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峰、查理·柯克、Renee Good 和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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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峰、查理·柯克、Renee Good 和 Ale
由 孙志刚 » 2026年2月13日
晓峰、查理·柯克、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都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杀之后，一些中国网友表示不理解：美国已经是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社会，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议？也有人因此感叹，中国缺乏像他们那样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普遍自私，不愿意为理想付出代价。对此，我想讲一讲晓峰牺牲的故事。
晓峰在义工群里很有名气，但过去我们并没有私下联系，没有 QQ、微信或电话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是晓峰，经常听其他义工提起我。我说我也一样。他告诉我，是别人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我当时说，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在大陆这样做并不安全。之后我们通过 Telegram 交流，但我来美国后已找不到原来的账号，现在用的是新的号码。
他一开始就谈到大陆环境的不安全：动不动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们管理组能想办法。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离开中国。他说去美国签证太难，是否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选项，他提出去缅甸，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觉得思路可以，但担心危险。他说，可以去联系果敢同盟军，如果在那里待上几年，能有一块稳定的据点，将来就可以接待公义义工，希望得到管理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调查，并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与其长期忍气吞声、在恐惧中挨打，不如闯一闯，也未必真的那么危险。
后来我联系了一位在果敢卖桶装水的老乡，他认识当地一些人。据他说，2009 年“88 事件”时比较危险，但 2010 年之后基本没有大规模冲突。我因此下定决心，把这些情况转告晓峰。他表示愿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释程序问题：当时 许志永 入狱后，新公民运动的团队一度由王功权代管，后来改为我们管理组负责。涉及资金必须经过监督组。他说经费可以由义工个人筹集，不必动用公义群资源。我告诉他，不涉及公款我们不能直接决定，管理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为了安全不必告诉我是谁。他表示理解，并照此去做。
后来晓峰去了缅北。我任期结束后按规定不能连任，随后来到纽约生活。到美国后，他曾加我微信，发来几段视频，说自己过得很好，也很安全，没有战事。他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管理一块地区，就能为新公民运动提供落脚点。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议他去缅北，我没有回应。当时其他管理组成员仍在大陆，相比之下，我已经算是“安全”的人。
我开始开 Uber，努力安顿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义工介绍晓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说晓峰已经牺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当时说，义工群已经不再活跃，如果需要经济帮助，我可以逐一联系大家。他四哥说不需要钱，目前还瞒着年迈的父亲，担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时，他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包括他弟弟，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
后来在 许志永 第一次出狱后，我向他报告：晓峰是我们团队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走向宪政与民主时，国家可以为这样的人举行公开纪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晓峰的四哥不理解，我来美国前，我父亲也说：“你们这是让别人当炮灰，为你们打天下，将来你们掌权，说不定比共产党还腐败。”这样的质疑，我并不陌生。
但我始终记得心洁爹一段话——感激所有参与捐助的义工们，因为你们的付出，使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家属在寒冬感受到了温暖，在无助中没有绝望，特别有几个义工这几年下来的个人捐助，占了群捐助总额的很大份额，但为了个人隐私不公开姓名了，当然很多人是即出钱，也出力，在这个人情冷漠高度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来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这是缘份。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充实的三年，这三年有过争吵，甚至谩骂，但大家毕竟没有任何私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美好愿望，希望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充满自由，公义，爱的生存环境，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已经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愿意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来，晓峰，以及美国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质上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明知有风险，却仍然选择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许不会彼此认同，有人认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为理想献身，也有人认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坚持。但无论立场，他们都在承担代价。
我选择来到美国，是另一种路径。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陆，自己随时可能入狱；许志永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选择直面。我当年也曾准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坐三年牢，后来却退缩了，选择离开。即便如此，在美国，我仍愿意为这个目标投入时间和金钱。
事实上，退一步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选择。美国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严重袭击后，也选择逐渐淡出政治一线。人性在不同社会并无本质差别。
中国并不是没有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而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在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许竞争与制衡；而在大陆，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仍然过于弱小。因此，我们尚未真正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
