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农民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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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农民的专政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2月26日
作者 季鹏
现在轮到看这枚硬币的背面了。令人惊诧的是，这背面的却写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地狱之门。
1958年7月下旬，当各种农业生产卫星相继炫丽绽放之时，毛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称：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来。”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霎那间，这句“名言”便传遍了全国，成了当年最响亮是口号之壹，被刷写在全国城乡直至偏远山区农家的墙上。
接着，毛共中央向有关科学家下达“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研究课题。
但也就几乎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里享受“天堂”生活的社员们却真正坠入了黑暗深渊，落到了货真价实的地狱。
壹、在表面的背后
值得指出、也是令人不解的壹个问题是：当年那些吓人的高产卫星，是怎样骗过素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毛泽东的“法眼”的？毛不是亲自考察、亲眼所见、深信
不疑的吗？可见，强中更有强中手，毛的骗术其实并不是最高明的，他被他那些乡、社小干部的魔术轻易就骗得喜笑颜开，几乎成了傻瓜白癡。
就拿他出巡的第壹站，后来成了全国的样板的河北徐水县来说，那令毛泽东心摇神迷的“山药山”、“棉花树”，其实那骗局并不太高明，“山药山”除了表
面是真正的‘肥料’，里面全是土疙瘩；而棉花树则是人工接嫁的，所有这些都是毛到来之前连夜搞出来的。可是伟大领袖真的被“迷”住了。
当然，张国忠书记（后来又变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主任）能骗住毛泽东，也不能说没有下壹点功夫、施壹点手腕。他在要求徐水人民放高产卫星时也确实发了狠
劲，如他下令每亩山药必须种植壹万五千株以上，不达标者严惩不贷。有的群众和基层干部无法做到也不愿意这样胡闹，便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应付：在田边
地头易见处密植，在中间按正常标准种植。哪知这张大人却亲自带领壹群人来检查，结果被当场发觉。5个小队长被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在喝骂、拳
打、脚踢，饱受尽皮肉之苦后，送去监狱劳改。壹个姓高的小队长，经受不起折磨，劳改3个月就死去了。为了使自己弄虚作假不被人揭发，张在1958年8月（
毛离开之后）和十月，在全县发起了两次捕人大高潮，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任务。并指示在全县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张亲自巡廻检查捕人运动
的落实情况，在漕河公社，张国忠主持现场大会，壹次逮捕358人。张这样做公开说是为了打击懒汉和破坏分子，“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际上谁都知
道，就是为了“封口”， 镇慑那些试图检举揭发他弄虚作假的“刁民”。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在被折磨中死去。
毛泽东离开徐水县之后第二天，刘少奇就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县，帮助县委搞共产主义试点。
张国忠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们要壹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
“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房屋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共有的，这就叫共产。”
“共产共产，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
于是说干就干。如前面讲的，张对全县人民实行供给制，取消工资和记工分，给全县人民统壹发津贴和生活用品。11月，县里筹得了550万元，完成了第壹次
“共产主义供给制”。12月，却只筹得90万元，但共产主义不能丢，怎么办？张下令将国营商业的流动资金700万元挪用来发第二次共产主义津贴和实物，实
际上是将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共产”了。可是下－个月怎么办呢……
徐水县当时实际上是个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30元、年人均收入60元、粮食亩产仅200多斤的穷县，就这么个家底，温饱还远未能解决，张国忠却要“壹步
登天”進入共产主义。无怪苏联记者回去后告诉赫鲁晓夫说中国是“喝大锅清水汤”的共产主义。
刚刚搞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在当地被称为土皇帝、言出法随、说壹不二的张书记这时也点金无术、“上天”无门，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夭折
了。
但是，这壹切只是灾难的开始。
灾难首先从人人都离不开的、生命的第壹件大事：吃饭开始。
各种高产卫星是否真能“蒙住”毛泽东的眼睛我们不得而知，但老奸巨猾的毛却有壹条制胜之道，那就是要按下面上报的产量制定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与
这个任务相伴随的是冷酷旡情的铁腕、铁血，于是霎那间，神州大地陷入腥风血雨，血肉横飞的抢粮大战之中。现在我们从总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看看这
场灾难的由来和惨状。
10月，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向毛报告，1958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超过壹万亿斤。而1957年的粮食总产是3700亿斤，这就意味着当年粮食增产1·78倍。后来，在当
年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壹些大员感到“谭老板”的喜报可能有水份，于是壹压再压，最后“留有余地”，宣布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
，棉花6700万担。1958—1959年粮食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及用粮计划便按此数安排。
然而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后来核实的数字大概是：当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壹说3900亿斤），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这就是说，粮食谎报至少少3500亿斤
，按5亿农民计算，男女老少每人要凭空“变”出700斤粮食来，才能完成毛泽东的征购任务和用粮计划。这就是后来饿死、逼死、打死上千万人的大惨剧的根
源。
除了这个总的原因外，公社的公共食堂也成了后来缺粮和死人的帮凶。由于毛对粮食产量的乐观，也为了展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到食堂来，他宣称
吃饭不要钱，号召全体农民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知道吃饭不要钱，也就当仁不让，开展吃饭比赛，浪费也就成了壹道不可避免的风景线。有的地方把
原来计划6个月的用粮3个月就吃掉了。据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估算，1958年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约有1750万吨，占当年农村（返销）供应粮食
量的11%。
还有比食堂浪费更重要、更可怕的原因，那就是后来被称为“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虽然各地被毛泽东逼迫或引诱而谎报的粮食高产数字根本不可信，但1958
年总的说是风调雨顺的壹年，粮食总的来说是丰产的，可惜的是，后来毛又下达了更加紧急、压倒壹切的大炼钢铁任务，致使到了粮食收获季节，各个公社的
主要劳动力都被抽去搞炼钢铁的“人民战争”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妇女留守农业，于是，眼睁睁看着即将到口的稻谷被沤烂在田里却无力去收割。这就是后
来彭德怀回到家乡搞调查时，他的父老乡亲要求彭代为向“毛皇上”反映的那首“民谣”所说的“谷满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中说的情况。
其中最严重、损失最大的要数在大跃進中处处冲在前面的河南省，1958年秋收，据说约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
谎言虚报、浪费、糟蹋粮食加在壹起，中国的大饥荒就在劫难逃了！
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形成起到了“第壹”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公共食堂本身命运的变迁，也成了大跃進和人民公社的壹个缩影。这个被毛泽东吹嘘为“共产主
义象征”的新生事物，到底给5亿农民带来了什么呢？还是看看当时壹些领导干部的亲自记录吧，他们是当权者，不可能帮农民说话诋毁政府。
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壹书记胡开明去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壹个十几岁的孩子抱着壹个瓦罐吃力地在山坡上走，他截住壹看，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
说，“爹娘和妹妹都病在家里走不动了，这是给他们领的饭。”胡问：“妳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
铁了。”胡开明无语，只能目送抱着瓦罐孩子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风中。
1960年，新任云南省委第壹书记阎红彦到澜沦江山区工作，看见壹个老太婆在风雨中挎着篮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干什么呢？原来是来食堂领“饭”吃。她
家距小队食堂十五华里，每天全花在跑食堂领两顿“饭”上。这还不算最远的，最远的有30华里。阎找到县委书记，认为这样的食堂“不能办就散”。但县委
书记却不敢照办，他怕将来算他的“走资本主义”的账。所以依旧叫他的子民仍然每天翻山越岭来食堂领两顿糠菜粥喝。可以想象，这每餐壹碗糠菜糊糊产生
的卡路里，是顶不上路上的消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维持生存之物的来源，食堂成了唯壹能获得壹份 “救命”之物的地方，不来
咋办？
于是有人干脆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壹起，没有隐私，形同壹群动物。为了活命，顾不得了。
毛的秘书田家英奉毛之命回家乡调查粮食情况，他来到外祖父的家四川新繁县崇义桥，凭着乡情、亲情，很快揭穿了本大队水稻亩产2万斤的神话，大队长告
诉了他实话：亩产只有650斤。
田的工作组来到食堂观察，农民每人每顿可领得壹碗粥喝。壹位陈姓老大娘来打饭，颤巍巍地走出食堂，不料壹脚踩空跌倒在台阶上，全家壹顿“饭”洒满了
