党均无权指挥军队。军队的指挥权只属于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行政机关最高领导者。

军队非党化。军队内不允许建立任何党派组织，军人无党籍。

军队不能干预政治生活，不能介入地方事务，不能介入党派纷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

现役军人不能参加选举，不得担任政府职务。现役军人被选为议员或行政首长时，必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

六、经济制度

32、国家的国土、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资料都属于国民所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包括三种形式：生产资料属于国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属于部分国民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国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国民所有就是国家所有。

从生产资料所有角度，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不属于全民所有，同属于私有制。从产品生产角度，私人产品定义了私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私有制，企业一般是私有制企业。

从生产资料所有角度，全民所有制为公有制。政府是经过国民授权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其本身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政府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代理人，也就是名义持有者。从产品生产角度，公共产品定义了公有制的边界，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生产资料一般采用公有制，国有企业为公有制企业。

33、国家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公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属于个人私有。

34、国家实施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国民经济自由。

35、企业员工有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有建立农会的权利，自由职业者有成立行业性协会的权利，工商业者有成立独立商会的权利。

七、教育

36、学校实行“以权利意识为主的公民意识、公民资格和公民行为能力”的公民教育，实行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教育，不得宣传党派主义，废除洗脑的思想政治教育，取消政治课的考试。学校有编写、引進和选择教材的自由。

37、教育独立，大学自治。大学校长由同行推举或专家遴选，教授、教育家治校，独立办学，不受政府、政党或其他势力干预，独立于政府、党派，独立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保障学术自由。

38、实现学生组织自治。不允许在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



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19世纪末，清朝君主立宪流产。1947年，中华民国颁行了中华民国宪法。刚刚摆脱专制社会，1949年，中国共产党用暴力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建立党国专制制度，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宪政奋斗成果毁于中国共产党之手，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专制社会。

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结束中国共产党党国专制制度，建设宪政民主制度。

为此，中国人必须要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废除中国共产党的“党定宪法”，制定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幸福权利的公民宪法。

宪法是全体国民共同意志的表现。制宪是一个形成社会契约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以上制宪建议，中华民主宪政联盟愿与关心未来中国宪政的朋友共同讨论，协力推动。

感谢

此文是中华民主宪政联盟撰写的制宪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

我们感谢《北京之春》发表了我们的文章。我们感谢阅读了制宪系列文章的读者。

在这黑暗的年代，我们追求光明！

中国的后代子孙，会知道我们的奋斗。



2020年12月4日完稿 2021年4月5日修改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一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

蔡霞在《中国的政治出路》一文中提到：

“几年前，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红二代’饭局上，话题谈到了反思。有人说，我们应该反思到1989——天安门之后这个国家整个走歪了。

1989够吗？有人质疑：应该从1978年后重新反思——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不是真能解决毛时代的问题。

不行，我们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开始之时。

马上有人反驳：应该反思到1956——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会场里没有毛像，没有党徽，没有红旗。

又有人说，应该反思1949——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究竟对不对？

最后，另一位‘红二代’发话了：真正的反思必须始自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这百年来走过的路，其间有怎样的历史逻辑、历史联系值得好好反思“。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切罪恶的根本原因在于引進了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和剩余价值理论。今天，中国人真正的反思，首先要从批判《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开始。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在这个宣言中，马克屎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被共产党人誉为，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阐述科学射秽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

《资本论》被共产党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一部全面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创造性地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屎用剩余价值理论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为他的暴力消灭私有制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血腥和《资本论》的荒谬。

《共产党宣言》是强盗宣言

马克屎大学毕业后，做过《莱茵报》主编，参与主办《德法年鉴》杂志，而后长期为报刊撰稿为生，他没有任何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曾经批评马克屎的理论工作是“书斋里的分析”。

由于无知，马克屎没有识别两种不同的私有制：暴力私有制和交易私有制。因此，马克屎也就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交易私有制的价值。

马克屎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竟然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在此文中，笔者首先从“两种不同的私有制”这一历史事实来批判《共产党宣言》。

两种私有制

“人类历史存在两大类私有制形式，一种是暴力私有制，另一种是交易私有制。

先谈暴力私有制。

在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学习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军事暴力集团都在疯狂地掠夺土地。他们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国家，其特点是：以君主为首的军事集团利用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占领国家的土地，使得土地及其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矿产等等都成为君主和贵族的私有财产。暴力是古代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称之为暴力私有制。

暴力私有制在托马斯·莫尔所创作的《乌托邦》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 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 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 老百姓一旦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

君主专制国家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都属于国王和贵族所有，百姓的所有只是国王的施舍。暴力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深为托马斯·莫尔所憎恨。所以，莫尔主张废除暴力私有制。

再谈交易私有制。

人类是交易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们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个人的能力特长也是相异的。凭借不同的自然资源和能力特长，人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易。早期人类社会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交易活动。古代地中海贸易以及中国商朝的商业繁荣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有商品交易必定会产生交易市场。关于市场的产生年代，据中国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周易·系辞下》记载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交易活动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必须是商品的所有者。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交易私有制。

交换活动的前提之二是必须遵守自愿、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严禁强买强卖，否则就会出现白居易所描写的《卖炭翁》悲剧。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理解交易私有制的一把钥匙。交易成交的必要条件是买方必须‘满意’卖方所提供的产品，包括质量、价格和交期等方面。交易成交的充分条件是卖方必须‘满意’买方购买产品的价格。‘交易双方满意’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来旁注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阐述：尽管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笔者：前提是，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能否做到质量好、价格便宜，并满足交期），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笔者：‘交易双方满意’）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笔者：让顾客买我的产品），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笔者：他追求的是对顾客购买产品价格的满意）。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進了社会利益（笔者：满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建立在交易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它不仅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進社会整体利益，同时，它也强化了生产者满足了他人需求的‘利他’的道德观念。因此，交易私有制有利于社会繁荣发展，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万善之源“（《钝角网》蒋志青《公私有制再认识:万恶之源究竟是什么？》）。

无知的马克屎没有具体地分析私有制的不同的形态，不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其结果是跟随他的共产党人，不仅消灭了暴力私有制，并且将交易私有制也一起消灭了，造成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败落，国民贫穷。

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过：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是用来提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网则是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福利国家建立安全网是对的，福利国家砍断了梯子则是错误的。交易私有制是一个知识能力等级梯子。这个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具有知识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知识能力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交易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和支持具备才能并努力進取的人，進而提高人类的知识能力水准。

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至于交易私有制的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等手段来适度调节“（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或许我们可以用暴力消灭暴力私有制，但我们绝不可以用暴力来消灭交易私有制。历史事实也已经证实，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173年前，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讲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20世纪，射秽主义国家消灭了交易私有制，其后果是，马克屎猜想的“生产力的总量”落后于实行交易私有制的民主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无法比较。年龄大一些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那曾经一无所有、百十种票证限制供应的贫穷短缺的生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仅仅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也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沈痛的教训，使得中国人意识到，公有制不是万能的，交易私有制还是必须的。仅仅改变所有制形态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又回来的根本原因。

从企业经营角度，人的经营能力比生产资料更为重要。

　　从产品的生产资料视角出发，看到的是交易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差距;从人的能力出发，看到的则是资源效率的提高和产品价值的创造。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如果仅仅看到了企业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能力，就要剥夺企业家的生产资料，消灭交易私有制，是极其武断的，且有害于社会繁荣進步。经济要发展就离不开交易私有制，当今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進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的知识能力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只要人的物质资源不是无限的，人的知识能力不是一样的，交易活动就永远存在。因此，交易私有制必将永远存在，是消灭不了的。消灭了交易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企业家，也就毁灭了社会财富。为什么?因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共产党多么凶残，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资本论》是经济学的笑话

马克屎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阐述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第一篇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第二篇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马克屎在第三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

第三篇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是马克屎阐述其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章节。

通过分析“劳动力的买与卖”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清楚，作为一个书本知识份子，马克屎不知道企业生产经营的定义域和逻辑起点。

马克屎的无知表现在：

其一，《资本论》第一卷仅仅对直接生产过程進行了分析。这就是说，马克屎仅仅分析了生产过程，没有分析整个经营过程。这是他的第一个严重的定义域错误

其二，马克屎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没有从“能力分析”开始研究，这是他的第二个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

由于马克屎的无知，他的”剩余价值“论证是荒谬的，存在严重错误。因此，《资本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笑话。

定义域错误

在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屎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了吗？稍微具有企业经营管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绝对还有其他的时间。

商品生产是怎样开始的？

在决定某种产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该产品的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产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产品、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企业经营活动才進入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企业经营活动進入出售时间。由以上事实可知，企业经营不仅仅包括产品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还包括产品信息收集与分析时间、立项决策时间、产品和组织设计及筹备时间。

无知的马克屎只看见了生产和销售，没有看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商品生产的起点是信息收集和决策，因此，在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马克屎就直接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马克屎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期，资本和经营还没有分离。马克屎根本看不见，在商品生产之前，资本家要参与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决定是否投资生产该商品；如果决定投资生产该产品，必须要聘请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合作進行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工作。正是资本家的信息收集和决策等劳动启动了整个经营生产过程。经营决策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资本家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创造了价值；反之，若果决策是错误的，他就可能破产。资本家也参与了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管理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管理失误，必将发生亏损。资本家参与了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工人仅仅参加了生产过程，怎么能够说商品价值完全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呢？实际上，商品价值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

马克屎仅仅凭借生产过程,就推断出是工人创造了价值。他根本无视资本家参与的信息收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因此，他极其可笑地否认了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劳动要有报酬，投资也是要回报的。仅仅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马克屎犯了极其低级的定义域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然是荒谬的。

逻辑起点错误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屎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就变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个单个商品就是这种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的研究要从商品分析开始”。

