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饿鬼》──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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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饿鬼》──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4月2日
金钟：毛制造的大饥荒
时间:2010-10-14 09:19 作者:金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213次
编按：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最近出版中国大饥荒专着《毛制造的大饥荒》在英国引起广泛好评。他在欧洲推广这本新书途中接受本刊访问。谈这本书的写作经验和特色。
问：我们去年见面时，听您说过在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没想到现在书已出版，恭喜！本刊一直对中国大饥荒研究高度重视，我八十年代起就收集官方资料，揭露过大跃进真相，甚至引起邓小平本人的关注。继杨继绳《墓碑》之后，您的书是又一个贡献。请您先作一个自我介绍。
冯客：我出生荷兰，在瑞典长大，一九九○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四年前来港大做讲座教授，讲中国历史和研究方法。
问：您的中文在哪儿学的？
冯客：在日内瓦大学。后来在北京和厦门大学，八五年到八七年，八八年到八九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共四年。「六四」时我正在北京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白天骑单车上图书馆，晚上去广场看大字报。我出版过八、九本着作，大部份是研究民国历史的，侧重社会文化，例如监狱、鸦片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来源」。我的中文不算很好，但阅读包括看手写文稿、书法都没有问题。
问：您这本书，写作到出版，花了多少时间？
冯客：四年前开始，英文版两周前在伦敦出版。英文版书名是《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这本书收集资料六个月，连写作共有三、四年时间，我和我的助手访问了二十多个档案馆，包括省、市、县和外交部，及许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记录了他们大跃进时代的回忆。
问：英文版反应如何？
冯客：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有四百四十八页。在英国发行后，各大报都有报导和发表给予肯定赞扬的评论。独立报、泰晤士报的文章都贴在我的网站上。中文版还在翻译之中。
问：您去搜集大跃进这样敏感的资料，没有困难吗？不被阻挠吗？
冯客：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是很不方便，但很多地方还算方便。中国地方大，近二十年处在变化中，他们规定档案保密三十年，大跃进已五十年了。何况大饥荒涉及面很广：人口、妇女、山林、水利、交通、房屋、工厂、粮食等等，他们不可能全部封闭。死人统计重要，但其他方面也不应忽略。
问：您觉得那些官方资料可信吗？
冯客：非常可信。中共这种一党制，和苏联及纳粹一样，他们很重视资料和调查，他们需要了解社会的情况，因此，积累的资料非常多，他们将调查和宣传看得一样重要，只是不准公开，不让人民知道。我的书中，九成五是来自这些档案，公开的资料利用不多。他们公开的资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
问：报导说，您的书提出大饥荒饿死人数是四千五百万，您是怎样得出来的？
冯客：应该说，中国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真实的准确数字，我们只能接近真实，或许仍很遥远。除非中国政府内部下令不掩盖地作调查，可能比较准一些。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三千到三千二百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百分之五十。因此，三千万加百分之五十就是四千五百万。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二十多年前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是四千五百万。要注意，这是「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大跃进期间饿死、打死、病死的都在内，那时期正常死亡只占百分之一。
问：您搜集的材料中，有没有很惊人的独家资料？
冯客：有。例如我们发现刘少奇下湖南农村调查时，给毛的一封信，说湖南乡下农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这是很恐怖的事。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一，农民不会造反，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那是庐山会议之前，说明毛已经知道饿死人，而且很严重。这些都是没有公开过的。
问：您对大饥荒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以甚么方式表述，是分省统计，还是按年序或事件来叙述？
冯客：我认为中国大跃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不能用简单的数字化的方式去描述。因此，我的书，大部份是很多个人在饥荒中死亡、求生的故事，死亡统计只占小部份。那些活下来的人，经历都非常恐怖，例如人吃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广东公安局就记录过一个村子有五十多人吃过人才活下来。你们出版的《信阳事件》，信阳我去过，也在那个 岈山公社拍了照片（图）。类似信阳事件在湖南、四川都有，非常可怕，比信阳还可怕。
