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餓鬼》──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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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餓鬼》──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金鐘:毛製造的大飢荒
時間:2010-10-14 09:19 作者:金鐘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5213次
編按: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最近出版中國大飢荒專著《毛製造的大飢荒》在英國引起廣泛好評。他在歐洲推廣這本新書途中接受本刊訪問。談這本書的寫作經驗和特色。
問:我們去年見面時,聽您說過在研究中國大飢荒問題,沒想到現在書已出版,恭喜!本刊一直對中國大飢荒研究高度重視,我八十年代起就收集官方資料,揭露過大躍進真相,甚至引起鄧小平本人的關注。繼楊繼繩《墓碑》之後,您的書是又一個貢獻。請您先作一個自我介紹。
馮客:我出生荷蘭,在瑞典長大,一九九○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四年前來港大做講座教授,講中國歷史和研究方法。
問:您的中文在哪兒學的?
馮客:在日內瓦大學。後來在北京和廈門大學,八五年到八七年,八八年到八九年,先後兩次在中國學中文和中國歷史,共四年。「六四」時我正在北京收集博士論文的資料,白天騎單車上圖書館,晚上去廣場看大字報。我出版過八、九本著作,大部份是研究民國歷史的,側重社會文化,例如監獄、鴉片問題,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近代中國種族觀念的來源」。我的中文不算很好,但閱讀包括看手寫文稿、書法都沒有問題。
問:您這本書,寫作到出版,花了多少時間?
馮客:四年前開始,英文版兩周前在倫敦出版。英文版書名是《毛製造的大飢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這本書收集資料六個月,連寫作共有三、四年時間,我和我的助手訪問了二十多個檔案館,包括省、市、縣和外交部,及許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東等地,記錄了他們大躍進時代的回憶。
問:英文版反應如何?
馮客:英文版由牛津大學出版,有四百四十八頁。在英國發行后,各大報都有報導和發表給予肯定讚揚的評論。獨立報、泰晤士報的文章都貼在我的網站上。中文版還在翻譯之中。
問:您去搜集大躍進這樣敏感的資料,沒有困難嗎?不被阻撓嗎?
馮客:各個地方情況不同。有的地方是很不方便,但很多地方還算方便。中國地方大,近二十年處在變化中,他們規定檔案保密三十年,大躍進已五十年了。何況大飢荒涉及面很廣:人口、婦女、山林、水利、交通、房屋、工廠、糧食等等,他們不可能全部封閉。死人統計重要,但其他方面也不應忽略。
問:您覺得那些官方資料可信嗎?
馮客:非常可信。中共這種一黨制,和蘇聯及納粹一樣,他們很重視資料和調查,他們需要了解社會的情況,因此,積累的資料非常多,他們將調查和宣傳看得一樣重要,只是不準公開,不讓人民知道。我的書中,九成五是來自這些檔案,公開的資料利用不多。他們公開的資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
問:報導說,您的書提出大飢荒餓死人數是四千五百萬,您是怎樣得出來的?
馮客:應該說,中國這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真實的準確數字,我們只能接近真實,或許仍很遙遠。除非中國政府內部下令不掩蓋地作調查,可能比較准一些。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三千到三千二百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百分之五十。因此,三千萬加百分之五十就是四千五百萬。陳一諮根據趙紫陽指示,二十多年前作過一次調查統計,得出的數字也是四千五百萬。要注意,這是「非正常死亡」人數。包括大躍進期間餓死、打死、病死的都在內,那時期正常死亡只佔百分之一。
問:您搜集的材料中,有沒有很驚人的獨家資料?
馮客:有。例如我們發現劉少奇下湖南農村調查時,給毛的一封信,說湖南鄉下農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這是很恐怖的事。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個黨內會議上說,要增加糧食收購三分之一,農民不會造反,餓死一半人不要緊,還有一半人有飯吃。那是廬山會議之前,說明毛已經知道餓死人,而且很嚴重。這些都是沒有公開過的。
問:您對大飢荒的研究,在這本書中以甚麼方式表述,是分省統計,還是按年序或事件來敘述?
馮客:我認為中國大躍進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時代,不能用簡單的數字化的方式去描述。因此,我的書,大部份是很多個人在飢荒中死亡、求生的故事,死亡統計只佔小部份。那些活下來的人,經歷都非常恐怖,例如人吃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廣東公安局就記錄過一個村子有五十多人吃過人才活下來。你們出版的《信陽事件》,信陽我去過,也在那個 岈山公社拍了照片(圖)。類似信陽事件在湖南、四川都有,非常可怕,比信陽還可怕。
問:經過這麼多調查了解,您認為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是甚麼?
