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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吸取东欧“兄弟国家”匈牙利动乱的教训，毛泽东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打算采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改善党的领导措施。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为了给“整风运动”制造舆论，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里，除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外，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对于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等等。3 月 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知识分子问题和准备整风问题时，再次强调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毛的思想，4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说：

“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批评那些“不少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一些御用精英们更把“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整风运动，颂扬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看起来好像很文明，很民主，但仔细推敲便推出了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孳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土壤，反对这些主义，势必导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共无法摆脱的悖论。

当人们想起毛泽东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时候，有人曾“为毛主席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而欢欣，为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而感动。”甚至说什么“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有些得意忘形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和自由，是铁笼子里的民主和自由：

在铁笼子里，中共恩赐的“民主”，你可以纵情挥扬，中共赠予的“自由”，你可以任意驰骋；但如果你不小心冲撞了笼子铁壁，不是头破血流，便是粉身碎骨。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忘记了延安整风和文豪王实味被斩首的教训，内心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渴望，又被共产党开门整风的“诚意”和毛泽东充满“礼贤下士”的讲话精神，激发了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想碰一碰笼子的铁壁，试一试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意。5 月 21 日，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上图：批斗章伯钧）6 月 1 日，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发言中，上书毛泽东说：“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又说：“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他们的意见，虽代表了人民的正义呼声，显然已冲撞了中共笼子的铁壁。

毛泽东突然变脸，他把冲撞笼子铁壁的人称为右派。5 月 15 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写道：“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進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6 月8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毛泽东将此计管叫做“引蛇出洞”。

紧接着，6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進攻”的号令，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４月６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好一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痞子嘴脸！

在这场运动中，有 55 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百多万人被内定为中右或异己分子等罪名，存入档案，监督、限制使用或将来算总帐；数十万有右派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反右中和反右后，有约 5～10 万人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其中，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文革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数字版本颇多，尚须進一步考证。）笔者时任教于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自杀两人，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
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据钱理群在《地狱里的歌声》书中披露，在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是个右派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三年后，被抢救出的奄奄待毙的“劳教人员”，仅 1,100 人，其余1,300 多人已葬身于荒漠之中。据铁流的《“南瓜山”数千饿殍的见证人 一位公安干警的自诉》中记载：“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分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他的一本《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书中说：反右结束后，河南省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的谭家河，建了一个“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因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这些残害右派分子的遗址，同“血肉横飞大辛庄”的受难者的归宿一模一样：埋葬右派分子的“万人坑”都被填平了，那些右派分子死后留下来的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已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右派分子遗骸，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也已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运动结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政治局面，为毛泽东的一言堂，为毛泽东和中共制造饿殍遍野的“三面红旗”的胡做非为，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右派言论获罪的诗人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里，度过了 19 个春秋。他把他的深切感受，写進他的一首诗里——《1957 年反右有感》：
百花齐放百家鸣，
纳善从流剧可亲。
谁识翻云覆雨手，
一时才俊尽沉沦。

1978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两年，在党内外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才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自此，一场悲惨的恶作剧，才在权力不请愿平反的“改正”花饰下，从形式上划上了个句号。在一党专政的铁拳弹压下，面对这个“句号”，抱打不平的旁观者，无可奈何，遭受残酷镇压的受难者，只好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