问：经过这么多调查了解，您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甚么？
冯客：我只说两点：一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最大的原因是毛的责任。大跃进是他发动的，为了赶上英国，结果失败，也是他结束的。饿死那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报告，还派秘书下去调查，他不怕死人。
问：其他领导人有没有责任？
冯客：当然也有。二、三、四......号人物都有责任。刘少奇周恩来开始都支持毛。但是到六○年大规模死人后，刘少奇开始怀疑了。六○年十月他和李富春很小心地商量，找出路，想办法改变，他们不敢得罪毛。到六一年刘开始在党内说「人祸」，到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终于公开了分歧。我们有材料。彭德怀是反对大跃进的，其实，庐山会议不止他一人反对，甘肃省委几个领导也反对，给毛写信，结果被张仲良整下去。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五个省死人最多，都同他们的领导人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张仲良有关系。他们都紧跟毛的态度行事。
问：可不可以说，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都与大饥荒这场灾难有关？
冯客：完全同意。文革打倒刘少奇与大饥荒有直接关系。不了解大跃进就不能理解文革。大跃进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的书只写到七千人大会止。毛不仅大跃进决策错误，而且和所有一党制做法一样，事情失败了，责任都推给下面的干部。其实这些干部都是支持毛的，结果造成大饥荒后，他们都成了「反革命」，毛很坏。
问：北京杨继绳先生出版了揭露大饥荒的《墓碑》，很受欢迎。您的书和他的书有甚么不同之处。
冯客：我可以说三点：一、我很佩服他，他搜集大量资料，非常不容易；二、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粮食与人口方面，我重视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分析与资料，包括房屋、交通，个人历史的不同苦难，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起；三、他用分省方式描述，他的书我觉得篇幅太长了。我就比较概括。
问：您这本书的结构有何不同？
冯客：我的结构分为六部份。一、二部份写历史过程；三、四部份写老百姓怎么活下来。活下来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偷东西吃、吃人等等故事；五、六部份写死亡方式，也分多种多样。除了饿死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杀死的约二、三百万，劳改中死亡约三百万，饥饿而生病死的不少，自杀死的也有二、三百万，例如母亲不忍见子女饿得哭，受不了，一家跳河死。故意扣饭，不让你吃而饿死的，四川、湖南有的地方占死人的八成，被扣饭的人包括老人、病人、反对者，甚至孕妇。还有被吃掉而死去的。
问：对中国这场无先例的大灾难，您经过多年研究的结论是甚么？
冯客：接触那些不可思议的资料，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遭遇深感同情。欧洲历史上有过大饥荒，那是自然灾难，中国却完全是人为的。二十世纪这样使人民大量死亡的，只有斯大林的劳改营和纳粹的大屠杀，毛制造的大饥荒超过他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三件悲惨事件，而毛是最大的杀人屠夫。我强调是人类的，不是中国的。它的悲剧性绝不是一个地区的！毛制造了屠杀还制造历史，欺骗人民和世界。例如说是「苏联逼债」，中国五十年代买苏联的工厂花了很多钱，中苏分歧了，周恩来五九年一月说宁可不吃饭也要还帐。六一年苏联专家撤退后，毛要求加快结帐，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帐，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一心要早结帐。加大徵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棉布、猪肉、糖等等，使大跃进更困难了。所以，大饥荒不能说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希望我的书能够澄清历史的真相。
问：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中文版早日面世。
冯客：也希望中国政府尽早将历史档案全部解密。当然，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在中国，为大跃进的死难者建立一个纪念碑。
时间:2010-10-14 09:19 作者:金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213次
编按：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最近出版中国大饥荒专着《毛制造的大饥荒》在英国引起广泛好评。他在欧洲推广这本新书途中接受本刊访问。谈这本书的写作经验和特色。
问：我们去年见面时，听您说过在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没想到现在书已出版，恭喜！本刊一直对中国大饥荒研究高度重视，我八十年代起就收集官方资料，揭露过大跃进真相，甚至引起邓小平本人的关注。继杨继绳《墓碑》之后，您的书是又一个贡献。请您先作一个自我介绍。
冯客：我出生荷兰，在瑞典长大，一九九○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四年前来港大做讲座教授，讲中国历史和研究方法。
问：您的中文在哪儿学的？
冯客：在日内瓦大学。后来在北京和厦门大学，八五年到八七年，八八年到八九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共四年。「六四」时我正在北京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白天骑单车上图书馆，晚上去广场看大字报。我出版过八、九本着作，大部份是研究民国历史的，侧重社会文化，例如监狱、鸦片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来源」。我的中文不算很好，但阅读包括看手写文稿、书法都没有问题。
