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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文化大革命——从妹妹落水没人救到养猪养鸡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小时候并没有完整的概念。
真正让我开始思考那个时代，是五十年后。
小时候，有两件事一直让我想不明白。
第一件事，是妹妹掉進冰窟窿的时候，为什么周围那么多大人只是站在那里看，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
第二件事，是后来我推着一车草回家的路上，为什么会被村干部拦下来检查，又为什么后来全村的人都站出来帮助我。
直到最近，小姨讲起文革时期村里的许多往事，我才开始把这些零碎的记忆一点一点连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家人的讲述，以及后来对历史的理解所形成的一些思考，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那个时代。
为什么没有人救我们
事情大约发生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
那时我四岁左右，妹妹两岁。
那是一个冬天。
村里的池塘已经全部结冰。
为了让牛喝水，村民在冰面上砸开了一个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冰洞。
那一天，我和妹妹一起出去玩。
妹妹手里拿着一个已经用完的眼药水小瓶子。
她对我说：
“哥哥，我想去装一点水。”
我学着大人的口气说：
“不行，你把衣服弄湿了，大人会怪我的。”
妹妹撒娇说：
“哥哥，我就装一点点。”
我毕竟只有四岁，也不太懂危险。
于是说：
“那好吧，就装一点点，不要把衣服弄湿。”
妹妹跑到冰窟窿边，刚蹲下去，突然整个人掉進了水里。
她立刻大哭起来。
我赶紧跑过去。
一只手拉住妹妹一只手，另一只手死死抓住冰面上牛蹄踩出来后结冰形成的坑印。
我对妹妹说：
“另一只手抓住冰。”妹妹说冷。我说不要怕冷！如果你怕冷，把我也拉下去，我们两个都会淹死。
妹妹哭着照做。
我用力一拉，竟然很轻松地把她拉了上来。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以前抱妹妹，总觉得很重。
为什么这次一拉就拉起来了？
后来上学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人在水里有浮力。
把妹妹拉上岸以后，她一直哭。
她说：
“哥哥，我冷。”
我说：
“快跑，跑起来就不冷了。”
走了几步，她又哭着说：
“哥哥，我怕爸爸打我。”
我回答：
“回家你就说，是哥哥让你去装水的。让爸爸打我，不要打你。”
妹妹一边哭，我们一边往家走。
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
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池塘四周站着很多人。
近的十来米。
远的几十米。
还有一百米左右站在高处看的人。
大约有十多个人。
他们一直站在那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帮助我们。
他们只是看着。
那个疑问，我一直放在心里。
后来，我曾经问奶奶：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是地主，所以别人不敢帮？”
奶奶说：
“不是，我们家是下中农。”
我又问父母。
他们只是说：
“那些人脑子有病。”
但是，我始终不太相信。
难道十几个人都会同时有病吗？
姨姥娘来了
我们刚走没几步，姨姥娘赶来了。
她是一位小脚老太太。
她说：
“隔壁的小孩跑来告诉我，说志刚掉水里了，我赶紧跑来了。原来不是志刚，是芳掉下去了。”
我和妹妹哭着告诉她：
“我们不敢回家，怕爸爸打。”
姨姥娘说：
“没关系，我送你们回家。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就打他。”
我当时心里还偷偷想：
姨姥娘这么瘦，又是小脚老太太，她能打得过爸爸吗？
不过，我马上又想到：
即使打不过，只要爸爸先打姨姥娘，再打我，我也会少疼一点。
结果，回家以后，我们真的没有挨打。长大了也知道了大人不是力气大就打人。
小姨讲起文革
直到最近，小姨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村里的事情，我才开始重新理解当年的一些场景。
她告诉我，当时村里经常分成不同阵营。
县里、村里都有各种争论和冲突。
她曾亲眼看见，在县城，两派人在十字路口互相争论，后来甚至打了起来。
村里也有类似情况。
有人站在十字路口互相争吵。
