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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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不是共匪现实合法性的来源,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并非是共匪的功劳,更不是一党专政的功劳。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并非是因为共匪给了中国人多少物质财富。
更不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上饭了,那是因为传统的共产专制,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尽头,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共匪为了保住政权被迫放弃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些经济自由 恢复私有制 恢复雇佣劳动制度 把当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主张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劳分配,在农业方面结束了传统的农奴制,恢复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农民虽然还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地租的佃农,但是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纯粹的农奴地位多少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务农的时候要生产哪些农产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去市场上進行买卖了。
中国人在得到了这一点仅有的经济自由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温饱,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无法充份的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共匪掠夺的状态。
他们可以得到温饱不应该感谢共匪,更不必感谢一党专政,相反的如果没有共匪,没有一党专政,他们根本不必经历毛泽东时代那种几乎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的灾难,或许早就得到温饱了。
之前共匪为了发展传统的共产专制,不给他们经济自由权,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工作,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做生意赚钱,只能在共匪的国营工厂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产队里边做农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产指标生产,只能在共匪根据他的权力意志建立的分配制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给他们的微薄收入,造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为了避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而失去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国人自由的选择工作 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赚钱,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为共匪工作,可以为自己工作,可以为自己讨生活,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后中国人凭借着血汗经济得到了温饱。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感谢共匪了吗?如果没有共匪几十年瞎折腾,如果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经济自由权的社会里边,会有大跃進吗?会有大饥荒吗?会有饿死几千万人吗?会拖延那么久才得到基本的温饱吗?一个恶霸因为不善待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奴隶打成重伤,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再也没有办法再被他驱使,所以把他的奴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奴隶活了下来,恢复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因此那个奴隶要感谢那个恶霸吗?中国人要感谢共匪吗? 除了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人以外,应该没有人会感谢共匪吧!
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用新的掠夺制度取代了旧的掠夺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质是没有变的,共匪只是一个政治流氓,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势的时候就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当他发现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掠夺,他就马上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从毛泽东建政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一个耍流氓的过程,共匪之所以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无非是因为以前那种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难以维持,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够充份的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共匪要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比如整个国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亲自去统筹。
尽管在那种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边,共匪可以通过建立特供制度来掠夺一般民众,但是由于那种制度太过于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让共匪不得不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部署与治理,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统治方式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负担更小更便于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没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供需关系帮助共匪分析社会上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所以共匪的经济计划常常因为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的起码需要而造成大饥荒。
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失去了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给出能够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产专制的社会里边,人们渐渐发现作为有权阶级的共匪不会跟作为没权阶级的他们均贫富,所谓的平均主义不过是一般民众普遍的一样贫穷,吃一样的大锅饭,而掌握权力的共匪却享受各种特供待遇,住别墅,坐豪华轿车,吃各种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的东西。
后来共匪实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事实上工资等级的划分只是共匪根据人们权力地位大小来确定的,出身成份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级工人,出身成份比较坏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级工人,甚至更低。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系,所以所谓的工分制度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权力分配。
由于计划经济只能带来平均主义和权力分配,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人们基本上没有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也越来越不能从那种制度里边获取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而且那种制度需要供养一整套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指挥经济生产,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他为了顺应民意不如说他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种决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共匪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掠夺制度而已。
因为资本主义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离开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却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放弃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在不放弃垄断土地 国营企业 金融 行政审批权力的基础上,允许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这样只能带来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绝对是灾难,但是对于共匪来讲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夺一般民众的制度。
恢复了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共匪就不必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了,供需关系会自然的主导社会的生产,还能帮共匪分析出哪个领域最赚钱,然后共匪就可以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介入那个领域進行掠夺,不必再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辛苦了,当共匪看到人们购房需求高涨的时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夺买房者,农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生产公粮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多了一层商品属性,农村的土地成为共匪用来赚取地租的寻租工具,在中国农民不可以拥有私有土地的情况下,共匪作为拥有国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对国有土地的占有去向农民收取所谓的土地承包费 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 生猪税赚取地租掠夺农业收益,并利用土地流转,通过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投机行为谋取暴利,当共匪看到某一个工业领域发展的好,就马上让他的党营事业進入到那个领域進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当共匪发现股民投资很积极的时候,就马上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钱,当地方政府没有钱挥霍积累了巨大的债务的时候,共匪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滥发货币,缓解地方债务,当共匪发现市场上借贷充足的时候,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利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优势对借贷者進行掠夺,当共匪发现某一个行业很热门要投资的人非常多,就马上加强行政审批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去敲诈去勒索准备要投资的人,当中国人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共匪就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税收政策来洗劫中国人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利用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 房屋商品化疯狂的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从根本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只是共匪换了一种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方式。