问：您这本书，写作到出版，花了多少时间？
冯客：四年前开始，英文版两周前在伦敦出版。英文版书名是《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这本书收集资料六个月，连写作共有三、四年时间，我和我的助手访问了二十多个档案馆，包括省、市、县和外交部，及许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记录了他们大跃进时代的回忆。
问：英文版反应如何？
冯客：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有四百四十八页。在英国发行后，各大报都有报导和发表给予肯定赞扬的评论。独立报、泰晤士报的文章都贴在我的网站上。中文版还在翻译之中。
问：您去搜集大跃进这样敏感的资料，没有困难吗？不被阻挠吗？
冯客：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是很不方便，但很多地方还算方便。中国地方大，近二十年处在变化中，他们规定档案保密三十年，大跃进已五十年了。何况大饥荒涉及面很广：人口、妇女、山林、水利、交通、房屋、工厂、粮食等等，他们不可能全部封闭。死人统计重要，但其他方面也不应忽略。
问：您觉得那些官方资料可信吗？
冯客：非常可信。中共这种一党制，和苏联及纳粹一样，他们很重视资料和调查，他们需要了解社会的情况，因此，积累的资料非常多，他们将调查和宣传看得一样重要，只是不准公开，不让人民知道。我的书中，九成五是来自这些档案，公开的资料利用不多。他们公开的资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
问：报导说，您的书提出大饥荒饿死人数是四千五百万，您是怎样得出来的？
冯客：应该说，中国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真实的准确数字，我们只能接近真实，或许仍很遥远。除非中国政府内部下令不掩盖地作调查，可能比较准一些。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三千到三千二百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百分之五十。因此，三千万加百分之五十就是四千五百万。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二十多年前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是四千五百万。要注意，这是「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大跃进期间饿死、打死、病死的都在内，那时期正常死亡只占百分之一。
问：您搜集的材料中，有没有很惊人的独家资料？
冯客：有。例如我们发现刘少奇下湖南农村调查时，给毛的一封信，说湖南乡下农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这是很恐怖的事。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一，农民不会造反，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那是庐山会议之前，说明毛已经知道饿死人，而且很严重。这些都是没有公开过的。
问：您对大饥荒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以甚么方式表述，是分省统计，还是按年序或事件来叙述？
冯客：我认为中国大跃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不能用简单的数字化的方式去描述。因此，我的书，大部份是很多个人在饥荒中死亡、求生的故事，死亡统计只占小部份。那些活下来的人，经历都非常恐怖，例如人吃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广东公安局就记录过一个村子有五十多人吃过人才活下来。你们出版的《信阳事件》，信阳我去过，也在那个 岈山公社拍了照片（图）。类似信阳事件在湖南、四川都有，非常可怕，比信阳还可怕。
问：经过这么多调查了解，您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甚么？
冯客：我只说两点：一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最大的原因是毛的责任。大跃进是他发动的，为了赶上英国，结果失败，也是他结束的。饿死那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报告，还派秘书下去调查，他不怕死人。
问：其他领导人有没有责任？
冯客：当然也有。二、三、四......号人物都有责任。刘少奇周恩来开始都支持毛。但是到六○年大规模死人后，刘少奇开始怀疑了。六○年十月他和李富春很小心地商量，找出路，想办法改变，他们不敢得罪毛。到六一年刘开始在党内说「人祸」，到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终于公开了分歧。我们有材料。彭德怀是反对大跃进的，其实，庐山会议不止他一人反对，甘肃省委几个领导也反对，给毛写信，结果被张仲良整下去。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五个省死人最多，都同他们的领导人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张仲良有关系。他们都紧跟毛的态度行事。
问：可不可以说，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都与大饥荒这场灾难有关？
冯客：完全同意。文革打倒刘少奇与大饥荒有直接关系。不了解大跃进就不能理解文革。大跃进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的书只写到七千人大会止。毛不仅大跃进决策错误，而且和所有一党制做法一样，事情失败了，责任都推给下面的干部。其实这些干部都是支持毛的，结果造成大饥荒后，他们都成了「反革命」，毛很坏。
问：北京杨继绳先生出版了揭露大饥荒的《墓碑》，很受欢迎。您的书和他的书有甚么不同之处。