壹地，老大娘放声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她说：“不要紧，再打壹盆就是了。”老大娘边哭边诉：“另外打？咋个能另外打呀？——”田掏出
身上的五斤粮票给他，要大娘去食堂称米。陈大娘感激不尽，千恩万谢，结果她称的是连麸面，为的是能多熬几碗粥，多活几天命。
但是食堂的问题只是“枝”，是表面，不是“根源”，根源是由于虚报粮食产量交了过头粮，所剩无几了。这个虚报的粮食产量是怎样产生的呢？请看看登在
报上的卫星是如何出笼的：
河南信阳鸡公山公社决定要放水稻卫星。8月中旬，水稻基本成熟，公社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卫星。先是宣布“纪律”，统壹口径：全社人民对放出
的“卫星”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许任何人背后议论，违者以反革命论处。其次是确定卫星的标准，根据当时的形势，原则上不得低于亩产4.5万斤。至于具体
的“放法”，要听从公社党委指挥，任何人不得说三道四。作出决定后，逐级向大队、小队干部和所有社员传达，让每个人保证绝对遵守，特别强调不该问的
绝对不问，不该讲说的绝对不讲，否则后果自负。在做足了这壹切准备之后，8月28日清晨6时，参加收割的社员在统壹指挥下开镰收割了。30日下午，6亩6分
3厘高产试验田以及周围430亩非试验田的水稻收割完毕，然后突击打场，统壹过秤。过秤结果共计打得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6亩6分3厘试验田加上430亩
非试验田的总产量，但鸡公山公社党委认定它只是6亩6分3厘卫星的产量，于是宣布亩产48925斤（324375.5÷6.63）。壹个高产卫星出笼了。消息由公社党委
向县委“报喜”，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有关部门。最后这－消息在省和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算是得到确认，记录在案。
这种拙劣的集体造假、指鹿为马的玩意本来是极容易戮穿的。可造假者有预防之法，他们学习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对多嘴者、不服者实行铁
腕镇压！后来，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上百万人事件发生后，陶铸、王任重曾前往调查，得知了壹些“卫星”后面的真相。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放亩产7320
斤小麦的卫星，受打击的有壹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王任重大人在这里还表现出壹点良心，但是，在他治下的湖北
也在大放卫星，麻城县就放出了更大的卫星，难道背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只能是程度不同罢了。）
（以上均摘取于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之十八：共产主义地狱。））
河南鸡公山公社这种造假的方式很原始、很拙劣，经不起当场验收。后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卫星之冠”时，手段就更高明多
了，“技术”也更复杂了。有鉴于这壹“史无前例”的大骗局，有必要简单揭露之，以为后人、为历史留下前车之鉴。
广西环江县这个“特大卫星”出炉较晚，9月初，《人民日报》已经报道了湖北麻城亩产稻谷5万余斤、广东埔县亩产水稻6万余斤特大卫星的消息。壹心想夺
取全国水稻高产冠军的广西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还是此人，又指示他的下属在鹿寨县放了壹个日产生铁20万吨的全国钢铁“最大卫星”，贺堪称“卫星王”
了。）决心壹鸣惊人。他选中了他治下的环江县城关区红旗公社作为全国夺冠的“卫星社”。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这时正在地委开会，贺将这壹意图及基本做法
与洪华進行了沟通，并激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奖给壹辆小汽车。”
得到贺书记这般殷切关怀和鼓励后，洪华立即以电话通知县里相关领导，要他们赶紧与红旗公社的领导商量具体落实的办法。
经研究，他们决定采取的办法叫“并蔸移植高产试验”。具体做法是：选定原来就作为高产试验田的壹块1亩1分3厘的稻田，先把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去，再犁
耙、深耕后堆上成千上万担肥料于田中，再将各队生长最好的、已成熟的壹百多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1亩1分3厘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密植的程度
达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不会掉下来。这壹切工作，由于发动群众日夜连续苦干，只两天便完成了。
在并蔸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采取以木作桩，附以竹片拦腰护卫，并用木棍从四面顶住的办法，解决了禾苗倒伏的问题。又用鼓风机日夜鼓风解
决了禾苗不透风的问题。人们还在田头安营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日夜不停护理、巡视，保证不出意外。
壹切准备就绪之后，环江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即将要放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要求上级党委派人当场检查验收。同时，还向地区、自
治区有关部门、各新闻单位、电影制片厂以及各兄弟县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共同观摩并见证全国最大水稻卫星“升天”的壮举。
9月9日上午，各路验收和参观大军6000余人聚集到了试验田边，几位自治区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试了试这块田禾苗的密度（后来见报有四个年轻女子连排
坐在禾苗之上，大概就摄于此时）。10时40分，红旗公社城关大队支书壹声令下，496名参加收割的社员立即投入“战斗”，所有参战社员按照事先的分工分
别進行收割、运禾、脱粒、运输。
验收是最关键的壹环，被安排得很微妙。在谷仓外有四台磅秤负责过磅收割来的稻谷，每过壹次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负责挑运新谷的社员，先要挑到大街
上“游行”壹圈，然后再挑去过磅。这样，在挑谷游行的过程中，壹大群事先“埋伏” 好的群众奉命从别的谷仓中挑谷出来，混進试验田运谷的队伍中，壹
并来过磅验收。在乱哄哄的过磅现场，有的过磅后谷子并未倒入仓库，挑谷者转了壹圈又重新挑去过磅。据称这叫“团团转”过秤法。如此折腾了10多个小时
，才正式报出“卫星田”的亩产：130434斤10两4钱（16两秤）。精确到“钱”，这也是其它卫星所没有的。报告还称经过省、地、县三级领导的现场监督和
严格的把关云云。
就这样，壹项空前的水稻亩产纪录诞生了！壹时间，锣鼓喧天，欢声动地，人们，上至自治区领导，下至社员群众，纷纷为这个巨型卫星“上天”而热烈欢呼
！欢庆！
第二天，柳州地区的《跃進日报》以通栏套红标题报道了这壹“特大喜讯”，并配发了四个女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9月12日，《广西日报》以头版整版报道
了这壹喜讯以及环江县另壹个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1万7千多斤的长篇通讯。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却迟迟不见报，后来据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去催问人民日报的领导，《人民日报》终于在9月18
日以300多字的编幅报道了这壹特大卫星。
于是，全国第壹水稻高产卫星完满收官。环江县成了闻名中外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勋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领回红旗、奖状的
那天，县城人民倾城而出夹道迎接，在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洪华被人们从街头壹直擡到县委大院。
为了将牛皮吹得更完满，县委上报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3.3亿斤，比实际产量的1.05亿斤超出两倍多！洪华们尝到了造假吹牛的甜头，满以为这壹回也会
得到奖赏，哪知，上级据此给环江县下达了0.71亿斤的征粮任务。洪华们吓了壹跳，有苦难言；环江的老百姓就更惨了！为了完成这壹征购任务，农民被迫卖
出了大部分口粮，到第二年（1959年）开春，农民便陆续断粮，到三、四月开始大批饿死人，据后来官方公布1959年这个“红旗县”、“高产冠军县”，饿死
22685人（据知情者估计，实际饿死人数在4—5万人左右）。这就是“亩产13万斤”带给环江人民的真正“回报”。
除了“吃”的问题，“住”是公社带给社员的第二大灾难。本来，中国农民虽然住的不太好，但居有其屋能遮风挡雨，还算平安。但是，公社成立之后立即就
掀起了壹股拆屋风，因为根据公社“章程” 的规定，社员的住房归公社所有，公社要拆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具体点说，公社要拆房的理由有二：壹是原来
农民的房子太破旧，又分散，不雅观，有碍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所以要推到重来，建设统壹的“共产主义新村”。如徐水县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之后，
张国忠就下令：全县所有土房和破旧砖房，壹律在10底前拆完。结果拆了三万二千多间旧房。同时，他请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设计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
拆屋的另壹个理由，是据说有人发现了老屋旧房的土墙是上好的肥料，如果是茅草房，茅草可以用来沤水肥，效果更佳。于是掀起了拆旧土房、茅房作肥料、
夺高产的热潮。刘少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拆掉旧房15万余间。
谁知，等到把社员的住房拆了，才发现建“共产主义新村” 的资金、材料都没有着落。于是，共产主义新村成了图纸、划饼。徐水县后来只建了300套外表漂
亮、内部质量很差的新村，除了安排少数特权者入住之外，数以万计的拆迁家庭成了流离失所的人造“难民”， 官方则任其啼饥号寒在生死线上挣扎。下面
是记录在案的当年－些的情况：
安徽凤阳县小溪河公社有7 个大队的25 个村庄被拆除。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 个村庄并为壹个，男、女、老、少分开在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 个村庄，
1960 年6 月，在半天之内并成6 个庄子，上级命令党员不拆屋开除党籍，团员不拆屋开除团籍，社员不拆不给饭吃，所以半天就完成了任务。严重的问题是
，说是拆旧房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并没有建，社员于是无家可归，全都成了“难民”。有14 户“难民”40 余人住在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
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不准出去，在三间房内解决。1958年底风阳全县共有房子224143 间，两年中共拆掉、倒塌39555 间(其中倒塌25266 间，
拆掉13400间)，占总房17.7％。全县有29 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样，到处找避难所，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
