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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台湾网友

在今年九合壹大选中，蓝营赢得了13个县市的执政地位。其中，隶属于蓝营的各地方派系是当中最大的赢家。正如《新新闻》所指出：“二○壹八年台湾地方

选举是地方派系的胜利国民党能够翻转的县市，几乎都是依赖派系的作战。”苗栗、新竹县、彰化、云林、嘉义市、台东、花莲、台南、高雄、台中，全都落

入地方派系的控制之下，以至于有媒体称今次今次选举“不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是地方派系的胜利”。

但什么是地方派系？他们的性质是什么？又该如何对抗？

学者赵永茂曾指出，“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缘、血缘、宗族或社会关系为基础，相联合以争取地方政治权力的组合”。其核心多为地方上乡绅、豪族

、地主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资本家。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逃至台之后，凭借着其残存的军事力量和接管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资产及其后得到美帝援助。以此开始确立了国民党官僚集团以蒋家为

核心的独裁统治，并作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附庸国家之壹。由于其外来政权性质，若要有效的以高压方式统治全岛，除了依靠军警特恐怖之外，亦需要结合

起台湾当地原有的统治阶级之合作与臣服。当前所言的“地方派系”即是从这原有的地方统治阶级中产生的。

这些地方派系，用对国民党独裁制的政治忠诚来换取独裁制之下的特权经济利益。同时借由参与地方自治选举与控制地方“基层组织”（如农会，水利会，宫

庙等族繁不及备载），来实现对于地方政治的统治。这些所谓“基层组织”是地方上的资产阶级通过利益分赃来收编地方居民的，以供他们作为动员机器，推

动有利他们的政策。国民党独裁政府在当时高居于这些地方派系之上，借由政经军的统制地位，对地方派系实行分而治之，收编分化，并控制其势力发展于壹

地之内，作为各地方派系间的协调者与仲裁者。

在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指导下，蒋介石及其独裁官僚机器凭借这个地位推动了局部的土地改革，令台湾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

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的奠基与成熟，地方派系也随之壮大并与黑帮角头或财团资本产生错综复杂的联系、结合或孪生关系。当“红色中国”踏上了资本主义复辟

的道路并与美国建交后，“白色中国－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与国民党独裁的权威性大受打击，连带的也削弱了国民党中外省官僚菁英的权威与最高统治地位

，而本省的地方派系头人与资本家在政经领域中影响力得到强化。

台湾资本主义逐渐由传统工业代工为主走向以高科技产品代工、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经济，因此需要由党国资本主义转型至自由放任主义，以更融入世界资本主

义市场。此壹过程反映在国民党的权斗上。90年代，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斗倒非主流派，正是象征着地方派系与本地资产阶级不再作为外省官僚菁

英及其党国资本的侍从，走向分庭抗礼。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废除万年国大与推行总统直选等），正是本地权贵用以打击外省权贵的手段，并

利用民主化运动来藉力使力，同时借此避免群众运动激進化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以保全资产阶级各派间的竞合统治。

在民主化运动另壹端打着自由主义理念的民進党，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与激進小资产阶级的势力，由于没有真正的阶级独立性和反资本主义纲领，他们也需要

在地方上与部分地方派系结合以争取执政权力。今天民進党的堕落是源自其亲资本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



从独裁制到民主化，是地方派系从附庸走向主宰者之壹的过程。在国民党内它表现为国民党本土派（也就是隶属蓝营的地方派系）在国民党内逐步掌握党政权

力中心。49年败逃至台的中国国民党，在今天已由台湾本地政商权贵所控制，使其“本土化”，是台湾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亲中政治代表之壹，并且更为腐败。

而地方派系则从国民党壹党控制，变得两党化、甚至多党化，不过在选举中大多数地方派系仍披上国民党的旗帜参政。

在台湾步入民主化后，许多自由派学者纷纷提出需要以各样法律手段来反制与黑金结合的地方派系，例如查禁贿选、选制改革、民主公民教育等等。但资产阶

级的法制改革对制衡资本力量本身是极为有限，因此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注定这个体制充斥腐败和黑势力。这次九合壹大选的结果告诉了台湾社会，以上