马克屎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是无知浅薄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个人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能力特长是个体生活差异的主要原因，群体能力特色是群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群体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农业时代，作物种植和家畜圈养活动的流程简单，生产周期间隔时间又长，一个农民就能够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农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低下，生产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基本生活也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农业时代交易活动少，行业种类少，产品品种少，农业社会的能力结构简单。

工业时代，产品经营活动的流程复杂，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供货时间短，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工业时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转向交易方式，导致分工。表面上是行业分工，产品分工，实际上是能力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类的交易能力。能力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工业时代交易活动频繁，行业种类多，产品品种多，工业社会的能力结构复杂。

　　工业时代，对于企业来说，進入那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才能够盈利，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有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资源有限和能力差别这两条公设，企业前景设计的原则之一是：

　　必须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所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的存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進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地区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业时代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

前文已经讲过，在商品生产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才决定是否投资该商品；然后是是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这就需要资本家有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正是资本家的经营能力启动了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马克屎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看到资本家的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生产要素了。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

正如蒋志青先生在《重新认识马克屎，本质问题在于轻视人的知识能力》一文中所说：马克屎的本质问题是片面地重视生产资料，轻视人的知识能力。

马克屎从“商品”而不是从“能力”开始的研究，犯了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必然是荒谬的。

恩格斯认为：“马克屎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射秽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马克屎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如此高估马克屎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无知愚蠢地自吹自擂。

中国民主人士以及经济研究者的任务

在前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屎的无知。

由于无知，马克屎没有识别两种不同的私有制：暴力私有制和交易私有制。因此，马克屎也就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交易私有制的价值。作为一个书本知识份子，由于无知，马克屎不知道企业生产经营的定义域和逻辑起点。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本知识份子写出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自然荒谬的。

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屎“暴力消灭私有制”的血腥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暴力。马克屎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竟然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马克屎的《资本论》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笑话。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存在，《资本论》依然被捧为圣经。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屎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愚昧地声称：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屎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蔡霞说过：“习是整个一个人就跟时代隔绝了一样”。就是这个跟时代隔绝了的习近平狂言：“有些人认为，马克屎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2020年8月15日《求是》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屎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至今顽固不化地声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屎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八二宪法》仍然迫使中国人接受马克屎列宁主义的指引。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民主人士以及经济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推翻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经济制度，驳斥马克屎的剩余价值理论，坚决清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苏联共产党已经自我清算。现在，中国人清算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时刻到了！

笔者用春风先生写在《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美国动物学家康罗·洛仑兹认为”所有强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够信赖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残杀“，“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自己的同类”，“这是动物行为机能在功能上类似道德的功能”（洛仑兹《攻击与人性》）。

族内杀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则。

人类以往的攻击行为多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族内攻击多发生在民众与官府之间。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主张引发了世界各民族内部的全面的暴力攻击行为，挑起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族内残杀。

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

2021年5月18日 于深圳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二 人类社会的大倒退

17至18世纪，由于交易私有制的促進作用，人类逐步由君主专制社会進入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社会。

在人类進入一个全新的宪政民主社会的时刻，1848年2月21日，由卡尔·马克屎和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暴力公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

《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如果说马克屎和恩格斯是一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列宁和斯大林则是一双共产主义的魔鬼，在世界杀人。通过“十月政变”，夺取了俄国政权的苏联共产党，依靠军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不断制造恐怖，建立了基于马克屎主义的暴力公有制的党国专制制度，迫使刚刚从君主专制社会走出来的俄国，走進了党国专制社会。党国专制社会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大倒退。

从交易私有制到宪政民主社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孕育于农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工业逐步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人类由农业社会進入了工业社会。基于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制，成为工业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每个国民都可以進入市场。市场经济赋予所有進入市场的人配置资源和发挥自身能力特长的权利，给他们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市场经济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财富。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使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而是逐步将更多的财富分配于国民手中，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保障了国民的生活。

产品交易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顾客选择过程，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企业将被逐出市场。顾客选择权将社会经济权力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而不再是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交易平等原则逐步打破了君主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力的工商阶层及劳动阶层的独立和壮大，迫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也一步一步地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君主和贵族手中。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催生了宪政民主社会。

以英国近代史为例。16世纪之前，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国家。土地拥有者君主和贵族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英国的区域型商品经济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正在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宪政民主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

经济方面，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国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自斯密批判重商主义，提出自由贸易和新经济政策之后，重商主义开始没落，英国政府逐步退出了经济领域，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当然，英国公有制从私人产品领域退出的时间，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主张公有制的英国工党经过90年的探索，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作用，不再片面强调公有制。1990年5月，英国工党提出了新的施政大纲，放弃了老式国有化政策。自此，英国政府成为了一个公共产品提供者，退出了私人产品领域。

政治方面，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为政治体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国家权力由君主转移到议会。议会把政府官员排除在议会之外，以保持议会的独立性。1690年，英国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提出了人民主权、法治与分权原则。从此，主张以宪法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民主社会登上了历史舞台。

1776年7月4日， “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发表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美国 1787 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791 年生效 的《权利法案》以及 1789 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宪政主义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三权分立、 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创新，完善了宪政民主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交易活动、交易私有制、平等交易、国民主权、法治和分权，这条社会自发的道路，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逐步将财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基于国民主权的民主制度逐步将政治权力转交到国民手中，最终摧毁了君主专制社会，催生了现代宪政民主社会。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暴力私有制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基础，这是人类必须要反对的；交易私有制是宪政民主社会的基石，人类必须维护之。

从暴力公有制到党国专制社会

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人类的交易活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我们把马克屎和恩格斯所主张的用暴力建立的公有制称之为暴力公有制。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交易私有制催生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将人类带進了宪政民主社会。那麽，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暴力公有制将人类带向何处？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改名为共产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信奉马克屎主义，使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暴力公有制的射秽主义国家，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射秽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

苏联政权建立后，苏联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专制制度，具体表现为：

经济上，苏联共产党将银行、铁路、企业等等收归国有，在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苏联共产党使用暴力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党有制，也就是共党私有制。1925年，苏联制定工业化方针。1927年，用武力和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1928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苏联共产党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完全剥夺了苏联国民的经济自由，将农民变成了党国的农奴。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苏联共产党牺牲农民的利益，大肆盘剥农民。集体农庄化运动导致大灾荒，仅在1932-1934年的饥荒中就大约有几百万人饿死，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

政治上，苏联共产党对权力极端贪婪，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党国不分，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苏联共产党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党政不分。国家的军队成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权力高度集中于苏联共产党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个人独裁。1917年12月，列宁提议组建射秽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契卡），赋予了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开始实行“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红色恐怖统治。苏联共产党完全剥夺了苏联国民的政治自由，将国民变成臣民，進而巩固其专制统治。

思想上，苏联共产党自我标榜为先锋队组织，代表着真理，自我歌颂，吹捧领袖。苏联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以此来保持苏联共产党对国民的思想控制。苏联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以及科学等一切领域，都必须贯彻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剥夺了苏联国民的思想自由。苏联共产党成立检查和监督机构，对出版物和剧目实施检查，在文艺界建立谍报网，以此来清除异己。从1930年到1950年期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被驱逐和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暴力公有制、消灭贸易活动、垄断一切权力，这条强加于社会的暴力路径，暴力公有制逐步将国家资产集中于苏联共产党手中，集权制度逐步将公共权力集中于苏联共产党手中，一个苏联共产党凌驾于国民、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党国一体的党国专制社会出现了。

在前苏联党国专制社会中，不受法律制约的、以暴力为基础的实施恐怖统治的苏联共产党双手沾满苏联民众的鲜血，迫使俄国民众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苏联解体后，从苏联档案查询得知，斯大林统治下出于政治或刑事犯罪处决大约800,000名囚犯、古拉格中约170万人的死亡及富农强制迁移过程中390,000人的死亡，总计约有300万惨死者。---斯大林传记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鲁‘共产主义记录‘系列的导演Jonathan Brent提出约有2000万人的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书《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计尽管准确的人数永远无法确定，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党国专制制度的性质

苏联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变种。像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权力一样，苏联共产党是通过暴力占有了国家的一切资产，并且垄断了国家所有的权力。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其表现为：

经济上，专制君主是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

政治上，专制君主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君主世袭制，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统关系世代传承；君主职位的终身制，即君主没有任期的限制。除非该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台；军队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暴力支柱,君主凭借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统治其臣民。

思想上，专制君主建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政治、教育、宗教、法律、制度文化、媒体等对国民洗脑，控制国民的思想，维护其专制统治。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是君主家族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的制度。

苏联共产党的党国专制制度则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一切巩固专制统治的权力的制度，其表现为：

经济上，苏联共产党是全国土地和国有财产的实际最高所有者，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

政治上，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通过军队、警察对国民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共产党的意志就是法律，对百姓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苏联共产党政党世袭制，亦即政党头子之位在苏联共产党党内传承；政党头子的终身制，不死不下台。

思想上，苏联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政治、教育、宗教、法律、制度文化、媒体等对国民洗脑，控制国民的思想，消灭一切反对的声音，甚至念头。波普尔在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截然相反，极权国家是一个思想和信息高度单一化的封闭社会。

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臣民没有选举权力，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但是自由民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具有一定的财产权。

在党国专制社会，国民丧失了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利，财产、人身和心理高度依附于专制国家。

前苏联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暴力公有制将人类带到了比君主专制社会专制程度更高的——党国专制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大倒退。

列宁、斯大林创建和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全世界传播马克屎的“暴力公有制”思想，推行其党国专制制度。

1945年，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

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新宪法公布施行，训政时期结束，中华民国开始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到1947年中华民国颁行中华民国宪法，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正在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关键时刻，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经过四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战胜了国民党。1949年，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仿照苏联共产党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专制社会。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宪政奋斗成果付诸东流。