流离失所。即使安排住屋，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壹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壹提起并庄子的事就哭。
（以上摘自《墓碑》第120、121页）
河南信阳地区也大搞拆屋并村，如息县1959年上半年共有5489个村，到1960年4月只剩下4805个，639个村庄人为拆毁、消失了。
除拆屋之外，还有壹个让农民更加痛苦的事，就是消灭家庭。据说，搞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 因为家庭是私有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从
根本上剷除私有制。可能毛考虑到要消灭自人类進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形成的家庭不太容易，决定先试点。这回毛叫他的理论助手，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伯达出面来宣讲和试验。陈伯达到山西搞试点，向农村干部动员，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革命就
得革掉儿女情长，壹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進托儿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壹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壹些先行者闻风而动。山西阳城县就把各家各户分男女搬到大屋子分开去住，还规定以后不准再提“家庭”二字，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叫做“小组”，大家都是
平等的“小组成员”。“家庭”这个共产主义的“绊脚石”被搬掉了。
但不知为什么，这场伟大的“革家庭的命”无果而终，也没有在全国推开，算是毛泽东的撼事之壹。十几年后，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把毛主义的“消
灭家庭”、“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商品和货币”等都在“红色高棉”变成了现实，毛对来到北京朝觐的波尔布特由衷地赞叹道：“妳们做到了我们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消灭家庭壹亊。
消灭家庭壹亊算是毛让步了。但是，对于更具实际意义的粮食征购任务，毛决心不再迁就和让步。
二、导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虚报产量基础上的反瞒产
当中国的粮食卫星上天之时，毛泽东曾经多次放出豪言壮语，如在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会议上，毛放言：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壹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赫鲁晓夫到北京，毛故意问他：粮食多了怎么处理？
牛皮己经吹出去了，复水难收。现在岂能不兑现？
其实，老奸巨滑的毛还是留了余地地的，他宣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七千五百亿斤，而不是主管农业的谭震林汇报的壹万零五百亿斤。购粮征购任务定为壹
千二百亿斤。毛以为这种打了折扣的任务壹定能完成。（可实际上当年粮食总产不足四千亿斤！）
但是，从夏粮食征购工作开始就不顺利，由于农民的抵制，各地的征购粮進展缓慢，计划上调的粮食迟迟调不上来。壹些地方干部有些束手无策。毛泽东有些
着急了。这时，广东的陶铸创造了“反瞒产”经验。1958年11月，陶铸派他的副手赵紫阳到雷南县反瞒产，“反” 出了7000万斤粮食，赵给省委写了壹个报
告。陶铸把转它报给中央。陶铸本人也写了篇大谈“反瞒产” 的必要性和经验的文章，壹并寄给毛。这时的毛正在为完不成征购指标优心忡仲，壹见这份报
告，圣心大悦！毛让陶铸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最显著位置登出。与此同时，在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下达了《开展反瞒产运动的通知》。通
知认定粮食征购工作碰到困难是农民“瞒产私分” 所致。文件气势汹汹要求要对农民進行壹场“坚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壹场大规模的“
死人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河南的情况比较典型。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是毛的爱将，在大跃進中总是冲在前面。可是到了粮食征购时他也碰到了困难，但是应该说这个吴书记是尽了
全力的。还在毛开展“反瞒产” 之前，吴就采取有力措施来推進粮食征购工作，在1958年全省秋粮征购会议上，吴强调说，河南获得高产丰收，人均有粮超
千斤，已经向中央、向毛主席报了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现在要交粮了，决不能打退堂鼓，我们在完成征购任务中也要“大放卫星”。 接着提出
了“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 的总方针，强调“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可以说在毛布置
反瞒产之前，河南就己经行动了。
吴芝圃采取先由各地、县自报购购数量、再由省里审定的方式，但自报的基数就是前段各地吹牛、虚报的产量。有的县委书记此时感到责任重大，不肯按虚报
产量领任务，结果被揪出残酷打击。平舆县委书记曹明就被当作当作反面典型被斗得“死去活来”， 最后仍不得不按虚报产量领了任务。其他人壹看这形势
，只好跟着虚报产量领任务了。这些地、县领导们“过关”了，可他们治下的子民就要進“鬼门关” 了。
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公社的所在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在高压下领回了九千万斤的征购任务，而去年该县实际只上交八百万斤。
同去的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壹听吓了壹跳，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呢？”蔡说：“过了这壹关再说。”就是蔡书记的这壹句话，夺去了遂平数以万
计人民的生命。
在毛的“反瞒产”之前，征购粮食主要靠传统的思想动员，叫农民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卖“爱国粮”。而今年这些方法有点不管用了，因为粮食产量虚、
浪费大，任务特别重，农民盘算过后，认为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余粮可交了。因而河南全省粮食征购進度普遍缓慢。
毛的通知下达后，吴芝圃更有依仗了，各级党政干部也领会了毛通知的“精神实质”，纷纷采取了非常手段，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看看嵖岈山公社是如何落实毛的通知的。公社先召开全社大队长、小队长和会计会议，到会54人（疑只是壹部分—笔者），公社书记陈炳寅亲自主持会议。
先念文件，重点强调要对瞒产农民作坚决的“教育”。稍作动员之后，便是各队自报“购粮”数字了。会议立即陷入可怕的沈默，与会者都在心里默念：如何
能“混过”这壹关？大家还想看看上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 “教育”方法？以便随机应对。
可是，这壹关是混不过去的！陈炳寅和公社干部明白，来开会之前，这些农民的“当家人”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互相统壹了口径，订好了攻守同盟，并
且把粮食藏了起来。因此，首先必须打破这种同盟，使他们露出破绽，突破壹点，对方的阵营就会全面崩溃。然后乘胜追击。
公社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宣布队长和会计分开会，各進壹室，然后由公社干部逐壹“过堂审问”。审问的“黑屋”如同过去皇帝时代的县太爷审案，两
边站立着荷枪实弹、凶神恶煞似的武装民兵，还摆有棍棒绳索等刑具，加上关门、闭窗，又是夜晚，壹种阴森恐怖之气扑面而来。
六连连长（即第六大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种阵势，壹進屋被吓得尿了壹裤裆，还没有進行“教育”，立即招认了藏粮了600斤谷子。算是打开了突破口。
专审会计的会堂，也旗开得胜。壹连的会计包根壹進入会场，已吓得牙齿打战，咯咯作响，公社干部壹眼看中，将他作为突破对象。但包根起初还是企图“抵
赖”，他被叫到会堂中央，壹群人围过来拳打脚踢对他進行“教育”，包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等他反应过来，这些人扑过去把他拉起来，不容分说，
又是壹顿拳脚。包壹面喊“我坦白”壹面求饶。包不是顽固分子，不堪壹击。据说对付顽固分子的办法是采取车轮战术，壹拨人打累了，换上另壹拨“生力军
”上阵，但是受审人不得休息和睡觉。就这样轮番“教育”，直到受审者皮开肉绽，肉体、精神双崩溃“招认”为止。这叫“熬鹰”。
包根没待到“熬鹰”就招认了他与生产队长朱遂平共同藏粮500斤的经过和地点，于是对包的“教育”暂停。这可苦了朱遂平。这时朱队长正在队长的屋子里
硬扛着不招认，主审官也正愁拿他没办法，待到包会计的供词壹到，壹宣布，他被立即推到屋中央，不容分说壹场暴打。朱倒地后心里壹面骂包根“软骨头”
！壹面盘算著怎样顽抗。但不容他多想，又被人揪著头发拉起来，这时有人搬来壹条凳子，让朱上去后再擡起壹只脚，叫“金鸡独立”，他摇摇晃晃还没站好
，凳子被人壹脚踢走，朱遂平摔了下来，壹群人围过去拳脚并用，狠狠地又给他壹次“教育”。 如是者再。但倔强的朱队长仍不招认。于是打手们找来细麻
绳，将他捆个结结实实，细绳勒進肉里，把他吊在院子的树上。片刻功夫，朱遂平满头满脸都是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只听他突然大声喊：“放了我吧，我
说，我全说”。再晚壹步，朱遂平可能就完了。
朱遂平是典型教育的突破口，在场的队长都已吓得魂飞魄散，谁还敢硬扛？
除了这硬的壹手，公社又想出了软的壹手，就是鼓励互相‘检举揭发’，‘揭发者’ 可获得挖出藏粮的壹半的“奖励”。这个“重奖”确实有诱惑力。三连
连长贾守业本是个老实人，在上级的软硬兼施下，他已把队里的粮食全部上交了国家，如今全队200多口人已经断粮，社员们吃糠、挖野菜，甚至剥树皮煮吃
，看着已经朝不保夕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是那些饿得哭爹叫娘的孩子和在床上等死的老人，贾守业心如刀割，他恨自己太老实，不会藏粮，如今铸成大错，有
什么办法救乡亲们于水火呢？贾守业狠下心，决心采取最遭人唾骂、不耻的办法：检举。他揭发二排长赵德文藏了2800斤红薯，希望能获得1400斤红薯奖励去
救本队乡亲们的命。壹个本来善良的人被逼采取了如此卑劣的“自救”方法，这是何等的可悲、无奈，又是何等的残忍！
公社干部立即找赵德文谈话，要他交出藏粮。赵装得若无其事，甚至指天发誓地否认。当公社干部准确说出他藏红薯的数量、地点后，赵才得知被人“卖了”
，他壹下子瘫倒在地。清醒过来后。他大叫着“日他奶奶，我也揭发……”他揭发了刘耀西，刘耀西则哭喊著揭发了李春华，这些鹬蚌们互相撕咬的结果，使
“渔人”们又完成了壹些征购任务。不过，好些嵖岈山公社的社员们可要提早去了阎罗王那儿报到了。
但即使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嵖岈山公社的征购任务仍然无法完成。公社干部总结经验，认定互相举报法最为有效。但不久这个办法也失灵了，因为“揭发”
的藏粮数量太少，对巨大的征购任务不啻杯水车薪，于是公社提出要“抓大鱼”。可大鱼在哪里呢？这时却有人自愿上钩。第壹个跳出来的“大鱼”是壹连的
党支书陈世俊，陈已被点名，眼看就要大难临头，他心壹横，自报藏粮2万1千斤粮食，成了先進典型；其余大队小队干部都学他动辄“坦白”藏粮1万、几万
斤，其中夺得“藏粮冠军”的是钟清同、钟德江，二人交待共同“在刘庄的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壹直挖到后山，共藏了小麦20万斤，稻谷30万斤”。