馮客:我只說兩點:一是體制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二是毛,最大的原因是毛的責任。大躍進是他發動的,為了趕上英國,結果失敗,也是他結束的。餓死那麼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報告,還派秘書下去調查,他不怕死人。
問:其他領導人有沒有責任?
馮客:當然也有。二、三、四......號人物都有責任。劉少奇周恩來開始都支持毛。但是到六○年大規模死人後,劉少奇開始懷疑了。六○年十月他和李富春很小心地商量,找出路,想辦法改變,他們不敢得罪毛。到六一年劉開始在黨內說「人禍」,到六二年七千人大會,終於公開了分歧。我們有材料。彭德懷是反對大躍進的,其實,廬山會議不止他一人反對,甘肅省委幾個領導也反對,給毛寫信,結果被張仲良整下去。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這五個省死人最多,都同他們的領導人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張仲良有關係。他們都緊跟毛的態度行事。
問:可不可以說,毛髮動文革,打倒劉少奇都與大飢荒這場災難有關?
馮客:完全同意。文革打倒劉少奇與大飢荒有直接關係。不了解大躍進就不能理解文革。大躍進大飢荒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的書只寫到七千人大會止。毛不僅大躍進決策錯誤,而且和所有一黨製做法一樣,事情失敗了,責任都推給下面的幹部。其實這些幹部都是支持毛的,結果造成大飢荒后,他們都成了「反革命」,毛很壞。
問:北京楊繼繩先生出版了揭露大飢荒的《墓碑》,很受歡迎。您的書和他的書有甚麼不同之處。
馮客:我可以說三點:一、我很佩服他,他搜集大量資料,非常不容易;二、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糧食與人口方面,我重視全國性和綜合性的分析與資料,包括房屋、交通,個人歷史的不同苦難,領導幹部與群眾在一起;三、他用分省方式描述,他的書我覺得篇幅太長了。我就比較概括。
問:您這本書的結構有何不同?
馮客:我的結構分為六部份。一、二部份寫歷史過程;三、四部份寫老百姓怎麼活下來。活下來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偷東西吃、吃人等等故事;五、六部份寫死亡方式,也分多種多樣。除了餓死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殺死的約二、三百萬,勞改中死亡約三百萬,飢餓而生病死的不少,自殺死的也有二、三百萬,例如母親不忍見子女餓得哭,受不了,一家跳河死。故意扣飯,不讓你吃而餓死的,四川、湖南有的地方占死人的八成,被扣飯的人包括老人、病人、反對者,甚至孕婦。還有被吃掉而死去的。
問:對中國這場無先例的大災難,您經過多年研究的結論是甚麼?
馮客:接觸那些不可思議的資料,我作為一個歐洲人,對中國人的遭遇深感同情。歐洲歷史上有過大飢荒,那是自然災難,中國卻完全是人為的。二十世紀這樣使人民大量死亡的,只有斯大林的勞改營和納粹的大屠殺,毛製造的大飢荒超過他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三件悲慘事件,而毛是最大的殺人屠夫。我強調是人類的,不是中國的。它的悲劇性絕不是一個地區的!毛製造了屠殺還製造歷史,欺騙人民和世界。例如說是「蘇聯逼債」,中國五十年代買蘇聯的工廠花了很多錢,中蘇分歧了,周恩來五九年一月說寧可不吃飯也要還帳。六一年蘇聯專家撤退後,毛要求加快結帳,赫魯曉夫知道中國困難,說不急於結帳,還要提供糧食給中國。毛拒絕,一心要早結帳。加大徵購,從農民那裡逼交糧食,棉布、豬肉、糖等等,使大躍進更困難了。所以,大飢荒不能說是蘇聯逼債造成的。希望我的書能夠澄清歷史的真相。
問: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希望中文版早日面世。
馮客:也希望中國政府儘早將歷史檔案全部解密。當然,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在中國,為大躍進的死難者建立一個紀念碑。
時間:2010-10-14 09:19 作者:金鐘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5213次
編按: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最近出版中國大飢荒專著《毛製造的大飢荒》在英國引起廣泛好評。他在歐洲推廣這本新書途中接受本刊訪問。談這本書的寫作經驗和特色。
問:我們去年見面時,聽您說過在研究中國大飢荒問題,沒想到現在書已出版,恭喜!本刊一直對中國大飢荒研究高度重視,我八十年代起就收集官方資料,揭露過大躍進真相,甚至引起鄧小平本人的關注。繼楊繼繩《墓碑》之後,您的書是又一個貢獻。請您先作一個自我介紹。
馮客:我出生荷蘭,在瑞典長大,一九九○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四年前來港大做講座教授,講中國歷史和研究方法。
問:您的中文在哪兒學的?