但正因为有人曾经站出来，这些价值才不会从历史中消失。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杀之后，一些中国网友表示不理解：美国已经是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社会，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议？也有人因此感叹，中国缺乏像他们那样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普遍自私，不愿意为理想付出代价。对此，我想讲一讲晓峰牺牲的故事。
晓峰在义工群里很有名气，但过去我们并没有私下联系，没有 QQ、微信或电话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是晓峰，经常听其他义工提起我。我说我也一样。他告诉我，是别人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我当时说，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在大陆这样做并不安全。之后我们通过 Telegram 交流，但我来美国后已找不到原来的账号，现在用的是新的号码。
他一开始就谈到大陆环境的不安全：动不动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们管理组能想办法。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离开中国。他说去美国签证太难，是否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选项，他提出去缅甸，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觉得思路可以，但担心危险。他说，可以去联系果敢同盟军，如果在那里待上几年，能有一块稳定的据点，将来就可以接待公义义工，希望得到管理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调查，并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与其长期忍气吞声、在恐惧中挨打，不如闯一闯，也未必真的那么危险。
后来我联系了一位在果敢卖桶装水的老乡，他认识当地一些人。据他说，2009 年“88 事件”时比较危险，但 2010 年之后基本没有大规模冲突。我因此下定决心，把这些情况转告晓峰。他表示愿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释程序问题：当时 许志永 入狱后，新公民运动的团队一度由王功权代管，后来改为我们管理组负责。涉及资金必须经过监督组。他说经费可以由义工个人筹集，不必动用公义群资源。我告诉他，不涉及公款我们不能直接决定，管理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为了安全不必告诉我是谁。他表示理解，并照此去做。
后来晓峰去了缅北。我任期结束后按规定不能连任，随后来到纽约生活。到美国后，他曾加我微信，发来几段视频，说自己过得很好，也很安全，没有战事。他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管理一块地区，就能为新公民运动提供落脚点。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议他去缅北，我没有回应。当时其他管理组成员仍在大陆，相比之下，我已经算是“安全”的人。
我开始开 Uber，努力安顿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义工介绍晓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说晓峰已经牺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当时说，义工群已经不再活跃，如果需要经济帮助，我可以逐一联系大家。他四哥说不需要钱，目前还瞒着年迈的父亲，担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时，他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包括他弟弟，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
后来在 许志永 第一次出狱后，我向他报告：晓峰是我们团队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走向宪政与民主时，国家可以为这样的人举行公开纪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晓峰的四哥不理解，我来美国前，我父亲也说：“你们这是让别人当炮灰，为你们打天下，将来你们掌权，说不定比共产党还腐败。”这样的质疑，我并不陌生。
但我始终记得心洁爹一段话——感激所有参与捐助的义工们，因为你们的付出，使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家属在寒冬感受到了温暖，在无助中没有绝望，特别有几个义工这几年下来的个人捐助，占了群捐助总额的很大份额，但为了个人隐私不公开姓名了，当然很多人是即出钱，也出力，在这个人情冷漠高度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来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这是缘份。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充实的三年，这三年有过争吵，甚至谩骂，但大家毕竟没有任何私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美好愿望，希望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充满自由，公义，爱的生存环境，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已经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愿意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来，晓峰，以及美国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质上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明知有风险，却仍然选择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许不会彼此认同，有人认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为理想献身，也有人认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坚持。但无论立场，他们都在承担代价。
我选择来到美国，是另一种路径。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陆，自己随时可能入狱；许志永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选择直面。我当年也曾准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坐三年牢，后来却退缩了，选择离开。即便如此，在美国，我仍愿意为这个目标投入时间和金钱。
事实上，退一步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选择。美国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严重袭击后，也选择逐渐淡出政治一线。人性在不同社会并无本质差别。
中国并不是没有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而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在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许竞争与制衡；而在大陆，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仍然过于弱小。因此，我们尚未真正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
但正因为有人曾经站出来，这些价值才不会从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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