引進暴力马克屎主义，在大陆建立党国专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可饶恕的原罪！

在后文中，笔者将讲述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仿照苏联共产党建立起党国专制制度，对中国民众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抢夺、迫害、屠杀等种种罪行，一笔笔血债罄竹难书！



2021年5月21日 于深圳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三 中国共产党是汉奸集团

1949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就向斯大林诉苦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2015-04-13凤凰网 师哲 李海文《毛主席首访苏 向斯大林“诉苦”：我是受打击排挤的人》）。

毛泽东见了斯大林就像儿子见到了父亲那样诉苦。因此才有了，下面这个令人作呕的表现。

在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上，毛泽东脱稿说出：“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 “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2012年12月27日 博讯 《解龙将军：“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

的确如此，没有苏联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苏联共产党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1919年3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鼓动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来到中国。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7月，维经斯基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通过李大钊联系上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建议。陈独秀同意。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中国共产党出生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并没有合法地位。

苏俄成立初期被西方孤立。为了寻找出路，苏俄想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1922年8月，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维护苏俄国家的利益，解决中苏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越飞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但是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于是，越飞开始转向孙文控制的南方政府。

孙文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试图寻求苏俄的援助。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1月，孙文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孙文以“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为让步换取苏俄的支持。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文实行了联俄容共政策。对于苏俄来说，以“联孙”来换取孙文“容共”；对于孙文来说，以“容共”获得苏俄的援助。孙文的“容共”，使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就这样，苏联共产党在中国催生了一个合法的傀儡——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维护苏联共产党利益，成为一个汉奸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声称，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该议案宣称：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犯下了一系列叛国罪行。

中国共产党的叛国行为

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傀儡，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国共产党的目标；他们的组织模式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国共产党的模式；他们的政策、规划是苏联共产党制定的，他们的经费是苏联共产党提供的。既然是苏联共产党傀儡，中国共产党总是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利益。

外蒙事件

1921年6月，苏军侵入当时在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7月，在苏联共产党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与苏俄签订了《苏蒙条约》，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1922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头目李大钊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维钧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2011年第11期《同舟共進》袁南生）。11月，陈独秀在其写就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中，竟然说什么：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到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悍然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公然支持苏俄分裂中国国土。

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国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事件。

中东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沙俄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1904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其余，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东线），西至满洲里（西线），南至长春（南线），仍为沙俄所控制，时称中东铁路。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关于中东路，“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

然而，苏俄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签订的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俄单方面控制，在2700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仅占400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对历年铁路收入余款如何处理，中苏双方意见也大有分歧。

1929年，张学良试图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爆发中苏军事冲突，东北军战败。

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联共产党，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群众示威。中国共产党恶劣的表现遭受国人痛斥，从此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遵照苏联共产党的命令，破坏中国国民党北伐战争，发动上海、南昌、秋收和广州暴乱，成立苏维埃政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

当年11月7日，尚不到两个月，在苏联共产党策动下支持，中国共产党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国危机之机，公然地進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汉奸国主席，定都于瑞金。11月7日是苏俄的国庆日，这一天又称作“十月革命节”。中国共产党选择11月7日建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然承认隶属苏俄，卖国贼的面目暴露于天下。

这个依附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伪政权比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早了近4个多月，比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领先了近九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汉奸政权。这个伪政权严重地破坏了和消耗了中国抗日的力量。顾雪雍先生是一个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他曾谈到：“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中国共产党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国共产党夹击之势，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加之经济和军力衰敝，哪有力量進行抗战？”（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苏日中立条约》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两国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 。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于日苏条约签字后第二天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满洲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决定，苏日两国公布的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得以无后顾之忧。自4月16日开始，日本在中国各战场纷纷发动攻势。

也就在4月16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1933年2月，国际联盟曾通过决议,不予事实或法律上的承认。而在《苏日中立条约》的声明中，苏俄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在中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条约的声明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表示拥护，并且在其发表的意见中，根本无视苏俄的声明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这一罪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利益，令国人惊愕，纷纷斥责中国共产党的卖国行为。

中国共产党联日反蒋

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无耻谎言。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日，积极发展军事力量，为了夺取中国国民党政权，竟然犯下“联日反蒋“的叛国罪行。详见后文“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

斯大林御批了毛泽东

“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来，这种‘确立’既仅仅是‘实际上’的，又是刚刚开始。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而曾经两次受到冲击。

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做出重要指示。

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屎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2012年11月16日凤凰网刘继兴《揭秘毛泽东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

共产国际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组织。

1929年7月，国际共运领导人蔡特金曾经说过，“共产国际已经从一个活着的政治体变为了一个死去的机构，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罗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种语言将这些指令反刍” 。

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扶持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斯大林御批毛泽东登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大位。

结束语

没有苏联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独夫斯大林，就没有国贼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其夺取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高级人物到莫斯科受训，它的政策、方针，都是由苏联共产党决定。苏联共产党不仅给与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和具体指示，而且还提供军火、卢布、政治军事顾问、特派员、技术人员，扶植效忠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说过：“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汉奸集团，汪精卫集团在其后；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汉奸第一人，汪精卫难以望其项背。



2021年5月24日 写于深圳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四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向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是无耻谎言!本文以历史事实揭露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北上投靠苏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

当年11月7日，尚不到两个月，在苏联共产党策动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机之机，公然地進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3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進攻中共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国军的围攻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193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伪政府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编造“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的谎言。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北上“并非是”抗日”，实际上是要投靠苏俄。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录：“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此重要的会议，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议题。

那麽所谓的长征究竟要干什么呢?

顾雪雍先生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偏见。他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延安日记》撰写了抗战记事《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在文章中谈到：“‘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说陜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陜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杨奎松也曾谈到：“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 。

“8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進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做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杨奎松《读史求实》）。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长征一开始是逃窜，然后是要北靠苏俄。为了掩盖北上投奔苏俄的汉奸意图，中国共产党打出抗日的幌子。

这个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组建西路军西征活动中暴露无遗。

1982年2月27日，陈云说对李先念：“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

1983年初，李先念将收集到的29份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电报稿送到陈云处，“1月5日，他委托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李先念，送来的29份电报稿已经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他特意让秘书转告李先念：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之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2014年04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陈云李先念等1983年谈西路军问题：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抗日的

顾雪雍先生谈到：“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進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国共产党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 （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在文章中引用了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拉第米诺夫《延安日记》中的证言：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進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著……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中国共产党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国共产党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国共产党陜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著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

对于中国共产党生产鸦片，顾雪雍先生评论道：“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陜西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洛川会议”。

在《我的回忆》第二十一篇抗日战争中，对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张国焘曾经有如下记录，“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避免正面战场作战。

中国共产党大肆宣传的大型战役仅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平型关大捷”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507页至508页) 。

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领导艰苦抗战的国民党的军队对日军大规模会战22次。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承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沈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大约5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00多万人。

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在抗战中伤亡约300多万人，其中阵亡约100多万人。

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写到：“我们政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厄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悔祸投诚...收编了它陜北的残余匪军，和江南各地的股匪。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沈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乃即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也曾批评中国共产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中国共产党联日反蒋

中国共产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消减国民党的力量，竟然与日军共谋对抗国民党军队。

“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最近发表中文版新著《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以确切翔实的史料证明：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派遣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该书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敌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 “潘汉年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卖给日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同时，也向巖井请求，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 ，“巖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历史黑幕：从抗战期间中共与日军关系看》）。

以上事实，在《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都有披露。

潘汉年“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巖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巖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随后巖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巖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巖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 （《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页)。

“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日本都甲大佐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页，ISBN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重庆狂轰乱炸，没有轰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广西，没有進攻陜西。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军精诚合作的结果。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巖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抗战期间，毛泽东制定了“联日反蒋”政策，饶漱石和潘汉年负责执行任务。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为了掩盖自己卖国夺权的汉奸行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饶漱石和潘汉年。1954年，潘汉年被毛泽东定罪为“国民党特务”，批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

1955年，饶漱石被开除出党。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饶漱石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饶漱石又被重新收监。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伤亡惨重。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立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的侵略。

“1950年代，毛泽东在接待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对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学术界有过不同解读。但不论如何解读，大体都承认这种说法的确出自毛本人”（文|胡馨以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怎样扩充兵力?》） 。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2012-06-06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军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趁机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最终占领了中国大陆。为此，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更为可耻的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竟然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是中国共产党编造的无耻谎言。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国民党统治中国，消极抗战，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犯下了勾结日军，联日反蒋的卖国罪行。国贼毛泽东竟然毫不顾忌地感谢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众不会忘记！



2021年5月27日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五 是谁挑起了四年内战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荷兰和新西兰代表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办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中将理查德·萨瑟兰的监督下，由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大日本帝国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伏文书》。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首先在协议书上签字。美国尼米兹上将签字后，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抗战胜利不久，中国便发生了内战。究竟是谁挑起了1945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国贼毛泽东诬陷蒋介石“下山抢桃子”，首先挑起了内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毛泽东诬陷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8月13日，毛泽东发文，恶人先告状，诬陷蒋介石在抗战时期“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抢桃子”，首先挑起了内战。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的这些谎言曾经一度欺骗了出生于1945年以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今日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抗战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一直处于抗日的主战场，是抗战胜利的主力军。他们消灭日伪军的数量，以及牺牲的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军队。我们只要看一看，国民政府军队组织了多少大规模的会战，就可以驳斥毛泽东“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 的谎言。

国军组织的抗战大型战役：1931年 江桥抗战；1932年 淞沪抗战；1933年 长城抗战、热河战役；1936年 绥远抗战；1937年 卢沟桥事变、平津作战、太原会战、南口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淞沪会战、南京战役；1938年 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小界岭战役、广州战役；1939年 南昌会战、随枣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1940年 枣宜会战；1941年 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香港保卫战；1942年 滇湎路战役、浙赣战役；1943年 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 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桂柳会战、强渡怒江战役、密支那战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 湘粤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役。