馮客:在日內瓦大學。後來在北京和廈門大學,八五年到八七年,八八年到八九年,先後兩次在中國學中文和中國歷史,共四年。「六四」時我正在北京收集博士論文的資料,白天騎單車上圖書館,晚上去廣場看大字報。我出版過八、九本著作,大部份是研究民國歷史的,側重社會文化,例如監獄、鴉片問題,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近代中國種族觀念的來源」。我的中文不算很好,但閱讀包括看手寫文稿、書法都沒有問題。
問:您這本書,寫作到出版,花了多少時間?
馮客:四年前開始,英文版兩周前在倫敦出版。英文版書名是《毛製造的大飢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這本書收集資料六個月,連寫作共有三、四年時間,我和我的助手訪問了二十多個檔案館,包括省、市、縣和外交部,及許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東等地,記錄了他們大躍進時代的回憶。
問:英文版反應如何?
馮客:英文版由牛津大學出版,有四百四十八頁。在英國發行后,各大報都有報導和發表給予肯定讚揚的評論。獨立報、泰晤士報的文章都貼在我的網站上。中文版還在翻譯之中。
問:您去搜集大躍進這樣敏感的資料,沒有困難嗎?不被阻撓嗎?
馮客:各個地方情況不同。有的地方是很不方便,但很多地方還算方便。中國地方大,近二十年處在變化中,他們規定檔案保密三十年,大躍進已五十年了。何況大飢荒涉及面很廣:人口、婦女、山林、水利、交通、房屋、工廠、糧食等等,他們不可能全部封閉。死人統計重要,但其他方面也不應忽略。
問:您覺得那些官方資料可信嗎?
馮客:非常可信。中共這種一黨制,和蘇聯及納粹一樣,他們很重視資料和調查,他們需要了解社會的情況,因此,積累的資料非常多,他們將調查和宣傳看得一樣重要,只是不準公開,不讓人民知道。我的書中,九成五是來自這些檔案,公開的資料利用不多。他們公開的資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
問:報導說,您的書提出大飢荒餓死人數是四千五百萬,您是怎樣得出來的?
馮客:應該說,中國這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真實的準確數字,我們只能接近真實,或許仍很遙遠。除非中國政府內部下令不掩蓋地作調查,可能比較准一些。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三千到三千二百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百分之五十。因此,三千萬加百分之五十就是四千五百萬。陳一諮根據趙紫陽指示,二十多年前作過一次調查統計,得出的數字也是四千五百萬。要注意,這是「非正常死亡」人數。包括大躍進期間餓死、打死、病死的都在內,那時期正常死亡只佔百分之一。
問:您搜集的材料中,有沒有很驚人的獨家資料?
馮客:有。例如我們發現劉少奇下湖南農村調查時,給毛的一封信,說湖南鄉下農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這是很恐怖的事。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個黨內會議上說,要增加糧食收購三分之一,農民不會造反,餓死一半人不要緊,還有一半人有飯吃。那是廬山會議之前,說明毛已經知道餓死人,而且很嚴重。這些都是沒有公開過的。
問:您對大飢荒的研究,在這本書中以甚麼方式表述,是分省統計,還是按年序或事件來敘述?
馮客:我認為中國大躍進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時代,不能用簡單的數字化的方式去描述。因此,我的書,大部份是很多個人在飢荒中死亡、求生的故事,死亡統計只佔小部份。那些活下來的人,經歷都非常恐怖,例如人吃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廣東公安局就記錄過一個村子有五十多人吃過人才活下來。你們出版的《信陽事件》,信陽我去過,也在那個 岈山公社拍了照片(圖)。類似信陽事件在湖南、四川都有,非常可怕,比信陽還可怕。
問:經過這麼多調查了解,您認為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是甚麼?
馮客:我只說兩點:一是體制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二是毛,最大的原因是毛的責任。大躍進是他發動的,為了趕上英國,結果失敗,也是他結束的。餓死那麼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報告,還派秘書下去調查,他不怕死人。
問:其他領導人有沒有責任?
馮客:當然也有。二、三、四......號人物都有責任。劉少奇周恩來開始都支持毛。但是到六○年大規模死人後,劉少奇開始懷疑了。六○年十月他和李富春很小心地商量,找出路,想辦法改變,他們不敢得罪毛。到六一年劉開始在黨內說「人禍」,到六二年七千人大會,終於公開了分歧。我們有材料。彭德懷是反對大躍進的,其實,廬山會議不止他一人反對,甘肅省委幾個領導也反對,給毛寫信,結果被張仲良整下去。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這五個省死人最多,都同他們的領導人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張仲良有關係。他們都緊跟毛的態度行事。
問:可不可以說,毛髮動文革,打倒劉少奇都與大飢荒這場災難有關?