此数壹报出，令公社干部吓壹大跳，惊喜莫名！
可遗憾的是，当公社干部按照这些人“坦白”交待的藏粮地点去挖粮时，竟然壹两粮食都没有发现。原来，这些农民被逼无奈，也学着公社干部在大跃進中的
吹牛扯谎法子了，结果反瞒产变成了壹场混乱的笑谈。再抓他们来吊打、逼供，也毫无用处了，正所谓粮食没有了，只有贱命壹条。
公社干部终于黔驴技穷了。他们最终居然想出将这种虚构的“藏粮”也当做“反瞒产”的战果上报县委、县委亦依样划葫芦往上报，算是完成了“任务”。
但是，共产党的智慧终究比农民高明，他们还有更高明的办法。有些地方吸取了事后反瞒产失败的教训，发明了“事前抢粮法”，就是趁秋粮尚未收割之前动
手，在田地里就把粮食“弄到手”了，名之曰“四就征购法”：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 至于面对－片“白茫茫大地”的农民怎
么活下去，则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这个方法被推广后，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农民抢割，在稻、麦尚未完全成熟前就抢先收割進仓。
次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在各省汇报粮食工作情况时，河南（还有其他几个省）都汇报了这个“事前抢粮法”，得到毛泽东的高度
赞许。他当即指示：“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壹个教训。”
1958年的征购粮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毛皇可不是总能退让的，1959年可就没有这样的便宜了。据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的回忆：
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嵖岈山公社所属之村庄）群众的壹封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3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有
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壹口气，妳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壹惊，摇摇晃晃走出医院……就壹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天
已经灰白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屋，壹推门，见当门处出坐了壹个妇女，脸肿得像小盆子壹样吓人，眼睛肿得成壹条缝，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
，饿得很。再壹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都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火棍。床头还有壹个老头，剩下壹口气。我（们）又走進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
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上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我们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的小孩活蹦乱跳的哩……又继续往前走，先到酒流村
，壹打听，村里死了39口人。又走到小岗村，壹问村里死了10口。又走到壹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赶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
，苗庄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人急急忙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女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安排社员生活去了，我问她安
排得咋样，她说有吃有喝，壹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们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均为县委人员）
壹直奔苗庄……找到了队长家，队长叫苗长贵，49岁，他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妳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
来。我壹问，村上百十口，已经死了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土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壹下子就要征购十万斤，村里连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
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上见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之十八）
这段记述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惨况，就用不着笔者分析了。娄本耀总算是个还有点良心的人，可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搞
人民公社，会落得今天这种下场。
嵖岈山公社社员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有些县的情况比他们更悲惨。以下是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反瞒产之壹幕：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遭遇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 斤，总产1191 万斤。公社党委上报亩产626 斤，总产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 万斤。
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公社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壹空，实际征购入库1039 万斤。槐店公社书记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
死人归罪于富裕中农進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全社开展反瞒产斗争持续达8 个月之久。其中六、七十天内农民粒米
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没有具体数字）死亡。
光山县也如此。在反瞒产私分的前期，全县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干部被撤职的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更为严酷，打死人现象触目惊心。河南
省委党校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了《信阳事件》（未刊稿），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
1959 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壹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進大米、黄豆，壹边捅壹边
骂：要叫妳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 岁两个小孩很快饿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 天内先后死亡，家
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两人遭毒打致死，留下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 天后死亡。徐壹家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湾小队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队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说成瞧不起大队干部，被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
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 次，直至当场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
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陈湾小队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死亡。
据后来调查，槐店公社反瞒产总的战绩是：全社原有8027户，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总人口33%，其中死绝780户。被拷打用刑
3528人，其中当场打死558人，打后死去的636人。自残141人，被逼自杀死亡14人。余为饿死病而死。
（以上转录自《墓碑》第21、22、23页）
信阳地区是那场大饥荒的重灾区，也是唯壹被爆光、被处理的地区，史称“信阳事件”。正是由于信阳事件的内部爆光，才为这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留下了壹
些具体、真实的记彔和数据，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那场大跃進的令人发指的罪恶真相。（详见本篇《大跃進死人回眸》壹章）
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壹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说：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驱车回地委，沿途看见倒毙路旁的死人、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拦车
要求放粮救命的群众，壹概视而不见，开足马力扬长而去。
毛泽东就是靠着这帮恶狗、这邦披着人皮的野兽，推行着他的残暴的、全无人性的“大跃進” 运动。稍微有点人性，尚存壹点良心的干部都被冠以“右倾”
、“白旗”给“拔掉”了，轻者撤职、降级，重者投入监牢，与被统治者陷入同样的悲惨境地。
后来毛在讲到大跃進和三面红旗时，反复强调其总体上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伟大成绩”云云。面对某些批评和党内不同声音、不得不作出回应时，则轻描
淡写地说：运动中的 “错误就那么壹点点，有什么了不得！”与成绩相比，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
1960年下半年，所谓的大跃進实际上以惨败收场，面对白骨盈野、“十里无鸡鸣”的农村大地，尚有人性的党内人士无不痛心，急于改弦易辙，救民于水火。
毛这时不得不 “退居二线”。然而他心有不甘，过不了两年，又重新夺回权力，祭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魔棒，策划新的反攻倒算。1962年12月，毛以极
其愤怒、阴暗的心理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声：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是啊，只不过死了几千万“苍蝇”而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想瞎嚷嚷，且待本皇来再次收拾妳们吧。