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大型战役仅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 “平型关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聂荣臻回忆录》) 。

笔者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一文中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避免正面战场作战，更为可恶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消减国民党的力量，竟然联日反将，与日军共谋对抗国民党军队。

“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最近发表中文版新著《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以确切翔实的史料证明：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派遣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该书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敌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勾结日军，削减国民党的力量，然后下山摘取抗日胜利的果实。

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动内战

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日本投降后，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延安地区政府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毛泽东竟然不承认重庆统帅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强行夺取对日的受降权

东野长峥在《1945，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一文中谈道：“让我们重回1945，看看究竟是谁挑起并发动了内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盟军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规定，来看看究竟该由谁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坚苦卓绝的对日持久抗战，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以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凡属于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延安地区政府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進而進一步夺取大陆，“中国共产党首先就是强行夺取对日的受降权。8月9日夜，当延安获悉日本投降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出了对日军‘实行广泛進军’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18小时内，毛向中国共产党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还命令各地中国共产党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投降。----8月13日，毛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的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东野长峥《1945，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

中国共产党从与中国国民政府争夺受降权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发动内战”，直至“全面内战”。

毛泽东本不愿意参加重庆谈判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看到日本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还没等到回电，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20日、22日，斯大林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進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進行和平谈判”。电报还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去重庆谈判（2008年3月12日新华网《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也曾经提到：毛泽东本不想去重庆谈判，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去。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 。

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即制定了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利用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在山西省上党地区（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发起上党战役，歼灭進入晋东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阎锡山部队11个师，攻占了长治地区。这是是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战役，是1945年国共冲突的一部分，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中国共产党军队首先進入东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進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進行接收” （2014年03期《炎黄世界》徐 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国共产党多少武器援助？》）。

苏联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部队進入东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其一，为中国共产党敞开了進入东北的大门

“占据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却秘密地对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大批進入东北地区敞开了大门，上万名中国共产党干部和十几万部队由此得以顺利地从海路和陆路分批進入东北地区。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接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却屡次被苏军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苏军撤离时将部分大城市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控制”（《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既贬低中国共产党又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东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其二，苏军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加强中国共产党打内战的力量。

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枪近60000支，轻机枪9000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子弹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進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枪13200余支，短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進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个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進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子弹将近2000万发” 。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军火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進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

以上内容摘自2014年03期《炎黄世界》徐 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国共产党多少武器援助？》。详细内容请读者阅读此文。

1945年9月6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八路军進入沈阳，随即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开始接收日军装备。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中共成立了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织中共东北中央局。当日，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乘坐苏联飞机飞往沈阳。到达山海关后，彭真等人改乘火车，于9月18日抵达沈阳，开始着手与中国国民党争夺东北。此后，中共中央又从全国各战略区调集十一万部队和两万干部由林彪指挥前线。

1946年3月，彭真主持的东北局决定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确保控制北满。4月，共军部队顺利占领三座城市。1946年4月18日，东北局進驻长春（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中共中央东北局》）。

中国共产党打响内战第一枪

1946年2月13日，林彪指挥身边部队发起秀水河子战斗，东北民主联军毙伤国军500余人，俘900余人，包括打援共歼灭国军1600余人。这是国共双方军队在中国东北的一次战斗。

秀水河子战斗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东北秀水河子打响的第一枪。

中华民族的悲情时刻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一次次大陆沦陷是中华民族的悲情时刻。

南宋末，蒙古入侵。崖门之役，南宋战败，而后，陆秀夫背着南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蒙古最终占领整个中国。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古典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故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一说。

如果说，元朝是中国被异族所征服而建立的朝代，那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中国被一帮家贼借用异族的意识形态和力量而建立的虎狼朝代。

如果说，“崖山之后”华夏文明惨遭第一次衰败，那麽“一九四九之后”，华夏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彻底破坏。

1949年，几百万不愿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工商人员、军人等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背乡离井逃往台湾，不得不留下了父母，妻子，儿女在中国大陆。最可怜的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推小车支援中国共产党打仗的山东农民，几年后，他们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收回了。还有那些满怀共产主义美梦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右派帽子。

结束语

历史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对抗战果实的疯狂争夺，发动了内战。而后，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占领了东北，然后逐步吞食了中国大陆。

为了对苏联共产党表忠心，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称”一边倒“，导向苏联共产党。

为了感谢斯大林。毛泽东在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上，高喊：“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 “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一副儿皇帝的嘴脸！

1950年，为了报答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派兵参加朝鲜战争。

在后文中，笔者讲述，占领大陆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全面照搬了苏联共产党建立的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于一身，对中国民众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2021年5月30日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六 中国共产党是犯罪集团

夺取大陆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全面照搬了苏联共产党的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

对于整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政府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于一身，管控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剥夺了中国国民自我组织、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并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迫害中国民众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剥夺中国国民的经济权利和思想权利的罪行将在后文讲述。

建立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

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后，仿照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国专制制度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区别点在于：它不仅抢劫国民的全部财产，剥夺国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同时还要控制国民的思想。

经济方面同苏联共产党一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在 “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杀掉200多万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在 公私合营运动中，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从此，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经济，掌握著中国百姓生死的大权。中国共产党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断绝了中国人创业和谋生的出路，仅仅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导致几千万人饿死。

政治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公共权力，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国家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毛泽东为了巩固个人独裁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社会几乎崩溃。

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统制。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例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迫害右派分子，强迫知识分子就范。毛泽东长期地進行各类“造神愚民”运动，迫使中国人只能有一种思维，没有思想自由。通过政治、教育、宗教、法律、制度、文化、媒体等对国民洗脑，控制国民的思想，消灭一切反对的声音，甚至念头。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民众“狠斗私字一闪念”。

对于整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政府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于一身，管控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政府全面管控每个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个个体都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丧失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思想权利。

为了保住三位一体的党国权力制度，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手段也是三位为一体的：恐怖治国、经济管控和宣传洗脑，即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军实施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国民，采用暴力公有制政策剥夺国民的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使用政治宣传手段对国民洗脑

为了减少篇幅，本文只讲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垄断政治权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恐怖治国的罪行。笔者将在“中国共产党掠夺中国财富”和“把谎言美化成真理”两篇文章中，分别讲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罪行。

消灭非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任何组织，不管是政党、工会组织、商会组织、宗教组织等，要么控制在自己手中，要么消灭，不允许组织独立存在。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中国建政之后，消灭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组织，也消灭了1949年前存在的所有民间组织。例如，城市中的企业、工商组织，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宗亲会、祠堂、乡贤会、民团等农民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只有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团体，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進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民主党派保留下来。此外，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科协和工商联作为群众组织逐步发展起来。所有这些民主党派党和政府培植和领导的”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实际上是变相的中国共产党党政组织，它们的经费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全额拨款，其领导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从此，中国国民丧失了自我组织政治权利。整个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执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

以党代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极权主义的政党。它将政党和国家关系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党就是国家，国家为中国共产党所有。

毛泽东说：“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经济、领导文化，统治著中国的一切领域，从政治，经济到思想。

中国共产党以其政党的组织网络统治著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

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委员会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地区、盟和自治州的共党委员会。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共党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包括：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

中国共产党党组包括：国家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局、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团体等单位设立的党组，由行政正职领导兼任党组书记。各级公安机关均设立党委，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设立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正职领导负责制”。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其职责是，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请示报告；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实现普选的承诺，人大代表不是中国民众选举产生的。中国人大代表存在：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的问题。退休金双轨制和官员财产难以公开，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大中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官员。因此，中国人大代表没有代表性，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由此可以证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是国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力机关，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不仅牢牢掌握了各级政府，也控制了所有“群众”组织，工、青、妇组织及合作社、学校、报纸。是以，全体国民(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无一例外地必须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指示。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从宰相到县令，不一定由皇家亲属担任，中国共产党专制社会却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中国封建王朝还要专制。

1957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储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

6月1日，储安平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

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他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

储安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泽东，称之为“老和尚”。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终于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专政屠刀的杀害。文革中，储安平失踪了，究竟是自杀、被打死，至今仍无定论。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从国家机关到社会团体，层层设立党组织，建立了党天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控制着中国的角角落落，中国民众被全民监控，无处遁形。中国国民完全丧失自我组织、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党政府，军队是党军队，经济是党经济，文化是党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中高层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国民沦为被统治的臣民。

以党的文件代替法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文盲专制政党，并不重视宪法。 斯大林曾经三次建议中国尽早制定宪法。

第一次建议是在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了苏联。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建议中国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斯大林向刘少奇说明了制定宪法的必要性：“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進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進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 。

第二次建议是在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提了三点建议，其中第二点，就是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

第三次建议是在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向斯大林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设想。斯大林说：“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進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于1952年底做出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并按规定向全国政协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1954年9月，大陆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毛泽东这种独夫民贼根本无视宪法。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大跃進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毛泽东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文件当作法律。

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与律师一起被砸烂。

1975年，，中国共产党重新修订了宪法，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并在正文内纳入了“毛泽东思想”，直接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了宪法，他的指示成为法律。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记得，毛泽东就是法律，中国的法律对毛泽东没有约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立刻就会通过“晚间新闻联播“迅速地传遍中国。不论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敲锣打鼓地拥上街头，高呼毛万岁，高呼拥护最新指示。

阶级与等级

自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全体国民分为两大阶级：干部和群众。凡是军队、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公职人员被称之为干部，而其他人员一律是群众。干部按级别享受着特殊待遇。