馮客:完全同意。文革打倒劉少奇與大飢荒有直接關係。不了解大躍進就不能理解文革。大躍進大飢荒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的書只寫到七千人大會止。毛不僅大躍進決策錯誤,而且和所有一黨製做法一樣,事情失敗了,責任都推給下面的幹部。其實這些幹部都是支持毛的,結果造成大飢荒后,他們都成了「反革命」,毛很壞。
問:北京楊繼繩先生出版了揭露大飢荒的《墓碑》,很受歡迎。您的書和他的書有甚麼不同之處。
馮客:我可以說三點:一、我很佩服他,他搜集大量資料,非常不容易;二、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糧食與人口方面,我重視全國性和綜合性的分析與資料,包括房屋、交通,個人歷史的不同苦難,領導幹部與群眾在一起;三、他用分省方式描述,他的書我覺得篇幅太長了。我就比較概括。
問:您這本書的結構有何不同?
馮客:我的結構分為六部份。一、二部份寫歷史過程;三、四部份寫老百姓怎麼活下來。活下來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偷東西吃、吃人等等故事;五、六部份寫死亡方式,也分多種多樣。除了餓死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殺死的約二、三百萬,勞改中死亡約三百萬,飢餓而生病死的不少,自殺死的也有二、三百萬,例如母親不忍見子女餓得哭,受不了,一家跳河死。故意扣飯,不讓你吃而餓死的,四川、湖南有的地方占死人的八成,被扣飯的人包括老人、病人、反對者,甚至孕婦。還有被吃掉而死去的。
問:對中國這場無先例的大災難,您經過多年研究的結論是甚麼?
馮客:接觸那些不可思議的資料,我作為一個歐洲人,對中國人的遭遇深感同情。歐洲歷史上有過大飢荒,那是自然災難,中國卻完全是人為的。二十世紀這樣使人民大量死亡的,只有斯大林的勞改營和納粹的大屠殺,毛製造的大飢荒超過他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三件悲慘事件,而毛是最大的殺人屠夫。我強調是人類的,不是中國的。它的悲劇性絕不是一個地區的!毛製造了屠殺還製造歷史,欺騙人民和世界。例如說是「蘇聯逼債」,中國五十年代買蘇聯的工廠花了很多錢,中蘇分歧了,周恩來五九年一月說寧可不吃飯也要還帳。六一年蘇聯專家撤退後,毛要求加快結帳,赫魯曉夫知道中國困難,說不急於結帳,還要提供糧食給中國。毛拒絕,一心要早結帳。加大徵購,從農民那裡逼交糧食,棉布、豬肉、糖等等,使大躍進更困難了。所以,大飢荒不能說是蘇聯逼債造成的。希望我的書能夠澄清歷史的真相。
問: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希望中文版早日面世。
馮客:也希望中國政府儘早將歷史檔案全部解密。當然,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在中國,為大躍進的死難者建立一個紀念碑。
Re: 求《餓鬼》──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
原著: 賈斯柏.貝克 著 (Jasper Becker)
翻譯: 姜和平 譯
出版: 香港明鏡出版社
類別: 政治,歷史,真相系列
頁數:476
發行日期:2005.10
ISBN 1-932138-30-7
原著: 賈斯柏.貝克 著 (Jasper Becker)
翻譯: 姜和平 譯
出版: 香港明鏡出版社
類別: 政治,歷史,真相系列
頁數:476
發行日期:2005.10
ISBN 1-932138-30-7
Re: 求《餓鬼》──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是西方第一部詳細揭示中國大飢荒真相的專著。原著是英文,書名是《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初版於1996年,2004年又出了增訂版。作者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曾經是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駐北丅京記者站主任,在北丅京住過15年。為了寫作此書,作者曾經在中國國內做了大量採訪。香港的明鏡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由姜和平先生翻譯。全書共492頁,內容分為三部分:1、中國:飢荒的國度,2、大飢荒,3、彌天大謊。在後記里,作者還描述了發生在北朝鮮的大飢荒。原著曾獲得荷蘭的人權獎。在前言里,作者引用了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的一句名言,"歷史對於罪惡具有著永恆的懲罰權。"
Re: 求《餓鬼》──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杜君立:中國大飢荒50年祭
發布時間:2011-02-15 09:44 作者:杜君立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2109次
去年沸沸揚揚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曾經拍出《鐵西區》的新銳導演王兵的第一部劇情電影《夾邊溝》吸引了無數眼球。王兵自幼喪父,看楊顯惠的紀實文學《夾邊溝紀事》后,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
《夾邊溝記事》可以說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記述了在席捲全國的大飢荒中,位於西北戈壁灘不毛之地的右派勞改營糧食斷絕,導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識分子因飢餓而死。儘管王兵在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寫實的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王兵之前拍攝了許多紀錄片,這部電影的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地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犯人極度麻木,在這裏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犯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裏死去,在這裏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說夾邊溝是1959年到1961年持續3年的巨大飢荒的一個縮影。共黨依靠暴力在佔領全國並建立新政府之後,就開始了軍國主義的工業化進程,全國實行軍事化管理,將農民嚴厲限制在土地上,以糧為綱,依靠大量掠奪農村資源,出口農產品進行高比例的國家資本積累,以此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在反右運動消滅了所有異見和意見之後,人民公社和全民鍊鋼運動使全國陷入超英趕美的非理性經濟狂熱之中。