至于思想控制方面,邓右共匪与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都是在钳制思想,都是在输出愚民宣传。毛左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计划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邓右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权力寻租的民运人士。在愚民宣传方面,毛时代主要是宣扬毛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毛时代的人虽然反智倾向很严重,平庸的邪恶很严重,可是毕竟没有邓右时代那种深受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么厚黑。邓右时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崩溃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邓右干脆直接让中国社会在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的环境中彻底道德沦丧,让大多数人只信权钱色,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了。邓右长期让中国人在温饱中挣扎,在险峻厚黑的人际环境中生活,除了没有时间与空间思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更收获了人格的谎言化与奴性化。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复灭,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变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坏了,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让共匪掠夺中国人的方式变得更精致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党专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为了保护他的专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会反对自由民主,压迫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匪必然会与自由民主为敌,拒绝自由民主自然会成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中国人千万不要指望共匪会主动的给你们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邓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应该是反对一切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压迫,无论是来自于官僚计划经济的压迫还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的压迫。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运人士,他们经常从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伪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运攻击共匪没有充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右翼民运对共匪的攻击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倾向很难促進中国人对共匪的离心离德,右翼民运很多都是强调效率 淘汰 竞争的,中国境内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难以忍受共匪过度追求效率牺牲公正,过度讲究淘汰的逆淘汰机制,以及党国资本在经济领域带来的恶性竞争。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运,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务。共匪长期用花瓶民运边缘化真民运,在民运内部搅浑水,让花瓶民运垄断海外异议人士对中国的解释权,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共匪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于共匪体制内的权力寻租者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向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里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里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匪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开始采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谢选俊以及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维稳。
毛左共匪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并不能促進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匪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匪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匪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共匪一边鼓吹跟邓右共匪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匪统治的效果。
在我看来毛左共匪跟邓右共匪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别是邓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运是共匪特务。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宋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采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進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里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進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讬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舍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并非是因为共匪给了中国人多少物质财富。
更不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上饭了,那是因为传统的共产专制,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尽头,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共匪为了保住政权被迫放弃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些经济自由 恢复私有制 恢复雇佣劳动制度 把当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主张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劳分配,在农业方面结束了传统的农奴制,恢复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农民虽然还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地租的佃农,但是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纯粹的农奴地位多少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务农的时候要生产哪些农产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去市场上進行买卖了。
中国人在得到了这一点仅有的经济自由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温饱,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无法充份的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共匪掠夺的状态。
他们可以得到温饱不应该感谢共匪,更不必感谢一党专政,相反的如果没有共匪,没有一党专政,他们根本不必经历毛泽东时代那种几乎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的灾难,或许早就得到温饱了。
之前共匪为了发展传统的共产专制,不给他们经济自由权,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工作,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做生意赚钱,只能在共匪的国营工厂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产队里边做农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产指标生产,只能在共匪根据他的权力意志建立的分配制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给他们的微薄收入,造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为了避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而失去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国人自由的选择工作 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赚钱,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为共匪工作,可以为自己工作,可以为自己讨生活,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后中国人凭借着血汗经济得到了温饱。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感谢共匪了吗?如果没有共匪几十年瞎折腾,如果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经济自由权的社会里边,会有大跃進吗?会有大饥荒吗?会有饿死几千万人吗?会拖延那么久才得到基本的温饱吗?一个恶霸因为不善待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奴隶打成重伤,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再也没有办法再被他驱使,所以把他的奴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奴隶活了下来,恢复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因此那个奴隶要感谢那个恶霸吗?中国人要感谢共匪吗? 除了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人以外,应该没有人会感谢共匪吧!