“1956年国务院明文规定军地级别对应关系：

1）行政1--3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大元帅（国家级正职）。

2）行政4级是十大将，国家副职。

3）行政5--7级涵盖大军区，部，省，兵团，司级的正副职，对应上将，中将军衔。

4）行政8--10级为少将正，副军级，正厅，正地级。

5）行政11--13级为正，副师级，副厅，副地，正处，正县级，对应军衔为大校，上校。

6）行政14--16级为正，副团级，副处，副县级，对应军衔中校，少校。

7）行政17，18级为正，副营级，正科级，对应大尉军衔。

8）行政19，20级为正，副连级，副科级，对应上尉军衔。

9）行政21--24级为正，副排级，科员，办事员，对应中尉，少尉，准尉军衔。

1965年取消军衔制，当时正部长级为行政4级，与大军区正职平级。正省级是行政5级，与正兵团级平级。正军级定为行政7级”(《百度知道》）。

中国农民被划为六个等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其中，地主是中国共产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

此外，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还有一个被专政的阶级，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黑五类，合称地富反坏右，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 “红五类”相对。黑五类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贱民阶层。依据血统论，“黑五类”及家庭成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文革结束，受到近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黑五类子女和红五类子女在等级制中的位置，从他们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

无产阶级专政恐怖治国

无产阶级是中国所谓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党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强制对个体农民和工商业者实行射秽主义改造，剥夺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资产，并且肆无忌惮地镇压反对派，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著军队领导权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言说,“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和维护中国政权的武力原则。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整编军队，整编内容包括有“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党支部建在连上）”。

1938年，毛泽东在他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出处。

1975年和1978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两部宪法均明确肯定党领导军队，而排斥军队国家化。现行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宪法欺骗中国和世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包括：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队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

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

军队党委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各级党的委员会（支部）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部队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在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在连和相当于连的单位设立党的支部。党的各级委员会（支部）是各该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政治委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级以上部队设立政治主官的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团以上部队设立政治委员，营设立政治教导员，连设立政治指导员。其他相当等级单位政治主官的设立，由中央军委或者中央军委授权的单位决定。

政治机关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团级以上部队设立政治机关的制度。在全军设立总政治部，在旅级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团设立政治处；其他相当等级单位政治机关的设立，由中央军委或者中央军委授权的单位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机关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组织進行政治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誓词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中国共产党把军队视为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工具，建政前，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政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用枪杆子巩固政权”，坚持军队共产党私有化，反对军队国家化。

军队党有 镇压民众

军队是国家公器，由国家财政来维持和供养，以确保军队效忠于国家，效忠于全体国民。中国共产党将公器党有，肆无忌惮地派遣军队镇压国民。

1958年安多地区的武装镇压

1958年4月17日，岗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18日，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同日，海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占德尔也发动民众暴动。兰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出动28个步兵团和骑兵团，29个民兵连，2个工兵团，3个汽车团及其他特种兵和保障分队，在空军配合下镇压藏民的反抗，打伤719人，打死435人。

1958年甘南武装镇压

1956年春，甘南藏区农业县的部分地区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试图在牧区進行合作化时，遭牧区群众抵制。1957年底，甘南州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强行实施互助合作化，终于引发牧区群众的武装反抗。中共甘肃省委、省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从1958年3月18日起，先后抽调步兵11师、骑1师、内卫2团、骑1、3团、成都145团、工程兵102机械营、道路营、内卫1团3营和10团1营，共计13500人，武装镇压牧区群众的武装反抗，杀死1500余人。

沙甸事件

文革期间，全国武斗之风胜行，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

1974年，中国共产党与云南回族民众冲突升级，上千名回族群众曾前往昆明市抗议文革期间清真寺被关闭，要求信仰自由。红河州革委会成立了针对回民的‘鸡街民兵指挥部’，沙甸百姓也成立‘回民兵团指挥部’，并于1975年强行开启清真寺；双方剑拔弩张，持枪火拼，抢劫军械，发生械斗事件。1975年7月29日，1万余名解放军受命镇压叛乱，大屠杀持续了一周左右，打死“沙甸村民”900多人，伤、残600多人。参加“沙甸事件”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教民众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

血淋淋的无产阶级专政

除了掌握了军队外，中国共产党还掌握著被其定性为“刀把子”的中国司法体系。这样，挥舞著枪与刀的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对所有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运动残杀中国人。

“镇压反革命”大屠杀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1950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以及无辜百姓。

纪彭在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写到：“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如此令人发指！

“土地改革”大屠杀

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竟然定义了一个评价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否大规模杀地主。

“解说：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2013年02月25日凤凰卫视《1951年中国共产党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杀死近200万地主，他们用地主的鲜血，造就了血色政权。毛泽东是嗜血一代的首恶分子。

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

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肃民主党派的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

两个多月后的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斗争。

8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将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右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镇压开始了！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

中国共产党 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

右派们被下放進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述说右派们悲惨命运的文章很多，建议读者可以阅读《惨死在甘肃省夹皮沟的右派烈士们》一文。

人间地狱文化大革命

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再一次陷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中。

红卫兵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们高呼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疯狂地打砸抢，文革第一拨灾难开始了。这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着中国共产党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残暴,迅速血染中国。 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羞辱、殴打、活活打死老师。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泽东的红卫兵的暴行，请阅读网《文革受难者》一书，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

疯狂杀人

196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开始肆无忌惮地杀人。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借红卫兵之手第一次杀人之后的第二次杀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文革中，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均被中国共产党极权集团处死。中国人都知道的张志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197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屠杀中国人。中国大陆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文革开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轻人觉醒起来，他们发表言论和文章批判中国共产党，各地也出现了读书小组和反抗组织，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共产党将矛头对准了这批在五七年反右后成长起来了的青年人，对他们進行了残酷地杀戮。丁抒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 ‘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国贼毛泽东犯下了对一个国家全面破坏的罪恶。文革的灾难究竟有多大呢？凌志军、马立诚在他们的专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披露，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沈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书中，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民主专政”做出以下批评：为推销其自以为良好的“制度”或“主义”而实行独裁或极权---此法一行“制度”与“主义”未见实行，而独裁与极权之祸先临。---兹以共产党人为例。彼等倡言共产主义，若干人误以为真，起而盲从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从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统治，立即实行所谓“民主专政”，于是，亿万人众于“共产主义之利益”未见，而极权之苦味先尝。

结束语

2020年10月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国共产党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進行起诉和惩罚。

他说：“中国共产党做出这些事却被允许逍遥法外：强制拘押、改变文化、弱化或根除语言、强摘器官、集中营等等所有这些事。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合法的执政者，中国的执政机构，但他们确实是一个统治中国和压迫中国的犯罪集团，我们需要这样来认定他们，并对他们施以相应的惩罚。他们和美国的暴徒集团或犯罪集团，甚至是跨国犯罪组织没有不同。不能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必须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认定谴责，惩罚，然后开始对这些行为進行起诉” 。

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甘心做苏联共产党的走狗，出卖中国利益。执政后，建立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屠刀，杀害和残害了近一亿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犯罪集团。

终有一天，中国民众会与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一起，审判滥杀中国民众的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



2021年6月2日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七 中国共产党掠夺中国财富

中国共产党利用暴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开始逐步建立暴力公有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党有制。

首先,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然后利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再通过合作化没收农民的土地，通过公私合营没收资本工商业者的工厂、商店。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全面掌控了中国所有的财富。

　　没收官僚资本

中国共产党定义的“官僚资本”是指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和大官僚的私人资本。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经济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没收了国家资本和公营企业；第二阶段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通过没收敌产的方式没收了属于国民党官吏所有的官僚资本；第三阶段是1951年清理公股、公产运动，将国营企业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股份和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敌产清理出来。中国政府对于属于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与各种组织、系统的公产，立即接管没收；属于国民党官吏的私人资产，属于没收范围的立即没收。这样，属于官僚资本性质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交通运输、邮政、商业、金融等全部收归中共政府国有，成为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后，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最后到公私合营，都是为了掠夺百姓资产，使得百姓从此不再有经营生产能力。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实行计划经济，制定五年规划，统筹、支配和调拨全国的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生活的目的。只要不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百姓就没有饭吃！

土地改革

1950年10月初，中共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中共就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残杀他们定义的“反革命”。当年11月，中共开始推动土改斗争，大规模地残害地主。

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曾经编造了许多谎言，诬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最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告诉我们，他们是中共御用文人捏造和歪曲的四个人物。笔者在“把谎言美化成‘真理’”一文中予以揭露。

今日，中国社会开始质疑土改必要性，实际上是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地主是土地经营管理者，他们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富农则是经营生产能人；主要靠劳动致富。他们的财富是凭借经营生产能力而获得的。一个现实的证明就是，1978年后，那些受尽欺辱并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凭借自己的经营生产能力，又成了产量大户、经商能手。中共迫害地主、富农的理由是马列主义的“剥削”理论。在《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一文中，笔者已经论证马克屎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基于马克屎荒谬理论的前苏共和中共关于地主剥削理论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资本、土地的作用，没有看到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经营生产能力作用。正是经营生产能力使得资本产生利润，使得土地产生地租。

中共依据马列主义的一套谬论，从建党伊始，就开始制造仇恨，采用暴力手段，残酷迫害地主。

中共在其发动的第一次十年内战时期就开始制造对地主的仇恨：

“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是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动员农民進行乡村革命实践时，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并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進化的农运政策，通过建构并整合阶级仇恨观念来形塑乡村阶级斗争”，“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阶级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构建的”（《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在制造仇恨的基础上，中共分子带头杀人，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党带着武装农民的政策，怎样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脸’的斗争，包括杀土豪在内。因为共产党要真和农民联系起来，只有‘撕破脸’的斗争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 （《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在乡村社会里，中共分子又如何联合农民与地主展开“撕破脸”的斗争？“能带头向地主阶级斗争，特别是带头打死一批土豪劣绅，农民马上对知识分子产生信任，看作自己人。在黄、麻北乡，这样的事很多。如吴焕先同志打死堂叔叔，后又打死嫡亲姑爷，农民衷心信任他，说：‘小伙子真是革命的’。农民胆子就大了，而且农民对我们党开始是从感性方面认识的” （《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中共发动的四年内战时期，1946年5月4日，中共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耕者有其田”是中共对农民最大的欺骗。“耕者有其田”从来不是中共的目标，因为他们要走的是苏俄集体化的路。其目的是欺骗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中国军队发动的内战。中共在土地改革中，大肆残杀地主富农。《杨奎松：建国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一文中谈到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