现在轮到看这枚硬币的背面了。令人惊诧的是，这背面的却写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地狱之门。
1958年7月下旬，当各种农业生产卫星相继炫丽绽放之时，毛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称：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来。”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霎那间，这句“名言”便传遍了全国，成了当年最响亮是口号之壹，被刷写在全国城乡直至偏远山区农家的墙上。
接着，毛共中央向有关科学家下达“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研究课题。
但也就几乎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里享受“天堂”生活的社员们却真正坠入了黑暗深渊，落到了货真价实的地狱。
壹、在表面的背后
值得指出、也是令人不解的壹个问题是：当年那些吓人的高产卫星，是怎样骗过素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毛泽东的“法眼”的？毛不是亲自考察、亲眼所见、深信
不疑的吗？可见，强中更有强中手，毛的骗术其实并不是最高明的，他被他那些乡、社小干部的魔术轻易就骗得喜笑颜开，几乎成了傻瓜白癡。
就拿他出巡的第壹站，后来成了全国的样板的河北徐水县来说，那令毛泽东心摇神迷的“山药山”、“棉花树”，其实那骗局并不太高明，“山药山”除了表
面是真正的‘肥料’，里面全是土疙瘩；而棉花树则是人工接嫁的，所有这些都是毛到来之前连夜搞出来的。可是伟大领袖真的被“迷”住了。
当然，张国忠书记（后来又变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主任）能骗住毛泽东，也不能说没有下壹点功夫、施壹点手腕。他在要求徐水人民放高产卫星时也确实发了狠
劲，如他下令每亩山药必须种植壹万五千株以上，不达标者严惩不贷。有的群众和基层干部无法做到也不愿意这样胡闹，便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应付：在田边
地头易见处密植，在中间按正常标准种植。哪知这张大人却亲自带领壹群人来检查，结果被当场发觉。5个小队长被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在喝骂、拳
打、脚踢，饱受尽皮肉之苦后，送去监狱劳改。壹个姓高的小队长，经受不起折磨，劳改3个月就死去了。为了使自己弄虚作假不被人揭发，张在1958年8月（
毛离开之后）和十月，在全县发起了两次捕人大高潮，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任务。并指示在全县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张亲自巡廻检查捕人运动
的落实情况，在漕河公社，张国忠主持现场大会，壹次逮捕358人。张这样做公开说是为了打击懒汉和破坏分子，“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际上谁都知
道，就是为了“封口”， 镇慑那些试图检举揭发他弄虚作假的“刁民”。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在被折磨中死去。
毛泽东离开徐水县之后第二天，刘少奇就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县，帮助县委搞共产主义试点。
张国忠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们要壹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
“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房屋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共有的，这就叫共产。”
“共产共产，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
于是说干就干。如前面讲的，张对全县人民实行供给制，取消工资和记工分，给全县人民统壹发津贴和生活用品。11月，县里筹得了550万元，完成了第壹次
“共产主义供给制”。12月，却只筹得90万元，但共产主义不能丢，怎么办？张下令将国营商业的流动资金700万元挪用来发第二次共产主义津贴和实物，实
际上是将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共产”了。可是下－个月怎么办呢……
徐水县当时实际上是个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30元、年人均收入60元、粮食亩产仅200多斤的穷县，就这么个家底，温饱还远未能解决，张国忠却要“壹步
登天”進入共产主义。无怪苏联记者回去后告诉赫鲁晓夫说中国是“喝大锅清水汤”的共产主义。
刚刚搞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在当地被称为土皇帝、言出法随、说壹不二的张书记这时也点金无术、“上天”无门，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夭折
了。
但是，这壹切只是灾难的开始。
灾难首先从人人都离不开的、生命的第壹件大事：吃饭开始。
各种高产卫星是否真能“蒙住”毛泽东的眼睛我们不得而知，但老奸巨猾的毛却有壹条制胜之道，那就是要按下面上报的产量制定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与
这个任务相伴随的是冷酷旡情的铁腕、铁血，于是霎那间，神州大地陷入腥风血雨，血肉横飞的抢粮大战之中。现在我们从总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看看这
场灾难的由来和惨状。
10月，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向毛报告，1958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超过壹万亿斤。而1957年的粮食总产是3700亿斤，这就意味着当年粮食增产1·78倍。后来，在当
年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壹些大员感到“谭老板”的喜报可能有水份，于是壹压再压，最后“留有余地”，宣布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
，棉花6700万担。1958—1959年粮食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及用粮计划便按此数安排。
然而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后来核实的数字大概是：当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壹说3900亿斤），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这就是说，粮食谎报至少少3500亿斤
，按5亿农民计算，男女老少每人要凭空“变”出700斤粮食来，才能完成毛泽东的征购任务和用粮计划。这就是后来饿死、逼死、打死上千万人的大惨剧的根
源。
除了这个总的原因外，公社的公共食堂也成了后来缺粮和死人的帮凶。由于毛对粮食产量的乐观，也为了展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到食堂来，他宣称
吃饭不要钱，号召全体农民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知道吃饭不要钱，也就当仁不让，开展吃饭比赛，浪费也就成了壹道不可避免的风景线。有的地方把
原来计划6个月的用粮3个月就吃掉了。据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估算，1958年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约有1750万吨，占当年农村（返销）供应粮食
量的11%。
还有比食堂浪费更重要、更可怕的原因，那就是后来被称为“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虽然各地被毛泽东逼迫或引诱而谎报的粮食高产数字根本不可信，但1958
年总的说是风调雨顺的壹年，粮食总的来说是丰产的，可惜的是，后来毛又下达了更加紧急、压倒壹切的大炼钢铁任务，致使到了粮食收获季节，各个公社的
主要劳动力都被抽去搞炼钢铁的“人民战争”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妇女留守农业，于是，眼睁睁看着即将到口的稻谷被沤烂在田里却无力去收割。这就是后
来彭德怀回到家乡搞调查时，他的父老乡亲要求彭代为向“毛皇上”反映的那首“民谣”所说的“谷满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中说的情况。
其中最严重、损失最大的要数在大跃進中处处冲在前面的河南省，1958年秋收，据说约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
谎言虚报、浪费、糟蹋粮食加在壹起，中国的大饥荒就在劫难逃了！
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形成起到了“第壹”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公共食堂本身命运的变迁，也成了大跃進和人民公社的壹个缩影。这个被毛泽东吹嘘为“共产主
义象征”的新生事物，到底给5亿农民带来了什么呢？还是看看当时壹些领导干部的亲自记录吧，他们是当权者，不可能帮农民说话诋毁政府。
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壹书记胡开明去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壹个十几岁的孩子抱着壹个瓦罐吃力地在山坡上走，他截住壹看，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
说，“爹娘和妹妹都病在家里走不动了，这是给他们领的饭。”胡问：“妳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
铁了。”胡开明无语，只能目送抱着瓦罐孩子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风中。
1960年，新任云南省委第壹书记阎红彦到澜沦江山区工作，看见壹个老太婆在风雨中挎着篮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干什么呢？原来是来食堂领“饭”吃。她
家距小队食堂十五华里，每天全花在跑食堂领两顿“饭”上。这还不算最远的，最远的有30华里。阎找到县委书记，认为这样的食堂“不能办就散”。但县委
书记却不敢照办，他怕将来算他的“走资本主义”的账。所以依旧叫他的子民仍然每天翻山越岭来食堂领两顿糠菜粥喝。可以想象，这每餐壹碗糠菜糊糊产生
的卡路里，是顶不上路上的消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维持生存之物的来源，食堂成了唯壹能获得壹份 “救命”之物的地方，不来
咋办？
于是有人干脆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壹起，没有隐私，形同壹群动物。为了活命，顾不得了。
毛的秘书田家英奉毛之命回家乡调查粮食情况，他来到外祖父的家四川新繁县崇义桥，凭着乡情、亲情，很快揭穿了本大队水稻亩产2万斤的神话，大队长告
诉了他实话：亩产只有650斤。
田的工作组来到食堂观察，农民每人每顿可领得壹碗粥喝。壹位陈姓老大娘来打饭，颤巍巍地走出食堂，不料壹脚踩空跌倒在台阶上，全家壹顿“饭”洒满了
壹地，老大娘放声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她说：“不要紧，再打壹盆就是了。”老大娘边哭边诉：“另外打？咋个能另外打呀？——”田掏出
身上的五斤粮票给他，要大娘去食堂称米。陈大娘感激不尽，千恩万谢，结果她称的是连麸面，为的是能多熬几碗粥，多活几天命。