中國進入1949年之後,內戰和混亂局面基本已經結束,土改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之後,中國重新又回到勉強溫飽的糊口經濟水平。由於現代醫療技術在和平時期迅速普及,使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戰亂結束也大大降低整體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時間,人口增加了1個多億。但與此同時,可耕地面積和農業技術並沒任何大的改變,糧食生產依然與2000年來的傳統模式一樣,產量依然維持著極低的水平。
政府急於從糧食出口中積累建設資金,以提高軍事力量和工業化水平,因此左傾冒進投機分子在政治博弈中獲得成功,從上到下張揚著拔苗助長殺雞取卵的浮夸風和放衛星行為。原始低效的集體農業在喪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縱下,很快便走向崩潰。集體大食堂停火斷炊,農民原有的家庭積累經過土改、合作化、鍊鋼、大食堂和「顆粒歸倉」等無數運動搜刮后已經完全破產,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當局謊報糧食產量和瞞報農業損失的雙重擠壓下,家無隔宿之糧的農民被推入飢荒的苦難境地而難以自拔。
全國一盤棋的大一統計劃模式使這種人為飢荒迅速在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地次第爆發。農民在飢餓中大量的死去,因飢餓而引發的新四病襲擊了幾乎所有的底層民眾。(由於糧食短缺,全國各地很多人都出現了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的癥狀,被稱為「新四病」。)難民潮引發了大面積的飢餓恐慌,部分地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滅絕人性地進行暴力鎮壓,阻止饑民外逃求生。後者往往導致饑民坐以待斃,使當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陽事件就屬於此類罪惡暴政。
在大躍進早期,與錢學森吹噓畝產10萬斤相反,彭德懷將軍親自種了一塊試驗田,以證明高產風的荒誕。飢荒發生后,他認為這場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持同樣觀點,並警告毛萬歲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狂熱的毛萬歲認為他們是可惡的體溫計——他之所以發燒是因為體溫計,彭劉二人隨後俱死於毛萬歲之手。
這場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大的飢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歷史中都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無數在飢荒中因飢餓而死的人都被稱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迴避了「飢荒」、「飢餓」、「餓死」等直接表達。這是中國人慣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筆」。批判人類的紀錄片《地球公民》開頭有一段話:人們接受真相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嘲笑、否認和接受。對於發生在50年前的這場大飢荒的真相,人們基本上也是三種態度:在豐裕中長大的新生代屬於「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紅衛兵的餘孽則堅決否認;只有經過歷史啟蒙的理性主義者才會接受這個殘酷的真相。
目前人們將這場慘絕人寰的飢荒原因簡單的歸結為「一低(減產)一高(徵購)」。關於死亡人口,因為統計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響,從1000萬到4000萬,甚至6000萬都有,之間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中顯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減少1000萬。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認為,從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697萬。
來自中國民間的統計往往是官方數據的數倍。丁抒先生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在修訂本中又說:「3500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4千萬相去不遠。」上海大學金輝先生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這與中國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的估計相似。百度百科中記載死亡人數為386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飢荒。導致這場飢荒的原因天災人禍都有,人禍為主要因素。」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估算為1600萬到2700萬之間,單是1960年有超過1000萬人死於飢荒。《餓鬼》的作者貝克先生說:有中國學者告訴我,我在書里寫的數字太保守了,實際上死難的人數高達6千萬。比如河南信陽,我說「有100萬人死亡」,實際上的死亡人數是240萬──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蘭史學家馮克根據他接觸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發現,中國農民在4年期間因過度勞動、受飢或遭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有4500萬,而二戰全世界死亡人數為5500萬。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最大的三大人類災難,等於是波爾布特的殺人紀錄乘以20倍以上。馮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開放文件以來,唯一曾翻閱過這些文件的史學專家。他從這些文件中發現,共黨只是將農村公社的社員看做數字或沒有個性的勞動力,任何人若有不服從的表現,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會受到嚴重懲罰。馮克甚至毫不諱言毛是「世界歷史上的頭號屠夫」。