1950年冬，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竟然定义了一个评价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否大规模杀地主。

“解说：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2013年02月25日凤凰卫视《1951年中共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2013年7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中共土改的种种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

“土改”运动中，中共杀掉200多万地主，他们用地主的鲜血，造就了血色政权。毛泽东是嗜血一代的首恶分子。

“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向明：任仲夷—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

不仅是地主本人并且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军，不准上大学，工作、结婚都受歧视。当然不止是地主后代，毛泽东控制中国时期，被中国污蔑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歧视。

在没收了官僚资本和抢夺了地主的土地之后，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射秽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射秽主义改造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开掠夺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進行所谓的射秽主义改造，全面掠夺了中国人的资产。

农业合作化运动

前文中笔者谈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骗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土地国有化，实质上是土地党国私有化。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的射秽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互助组第一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

1950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11月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就在这个所谓的土改运动还在進行中，仅仅十个月之后，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中国共产党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这就是说，农民分到手的土地还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准备分阶段收回农民的土地。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射秽主义化。在互助组第一阶段，生产工具和土地仍然归农民个人所有；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合作社归并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农产品由社里统一支配。每年农民按照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生产资料，以及付出的劳动从集体收入中获取相应的报酬。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和生产资料入股取得财产性收入，还拥有对土地的处分权和退股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农民私有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全部无代价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农民已经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中国共产党就这样通过三步动作，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制归为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已经完全变为党国公有制，实质上为共产党私有制。

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亿万农民自主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强迫农民入社，对不入社的农民扣上政治帽子，说什么，“入社就是走射秽主义道路，谁要不入社就是走地主、富农、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合作化运动中歧视和打击单干户，迫使不想入社的农民走上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之路。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土地经营者，丧失了对土地的独立经营权。农民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就丧失了生产积极性，笔者的一些曾经下过乡的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经常描述农民们如何干活时磨洋工。1958年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后，农民被中国共产党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了农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所有人都编定了户籍，不能随便流动，探亲访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单位开证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来遣送回去。可怜的农民兄弟，逃荒不能随便逃，要饭不能随便要。要外出逃荒要饭只能找公社大队开证明，叫做“逃荒证”或介绍信。

公私合营

中国共产党对于工商业者，初期采用欺骗稳住的策略。时机一到，中国共产党首先把私人工商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把公私合营企业变成国营企业。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讲，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稳住资本家。

在1950年6月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表示：“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進射秽主义的新时期” 。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 。

两年后，毛泽东变脸了。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射秽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射秽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射秽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的实质”。

195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進行所谓的射秽主义改造。对农业的射秽主义改造就是上文讲过的农业合作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利用合作化没收农民土地。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進行所谓的射秽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

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逐步对手工业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手工业者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权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打工仔。

195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开始对建设、粮食、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行业实行计划管理，逐步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将全体国民变成了党国的臣民。

1954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打着赎买政策的旗号来吞并私营企业的资产，派驻干部（共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由工商业主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共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工商业主丧失了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对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工商业主的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工商业者除定息外，不再以工商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私营股份被“没收”为国有，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国营企业。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整个中国的资源、土地、资本都为共产党所占有，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了。

“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总结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1亿9000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2018年9月29日《从公私合营到国進民退 民营企业历史与现实》）。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后，利用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然后通过合作化没收农民的土地，再通过公私合营没收资本工商业者的工厂、商店，将大陆中国的所有资产变更成中国共产党的党产。中国百姓失去了自己的资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劳力。

囚徒与盲流

中国共产党政府掌握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权力，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了全面的垄断，通过户口、公社和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

户口

为了更好地管控中国民众。1951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公安部首先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生死与定居迁移、还有“社会变动”（社会身份）等事项做出管制。1955年6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的城镇和乡村都要進行户口登记，要求每年一次進行统计。

1958年1月9日，中国共产党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共产党宣言》指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以消灭三大差别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将所有中国民众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农业户口可以在所在农村获得土地使用权，但不能在城市享受若干政策。城乡户籍存在超过几十种社会福利的差异。

由于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相挂钩，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致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具有不同身份和待遇，并且剥夺了国民的迁徙自由。

我们大多数人都记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例如身份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甚至死亡赔偿问题 。

单位

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党群团体、军队、政治机构和公营企事业中的成员一律采取单位管理制。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由于没有城市管理经验，要恢复社会秩序，使城市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步入正常轨道，将全社会组织起来，构筑有效的组织体系，继续保留了单位制度。

1958年“大跃進”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单位社会管理形式推广至全国，在城市和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将所有的人都纳入集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内。从此，中国农民都生活在人民公社里。城市居民的工作是在单位里，生活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社区里。

1958年后，城市居民的工作都在一定的组织单位里。

单位制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所有的单位都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由干部和城市居民组成。单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国家、社会的行动主体。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通过各类单位组织对资源的调控和配置。单位实现了城市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居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触角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化社会建构体系中，个体的社会存在被党组织存在所替代，组织的社会特性被政党的组织特性所替代，整个社会被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一体的单位所替代，个体与社会组织失去了自主性。

囚徒

自1958年之后，中国国民被囚禁在公社和单位里。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府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粮食、布票等个人生活物品全部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据户籍管理制度進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粮食之外的配给。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他们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单位便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公费医疗等等待遇。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全被消灭，企业都是国营的，城市居民没有资产创业，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只有到国有企业给中国共产党打工。

农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里，靠种地为生；城市居民只能生活在单位里，靠打工谋生。中国国民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囚禁在公社和单位里的囚徒。

离开公社和单位的人只能成为盲流。

盲流

盲流是为了逃荒、避难或谋生，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他们生活无可靠来源，普遍受到歧视，这是中国共产党户口政策和合作化运动所造成的恶果。

1949年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权力，只能直接达到县一级为止。拥有一点土地的中国农民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即农民有经营自己的土地及产品的权利。比如，种什么？自己消费多少？卖出多少？卖价多高？这一切都由农民自己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具有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农民可以经营其他行业，例如，狩猎、捕鱼、卖柴、木工、石工、长短途贩运等。此外，经营其他行业不易的话，农民可以到城市中寻找工作，灾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大陆后，强制高合作化，没收农民的土地，使得中国农民完全丧失了经营权利、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农奴。1958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的“大跃進”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严重灾难。在1959年到1961年间，许多饥饿的农民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形成了大规模的“盲流”。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明确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从1952到1957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合作化政策造成的农村经济雕敝，特别是由初级社全面转入高级社后，农村经济受到重创，不少农村出现缺粮现象，导致农民源源不断外逃入城。为了阻止進城农民，中国共产党政府多次下达《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批转公安部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等文件。

农村的饥民不允许逃荒，擅自出来逃荒的称为"盲流"，公安部门按嫌疑犯收容。在特定的户籍制度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政府只鼓励由单位决策的人口流动，称为“调动”。各种出于个人意愿進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

1959年3月，毛泽东发动的大跃進已经造成了大灾荒，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此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认定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中国共产党政府，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流农民收容、遣返。有的地区的外逃饥饿农民被地方政府以“盲流”名义堵截、收容，部分人员饿死在收容站。

罪大恶极啊，中国共产党！

此文主要讲的是毛泽东主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掠夺中国国民财富的罪恶。至于邓小平、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将城市土地收回国有，实际是共党私有，如何继续霸占国有企业，以及伺机掠夺民有企业的罪恶，笔者将在后文讲述。



2021年6月5日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八 把谎言美化成“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的特色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政治宣传看作是生命线。

1951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对于反革命宣传的斗争，领导审查理论教育、审查文化艺术、监督学校教育、审查新闻传媒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主管宣传思想、社情舆论和新闻媒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即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把握舆论导向，确保新闻媒体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是中国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工作主要内容是谎言和洗脑。中国共产党把谎言美化成真理，掩盖事实真相，扭曲真相，欺骗中国民众；中国共产党把谎言美化成真理，对中国民众洗脑，向中国民众灌输马克屎主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洗脑使得民众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认清事实真相，盲从于中国共产党。

谎言

中国共产党恐怕是人类至今为止制造谎言最多的犯罪集团，这使得拥有谎言大师戈培尔的德国纳粹犯罪集团也甘拜下风。

历史的谎言

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编撰得《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笑蜀称，出版后，被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在内部会议上重点抨击，随后全国查禁。书籍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媒体发布的各种支持民主的言论，包括1941至1946年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的短评、讲话、社论、文件等。笔者仅举一例毛泽东当年的谎言。

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泽东选集》）。

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前，国贼毛泽东对国民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没有脸面代表这个国家。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剥夺了中国国民的选举权利，迫使中国国民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此时的毛泽东就不说，中国共产党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有何脸面代表中国呢？毛泽东有脸吗？

毛泽东没脸，中国共产党没脸！

抗日战争谎言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向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笔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一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日，联日反蒋，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图谋夺取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真相。

四年内战谎言

抗战胜利不久，中国便发生了内战。毛泽东诬陷蒋介石“下山抢桃子”，首先挑起了内战。

笔者在《是谁挑起了四年内战》揭露了毛泽东诬陷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的谎言。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对抗战果实的疯狂争夺，发动了内战。而后，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占领了东北，然后逐步吞食了中国大陆。

朝鲜战争谎言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举進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掩盖了金日成首先发动朝鲜战争的阴谋，诬陷韩国首先发动了朝鲜战争。这是1949年建政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

关于地主的谎言

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编造了更多的谎言，诬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最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告诉我们，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御用文人捏造和歪曲的四个人物。