冯客：我可以说三点：一、我很佩服他，他搜集大量资料，非常不容易；二、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粮食与人口方面，我重视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分析与资料，包括房屋、交通，个人历史的不同苦难，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起；三、他用分省方式描述，他的书我觉得篇幅太长了。我就比较概括。
问：您这本书的结构有何不同？
冯客：我的结构分为六部份。一、二部份写历史过程；三、四部份写老百姓怎么活下来。活下来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偷东西吃、吃人等等故事；五、六部份写死亡方式，也分多种多样。除了饿死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杀死的约二、三百万，劳改中死亡约三百万，饥饿而生病死的不少，自杀死的也有二、三百万，例如母亲不忍见子女饿得哭，受不了，一家跳河死。故意扣饭，不让你吃而饿死的，四川、湖南有的地方占死人的八成，被扣饭的人包括老人、病人、反对者，甚至孕妇。还有被吃掉而死去的。
问：对中国这场无先例的大灾难，您经过多年研究的结论是甚么？
冯客：接触那些不可思议的资料，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遭遇深感同情。欧洲历史上有过大饥荒，那是自然灾难，中国却完全是人为的。二十世纪这样使人民大量死亡的，只有斯大林的劳改营和纳粹的大屠杀，毛制造的大饥荒超过他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三件悲惨事件，而毛是最大的杀人屠夫。我强调是人类的，不是中国的。它的悲剧性绝不是一个地区的！毛制造了屠杀还制造历史，欺骗人民和世界。例如说是「苏联逼债」，中国五十年代买苏联的工厂花了很多钱，中苏分歧了，周恩来五九年一月说宁可不吃饭也要还帐。六一年苏联专家撤退后，毛要求加快结帐，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帐，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一心要早结帐。加大徵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棉布、猪肉、糖等等，使大跃进更困难了。所以，大饥荒不能说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希望我的书能够澄清历史的真相。
问：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中文版早日面世。
冯客：也希望中国政府尽早将历史档案全部解密。当然，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在中国，为大跃进的死难者建立一个纪念碑。
Re: 求《饿鬼》──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4月2日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是西方第一部详细揭示中国大饥荒真相的专著。原著是英文，书名是《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初版于1996年，2004年又出了增订版。作者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曾经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丅京记者站主任，在北丅京住过15年。为了写作此书，作者曾经在中国国内做了大量采访。香港的明镜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由姜和平先生翻译。全书共492页，内容分为三部分：1、中国：饥荒的国度，2、大饥荒，3、弥天大谎。在后记里，作者还描述了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原著曾获得荷兰的人权奖。在前言里，作者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名言，"历史对于罪恶具有着永恒的惩罚权。"
Re: 求《饿鬼》──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4月2日
杜君立：中国大饥荒50年祭
发布时间:2011-02-15 09:44 作者:杜君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109次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深度阅读：
《饥荒与政治》作者：（法）西尔维·布吕贝尔译者：王吉会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作者：杨继绳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作者：杨显惠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作者：贾斯柏·贝克译者：姜和平
《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记述中国的最大灾难》作者：（荷）冯克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作者：杨泽泉
《农民日记》作者：侯永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费正清崔瑞德译者：谢亮生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作者：（印）阿玛蒂亚·森译者：王宇王文玉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高王凌
发布时间:2011-02-15 09:44 作者:杜君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109次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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