一般來說,沒有人否認這三年中確實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自然災害,只是人們不相信這3年發生的自然災害是全國性的,且是極其嚴重的——以中國之大,東邊日頭西邊雨,總會有自然災害發生,但全國每一處都遭遇災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災,那大概只能說是中國人不幸遭遇到了一個共同的魔鬼。
從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開始,永遠偉光正的中共當局義無反顧地將罪惡進行到底,在「三年困難換來永久幸福」的謊言下,繼續向蘇聯大量輸出糧食。《中國統計年鑒(1989)》記載,1959年糧食凈出口量為4155.5千噸,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出口量的兩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一個黃河邊的陝西農民侯永祿從民國29年開始記日記,這就是《農民日記》。他在1961年1月15日記載了幾條民諺:「王書記想陞官,打一石報兩石,把社員餓得怪叫換。」「人民公社好,頓頓吃不飽。」「鼓足幹勁,一天半斤。」「毛主席萬歲,喝糊糊站隊。」同年1月24日寫道:「社員的口糧標準每月平均只有15斤,3歲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隊半年來共死亡50人,其中因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雲、侯武舉、侯堂弟、侯妙才、侯獅子、侯喜錢、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在這場發生在沒有戰亂,甚至沒有大災時期的曠世飢荒中,死亡越是嚴重的地區越是地方暴政最為殘酷無情的地區。雖然面臨同樣的北京壓力,一些地區死於飢荒的人數要遠遠少於另外一些地區,諷刺的是,死亡最嚴重恰恰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和產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等。相對而言,關中和整個陝西雖然也遭遇飢荒,但並沒有釀成類似「民國十八年年饉」那樣的高死亡率。當時陝西政府發現餓死人現象后,果斷地將原先高徵購的過頭糧返銷給各公社大隊,並及時撤銷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腫者的病人灶,將可憐的救命糧食分到各戶,恢復自留地和集市……事實證明這些應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陝西成為飢荒嚴重的甘肅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肅是這場飢荒的重災區之一。無數甘肅饑民不顧政府的層層阻攔,如同民國31年的河南饑民一樣,沿著隴海鐵路逃難到關中。在飢荒壓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隻身逃過來,又與陝西男人結婚生子。飢荒過後,甘肅男人帶著孩子找過來,請求女人回「老家」。這種人間悲劇成為那場飢荒留給陝甘兩省持續多年的傷疤。據說胡耀邦主持陝西期間,被遣返甘肅的這種「甘省客」達數百萬。可以想象那種生離死別的悲傷和痛苦,絕不亞於飢荒本身之殘酷。
很多年以後,我們村裡的甘肅媳婦還是有很多,幾乎佔了1/3,她們大多是因為那場飢荒遠嫁過來的。我小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看見甘肅乞丐挨家挨戶乞食。他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扒火車東下關中,只討食物不討錢,而且不計生熟粗細。他們總是謙和悲切的樣子,不偷不搶,不出惡語,令人大動惻隱。我們孩子們看見衣衫襤褸的乞者,就前呼後擁地領著他(她)逐戶化緣,甚至不用他(她)下話,我們就跑進人家,去麵缸里用小手抓了滿滿一把面出來,放進他(她)的口袋。那時農村可以說是晝不閉戶,但乞者是堅決不會進人家裡的。鄉親對他們既同情也尊重——人都會有難處。如果有孩子戲耍羞辱乞丐,會被大人嚴厲責打的。值得玩味的是,這種乞食現象隨著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後走街串巷的多是些來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們只要錢而不要食物,這已經與飢餓沒有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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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荒與政治》作者:(法)西爾維·布呂貝爾譯者:王吉會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作者:楊繼繩
《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記事》作者:楊顯惠
《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作者:賈斯柏·貝克譯者: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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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年代里的故事》作者:楊澤泉
《農民日記》作者:侯永祿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費正清崔瑞德譯者:謝亮生
《貧困與飢荒——論權利與剝奪》作者:(印)阿瑪蒂亞·森譯者:王宇王文玉
《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作者:高王凌
發布時間:2011-02-15 09:44 作者:杜君立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2109次
去年沸沸揚揚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曾經拍出《鐵西區》的新銳導演王兵的第一部劇情電影《夾邊溝》吸引了無數眼球。王兵自幼喪父,看楊顯惠的紀實文學《夾邊溝紀事》后,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