《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丑化地主阶级而虚构的人物。据2002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在周扬的主导下，为了丑化所谓的旧社会和美化中国共产党统治，《白毛女》的剧本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编造了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喜儿被抢進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逃入深山，过著鬼一样的生活，以致头发全白。大春为救喜儿投奔红军。大春随部队回乡，救出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后，在共区过著翻身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编造谎言的。

《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是教师世家，其家里没有家丁、枪支、碉堡。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中，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

孟令骞在《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一文中揭露了，高玉宝对其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歪曲。“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進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

四川的刘文彩是真实历史人物。中共用《收租院》的泥塑群诬陷刘文彩的罪恶：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水牢，草菅人命等等。香港凤凰台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披露，刘文彩家里根本没有水牢，说刘文彩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捏造。刘文彩逢年过节都要接济贫困人家，还投资修建了文彩中学。

地主是土地经营管理者，他们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富农则是经营生产能人；主要靠劳动致富。他们的财富是凭借经营生产能力而获得的。一个现实的证明就是，1978年后，那些受尽欺辱并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凭借自己的经营生产能力，又成了产量大户、经商能手。中国共产党迫害地主、富农的理由是马列主义的“剥削”理论。在《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一文中，笔者已经论证马克屎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

·中国宪法中的谎言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系列谎言系统的内核。笔者曾经在制宪系列文章中予以揭露。本文仅举两例。

中国宪法序言中的谎言

序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射秽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射秽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这是谎言，妄图掩盖中国共产党的剥削罪行。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控制著国家的土地、石油等主要资源，通过国营企业剥削中国人的血汗。国营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金库。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是中国新的剥削者。

中国宪法正文中的谎言案例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中国宪法将“工人阶级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这是中共的一大谎言。查看中国历史和现实，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沦为中国社会的第八层。中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正是通过这些谎言，中国共产党达成了欺骗中国民众，给自己披上了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外衣的罪恶目的。

洗脑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事实信息被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透过全权控制媒体，通过报刊、电视、电影、戏剧渗透它们的政治思想；再透过控制教育系统，篡改历史以及教科书，灌输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达到给中国民众洗脑的政治目的。

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伊始，先后成立单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文艺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为中国共产党层层控制。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中宣部要求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学校党组织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贯彻中共的教育方针。中宣部组织创建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等院校、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直接对学生進行洗脑。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和连续的宣传教育运动，使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意志。

强推马克屎主义

巩固发展马克屎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

刚刚建政，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射秽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共产党出版了一大批马克屎主义《全集》和《选集》，在从地方到中央的中共党校以及全国所有的大中院校中开设马列主义课程。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对于马克屎主义的认识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无知到“真理”。

笔者在《马克屎是人类的耻辱》和《马克屎的信徒》中指出，由于无知，毛泽东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坚信马克屎主义是真理。

第二阶段，从谎言到“真理”

毛泽东统治后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已经对马克屎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前苏联及东欧射秽主义国家垮台后，这些国家的民众已经抛弃了马克屎主义。马克屎主义在中国同样也是茍延残喘。但是，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仍然坚持用马克屎主义是真理的谎言，强迫中国民众相信马克屎主义。

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曾经是一个儒教思想为主流，多宗教存在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主要宗教，在我国都有大量的信教人员。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历史中汲取这样一个教训，任何主义，任何思想以及任何宗教，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射秽主义，儒家思想，还是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要么严厉打击，不允许存在，要么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允许独立存在。多年来，被强行灌输马克屎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人，丢失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也失去了传统道德约束。

打击和控制教会

1950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收了一切外国教会在华财产，将教会举办的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收归国有。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收了国内的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以及其它公地。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传统宗教，诬陷为封建迷信糟粕，全面取缔会道门，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迫害佛教界、道教界精英。

为了控制国民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强推马克屎主义，称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方面，出版了不少批判宗教的小册子，宣传宗教是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基督、犹太、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都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要坚决地、积极不断地反对宗教残余、宗教偏见、宗教迷信。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了。通过镇压宗教，马克屎主义被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被正式确立为唯一合法的精神信仰。中国宗教界在思想和行为上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共产党中国”的信徒才被允许存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将宗教控制起来的办法。1952年后，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等全国性宗教团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对中国宗教的破坏达到了顶峰，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被剥夺。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宗教学院被关闭。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几乎所有的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仅余空房。仅举两例，洛阳城外的白马寺建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破四旧”时，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山东崂山是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华严庵、中的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破四旧批孔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很快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声讨孔夫子，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石碑被砸被拔。

1973年后，毛泽东先后发动了“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腐朽的文化，竭力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拒绝批判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儒家思想方面的学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从思想信仰自由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不如国民党官僚集团，甚至不如满清贵族。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真乃垃圾人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被毁，温良恭俭让美德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的撒谎造假、阶级斗争文化，致使一些中国人丧失同情心，丧失了人性。笔者的一位移居国外的朋友说过，在国外，每当有人谈起中国的假药、地沟油、不扶倒地老人，中国大妈现象时，便无地自容。如果读者到过台湾，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融合良好。

文艺从属政治

中国共产党一向将文艺视为中共的宣传工具。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在刘少奇的配合下，毛泽东的所谓思想被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坚持党管文艺不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运动，将文学艺术成为讴歌毛泽东、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例如，贺敬之根据陜北民歌写成“东方红”； 郭沫若的《满江红》赞美毛泽东“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迎东方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小说竭力歌颂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刊物停刊，文学作品被封存、焚毁，作家的作品被抄家时焚毁，几乎所有的电影被禁言，一些作家、编剧导演、演员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文学艺术作品仅有“八个样板戏”。

1980年9月，赵丹在病床上写道，“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控制教育

中国共产党视教育是灌输马克屎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笔者：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文艺、宣传“毛泽东是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等等；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灌输对地主、资本家、右派分子以及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的仇恨，尤其是对年轻人，从小学就开始在他们心中播种仇恨。

首先，中国共产党垄断教育系统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中宣部负责大中小学的办学方针、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笔者在前文讲过，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均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配备大、中学校的行政领导干部。

其次，中国共产党控制教育教材管理。

1961年中共党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要求高等学校文科教育要培养红色的专门人才，必须对学生進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规定接受四门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用马克屎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不断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坚持学术方面的党领导。

1957年开始，高校政治课除“射秽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

1960-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迫使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劳动和定居。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所有学校進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被迫停止继续教育；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丧失了机会，对中国的人口素质和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大学老师被下放進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被中共批为“臭老九”等。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采用了戈培尔“理论”。

德国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明确地阐述了宣传在极权主义政权中的作用：“国家绝对有权监督舆论的形成…不是每一条新闻都应该出版，而是控制新闻的政策必须使每条新闻有一定的用途”。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

中国共产党人是戈培尔的优秀子弟。

要打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揭露中国共产党谎言，抵制和拒绝中国共产党洗脑，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重点之一。



2021年6月8日

“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九 国贼毛泽东

中学时代，笔者最鄙视痛恨的中国人是董卓和张献忠。

记得初中时第一次读《三国演义》，书中写道，董卓“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外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最初，笔者并不相信，董卓会如此残暴。后读《后汉书董卓传》，书中写道，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笔者此时才相信，中国人中间竟然有如此残暴之徒，恨之入骨。

一次，与历史老师谈起对董卓的憎恨，老师对笔者说，张献忠屠杀百姓，比董卓更为残暴。当时，笔者还受共产党宣扬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進步”谎言的影响，大为吃惊地反问老师，张献忠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怎么会更残暴？老师笑了笑，推荐笔者读《明史纪事本末》等文史资料。

庚午，献忠、汝才合兵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合户被杀，吏民屠僇不遗，血流成沟浍。壬子，献忠复陷六安，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至于张献忠四川屠城，更是骇人听闻：白骨成聚如丘陇，田地荒芜，千里绝烟，人迹罕见，虎豹豺狼行。

张献忠之残暴远远高于董卓，笔者对张献忠的鄙视痛恨也远远超于董卓。

文革中，笔者开始学习历史。通过阅读史书，尤其是得到一位曾经经历延安整风的老人的指教，笔者方知道，与毛泽东相比，董卓、张献忠乃小巫见大巫。

斯大林御批的毛泽东继承了斯大林的凶狠残暴，迫害知识分子几百万，饿死百姓几千万，是一个危害国民的败类，一个名副其实的国贼。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的罪魁祸首，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罪恶几乎都与毛泽东有关。

一大代表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中国共产党出生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931年11月7日，在苏联共产党策动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国危机之机，公然地進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傀儡国主席。

消极抗战 联日反蒋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战，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原因在于，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仅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警惕，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保持军事力量，打败中国国民党。

毛泽东为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消减国民党的力量，竟然派遣潘汉年与日军、汪精卫谈判，联日反蒋，在卖给日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同时，请求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战！

栽赃陷害 发动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打败中国国民党，一方面，毛泽东发文，恶人先告状，诬陷蒋介石在抗战时期“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利用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在山西省上党地区（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发起上党战役，揭开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而后，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军队首先進入了东北地区。在获得苏军提供的大量武器后，1946年2月13日，林彪指挥身边部队发起秀水河子战斗，打响了内战第一枪。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掩盖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阴谋，遵从斯大林出兵朝鲜的要求，参与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1949年中共党国成立后，中共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这个大谎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确实付出了较大代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有18.3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直接战费支出62亿元人民币，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搜狐军事 《揭秘：抗美援朝对中国影响 志愿军付出重大代价》) 。

为了献媚斯大林，毛泽东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花了这么多的钱，死了这么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鲜这个专制王朝。

仿照斯大林建立党国专制体制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后，仿照斯大林建立了统治中国国民的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体制。

经济上，同苏联共产党一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私有制，掠夺中国国民的财产，建立了暴力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和市场，国民完全丧失自由择业的经济权利。

政治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清除了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垄断了一切公共权力，中国国民完全丧失自我组织、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

