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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侯可否为匹夫兴师复仇？

   诸侯可否为匹夫复仇？诸侯为匹夫复仇，是否值得肯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肯定之赞赏之；一种认为不可以，予以否定。

   赞肯的观点出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弟子万章介绍了葛伯仇饷而被商汤征讨的故事。孟子说：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

   葛伯是夏朝时葛国国君。夏末，商汤居亳（今河南商丘），与葛国（今河南宁陵北）相邻。葛伯不行祭祀之礼，商汤派人去责问，葛伯借口说没有祭祀用品。商汤派人给他们送去牛羊等祭祀品。葛伯把这些牛羊都吃掉了，仍然不行祭礼。商汤派人去责问，葛伯又借口说没有祭祀的五谷。商汤派人去给他们种地，派老幼给种地的人送饭。而葛伯派人抢了送饭的人，还杀了一个孩子。于是，商汤大怒，派兵消灭了葛国。

   “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是孟子引用“四海之内”即天下人的话，但显然孟子是赞同的。汤武革命获得了孟子、荀子和历代圣贤大儒的一致赞美。

   宋代林之奇《尚书全解》在解释《吕刑》中“报虐以威”的“报”时，引用了《孟子》这段话，说：“汤征葛，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盖汤之伐桀、武王之伐纣皆以其与民为仇，故为民复之也。此所谓报，即孟子所谓复也。”汤武革命的一大宗旨意义就是为民复仇。

   《革卦》九四象辞说：“改命之吉，信志也。”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改命吉》条说：“《革》之九四犹《乾》之九四，诸侯而进乎天子，汤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故曰：‘信志也’。”

   商汤灭葛，是为匹夫匹妇复雠；汤武革命，吊民伐罪，是为匹夫匹妇兴师。汤武是儒家圣王，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对汤武的灭国和革命行为予以高度肯定，双圣所为所言，自有巨大的权威性。

   另一种意见出自《公羊传》中伍子胥之口。《公羊传定公四年》说：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雠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雠，臣不为也。”于是止。”

   对于伍子胥“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说法，《公羊传》只是引用，未置可否。而且，伍子胥以“诸侯不为匹夫兴师”和“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两个理由拒绝阖庐为自己兴师复仇的表态，与《左传》、《史记》所载不同，应非事实，而是《公羊传》的想当然。伍子胥适吴的目的就是要为父兄报仇，为此不择手段，怎么会自找“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理由拒绝阖庐呢，怎么忽然间担心起因“复父之仇”而“亏君之义”了呢？不符合人物思想行为逻辑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州于就是吴王僚，公子光则是后来刺杀吴王僚而篡位的阖庐。可见，伍子胥到达吴国，劝说吴王僚兴兵伐楚，被公子光所阻。《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相同：“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

   据《东周列国志》所演义，“万乘之主，不为匹夫兴师”的话正是公子光用来劝阻吴王僚的话。吴王僚允诺伍子胥兴师为之复仇，公子光谏曰：“万乘之主，不为匹夫兴师。今吴楚构兵已久，未见大胜。若为子胥兴师，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也。胜则彼快其愤，不胜则我益其辱，必不可！”王僚以为然，遂罢伐楚之议。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诸侯不为匹夫兴师”非儒家思想，也非伍子胥所说，而是公子光（阖庐）所说，被《公羊传》“强加”于伍子胥之口了。2017-6-9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7/06/09 发表）