但是食堂的问题只是“枝”，是表面，不是“根源”，根源是由于虚报粮食产量交了过头粮，所剩无几了。这个虚报的粮食产量是怎样产生的呢？请看看登在
报上的卫星是如何出笼的：
河南信阳鸡公山公社决定要放水稻卫星。8月中旬，水稻基本成熟，公社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卫星。先是宣布“纪律”，统壹口径：全社人民对放出
的“卫星”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许任何人背后议论，违者以反革命论处。其次是确定卫星的标准，根据当时的形势，原则上不得低于亩产4.5万斤。至于具体
的“放法”，要听从公社党委指挥，任何人不得说三道四。作出决定后，逐级向大队、小队干部和所有社员传达，让每个人保证绝对遵守，特别强调不该问的
绝对不问，不该讲说的绝对不讲，否则后果自负。在做足了这壹切准备之后，8月28日清晨6时，参加收割的社员在统壹指挥下开镰收割了。30日下午，6亩6分
3厘高产试验田以及周围430亩非试验田的水稻收割完毕，然后突击打场，统壹过秤。过秤结果共计打得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6亩6分3厘试验田加上430亩
非试验田的总产量，但鸡公山公社党委认定它只是6亩6分3厘卫星的产量，于是宣布亩产48925斤（324375.5÷6.63）。壹个高产卫星出笼了。消息由公社党委
向县委“报喜”，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有关部门。最后这－消息在省和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算是得到确认，记录在案。
这种拙劣的集体造假、指鹿为马的玩意本来是极容易戮穿的。可造假者有预防之法，他们学习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对多嘴者、不服者实行铁
腕镇压！后来，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上百万人事件发生后，陶铸、王任重曾前往调查，得知了壹些“卫星”后面的真相。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放亩产7320
斤小麦的卫星，受打击的有壹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王任重大人在这里还表现出壹点良心，但是，在他治下的湖北
也在大放卫星，麻城县就放出了更大的卫星，难道背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只能是程度不同罢了。）
（以上均摘取于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之十八：共产主义地狱。））
河南鸡公山公社这种造假的方式很原始、很拙劣，经不起当场验收。后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卫星之冠”时，手段就更高明多
了，“技术”也更复杂了。有鉴于这壹“史无前例”的大骗局，有必要简单揭露之，以为后人、为历史留下前车之鉴。
广西环江县这个“特大卫星”出炉较晚，9月初，《人民日报》已经报道了湖北麻城亩产稻谷5万余斤、广东埔县亩产水稻6万余斤特大卫星的消息。壹心想夺
取全国水稻高产冠军的广西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还是此人，又指示他的下属在鹿寨县放了壹个日产生铁20万吨的全国钢铁“最大卫星”，贺堪称“卫星王”
了。）决心壹鸣惊人。他选中了他治下的环江县城关区红旗公社作为全国夺冠的“卫星社”。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这时正在地委开会，贺将这壹意图及基本做法
与洪华進行了沟通，并激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奖给壹辆小汽车。”
得到贺书记这般殷切关怀和鼓励后，洪华立即以电话通知县里相关领导，要他们赶紧与红旗公社的领导商量具体落实的办法。
经研究，他们决定采取的办法叫“并蔸移植高产试验”。具体做法是：选定原来就作为高产试验田的壹块1亩1分3厘的稻田，先把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去，再犁
耙、深耕后堆上成千上万担肥料于田中，再将各队生长最好的、已成熟的壹百多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1亩1分3厘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密植的程度
达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不会掉下来。这壹切工作，由于发动群众日夜连续苦干，只两天便完成了。
在并蔸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采取以木作桩，附以竹片拦腰护卫，并用木棍从四面顶住的办法，解决了禾苗倒伏的问题。又用鼓风机日夜鼓风解
决了禾苗不透风的问题。人们还在田头安营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日夜不停护理、巡视，保证不出意外。
壹切准备就绪之后，环江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即将要放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要求上级党委派人当场检查验收。同时，还向地区、自
治区有关部门、各新闻单位、电影制片厂以及各兄弟县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共同观摩并见证全国最大水稻卫星“升天”的壮举。
9月9日上午，各路验收和参观大军6000余人聚集到了试验田边，几位自治区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试了试这块田禾苗的密度（后来见报有四个年轻女子连排
坐在禾苗之上，大概就摄于此时）。10时40分，红旗公社城关大队支书壹声令下，496名参加收割的社员立即投入“战斗”，所有参战社员按照事先的分工分
别進行收割、运禾、脱粒、运输。
验收是最关键的壹环，被安排得很微妙。在谷仓外有四台磅秤负责过磅收割来的稻谷，每过壹次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负责挑运新谷的社员，先要挑到大街
上“游行”壹圈，然后再挑去过磅。这样，在挑谷游行的过程中，壹大群事先“埋伏” 好的群众奉命从别的谷仓中挑谷出来，混進试验田运谷的队伍中，壹
并来过磅验收。在乱哄哄的过磅现场，有的过磅后谷子并未倒入仓库，挑谷者转了壹圈又重新挑去过磅。据称这叫“团团转”过秤法。如此折腾了10多个小时
，才正式报出“卫星田”的亩产：130434斤10两4钱（16两秤）。精确到“钱”，这也是其它卫星所没有的。报告还称经过省、地、县三级领导的现场监督和
严格的把关云云。
就这样，壹项空前的水稻亩产纪录诞生了！壹时间，锣鼓喧天，欢声动地，人们，上至自治区领导，下至社员群众，纷纷为这个巨型卫星“上天”而热烈欢呼
！欢庆！
第二天，柳州地区的《跃進日报》以通栏套红标题报道了这壹“特大喜讯”，并配发了四个女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9月12日，《广西日报》以头版整版报道
了这壹喜讯以及环江县另壹个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1万7千多斤的长篇通讯。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却迟迟不见报，后来据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去催问人民日报的领导，《人民日报》终于在9月18
日以300多字的编幅报道了这壹特大卫星。
于是，全国第壹水稻高产卫星完满收官。环江县成了闻名中外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勋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领回红旗、奖状的
那天，县城人民倾城而出夹道迎接，在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洪华被人们从街头壹直擡到县委大院。
为了将牛皮吹得更完满，县委上报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3.3亿斤，比实际产量的1.05亿斤超出两倍多！洪华们尝到了造假吹牛的甜头，满以为这壹回也会
得到奖赏，哪知，上级据此给环江县下达了0.71亿斤的征粮任务。洪华们吓了壹跳，有苦难言；环江的老百姓就更惨了！为了完成这壹征购任务，农民被迫卖
出了大部分口粮，到第二年（1959年）开春，农民便陆续断粮，到三、四月开始大批饿死人，据后来官方公布1959年这个“红旗县”、“高产冠军县”，饿死
22685人（据知情者估计，实际饿死人数在4—5万人左右）。这就是“亩产13万斤”带给环江人民的真正“回报”。
除了“吃”的问题，“住”是公社带给社员的第二大灾难。本来，中国农民虽然住的不太好，但居有其屋能遮风挡雨，还算平安。但是，公社成立之后立即就
掀起了壹股拆屋风，因为根据公社“章程” 的规定，社员的住房归公社所有，公社要拆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具体点说，公社要拆房的理由有二：壹是原来
农民的房子太破旧，又分散，不雅观，有碍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所以要推到重来，建设统壹的“共产主义新村”。如徐水县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之后，
张国忠就下令：全县所有土房和破旧砖房，壹律在10底前拆完。结果拆了三万二千多间旧房。同时，他请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设计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
拆屋的另壹个理由，是据说有人发现了老屋旧房的土墙是上好的肥料，如果是茅草房，茅草可以用来沤水肥，效果更佳。于是掀起了拆旧土房、茅房作肥料、
夺高产的热潮。刘少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拆掉旧房15万余间。
谁知，等到把社员的住房拆了，才发现建“共产主义新村” 的资金、材料都没有着落。于是，共产主义新村成了图纸、划饼。徐水县后来只建了300套外表漂
亮、内部质量很差的新村，除了安排少数特权者入住之外，数以万计的拆迁家庭成了流离失所的人造“难民”， 官方则任其啼饥号寒在生死线上挣扎。下面
是记录在案的当年－些的情况：
安徽凤阳县小溪河公社有7 个大队的25 个村庄被拆除。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 个村庄并为壹个，男、女、老、少分开在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 个村庄，
1960 年6 月，在半天之内并成6 个庄子，上级命令党员不拆屋开除党籍，团员不拆屋开除团籍，社员不拆不给饭吃，所以半天就完成了任务。严重的问题是
，说是拆旧房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并没有建，社员于是无家可归，全都成了“难民”。有14 户“难民”40 余人住在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
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不准出去，在三间房内解决。1958年底风阳全县共有房子224143 间，两年中共拆掉、倒塌39555 间(其中倒塌25266 间，
拆掉13400间)，占总房17.7％。全县有29 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样，到处找避难所，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
流离失所。即使安排住屋，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壹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壹提起并庄子的事就哭。
（以上摘自《墓碑》第120、121页）
河南信阳地区也大搞拆屋并村，如息县1959年上半年共有5489个村，到1960年4月只剩下4805个，639个村庄人为拆毁、消失了。