有时，两个人走在路上，也会争论起来。
小姨那时年纪也不大。
她只记得大家都引用《毛主席语录》，却并不知道争论的具体原因。
后来，我又想起爸爸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1966年，全国开展“大串联”。
爸爸还是中学生。
他和同学步行到火车站，爬窗進入火车，前往北京，参加红卫兵的大串联，并见到了毛主席。
回来以后，他继续在村里劳动。
后来，有一次，村干部召开了一次只有几个人参加的小型批判会。
爸爸记得，当时参加的人包括大队书记范道伦，以及几位生产队干部。
他们批评爸爸“怕苦、怕脏、怕累，只愿意干轻松的活”。
爸爸回答：
“工作都是队长安排的。
如果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还想去当人民解放军保卫毛主席，还想去当石油工人为国家建设出力。
哪一项工作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呢？”

小时候，还有邻居问过我：
“现在抓纲治国，你爸爸是不是因为你的名字叫’志刚’，才挨过批判？”
后来我知道，这个说法在时间上并不成立，抓纲治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提出的口号，我爸爸被批判是文革时期。
那只是村里的流言。
不过，也让我想到，当时村里人对于一个家庭的各种议论，可能会影响别人怎么看待这个家庭。
后来，我自己一直在想，因为村里分成两派，很多人参加其中一派,两派之间互相吵架或打斗,甚至于内部,同一个派里边,有时候也会出现吵架。我娘就说 “这么打下去,以后的子子孙孙可能变成仇家,总是吵架,大家就没有办法待在一起了!”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妹妹掉到水里，没有村民来敢帮助就可以理解了。十岁、八岁的孩子,父母不让他们多管闲事儿。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也怕招来麻烦。也许长期的对立、自我保护，以及害怕惹麻烦的心理，使很多人在面对危险时，宁愿站在远处围观，也不愿主动帮助别人。至于为什么参加造反派，因为当时利出一孔，每个人干活都是当官的安排，大家都愿意养猪养牛可以偷一点饲料吃或者带回给家人吃，没人愿意挖猪粪，所以如果我们这派赢了我就可以养猪，但是只能说拥护毛主席，不能说希望干养猪的活。
这只是我的理解。
是否完全如此，我无法确定，也肯定像许志永有部分纯粹理想主义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像我这样有现实利益也有理想主义的，或者纯粹就是希望赶马车或者当县革委会主任。
但至少，它让我开始能够解释那个困扰了我几十年的疑问。
父亲的一次家庭会议
后来，我又想起另外一件童年的往事。
大约是1975年前后。
一天晚上，吃饭以前，父亲把饭碗放在桌上，用筷子轻轻敲了几下。
“开会了。”
全家人立刻坐好。
父亲坐在中间。
奶奶和我坐在一边。
妈妈和妹妹坐在另一边。
父亲首先宣布：
“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党的政策好。现在允许每家养七只鸡八只鸭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把生活过得更好。”
说完以后，他像正式开会一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妈妈表示支持。
轮到我时，我说没有意见。
妹妹太小，也不会回答。
最后，奶奶说：
“我可以说吗？”
父亲回答：
“可以，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只能说重点，无关的不能说。”
奶奶说：
“鸡喜欢干燥，鸭喜欢水。如果放在一起养，容易生病。能不能我们家全部养鸡，邻居爱民家全部养鸭？检查的时候再互相换回来。”
父亲回答：
“我不能决定，要请示队长。”
几天以后，队长同意了。
于是，我们家养鸡。
邻居养鸭。
后来，上级真的来检查过两次。
第一次，我们按照计划，把鸡鸭互相交换。
第二次，检查人员还没走到我们家，就离开了。
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开始养猪
半年以后，父亲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他说：
“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党的政策好。现在允许我们发家致富，现在允许养猪了。”
奶奶第一个提出疑问：
“我们自己都吃不饱，拿什么养猪？”
父亲回答：
“猪不用吃粮食，可以吃草，也可以吃刷锅水。”
妈妈说：
“我每天在生产队干活，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顺便拔一些草，但是我没法送回家，休息不允许离开。”