《夾邊溝記事》可以說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記述了在席捲全國的大飢荒中,位於西北戈壁灘不毛之地的右派勞改營糧食斷絕,導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識分子因飢餓而死。儘管王兵在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寫實的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王兵之前拍攝了許多紀錄片,這部電影的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地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犯人極度麻木,在這裏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犯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裏死去,在這裏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說夾邊溝是1959年到1961年持續3年的巨大飢荒的一個縮影。共黨依靠暴力在佔領全國並建立新政府之後,就開始了軍國主義的工業化進程,全國實行軍事化管理,將農民嚴厲限制在土地上,以糧為綱,依靠大量掠奪農村資源,出口農產品進行高比例的國家資本積累,以此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在反右運動消滅了所有異見和意見之後,人民公社和全民鍊鋼運動使全國陷入超英趕美的非理性經濟狂熱之中。
中國進入1949年之後,內戰和混亂局面基本已經結束,土改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之後,中國重新又回到勉強溫飽的糊口經濟水平。由於現代醫療技術在和平時期迅速普及,使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戰亂結束也大大降低整體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時間,人口增加了1個多億。但與此同時,可耕地面積和農業技術並沒任何大的改變,糧食生產依然與2000年來的傳統模式一樣,產量依然維持著極低的水平。
政府急於從糧食出口中積累建設資金,以提高軍事力量和工業化水平,因此左傾冒進投機分子在政治博弈中獲得成功,從上到下張揚著拔苗助長殺雞取卵的浮夸風和放衛星行為。原始低效的集體農業在喪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縱下,很快便走向崩潰。集體大食堂停火斷炊,農民原有的家庭積累經過土改、合作化、鍊鋼、大食堂和「顆粒歸倉」等無數運動搜刮后已經完全破產,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當局謊報糧食產量和瞞報農業損失的雙重擠壓下,家無隔宿之糧的農民被推入飢荒的苦難境地而難以自拔。
全國一盤棋的大一統計劃模式使這種人為飢荒迅速在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地次第爆發。農民在飢餓中大量的死去,因飢餓而引發的新四病襲擊了幾乎所有的底層民眾。(由於糧食短缺,全國各地很多人都出現了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的癥狀,被稱為「新四病」。)難民潮引發了大面積的飢餓恐慌,部分地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滅絕人性地進行暴力鎮壓,阻止饑民外逃求生。後者往往導致饑民坐以待斃,使當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陽事件就屬於此類罪惡暴政。
在大躍進早期,與錢學森吹噓畝產10萬斤相反,彭德懷將軍親自種了一塊試驗田,以證明高產風的荒誕。飢荒發生后,他認為這場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持同樣觀點,並警告毛萬歲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狂熱的毛萬歲認為他們是可惡的體溫計——他之所以發燒是因為體溫計,彭劉二人隨後俱死於毛萬歲之手。
這場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大的飢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歷史中都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無數在飢荒中因飢餓而死的人都被稱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迴避了「飢荒」、「飢餓」、「餓死」等直接表達。這是中國人慣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筆」。批判人類的紀錄片《地球公民》開頭有一段話:人們接受真相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嘲笑、否認和接受。對於發生在50年前的這場大飢荒的真相,人們基本上也是三種態度:在豐裕中長大的新生代屬於「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紅衛兵的餘孽則堅決否認;只有經過歷史啟蒙的理性主義者才會接受這個殘酷的真相。
目前人們將這場慘絕人寰的飢荒原因簡單的歸結為「一低(減產)一高(徵購)」。關於死亡人口,因為統計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響,從1000萬到4000萬,甚至6000萬都有,之間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中顯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減少1000萬。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認為,從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697萬。