思想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统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清除中国共产党党内外有不同思想的人，残酷迫害知识分子，使得中国国民完全丧失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阶级斗争 运动治国

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的书房，发现大都是线装古书。毛泽东最入迷的书是《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他自称，读了一十七遍《资治通鉴》，每读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毛泽东这样一个现代知识贫乏，且又匪气十足的人成为统治中国大陆的独裁者，真是中国百姓之大不幸。

害人有术，治国无方的毛泽东唯一擅长的是，纵容暴力、杀人立威，大搞阶级斗争，发动运动治理中国。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大搞运动残害中国民众。他制造阶级仇恨，用暴力手段，镇压国民党分子，将有产阶层定为地主、资本家，夺其生产资料，严厉整肃知识分子，使得有识之士不敢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发出异议之声。

镇压反革命”

1950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为巩固中共血色政权，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200多名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杀。

毛泽东认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农村按人口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毛泽东的残暴令人发指！

土地改革

1950年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通过谎言，制造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将之阶级斗争化，鼓励农民使用暴力，大规模地残害地主。

“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费正清等学者采用的数字都超过一百万。 其他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470万之间”（《土地改革运动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中国富裕农民中的地主阶层，被中国共产党剥夺了土地财产，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至1952年期间，三反五反运动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仅在上海一地，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三反五反运动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武训传》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拉开了第一场全国规模的诬蔑中国文化、压制不同思想的政治运动。

武训生于清末，一辈子靠行乞、做佣工，购买义田，兴办义学，生前身后深受中国人的好评和尊重。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歪曲中国历史，否认中国文化传统。他蛮横地指责电影《武训传》宣扬封建文化。武训被毛泽东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的大帽子。

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第一次利用权势对中国人横施淫威。 《红楼梦研究》批判

1954年，毛泽东又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写的一封信中称：批驳《红楼梦研究》是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应当批判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分子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

1954年 10月，毛泽东借《红楼梦》研究，挑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同年12月开始，中共控制的文化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的学术思想的大批判。

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广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的极权思想是极大的威胁。恶批胡适显示了毛泽东垃圾桶似的人格特征。

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已形成的思想信仰和学术理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马列主义开展学术研究。

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4年7月，胡风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开始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毛泽东介入后，这场文艺理论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斗争。毛泽东称，“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進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为胡风及同伙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毛泽东政治定性后，三天后的5月16日，胡风被捕。

胡风事件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吃人的面孔，中共制度的暴力劣根性。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从此大多封笔。

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一级党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机关开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将各团体中镇压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五。依据解密档案，1955年8月-1956年底的肃反运动中，中国大陆共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迫害，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总共死亡5.3万人。

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2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民真是一场噩梦。曾经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推著小车给中共军队送粮食的中国农民以“打土豪”之名分得的土地，一步一步地被毛泽东强行推动的合作化运动强制地收回。当时，中国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是无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私家军队。1958年，毛泽东将高级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政府与公社合一，农民劳动和生活军事化。农民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强行收归于人民公社，并一度强迫农民吃食堂。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丧失了对自己产品的经营权，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逐步沦落为共产党的雇农，再加上共产党的统购统销，生活陷入贫困，终于在1959年至1961年，被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的人身自由也随之丧失，被囚禁在公社里，成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农奴。

中国共产党则成为中国真正的大地主，毛泽东成为中国的土皇帝。

公私合营

1955年末，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过：“马克屎主义是有那麽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强制收回了农民的土地之后，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剥夺中国工商业者的资产。被扣以资产阶级帽子的中国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绝种了。

毛泽东垄断了大陆中国的政治权力之后，通过消灭了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地主和富农，消灭了工商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消灭了中国经济的所有经营者，垄断大陆中国的经济权力，然后，他又要垄断大陆中国的思想权力，于是，他便对中国知识分子下手了。

反右派运动

余英时在《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一文中指出：“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的现代致使几乎等于零。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在现代知识分子面前，毛泽东的内心是自卑的。 因此，毛泽东在口头上污蔑知识分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其《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最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知道知识分子大都有独立的人格，具有专业知识，不会轻易相信共产党的谎言。作为一个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与专制制度是对立。毛泽东相信，只要压服了中国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物的知识分子、教育界的教授、科技界科学家、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以及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就能够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残酷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大跃進大灾难

无知的毛泽东盲目发动“大跃進”运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的总路线，及国民经济“全面大跃進的口号”，荒谬地认为中国已经到达 “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 年内达到年产4，000 万吨钢，在7 年内超过英国，再过8 年赶上美国。 “大跃進”导致大灾难，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多达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在《墓碑》一书的前言中，杨继绳激愤地说：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苏联政府闻讯后曾经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国贼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欺骗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在饿孚遍野大灾荒年代，大陆各省、市为毛泽东大造别墅行宫,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还有国贼毛泽东下令修建韶山的“滴水洞”。

文化大革命

三年毛灾，使得毛泽东在党内外脸面丧尽。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清除党内潜在挑战者刘少奇，建立绝对的个人独裁统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中，在毛泽东的纵容、鼓励、支持下，红卫兵以保卫毛主席名义，大肆進行抄家、打砸、强暴性侵、酷刑杀人。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有22户家庭被杀绝。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国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受控于毛泽东。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这毛泽东活着，中国百姓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奸诈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百姓已经受够了他的折腾，不仅百姓盼着他快点死，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在盼着他快点死！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国贼毛一个人前所未有的对一个国家的全面的破坏罪恶。文革的灾难究竟有多大呢？凌志军、马立诚在他们的专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披露，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沈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人民币。

上山下乡

由于学校停课，高考停摆，毛泽东创造了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的“奇迹”。 1968年,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青少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国共产党政府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国贼毛泽东让这些孩子在农村自生自灭，给中国人带来无奈的灾难，几千万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愚昧的毛泽东实施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都市化的行动，也造成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土皇帝

毛泽东将中国拖進了灾难深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麽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杨伊文《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通过各种手段，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伟大的领袖及导师”、“大海航行的舵手”、“红太阳”等称谓集中出现。毛泽东被神化，拥有与政教合一国家的精神领袖一样的至上地位。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成了一个现代专制君王，他就是宪法，他就是权力。他所做出的任何论述、意见、指示，均为至高无上的《最高指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和绝对遵守。在上课、开会、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检讨、写家信、写情书的时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内容。更有甚者，报纸、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内容，《最高指示》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

此外，“早请示，晚汇报”、“红车、马车、敬迎红宝书”、“跳忠字舞”、“敬迎芒果”、对毛泽东的书著“要天天读，雷打不动”、对新指示要通宵游行庆祝、打电话拿起话筒先要说“毛主席万岁”才能互相说话。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立刻就会通过“晚间新闻联播“迅速地传遍中国。不论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敲锣打鼓地拥上街头，高呼毛万岁，高呼拥护最新指示。笔者年轻时，每当最高指示发布时，看到大街上一幕幕闹剧，心中便充满了对毛泽东的鄙视。

近日阅读《因为反对“忠”字化运动，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文得知，丁祖晓因为反对跳“忠”字舞、挂“忠”字匾的“忠”字化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岁。

1946年，丁祖晓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香岗公社（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文革中，她看到了家家挂“忠”字匾，村村树“忠”字牌（墙），人人跳“忠”字舞，她也看到了干部群众朝夕必做的“五个第一”（即“早请示，晚汇报”的五项仪式：立正敬礼、呼“万寿无疆”、呼“身体健康”、唱《东方红》、念语录），后来发展到在吃饭时，把饭菜盛齐摆上后，做了“五个第一”再吃。丁祖晓决定站出来，反对“忠”字化运动。

1969年4月21日，丁祖晓姐妹俩写了多张传单，又连夜贴到县城的繁华地段。

传单上这样写着：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打倒个人崇拜！……

丁氏姐妹被捕入狱不久，丁祖晓的同学、下乡知识青年李启顺（1947～1970年）和她的妹妹李启才，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去声援，并要求无罪释放丁祖晓、丁祖霞两姊妹。

1970年5月8日，在大庸县澧水河鹭鸶湾的沙滩上，丁祖晓被执行枪决，年仅24岁。

就在同一天，李启顺，在湘西的吉首被执行枪决，年仅23岁。

笔者读了此文后，热泪盈眶，已经深埋多年的对国贼毛泽东的鄙视，又被翻了出来。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初，中国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活动。人们高呼“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当晚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分被驱散，几百人被捕。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这是毛泽东临死前的最后一次镇压中国民众。

不死不下台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眼睛半失明，身患多种疾病。1975年2月开始，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1976年，毛泽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自理、濒临死亡的人，不死不下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这样贪婪权力。

笔者至今记得，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毛泽东颇受打击，身体每况愈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众多党员一天一天地在期盼著，毛泽东快点死吧！

1976年,在中国百姓的诅咒中，毛泽东终于死了。这个国贼死后，中国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大面积贫困。新华社文章《数据可视化：中国减贫，为世界贡献了什么》里写到：“1981年，全球每100个贫困人口中有46个中国人”。当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

毛泽东做的这两件事情犯了两项重罪。一项是依靠国外势力苏联共产党，打败合法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一项是将中国人拖進了文革灾难深渊的反人类罪。

中国百姓终有一天，会把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的僵尸烧毁，不让他再污染中国人间！

毛泽东发疯

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谈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极为愤怒。他抨击吴芝圃反右起家，大跃進时，谎报高产“卫星”，三年“毛灾”时，河南是全国各省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中共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毛灾”这个词。我以为听错了，就反问一句：“毛灾？”他回答说，歌里唱，毛泽东是个大救星，我看是个大灾星。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進，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毛泽东为何能够发疯？因为全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所以，他才能够肆无忌惮，肆意发疯。

在后文中，笔者将逐一详细讲述国贼毛泽东在三次发疯中所犯下的骇人罪行。

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