父亲说：
“那就让志刚每天推车去运草。”
于是，他亲手给我做了一辆小木车。
他说：
“城里的孩子有玩具车，你这个就当玩具车吧。”
我却担心：
“我要去推草，谁帮我扫院子？”
奶奶马上说：
“你去推草，我帮你扫。”
于是，我推着小木车，去地里把妈妈拔好的草运回家。
地里的大娘还叫住我，让我躲在棉花地里偷偷吃一个甜瓜，吃完问我还出吗？我撑的吃不下了。然后高高兴兴推着草回家。
被检查
走到半路时，我遇到了几位干部。
其中包括4个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范道伦。
一位队长夸我：
“这幺小就会干活，真懂事。”
可是，大队书记却问：
“谁的孩子？”队长说是孙东升的孩子，书记就要求检查。
另外2位队长把我的草全部翻开检查。
什么也没有找到。
最后让我走。
可是，他们把草翻散了。
我不会重新捆。
推几步，草就掉下来。
拿上去再推，再掉。
最后，我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不久，奶奶赶来了。
她不知道把妹妹托付给了谁照看。
她听说我哭了，就赶紧跑来。
奶奶一只手，连车带草，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那时候，我觉得奶奶力气真大。
村民帮助我
回家以后，我受到了惊吓。
每天吃不下饭。
晚上不断做噩梦。
后来，村民陆续来看我。
有人说：
“不能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
有人说：
“已经去公社反映情况了。”
有人准备写信到县里。
还有人准备步行去公社告状。
还有人来说我们队长,他们家天天吃馒头。我们天天吃玉米面都吃不饱。 领头的那个老头就说你有证据吗？你看到队长吃馒头吗?那人说他们家的馒头的香味从院墙里能够飘出来,我们闻得到， 我们几个都闻得到。领头的说闻得到也不行!你必须亲眼看见,这才叫证据，否则你就是诬陷,这个不能说，吓得那个人赶紧不说话了。
领头的提醒大家：
“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我们应该说的是：让大家都能吃饱饭，好好干革命。”
于是，大家一起喊：
“我们要吃饱饭干革命！”
又一起喊：
“不能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
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多村民都在帮助我。
半炷香

然后奶奶还带我到我摔倒的地方，在地上画了一个圈，把我站在圈里，一遍一遍喊：
“志刚，回家吃饭了。”
我就在圈里回答：
“哎！”
重复了很多遍。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见姨姥娘来了。
别人听说我被书记欺负了，送给姨姥娘很多年前留下来的半炷香，让她帮我祈福。
她说：
“点这半炷香，请神仙保佑孩子快点好起来。”
晚上，那半炷香点燃以后，香味慢慢飘進我的鼻子。
我从来没有闻过那么香的味道。
就在那一夜，我安安稳稳睡了一觉。
第二天，病就好了
后来的变化
第二天，父母回来说，大队书记范道伦已经几天没有上班。
大家猜测，他可能会受到处理。
后来，妈妈说以后不再让我去推草。
队长允许她每天提前半小时下工，把草背回家。
这也算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个胜利。
另外还有第二个胜利，原来我们村每年只能分一次猪肉，过春节的时候-大人分一斤,小孩分半斤。 但是现在增加了一项新的福利-，中秋节的时候大人分半斤-，小孩分二两五钱。还有第三个胜利，每年秋天每个人分五斤棉花，棉花撕开以后可以放被子里面，也可以纺纱后织布。棉籽儿用来榨油。但是范道伦的书记没丢。
再后来，人民公社逐渐实行包产到组。
随后，又实行包产到户。
人与人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生产队里的岗位发生激烈冲突。
文革时代，也慢慢走到了尽头。
我的思考
这些故事，大多数发生在我的童年。
有些是我的亲身经历。
有些来自父母、奶奶、小姨后来的回忆。
还有一些，则是我长大以后，对那个时代不断思考形成的理解。
我知道，一个时代非常复杂。
一件事情，也未必只有一种解释。
我写下这些，并不是想给历史下一个结论。
只是希望把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在那个时代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以及后来一点一点理解的过程记录下来。
也许，这正是历史留给普通人的另一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