來自中國民間的統計往往是官方數據的數倍。丁抒先生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在修訂本中又說:「3500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4千萬相去不遠。」上海大學金輝先生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這與中國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的估計相似。百度百科中記載死亡人數為386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飢荒。導致這場飢荒的原因天災人禍都有,人禍為主要因素。」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估算為1600萬到2700萬之間,單是1960年有超過1000萬人死於飢荒。《餓鬼》的作者貝克先生說:有中國學者告訴我,我在書里寫的數字太保守了,實際上死難的人數高達6千萬。比如河南信陽,我說「有100萬人死亡」,實際上的死亡人數是240萬──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蘭史學家馮克根據他接觸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發現,中國農民在4年期間因過度勞動、受飢或遭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有4500萬,而二戰全世界死亡人數為5500萬。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最大的三大人類災難,等於是波爾布特的殺人紀錄乘以20倍以上。馮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開放文件以來,唯一曾翻閱過這些文件的史學專家。他從這些文件中發現,共黨只是將農村公社的社員看做數字或沒有個性的勞動力,任何人若有不服從的表現,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會受到嚴重懲罰。馮克甚至毫不諱言毛是「世界歷史上的頭號屠夫」。
一般來說,沒有人否認這三年中確實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自然災害,只是人們不相信這3年發生的自然災害是全國性的,且是極其嚴重的——以中國之大,東邊日頭西邊雨,總會有自然災害發生,但全國每一處都遭遇災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災,那大概只能說是中國人不幸遭遇到了一個共同的魔鬼。
從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開始,永遠偉光正的中共當局義無反顧地將罪惡進行到底,在「三年困難換來永久幸福」的謊言下,繼續向蘇聯大量輸出糧食。《中國統計年鑒(1989)》記載,1959年糧食凈出口量為4155.5千噸,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出口量的兩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一個黃河邊的陝西農民侯永祿從民國29年開始記日記,這就是《農民日記》。他在1961年1月15日記載了幾條民諺:「王書記想陞官,打一石報兩石,把社員餓得怪叫換。」「人民公社好,頓頓吃不飽。」「鼓足幹勁,一天半斤。」「毛主席萬歲,喝糊糊站隊。」同年1月24日寫道:「社員的口糧標準每月平均只有15斤,3歲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隊半年來共死亡50人,其中因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雲、侯武舉、侯堂弟、侯妙才、侯獅子、侯喜錢、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在這場發生在沒有戰亂,甚至沒有大災時期的曠世飢荒中,死亡越是嚴重的地區越是地方暴政最為殘酷無情的地區。雖然面臨同樣的北京壓力,一些地區死於飢荒的人數要遠遠少於另外一些地區,諷刺的是,死亡最嚴重恰恰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和產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等。相對而言,關中和整個陝西雖然也遭遇飢荒,但並沒有釀成類似「民國十八年年饉」那樣的高死亡率。當時陝西政府發現餓死人現象后,果斷地將原先高徵購的過頭糧返銷給各公社大隊,並及時撤銷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腫者的病人灶,將可憐的救命糧食分到各戶,恢復自留地和集市……事實證明這些應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陝西成為飢荒嚴重的甘肅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肅是這場飢荒的重災區之一。無數甘肅饑民不顧政府的層層阻攔,如同民國31年的河南饑民一樣,沿著隴海鐵路逃難到關中。在飢荒壓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隻身逃過來,又與陝西男人結婚生子。飢荒過後,甘肅男人帶著孩子找過來,請求女人回「老家」。這種人間悲劇成為那場飢荒留給陝甘兩省持續多年的傷疤。據說胡耀邦主持陝西期間,被遣返甘肅的這種「甘省客」達數百萬。可以想象那種生離死別的悲傷和痛苦,絕不亞於飢荒本身之殘酷。
很多年以後,我們村裡的甘肅媳婦還是有很多,幾乎佔了1/3,她們大多是因為那場飢荒遠嫁過來的。我小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看見甘肅乞丐挨家挨戶乞食。他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扒火車東下關中,只討食物不討錢,而且不計生熟粗細。他們總是謙和悲切的樣子,不偷不搶,不出惡語,令人大動惻隱。我們孩子們看見衣衫襤褸的乞者,就前呼後擁地領著他(她)逐戶化緣,甚至不用他(她)下話,我們就跑進人家,去麵缸里用小手抓了滿滿一把面出來,放進他(她)的口袋。那時農村可以說是晝不閉戶,但乞者是堅決不會進人家裡的。鄉親對他們既同情也尊重——人都會有難處。如果有孩子戲耍羞辱乞丐,會被大人嚴厲責打的。值得玩味的是,這種乞食現象隨著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後走街串巷的多是些來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們只要錢而不要食物,這已經與飢餓沒有關係了。
深度閱讀:
《飢荒與政治》作者:(法)西爾維·布呂貝爾譯者:王吉會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作者:楊繼繩
《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記事》作者:楊顯惠
《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作者:賈斯柏·貝克譯者:姜和平
《毛澤東製造的大飢荒:記述中國的最大災難》作者:(荷)馮克
《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年代里的故事》作者:楊澤泉
《農民日記》作者:侯永祿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費正清崔瑞德譯者:謝亮生
《貧困與飢荒——論權利與剝奪》作者:(印)阿瑪蒂亞·森譯者:王宇王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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