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用新的掠夺制度取代了旧的掠夺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质是没有变的,共匪只是一个政治流氓,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势的时候就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当他发现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掠夺,他就马上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从毛泽东建政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一个耍流氓的过程,共匪之所以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无非是因为以前那种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难以维持,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够充份的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共匪要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比如整个国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亲自去统筹。
尽管在那种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边,共匪可以通过建立特供制度来掠夺一般民众,但是由于那种制度太过于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让共匪不得不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部署与治理,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统治方式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负担更小更便于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没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供需关系帮助共匪分析社会上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所以共匪的经济计划常常因为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的起码需要而造成大饥荒。
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失去了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给出能够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产专制的社会里边,人们渐渐发现作为有权阶级的共匪不会跟作为没权阶级的他们均贫富,所谓的平均主义不过是一般民众普遍的一样贫穷,吃一样的大锅饭,而掌握权力的共匪却享受各种特供待遇,住别墅,坐豪华轿车,吃各种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的东西。
后来共匪实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事实上工资等级的划分只是共匪根据人们权力地位大小来确定的,出身成份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级工人,出身成份比较坏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级工人,甚至更低。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系,所以所谓的工分制度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权力分配。
由于计划经济只能带来平均主义和权力分配,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人们基本上没有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也越来越不能从那种制度里边获取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而且那种制度需要供养一整套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指挥经济生产,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他为了顺应民意不如说他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种决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共匪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掠夺制度而已。
因为资本主义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离开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却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放弃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在不放弃垄断土地 国营企业 金融 行政审批权力的基础上,允许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这样只能带来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绝对是灾难,但是对于共匪来讲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夺一般民众的制度。
恢复了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共匪就不必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了,供需关系会自然的主导社会的生产,还能帮共匪分析出哪个领域最赚钱,然后共匪就可以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介入那个领域進行掠夺,不必再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辛苦了,当共匪看到人们购房需求高涨的时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夺买房者,农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生产公粮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多了一层商品属性,农村的土地成为共匪用来赚取地租的寻租工具,在中国农民不可以拥有私有土地的情况下,共匪作为拥有国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对国有土地的占有去向农民收取所谓的土地承包费 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 生猪税赚取地租掠夺农业收益,并利用土地流转,通过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投机行为谋取暴利,当共匪看到某一个工业领域发展的好,就马上让他的党营事业進入到那个领域進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当共匪发现股民投资很积极的时候,就马上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钱,当地方政府没有钱挥霍积累了巨大的债务的时候,共匪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滥发货币,缓解地方债务,当共匪发现市场上借贷充足的时候,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利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优势对借贷者進行掠夺,当共匪发现某一个行业很热门要投资的人非常多,就马上加强行政审批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去敲诈去勒索准备要投资的人,当中国人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共匪就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税收政策来洗劫中国人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利用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 房屋商品化疯狂的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从根本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只是共匪换了一种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方式。
至于思想控制方面,邓右共匪与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都是在钳制思想,都是在输出愚民宣传。毛左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计划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邓右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权力寻租的民运人士。在愚民宣传方面,毛时代主要是宣扬毛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毛时代的人虽然反智倾向很严重,平庸的邪恶很严重,可是毕竟没有邓右时代那种深受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么厚黑。邓右时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崩溃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邓右干脆直接让中国社会在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的环境中彻底道德沦丧,让大多数人只信权钱色,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了。邓右长期让中国人在温饱中挣扎,在险峻厚黑的人际环境中生活,除了没有时间与空间思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更收获了人格的谎言化与奴性化。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复灭,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变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坏了,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让共匪掠夺中国人的方式变得更精致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党专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为了保护他的专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会反对自由民主,压迫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匪必然会与自由民主为敌,拒绝自由民主自然会成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中国人千万不要指望共匪会主动的给你们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邓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应该是反对一切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压迫,无论是来自于官僚计划经济的压迫还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的压迫。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运人士,他们经常从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伪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运攻击共匪没有充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右翼民运对共匪的攻击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倾向很难促進中国人对共匪的离心离德,右翼民运很多都是强调效率 淘汰 竞争的,中国境内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难以忍受共匪过度追求效率牺牲公正,过度讲究淘汰的逆淘汰机制,以及党国资本在经济领域带来的恶性竞争。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运,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务。共匪长期用花瓶民运边缘化真民运,在民运内部搅浑水,让花瓶民运垄断海外异议人士对中国的解释权,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共匪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于共匪体制内的权力寻租者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向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里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里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匪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开始采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谢选俊以及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维稳。
毛左共匪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并不能促進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匪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匪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匪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共匪一边鼓吹跟邓右共匪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匪统治的效果。
在我看来毛左共匪跟邓右共匪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别是邓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运是共匪特务。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宋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采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進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里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進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讬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舍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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