除拆屋之外，还有壹个让农民更加痛苦的事，就是消灭家庭。据说，搞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 因为家庭是私有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从
根本上剷除私有制。可能毛考虑到要消灭自人类進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形成的家庭不太容易，决定先试点。这回毛叫他的理论助手，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伯达出面来宣讲和试验。陈伯达到山西搞试点，向农村干部动员，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革命就
得革掉儿女情长，壹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進托儿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壹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壹些先行者闻风而动。山西阳城县就把各家各户分男女搬到大屋子分开去住，还规定以后不准再提“家庭”二字，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叫做“小组”，大家都是
平等的“小组成员”。“家庭”这个共产主义的“绊脚石”被搬掉了。
但不知为什么，这场伟大的“革家庭的命”无果而终，也没有在全国推开，算是毛泽东的撼事之壹。十几年后，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把毛主义的“消
灭家庭”、“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商品和货币”等都在“红色高棉”变成了现实，毛对来到北京朝觐的波尔布特由衷地赞叹道：“妳们做到了我们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消灭家庭壹亊。
消灭家庭壹亊算是毛让步了。但是，对于更具实际意义的粮食征购任务，毛决心不再迁就和让步。
二、导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虚报产量基础上的反瞒产
当中国的粮食卫星上天之时，毛泽东曾经多次放出豪言壮语，如在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会议上，毛放言：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壹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赫鲁晓夫到北京，毛故意问他：粮食多了怎么处理？
牛皮己经吹出去了，复水难收。现在岂能不兑现？
其实，老奸巨滑的毛还是留了余地地的，他宣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七千五百亿斤，而不是主管农业的谭震林汇报的壹万零五百亿斤。购粮征购任务定为壹
千二百亿斤。毛以为这种打了折扣的任务壹定能完成。（可实际上当年粮食总产不足四千亿斤！）
但是，从夏粮食征购工作开始就不顺利，由于农民的抵制，各地的征购粮進展缓慢，计划上调的粮食迟迟调不上来。壹些地方干部有些束手无策。毛泽东有些
着急了。这时，广东的陶铸创造了“反瞒产”经验。1958年11月，陶铸派他的副手赵紫阳到雷南县反瞒产，“反” 出了7000万斤粮食，赵给省委写了壹个报
告。陶铸把转它报给中央。陶铸本人也写了篇大谈“反瞒产” 的必要性和经验的文章，壹并寄给毛。这时的毛正在为完不成征购指标优心忡仲，壹见这份报
告，圣心大悦！毛让陶铸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最显著位置登出。与此同时，在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下达了《开展反瞒产运动的通知》。通
知认定粮食征购工作碰到困难是农民“瞒产私分” 所致。文件气势汹汹要求要对农民進行壹场“坚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壹场大规模的“
死人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河南的情况比较典型。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是毛的爱将，在大跃進中总是冲在前面。可是到了粮食征购时他也碰到了困难，但是应该说这个吴书记是尽了
全力的。还在毛开展“反瞒产” 之前，吴就采取有力措施来推進粮食征购工作，在1958年全省秋粮征购会议上，吴强调说，河南获得高产丰收，人均有粮超
千斤，已经向中央、向毛主席报了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现在要交粮了，决不能打退堂鼓，我们在完成征购任务中也要“大放卫星”。 接着提出
了“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 的总方针，强调“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可以说在毛布置
反瞒产之前，河南就己经行动了。
吴芝圃采取先由各地、县自报购购数量、再由省里审定的方式，但自报的基数就是前段各地吹牛、虚报的产量。有的县委书记此时感到责任重大，不肯按虚报
产量领任务，结果被揪出残酷打击。平舆县委书记曹明就被当作当作反面典型被斗得“死去活来”， 最后仍不得不按虚报产量领了任务。其他人壹看这形势
，只好跟着虚报产量领任务了。这些地、县领导们“过关”了，可他们治下的子民就要進“鬼门关” 了。
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公社的所在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在高压下领回了九千万斤的征购任务，而去年该县实际只上交八百万斤。
同去的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壹听吓了壹跳，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呢？”蔡说：“过了这壹关再说。”就是蔡书记的这壹句话，夺去了遂平数以万
计人民的生命。
在毛的“反瞒产”之前，征购粮食主要靠传统的思想动员，叫农民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卖“爱国粮”。而今年这些方法有点不管用了，因为粮食产量虚、
浪费大，任务特别重，农民盘算过后，认为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余粮可交了。因而河南全省粮食征购進度普遍缓慢。
毛的通知下达后，吴芝圃更有依仗了，各级党政干部也领会了毛通知的“精神实质”，纷纷采取了非常手段，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看看嵖岈山公社是如何落实毛的通知的。公社先召开全社大队长、小队长和会计会议，到会54人（疑只是壹部分—笔者），公社书记陈炳寅亲自主持会议。
先念文件，重点强调要对瞒产农民作坚决的“教育”。稍作动员之后，便是各队自报“购粮”数字了。会议立即陷入可怕的沈默，与会者都在心里默念：如何
能“混过”这壹关？大家还想看看上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 “教育”方法？以便随机应对。
可是，这壹关是混不过去的！陈炳寅和公社干部明白，来开会之前，这些农民的“当家人”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互相统壹了口径，订好了攻守同盟，并
且把粮食藏了起来。因此，首先必须打破这种同盟，使他们露出破绽，突破壹点，对方的阵营就会全面崩溃。然后乘胜追击。
公社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宣布队长和会计分开会，各進壹室，然后由公社干部逐壹“过堂审问”。审问的“黑屋”如同过去皇帝时代的县太爷审案，两
边站立着荷枪实弹、凶神恶煞似的武装民兵，还摆有棍棒绳索等刑具，加上关门、闭窗，又是夜晚，壹种阴森恐怖之气扑面而来。
六连连长（即第六大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种阵势，壹進屋被吓得尿了壹裤裆，还没有進行“教育”，立即招认了藏粮了600斤谷子。算是打开了突破口。
专审会计的会堂，也旗开得胜。壹连的会计包根壹進入会场，已吓得牙齿打战，咯咯作响，公社干部壹眼看中，将他作为突破对象。但包根起初还是企图“抵
赖”，他被叫到会堂中央，壹群人围过来拳打脚踢对他進行“教育”，包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等他反应过来，这些人扑过去把他拉起来，不容分说，
又是壹顿拳脚。包壹面喊“我坦白”壹面求饶。包不是顽固分子，不堪壹击。据说对付顽固分子的办法是采取车轮战术，壹拨人打累了，换上另壹拨“生力军
”上阵，但是受审人不得休息和睡觉。就这样轮番“教育”，直到受审者皮开肉绽，肉体、精神双崩溃“招认”为止。这叫“熬鹰”。
包根没待到“熬鹰”就招认了他与生产队长朱遂平共同藏粮500斤的经过和地点，于是对包的“教育”暂停。这可苦了朱遂平。这时朱队长正在队长的屋子里
硬扛着不招认，主审官也正愁拿他没办法，待到包会计的供词壹到，壹宣布，他被立即推到屋中央，不容分说壹场暴打。朱倒地后心里壹面骂包根“软骨头”
！壹面盘算著怎样顽抗。但不容他多想，又被人揪著头发拉起来，这时有人搬来壹条凳子，让朱上去后再擡起壹只脚，叫“金鸡独立”，他摇摇晃晃还没站好
，凳子被人壹脚踢走，朱遂平摔了下来，壹群人围过去拳脚并用，狠狠地又给他壹次“教育”。 如是者再。但倔强的朱队长仍不招认。于是打手们找来细麻
绳，将他捆个结结实实，细绳勒進肉里，把他吊在院子的树上。片刻功夫，朱遂平满头满脸都是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只听他突然大声喊：“放了我吧，我
说，我全说”。再晚壹步，朱遂平可能就完了。
朱遂平是典型教育的突破口，在场的队长都已吓得魂飞魄散，谁还敢硬扛？
除了这硬的壹手，公社又想出了软的壹手，就是鼓励互相‘检举揭发’，‘揭发者’ 可获得挖出藏粮的壹半的“奖励”。这个“重奖”确实有诱惑力。三连
连长贾守业本是个老实人，在上级的软硬兼施下，他已把队里的粮食全部上交了国家，如今全队200多口人已经断粮，社员们吃糠、挖野菜，甚至剥树皮煮吃
，看着已经朝不保夕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是那些饿得哭爹叫娘的孩子和在床上等死的老人，贾守业心如刀割，他恨自己太老实，不会藏粮，如今铸成大错，有
什么办法救乡亲们于水火呢？贾守业狠下心，决心采取最遭人唾骂、不耻的办法：检举。他揭发二排长赵德文藏了2800斤红薯，希望能获得1400斤红薯奖励去
救本队乡亲们的命。壹个本来善良的人被逼采取了如此卑劣的“自救”方法，这是何等的可悲、无奈，又是何等的残忍！
公社干部立即找赵德文谈话，要他交出藏粮。赵装得若无其事，甚至指天发誓地否认。当公社干部准确说出他藏红薯的数量、地点后，赵才得知被人“卖了”
，他壹下子瘫倒在地。清醒过来后。他大叫着“日他奶奶，我也揭发……”他揭发了刘耀西，刘耀西则哭喊著揭发了李春华，这些鹬蚌们互相撕咬的结果，使
“渔人”们又完成了壹些征购任务。不过，好些嵖岈山公社的社员们可要提早去了阎罗王那儿报到了。
但即使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嵖岈山公社的征购任务仍然无法完成。公社干部总结经验，认定互相举报法最为有效。但不久这个办法也失灵了，因为“揭发”
的藏粮数量太少，对巨大的征购任务不啻杯水车薪，于是公社提出要“抓大鱼”。可大鱼在哪里呢？这时却有人自愿上钩。第壹个跳出来的“大鱼”是壹连的
党支书陈世俊，陈已被点名，眼看就要大难临头，他心壹横，自报藏粮2万1千斤粮食，成了先進典型；其余大队小队干部都学他动辄“坦白”藏粮1万、几万
斤，其中夺得“藏粮冠军”的是钟清同、钟德江，二人交待共同“在刘庄的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壹直挖到后山，共藏了小麦20万斤，稻谷30万斤”。
此数壹报出，令公社干部吓壹大跳，惊喜莫名！
可遗憾的是，当公社干部按照这些人“坦白”交待的藏粮地点去挖粮时，竟然壹两粮食都没有发现。原来，这些农民被逼无奈，也学着公社干部在大跃進中的
吹牛扯谎法子了，结果反瞒产变成了壹场混乱的笑谈。再抓他们来吊打、逼供，也毫无用处了，正所谓粮食没有了，只有贱命壹条。
公社干部终于黔驴技穷了。他们最终居然想出将这种虚构的“藏粮”也当做“反瞒产”的战果上报县委、县委亦依样划葫芦往上报，算是完成了“任务”。