这些手段都无法彻底阻绝地方派系重新掌握政权。而且民進党经过多年执政，也与壹部分地方派系勾结起来，例如嘉义林派从地方派系走向民進党权力中枢的

过程。

地方派系的权力基础源自于其庞大财富和长年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方派系作为台湾资产阶级建制的组成部分之壹，这次之所以能夺回多个县市的地方执

政权，甚至在未来有望得到中央政权，原因在于民進党的软弱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愤怒，以及台湾政局中缺乏壹个具有群众基础的左翼工人政党来

填补当前的政治真空。

不过由于群众和年轻人对于蓝绿两党的怒火，出身地方派系的候选人也在淡化自己的“色彩”，例如蓝营韩国瑜宣称要超越蓝绿政治，而且不乏地方派系以无

党籍身分参选。而绿营旗下的地方派系见到民進党政府的巨大民怨，内讧分裂更为严重。这再次突显出台湾政治格局碎片化的趋势。

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激起的民怨，相当壹部分被收割为蓝营地方派系的政治资本（而他们自身亦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者，甚至比民進党更为支持），同时因

著欠缺壹场对抗建制政党的工人阶级替代选项，使得地方派系所控制的选举动员机器得以顺利运作。举例而言，民進党的软弱表现在农产业体系的改革上，民

進党政府依赖行政与立法与农运自由派（台湾农村阵线）的入阁协助等由上而下的手段试图对抗云林张派这个农业寡头集团对农业部门的寄生盘剥，而非是透

过群众抗争来对抗农业寡头集团，结果是落得大败，甚至在农村基层中也不受欢迎，这个农业寡头集团－云林张派便在这次选举中拿到农业大县云林的地方执

政权。

这些地方派系在执掌地方政权后，将借由政治权力从中继续腐败的谋取自身集团与个人的经济利益。身后坐拥数个地方派系支持的韩国瑜，在宣誓就职后表示

将推动中央开放中资投资台湾房地产－便是其中壹例，这将使那些地方派系从炒作房地产中获取暴利。

2014年11月，凭借着318运动所引爆的群众激進化，以及缺乏壹个群众性左翼政党填补政治真空的局面下，民進党顺势收割了反国民党情绪的政治资本。当年

的选举结果，蓝天变为绿地，民進党赢得过半的县市执政权（13席）。在那壹年，诸多泛蓝地方派系的组织机器在地方上无法顺利运作，甚至倒戈支持民進党

以求在未来持续影响地方政治。现在类似的事情又发生在民進党身上。

促使地方派系的组织机器瘫痪的原因，在于大规模群众抗争的情绪，也感染了那在政治上保守被动的多数基层大众－即便是在保守与较为封闭的农业县市中，

首都的政治激進化也点燃了农村的政治热情。

在这个经验中我们看到，未来真正能挑战地方派系的，不是资产阶级建制中较开明的壹派，而会是对抗资本建制的群众运动。无论民進党以至其他不与资本主

义割裂的党派执政，不仅不能根除腐败的地方派系，甚至还会与之构和。自由派执政的信用破产，更会使这些更腐败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地方派系重新赢回政

治权力，不过在当前群众和年轻人激進化，对蓝绿两党和资产阶级建制的幻想正在破灭时，地方派系的胜利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不论是地方派系或其他建制派别，他们也都会同样去大力执行亲财团反工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有真正的独立性，团结与领导群众斗争

，反击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对抗腐败的地方派系，就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壹环。是需要壹个坚决反对资本建制与蓝绿两党的群众性左翼政党与社会主义工人运

动，才能有足够力量在城市与乡村中去对抗资产阶级两党制和地方派系的政治权力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