但是，共产党的智慧终究比农民高明，他们还有更高明的办法。有些地方吸取了事后反瞒产失败的教训，发明了“事前抢粮法”，就是趁秋粮尚未收割之前动
手，在田地里就把粮食“弄到手”了，名之曰“四就征购法”：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 至于面对－片“白茫茫大地”的农民怎
么活下去，则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这个方法被推广后，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农民抢割，在稻、麦尚未完全成熟前就抢先收割進仓。
次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在各省汇报粮食工作情况时，河南（还有其他几个省）都汇报了这个“事前抢粮法”，得到毛泽东的高度
赞许。他当即指示：“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壹个教训。”
1958年的征购粮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毛皇可不是总能退让的，1959年可就没有这样的便宜了。据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的回忆：
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嵖岈山公社所属之村庄）群众的壹封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3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有
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壹口气，妳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壹惊，摇摇晃晃走出医院……就壹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天
已经灰白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屋，壹推门，见当门处出坐了壹个妇女，脸肿得像小盆子壹样吓人，眼睛肿得成壹条缝，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
，饿得很。再壹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都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火棍。床头还有壹个老头，剩下壹口气。我（们）又走進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
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上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我们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的小孩活蹦乱跳的哩……又继续往前走，先到酒流村
，壹打听，村里死了39口人。又走到小岗村，壹问村里死了10口。又走到壹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赶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
，苗庄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人急急忙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女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安排社员生活去了，我问她安
排得咋样，她说有吃有喝，壹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们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均为县委人员）
壹直奔苗庄……找到了队长家，队长叫苗长贵，49岁，他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妳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
来。我壹问，村上百十口，已经死了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土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壹下子就要征购十万斤，村里连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
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上见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之十八）
这段记述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惨况，就用不着笔者分析了。娄本耀总算是个还有点良心的人，可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搞
人民公社，会落得今天这种下场。
嵖岈山公社社员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有些县的情况比他们更悲惨。以下是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反瞒产之壹幕：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遭遇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 斤，总产1191 万斤。公社党委上报亩产626 斤，总产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 万斤。
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公社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壹空，实际征购入库1039 万斤。槐店公社书记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
死人归罪于富裕中农進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全社开展反瞒产斗争持续达8 个月之久。其中六、七十天内农民粒米
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没有具体数字）死亡。
光山县也如此。在反瞒产私分的前期，全县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干部被撤职的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更为严酷，打死人现象触目惊心。河南
省委党校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了《信阳事件》（未刊稿），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
1959 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壹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進大米、黄豆，壹边捅壹边
骂：要叫妳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 岁两个小孩很快饿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 天内先后死亡，家
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两人遭毒打致死，留下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 天后死亡。徐壹家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湾小队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队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说成瞧不起大队干部，被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
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 次，直至当场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
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陈湾小队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死亡。
据后来调查，槐店公社反瞒产总的战绩是：全社原有8027户，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总人口33%，其中死绝780户。被拷打用刑
3528人，其中当场打死558人，打后死去的636人。自残141人，被逼自杀死亡14人。余为饿死病而死。
（以上转录自《墓碑》第21、22、23页）
信阳地区是那场大饥荒的重灾区，也是唯壹被爆光、被处理的地区，史称“信阳事件”。正是由于信阳事件的内部爆光，才为这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留下了壹
些具体、真实的记彔和数据，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那场大跃進的令人发指的罪恶真相。（详见本篇《大跃進死人回眸》壹章）
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壹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说：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驱车回地委，沿途看见倒毙路旁的死人、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拦车
要求放粮救命的群众，壹概视而不见，开足马力扬长而去。
毛泽东就是靠着这帮恶狗、这邦披着人皮的野兽，推行着他的残暴的、全无人性的“大跃進” 运动。稍微有点人性，尚存壹点良心的干部都被冠以“右倾”
、“白旗”给“拔掉”了，轻者撤职、降级，重者投入监牢，与被统治者陷入同样的悲惨境地。
后来毛在讲到大跃進和三面红旗时，反复强调其总体上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伟大成绩”云云。面对某些批评和党内不同声音、不得不作出回应时，则轻描
淡写地说：运动中的 “错误就那么壹点点，有什么了不得！”与成绩相比，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
1960年下半年，所谓的大跃進实际上以惨败收场，面对白骨盈野、“十里无鸡鸣”的农村大地，尚有人性的党内人士无不痛心，急于改弦易辙，救民于水火。
毛这时不得不 “退居二线”。然而他心有不甘，过不了两年，又重新夺回权力，祭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魔棒，策划新的反攻倒算。1962年12月，毛以极
其愤怒、阴暗的心理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声：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是啊，只不过死了几千万“苍蝇”而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想瞎嚷嚷，且待本皇来再次收拾妳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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